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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

中华民国的统独挣扎 第一卷（2002-2007）

 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第一卷（2002-2007）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Volume One（2002-2007） (lulu.com)


中华民国的统独挣扎

第一卷（2002-2007）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One（2002-2007）

（民进党与陈水扁的挣扎）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DPP and Chen Shui-bian)




2022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0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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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属于《内参汇编》，时间跨度二十年，基本每月一篇有余；包括文章将近三百，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文章部分是命题约稿，并非全然作者所思。内容涉及广泛，不限于两岸关系；但由于命题的认可和阅读，都是台湾的决策者们，故此也都体现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间接呈现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故此称为“中华民国的统独挣扎”。

由于这二十年间，历经三届台湾总统任期，故此分为三卷出版。三届之间，命题不同，应对有别，层次分明。

第一卷为陈水扁时代——

陈水扁承袭了李登辉的“两国论”，提出了“一边一国”的说法。但是他连任两次台湾总统一共八年（2000-2008），始终不敢进行有关台湾独立的公投。所以我把这叫做“反复挣扎”。

Synopsis

This book belongs to "Internal Reference Compilation", with a time span of 20 years, basically more than one article per month; including nearly 300 articles, it is an extremely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 - part of the article is a draft of the proposition, not entirely what the author thinks. The content covers a wide range and is not limited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but because the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of the proposition are all made by Taiwanese policymakers, it also reflects the issues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and indirectly presents their thoughts and thoughts, so it is called "" The struggle for 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re have been three terms of president of Taiwa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ree volumes. Between the three sessions, the propositions are different, the respons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levels are clear.

The first volume is the chen shui-bian era -

Chen Shui-bian inherited Lee Teng-hui's "two-state theory"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one country on one side." However, he was re-elected president of Taiwan for a total of eight years (2000-2008) and never dared to hold a referendum on Taiwan's independence. So I call it "repeated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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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2002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怎样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中获得主动

第二节 进入WTO后的中台关系的模式理应比照国际关系办理

第三节 对钱其琛一月二十四日讲话的背景分析

第四节 中共愈现代化、民主化，两岸事务愈容易推动吗？

第五节 “钱其琛的陷井”——从“布江会”看中共近期的对台策略

第六节 中共急剧法西斯化对两岸局势之影响

第七节 取法乎上，一边一国；戒急用忍，仅得其中

第八节 “全侨盟”与“统促会”、“和统会”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第九节 该不该集中大陆民主人士的分散力量，来制约并阻遏中共在海内外的“反独促统”攻势？

第十节 思考一下没有硝烟的决战境外

第十一节 是否应该援助美国促成台美盟邦关系

第十二节 宁做世界政府一州不做中共政权一省

第十三节 以中共谋台之计还治中共

第十四节 强化自由贸易 制衡三通漩涡

第十五节 台湾应该和中共签订两岸五十年和平协议吗？ 

第十六节 中共最担心台湾海峡会发生什么事？


第二章 2003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台湾需要与美国建立超过以色列与美国的那种特殊关系

第二节 预防二〇〇三年下半年两岸关系恶化

第三节 中共当局正在设立直航三通的试点——兼谈海基会对于中共的牵制作用

第四节 中国大陆是否通过两岸三通向台湾输出高失业率？

第五节 通过美伊战争考验，增强台湾国际地位（台湾可向美国转达的信息）

第六节 胡锦涛的新班底对两岸关系可能的影响

第七节 如何因应中共对台湾的多重渗透？

第八节 如何运用反恐战争的长期化来正面推动两岸关系

第九节 SARS蔓延对中共极权的解构作用以及台湾的应对之策

第十节 中共顽固封杀台湾的WHO之路及台湾的对策

第十一节 如何在三通的同时因应中共去台湾主权化的阴谋——兼谈加强国家认同，化解胡锦涛对台布署的“三项优先工作”

第十二节 美国大选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台湾的对策

第十三节 美国会为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中共一战吗？

第十四节 公投可为台湾消除“地方政权”的负面印象（兼谈台湾朝野可否配合进行“统独演出”）

第十五节 中共的全力三通意在打破“新月包围”

第十六节 促使大陆有效遏止偷渡及加速接回偷渡犯之对策

第十七节 “江胡体制”之进一步观察

第十八节 中共十六届三中可能走向

第十九节 美中关系展望

第二十节 大陆处理贪腐问题之现况与发展

第二十一节 从十六届三中全会看中共政局走向

第二十二节 中共对台小组改组之意涵

第二十三节 人民币币值问题对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影响

第二十四节 中共对防御性公投之反应

第二十五节 温家宝访美前后中美关系之微妙变化

第二十六节 美国经济制裁中共对其双边关系之影响


第三章 2004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中共对两岸和平稳定架构之反应

第二节 中共为何对台湾大选纷争保持沉默？

第三节 五二〇后两岸关系发展之可能性

第四节 中共对华盛顿邮报“总统专访”之反应

第五节 中共当局对陈水扁就职演说的反应及其预后

第六节 台美中三角关系的最佳平衡点

第七节 北京利用局势插手台湾事务的手法

第八节 北京政府努力切断海内外资讯联系之意涵

第九节 胡江关系之具体事证

第十节 对中共四中全会之观察

第十一节 北京对台军事压力明显具有虚声恫吓的特点

第十二节 胡锦涛的政治左倾已经显露端倪


第四章 2005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中共“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的来龙去脉及其意涵

第二节 中共争取美国介入台海事务何以扩大了台湾的自主空间

第三节 从赵紫阳葬礼过程看中共的谈判方式

第四节 如何对抗“反分裂法”第五节 “胡四点”及其发布时机之意涵分析

第六节 中共掀起反日运动意在维持对美亲善

第七节 中共走向反日立场有助于两岸关系缓和

第八节 中国大陆退党风潮研究

第九节 从朱成虎讲话看中共的战略意图

第十节 亚洲与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可能走向

第十一节 中国大陆维权运动与台湾安全边界

第十二节 维护台湾海峡长期和平的几点思考

第十三节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结果显示之意涵

第十四节 胡锦涛策划实施胡耀邦纪念活动之意涵


第五章 2006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二〇〇六年中国大陆即将进入多事之秋

第二节 中国大陆如何应对美日加紧军事同盟

第三节 高智晟案件凸现中共管制危机

第四节 温家宝的恐惧和居民所得的差距

第五节 西方对中国投资的双重功能分析

第六节 文革四十年对中国人之影响

第七节 中共的黑手正在伸向南太平洋

第八节 中共中央党校邀请外国人演讲的意涵

第九节 中共对外国通讯社进行新闻资讯管理之意涵

第十节 中共十六全六中全会建构和谐社会意欲何为

第十一节 胡锦涛与上海帮的互动对中共十七全会的影响

第十二节 中国大陆选举对两岸关系的冲击


第六章 2007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中共对网路掌控的手法

第二节 中共同意成立全国性“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之意涵

第三节 “2007年反台独进入关键时期”之意涵分析

第四节 中共通过《物权法》之意涵与影响

第五节 从温家宝访日看日、中关系之发展

第六节 应急预案可能导致中国大陆军事政变

第七节 中共如何对策“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公投”

第八节 台湾可否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

第九节 近期台湾外交空间可能面临的发展与演变

第十节 “对中共‘十七大’的分析”

第十一节 中共“十七大”后的对台政策——兼论“反分裂法”与“达成和平协定”自陷矛盾

第十二节 中国企图影响台湾选举的可能作为


附录第一部分

第一篇 战争崛起而非和平崛起──评中共国务院《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第二篇 中国大陆群众性抗争及中共之对策

第三篇 中共的网路控制与新闻封锁

第四篇 中国大陆维权运动方兴未艾

第五篇 中共外交领域是否出现两条路线之争

第六篇 中共已被美国列入“流氓国家”的行列


附录第二部分

第一篇 2008年西藏暴力冲突及其预后之分析

第二篇 中共对马英九胜选之反应

第三篇 马英九访美策略之得失分析

第四篇 江丙坤访陆任重道远

第五篇 从巴纽事件看台湾的外交突破——政府如何运用非政府组织力量

第六篇 陈云林访台可能引爆毒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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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02年的统独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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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怎样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中获得主动】


2000年12月2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接受香港东风卫视的专访时预言，“中台现状不会维持超过一年”；其理由是：“如果中国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等于给台湾总统陈水扁有机会否定中方的‘一个中国’政策。”

现在一年多已经过去，明显可见，这位自诩远东问题专家的前政坛重量级人物的政治预言，却落空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首先因为，中美关系由于受到武器扩散和反恐等问题影响，具有全球性，因而受偶发因素的影响很大；由此并连带影响台美关系，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台关系。

其次，美中台三边关系还受到三方各自的国内政治气候的牵制与摆布，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如北京中南海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为即将到来的中共“十六大”而明争暗斗；台北朝野各个方面也迟迟不能就大陆政策凝聚内部共识；美国国内更是反共保守派力量不断抬头等等……这种状况使得美中台之间的关系与发展也变得随机而不确定，任何一桩单一的国内事件，都可能演变为国际事件；任何一桩双边事件，都可能演变为三边的乃至多边的事件；从而使得现有国际关系，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向。

由此可见，在现有的两岸关系这一边，作出任何直接的预言，都是冒险的，和难以负起负责的预言家的责任来的。

下面，我们尝试通过分析美中双边关系和美台双边关系的现况，来间接测量另外一边——被上述两边关系所决定了的中台关系。


（一）美中双边关系


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具决定性的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一边。从“911”事件后的发展来看美中双边关系，其合作与摩擦并存，不可测的因素极强，充满曲折。其间之所以能在困难中继续前进，是因为美中双边在战略、外交、经贸、文化、教育、科技、民间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需要，在诸如反恐、防扩散、反走私、打击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上也有共同利益；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上，尤其是朝鲜半岛问题上，更是需要合作的。

在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伊始，美国的反共力量强调美中双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认为中共的崛起必将损害美国利益，共和党右翼和布什政府把美中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布什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武器，并允许陈水扁总统在美国纽约及休斯敦过境。由于“中国威胁论”，美国军方开始把军事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到亚太地区，矛头直指中共的专制统治和地区霸权。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进行外交安全政策的调整，在战略层面上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出于安全考虑而暂时搁置分歧。反恐将是一场长期斗争，国际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中共希望美中双边在反恐中成为合作伙伴，在其他方面如防止世界经济进一步下滑、推动资金合理流动、促进经贸往来，也加强合作。特别是中共加入WTO以后，经贸合作的前景更加宽广。但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并没有消除美中双边的严重分歧，所以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仍不指名地把中共当作敌人。美国政要也多次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会因反恐而做根本改变。一旦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有所变化，台湾问题很可能会重新浮现。此外，“911恐怖袭击事件”还给美中关系带来了新的因素，一些地区或次地区格局的变动，既可以成为美中合作新的增长点，也可能成为它们之间摩擦新的诱因。例如美国轰炸并占领阿富汗，已经引起中共的警惕，在中共主办的有关民意调查中，认为这一事态对中共不利者，高达54％；认为有利者，仅仅占到8％（6％表示不知道；其余32％表示利弊参半）。


（二）美台双边关系


在2001年12月台湾大选中，执政的民进党首度成为国会最大多数党，陈水扁总统并宣称将与前总统李登辉领导的台湾团结联盟合作结盟，组成稳定的国会多数。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或两岸政策上接近者，如公然赞同“一国两制”者，在选举时遭到选民唾弃；亲民党因为反对新党候选人“一国两制”说，才得以幸免。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陈水扁总统会公开追求台湾法理主权的独立。尽管此次大选具本土色彩，但所追求的仍是“维持现状即是独立”的“实质独立”，而非追求法理主权的独立。

当然，有关当局将会强化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国家的论述，同时会试图将中华民国从“一个中国架构”脱钩出来。而中共政权僵化的对台政策，不仅无法解开两岸僵局，反而助长台湾分离倾向。

美国执政党智库兰德公司2001年12月20日发表了题为《台湾的外交及防务政策：特点与决定性因素》的最新研究报告明确指出，研究台湾与大陆、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一方面，台湾在政治、军事上与大陆取向不同，另一方面，在经济、文化上却是一脉相承；在与美国的关系上，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物质方面全面支持台湾；在与日本的关系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岛近50年，台湾与其前殖民统治者之间除了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经济上也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报告指出，台湾正在着手从美国采办一些低空防御系统，并想寻求获取低空拦截器，以及低空和高空预警系统和C3I基础设施。报告说，“值得关注的是，在台湾还有人建议研制射程达1000千米的能攻击大陆的战术弹道导弹。如果这种导弹出现，将大大改变台海这一世界上最危险热点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但该报告也指出，“华盛顿的决策者应该提高警惕，实际上这个建议可能是用来向美国换取某种武器系统或加强对台安全承诺的一张王牌。”

至于报告中认为台湾这几年来已成为美国与中共间最危险的潜在发火点，而台湾未来的作为正是最大的变数等看法，其实言过其实，在中立的观察家看来，也许有摆脱美国压力的嫌疑。因为如上所述，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中，美中关系的一边才是重头。而如果兰德报告被解读为，如果台湾政府处置不当，不但会使美中台关系会更趋紧张，若因此造成美国与中共开战，非但严重挑战美国与日本的防卫同盟关系，也会造成美国与中共的长期对峙……更是故意误解。在我们看来，美国政府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别国而开战的记录。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十年，美国连禁运都不做，直到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直接挑战西方殖民体系，美国才认真对付日本。

报告建议美国当局应设法阻止台湾挑衅中共，并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安全防卫应保持模糊策略，不能把台湾当作美国的安全防卫伙伴……等等，应被视为外交辞令，其主要目的是用来安慰中共的焦虑，是要用这样的“中立姿态”来堵住中共的嘴：若台北有任何片面寻求独立之举，美国必定出面制止；因为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发展，但不等于支持台独……。其实美国自己心知肚明，台湾的民主化与台湾的本土化，本来就是一体两面。而将近两年来的事实已经表明，美国政府在最近两次台湾选举的关键时刻，都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台湾民主派而不是传统派势力的一边……

虽然北京一向将美台军售与军事交流关系视做三边关系中最敏感的部分，并不断要求美国根据“三个联合公报”，逐年减少对台军售。不过，在小布希政府上台后，美军也做出评估，要求加强台湾的软体战力，包括C4ISR(指挥、管制、通讯、电脑、情报、监视、侦查)等能力，并强调台湾各军种的整合作战能力。

根据美方先前的估计，台海军事平衡在2005年左右将转向对北京有利的一方，在整体战略考量之下，增强台湾防务力量已成当务之急。


（三）美中－美台两边关系下的两岸关系这一边


在美中台三边各自的国内情势与国际情势的复杂交错下，今年与未来几年的美中台关系将如初春的气候一样诡谲多变，令人难以捉摸。

那么，在中台双方一起加入世贸组织(WTO)后的今天，情形又会如何？

无疑的，美中之间的经贸交流虽将增加，但随之而来的贸易纠纷与赤字问题也将同时浮上台面，共和党政府背后的大企业财团将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届时，中共的体制改革、透明化与民主化议题将与人权、NMD等敏感议题同时成为美中关系之间的棘手问题。

由于小布希的外交幕僚几乎是其父先前的班底，在布希主政时代，美国虽可为选举与国内政治因素完成与台湾的150架F-16战机交易案，却也在天安门事件后两度派遣密使至北京，由此可知其现实主义的态度。

另一方面，在美对华政策的三个支柱“一个中国、和平解决、两岸对话”的指导下，未来台北如何因应美方提出的对话要求，避免让改善两岸关系的责任落到自己头上，也将是两岸的政治戏码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全国经济的重组，有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虽然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严厉镇压法轮功，可是，2001年绵延不断的有关法轮功的暴力事件，可能是一个迹象，显示法轮功日益转变成一个更为激进的社会组织。与此同时，中国领导班子正处于即将进入“十六大”的紧张的权力争夺交接过程；根据其传统，这是一个秘密内斗和玩弄权术的白热化阶段。中共面对自己的麻烦，可能会给陈水扁总统制造困难，不少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相信，大陆有可能借着向台湾施加压力和发出叫嚣，来转移中国大陆民众对国内问题的视线。


（四）结论


1，台北需要注意美中关系之间的任何偶发事件，并以主动方式因应之；因为在美中关系受偶发因素主导影响的现有情况下，台北密切注意发生在美中之间的任何事件，以加强对美战略对话的主动性，从而赢得两岸关系的主动权，是必要的。

2，因应美国共和党政府现实主义的利益趋向，理解共和党人在不同情势下可能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模式，从而主动提出解决方案，以引导美方的远东政策，朝向有利台湾也就是有利自由民主的方向健康发展，是可取的。


2002年1月5日



【第二节 进入WTO后的中台关系的模式理应比照国际关系办理】


一，台湾并不是两岸关系恶化的责任者


新年伊始的元月八日，中共国台办前副主任、海协会前常务副会长、目前主持民间研究机构海研中心的唐树备，在出席了由中国大陆《两岸关系》杂志社和香港《海峡》杂志社在北京共同主办的“WTO与两岸经贸关系”研讨会上，做总结发言时公开表示，虽然大陆和台湾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可以预见，两岸关系和彼此的经贸合作“不会一帆风顺”。

唐树备何出此言？原来他认为，不会一帆风顺的主要原因包括：台湾当局的泛政治化考虑，担心被边缘化、担心与大陆经济结合对自己的政治选择空间不利，以及台独基本教义派和李登辉等势力仍有相当影响力，加上国际上一些保守力量的从中作梗。他较早时曾强调，台湾当局声称要在WTO讨论两岸经贸事务，实际上是要把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和政治分歧拿到国际组织中去讨论，因此，大陆有关方面已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唐树备还指出，钱其琛提出“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民间对民间”谈，其实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给台湾的一个“变通办法”、“灵活措施”，可惜台湾方面不接受。

台湾政府目前要在没有表明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下就两岸经贸问题与中国大陆进行官方谈判。不过，大陆则坚持，由于台湾不愿明确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无法恢复大陆的海协会和台湾的海基会之间的协商机制，因此，只能用“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民间对民间”的方式磋商解决三通等问题。双方因此陷于僵局。

不过，按照WTO的规则，两岸的企业可以投诉任何一方政府，要求政府找另一方政府解决一些贸易障碍或纠纷问题，这种来自企业的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迫使两岸政府磋商。在这种情势下，中共一再强调的不同意由两岸政府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讨论两岸经贸问题的立场，势必受到挑战。

我们认为，唐树备选择这样的时机公开放话，是一个宣传技巧；是企图把未来中台关系的困难预先推到台湾朝野的身上。事实上，WTO给中共带来的麻烦，决不仅仅是两岸关系方面的；因此台湾不是也不可能是两岸关系恶化的责任者。中共建政五十年来的历史不断证明，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受其内政需要的制约的。那么中共的内政现在究竟如何呢？


二，中共即将来临的崩溃


中共近来对一些学者提出的“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中华经济体”等主张，表示“值得探讨”。其目的十分简单，因为这些提法的共同点，就是潜含着一个“中华”的前提。中共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宣扬统一，即使这样的宣传是间接的；由此可见它确实煞费苦心。

当然，简单以为只要两岸经贸关系在发展，两岸政治关系就会改善，确实不可靠。但是片面认为随着两岸加入WTO后，中国大陆经济辐射力一定就会扩大、台湾的投资和技术将会以更快的速度移往大陆并使台湾经济趋于边陲化、大陆的农工产品也会大量进入台湾，缩小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甚至变成台湾对大陆贸易的逆差等等的看法，多多少少也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中共当局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一个机会了。

据美国华裔律师张戈登（GordonG.Chang）本月十一日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WTO难以救中国”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加入WTO刚刚一个月，乐观主义者已经撤退。那些声称加入世贸组织将是中国逐步跨入经济超级大国的下一步的人正在沉默。看起来中国好像仅仅用了三十一天时间就走完了从经济强人变成衰弱巨人的路。

作为《中国即将来临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Random House出版）的作者，张戈登说，中国大陆经济面临的问题显然在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已经存在很久。受世贸组织精神鼓舞，有些观察家宁愿忽视它们。他们说中共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即将从奥地利到赞比亚把同行挤出去。从东南亚到南美的跨国公司据说一考虑到它们将被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中国夺去市场就感到发抖。但现在，“发抖”已经停止。

数字可以说明这种改变：二〇〇一年中国繁荣的出口业撞上砖墙。根据官方统计，二〇〇〇年出口增长百分之二十八，但去年出口增长已经下降到一位数。中共贸易部长石广生说出口增长下降到百分之五。但在年底，出口数字更难看：大约百分之二。评论指出，二〇〇二年看来好不了多少。去年夏天，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先后陷入衰退。然后发生了九一一悲剧，这对消费者信心造成更大打击。随着各国消费者的退缩，中国出口产品就更难以找到买主。此外，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不能继续提供慷慨补贴以支撑出口机器。二〇〇二年出口甚至可能出现下降，这是自毛泽东七十年代中期去世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加入WTO究竟能给中共带来什么好处？我们认为，从中直接得益的只是美国政府与大公司以及它们在中国大陆的代理人；至于中共政府，大陆百姓甚至美国的广大劳工，弄得不好都会成为相对受害者。共产党正在逐步丧失对中国大陆经济面脉的控制，没有疑问，中共说“NO”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再想收多一点税，都恐怕不容易。未来中国大陆数以亿计的失业农业劳力和企业下岗工人冲击就业市场，政治后果殊难预料。

至于美国的就业市场，未来几年内也不会有太大好转。美国经济的恢复现在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的进贡。在美国的劳工市场，一个只有3到5年经验的程序员年薪加福利就要5万以上，而在中国只要1/8就够。美国的老板都精明过人，所以他们热衷于“投资中国市场”。中国官场一直以来都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心态对待中央政府，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社会，这种现象是被认可的。但加入WTO后，如果还是抱这种心态，那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一着不慎，阿根廷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以上情势的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共有关两岸关系的决定，因此不可能不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实际发展。


三，阿根廷暴乱对中国大陆的预示性


阿根廷暴乱的直接原因是无力按时偿还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外债，由此引发金融风暴，造成大量的失业，并演变为全国性的动乱。表面看，中共的现况好像与此大不相同。但曾几何时，阿根廷还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经济实体，国富民强。二战以后，依靠外资建立了庞大的依附性外向型经济，并曾辉煌一时，被誉为“阿根廷奇迹”。按阿根廷时髦经济学家的思维，借助外资建立外向型经济，成为美国的后院和货仓，既解决就业问题，又为政府增加税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其它因素：

1，很多美国公司是玩左手亏右手赚的把戏，期望从它那里拿多一点税收无异于与虎谋皮；

2，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是相对低技术的行业，容易效仿，故未来的竞争对手也多。现在整个中南美洲及亚洲的国家都是走同一条路，阿根廷很难拿到更多的好处，纵使它是在北美自由贸易的保护伞下。相反第三产业（主要是金融服务、保险、〇售、通讯及资讯服务等）才是高利润的行业，阿根廷所做的是拿西瓜换芝麻的笨事；

3，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美国政府的债务比它要多得多，是阿根廷的几十倍，但为何美国没有因此而造成通货膨胀，银行挤提呢？关键是国力！美国拥有全世界最雄厚的经济实力，最健全的监督机制，最稳定的社会保障，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游资，用钱撑起门面。但阿根廷能够做到这些吗？明知做不到而硬撑，是为不智；

4，美国的政策走向。由于阿根廷是高依附性的外向经济，因此，美国打个喷它都要地震。适逢近年美国经济走下坡和911灾难，阿根廷经济萧条毫不奇怪。

凡此种种，都与加入WTO之后的中国大陆局势，十分相似，简直不谋而合。


四，美国最终能够运用WTO和平演变中共


说到WTO的问题，其实美国30年前已开始转型，从产业经济领域逐渐转移到知识经济领域，并为未来的产业竞争铺下了棋子。当70年代末期日本质优价廉的家电产品大举抢占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已悄悄地为它培养了中国这个竞争对手。当90年代中国开始变得强大的时候，它又不声不响地搞起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支持欧洲建立经济共同体组织和亚洲东盟区域经济，为中国布置了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只有全世界变得〇〇碎碎的时候它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时候美元才值钱。

当美国的新经济框架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全球性的体制来保护美国的利益，那就是WTO。只有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保护之下，美国企业才可以“公平”地进入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公平”地获得垄断地位，“公平”地得到法律保护，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说它“公平”，是因为它已强大到没有一个单独的企业能与之匹敌，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老大。

而未来的中国大陆不知有多少企业要为这个“公平”付出代价－－知识产权代价，国有资产流失代价，劳工失业代价，最终造成社会动荡的代价。若中国大陆要保护地方经济，执意不遵守WTO的条款，那中国有没有和全世界100多个WTO成员国为敌的实力呢？不说别的，单是出口禁运就可以使上千万中国工人失业，到时烧起来的火绝对比阿根廷现在的要大。为何美国的经济和平演变政策能如此顺利地在全世界推广？换一个角度说，为什么中国政府宁愿牺牲这么多都要加入WTO？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由于现时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需求（这是美国政府一贯来的策略，先用一点小好处来引你上钩，然后再慢慢算帐，将所有的投资连本带利收回），同时近年来国营企业的改革也造成了大量的失业，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此情形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另一个间接的因素是二十年的开放改革已无形中为美国培养了有价值的代理人。中国可以花钱请基辛格做说客，美国的企业更绝，它们干脆就把中国的高干子弟全都拉进来，利益驱使他们不断在革命父老们的耳边煽风，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经济学家的说教更为厉害。照此办理，美国最终能够运用WTO和平演变中共，殆无疑义。


五，警惕中共使用非传统方式“促进统一”


形势如此不妙，中共是否就此等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共总是力图抢先一步，摆脱消极等死的宿命。

1月10日在中共官方的《新华网》发表的署名张庆松的文章《WTO后的中国科技标准战略》，指示了中共正积极利用各种非传统手段，来争取最大利多，甚至以此不战而征服台湾。

该文主张以“国家标准”来促进两岸统一。并举出“国外的范例”来说明其可行性如下：“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抱怨日本实行保护政策，使得美国汽车进不了日本市场。日本的汽车保护政策就是自己的一套标准体系。根据这些标准，美国的汽车大部份不符合日本标准法令的要求。因此唯有经过修改才能获得市场出售许可。但是这种修改费用太高。第二个例子是航空器许可证。任何飞机出售到美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必须符合美国的标准，才能够获得适航证。以前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录象带制式，电视制式，手机制式等等。以前日本同美国在制式上发生过许多纠纷，但是多数是日本失败。这是因为日本的市场小于美国。近年来欧洲企业实力增强，许多领域内的欧洲制式(标准)已经领先美国。比如手机中的GSM应用范围超过美国的CDMA。现在，人们的眼光都盯住中国的第3代手机采用什么制式。中国完全可以用这个问题立威，为中国标准鸣锣开道。”

“至于有人会指责搞中国标准是政府干预企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政府立法管理企业和行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一个国家没有经济立法？美国政府通过拍卖无线电频道赚了数千亿美元呢。”

那么，如何利用“制定中国国家标准将促进两岸经济的进一步整合，因此也会促进两岸的统一”的格局呢？

该文主张：“在经济上，台湾方面引以自豪的是台湾岛上企业的设计能力领先于大陆。因此，台湾当局提出企业要根留台湾。其具体设想是企业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在台湾接单，在台湾设计，在大陆制造。这就把大陆变成了台湾岛的加工基地，主要的利润还是归于台湾。但是，台湾岛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市场支撑。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市场，技术再先进也没有用。台湾岛现在提出要加强科技设计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同美国和欧洲企业竞争是肯定不行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设计的产品销往大陆。如果大陆建立自己的国家标准化体系，台湾的企业就会陷入困境。欧美企业不会让台湾设计它们的产品。大陆又有了自己的标准。台湾岛内企业搞研发，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花了大笔人力物力，设计出一种电子产品，但是发现大陆不接受这种产品的规范，而是另行颁布了另一套标准规范，如此一来，台湾设计的标准完全变成废物。如此几下一折腾，不会再有台湾厂家自己搞设计。还不如替大陆公司代工算了。

台湾方面如果想要在台湾岛维持一定的设计能力，就必须要同大陆达成标准化方面的共识，必须要溶入大陆的标准体系，最好是同大陆在标准化方面共同采取行动。唯有如此，才能够保证台湾企业能够继续享有大陆的巨大市场。如果不向这个方向努力，可以确定，台湾的企业向大陆出走肯定会继续下去。不走的，也会在台湾枯萎。

只要大陆方面放出考虑加强制定中国标准体系的风声，台湾企业向大陆进军的速度就会加快。台湾方面没有其他选择，唯有同大陆进行政治谈判，回归一个中国的共识，然后才能在中国标准问题上获得一定的参与权。”

中共的上述如意算盘能否实现？很难断言。但无论如何，它说明中共并没有等死在传统方式中，而是企图不择手段地发掘并利用一切非传统的甚至是台湾没有警觉的方式，来消灭台湾。对此，台湾需要正视。


六，台湾的对策


事实上，台湾对付中共步步进逼的筹码还是不少的。例如：

1，台湾对中共所策划的“中国标准促进两岸统一”等类谋图进行反制，将计就计；不妨使我们的标准设计，尽量与中共不同，冷却投资大陆的狂热病。标准其实是一种符号，和文字、注音符号等异曲同工。如果我们使用中共标准，无异使用了中共的简化字和拼音符号；正中其木马之计，无异于引狼入室，其危险性不言而喻。

2，“一个中华”只管说，决不做。切不可贪图一时之利，帮助中共实现“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中华经济体”等亡我图谋，否则无异于“和光同尘”、“自废武功”。也就是说，对类似“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中华经济体”等大中华一元论主张，最多只能消极唱和，决不可积极配合；甚至连积极唱和、随之起舞，都要尽力避免。

3，积极利用WTO国际规则，削弱而不是增强中共的经济实力，使中共因为大陆的经济混乱而自顾不暇，无力图我。最低限度，也要积极利用WTO国际规则的平台，与中共周旋到底；尽量把两岸关系国际化。换言之，在国际关系以外的两岸关系层面，都要尽力保持目前顺天应人的冷冻状态：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国际关系，使中国大陆的内乱不致祸及台湾。


2002年1月22日



【第三节 对钱其琛一月二十四日讲话的背景分析】


一月二十四日北京举办“江八点”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副组长”钱其琛，在讲话中调整扩大了台湾统战对象的范围，第一次把台湾本土化人士与民进党党员也囊括其中；说是民进党内坚决主张台独的只是极少数，欢迎大多数的民进党成员访问大陆，并呼两岸恢复对话，这篇讲话可说是北京当局对台政策重要表演。可以认为，这也是中共僵硬的对台政策和反独促统运动在台湾立院改造中遭到了极大的挫败之际，企图转变策略的结果。


（一）钱其琛讲话的国际背景


中共为稳定政权而不惜改革开放，实在需要一个和平局面来争取时间。为此，不得不开展相应的外交活动来进行实际保障。

本世纪以来中共外交的基本目标就是借用俄罗斯以及综合某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力量，形成与中共事实上的战略伙伴关系，打破世界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极”，形成世界上多极并列、相互牵制，以保持各国政治体制及疆域现状，在经济上则面对全球化运动且战且退。这个战略的重心就是俄罗斯必须与美国保持相当的距离。中共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在2001年的5月，仿佛已经看到了朦胧的希望。但是，中美撞机事件和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一切。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出现了：

1，美俄合流，共同军事控制中亚；

2，美欧联军控制伊、阿、巴基斯坦数国；

3，美俄与其联盟并力东向和北进，北约事实上扩大到中共主控的西藏、新疆的门口。新疆和西藏在中亚地区的缓冲地带将不不复存在。

4，如果东南亚地区亲日美的趋势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对中共的全球包围的形成，并不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

很明显，从一系列的事变来看，这个可能已经逐步成为事实。自俄罗斯向美国开放领空，同时开放乌兹别克、塔吉克等数小国的军事基地供美国使用即是存在这个趋势的重要信号。同时，中亚暨阿富汗的全境基本平定，美国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存在已经基本确立，北约20+1的模式已经确立，中俄战略协调的主体-----反战略导弹条约在俄罗斯人的默许下被废弃，所谓的上海五国已名存实亡。日本首相小泉的东南亚之行，实际上是在日本参与全球性事物的背景下的一次外交出击，连越南这样的国家都表示支持日本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亚洲国家的中国威胁论远远地高于“日本威胁论”，已是事实。更何况，俄美进一步合作的势头将有增无已，中共的外交已经被边缘化了。

对中共而言，情况是相当狼狈的。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是中共长期以来，外交政策取向不稳定。一度想放弃改变毛泽东、周恩来经过二十年痛苦教训而选择的联美亲日的外交路线，实际上是抽取掉了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石；二是因为力不如人，置西部于久虚不顾，弄得一时难措手足；三是战略伙伴的确立左顾右仿，顾此失彼，东方式的算盘和精明在这种大国博弈中毫无作用、明显属于中气不足，周转不灵。

参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战略力量的重新组合，需要政治谋略与政治远见。中国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但中共领导人鼠目寸光，完全不能明白，世界潮流与正确的外交取向。


（二）对台政策的最新表演


钱其琛在1月24日的讲话，一般反应是积极和正面的，也对未来两岸关系抱着更乐观的态度，但我们却不这么简单认为。钱说，两岸的一方是想方设法展开政府与政府间的对谈，一方则是想方设法回避政府与政府间的对谈。归根结底还是坚持与反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在政治分歧无法化解的大前提下，两岸经贸关系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未来两岸关系究竟能因这番讲话出现多少发展空间，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尚早。而中共当局对民进党人到大陆访问限定为“适当身份”，假如还像过去那样，民进党人不能以党员身份进出大陆，那访问不过是戴手套的握手，意义不大。鉴于就任民进党主席之前，谢长廷以高雄市长的身份申请访问大陆却未能成行的不愉快经历，双方高层交往一直有心结，既想借此获利，又怕被对方利用。

至于两岸三通，中共“海协会”前副会长唐树备不久前说过，大陆无论如何都不会在世贸场合与台湾当局接触。钱其琛谈话中也讲得很清楚，两岸经贸问题应该在两岸之间解决，其实就等于坚持了双方在世贸组织内“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则。

细读之下不难发现，钱其琛讲话表面善意十足，但对原则上滴水不漏，释放的操作空间非常有限，除非台湾做出实质让步，最少先承认“九二共识”，否则两岸关系的改善无从下手。中共出于稳定政权的考虑，“一个中国原则”僵硬不退。中共观察了这多年台湾选举，至今不明白这个台独到底该怎么反，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民主选举洗礼的政权，对如何用民主手段争取台湾民意，进而反独促统，始终不得要领。在我们看来其实简单，关键在民心。在两岸僵局胶着难解的当下，中共只是花心思找“少数台独顽固份子”，拉拢分化民进党，而不去静下心来认真想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至今还没有赢得台海主动，说明中共的对台政策不得台湾民心！


（三）钱其琛讲话是说给美国听的


换一个角度观察不难发现，中共对台政策的最新表演，与其说是针对台北，不如说是针对华府听的，好比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样。

就在钱其琛发表谈话之前，中共“国务院的台办副主任”周明伟访问华府，会晤布希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白宫国安会副顾问海德利及主管亚洲事务的主任派特森等。据说周明伟在会谈中，已把钱其琛谈话的要点透露给美方，并以此试探美方的反应及布希政府对台政策的底线。事后周明伟在中共大使馆的记者会上，形容他和美方官员的会谈“很有意义，成果丰硕”。在记者会上，周提醒媒体钱其琛近日会就“江八点”有重要谈话。关于钱在讲话中表示欢迎民进党人访问大陆，周也先露出风声，强调中共从未拒绝和民进党人打交道，并举了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许信良均曾访问过大陆为例。问题是他们以什么身份前往？周未提具体答案，钱则含混其词的说以“适当身分”前往，民进党人将来访问大陆，究竟以什么身份去，仍须讨价还价。

钱其琛讲话的时机在周明伟访问华府之后，布希总统出访北京之前，这就是我们认为的重点，别有用心是也。可以认为，周回北京之后，向钱汇报华府之行，而钱在听取周的报告后，再把他的讲话作了最后定稿。布希二月二十一日将抵北京访问，台湾问题并非双方会谈的明面主题，但中共选择在布希到访前，在棘手的台湾问题上释出善意，明显有讨好美国之意，希望藉此稳定并加强与美关系。由此可见，表面上中共声称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预插手，可是它清楚美国是台湾问题的关键，所以一直企图透过美国达到使台湾就范之目的，尤其是诱使美国表态，不支持台独。只是小布希赢得白宫宝座后，对华政策丕变，由昔日的“战略伙伴”一变而为“战略竞争者”，对台政策，除不再提“三不政策”外，总不忘明告中共，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下所承担的义务。

现在，钱其琛讲话中改弦更张的因素之一，必是中共认识到它已无法藉美国达到宰制台湾的目的。而民进党政府在美国撑腰下，势必更不买中共的帐，于是中共在陈水扁两年后极可能继续执政的前景下，无法继续漠视之，因此自己找台阶下；也好把一小撮当作主要矛盾孤立起来，去拉拢不坚主台独的大多数，这是中共的一贯统战手法，但钱以七十高龄舞剑娱宾，真正的矛头还是指向华府的，可也兼具打动台北的一石二鸟之效，这是在解读钱其琛谈话不可忽略的一点。


（四）中共迟早放弃武力统一梦想


在香港、澳门如期回归，让江泽民食髓知味之际，台湾在中共的文攻、武吓、利诱、统战下并未如其预期的那样阵脚大乱，不战而降，反而在立院改选中用选票充分说明了台湾人民的选择：反对一国两制，捍卫民主自由。并以实际行动揭示中共的“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其实是胡萝卜加大棒的代名词，其最终的目的是不费一兵一卒“解放台湾”。而两岸对钱其琛讲话的不同解读，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中共对新世纪台湾这一历史性变局缺乏全面把握。由于夸大敌情，将民进党上台和台独势力上台简单地划上等号，进而忽视了台湾人求变革、求民主，当家作主的主流心声，置自己于台湾民意的对立面，导致今天调整对台政策的无比艰难。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在完成了对塔里班政权和凯达恐怖组织的军事打击后，其势力范围首次渗透至中亚，并欲进一步在阿富汗建立飞弹防御系统，实现北约东扩计划，最终完成其对中国，朝鲜和越南的包围圈，力图达成其把未来的局部战争限定在美欧本土之外的战略决策。如美国的这一战略调整彻底完成，中共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了----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不但使阿富汗人民因祸得福，摆脱了神学士政权的铁血统治，也令台湾人民更有希望免除中共的威胁，这当然是宾拉丹等恐怖份子所始料未及的。

从中共国内形势来看，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因其政治制度的结构性而无法逆转，选择性办案和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不过是杀一儆百而已。随着国有资产日渐被掏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党内军内反对武力犯台的呼声也逐渐升高，军中某些少壮派军人已在相互串连，秘密研究利用台海战争发动部队哗变和实现地方自治的可行性。

江泽民虽然经常装疯卖傻，可他心里最清楚：中共武力犯台之日，便是专制政权崩溃之时。在他心目中，如何维持他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其家族的经济利益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解放台湾”说穿了只不过是一句虚张声势的口号，所谓的“江八点”也只是在虚晃一枪而已。随着中共十六大的即将召开和权力的再分配，两岸恢复和谈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依我们的看法，在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下，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总有一天会在中南海以平等立场，迎接台湾领导人来访！


2002年2月8日



【第四节 中共愈现代化、民主化，两岸事务愈容易推动吗？】


一，高英茂的讲话所启发的思考


据中央社记者郭无患华盛顿二月六日专电，“内定接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高英茂，在华府对一群美国亚洲政情学者专家表示，中国大陆近来不断要将台湾‘去国家化’，这是在部分台商向大陆展开投资热潮之际，必须格外注意的发展。”在国际场合下，大声发出这样的警告很好，可以提请国际间注意中共亡台之心不死，从而更加同情台湾政府的立场。然而高英茂先生紧接下来发表的谈话，却显示台湾政府官员现今对中共政制依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值得忧心的，报道原文是这样说的：

“高英茂在美国华府知名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所举行的台湾经济前景研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共愈现代化、民主化，两岸事务推动会较为容易，可是近年来中国大陆不断发展军备，向俄罗斯购入先进战斗机、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对面部署大量飞弹，作法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中共的民主化。”

这种观点认为两岸关系的进展需要等待中共的民主化，因为中共愈现代化、民主化，两岸事务推动愈为容易，但实际情形真是如此吗？

其实，统一不统一，独立不独立，与民主化、现代化，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不但中共如此，国际间的政治情势也莫不如此。

例如，东德民主化，导致与西德的统一；苏联民主化，却导致各个加盟共和国独立。日本、韩国都算民主国家，但领土争端依然存在。俄国与日本的日俄北方四岛领土纠纷，与苏联时代一模一样，毫无改善的迹象。可见国家之间或是民族内部的统一或是独立，与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关系不大。根据这种情势不难得出有关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结论：

1，中共可能会现代化，但决不会民主化；中共如果有第五个现代化，那就是贪污腐败的现代化。因为，只有中共解体了，才会民主化,而解体之后的民主化，又已经与中共统治无关了。这样说来，中国大陆民主化，可能；中共民主化，不可能。

2，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一定能导致两岸关系根本稳定地改善；除非民主化使得中国大陆陷入内乱、自顾不暇、无法并吞台湾。或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时候，其社会发展的各种指标已经全面超过台湾、综合国力大大超过日本，像西德对东德那样对台湾产生内在的吸引力。


二，中共翻供是策略运用还是政出多门？


回过头来观察现在的中共，当然还是差得太远了，甚至连路都走得不甚稳当。钱其琛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江八点七周年纪念会上的谈话，一时间反应良好，被誉为中共近年来对美国、也是对台湾最成功的统战谈话。有评论说“统战成功，要有三大条件：第一、讲话的时机要对；第二、讲话的内容要让人都听得进去；第三、虽然话要依情势的需要，迎合听众，讲得含糊，但还是要把真正的意思说出来。钱其琛的话就是具备了前两个条件而受到各方的欢迎、但也说出中共的政策，这是这篇讲稿成功的地方。”

然而，随着台湾和海外某些人物的热烈反应，中共的花瓶政党，也在各地集会响应，似乎两岸恢复谈判有望，台美中三角关系可能改善，华人社会都为两岸关系的可能解冻欢呼钱的英明。不幸的是，这些话的热情反应很快就被中共的“翻供”一下子给大拨冷水地浇灭了。中共还透过香港文汇报喉舌报导，“北京并未开放民进党组团访大陆”，似乎中共以为整个舆论已经上钩，它的统战官员就开始回调，又露出霸道的样子。最后甚至连胡锦涛的讲话都被否认掉了。钱其琛则自己出来解释原先的谈话，等于变相收回。人们不禁好奇：这样出尔反尔究竟是策略运用还是政出多门？ 


三，中共内部没有温和派强硬派的区别


北京是否在对台关系上创造一个新时代，或者仅仅是根据历来的做法为美国总统布什的访问送个大礼，这是外交界一直在询问的问题。现在，随着中国大陆在新政策上的后退，美国官员正在考虑：大陆对台政策究竟是什么？北京那些希望采取新模式的力量有多强？

钱其琛提出的对台政策，被不少美国的“中国通”称为“突破”和“转向”，有些美国人甚至说它是中国大陆下一代领导人“新现实主义”；也有些美国人清醒一些，说“北京对台湾的新开放态度”是美国总统布什本次访问北京之前暂时出现的假象；同时他们却似乎一致同意：该政策显示了北京领导层中的代沟。据说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新政策发火，因此出现了北京官方一系列澄清说法。

《基督科学箴言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在十二月一日的台湾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成为立法院中第一大党，大陆一直希望陈水扁只是过渡人物的幻想，终于破灭了。钱其琛最近的政策讲话，等于说北京承认了台湾的新的政治格局。钱其琛的严肃性加上胡锦涛和曾庆红的在场，使它成为新一代领导人处理中国最敏感事务----台湾问题的第一个举动。胡锦涛的思想多年来一直是个谜，但其支持钱其琛的讲话显示未来的倾向。钱其琛的讲话也为未来谈判增加希望，尽管不是出于友谊，但是出于务实的承认－－虽然北京不喜欢－－台湾执政党已经是岛上应当被承认的力量。

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专家李克邦(RickBaum)评论该讲话时说，“这的确是个突破，反映北京认识到，民进党或者陈水扁都不是暂时的异数，而是代表越来越多台湾人的真实追求。”中国大陆长期要求台湾先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才能开始两岸之间的任何谈判，台湾把这一前提看作死结，因为它要求台湾在开始谈判之前就放弃选择自身地位的任何权力。钱其琛的讲话在重申“一个中国”的同时，看来暗示两岸在没有那一前提的情况下有办法进行对话。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何立强(John Holden)说，“讲话没有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但它谨慎避免说出陈水扁必须干什么或者说什么才能取得进展……我看这些语言里有机会……让陈水扁同北京进行某种对话。”

其实，凡是与那个制度亲自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上述种种善良的愿望多属一厢情愿。中共内部哪里有什么温和派强硬派之分？有的不过是不同的人根据自己随时随地的需要（而不是“派”）分头扮演红脸白脸罢了。这有以下事实为据：钱其琛本人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就对讲话做出“进一步解释”，提出要特别警惕“渐进式台独”。政治分析家认为，他和国台办发言人张铭清的说法已经一致了，显示他们试图降低对两岸关系上的过分乐观，钱其琛也急于消除北京已经搁置统一目标的猜想。由此可见，“是谁说了算”的发问，多此一举。仅仅在钱其琛讲话之前不久，中共还试图将台湾政府说成是东亚地区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呢。


四，中共匿名放话，图穷匕首见？


与美国的中国通不同，像香港出身的CNN中国问题资深分析家林和立这样的华人评论员，其看法就比较接近事实的真相。林在一月三十一日发表文章说，北京已经把台湾总统陈水扁列为“顽固的分裂分子”而拒绝他访问大陆。文章说，台湾民进党重要人物私下说，北京的最新声明几乎是某种诡计，显示北京要在民进党内不同派系之间制造分歧。

不仅如此，中共还就美台关系向华府提出警告。据《洛杉矶时报》二月六日引述一名中共高层官员的谈话，警告美国不要给予台湾更多的政治支持。该篇发自北京的报导，自始至终未透露该名中共高层官员的职务与姓名，又由于距离布希即将前往中国大陆进行官式访问只两周，因此令事情显得有点蹊跷。报导称，该要求匿名的中共高层官员在接受部分外国驻北京记者访问时，批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最近的言论“过于逾越”。卜睿哲访问台北时表示，一旦台湾遭受威胁，美国将协助台湾自卫，同时批评北京坚持“一中原则”。中共官员表示，两岸问题纯为“内政”，需由两岸自行解决，他警告“如果将台湾视为其第五十一州，长期而言将为美国带来麻烦。”在长达两小时访问中，该官员强调北京仍然不排除武力统一。

对于钱其琛表示愿意与温和派民进党员会面的谈话，这一高层官员形容此一示好措施，是对陈水扁就职后朝向中间路线的回应，而非基于民进党十二月立委选举大胜的政治发展。这位官员说，大陆方面有耐心等候与台湾和解，同时北京已放弃将台湾视为中国一省的说法，另外也放宽“一中原则”的定义，不强调以任何一方为首，但是台湾必需先接受“一中原则”，做为谈判的起点。报导说，真正令这位官员高度关切的是，美国是否会以明确支持陈水扁政府的方式，替代其长期以来对两岸问题的模糊政策？


五，绝境下的自然统一梦


与“大陆民主化将会改善两岸关系”的幻想相似的，是中共自己制造的另一种幻想：自然统一。种种迹象显示，中共的对台政策已经陷入绝境，于是北京当局又改口表示，将加强台海两岸经济整合，加速两岸三通，达成“自然统一”。然而，这种以经济手段促进政治统一的“新政策”，虽然比过去的文攻武吓有助于改善中共形象，但所谓的“自然统一”概念，不过是一种自慰的幻想。

我们知道，尽管不少台商移居大陆，在大陆投资大笔资金，两岸经贸往来也与日俱增，但这样的发展并不预示两岸会达成政治上的自然统一，因为台湾与大陆民众的集体认同，具有日渐扩大的趋势。在我们看来，台湾在实质上从未成为汉族主控的中国主权的一部分（满清和国府都不是，前者非汉人主控，后者非全国主权）。不错，清朝从一六八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统治台湾二百多年，但清朝和今天的中国是不同的政治主权与文化实体。

这种长期历史背景与发展差异，造成两岸民众集体认同的差别。有识之士指出，集体认同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即使两岸经济整合也难以说服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今天的中国大陆人，因为台湾人的历史经验和大陆人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北京当局迟早会发现，自然统一的想法不切实际。

在我们看来，自然统一不仅在共产党专政下不切实际，就是有一天中国大陆真的民主化了，“自然统一”论依然像“中共愈现代化、民主化，两岸事务推动愈容易”论，都是不切实际的，除非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已经全面超过台湾，综合国力大大超过日本，像西德对东德那样对台湾产生内在的吸引力……而这一“目标”，显然很难在二十一世纪内达成。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两岸之间，只有交往，没有统一。


2002年2月25日



【第五节 “钱其琛的陷井”——从“布江会”看中共近期的对台策略】


一，“布江会”味道怪怪


美国总统布什刻意选择30年前尼逊访问大陆的日子抵达北京，而鹰派副总统切尼同时在洛杉矶发表演说，赞扬尼克逊的访问北京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事件----似乎有些怪怪的味道。

布什与中共主席江泽民在2月21日会晤之后的记者会上，虽然对台湾问题有所提及，是双方会晤的重要核心问题，不过布什与江泽民各自在记者会上提出的立场，还是属于“各说各话”。

观察这半个小时的记者会，布什江泽民两人的谈话动态，在台湾问题上有以下特点：

双方在记者会上对台湾问题表达不同立场时，彼此均没有使用较尖锐的语词，事后也没有就台湾问题相互提出的立场或看法给予补充或反驳，可见双方事前已有默契。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双方强调以和平精神解决之。美国是一贯的“和平方式”用词，北京则是强调在“一国两制”下的和平统一。布什谨慎地避开有关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否涵盖台湾的问题，是否说明美国为了不希望就此问题激怒北京，进而政策上也就趋于保守？

布什行前对台湾重申承诺，疾呼强化台湾防卫，曾让台湾人民感动。但是这到底是出自他的内心，还是说给国会内的保守派听的？但有机会说出把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之下而不说，是否会让台湾人民回忆起1982年《八一七公报》之前的对台的六大保证，美国事后又实践了多少？

诚然，台湾问题在江布会上没有特别提及，也没有戏剧性变化，对台北来说这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不过面对中美两方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以及在经贸、武器扩散以及地区性合作的课题上勾勾搭搭，这种具有“建设性合作”关系，长期来说，对台北还是构成一种三角关系中的倾斜。

不仅布什强调在今后反恐斗争需要中共的合作，而且美国国务卿也在国会作证时提到“热切希望与中国交往，两国能建立三C的关系，即坦诚（candid）、建设（constructive）与合作（cooperative）。特别强调在台海、人权与武器扩散等议题上的歧见，将不影响中美两方的共同利益。在布什明白点出朝鲜半岛需要中共合作上，北京的地位还有水涨船高的趋向。令人担忧，中共在反恐问题上投美所好，产生的效应恐怕已反映在美中台三角不平衡的关系上。

江泽民在记者会结束之前，对反恐行动提出意见说“欲速则不达”，另外补充，对台政策的原则仍需“坚持不懈”。显然，这透露了中共近期的对台策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会更有耐心；同时对台政策的原则，仍要坚持且将持续。


二，北京亟欲建两岸民间协商机制，目的何在？


就在布什访问北京前夕，中共新华社在蛇年小年夜（2月10日）证实，大陆将全面暂停对台渔工劳务合作，显示北京将启动今年对台工作主轴----建立民间协商机制。这与不久之后的布江会上所发散的种种信息之间，究竟有无关联？若有关联，则为何种关联？

大陆自九〇年代开始对台渔工劳务合作，对台渔工输出以沿海省分如福建、浙江等省为主要来源。对大陆而言，此项合作与开放大陆对台“小额贸易”一样，实际上是隐藏的对台政治工作之一。对于年年增长的对台渔工输台，中共当局一度很是满意，认为不仅替福建、浙江等省创收外汇，更为“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神圣领土台湾的百年大业”，做出了贡献。

但实际上呢？在中共处心积虑利用这统战工作的背后，大陆渔工输台，一直存在许多问题：

1，大陆渔工到台湾工作，要遭受大陆劳务公司严重盘剥；

2，大陆渔工到台湾工作，台湾治安方面又有诸多限制；

3，两岸因大陆渔工衍生的渔事纠纷，日趋严重。

记得三年前某台湾渔船发生血案，针对大陆对台远洋渔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当时中共外经贸部、国台办等六个部委即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大陆各劳务公司暂停对台远洋渔工劳务的经营活动。当时中共外经贸部台港澳司司长王晖还表示，针对两岸渔业劳务合作衍生的许多问题，中共将成立相关协调组织，与台湾相应的渔业协会，建立必要的对话管道，互通信息，以便及时处理有关的纠纷和突发事件。

这次同样是上次那六个中共部委下发通知，奇怪的是，这次通知之前，并没有发生类似渔船血案一类的导火事件，北京却选在布什访问北京前十天，作出这样的宣布，且较之上次“暂停”对台远洋渔工输出的决定更为全面，是要“暂停”对台远洋及近海渔工业务。理由之一与前次一样，要“清理整顿”；理由之二则是前一回所无，视“两岸相关民间组织的商谈情况”，再商议重新开放此项业务。

十分明显，北京是要利用大陆渔工输入台湾的劳务问题，来推动进行两岸民间的对话，这样就可以让台湾政府在两岸协商中靠边站。

北京此次选择大陆渔工劳务问题，做为推动两岸民间协商的议题，是因为大陆渔工输台，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况且现今台湾渔业相当程度地依赖大陆渔工，这个筹码岂能不被中共利用？中共现在是上海帮当道，而上海人的算盘一向打得很精：如果全面停止大陆渔工在远洋和近海领域的输台，对台湾渔业将有极大影响；台湾业者势必会对政府施压，要求台湾政府改善大陆渔工在台工作相关规定。更重要的是，因此建立两岸民间组织协商和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为两岸其他经贸问题协商立下操作模式。

也许，这正体现了江泽民在布江会的记者会结束之前，所补充的对台政策的原则上仍需要“坚持不懈”，即配合了中共近期对台策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更有耐心；同时对台政策的原则，仍要坚持且将持续。


三，为何由两岸民间会谈通航，可以不谈“一中问题”？


从中共作出暂停渔工输台决定再往前推几天，还可以发现中共高层官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媒体透露说，由两岸民间会谈通航，可以不谈一中问题！北京这位官员刻意提出大陆对通航政策转变的这项讯息，正好与钱其琛去年接见一位重量级台湾航商负责人的有关谈话内容，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据说这位台湾航商去年返台后，曾向行政院陆委会、交通部告知这项讯息。因此，台湾航商近来常常乐见北京敝开两岸通航的会谈大门，只是不知道僵局如何打开。

最有意思的是，北京决策官员为何选择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发表公开谈话，放风说什么“两岸通航会谈可以不谈一中问题，由台航会与陆航会直接会谈就可以了”。要知道，台湾航会与大陆航会分别是代表两岸海运团体的民间对谈窗口，过去曾在两岸政府授权和政府官员担任代表团顾问下，分别在香港和泰国首都举行过两次航运会谈，且都达成协议，分别开放境外航运中心与两岸三地的航线。据说，目前双方的僵局在于：台北坚持由海基会、海协会主谈，将航运谈判提升到半官方层次。北京主张若由海基会、海协会主谈，须先解决一中问题。而直接由台航会与陆航会主谈通航，可以不谈一中问题。

有的航商认为，说穿了，海基会、海协会都是两岸政府的白手套。过去两次航运会谈获致重大突破与成果，均由民间去谈，但系两岸政府官员主导，再提报主管机构核备。据到北京访问过的一位台湾航商转述，钱其琛接见他时，除转达大陆通航政策敝开协商大门外，并表示大陆的经济动力，来自台商的助益最大。外商只提供资金，但台商除了提供资金，还提供技术和专业人才，并大量训练大陆的技术人才，使得中共获益匪浅。因此，中共宁愿不提一中问题，任由台湾航会与大陆航会自己直接洽谈通航。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番说词乃是钱其琛布下的陷井！既然“两岸通航会谈”这么重要，以致可以触犯中共的政治禁忌“不谈一中问题”，那么何以一定要由台湾航会与大陆航会直接会谈？而不能让海基会、海协会来主谈？要知道，台湾航会与大陆航会过去也是在两岸政府授权和政府官员担任代表团顾问下，才达成协议的啊！

钱其琛的陷井就是：只要台湾政府没有明确承认一中原则，就不与台湾政府进行任何稍带官方色彩的交往，并且利用这一点把两岸的民间往来也一一卡死，使得台湾这个自由民主社会的舆论可以转向台湾政府施加压力。在钱其琛的这一陷井面前，由于台北政府坚持不接受一中原则，台湾航商包括长荣、阳明等大中型航商，近年只好都到海外设立子公司，将船只改挂外旗移至子公司，这些公司目前子公司船队数目均多于台湾母公司，甚至自有船舶外租，租方亦要求先挂外旗才同意租船。

中共正是希望，一中僵局不能打开，受影响的将不仅是航海活动，连航空谈判也卡在半空中。这样才好动员各种力量，一致向台湾政府施压。至于这些通航通商活动本身，并不是中共真正关心的。例如，台港航约谈判至今已展延二次，并延到今年六月底。依国际惯例，航约修订通常不会超过半年，但台港航约展延近一年，为航权谈判领域所罕见，再拖延下去，恐怕会展延超过一年，到头来损失最大的是台湾旅客和台商，而这，正是钱其琛本人早在去年就开始着手亲自设置的陷井。


2002年3月5日



【第六节 中共急剧法西斯化对两岸局势之影响】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力量似乎成功逃避了亚洲经济危机的打击，并在大力吸引外资（包括台湾资本）的基础上急速扩张，大家都以为一个繁荣时代到来了，很少有人愿意探究其中可能蕴藏的危机。其实，中国大陆经济体对于国外资本和国外市场日益加深的依赖，已经造成其生存的脆弱性，这一点无疑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代的德国、日本比较类似。很多人担心中国大陆会成为下一场金融危机的牺牲者，而以中共经济的规模和性质，这种危机的冲击力和政治后果，无疑是巨大并难以预测的。


一，中共体制与德、日体制


反观当今中共体制，我们会发现其与德日等法西斯体制的相似之处多多。1949至1979年之间三十年的毛式极权专制，比较法西斯体制远远残暴；而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刚刚开始逐步从极权下松绑，个人有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今天到中国大陆去的人对其宽松度留下印象。然而德国及日本二十年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共效法德日，自视为后起的大国，而且发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华崛起”、“中华腾飞”之类口号。但这个后起大国又自认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制，生存空间十分狭窄，甚至西方“后冷战国际秩序”就是用来对付中共的。中共认定西方的战略目的就是把自己搞垮，所以，危机感迫使它“抓紧时间把经济搞上去”，隐含着一旦实力够了就不怕和西方摊牌的潜台词。

其实，西方对中共的敌意，主要原因是源于中共１９８９年天安门的镇压及其继续压制人权和民主。而中国近现代史上也难有比较正常的国际国内环境让中共可以发展和习惯一种和外国打交道的正常心态。中共建政以来，不是依附某强国就是走极端，自绝于外界，或者利用两强在夹缝中周旋自保，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对外政策就是如此。到了九十年代，以上国际环境不复存在，中共在杂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依靠自身力量为自己定位，而这，恰恰是中共从来没有解决更没有习惯的问题。于是环境变了，旧的心态犹存，这是一种自卑和自大相混合的心态，它的表现一是其政策仍然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例如昨天还说美国是最大的战略和商业伙伴，一夜之间却变成了最直接的和用心最险恶的敌人；二是把中国面临的──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来自强国的压力简单化和妖魔化，曲解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为自己的挫折寻找解释，正常的国际矛盾于是被说成对方存心要把自己搞垮。


二，中共正在走上德、日法西斯道路？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经历了二十多年经济改革、社会开放但仍处于政治专制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和二十年代处于民主化和法西斯化十字路口的德、日十分相似：正在假想敌的压力下一步步走上极端主义道路。

二十年代的德国和日本处于一个社会转型和社会危机并存、内外压力十分严峻的时期，最后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但在二十年代生活的德国人和日本人，自己却很少预计到这个结果，其原因正是当时政治上的开放性和社会的自由化掩盖了潜在的危险。

德国１９１８年革命后推翻了帝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多党制盛行一时，社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各种思潮此起彼伏，西方很多新潮哲学和先锋艺术都起源或流行于此。经济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投资（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巨量涌入，帮助战后德国恢复了经济，重新融入世界市场。

日本二十年代也是其近代史上议会民主政治第一次真正实施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时期，政党内阁出现，议会第一次对政府有了监督和限制权，民间讨论政治甚至到了认为天皇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程度，直接挑战了天皇高于国家的明治宪法。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由封闭向开放转化的表现。

但是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短短几年，两国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法西斯化取代了开放化。其原因虽然杂，但就国际环境而论，两国对美英法的怨恨和抗拒，想融入以美英法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而不得，是最直接的因素。德国是战败国，除失地赔款外多年被排斥在凡尔赛体系和国联之外；日本虽是战胜国，但自认被华盛顿会议建立的以美英为主导的亚太秩序所压制。经济上，德日两国都是后起的强国，认为必须用实力争取生存空间。就德国而言，还有一个一战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成为煽动民族情绪的焦点（相似于中共的湾问题），它认为西方处心积虑不让自己收复失地。总起来说，它们都认为国际秩序和规则是西方用来压制自己的国家利益的，不但不应该服从，相反必须去打破。此外，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这两国都由于严重依赖外资或外贸而难以招架１９２９年的危机，于是铤而走险踏上了武力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的不归路。

就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内政因素而言，旧的专制主义传统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老的帝制派（相当于中共的毛派）和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相结合，军方和民间法西斯势力合流，制造所谓民族危机的紧迫感，直接推动了法西斯化，扭转了社会转型的健康趋势。德国民主革命后，帝制派以旧军人为核心，在多党体制下组织政党积极活动，和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联合向魏玛体制挑战。在日本，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军部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少壮军人组织了樱会、一夕会等组织和社会上的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合作。德国虽然经历了民主革命，但在思想上对过去的专制主义历史毫无认真的反省和批判，而日本则把天皇专制主义立为国本，这就为新形式的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准备了土壤。

和德、日在民主化进程中拒绝反思历史一样，在中国大陆，以文革为顶点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从来就没有受到像样的清算，老左派人还在，新左派又在知识界产生了，而且在经济形势的严峻局势下，他们的市场看起来还会扩展，而不会萎缩。中共在制度的层面上，虽然行政和司法体系有了某些发展，但政治上一党专政的格局丝毫没有改变。尤其是过去的运动机制──例如重要信息的内部逐级传达和发动全党全国完成一个单一政治目标──毫无废除的迹象。可以说，这种“运动机制”是中共一党专政的看家本领，其实质是共党组织借国家或政权危机为名，通过内部渠道直接接管政权，成为名符其实的党国。这种国家权力的接管，是法西斯主义掌握政权的关键，德国纳粹党和日本军部都是这样把国家行政机构变成自己的政治工具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共军队的法西斯化。中共军队和日本当年的军队一样，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国家立法机构控制不了它，行政当局更限制不了它。日本军队统帅权属日本军部，军部直接效忠天皇，天皇高于国家，军部派员加入内阁，内阁却无权过问军政。德国军队也是向希特勒个人效忠，统帅部直属希特勒本人。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共军队本质上竟然和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军队一样：军队统帅权独立于国家机构之外，属于中共中央。军队领导人不但加入政府，而且在执政党中央占有相当席位。这是当代世界的一大奇观。这样的军队一旦对政局有不同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主张，而党的最高领导人又约束不了，军队就会利用自己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优势预政局，当年日本军部就是这样通过施压甚至兵变迫使内阁就建立起法西斯体制的。中共的历史就是军政合一的历史，４９年后在全国建立的军管会一直维持到文革，文革中全国实行军管。“六．四”更是军队政的典型事例。有这样的背景，现在军队中有人提出其内涵超出一般军事战略的国策主张，联系到近年来中共军方反美反西方言论的升级和所谓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说法，其动向危险一目了然。


三，中共的法西斯化与《超限战》


中共的一部畅销书《超限战》，就是共军军官写的。该书提出对美国和西方的新战略：利用西方国家怕死和贪恋和平的弱点，不惜使用一切超出常规的战争手段达到目的，如城市游击战、恐怖主义袭击、金融战和舆论战等等。从逻辑上说，核战争、细菌战和化学战也列入其中。

采用《超限战》的原因，据说是要打破强国制定的战争规则。共军作者认为，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就是因为遵守了这些规则，不敢或是没有想到用“超限“的办法，所以败给了西方。

“超限战”不是新鲜货色，它是六七十年前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理论的翻版。当时德国和日本都认为民主国家由于珍视生命与和平，战争一旦打起来后必然会因为其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屈服。但西方国家又拥有物质优势，这就迫使法西斯国家采取超出常规的战争手段，如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即为“超限战”的一种。但战争发生后，西方国家誓死捍卫民主自由制度的决心和牺牲精神大出法西斯国家所料，而美国巨大的资源和生产力优势更是德国和日本望尘莫及的，日本的飞机自杀作战还不是一败涂地。这对当今的中共也是完全一样。

今天中共拥有不少廉价战斗机，一些狂热分子也列出了种种超限的战争手段。但超限的攻击必将招致超限的报复，中共是一个有地理疆界的国家，不是一个打了就跑的恐怖组织，西方的军事技术手段远远领先于中共到时十二亿大陆人民可就成了坐在钢筋水泥地下掩蔽部里的共党领袖的人质了。中共超限战企图，把整个民族作为一小撮法西斯军事冒险主义者的赌注，其代价将远比伊拉克之国家基础设施被毁和遭受长期经济制裁，要惨重得多。


四，结论


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国内政治事件已经开始并正在进一步扭转中国大陆的以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自由化为主要标的社会转型进程。与此同时二十多年来与西方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为中心的对外开放的国策，在中国大陆也开始也遭遇日益强烈的挑战----所谓民族主义思潮方兴未艾。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新兴强权而言，对内是法西斯主义，对外就是扩张主义。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历史经验和中共现状表明，一个少数经济暴发户通过政商勾结建立起来垄断资产阶级主控的军事法西斯主义体制，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现。

就在几天以前，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王在希2002年3月28日在深圳的“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两岸关论坛”再次发出战争叫嚣说，“搞‘台独’、搞分裂，绝对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而且将最终导致战争，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灾难”，这对中共的本质再次做出了清楚的说明。结合中共急速法西斯化的步伐，其对两岸局势的影响，还不清楚吗？


2002年3月31日



【第七节 取法乎上，一边一国；戒急用忍，仅得其中】


二〇〇二年八月三日，在未来的台湾历史上肯定是重要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台湾独立的声音，已经通过陈总统“一边一国”、“公投立法”的宣告，传遍了世界。显然，这是中台关系的新的开局，从今之后，无论“三通”还是别的问题，其轴心都不再围绕“一个中国”，而要围绕“一边一国”了。这意味着，台湾在中共谋攻台湾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基本的战略主动。

本文所谓“取法乎上”，指的是“一边一国”；本文所谓“仅得其中”，指的是“戒急用忍”。本文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只有运用“一边一国”的上法，纔能达到“戒急用忍”的中局，如果停留在“戒急用忍”的中法，只能趋向“三通”、“和平统一”这一下局的不归之路了。


一，大陆民众并不反对“一边一国”的概念


北京当局最近开始对陈水扁总统提出的“一边一国”进行全面批判。观察家发现，过去发表反扁言论时，中共媒体总是装出轻视的姿态，然而在陈总统最近提出“一边一国”、“公投立法”之后，中共媒体火力全开，各报与各大电视台纷纷邀请专家学者乃至贩夫走卒评论，口径相当一致。在北京当局的批判声浪节节升高之际，共军军方也不断对台湾人民进行武力恫吓。

中共企图给世界舆论造成这样的印像：“如果台湾总统陈水扁要测试北京对于举行全民公决问题的决心，他也许应当知道北京街头和校园里面普通人像人民解放军领导一样准备武力统一。”而这样的论调，正在通过诸如“多维新闻社”这类中共在海外设置的灰色喉舌，有计划地传播着。

而比较中立一些的香港《南华早报》就质疑中共公布的官方民意调查说百分之八十二到九十七的中国大陆人支持武力统一，并指出实际上很难判断公众支持的真实水平。因为自从民主运动在中国遭到武装屠杀以来，甚至连北京大学这样的地方，也充斥了谎言和虚假的表态。学生被迫去参加军训和登山这样的无大脑活动，结果集体惨死在西藏的高山上。在这种谋杀者当道的社会里，“民意”只是被强暴者的痛苦呻吟罢了。

对于普通大陆民众来说，信息非常清楚：台湾的前途和大陆没有什么血肉联系，除非因此引起战争，影响到国计民生，否则谁有真正的兴趣。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是在说假话，因为中共的法律以言治罪，事实上禁止真话，所以只有笨蛋纔吐露心声。

这就难怪香港港科技大学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者绍特曼（Barry Sautman）挖苦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说，“统一绝对关键。那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头号问题。它不仅是中国领导人，也是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至于为什么统一那么重要，宁可冒生命危险也要统一的问题，许多人令人惊奇地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大家只是重复政府的口号‘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二，中共十六大将没有“对台新政策”可以制定 


北京有消息显示，陈水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概念后十天左右，北京当局已经着手评估陈水扁赢得二〇〇四年台湾总统大选后的两岸局势，判断台湾当局很可能以“备而不用”的方式对公投进行立法。北京当局对台湾政局的初步评估认为：

一，尽管面对大陆的政经压力，台湾现政权的台独本质将不会改变；

二，陈水扁二〇〇四年连任的可能性较大，北京需有长期斗争的准备；

三，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台军事准备，无论是否和平统一，都必须保持强大军事压力。

其实这都是老调重弹，只不过自承北京迄今为止用政经压力打击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手段，已经完全失灵，甚至适得其反；中共除了虚声恫吓，不断强化对台军备，和企图贿赂美国出卖台湾之外，已经黔驴技穷。目前，中共放风说“有关对台政策的调整，将在中共十六大上进行最后讨论和决议”，其实是一个自找台阶下的无奈办法。因为，中共当局现在实在已经没有任何政策余地可以调整了。北京现阶段处理台湾问题的最后作法，就只有乞求美国政府开恩，向台湾施加压力，不要逼中共太甚。中共首领江泽民预计今年十月访美时，将重点讨论台湾议题，北京期望美国届时可以答应中共一些要求。 这表明面对“一边一国”的概念，中共已经束手无策。可是发动战争，又实在不是秘书文员出身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长项。


三，中共已经意识到，以武拒独是不现实的


“一边一国”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两岸的战略形态，两岸关系在高度紧张中，迎来了自己的新生。这种新生不一定是逐步地滑向战争，而很有可能是永久的和平。是战是和，有时往往取决于我们的作为。

中共一直恫吓说“台独意味着战争”。但是，现在台湾最高领导人亲自出面，正式宣告“一边一国”，并且准备“公投立法”了，那么中共还要等待什么呢？很显然，有一天，台湾真的通过公投立法和公民投票宣告台湾独立的事实，中共很可能依然是发表一个“严正声明”说那是“非法的”、“无效的”等等，应该立即中止和废除，然后再叫喊几声“警惕啊，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之类，也就算完事了。中共既然能容忍民进党纲上台执政，就能够容忍“一边一国”、“公投立法”；中共既然能够容忍“一边一国”、“公投立法”，为什么不能容忍“公投独立”？实际上，不是中共“能够容忍”，而是中共“不得不容忍”。

展望两岸情势的发展，甚至连亲共的中国大陆学者，也认为不一定会因为出现“台独”而爆发战争。例如，中共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倪乐雄，接受八月十一日出版的《新闻周刊》访问时指出，中国大陆攻台的底线是“台湾宣布独立”，但目前看来，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他说，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全心投入经济建设和发展综合国力，这需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一旦发生战争，对此一目标会有很不利的影响。

另一位中共喉舌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则认为“台海是否会发生战争，关键在于陈水扁的决定”。这似乎表明中共在乞降，恳求台湾政府千万不要举行公民投票一类的独立仪式，以便多少保留一点点面子给中共，以便让它平稳地在大陆统治下去，继续独占政权。这清楚说明，中共已经意识到以武拒独是不现实的。


四，危害台湾安全的“三通”阳谋已经受到遏制


由于陈总统“一边一国”概念的提出，北京不得不作态展开某种“反制行动”，以保留恫吓无效后剩下的最后一点面子，这样一来，原订在广东举行的“两岸财经论坛”，就不得不取消了，取消借口是“两岸气氛不佳”。

这真是一个积极的进展！这到底对谁有利？当然是对台湾。这到底对谁不利？当然是对中共。原订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广州举行的“二〇〇二年海峡两岸财经论坛”，是中共“广东省台办”、“广东省新闻办”、“南方报业集团”和台湾“中国台商发展促进协会”等机构共同主办，邀请两岸商界和学界人士讨论加入世贸后两岸经贸合作前景，包括加入世贸后两岸经济合作新空间、两岸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合作前景、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与珠江参角洲产业升级等问题。简单一句话，就是讨论如何把台湾资本和技术、人才，输入大陆的问题。现在，原定受邀赴广州与会的台商和学者，突然接到广东主办单位人员电话，表示论坛将无法如期举行，延期原因是“上级打电话来致意，指两岸气氛不好，不宜办此活动”。这类发展不仅暴露中共霸权心态与做法，更是对中共对台立场上所谓的“排拒政治往来，推动经贸交流”，所造成的解构，相当理想，可以缓阻中共实施“三通”这一危害台湾安全的阳谋。我们须要警惕的，倒不是三通因此受阻，而是中共不顾一切的厚着脸皮勾结不肖台商，继续推动三通。

这一积极进展，不仅使得三通的阳谋受到遏制，而且还有双重效应，使得中共当局如此进退两难：

中共若以军事演习的挑衅动作来响应“一边一国”，就可能刺激台湾人民在年底的选举中更加支持民进党，而年底的北高两市选举又密切关系到二〇〇四年的总统大选。相反，中共若是不以军事挑衅来响应“一边一国”，而只是打打口水战，则无异于认可“一边一国”、“公投立法”的宣告，无形中为台湾独立做了免费广告。所以，这一积极进展实在是一步险棋，也是一步好棋：既能使得台湾在与中国大陆的长期角逐中大大得分，却又不会引起中共发动军事行动。 


五，把球踢给中共，在美国不明确反对的条件下公投立法


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在“一边一国”宣告之后，只是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而没有“反对”台湾独立。按照这个逻辑，并且参考美国十几年前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过程中所施展的种种谋略和步骤来推断，如果台湾通过公投立法，并且准备独立公投，只要美国不明确宣告“反对”，就显然是同意的，因为美国不大可能公然批准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肢解。如果美国实际上同意台湾独立，当然也就已经决意阻止中共享武力来破坏亚洲和太平洋现存秩序了。

亲共人士现在宣传说，一旦台海出现战事，美国会深入评估现状后再决定是否介入。而中共打算采用快速作战方式解决战斗，等美国有所反应时，其介入已经晚了。其实，这是出于对美国行事方针的误解：美国是否卷入的决定，不大可能是在台海开战后再作出的，而是在可能的开战之前很久就作出了，例如美国对在台湾通过“公投立法”等事项的表态上，必然可以见得其端倪。

而现在中共把武力攻占台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美国的不干预或是来不及干预上。可见中共的政策多么的脆弱和短视！所以，我们只要争取“公投立法”在美国不反对的条件下举行，就向争取美国同情独立公投前进了一大步。只要美国在台湾的独立公投上，持中立态度，我们就有效的把球踢给了中共，独立公投的胜算把握，应该很大。


（二〇〇二年八月十六日）



【第八节 “全侨盟”与“统促会”、“和统会”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有种看法认为，中共大张旗鼓推动的“全球反独促统”活动，在海外华侨心目中其实完全不被关注。尽管海外华侨的社团活动长期以来已被中共娴熟操作，变成了中共使馆的政治工具和宣传筹码，早已失去了代表侨民权益和联谊的性质。例如，所有亲共侨团都类似一九四九年国统区的左倾社团那样，基本的口号和行动都是配合“党中央”的政策需要而出台的。只是当年的左倾领导人还没有尝过权钱的甜头，而今天的海外反独促统社团负责人，则是权钱当头，领取使馆的津贴，捞取一官半职，还占得投资方面的便宜，所以互相争斗邀宠，不可开交。普通华侨享受不到这类特权，所以对这些“反独促统”活动当然也就毫无兴趣。 

这样一来，反独促统看上去来势汹汹，其实含有相当的表演成分。中共国务院台办和驻外使领馆大小干部，要做官不能没有一点政绩，于是就组织“反独促统”。找几个愿意领钱表演忠于一党独裁戏的“爱国人士”还不容易？而江泽民、李鹏等人看了自编自导的报纸电讯和电视新闻，就不免以为五大洲都举行过“反独促统大会”，以为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无不畏服，天下之美尽在于己，于是自欺欺人，皆大欢喜。 


一，“全侨盟”与“统促会”、“和统会”的是是非非


有评论者认为，台湾政府支持的“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简称“全侨盟”）的成立，是为了响应中共的外围组织“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简称“统促会”）的挑战，而中共为了对付“全侨盟”由加码筹组新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简称“和统会”，这个新的组织将担负“十大任务”，包括广泛团结侨胞，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在台湾岛内举办讲座，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帮助美国主流社会了解中国，联络国际友好人士，组织智库，建立基金会，协调全美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工作等）。而中共方面更是咬定，作为台湾政府扶持的新的反统战组织，“全侨盟”和过去的“世界反共同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在保护台湾利益方面是异曲同工，只不过它的纲领和功能已由“反共”转变为“台独”了。 

如中共旧金山“总领馆”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在驻地举行记者招待会时， 

发言人洪磊就代表“总领事”邓波清，“就台湾方面在海外推动‘全盟’的问题回答了提问”。邓波清就一口咬定，“‘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民间组织，从其产生和发展的轨迹来看，背后是谁在支持，世人都很清楚，其实质是要‘去中国化’，是要推动‘台独’。”其实，在全侨联盟的章程和活动中，完全找不到有关倾向；可见中共如此定性，完全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例如，中共筹组的“南加州统盟筹委会”在七月二十七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和统会’的对手是‘台独’，如果将要成立的‘全盟’把‘和统会’视为对手，只能说明‘全盟’是‘台独’的外围分子。”这就是在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之后再倒打一耙了。而在该次记者会上，新党前召集人营志宏还表示，这样的会他一定要来，前几天“一个具有绿色色彩的海外统战组织”召开成立筹备会，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希望在海外发生统独战争，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他会“永远站在主张统一的朋友这一边”。 可见中共的统战势力已经十分成功地延伸到台湾社区内部来了。 


二，统促会与和统会的活动，非关“抗议一边一国” 


中新社洛杉矶八月九日电稿的标题是《抗议“一边一国”，南加州侨界成立统促会联盟》。指称“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谬论后，海外侨界群起而攻之。美国南加州的五十多个华人社团决定成立南加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团结海峡两岸的在美同胞，齐心协力促进中国和平统一。” 其实，这完全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和倒打一耙之后，再“睁眼说瞎话”。其证据不是来自他人，恰恰来自中共自己，来自同一个中新社所发出的电讯稿： 

中新社纽约三月二十日电（记者赵海燕）《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大会将在美举行》称，“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会长程君复日前在约见记者时透露，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大会将于今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在芝加哥举行，为期两天，主题是‘团结起来，促进中国和平统一，防止台独危害海峡两岸、中美两国和世界和平’。程君复介绍，本次联盟大会的议题有三：美中

关系与中国和平统一、中国和平统一之路、美国华人与中国和平统一。程君复在谈到美国防部不久前向国会提交的《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时表示，用核武威胁他国是非常愚笨的做法，与美国的全球反恐政策相违背，同时美国利用核威胁干预台湾问题的解决对美国将是非常危险的。 ”

看看，中共政权的主要矛头这时指向美国，对所谓“台独”反而只是虚晃一枪，所以这时就顺手利用“和统会”来反美，完全不顾华侨华人的处境而把他们一起绑架到反美的战车上。可见中共建立“和统会”的目的完全是由于它自己的政治需要，外部因素的挑衅不过是它的借口罢了。 

更有意思的是，深入了解后可以发现，所谓“统促会”的成立其实大大早于“和统会”，而且还是后者的上级组织： 

中新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统促会将继续推动全球华侨华人反独促统----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十九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统促会二〇〇〇年工作总结、二〇〇一年工作要点、章程修改并通过王克斌任中国统促会秘书长等事项。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统促会会长万国权主持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廷翰到会并讲话。 会议认为，今年是近十年来两岸关系最为严峻的一年，中国统促会在中共中央对台方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如：积极支持和参与今年八月柏林“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及十一月华盛顿“全球华人反独促统大会”，推动了海外华侨华人反独促统活动的蓬勃发展。目前中国统促会联系的海外“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及相关组织已近六十家，为更广泛地团结海内外华侨华人进一步开展反独促统活动奠定了较好基础；“情系中华夏令营”活动使台湾大学生亲身感受到祖国大陆取得的辉煌成就；“西部考察”活动使台港澳企业家更加关注祖国西部的开发建设。 会议提出，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江泽民主席关于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充分发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优势，更广泛地团结和联合海内外一切赞成中国统一的力量，扎扎实实地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为在新世纪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努力奋斗。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罗豪才、王文元、吴国祯等出席了会议。 

我们称这是一份自供状。这份自供状清楚说明了中共统战部门对“统促会”是如何直接指挥的，而对“和统会”、“情系中华夏令营”又是如何布置工作的，这当然也就使得“和统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机构”的谎言，不攻自破。 

而正是基于中共自己不惜功本的投资于上述统战活动，它纔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腹，咬定台湾政府也是如此大力支持海外争取民主和平反共抗暴的活动的，从而把全侨联盟定性为“台独”。


三，从海外侨界的立场看“全侨盟”与“统促会”、“和统会”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当今世界各国，像华人这样分布广泛的移民群体，大概是不多见的。这是第一。第二，像海外华人这样忠实地反映原住地社会（台湾、大陆、东南

亚）的政治生态的侨界，大概也是十分罕见的。第三，原住地的不同政治生态，在海外侨界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族群对立和分裂，并经常互相抗议集会的，就更是绝无仅有了。 

然而，这种“热闹非凡”的表面，却掩盖了极大的危机。就以“反独促统”活动来看看它给华侨华人所带来的危害： 

华侨华人在海外所在国就“反独促统”进行角逐争斗， 对于促成原住地（台湾、大陆、东南亚）的和谐不仅于事无补，而且造成海外所在国的攘扰不安，给所在国社会留下恶劣印象。前些年，美国主流社会质疑在美华人多有为中共充当间谍的，恐怕就与中共在海外的统战组织所策划的无孔不入的政治活动，不无关系。由于海外“反独促统”社团已然成为中共统一指挥的外围组织，其共同特点，也就自然是只骂民进党独台，而不骂共产党独裁。其实正是独裁专制造成了两岸的严重差距，造成了台湾人民不愿意放弃已经享受到的民主和人权。一党专制实际上是两岸实现统一的最严重的障碍。而中共策划的“反独促统”，却不敢指出北京当局事实上推助了台湾独立，阻碍国家统一的深层致命原因，这样的“反独促统”运动有多少实效便可以想见。但是中共上级指挥机关却完全不顾海外华侨华人所在国社会的安危，滥用华侨华人的剩余价值，就像绑匪对待人质一样，这样就使得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社会日益失去信任，被看作“外国政府的工具”，因此处境越来越危险，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殃及池鱼。 一九六〇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就是因为如此无知被中共利用充当政治工具，最后纔被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当作替罪羊任意屠杀，其余波至今

荡漾。

相比之下，“全侨盟”的纲领（“民主和平”）在所在国社会听起来，威胁和异己的味道就比较小。因为“民主和平”乃是普世价值，获得多数国家认同。不像“反独促统”只是共产党的“中国内政”，对其他国家来说不仅陌生，而且别扭。中共到海外所在国打“中国内政”的官司，举行游行示威，倒是玩弄当年在国统区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看家本领，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到底算是“告洋状”呢？还是“破坏所在国社会的稳定”呢？我们知道，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这类集会中共在大陆一概不予批准且要严厉取缔的，那为什么祸水外移呢？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实在要不得啊。 

退一步讲，侨界和谐相处的基础是什么？是“反独促统”吗？显然不是。反独促统只会分裂侨界，而不会造福侨界；只会让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社会“出洋相”，而不能改善华侨华人的形象。 

再退一步讲，统也好独也好，只是追求人民幸福的方法，而并不是目的本身。现代世界崇尚“天赋人权”，即使古代中国也讲“民贵君轻社稷次之”。如此看来，统独议题最多不过属于“社稷”层次，比起人民权益来，应该靠后是殆无疑问的。如果中共一意孤行，不顾侨民利益甚至故意以广大华侨华人为人质，在海外强行推广骚扰所在国社会甚至破坏所在国社会稳定的“反独促统”活动，从而陷广大华侨华人于不义，就使得我们想起“苛政猛于虎”的政治典故了。这样的苛政，总有一天要被华侨华人予以弃绝的。 

因为，只有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不是以政权（社稷）的利益为重，更不是以主席总理的（“君为轻”）野心为重，则欧盟式的统一纔是具有现代性的：是水到渠成的，不是人为划分的，更不是战争威胁的。 

如此，从海外侨界的较为中立的立场，来看“全侨盟”的纲领（“民主和平”）与“统促会”、“和统会”的纲领（“反独促统”），根本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民主和平”的纲领符合国际标准，因此“全侨盟”的活动不会损害侨民权益，不会破坏侨界形象，不会使人怀疑华侨华人是中共的第五纵队，也不会引起所在国社会（包括侨界本身）的分裂和动乱。 


（二〇〇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九节 该不该集中大陆民主人士的分散力量，来制约

并阻遏中共在海内外的“反独促统”攻势？】


大凡两军对垒，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能多坚持一分钟的就是赢家。中共匪首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敌人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说敌人确实是最好的老师，而我们在对敌战争中又确实可以学到我们在书本上和朋友那里学不到的东西的话，那么，以中共从事统战活动七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并在“六四屠城”后不到十年就“扭亏为盈”的“战绩”面前，我们是否可以检讨一下，中共怎样从事“孤立台独，和平统一”的统战阴谋，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一，中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蓄谋已久 


早在民进党政府执政前后，中共就暗地着手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中，进行“促进和平统一”的布局了。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说，在中共对台方针指导下，该组织“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积极支持和参与同年八月柏林的“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十一月华盛顿的“全球华人反独促统大会”。该组织还联络“海外促进和平统一相关组织”六十多家。 

在中共的统筹安排下，继柏林、华盛顿之后，“全球华侨华人”将举行“反独促统五月大行动”、“日本侨界”七月筹备召开第三届“反独促统”大会、中共利用并成立各种白手套组织，在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南非、巴拿马等地举行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反独促统”活动，掀起所谓“海外侨胞第三次爱国热潮”，可谓肉麻之至。 

更有甚者，二〇〇一年八月十八日，“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会长”程君复在纽约宣布，十二月十八日，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将派二十五人的代表团访问台湾。该代表团以“爱台湾人民、爱一个中国、反台湾独立、促中国统一”为口号，目的是替中共传声，扰乱台湾社会。 

十月八日，中共甚至毫不避讳地在著名的侨乡浙江青田举行“反独促统”大会，专门播出巨额资金，邀请款待了“来自全球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六百多名华侨华人和海峡两岸的各界人士一万多人，聚集在火车站广场”。 

十二月十九日，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举行常务会长扩大会议，决定“派出规模代表团，参加定于二二〇〇二年年二月中旬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全球华侨华人反对台湾独立，促进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大会”。而国民党前“大老”、“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肃戎，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牵线人。此人甚至能在台北策划有关事宜！梁肃戎表示，到当时为止，世界各地华人华侨自发成立的“反独促统”组织已有近百个。他甚至公然叫嚣要实行“一国两制”。（以上见“中新社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电”） 


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职业的统战工作者 


中共新华社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进一步报道，梁肃戎的同仁、“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杨明则在北京受到中共政协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罗豪才的面授机宜。他带领一帮人“在北京期间拜访了有关部门，还将前往浙江、福建等地进行工作访问”。 这些“工作访问”表明，这些人完全是职业统战工作者！ 

那么，这些职业统战工作者的具体工作又是什么呢？ 据中共中新社纽约二〇〇二年八月十六日报道，“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会长”程君复表示，该会的任务是聚集人才和募捐筹款，以组建智库与基金会的方式，进一步推动反独促统。而最为迫切的，就是推动人员往来，以统战的方式孤立台湾，把“中共的统战对象”扩大为“中国的统战对象”。 例如，中共“反独促统”活动的策略，就是淡化意识形态，凸现民族主义，使中共成为“中国”的代表，这样，对中共不满就是对中国不满，反对中共就是反对中国；这样一来，团结在中共周围就是团结在中国周围了。 

中共为什么投入庞大的国家资源来从事“反独促统”？ 因为中共拥有长期统战的经验。 正如，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南海会见以黄斐源为团长的“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访问团”（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陪同会见）时自供的，“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进入新世纪中国人民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使命。”中共既然将此视为其政权合法性的证明之一，所以不遗余力。 当然，中共是假民族主义来巩固共产党政权，所以它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的最高利益，表现在它的反独促统等外围组织的行为上，就是敢骂民进党“独台”，不敢骂共产党“独裁”。其实，正是独裁专制造成了两岸的严重差距，造成了台湾人民不愿意放弃他们已经享受到的民主和人权。一党专制实际上是两岸实现统一最严重的障碍。反独促统，却不敢指出北京当局事实上阻碍国家统一的深层原因，这种运动有多少实效便可以想见。可怜台湾某些人士，不满台独运动的发展，竟然寄望于中共的反独促统！

而部分大陆民主人士参与全侨和平民主联盟，主要也是要借此机会表达人权民主理念，反对共产党的专制与腐败。 台湾可以向他们说明，不论台湾今后与大陆统一，还是选择独立，人民已经享有的民主自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同理，已经获得民主自由权利的台湾人民也要关注和支持大陆的民主化，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至于被中共独裁暴君重新夺走，直至大陆人民也能享受同样的民主自由。 因为两岸同文同种，还有地理和历史的纽带，台湾人当然比美国人更关注中国的民主化。


三，台湾应该不应该拥有“反统一的统一战线工作”？ 


有评论认为，为了有效对付中共的统战陷阱，台湾不能消极应付，而应该积极出击，建立反统一的统战体系和统战工作，甚至反守为攻，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大陆，建设一个同情台湾的统一战线。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却采取了相反的方式，多少忽视了海外侨界的力量，更加忽视了在中国大陆内部的人员中，争取对于台方事业和理念的认同。台湾不必匆忙地撤销对一些大陆人士的已有的工作支持，没有必要把一些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力量放弃掉。台湾不必幻想，中共还是有人情的，是懂得知恩图报的，只要台湾尽量少干预大陆事务，而与大陆民主人士渐行渐远，中共当局就会最终与台湾和解，偏安于大陆，放弃对于台湾的领土野心。……

如果在这种姑息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把大陆民主化作为一项扩大台湾安全边界的、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准军事活动”，有意无意给忽视了，损失将是不可弥补的。如果台湾面对中共几年来精心组织的“反独促统”活动，再继续掉以轻心，听凭海外的中文媒体和侨团阵地纷纷落入中共囊中，继续自我孤立下去，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为了对抗中共无孔不入的蚕食，台湾组织了“全侨民主和平联盟”。 该联盟受到中共的攻击，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则是，有些一度认同台湾理念的大陆海外知识分子也随风起舞，起来公开批评（如德国的彭小明在题为《反独促统和全侨联盟》的文章，见“博讯新闻网，大众观点”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三日）。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的批评到底是偏见呢，还是台湾的反统战政策确实不够到位？应该说，此文多少代表了一些大陆民间民主派的想法（且不去辩论它是否主流）。如果台湾还是想要争取这一部分人士的认同与合作，就需要多少作出某些调整。 

然而，台湾能够做出并愿意做出什么调整呢？ 

 

四，可能的建议 


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们，对于台湾前途的看法和愿望，实际上并不统一。这就给了台湾相当的空间，可去积极争取其中较为亲台的人士转向。在这样的思考下，台湾我们在扩大“反统一的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不妨多留意一些求同存异的问题，例如强调“结束一党专制是两岸民主和平的最大前提”。在外交事务上和两岸事务上都尽量淡化两岸和大陆民运都广泛存在的“统独争议”。这样，在统独问题上观念不同的人们还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就是台海两岸人民的人权和民主。具体地说，对台湾，是保卫已经取得的议会民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并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些权利；对大陆，是争取起码的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让大陆人民有像台湾人民这样拥有选择政府领导人的权利。 

这样，在统独问题上观念不同的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到，结束中国大陆的一党专制乃是两岸民主与和平最大的保障，只有大陆的民主化才能缔造两岸之间的祥和气氛。如果台湾朝野害怕中共当局、甘做小媳妇，面对共产党在国内压制民主、践踏法制不予谴责，奉行犬儒主义，到头来，也会唇亡齿寒。如果对举世声讨的北京六四血案也不敢加以谴责，每年“六四”连一纸声明都舍不得发表，那么台湾的民主最终靠什么来保障呢？ 如果完全依赖军事力量，就难以首尾兼顾，不得不事倍功半了。更何况，即使军事力量，也还需要志同道合者深入敌后，冒险犯难，凡此种种，都需要共同信念的支持。


 （二〇〇二年九月十日）



【第十节 思考一下没有硝烟的决战境外】


一，北京举办“消灭中华民国”研讨会 


中国历代政权都有“为前朝修史”的做法，所谓“二十四史”就是其成果。这种修史活动打着“资治通鉴”的旗号，其实是要宣告“前一个朝代”已经灭亡与新朝的合法性。最近的一个实例是北京八月二十一日所举行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它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为“中华民国纪年”，而以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为不存在，甚至比六朝与南宋的半壁江山都不如。这充分显示出北京政权敌视中华民国，要用历史学的方法达到它在政治上不能达到的“消灭中华民国”的目标。 

据中共“中新社”报导，这项研讨会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胁从者“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美国黄兴基金会”名不见经传，显然是中共政权的应声虫。由此可见，此会根本上不是学术会议，而是一项政治宣传和统战会议。而“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更明确说“研究中华民国史，对于明确一个中国架构下的近代历史状况，判断中国历史的走向和未来，具有现实的意义，这项研究也可以为祖国统一服务。” 

中共的这项丑恶表演不禁使我们纳闷：中华民国既然“已经灭亡”，那么台湾和大陆又如何“同属一个中国”而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呢？难道现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又出现了“第三个中国”吗？ 


二，大陆对台政策真的“以发展代替对抗”吗？ 


日前在加拿大注册的中共电子刊物“万维读者网”转引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说，在一边一国论发表后，“中国大陆不但未如既往地采取激烈的文攻武吓动作，反而不断强调要发展两岸经济合作，继续推动两岸‘三通’，特别是主管对台事务的副总理钱其琛上周在福建视察时，更明确地为‘经贸促统’、‘政经分离’的对台政策定调。北京对台人士透露，虽然台湾领导人一再以分离言论刺激大陆，但在历经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风波后，北京已逐渐琢磨出对付台湾分离势力釜底抽薪的方法，那就是‘发展对美关系，发展两岸经贸’，未来大陆对台政策主轴将转向以‘发展代替对抗’。最近大陆对台官员在会见台湾访客时明白表示，当前两岸的统独之争，其实就是‘争夺台湾民心的斗争’。目前在大陆投资的台商首当其冲，成为两岸统独肉搏战中争相拉拢的对象，在大陆对台高层眼中，不管台湾领导人说什么，只要拉住台湾民众的心，两岸经贸关系持续的增长，大陆反独促统的工作将立于不败之地。” 

剥开上述中共同路人宣传的糖衣炮弹后不难看出，中共对付台湾的所谓釜底抽薪的方法“发展对美关系，发展两岸经贸”，其实并不是“以发展代替对抗”，而是“以发展来掩护对抗”、“把发展对美关系与发展两岸经贸展作为渗透和瓦解台湾的杀人武器”。 

我们一贯主张要控制两岸“三通”，现在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所谓“三通”确实是中共享来消灭中华民国、阴谋占领台湾的杀人武器。 


三，认清钱其琛圈套，不在“同属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实行三通 


钱其琛八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中共同路人“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访问团”说，中共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台独。但此人话锋一转，又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因此引得中共的同路人和海外甚至台湾的亲共媒体大加发挥，趁机造成广泛误解，让听众误以为中共的“对台政策”真的悔过自新，开始转变了。 

其实呢，正如陈水扁总统在行政院卓越领导研习营联合结训典礼致词时表示的，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前言》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这才是中共有关台湾地位的最正式的表达。这表明中共始终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共中央属下的地方当局、是一个行省最多只是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已。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口号当然不可能被任何一届台湾政府当作政治现实来予以接受。 

而中共以如此两面三刀的欺诈手段，来阴谋推销其“一国两制”的假货，乃是十足的延安无赖作风的延续（一九四〇年代在延安，中共发动“大生产运动”，名为生产自救，实际种植鸦片提炼鸦片贩卖鸦片，到他们声称要解放的“沦陷区”和“国统区”，坑害广大无辜民众）。如果接受中共这种做法，就将重蹈中共大陆易帜的惨剧。台湾不愿坐以待毙，不能束手就擒，就要为提升国家安全而作出某种程度的牺牲，如开导民众克服轻信，主动掌握国际情势的变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东亚地区展开经贸实力与人员信息往来的攻势。 

如果缺乏这些准备，我们的向大陆输出资金技术并出让市场的短视做法，是与“资敌”无异，是典型的养虎遗患。 很显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海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虽然极小，再加上但中共军方所拥有的特权，其危险却不可忽略。据报，在中共北戴河会议的发言中，共军军头们对一边一国论的反应甚至超过对以前两国论。某个军头甚至要求江泽民像一九八九年那样宣布戒严，且不仅是北京地区的，而是“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军头们还煽动说“台独势力一步一步走向分裂的道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可能永远无法完成收回台湾的神圣使命”。甚至连老军头张万年也支持所谓“二〇〇二年可能是和平统一最后机会”的论点。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共军军头继续造势如何发动快速空中攻击“教训台湾”。这些家伙宣称，发动奇袭可以达成“给台湾一个教训”的目的，使台湾政府“丧失搞独立的军事与经济凭借”。 


四，兵不血刃的决战境外 


综上所述，我们要能成功的反抗中共的并吞阴谋，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创造一些条件（而不是仅仅利用已有的条件，结果日渐坐吃山空），使中共及其同路人丧失消灭中华民国、阴谋占领台湾的军事、经济凭借，那就是停止出卖台湾资源，不在“同属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实行三通！ 

除此之外，我们更需要认真落实陈总统在三芝会议上提出的积极介入大陆的人权事务及民主化的务实策略。我们理解，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强权，也还是要主办像“自由亚洲电台”这样的宣传喉舌，来致力于削弱并摧毁中共的社会基础。我们以台湾的地窄人稠，就更需要在这些“点穴战术”方面加把力。否则对中共姑息养奸，最后会缩减我们自己的安全边界，导致唇亡齿寒的结局。 

在这种意义上，“决战境外”就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也是人权事务及民主化策略方面的。如果通过改善大陆人权来限制了中共特权、通过提升民主化来松动了中共独裁统治，台湾的“决战境外”就获得了兵不血刃的初步胜利。

以“决战境外”的观念来积极介入国际反恐事务是必要的，也是抵御中共压力的绝妙间接路线，同时有助于我们积极扩大同盟军。“东土”被美国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一事表明，“东土”各个组织由于宗教迷信而失去了和美国朝野有益沟通的时机，从而导致自己的孤立。我们要吸取他们的教训，积极提升台湾在国际问题上的正面能见度，迫使西方国家更公平地对待台湾，从而全面改善台湾的安全环境。 

正如有些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台湾对民主自由议题最具发言权了，有趣的是，一旦西方国家批判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并把这一问题与复杂的经济、限武、区域和平扯上关系时，中共政权祭出的法宝就是指责他们“干涉内政”。但是中共的“这一法宝”，如果在面对来自台湾的人权批判时，将会怎样呢？如果指责台湾干涉内政，岂不等于承认台湾是外国？所以，在与中国大陆交手时，台湾在人权、民主议题等方面，其实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可惜台湾很少利用这一点，仅仅就此而言，台湾是否担心自己的人权记录？结果中共不知感恩，反而得陇望蜀，谋台之心日急。 


（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日）



【第十一节 是否应该援助美国促成台美盟邦关系】


一，江泽民企图建立对台包围圈 


虽然中共近来动作频频，又是与布什政府达成谅解，定义“东土”为恐怖组织，又是会见达赖代表，谋求藏人不要抗议江泽民访美，以图瓦解独立势力，对台形成实质包围。 

然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还是对即将访美的江泽民提出了新的难题，据说布什亲自编辑了这份文件。文件表面上是针对恐怖主义及流氓国家，其实对中美关系影响重大。文件很多段落都是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共，尤其在“台湾问题”和武器扩散问题方面。 

这正是江泽民要担心的地方。江泽民是受着政治局常委的巨大压力访问布什农场，几名成员呼吁江泽民早些退休。十一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将举行决定领导层交接班的十六大，江泽民把过去十年来巧妙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作为留任的基础。 

江泽民试图通过默许美国攻伊，来交换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暗示布什政府无意在中美高峰会上做出这种讨价还价。 

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美国的“朋友”指的是谁──美国这份战略文件第三页说“民主进程已经在我们的台湾朋友中建立稳固地位。”台湾实际上是文件中提到的第一个外国国家。随后，在经济成长部份，文件再次提到美国为中国和民主台湾加入世贸组织扫清道路。 这实际上已经成为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新提法。 在八月十三日德州的贝勒大学经济论坛上，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Robert Zoellick)两次提出“民主台湾”。北京并非没有注意到，中国正在焦急地观看“民主台湾”是否成为布什政府对于台湾的新名称。 但白宫文件并不是到此为止。它还有一整页谈论美国对付“流氓国家”扩散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战略。这也将令中国烦恼，因为华盛顿同北京除了台湾之外的最大摩擦是中国对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的武器扩散问题。自从去年九月，美国国务院已经三次制裁违反不扩散承诺的中国个人、公司和政府实体。 

美国战略文件其它不受北京欢迎的信息还有：警告流氓国家，那些武器是以武力侵略邻居的恐吓工具。这明显是针对中共的，因为中共将军熊光楷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曾经告诉美国前国防部长说，中共对台湾动武并不害怕美国，因为美国对洛杉矶的关心超过台湾，显然是威胁要对美国使用核武器。 


二，“文明冲突论”是十九世纪的陈腐思想 


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共的敌意，并不是基于所谓“文明的冲突”，而是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 “文明冲突论”，其实是对十九世纪国际状况的描述。如果用来描述现今或是预言未来，则大谬不然。 

以中国为例：鸦片战争固然可以算得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的冲突”，但类似的冲突，早在义和团时代就结束了。自从废除科举之后，不论辛亥革命（立宪与共和之争）、北伐（现代化路线之争）、内战（亲美与亲苏之争）、政治运动（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争），其实都是西方文明的不同流派和势力，在中国土地上演出的“文明内部的冲突”。 

再以回教世界为例：所谓原教旨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其实都不是回教传统社会的产物，而是西方文明以及西方文明鲸吞世界后所形成的全球文明的产物。因此他们身上的现代全球文明的色彩和性质，远远大于传统区域文明的色彩和性质。看一下先后统治过整个回教世界的三大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现今无一不是反君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再看伊朗的霍梅尼，竟然让追随者打着自己的画像四处游行，推行个人崇拜，完全违背不可绘制人像崇拜人像的回教教义，相反倒和回教大力反对的文革中国、纳粹德国、苏维埃俄国，十分相似。因为这些赋予本国特色的激进主义，都是传统社会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变态产物，是英国在克伦威尔时代、法国在拿破仑时代早就经历过了的十分陈旧的“革命故事”了。而本拉丹的恐怖活动，不过是二十世纪老掉牙了的“游击队传奇”之翻版。类似的活动可以一致追溯的意大利的烧炭党，俄国的民粹派，中国的游击军阀割据势力和打土豪的绑票活动，古巴的格瓦拉，日本的赤军，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以文革中有句著名的纲领性口号就叫做“红色恐怖万岁！”──其实这也是从苏联搬用过来的，是国际现象，而非中国土产。回过头来看本拉丹及其追随者，也都是十分世俗化的家伙，喝花酒，观摩脱衣舞女，无所不为，说这些人是在“保卫回教文明”，就像说红卫兵破除四旧、反对帝修反，是在“保卫儒教文明”一样，真是南辕北辙。这些人其实都是想以反派身份不择手段地挤入全球文明的系统，所以毛泽东对大陆人进行的榨取（原始积累），一点不比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榨取，来得逊色。因为早在红卫兵和本拉丹之前好几代人，回教文明和儒教文明就解体了，而恐怖主义只是文明解体后的社会痉挛罢了。儒教和回教社会解体之后其残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已经构成不了完整的文明系统了。正如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种及其文化依然还在，但哪里还有什么“印第安文明”存在于二十一世纪呢？ 

当前的反恐战争，因此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是现代文明系统里的未开发国家与已开发国家的冲突，是全球文明的消化不良症。如上所述，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其实根本不是回教传统派，而是打着“本国特色”旗号的急进革命派，从大历史的宏观看，他们其实是继荷兰独立（尼德兰革命，1579）、英国革命（1640）、美国独立（1776）、法国革命（1789）、德国革命（1848）、日本尊王攘夷（1867）、俄国革命（1917）、文革（1966）以及雅格宾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天皇主义、文革主义、霍梅尼主义等各种“本国特色的急进主义”的思想纲领。当然从这张图表上看，中国现代化滞后于欧美主流二三百年，是十分明显的。这些革命浪潮，表面上都是以极左或是极右面目出现的，反对当时的世界主流的，但是过后不久，它们就或是回归或是消解或是温和化体制化了，从正反不同方面促成现代化正果的修成。例如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文革的极端反现代化路线，不出十年就演化成加倍剧烈的现代化趋向。结果使得这些反体制反主流的革命社会，加速融入世界主流，有的还推动了主流的发展。例如，谁也否认不了，正是纳粹主义的扩张政策激励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造成的冷战，则加速了世界民主化的深度和广度。 


三，回教世界可能处在现代化的前夜 


根据上述历史经验，我们不妨预测：回教世界很可能就是继“文革的中国大陆”之后，下一个快速现代化的地理区域！而事实不久即将证明我们这里所预言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像文革主义、纳粹主义、天皇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雅各布宾主义一样，不过是其所在那些社会急速跳跃进入现代主流社会（“大跃进”）的一个政治杠杆罢了！其目的无一例外的是“自立于列强之列”，所以三十年代在日本侵略下热心实现民族自强的中国，曾经一度倾心敢于抗拒国联列强的纳粹德国。只不过为了民族自尊心和社会凝聚力的缘故，这些急进主义必须披上“本国特色”的传统服装（即使号称极端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们也要亮出“一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本国特色”来）；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明是典型的“全盘西化”，却必须亮出“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帜。但是这些本国特色的急进主义的实际结果，却是下一个阶段的急速现代化。在我看来，当今的回教急进主义，大体也逃不出这个范围。在这种意义上，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欧洲三四百年前的所谓“清教主义”何其相似乃尔！而本拉丹不过是“德国农民战争行动派”的异教同志罢了。甚至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影子，也可以在某个回教社会中找得到；当年的日内瓦共和国，不就是一个宗教狂热份子组成的革命政治实体吗。难道伊斯兰共和国真的与之毫无共同之处吗。历史就是这样，充满反讽。马丁路德谴责教廷腐败，过于世俗化；结果如何呢，他自己“参加革命”之后更加世俗化了，索性和修女结婚生子，甚至置办家产。加尔文反对教廷权力，结果自己建立教会国家，比梵蒂冈更加爱好权力。凡此种种，都不仅仅是人性的罪与罚造成的，也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巨大压力无形中推动的，是自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就无情地推动世界的力量所涡旋的。 

当然，由于包括了儒教世界、回教世界这些板块，西方文明也就自然演变为“全球文明”了。所以，当前和今后的“文明的冲突”，就不再是亨庭顿等人所说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全球文明内部的冲突”了。以往，为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行为；往后，为解决“全球文明内部的冲突”，就不得不创造新的全球权力中心，以致形成新兴的全球秩序了。 


四，追随美国反恐，以便加入美国安全体系 


把眼光回溯得稍远一点，全球秩序的最早雏形，是在美国的“门罗主义”中显现的。而现在的欧洲共同体正在急起直追，大有超过新大陆美洲联盟之势。反面的例子，则有日本的“东亚共荣圈”、纳粹德国的“欧洲新秩序”、以及苏联的“华沙条约组织”等。相比之下，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的多国联盟性质，确实要强于上述这些传统的一国霸权，所以距离全球秩序的实际功能彷佛反而远了一点。也许传统霸权欲速则不达吧，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纷纷垮台，比起更古老的殖民帝国英格兰、法兰西、葡萄牙等，相差无几。 当然，从过去的拿破仑帝国、纳粹的欧洲新秩序，到现在的欧洲共同体之间，是否有逻辑联系或是因果关系，而前者何以昙花一现、后者能不能持久等等，都是攸关全球秩序的预测性指标，因而值得深入探讨。 

而落实到美中台三角关系方面，台湾能否加入美日安全体系，则关系到是否足以抗衡中共的威胁。而目前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所逐渐滑入的第二战役，伊拉克战争，则为台湾加入美国安全体系，提供了一个十分好的阶梯。尤其当世界各国大多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之时，台湾是否该像以色列那样公开而明确地对美国进行实质性的战争支持？应该承认，台湾今天对美国的支持是不够的；如果台湾对美国的支持足够巨大，美国将来对台湾的实质援助就相应增高。任何强大的国家都需要别国的帮助，美国也是一样。台湾如果追随美国反恐到底，便容易把握机会加入美国为首的集体安全体系。例如，我们如果能够像日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向美国提供七十五亿美金战费那样，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向美国提供一百亿美金的战费，美国上上下下会无动于衷吗？美国总统还会继续挑剔国会已经通过的“下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案”，认为“视同台湾为非北约主要盟邦”的条文是侵犯了宪法赋予他执行外交事务的权力吗？美国还能够继续顽固坚持两岸的平衡政策吗？而这个一百亿美金，比起台湾对大陆的庞大投资，实在算不了什么。而这些“西进的投资”，很可能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

我们尤其要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上述授权法案包含了一项具有拘束力的条款：“在合乎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美国行政部门可派官员至美国在台协会任职──这样，美国国会就已经与白宫连手提升了美台实质关系。而台湾政府是否应该立即配合，以援助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方式，来实现台美之间真正的盟邦关系呢？


 （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



【第十二节 宁做世界政府一州不做中共政权一省】


一，台海两岸最新动态


据中国时报报导，国民党立委饶颖奇率领的一个立委参访团，本月十四日在北京饭店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外围组织“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进行了一次闭门的“新世纪两岸关系研讨会”，并有几位中共现役将领参加，几名中共校级军官也参与讨论。双方与会人员就两岸各种等问题进行广泛交流，三通是其中一项焦点。事后台湾一位代表认为，大陆军方对未来两岸关系极表忧虑，认为“一边一国”和台独党纲是一体两面，使得两岸政治对话无从交集，无从谈起。中共和平统一的梦想开始破灭，因此，共产军目前进行的演习备战具有渡海登陆的特点，企图尽快形成海空封锁与岛屿登陆作战的能力。 

但是转眼之间，该参访团在会见钱其琛后，却转述钱的传话说，“只要在两岸都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不但签订‘五十年和平协议’不是问题，包括台湾提出的邦联制都可以讨论。这似乎表明钱有点迫不及待了。

到了十六日，钱在会见联合报发行人王效兰时，提出两岸三通可以称为“两岸航线”的新说法。然而，对于陈水扁总统呼吁中共应该陆撤除对台部署的飞弹，钱其琛却响应说，这是国防部署，是中共的需要，不可以讨论！

从中共上述自相矛盾甚至前言不搭后语的状态看，好像是只要能把台湾拉近“一个中国”的框架与陷阱一步，中共什么好听话都敢说，但起码的让步却是什么也不肯做。可见中共在在所说的全部空话，招招的目的是在布置“诱敌深入”的陷阱。

另方面，据自由时报本月十六日引述的一项民调指出，六成六八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失业率节节上升与企业西进中共有关，七成七二的民众认为台湾目前“钱进中共，债留台湾”的情形相当严重。该项民调还显示，过半数民众不赞成以“三通”来解决台湾经济问题，而十三年来台湾对中共大陆的贸易已占出口总额第一位，但台湾的经济没有起飞反而不振的事实，相当有说服力。而王永庆这样的商人，则疾呼五年之后将没有投资大陆的机会了。

上述互动现况预示，台湾的大陆热可能已经到达顶峰，而盲目西进的台资台商，极可能沦为淘金幻想的牺牲品。


二，美国霸权箭在弦上


换一个角度看。

九月二十日公布的布什政府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盛赞友人台湾的民主成就﹔报告希望中共能够民主、开放，给予人民自由。报告批评共产党一党专政，并说大陆的军事发展威胁亚太邻近区域。报告重申美国对台湾自卫的承诺。

目前，中共在美国安全战略考虑上正好落在两把椅子之间。美国军事战略家还没有决定如何把中共所带来的挑战归类，是把中共看做冷战时期苏联那样的“罪恶帝国”，从而使用相互威慑战略﹔还是把中共看成一个“无赖国家”，从而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对付。当然，美国更可能兼用“先发制人”和相互威胁战略。

如果把“新国家安全战略”和今年早些时候出台的“核姿态回顾(Nuclear Posture Review,或NPR)”结合起来看，那更让中共忧心忡忡。在“核姿态回顾“中，美国声称俄国不是一个“迫近的威胁”，但中共却是。而在小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他又称美国对“迫近的威胁(Imminent Threat)”和其它意外情况，将进行“先发制人”。

《华盛顿观察》周刊（第三期，2002年9月25日）认为，有件事情非常清楚，美国已下定决心对那些给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垮了的国家 (Failed States)”进行控制。那些“无赖国家”将被国际社会认为已经“自动放弃主权”。因为九一一恐怖袭击，一个新的国际共识正在产生，即那些帮助和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被认为不值得拥有主权，从而合理合法地成为被其它国家控制的对象。

目前很多国家反对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就是害怕美国的霸权过于扩张，其余的反对多是借口。很明显，阿富汗塔里班政权尽管劣迹斑斑（甚至像“文革”前期“只杀地富反坏右，不反党委走资派”的红卫兵那样炸毁千年石雕），也是一口否认与九一一恐怖袭击有任何关联﹔即使像本拉丹领导的犯罪集团，策划实施了九一一恐怖袭击，惊天动地，十分了得，但是竟然龟缩在阿富汗，连公开承认的勇气都没有，比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日本人都不如。事实上，在进攻阿富汗之前的美国政府，也并没有拿出多少证据来证明本拉丹和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关系，为什么各国政府那时就一致赞同它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而且纷纷提供援助甚至参与入侵？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这些政府现在却一反常态，在同样一个追查并肃清恐怖活动策源地的问题上，态度大变，以“证据不足”，甚至以“干扰反恐”为由，来反对美国即将发动的伊拉克战役。

其实，这次只要伊拉克被名正言顺的打败了，美国的霸权就高高在联合国之上了。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支持美国攻击伊拉克、扩张霸权、凌驾在联合国之上。因为我们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三，联合国已经过时了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俱乐部”，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像是德国日本这些联合国的公敌都可以加入，而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中华民国却被活生生地“驱逐”并迄今为止不得加入，因为德国日本再没有资格加入却因为算是主权国家所以不得不让它加入，中华民国也好，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好，台湾也好，却因为被认定不再是主权国家，所以就不得加入，就像是一九七一年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

联合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俱乐部虽然到处插手世界事务，但是却成效不彰。因为它先天被一个不足所限：表面上一国一票的票决制和实质上的强权政治。所以在“民主选举”的意义上，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莫过于联合国了，那里风行的是贿选和买票，对有关世界命运的重大课题，你争我夺，但不是科学决策，而是讨价还价，像是上海街头菜市场的小贩那样争执不休。

1950年，当时还不算联合国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暗中支持下，向联合国军挑战，虽然由于苏联集团的支持而没有落得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的下场，但毕竟还是被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活活封锁了二十多年，死掉八千多万人口，尤其因为苏联还要利用中共的空前孤立处境，来敲诈要挟甚至落井下石。

然而，联合国将近六十年来的历程表明，作为全球秩序的担保者，它是相当无能的。不要说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没有打败中共（那时中共扮演着现在伊拉克的角色），而且对冷战的蔓延毫无控制能力。

事实表明能够提供全球秩序的是世界政府，而不是联合国。联合国只是“主权国家的俱乐部”，而世界政府却是“全球指挥中心与最终的主权”。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与各国政府的关系，有如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而不是俱乐部老板与俱乐部成员（顾客）之间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上，唯有美国的霸权最接近世界政府的形态。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已经被新兴技术缩小为一个地球村，面对环境破坏、疾病蔓延、军备失控等全球性的灾难，联合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俱乐部”早已入不敷出，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了。建立全球秩序，势在必行。在最近的将来，如果联合国成员国真的授权美国攻打一贯出尔反尔的伊拉克，那也不是全然真心的，而是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作出的背书行为。因为很显然，主权国家的俱乐部已经意识到了全球秩序对自身存亡的真正超越，这种超越会使得主权国家成为过时的、浪费人类资源的摆设，因此美国霸权或是世界政府对于传统主权国家的威胁，显然要远远大于一个小小的伊拉克流氓共和国。所以像德国、法国、俄国、中共这样的老牌帝国，曾经不可一世的主权帝国，预感到主权国家的没落和大权旁落，以及全球秩序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全球权力中心，故而反对之声尤为强烈。他们强烈要求美国在联合国授权的范围内活动，就是要用传统的主权国家时代来阻碍新兴的全球秩序时代的到来。但是情况越来越清楚了，现在的联合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俱乐部，是没有可能形成新的全球秩序的，而没有新的全球秩序，就无法形成可以操作的全球权力中心（而不是像联合国这样的俱乐部和论坛），没有新的全球权力中心，就无从产生有效的全球秩序（以控制环境破坏、疾病蔓延、军备泛滥、恐怖威胁等等）。由上述观之，美国如果真的朝向全球秩序的方向移动，就势必脱离多国联盟性质的北约之羁绊和国际俱乐部性质的联合国的制约，才能建立有效的全球秩序。

这一现实将会迫使每个传统主权，不得不响应全球秩序和世界政府，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参与建立并不断调整与之的关系。当然，每个传统主权在这个全球秩序和世界政府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说到底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和作为。所以唯有积极适应这一进程，方能取得自身的优势地位。


四，台湾独立之道，结盟美国霸权


如果我们上述的看法是对的，那么将来的人们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说：“十九世纪是主权国家普及到整个地球的世纪，二十世纪是主权国家之间彼此进行国际联盟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是超越主权国家，以建立世界政府的世纪。”

如果我们的上述的分析是对的，那么，台湾在争取独立地位遇到困难时，是否需要明确“宁做世界政府一州，不做中共政权一省”的内在纲领？并以如此力道，诱使并迫使正在走向世界政府的美国霸权，下定决心、转变立场，全力遏制中共、支持台湾独立。而台湾正与中共进行的所谓“两岸三通”，充其量不过是上述战略的烟幕及平衡器，否则台湾危矣！也就是说，台湾需要在进行“两岸三通”等民间经贸活动的同时，尽快的在政治上靠拢美国、更紧的在战略上结盟美国，否则台湾失去平衡矣。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节 以中共谋台之计还治中共】


一，中共谋台之计一 


十一月四日，即将下台的朱镕基出席“第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声称过去一年中共与东盟在《联合声明》指导下，政治互信进一步提高，合作领域继续扩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近一年。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以损害其它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相反已成为东亚经济的重要拉动力量。今年头三个季度，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三八五.五亿，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七.一。其中东盟对华出口增幅达百分之二十七，一些国家增长了近百分之五十。中国在对东盟国家提供市场的同时，对东盟各国的投资也在逐步增长。我相信，中国投资将成为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重要因素。”朱表示，去年中共说愿与东盟国家在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经过一年巩固成果，深化合作，他提议启动“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进程”。所谓“AFTA进程”是在二〇〇一年“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据该协议，新东盟成员的利益可得照顾，享受五年宽限期，中共还向越、老、柬等三个非世贸成员国提供与世贸成员国同等的最惠国待遇，向东盟开放农业市场。中共许诺要“启动湄公河流域全面开发合作，促进东盟一体化进程”，签署了《政府间电力贸易协议》，加入《便利跨境客货运输框架协议》，为支持泛亚铁路早日贯通，还投资改造和修建境内昆明至河口的铁路线。朱表示，宣布“亚洲减债计划”是积极考虑使用中共与东盟合作基金，改善柬、老、缅、越内陆航道的发展研究。 

中共启动与东盟全面合作，其实不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而是为了谋求孤立台湾。为此谋台奸计策得售，中共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出卖南海主权，中共已经准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因为南海主权只是边境争端，台湾独立却是脸面问题。为了使台湾成为亚细亚的孤儿，中共还承诺推动五个核国家早日共同加入《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企图间接阻碍台湾加入美国日本的反导弹计划。为了打击台湾的高科技行业发展，中共将继续支持并参加“电子东盟”的建设，加大对东盟人员的信息技术培训，积极参加东盟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总之，一切地区事务最好都要排斥台湾参与，使台湾无形之中被逐出亚洲社会，如此谋台奸计，可谓昭然若揭。

朱即将在明年卸任，故此“最后的出击”，并非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战略布局。何以见得？且看下面的追溯。 


二，中共谋台之计二


江石李胡，如此轮番上阵，借助“三通”合围台湾： 

中共主席江泽民十月二十四日访问美国期间，在德州农工大学仅仅有机会发表二十分钟演说，却足足有三分钟在谈论毫不相干的“台湾问题”。他以加强了的语气说：“我们有最大、最大诚意，也将竭尽一切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他以前所未有的努力，试图打动前总统老布什及其任内的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劳夫和德州农工大学的师生们的心：“台湾问题早日解决，中国早日和平统一，有利于促进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将使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得到更有利的保障。”其中“使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得到更有利的保障”，确实是一个新的提法，虽然在中共的传统世界观看来，这可是十足的“卖国主义”，与“资本家入党”一样不伦不类。但即将下台的江却再也顾不上许多了，只是急切希望能说服美国朝野，做成一笔出卖台湾的交易。为加强自己“交易台湾”的论点，江泽民提出近年来台湾海峡两岸人员往来稳定成长，经济文化和其它领域的交流不断扩大等项，“台湾民众和我们一样，强烈希望早日实现直接三通。”三通啊三通，这不已经成为出卖台湾的杠杆了？ 

江泽民企图“交易台湾”的动向不是孤立的。早在今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声称，“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当局签定自由贸易协议，将会给他们带来政治麻烦。”（中共《国际商报》同日报道）可见中共从来不是孤立看待经济交流，而是以经济交流为政治筹码；并以政治压力来调控经济活动。这无异是对中共极力谋求以“三通”来坑害台湾的阴谋，所作出的绝妙注解。 

更早一点，五月四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在宣传中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三日对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的访问时，突出“胡锦涛对美方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事关中国的统一大业，牵动着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心。”这种陈词滥调居然也好意思端上国际台面，无非是利用其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的身份告诉国际舆论，不要希望中共的世代交替，会造成台湾问题的缓和与转机。 


三，是“三通”还是偷渡？


前些日子，立委章孝严推动“两岸春节包机直航”议题，成为关注焦点。但是立委李庆华早先推动“台湾亚运代表团包机通航”时，中共所订的《中国大陆与台湾民间航空器运输不定期飞行申请和批准程序暂行规定》，其中第二条却明载了羞辱性条款：“飞机内外标志、装潢、设备、供应品不得出现‘中华民国’称号、旗帜等”。这种可耻的条款明显具有牺牲中华民国主权的实质，殆无疑义。国家之尊严与三通之利诱，岂可兼得？中共既然封杀中华民国，岂不是逼迫台湾走上独立建国以维护国家尊严的道路？

如果台湾竟然接受如此条款，那么与南宋向金兀术称臣纳贡，还有什么区别呢？

而台湾面对的这个中共政权，正是以满洲政权的继承人自居的一群民族败类，企图学习“康熙皇帝收复台湾”的伎俩，企图以偷袭台湾谋夺台湾（欲知其心态，不妨一阅中共自己编撰五十集的《康熙帝国》电视剧）。 因为中共知道，当今的台湾绝非三百年前的郑氏孤立无援，而是有强大的国际社会作为支持。

和台湾国家安全在三通及直航问题上的顾虑相比较，国家尊严其实受到的伤害更大，更早，更为直接。如果说“国家安全在现阶段是否可有效管理”，还属未定，那么国家尊严其实已经明显的受到了损害。这种现况彻底拆穿了钱其琛巧言令色的说法。 

钱其琛巧言令色，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针对“两岸三通问题”表示，三通是两岸间的三通，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议题，不是要先承认一个中国才能三通，大陆方面可以不提“特殊国内航线”，就叫做“两岸航线”。 然而，听其言，观其行，世界上哪有对等的“两岸航线”，竟然不让对方悬挂自己称号与旗帜的道理？ 其实，“不能悬挂称号与旗帜的三通”，对台湾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不是正常交往，而是偷渡。不仅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遭到破坏，即使在经济利益上也是贻害无穷。 

而今的中国大陆，远远不是法治之邦。《华盛顿邮报》十一月十八日一篇分析报导，指出外资在中国大陆的处境危险，到今年八月为止，外资在大陆四十一万多家企业中注入八千〇六十亿美元；但大陆当地合资者翅膀硬了后，利用国外技术自己出来做老板，已对外资者形成严重问题。尤其因为，吸引外资也成为共干扩大特权的阶梯，大陆许多城市的共干目前都竞相吸引外资，能够套取外资的地方政府共干，也顺利成为这次中共十六大的代表。这种“油水”使得问题开始恶化，导致外资公司和当地共干之间出现权力斗争。以臭名昭著的江苏省南通一家美中合资的联星电子机械工业公司UniStarElectro-Mechanical为例，这家公司的共干执行主管们在银行里开户存了四十万美元，自己创立了公司，准备利用合资公司所获得的技术，反过来跟合资公司竞争。联星公司是制造汽车〇组件的，汽车〇组件是世界成长最快速的产业之一，来自美国加州的投资人在联星投资了五百三十万美元。这不是孤立的一幕。如此过河拆桥的戏码，在当今中国大陆的中外合资企业竞技场中，经常上演；对于那些梦想广大市场的外国商人而言，这个陷阱是回避不了的。 

试想，对于拥有国际法担保的“外资”尚且如此，那么对于缺乏国际法保护的“台资”，处境岂不更为险恶？ 


四， 如何还治中共


国家之尊严与三通之利诱，既然不可兼得，那么只是能国家利益为先。

中共谋台奸计虽然频频得售，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这些谋台奸计虽然险恶，其实恰恰反过来捆住了中共自己的手脚，使得它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无法遂行武力攻台。

美国的现行官方政策，对台湾独立已经是完全的中立（不支持，不反对；客观说明即使台湾片面宣布独立也只是“危险”而已），这事实上就是同情台湾独立。如今世界，到商店里购买日用品都有危险，何况宣布一国独立？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即使不宣告台湾独立建国，台湾面临的危险就不存在吗？危险依然存在的，从长远看来，也许更大。

前两年中共误判形势，冀图“展现大国外交”，导致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反弹。现在越来越清楚，小布什的鹰派立场加速美国单边主义的成形，推动并最后促成了世界单极秩序的定型。虽然单极世界是美国一强独大形势下国际力量对比的必然归宿，但如果没有“九一一”恐怖攻击和小布什的强硬反应，这一天还不知要等多久才会到来。由于反恐战争的深化，单极秩序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不仅仅“张扬了美国利益和价值”，在国际上扩大和加强了美国的存在，事实上，最近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结果表明，小布什已经相当成功地整合了冷战后国内无所适从的民众心态，并把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到了保守主义的轨道。这样，小布什就能够从容地面对国内不同政治势力所发出的杂音，将美国民众的步调，最终统一到与单极世界相适应的单边主义或“布什主义”上面来。 

这一局势对台湾建国非常有利，十一月十八日，美国国会两院终于通过《二〇〇三年财年国防授权法》统一文本，其涉台条款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美台之间进行共同作战训练等问题的可行性。中共甚知此事厉害，故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二〇〇三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款通过成法”。 

外交是实力的折冲，中共对美关系演变到今天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步步败退，哪里还有什么“大国外交”可言？主因不仅是共产党受到美国法律的歧视（和纳粹党并列为邪恶组织，外国人入籍时如果参加过共产党需要自首报备），而且中共作为西太平洋的新兴强权，已经继承了日本法西斯当年的国际压力，美国朝野岂能时隔六七十年，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又一个“赤色小日本”起来和他争夺西太平洋的控制权？所以，台湾的国家利益，就在于自觉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只要美国赢了，台湾就赢了，只要美国输了，台湾就危险了。今天的美国不是七十年代的美国了，它不可能再从台湾撤退了，因为台湾是岛链的一环，不像越南是大陆的边缘。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已经没有苏联阵营，共产主义是负债不是资产。即使台湾宣布独立，中共在美国政治经济的双重合围下，贸然发动台海战争可能性及其胜算，也是实在不大。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十四节 强化自由贸易 制衡三通漩涡】


一，反守为攻，建议中共着手销毁导弹


中共新华网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报道中共“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铭清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十六大报告重申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体现了时间上的迫切感，因为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中共好像不再打算遵守毛泽东“一百年以后”和邓小平“五十年以后” 再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而准备提前行动了。为此，张铭清在记者会上还向台湾政府喊话，不要再对中共重要的政策宣示置若罔闻，而要作出正面响应。

张铭清选择此时此地如此谈论“台湾问题”，是否一反常态，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呢？

可以参照上述发展的一个事件是，台湾驻美代表程建人说美方官员曾经私下向他透露，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布什十月间在克劳福德牧场会面时，曾向布什主动提出，为了减低台海的危机，北京政权愿意撤离或是减少部署在东南沿海瞄准台湾的导弹，以换取美国减少对台湾军售的质量与数量﹔江泽民点到为止，所以双方没有再就导弹问题交换意见。但是据观察，情况好像没有这么单纯，因为过了不久，陈水扁总统在接见由美国前国防部长培里所率领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访台团成员时，对方却主动问及，若是中共主动撤除或减少对台飞弹部署，台湾政府将作何反应？“美中关系委员会”一贯在台美中三方扮演“第二管道”的沟通角色，培里此行下一站就是北京，并与中南海高层会晤，可见他们在台北的发问确实具有某种操作意图，而这种操作意图在本质上是配合中共的战略部署，这就是所谓十六大方针：“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人们知道，任何种类的导弹在撤离之后，都可以立即重新部署而且必然会重新部署。同时由于不同类型的导弹具有不同的射程，即使中共导弹部队撤离了大陆沿海地区，依然可以从纵深的内陆地区发动对台湾的导弹袭击，除非中共采取行动切实销毁这些导弹。因此，江泽民所谓的“撤除导弹建议”完全是一个假动作，是一个迷惑性的烟幕，其背后的目的是企图对台湾趁火打劫，利用台湾目前的某些困难，来加剧台湾的另些困难。在中共看来，台湾问题最糟糕的就是维持现状，陷入僵局，因此只要是动，就是好的，哪怕是撤退导弹这样的“动”，即所谓“退一步进两步”是也。

为了给自作聪明的江泽民一点教训，可在某适当场合响应一下张铭清和江泽民：仅仅撤除威胁台湾人民安全的导弹是不够的，中共应该学习俄国，适当销毁一些导弹，来显示裁军的诚意；台湾也可适当减少进口一些防卫性武器，皆大欢喜；这样，中共十六大的造作的“善意口号”，才算是落到了实处。


二，台湾势弱，有机可乘？


就在张铭清讲话前两天，十一月二十五日，海外的亲共媒体“多维新闻社”的记者王海川，利用台湾农渔会金融改革危机，在报导中扩大解读说，台湾民众对于陈水扁政府的信心可谓已经严重削弱，人们对未来重要问题的改革日益担心。他并预言说，随着二〇〇四年下届总统选举的到来，陈水扁面临的政治压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到目前为止，陈水扁的政策撤退还没有平息风暴。尽管陈水扁上个星期呼吁农渔民取消示威游行，但是十多万农渔民二十四日还是进军台北，成为台湾首都历史上最大规模游行之一。”

显然，这种分析多少反映了中共的观点。中共一直拒绝和民进党政府打交道，最近却要民进党政府公开响应中共的政策。这当然也是个假动作，是中共着眼于下届台湾总统大选，而企图在台湾选民心目中培植亲善形象的廉价动作，并不是真的想要和拒绝“一个中国”的民进党政府展开对等谈判。

显然，中共还认为，台湾目前势弱，中共目前势强，中共可以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发动对台政治攻势，以便继续扩大其从外部孤立和从内部瓦解台湾政府权力基础的策略，以便迫和，让台湾落入“一个中国”的致命陷阱。

显然，台湾政府既然已经拒绝了“一个中国”，就无法再回头拥抱“一个中国”了，否则台湾手里的筹码就比拒绝“一个中国”以前的更加少了，当然更加不再可能回到以前那个“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模糊之中去了，除非是被逼无奈地“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了”﹔中共深知这一点，所以就企图绕开僵局，回避台湾永远不能再承认的“一个中国”，诱使台湾与中共互动，从而给国际间一个“海峡两岸重新建立政治关系”的假象。

人们不无理由怀疑，台湾最近的政治动荡后面，还有中共的影子。中共不仅利用三通来分化瓦解台湾社会阶层各利益集团，而且利用三通造成的通货紧缩来挤压台湾的经济和财政。据美国《商业周刊》最新报导，人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开始认为，中国的通货紧缩将危及全球经济，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S. Roach)的研究结论指出，“中国物价正在成为全球物价。”例如，中国物价已经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贸易不平衡，墨西哥很多工厂正在迁往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生产的大量廉价消费品和食物开始泛滥成灾，导致日本生产商亏损破产……日本金融服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大臣黑田春彦（Kuroda Haruhiko），在今年十一月中旬尖锐地指出，“中国正在把通货紧缩出口到亚洲其它国家。”这些国家的名单中，难道可以排除掉正与中共日夜进行三通的台湾吗？

中国大陆生产的廉价产品充斥全球，在其它国家经济疲软之际，中国大陆今年的出口已经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在中国国内，过度生产已经导致工业品价格在过去五年中下跌了百分之七，〇售价格下跌了百分之十！难道台湾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真的与三通的日益扩大化毫无关联吗？事实上，由于和大陆距离最近（比韩国、日本还近），语言文化又最少隔阂（比东南亚华侨还少），台湾经济受大陆影响更大。上个星期，台湾股市的银行保险指数下跌了百分之六，如果继续扩大三通，后果会如何呢？


三，台湾争取签署多重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网 

 

面对如此后患无穷的“与狼共舞”（“三通”）所造成的社会乱象与经济弱势，唯有积极争取和美国、日本、欧盟、东南亚各国协商签定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以进一步撤除双边的关税和贸易障碍，同时密切双边政治关系，方为制衡之道。建立台湾与（中国大陆以外的）其它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区”，可以抵销或是降低（与中国大陆的）三通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危害，至于可为台湾和对方带来的直接经贸利益，相形之下倒是其次的。

台湾和各国之间透过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进行产业研发、技术移转，可以吸引外国投资，也可帮助高科技产业提升﹔最为重要的是，洽签自由贸易区将可加强对外关系，意义超过经贸层次。尤其考虑到，中共当局一再图阻挠台湾和其它国家讨论自由贸易协议，所以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相对于三通，确有平衡作用。

当然，凡事采取间接路线，可以增大成功的机率。如美台商业协会理事长韩儒伯对运用政治运作来促成签定自由贸易协议感到担心的那样，自由贸易协议首先或是表面上应该是完全基于双边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直接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工具。唯有如此“经济基础”，才能顺理成章地造就“政治关系的上层建筑”。在这方面，台湾多少需要作出某些让步。否则正如韩儒伯所说“以为政治上的关系可以扫除签定自由贸易协议问题中的经济障碍，可能过于高估了政治关系的作用，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倒是可以思考，如何利用经济上的关系，来帮助扫除政治方面的障碍。


四，预防中国大陆的经济泡沫趋于破裂


以自由贸易协议来抵销或是部分抵销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三通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从而“以战养战”，争取时间，赢得形势的转机。尤其我们已经看到，中共目前对台施加压力的主要武器──经贸王牌正在露出破绽。

如，中共金融系统现有的“天文数字般的呆账”──五万七

千亿人民币，正在挤压中共的社会结构而随时可能导致某种崩溃。如果生产商关门，银行系统崩溃，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失业，中国大陆积蓄已久的社会危机将随之爆发。由于呆账数目之大，平均每个大陆人分摊五千人民币，大大超过其人均国民所得，所以中国大陆的通货紧缩问题不会消失，除非其前提──数千万计的城市工人的失业和数以亿计流入城市的无业农民的存在，突然消失。而根据专家们的研究结论，解决这些就业问题，需要数十年时间。看来，台湾需要据此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慎防被中国大陆随时可能发生的崩溃和内乱所造成的巨大牵引力量给连带拖垮。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十五节 台湾应该和中共签订两岸五十年和平协议吗？ 】


国际政界和舆论界的一个错误认知，就是把中共定位为民族主义政权，并在这个基础上寻求对策。结果事实证明这个定位是错误的，于是西方对华政策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判中共并下错药，最终反而助长了中共的潜在势力，导致中共不断坐大。 


一，中共希望以政党轮替来削弱台湾？


十二月七日，北高市长选举刚刚落幕，海外亲中共媒体“多维新闻社”，就以“总统选举的预演”为题，预测“充满魅力的马英九在二〇〇四年将赢得总统选举”，大肆宣传“此次选举被认为是二〇〇四年总统选举的预演，并且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确定基调”。 

其实，任何一种选举结果在长期效应方面都可能具有两面性，否则就不存在所谓“转败为胜”或是“转胜为败”的可能了。既然如此，亲中共媒体为何大力宣传“这次台北和高雄两地选举竞争非常激烈，被广泛认为是对陈水扁总统的信任投票”、“其倒退政策及其在与中国大陆关系中的无所作为激怒众多选民”、“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使执政的民进党损失不少选票”、“执政党开始失去自信”？ 

看来，很可能是为了突出以下这个结论性的“分析”：“选前人们预计，台湾政治按照出生地而出现两极化，外省人主张统一而本省人则更倾向独立。陈水扁的政策开始老练成熟、更趋独立性，中国大陆对他疑虑重重。分析家认为，在执政近三年后，陈水扁的大陆政策开始成形。一些人认为，选举后陈水扁将会通过与大陆交往来促进台湾经济，但另外一些人认为，陈水扁可能更趋向台独。” 

看来中共确实希望台湾再度出现政党轮替，不过不是为了民族主义的理由，例如希望外省人掌权以便对话谈判等等，而是希望台湾在不断的政党轮替下遭到削弱。 


二，中共绝非民族主义政权 


中共绝非民族主义政权，而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卖民族的寡头政体。 

中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政权，所以它考虑问题的方式不是民族利益至上，而是“四个坚持”，即坚持一党垄断政权，其它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均是作为辅助手段相机使用，而绝对不可违反这个“党性原则”。 

中共的这一性质，由以下最新事实可以一目了然： 

中共新近修订公布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以马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认为不能把岳飞、文天祥称为“民族英雄”。其理由认为，“科学地分析对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些战争应是国内民族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此，只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大纲提出，对待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历史人物，虽可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中的地位，但并不能称为民族英雄。 

此一大纲公布后，引起海内外华人社会的强烈抗议。甚至中共《人民日报》网络上的《强国论坛》，都有不少网友展开激烈辩论。人们普遍认为，岳飞作为民族英雄，在华人心中早有定论，其抗金事迹和完美品格，受到华人永远的怀念，但中共的所谓“教育部”却妄图撤销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让华人不能接受。有人批评中共的做法是“把历史当成灰面团随意搓揉”，并质疑一个对历史都不尊重的政府，会尊重民族吗？另一位网友说，看来秦桧平反的日子不远了。 

而海外华文刊物《黄花岗》的反应更是激烈，十月号就已经发表了《讨北京洋教政权檄》，声讨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乃是一个像满洲妖孽一样从东北偷偷入关、勾结北方蛮族蹂躏中华的野蛮盗匪集团。”“在卖国的国际主义功劳簿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签订二十一条的袁世凯，超过了勾引满鞑子入关的吴三桂，超过了万世唾骂的秦桧，超过了儿皇帝石敬塘……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卖国贼的总和！”因此“千百万下岗工人正在惨遭北京洋教政权背信弃义地对待，清楚说明了北京洋教政权完全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国际阴谋集团灭亡中国的险恶战略的无耻工具”。可见中共政权的反民族面目，已经逐渐被世人洞察。 


三，WTO架构谘商两岸事务是一个正确的开始 


既然中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政权，而是首先考虑能否稳固其一党统治的少数寡头政体，那么民主台湾与之打交道的方式其实就简单多了。 

例如，我们一贯主张，台湾与大陆的交流，必须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否则就是“与虎谋皮”，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往无来”。我们这样说的理由，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汉贼不两立”，而是现实政治上的“深刻了解对方”，了解中共最终会为了稳固一党统治而在必要的时刻牺牲其“国家民族的利益”。 

西方国家政府就是因为不能理解中共的这一特性（平实而论，即使中共的老师前苏联，在这一“卖国”特性方面也远远不及中共，而西方国家经常拿衡量前苏联的尺度来衡量中共），所以一错再错，在没有取得中共足够的政治让步的前提下，就开始资助中共扩张经济势力，结果致使中国大陆政治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最终必将养虎遗患。而台湾显然比西方国家更了解中共，所以坚持拒绝在“一个中国”、“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等陷阱下与中共进行三通，至今成功的保卫了国家安全。 

果然就在本月四日，中共在拖延一年之后，不得不正式通知台北，同意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架构下与台方谘商钢品防卫措施。尽管中共在通知中还是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将“台北驻WTO代表团”称为“驻WTO经济文化办事处”，企图给自己一点台阶，但中共拖延不决的让步毕竟是显而易见的了。 

这一“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发展，其导因从技术层面看，是因为中国大陆作为全球主要钢品进口国，在数月前针对韩国、日本、欧盟、台湾等多个世贸组织会员采取反倾销措施，依世贸组织的规定，各世贸组织会员可以要求与大陆谘商，包括韩、日、欧盟、台北等世贸组织会员均向北京要求谘商，但是北京拒不响应台北的要求，仅与韩国等国谘商。对北京的态度，台北多次抗议，并表示中方如再不响应，台方将向世贸组织提出仲裁，告北京违规，在经过数月的压力后，中共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终于不得不正式通知台北代表团及秘书处，愿与台方展开双边谘商。 

但是从政治层面看，中共在拖延如此之久之后，突然决定选择在北高两市投票前仅仅三天，作出如此重要的通告，不能不说是别有用意的，即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方式，隐形介入台湾选举。这种隐形介入很可能是吸取了以前直接干预的反效果教训，于是尝试用“和解”、“让步”的方式，来瓦解台湾朝野的心防，以曲线方式来侧击中共心目中的特定人士。在某种意义上，这既是台湾的一个胜利，也是对台湾进一步考验的开始。 


四，两岸可以签署“五十年和平协议”？ 


从上述种种情形可以看到，只要台湾一点一滴积累分数，不难以韧性的角力战胜中共。 

目前在两岸角力中，台商春节包机是个着力点。 

台湾政府以极大的韧性，已经赢取了很高的分数。 

在起降时间带方面，两岸的歧见实际上完全可以化解，但是双方都需要利用这些筹码来讨价还价。只是台湾不必让步，因为急于三通的是中共而不是台湾。 

在最近召开的“第二十三次科技顾问会议”上，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并建议，应加速三通，降低企业的全球运筹成本，并建议两岸签署“五十年和平协议”。 

担任主持人的施振荣在开场时表示，“先不管政治，纯就经济面来说，市场就是供与需。所谓供，就是要掌握资源，可以透过市场及投资来掌握。他表示，“政府希望台商的资金能够回流，但是，台商成功了，需要资金再投资；失败了，更需要资金继续投入。只有在当地没有前景时，才会有资金回流。” 

常言道，商人无祖国。 

那么，怎样创造一个即使无祖国的商人也都不再愿意前往投资的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 

实际上，有许多方式可循。 

据十一月底出版的中共《南方日报》下属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杂志《做空股市：外资和券商的综合引力？》一文透露，多种迹象显示，“国际超级主力，正在做空中国股市”。而且“如果中国股市再持续阴跌三个月，股指跌到所谓‘完美市场’的一千点，中国股市将不推自倒！”目前股指约一千三百点左右。 

二〇〇二年的中国大陆，中小券商和基金公司一概“痛彻感受到冬天的寒冷”。例如从六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底，股指跌去百分之十五，一万四千亿市值灰飞烟灭，券商、基金更别说大量散户，都被重度套牢。 

记者的调查显示，不少经济学家和证券人士认为境外机构正在有意做空中国大陆的股市。而隐藏在背后的目的不言自明：将中国大陆国内的股市指数调控到他们认可的区间，将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进入。在市场调整过程中，中国大陆国内券商的倒闭将使境外机构更加容易实施其计划。鉴于资本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境外机构的参与，将使得中国大陆资本市场充满复杂性和特殊性。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接轨的方式，是错误的“股价与国际接轨”，而不是正确的“上市公司的质量、管理结构与国际接轨”，结果导致投资者不能分享上市公司发展所带来的分红。 

分析家指出，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挤“泡沫”，以十一月二十八日中石化收盘价三.二五元为例，其在香港的同期价格为一.二元，那么还应该减掉二元。 

这意味着，中国大陆的股指还要减半，跌到六百点以下才算大功告成。多种迹象显示，中国大陆正在走上日欧美引导的国际性经济萧条。而几年后步入萧条谷底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神话也就不攻自破了。那时，以短线操作获取下岗生活费的股市中小投资者们还存在吗？热衷于大陆投资的台商们还能继续盈利吗？那时，还有人继续叫喊要和中共签订一国两岸框架下的五十年和平协议吗？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日）



【第十六节 中共最担心台湾海峡会发生什么事？】


共产党的哲学是零和而拒绝双赢的，因此依然奉行“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毛语录为圭臬。根据共党的这一习性，我们可以从共党正在台海策划的阴谋和正在担心台海发生的事件中，更清楚地比对出什么情势可能对台湾有利，而什么事情对台湾不利。例如，中共目前最担心台湾海峡会发生以下事件：


一，美日警告要对北韩动武 


北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即日起解除一九九四年“朝美核框架协议”签订以后对于核计划的冻结，立即重新启动和建设电力生产所需的核设施。这种发展已经构成了“北韩核武危机”，于是美国国务卿鲍尔、国防部长伦斯斐、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及防卫厅长官石破茂等人十二月十六日进行安保协议，暗示可能向北韩动武。同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十五日在丹麦的鹿特丹举行的安全论坛上透露，九十年代初其行政机构曾计划摧毁北韩核设施。这一次，虽然日本官员曾反对在公报中明确记载威胁字句，但美国官员还是坚持主张对北韩核武的悬案必须添加威胁，以传达必要的信息，为可能的解决预先铺路。 

如果朝鲜半岛的核子危机加深，势必连累中共，从而打乱中共的疯狂吸金计划和以商围政包抄台湾的既定方针。中共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发展，所以不惜联合俄国，企图阻止日美韩与北朝鲜的摊牌。中共希望通过吹嘘自己对北朝鲜依然拥有影响力，来充当说服北朝鲜的“关键角色”。其实呢，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早已与北朝鲜分道扬镳，新近又逮捕北朝鲜新义州特首杨斌，又频频释放北朝鲜难民前往南韩，面对如此的背叛和羞辱，金正日早已恨不得一枪打死江泽民和胡锦涛，北朝鲜哪里还会买中共的帐？况且北朝鲜声称自己的核设施没有对南韩和亚洲区内其它国家构成威胁，只是为了弥补美国单方面停止供应燃油造成的电力损失。 

如此看来，中共自己其实才是直接触发北朝鲜此次核武危机的罪魁祸首，在这种情形下，中共如果胆敢在美日要求下采取行动中止对北朝鲜的援助，这不仅不能对金正日政权带来打压，反而激励他铤而走险，扮演东亚地区反西方的英雄角色，而现今的中共已经被软化到不足以扮演此等角色的地步，唯有瞻仰美国的马首。在这种意义上，北朝鲜的此次挑战，与其说是针对美日的，不如说是针对中共与俄国的，因为美日早已是北朝鲜的宿敌，增之一分不长，减之一分不短，而面对北朝鲜的挑战姿态感到最为震惊和难堪的，其实是它以往的同伙、现在的对手──亲美媚美的中共和俄国。 

韩战曾经有效保卫了台湾，如果再发生一次韩战，台湾独立就会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二，中共无法使日本在海峡冲突时保持中立 


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十四日报道，中共内部故意放出的消息说，《人民日报》一位记者不久前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文章“要求中国人摒弃反日情绪”一事，其实具有曾庆红的背景，而曾庆红在新领导层又恰好负责对日关系。 

这似乎是十分怪异的。因为曾庆红的主人江泽民并不亲日，几年前访问日本，因为索取日本道歉不果而导致双边关系极为冷淡。尤其今年春天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共的强烈反对，但曾庆红为了讨好日本，竟敢于在今年内就访问日本。不仅如此，中共十六大刚刚结束，曾庆红作为新任的政治局成员，不仅首先接受外国记者访问，而且是首先接受日本记者的访问。 

种种迹象显示，中共显然比日本更急切地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为了控制民众激烈反日思想（看看各地的抗战纪念活动就一目了然了），曾庆红的影子记者甚至诡辩说，因为“中国正逐渐成为经济及政治强国，相反日本正逐渐退色，因而中国一贯抱持的反日偏见已不合时宜”。他还破天荒地提出，“中国要阻止日本重建军事力量是不切实际的行为，中国应该尊重日本重新恢复作为军事及政治强国的权利，中国对日本的复兴抱持恐惧是非理性及不文明的行为”！这与中共官方的一贯正式主张，是相当悖逆的。 

很明显，中共现在具有企图贿赂日本的动向，并可能阴谋使日本逐步脱离美日安全体系，其目的无非是要日本在台海冲突里尽量保持中立。中共的这一企图不完全是异想天开，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例如，中国大陆今年将取代美国成为对日本的最大出口国。据CNN报导，中国大陆去年（二〇〇一年）对日本出口就已剧升百分之十八，达到七万〇三百亿日元，稍微低于美国。而据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包括通过香港的贸易，中国今年前十个月对日本出口发货总额六万三千一百亿日元（五百一十二亿美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日本从美国的进口四百九十亿美元或从欧盟的进口三百六十六亿美元。另方面，日本对美国出口仍然比对中国出口高出三倍以上。但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却很快，是日本不得不顾及的对象。

然而日本当局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共的潜在威胁，所以不惜对中国大陆的农产品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共影响的继续扩大。当中共与东盟十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日本也提出了自己的类似计划予以牵制。日本的这一态度表明了，中共想要日本中立化的企图，恐怕还是遥不可及，有其难以取得美国的同意。

美国如果拒不同意日本中立化，又怎么可能同意台湾落入中共手中？


三，台湾不再出现新的政党轮替 


《华尔街日报》十二月九日发表评论文章说，“上个星期六的选举为十五个月后的总统选举奠定基础，执政的民进党在台北大败，但在第二大城市高雄以微弱多数获胜。台北市长、国民党的马英九获得百分之六十四的选票连任，当时分析家认为这可能促使马英九参加二〇〇四年的大选，而如果马英九最终当选，他可能改变陈水扁的政策，对中国大陆采取更为妥协的方式。”现在，虽然连宋配的可能高于马英九的出马，但上述分析还是适用的，并指出中共希望看到“新的政党轮替”可以削弱台湾，至少是软化台湾对中共的立场。

中共当局，现在像是一个等待机会的赌棍紧紧盯住赛马场上的一举一动那样，紧紧盯住国民党即将提出的“政策白皮书”，企图不再重犯二〇〇〇年上次大选时的错误表态，海内外舆论相信，朱镕基在上次大选的关键时刻对民进党的攻击，反而使得民进党获利，结果使得台湾“香港化”的机会更为渺茫。 

以两岸直航为例，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赞成有条件的直航，多数民众认为直航应兼顾国家安全，反对把直航的经济利益置于国家安全因素之上。由全国教师会、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委托《中国时报》在十二月九、十日和十一、十二日，透过电话访问台北及高雄市民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二〇〇四年总统大选展开后，北、高都有半数民众担心台湾的政治人物会做出卖台湾、危害台湾安全的事情。台北市有效样本数为一〇六九人，高雄市有效样本数为一〇七九人。调查结果还显示，在日常生活中因省籍背景和别人不同而有过不愉快经验者，台北、高雄也各仅有百分之一二.三和百分之一〇.七。中共显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民调结果出炉，中共希望台湾人民内斗内乱且被商业利益蒙住眼睛，就像早先大陆农民被“分田分地”的障眼法所惑，落入共产党精心布置的土地党有化陷阱。

如果台湾不再出现新的政党轮替，那么中共两年半以来对民进党政府的抵制，就会付诸东流了。更进一步，如果中共被迫回过头来再与民进党政府认真谈判的话（中共总不能再等待四年吧！），那么中共“和平统一”的征服计划，也就不得不划上句号了。这显然是中共独裁政权的恶梦。 


四，民进党政府继续抵制“一个中国”


中立的观察家认为，民进党在北高两市长的选举中避免了真正的失败。但是两市的市长选举其影响也的确超出了两市的边界。执政党在选举之后提出需要变化，要更谦卑地倾听人民的声音。 

北京的外交消息来源说，市长选举之后，北京没有发表任何正式评论，因为中共新领导人已经决定二〇〇四年大选之前决不和民进党政府打交道。共产党还在等待什么？共产党可能是害怕“同陈水扁的正式接触”会被海内外解释成“大陆承认了民进党的执政地位”。不久前，钱其琛在广东“视察”的时候，告诉在当地投资的台湾商人说，北京希望尽快实现三通，三通谈判可以在台北不宣布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举行。 

事实上，中共企图用类似于“围点打援”的方式来孤立陈水扁政府，进而瓦解民进党。中共期待，“围点打援”这种“解放战争的战略战术”可以最终帮助中共结成反对民进党政府的统一战线。可以说，这也是江泽民广泛学习毛泽东的一个方面。江泽民利用台湾商人牌，正如毛泽东当年利用大陆农民牌一样娴熟，当今的三通，在中共危害台湾安全的谋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中共一九四〇年代攻克大陆的谋略中的“土改”，十分近似，都是利用民众（台湾商人和大陆农民）来孤立政府，采用围点打援的诡计，企图各个击破对手。现在，中共在经济上增加了台商对大陆的依赖性，正如当年中共在经济上增加了农民对土改的依赖性，拖人下水，而后予取予求。所以不论三通还是土改，最后都必然使得亲共的商人们和亲共的农民们的希望，归于一场空。 

民进党在二〇〇〇年赢得大选后，北京曾经惩罚支持民进党的台商，但这种歧视去年已停。为什么？显然因为中共已经端正了自己的战略思想：彻底孤立民进党政府，就像当年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派”，以便“结成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在内的统一战线”。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根据中共的这一战略，那么当今位于台湾的（相当于当年大陆的）“八个民主党派”（“共产党同路人”），是谁呢？他们即使不喜欢共产党专政也不要紧，因为共产党还有时间，也有耐心慢慢拉拢。 

无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亚洲研究教授、研究台湾政治问题已经三十年、一直同情民进党的贾克布（Bruce Jacobs）说，“我认为民进党迫切需要警醒。但这次是否能起到警醒作用还是个问题。” 

不过，我们倒是相信，现在的台湾民众比过去的大陆民众远为清醒，教育程度更高。尽管高雄和附近城市失业率比相对繁荣的北部更为严重，但民进党在南部的基础几乎没有缩小，这就是一个明证，尽管经济不景气，但只要人民知道共产党的阴影比任何不景气都更为危险，问题就简单了。香港“五十年不变”的共产许诺仅仅维持了五年，共产党就要动用“二十三条”来扼杀最后一线生机了，而且，中共已经组织群众部队上街游行，进行自我声援──台湾政府有关部门，需要把这一切恐怖的含义，具体阐释给台湾民众，因为中共这些做法与过去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赤化恐怖、以及中共企图强加给台湾的“和平统一”，是多么相似啊。 

这样看来，中共所担心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台湾政府抵制“一个中国”的政策，已经树立了一个不畏强权的典范，任何人想要开历史的倒车总是更为艰难的，因此让台湾人民重新接受“一个中国”所需要承受的风险，恐怕不是任何政党可以承受的。而这正是中共所担心的。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另起一页）

【第二章】

 2003年统独挣扎

（另起一页）



【第一节 台湾需要与美国建立超过以色列与美国的那种特殊关系】


新年伊始，气象不同，两岸三通在春节包机直航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尽管目前机票定位不到三分之一，但中共当局已经作出重大让步殆无疑义。 

这样说来，台湾是否更加安全了？非也。根据中共从他老祖宗列宁那里学来的“退一步进两步”的饿狼哲学，任何让步都是为了进攻，任何微笑后面都必定设置了陷阱，如此，台湾不得不居安思危，思考中共可能在国际反恐战争和朝鲜核武危机的乱局中趁火打劫，并抵制中共正在推行的“台湾边缘化战略”，谋求一个不可动摇的国际地位。 

为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台湾唱红脸，美国唱白脸，让美国主导来建立新型的台、美关系，让中共知道在美台之间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一，台湾唱红脸 


一月十日，陈水扁总统把握契机在国安局主持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班第一期开训典礼上表示，中国大陆近期已完成领导阶层的换代接班部署，台湾海基会也已改组了第五届董监事，相信此刻正是重新开启两岸谈判协商的新契机，希望两岸双方都能够捐弃成见、和平相处、利益与共，超脱意识形态斗争，加强社会与文化交流，增进两岸人民的了解与互信。同时期勉研究班学员，在两岸互动发展中要加强研究中共新领导集体对台政策走向，了解其决策模式，善用战略思维，洞察国际变局，缓和两岸关系，共创双赢局面。 

香港的亲共评论家如柳三禅等人就认为，陈水扁总统的和解姿态不是孤立的，总统的《新年祝词》明确提出未来的施政重点其实就是一篇竞选连任的宣言，他提出的拼经济，做好了就可以得选票，做不好就失选票。而两岸议题也是服务于同样的功能。其弹性务实表达了善意，期待大陆的善意响应是虚的，给台湾选民一个希望才是实的：“阿扁在抛出一边一国时期，称大陆为中国，各种场合的言辞都是视大陆和台湾，各为一国。对此，北京无法接受，这次阿扁非常谨慎地改称对岸为大陆。”而“成为新一年两岸关系发展契机的是，阿扁提出，海峡两岸有必要将‘建立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作为现阶段共同努力的重大目标。要迈出第一步，‘可以从协商和推动两岸直航及相关的经贸议题入手’。阿扁的提议，回避了‘一个中国’的问题，但与大陆的提议有交集。大陆提出谈两岸直航，可不涉‘一中’。因此，如果大陆认定不怕陈水扁利用这个问题为连任争取选票，甚至更大度地认为，即使阿扁连任也无妨，那么，今年两岸商谈直航应有突破。” 

不但亲共份子如此看，连台湾岛内的统派舆论也据此认为“阿扁在两岸关系上走回新中间路线”，认为经过中共权力交接与台湾直辖市长选举等各自内部因素的震荡盘整，台湾正试图找回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感，出手也较有信心。据了解，陈水扁总统的和解姿态，也与响应美方的期待有关。因为政府高层近来接触美方的讯息，感受到美方希望两岸恢复会谈，而直航协商之论，不无回应美方的含义在内。但问题是，美方真的希望台湾和中共谈和吗？换言之，在美国的这一希望后面，又隐藏着什么企图呢？ 


二，美国唱白脸 


美国一方面希望台湾与中共复谈，另方面却频频出手敲打中共： 

1，中共“中国新闻网”一月八日报道，美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将在全面攻击伊拉克之际，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海一带，以维护台海安全。除海军外，美国空军也针对东亚情势有所准备，如驻扎在阿拉斯加的F15E长程战机原本可能前往波斯湾，但现在奉命留驻原地，以备不时之需。而该项消息的来源就是美国最新一期《航空暨太空科技周刊》，可见这是美国方面故意放话，吓阻中共不要利用美国在海湾开战期间，试图在台海方面轻举妄动。 

2，不仅如此，美军还准备利用“撤侨小组”名义，参与汉光十九号演习，这是美军二十多年前自台撤军后，首次重回台湾参与军事演习行动。并将直接进驻国防部战情中心衡山指挥所，直至演习结束。撤侨小组甚至被规划为一个常设编制，而非临时任务编组，该小组且隶属于太平洋司令部。舆论认为，美军采取撤侨小组名义参与汉光演习，是避免引起两岸的政治误解，认为台、美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或计算机兵棋推演。一方面向中国大陆表达，“台、美还不到军事同盟或联合演习的程度”，仅为因应中共可能犯台撤退侨民（美国显然站在台湾一边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是向台湾表达，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不主动挑舋，大陆若对台施压动武，美方决心出兵防卫台湾。 

3，以色列《国土报》一月二日报道，以色列政府已经根据美国的要求冻结了对中共的所有武器和安全设备的出口合同。华盛顿在三个星期前就向以色列提出了这一要求，令以色列当局感到震惊。这家报纸援引以色列国防部官员的话说，“这是美国的武断行动，我们对此没有什么其它选择。”而美国之所以向以色列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担心以色列装备中包含的美国高技术扩散到中国，并被中国用来对付台湾。两年以前，以色列曾迫于华盛顿的压力而撤销了一项向中共出售精密空中预警雷达系统的合同，并且为此而向中共赔偿了大约三亿美元。为了平衡台海军力，美国国务院甚至指控美国休斯电子公司和波音卫星系统公司非法向中共提供了可能用于制造洲际弹道导弹的火箭和卫星技术。 

4，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亚洲小组研究员费雪(Richard D.Fisher)建议，台湾下代战机可考虑F-35。他说，中华民国应开始为下一代空军战力进行规划，包括强化信息战力、提升人员素质以及战斗航空器水准；他建议，台湾应考虑加入美国新一代战机F-35的计划及微波武器的研发，提前参与新一代空防武器研发，就长期而言，对台湾绝对有利。他是与前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布鲁克斯、退役少将麦克菲登等人一起参加在淡江大学进行的“台湾国防安全与空权发展研讨会”上，如此表示。在防御的角度上，费雪也建议，台湾应参考以色列的作法，开始投资美国相关的研发计划，例如雷射与微波武器、卫星侦察科技等，将对台湾的防御提供另一层保障。我们认为，应该重视此人的建议，应该不惜代价建立类似以色列与美国的那种特殊关系。 

综合以上动向，十分明显的是美国担心共军的主要目标，是利用军事压力，迫使中华民国在美国军事介入前就接受中共的政治条件，在美国看来，中共如果真的不战而屈人，就是美国的最大恶梦，美国宁愿打一场名正言顺的战争也不愿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 


三，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撇开犹太人对美国内政的影响力这一点来说，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其实要深于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原本只是英国托管地，而台湾却是美军经过逐岛争夺（包括琉球）的惨重牺牲和原子弹的可怕杀戮后，从日本手里解放的。台湾的这一地位其实和南韩相似，而绝对不同于南越。南越只是法国的殖民地，和以色列相似，但南越对美国国内决策缺乏犹太人式的影响力。所以，美国可以放弃南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台湾、南韩。现在，美国急于加强台湾防务，不仅向台湾提供中共的军力参数给台湾进行计算机兵棋推演，而且动员包括日本与菲律宾等位于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国家，派出现职将领来台访问，关切同一课题： 

依据台台湾军方相关作战构想与汉光兵推，台湾能够独立作战两周，以待国际介入。不过，美国希望台湾军方提升战力，可以独力支持一个月，以便美国有效出兵台海，挫败中共的战争图谋。

中共对美国的上述动向十分清楚，且极为恐慌。早在去年十二月二日，中共的“香港专家”王家英就利用亲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称，无论如何，如果美国不想面对被迫接受直接防卫台湾的风险，重新反思和调整其在台海政策，似乎是惟一的出路。文章说，从近年的发展看，在“一个中国”与“和平解决”之间，美国明显日渐倾向后者，使得其“一个中国”政策渐有被和平原则架空之势。美国没有尽力敦促台北屈从“一个中国”，反而强调和平原则、强化台湾防卫能力，以抗衡北京的军事威慑。而《与台湾关系法》也明言美国有责任协助台湾自卫。但两岸地盘毕竟太过悬殊，台湾对美国直接防卫的期望升高，美国的直接防卫（而不是间接协防），越来越不可避免。 

这种现况就是我们所说的“台湾需要与美国建立超过以色列与美国的那种特殊关系”，即直接防卫关系（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毕竟还是属于间接防卫）。 


四，半岛核武危机：遏制中共武力犯台的有利契机 


在“三通”造成的多重烟幕（经济援助、技术支持、亲情联络、舆论掩护、政治分化）下，中共正在积极盘算如何武装占领台湾的方案。例如共军人员甚至利用华航五二五空难搜救的机会，窃取台湾猎雷舰搜救拍摄的海底画面，并根据猎雷舰寻获黑盒子的时间等数据，试图计算台湾海军的作战能力！ 

在对台作战方面，共军甚至动员了相距甚远的沈阳军区来进行“陆空联合演习”，强化空军在未来战场中“首当其冲、全程使用”的地位及作用。在中俄关系改善、中共主动撤兵数百公里的前提下，其假想敌目标不大可能是日渐衰弱的俄国，而只能是台湾 以及支持台湾抵御中共军事压力的美、日及其盟国。

相反，中共倒是积极向俄国寻求军事装备。据俄塔社莫斯科去年十二月消息，中国海军采取积极措施进入中部海域，从俄罗斯进口的C-300里夫导弹系统，以保证中国海军在由日本、台湾与婆罗洲西岸构成的第一岛屿链之外，自由行动！俄联邦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副主任康斯坦丁﹒马基延科在《1992年至2002年俄中军事技术合作》调查报告中称，中国之所以要调整方向，是因为1989年之后西方对中国实行了武器禁运。因此，中共开始调整地缘政治方向，逐渐与其它地区合作，包括与俄罗斯合作是合理的并且是从实用角度考虑的。

在地缘政治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方向上考虑，使得有些分析家认为“北韩拥有核武会使得台湾更加安全”。因为北韩拥有核武后，美国就不得不在东北亚部署更多兵力及装备，而这些军力几乎不可避免地同时要用来捍卫台海和平。最新一期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导说，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朝鲜问题专家尼克希认为，北韩拥有核武一事会改变东北亚的军事平衡，尤其会令北京心生警觉。因为美国势必在这个区域增强军力，以维系有效的吓阻力量。他认为，“如果中国决定威胁或攻击台湾，美国协防台湾时，这些（位于南韩的）军事力量可以用来抵御中国。”这篇报导的主旨是探讨北韩邻近国家是否会出现核武竞赛。综合华府、东京、汉城、台北各方的观点，似乎没有这个顾虑。以台湾为例，虽然技术不是问题，但是政治上有障碍，所以不会走向核武国家。在日本，不但法律禁止核武，而且公众也反对，外围国家更不愿意见到日本重整军备。所以日本不会发展核武，而是强化美日军事同盟，藉美国的核子伞求得保护，与美国合作部署飞弹防御系统。如此看来，当前的朝鲜半岛核武危机，对东亚和平其实有利无害可能是遏制中共武力犯台的有利契机。 


五，台湾急需强化在美游说、公关工作 


《华盛顿观察》周刊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报道，芝加哥外交关系学会和美国的对德马歇尔基金会委托哈里斯公司所做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理解美国在中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但是并未把中国崛起看做十年之内美国面对的主要威胁。在大陆攻台的假想情况下，公众对美国军事干涉比在其它假想敌攻击情况下的支持率要低，但对美出兵干涉台海一战的反对率和其它比也最低，看来美国人面对如果台海一战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目前还没有拿定主意。因此，现在正是台湾需要加大工作力度的时候。 

为了全面了解美国公众的态度，我们觉得有必要援引该项民意测验的主要数据如下，以供参考：

据该项报道，5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在未来十年间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极为关键的威胁，低于对以下所造成的威胁的关注：国际恐怖主义（91%），生物武器（86%），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86%），不友好国家变为核大国（85%），艾滋病和爱博拉等其它传染性疾病大泛滥（68%），以色列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军事冲突（67%），伊斯兰原教旨主义（61%），大规模移民，难民涌入美国（60%）。

但是也只有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崛起完全不重要，同样有8%的美国人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利益不重要。

对于美国在何种条件下动武干涉，只有32%的美国人赞成当大陆发动对台湾军事行动时，美国应该进行干涉，是在问卷所有罗列可能情况中支持率最低的。比如低于北朝鲜进攻南韩（36%），伊拉克进攻沙特（48%），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48%）。但是大陆攻台，美国进行军事干涉，也是反对率最低的一种假设情况（28%），如比北朝鲜进攻南韩（56%），伊拉克进攻沙特（46%），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45%），都要低。

美国人不置可否的问题也是在大陆攻台上，10%的美国人说不知道如何回答，而在其它情况下，分别为8%，6%和7%。

在问到谁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时，中国得分倒数第二，只有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非常值得信赖，分别在欧盟（29%），俄罗斯（15%），日本（14%），巴基斯坦之后（10%），但在沙特（3%）之前。

当问卷让受访者对外国根据感情在此0-100的范围内给分，50代表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中国平均得到48分，在加拿大（77），英国（76），德国（61），俄罗斯（55），以色列（55），台湾（50）之后，但是比沙特（33），巴基斯坦（31），伊郎（28），伊拉克（23），阿富汗（29）好了许多。

8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中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同样百分比的美国人对日本和沙特有此评价，高于俄罗斯（81%），以色列（79%），英国（78%），加拿大（76%），德国（68%）。 


（二〇〇三年一月十八日）



【第二节 预防二〇〇三年下半年两岸关系恶化】


一，台湾的善意 

 

华航首架春节包机一月二十六日上午飞抵上海，为两岸互动写下历史新页，而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詹志宏先生也随机前往迎接台商，对此，中共“中新网”当日以极为正面的口吻引述海基会秘书长许惠佑先生的谈话说，“海协、海基两会‘总是要再接起来的’，一旦两岸两会恢复制度化协商，大陆方面希望的‘谈起来、通起来’，才有机会实现，两岸关系才能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中共舆论也不得不承认詹志宏先生搭乘华航春节包机前往上海，陪同首批包机台商返乡过年，是两会自一九九八年中断实质对谈以来的最大突破。

这确实体现了台湾具有诚意，希望自此开始，两会能够再重启协商。 显然，不能把许惠佑先生的谈话仅仅看作一个政治姿态，因为正如许惠佑先生所说，经过几年来的时势变迁，两岸互动衍生出许多新的议题，这些问题必须透过两会协商才能解决。因此，许惠佑先生再度呼吁两岸尽速重启协商，让过去建立的协商架构再动起来，让辜振甫、汪道涵两位老先生有再一次见面的机会，是踏踏实实在为两岸共同面对的问题寻求解决途径的努力。 


二，中共的恶意 


面对春节包机的突破，面对海基会释放的善意和希望，中共的相关反应如何？ 

一月二十二日，中共“解放军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明确指示： 

1，“要重用‘好战分子’”。鼓吹“要把那些‘想打仗’的干部，选拔到军队各级领导岗位上”。 

2，该文强调军队是为战争而存在，解放军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充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履行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务”。 

3，而中共的军队如果想要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稳操胜券，就需要按照“想打仗、懂打仗、会打仗”等三项要求，把各级作战部队和其它领导班子的要员，选准配强，使之充满好战份子。 

4，文章还指示，只有中共各级指挥员被“想打仗、懂打仗、会打仗”的好战份子充实，才能按照这样的标准去为战争育才、选才，从而实现战争准备，带出“想打仗、懂打仗、会打仗”的部队。 

5，文章论证说，要首选“想打仗”的人，只有想打仗，才会去“钻打赢，干打赢，谋打赢”。其次才是选“懂打仗、会打仗”的人。　 

6，按照打仗要求选干部，还要转变用人观念，要从重资历转到重才干，从重经验、管理型干部转到重知识、智能型干部。 

7，对那些素质全面、懂现代作战指挥的智能型年轻俊才，不仅要大胆提拔，而且要在科技练兵和军事斗争准备中，交付重任，让他们尽快成长、成熟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共军方首度公开提出应重用“想打仗”的“好战分子”，来充实共军的领导班子。 


三，中共的恶意不是孤立的事件 


那么，中共军方的上述恶意态度是否在扮演双簧？或者仅仅是军阀的野蛮本性使然？非也。中共军方的恶意在中共文职系统甚至对台系统的正直动向中都是有迹可循的。 

例如，一年一度的中共“全国台办主任会议”一月十五日在北京闭幕时，中共“副总理”钱其琛在会上指示今年对台任务重点，故意冷淡陈水扁总统的元旦讲话，依然强调，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争取台湾民心，这预示中共在两岸关系上，将继续采取“官方冷、民间热”的权数，以商围政，孤立和打击台湾政府。那么，钱其琛对陈水扁总统元旦讲话的冷淡态度是否因为不满总统讲话的内容呢？也不是的。事实上，中共的谋略已经定型，不论台湾政府如何讲话做事，都是难以改变中共的顽固立场的。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以来，一些中共对台御用学者就纷纷“预测”二〇〇三年将是两岸关系的关键年，“不是大好，就是大坏”。他们放风说，二〇〇二年中共“十六大”再次确立北京对台政策方针，“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已是中共对台政策的底线，不会再有让步。至于两岸直接三通，中共也提出“两岸航线”作为弹性空间；因两岸若想有进一步突破性发展，端视台湾政府的“一念之间”。 

当然，这些中共御用学者由于调门需要，也分乐观悲观双声道。 

持乐观看法的“学者”认为，由于台湾经济陷入低潮，执政党想赢得二〇〇四年总统大选，须优化两岸关系，甚至开放两岸三通，获取工商界支持。他们估计，今年两岸三通将会获取突破。 

持悲观看法的“学者”则坚信，当前台湾的执政者是“台独主义者”，对大陆存有敌意，不仅不会开放两岸三通，反而会在必要时候采取“挑衅动作”，故意刺激北京。他们鼓吹说，台湾政府想激发大陆强烈的动作，以转移台湾人民对政经情况的不满；同时通过增加台湾人民对大陆敌意，在内部激发人民尖锐对立的“统独意识”和“省籍情结”，以此获取本土选票。有的“学者”甚至“预言”，今年下半年，台湾政府定会作出向大陆挑舋的举动。如中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就认为，如果陈水扁为了连任而采用某些战术，包括访问承认“一个中国”的某些国家，两岸关系可能再度紧张。美国若给予台湾政治支持，必将影响中美关系。 

中共“中新社”引述阎学通的话（这表明阎学通实际上代表中共官方发言）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变得相对理性；虽继续与台湾进行军事合作，但明确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虽仍要增加对台武器出口，但也不希望由此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在中共与美国的两军往来上，布什今年要求国防部，恢复自去年中断的双边军事交流；在政治态度上，美国将北京由“潜在的竞争者”改视为“仍需防范但可合作的伙伴”，对合作的重视暂时超过防范。展望二〇〇二年，中共认为对美关系将一反以往十年的常态，由冷战以来的上半年坏、下半年好，变为上半年的总体形势好于下半年。原因其一是上半年伊拉克问题会牵扯美国很大精力，美国需要在这一问题上与北京等大国合作，从而使原有的矛盾得到避免；第二是没有那么多导致两国之间产生矛盾的事情，如最惠国待遇现在不存在、人权对抗被对话取代、美对台军售也化整为〇了。下半年若伊拉克问题得到解决，美国可能会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政策，中共与美国之间可能发生分歧，下半年的经贸摩擦可能也会多于上半年。不过，这些可能的冲突将是程度上而不是性质上的。 

显然，自从中共放弃“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的糖衣炮弹之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攻心分化成为对台任务的重中之重，中共的谋略是企图通过经贸文化的往来交流，一方面强化台湾和大陆的脐带作用，另方面增加台湾人民对大陆的认同感，同时是避免台湾走向独立道路的最后一张牌。如果这张牌也随着“一国两制”的黄粱迷梦而破产了，那中共就准备摊牌了。 


四，国际社会十分清楚中共的牌风 


由于缺乏“炎黄子孙”宣传的麻醉作用，再加上距离和清楚的主权分割，国际社会中的其它成员国，对于中共的幻想可能比台湾民间反而为少。 

　就在中共极力巴结美国从而使得“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之际，以亲台反共着称的美国右翼依然频频发出反共声音。新年伊始，他们公开指出“台海两岸军力平衡已倒向中国”，明说“台湾应发展有限攻击能力”，积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这是因为他们了解共产党权力结构的本质实际上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 

尽管七十六岁的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希望被人看作温和派，他在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愿意同台北谈判正式停止敌对状态和台湾政府的政治地位等问题；但由于他急于看到统一问题取得进展，也愿意打出武力威胁牌。更何况来自中共党内的消息来源说，江泽民正在试图利用台海局势不稳，作为自己个人恋栈不退的借口。而不论大陆还是台湾的鸽派人士都对于中共中央军委的新组成感到不安：八名军委成员中三人都在对台备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新任总参谋长梁光烈和新任总后勤部长廖锡龙都担任过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指挥官。前南京军区司令梁光烈更是以鹰派出名，他是两栖作战专家，也是军事学院中海军和两栖作战必读手册的作者。军委另外两名成员军委副主席曹刚川和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都是导弹专家。观察家认为，如果北京采取武力攻击，导弹将是首选武器。中国驻美大使也一再扬言，部署足够的导弹针对台湾，是中共“国防安全的关键”。北京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是专门给外国人看的，其中也把两岸关系的紧张归咎于台北，说“台湾分裂势力是对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最大威胁”。 

中共上述行为表明，中共自己十分清楚自己的国际形象为何。中共一方面用甜言蜜语哄骗台湾人民前往投资定居以便增加自己手中的人质筹码，另方面在国际社会中公然宣传台湾是需要对付的敌人，其险恶用心令人一目了然。 而为了向各国宣告自己的“主权”，中共已经完全不再顾及自己的“大国形象”了。


五，我们需要预防下半年两岸关系的恶化 


综合中共上述种种动向，我们已经明确，中共已经大致准备好，二〇〇三年下半年的两岸关系，将可能有一个极大的恶化。而且，中共的宣传机构已经把他们“预测”好了的这一恶化的责任，预先推到台湾政府头上了。中共如此行事，无非有两个盘算： 

1，从其动机的好的方面说，如此“预言”可以起到敲山震虎、警告台湾政府的目的，从而预防两岸关系的实际恶化。 

2，从其动机的坏的方面说，如此“预言”实为包藏祸心，企图采取主动行动打击台湾政府，然后嫁祸于对方。 

不论中共动机的好坏，台湾朝野都宜团结一致，严防中共的分化与抹黑。

 

（二〇〇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三节 中共当局正在设立直航三通的试点——兼谈海基会对于中共的牵制作用】


所谓“试点”，是中共常用的一个政治概念，指先行作出一个试点样板，投石问路，总结得失，然后予以推广。中共举凡武装叛乱、阴谋篡国、公私合营、农业集体化、工业大跃进，以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开放沿海城市……无不以荒诞离奇的“试验”性质着称，但其手法却是讲究“稳准狠”，其推行方式也都是以试点先行，然后谋求全面突破。即如臭名昭著的中共“八个样板戏”，也就是以样板为洗脑的试点作品。 

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共在三通直航问题上，也开始布置试点、以求突破了，我们不得不早作预警，以防中共对台湾现行安全系统的纵深破局。 


一，试点说词：“直航‘这条路应走的更宽些’” 


中共现在企图拿来作为样板的试点，就是所谓“金厦海上航线”。 

对于这块试点，中共是寄予厚望的，中共新华社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七日提出要求说，“作为‘个案’直航开通的厦金海上航线今年春节显出几分火爆。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台湾当局将‘个案’变通案，全放开两岸直接‘三通’。”

新华社说，中共有关部门统计，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日至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厦金海上航线人员个案直航共完成四百八十个航次、二百八十四个个团组（批次）、三万六千九百四十人次。今年春节，共有七千五百一十九人次通过厦金海上直通航线在两岸间往返，今年走这条路线返乡回家过年的台商比去年增长十倍还多。 ……

中共当局之所以不厌其烦的罗列上述枯燥的数据，就是想证明这个“厦金航线”具有试点意义，可以作为两岸直航的样板。中共还用航线开通后，从厦金航线直接到厦门考察投资环境、洽谈商务的台湾团组有十四批次、三千一百〇九人次以及金门县长李炷峰率团一百三十0人及三十八吨金门高粱酒、金门贡糖、金门菜刀参加厦门台博会还有约三分之一的金门居民通过直航到厦门参观、访问，两千多户金门人在厦门购置住房或店面，说明“这一切均显示了岛内民众对两岸直航的需求和企盼”。 

中共享倒叙的手法把“厦金航线”捧为试点与样板后，回过头来反诬台湾：“虽然台湾当局采用‘个案’方式，为两岸间的直航设置种种不便，但先后仍有四千四百三十六人次的台湾高雄、云林、嘉义等市、县的民众，突破台湾当局不允许台湾本岛船只和非金门居民直航厦门等方面的限制，从海上直航金门中转厦门，前往大陆各地参访。” 而“今年春节有一百五十多名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宁波、西安等地的台商取道厦金航线返乡，突破了台湾当局所谓通过这条线路往返台商只限于福建省范围的规定。此外，今年从厦金航线返乡回家过年的台商，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厦门和平码头直接购买去金门的船票，在和平码头落地办证的就有一千二百二十三人次，突破了以往只能团进、团出，由旅行社统一购票的形式。” 

当然，中共是不会甘心让自己心仪的试点永远只是试点的，否则就失去了进一步纵深破局的功能。为了推广试点、赋予试点以普遍意义，新华社不惜编造“一位台商”的话来增强说服力：“今年春节在厦门和平码头直接买票去金门，往返只需六百元人民币，两岸直航确实便宜又方便。海峡两岸骨肉同胞，一脉相承，不要再人为设置诸多障碍了。凡走过这条航线的人都迫切希望台湾当局能全面放开两岸直接‘三通’，让两岸民众不分时间、不限范围，在两岸间自由往返。”但这些语言其实完全是共产党的官腔，根本不是台湾人的口风，明眼人一目了然。这种“两岸间自由往返”的目的显然不在通商，而显然是要突破台湾国家安全的防线。 


二，中共享经贸关系的诱饵，布置“三通”木马记 


早在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人民网发表署名王建民的文章，预言“两岸三通可望有新的突破”。其原因据说是“二〇〇三年，台湾领导人大选将逐渐拉开序幕，各政治势力在两岸三通问题上的主导权之争将更趋激烈，为了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与工商企业界支持，台湾当局将会对两岸三通政策作出较大调整。同时，台湾经济复苏缓慢，三通严重制约着台湾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岛内外企业在两岸的布局，也不利于海内外企业在台设立营运总部与研发中心与高雄港的竞争力提高，也将促使台湾当局在三通问题上作出开放性的调整，尤其是海上与空中直航方面可能会有所突破”。 

可以说，这种预言其实并无事实依据，多为中共当局的一厢情愿。这种一厢情愿的说词表明，中共正在期待台湾内部环境的改变，使台湾逐渐像一只熟透的苹果那样不可逆转的落入中共掌握。

中共的相关逻辑是这样的：台商对大陆投资仍会持续增加，台湾投资环境的恶化与大陆市场开放，将促进台商继续扩大在台湾的投资。而有这样的经贸纽带以为羁绊，台湾就不可能在抗拒“一个中国”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中共的“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磁铁般的吸引力，就将成为统一台湾的前提。 

中共的相关论据是这样的：据台湾经济部去年十一月公布的两千多家海外投资的厂商调查发现，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在大陆投资，未来更有百分之七十七的厂商选择在大陆投资。投资区域仍会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为主体，不过对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地区的投资也将有较大发展。投资产业虽仍以制造业为主，但对服务业、商业与金融保险领域的投资将会有较大增加。台湾大企业将继续在两岸之间进行分工布局，两岸经贸合作的模式将会有新的发展。被视为“大陆内需成长股”的纺织化纤、食品、汽车、水泥及石化业的龙头企业如台塑集团、裕隆集团、新光纺织、台水泥企业集团、远东集团、远雄国际集团与嘉新水泥集团等，均将来年投资重心，指向大陆。 


三，中共欲以“民间对民间方式协商”植入木马？


在中共的一厢情愿看来，既然台湾工商业界纷纷倒戈投向“祖国大陆”，那么中共的“三通”也就可以搁置台湾政府，而以“民间对民间方式协商”展开之。民间对民间协商如果成功，且又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以内（或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那么“事实统一”岂不等于已经实现了？ 

在这方面，中共的意图表现在人民网三月三日发表的潘锡堂（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三通”可以民间对民间方式协商》一文，甚为典型，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共当局的当下看法。由于其中专门涉及“海基会的功能调整及存废问题”，值得在这里讨论。 

首先，该文认为“两岸之互动不可能以官方对官方形态呈现”是“基于两岸互信不足之氛围”，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是因为中共拒绝承认台湾的对等政治地位。结果才用海基会、海协会这种官方假民间的方式予以交往，回避了“名义”的纠葛。但因为中共志不在交流本身，而是要通过交流实现并吞，所以步步蚕食。 

其次，该文认为“只要台湾当局（连“台湾政府”都不肯用，可以代表中共立场）一日不承认‘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则海基会‘协商、对话’之功能萎缩，乃势所必然”，其实也是不对的。在我们看来，海基会、海协会之所以发起和存在，恰恰就是因为“两岸之互动不可能以官方对官方形态呈现”，如果“一个中国原则”得到确认，两岸之互动可以“官方对官方形态呈现”了，那么海基会、海协会所面对的，就不是“功能萎缩”，而是立即解散了。 

由此我们可以说，就上述意义而言，海基会实际上是在守卫着台湾尊严与安全。海基会勇当政府的中间机构，如此台湾的尊严与安全可以兼得。而台湾的明智就在于，只要一天没有争得与中共大陆的对等的政治地位，就一天不能放弃海基会这样官方假民间的中间机构，而以持续的压力迫使中共逐渐承认台湾的对等政治地位。 

当然，擅长持久战的中共，对于台湾的上述持久战法，是相当敏感的，有时不惜捕风捉影。于是中共人民网于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一篇措词激烈的文宣《炒作“汪辜再会”其意何在？》，指控“就在‘连宋会’引起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之际，台当局国安会官员有意抖出一条惊人的内幕消息，说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邀请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参加今年四月七日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十周年研讨会，并将极力促成‘汪辜再会’，以恢复两岸两会商谈。陈水扁当局如此煞费苦心，如意算盘是转移‘连宋会’视线，打‘两岸牌’捞取选票”。

如果按照中共“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台湾要是真的像上文指控的那样做了，倒是中共十分担心的。因为那意味着，台湾既拒敌于千里之外，又团结了内部。面对这种可能，中共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急忙出来表示，“汪道涵今年没有赴新加坡的计划。”


四，中共木马计得不偿失，处境尴尬


为了夺回台湾方面已经胜券在握的一分，中共当局挖空了心思。甚至不惜运用以下恼羞成怒的言词：“行政院长游锡坤猛吊岛内民众的胃口”、“陆委会有关人员均装出满脸诚恳的样子，异口同声地表示乐观其成”、“台当局还不断通过媒体放话说，汪会长私底下表示很想去新加坡，大陆对台决策部门正在评估汪赴新加坡的可行性，但有所顾虑。其潜台词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汪会长不能赴会，将使汪辜再会破局；两会商谈无法恢复，两岸政治僵局无法打破，责任都在大陆”。

使中共当局恼火的原因，是所谓“乘机塑造两岸两会秘密沟通管道畅通的假象”。（该文栩栩如生的描绘说：“总统府秘书长丘义仁故作神秘地说，汪辜再会原本是海峡两岸与新加坡三方秘密推动的重要事项，必须严格保密，知情人员都很慎重，不料最后还是坏在自己人手里；如今消息提前曝光，汪辜再会极可能破局，这远比连宋会更令他感到忧虑。他还大骂透露此事的人又不是没有脑袋，不会不知道这件事事先走漏风声的后果，怎么还会对外泄露？这番表演的用意是为了塑造这样一种假象，即目前的两岸关系很稳定，两岸私底下一直在就两会接触与恢复商谈问题进行沟通；如果消息不曝光，汪辜再会将大功告成。”） 因为这样一来，中共当局信誓旦旦的宣告不与“台独当局”打交道的政治压力，就一夕瓦解了！

中共方面近年来频频抛出一些过时的内幕消息，如果两岸秘密管道、台共党员曾经回台和某公深入交换意见，等等，意图造成台湾民心混乱，敌我意识模糊，但是现在却由于种瓜得瓜，陷入自己挖掘的陷阱中，岂不哀哉！


五，台湾应否乘胜追击？


根据上文所叙述的中共方面的种种动态，台湾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在两岸互动中，台湾的处境其实是十分主动的，因为中共有求于台湾（要资金，要三通，要统一）。台湾当然应该并且可以运用自己的主动地位，推动事情朝向有利方向发展。例如，台湾可以运用中共倡导的“民间对民间方式协商”，来制衡中共，其方法应该是学习中共的故伎，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主动出击，让中共疲于应付、自顾不暇，自然谋我之举变得无力。只有打击了敌人，才能保全自己；唯有削弱了敌人，自己方能安全。而我们衷心希望，在台湾政府积极、巧妙、隐性的介入下，“民间对民间方式协商”得以将计就计，最终能够脱出“一个中国的框架”，而成为国际间的共识。其方式，就是在逐步开放两岸三通的同时，在政治、军事与战略上同等幅度的积极靠拢美日联盟，迫使中共接受这种“经济三通、民间三通与政治分离、官方分离并举的国际关系格局”，则台湾幸甚，大陆人民幸甚，世界和平幸甚。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五日）



【第四节 中国大陆是否通过两岸三通向台湾输出高失业率？】 


日前，威胁台、港、中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在美国疑似得病的人数快速上升。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宣布，美国境内“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患者疑已增至22人。

该病起源于中国大陆，中共叫做“非典型肺炎”，早在去年十一月已经在大陆各地广为传播，但在中共中央当局的刻意隐瞒下，封锁消息、放任自流、拒不进行有效防治，终于酿成世界性的大灾难。其实，这不是孤立的事件，中共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也是同样恶劣，中共不仅输出传染病，也输出经济病；就像不久前输出“共产病”那样。例如，中共近年来向世界输出的通货紧缩，就是一个恶例。


一，问题的缘起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四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国内的通货紧缩，通过出口扩散至台湾、香港甚至全球，中共应承担责任，将人民币升值。在今年“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巴黎聚会前，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曾在各种场合宣称，将提交一份《全球反通货紧缩计划》，并将提请其它国家与日本一道通过一项协议，要求中共将人民币升值，就像一九八五年西方国家签订《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那样。在七国财长开会当中，盐川正十郎再次谴责和抗议中国的人民币政策，说中国不断加大向日本输出廉价产品，是日本通货紧缩的重大原因，再次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他说：“不仅日本的通缩是因为进口了太多的中国廉价商品，而且整个全球经济不景气也源于此。” 

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读卖新闻》发表《中国出口增长加剧日本通货紧缩》的文章，指责中国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三月二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出口产品价格过于低廉，造成亚洲地区工资收入和房产价格下跌，导致通货紧缩的扩散。三月六日前后，日本国会参议员山本一太发表言论，要求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输出通货紧缩，他形容中共为“七头大怪兽”，即使有三个头出了问题也可前进。 

不仅日本这样认为，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也认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促成国际社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形之下，所谓“经济结构调整迟缓”、“传统产业外移加大”和“新兴产业发展不如预期”等问题的影响倒是比较间接的。难怪中国大陆经济二十年的发展，导致日本经济十五年来的不景气。中国商品出口日本，抑制了日本的物价，是不言而喻的。 


二，日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正如叫苦连天的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所说，中国大陆的通货紧缩是通过香港、台湾扩散的，正如日前中国大陆输出全球的“非典型性肺炎”（“夺命肺炎”）一样。据台湾经济部完成的最新统计指出，受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开放的影响,去年全球各国对大陆出口依存度均加速提升，其中以台湾提高近六个百分点居冠！台湾对大陆出口依存度在去年升至二五．三％，遥遥领先南韩、日本，成为全球对大陆市场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如果台湾与中国在政治上、战略上彼此视为敌对关系，那么这样的经济依存度确实非同小可，甚至十分危险！ 

经济部国贸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民国八十一年台湾对大陆出口依存度仅一一．九％，去年升至二五．三％，十年间提高逾一倍，显示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度正加速升高。如果在加速三通的条件下再过十年，那么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度还不超过了五十％！这岂不和吸毒上瘾的状态十分想象吗？相形之下，台湾对自己的主要盟国美国的出口依存度则由前一年的二二．五％降至二〇．五％。台湾在经济贸易与国家安全上的日益分裂倾向，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严重忧虑！ 

那么，是否由于大陆加入世贸组织（ＷＴＯ）后，调降产品进口关税、取消部分产品进口管制以及跨国企业相继赴大陆设立生产基地，衍生对原物料、零组件庞大的进口需求，所以致使台湾的出口依存度升高呢？不尽然。例如，与二〇〇一年比较，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对大陆市场的出口依存度均见提升，南韩提高二．三个百分点，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也都提升一个百分点，美国提升〇．六个百分点，但是台湾却提高了五．七个百分点。如果说,连日本都遭受中国大陆的经济赤祸的洗劫，那么台湾的灾情按照上面的数据，应该要严重五．七倍才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民国八十年以来，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依存度平均每年约仅提升一个百分点，最多也仅三个百分点（八十二年），但去年则骤升五．七个百分点，而去年正是“两岸三通”甚嚣尘上的一年。 


三，从万客隆停业看超市转移大陆加剧台湾失业 


春节刚过，台湾第一个连锁量贩店万客隆六家分店宣布停业，全部结束在台经营，预示大陆对造成的通货紧缩急速加剧，大陆的走私货物造成台湾营商环境恶化。不仅倒闭的企业大幅增加，而且外商纷纷关闭或结束在台营业。据报道，台湾的美国商会会员数从二〇〇一年初的八百七十五家减为去年八月的七百五十家，欧洲商会会员也由二百六十家减为二百三十家。年前，世界知名的快餐店麦当劳宣布关闭在台多家分店，而计划扩增大陆的分店。作为台湾第一家连锁超市的万客隆在源于大陆的通货紧缩的经济瘟疫下，近年营业额逐渐萎缩，从二〇〇〇年的一百三十八亿元新台币降到二〇〇一年的九十五亿元，二〇〇二年进一步降至七十亿元，连续两年出现亏损！ 

其实，万客隆在台关闭停业，并不是它的末日。一九九六年开始，万客隆进入大陆发展，目前在北京、广州等地有七家分店，八千多个供货商，进货品种超过一万五千多种，虽也面临市场竞争，但发展则不受影响。万客隆的另一大股东丰群集团负责人表示，其在大陆万客隆的合作与发展计划不变，而且台湾的连锁超市看好入世后大陆市场开放的商机，纷纷加快在大陆的布局与发展。目前台湾大润发在大陆的超市已近四十家，主要集中在华东与华南，目前又决定以武汉为华中总部设立二十多家据点，计划到二〇〇五年增至二百家左右。在大陆已有五十家分店的台湾好又多，计划今年在大陆的分店突破一百家；顶新集团在大陆的乐购超市已达十七家，计划今年增加至近三十家。……看来，中国大陆出口了通货紧缩，却进口了外来投资，真是一举两得，而这带给台湾经济的伤害，当然也就是双重的，不仅是通货紧缩，还有与产业外移一起来到的高失业率！ 


四，产业外移是造成台湾失业的元凶 


陆委会主委蔡英文本月十七日表示，两岸开放直航若未能做好配套措施，可能促使台湾内需外移，并加重台湾的失业问题。这个前瞻性的论断是就开放直航以后必将加重台湾的失业问题而言的，的确是一针见血。我们顺着这个话题深入追查下去，如果从“通货紧缩促使台湾企业外移，并造成台湾的失业问题”的角度观察，当可以发现，台湾失业问题的罪魁在于中共，已经是民进党政府上台执政以来的几年中，一直被中共暗地策动、不断加剧的进程。中共企图用这种恶劣手法抽干台湾，然后证明台湾现政府治国无方。如前述“在台美国商会”会员数目从二〇〇一年初的八百七十五家减为去年八月的七百五十家，欧洲商会会员也由二百六十家减为二百三十家，虽然都在直航之前，但由于背后都有中共的大加利诱的黑手在起作用，就直接打击了台湾的就业市场。再加上台湾本地商人由于中国大陆通货紧缩所造成的漩涡效应，大规模改地设厂等等因素，试想，这已经夺去了台湾工人多少的工作机会！而这些失业人群，又会反过来增加台湾内政的压力，便于中共向台湾施加破坏性的宣传攻势。而据专家研究，如果两岸开放直航，台湾的工厂将关闭更多，失业问题更严重，且周末前往大陆海南岛的台湾旅客将大量刺激大陆经济，反过来就是削弱台湾经济。台湾具有危机意识的人反对直航，是理所当然的。政府有权利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要民众记得，免得自己亲手出卖自己的未来。 


五，台湾要警惕中共的商机一如警惕中共的病毒 


台湾政府可否向民众说明：在中国大陆这种“用输出革命式的不择手段来输出商品，以便达到比输出革命还要能够颠覆他国的秩序”的巨大攻势面前，连日本和欧美各国都吃不消，何况一衣带水的台湾？因此，台湾的偏高失业率，是由于中国大陆输出通货紧缩的不当政策引起的，属于一种人为的天灾，正如目前肆虐全球、威胁台、港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非典型肺炎）一样。如果台湾不顾自身安危，进一步去“推动直航”，无异饮鸩止渴，为以后埋伏更大的危机！ 

为今之计，台湾只有巧妙利用国际局势，借助于美伊战争及北韩危机，来冷却与大陆的经济关系，以免越陷越深。其实，中共并非日本国会参议员山本一太说的那样神秘，是“七头大怪兽”，即使有三个头出了问题也可前进；考察中共的历史，其所有的“发展壮大”都是通过坑害以前的合作伙伴来实现的。像第一个被牺牲的合作者，是一度联俄联共的国民党；第二个被牺牲的合作者，则是扶持中共夺取政权的苏联；第三个被牺牲者的合作者，不言而喻就是正在帮助中共加速现代化的工业化各国。而在工业七国中，日本是第一个大力资助中共经贸的国家，而现在呢？不仅中共最恨的就是日本，而事实上受害最深的也是日本。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谓咎由自取。日本的经济大萧条就像是苏联的解体、国民党大陆撤退一样，是先前资助中共反被蛇反咬一口的活生生事件，也是现今的台湾在“两岸三通”、“两岸直航”中，不得不引以为前车之鉴的！

面对中共这颗传染性极强且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的毒瘤，最好的方法就是遏制、尽量少接触，就像是对待病毒那样需要隔离。况且中共这个传染源特别擅长“远交近攻”、“各个击破”、“食言而肥”等“传染策略”。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台湾不幸与中共隔邻，无法走开，只有采取“拖刀计”，以空间换取时间，像一九三〇年代面对纳粹入侵的欧洲小国那样，且战且退，等待国际局势的转变！我们要想办法，推动国际盟友出自他们自己的利益考量，前来驰援配合台湾的正义事业。因为说到底，台湾毕竟是美国通过太平洋战争从日本手里辛苦夺下的，美国不会轻易让中共取走，并听凭中共危及美国通过太平洋战争获得的亚洲支配地位的。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台湾的利益保卫台湾并非不可能，正如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伊拉克的利益进攻伊拉克。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五节 通过美伊战争考验，增强台湾国际地位（台湾可向美国转达的信息）】


一，台湾已经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早在去年的报告中，我们就一直主张，台湾尽量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就是保卫自己的安全。因为很显然，美国正在通过反恐，来重组全球版图，必要时摆脱联合国这一陈旧设施，向世界政府的高效能转化；而台湾只有主动参与美国主导的这一重组，才能在与中共的竞争中，以小博大。 

反战阵营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四分五裂，不足为虑，尤其是所谓联合国安理会四个常任理事国（法德俄中共），竟没有一个敢于出面实质援助伊拉克，伊拉克也就无法变成越南、阿富汗，无法演变成代理人战争，只能坐以待毙。不仅如此，伊拉克尚未停战，美国已经把矛头对准叙利亚，并兼指伊朗、北韩，可见目前的美伊战争只是反恐战争的第一幕，后续的节目正在筹备上演。 

我们一直主张，台湾惟有摆脱中共刻意设计的边缘化状态（港澳模式），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才能达到自主独立。而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的有效方式，就是坚定支持反恐战争，与美国结成事实联盟，使美国不仅不能放弃台湾，还要借重台湾来重组东亚地缘政治版图，否则反恐联盟和全球重组，势必逐渐名存实亡，美国又将重新面对新的本土恐怖攻击，这断断不是美国所能承受的。所以，现在已经不同于九一一之前，而保卫台湾，就是保卫反恐前线了。最近的事态发展现状表明，台湾在反战国家的大声喧哗下依然支持美国反恐，是极为明智的，美国越是一时陷入外交孤立，就越会长期重视友邦声援，就越是感激台湾的支持。报载虽然美国在台协会人员频繁出入立法院，游说立委支持美国的立场。而立委孙国华透露，美国在台协会的政治组组长唐若文在三月二十一日拜访他时，还问孙为何在立法院质询时批判台湾政府支持美国是何用意。由此可见美国十分在意台湾的反应，也十分需要台湾的支持，而台湾支持美国反恐，等于已经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二，以波兰为代表的小国生存模式 


站在美国一边加入反恐战争，这绝对不是庸人自扰，而是当今众多小国的生存模式。 

先以波兰为例。波兰十九世纪被普鲁士与俄国两个传统强权瓜分，二十世纪复国后又被苏、德两个革命强权再度瓜分并导致二次大战，冷战时期被苏联控制，冷战后结束后完全独立，应该说，波兰在德、苏强权下的经历，与台湾在中、日强权之下经历有些相似，因此波兰的动向值得台湾借鉴。 

波兰国防部发言人证实，五十多名波兰“雷鸣”特种部队士兵参加了美国为首的联军，攻打伊拉克南部小镇乌姆盖斯尔，没有任何伤亡。波兰一共向海湾派出了二百名士兵，主要担任后勤支持等非战争性任务。在我们看来，这类似古代的“歃血为盟” ，波兰如此苦心孤诣，并非孤证。

再看其它国家。小小的阿尔巴尼亚，人口只有台湾的十分之一，也敢于在回教世界中独树一帜，出兵支持美国，名义上是回报美国在南斯拉夫战争中的立场，其实是在购买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未来给予的安全保障。甚至连反战主力德国的近邻丹麦，和反战主力俄国的前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也出兵支持美国。而夹在俄德两个区域霸权之间的东欧国家如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等，也都支持美国。 

不难发现，所谓联合国安理会四个常任理事国反战是假，企图阻挠美国主导未来全球事务是真。它们虽然控制了联合国，但是主导不了未来世界的动向，所以它们的作为恰恰使得联合国的落伍性质完全暴露出来。而无力作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只能使联合国沦为“国际救援机构”、“战争善后组织”。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台湾政府特别注意，就是上述“四个常任理事国”周边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选择了支持美国的，像是前述的德国与俄国周边的波兰、丹麦、乌克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还有法国的近邻西班牙、意大利。这样就在反战联盟的板块中打入了楔子，使得这些“理事国”终究无从理事。未来的全球秩序，很可能就此形成以美英澳日等海洋国家以及众多小国为一方的“连横”，与“四大理事国”等内陆强权为另一方的“合纵”相对抗。 

但是群龙无首的合纵终究不敌一个中心的连横，势在必然。


三，台湾可向美国转达的信息 


面对全球秩序这样的发展，中共既喜悦又忧虑。喜悦的是，中共终于摆脱了作为美国主要假想敌的尴尬处境，忧虑的是，中共失去了玩弄反恐牌的战略模糊，被迫清晰自己的立场，在战前最后一刻跳出来作出反战即反美的表演，从而使得自己远离了一贯宣传的立场：中共与美国之间唯一具有冲突性的问题只是台湾问题。 

有的亲中共的言论认为，此外，由于台湾支持美国反恐，将使中共更加确认对台政策应置于对美政策之下，从而推动中共加强对美关系，积极进行对美游说削弱美国对台支持，利用美国和欧洲大国的矛盾，使美国与台湾在台海发生危机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台湾支持美国反恐，已将自身纳入美国的事实盟国；而中共的反美，已经使得自己未来的任何游说美国活动预先打了绝大的折扣。现在，中共的反战花招已使美国十分失望，美国甚至借SARS流行之机，允许职员自行告假，变相削减驻中共领使馆人员，这在各国驻中共机构中可谓绝无仅有。由此不难预期，美国即将排除中共的任何非分要求；此外，伊拉克对联军发射的两枚飞毛腿飞弹证实来自北京，加上中共四月八日竟然否决谴责发展核项目的联合国安理会声明，在在已经构成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冲突热点。 

一方面，中共官方表态强作镇定，说台湾支持反恐战争不影响两岸关系，另方面中共背后却唆使《澳门日报》批判台湾政府支持反恐战争。可见台湾积极支持美国反恐，恰好击中了中共的战略穴位。 中共官方的中新社三月二十九日大肆报道当日出版的《澳门日报》社论，挖苦台湾“蕞尔小岛”， 威胁台湾说，追随美国，可能走向文明冲突的火在线，“遭到阿拉伯世界的敌视和恐怖报复”。中共这种言论是非不分、具有将恐怖主义合理化的嫌疑，其焦躁情绪更可以说明台湾的决策十分正当，恰到好处。 

如果本报告以上所言不虚，台湾政府可以考虑向美国朝野转达这样一个信息：中共作为美国的潜在敌国，决不是因为所谓台湾问题，而是由于中共试图打破世界均势、试图破坏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霸权野心，台湾问题不过是中共运用的“合理化突破点”罢了，正如德国以前利用波兰走廊问题挑起战争，企图改组世界。事实上，即使没有台湾问题，中共迟早也会利用其它问题与美国摊牌的，正如即使慕尼黑协议不能消除德国的进一步扩张，即使波兰走廊问题和平解决，纳粹还是会寻找其它问题作为借口，来继续扩张的。这次中共在反对反恐战争上面的反美表演，充分说明台湾问题并不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核心，而只是中共企图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一个借口， 反恐阵营当然需要合力围堵中共企图染指台湾的企图，不让其第一个扩张得以实现。如此看来，中共企图统一台湾与希特勒企图统一奥地利，仲伯之间也，必须禁止，否则全球各国后患无穷。而台湾主张台海两岸“一边一国”，并非所谓“台湾的挑衅”，而是保护全球秩序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制约中共帝国主义扩张的王牌。


四，中共之失即台湾之得 


日前，中国国内的友人告诉我们：在中共控制的舆论导向下，大陆民众对于遥远的伊拉克战争的关切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于身旁致命的SARS病毒的关切程度。中共控制的舆论导向，充分体现了中共的长期谋图，决不志在台湾，而是所谓胸怀全球的。而如果国际社会对此了然，则中共之失即台湾之得。 

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中共的各类传媒尤其是电视破天荒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仅在第一天它的报道还比较客观，以后就开始胡说了。这些号称战争追踪报道的东西，对于实际进程能不报道的就尽量不报道，大陆民众看到的都是美英联军在各处都遇到了挫折，伊拉克军队与人民在各处都取得了胜利，伊拉克各级官员的谣言与谎言被连篇累牍地一遍又一遍地从早晨重复到晚上，美英联军的残暴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放大，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被几个模特般的对象一次又一次地代表，世界各地的反战活动被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其实，美英联军是在挫败了伊军的抵抗后节节向前推进，而联军向伊拉克发射了过万枚精确制导的导弹与炸弹，但伊拉克方面的死亡人数不过几百，即平均每一百枚导弹下死亡的还不到几个，这样算是“残暴”？同样，中共电视台不厌其烦地报道美英角角落各种反战活动的时候，对于美国高达七十六%的战争支持率以及英国民众超过五十%对布莱尔政府战争决策的赞成率，却只字不提。中共的媒体在观点表达方面极力与德法俄靠拢，而在阉割事实的不正当宣传手法上，则是其它反战国媒体远远不及的，这对破坏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显然开始发挥重大作用。而这种作用，正在蚕食中共前些阶段经过忍辱负重才得以交换的“中共美国友好合作关系”。中共之失，正是台湾之得，中共的愚蠢岂不可以为台湾省去大笔游说美国朝野的费用。 


五，海基会的重要作用


由于美国反恐战争的区隔，台湾与中共目前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分属两国”，而是“分属两个阵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剧变！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它。另一方面，海基会的作用却不是因此缩小了，而是更加重要了，因为台湾与中共的官方关系势必因为反恐阵营的区隔而渐行渐远，这样就更加需要专责处理民间事务的机构，来

缓冲甚至代行某些官方联络。因为可以想见，随着反恐阵营的区隔，美国将逐步的但是不可逆转的改变对华政策，从乐见两岸官方政治接触，变为不愿意看到台湾与中共建立官方关系，因为担心台湾会受到中共牵制，从而疏远反恐阵营。

两岸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和交流衍生的问题，都需要不断累积双方的互信，只有激活既有的机制，坐下来谈共同关切的事务性问题，才能拉近距离、消弭鸿沟。有任何一方过度坚持或是施压，都会造成伤害，如日前中共新任总理温家宝一再强调两岸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才能展开各种谈判的言论，是十分有害的。

温家宝虽然新任，但毫无新知，还是企图把台湾纳入中共“特区”。那么中共的“特区”是什么呢？目前香港人心惶惶，盛传此言：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为例，其中的特别行政区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的英文缩写即是“SAR”。如果加上澳门特别行政区、深圳特区等等，就正好构成复数的“SARS”病毒了。此可谓天意乎！ 

当然，在避免台湾沦为特区的同时，又要和大陆当局不断累积双方的互信，激活既有的机制，坐下来谈共同关切的事务性问题，拉近距离、消弭鸿沟，自然非海基会莫属。可以说，台湾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就越要强化海基会的职能，以便更好的平衡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二日）



【第六节 胡锦涛的新班底对两岸关系可能的影响】


一，胡锦涛的新班底尚未成形


日前，胡锦涛与温家宝南下广东考查SARS蔓延情形，中共媒体与海外亲中媒体大肆宣扬这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勤政爱民的典范，其表现为胡锦涛参观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弃专车改乘二号线地铁前往海珠广场，据称胡是到访广东的中共领导人首位乘坐广州公共交通工具的，此举足显其“情为民所系”理念之一斑云云。其实大谬不然。胡温连袂亲自南下，恰恰说明此二人尚未能掌控中共大权，因为按照中共独裁政治的特性，最高领导人从来不会亲临危险的第一线视察险情。而且从胡温回到北京后，不旋踵而北京疫情大发，不得不罢免孟学农北京市长、张文康卫生部长等事态发展看，胡温对北京的严重疫情实在缺乏基本了解，结果措手不及，否则何必舍近求远，要到广州考察作秀，结果却令北京疫情后来居上？

从上述种种事态发展看，胡锦涛实际上尚未组成有效的工作班底，即便对于面前的北京，也是指挥不动。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截至目前为止，胡锦涛的班底尚未组织就绪，而“胡锦涛亲政”的时代，其实尚未来临。 


二，胡锦涛与江泽民如同父子？


早在二月底，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在新疆大地震与清华北大爆炸案中宣告闭幕时，人们就发现全会发布的会议公报内容，对海外亲中势力鼓吹的政治改革方案，未有积极响应。若仔细解读二中全会公报的全部内容，仍以江泽民“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而江泽民本人则深信“经改政不改”是确保共产党专政的不二法门。 

不仅如此，胡锦涛本人还出面请求江泽民继续留任军委主席！而当胡锦涛听到不少人非议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是枪指挥党的时候，竟然溜须拍马说江泽民出任的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党的军委主席，当然是党指挥枪！

这表明，胡锦涛只是“跛脚总书记”，而江核心之后不会再有胡核心。中共十六大，胡锦涛成为党内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由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变成九人，其中最少有五席以上属于江系人马，因此名单一出来，即有评论指出今后中共党内又可能走上集体领导的老路。再加之江泽民又没有退出中央军委主席位置，胡锦涛以总书记屈居中央军委副主席，根本就是“军委指挥政治局”。果然，此后中共媒体在排名时，也仍然以江泽民排在第一，更证实江泽民仍是中共“核心”。 

根据上述发展，《纽约时报》以“江泽民与胡锦涛如同父子”来形容六十岁的胡锦涛与七十六岁的江泽民之间的政治关系，是无不道理的，因为今后几年江泽民仍掌握中共政治，许多重大政策胡锦涛必须尊重江的意见，江泽民有如胡锦涛的“政治老父”。胡锦涛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江泽民则握有实权，胡锦涛在内政方面的步伐再有效率，但在外交及军事、安全等领域，仍是江泽民拍板，而这样的二元结构在碰到危机时，不出事情才是真正奇怪。

果然，SARS疫情很快就暴露了这一点。北京消息指出，江泽民对于胡锦涛这次迅速撤职查办中共官员其实并不赞同，而江系人马对胡锦涛种种防疫措施的表态支持，也是姗姗来迟。最有意思的还是胡锦涛的主要对手曾庆红，四月二十八日发表据说是四月二十四日进行的讲话，讲话最早，而发表却在所有中共领导成员包括江泽民之后。其它政治局成员是四月二十五日讲话支持的，而江泽民则是四月二十七日，这种种诡秘情状已经显示，中共开始出现两个中央、政出多门的初期现象。

再以清华、北大爆炸案为例，这件中共统治以来闻所未闻的大案，“新华社”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做出报导，就是为了迎合胡锦涛的“透明化”构想，由于“新华社”社长田聪明为胡锦涛人马，甚至对以前一直视为国家机密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也允许中共传媒立即报导。这次胡锦涛直接插手SARS防疫工作，企图推行透明化政策或是给人留下透明化的印象，结果由于新旧更迭，反而造成北京的严重混乱。 

目前，中共的人事格局和指挥体系在SARS的冲击下，已经相当紊乱，江泽民与曾庆红、吴邦国、贾庆林、黄菊等外界视为江系人马的领导人，在政治领域将继与其胡锦涛保持距离，使得胡锦涛的总书记职能受到严重牵制，“胡锦涛时代”能否熬过SARS风暴，仍属未知，但凶多吉少。 


三，胡锦涛依然沿袭中共的新官老路


美国《纽约时报》早在年初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胡锦涛动作频频，访问穷乡僻壤，勉励官民简朴生活，刻意营造和江泽民亲近富裕阶级截然不同的形象，但是此举对他是否有利，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我们当然注意到，最近胡锦涛利用SARS疫情，刻意制造了“南下广东、雪中送炭”的亲民形象，到达广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时，也不戴口罩、不穿保护衣，走进九楼座谈会会场时与二十三家医院的医务人员座谈，还说自己“感到揪心”,他甚至承认，面对这次SARS，中共有失误，在国际社会受到压力，凡此种种，与其说他是要与江泽民显示不同，不如说他是在勤勤恳恳替江泽民擦屁股。

其实，《纽约时报》文稿的作者可能还不知道，胡锦涛访问穷乡僻壤、勉励官民简朴生活这一套，也是从江泽民那里学来的。只是更像一九八九年刚刚进城的爬在邓小平脚边的江泽民，而不像邓小平死后开始“大国外交”的江泽民罢了。想当初六四屠城过后一两年间，江泽民也曾叫嚣要让私营企业统统破产，但随着自己大权在握，日益露出贪污腐败的真面目。

同样，胡锦涛强调的所谓亲民爱民和“回归宪法”，虽然被中共“国情专家”胡鞍钢捧为“新治国方略”，其实只是中共非主流派对抗主流派时采用的一贯手法，如以前的万里、陈希同、李瑞环以及近年来失势的李鹏等等，统统利用过这个法制“法宝”，来提高自己的发言地位。如此看来，胡锦涛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一九八二年宪法”二十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等做法，乃是非主流派的官腔，其实与“尊重宪法”风牛马不相及的。 


四，胡锦涛对两岸关系可能的影响 


一个多月前，三月十一日下午，胡锦涛在参加中共人大台湾代表团分组会时，针对新形势下的大陆对台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二是要大力促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三是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四是要团结两岸同胞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胡锦涛煞有介事的发表对台四点意见，却没有新意，典型的体现了这个共青团干部的圆滑，目的只是刻意表现一下他胡某人要主持对台工作了。所以中共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以相当时间报导此一消息，并称胡锦涛重申了“江八点”的对台政策。 

这些自甘跟风、毫无新意的作法倒也罢了，最为可恶的是，胡锦涛竟然选择中共人大会议这个纯粹内政场合，并且在毫无代表性的所谓台湾代表团的面前大放厥词，这不能不说是胡锦涛用来特意显示台湾只是中共一个行省的立场。在这样一个场合谈论所谓对台政策，胡锦涛的险恶用心十分明显，是要公然贬低台湾作为独立政治实体和事实主权国家的对等地位，这不仅是对台湾政府而且是对台湾人民的重大羞辱。

而中共厦门大学台研所研究员范希周竟还认为，这四点意见展现了胡锦涛整体对台政策的思路，它的特色是“温和”、“务实”！温和、务实到了把尚未接管到手的台湾贬作一个中共的一个辖区的地步？这与毛邓江等人一脉相承的武力犯台企图有何不同？范希周还特别强调中共对台政策一向有“硬”和“软”两面，而胡锦涛谈话主要侧重了“软”的一面！由此可见胡锦涛其人的阴险，善用中共所谓的糖衣炮弹，堪称口蜜腹剑。

十分清楚，胡锦涛参加中共人大台湾团机会发表他的对台意见，其实就是向中共立法机关发表的对台政策演说。北京对台人士指出，这项表演对胡锦涛来说深具意义，除了事先经过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这一关，换句话说，就是已获得组长江泽民的同意，同时也利用这个舆论最强的中共“两会”期间向国际社会宣传，台湾是中共辖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据胡锦涛的这一立场，我们不得不在未来的日子里，多多提防这位“温和”并且是“务实”的中共总书记。

当然，这是在胡锦涛刚刚接任国家主席不久之后，时间久了，情势或有变化。因为目前对台工作实际领导核心还是在第三代领导人手中，胡锦涛即使有意开明，也不得不坚持中共的顽固立场，因为胡锦涛能否主导对台政策，最后仍要看江泽民何时放手。但可以预计的是，胡锦涛作为邓小平隔代指定的继承人，即使有心想在对台政策上有所突破，其筹码不多、回旋余地很小，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〇〇三年四月三十日）



【第七节 如何因应中共对台湾的多重渗透？】


一，国际秩序中的经济要素


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全球经济扮演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例如，伊拉克战争以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面胜利收场，但如何瓜分战后重建的大饼并如何输出伊拉克石油，已经成为各国讨价还价的新焦点。难怪有些评论家认为，即使世界各地恐怖组织打击美国利益的爆炸连连，也皆属癣疥之患，而美国正在进入的通货紧缩危机，才是威胁布什政府继续生存的心腹大患。 

回到两岸关系的议题上来，在中共对台湾的多重渗透活动中，经济因素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一九八九年，中共就利用台湾开放不久的大陆旅游探亲活动，大力吸引台湾资金，相当程度抵销了世界各国制裁封锁天安门屠杀所造成的经济萧条。当然，向来反噬成性中共对台湾并不领情，相反利用两岸关系的不断升温来加紧渗透台湾。 

刚刚过去的二〇〇二年对两岸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前后陆续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不仅是和世界经济接轨的一项重要指标，也为两岸开启了另一个互动接触的重要管道。 

中共同样利用这个机会在世贸组织的架构下刻意矮化台湾，尽管在沟通之后，双方就某些问题进行了谘商，使两岸有了接触，但对台湾而言，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困扰仍然是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例如，台湾和中共之间的贸易，应该透过世贸组织的架构来进行，但是中共不愿以平等会员方式对待台湾，因此有些问题本来可以透过协商解决但现在却无法着手解决。 

 

二，经济领域的SARS事件 


台湾社会最近因为从中国大陆引进的SARS病毒广为传染而人心惶惶，其实，比SARS病毒对台湾威胁更大的事件早就发生并伤害了台湾，所以现在才会发生SARS事件。对此，我们可以称为“经济领域的SARS事件”或是“国家安全领域的SARS事件”。前者如中共特务人员利用探亲、结婚、偷渡多重方式进入台湾，布建犯罪网络危害台湾社会，后者如中共资金以合法和非法多重管道进入台湾，布置木马，准备颠覆。

台湾开放陆资来台投资不动产，期待为台湾的不动产市场注入活力。在经济上，短期内很难看到明显的正面效果，在政治上，显然已经为中共准备了若干滩头阵地。因为中共的看家本领就是渗透、建立滩头、准备登陆进行颠覆。既然中共未改独裁政治挂帅的惯技，那么开放陆资对台湾来说，岂不成了与虎谋皮，与狼共舞的冒险？对陆资来讲，在台湾房价并不便宜的情况下进入台湾不动产市场，除了第五纵队的需要之外，还真的会是独立操作的商业行为？其实，台湾经济自从政党更替连年不景气，难道和中共布置的经济领域SARS病毒的入侵台湾，真的毫无关系？

我们认为，台湾的两岸经贸政策不论怎样走向开放，还是要把国家安全列为第一，特别是对陆资来台，还是要有高度的警觉性。 

否则，这次生物SARS事件已经做了预警，时候一到，中共特务这种国家安全领域SARS病毒的数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像生物SARS病毒一样开始进行社区感染，在台湾四处兴风作浪。


三，台湾十七家媒体疑受中资暗助？


果然，在上述开放陆资进入台湾不过短短一年之后，今年四月间就传出“台湾十七家媒体疑受中资暗助”的特大新闻。 

消息指出，近年来台湾有十七家媒体，疑似接受中共资金资助，中共投资媒体虽然受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七十三条中资企业持股不得超过廿％限制，但是很多资金是经由第三地间接投资，这部分台湾政府就是无法管制。至于期待民间有更大的他律来规范媒体行为，无异痴人说梦。 

众所周知，中共投资台湾，与台资投资大陆，本质不同。台资投资大陆，是私人行为，在商言商，商人无祖国；中共投资台湾，则是政府行为，投资之意不在商，而在于渗透与颠覆之间也！

看看以下事实，中共的动机就决不在商，而在于渗透与颠覆之间：

1，台湾有家颇具规模的媒体，因每月亏损约八千万元，向外寻求金援，并在二〇〇一年九月间获得中共资金间接投资十亿，同时还得到中共首肯，可在北京和上海设办事处。 

2，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还以旗下两家境外因特网网站的名义，利用台湾一家负债多、资金缺口大的电视台弱点，挹注这家电视台和一个网站共五千万美元的资金。上述电视台从一年半前，即在北京和上海派驻了记者……

3，以中共资金为背景的某些企业集团，趁台湾政府机关大举招揽外资来台投资的机会，竟大费周章，以合并或和外资公司合作的手段，化身“假外资”名义，着手参与台湾重大事业的投资。 这些“假外资”欲投资的标的，可能包括台湾股票市场或承揽重大公共建设。这些假外资的实际控股权，仍由目的不明的中共资金企业幕后掌握，由于其投资的经济领域对台湾经济市场和秩序动见观瞻，若存有不轨意图，危害严重。例如中共资助的企业一旦获准在台投资，中共特务就可以利用外资企业职员的外衣为掩护，潜伏在台湾各个角落，进行政治和社情搜集，或在内部制造混乱。 

 

四，因噎废食，中断两岸往来？


面对如此凶险的“两岸交流”的恶质化，尤其面对“中共解放台湾的先锋队──生物SARS病毒”，台湾卫生署四月二十四日建请行政院关闭台湾与中国大陆、香港人员往来管道，对仍然滞留在大陆、香港的台人，会订出返台缓冲期，但回台者必须在某集中点隔离十天，才能与外界接触。因为正是“两岸交流”造成了中共疫情蔓延台湾，再不适当关闭台湾大门，中共入侵台湾的先锋队──生物SARS病毒，势必祸乱台湾。 

关闭往来管道，就是不让台湾人进出大陆、香港地区，也不让这两地人民来台。尽管这政策确定实施前，会订出一个缓冲期，以利大陆来台人士、滞留在港或大陆的台人，有机会返回故乡。但本质上，这就是中断两岸往来的开始。

在我们看来，这个措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甚至是出台太晚了。我们一贯呼吁，在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以前，台湾为了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要大力限制两岸三通等过份交流。如果能一刀切断两岸三通的走私行为，那就再理想不过了。我们这样主张的理由十分明确：试想，台湾与中共的关系比敌国还不如，敌国之间还可以讲和，大不了割地赔款称臣而已，可是中共对台湾却是必欲除灭而后快，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完全鲸吞。面对这样的死敌，竟然有那么多台商总共拿出两千亿美金的血本予以投资，试想，这样的今古奇观恐怕是称得上史无前例的了。如果不是如此史无前例的创举，今天的台湾也不至于被中共的先锋队──生物SARS病毒坑害到如此地步。诚然，今天的台湾在剧创下，采取过激反应是难免的，但是事过境迁之后，这样的反应又能持续多久呢？那么台湾是否还要继续接受中共的其它坑害呢？大众人性确实有其可悲的一面，不仅好了疮疤忘记疼，而且在自以为合适的时机还会认敌为友甚至认贼作父。因此，台湾急需以司法程序来吸取教训，以避免在未来的交往中继续上中共的“瘟当”。


五，以经济方式因应经济贪欲的因应之道


当今世界，人权为重，甚至中共这样罔顾人权的野蛮政权，也不得不一再发表人权白皮书，虚应故事。而台湾作为当今亚洲的人权模范，已经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例如陈水扁总统获颁美国国际人权联盟的年度人权奖，就是国际社会对台湾人权进步的高度肯定，这是一项宝贵的资源，白白浪费掉太可惜，那么如何在两岸关系的角逐中，打出台湾的人权牌来因应中共对台湾的渗透？这就是一个需要细致研拟并切实贯彻的课题了。

尽管考虑时间仓促，现仍不揣冒昧提出以下粗浅的建言：

1，把人权考量放在两岸交往首位，不仅符合现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而且今日的台湾确实已经具有这个资格。

2，把人权考量放在两岸交往首位，可以确保台湾的安全，因为对于国际维和力量如美日同盟来说，确保台湾免受中共统治的最大理由，正是需要保护台湾人民的人权免遭中共独裁政体的侵犯。

3，以保护人权为目的，以经济杠杆为方法，台湾政府借用目前SARS危机唤醒台湾社会居安思危意识的良机，以保护台湾人民权益免受中共侵害的正当名义，积极凝聚共识、推动立法，研拟对于常驻大陆的台商以及进出大陆港澳的台湾游客抽税，如大陆防疫税，台湾国家安全税，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势在必行。 

4，对于隐瞒上述活动者，给予必要惩处。而监管上述活动，可以抑制中共日益加剧的渗透台湾社会各个层面的颠覆活动。


（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日）



【第八节 如何运用反恐战争的长期化来正面推动两岸关系】


一，反恐战争与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 


二战以来，美军规模最大的战略调整正在然展开：稳守中东，谋图叙伊，缩编中欧，羁绊欧盟，东扩北约，阻遏俄国，强化东亚，屯兵关岛，消除北韩。根据多重迹象分析，美军会尽快将战略中心转向亚太地区，以北韩及其背后的中共作为美国头号假想敌。这其实与美国关注“动荡弧带”的动向，并不冲突且相辅相成，所谓“动汤弧带”即从古巴、非洲、高加索、中亚、中东、南亚一直到北韩这片地区内的流氓国家。 

美国国防部名为“二〇二〇年远景”的报告表示，美军即将战略中心转向亚太，以崛起的中共为头号假想敌。美军情报预计中共军队的兵力投射能力，将在二〇〇五年达到南沙，届时将突破日本、琉球、菲律宾、台湾这条弧线所构成的“第一岛链”（其中台湾的地位至关重要）， 因此，美国除了在中亚大幅扩大军事基地，借印度和日本从东西夹击中共外，更加需要调整在东北亚的部署，并在作为第二岛炼的关岛增设重兵，对中共形成一个后备包围圈。 


二，弗莱博格出任新职的含义


台湾作为第一岛炼的末梢具有合围中共的关键意义，况且又是美国直接参与太平洋战争从日本手中夺得的，因此在美国心目中台湾的法律地位应与韩国相同，而不与法国殖民地越南相同。

有消息说，美国政府正计划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个以日本为据点的独立“东北亚司令部”，把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的军事基地连成一体，互成犄角，形成东北亚的整体布局。毫无疑问，台湾应该以某种方式参与这样的布署，这样，一旦台湾海峡发生战事，就等于韩国、日本发生战事，可以立即卷入驻扎日韩的美军部队。只有这样保卫台湾，美国才能确保若干年内在西太平洋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使得太平洋战争的代价不至于浪费，才能落实不让中共取代日本，到太平洋上横行霸道，因为日本的侵略正是从台湾开始的。

在关岛基地，即将部署科索沃战争中锋头最劲的Ｂ－２隐形战略轰炸机、可在一小时内打到敌国领土的ＡＧＭ－８６Ａ空射巡航导弹、三艘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和五艘能对两千五百公里外实施陆地攻击的核动力潜艇。美军还使新加坡樟宜基地成为美国航空母舰重要的停靠地。 

仿佛和上述箝制中共的布署呼应，美国新保守派阵营又添加一名反共生力军，由副总统钱尼拔擢的中国问题专家弗莱博格（Aaron Friedberg）即将于六月一日正式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美国政治分析家罗伯（Jim Lobe）在“外交政策焦点”中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弗莱博格出任新职的意义，不仅在于钱尼对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深远影响力，也在于弗莱博格将成为美国布什政府高层中唯一的中国问题专家。 

原先，布什政府高层中没有几个人了解中国，而弗莱博格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恰恰主张“中国威胁论”，弗莱博格多次将中共描绘成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无可避免对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及军事地位构成挑战。他认为美国即将与中共处在公开而激烈的地缘对峙状态，美国与中共的军事冲突，可能是缓慢形成，也可能受到类似台湾问题这种单一事件的刺激。弗莱博格还认为，与前苏联相比，中共由于相对开放而变得更加危险，因为中共更能长期抵抗美国的遏制。

我们认为，弗莱博格的出任，显示美国在反恐与北韩问题上与中共的合作，完全属于“战术”性质，是暂时而有限的利用。如果明年布什总统顺利连任，对中共肯定不是好消息。


三，台湾可否运用钓鱼台争议的筹码？


具有中共背景的香港时事评论者邱震海曾经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说日本和美国已就美军在钓鱼台驻军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双方正在就这一问题做技术商讨。邱震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愿透露消息来源，因此该项消息极有可能来自中共情报单位，尤其因为此人宣称美国要在东亚地区贯彻TMD计划，为达到控制冷战后世界新格局的战略目标，乃一再邀请日本参加，至于日本，则是要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双方乃在互利的考量上，合作交易美军驻扎钓鱼台。尤其令人警觉的是，丘震海呼吁北京和台北在美军驻扎钓鱼台的问题上，应该放下政治分歧，采取共同行动。 

尽管美国三年前已经承认日本对钓鱼台的主权，并曾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应，但美国依然积极支持日本着手拟订相关计划，进一步开发钓鱼台，美国甚至为东京拟定若干方案，加强日本的主权宣示，其中包括向钓鱼台派遣美军。这对声称拥有钓鱼台主权的中共，是极其刺激的挑战。钓鱼台事件中的“美国因素”，意味着美国不惜与中共为敌也要遏制中共的扩张。据透露，驻扎钓鱼台的美军将自驻日部队主要是冲绳基地中抽调。日本希望，“美国因素”将增加日本在与中共钓鱼台主权争执中的筹码。

反观丘震海的前述呼吁，十分明显，具有离间台湾与美日之间关系的企图，试想，如果台湾真的中计而去和北京商谈有关钓鱼台的事宜，岂不等于出卖了自己？相反，台湾既然知道中共的离间谋图，就更加应该反过来利用钓鱼台主权争议作为筹码，与日本协调“协防台湾”的事宜，即，如果日本默认美日协防台湾，台湾就不在钓鱼台问题上与中共合作否决日本的主权要求，当然，台湾也没有必要支持日本的主权要求，因为这样才可以长期保持钓鱼台作为筹码的作用。


四，九一一使中共在东南亚失去攻势


面对美日的布署，中共试图巩固后方，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独立国家和解，从而避免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厄运。例如，中共希望把中亚各国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并想将这个新战略概念推广到东南亚地区，在排除美国的条件下，与东盟成员国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关系。

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共就在东南亚推行其所谓的“新安全防御概念”，试图削弱美国与这一地区的长期盟友关系。一九九七年三月，中共首次向东盟地区论坛推出了这个地区安全框架，希望与东南亚国家建立防御伙伴关系。一九九八年七月，中共在国防白皮书中再次阐述了这个概念，再度强调支持地区安全的对话与合作。一九九九年二月到二〇〇〇年十二月间，中共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似乎达到了顶峰，与十个东盟国家就长期合作框架进行讨论，企图与东盟国家展开高层磋商，进行军事合作。

就在这时，九一一恐怖攻击成为一个转折点，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东南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亚都成为反恐联盟的成员，这就打破了中共先前在这个地区所获得的全部进展。美国在反恐旗帜下，重新获得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成为主导力量，甚至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也开始疏离中共。

这种局面使得中共不得不宽容美国的存在，大势所趋的反恐压力使得中共必须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与美国产生直接碰撞，特别伊拉克战争之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更加乖巧，小心谨慎，避免使用武力威胁台湾，因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清楚的，中共的武力恐吓只能授美国以柄，乘机强化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同样的理由使得中共在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上，也更加小心，东盟国家对中共的距离还由于SARS事件而日益加大，东盟成员国没有一个希望自己疏离美国。

早在美伊开战前半年，在去年的报告中，我们就曾经建言，台湾如能大力赞助美国的战费，将是一笔极有价值的安全投资，这至少比送往中共的商业投资，有价值得多。美国人可能忘恩负义，但中共不是可能忘恩负义，而是必定恩将仇报，与其送钱给中共这样的毒蛇，还不如送钱给美国，这样即使万一美国不肯出兵而导致台湾沦陷给中共了，美国起码还可以多多接受一些难民，并继续支持台湾光复运动。可是送钱给中共的风险，远远大于贷款给黑社会，有如为虎作伥，这一点世界各国迟早会认识到，就像认识到纳粹的本质，尽管为时不早，损失已经太大。而且，台湾朝野也可以从这次SARS灾难看到中共对台湾人民的态度，真的还不及美国这样的洋人呢！正如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在美伊战争开战之初说的，台湾没有不表态的空间，事实证明，台湾政府在美伊战争之初就明确表达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确实做得对、做得好。


五，以战略联盟来平衡三通弊端


我们主张，台湾不应在中共与美日的对峙中消极观望，而应该积极行动，争取加入美国的协防区域。只有这样获得了战略上的支持，那么台湾与中共之间的三通经贸活动，才得以平衡，而不至于发生最终危机台湾生存的致命倾斜。换言之，如果台湾政府一味听凭民间商业贪欲的驱使，就很可能重蹈迦太基败亡于罗马的历史覆辙。当年的迦太基就是被一时的商业利益所蒙蔽，不愿意看清罗马一心要灭亡迦太基这一残酷的真相，结果一再因为民间的压力向罗马屈服，和谈一次，削弱一次，三次而国破家亡。现今的台湾，虽然没有和中共直接谈判，但是三通给台湾安全带来的伤害，是比和谈的形式更为实质性的。而在当今经贸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台湾又不能由政府下令禁止与大陆的经贸往来，那么怎么办才好呢？

在我们看来，最好的防卫莫过于进攻，最能平衡三通弊害的方式莫过于加入美国和日本合组的安全体系，甚至争取美国租用台湾的军事基地。实际上，这种方式也正是美日用来对付中共的，即经贸往来与战略对抗并用。

当然，由于台湾和美日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要马上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以下替代办法：

台湾可以非政府的民间雇用方式，在美国和日本召募军事人员加入台湾本土的训练和防卫，以变相挤入美日安全体系。只要我们控制得宜，敝小利多，就可能逐步拉近台湾与美日的战略合作关系，直到有朝一日可以正式加入美日安全体系。

至于中共的感受，我们不必过份在意，强权政治的本质就是欺软怕硬，中共也不例外，台湾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不需要看中共的脸色，而且台湾要教导中共习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事实。

台湾已经三年没有和中共正式接触了，大家都还记得朱镕基三年前企图干预台湾大选结果时刻声嘶力竭的嚎叫，现在情况如何？朱镕基已经下台，但台湾仍然屹立不摇。而且，正如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最近在日本谈到两岸关系时说的：中共对台立场的姿态软化了，因为中共认识到经济繁荣会使它自身获得长期利益。吴作栋没有说的是，经济繁荣对于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的苟延残喘，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意义上，台湾越是能强化与美日的战略关系，就越是有足够的安全筹码去扩大经贸三通，也就越是能从正面去推动两岸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 


（二〇〇三年五月三十日）



【第九节 SARS蔓延对中共极权的解构作用以及台湾的应对之策】


一，六十四万名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


受SARS影响，中国大陆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严重恶化，约六十四万名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例如北京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比往年同期低百分之十。北方工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说，该校一千四百四十二名本科毕业生，仅有四百多人找到工作，只占三成，而去年同期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外省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甘肃，很少用人单位来校招聘，兰州大学毕业生签约率只有五成。广东省毕业生的就业率也只有百分之五十，将有七万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

中共引发的SARS对社会经济的综合破坏性，已经超过美伊战争，西方舆论广泛认为，“亚洲经济正在感染病毒”。从中国大陆到新加坡，人们取消疫区飞行，闭门不出，迫使经济前景趋于暗淡。全球的商务活动都受到影响，如破坏了复杂的供应链，强迫航空公司和银行业全部作出调整。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认为，SARS对全球航空业的损伤力，比伊拉克战争为大。对SARS的担心影响许多行业，大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都在降低东亚经济增长幅度，尤其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甚至娱乐业也受到影响，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等取消音乐会。


二，中国大陆经济受SARS冲击复原迟缓 


中共经济学者厉以宁警告，不可低估SARS对大陆经济的影响，即使控制住疫情，SARS对经济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因为大陆经济原已存在的三大问题，将因SARS而变得更难解决。

首先，中国大陆就业压力更大，例如餐饮、旅游、娱乐等行业原本使用劳动力为数众多，未来这些行业复苏后很难继续使用众多劳力，用人单位考虑业务前景，以及为减少感染而降低劳动密集程度，将更加谨慎。 

其次，农民收入将增长困难，他们收入的相当部分是靠外出打工，但受SARS影响，今后农民在城市找工作更难。

第三，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将继续恶化，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也会发生长期性的变化。预估大陆家庭医疗卫生、保健支出及汽车、郊外住房的需求将增加，但由于存在不确定因素，居民储蓄也会增长，消费心理的变化和消费储蓄行为的调整将持续一段时间。 

大陆经济学者普遍认为，SARS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影响集中在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其中旅游、交通运输、餐饮、商业〇售、会展、出租车等行业受创严重。但SARS对大陆经济的影响不可能仅局限在上述几种行业，中共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主任张仲梁就认为，旅游业的冲击只是个前兆，随后将影响贸易，然后是缩减投资，最后降低GDP成长。 

一般相信，持续蔓延的SARS疫情将决定大陆经济的受损程度，如果疫情此起彼伏或是再三爆发，影响将更为严重。为了避免SARS对经济的冲击变成经济危机，中共被迫推出大额减免税费措施，对餐饮业、旅游业、运输业等服务业减免多项税费，这是中国大陆首次采取的重大财经紧急措施，显示SARS疫情已经危及中共的统治。

SARS还加剧中共的财政赤字，中共国家信息中心披露，受到SARS影响，今年中国大陆财政赤字可能比原定目标多出四百多亿元人民币，达到三千六百亿元，大大超过了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三的安全限度，是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受到的最大经济震荡。中共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中共GDP成长率比原先预测的低了百分之一点五个。

中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王小广认为，恶性传染病对人们心理造成很大恐慌，对消费产生明显压抑，预估大陆全年消费将减少一千八百亿元人民币左右。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钢也认为，SARS疫情属于“需求抑制型”灾难，除了医药需求增加外，消费需求几乎全面停摆，许多人因惧怕传染而减少甚至停止经济活动，少外出、少购物、少旅游、少开会，许多贸易和投资项目因此推迟甚至取消，这些加在一起构成巨大数字。 

很明显，SARS的社会危害性已经大大超过疫情本身，据中共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调查发现，SARS是一种安全隐患，危机过后会在民众心理留下后遗症，这种心理阴影直接关系到公众和投资者的信心，大陆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严重受限。 SARS影响的不只是经济层面,对医疗卫生、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等体系更是大挑战，这些将是后SARS时代中共回避不掉的难题。 

由于社会分裂已经风雨飘摇的中共，其政权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是大陆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而SARS事件目前正在急剧的彻底的但是有条不紊的瓦解这一增长率。

SARS不仅对中国大陆外贸、旅游等行业造成冲击，对房地产业的短期影响也已显现。为了应付这一明显的危机，中共提出降低SARS冲击房地产影响的对策。北京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刘洪玉指出，SARS已经开始影响房地产投资的数量和结构，影响消费者搜寻市场信息等购房行为，影响大陆房地产业的发展。他甚至为此提出十项对策，企图稳定人心，挽回市场。 


三，SARS侵入中南海，中共政权丧失威信


SARS病毒是从广州郊区出现的，但它快速的突变，成为对北京共产党高层的威胁，SARS穿越层层警卫进入中南海，迫使中共突然抽疯行动。中南海内陈云遗孀的保姆受到感染，使得大量中共高级官员及其家属秘密逃离背景，真的很像一百年前满清官员集体出逃，躲避八国联军，那次逃亡之后不过十年，满清就灭亡了。这次除了高级官员逃亡（例如江泽民逃往上海，李鹏逃往天津，其它人逃往山东），中共当局还就地隔离了中南海内数量不详的一批低级官员。 

正是因为SARS比艾滋病更加容易传染，更加难以阻隔，所以中共可以听凭两百万艾滋病人自生自灭，却不敢继续无视SARS。正是因为SARS已经感染了中共政府官员，中共才撤销了两名掩盖疫情的部长级官员，开始发起全国防治萨斯运动，包括取消五一假期、学校停课，关闭娱乐设施和股市，前后隔离数万人。

但是，中共已经因为说谎掩盖真相而丧失民心，北京人在外地好像过街老鼠，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正如在香港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卡波斯坦(Jean-Pierre Cabestan)所说，SARS对中共高层领导人造成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直接威胁，因此不再仅仅是边远地区的下层穷人的问题。确实，过去中国大陆曾经遭受更大的天灾人祸，包括洪水、饥荒、地震和数百万人死亡的瘟疫，中共从来没有这样兴师动众过。尤其因为信息的相对开放，已经使得中共的丑行无所遁形，SARS病毒侵入中南海，驱逐中共干部，使得中共政权丧失威信。

大陆民众已经知道，下令掩盖真相的幕后罪魁其实并不是那两个遭到罢免的替死鬼，正如中国大陆财经杂志报导，北京东直门医院接治首宗SARS病患时，正值中共十届人大进入尾声，北京当局将SARS冠上“特控疾病”以避人耳目，因此酿成严重的死亡疫情。医生和院方一再被告知对此事要“保密、保密、再保密！”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保密”要求，导致东直门医院七十三人感染SARS疫情，最不可思议的是，东直门医院向广东有关医院求助，竟然还遭到拒绝。 结果其后一周内，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五名医生、六名护士相继被传染，其中两名医生死亡。 


四，SARS危机暴露中共的劣根性

 

SARS之所以酿成一场危机，是中共政权的劣根性所致，其劣根性导致连连失误，其中又可以分为“政府失职”和“市场缺失”、信息不透明及危机管理措施失当等。这是中共社会病态长期失衡的结果，最终导致风险隐患变成现实危机，局部危险变成全面危机。 

首先是“政府失职”和“市场缺失”，使中共的医疗卫生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这是导致SARS造成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中共不懂“综合平衡”的基本理念，公共卫生体系严重滞后于城市化步伐；政府无钱增加投入，又不肯让民间外资进入。 其次，社会缺乏危机意识和风险评估机制，导致风险未能及时发现；最后，在危机初期，信息封锁及危机管理失当，导致SARS危机迅速扩散蔓延，一再错过控制疫情蔓延的最佳时机。 


五，未来的展望


中共引发的SARS危机已经构成全球华人社会的一大梦魇，所有的重灾区都是华人社区，这是中共政权对世界华人犯下的又一个罪行。同时，SARS传播加上中共的恶劣表现，已经在世界各地破坏了中共的形象、削弱了中共的扩张，台湾虽然也因SARS受害，但损失比中共为小，且无道义责任，从长计议，也是台湾社会团结一致、凝聚共识的良机。台湾社会在中共威胁下能否走向团结、整合、调整？现在是一个历史机会，也是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确立某种新的关系的历史开端。

这次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中共对自己一手造成的SARS疫情，不仅没有悔意，亡羊补牢，反而小动作频繁，继续玩弄政治，企图趁机以老大的姿态摆平台湾，草菅人命的恶习难改。

事实上，谁和中共走得最近谁就最倒霉，SARS这样惨痛的教训比什么道理都更有说服力。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抗击非典的斗争显示了民族精神。其实，人们在中共的精神中看见的完全是劣根性，政治斗争第一，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这样的政权要想赢得尊敬，太难了。

目前，中共虽然自称疫情得到控制，感染人数下降，但是连极端亲共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公开表示质疑中共提供的数字，而且认为中共对感染渠道毫无说明，十分可疑。再根据比较透明的加拿大多伦多等处一再爆发重复感染潮的情形来看，腹地广大的中国大陆，要想杜绝SARS的再度爆发，几乎是缘木求鱼。专家预测，今冬明春，就是中国大陆SARS的下一次高峰流行期。

我们认为，从现在开始到中国大陆SARS下一次高峰流行期之间约有半年，这将是台湾应对SARS蔓延对中共极权的解构作用的关键时期。对此，可以展望如下：

一，中共极权的解构趋势将逐步削弱中共武力威胁台湾的态势，因此中共的压力将被迫逐渐从军事领域转移到外交领域。因此，台湾需要严密应对中共在外交领域可能发起的攻击行动。

二，今后半年台湾将逐渐进入总统大选期间，中共将配合外交战来加速渗透台湾朝野，培植“地方领袖”，甚至以医疗援助的名义来确立其“中央政府”的领导地位。因此，台湾需要在内部竞选的同时严密控制中共在台湾的秘密组织活动。

三，美国政府也在逐步进入选举期间，小布什政府为了避免重蹈老布什经济混乱、治国无能而导致“战胜即下台”的厄运覆辙，正在不遗余力施展全身解数，其中一项就是效法克林顿缓和与假想敌中共的双边关系，企图获得中共的某种援助，其中可能包括竞选的政治献金以及政策让步，以此换取自己的连任，中共势必利用小布什的这一需求来加大外交战的力度。因此，台湾要严密注意今后半年的可能风波。

四，结合上述三点，台湾的应对之策是，借用SARS隔离造成的自然分离空间，将计就计中共转向外交战的相关努力，与中共保持必要的距离，就像与SARS患者保持必要的距离一样，这样才能保持台湾社会的长治久安。把目前两岸关系因为SARS造成的“特殊状态”变为某种“常态”，才有利于社会卫生，用既成事实替两岸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格局。


（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节 中共顽固封杀台湾的WHO之路及台湾的对策】


一，中共与台湾誓不两立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WHA)五月十九日在日内瓦集会，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加该会的提案，在总务委员会的辩论中，在中共授意下二十七国发言反对，虽然七国包括美国也首次发言支持，依然没有列入大会的临时议程，这是一九九七年以来，有关提案连续七次在该会遭到否决。中共卫生部部长吴仪在当天的发言中，称仅仅提出接纳台湾为观察员的提案，就已经构成“一个巨大的遗憾”，以此表达了中共与台湾誓不两立的立场。 

中共为这次“胜利”预先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在该次会议前半个月，五月三日世卫组织决定派遣专家前往台湾，协助防范SARS疫情，但是中共新华社及北京的国际媒体，却抢先报导“在中国同意下，WHO将派遣专家前往台湾”。对于中共的这种小动作，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抢先发布相关新闻显然有其政治目的，就是凸显台湾是中共政权属下的一个部分。自从中共造成的SARS祸害全球，中共甚至WHO对待台湾的立场与态度，已经在国际社会间引起反感，美国和日本最终决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加WHA的提案，就与此有关。

中共不仅蛮横阻挠台湾参与WHA，且在国际间散布谎言说自己曾帮助台湾人民抗SARS，其实是企图在国际社会间对台湾推行隔离政策，使台湾沦为中共的辖区。本来，医疗属于基本人权，而且中共又是SARS的始作俑者，即使这样，北京当局依然全力杯葛台湾参与WHO，这清楚说明中共要从国际上消灭台湾的意图是多么强烈，毫无妥协余地。


二，北京破坏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柔性路线”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共声称允许世卫组织专家到台湾评估SARS疫情，是一种“柔性路线”，目的在于釜底抽薪，破坏台湾“被北京隔离在世卫组织之外”的理由。世卫组织的疫情专家罗斯(Kathy Ross)是三十年来首次访问台湾的世卫组织官员，她否认世卫官员访问台湾经过北京同意，另一位世卫官员辛普森(Ian Simpson)也说：“我们没有请求准许。我们只是通知北京有关决定。”世卫官员证实，疫情出现后是台湾自己出面同世卫联系，和中共一点关系没有。

中共一贯拒绝世卫组织直接帮助台湾。可是后来为什么突然转变呢？原来是调整策略，用“柔性路线”来破坏台湾争取加入世卫的努力。一名拥护中共的欧洲外交官说，“现在台湾政府很难解释加入世卫的理由，他们已经得到涉及健康问题的一切。” 

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关心”的“帮助”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是为了更有效的消灭台湾人民的立足基础。中共在SARS问题上与台湾的种种交流互动，其着眼点原来在于封杀台湾的WHO之路。难怪在五月十九日世卫组织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共卫生部长吴仪不惜和美国卫生部长汤普森激烈交锋，从会场内一直延伸到会场外，据目睹的世卫官员表示，此次世卫大会的气氛激烈火爆，前所未见。大会结束后，汤普森还和吴仪进行了一个小时会谈，会后吴仪步出会场不接受任何媒体提问，汤普森则表示，他们曾谈及SARS、艾滋病以及台湾问题。美方希望与中共能够异中求同，中共则明确表达不希望美国支持台湾。

与中共的这一态度可以共同参考的一项发展是：中共一贯在钓鱼台问题一贯充当缩头乌龟，近日突然一反常态，放出几个大陆大学生来参与香港人的保钓运动，前往钓鱼台海域宣示主权。原来，这是因为中共得悉美国与日本正在合谋共同驻军钓鱼台，其后果可能会牵制中共军事威胁的可能动作，于是中共抢先升高钓鱼台主权争议，作为遏止美日势力接近台湾海域的预防措施。

由此可见，中共正在禀承满清政权的老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于外国可以牺牲国家主权，但是对于它自认为内部事务的领域却是专横跋扈。例如，中共在各个方面都对美国屈膝让步，但是只要一涉及台湾问题，马上就提升音量，企图用这种办法吓阻美国卷入台湾事务。但实际上，中共的这种做法，正在逼迫台湾走上独立的道路。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无异告诉台湾朝野：只有台湾独立了，取得中共心目中的“外国”地位，才可能得到中共的平等对待和真正尊重。


三，从“世卫”组织到“世贸”组织的攻防


SARS疫情的全球扩散暴露了国际社会对付流行性传染疾病的薄弱之处，世卫组织（WHO）为此应该寻求更大的权力以便建立新的体制，对抗可能再度出现的国际规模的健康威胁。 

美国《华盛顿邮报》五月十八日报道，世卫组织计划让各国向其报告更多的疾病信息，并将寻求更大的行动权力。即便是某个国家不承认面临健康危机，世卫组织也将根据自己的信息作出判断，甚至强行干预，其中包括派出调查团，调查该国的应对措施是否足够完善等等。 

世卫组织传染病项目的执行主任说，这是SARS疫情对世卫组织工作方式的直接影响所致，“我们过去的工作方式过于被动，我们现在需要主动行动”。他承认这种计划可能引起一些国家反对，担心国家主权的受到干涉。但是“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毁灭性传染病带来的威胁，进行改革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传染性疾病可能是自然出现的，也可能是恐怖份子发动的生物袭击。”这种提议将是近三十年来，世卫组织规章制度的最重大改革，世卫官员还希望，SARS危机能够推动《国际卫生条例》的修改，该条例自从一九六九年出台以来就没有进行重大修改。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危机和改革面前，世卫组织依然顽固的拒绝台湾参与各国在对抗疾病方面的责任。这说明，中共的有关压力是多么强。

也许是为了报复台湾加入WHO的努力，也许是出于担心台湾在世贸组织(WTO)的地位会日渐增强台湾的主权地位，中共终于加大了在世贸组织名称问题上的压力，从而再次发起了对台湾的进攻，尽管一些世贸官员已经明确指出中共的作法十分“荒谬”，中共还是一意孤行。

在中共的压力下，世贸组织总干事苏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建议台湾改变自己在世贸组织的办公室名称、外交官头衔和在世贸散发文件中的提法，以避免暗示台湾是主权国家。按照这个建议，目前台湾在日内瓦的“常驻代表团”将改为“常驻代表办公室”，这暗示台湾和香港和澳门属于同类，后者使用“经贸办公室”一名。更有甚者，苏帕猜还建议台湾政府名称旁边都要加注“相关说法不表示主权”！这不仅是一项针对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公然羞辱，而且等于是将台湾在世贸组织的代表团进行降级处理。这种公然的挑衅事件说明中共企图消灭台湾的努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四，台湾的对策


人类今天的对策关系到明天的生存，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台湾与中共之间的距离很小，要不被并吞同时又避免摩擦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只有球场上的“合理碰撞”才是可行的。

有的分析认为，中共把两岸之间的问题“搞大”，其实是为台湾提供了免费宣传。例如，台北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夏立言受阻于中共政治干预，不得进入进入联合国大楼举行记者会，结果反而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新闻效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路透社等国际媒体均予报导，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被迫在公开记者会上为此事辩论，夏立言本人也访约不断，这是台湾花钱都买不到的宣传。同时，现在临近台湾总统大选，北京频频出手，企图让台湾政府在国际间失去呼吸空间，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但会使台湾内部主张改善两岸关系的人在选举期间出不了声，也迫使民进党政府祭出公投这张王牌，做为对付中共压力的杠杆。而中共的外交压力越大，台湾民众就越是反弹，支持公投的力量也相对增强。如此恶性循环，就能迫使原本希望摆平两岸关系的布什政府，不得不密切注意两岸情势的发展，从而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我们认为，上述分析若是仅从短期的政治操作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若是从长期的国家命运看，还可以借助一些别的镜子。例如，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的发展道路看（尤其是韩国、越南，受中国大陆长期直接统治的时间，长达千年，远比台湾更长），他们的政治独立都是以文化独立为先导的。衡诸欧洲近代国家亦然，如北欧国家挪威的独立是从文学革命等意识独立开始的，而意大利的政治统一也是从国语运动等意识独立开始。

唐人王勃有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共虽然再度封杀了台湾的WHO之路，但是无法阻止台湾结网。台湾的结网，就是着手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以新台湾人意识为杠杆，构建稳固的文化实体和政治实体。建立这样的实体，操之在我，不必求人；而等到这样的实体真正落成，国际社会自然会张开双臂欢迎台湾加入，而中共的不承认主义和军事威胁，在这样的实体面前，实际上完全是无所措手足的。


（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一节 如何在三通的同时因应中共去台湾主权化的阴谋——兼谈加强国家认同，化解胡锦涛对台布署的“三项优先工作”】


针对台湾商界的三通热浪，观察家们早已指出：台商西进不是问题，国家认同才是症结所在。换言之，台商西进大陆不是因为台湾独立运动激化了两岸关系造成的，而是国际资本寻求廉价劳力的倾向决定的，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尽管已经造成通货紧缩的弊病，但恐怕一时之间依然难以收敛。如此看来，在三通的同时加强大陆台商的国家认同，已经刻不容缓。


一，胡锦涛企图内外夹击台湾主权


北京在大陆的台商公司内部建立秘密的共产党细胞组织，进行分化腐蚀；在国际间则全力封杀台湾的外交空间，进行打压扼杀，此双管齐下，可谓内外交侵。

不仅如此，北京还逼迫世界贸易组织（WTO）降低台湾地位，企图迫使世贸秘书处将台湾代表处，降格为与香港、澳门同级的办公室地位，要求在所有涉及台湾的行动、文件上都不得出现具有主权含意的内容，凡有涉及台湾政府机关，如总统府、外交部以及政府官员头衔等涉及主权的文字时，其后需加注“不代表主权”的补充说明。 北京还主张台湾不能以“代表团”相称，而应按照港澳模式，称为“办公室”，今后台湾驻世贸人员不得称为大使、公使，外交礼遇特权降级，只能称为代表、副代表、助理代表。

中共的这些举动表面上是在阻止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之后做出的，其实蕴酿已久。其阴谋目的在于破坏台湾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倘若台湾的名称降级，未来必须在政府采购协议中做出“去主权化”的让步，如此一来，台湾多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努力，都将自动放弃。

中共“去台湾主权化”系列措施中最狠毒的一着棋，恐怕还是力图切断台湾与美国的实质关系，如果不能切断，则变质之，如果不能变质之，则削弱之。

这并不仅仅是观察家们的看法，而是有中共主席胡锦涛的亲口招供为凭。最近，身兼中共“对台领导小组”组长的胡锦涛，在该小组改组后的首次会议上宣布，北京的对台政策将专注于“三项优先工作”：一、排除美国干预，二、加强两岸交流，三、做好军事准备。

中共消息人士指出，胡锦涛特别强调“三项优先工作”首要是排除美国的影响，强调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独立的事不会发生。因此胡锦涛决定中共外交部今后参与对台政策的决策，改变了已往由国务院台办做类似决策的作法。企图通过收买美国来撤出台湾的防卫后盾。

胡锦涛关于“优先加强两岸交流”的布署，证明了我们已往的分析是对的：“三通”不仅是中共发明的词汇，而且也是中共布署的圈套，胡锦涛所谓“我们应该争取台湾民意和民心”，其实就是强化三通圈套，套牢大陆台商，分化分裂台湾生命共同体。 

至于胡锦涛“优先加强军事准备”，则暴露了中共军事政权的本质，尽管中共成员经常伪装成外交家、商人、学者、记者，实质上全是中共安插的变形变色的暴力工具，现在中共“对台领导小组”纳入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作为成员，不过是把暗盘托出，意在恐吓台湾朝野罢了。 


二，护照交锋战役对台湾有益


台湾在护照上加注“TAIWAN”字样的行动引起各方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强调，台湾新版护照所作出的改变，不会影响美国对待持用此一文件的台湾居民，因为“台湾人民能够那么做”。包润石的发言无疑是肯定了台湾的主权存在。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中共一年多来所准备的对抗所致，中共外交部承认，已经要求世界各国在其公民护照的“出生地栏”排除台湾，改为“中国”，中共声称，有国家在护照出生地栏内填写“台湾?台北”或“香港?香港”，已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对于“填写错误”的外国护照申请签证，中共将要求更改，否则将不发给护照持有人入境中国的签证。中共以此学习驼鸟精神，寄望于“即使海外的台湾侨民未来领取了封面有TAIWAN字样的新版台湾护照，只要其出生地仍然填写了中国字样”，仿佛就表明了“台湾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这与满洲人和西方人打交道时，一定要自称“大人”，并要对方这样称呼他，还把这样的闹剧当作“外交胜利”来宣扬，一样荒唐可笑。中共也不想想，许多领了台湾护照但在中国大陆却有投资或职业的人，若受此限制，必将对中国大陆本身的经济发展造成负数。难道中共正在密谋发放中国大陆护照给这批游走两岸的空中飞人吗？

其实，北京当局这样作法确实“粗暴干预他国内政、违反国际惯例”，但是，北京为了挤压台湾的生存空间几乎已经不择手段了，完全不顾及外国政府、国会、媒体、人民，对北京当局的反感，而且准备接受反弹的力量，此事意味两岸关系的凶多吉少，“汉贼不两立”之势甚为明显，台湾面对中共这个鲜卑化（苏俄化）的野蛮政权，实在应该作好最坏的打算，这就是胡锦涛的“第三优先”──作好军事准备。如此一来，短兵相接的护照交锋，就将是走向历史性决战的预演了。

世界各地的台侨，对台湾具有高度的积极认同感，远远胜过大陆侨民对中共的消极认同感。北京当局发动“出生地战役”，其实打击的只是亲中共人士，这些人在海外经常演出媚共闹剧，令人作呕的程度远远超过中共党政官员亲自登台表演的。现在，他们如果在护照上的出生地栏目公然填写“中国”字样，无异自我暴露。这是好事情，是在两岸最终摊牌到来之前，揭露第五纵队的一个契机。因此台湾一方面理应反对各国屈从中共的压力这样更改出生地，另方面，对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自愿更改出生地的人，也不妨乐观其成。


三，向共产党“借兵”以加强大陆台商的国家认同


北京日益加紧对台攻势，显示中共不可能等到消化香港五十年之后再来“解决台湾问题”。面对中共的攻击，如何化险为夷？最好的办法莫过“柔道战术”，借力打力，借兵打兵，利用中共的兵力来消耗中共的力量，利用中共的攻势来训练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

五十万名香港各界人士七月一日走上街头抗议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引起举世关注。陈水扁总统二日就指出，香港回归中国才不过六年，整个香港就完全变了；香港基本法第廿三条这样的立法如果通过，香港就是走回头路了。

这样的批判很好，不仅声援了香港人民，而且提醒了热衷于大陆热的台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陆的投资环境并不稳定。如果台湾被迫走上香港的道路，那么二十三条的枷锁很快就要降临到所有台商头上了。

以香港目前的处境作为切入点，对台湾来说等于是在政治上“向共产党借兵，来强化训练台商的国家认同”。而在中共当局频频打压台湾的现实下，向共产党借兵来强化训练台商的国家认同，“训练器材”可谓随处可得：

例如，日前全球妇女峰会台湾部长被拒入境一事，足以证明中共政权封杀台湾生存的努力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中共的毒手与民进党政府的“台独纲领”可以说是毫无关系。换言之，不论台湾如何处理两岸关系，中共对台政策都是不会松动更不会改变的，那就是“香港化”。台湾抵抗中共兼并的努力越是剧烈，只会生存得更久而不会生存得更短；反观中共，开给台湾的条件极为恶劣，其实比“香港化”还要不如，因为还多出一条“必要的武力”，那是中共面对英国统治四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九七）时，从来不敢提及的！但用来对待“同胞”却毫无汗颜，可见中共这个“民族主义政权”的虚伪性。

再如，中共去年对台部署飞弹的增加百枚一案，也是强化国家认同的训练器材。正如《华盛顿时报》七月十八日指出的，中共不仅在七月份两次进行恐吓台湾民众的“东风十一甲型短程飞弹”试射，而且对台部署的东风十一甲型和东风十五型(CSS-6)短程飞弹，数目已由二〇〇二年的三百五十枚，增加为二〇〇三年的四百五十枚。而据美国国防部七月初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军事报告中指出，中共对台部署的飞弹数目逐年增加，预估到二〇〇五年将增至六百枚。不过这并不可怕，只要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得以提升，这样的威胁将很容易被抵销掉。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十二节 美国大选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台湾的对策】


一，过半美国受访者质疑布什领导能力


日前，美国时代杂志联合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的民意调查显示,五成一被访者对总统布什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及保留，人数较三月时上升一成，这显示小布什有可能和老布什一样不得连任，家族统治并非万妙灵丹。

虽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洁明先生日前特地来台湾指出，“中国问题从来都不是决定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因素”，其实这恰恰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以致需要此人到台作出如此“中国问题从来都不是决定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因素”的宣示，毕竟谁都知道，明年台湾的总统大选比美国的总统大选早七个半月，台海情势不可能对后来举行的美国大选没有影响。正因为如此，李洁明来台的任务之一，就是试图消除台湾的声音，让台湾紧跟布什的大选策略，转而关注北韩的核子问题和“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要用公民投票议题来给布什总统添麻烦，尽管布什为了连任，已经开始继承柯林顿四年前的对华政策，不惜变相诋毁自己四年前的竞选纲领。 


二，为了竞选连任讨好中共，布什传达微妙讯息？

 

六月初一次美国政府新闻界简报会上，在北韩、反恐等问题上媒体已经问了三十个问题，简报会随时可以结束，可是资深官员似乎仍在等待什么，最后这位官员问道：“不问有关台湾的问题？你们都睡着了？”显然，资深官员在寻找机会说话，谈论台海议题。 这个场景令人想起一九九八年夏天的柯林顿，那时，这位花花公子正从北京飞往上海，在“空军一号”上白宫发言人告诉机上两位随同记者，“待会儿在上海，总统要谈到台湾议题”，结果柯林顿提出“新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这回轮到布什争取连任，把柯林顿的“新三不”修改为“一个中国的基础是‘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不支持台湾独立’”，赋予“不支持台独”和“三个公报”及“台湾关系法”具有同等地位。当然，柯林顿“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一案，现在的美国政府已经否决，所以六月间美国“变脸”赞同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可见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像是自由市场的牌价，可以根据行情不断调整的。

难怪中共对此欣喜若狂，六月十九日“中新网”电讯宣称：“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及中美关系的格局发生变化，美国的对台政策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作出重大调整：美国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将置身事外，而这一时间可能是五年。”

然而美国的民主毕竟不是任何一个政治豪门家族可以垄断的，针对布什政府软化了的对华政策，美国的《标准》周刊总编辑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署名的新保守派人士立即发动反击，在六月中下旬连日散发公开信，强烈批判布什与胡锦涛的会谈时有关台海议题的谈话，而这些人历来是支持共和党政府的，因此这次批判显然是基于政治立场而不是基于竞选策略，普世价值显然不该拿来交换选举利益。


三，围绕“公投”问题的短兵相接


台湾媒体报道了美国不太赞同台湾举办公民投票的消息后，台湾官方对此一度反应低调，中共则幸灾乐祸，认为台湾政府已经陷入内外交困。然而陈水扁总统六月二十二日终于在高雄中山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演讲时表示，公民投票是基本人权，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可以限制或剥夺的。 他表示身为总统，经常在思考、计划，要使台湾与其它民主自由国家并驾齐驱，更有责任捍卫台湾的国家主权、尊严与安全，而身为总统要坚守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立场。

过了几天，六月二十五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Douglas H. Paal) 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所谓“美国反对台湾任何议题的公民投票”的风暴，完全是台湾媒体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从未说过美国反对台湾公投的话，台湾媒体乱写一通，不审慎求证，新闻品质实在有待提升。包道格说他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会晤，说好双方不对外透露内容，结果第二天媒体报导出来，还写了很多他没有讲过的话；又如他会晤国民党主席连战，就有人传出他暗中支持连战竞选总统，包道格表示：“我从来没有说过支持或不支持谁选总统，美国驻台代表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更有甚者，某些传媒报导章孝严明言，包道格“oppose(反对)”台湾公投，包道格说，他至少已有三个月没有见过章孝严，章孝严的话从何而来他莫名其妙。

最后，包道格说了一句在我们看来是至关重要的话，他表示，作为ＡＩＴ处长，他负责的对象是美国总统，而总统关切的则是如何维持台海地区的稳定。显然，在情报丑闻和经济滑坡双重打击之下的布什，极力争取连任是其思想言论的中心，而台海问题的处理方式，必须给他的竞选连任带来利多才行。


四，国庆酒会与在台协会升级为准大使馆


七月三日美国国庆节前夕，包道格举办午餐酒会，款待包括台湾行政院长在内的高级官员、立法议员和商界领导人。此举非同小可，因为美台一九七九年中断外交关系以来，美方在台首次举办国庆庆祝，但令人奇怪的是，期间美国外交官还“刻意保持低调”，包道格对美联社表示，独立日“美国人在一起聚聚是非常自然的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包道格把台湾人也当作美国人了吗？真是有点简直语无伦次了。他在发表演说时，也并未提及本次酒会具有任何历史性意义，只是说，“共同的民主价值以及谋求和平繁荣的愿望，让我们之间的合作就像秀水从台湾的美丽山峰上流下来那样自然。” 

然而，这只是短暂的和表面的现象。

仅仅过了六天，七月九日，美国在台协会（ＡＩＴ）宣布，奉美国国务院核准，台北办事处预估年底前即可核发护照给在台的美国公民，不必再使用麻烦的“旅游信函（travelletter）”。这显示ＡＩＴ的官方性质加重，将可比照世界各国的美国大使馆，进行相关作业。ＡＩＴ的官方性质已经日渐明显，除核发签证及护照外，ＡＩＴ的“政治”及“领务”等部门已经正名（过去分别称为“一般事务组”及“旅游服务组”），ＡＩＴ的工作人员在调动工作时也不必再向原服务的公职单位办理“离职”和“复职”手续，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已经归入美国国务院的公务网址（state.gov）。 

那么，布什政府在不太赞同台湾公投，为什么同时却“奖励”台湾、提升美台外交关系的级别？如果美国真的不满台湾的作法，即使提升美台外交关系级别的举措已经定案，也可以暂缓实施、暂缓公布，免得给予外界一种印象：美国正在鼓励台湾走向独立。但布什政府没有“暂缓”，这是什么原因呢？


五，台湾的思考与对策


美国的这种矛盾态度，大概出于两种可能的原因：

1，美国虽然不能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但实际上正在支持台湾独立，并且，美国是以“公开的不支持”来掩护暗中的支持，其作法一如过去对待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独立时的作法，当时，美国公开批评三国独立运动，但在尘埃落定之后迅速承认了三国的独立。

2，美国的外交政策因为布什需要布署连任已经陷入某种程度的混乱。

不论台湾面对的是哪一种情势，都需要尽力利用美国大选之前的不确定状态，来为台湾自己争取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实际上，上述两种可能的情形极有可能是并存的，交织在一起的。首先，美国没有理由不希望台湾独立（只要不引起中共的过度反应）；其次，布什显然不愿意为了台湾而冒险减小竞选连任机会。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布什政府才不得不支持台湾继续前进？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在我们看来，明年与总统大选合并举行的公投，仅仅以“核四”等纯粹地方性事务为目标，有些可惜，对人力物力也似乎有些浪费；而如果直接诉诸“统独”公投，可能又有种种不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至少也还是可以考虑这样一项公投内容的：“你愿意在某种外部压力下接受类似香港《国安条例》（二十三条）那样的法令吗？”

我们认为，这样的公投内容，是有关人权和民主的普世议题，比地方议题更有价值（可以与“核四”等地方议题同时纳入公投项目），同时，它也无关统独议题，使得布什政府比较容易接受而很难提出反对，最后，它又声援了香港人民的自主权力，同时击中了中共的专制软肋，如此“将军抽车”，使得中共可能用台湾公投来煽动大陆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等于公开谴责了自己。

如此可以一举数得。

“你愿意在某种外部压力下接受类似香港《国安条例》（二十三条）那样的法令吗？”

我们预测台湾人民无关统独，百分之九十九将会回答：“不愿意！”

其实，这也是香港人民、中国大陆人民、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答案。中共可以反对这样的公投吗？美国可以不支持这样的公投吗？如果中共反对这样的公投议题，那么将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如果中共不反对，将变成谴责的对象。

这样的公投也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台湾人民不会接受香港那样的“一国两制”。


（二〇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十三节 美国会为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中共一战吗？】


一，中共寓军于民，对台构成纵深威胁


中共三峡蓄水发电，形成华中地区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的立体军事交通运输保障网。共军总后勤部军事交通运输部负责人说，军事交通涵盖了陆路、水上运输以及航空运输，是一个立体的结构。而为了让军事交通更加畅通，中共军交部门在全国铁路、水路、民航的主要站港都设立了军事代表处，负责协调军事交通运输。而把这些军代处联系起来，就是一张全国网络，可以通过陆海空三条路径，从一个点快速到达另一个点。即使在和平时期，这张网也要为军队服务，如运送战备物资、兵员、为军事演练提供保障等，同时它还承担着一些鲜为人知的任务，如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就有一条在地图上找不到的铁路线，它承担着中共最大的航天城的科研试验、生活生产物资的运输任务。航天城的一颗螺丝、一粒大米，都是通过这条铁路运送进去的。同时，这条铁路也便利了共军镇压大陆人民的抗暴活动。

共军总后勤部军事交通运输部负责人说，在中国大陆，不仅军事专用线路，就连修建普通高速公路、地铁、铁路、桥梁等交通设施时，都必须按照国防要求设计建造。这些设施，平时民用，一旦发生战争，都必须无偿、无条件地提供给军队使用。例如在最近五年内，中共新建或改建了一批重要公路，整治了长江、大运河等江河航道，目的都在配合军事设施和部队机动道路。尤其是所谓“高速路飞机场”，是以高速公路为基础，藏身于高速公路中的备用机场，在应急情况下，能快速从民用状态转为军用状态。中共在高速公路上起降飞机的历史，始于一九八九年的“沈大高速公路”。截至二〇〇一底，中共已修建高速公路两万公里。中共所以倾力修筑这些汽车公路，是因为它认为这些公路像是“无数个机场分布在它们可以延伸到的地方”，战时可以变为军事机场。


二，中共大笔扩建海军意在抗美压台


中共近年以前所未有的资金大力扩充海军，无非两个目的，一是威胁台湾、展示对台封锁能力，二是企图吓阻美军卷入台海战争。然而这两个目的都会导致与美国的冲突，因为美国可以容忍中共并吞台湾，但是不能容忍中共并吞台湾的后果；正如美国以前容忍日本并吞满州国，但不能容忍日本并吞满州国的后果，最终走向太平洋战争。在“美国会为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中共一战吗”的问题上，我们的答案是：“美国不会为了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中共一战，但是会为了自身的安全和霸权与中共一战”。

特别考虑到，就在中共扩充海军的同时，其原先奉行的“近海防御”战略也发生微妙变化，这种倾向如果不及时中止，必然走向与美国的全面冲突，一如一战前的德国与英国、二战时的日本与美国。最近大陆高层在巡视海军时，特别提醒新任海军首领，所谓“近海”系指与国家利益和军事力量相一致的“近海”，而非以往理解的地理上的岛链概念。这种观念转变，充分表明了中共的扩张意图，正在对“近海”与“远洋”两个概念进行模糊化和重新诠释。

无独有偶，美国国防部三十日发布“解放军军力报告”指出，中共的导弹威胁台湾，万一爆发台海冲突，中共的策略是速战速决，包括采取“断头”策略，迫使台湾在外力介入之前即签订城下之盟。当然，既是美方的报告，这里面就含有美方的忧虑和预设的立场，表明美方极为担心台湾向中共屈服、签订城下之盟，因为无论如何，台湾都是美国通过太平洋战争从日本手里夺下的，意在瓦解日本海上霸权，美国当然不能眼看中共轻取台湾，造成新的霸权，使得美国回到二战以前的处境中。其实，中共威胁的不仅是台湾的安全和美国的霸权，也威胁日本的海上交通。最近中共间谍船频频出入日本海域，就是一个对日本的警讯，表明中共扩充远洋海军的动向也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石油资源及海线通路，尤其因为中共正在成为重要的石油输入国家，与日本在海洋的竞逐势必日趋激烈。

而中共对美国的上述报告，显然十分敏感，所以北京大肆抨击五角大楼有关中共把更多导弹瞄准台湾的报告，中共国防部长曹刚川利用八一建军节的场合再次强调北京将不会容忍阻止统一台湾的企图。此外，中共为显示自己是个海洋国家，频频派遣海测船到西太平洋探测水文状况，它要面对美国所布建的韩日台菲防线，双方一攻一守，台湾东部海域已俨然变成美国和中共较劲的场所，美国为确保防线，除了派出侦察机，美国的海测船也在兰屿外海出没。


三，美国欲维护自身利益必须要压制中共


最近美国FBI局长米勒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外国政府和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通过间谍手段窃取美国的机密情报，而中共已被列为未来十至十五年内美国面临的最大间谍威胁。

如果不加遏制的话，这种局面极大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军事、经济优势。FBI估计，中共在美国开设了三千多家“幌子”公司，以掩护自己的间谍活动。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敦促加快军队转型，以便对付新的全球威胁，美国海军准备建立一支耗资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最先进轻型高速舰队，其主要针对的国家包括中共。《华盛顿邮报》报导该舰队的新型“近岸战斗舰”，能够在敌方海岸沿线浅海地区展开一系列战斗行动，达到拉姆斯菲尔德的多项要求。美国海军声称，新型战舰具有多种用途，它能“嗅出”隐藏在中国各海港的导弹，并加以摧毁；还能搭载追踪潜艇的直升机，也能放出小型快艇拦截恐怖分子。另外一项能代表美国内部立场的听证会（潜艇高级军官在国会的秘密作证）显示，美国军方认为其实追击中共使用的柴油机潜艇，无须使用“近岸战斗舰”，因为弗吉尼亚级潜艇已能担负这个任务。

此外，为了遏制中共，美国拟在亚太地区而不是其它任何地区部署最新航母。美国最新航母“里根”号即将成军，未来可能部署于夏威夷或是关岛，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第二支“前进部署”武力，以因应中共和北韩这两个残存的共产毒瘤。这种动向不是因为美国热爱台湾，而是由于美国疑惧中共，由于中共军事力量的扩张，北韩核武问题又迟迟没有解决，美国必须要在夏威夷或关岛部署航母，为自身利益来维持战略平衡。回顾当年，即使在与苏联冷战对峙时，美国尚且没有在夏威夷部署过航母战斗群，可见而今情势之严重，可见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因为“九一一”而走向缓和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则是由于中共国力的提升而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绷。

另外，美国海军舰队司令奈特尔上将最近也说，亚洲出现的威胁使美国必须“把力量从大西洋移至太平洋”。亚洲出现的威胁何在？仅仅是小小的北韩？非也，五角大厦目前正在全面检讨美军在世界各地的部署情形，其中海军部份就是由奈特尔负责。最近几个月，美国调派了两艘攻击型潜艇驻防关岛，第三艘也即将前往，随后还有第四艘。报导说，此一战力调整，主要是因应台湾海峡和印度尼西亚可能出现的变局。

美国国防部四年一度的《国防检讨报告》曾指出，美军应在关岛部署轰炸机和战斗机。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则具体主张在关岛部署新一代的Ｆ─２２战机、波音七六七空中加油机、重装轰炸机、“全球之鹰（Global Hawk）”无人侦察机、以及Ｃ─１７巨型运输机等。同时美国空军也移防了若干B－１和B─52轰炸机至关岛，还储存了若干空中发射的巡弋飞弹在关岛，结果惊动中共当局进行抗议。如果美国再调派航母驻防在关岛或夏威夷，恐怕中共更加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而这种吓阻效果，恐怕正是美国所积极追求的目的之一。


四，推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保卫台湾


美国既然不会为了保卫台湾而保卫台湾，只会为了自身利益而保卫台湾，那么台湾的要务就在于让台海危机跳脱传统的“两岸关系”的陈旧模式，而变成“亚太安全议题”，进而变成一个“美国国家利益问题”。也就是说，台湾要说服美国朝野接受这样的观点：“一边一国”的实质意义，将是关乎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和平的大局，也是关乎美国能否保证二战冷战成果不致付之东流（甚至被中共侵吞巧受渔人之利）的大计，而决不仅仅是为了台湾自身的利益。如果台湾能说服美国舆论如此相信，则美军将不请自来，在台湾海峡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


（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第十四节 公投可为台湾消除“地方政权”的负面印象（兼谈台湾朝野可否配合进行“统独演出”）】


一，公投是主权国家的法权


台湾愿意与中国对话和协商，也可以不设定任何议题，只是希望在接触对话和协商过程中，不预设立场和前提，以避免对方企图把台湾地方化和边缘化。但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什么如此害怕台湾的公投呢？无它，盖因公投乃是主权国家的法权，如果台湾公投而中共不加抗议杯葛，那岂不等于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了？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中共不管如何巧言令色，早已内定台湾为“地方政权”了。而台湾唯有摆脱地方政权的圈套，才能获得对等的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

台湾政府五月间宣布，考虑在明年大选时举办核四公投，而同时避免涉及敏感的统独问题，但即使如此，中共依然反对台湾公投。中共还向美国表达对于台湾公投的不满，通过美方影响台湾不要公投，这是中共自己在情非得以的情形下，不得不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又一事例，因为台湾问题自始以来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先是荷兰－郑氏两国间的问题，后来是郑氏－满清两国间的问题、日本－满清两国间的问题、美国－日本两国间的问题，中国－美国两国间的问题……最后台湾实现了国家元首直选，台湾问题才变成了台湾－中国两国间的问题。无疑，中共在心里十分清楚这一“两国的国际问题”，只是嘴上不敢承认罢了，否则中共现在怎么向美国告洋状呢。

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或核四的公投，乃是基本的主权行为，台湾只要进行了政策性公投，即使没有直接就统独问题进行公投，也是宣示了台湾主权独立。


二，中共如何容忍台湾公投？


SARS疫症使两岸关系大幅后退，是不争的事实。疫症使台湾死了很多人，经济受到打击，所付出的一切社会成本，一般台湾选民会将帐算到北京头上，这无疑影响明年的选情，看来中共再度自愿充当“台独势力”的“义务助选员”。更为重要的是，疫症将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激化起来。

在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问题上，北京的立场是反对台湾以任何名义加入，吴仪还说北京“打了胜仗”，不仅昧了良心，而且昧了见识。可以预测，如此无耻打压的费用将会很高，其账单不久就会寄到北京。而在国际间，美国和日本等国都支持台湾，预示这场较量远远没有结束。舆论认为，世卫并不是唯有主权国才能加入的组织，况且涉及中国大陆传播的瘟疫及其医疗保健问题，为何台湾不能以适当的名义加入？

中共国台办主任陈云林与副主任周明伟七月廿一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交换反对台湾举行公投的意见，陈云林暗示理解台湾举行核四公投。不懂英文的陈云林，由驻美大使馆官员陪同会见阿米蒂奇时，先宣读一份打字的中文稿：“中国反对台湾举行公投。当然，我们也了解，在某些特别情况下的某些议题，或许像核四厂计划之类的地方议题，搞个公民投票也是合理的。” 一位了解会面过程的美方人士表示，陈云林说如果台湾举行加入世卫的公投则触及主权问题，因为世卫是联合国组织，台湾加入了，就是和大陆分离了，当然北京更害怕台湾把“一边一国”论题直接加入公投中。

这表明中共已经在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面前，退了半步。其实，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是台湾人民的基本人权，没有人可以剥夺台湾人民的追求健康的权益，即使两岸关系的发展，也不能以牺牲台湾人民追求健康的权益作为代价。何况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利去做自己认为可以进行的任何事情。 

台湾人民有必要获得实质的参政权，因此研议“公民投票法”的立法并列为立法院第四会期的优先处理法案，是极为明智的。很明显，几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共是真正的“纸老虎”，不论台湾公投法具有如何高度的政治敏感度，中共也只能袖手旁观，美国虽然表面上不能公开支持，但只要台湾成功了，美国就能得分，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美国乐观其成。而中国大陆呢，更为关注的反而是如何维持当前两岸之间的“不冲突”状态。中共显然希望在“不冲突”的状态下，尽力让台湾遭到地方化、边缘化、矮化。


三，扩大安全边界是台湾自救的道路


北京的长期目标是把台湾纳入一国两制就是香港模式，但是从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引发的重大争议和香港五十万人游行抗议来看，香港模式连从来没有享受过独立的香港人都受不了，那么已经拥有数十年独立主权和近十年普选权利的台湾人民，如何接受“一国两制”呢？更不可能接受所谓“一中原则”这个全球华人之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苏联卫星国和社会主义殖民地体系的残渣余孽。

公投和声援香港人一样，是台湾人民扩大安全边界的自救道路，是拒绝沦为共产殖民地的有效策略。看看香港，再看看日前中共人蛇集团向台湾进行如此低级下流残暴血腥的“殖民活动”等偷渡行为，就知道中共正在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在蚕食台湾。现在大家都说台湾的经济这么差，除了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就是中共经济黑洞的“致命吸引”所致，所以香港的经济比台湾还要糟糕，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前景。

拒绝香港模式，就要巧妙的把香港作为台湾的安全边界来使用,因为香港的命运就是台湾的前哨，如果中共管制香港极为顺利，台湾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危险就升高了；如果中共管制香港失败，台湾的主权独立的价值，就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和支持。所以台湾人支持香港人就是支持自己，香港人现在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香港立法会成员刘慧卿在台湾表示支持台湾人民有关台湾前途的自决权利，即使遭到中共份子围攻，她也不愿意改变立场，因为她已经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而香港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觉醒，显然也是因为台湾领袖道义声援香港人抗议二十三条所致。台湾立法院四党一派（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台联党，及无党籍联盟）共同发表声明，展现共识，指出香港政府及大陆政府提出的二十三条立法，“违反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因此立法院支持港人争取自由、废除恶法的努力，并谴责香港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违反自由，侵犯人权”……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共对此台港联合之势，极为惊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记者会上强调，如果有人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借机挑拨香港和台湾的关系，诬蔑“一国两制”的方针，那将是徒劳无益的。而中共所说的“徒劳无益”，就是台湾的“福祉所在”！


四，公投宣示台湾国际安全的重要性


中共价值是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邪恶轴心，因此国际社会最为担心的不是台湾与中共之间的潜在冲突，而是台湾可能对中共的绥靖、妥协甚至被迫和北京谈判。

最新一期美国国际关系方面的权威刊物《外交事务》期刊专文指出，东亚战略形势急剧恶化，已经对台湾形成挑战。中国大陆企图利用在亚洲势力的坐大，而迫使台湾在国际上趋于边缘化，在经济上被迫与大陆整合，使台北被迫接受与北京的政治谈判。国际舆论担心，“时间不在台湾这边”，因为台湾只有无限期延后与北京谈判，才能自救。而两岸政治谈判无论公开或秘密，只要展开，“两岸的和解”对于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就同样是一场地缘政治灾难。

达赖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例子。达赖一九五九年抗暴失败，被迫出走印度流亡，四十多年来无日不想回到家乡，但是中共就是不予达赖谈判机会。为什么中共对待台湾反其道而行之，极力逼迫谈判？因为台湾还不在中共手里，中共还在阴谋通过谈判夺取台湾的土地、人民、财富。而西藏呢，既然中共已经夺取了其土地、人民、财富，故永远不会再与达赖谈判。中共早在一九五九年之前几年与西藏“谈判”完毕了。政治谈判之后不出几年，中共就会兵临城下，殆无疑义。

以下两个因素对台湾貌似利空，实为利多：

一、中国大陆在经济与地缘政治方面的膨胀；

二、日本经济衰退导致其区域影响力式微，难以独力制衡中共。

因为，既然日本对于国际安全的战略价值开始下滑，那么就使得台湾对于国际安全的战略价值，变得日益重要。

日前，韩国问题的“六方会谈”已经失败，华府希望靠北京来解决北韩问题，其实是政治幼稚病。而据最新消息，中共自身也对六方会谈的破裂可能造成的恶果深为恐慌，因为中共深知自己与美国的关系完全建立在利益苟合之上，极为脆弱。

美国国会研究处最新发表的报告，题为《第一〇八届国会的美中关系议题》，由国会研究处（ＣＲＳ）外交、国防、暨贸易部门的亚洲事务专家邓凯丽（KerryDumbaugh）执笔，供国会议员及助理参考。报告说，布什总统“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的方针，改变了美国多年来的模糊策略，所以五角大楼提交国会的报告称“美国必须维持核子打击力量”，以备台海发生事端时使用。这表明美国和国际社会一样，并不担心台湾与中共之间的潜在冲突，反而担心台湾对中共的绥靖和妥协甚至秘密外交。


五，公投的内政意义：示之以虚


公投曾经激起台湾社会的内部争议，这是好事。何以见得？因为这样的内部争议可以干扰中共的判断，使之误以为这样的内部争议可以造成台湾社会的分裂，这正是《孙子兵法》式的策略，示之以虚。这种策略可以诱导中共，在上述错误判断下，继续决心等待下去，等待台湾内乱、不战自溃，以便中共接管，可以兵不血刃地占领台湾。其实，台湾社会各阶层在不愿意中共进行接管台湾这一点上，是毫无分歧的，唯独中共自己，在自我宣传中早已自我陶醉、神经麻木了，完全认识不到这一点，还真的以为有人欢迎它去“一国两制”，结果错估形势，一误再误。

有观察家指出，台北占台湾人口仅百分之十多一点，一离开台北，国际旅行者不熟悉的台湾就开始出现：那是个到处都有槟榔、烧香和沿街叫卖的世界，居民讲台湾本地话。这个世界的居民认为他们的自由来之不易，担心同大陆的任何形式统一都会威胁他们的自由。由于北京坚持香港国安条例立法和在SARS爆发时孤立台湾，使得这种猜疑更为加强。在香港，相信北京的人越来越少，这对台湾也是一个转机。

台湾挑战北京，被认为只是党派的竞选策略，其实不然，这也同时在为台湾扩大国家的生存空间。如果北京干预台湾大选中的“台独倾向”，反而会增加民进党的胜选机会；如果北京因此顾虑而闷声不响，而无异变相承认了台湾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因此为了台湾的利益，台湾朝野的当今之计，在于配合进行“统独演出”，从而继续鼓励中共错估形势。让中共在台湾的统独冲突中，等待台湾内乱甚至自我瓦解吧！这样，台湾就可以赢得宝贵的时间，彻底实现“主权在自己国民的公投中”这一愿景。当然，台湾朝野的“统独演出”不可过份，不可演变成真正的冲突和内斗。在这样的意义上，台湾朝野完全有智慧使得台湾不同党派间在统独问题上的争斗，变为保护台湾安全的“烟幕弹”。

 

（二〇〇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十五节 中共的全力三通意在打破“新月包围”】


在当今全球化的现实下，地球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两岸关系也就不再是双边的，而是多边的，甚至是一个复杂的国际问题。本文就试图从这一角度，来看待中共的三通努力，以及台湾对彼谋略的化解之道。


一，美国布署“新月”重新包围中国大陆 


自从苏联解体，美国始终把中共视为最大假想敌，这种地缘政治现实并没有因为“九一一”事件而根本改观。例如，前些时间美国宣布将驻韩美军向南迁移，就是自韩战结束以来美军首次后撤，这其实是一种临战准备。为此，美国还从沙特阿拉伯撤军。舆论认为，这些举动代表美国重新整合亚洲军事部署，而其终端是在战略布局上，以“亚洲新月”来重新包围蠢蠢欲动的中国大陆。

美国的设想，是建立一支可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菲律宾和新加坡之间轮流驻守的高机动军队。“九一一”事件不是削弱了而是强化了美国重返东南亚军事基地的动机。即使连中共自己也十分清楚：“正在酝酿的亚太地区新军事部署，就是亚洲新月的复活，将对中国形成潜在的、事实上的包围态势，给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新的不确定因素。”（六月十六日《国际先驱导报 》，记者薛颖）中共认为，美军部署趋向“小快灵”，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化整为〇、广泛布点。而中共的人民网更在六月三十日发表评论指出，二十一世纪是宇宙战争的时代，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正以抢先占据“近地太空”作为策略，要垄断此一宇宙空间的使用权，并最早在二〇一四年建成首艘服役的军用宇宙船，而美国有关单位曾经进行一次秘密军事演习，就是以中国作为假想敌，它模拟在二〇一七年，“红方”对“蓝方”一弱小盟友“褐方”进行威胁，“蓝方”为保护“褐方”利益而进行干预，双方利用计算机向对方展开信息战，其中“红方”代表大陆、“蓝方”代表美国，“褐方”代表台湾。美国情报机关国家侦察办公室负责确立“星球大战”战略制订工作，主要目的就是要所有的美国盟友以至敌对国家，除非获得华盛顿的同意，否则都不能进入美国控制的宇宙空间，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全球所有国家封闭“近地太空”，即囊括从地球至月球之间所有宇宙区域的使用权。而现时呢，全球所有国家的“全球定位系统”都依靠在此一范围内的星发射信号，美国独霸此一区域，即等同于华盛顿可以封杀其它国家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导向系统。


二，中共的太空计划意在制衡美国 


面对美国战略的这一发展，中共力图反扑。尽管北京官员对太空武器的立场，在说辞与实际作法之间大有差距，而使此一问题十分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就事论事来加以探讨。

中国大陆在国际间发起禁止太空武器的运动，已有时日，一年多前更同俄罗斯、白俄罗斯、越南、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越南、叙利亚等国在联合国提案，企图禁止部署太空武器。但中国在发起多国行动和国际舆论以反对“空间军备化”的同时，却不动声色地持续研发其太空武器和相关战术，以期摧毁美国的军事目标。共军注意到，美军在“指管通电情监侦（C4ISR）”领域具有压倒性优势，也发现美军在通讯、侦察和监视三方面的优势，无一不与其太空装备有关。透过这些研究，共军内部评估指出美军的战力凭借，其实也是其弱点所在，因此若能将美军的太空设施加以制压或摧毁，那么就能使美军丧失利器，从而使其在面对解放军数量较大但较落后的军力时，无法实施有效打击。共军网站的一篇文章曾经坦承：“不论谁掌握了空间控制权，就有能力协助、阻挠和影响地面的机动性以及空中、海上和空间的作战行动。”该文因此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反对太空军备化。

然而，中国大陆军事科技刊物十年来所刊登的文章又明白显示，其已拟定长期军事计划来挑战美国的太空主导地位。这些文章明目张胆讨论如何进行太空作战，并分析了美国在此方面的强与弱。例如中共“空间技术研究院”现正研发一种称为“运载卫星”的反卫星武器，此一系统在设计上能搜寻敌人的卫星或太空站、太空雷射，攻击、干扰、摧毁之。共军还实验它种卫星猎杀武器，如陆基导能武器和可以用作动能武器的小卫星。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最新评估，中共也许能在未来二至六年内，就部署一种直接升空的反卫星武器。此种武器将对美国弹道飞弹防御构成直接威胁，它在太空部署追踪传感器，与陆基传感器和太空拦截弹联机。由此可见中共在联合国提案禁止太空军事化，只是拖延战术，其目的是要赢得时间，研发有效反制美国的手段。中共希望藉此打断美国的指挥和管制作业，而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时，就可以阻挠美军开入周边水域。


三，三通还是武力进攻？


台湾的梦想是与中共和平共存，中共的梦想却是要并吞台湾。而中共并吞台湾的企图又可分为和平的三通与武力的进攻，事实上，这两者又是互补的：中共的三通可为武力的进攻铺路，而中共的武力犯台更期待赚取和平的三通所无法完全达成的征服野心。

中共在谈论“台湾问题”时，从来不忘记提到“外国势力干预”，在我们看来这不仅仅是虚伪的民族主义，也确实有打破西方强权（美日联盟）对中共进行新月包围的考虑在内。可以印证的是，中国在历史上从不关心台湾，或说关心的程度远远低于关心其北方边境，甚至低于关心其南方边境和西部边境。中国对台湾的关心，始于荷兰占领、炽于日本占领，而到美国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之后，对台湾问题的重视才逐渐成为中共的所谓“核心问题”。由此可见，台湾问题并非单纯的“两岸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所以台湾才成为国际强权竞相争夺的对象，其主权在短短三百年间曾经五度易手，而实际控制权的更迭甚至更多。

现在，面对中共的三通攻势，有人主张更为的积极响应，有人认为两岸直航只会加速台湾的边缘化，但其实我们更需要把三通置入国际格局的背景下予以考察。无疑，中共的经济活动会使台湾的失业问题持续恶化，而香港最近三个月的失业率已经高达八点七％，就是香港过度依赖中国大陆的恶果。而劳委会官员表示，两岸直航或三通仅是技术层面问题，关键点在于建立防止资金及技术外流等警示制度，维持台湾竞争力。但其实，只要三通深入一步，台湾的竞争力就会削弱一步，强者如美国日本尚且受困于中共的经济活动，何况腹地更小、距离更近的台湾？

事实上，认为三通可以解决台湾经济问题的想法，倒是昧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由于中国大陆劳动力廉价，美国日本的工厂现在也无法与中国大陆竞争，例如，美国一家小公司阿伯科（Abco Tool & Die），只有员工二十人，但在与中国公司竞争一直失败。因为它投标用于光纤业的精致塑料模型报价五万美金，其中原料成本需要花费两万美金，但中国竞争对手的报价只有五千美金，试问，这样的生意怎么做？除非美国公司迁往中国，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否则只有改行或是倒闭。而其它的工厂则迁往中国，例如有个塑料公司尼普若（Nypro Inc.）在中国制造牙刷、计算机〇件和为摩托罗拉公司和诺基亚公司制造手机，他们在中国大陆付出极低工资，不用付医保费和环境方面的费用，盈利自然更多。其结果是去年一年里，中共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赤字已经达到一千一百亿美金，愤怒的美国制造商表示，中国进口产品导致他们的公司破产。美国最近经济回升，但失业率并未下降，反而直线上升，都是托了中共的“洪福”。

欧洲美国日本的失业问题虽然由于中共的廉价劳力而日益严重，但毕竟不存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直接威胁，中共也无“解放”欧洲美国日本的计划，台湾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中共时时刻刻准备“统一台湾”，所以台湾不能听凭商人眼光去看待两岸关系，否则聚敛起来的财富最后统统拿去资助中共，岂非大愚若智？事实明白着：在中共吸纳的四千五百亿美金的外资中，台湾资本竟然占了三分之一！这与台湾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准是极不相称的，也使得台湾购买武器的资金日益短缺，如果嫌这样严重的局面还不够凶险，还要“全面三通”，那很可能会让台湾重蹈西德经济衰退的覆辙，而并未获得西德兼并东德所获得的战略安全的优势，徒然让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准日益跌近中国大陆，而毫无回报。客观的观察家一定明白：这是“资敌”和“养虎遗患”，而不是“扶贫”和“救济大陆同胞”。尽管这种养虎遗患是在商业投资名义下进行，但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岂是商业投资的关系呢？

中共之所以忍气吞声低三下四的乞求台湾资本，显然是在重演“卧薪尝胆”、“以敌制敌”的老戏，其全面三通的目的，是要在“新月包围”上，打开一个气孔。最近中共在香港二十三条危机上的让步也显示，中共的龟缩是企图松懈“新月包围”的警觉，蒙蔽台湾民众好像中共已经变得“理性”、“成熟”、“可以协商”了，这其实是中共企图降低民进党再度赢得总统选举分数的一种伎俩。


四，三通战术已经延伸到国际舞台


中共不仅对台湾实施三通战术，也把同样的伎俩搬到国际舞台上，尤其搬到与台湾相关的国际关系中。

台湾因素的发酵，使中共对日关系正发生某种微妙变化，例如，近期中共一改与日建交三十年来一直回避钓鱼台主权争议的做法，公然支持京沪反日团体，在日本使馆门前抗议，北京反日团体甚至得到许可在日本驻北京使馆前焚烧日本国旗并向路人发散传单，中共的警察和武警在旁“维持秩序”，而决不干涉示威行动。这个破天荒的事件，值得密切观察其后续发展。而且中共传媒近日连篇累牍报导日军遗留毒气弹的问题，也是异乎寻常的，因为其中的主要毒气弹是十多年前发现的，中共一直不闻不问，现在却大作文章，显然别有企图。

我们认为，其目的就是要向日本施加压力，使之招架不迭，无法支持台湾。举一个例子，中国大陆京沪高速铁路的建造投标，竟然要以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来决定！这不是十分荒唐吗？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法国的子弹列车虽然闻名全世界，但却遇到日本新干线这个对手，不过，对台湾问题的表态可能才是其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共以“二〇〇五年前作决定”为借口，要看欧洲和日本对于二〇〇四年台湾总统大选中有关台湾前途的议题，如何表态！

中共一面谴责日本毒气弹，一面放风日本将有九〇％的机会赢得建造投标，日本朝野提出对策，有主张增加对中国贷款，明定贷款用来兴建京沪铁路；或是盖一个新的纪念馆取代靖国神社，以平息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国的不满。但大陆民众表示，要是坐上日本火车回到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情何以堪！民意调查中近八成强烈反对使用日本技术。于此同时，日方媒体却宣称“中国高层曾向日本铁路业者表示，‘中国选定新干线的可能性为九十五%’。”中共为了离间台日关系，为了孤立台湾，如此运用它的三通法术：日前温家宝会见日本官房长官，表示“中日两国要从战略角度把握双边关系，妥善处理有关历史和台湾问题”，这表明，中共已经把“台湾问题”提高到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的“战略高度”，不仅使得京沪铁路的建造成为政治的筹码，也曝露了中共利用经济手段（如三通和修筑铁路）来面对台湾问题、打破新月包围的企图心。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五日）



【第十六节 促使大陆有效遏止偷渡及加速接回偷渡犯之对策】


一，大陆偷渡问题的由来及其实质


大陆女偷渡犯落海死伤事件，引起国际间瞩目，有人认为此事如处理不好，会影响甚至损害台湾的国际形象，因为这个问题已像两岸之间的一切问题那样，不再仅仅是“两岸关系问题”，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问题。

我们认为，日益严重的偷渡问题，其实不是台湾单方面政策执行所能解决的。因为大陆政府显然有意纵容，其目的不仅在于扰乱台湾的社会治安，且可乘偷渡犯鱼龙混杂之际派出特务人员，潜伏台湾，谋求里应外合，危害台湾安全。如此一来，大陆主动而台湾被动则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中共玩弄这一手法，已具相当一段历史了，只是第一个受害者是美国，现在用来对付台湾，是取自中共九十年代对美斗争经验的成功。

我们知道，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美国接应并收容了大量大陆逃亡人士，中共对此耿耿于怀，并谋求对策。邓小平曾亲口对来访的美国官员说，“中国有的是人，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一千万。”果然不久之后，中共故意松动边防，同时派出特务人员到福建城乡，传达“政府的政策已经改变，不再追究偷渡行为，如果出去发财了，汇钱回来支持家乡建设是好事”，同时中共公安把偷渡失败的惩罚从坐牢改为罚款，这样一来，大陆沿海偷渡潮开始汹涌澎湃起来。

中共一箭双雕，派出特务间谍混入偷渡犯中，潜伏美国，不仅为中共盗窃情报，而且致力于改变侨社颜色，其中福建偷渡犯的成绩最为“卓著”，每次中共组织游行，这些偷渡犯都积极响应，成为中共海外活动的重要基层力量。现在，中共重施故伎，用来对付台湾。

对于防范偷渡，有识之士提出要“拦截于海上，阻绝于岸际”，与美国当时的做法基本相同，但事实表明中共人员仍然相当成功地混入了美国社会。而台湾海岸线绵延一千一百多公里，按照海巡署目前投入的一万四千余人、一百多艘快艇，很难有效禁绝中共的偷渡。如果每查获五名偷渡犯，就同时有十至十五人成功潜入台湾社会的话，那么对台湾的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危害，就会远远大于中共给美国已经造成的危害（十多年来，中共对美国的实际损害和潜在威胁，已经是怵目惊心的了）。

未被查获的大陆偷渡犯，容易成为中共的木马，从事破坏台湾社会安全的活动。即使对于那些已经查获者，从收容到遣返，台湾政府亦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这些有形无形的社会成本，不仅浪费国家资源，且给中共造成口实，徒然消耗台湾的能量、影响台湾的发展速度。

从这一角度看，偷渡犯问题俨然已是中共的“超限战”手段，是扰乱岛内治安、弱化台湾国力的跳板。实际上，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偷渡犯都可能成为中共的先遣部队，成为“不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如果台湾朝野真能同心认清偷渡问题的严重实质，那么离解决这一隐患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二，经济难民其实也是政治难民


大陆偷渡犯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往往成功，其直接理由是中共的“一胎化”政策违背人道；美国因此每年拨出一千名额予以救济。这样一来，经济难民就成了政治难民，可见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并且可以重新认定。

对台湾来说，大陆偷渡犯表面上是经济难民，实际上发挥着定时炸弹一样的政治作用，在这种意义上，偷渡案件的不断增加，并非仅仅出自大陆的经济危机，而是中共谋台日急所使用的木马计。也正因为这样，面对台湾政府不断要求大陆加强遣返作业并与台湾政府合作打击人蛇集团的要求，中共几乎是不闻不问。对于新闻开放、人道民主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样的悲剧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对于新闻封锁、冷血势利的中共政权，这样的悲剧却可以加以改编扭曲，反过来抹黑台湾社会，挑拨大陆民众的感情。难怪人们指出，大陆海协会在事件发生后异常快速致函台湾海基会，大言不惭地要求政府尽快查明事件，并藉此机会攻击台湾领导人，乃是中共早有预谋的。大陆海协会的态度，完全无视中共松懈边防的责任。

中共主办的香港《文汇报》承认，在大陆一些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到台湾去，我们包你每年挣几百万。”而一些如花似玉的少女被这样“诱人”的广告所打动，纷纷南下聚集福建。试想，在新闻管制雷厉风行的中国大陆，每年有多人仅仅因为上网发言就会被捕入狱，如此明显的偷渡广告中共当局会没有看见？很明显，这不仅是大陆的黑道份子甚至公安、武警、边防等单位的贪渎挂勾所致；还有中共最高当局和军事指挥机构的许可操纵的背景，否则出了这样的事件，中共地方领导人早就革职查办了。

即使考虑到目前大陆女子偷渡来台以从事色情行业为主，但根据台湾境管局资料，由查获的大陆偷渡犯的性别结构看，一九九九年以前，女性查获平均比率仅为百分之七，今年至七月底则高达百分之七十三点二，可见目前色情女子蜂拥来台即使不是中共直接策划，也是中共滥用木马计所造成的性别失调。即使在这种失控局面下，中共依然拖延遣返，导致整个遣返速度大大滞后于缉获收容的速度，各地收容场所人满为患。


三，大陆偷渡犯可以申请成为联合国难民


我们需要考虑：中共放出偷渡犯所需要的成本极低，而台湾查稽偷渡犯的成本则高得不成比例，何况遣返速度又是由中共控制的，所以这场战争台湾如不另辟蹊径，则已预先输掉。

为今之计， 除了加速遣返和加紧查稽之外，还有必要另谋出路，以釜底抽薪，断绝中共的木马计划。否则中共食髓知味，得寸进尺，养成恶习，那时想改都难了。

在我们看来，既然大陆偷渡犯已经像是两岸之间的一切问题那样，不再仅仅是“两岸关系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了，那就要考虑用国际化的方法、在国际化的范围内解决，而不应再被束缚在两岸关系的框架内，因为那样无异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甚至在遣返方式上也只能听凭中共的摆布了。

在我们看来，促使大陆有效遏止偷渡及加速接回偷渡犯之对策，在于用“以攻为守”、“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方式，击中对方的痛处，迫使其撤兵：

1，借鉴国际间已经广泛接受的“北韩难民模式”，由外国人士或台湾民间义工出面，选择可用的大陆偷渡犯送往特定国家驻台使馆（选择并内定一个与台湾最为稳定可靠并且可以后续接应的国家，但不可预先通知对方），造成国际事件，一举将大陆偷渡台湾的问题国际化。

2，大陆偷渡犯虽被目为经济难民，但毕竟是中共专制的牺牲品，理应有权利享受联合国难民的待遇，但碍于台湾目前不是联合国成员的现实，无法像中国大陆难民在日本那样向联合国提出难民申请，然后等待分配名额，前往其它国家。但是联合国有公约方面的义务，安置这些从其“常任理事国”出逃的难民。因此，台湾可以透出偷渡犯躲藏的大使馆，以那个国家作为中转站，让大陆偷渡犯难民先到那个国家，在那个国家作为临时避难者，向联合国难民公署提出正式的难民申请。

3，与那个国家协商，在联合国难民申请批准之前，大陆难民需要遵守那个国家相关法律，而台湾则为那个国家建立必要的难民营设施。这样，台湾最多等于是把靖庐搬到海外，并不需要额外的经费。


四，以国际化的立场处理两岸问题


上述对策是否过激了？考虑到中共不仅纵容鼓动偷渡，而且阴谋将台海列入其领海的现实，我们认为上述对策并不过激。 

北京当局经常利用各种事件有计划地要把台湾海峡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最近的就是一改与日建交三十年来的默契与惯例，公开支持“保钓运动”，不仅在中国国内鼓动对日示威，而且正把战火烧到美国，例如，中共的外围组织“保钓委员会”日前已在纽约刊登大幅广告，在本周六（九月二十日）免费运载示威群众前往华盛顿日本大使馆前示威，抗议日本“非法占领钓鱼台群岛”，期间中共还会免费招待示威者午餐。其实，中共醉翁之意不在日本，而在台湾。钓鱼台是台湾属地，中共与日本建交时，搁置了钓鱼台主权争议，那是因为与美国达成了搁置台湾问题的协议。现在，中共明确中断钓鱼台主权争议的搁置，是否变相宣告准备“解决台湾问题”了？

再考虑到去年五月，澳洲小型舰队与南韩举行军事演习，航经台湾海峡时，遭北京抗议，指其“闯入领海”；十月，中共北海舰队所属旅沪级导弹驱逐舰航经台湾东岸外的公海，到海南岛参与“神圣二〇〇二”演习；台东海域也有中国侦测船出现。十一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公开表示两岸通航不能解释为国家对国家、或准国际航线，而将之定位为“由两岸资本在两岸注册的船舶与飞机经营的两岸航运”，显示中共有意将台湾海峡视为中国的“内水”。

中共既然如此急切的窒息台湾的国际空间，台湾如果不相应还原“两岸问题”其实是一个国际问题，那又如何自保呢？

从我们在海外的角度看，台湾政府八月七日将泊靠高雄港加油的北韩“大山轮”予以扣押，就是十分明智的“国际化行动”，特别是查出了船上一百五十六桶的“五硫化二磷”可用来制造化学武器，受到了北韩的批评，却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赞扬，这两方面都有助于提高台湾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预期，台湾如果能够有效中转大陆难民前往其它国家并且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也将大大提高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如果处理得当，还可以密切与那个特定邦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中共必将因为在国际上丢脸，而紧急剎车，不再向台湾大量输出偷渡人员。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八日）



【第十七节 “江胡体制”之进一步观察】


一，中共政治局开始“伪民主化”


仅仅一周以前，九月十七日中共新华网以“三中全会首项议程：政治局作报告将显民主活力”的标题转载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叶笃初的长文，连篇累牍的回顾和阐述了中共集体领导的历史和现况，并定调说“把报告工作主要定性为述职性质，以区别于单纯发指示、作动员的主题报告，在重心上适当移到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审查和获得批准与授权方面……毫无疑问，这是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体现，是民主集中制根本原则在党的委员会制度中的具体应用。”如果贸然读之，真以为中共已经蜕化为民主政党；其实这不过表明，在中共目前的专制制度下，胡锦涛依然还是个羽毛未丰、刚刚亲政的雏鸟，是一个还需“重臣监督”的“儿皇帝”罢了。

考该文作者叶笃初，并非记者，而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此人去年就撰文《党章的修改与完善》，主张“十六大”将“三个代表”写入中共党章，此文经中共高层批准，去年七月二十二日《瞭望》周刊全文刊登，在一片反对声中公开为江泽民造势。这次叶某卷土重来，想必有所来头。就中共目前的政治格局来看，“江胡体制”这一概括，确实比“胡温体制”更能说明中共现在的政局行情。 


二，“江泽民挥手”与“胡锦涛鞠躬” 


早在三月十五日中共“人大选举”的闹剧中，就有评论指出会议开幕闭幕的仪式上，“江泽民的挥手和胡锦涛等人的鞠躬之间所形成的鲜明反差，再次凸现了江泽民的权力傲慢，以及中共体制对这种傲慢的纵容。”“选举”结果公布后，“当选”的几个中共头目胡锦涛、吴邦国、曾庆红、江泽民的不同亮相方式，画龙点睛地凸出了此次换届的最大赢家，像去年的中共十六大一样，非江泽民莫属。胡、吴、曾三人都向代表们三鞠躬，以示感激之情。不管三人的鞠躬是作秀表演还是真心诚意，起码表现了对代表们的尊重。而唯独江泽民一人，毫不掩饰自己与其它三人的区别，非但没有向代表们鞠躬致谢，反而以居高临下接见代表们的姿态，挺直腰板，高举手臂，缓慢挥动，显示著作为太上皇的权力傲慢──我老江头怎么可以与儿皇帝和大臣们同日而语？ 

现在，半年已经过去，然而胡锦涛等人对于江泽民的顺从、吹捧、拥戴，并没有过去。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有完没完？这种怪象到底何时结束呢？


三，“两个权力中心”，似成定局


表面看起来，由于胡温主导的SARS事件，在信息发布、惩处失职官僚、平易亲民和治理效率等方面的表现，再加上查处上海奸商周正毅及上海贪官刘金宝等人，胡温已将重拳出击的反腐，指向了上海帮派，似乎有别于江朱时代。另外加上胡温在国际上受到西方媒体的追捧，不谙大陆局势的人们便纷纷认为：胡温在巩固权力和挑战江派上，已取得主动，并将继续有所作为。

然而，江、胡续在军队亮相上的江一胡二的排名，胡在SARS疫症高潮时刻主持“学习三个代表”的政治局会议，七﹒一前中共中央又下发“掀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的文件，吴邦国领导修宪的核心任务是将“三个代表”写进宪法……这些所谓的“江规胡随”，已成定局。甚至胡锦涛吹捧江泽民的遣词造句，也与江泽民当年阐述邓理论的文风完全相同，比如说三个代表论是继毛思想邓理论之后再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而 “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等等，好不肉麻。 

胡锦涛作为党魁兼国家元首，在党的生日发表的纲领性讲话，竟然说“我想结合自己的认识讲四个问题，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学习三个代表的体会！胡这样表白，说明他决心像江泽民侍奉邓小平直到坟墓一样侍奉江泽民一直到江泽民死。以上事实表明，所谓“胡温体制”仅仅是江朱体制的延续。而中共政治人物的沉浮，在根本上取决于党内的人治传统和权力平衡，而不是制度化程序，更不是民意。

但是胡锦涛能够如愿以偿、顺利等到江泽民死亡吗？这很难说。因为江泽民毕竟是活人，他的“江规”也就难免是不稳定的心血来潮；即使胡锦涛准备死忠、死追，也未必真正能够办得到。两个活着的“最高领袖”，难免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尤其因为江泽民不像邓小平最后几年那样已经成为植物人，江泽民现在还很活跃，八月十八日还会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夸夸其谈“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明确向世界宣布他老江头还是中共的掌舵人呢！


四，两个权力中心正在遭遇外来挑战


正如百年来的中国史一再证明的那样，一切变革的力量都是来自国境外部。现在，能够改变江胡体制之僵死格局的力量，同样如此。例如，香港的反二十一条大游行、台湾领导人对游行的声援，就有效改变了中共的既定方针，迫使已经搬上台面的二十三条枷锁，又缩了回去，这是一个难得的现象。

在中共的专制下，只要中央决策层不出现重大分裂，多数国内决策可以通过组织系统强制贯彻下去，但是，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就完全不同了，因其主动权往往不在北京领导人手上，而是操之在国际社会。香港二十三条的事例，因为处在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之间，故中共几经拿捏，终于决定暂时搁置。

在外部事务方面，中共迫于力量所限，不得不有所克制。例如，即使中共秉持“在国际空间上绝不放弃已有阵地”的方针，对台政策可以等到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之后再考虑出台，但是北韩核危机则迫在眉睫。日前，美日南韩在夏威夷会商后，南韩的立场向美国和日本靠拢，三方正在连手向金正日采取制裁行动。金正日曾声称，制裁就是战争。舆论认为美国总统布什在连任之前不会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但是最新的看法不排除布什对宁边核电站等重要目标进行“外科手术”，这可能有利布什的竞选连任，尤其因为布什在伊拉克陷入泥潭使得国内民调急遽下滑。

现在危机在升级，事态发展可能严重危及中国大陆的安全。即使中共能够避过战争，但应付北韩难民也十分头痛。对此局势，北京出现两种对立意见，一是“甩掉论”（甩掉金正日），二是“抗美论”（要支持平壤与美国周旋到底）。北京内部消息说，江泽民倾向“甩掉论”，但军方元老却持有反对意见。目前胡锦涛中间落墨，企图推行“影响论”，也就是勾引金正日放弃核武，走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这样，即使金正日有朝一日垮台了，平壤也有希望建立亲中政权，不至于一边倒向美日韩。但是这很可能是胡锦涛的一厢情愿，因为在金正日看来，中国当局十分卑鄙，不仅背叛社会主义推行不论不类的“资本主义改革”，而且阻扰朝鲜自己实验改革开放，例如中共无端逮捕朝鲜任命的特区首脑杨斌，就是一个极不尊重朝鲜政权的活生生事例。在这种芥蒂下，要金正日听命于中共，可能性并不高的。而江泽民的“甩掉论”与胡锦涛的“影响论”之间，也具有两个权力中心所特有的潜在紧张关系，这两条路线的争端如何发展，还有待于国际力量的持续注入。


五，两个权力中心的预后


最近，俄罗斯外交部有内部报告指出，该部多数的中国问题专家判断，胡锦涛虽然面临种种难题的阻挠，但其接班的大局基本已经定调，目前的权力转移还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该报告预期，未来十年内，中国大陆将基本处于胡温体制的领导之下。

我们认为，由于历史、地理、文化诸多方面的接近，俄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往往优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俄国外交部目前对胡锦涛前程的看法也是如此，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参考。

十年之内，江泽民必死，胡锦涛很可能完全接班。那时两个权力中心就会结束，胡锦涛自己做主，就像九七年后的江泽民那样独立，如此，则台湾所面对的压力相对会逐渐大起来。如果这样，胡锦涛他就会腾出手来，伺机“解决台湾问题”了。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十八节 中共十六届三中可能走向】


一，十六届三中的基本预览


中共政治局八月十一日召开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六届三中，主要议题为：1，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2，讨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而修改宪法的相关建议经十六届三中审议后，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充分体现了中共现行的党高于国的独裁体制。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再度主持政治局会议，敲定十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召开十六届三中，并提交修宪建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准备把“三个代表”论入宪，增加“保护私有财产”条文。深化经济改革决定的讲话稿《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涉及改革要点约五十项，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投融资体制改革、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国有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等。为胡锦涛的“述职”定调，确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支持中西部大开发、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发展战略。


二，胡温务实推进政治文明？ 


与中共历届领导班子一样，胡温在上台伊始，总是释出许多改革信息。胡温一直暗示，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动作，民间也期待胡温能革除弊政，落实“以民为先”的许诺。但是胡温所倡导的这类改革，在许多地方好似酷暑时掠过的一阵清风，很快就一切照旧。例如SARS时期胡温体制推动建立了灾害事故公开制度，但过后仍然惯于瞒报事故。胡温说执政为民，但高官漠视群众利益，为害一方。

最近，重庆镇长直选胎死腹中一事，使得胡锦涛的政改遭到广泛质疑。本来，镇委书记魏胜多因为免除人头税很得民心，在他的支持下，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原本要在八个月底举行镇长直选，但是在投票前一天，选举被迫中止，魏胜多还被开除公职与党籍、软禁在家。魏胜多被安上“叛党”的罪名，因为他违反“党管干部”原则。胡锦涛先前提出被外界形容为“新三民主义”的主张，也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经此事件来看，只是一种“当选语言”。

所谓“当选语言”，俗话叫做“吊胃口”，就是中共刚刚上台的新官，给人民的许诺，类似于封建帝王登基时的“大赦天下”。但中共的许诺远远不如封建帝王的大赦，因为它实际上绝不兑现。未免除“食言”的尴尬，其中的重要手法就是透过特定的海外媒体，来营造盼望的气氛。就如同中共往往通过某些海外流亡人士来散布中共邀请流亡人士回国的谎言，这样不必自己承担责任。当然，由于中共的专政性质，实际上绝对不赦的做法，注定使得多数善良的人们最后一定失望。不过这不要紧，因为中共的新官已经站稳，可以“展开工作”了。正如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权的最新报告指出的，“局部改善，整体无进步”。


三，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内涵为何？

 

九月十日，中共《经济》杂志专访了十六届三中报告草案起草人之一、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他透露该会议的要点在于解决以下三类问题：

第一类是原来设想的、规划的改革目标，如国企改革。

第二类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前没有暴露，或者不够突出的问题，现在显得突出了。最主要是两个：其一，城乡协调发展，实质是所谓“三农”问题，因为现在城乡的差别在扩大。这方面的改革，包括逐步改变城乡分割的体制，加快推进城市化，农村税费改革，逐步消除农民进城打工的体制障碍，建立全国劳动力的统一市场等。其二，经济和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特别今年春夏之交的SARS给了中共一次深刻的教训，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追求GDP的发展，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得不够，何谈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三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中国加入WTO，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显露出的问题。

张卓元认为，上述三类问题，主要是来自中共的渐进式改革所造成的“先易后难”的必然逻辑。这种逻辑决定了，深层次的改革，特别是跟一些地方、部门利益紧密相关的改革，只能放在后面进行。

在我们看来，中共所谓深深层次的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指的仅仅是行政改革。例如“乡村一级政权是不是要精简机构和人员的问题、审批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就和国际社会所理解的政治改革相去甚远。既然中共的政治改革只是行政改革，那么中共对外宣传时大量灌输的政治媚药显然也是假货，所谓“今后要更加强调依法管理经济，依法治国，要求一切依法办事”的内涵，依然是一党专政下的花瓶法制。许多人关心的破产法、反垄断法、公司法、证券法和银行法，有的中共已经制订，有的是即将修改。然而，大家已经认识到，只要现在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即一党专政下的，要想落实法律条例是难上加难的。


四，调整发展战略才是十六三中之重点


面对中国大陆目前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以及居于世界最快速水准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共当局企图改变过去一昧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做法，而要专注于解决高失业率等等社会危机问题，因此，调整发展战略，才是十六三中之重点。例如，会议将针对目前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开出两剂药方，一是改变过去重点发展高科技的战略，转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对就业率的关注将高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工作重心将大幅度向西部开发倾斜。以解决东西部差距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失业率急剧攀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再如大陆民间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当前的特点是，GDP的增长与工业增长背离，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背离，农村消费仅增长百分之〇点三，利润大幅度向垄断的大企业集中，经济失衡严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走的是“为精英服务”的路，出现资本和财富高度向少数权力者和强权集团集中，向海外大资本集团手中集中。而药方则在放弃一些超高技术产品的发展，多发展一些普通产品。目前最大的危机是就业危机，中国制造业危机严重，现行的政策是向外资倾斜，应该尽快取消出口退税。应把向生产者收税的结构改为向消费者收税，要向私人财产收税，对一些单位的小金库也是同样，通过税收使小金库合法化。要设法防止政府寻租，想升官的别发财，想发财的别当官。“增长优先是富人政策，应向就业优先转变”，经济政策要向西部倾斜，缩小贫富差距。以往的精英路线，不能无法再持续下去了。


五，为了开会先行戒严？


按照以往的惯例，中共决定政策走向的会议往往不在“一中全会”，而在“三中全会”，因为一中往往只是决定人事，三中才来得及定调政策。三中全会将讨论宪法修正案，中共领导阶层考虑在宪法序言中加入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两项内容。保护私有财产也可望写入宪法，但具体表述如何，中共高层尚未定论。 至于外界对江泽民将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期间卸下军委主席，全面交班给胡锦涛的有关猜测，在目前所知的此次会议的文件精神中，并无涉及。

正因为三中全会如此重要，会议之前中共采取外松内紧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日前北京颁布“三不准”政策，不准讨论政治改革、宪法修订和历史翻案，其中第三个“不准”显然是指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这显然是为“修宪”和“政改”设置警戒线。

北京看到讨论政改、宪改和翻案之风禁不住，遂扩大镇压，干脆把倡议政改定位为“实际攻击共产党领导阶层以及国家的政治制度。”例如九月九日，北京下令关闭四个网站。这四个网站是www.caosy.com，www.libertas2000.net，www.xianzheng.net和www.cc-forum.com，它们都是让网友公布政改和宪改文章的网站。

这一禁令打碎了部份共产党自由派知识分子梦想胡锦涛班底对政改问题会比江泽民时代宽容一点。在我们看来，这一禁令及其封杀行动，其实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整个政治气候的基本预览。


（二〇〇三年十月五日）



【第十九节 美中关系展望】


“九一一”以后，不少人认为美国的注意力已经从“中国威胁”转到“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因此美中关系大有改善。

其实这种看法相当表面。美国对中共的警惕是一贯的，即使在后冷战时代也没有中断过。阿富汗战争开始不久，美国点名的四个流氓国家，北韩就名列其中，而北韩正是中共“用鲜血凝成”的盟友，是美国的韩战时代的共同敌人。美国点名北韩，实为项庄舞剑，义在中共。中共虽然装聋作哑甚至扮演美国与北韩之间的调停人，但是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是和美国站在对立的营垒，所以中共一再曲意维护十分讨厌的小兄弟北韩，也是由于担心北韩一旦垮台，中共也将再度面临唇亡齿寒的险境。


一，中共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施放烟幕弹


讨论北韩核武危机的六方会谈八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刚刚结束，香港的《成报》三十日就刊出报导，说“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指出，北京对北韩核武问题曾持“事不关己”的态度，不愿介入过深，但后来积极斡旋，并破解华府与平壤间为时半年的僵局，重开谈判大门是因为不愿意看到东亚和平破坏。但是中方在北韩核问题上，已不再坚持“抗美援朝”立场。 这份题为《中国在朝鲜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文件甚至具体说明，北京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发现北韩核问题不论是导致战争还是导致北韩形成核武库，都会“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利益，威胁中国的战略安全”。这份“文件”甚至宣告“中朝关系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结束了同盟国的蜜月期。”显然，这份文件极为可能是中共当局伪造的，用来混淆国际视听。至于“文件”列举的北京与平壤之间的多项摩擦，如北韩难民偷渡大陆、硬闯外国使馆，中共供应北韩粮油出现问题，北韩的新义州特区企图吸纳中共资金，中共在北韩境内布设的情报网被对方侦破等等，都属皮毛，根本并不足以抵销这中韩这两个狼狈政权抗美图存的共同生存需要。

如此看来，该“文件”说在北韩核武问题上，中共肯定不会“抗美援朝”，而北韩对中共来说“最终是可以牺牲的”，极可能是中共当局释放给国际舆论的烟幕弹，以在毫无结果的谈判（其实是各国共产党最为擅长的拖垮敌手的策略）之后，挽回自己的信誉、巩固自己的调停人地位。 

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呢？

据北京官方背景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对一千名不同省市的大陆人士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北韩真的那么想要发展核武器的话，就让北韩发展算了。百分之九十三的受调者认为，美国以双重标准质疑北韩发展核武，目的是要消灭平壤的核武力量。百分之八十九的受调者反对美国对北韩的敌视政策，以及惯用的施压、威吓手法。 

当被问到“如果朝鲜问题未能妥善解决而导致战争时，中国百姓愿不愿意支持政府再次协助北朝鲜抵抗美国”时，百分之五十七的受调者表示愿意，百分之二十四不愿表态，只有百分之十九表示反对。 

众所周知，在共产党持续不断的洗脑下，大陆民众所反映的，其实是官方早先告诉他们的，或是通过那些筛选过的“新闻”暗示过的。中共对内的宣传和对外宣传（如香港那样的对外窗口）不同，较真实反映了中共的盘算，至少是一项预告。

而对于美国与北韩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大陆专家认为中共很难置身度外。“新浪网”的相关文章指出，这是因为朝鲜半岛是“通向中国的桥梁”。美国在朝鲜半岛每年都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即使没有危机，中国也应该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如果中国决心不足，美国方面就会对中国保卫自己的决心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造成更大的危机。文章还认为，如果“朝鲜核问题”最终引起一场战争，“多年以后人们只会记得这场战争的结果，而不是起因。或者中国出兵援朝，赶走了入侵者，保卫了自己的安全；或者朝鲜被外敌占领，中国的安全受到长期威胁。”由此可见，中共的敌我意识依然如故。

这些调查结果和“对内文章”，与香港《成报》上的烟幕弹，结合起来互为参照，清楚说明了中共实际上一贯站在北韩一边，在必要时会卷入韩战，并且绝对不会放弃北韩这一缓冲国的真正意图。


二，“拉偏手”骚扰美国安全布署

 

间单说来，中共在朝鲜核武问题上玩弄的手法，是一种在中国大陆下层社会相当普遍的打架伎俩，叫做“拉偏手”。意思是说，当某人的朋友和别人打架，某人不一定直接加入，更巧妙的方法是假装不认识自己的朋友，作为调停人出现，一把硬拉住朋友的敌人，迫使他无法还击和自卫，而让朋友放手痛打对方，不仅打击效果更好，集资还可冒充好人，两边讨好。

另一种相似的但是更为恶劣的流氓行为是，一个老流氓唆使一个小流氓出面骂人，自己坐在一边观看，如果被骂的人恼羞成怒要教训小流氓，老流氓就出面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放任小流氓继续痛骂，其实小流氓是为老流氓的战略利益服务的，正如北韩现在挑战美国其实符合中共的战略利益，还可以牵制美国的活动，便于中共和美国进行更为广泛的讨价还价。

美国和南韩在北京的“六国谈判”上应该多少领教了中共的“拉偏手”，知道不可能形成解决危机的协议。北韩拒绝开放核设施进行早期检查，肯定有中共这位老流氓的撑腰。老流氓、拉偏手的策略重点，就是假装和小流氓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中共做到了，相当成功的欺骗了布什政府官员。

南韩外长提醒“不要对谈判抱太高希望”，美国大使也警告没有迅速的解决方案，南韩还呼吁北韩不要测试导弹或建立核武，而北韩同意美国的多国谈判，条件是美国另外与北韩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北韩表示，伊拉克的武检协议不能防止战争，而是导致战争，像是导火线。……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一切很像是闹剧，因为北韩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象样的核武，相反只是在进行流氓讹诈。难怪前中央情报局长伍尔西主张，如果与北韩的谈判失败，就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朝鲜战争。实际上，美国要是真的动手教训小流氓北韩，老流氓中共一定坐不稳了。所以在国际舞台上一向立场暧昧的中共，以相当积极的姿态卷入朝鲜核危机，促成各方两次会谈，就是担心美国真的对北韩发动军事进攻。而中共一再婉言拒绝美国要求中共向北韩施加压力，其实就是要看美国的笑话。尤其是很多大陆专家怀疑北韩拥有核武器，更不相信北韩敢于“部署核武器”。而现在眼见得美国对北韩的狂吠已经不耐，于是中共赶紧出面，“推动谈判，劝说各方妥协”。在中共的抬举下，小流氓北韩竟然也成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方！中共还要美国“以详细、坚决的承诺，表明没有进攻朝鲜的意图”！想想看，这不是一个国际玩笑吗？而布什手下的官员真就上当了？中共一定在暗地里发笑，这么拙劣的中国下层社会把戏，竟然就能把美国的得克萨斯牛仔给愚弄了！

一名号称“同中国外交部关系密切”的“外交政策专家”还煞有介事的表示，“中国不奢望本次会谈能够重大突破，但若有关各方连一个原则性宣言都无法达成的话，中国显然将感到失望”。这可能因为，中共觉得还没有把布什政府给玩够？

不过中共也不必高兴得太早，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已经落到百分之三十七了。


三，中共想用朝鲜问题羁绊美国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愚弄美国呢？

原来，中共与美国之间的潜在冲突，远远多于并且严重于朝鲜问题，因此，美中之间的冲突不可能通过中共出卖北韩来获得解决，而只能通过中共唆使北韩闹事来转移美国的注意力，为中共赢得宝贵的时间。例如，北韩的核武与巴基斯坦的核武一样，没有中共的协助是不可能成功的。除了输出核武，中共还输出导弹技术，唯恐天下不乱。为此美国政府一再指责中共继续扩散导弹，事实上北京军方正在通过其代理公司向其它国家大肆出口导弹。

导弹扩散问题一直是近几年美中两方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北京再三保证，已推出新的监督措施来防止进行此类交易，但负责对此进行查证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戴苏特(Paula DeSutter)指出，北京对华盛顿提出的相关要求，并未采取认真的态度。美方发现中方经常缩小不扩散承诺的解释，并不强制执行有关规定，中共甚至掩护那些未被批准的武器转让。对这些指责，中共宣称已从二〇〇二年八月起就推出新的程序，来“阻止那些不合法的输出”，但事实上，大陆的军火工业都是国营的，没有中共军方最高当局的批准，怎么可能输出任何东西？可惜布什政府连这么一点中国常识都不具备，结果只让美国国务院对几家中国公司和个人采取制裁了事。这样本末倒置的处置当然无效，因为非法向其它国家输出导弹和武器的，是中共中央军委，而不是这几家充当手套的中国公司和个人。


四，中共羁绊美国可能绊住自己


在中共看来，需要应付的美国压力远远不只这些。而在美国看来，中共终究不可能成为什么战略伙伴，那么在统一的世界秩序下，不是伙伴就是对手，因此对中共不能不设法围堵。

就在九月中旬，美国和来自法国、日本等十一个国家的军人和执法部门人员，在珊瑚海（Coral Sea）举行了第一次旨在制止危险武器和技术扩散的联合训练演习，参与训练的人员练习了截留和检查可疑船只和扣留危险武器的技术。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劝说更多的国家加入这一项目，在危险武器和技术尚未流入“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手中之前，将其截获。澳大利亚是这一代号“太平洋保卫者”（Pacific Protector）演习的主办国。 这一演习是美国领导下的“扩散安全提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或PSI）第一次演习行动。“扩散安全提议”倡议清查和扣留海陆空可疑运输物，并要求参与国互享情报，然后联合行动截获可疑船只。

“扩散安全提议”被称为“美国的新先发制人之剑”， 

是布什总统在今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波兰沃尔沃皇家城堡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最初参与国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希望彼此结成伙伴关系，步调一致，利用各自的能力发展广泛的法律、外交、经济、军事等其它手段来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相关的设备和技术通过海陆空渠道“出入有扩散嫌疑”的国家，尤其是北朝鲜和伊朗。如果可疑船只一旦进入“提议”参加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则应被立即扣留和搜查。

显然，中共不可能对于这一“扩散安全提议”项目感到高兴，所以始终拒绝参与这一行动。尤其因为某些中国国营公司常为北韩充作招牌，某些违禁品的发货单上填写中国的港口，实际得到货物的却是北韩。中朝两国这种“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说明了一个道理，虽然“扩散安全提议”目前针对的还是北韩，但是中国或中国的公司最终很难不受牵连。

上述种种迹象显示，与“九一一”导致美中关系的根本缓和的流行见解相反，美中关系正在因为中共玩弄北韩这个流氓国家骚扰美国的拙劣策略，而走向实际的紧张。如果中共对北韩的玩火失去了控制，那么美中关系不久可望走向全面对抗。甚至可以预测，如果北京二〇〇八年奥运会由于东亚紧张局势而像莫斯科一九八四年奥运会那样（由于阿富汗战争而）受到干扰，中共整个政权从此走向动摇和解体，也不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发展本来就经常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苏联的盛极而衰，就是中共的前车之鉴。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五日）



【第二十节 大陆处理贪腐问题之现况与发展】


八月上旬，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的紧急通知。中纪委派出九个巡视组分赴九省、市召开紧急会议，突击收缴县处级以上干部出境通行证、出国护照，交由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到底什么事件导致这样近乎“政变”的情形发生？

原来，仅仅在八月三日晚至八月五日，不到四十八小时以内，就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深圳、珠海、昆明等口岸、航空港，查获六十多名持有合法护照或通行证企图外逃的中共干部，其中七名副厅级干部，还持有金融机关、海关核准携带出境的外汇证明，其中一名经贸干部就随身携带六十万欧元！

于是中共中纪委专门派出多个小组分赴有关省、市召开紧急会议，突击收缴干部出境通行证和出国护照。按计划，巡视组将在短期内巡视各省区市。重要企事业部门的中共干部及驻港澳中资机构人员，也在巡视之列。根据中共国务院的指示，公安部、海关总署、武警边防总队已要求各航空港和陆路边境加强对出境、出国的党政干部证件的检验。


一，中共干部的贪腐规模及其手法


将近三年前，中共检察机关截止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统计数字，仅仅受到立案侦察而尚未归案的，就有四千多名中共贪官携款卷逃五十多亿人民币。而在已经结案的部分，中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百万件经济案子中，涉及到县处级干部两万多人，司局级干部一千多人，省部级二十多人，查办中共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发生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五万七千余人。

这些其实只是中共贪污腐败的冰山一角。大陆人民认为，贪腐问题如果秉公处理，中共就会亡党，如果拒不处理，中共就会亡国。而中共当局对待贪腐现象的实际态度，是在处理与不处理之间游走，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其继续执政的能力。

显然，在专政条件下中共“没有退路”，只得依靠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干部进行专制控制，正因为这样，中共不可能对干部进行真正的监督与惩治，否则政权不保。而中共如此管制经济活动的结果，必然出现大规模“以权谋私”的贪腐现象。据中共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三日消息，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马海滨承认，职务犯罪是当前腐败现象最集中、最严重的表现，并突出呈现出四大特点：犯罪领域广泛化﹔犯罪群体化﹔犯罪手段多样化、智能化﹔犯罪跨区域化、国际化。他在“预防职务犯罪研讨会”上还披露：近五年来，中共反贪侦查部门共查办的十七万多件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领域经从过去集中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和环节。在以前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党政部门、教育系统甚至殡仪行业中，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也开始抬头。

尤其所谓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集体犯罪作案现象非常突出，显示中共政权已经彻底腐烂。查处一个案件，就带出一串、一窝案件的现象，日益普遍。犯罪嫌疑人经常采取上下勾结、内外联合、共同策划等手段，一个案件往往涉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

以权力谋取商业盈利的现象，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十分普遍。例如，将贪污受贿所得赃款进行洗钱、利用职务之便接受商业盈利机会、接受出国旅游和长期占用当事人的汽车、房产等各种现象，层出不穷。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共干部的职务犯罪呈现跨地区、跨国境的趋势，犯罪手段不断国际化。职务犯罪嫌疑人跨国境作案、与国外不法分子共同勾结作案以转移赃款、事先将家属和财产转移境外，已是经常运用的手法。 

由于中共的财经制度漏洞百出，很难防患于未然，因此往往事发多日，案犯已经逃亡时，才亡羊补牢，予以追捕。而追捕情形又依据案犯逃亡地点分为国际与国内，而有很大不同。

 

二，贪官的逃亡去向和洗钱方式


中共警方现在运用计算机网络缉捕国内在逃人员，有如瓮中捉鳖。例如已建成的“全国公安计算器一级网”可使三十一个省区直辖市进入“ 在逃人员数据库”进行查询，已建成二、三级网络的地、市级公安机关也可直接上网查询。为使基层派出所、责任区刑警队等一些网络尚未联通单位都能实现信息共享，公安部将在逃人员信息制成光盘，下发到最基层单位，保证偏远单位也能随时对辖区内的可疑分子进行查询。 

中共公安部统计，在全国范围进行的“世纪大追逃”行动中，一个月内进入公安部“在逃人员数据库”查询的人次，就突破了一百万，其中最多的一天，每分钟就多达四十一次，可见中共贪腐造成的犯罪率之高。在该次行动中中，抓获各类在逃人员十九万四千名，其中网上在逃人员十四万三千名。

但是，追捕逃往国外的国际案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办案人员表示，从近年检察机关的办案情况看，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国外，目前抓回来的确实太少了，和逃出去的不成比例。 

中共外逃干部的去向有四类：涉案金额小、级别低的就近逃到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级别高的大多逃往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得不到西方签证的干部，先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等法制不健全的小国，作为跳板，伺机偷渡﹔另有外逃干部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落地签”的便利，逃到其它国家。由于中国大陆缺乏法规和管理，没有建立防止大额资金外逃的预警机制，从而预留犯罪空间，使得贪官们的赃款顺利漂洋过海的内幕，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

1，不用向国外汇款，不用走账，不用面对面交易，只需把巨额人民币交给外汇金融中介服务的地下钱庄，从地下线路汇出，就可以直接到境外提取美元，一般在境内外以电传或计算机联网方式各自兑付，在国内收人民币，在国外将外币支付其账户。

2，还有一种“手机银行”，只需向境外机构打个电话，就可做成汇兑交易，大陆沿海地区这些地下银行的运作是公开的。 

3，某些中共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贪腐团伙的洗钱中心。大陆贪腐分子通过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亲属，用办空壳公司的办法把黑钱漂白。如果主管部门派人去查，他们可以轻易编造几个亏损理由搪塞过关。


三，贪官何以能逃脱？


贪官何以能逃脱？原来大陆的护照管理十分混乱，漏洞百出。中共“国家反贪总局侦查指挥中心”的办案人员表示，出逃的贪官手上大都持有因公护照或因私护照，且与潜逃国外的走私、贩毒团伙不同，多数属于真护照。

遏制贪官外逃难，抓捕外逃贪官更难。检察机关即使知道了某些贪官可能外逃，但具体去向甚至连护照号码都很难调查清楚，因此请国际刑警组织协助缉拿就很困难。《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于九月二十九日生效，但与大陆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的只有十八个，如蒙古、俄罗斯、老挝这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一些被案犯视为理想避难所的西方国家，大都没有与中共签订引渡协议。因为双边引渡条约涉及司法理念和人权观念，要根据两国关系达成共识，经历漫长的谈判平等缔结。因而这种缔约在中共政权和法治国家之间，很难实现。

如果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对于外逃的贪官，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能否遣返成功，则是随机的。大陆还与一些国家签署了司法协助、移管被判人等条约，但这些文件都不如双边引渡条约的效力高，对方不一定必须引渡。即使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有些国家也不买帐。在这种国际孤立状态下，从一九九三年到现在整整十年，大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双边警务合作，一共才从国外押解、遣返犯罪嫌疑人二百多名。显然，这与“四千多名中共贪官携款卷逃五十多亿人民币”的场面相比，确实有点过于寒酸了。 


四，大陆处理贪腐问题之发展


中共金融专家指出，遏制资本外逃，需要加强部门协调，齐抓共管，特别是银行系统要建立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实施金融交易报告制度﹔改进外汇管理手段，加强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监管﹔加强对携带现钞出入境的管理﹔完善对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监管，健全外商出资撤资审核、评估制度，规范企业境外投资行为。而大陆国内的商业银行需要建立反洗钱组织和制度，重点将是监测可疑资金的异常支付。 

其实上述言论不切实际。因为在共产党专政下，很难进行独力有效的司法监督。同样的问题出现在经济体制上，就形成了致命的反差：尽管中国大陆正在加快市场经济的推行，但共产党专制力量还是牵制了经济的发展。中共现在努力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但专制性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却是无法改变的。例如在国营企业改革方面，在股份化的过程中，共产党政府仍然拥有大多数股份，因此造成这些企业的行为仍然是政治行为，而不是依据市场机制的商业行为，所以贪官往往出自国有企业。外加整个国企的改革步调极慢，还导致大批人口失业，造成社会动荡。 

由于共产党专政导致大陆的法制架构无法建立，导致大陆的国企改革缓慢，导致全国无法建立统一市场。而类似的改革，德国早在十九世纪就完成了，所以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大陆现在确实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财政赤字和银行坏帐的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也因为专制政治力量介入市场经济，而无从改善。中共干部进行贪腐的权力其实就是中共专政的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经济越是“市场化”，干部也就越是腐败的原因，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是“伪市场经济”，是共产专制下的“资本自由”。照此分析，大陆要在社会总体发展包括控制贪腐方面“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可能还需数十年之久。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一节 从十六届三中全会看中共政局走向】


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充满了种种谣传，有说中共中央紧急召开内部会议，并且召回外访人员，导致曾培炎、吴仪式等人匆匆结束外事访问仓皇回到北京。有说江泽民的女亲信陈至立陪同江泽民一起参加中共中央军委的活动，位列共军总参谋长之上，而胡锦涛被迫陪同，心有不甘。凡此种种无风不起浪的“谣传”，可真可假，真假参半，皆源于中共十六届会议“党军二元结构”的祸根。更有中共内部人士分析，每当中共出现这种“二元结构”时，就是爆发“文革”与“六四”一类内斗的前夕。


一，江泽民效法邓、毛，拒绝退休


党政军要员公开露面时的排序，是中共的一种“政治符号”，也是中共政治行情的晴雨表。有人研究江泽民的露面，发现他见完共军代表，又见巴基斯坦穆色拉夫，频繁曝光还要排名在胡锦涛之前，说明他没有退休之意，刻意表明自己仍是“核心”。十六届过后一段时间，中共高层决定在党政和外事活动中，如果江胡同时出现，胡排第一，江排第二。所以从此以后江泽民的露面尽量不与胡锦涛一起，会见外国元首只能单独。而唯有在军方场合江泽民与胡锦涛一起露面，可以排在前面，这时江就神采飞扬的走在胡的前面。 而江泽民没有到酒泉看神五升空，主要也是不愿走在胡的后面。

江泽民拒绝退休，正是十六届三中的缩影，也是中共顽固抵制政治改革的戏剧化体现。尽管中共顽固抵制政治改革，但是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却还是像胡锦涛排在前面一样，是不得不然的。这不仅导致大陆社会日益紧张的国内关系，同时导致与台湾禾其它国家的的紧张关系。中共“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先富”做法，堪称“全球怪胎”，具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诸多方面恶果，其危害并非限于国内，同样影响国际形势。

而具有指针功能的十六届三中，对于上述危机完全缺乏认知。即使连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都不敢触及。由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势难解决现存官商纠缠不清的腐败深层问题，明显使得大陆政局陷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其实，中共官商一体的腐败现象，实扎根于专政制度本身，

所以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的问题始终无法化解。中共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垄断社会资源。其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力，也只能来自上级党政领导机关，而不可能由经营才干本身来决定。流弊所至，轻者影响营运效率，重者权钱交易横行，中国大陆也难以形成纯正的企业家阶层，阻碍经济及社会的健全发展不说，也连带使得政治体制的改革受到结构性的限制。而缺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一“中国国情”，再反转过来遏制经济的正常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怪胎。在这一怪胎的箝制下，只要中共不敢碰触以党领政、以政经商的专政体制，则中国大陆的改革势必走不出死巷。


二，从中共三中全会看大陆致命难题


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修改宪法的五个“有利于”：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这个帽子下，提出了如下“理论方针”：

第一，“依法保护各类产权”，指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四个有利于”，企图稳定经济秩序。

第二，对过去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矫正。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目下，提出“五个统筹”的总原则，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k开放”，企图调和社会矛盾。

第三，提出“完善市场经济”的目标，企图改善行政效率。而相对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指政府过当干预、官商勾结。

而全会的基本结果则体现在两个决议之中：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是《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决议虽是两个，但实际上却是统一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直接承继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后两个决议只有两个词的差别，一个是“建立”，一个是“完善”，两个词的差异，反映中国大陆十年来经济领域的变化以及出现的新问题﹔另一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则对伴随经济变革而出现的利益格局，进行宪法承认。因此可以说，十六届三中全会表述的还是中共如何应变图存的老问题和新现实。

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所依循的路径，简单地说，是所谓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中，经济目标居先，而宪政转轨则滞后，因而中国大陆的转轨性增长，带有失衡的颠簸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经济先行战略导致了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失衡。在经济转轨之初，人们期望经济市场化会弱化中共专政权力。但实际上大陆的转型进程并没有消解政府权力，甚至相反使得中共政权变得更贪婪更嗜血，现在大陆民众被逼得走投无路纷纷自杀，就是最为严酷的事例。这说明中共的专政权力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异化为“权力的市场化”，权力成为经济资源。而愈演愈烈的贪腐问题，就是这种异化的必然结局。

严重的社会失衡还体现为区域经济的巨大差异，其分化程度已经到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地步，而沿海大城市和内陆破产农村，就是两个极端的世界。社会失衡的另一方面是贫富两极分化，通过对北京的抽样调查，收入水平最高的百分之十人群，其购买力是收入水平最低的百分之十人群的十倍；就全国而言，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家庭的一百倍！几项权威性研究得出目前中国大陆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介于〇.三九～〇.五五之间，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〇.四五是比较合理的估计值，这个估计值只比世界最贫困黑暗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略低一点。

上述经济失衡的背后根源，是权利的失衡。如大陆农民收入之所以无法提高，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城里的就业权利得不到维护。根据考察，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是农民能否进入现代产业部门获得工资性收入，其贡献率最高达百分之三十九点七，是首位因素。同样，官商勾结所以畅行无阻也是得力于中共专政权力的无孔不入。


三，从中共三中全会看中国大陆的亚太政策


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可以看出，在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政策不变的背景下，经济战略如何确立的方式，同样也预示着、指引着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走向。

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大陆对外关系方面最活跃的部分是其周边外交，尤其是亚洲外交。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温家宝出席印度尼西亚巴利岛举行的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领导人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政府首脑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并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温家宝在印度尼西亚期间许诺，中国大陆的发展会给亚洲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和实利，并保证积极促进亚洲的发展振兴与和平稳定。中共此举，显然意在消除亚洲各国对中共根深柢固的疑虑。中共还企图在外围国家和美国之间打入楔子，用“安邻”和“富邻”之类的幌子来推销所谓“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以抵制大陆国内的民主化要求，抵制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的大同潮流。

十月八日，中共外长李肇星与东盟十国外长签署文件，宣布中共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从而使中国大陆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国家，温家宝还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值得注意，这是中共首次同某国家集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突破中共已往宣扬的不结盟政策，此举可能对亚太均势产生深远的影响，美日最终将很难坐视。

三中全会后，胡锦涛参加曼谷APEC第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发表的三点主张也是“经济挂帅”的：第一，要加强相互信任，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第二，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要推动相互开放市场，健全多边贸易体制。

中共的亚洲政策与十六届三中全会存在着高度一致性：正如中共在国内选择了维持既得利益的现状一样，中共在外交尤其是亚洲外交方面，也选择了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尤其胡锦涛第二项主张，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与三中全会提出的“五统筹”，相当一致。意在推行保守主义策略，巩固自身的既得利益。尤其中共认为，不仅中共面临均衡发展的问题，不少亚洲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当然在这样保守主义的策略下，中共正在企图扮演一个相当矛盾的双重角色：在坚决镇压国内民主势力的同时，又要成为亚洲地区域经济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毫无疑问，这种矛盾角色是由于中国大陆已经陷入了转型期间的内在矛盾所致，并非因为中共积极主动的作为所致。

显然，中共正在扮演的自由贸易的推动者这一角色，与它一再拒绝政治改革的立场，也是十分突出的矛盾。而中国大陆过去十年中经济的外向程度迅速提高，使得这一矛盾更加醒目。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对外开放度接近百分之四十，高于日本也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根据此项预测，中国大陆的对外出口还将继续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大陆的对外依赖度也将继续上升，使得中共当局拒绝政治改革的立场越来越难以坚持。中共保守主义的旗帜还能打多久？


四，中共三中全会体现的中共政局走向


总结起来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体现出中共政局的走向，具有下述要点：

一，江胡两个中心互相牵制，使得中共难以完全较大动作；

二，中共政局日趋保守主义，使得结构改革难以有所突破；

三，一心求稳，解决内忧为先，使得中共在外交领域不能冒险。

如果上述分析有理，则可以预料，在未来的四五年间，即中共可能摆脱目前的二元结构之前的时间内，中共当局面临的重大难题是如何约束继续失衡的结构性力量。而对国内力量结构的调整，又是中共现有体制无力解决的政治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仅在内政方面步步为营，在外交领域同样也会执行保守主义策略，以避免陷入内政外交两线作战的危机。这是符合胡锦涛谨小慎微的个性的。正如美国需要中共合作来解决北韩核武问题，中共也需要美国合作来稳定国内政局和台海局势，尤其未来四五年间中共将可能陷入二元结构的牵制下。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七日）



【第二十二节 中共对台小组改组之意涵】


一，中共对台小组改组的背景


继北京国务院领导班子重组之后，一些跨部门机构人员也进行了新一轮变动。中共对台决策单位“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五月改组，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担任组长，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担任副组长。与此同时，温家宝接替朱镕基出任国防动员委员会、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及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组长，常务副总理黄菊兼任反劫机、空中交通管制、禁止化武公约等三个小组组长。 

值得留意，贾庆林作为全国政协主席，而全国政协又是中共中央负责统战工作的“花瓶”，同时北京一改过去的中共对台小组副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出任的惯例，不仅由政协主席任副组长，且纳入统战部部长刘延东，这对台湾到底是重视呢？还是轻视？

中共新一届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有九人，比江泽民时增加两人，成员包括：组长胡锦涛，副组长贾庆林，郭伯雄、国务委员唐家璇、海协会长汪道涵、统战部长刘延东、国安部长许永跃、国台办主任陈云林、熊光楷。其中汪道涵、许永跃、陈云林、熊光楷为原对台小组成员。 

这仿佛出乎预料，因为事前呼声甚高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这次不仅没有出任对台小组副组长，甚至未成为小组成员，这可能体现了中共政权正在出现的某种裂痕。此外，共军代表在对台小组中则变成两人，一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二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熊光楷。


二，对台小组改组后的动向


显而易见，由于中共已大致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台湾问题”于是成为中共的心头大患：中共“计划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眼看就要落空一个，心急之下，此次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改组变动因此也较以往都大。

首先，胡锦涛、贾庆林都是政治局常委，两位常委分任对台小组组长、副组长，足见中共重视“解决台湾问题”。 其次，贾庆林为全国政协主席，全国政协是中共统战的“花瓶机构”﹔中共一改过去副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出任惯例，不仅纳入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且由政协主席任副组长，实际上是在强调“台湾事务是中国的国内事务”这一僵化思维。 

新一届中共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虽然延续“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但其实更期望武力威赫可以使得台湾屈服，因此中共愿意人们相信，如今军方的意见更受重视。小组成员里面竟然有两位军代表，给人以时空错落，仿佛回到文革时代的印象。 

中共新旧政府交替，但是汪道涵续任海协会长乙事表明，汪作为两岸政治对话互动的“符号”，不仅得到江泽民重视，胡锦涛也不得不顺水推舟，而汪道涵继续存在，显示中共新政权不敢轻易切断两岸政治对话的最后管道，继续用“和平统一大业”来蛊惑人心。

中共国务院完成改组后，对台办公室也正式运作，唐家璇代表国务院系统，负责日常对台事务，向贾庆林及胡锦涛汇报﹔比较重要的政策则交由小组成员“共同讨论”，然后由胡锦涛作出决定。 


三，胡锦涛在对台小组中的角色


胡锦涛接手对台决策大权，外界并不会感到意外。令外界感到惊奇的是，相当长时期担任对台领导小组秘书长、参与对台事务甚深，被视为将在胡锦涛体制的对台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曾庆红，不仅没有出任对台领导小组副组长，而且连小组成员都不是，取而代之的却是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尽管贾庆林曾在福建参与当地的对台事务。

综合起来看，此次对台小组改组的特点，变动幅度大，而人事涵盖面也相对广。除了中共中央两名常委进入领导小组之外，中央军委两名副主席（胡锦涛、郭伯雄）和一位长期负责对台军事情报的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同时进入，显示中共暗示不放弃对台武力威赫。

这令人想起今年三月十届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胡锦涛出席台湾代表团小组会议时，就新形势下的两岸关系提出了对台工作四点意见：一、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二、大力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三、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四、团结两岸同胞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其中在论及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方面，胡锦涛进一步具体提出“三个有利于”，即“只要有利于台湾人民的事，只要有利于两岸关系稳定的事，只要有利于共同振兴中华民族的事”，中共都愿意积极配合推动。但是，货运便捷化是“有利于台湾人民的事”，中共却并未按照胡锦涛所立下的对台政策指导原则“积极配合推动”，反而借口要“双向互惠互利”而予以拖延，足见其共青团干部出身的胡锦涛惯于心口不一。而中共对台湾人民的敌意，也在胡锦涛班底中的军事成份里泄露了出来。


四，曾庆红为何逃离对台小组


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改组独缺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不仅没有出任对台小组副组长，甚至未成为小组成员，背景显然并不单纯。

考曾庆红其人，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间任职中共石油部外事局联络部；一九八三－一九八二四年任职中共海洋石油总公司联络部副经理，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长；外事机构可称中共的情报机构，曾庆红进入中共中央以后也担任外事工作，还曾要求加快推进中共外事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如此一位娴于对外工作的能人，为何不参与中共眼下最为吃紧的“对台斗争”呢？

尤其可笑的是，回避对台工作的曾庆红，竟然十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芳辉园会见访问北京的香港演艺界人士八十多位，如成龙、张柏芝、谢霆锋、陈慧琳、梁咏琪等，还相谈甚欢，“盼望影人心怀祖国”，理由是“为促进香港影视事业在内地的未来发展”，曾庆红“逢人都赞”，更当面赞张柏芝对眼靓，又对住容祖儿说你好靓，然后更跟大家合唱《东方之珠》，气氛很愉快。陪同的官员包括港澳办主任廖晖、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及商务部副部长安民，可见曾庆红并非失势。而九月八日曾庆红也曾会见曾钰成为首的香港民建联访京团成员。

曾庆红过去曾经卷入两岸事务，也曾任职对台领导小组，这次急流勇退，意欲何为？

这是因为曾庆红摆明要逃离对台事务。实际上，此人对台湾并不陌生，其回避对台事务，显然不是技术性原因，而是政治性原因。具体分析下来无非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曾庆红失势，被迫远离台湾事务；二是曾庆红自己的意愿，要甩掉对台决策这个烫手山芋。

为何说中共的对台决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呢？

理由并不复杂。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共对台事务再也没有什么牌可打了，因此无论如何都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容易栽跟头的事：面对台湾拒绝一国两制的态度，面对美国拒绝武力解决的立场（“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的这一立场其实是悬在中共头上的达摩克立斯宝剑[Damocles Sword]，只要台海和平一旦破坏，这宝剑就会立即掉下，斩断中共政权的首级），中共的选择只有两个：

一，保持和平，尊重台湾人民的主权选择；

二，诉诸战争，冒险与美国发生全面冲突。

在曾庆红的立场看来，这两个结果都是不妙的。

如果中共决策者与台湾保持和平关系并尊重台湾人民的主权选择，在中共党内军内必然承受很大压力，里外不是人。如果诉诸战争，冒险与美国发生冲突，很可能重蹈伊拉克暴君的下场。其实不必曾庆红，中共党内很多人都知道这一两难之境，否则中共近年来也不会为台湾而如此煞费苦心。因此，曾庆红“三十六计走为上”，是聪明的。


五，胡锦涛与曾庆红较劲的后果


从另一角度即与胡锦涛较劲的角度来观察，曾庆红不出任对台领导小组，可以进退自如：如果胡锦涛决策和平，曾庆红可以扮演强硬派轰胡锦涛下台；如果胡锦涛决策战争，则中共的大权可以重新落入军委主席江泽民之手。所以只要曾庆红不趟对台斗争这一浑水，不论两岸关系是和平还是战争，他都是赢家。

难道胡锦涛不知道曾庆红的算盘吗？这种可能性很小。

那么，胡锦涛会如何对应呢？

如果上述的分析多少有些道理，那么就意味着胡锦涛与曾庆红较劲的后果，致使中共对台工作的关键决策势将进退不得。如此权力僵局之下的中共中央，其实有一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可资自由世界来利用。

随着台湾总统大选逐步展幵，两岸关系势必成为选举重大议题，鉴于以往的经验，中共忍耐不住最终一定要发言来干预台湾内政的。前不久中共涉台官员面对两岸议题，还是小心翼翼经过内部审慎研究后，再统一口径对外发言，现在一变为万炮齐轰，其虚张声势令人想起几年前的朱镕基。

但实际上呢？曾庆红既然如此“聪明”，别人也不会很傻，难怪中共所有涉台部门都如木偶，没有一人敢于发表个人意见。尤其因为中共当局在处理两岸议题方面所面临的“战争还是和平”的上述两难，是结构性的，是谁也克服不了的宿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共若是敢于对台动武，这次难保不死于刀下。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二十三节 人民币币值问题对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影响】


一，中共人民币币值问题的由来


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的话题并给中共带来压力，是因为各国经济景气低迷之际，中国大陆有经济过热迹象，以人为低价大量出超，加剧世界通货紧缩。

在今年七大工业国家的财长会议中，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首先提出中共应让人民币升值，美国财长史诺也在不同场合呼吁人民币应该升值，而印度尼西亚的亚欧会议也作出同样呼吁，随后美国联准会主席葛林斯潘也在七月中旬的国会听证会中论及人民币汇率问题，并警告中共以买进美元手法阻止人民币升值，将会大幅增加货币供给并引发通货膨胀。

发达国家对中共施加的压力不只是舆论，美国企业联盟于六月底正式提出，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动用“301条款”迫令人民币升值﹔欧盟十国在十月调高中共在一般优惠（GSP）制度下享有的出口商品优惠税，而美国已经对中共实施贸易制裁。而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财政部长史诺于九月初访问中国大陆，除了原定与中共官员讨论包括智慧财产权、双边贸易问题外，人民币汇率则是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

众所周知，人民币一九九四年进行的汇率并轨，等于使得人民币大幅贬值，促使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而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大陆经济在亚太地区凭借国家垄断土地成本和镇压工会运动得来的低廉工资，人为造成超低价产品的大幅出口，对世界各国输出通货紧缩。

除国际压力外，人民币升值的另一层压力在于中国大陆巳呈经济过热迹象。在世界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增长率处于的低迷阶段时，中国大陆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成长率却超过百分之八。今年六月份，大陆的工业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九，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六。这些数据使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因为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而美元的贬值，使得本该升高的人民币实际上相对于其它主要国际货币继续贬值，结果使中国大陆的产品价格更加低贱。如果美元再贬值，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将把中国大陆的通货紧缩进一步输出世界各国。基于此，世界各国异同声要求中共重新评估人民币汇率。

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强调，保持人民币得低贱状态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短期间内，中共的因应措施只是扩大进口来缓解压力，并推出一些小动作来敷衍了事，如QDII（让大陆居民透过合资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香港股票）、分阶段取消沿海省份的外资以及出口企业的税务优惠、调低出口退税率及放宽关税及进口增值税以及放宽旅游限制等，目的还是拖延人民币升值。


二，人民币面临国际间要求升值的压力


九月初，被经济困扰得有些焦头烂额的美国总统布什终于出来讲话：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公平。他还明言，华盛顿将对此酌情处理。显然，人民币被中共人为低估的低贱状态，为中国的出口通货紧缩打开方便之门，对美国的制造业同样造成严重伤害。布什强调的正是“货币应该由市场调节和控制，应该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而不能由政府人为垄断控制。在经济议题上备受抨击的布什，为争取民心，终于决定对“国际经济流氓”中共政权拿出强硬态度来了。

但是中共既然做了经济流氓，就不会轻易让步，否则还算什么流氓国家呢。 英文的《中国日报》很快就否认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并说中国不会屈服于国际压力来改变汇率政策。中共还摆出一副救世主得姿态说，人民币目前的汇率水平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出口环境，成为世界工厂，而这对全球经济是大有好处的。这种态度和“文革”期间大力输出“世界革命”的作法，是不谋而合的，可惜美国政府刚刚认识，已经为时太晚。即使这种来得太晚的认识，也还受制于美国人自己在中国问题方面的知识局限，而遭到严重扭曲。例如，美国财长史诺在会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总理温家宝时竟然会感到，是因为中国新的领导层刚刚上台不久，还没有站稳脚根，所以才不太可能采取升值的政策！一是因为这种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个很大的未知数，二是这会造成一个“屈服美国压力”的印象。其实，这种“感觉”之所以会产生，完全是中了中共享于欺敌的缓兵之计，结果是为中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重工对付美国的手段，与韩战期间并无二致，那就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用“谈判”来诈骗战场上抢夺不到的东西，可惜认敌为友的美国布什政府，来不及察觉真相。

倒是美国工人阶级比较清醒，所以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明确指责人民币低估了百分之四十，使中国的出口享受不公平的优势，而令美国货变得昂贵，造成了美国工厂的失业。美国出口商投诉人民币币值过低，使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变得昂贵，而同时中国商品得以用非常低廉的价钱出售，非常不公平。这不是孤立的指控，此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报告指出，亚洲国家操纵货币汇率的做法加深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问题，普遍认为，这篇报告是该组织暗示中国应考虑人民币升值的信号。正如经济学家指出得那样，中国利用人民币的低汇价来帮助其产品外销，全球价格为此承受下降的压力。甚至连巴结中共的韩国政府也不得不表示对人民币币值问题感到关注。韩国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黄斗渊说，人民币在商业伙伴之间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他们对人民币的汇率感到关注。他认为，必须讨论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挂钩问题。他指出韩国方面的立场非常明显，就是，货币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 

欧盟对人民币汇率表达关切

彭定康称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欧盟和美国有同感

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彭定康星期三（9月10日）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欧洲联盟同美国一样对中国货币人民币的汇率感到关切。 

他说，中国对欧盟15国贸易顺差的水平应当使得北京认真考虑欧盟对人民币币值表达的关切。 


三，美国与中共的人民币交锋


进入十月，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举行的私下会晤中，同意探讨中国的人民币如何“更快走向”浮动汇率制的途径，但排除快速调整人民币汇价的可能，并认为那样会造成亚洲的不稳定。结果两人同意任命一个专家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同时中共再度玩弄两面手法，一位中共官员对路透社放风说，虽然北京方面愿意设立专家小组与美国来研究人民币问题，但对于尽快浮动人民币汇率仍将小心谨慎。而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的戈尔茨坦则断言，中国为人民币重新估值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对世界经济有利。和美国官员的建议一样，戈尔茨坦促请中国当局采取具有弹性的货币政策，开放资本市场，并认为长远来说这对中国是明智的。 

然而紧接下来得发展就不是那么美妙了。

仅仅过了两天，十月二十一日，白宫官员表示中美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成立一个专家小组研究人民币可能升值的问题。而早些时候中国外长李肇星否认中美双方已经就此达成协议，他在曼谷表示，他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有关事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则解释说，胡锦涛与布什会面时双方同意两国金融部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下进行合作。但没有说明双方是否就人民币的汇率争议达成协议。

这两个政府及其首脑，到底谁在说谎？看来只有天知道了，不过我们可以据此断言，其中的斗争一定是白热化的，否则这两位体面人物谁也犯不上当面戳穿对方，互泼撒谎的脏水。


四，结论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人民币币值争端不仅没有解决的迹象，两国领导人还互泼脏水互相拆台，可见这个漏洞是越补越大，将来不知如何收场？

我们认为，美国日前突然决定对中共进行贸易制裁一事，与胡锦涛的极端愚蠢有关。胡锦涛怎么可以不顾基本的外交礼仪，而公开否认与布什的协议呢？退一步说，即使布什老糊涂了，听错了或是理解错了胡锦涛的意思，胡锦涛也只能事后为之解套，巧妙解释一番或是保持沉默，而不能听任部下出面公然否认布什政府的言论，否则无异破坏了“中美友好”的气氛与谅解，使世界公众怀疑这两位活宝的公信力。这对胡锦涛本人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胡锦涛如此愚蠢的处理，难道不是在迫使布什政府对自己痛下杀手吗？所以说胡锦涛愚蠢之极。由这样愚蠢的人来主导对美关系，在可以预测的未来，中共将很难摆脱被动地位，不仅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如此，在其它领域也难免会如此。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十四节 中共对防御性公投之反应】


中共对台湾防御性公投的反应过程，迄今五个月，具有不同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公投法酝酿期间的轻视阶段，公投法通过之后的敌视阶段，以及目前开始的惊恐阶段。下面一一作出分析。


一，中共对防御性公投的轻视阶段


有关中共对防御性公投的反应，最早纪录见于中共“中新网”七月九日电，在一篇题为《民进党称“国旗国号”可“公投”》文章中，中共初次接触了“防御性公投”这一概念。但是，由于中共的颟顸无能、妄自尊大，只会以惯性思维看待事物，所以完全不把防御性公投的概念放在眼里，而是一笔带过，似乎认为这和其它议案没有什么两样。

例如该文说，民进党八日晚间整合出蔡同荣加强版的公投法草案，修宪议题可适用公投法，包括所谓国会改革、国旗、国号、领土变更等，整合版本还纳入“防御性公投”概念。民进党将蔡同荣版“统独公投”条文删除，改列于说明栏，并保留党团版“防御性公投”原则。所谓“防御性公投”规定：“当‘国家’遭受外力威胁，导致‘主权’有改变之虞，‘总统’得经‘行政院会’决议，发动‘公投’ ”。民进党团干部在说明整合版本条文时，多次强调这个版本是“由蔡同荣领衔提案”，给足“蔡公投”面子。民进党内部一度对“公投法”版本有疑义，并曾上演一出“内讧戏”。在此之前，蔡同荣所属多位“独派立委”，力挺蔡同荣版本，争取在党团会议中寻求过半数支持﹔但属于陈水扁“正义联机”的立委林重谟上午却跑到蔡同荣一边的幵会现场支持蔡同荣版公投法。

同日，中共“南方网”回顾说，“陈水扁在六月二十七日出席非核家园会议时，称将在下次大选，也就是明年三月二十日或之前，对核四与其它重大公共议题进行公投，而同时提出，台湾当局领导人经当局行政部门同意后，可以就所谓攸关国安重大事项提出防御性公投。”可见中共注意到防御性公投的概念，已经比台北提出这一概念，滞后了两周。

在这一滞后了两周的关注中，中共仍然不愿意面对事实去清醒的判断对手、客观了解事态的发展，而是继续以颟顸无能妄自尊大的态度一味打压扣帽子，还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借用海外的亲中文宣，来轻蔑的定义防御性公投为“另一政治词汇”。例如，该文援引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日（何其快也）刊登的署名蔡玮的文章，对防御性公投进行了如下充满了主观臆断的“分析”：

该文宣称，“就像防御性外交及防御性国防，战略模糊和战术清晰以及决战境外和境外决战一样，现在台湾又跑出一个‘防御性公投’的词汇。说穿了这同样还是政治人物玩弄民众，自我解套的花样。大家千万认真不得。”

该文还说，“想出这么一个怪名词”，是“首尾两端、莫衷一是的搞法”。由此不难想见，中共误判台湾局势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过了八天，中共《环球时报》还洋洋自得的用“民进党发生内讧，公投法哭喊声中闯关失败”这样的标题，解释说“国亲两党本就反对统独公投，此次愤而支持蔡版，只为反击卖台的指控，撕掉民进党所谓防御性公投的伪装，逼台独现形。一旦达到目的，泛蓝在意识形态上还要回归原点，不会让有统独意识的条款过关。从民进党的角度看，冒险打公投牌是为了捞取选票……”，从而表现了中共对台湾事务的完全外行。


二，中共对防御性公投的敌视阶段


十一月二十七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公投法，中共“人民网”实时在台北发出专电，高兴的报导说“含有统独公投内容的蔡同荣版本以及民进党版有关公投制宪条文皆被否决”，并认为“国亲两党就今天的表决接连几天沙盘推演，对各种可能情形进行评估，焦点就是逼民进党对统独公投表态，结果在充分掌握主导性的情形下，顺利让大多数民进党立委对蔡同荣版统独公投投下弃权票”。

中共还分析：“民进党这次表决，未来台独基本教义派必然会质疑民进党为何不能坚持台独理念，民进党放弃支持台独这块神主牌的做法也必然引发内部反弹，无法自圆其说。民进党势必要对基本教义派有所交代，如果处理不当，恐怕将松动绿营凝聚的基本盘支持力道。”人民网驻台湾记者事后欢呼“统独公投阴谋没得逞”，庆幸“公投法闹剧终于收场”，并轻松的认为“防御性公投这一条款过关，是民进党惨败中的惟一慰藉”。

然而，中共的这一乐观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共细细揣摩投票结果，开始发现“台海局势短期内难缓和”，因为“防御性公投其实是变相的统独公投，是朝台独的方向迈出了非常危险的一步”。（见《环球时报》2003，11，28第十六版）第二天，中共国台办“严重关切”公投立法情况，并表示“不能容忍分裂” 、“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而中共特定学者则叫嚷，公投法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埋下很大的定时炸弹”，为统独公投“开了一个后门”，因为公投法并没有对统独公投予以设限。

中共“学者”也开始登场。陈孔立开始抱怨“国民党与亲民党的版本，并没有‘负面表列’，没有排除任何修宪议题，没有规定什么东西不能公投，也就是说，它对统独公投、制宪公投不予设限。它只是设定公投事项要由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审定。如果审议委员会认为‘变更国旗、国号、国歌以及领土’可以作为议题，‘统独公投’‘制宪公投’就可能付诸实施”，因为“公投法没有封杀统独公投，而只能算是一种缓期执行”。显然，中共发现它以前对防御性公投掉以轻心的态度是错误的了。这样。另一位中共“学者” 余克礼也在情急之下叫嚷，“按照国际法，少数人不能全国公投”，而完全不顾中共自己先行夺占大陆河山、另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历史事实。


三，中共对防御性公投的惊恐阶段


经过几天的晕头转向和密谋策划，到十二月二日，中共好像是拿出“对策”来了，那就是哭哭闹闹语带威胁的央求美国来解决问题，其行为的文化意涵与骂街的泼妇相似。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当日下午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敦促美国履行中美三个公报的承诺”，“希望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维护台湾和平与稳定以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 此外，中共还通过北京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朱卫东等人放风，极力渲染“台湾问题将成为中国总理温家宝首次访美的头号议题”。中共还十分可笑的利用正在中国大陆访问的德国总理施罗德，给他戴上“国际社会重量级领导人”高帽，利用施罗德的口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说“德国有过国家被分裂的经历，理解那意味着什么”。由此可见中共病急乱投医的狼狈状态。中共的《中国日报》也配合发表长文，表示防御性公投的概念下，即使中共对台湾没有任何威胁，台湾也很可能挑战大陆、制造中国威胁。

中共对防御性公投的感觉，有如面对“不定时炸弹”，惊恐之下除了乞求美国援手，就是武力威胁，在扮演泼妇之余，活像一个耍无赖的中学流氓。

十二月三日，中共甚至策动美国自由派报纸《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发出报导，替中共的武力威胁传声，声称“解放军将领发出对台动武最强烈信号”，两名共军将领威胁说，即便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计划告吹﹐也不惜对台一战。我们知道，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军官是最为胆小懦弱的一群人，如果没有上级的耳提面命，他们绝对不敢发出什么信号。

经查证﹐纽约时报提到的这篇报导，出自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新闻周刊，而“接受采访”共军分别是中共“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的彭光谦（少将）和“第二研究室”的罗援（大校）。

《瞭望东方》该周刊近日曾经发表《台湾可能攻击的大陆十大城市》等煽情文章，说台湾导弹已经“瞄准大陆十大城市和五类目标”：“这一计划锁定广州、深圳、香港、北京、上海、南京、大连、厦门、青岛、天津十大城市作为打击目标。包括为了逆登陆、反突击而编制的两个海军陆战师、金门的炮兵部队，由各类战机发射的中远程导弹等，威胁繁华的广州、香港、上海、深圳及厦门五个沿海城市。另外，对北京、天津、南京、大连和青岛可提前潜伏大量特务进行纵火和爆炸。台湾军队将锁定的攻击目标分为五类：一是大陆沿海、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人口集中的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等等。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如北京。三是大陆腹地的重要民生设施，如三峡大坝、电厂和钢铁厂等。四是重要军事目标，如机场、导弹基地、雷达站和军港等。五是网络、通信中心。”而彭光谦则发表过《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缔造国际和平的新安全观》、《高技术条件下的非对称作战》、《台湾不是祖国大陆的对手》等文章。

上述两位特定军官，说得其实是“党八股”，毫无新意，无非是中共传声筒利用共军道具来进行心战演出，除了暴露中共颟顸无能和妄自尊大外，一无可取。

纽约时报也承认，没有最高领导授权﹐共军将领不能撰写文章和接受官方采访，彭﹑罗二人的言论是最近北京威胁对台动武得交叉火力中最为猛烈的﹐这是北京在温家宝访美前夕有意发出的信息，是向美国人开价，试图用战争威胁在台美之间打入楔子，利用美国人目前不愿意在伊拉克之外开辟第二战场的怯战心理，来恫吓布什政府后退。而这在我们看来是有点反应过度，这种反应过度来源于先前的缺乏预见和反应迟钝，恰恰说明中共目前被台湾公投法的通过弄得焦头烂额，陷入了惊恐状态。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五日）



【第二十五节 温家宝访美前后中美关系之微妙变化】


一，中共启动应急反应


据报，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胡锦涛、温家宝在参加全国公安会议座谈会后，破天荒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台海局势。上届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钱其琛也应邀出席，解放军四总部、国家安全部负责人全部列席。会议认为：

1， 如果台湾当局推动的公投立法不设限，就等于获得了台独法源。今后一旦公投入宪正式通过，台湾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会议决定中共裁军二十万的计划方案暂缓，待台湾选后再视情况进行。另外对全国的民兵预备役人员进行一次训练并介绍台湾局势，进行必要的军事调防。

2，会议认为，台独公投主张是美国怂恿的结果，如果陈水扁过境时美国明确告诫其不能搞公投入宪，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现在，全台湾都动员起来了，大多数台湾人都拥护公投入宪，形势极其严峻。会议要求，通过多渠道向美国作出解释，并强烈要求布什总统在温家宝访美时向台独势力发出明确信息，公开申明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独立。

3， 明确告诉美方，美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的；但中国政府和平统一方针则是以一个中国为前提的。

中共动用各种渠道如李肇星与鲍威尔的热线、钱其琛与老布什的渠道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的渠道，将上述信息传达给美方。

事后，中共高层表示，对于美国在化解这次台海危机中的作用，中共给予高度肯定。因此温家宝访美之行，也就不得不在中共的这一感激之情中启程了。温家宝除了对美方给中共台阶下的作用表示感谢，还期待从布什口中明确听到类似“反对台独”的字句。

面对中共的这种依赖之情，山姆大叔如何回应就成了举世关注的了。


二，美国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台海冲突


温家宝访美前夕，十二月六日，据美国《水手杂志》报道，第七舰队的数艘侦察监视船，从夏威夷驶往中国大陆沿海水域，搜集海峡两岸军力调配的最近动态。同时部署在南太平洋的美军侦察船只也将调往该地区，估计约有二十艘各种类型的大小舰只部署在东亚水域，对中共实施情报侦测和搜集，其中导弹监视船有两艘，即“观察岛号”和“无敌号”。美军现有各种侦察船五十多艘，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把近半侦察船调集到东亚海域，除了侦测外也意在警告中共。尤其因为军事专家早就知道，美军间谍船“约翰﹒麦克唐纳号”和“小鲸鱼号”等远洋勘测船早就完成了对于中国海岸线的秘密勘测，收集到这些海岸线附近十至六百米浅海和六百至四千米深海的洋底和洋流数据数据，一旦需要，美国海军的作战船只就能沿着它们绘出的航线长驱直入。对于美军间谍船来说，最有现场价值的情报是中国潜艇活动和导弹的部署试验等不断更新的数据。为了获取中国潜艇活动情况，美国间谍船装备了先进的水下窃听传感器，对于中国的导弹部署和试验，美国的侦察船更是不会放过，而目前，正是美军监视中共军队异动的绝佳时刻。

不仅美国对中共的军事动向持有这种态度，即使偏袒中共的国际势力大致上也持有类似态度。

十二月七日温家宝抵达纽约，下午前往联合国总部同安南秘书长会晤。在会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表示北京决不允许台湾以民主为幌子﹐从事台独活动。安南则在重申联合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同时，着重强调反对使用暴力来解决台海分歧。


三，美国防止台海冲突的两面手法

 

布什十二月九日上午同来访的温家宝在白宫举行了四十分钟会晤。会后﹐针对美联社有关台湾问题的提问﹐布什回答说﹐“美国的台湾政策基于中美三个公报及对台关系法﹐美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中国或台湾旨在改变现状的单方面决定。台湾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他可能有意单方面做出改变现状的决定﹐对此我们表示反对。”美联社认为﹐这是布什政府迄今为止表达的最强烈反对。

显然，这一反对台湾独立的态度与美国派军监视中共军事动向的实际做法，凸现了布什政府的两面手法，那就是维持两岸关系的不战不和、不统不独状态。这种两面手法意味着美国无论如何也要保持台海的和平状态，而为了避免台海冲突，就要使之“和而不统，分而不离”。因为在美国看来，无论统独都难以使得两岸大家满意，因而难免带来纷争甚至战争，因此维持现状、保持平衡，就是美国台海政策的秘诀。实际上，在最新解秘的美国政府外交文件的记录中，早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就向周恩来保证，美国从来没有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美国政府甚至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出兵镇压台湾独立运动。所以我们认为，小布什的答美联社记者问，只是美国政府的老调重弹，并无新意。

路透社九日发自华盛顿的消息说﹐布什和温家宝当天“相互做出重大让步”﹐导致华府警告台湾不要采取旨在走向独立的行动﹐北京则承诺解决中美巨大贸易差额问题云云。其实在我们看来，路透社的这种观点就是因为不了解中美台三角关系的上述背景和实质。应该说，小布什比尼克松还是有所进步的，他并未准备出兵镇压台湾独立运动，只是对此不表赞同罢了。美国现在反对台湾独立，是因为担心引起麻烦，而不是反对台湾独立本身。因为早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就已经说明，美国对于台湾局势的掌控程度，是有限的。这表明，美国想要获得超越两岸之上的“仲裁地位”，还是要经得台湾的首肯。如果台湾不买美国的账，美国还能真的放弃台湾这条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诚然不希望因为台湾本身而引起麻烦，但并非觉得台湾已经不再重要。


四，两面手法不被美国舆论看好


一位美国政论家认为，布什总统可能正在犯下其父老布什九〇年代犯下的错误，老布什当年反对乌克兰独立，结果乌克兰还是独立了，而老布什自己却下台了。

现在小布什放弃台海模糊战略以后，美国舆论纷纷起来挞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不满布什的表态，指出布什讲话时，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在他身边。“而台湾当然不想被日益增加的导弹所吓倒，布什完全可以对台湾的担忧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就像当年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做的那样。当年苏联在距离佛罗里达只有一百四十公里的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当时差一点就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相比之下，陈水扁的公投已经表现出高度自制，他不过是想巧妙地使用民主作为防卫武器。”

纽约的《太阳报》则对布什感到愤怒：“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惊奇的场面，美国总统布什向共产党中国叩头。这样的场面让我们不得不捂住鼻子。美国总统跟一个屠夫政权的领导人坐在一起。更令人作呕的是，布什对共产党中国做出了大言不惭的让步。”

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商业呼声报》感到担忧：“布什总统前不久还在大谈美国对全球民主事业的承诺。现在他却认为，台湾人民举行公投，表明他们是否愿意让大陆的导弹瞄准台湾，是错误的。很明显，布什总统的意思是，北京把公投看作走向独立的行动。但是台湾是个民主政体，而大陆不是民主政体。布什完全可以不从他的原则后撤，只要保持缄默就可以了。”

无疑，上述美国舆论是相当友台的，值得台湾珍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小布什并不完全像这些报纸说得那样一无是处，任凭中共予取予求。相反，中共在乞求美国声明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五，中共为换取布什一言而放弃主导权


重要的是，经过这样一个回合，中共为换取布答美联社记者问的一言（“反对台湾独立”）这一面子，而交出了台海主导权这一里子。如果中共从此把台海议题的发言权拱手交给了美国，无异甘愿让美国来仲裁台海双方的纠纷，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原先，中共一直标榜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演变成了，在面对日益离心离德的台湾时，中国越来越离不开美国的眼色、越来越倚重于美国的态度、越来越需要美国的调停……仅仅为了维持两岸现状，在未来相当时期内，中国将不得不借助美国，从而在事实上放弃了中共一再声称的对于台湾事务的主导权。 

从逻辑上说，中共既然对布什干预两岸事务的言论予以合法化甚至权威化的地位，今后就不再能够阻止美国就台海问题发表意见甚至进行仲裁，其中当然也包括批评中共、阻止中共武力犯台的意见。随着中共正式承认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未来中共还能有什么样的借口来要求台湾交出主权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共交出台湾事务的主导权给美国，这就是温家宝访美前后中美关系最微妙的变化。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二十六节 美国经济制裁中共对其双边关系之影响】


一，中国经济是没有温度的高烧

 

中共经济学家吴敬琏十二月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学描述中国当前经济状况时，用了一句话：“没有温度的高烧”。他认为中国消费物价指数并未上涨，但过量供应的货币转向了资产市场，使房地产为首的资产市场过热。当年日本就是如此，八十年代日圆被迫升值，出口发生困难，就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大量超发，之后日本经济一直繁荣，物价指数未有变化，但房地产、股票和期货等资产价格急剧上升，当时东京的房地产值相当于美国全部的房地产总值，但在一九九〇年代日本经济崩盘了。

吴敬琏同时指出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隐忧──投资效率低，这是经济风险的根源。他表示，由于投资效率低，将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一旦二〇〇六年外国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吸引人们的存款，这些银行可能会拒绝向这些低效率的企业贷款，而中国的银行也将不能依靠吸引存款稀释不良资产，这将导致危机的产生。

有些学者认为，由于投资猛增，货币供应增加后将出现一段滞后期，而后会出现通货膨胀，因而认为货币供应不该急剎车。吴敬琏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货币的过量供应不一定是通货膨胀，也可以是别的现象如资产价格上涨。目前中国大陆的投资、信贷、货币供应量都增长较快，这些都表现为经济的过热，从而形成泡沫。

在吴敬琏看来，中共经济过热的重要原因，是中共大量超发货币。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共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此货币供应从一九九八年以来一直过量。


二，中共依赖贸易出超维持内部稳定


长期以来，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中共不得不依靠“经济增长率”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而在中共效率低下和经济过热的体系中，外资和外贸又举足轻重，结果形成了“中共依赖贸易出超维持内部稳定”的奇特景观。这种“输出贫穷”的做法正如中共以前“输出革命”的做法一样损人利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弹。

十月份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Donald Evans）在北京的美国商会发表演说，指控“中国在过渡向开放市场经济上步伐太慢”。尽管这期间中国数以百万亏损的国营企业职工失去了工作。埃文斯代表美国政府说：“我们一直很有耐性，但现在已愈来愈失去耐性。”尤其是布什在纺织品州的民望大大下降的事实，更是火上浇油。埃文斯不满的说：“美国自中国的进口比我们的出口高五倍。”

埃文斯的演说是行动的先声：十一月中旬美国政府宣布：向中国的纺织品设置进口限额。

美国的这种态度大大超出中共的预估，恼羞成怒的中共立即宣布取消计划向美国派出的原订购物十几亿美圆的大型采购团，并扬言要制定报复措施，一时之间，美国与中共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

然而这只是中共历来的外强中干的黔驴技穷，仅仅过了半个月，美国黄豆协会十二月三日就表示，受十一月美中贸易纠纷而取消的中国大陆黄豆采购团，将在两周内前往芝加哥，签下购买黄豆的合约。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黄豆进口国，此消息传出后，已经引起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黄豆期价的回涨。而温家宝访美期间签约购买客机，也与美国签署运输、检疫、卫生、反恐等多项协议，都是在美国的贸易制裁下向美国低头的表示，其中运输协议就是为了减少中美贸易逆差，中国将对美扩大开放海运市场。


三，美国食品管理新条例冲击中国企业 


就在温家宝访问期间，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制定的食品“反恐”条例──《食品企业注册管理条例》、《进出口食品预先通报条例》将开始实施，预计将对中国三千家食品出口企业造成直接影响，而对其一万家食品企业造成间接影响。这些影响体现为：使中国企业对美国农产品及食品出口成本增加、货物流通时间延长、出口风险增大等等。该法案授权拨款四百三十亿美圆用于购买疫苗、改善食品检查和加强供水系统的安全。根据《食品企业注册管理条例》，美国本土和对美出口的外国食品及饲料生产、加工、包装、仓储企业必须在FDA进行登记注册，未登记的外国食品及饲料将在入境港口遭到扣留。

对此，中共商务部、国家认证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以及众多企业纷纷加以研究，寻求对策。因为美国的新条例将提高全球食品安全标准，实施范围广、手续繁杂、措施严厉，客观上会形成严厉的贸易壁垒。尤其对中共贸易体系更是如此。为什么对中共贸易体系而言形势格外严峻呢？

原来，多数中国大陆食品企业只是通过国内贸易公司出口产品，根本没有与美国直接接触，也没有与美国的进口商建立直接联系。现在，中小企业在没有外派机构、找不到直接进口商的情况下，只有求助于收费的专门代理机构。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高额的出口成本。不少企业将因为交纳不起代理费用和找不到合适的代理商，而无法完成对美出口。相关资料表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也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第四大市场，中国去年对美出口农产品十六.三亿美圆。

在中共的新闻管制下，消息闭塞，很多企业对此并不知情。中共国家认监委注册管理部顾绍平承认：“形势很严峻，注册的企业并不多。很多企业对此并不重视，有的企业甚至持观望态度，寄希望于法规不会如期执行。”显然，中共的新闻封锁使得大陆商人闭目塞聪，以为国际上和中国国内一样无法无天。对此，中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职员徐学林评论说：“一方面，很多企业本身跟不上形势，对于网上办公还不熟悉﹔另一方面，企业信息渠道不通畅，对十二月十二日之前不注册的负面效应了解不够。”而某些已经注册的企业表现得很马虎，填写的信息可能并不真实，或者有矛盾之处。“这就可能给以后埋下隐患。根据法规规定，企业的记录将会一直保留。一家企业的不实信息，可能影响到中国整个产业。”

诸多事实证明，中国大陆缺乏社会发展的软件更加甚于缺乏社会发展的硬件，而软件的建设绝非像是硬件那样可以短期内一蹴而就。

 

四，中国的发展可能招致西方的反制


从种种迹象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制裁中共一事，对其双边关系之影响十分有限，甚至是正面后果居多，即，让中共更加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这不能不归功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共政权造成的巨大压力。

据法新社十二月十八日从莫斯科的报道，俄罗斯专家断言：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就”不仅不会让西方世界放心，反而可能导致西方国家的更大警惕，并因其“共产主义特色”而被视为一种“战略威胁”。

鉴于中国与西方经济整合程度的加深，其竞争力已经威胁到西方利益，共产党中国将不会被西方世界看成“同行”，而是作为一位有着潜在危险的“外人”受到接待。这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瓦西里.米克赫耶夫，俄罗斯一位顶尖级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最近一个研讨会上对中国与西方关系所作的一个分析。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说，“西方、还有俄罗斯的势力，都将把中国的共产主义性质当作一个战略危险，认为这必须受到遏制，而且，将不仅采取经济手段，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机制都会被全面动用。”

法新社认为，如此困境也正是北京领导人所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中国成为美国的经济对手时，却与欧洲、日本甚至南韩不同，无法同时也成为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伙伴。按照米克赫耶夫的观点，中共与民主化世界之间还有一个更深的矛盾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随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崛起，却把共产党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不合理性格外凸现了出来。米克赫耶夫说，中国的最大困境，是因为中国对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反对，并“带来严重后果”，而快速民主化也“包含一些现实风险，比如动乱的威胁，或者代之以一个更腐败、官僚和专制的政权。” 

在台湾问题上，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罗

蒙诺夫说，就中国目前形势而言，中国坚持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有助于加强中国社会的凝聚力，但任何鲁莽的军事行动倒有可能诱发不稳定。罗蒙诺夫也注意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他认为这有助于“维持现状”。他还认为，美国政府目前的种种作为，其实是为了促进中国的稳定。例如，“美国政府警告中国当局不要轻易发动对台湾的突然袭击，其实是表明这样做可能会冒着巨大风险，引发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崩溃。”

但愿，美国政府的思考方向真的如此，而中共也能明白美国的这番苦心。毕竟，如果中共胆敢武力犯台，真的可能点燃中国大陆全面内乱的导火索。在中国历史上，王莽和隋炀帝的残暴统治，都是因为这样的对外侵略而走向全面垮台的。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廿五日）


（另起一页）


【第三章】

【2004年统独挣扎】


（另起一页）



【第一节 中共对两岸和平稳定架构之反应】


一，中共批判海峡两岸和平稳定架构


陈水扁总统于二月三日提出有关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提议之后，中共经过内部研议，一周左右在春节后首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中，由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张铭清表示，二月三号提出的包括确立和平原则的“一个原则”和“建立协商机制，对等互惠交往，建构政治关系和防止军事冲突”等四大议题的“两岸和平稳定互动架构”是所谓欺人之谈，“目的是在欺骗台湾的民众和国际舆论。”张明清还对陈总统进行人身攻击说，“尽管他在公投问题上怎样包装，辩解，都不能掩盖为未来举办公投，台独公投打开通道的这个险恶的用心。” 张铭清回顾说，“陈水扁上台将近四年从来没有承认过一个中国原则，就说明他没有改善两岸关系的诚意。”

同时，张明清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示，中共不会干预三月二十日举行的台湾大选也不关心谁当选，而关心的是台湾新的领导人对未来两岸关系所采取的态度。为了模糊事件的焦点，他还说两岸都爆发禽流感疫情，因此希望两岸尽快建立通报机制以防止疫情扩散，企图再次嫁祸台湾政府。 


二，“两岸关系改善有待台独下台”


为什么说张明清表示中共不会干预三月二十日举行的台湾大选也不关心谁当选，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因为就在同一天，中共一名身份特殊的“教授”徐博东声称，“陈水扁的绿色阵营也好，连战宋楚瑜的蓝色阵营也好，对于支持他们的选民也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弄清楚他们的身份才比较有利于他们的选情。”徐博东认为，两岸关系只有“在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下台之后才能得到改善”。显然，既有下台也就有所谓上台，中共已经准备把“台独势力”这顶红帽子捏在手里，即使蓝营胜选，只要有一天中共看不顺眼，照样有可能扣将上去。

可以佐证的是，中共“国际广播电台”同时发表的一篇“网友来信”：《解读陈水扁“两岸互动构架”》。这篇文章名为网友来信，实为传达了官方立场，这更加暴露了中共的心机。尤其是该文的腔调“和平稳定互动架构协议，一时引起国际观注。我以为值得好好解读”，完全是中共干部的口吻。此文写作的相当严整，虽然伪装成民间口吻，但完全不是业余的“网友”能够杜撰出来的。

全文共分《构架的抛出》、《隐藏在“两岸互动架构”后面的话》等两大部分，而重点在后一部分。这后一部分又具体分为《陈水扁抛出的“两岸互动架构”有“一个原则，四大议题”》、《陈水扁的所谓“确立和平原则”》、《看看陈水扁所谓“四大议题”》等三节，对台湾政府的立场进行了全面歪曲和辱骂。

例如《陈水扁抛出的“两岸互动架构”有“一个原则，四大议题”》一节污蔑说，先不说“两岸互动架构”具体内容如何，“从其提出的参照中东国家和朝鲜半鸟等历史著名的和平架构协议模式来看，仍然没有走出台独怪圈。中东国家和朝鲜半鸟是真正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大陆与台弯的关系却是绝然不同于此的，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不可能也不能够去参照那种架构，说到底，他就是没有放弃台独。无论和平原则或协商机制、经济互惠、政治外交、军事冲突等议题都是为了掩耳盗铃。”

再如《陈水扁的所谓确立和平原则》一节，指控陈总统不要和平，在任近四年一直喊“决战境外”、“一直图谋在武器上对大陆保持优势”。“依笔者认为他（陈总统）的和平都是叫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中共认为，陈总统提出“和平的原则是双方共同认为台海和平是共同责任”，是“把自己摆在了与大陆对等的位置──又一个国与国关系的变种”，而中共还进一步把陈总统关于“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双方必须承诺一切争议……禁止使用武力……”的善意，说成“潜台词是：当我要独时，你不能以武相向”。而“不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则被中共说成“笔者只看到两个字：台独”！

在《看看陈水扁所谓四大议题》一节中，中共更深入“分析”说：“建立协商机制方面，海基会与海协会本来谈得好好的，就是由于他从中作梗才没能进行下去，他甚至九二共识都不承认，三通，大陆早就呼吁很多年了，就是通不了，谁的原因？对等互惠交往方面，他对大陆人们去台探亲都不放开，还敢奢谈什么互惠？无容置疑，他本就没有与大陆沟通诚意。”文章还挑拨离间说，“就是选他上台的台湾人都得不到他的惠！经济上如此不济还不想法子解决，台湾人们腰包缩水不管，却天天只管自己能不能连任。”

中共还认为，“建构政治关系”，也是为台湾独立铺路的，是为了台海问题国际化，为了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为了连任以后以此为基础要求加入联合国。中共还认为，“防止军事冲突”，主要就是想让大陆放弃“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这一手段。


三，《瞭望周刊》的威胁


中共《瞭望周刊》在二月初发表的《专家谈台公投》一文中采访了“台湾海峡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罗援、“台湾问题专家”王卫星二人，很有代表性。

罗援认为，“陈水扁在公投选项上费尽心机，第一个问题是威胁大陆，不撤弹就购武；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建立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一硬一软，可谓机关算尽，但明眼人一看即明，一旦大陆方面默认了陈水扁的所谓和平公投，就等于认同了公投的合法化，台独分子势必最终走向台独公投。”看来中共如此反对建立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不但因为其中把两岸关系和中东以及朝鲜等国际关系同等起来，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共认为台湾政府“建立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的动议，是为“公投”保驾护航，而公投的目的又是为台湾独立创造法理依据。

根据这一推理，王卫星随后一唱一和地声称，“陈水扁错判形势，把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推向战争边缘。……台湾当局认为，目前大陆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和筹备二〇〇八年奥运会的紧张时期，正是台独赌博的天赐良机，大陆不会开战，也不敢动武。……美国政府绝不会为了台独，去和中国十三亿人民进行一场战争。……我们承认，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固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两相比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台湾，中美之间合作的前景远远大于台湾。如：在反对台独方面中美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双边贸易方面中美有着共同的利益；在解决朝核危机方面中美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反恐合作方面中美有着共同的利益；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美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处理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方面中美有着共同的利益；等等。更何况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和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和核武器的世界大国对抗，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就不复存在；想拉英国、拉欧盟、拉日本武力对付中国，也没那么容易。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是不会被台湾当局牵着鼻子走的。”看来，中共正在以美国的“不干预”假想作为自己的制订台海政策的新的前提，无疑，这可能导致误判，是极端危险的，不论是对中共自己还是对国际和平，我们需要提高警觉。

最有意思的是《瞭望周刊》在采访结束时所发出的威胁：“当陈水扁当局挑衅在先，我后发制人师出有名时，这种惩罚性军事行动会得到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多数的支持和同情。”看来，中共正在幻想对台发动一次类似一九七九年对越战争那样的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打击（惩罚性军事行动），起码中共企图给外界这样的印象。当然其前提是取得美国的默认，至少是不干预，然后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与台湾进行正式的政治谈判。


四，参照中共对陈总统元旦讲话的反应


中共媒体借用“网友”名义批判“和平稳定架构协议”的做法，到底隐蔽了何等心机、态度，值得留意，这和他们公开表示欢迎陈总统元旦讲话的反应，显然十分不同。陈总统元旦讲话重申“四不一没有”（即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并且说追求两岸永久和平，提出了两岸合作的设计方案：“两岸人民源自相同的血缘，有过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应当相互理解、彼此合作……我们最大的心愿是和对岸人民携手努力，共同获得一个也许是无形的、但却是最珍贵的和平奖章。”中共国台办很快表示，大陆注意到台湾领导人有关两岸关系的讲话，凡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稳定和发展的言论和行动，大陆向来是欢迎的。国台办还说，只要台湾当局同意两岸直航和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对话和协商，两岸关系就会取得实质性改善。

综观上述两种反应模式的交替使用，有理由相信，中共正在“恢复对话和协商”和“后发制人的惩罚性军事行动”之间摇摆不定，而关键就在于美国的态度。

看来请美国调停两岸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四日）



【第二节 中共为何对台湾大选纷争保持沉默？】


一，中共避免评论台湾大选纷争


面对台湾大选纷争，一向企图插足台湾事务中共当局，却保持了奇怪的沉默，避免做出任何官方评论，只是敦促美国促进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方面等于中共已经承认台湾问题国际化了，一方面无异于授权美国成为台湾问题的仲裁人。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台湾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电话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呼吁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多做促进台海和平与稳定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事。应该说，中共的这种做法是十分反常的。里面究竟含有何等意义，值得探讨。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中共消息说，中共领导层在台湾大选前就已经做好了陈总统再度当选的准备，并预先定出不做任何激烈反应的决定。而根据我们的了解，中共体制和人事都比较僵化，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因此面对台湾选举引发的事态发展，显得手足无措是十分正常的。另据海外亲共媒体“多维新闻社”三月二十四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台湾选前北京已准备同扁政府再周旋四年》指出，“中国大陆的政府和人民无疑热切地期盼同台湾实现统一，也倾向于在两岸关系上持温和立场的国亲联盟总统候选人连战上台执政，但消息人士说，台湾选举之前，胡锦涛领导的新政府已定下基调，准备好同主张独立的陈水扁再打四年交道。”因为北京决策者认定，在可预见的将来，大陆同台湾和解非常困难。“正是基于这个政策，不管是三月十九日台湾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双双遇刺却仅受皮肉之伤﹔还是三月二十日陈水扁以微弱的优势获得连任，而连战迅速要求法院宣布选举无效﹔还是随后几天数万台湾民众在总统府前抗议示威，大陆媒体和官方对这些似乎视而不见，除了利用台湾公投失败大作文章之外，没有详细报导在台湾闹得天翻地覆的选举危机。”

亲共的香港政客利用台湾的选举争议对香港居民进行警告，说过快进行普选只会导致社会混乱，但北京的百姓却持有相反看法，一位公告公司的三十四岁的职员郭胜文对台湾的民主选举感到振奋，他说，“我们可从台湾学习一些东西，从台湾的民主进程中受益。”《华尔街日报》认为，陈水扁的再次当选以及香港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使北京陷入了守势。 

 

二，中共对台湾大选结果措手不及


台湾三二〇大选的结果，使中共对台系统相当意外，原本备妥的对台谈话也临时喊停，“学者专家”的座谈会也实时取消。目前中共对台系统、外交、统战以及军事部委，已经接获指示，对台湾大选做出评估报告，而在综合评估报告出炉后，才会交由最高层级的对台工作小组，届时中共下一阶段的对台政策才可集体作出，在此之前中共无法表态。

二十一日，北京中央电视台“台湾的公投没有过关及总统大选产生争议”作为头条新闻播报，突显重视台湾大选。而在北京的国台办大楼，从台湾开票作业开始到深夜一直是灯火通明，车辆进出不停，虽然民进党胜选和连宋诉请选举无效的新闻很快传到北京，不过中共却一直到凌晨两点才有所反应，足足延迟了八个小时。接下来两天，大陆国台办就两度发出新闻稿表达两个关切：一是选前一天发生的枪击案，另一则是选举结果到底是什么？当然在公投部分，国台办还是不断抨击。

目前，对于台湾公投和总统大选的结果，除了官方密切关注，大陆民众也有投入。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网站上，有关台湾的公投和总统大选争议，都有超过三万人浏览，高居网友点选的前榜。而在官方新华网上，亦有网民在“台湾频道”栏目对该次总统大选留下数百条的留言和评论。现在，北京最为担心的是今年九月份香港举行的选举，民主派候选人有可能在六十个席位的立法机构占有优势。目前香港多数立法委员都是由选举团挑选的，对北京言听计从；而香港公众选举的立法委员，将在今年九月增加到二十四至三十席。国际舆论则指出，中共对台事务反应迟钝，表明北京当局已经无法掌握未来四年两岸关系的趋势。而这可能危及中共对香港的有效管治。


三，北京严防民众示威造成大陆动乱


中共当局自己不知该如何应对台湾局势的发展，也就不敢让手下的御用文人帮忙，主要是害怕帮倒忙。于是只能动用专制政权的老办法，就是禁止发言。北京已经下达指示到南北各地，包括北京、福建和上海的对台研究学者，都不准对当前的台湾情势发表看法。结果使得大陆对台研究者遭受无妄之灾。北京一名对台研究者接受台湾某家电视台的邀请，在选举结果揭晓前预先做好泛绿一旦胜选的未来两岸关系分析，结果该名大陆对台研究学者遭受中共批评。 

台湾三二〇投票的结果，导致台湾原本政治中立的民众向蓝录两大阵营靠拢，形成台湾社会急速向“两极化”发展的对峙局面﹔在大陆方面，为防止大陆民众寻找借口而上街示威游行，北京启动应急机制，包括共军加强掌控台湾海峡以及周边地区、部分地区警员取消休假等。中共中央综合研判当前台湾局势后，决定启动应紧机制。这是因为一向热中政治的北京市民和内地网民在三二〇以后，蠢蠢欲动。北京部分高等院校的上层最近也接到指示，要求控制学生的动向，防止过激行动。北京警方奉命取消休假，就地待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共正在策动民众占领钓鱼岛，来转移大陆舆论的视线。

据悉，三月二十日晚上，当连战在台北宣布提出选举无效的诉讼后，北京高层已经预感台湾将面临政治危机。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对台领导小组立即开会研究因应方案。不过，不过由于官僚体制的迟钝，北京高层目前仍在继续观望台湾局势，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对策。针对香港和海外有传媒报道大陆军方针对台湾选举结果而提升警戒级别的消息，中共国防部发言人也予以否认。


四，中共已经承认台湾问题国际化


显然，由于胡锦涛、温家宝的“新政”，台湾问题已经不再是“两岸问题”，而是成为不折不扣的“国际问题”了。而且中共当局自己带头，寻求美国的帮助和裁决来阻止台湾局势的发展，这样一来，无疑绑住了中共自己的行动能力，使得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可能采取的任何冒险行动，都可能立即演变成国际危机。

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日前就台海紧张局势对美国政策构成的挑战举行了研讨会。在台湾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为了避免台海局势出现不稳定，美国政府应该而且能够，继续遏制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威胁。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文日前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鉴于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美国在向中国人保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同时，也必须保护台湾不受中国逼迫，否则会损害美国的威信以及对民主的支持。他说，美国还必须让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必须软化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使大陆对台湾人更有吸引力，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交流和对话，鼓励中国的民主化，同时不断努力，推动法治。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知名的外交政策评论员卡根认为，美国应该保留各种选择，不仅包括台湾与大陆统一的选择，而且也应该包括台湾独立的可能性，而布什总统及其政府官员反对台湾独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美国人民中行不通。他表示，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党执政，美国的台海政策不会有本质差别。 

美国的舆论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三月二十三日的社论所显示的，正呼吁北京和华府共同务实、改变对台政策。社论说，尽管台湾大选最后几天发生了总统遇刺、群众街头抗议等混乱，但显然已经向北京和华府传递了一个信息：台湾人民不想以宣布独立来挑衅北京，但他们也不会向北京低头。社论认为台湾选民很聪明，知道忽然同大陆决裂是鲁莽的，有鉴于此，多数台湾选民拒绝参加公投。北京和布什政府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响应台湾通过民主方式表达愿望，满足台湾人民建立对等平衡的新型两岸关系的愿望。在陈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北京以坚持“一个中国”为谈判前提，拒绝同台北接触。胡锦涛领导的新政府希望被视为务实的政府，现在他们有机会重新思考自己一方的固执。布什政府一直试图限制台独倾向，但是以后也不得不需要重新考虑这一立场。社论最后说，不管台湾目前的大选危机如何收场，陈水扁及其代表的情感都不会消失，即一个年轻的民主实体需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向往。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三节 五二〇后两岸关系发展之可能性】


一，台湾民主进程对中共触动不大


据中共内部消息人士说，中共日前对台湾局势的强硬声明基本上只是做给外界看的，而中共首要关心的显然不是台湾局势，而是经济发展和如何开好二〇〇八年的“北京奥运会”。据悉，台湾选举之前，胡锦涛领导的新班底已经定下基调，准备与主张台湾独立的陈水扁政府再打四年交道。北京决策者已经明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陆同台湾的全面和解是非常困难的。即便陈水扁没有赢得大选，大陆方面想要并吞台湾的做法也会遇到强烈的抵制。所以在“强硬声明”之后，中共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北京对台湾局势的混乱态度，不仅反映了大陆决策需要层层审批的制度特点，不仅是台湾选民的投票分歧所折射的不确定性使然；更重要的，北京知道对台采取冒险行动是中共自己绝对输不起的赌博，玩得不好会使共产党亡党亡国。面对丧失政权的前景，共产党宁愿承受它自己鼓动起来的“大陆民意”的压力，也不敢采取决定步骤来冒险一博。

在中共“舆论导向”的操纵下，一些中国家庭通过卫星接受器可以看到香港甚至台湾的电视转播，互联网上也到处是台湾选举的新闻。在中共“舆论导向”的操纵下，将近半数的大陆民众都表达了和官方一致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必须统一，如有必要，不惜动武”。一名网友在互联网的聊天室中留言说：“让我们放弃幻想，准备打仗吧。我们应该自己解决台湾问题，不应把它留给后代。”然而，中共的舆论导向正在走向中共原先意图的反面，一位正在北京寻找工作机会的大学毕业生刚刚二十四岁，在受到中共的洗脑后，按照中共的宣传考虑问题，结果却对中共大为不满，他对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说，中共政府应对台湾采取更强硬的方法，比如战争，只有那样才能解决问题。


二，中共享假消息来触动台湾


处在这种自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的尴尬境遇下，中共的应因解套之道就是施放假消息来掩盖真相，而一国两制的香港就成为中共施放假消息的理想基地。《南华早报》刊登中共施放的消息说，“中央下令解放军进入战斗戒备，做好一旦台湾选举争端激化对台进行打击的准备。”该报还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可以根据新修正的宪法而在台湾问题上宣布紧急状态，从而为对台军事行动铺平道路；北京还下令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和浙江省的政府部门增加执勤的官员。这些消息人士还说，“北京领导人在台湾不断变化的危机上采取预防措施是很正常的。” 

那么人们怎么知道可以判断这些消息基本是假的呢？很快，中共国防部一位发言人就出来澄清说，共军并未因为台湾的总统选举而改变戒备状态。这位发言人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有关“解放军是否提升了战备状态”的问题时说，他“没有听说军方接到改变戒备状态的命令”。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位发言人不是在和《南华早报》一唱一和呢？因为这位发言人不肯评论《南华早报》的报导。按照中共的惯例，如果他真的反对《南华早报》的报导，他就会公开批判，以便消音、消毒；结果发言人并不驳斥批判《南华早报》，却来了一个“不同说法”，这里面就大有文章，分明是在凸现《南华早报》的消息。据此我们认为，很可能向《南华早报》施放假消息的，和这位发言人就是受到同一个上级机构指挥的。其目的显然是向台湾发出“没有军事威胁的军事威胁”，以便敲山震虎，吓阻台湾人民自决的意志。在对台宣传方面，中共显然占有某种优势：一方面，中共利用专制制度压制内部的不同声音；另方面，借用台湾的民主制度来扩大台湾内部的不同声音。

三，中共进行战略后撤的可能


中华民国早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陈水扁再次当选总统即使像中共担心的那样，在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四年总统任期内坚决推动了台湾独立，并在两年内举行有关新宪法的全民公投，在国际舆论看来，其结果也不过是正式确认了台湾半个世纪以来的“非正式独立”。这其实并没有“实质改变现状”。对中共，这也并不是灭顶之灾，既不要中共的命，也不要中共的钱，最多只是丢了中共一点面子。需要注意，现在的中共政权是相当务实的，他们为了赚钱可以出卖一切，为了保权可以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顾任何一点基本体面，完全不觉得有何自相矛盾，因为投机取巧就是中共的最高原则。根据这种中共的现况，我们大胆的预测：在台湾的挑战面前，中共完全可能后退，实现其战略性的后撤，这就是事实承认台湾的独立，并在此基础上与台湾进行政治对话。而且中共其实拥有足够大的战略空间供其后撤，根本不像他们自己经常表白得那样忍无可忍、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中共完全有承认台湾独立后退的空间，而且，国际社会一定欢迎中共这样的后退，只要不触发两岸战争，国际社会还会鼓励中共的后退、援助中共的后退。美国的政策，其实也就是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朝着这个方向走。

事实上，中共的后退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如何熄灭被中共自己鼓动起来的伪民族主义，所谓“伪民族主义”，就是借民族之尸，还共产之魂，利用朴素的民族感情来苟延残喘中共的命，而不论在何种状况下，保住中共政权的稳定是首要的考虑。中共好像一个纵火犯，放了一把火却没有能力灭火，就会烧死自己。但中共要灭火其实不难，只要停止继续纵火，在世界各国的帮助下，控制火势并不困难。大陆民众其实是比较驯服的，不太容易为了公众事务而和政府对抗，作出自己的牺牲。因此大陆民众对于中共在两岸问题上的后退，其实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应该不会组织起有效的反对。这样一来，中共是否对台和解，完全在于自己的一念之差；而对付国内民族主义的风险，其实远比对台发动战争的风险为小，因此中共决策者不难选择战略后退、容忍台湾独立。事实上，在中共的历史上，这样的战略性后撤曾经多次出现，而最近的一次就是所谓“改革开放”，即从社会主义后撤到资本主义。何况中共已经多次接受了台湾独立的宣告，从“两国论”到“一边一国”，中共统统照收不误，略作抗议。可以判断，即使台湾公投制宪，中共也难以作出过强反应了，更没有力量把战争威胁付诸实施。

中共实现战略后撤，就使得陈总统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达的愿景成为可能：即在新任期内，一方面坚决推动公投制宪；另方面团结台湾及稳定两岸关系。这一可能性很高，其关键就在于掌握了中共的上述弱点并加以有效运用，逼迫中共从战争冒险中后退。在中共看来，毕竟对付大陆民众要比对付台湾国军容易得多，何况国军很可能得到美军的支持，组成联合部队。在台湾这边，则相对缺乏战略纵深，无法对中共作出实际让步。中共丢失台湾不会灭亡，但台湾却绝对丢失不起自己。因此台湾的主流民意显然反对两岸统一，大部份台湾人都不能接受台湾成为香港第二，作为中共的一省或特别行政区。在中共对台湾的“统一”谋图下，“不改变现状”只是布什政府的一厢情愿，从未得到中共的正式认可，也无法得到中共的正式认可。有的分析家认为，既然台湾的权利得不到中共的正式认可，台湾为什么要“取法乎中”、暧昧的要求维持现状，而不索性“取法乎上”、说出主权已经独立的事实呢？客观的说，只有说出主权已经独立的事实，才有助于维持现状，用“退两步，进一步”的方式，与中共周旋，否则台湾的生存空间只会日益缩小，不可能有效维持现状。


四，台湾的困扰并不孤立


台湾在两岸关系中遭遇的困扰，不是孤立的。就在今天，香港民主派愤怒的响应中共“人大”就《香港基本法》关于香港政改的条文作出的解释，他们计划再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中共破坏香港法制的行径。民主派认为中共人大的释法是“荒谬的”，破坏了人们对《基本法》的信心，对香港造成深远的损害。四五行动的发言人说，全国人大窒息香港的改革派，阻碍了香港民众对政治改革的权利。由于人大常委可以解释《基本法》里一些保护香港民主自由的条文，这将损害一国两制答应赋予香港的西方式自由。

香港的命运是前车之鉴，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或者特别行政区，就是丧失一切权利的开始。北京政府则担心，给与香港更大的民主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地区，在全国引起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样，北京正利用台湾总统大选纠纷在国际间渲染问题的严重性。例如，中共驻土耳其外交单位以传真方式，向土耳其若干战略研究机构发表一份未署名的书面声明，声称“台湾大选两方之间的严重龃龉至今依然未能平息，显示目前台湾的环境非常复杂、敏感和危险”。这份未署名的声明因为在传真纸一端自动印出发文一方的头衔和电话号码，而暴露来自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据土耳其分析家的看法，台湾大选纠纷被北京认为是可乘之机，试图从中渔翁得利，大肆渲染问题的严重性，破坏台湾民主的形象。


五，美国的态度摇摆不定？


美国国务院希望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并期待不激怒北京，这个绥靖政策类似于张伯伦希望牺牲捷克来维持欧洲和平的慕尼黑政策。但中共不是纳粹，中共的生存依赖于外国资本甚至是台湾资本，中共没有本钱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即使纳粹的速战速决也出乎意料的变成了世界大战，难道中共的速战速决比纳粹更加成功？

诚然，为了缓和两岸关系，所有事务性的接触都有帮助，如建立两岸谈判的机制、建立相互平等的关系、建立政治关系防止军事冲突，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处理三通和直航的问题。但是我们清醒的看到，所有这些两岸之间的未来进展，都要在中共实现了上述的战略后撤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台湾的最大优先，无异就是迫使或是诱使中共进行上述后撤，承认台湾是平等的对话伙伴。但是，如果台湾不发动攻势，中共依然“拖字诀”当道，主动后撤的可能很低。

建立两岸和平的互动不是台湾的一厢情愿可以做到的。要北京当局与台湾政府坐下来展幵对话、协商，最终达成共识以使彼此在交往中避免任何误解并实现和平，那是在台湾获得对等的政治地位之后而不是之前。尤其考虑到，这次大选的在野党一方也清楚表达了“不排除独立作为一个选项”的立场，代表台湾选民不分朝野与党派，一致拒绝了中共的一国两制。台湾社会的这一主流认识，是史无前例的，坚持下去，定能改变中共领导人的头脑。正如日本外交评论家冈崎久彦昨天在《读卖新闻》头版上评论台湾情势的专文指出的，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


（二〇〇四年四月六日）



【第四节 中共对华盛顿邮报“总统专访”之反应】


中共原本最担心的是“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但是今年以来迫于时势的发展不得不认可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甚至企图主动利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来渔利，以便箝制和压缩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这一事态发展充满了反讽。

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中共对台湾的国际活动或涉外活动，格外敏感。而最近的一个事例就是陈总统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的发言，表示将继续推动修改宪法，计划在二〇〇六年就修宪举行公投，二〇〇八年通过新宪法，这引起了中共及其舆论工具的高度紧张。


一，中共官方的反应并无新意


针对陈水扁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的发言，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在第二天借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询问”形式作出反应，这对于中共来说效率可谓异乎寻常的高，但是内容却毫无新意，这个鲜明对比可能是由于中共外强中干。这位发言人声称，“我们已经注意到，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也已看到，陈水扁日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再次放肆地鼓吹台独分裂言论，清楚无误地表明其继续推动台独，执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顽固立场。”而其作出这段评论的依据，仅仅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自己擅自添加上去的编者按（“即使可能面临战争，也将继续把台湾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实中共的发言人完全知道事情真相，但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将错就错发表评论，目的显然是要制造文宣方面的官样文章。

再过一天到四月一日，中共“人民网”以《陈水扁得意忘形展露“急独”之心》为题，明确披露了中共确实知情不报：“台湾的选举争议尚未尘埃落定，陈水扁就再次放肆地鼓吹台独分裂言论，清楚无误地表明其继续推动台独，执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顽固立场。尽管台湾当局矢口否认陈水扁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过‘即使有战争风险，也会继续建立自己的主权独立国家’这句话，但人们从他得意忘形的谈话中仍然可以嗅到浓烈的火药味，也难怪采访者作出这样的推论。”中共在这里列举所谓浓烈的火药味，全是“嗅到”的。竟然可以“浓烈的火药味”来给别人定罪，显然是把国内鱼肉百姓的做法，直接搬到了国际舞台上来。中共的紧张，还来源于陈总统仅仅相隔一天，在三月三十日又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专访，重申他在未来四年内将继续推动修改台湾宪法的计划，并将推动就修宪进行公投的活动。中共声称，“陈水扁既为险胜当选喜形于色，也展示了他那急独的心情，所谓他要打开大陆协商之门的橄榄枝全是假的。”“对于台湾这场具争议性的选举，陈水扁可能侥幸过关，但他却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他以为四年前大选时他只得到百分之三十多的选票，而今次却得到百分之五十多一点，以此认为他的支持率上升，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其实，从四年前的多组候选人到今年的两组候选人，并不是简单的选总统，而是成了族群之间的对决，四年前很容易恢复平静的选后情势现在已经不可能出现了。问题在于即使是支持陈水扁的这一半台湾人，也很大一部分是因族群而投票给他，并不都是支持陈水扁搞台独的，他们之中仍有很多人是希望台湾保持现状的。这次公投领票数不过半而被作废，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段话值得注意，因为这段话对于中共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其实作出了精确的说明，那就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分裂”。至于未来的两岸关系，中共则表示，“专访透露出的最重要讯息，是陈水扁迅速在选后就表态要在下一个任期采取强硬路线，将把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这也警示人们，不应抱有幻想。”对此，中共把责任完全推给台湾：“他本应该好好反省，向反对派作出让步”，“如今他继续抛出独味这么浓烈的言辞，只能是火上浇油”。


二，中共动员香港媒体表态的意涵


上面是中共官方及其辖区内媒体的反应，至于香港，根据中共历来“内外有别”两面派作风而有所不同。

香港《大公报》的社评指出，“我们一直认为，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及现状有所不同，在民主发展和选举制度方面不宜作出简单的比照，但陈水扁为了贬低香港、诋毁一国两制，在接受访问时自鸣得意地将台湾最近这场选举拿来同香港作比较，以此说明香港的一国两制有很大问题，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世人都已看到，（台湾）在民主条件并不配合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直接选举，导致社会动荡、民粹泛滥，乱象环生、疑云重重，族群撕裂、社会分化，资金流走、股市暴跌。民众在这种选举中备受煎熬，留下难以抚平的心理创痛。多数香港人并不喜欢这种台湾式民主，而希望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可见中共传媒的头等恐惧，就是害怕台湾的民主风潮会蔓延到香港特区。

《香港商报》的社评指出，“通过国际传媒攻击抹黑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其实，严格审视过去六年多来一国两制在本港的丰富实践，只要尊重客观事实，不抱任何偏见，就不难得出结论︰《基本法》已经全面落实，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初步取得了巨大成功。事实上，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连最挑剔的美英等国，都承认一国两制在本港总体上得到了成功落实。对于欣逢其事，身处其中的港人而言，更是深有体会。回归之后，中央政府严守《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对香港自治范围的事务绝不干预；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社会舞照跳马照跑，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与此同时，当本港经济遇到种种突如其来冲击之时，国家及时给予最大支持，无论是金融危机期间，不惜任何代价的承诺，还是去年落实CEPA，开放个人游等，都对本港安然渡过危机发挥无法估量的作用。一国两制已经成为港人安身立命之所，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护身符。两制保留了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的原有资本主义特征，保持高度的灵活性；而一国又令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在对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可以一起分享国家进步的机遇、光荣和尊严，从而拥有更加广阔而美好的前景。”由此再次可见，中共对台湾的敌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要维护一国两制的反动政策，为此不惜自吹自擂，到十分肉麻的地步。《经济日报》的社评也是十分肉麻，说大陆国力日盛，台独机会随时消失，而台湾“抹黑一国两制”是坚拒“一中原则”的借口。

总之，亲中共的香港媒体对台湾的批判，表面上属于积极进攻，其实虚弱得很，几乎全是防御性的，而且集中在“捍卫一国两制”方面，由此可见中共的心病。随着一国两制在香港失去信用，中共还会继续批判台湾。


三，中共收买美国舆论的代表作


中共一向不大懂得公关，所以在国际上形象不佳。现在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正在努力改进，营造一个新的国际形象。例如，四月十日华府外交政见论坛网站一篇署名贝瑞的文章指出，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正朝相互碰撞的方向迈进，紧张状态正逐日升高，文章甚至危言耸听的提出，此一问题可能会超过国际恐怖主义，而成为美国所面对的首要安全问题，处理不好会使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为之崩溃。

文章完全站在中共的立场指出，台湾催促中共依据台湾的条件进行两岸平等的国与国谈判，这就是要中共放弃领土、民族和政治统一的最高目标。文章推断无论何人统治中国大陆，都无法放弃统一的目标。文章为中共辩护说，中共无意发射对准台湾的导弹，也无意对台动武，但如果台湾逼迫太甚，中共别无选择，一场大战还是可能爆发。文章还说台湾正力促美国支持台湾的主权地位，而其作法是大力游说美方、强调台湾政府是透过民主过程形成、指责中共的独裁统治、采购足以保护台湾的武器装备，如果中共动武，则说服美国起而对抗。文章甚至认为美国国务院三月三十一日宣布以十八亿美元的价格对台出售两套长程预警雷达系统为“不幸的”。因为这项军售计划没有附加条件，会使任何台湾未来的总统认为台湾已无惧外来攻击，因而大胆走向自主独立。 

上述“分析”之下的“中共”，完全不像是一个策划天安门屠杀的嗜血政权，而是一个温情脉脉、通情达理的好人政府，显然，这样的形象是中共享大笔金钱堆砌起来的，中共正在企图收买美国的舆论。


四，总结


尽管中共运用多重手段包围台湾，企图使台湾趋于孤立，但中共国台办三月三十日晚间借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询问”发表的声明，大体上还是陈述老套的官腔看法，没有对陈总统展开严厉抨击，也没有提到“不惜动用武力，维护领土的主权完整”云云，显示中共这次的评论，还是重申基本立场，希望安抚大陆内部的强硬派和军方人士，也代表目前中共决策当局，对于台湾的局势，总体上还是维持其“静观其变”的立场。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节 中共当局对陈水扁就职演说的反应及其预后】


一，中共开始思想动员


自三二〇台湾总统大选后，中共把两岸关系列为当前大学生最需加强的知识教育，大陆各大学陆续开设有关台湾局势的讲座，邀请具军事背景和涉台的学者分析台海开战的可能性，加深大学生的敌情观念。学生的反应也相当激昂。三二〇后，大陆各校同学不仅上网看台湾选后争议的发展，北京、上海多个学校教师还在课堂解说台海局势、统一之路、如何对美日开战等。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学校上BBS讨论台湾的帖子层出不穷。

五二〇以来，中共更是极力煽动大陆各个大学关注台湾局势，各个大学纷纷举办讲座，通过“探讨两岸关系”，提升“要求统一”的声浪。例如北京大学五月二十六日晚间邀请中共“台湾问题专家”朱显龙演讲“陈水扁就职后的台海局势”，此人狂言“军事统一已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特别蹊跷的是，这次演讲禁止各国留学生包括台湾学生入场。复旦大学也不甘落后，邀请两名共军大校到校演讲两场“中国统一之路”、“中国军队”等话题，发言的共军都是鹰派份子，极力鼓动针对台、美的敌对情绪。一名参加的学生事后透露：“现场热血沸腾，他们认为和平统一几乎已经没有可能，未来中国统一，只可能是在战胜美军干涉的情况下武力统一。”这几场演讲中共都动员满场学生参加，显示“民气可用”。

除了各校举办讲座，北京大学还开设了“台湾概论”的选修课，复旦大学部分教师则准备把台湾问题列为期末考考题之一。这些举动是想加深大陆年轻一代对台湾的敌意。 


二，中共官方表态之前的逐步加温


只要简单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中共当局正在对台斗争的方向上逐步“加温”：

中共新华网五月二十一日发表文章《三地学者析扁演说》。报道北京、上海、福建三地的相关学者，二十日借用电子媒体同步收看了陈总统的就职仪式，第一时间内了解演讲内容，认为陈总统“台独实质立场未变”。如中共“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认为就职演说的内容有硬有软，硬的方面主要是坚持分裂立场，软的方面则是针对舆论特别是讲给美国听的。“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徐博东认为，就职演讲的内容可以暂时缓解目前两岸紧张关系。“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严安林认为陈总统呈现的两岸关系政策思维，与四年前比较，用词比较注意，表达态度缓和。而论及宪法问题相对缓和，但对国家主权、领土及统独议题不宜在宪改范围的建议，可能是缓兵之计，也许未来会借口是其他党派或其他人士的意见，最终还是要执行“制新宪”之实。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朱显龙认为，就职演说仍将两岸定为“两个国家”的关系，没有承认一中原则，因此中共不会恢复政治协商和进行三通直航，但会以弹性方式加紧两岸的经贸关系。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李延认为就职演说故意将“四不一没有”这么重要的话，以含糊的语气带过，未见诚意，反而是和独派大老同声一气，刻意模糊一中原则。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徐博东认为就职演说字里行间坚持一边一国立场，虽然未用这个词，但宪政改革等中性模糊的语言，未能响应中共五一七声明。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认为，就职演说内容较过去平和，但要中共接受还有困难。中共需要说清两岸现状的认知，而非以“不排除两岸发展任何形式的关系”的回避方式来响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前“所长”李家泉认为就职演说并未放弃台独立场，宪改不处理领土、统独等问题，只是因为时机未成熟。例如，其中将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提法就有二十六次﹔多次讲到“修宪”的实质用意在于用“修宪”的形式完成“制宪”的任务﹔五千多字“演说”中近二十处提及“和平”，并声称“建立两岸和平稳定互动架构”、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拟定“两岸和平发展纲领”，其实都是幌子。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认为就职演说声称对大陆的承诺没有改变，很难令人信服。例如不提“四不一没有”，不是不敢讲，而是不愿意讲，从演说者内心讲，“四不一没有”早就不存在了。

过了两天以后，五月二十三日新华网报道，人民大学教授黄嘉树认为就职演说不提一边一国、一中一台，却把两岸现状描述为“台湾与中国”﹔不提“二〇〇六年制宪”的时间表和“台独公投”，却又强调这是“新宪法”，且要为“未来人民公投复决”做准备﹔表面上把变更领土和主权排除在“宪政改革”之外，却附加了不少限制词，又强调由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决定台湾的前途﹔两次提到要让台湾“迈向一个新的国家共同体的重建”，还首次公开使用了“台湾中华民国”的提法，其中对于台湾历史、文化和族群的描述，包括“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是一个整数”等，都是台独基本理论﹔ 而仅仅表示“可以体会海峡对岸源于历史情结与民族情感，无法放弃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以及要借鉴欧盟的“思维和格局” 处理“两岸未来的问题”等，是不够的，实际上还是在遵循“一边一国”的路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郭震远更是言辞偏激，认为就职演说没有改变对抗一个中国的主轴，“四不一没有”已经毫无意义，但美国还很看重这个东西，在“五二〇”以前美国通过各种渠道表示，要求就职演说要有这个内容，现在看来，即使受到美国压力，依然不肯对此明示是意味深长的。但即使如此郭震远还是认为台湾接受一中的长期前景依然存在的，正如“五一七声明”所言，两岸关系十分严峻，但还不能说到了最后的底线。他还认为，中共在“五二〇”之前发表“五一七声明”就表明，中共对就职演说的内容已经有所掌握。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助理朱卫东指出，中共的立场是台独没有和平，台独意味着战争，不可能有和平的分裂﹔而“两岸和平稳定互动架构”是只要和平，不要统一，是要“和平地与我们分手”。


三，中共官方表态之后的定调定性


五月二十四日，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铭清表示，五月十七日中台办、国台办授权发表两岸关系的声明，“充满善意地列出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两岸关系可以稳定发展的七个光明前景”，是“我们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在评论五二〇就职演说中提出两岸政策“四年来没有改变、未来四年也不会改变”时，张铭清表示，四年来台湾领导人一再违背“四不一没有”承诺，如其真要改善两岸关系，就不要再正名、制宪、手护台湾等“对抗中国”的举动。他威胁说台湾已“站在悬崖边上，却没有勒马的迹象”，“前面就是万丈深渊”。他还说中共不会为主办二〇〇八年奥运会而坐视台湾走向独立，并警告有些台商在大陆赚钱后又回到台湾支持“台独”，强调中共对这些台商不再欢迎。并重申“五一七声明”威胁台湾的言论如“悬崖勒马”、“不要玩火自焚” 等等。而针对美国和台湾舆论认为就职演说对大陆表达了善意、希望大陆正面回应的期待，张铭清则完全否定，他甚至批评美国“赞赏”就职演说与美国宣扬要坚持一中政策的立场“不是一致的”，而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更“严重违反了中美八一七公报”。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李义虎出席“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座谈会”指出，就职演说背后暗含着三个台独步骤。一是公投入宪，不提制宪，转而提出宪政改造，未来四年将为宪政改造工程注入实际内容。第二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参与国际活动，把台湾和国际大国放在一起，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效果。第三继续推动文化台独，塑造“台湾国家共同体”的观念，企图在岛内进一步奠定、充实推行“台独”路线的思想基础和民意基础。李义虎指中台办、国台办“五一七受权声明”的实质在于“以我为主”，动态掌控事态发展，遏制台独发展势头。而“危险是可以分等级的”，不论公投立法还是公投入宪，都可以用量化的方法加以衡量，分裂势力走到哪一步，性质如何，都可按照危机等级加以划分。

从上述动态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认为随着中共官方的正式表态，中共官僚机器的这波抽风已经告一段落了呢？并不能够。从下面的事态发展可以看出，中共的反应方式已经从言论转向了实际部署，带有“清野坚壁”的意味。


四，清野坚壁与阻隔内外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何仲山对新华社发表谈话说，“目前台海局势还没有到必须摊牌的地步。”何仲山说，中共对台湾政府虽然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今后也将联合国际社会对他保持高压态势，但暂时台海还不会爆发战争。“有人认为大陆再不强硬会让陈水扁在台独问题上得寸进尺，这或许是事实。但陈水扁要搞台独终究绕不开大陆，最终只能让两岸兵戎相见，大陆虽然不愿看到，但并不害怕这个结果。”中国军方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在军事准备上，大陆所追求的目标决不止是摧毁台湾的反击和防御能力，而是要“拿下台湾”，这样才算实现了中共五一七声明中提出的“坚决彻底粉碎台独分裂阴谋”。

事实上，中共目前的反应方式已经从言论转向了实际部署，带有“清野坚壁”的意味。其实清野坚壁的手法就是阻断内外交通，使得敌方不能得到有效的驰援，包括得到可靠的情报。

五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北京《环球时报》，刊登吴薇题为《台湾当局资助王丹王军涛等海外“民运”分子》文章，一开始就写道：“五月二十七日，台湾《中国时报》在显着位置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

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 

那什么是中共心目里的“第五纵队”呢？显然，“第五纵队”不是一个有关“和平演变”的名词，而是一个战争名词，意指交战一方隐藏在交战对方内部，以里应外合的方式占领对方的要害部门。

现在，中共在中国大陆内部全面炒作台湾问题，在各个层面煽风点火，激发强化大陆人民对台湾人民的仇恨，为可能最后发动的对美对日对台战争，大做舆论准备。这个时候如果那个大陆人士成为了台湾的“第五纵队”成员，那么难免成为大陆人民人人喊打、格杀勿论的对象。

中共媒体的这篇文章，泄露了中共的一个重要机密：中共意图在国内发动一场挖掘“第五纵队”的运动。运动的对象首先是与民运及台湾有较多关系的人，甚至包括像刘军宁这类体制内的民主派。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彻底切断大陆与外部世界的资讯联系，迫使身在中国大陆控制范围以外的人们，也要提醒自己在中国大陆的亲友，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谨小慎微，不得违背中共的指示，否则就是有意通敌。当然按常理说，清除第五纵队就是准备战争的先兆。 

更深一层观察，不难发现中共最终目的是要一石两鸟，通过证明大陆民运人士与台独运动合流，来拆散两者之间互相声援的民主理想，从而达到“在战略上各个击破”的目的。这显然是为了准备对美日台的战争而肃清大陆党政军机关内容的漏洞、深挖第五纵队，而且“杀鸡儆猴”。不幸的民运人士就充当了这样的猴子。北京《环球时报》其实已经开始第一波战争了，现在的目标是：大陆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而不是海外的公开反对派。

无巧不成书，美国国防部在二十八日同一天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中，分析中共在解决国际纠纷时是否动武。报告指出，九〇年代以来中共军方战略家逐渐讨论有限度使用武力，以达成政治目的。此外，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中共使用武力的方式也趋于多元化，中共的战略倾向动武，而非消极的恫吓。

报告说，近年来中共加速军事现代化，是因应中央领导人担忧台湾的发展可能违反北京统一的目标，希望藉此吓阻台湾走向永久与中国分离﹔加速军事现代化的另一目标，在吓阻、拖延、干扰第三势力介入台海军事危机。过去一年中，北京对外军事采购增加了百分之七，主要是向俄罗斯购入苏恺卅战机，及SA二〇地对空拦截导弹。共军致力加强指挥、管制、通信、资讯、情报、监视、侦查系统，强化军种间之合作，加强联合作战能力。

在在迹象显示，中国正步步为营，收紧腹部，握紧拳头，摆出一副准备打仗的架势来。当然我们记得，中共战争叫嚣最严重的一九六九年，并没有发生战争（对苏），而战争叫嚣并不严重的一九七九年却是发生了战争（对越）。根据同样的逻辑，对台战争叫嚣越是响亮，其实发生战争的可能反倒较小。所谓“咬人的狗不叫，乱叫的狗不咬人”是也。


（二〇〇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六节 台美中三角关系的最佳平衡点】


本文认为，台美中三角关系的最佳平衡点是“战争边缘”政策和“软战争”手段，以此为台湾的生存争取最大空间并抵制中共的战争威胁。


一，美国抑制北京亲欧 意欲检讨一中政策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议委员会”(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六月十五日发布二〇〇四年度报告﹐声称美国与中共关系发展的趋势﹐危害了美国的长远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其针对欧盟、俄罗斯、以色列对华军售态度表示强烈关注，建议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售敏感军事科技或武器系统的外国军火商，参与美国防卫合作研究，并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调查报告称，同九十年代相比，俄罗斯近来向中国出售的武器更加致命和复杂。而每年接受美国三十亿美元援助的以色列，虽向华盛顿保证不向中国出售有损美国安全的武器，但还是向中国提供了培训设备。报告称，过去几年以色列公司与中国探讨广泛的合作项目，包括出口传感器和观测系统。还向中国提供无人侦察机、雷达系统、夜视和通讯设备。如果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那“将戏剧性地提高中国的军事能力”。当前美中关系多项趋势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有负面意涵，因此美国相关政策亟需关注和矫正。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一个中国”政策。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国与中共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以来，首次开始否决“一个中国”的底线，难怪称为“一份鹰味十足的评估报告”。

这份将近三百页的报告指出华府对北京的经济政策缺乏效率及过于片面，并向国会提出了近四十项建议，包括利用世贸组织和美国的贸易法以“矫正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委员会在其提交国会的年报中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法律行动，包括向世界贸易组织交涉，处理中国的外汇及其他“不公平”贸易方式。分析家认为，这份报告出台的重要背景是俄罗斯、以色列的对华军售面临升级换代之际，欧盟对华军售禁令出现松动，美国最担心欧盟取消对华军售禁令容易引起“雪崩效应”，使得盟友国家相继转变对华军售态度。 

委员会副主席理查德﹒达马托说：“今年，委员会对中国在四个大的领域的进展进行了审查。首先是市场改革和履行贸易协定，第二是中国跟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合作，第三是中国在走向开放和法制方面所采取的政策，第四是双边关系的总体质量。我们认为，中国在所有这四个方面的进展远远不能让我们感到满意。”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外交政策也令评议委员会感到忧虑。罗宾逊说：“中国正在亚洲地区展开外交攻势，向这些邻国保证中国在该地区长远的和平愿望。但是中国这些外交努力是为了争取时间和空间，以便能继续发展经济，同时增强军事实力。”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数各占一半的这个委员会说，尽管中国在几个重要的领域对美国长远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但是美国政府却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来应付这些问题。委员会副主席达马托说：“虽然双边关系如此关键和重要，美国对华政策却缺乏有效的管理，缺乏远见，没有一个既定目标，也缺乏实际成果。”他表示，委员会之所以发表如此严肃和庄重的报告，是为了向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发出一个警告，以便他们能迅速做出调整，使美中关系沿着一个健康、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

不少中共与美国问题专家指出，中美关系的周期是：距离美国大选时间越近，中美关系愈紧张。而在外交战略上，中国和欧盟近日互动频繁也引起美国的关切。温家宝和吴邦国访欧，胡锦涛也访欧亚各国，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首脑峰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有分析指出，中共头目密集访欧，突显欧洲在中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发展很明显让美国不快。让美国进一步感到不安的则是中国和欧盟关系密切，意味美国的商业利益受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同意采购二十一架A320系列空中巴士飞机，胡锦涛甚至走访位于法国南部土斯市的空中巴士集团总部，以示诚意。由此观之，可以判断美国向中国施压，是逼迫北京释出善意，而中国大陆如果拒绝，可能导致美国放松“一中政策”。这个判断是否属实有待时间证明，但可以肯定的，大选年正在测试台美中三角关系的最佳平衡点。


二，以“战争边缘”策略迫使中共退向底线


美中经济和安全评议委员会如此建议不是孤立的偶发的，而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企图运用杜勒斯所谓“战争边缘”的策略，最大限度的压榨中共，迫使其退向底线。实际上，里根总统当年就是运用这项策略，把苏联这一邪恶帝国活活拖垮的。

正如“美中经济与安全评议委员会”的报告所批评的，中共部署了几百枚导弹对准台湾，显示了中共的非和平企图。而中共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外国军事装备和技术。另外，今年以来，美台协防活动则日趋频繁，美国七个航母群大演习、宣布一揽子对台军售计划……美中经济和安全评议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之间隙出台，是要以“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台之间军事关系实质化的正确性，而中共没有理由对此表示反对。 

中共对此心知肚明，《大公报》六月十六日署名伍源的文章叫嚷说“美国在军事上为陈水扁撑腰”，认为如果没有美国或明或暗的纵容、庇护及支持，台湾政府的现行政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该文认为美国加紧协防台湾，进行对抗大陆的军事部署。并援引台湾前任海军总司令、亲民党立委顾崇廉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称，从美国近来连串活动作研判，台海一旦发生战事，美国恐怕不是协防，而可能是直接进驻台湾，时间在二〇〇六年。

中共最为恐惧的，不仅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而且是台湾与美国的潜在同盟关系。中共十分在意美军目前正计划将在琉球西部普天间与嘉手纳的空军战力逐渐南移，以争取确保台海安全的应变时间；而距离台湾只有四百六十公里、拥有一条三千米机场跑道的日本下地岛，最受美军青睐。美军有意将军事基地移至下地岛，这动作显示，万一台海发生状况，下地岛可作美军战机的前进据点。中共担心，已有不少美国军事人员来台，他们已在研究台湾有哪些基地可以使用，因为美军密切关注台湾各地的机场设施。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本月至八月份，将首次动员七个航母战斗群在全球军事演习，其中部署太平洋军区的小鹰号可能会在六七月闲福建沿海军演时通过台海。小鹰号曾在台湾“三二〇”大选前访香港，陈水扁“五二〇”就职前后也在台湾东岸巡航。小鹰号的活动，被外界视为因应台海紧张局势升级。进入六月，美军连串演习，形成对台海包围之势。

美国众议院不久前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法案要求美国与台湾的军事教育交流，应达至将领及国防部助理部长以上。事实上美台双方近来一直积极地安排美国防部长的亚太事务主管约翰．艾伦将军访台，如一切顺利，“将是美台军事交流上的重大突破”。美国希望台湾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ＴＭＤ），并同意向台湾出售潜舰、反潜机、爱国者飞弹及超高频长程早期预警雷达等先进武器。六千亿台币军购特别预算，说明台美关系已经达到了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关系。

上述迹象显示，美国并不是要对中共发动战争，而是希望用“战争边缘政策”来遏制中共的侵略企图。


三，战争边缘以外的遏制手段


我们可以列举，美国国会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纪念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决议案”，通过要求中国平反六四的决议案，就是运用战争边缘以外的手段遏制中共的典范之作。该决议案还要求成立六四独立调查委员会，释放所有良心犯，赔偿天安门死难家属和凖许香港全民普选。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并要求中共政府允许因天安门运动而流亡海外的人士返回大陆自由生活。该决议案的出台意味深长，不仅因为今年是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而且由美国主管台湾海峡两岸事务的亚太地区副助理国务卿薛瑞德出面，呼吁中国政府重新检讨天安门事件，这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他说，如果中国领导人不诚实处理天安门事件，中国将永远无法在国际上享有完全的地位。在我们看来，其意涵是说，如果中国领导人不诚实处理天安门事件，中国将永远没有权力侈谈统一、试图染指台湾。

通过上述方法，美国成功地置中共于“历史的错误的一邉”，如此则大大限制了中共发挥自己的实力去干预台湾事务，相反则通过声援并离间中共内部势力而扩张了美国的优势。这其实是一种“软战争”手段。


四，中共如何抵制战争边缘政策和软战争方式

 

中共主办的英文《中国日报》六月十八日发表社论，指摘台湾独立运动可能对大陆发动恐怖袭击，并把他们等同法轮功。该报以《台湾主张独立分子议程中的恐怖环节》为题发表社论，显然是舆论上的“先发制人”。文章引述军事专家及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指出，台独分子可能利用恐怖活动，企图将台湾从大陆分裂出去。社论亦谴责美国“煽动台北从事恐怖活动，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针对美国防部最近发表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建议台湾为了阻吓大陆用武，可以考虑瞄准大陆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或三峡大坝等高价值基础建设，社论引述北京一名军事专家指出，此类袭击计画暴露出“台独恐怖主义”的冰山一角。他揣测台湾军方已计划向“国家领导人、大陆传媒机构、核电厂及水力发电设施”发动恐怖袭击，新华网认为台湾想先发制人，可能攻击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和三峡大坝。此外，北京《国际先驱导报》的威胁说，台湾的能源、交通设施其实都不堪一击。首先是台湾的三座核电厂、十一座水电站及九座大型火力发电站，一旦这些电站被控制或失去供电能力，台湾的政治和经济都会遭到致命打击。其次，新竹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及能源供应、台北的政治及传媒设施亦极易被破坏。而高速公路集中在沿海地区，铁路、桥梁的防御性也很低，军事打击都易得手，因为上述战略设施全在大陆导弹的射程内。

中共认为，台湾的交通枢纽，以电厂、桥梁为主要生存的能源。浊水溪将台湾分成南北两部分。这两部分的连接依靠浊水溪上的桥梁，其中著名的桥梁有建于二战期间的西螺大桥等五座。一旦这些桥梁中有半数被切断或者被控制，台湾将陷入南北交通无法畅通、部队调动受阻、战线被切断的局面。而台湾的交通十分便利，众多的交通网由铁路、公路和机场组成。台湾的公路有两条纵贯高速公路，环岛公路和六条横贯公路组成。不过由于中部的山脉起伏，主要的高速公路集中在沿海地区，军事打击较易得手。而铁路主要是纵贯的，与高速公路平行，从总体上来看，南北交通是台湾政治经济的命脉，也是战争中的咽喉要害。中共声称，“台湾领导人知道中国大陆有四百多枚导弹瞄准台湾，显然也知道这些导弹对台湾的大型建筑和战略目标都形成了有效的威慑。”大陆国台办六月十八日上午召开记者会，发言人李维一表示台湾藉扩大购买武器与大陆对抗，反对美国与台湾任何形式的往来，也呼吁美国确实履行布什总统的反台独承诺。

在在迹象显示，中共已经开始抵制战争边缘政策，并运用软战争方式来威吓并离间台湾与美国的潜在联盟。从中共与美国台湾双方营垒的关系来看，可以说双方现在都试图用软战争避免硬战，用战争边缘政策遏制战争。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日）



【第七节 北京利用局势插手台湾事务的手法】


一，中共祭起群众运动的看家本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谓的“绿色台商”和“绿色艺人”先后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打压绿色台商代表了中共政府对两岸经贸政策已经开始着手调整，而台湾演艺界人士遭遇的“民间抵制”则显示了中共的惯用手法：发动群众运动来达到自己的预定目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收放自如还可以逃避政府责任，与当年中共为报复美国误炸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而发动学生上街破坏美国设施，如出一辙。中共此举意在加剧膨胀大陆社会的“反台独气氛”，严重毒化两岸关系。

体察到中共的这一用心和手法，大陆的亲共人士提出：“我们的政策向来是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因此在打压极少数绿色台商的同时，政府对主张统一的台商则可能增加优惠照顾，即使是原来赞成台独的人，只要改变主张，投资大陆就会受到欢迎和优待。”比较中立的大陆人士则忧心忡忡地表示：“民间对绿色艺人的抵制，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官方对绿色台商的打压，但却突出了民众强烈的反台独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气氛在整个中国社会蔓延，社会民族主义思维就会扩张，这样一来整个的气氛会变得敌视台湾，虽然原来讲的是敌视陈水扁政府，但是我怕膨胀的后果会变成敌视整个台湾，这样的后果，那么国内也会产生一种民粹方向。” 

所谓“大陆民众要求大陆政府对绿色艺人施以经济制裁”的说法，完全是昧于大陆事务的海外媒体又一大肆炒作的结果。“绿色”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只是在舆论和网路论坛的挑拨下，大陆民众“反绿”情绪，才越来越“激化”。曾因“国歌事件”遭到中共抵制的台湾艺人张惠妹重新踏上大陆舞台，这次中共用来招待她的，不再是来自大陆官方的禁令，而是“民众的抵制”，好像“文革”重演一般热闹无比，一会儿游行示威，一会儿拒买门票，最后还要逼迫张惠妹在电视机面前当众忏悔改过，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云云。明眼人都知道，这些群众行动若无中共安全机关的批凖与策划，都属于“颠覆政权罪”，至少要判处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今竟然毫无阻碍地大张旗鼓地举行，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明示后面的操盘手，正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部门。这波抵制的对象，不只是张惠妹，还包括一长串的“绿色艺人”。“大陆网友”为台湾艺人贴政治标签是假，中共中央利用大陆网友冲锋陷阵才是真的。

姑且不论“蓝绿名单”的选取标准究竟如何，仔细看看名单，恐怕大部分的台湾歌迷都会感到莫名其妙。从未生活在台湾的大陆歌迷，依据一两次公开露面，或者两岸三地媒体断章取义的报导，再加上网路上情绪化的讨论，就依此论定艺人的“政治色彩”，东拼西凑出一个名单，甚至无限上纲到民族大义。而这样的怪象，在最近一段时间充斥大陆舆论。媒体的热烈炒作，刺激了读者对“绿色”议题的高度兴趣，一时间，打击“绿色台商”、抵制“绿色艺人”，成为最吸引读者的话题。而在官方带头文攻武吓、媒体忘情炒作下，“绿色”仿佛成了大陆的公敌，在中共唆使下，民众的敌意日渐升温，没有人关心真相，更不愿意停下来思考一下，两岸紧张升高到影响庶民生活的地步，是否合理？在台湾，任何人都有表达政治立场的权利，谁都不会因为挺哪个政党而影响社会地位或工作权利。但这样简单如喝水吃饭的道理，在拒绝政治多元化的中共眼里，就难以理解。这样的观念落差，不了解大陆事务的人们希望可以随交流而淡化，然而在两岸关系的危机时刻里，一旦激化至难以掌控的程度，即使中共首领临阵退缩，恐怕已经有心无力。尽管专制制度下的民意是虚拟的，但有时也会弄假成真。


二，中共对台政策已经陷入瘫痪


本来五二〇台湾新政府就职，北京就极力虚声恫吓说，两岸关系就此进入四年“高危期”，北京“五一七声明”是最后示警，两岸政治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云云。但种种迹象都显示，后强权时代的中国大陆，不同机构在两岸关系的变局及对台政策调整上，已经没有一言九鼎的人物，故各种因应方案仍有激辩，对台政策好说叫做“处于引而不发阶段”，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已经陷入瘫痪。这就是答案：何以五二〇过后将近两个月，两岸间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虽然隔海较量，仍未刀来箭往。中共所能做的，只是点名“绿顶商人”，表态不欢迎“在大陆赚了钱又支持台独的台商”；接下来就运动网路串联、民间发起抵制“绿色艺人”活动。即使对“绿顶商人”，中共官方的“强硬立场”，也只是“点到为止”，对于“绿色艺人”，更以“个别事件”定性，一味淡化处理。这不是瘫痪又是什么？中共传媒想用“斩首行动”瘫痪台湾为果，自己倒是首先瘫痪了。

北京目前处理两岸关系这种态度和手法，是其对台政策战略未明、战术未定的表现。表面上，中共战略已定为三方面结论，即第一陈水扁政权是实质台独，有明确台独时间表；第二中共对台政策要掌握主动，全方位“阻止台湾独立”；第三要全面加快军事斗争准备。实际上，由于中共战术未定，在对台关系上被一系列传统观念束缚，内部激烈争论，一时难成共识，无法做出战略决策。

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共领导层目前只得放手让各方面专家智囊提出意见和建议，于是在对台政策上有一番激辩，仍在激烈争论中的有：时间对谁有利、经贸关系会不会“助独”、中美台三角关系如何定性等。 在“台湾问题的时刻表”上，近两年中共领导层本已接受这一观点：在两岸统一与台湾独立的博弈下，时间对大陆和对统一有利。中共一厢情愿地想象：大陆政治经济的国际地位都会不断日益强大，台湾则日益政治软弱化和经济边缘化；因此，中共不论通过威慑还是通过互动，都可以使得两岸关系日渐密切，最后水到渠成，走向统一。但现在中共有“专家”提出：时间对台独有利，台湾试图利用时间，造成台独得既成事实。还有的“专家”尖锐批评胡锦涛等人去年提出“和平崛起”的理论，却没有充分考虑台湾问题，结果使得中共的“战略机遇期”、“和平崛起期”，成为“台独壮大期”。

这一批评其实倒是值得台湾认真思考一下，是否认真的利用了中共“和平崛起”这一软肋，而对中共的侵略意图予以决定性的出击。

中共长期以来重视涉台外交，把美国定为外交重点，声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希望以此要挟美国出手制约台湾，特殊的中美台三角关系，就此形成。其实是中共自己把台湾前途决定权和裁决权交在美国手里的，怪不得美国“干预内政”。

目前在“对台政策”上，如何应对美国因素，中共内部的激辩十分混乱。有建议向美国交出底牌，不要再作依赖，而要自己制定法律，以国家意志固定统一进程；有建议在军事上加大威慑力，令美国的军事武装台湾的行动有所收敛；有认为国际战略要作全面调整，联欧、联俄，抗衡美国；也有认为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紧张只是美国大选前后之节目，关键还要看选后。

中共的“专家智囊”多位专制制度的应声虫，这些酒囊饭袋的争辩，有些已经被中共决策层采纳，如外交战略开始转向欧洲；有些正在试行，如对“绿顶商人”点名；有些仍未开始，如对台经贸关系的调整。这种种态势，决定中共对台政策只能处在引而不发的瘫痪状态，所以当然不是兵法所谓“引而不发，跃如也”，而是充满犹豫迟疑的“引而难发”。 


三，台湾的应对，化被动为主动


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所有分歧，应该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下解决。例如，两岸既然同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中共所谓“不欢迎在大陆赚了钱又支持台独的台商”的言行，已经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有关禁止歧视待遇的原则，这已经不再是“两岸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了。如果中共不能落实“经贸政策不涉及入政治”的原则，不能保障台商在中国经商的权利与自由，它就不配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继续活动。这一点，台湾政府应该积极向国际机构提出申诉，不要等待中共的“善意”和“缓和”，唯有抓住中共“威胁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台湾）”的这一错失，向国际闲展开积极抗辩，才能杜绝今后发生类似事件，从而切断中共利用局势插手台湾事务的黑手。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第八节 北京政府努力切断海内外资讯联系之意涵】


一，真假间谍案


在中共情报机构八月中旬通过媒体报道的“董维在美国成立庞大情报网”疑案中，北京当局指控华裔美籍华人董维在美国建立情报网络，并表示他可能很快接受秘密审判。北京当局宣称，董维是为台湾从事情报工作而被捕的。而现年五十二岁的董维，是最新一名因被指控为“台湾间谍”而在中国大陆遭到拘禁的美国公民。分析家说，中国方面透露这类讯息，可能是想以此离间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但让人留有想象空间的是，中共《人民日报》系统的《环球时报》在披露此案时，还公布了日本横滨的李海天和李翔介绍董维参加情报工作的内幕。李海天是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著名的统派人士，而李翔其人作为李海天的下属还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先后送到北京念书。对于如此采取“亲中”立场的人士，中共情报机构也要予以揭露打击，可见这已经超出一般的间谍捉放游戏规则，而带有浓厚的政治意涵。有人甚至推测，正因为他们亲共，与中共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把小孩当作人质奉献给中共，反而引起中共“惩前毖后”的措施，因为中共迫于种种考虑，亟需切断海内外的资讯联系的管道，因此像李海天、李翔这些和中共发展特殊关系的人，反而首当其冲。尽管这多少有些“挥泪斩马谡”的意味。

另据中共安徽“合肥报业网江淮晨报”2004年6月3日报道，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间谍罪分别判处李庆生、张新民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而2003年12月25日中共《深圳新闻网》报道，中共“国家安全机关近日破获一批台湾间谍案件，抓获了二十四名潜伏在大陆进行情报活动的台湾间谍和十九名涉案的内地人员，摧毁了台湾间谍机关在内地布建的秘密情报网。”

而中共早在2004年5月就报导了，因涉嫌向台湾提供军事情报被羁押的两名大陆高级军官（原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少将和一名姓王的大校处长），在经过“中央军委专案组”两个多月的审讯调查后，被判处死刑。 与刘广智案有牵连的另外二十多名军官也被处以重刑。 


二，间谍案扩大到知识界


就在上述案件发生不久，中共安全当局又通过相关媒体发表资料，宣称台湾政府多年来资助大陆海外民运人士的目的就是要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

中共宣称，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十七个，如早在1982年，台湾情治部门就与王炳章联络，而台湾国安局密件显示，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展开秘密合作，进行反共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但台湾方面对王炳章并不信任，派林樵清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中共宣称，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和香港。例如1947年生于成都的胡平，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后获硕士学位，1987年任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被列入台方“文正专案”的经费补助。1958年生于北京的王军涛，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89年因参与民运被捕，来美后参加的“中国战略研究所”，被台方列入“致广专案”经费补助。已被中共大陆安全部门驱逐出境的李少民，被列入“志翔专案”，经费由个案申请。中共提出，李少民化名“周军”，月薪一千五百美元，胡平化名“古月”，月薪一千美元。

这是过去。至于现在，中共提出，民进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王军涛、杨建利（1962年生于山东，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等人，王丹等则提交“工作报告”。最特殊的是，中共还指责大陆民运人士陈小平、吴稼祥和刘军宁等人参与密谋，商定未来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即不一定打着“反共”的旗号，但要拉拢一批年轻的知识份子，甚至包括海外留学生，构筑“反对党”雏形，建议在大陆设立民间政策研究所，经费可以从北美转到大陆。王丹等人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最为蹊跷的是，被中共指控参与密谋的吴稼祥、刘军宁等人至今还在大陆逍遥，人身自由，尽管中共宣传刘军宁等人的大陆“民间研究机构”获得了一万美元的资助。而杨建利尽管拥有美国绿卡和美国国会的声援，仅仅因为使用朋友的护照回到大陆，就被拘捕并判处入狱五年。可见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大陆人士与国外的资讯联络。


三，王丹和王军涛的自我辩护


王丹和王军涛则把中共的动作解释为，在“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公布此案，违反了中共自己的法律，目的是通过抹黑他们，来抵消中国国内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因此他们断然否认曾经得到台湾方面的任何资助。王军涛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中国官方采取这一行动，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就是想搞乱台湾，因为蓝营和绿营现在矛盾很大，通过这次曝光，可以使人民进一步不相信扁政府，因为他们连基本的保密都做不到；第二是想压住大陆内部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台湾、大陆和香港的人都说，现在包括共产党内部，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都很高。他们想栽赃我们是台湾间谍，王丹是八九年学生的代表，我在当时被定为黑手，抹黑我们两人，可以把要求平反的声音压一下。等到澄清真相时，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已过去了。第三个目的就是想挑起一些内部矛盾，因为这个东西出来后，(海外民运) 内部就会有很多矛盾出来。” 王军涛的解释不无道理，但总的说有些牵强，显然没有触及要点。在我们看来，王军涛忽略了的要点也就是中共的真正目的：防止“宪政协进会工作总结”中提出的以下工作目标（这也是中共在案情报告中援引的）：“我们决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时机到来时，能大规模地迅速展开力量，推进形势，打开体制，并通过现代政治运作，将中共挤出政治舞台……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支援并尽快落实承诺，以保证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需要。”以及2003年7月8日《二王专案报告》中列举的王丹、王军涛的“良好成绩”：每月举行大型讨论会；拟定政治反对派纲领以及正在大陆动员筹建网站等。这些做法虽然无法动摇中共统治的基本面，但显然让中共烦恼，尤其是所谓“资助海外民运的三大目标”，即在民主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大陆形成国际压力；筹组并扶植大陆人士组成海外反对党；利用民运人士在大陆的人脉，拓展台湾在大陆的亲善网络。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认可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但是中共显然不喜欢他们和中共人士进行交往，尤其不喜欢这些交往是友好性质的。为防止二王他们可能或正在“暗渡陈仓”甚至“两面讨好”，中共不惜痛下杀手，企图让他们名声狼藉，来使得中共人士对他们投鼠忌器、不敢接近。可以预测，二王的“大陆价值”将逐渐降至〇点，而这正是中共情报机关公布其“案情”的关键所在。


四，北京政府切断资讯联系之意涵


自从中共1989年闲利用媒体围攻大陆民运不成反为其作了广告之后，大陆有长达十四年基本不在大陆媒体上炒作海外民运消息。此次炒作显然异乎寻常。那么，大陆情报机构为什么炒作这一题目使之成为“新闻热点”？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变造运用利用台湾支援海外民运的“文件”，是要恐吓大陆人民、分化隔离证明大陆的政治变革呼声都是台湾插手干涉大陆事务的结果。这样一方面便于对台施加战争恐吓，迫使台湾停止支援民运、法轮功、大陆人权救济等活动；另方面压制内部舆论、控制人心，打击对中共国内外人心较易产生渗透影响的“边缘化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亲台言论。

此外正如路透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北京披露董维案的目的之一，还可能利用美国大选期间的形势，极力分化台湾与美国之间潜在同盟关系。这说明台湾的大陆政策已经取得空前的成功：正如我们在以前的历次报告中指出的，台湾通过不懈的努力，已经逐步获得了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像以色列已经做到的那样。现在，台湾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美国的潜在关系，并将其提升转变为正式的同盟关系，迫使中共从全面战争而不是局部战争的边缘后撤。因为，正如我们以前指出的，中共虽然声称准备要打一场局部战争，但从来不敢面对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


（二〇〇四年八月三十日）



【第九节 胡江关系之具体事证】


一，江落胡出


一九九八年中国大陆曾经盛传“水落石出”，认为江泽民下台而乔石上台，结果没有实现。这次同样跌破大家眼镜的是，江泽民辞去中共军委主席职务而由胡锦涛接任，同时增补徐才厚为中共军委副主席。曾在解放军研究机构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明确说过：“如果在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将军委主席位置交棒，才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正常的情势下他是不会交棒的。”而现在发生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说明中共内部肯定发生了某种不正常的情势。

比较一下江泽民辞职和十五年前邓小平的做法，不难发现，邓小平当年挺江的力度，明显较现在江泽民挺胡的力度为大，江泽民显然没有全心全意挺胡，对胡锦涛的能力并无半句肯定的论述，反而是自己尽情登台表演，发表一篇两千六百余字的演说，占据新闻联播十五分钟时间。在是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江泽民还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位置，如果他全心全意告老归田，肢体语言不会是这样的。他这是在用种种身体语言表明：他江某本人才是最终拍板的那个领袖。所以他在军委扩大议中提到：“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江泽民在四中全会于九月十六日召开前的十五天、九月一日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军委主席一职，十五年前的邓小平早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前两个月就向中央政治局递交辞职信，这说明江泽民辞职的事态发展，确实有点急转直下的味道。


二， 胡、江的不同及其关系的具体事证


胡锦涛的观念比较趋向关注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例如贪污、医疗、贫富不均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相对的，江泽民则以高度经济成长为第一优先。江泽民注重私营企业及权力下放，而胡锦涛温家宝则强调宏观调控、经济降温及支援大型国有企业。

胡江的外交政策也不同调。胡锦涛致力于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法国和德国；江泽民则倾向加强他在一九九〇年代所经营的比较和谐的美中关系。

代表上海等都市派利益的江泽民和仿佛替贫困农村说话的胡锦涛、温家宝体制之间的抗争，恐怕不以江泽民引退而告终，反而可能宣告新的开始。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巩固了中央集权，但留下的却是一个艾滋病、娼妓、毒品泛滥的社会，贫富差异、城乡差异、沿海和内陆差异，已经接近危险的边缘。江泽民无疑是富有、城市、沿海的代言人，而他的继承者胡锦涛则正在调整位置，扮演农村和内陆的代言人。江泽民在职，加大了中国权力中心的紧张度，这一紧张既表现在军队层面也表现在经济层面，如胡、温上台后一直在实施经济宏观调控、遏制经济过热，但江泽民的亲信却在上海呼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与北京的政策背道而驰。胡温反而有极大的可能性专注于当前中国大陆相当严重的社会贫富悬殊问题，着重处理社会以及中下阶层民众关心的焦点问题。可是，如此一来，中国势必又将回归到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并使得走向资本主义的脚步趋缓。 

权力中心如此对立，造成胡江在台湾问题上“竞相表演爱国主义”，结果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胡锦涛急于独揽党政军大权，还因为中共政治局内江泽民的亲信压倒胡锦涛的亲信占有优势地位，江泽民十五年的统治和裙带关系为其在中共各层权力机构中编织了庞大的权力网，这对胡锦涛长远的权力巩固造成威胁。中共虽然坚持其一党独裁，但却对自身毫无信心，其全会以“加强执政能力”为主题就说明了这一点，目的是企图更严密地控制一个日趋开放信息流通的市民社会。

江泽民主张积极发展；胡温主张保持地区经济平衡，但同样拒绝政治改革，拒不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中国引向新的道路。胡锦涛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作为谨小慎微的团干部，其政治见解与江泽民大同小异，区别仅仅在于风格不同而已。中共仍然笃信枪杆子屠杀有效，所以其最高领导人无不恋栈军权。


三，两个中央是中共制度的弊病


无论如何，江下胡上的结果，使得中共的“双核心之争”暂时告一段落。回顾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几次公开讲话的要点是关于毛泽东的艰苦奋斗和邓小平的八二年宪法。胡锦涛的这些讲话明显和江泽民不一致，可又不是胡本人发明的新观点，这表明胡锦涛谨小慎微，而且十分狡猾，打着毛、邓的旗号来影射江泽民，又不留下任何把柄。胡锦涛的这些说法在党内是不会有人出来反对的，即使江泽民听了很不舒服，但是却找不到借口反对。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把忠于毛和邓的人拉到自己一边，而且毛、邓的残余势力也不喜欢江泽民。

但今年元旦前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又似乎亲近了起来。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江﹑胡一起观看音乐会演出，今年一月一日又一起参加政协新年茶话会。江泽民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新年贺词”中更声称，“中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好像自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江泽民和胡锦涛这种“亲热”关系体现出江﹑胡之间进入一种互相利用的微妙时期。从大的方面讲，江﹑胡之间的这种“亲热”可以告诉外界，中共权力交接顺利，给人一种中共高度团结的假象，掩盖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的真相。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来说，这种“亲热”也有许多实际利益。对胡锦涛说，到处都是江泽民的人马，自己处于弱势，做事仍需小心，而江泽民面对强大的反江浪潮（许多本来对江泽民感觉还比较可以的人对其不愿全退也表示反感），也需要胡锦涛配合、缓解外界的批评、改善自身形象。

在“新年贺词”中，江泽民的架式明显告诉外界，真正的大权仍然还是在他江泽民的手中，所以他宣告说“中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这给人的印象是胡锦涛虽然当家，但真正掌权的还是江泽民，让人们重温六四之后邓小平的故伎：控制大权却说大家团结在以江泽民和李鹏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江泽民模仿邓小平这一做法，十分狡猾地为自己垂帘听政寻求历史依据。

江﹑胡之间的这种“亲热”对江泽民及其亲信们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三月份人大还有权力可以瓜分，胡锦涛顺水推舟，江家帮取得更多权力，这对胡锦涛也是一样，可以“共谋发展”，换取更多好处。显然，中南海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中央：一是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一是江泽民领导的“军中央”。江泽民的军中央凌驾胡锦涛的党中央之上，暴露了中共的军阀政权的性质，这虽然是效仿邓小平垂帘听政，但时空易位,完全打错了算盘，招致众多元老带头反对。因为江泽民利用干部年轻化，把元老一一赶下台，自己七十六岁了还占着座位不下来，元老们于是上下运动要他下台。

北京存在两个中央说明中共制度存在弊端，而不仅仅是江、胡二人之间的个人权争。何以见得呢？显而易见的是，胡锦涛本人不仅力挺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而且当胡锦涛在听到不少人非议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是枪指挥党，还说江泽民出任的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党的军委主席，当然是党指挥枪。胡锦涛上台之后，共青团系的官员提升不能视为改革力量的增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锦涛手下的共青团官僚意识形态包袱比江泽民手下的技术官僚还要重。中共十六大之后提拔的官员中，并没有特别具有政治改革特征的人物，而四中全会前江泽民大小动作不断，先是拔升将领，接着又替解放军大幅加薪。

早在全会召开前好几个月，就有人预测，江泽民愈是高调频频亮相，愈有可能转换控制权力的形式，也就是说完全退出军委主席角色，表面上完全将军权交予胡锦涛，但与邓小平当年一样，在党内最高层秘密规定：江泽民在重大问题上仍有拍板权。但是“和平崛起”、“科学发展”、“再干二十年”，胡温这些执政理论已有取代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趋势。胡锦涛与江泽民并不公开反对对方，但他们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却显示的确有分歧。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可以看到江胡缠斗的痕迹。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早就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把这一伟大事业向前推进”，这番谈话被普遍认为是针对江泽民的。


四，“中国的和平崛起”论凸显江胡歧异


在二〇〇三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宣称：“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应该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也就是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郑必坚与胡温关系密切，他的发言标志着两派关于“和平崛起”定义的口水之争揭开序幕。

去年十二月访美期间，温家宝在哈佛大学阐述“和平崛起”理论，说和平崛起就是依靠自己、发展自己。紧接着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锦涛也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字眼。今年二月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再次提到“和平崛起”。四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整版刊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副院长黄仁伟的《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选择和战略观念》。文章指出，中国会加强同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在环境、健康、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协调自己的经济发展步伐，形成中国与亚洲同步崛起的局面。奇怪的是，文章对台湾问题只字未提，倒是回顾了“德国、日本在二战前，苏联在冷战中走过的崛起又失败的老路”，藉以批驳军事冒险主义。黄仁伟还说：“军事手段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不会带来持久的安全。”这好像在批评中共传统的“不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

江派人士对此大为光火。江泽民在五月中旬颁布命令，要求“和平崛起”内容抑或修改，抑或作废。胡锦涛七、八月间凡提及“和平崛起”的内容，都被修改。一些军事评论家见风使舵，宣称国家若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平只是奢求，这个观点得到了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曾庆红的支持。中央党校的机关报《学习时报》更登载《中国和平崛起是否可能？》一文，提出“和平崛起”有两道“坎”：一是台湾问题，一是中美关系。文章说，中国并不会因为喊出了“和平崛起”的口号而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不论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都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力，不能因为中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要行使武力统一台湾的正当权力就不是和平崛起；更不能颠倒黑白，说什么是中国在威胁什么人的‘安全’，挑战什么人的‘和平’。”“如果真有什么国家要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国家统一，以武力支援台独、挑战‘中国统一’及其‘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也是这些强权国家要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和平崛起，决不是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问题。”对于美国是否会搅入“台海冲突”，文章如此分析：“美国人民对于战争，对于涉及到与世界其他大国的战争，尤其是对于美国对外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从来都是极为慎重的，都是美国政府对外战争决策的根本性制约力量。”美国视台湾为中国一部分，自然就明白即使中国要“入侵”台湾，也是合情合理的。车臣和俄罗斯就是很好的例子。

尽管标榜自己“在九〇年代后期同美国建立真诚的外交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江泽民还是频频攻击美国现行对华政策在怂恿台湾独立，而现在胡锦涛的外交政策则是亲近欧洲。中央党校一篇文章说，江泽民正是由此确立了“大力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政策，作为实现“统一中华”这一至高目标的重要手段。江泽民曾沾沾自喜地说, 他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起到了震慑美国的作用，说明他的美国政策似乎是成功的。这样，在与胡锦涛“和平崛起”论的博弈中，江泽民似乎处于优势，因为民族主义一向是中共政府操弄的工具。江泽民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工具已经愈来愈难控制，开始有自己的生命，随时在寻求发泄的缺口。失控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决堤，很有可能会翻转过来吞噬掉豢养它的中共政权。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十节 对中共四中全会之观察】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三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六届四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该决定被中共自我吹嘘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系统阐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根据对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观察，这次会议的共青团味道很重。以团派胡锦涛为首的中共现行领导集团，在这次会议上企图伪装迎合世界潮流，给自己披上“执政党”的盔甲，通过廉价获得自由世界的认同，来骗取现代国际秩序下的某种合法地位。为此，中共制订了所谓“执政党最关键要解决好三个基本问题：一，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二，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三，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这些举措都是解决中共自己“妾身未明”的无合法性问题。

众所周知，“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而言的，可是中国大陆迄今却只有“八个花瓶党”而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党。几个不被中国政府的法律所承认的反对党，其成员非关即逃，或在严密监视下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有些人甚至被中共策反收买，小骂大帮忙。由此可见，中共完全不具备执政党的任何要素。那么，中共自我定位为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的长篇大论和广泛宣传是否毫无价值呢？也不尽然。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共的这些言论和行为里面，发现其策划和动向，可以更准确的把握中共的脉动，从而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从中共喉舌的综合报道来观察中共政策布局中的轻重缓急，发现其大力宣传的“执政能力”论，已经构成四中全会的主轴，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观察：


一，与“执政能力”相关的中共高层动态


以下是一份中共高层人士参与“执政能力”活动的清单：

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九月七日]

四中全会决定加强执政能力江泽民辞军委主席职胡锦涛接任（图）[九月十九日]

曾庆红：《决定》反映中央治国理政的思路和方略[九月二十二日]

曾庆红在中央党校作报告：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九月二十四日]

执政时间越长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十月十三日]

曾庆红：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十月十三日]

曾庆红：抓住执政能力建设连接点开创新局面[十月二十日]

从以上目录可以看出“执政能力”受到中共重视的程度，而且曾庆红是其具体操盘人。新华社北京十月十九日《怎样理解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必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一文说，“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执政的一条新鲜经验，也是确立正确的执政方式的一个重要目标。”所谓科学执政，就是“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总之就是强化共产党专政。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以“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总之就是扩大共产党专政。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总之就是延续共产党专政。显然，这完全是老一套中世纪政治，与现代的政治文明毫不相干。

而《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则透露了中共的生意经：“一个政党，取得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政权更不容易。能否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直接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民族的前途命。二十世纪末，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执政能力建设是决定执政党生死存亡的一项根本建设。”

中共高层不是不了解自己的腐败程度，而是没有能力改变状，尽管“党中央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先后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但收效甚微是显然的。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中共甚至把它对两岸关系的毒化也算作一项政绩提了出来，自称“保持了香港和澳门经济社会稳定。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大力加强海峡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二，“执政能力”无所不用其极


由于中共媒体的不断炒作，形成了“各地热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意义重大”这二十一世纪之怪现状，甚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书，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售卖，当然订户一定是中共自己的公家单位。

此外，从《人民日报》下面的目录，更可见出炒作热度之一斑：

领导干部要带头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八月九日]

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即强化执政能力成紧迫议程[八月二十一日]

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执政能力是重中之重[九月十六日]

深圳：党的执政理念与“普适价值”结合的创新[九月十七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使各地干部群众倍感振奋[九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诞生记[九月二十七日]

特别策划：提高执政能力始终为民掌好权执好政[十月二十一日]

其中《特别策划：提高执政能力始终为民掌好权执好政》一文写道，“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内形势：完成了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的转变，从实行计划经济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党的建设中的腐败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也亟待解决。苏共垮台的教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警示我们，一个政党要保持生机和活力，就必须健全党内民主；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也就是“五种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并在共党文件中首次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其三个着力点则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颇有儒家式样的“三个意识”：“常修为政之德”增强“以德拒腐”意识、“常怀律己之心”增强“以督防腐”意识、“常思贪欲之害”增强“以法治腐”意识。可见中共为了苟延残喘、死死把持政权拒不开放给人民共享，真是不惜南辕北辙、朝令夕改、驴唇不对马嘴、无所不用其极。

新华社“新华视点”的评论《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执政能力是重中之重》坦承：“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科学执政，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和整个国家的命运。……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给党的领导和执政带来多方面的巨大挑战。”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说这是因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如此重要，在于我们党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二是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三是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如何密切中共与群众的联系、有效遏制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正非常现实、非常紧迫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例如，中共有关部门最近完成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在受访的县级以上干部中，三分之二表示自己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超过一半的表示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比较弱，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能力不强。中共政权确实陷入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危险处境。


三，“执政能力触及政改核心”


为从临死的腐烂状况下唤醒中共党员的警觉意识，《人民日报》甚至组织了“六论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1、认清重要性 增强紧迫感[十月八日]

2、坚持主要经验　指导新的实践[十月十一日]

3、遵循指导思想　保持正确方向[十月十三日]

4、把握总体目标坚持不懈奋斗[十月十八日]

5、围绕主要任务　实现整体推进[十月十九日]

6、提高执政能力　搞好党的建设[十月二十一日]

这种急救共党党命的活动其实从九月份就开始布置了：

十六届四中全会缘何将加强执政能力列为重要议程[九月七日]

李忠杰解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刻内涵[九月八日]

中共以执政能力建设求国家长治久安[九月十六日]

四中全会：执政党审视自我（图）[九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执政之路[九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社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纲领[九月二十]

主要任务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重大考验[九月二十日]

总体目标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指明了奋斗方向[九月二十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九月二十日]

从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角度总结党执政的主要经验[九月二十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九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执政能力建设：新特点新要求[九月二十一日]

专家分析中共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揭开背景及意义[九月二十二日]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触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核心[九月二十八日]

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权威人士解读执政能力[十月八日]

依托科学手段提高执政能力[十月九日]

《南方日报》：论执政能力[十月十二日]

腐败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严重危害性[十月十二日]

专家认为四中全会《决定》有五大理论贡献[十月十五日]

政治体制改革从执政能力突破[十月二十二日]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同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他说党的整体执政能力的提高，要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尤其是决策机制、执法体制、监督机制以及干部任免机制等，这些体制和机制实际上正是中共政治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而另一部分中共官员则提出，应把加强“执政党建设”看作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也就是说，就中国现实而言，政治的运作无不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任何政治改革，亦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开始。《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认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上，而突破口应当选在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上。

不少中共人士利用记者采访的机会表示，十六届四中全会直接触及政治权力构成的敏感问题，表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积极稳妥地进入了全面配套、整体推进的阶段。如“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指出，政治体制改革通常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实现政权代际间规范交替，最高权力平稳转移。二是要增强组织和动员政治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要不断地汲取和反映民意，实现社会的利益整合。三是要提高政治肌体的活力。而“在最高权力交接方面，十六届四中全会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权力交接的制度化方面，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江泽民的请辞开创了一个以任期制为背景的新老交替的范例，它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必将深远。”

人们不仅要问：中共动了如此之多的脑筋、做了如此之广的努力、下了如此之大的工本，其具体成效到底如何呢？这就是下面我们要涉及的问题。


四，无人理会的“执政能力”


在中共“人民网”的“网友留言”中，保留着对于中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如下言论，一方面可以看出民众对中共的观感，另面可以看作目前中共可以容忍的批评限度：

1、“执政时间越长越要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目前农村发展党员困难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另外,反腐以也不应忽视基层的乡镇太爷们,因为他们是直接影响党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2、“政治思想是执政能力内涵的源头。当今政治思想观念不进行根本性的转变，执政能力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

3、“党的建设，关键在于地方官员做到确保人民能安居乐业是头等的政绩，同时也是一项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4、“不能光上头纸上谈兵，四中全会已开了一个月，一些中下层无动于衷，对文件不消一顾，毫无兴趣，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还从无学习过，老百姓感到很失望！！！！！反腐败和打老鼠一样，光吆喝是消灭不了老鼠的。”

5、“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要把党内的腐败分子彻底消除，否则，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句空话。你想让腐败分子当政，党的执政能力能提高吗？”

这些言论一条比一条激烈，可见发表他们的中共党报的编辑们也是煞费苦心，这些编辑作为中共的孤臣孽子也许还想挽狂澜于既倒；当然，更可能是借机个人发牢骚、集体看热闹。

不仅网友如此，甚至在中共党官内部也是充满悲观气氛。面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题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认为，中共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横向看，各种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纵向看，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各级委员会，各级委员会的权力又集中于常委会，常委会又集中于书记，结果造成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他还意有所指的指出：“领导”是政治活动，“执政”更多的是法治活动。“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警告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一些制约因素无法回避，如人口众多而资源短缺，“三农”任务繁重，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尚未完善等。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人均GDP一千美元至三千美元的阶段，根据国外经验，这个时期搞得好，经济快速增长；搞不好，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徘徊不前。难怪中国大陆各阶层人士现在普遍认为：社会矛盾的日益严重，使得大陆二〇一〇年前后出大事的可能日益增大。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节 北京对台军事压力明显具有虚声恫吓的特点】


中共对台军事压力明显具有虚声恫吓的的特点，近年来这一特点已经从直接恐吓转变为间接恐吓。而所谓间接恐吓的特点就是立足于恐吓美国，其目的在于阻止美国支援台湾独立。因为当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们都知道，只要美国决心阻止中共以武力解决台海争端，中共就不敢冒险轻启战端。

那么，我们何以认为北京对台军事压力明显具有虚声恫吓的特点？

我们根据来自中国国内多重似乎矛盾的消息，进行了综合分析和判断，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正在散布一种“决战美国”的舆论烟幕，试图恐吓自由世界，让自由世界在中共的武力威胁面前望而却步。中共的这一舆论烟幕所在多有，即使在网络世界也有所体现。


一，中国军方：规划台海核战略


《中国军方：规划台海核战略》，这是总部设在美国但是背景复杂的“博讯新闻”2004年11月23日刊登的耸人听闻的文章标题（http://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4/11/200411230834.shtml）。我们接下来的调查发现：此文来源于中国国内，大体遵循以下顺序进行传播：

搜狐新闻2004年11月19日/香港商报2004年11月21日/人民网军事栏目和中华网军事栏目2004年11月22日：中国各大网站在此之后纷纷转载。而海外最有公信力的中共传声筒《联合早报》2004年11月20日就刊载了这一消息（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7/taiwan201104b.html）。此文主旨如下：

1、《国防知识报》刊登军事专家对大陆在台海冲突中面临美国核威胁问题的分析和看法。中国军方媒体分析美国是否会在台海战争中使用核武，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应规划台海核战略。

2、在未来的台海冲突中，只要中国缺少有把握摧毁美国的终极核威慑能力，则美国就将会全面军事介入，所以，在未来的台海军事斗争中，中国必须将目前的最低限度核力量战略迅速转向有把握全面摧毁核战略，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掌握战略主动权。

3、两年多前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绝密《核态势评估报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明确将中国列入核打击目标。在中美核力量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中国未对美形成真正的、有把握的全面摧毁，而仅有最低限度核反击的前提下，美国在对华战略上，始终会将核力量作为威胁对手的最后手段。

4、根据美国现行的核战备，美军可能会使用核武器的三种紧急情况可以概括为︰第一，对付那些一切非核武器无法摧毁的目标；第二，在美国受到核生化武器攻击时进行报复；第三，对付出人意料的军事态势发展。文章指，据美国现行的核战备，中国如果在台海与美国对抗时，出现“击沈美国一艘或数艘航空母舰、美国面临无法用非核力量取胜”，以及“美国遭遇了出人意料的军事态势发展”这两种军事形势，都足以使美国启动核武器系统开始核打击。

5、中国如果在台海与美国对抗时取得初步的胜利，出现了“击沈美国一艘或数艘航空母舰、美国面临无法用非核力量取胜”，以及“美国遭遇了出人意料的军事态势发展”这两种军事形势，都足以使美国启动核武器系统开始核打击。

6、中国目前国力足以摧毁台独势力，但如果美国直接武装介入台海冲突，中美对抗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常规军事条件下的对抗；另一种则是核军事条件下的对抗。在未来的台海冲突中，只要中国缺少有把握摧毁美国的终极核威慑能力，则无论中国是否拥有摧毁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局部战争胜利把握，美国就将会全面军事介入，这是在核威慑和核保障下美国所作出的战争选择。


二，美若干涉台湾问题将遭惨重打击


无独有偶。《联合早报》早在四年多以前的2000年8月4日转发的中国《军事博览报》文章《美国将遭到惨重打击》（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sino_us080400a.html），其中就已经提到“与美国打核战的准备”。该文恐吓说：美国如果武力干涉中国统一台湾，将招致包括大量人员伤亡在内的“五大惨重打击”。该文借“专家”之口说，如果美国“胆敢阻挠”中国统一，中国定会动用核武器；中国为了民族利益，已做好了“与美国打核战的准备”。文章分析美国干涉台湾问题将遭到下列“惨重打击”：

1、美国全球利益将受到严重威胁。文章说，中国不是南斯拉夫，不是伊拉克，而是当今“举世公认军事强国”，有“无与伦比的战争潜力”和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导弹及核武器。美国一旦介入台海，核不扩散合作将“化为乌有”，中美将变为“敌人”。文章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美国多年欺侮的伊拉克、南斯拉夫、伊朗、利比亚、古巴等国可能与中国成为盟友。它说，中俄正在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一旦中美开战，世界格局将发生分化，中俄（或许还有印度）建立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并非不可想象。中国早就表示，美国若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即是破坏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届时，伊拉克、伊朗、朝鲜如果从中国得到核导弹技术，美国在全球都将受到威胁。

2、美国地区利益将陷入困境。文章说，一旦美国介入台海战争，美国太平洋战区所有兵力都将受到牵制，美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及南亚将出现兵力欠缺，陷入首尾难顾的境地。文章还警告，如果日本依据所谓相关法案在战时为美军提供战斗支援，中国就将视其为“对华宣战”，战场就可能包括日本。

3、美国经济利益将受到巨大损害。文章说，对美国经济而言，中国大陆比台湾“不知重要多少倍”。美国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投资总额为三百四十亿美元，在台湾仅五十亿美元。一旦中美对抗，将严重打击美国经济基础。

4、美国在军事上并非占绝对优势。文章说，中国的武器装备虽在总体上比不上美国，但也有许多“杀手锏”：中国的侦察卫星世界一流；发射飞船所用的小动量技术，使导弹具备突防美国国家弹道防御系统（NMD）的能力，可打击美国本土；中国的中子弹小型化技术世界领先，美国航母防不胜防。

5、美国无法承受大量人员伤亡。文章说，对中国而言，台海危机，是美国对中国制海权及未来崛起“全面封杀”的开始，中国的选择必将是“坚决打碎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文章还说，1996年8月，中国首席军事谈判代表沙祖康对美国《新闻周刊》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是国家，因此，不率先以核武对付他国的承诺不适用于台湾。”专家指出，此宣示意在警告美国，如果美国胆敢阻挠中国统一，中国定会动用核武器。甚至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自由派”网刊《观察》，也极力附和这一北京方面的说法，来为中共摇唇鼓舌：在2004年10月15日发表的《台湾核武疑云引发各方关注》一文中（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33024&ad=10/15/2004），援引这个两年前的旧闻来为北京渲染核武威胁。好像台北对北京方面的海盗行为负有责任似的。其实，《观察》的这一立场和北京方面却是高度一致。查考《美国将遭到惨重打击》一文的出处《军事博览报》，在海外传闻下其“名誉社长包括曾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显示该报有着明显的军方背景”。但经过我们的搜索和比对，发现情况完全不同。在《军事博览报》的网站里，甚至根本找不到这篇文章。但同样显然的是，该文虽然消失而不必承担恶化双边关系的责任，但其进行战争威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三，《国防知识报》与《军事博览报》


《军事博览报》属于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其最新页面是2003年9月3日（星期三，http://www.csonline.com.cn/gb/node/2003-09/03/node_343.htm）

仿佛已经停刊许久了。经查《国防知识报》同样属于长沙晚报报业集团（http://www.csonline.com.cn/newspaper/js/）。两者的关系是一体两面。其编辑部同样具有两个电话系统：2205611(地方)、70885(军线)。明显具有中共军方的背景。但是究竟是“曾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的军方背景，还是商业野鸡的军方背景呢？我们经过调查，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请看该报以下的文章目录，完全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根本不是“有来头的资讯”：

美军西太打靶冲谁而来/布希要在中东露一手/俄罗斯为何升级核武器/日本想在东海来硬的？/连任的布希将如何面对台海/日美海上拦截演习扼杀朝鲜/中国如何应对美NMD？/日本自卫队酝酿变脸 /基地组织拟袭击台北？/美会在台海使用核武吗？/卡尔扎伊靠军阀治国？/台军购案今年没戏/台军战车多数成废铁/俄加紧铸造战略核利剑/大国角力GPS/强军须先抓兵源/布希连任吓着谁/韩数百枚导弹对准朝鲜/歼-10：一身神秘看过来/中国新武器闹珠海/美加紧研制陆军单兵作战系/美欲打造真正的太空部队/俄军中的毛驴部队/走进皇家马来西亚三军历史/德决定再关１０５个军事基地/美特种兵获新特权/林彪对聂荣臻三下毒手/美日恶意攻击我潜艇/美24小时监视我航太基地/美军事铁环欲紧箍全球/美太空武器研制探秘/未来的太空战/警惕日本的军力膨胀/谁在染指我国海洋/飞将军自重霄入/全国爱中华奔小康强国防/苏-35引人关注/反舰导弹水中击沈航母/反潜巡逻机：潜艇猎杀者/台军想瘫痪大陆雷达/驻伊美军考虑使用微波武器/低空猎手/为什么坦克装甲厚薄不均/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前述《中国军方：规划台海核战略》，所叙述的故事，基本上属于移花接木。“《国防知识报》刊登军事专家对大陆在台海冲突中面临美国核威胁问题的分析和看法。中国军方媒体分析美国是否会在台海战争中使用核武，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应规划台海核战略”一说，经过转述其实已经是虚构的了。因为原文的标题为《美会在台海使用核武吗？》（2004年11月16日22时9分，参见http://www.csonline.com.cn/newspaper/js/a2/t20041116_263606.htm），下列三个小节：美以核优势威慑中国、美国何动用核力量、中国应规划台海核战略。可见其本文并非以“规划台海核战略”为题，而是以“美会在台海使用核武吗”为题。其开篇处，谈到的还是所谓“有关台湾秘密发展核武器的消息”，在我们看来，其目的是制造舆论说“这个消息使得人们担心未来台海冲突可能演变成核冲突。果真如此，则将给台湾带来灾难性和毁灭性的后果”。

而“美以核优势威慑中国、美国何动用核力量、中国应规划台海核战略”等三个小标题下面的内容，全部都是以“境外军事专家就此问题发表了如下分析和看法”的方式，出口转内销，然后再度出口以威胁世界舆论的。这些不具名的“境外军事专家”显然都是子虚乌有的胡编乱造出来的，他们发表如下胡说八道：美以核优势威慑中国，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这是因为在美国的战略中，美国随时准备将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用于实战。在武器使用的过程中，是战争的规模和战场的需要决定使用何种武器，在历史上只有人类无法制造出来的武器，却没有人类不敢使用的武器，核武器同样没有超过这个人类行为的规范，美国在二次大战末期已经在战场上使用过核武器。……在台海战场上，高科技条件下的持久战和局部战争，都同样能使中国战胜强敌，但核武器的因素将改变常规条件下战争的进程。所以，在未来的台海军事斗争中，在坚持现有的打赢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常规军事战略的同时，中国必须将目前的最低限度核力量战略迅速转向有把握全面摧毁核战略，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掌握台海在美国全面卷入的情况下的战略主动权。《国防知识报》借用子虚乌有的“境外军事专家”胡编乱造出来的言论，是在煽动战争恐怖却企图逃避责任的懦夫行为。这充分表明，中共没有胆量和美国决战，甚至连和美国打笔战的勇气都没有，要把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境外军事专家”头上，然后在二手传播时再偷梁换柱，用似是而非的方式，好像是中共自己向山姆大叔发出了战争叫嚣。

上述种种事态充分表明，中共“对台军事压力”、“对美不惜决战”等姿态，明显具有虚声恫吓的特点。而如此虚声恫吓，恰恰说明中共缺乏实际上的战争意志。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十二节 胡锦涛的政治左倾已经显露端倪】


胡锦涛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第四代领导人”，十几年来无人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思想，所以不少人期待他带领中共进行政改、完成民主宪政的转型，尤其他曾经提出“以民为本”的所谓“新三民主义路线”，激发不少民间人士的想象力。然而，最近一个时期，这种温情主义终于出现了逆转。


一，胡锦涛的“亲政”宣言


九月十五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共人大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他接替军委主席的“亲政”宣言，申明他的政治立场、观点、策略：继续奉行马列主义和毛邓江思想，继续否定以分权制衡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其次胡锦涛九月十九日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会议上的讲话，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由，批评“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并指责戈巴契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第三是，媒体报道胡锦涛近日主持的政治局第十七次学习会，提出了“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在过去两个月里，中共在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收紧”的措施。九月二十九日，中宣部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召开全国媒体会议，下达文件提出二十九条不准报导的内容，包括农民上访、土地拆迁、官民冲突等。中宣部还向各地下达通知，要求各级报刊“不得擅自报导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只发新华社的统稿。

从这些变化，我们不难看到胡锦涛的庐山真面目渐已显露，眼前仿佛再现了一幅图像：一九八九年解放军镇压西藏人民视为抗议后，胡锦涛头戴钢盔出现在拉萨街头……虽然，这可能就是邓小平等中共老人钟情于胡锦涛的主要原因，但这却是胡锦涛本人和中国官方宣传机器所一直竭力回避的。之所以这样，源于他在中共党内名实不符的政治处境，他需要刻意营造亲民、务实的形象，挖掘和利用民间资源，与他的政治对手博弈。作为中南海当权者，现今所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选择没有出路的倒退。近期，他在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方面表现的保守僵化，恰恰反映了他正在犯最大错误的趋势。作为一个政治家，胡锦涛处理万源事件的四点批示，显示了他的务实理性，现在就看他的务实理性能否帮助他不要去犯那种历史性的错误。


二，社会信仰危机的七个原因


左派刊物《中国新文化报》日前在一〇三期发表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的文章，题目是：《当前社会信仰危机的七个深层原因》。该文对胡锦涛等“领导同志”的政治“缺陷”提出了批评。文章说：近来“胡锦涛总书记、刘云山同志、雒树刚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关心公共理论课和理论信仰问题，李长春、陈至立等领导同志还在江苏和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表明中央非常重视。中宣部、教育部等过去和现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成效。不过，究其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和学得太少，或是基层教育宣传者的个人水平太差，而是因理论关节点、所有制结构、社会生活、宣教效果、学科方向、党章和教材内容、反教条主义等多方面存有缺陷所致。”文章在详细批判中央政治宣传无功而反的基础上，提出把重点放在灌输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文章毫不掩饰地主张否定邓小平“主要是反左”的观点：“邓小平在八十年代说我们要反左防右，反左是主要的，这是有道理的，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变成西化和右是主要的了，我们还在一味地反左，这也是某种教条主义。”该文反复提到作者的观点“与陈奎元同志比较相近”，陈奎元是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该人一直是党内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北京近期传递出来的政治资讯不是单一的。《人民日报》十二月四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制观念》，九月二十九日中宣部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召开全国媒体会议，下达最新文件，提出二十九条不准报导的内容，包括农民上访、土地拆迁、官民冲突等。但事实上，这几个月包括官方媒体和官方网站，相对来说，这些新闻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上周海外媒体披露了中宣部禁止一些自由派作者发言的消息，这似乎可以作为胡锦涛推销行极左路线的证据。然而事实是，中宣部类似的黑名单政策，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它一直是中共钳制言论的经典方法之一。在江泽民时代，这种内部通知是丁关根的家常便饭。


三，胡锦涛的“执政七谋”


八月间，在纪念邓小平冥诞百年大会上，胡锦涛发表长篇重要讲话，用了较大的篇幅，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方面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被中共“党建专家”称为“执政七谋”。而九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的讲话更是让人仿佛回到了六四大屠杀期间：“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对错误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区别认识问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一旦出现，要严厉打击，不要热炒，不要授人以柄。宣传上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要让人猜测。敌对势力总是从舆论入手占领宣传阵地。”

这些“绝不能手软……不要授人以柄……不要让人猜测”的毛式语言，立刻唤起了人们对恐怖年代的回忆。难怪近年来在押的思想犯、言论犯愈来愈多。胡锦涛的人格十分虚伪，在谈到腐败不堪的“国体和政权”时，他的确更像是一个“大清国”的遗老遗少。从胡锦涛说的“苏共垮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说到底，是其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无数整肃，对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人们都记忆犹新；而中国能够有所发展和进步，完全是“自由化”的成就；而有中国特色的吏治腐败，则完全是“一党专制”的恶果。


四，中国将矛头转向知识份子 


在胡锦涛的主导下，中国十二月份发生了一连串逮捕、传讯知识份子的事件。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有组织地打压自由知识份子行动的一部份，是中国国内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迫使胡锦涛逐渐走向强硬。新一起拘留事件发生在北京《改革》杂志执行主编陈敏身上，他在北京的办公室中被当局带走讯问。陈敏以“笑蜀”为笔名在网上发表文章，呼吁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法治，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思想尖锐，受到网民喜爱。

英国《卫报》在《中国将矛头转向知识份子》一文中认为，中国当局对陈敏的拘留表明共产党“重操”老式镇压方法，对付那些在互联网、大专院校以及新闻媒体上发表独立见解的“公众知识份子”。这些拘留和释放过程类似，并非孤立事件，是出自内部的统一指令。而此前上海《解放日报》在十一月二十三号发表文章，公开对知识份子发难。文章的语言很有“文革”的味道，这篇文章还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而这一模式又很像共产党过去发动的“反右运动”。尽管目前的打压相对还“比较节制”，然而其反响却是多方面的，迫使中国社会思想舆论界在经历了一段松弛阶段后，再度进入新的紧缩，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政治上的冬天”。 

这些镇压行动，令一些曾对胡锦涛抱有很大期望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他们原对胡锦涛全面接任江泽民后会放松媒体限制很抱幻想。胡锦涛显然拿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什么“正在逐步走向反面”，因为他本来就是共产党精挑细选出来的看家狗，是中共权力交接的最大受益者，没有必要去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


五，中国新白皮书突显胡锦涛意志


中国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的“二〇〇四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是中国第五次发表国防白皮书。在总共五份国防白皮书中，除了一九九五年的“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不涉及台湾问题外，其他四份白皮书在“安全形势”及“国防政策”的章节部分都提到了台湾问题。观察家注意到，与往年的国防白皮书比较，今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关于台湾问题的阐述，突显了日益左倾的胡锦涛的意志。例如今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指出：“如果台湾当局铤而走险，胆敢制造重大‘台独’事变，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与往年的国防白皮书比较，今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关于台湾问题的阐述，反映了胡锦涛主政下，中国在“五．一七”声明中的对台政策立场，即要求台湾在中国的棍子与胡萝卜两个立场之间做出选择，而两者的分隔标准，就是“一个中国”。可见胡锦涛已经把内政方面的左倾，延伸到外交领域中来了。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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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05年统独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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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共“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的来龙去脉及其意涵】


一，突如其来的《反分裂国家法》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开始审议《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正式展开中共主导下《反分裂国家法》（以下简称“反分裂法”）的立法过程。据中共香港《文汇报》此前报道，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很可能会迅速制订旨在加速“反分裂法”通过的特别立法程式。果然四天过后，会议就全票通过了预谋的“关于提请审议《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的议案”。这样一来，最快在二〇〇五年三月份的中共“全国人大”上，这部备受世人关注的《反分裂国家法》将作为中共政权的最新法律正式出台，从而给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台海两岸关系以及中国和世界的稳定和平带来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这项工作早在二〇〇四年初就启动，由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亲自主抓，其目的是为立法工作造势宣传、心理铺垫，更为提前试探和评估海内外的可能反应——而中共之所以要拖延到二〇〇四年底才对外公开承认自己的立法企图，主要为避免这事对台湾立法会选举可能造成的心理冲击。

中共当局这么处心积虑、欲盖弥彰地为“反分裂法”提前造势铺垫，而一旦正式开始立法后又不顾立法程式惯例，硬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将法案正式通过。同时中共和海外的亲共传媒这段时期以来也纷纷开足马力，为“反分裂法”的开始审议进行宣传鼓吹。例如，大陆新浪网这几天甚至专在首页宣传“统一论坛”、“反分裂签名”等……这些现象本身就说明了这部“反分裂法”对中共新领导层而言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暗示人们不可对中共“反分裂法”立法掉以轻心。


二，《反分裂国家法》逻辑错误


无论从哪个法律角度来看，中共通过制定一部名为《反分裂国家法》的国内法在国际上“遏制台独”，这种思路本身都是相当可笑的——因为论到分裂国家，其始作俑者是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片面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的。现在，一部完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单方面制定的中共辖区内的法规，怎么可能对中共之外的台湾地区的政府和人民的行为决策有任何法律上道义上的约束力？

从基本的法理逻辑出发，中共即将推出的这部“反分裂法”本身在尚未形成具体条文之前已经漏洞百出。这部丝毫不具备基本法律严肃性、尤其不具备起码国际信誉的中共“新法”，仅仅出于中共当局“反独促统”的政治需要，就可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被中共立法机关用特别程式强行加速通过。这本身就是对中共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自我标榜之所谓“依法治国”、“法制建设”的一个绝妙讽刺。

“反分裂法”不是一部“和平法”而显然是一部“战争法”，其出台本身必将大大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严重增加战争危险。事实上就连中共官方也丝毫不隐讳“反分裂法”针对台湾的威胁和恐吓性质----比如最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公开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立法程式是为了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中共一些可能参与立法工作的御用学者在非官方场合针对“反分裂法”的“武力威胁”性质阐释得更加肆无忌惮，海外传媒上甚至还出现了“六种情况对台用武”的绘声绘色传言。所有这些，都清楚明白地暗示了中共这部“反分裂法”，具有战争恐吓的性质。而事实上，中共应该学习加拿大政府，接受“魁北克居民公投独立=魁北克自然有权脱离加拿大”这样的现代法理逻辑。


三，“反分裂法”是对台湾人民极不尊重


“反分裂法”本身也是对台湾人民权利极不尊重，必将使得两岸未来的和平统一前景更加暗淡。“人民自决独立”问题对国际社会虽然具有复杂性和难解性，但无论如何，任何地区的人民起码有权通过居民投票等方式向外界公开表达自己的独立意愿，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等于剥夺了这部分人民要求独立的基本言论表达自由。而中共当局不仅拒绝台湾人民的自由表达，而且通过“反分裂法”强行规定“台湾统独公投”也属于应该通过武力手段制止的“事实台独”----这不仅再次单方面修改了中共此前公开宣布过的两岸战争博弈基本游戏规则，而且更是对台湾人民基本权利的公然剥夺。

尤其可能引起台湾人民警觉的是：中共这部“反分裂法”，居然从一开始起就明确宣布“不适用于香港、澳门”！这显然是在逼迫台湾人民进一步走向“分裂”。而“反分裂法”的出台还会提前堵塞两岸通过其他更灵活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国家民族主权的认识，使得数十年前甚至数百年前人们无法解开的领土主权僵局，最后都可能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例如面对台海统独僵局而言，也理应如此。可是随着中共“反分裂法”的匆忙出台，今后两岸关系的进展，就不得不受到极大的制约。例如“反分裂法”规定“台湾统独公投”属于“事实台独”的一部分，其实也同时拒绝了台湾人通过全民公决方式选择自愿和大陆和平统一的任何可能（不管这种可能眼下看上去多么小）。即使从中共自己的利益着眼，中共今天针对台湾“统独问题”专门立法，也只能站在今天中共具有严重局限性的认识高度上，用已经证明根本行不通的“一国两制”框框，去提前规划限定未来很多年的针对台湾战略思维----这种刻舟求剑的荒唐思路和做法，证明中共决策层的僵化愚蠢已经到达无以复加的深度！


四，“反分裂法”限制华人同情台湾的权利


这部“反分裂法”，既然从一开始就属于中共的“国内法”和“普通法”，因此它除了恐吓台湾政府和人民之外，还可以用来对付除港澳居民和其他海内外中国人——事实上“反分裂法”的这种立法动机和附带效果，已经通过“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职责”这句句话变得很清楚了：只要某人被中共认定属于“全中国人民”中的一员，就可以被“反分裂法”追究。如果“反分裂法”本身仅仅是针对“分裂势力”也主要就是“台湾当局”的话，那么为什么该法案刚刚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大“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就赶紧出来专门澄清“（反分裂法）不适用于香港和澳门”了呢？显然中共这样特别提前澄清的主要用意是为了安抚香港和澳门的民意，避免两地居民可能出现的针对“反分裂法”的恐慌情绪。

中共企图依据所谓反分裂法压缩台湾人民作出自由选择的空间。企图假借美国的声音来吓唬台湾，但其实中共现在并不敢违背美国的意愿，美国老爷的反对，对中共政府而言就是圣旨，而且更要派专人解释。可是美国国务院对于两岸关系，只作无关紧要的虚应，只说美国支援两岸和平谈判等等，根本不会支援中共的反分裂法。美国公开声明一个中国政策是表面文章，是外交态度，而台湾在中国的管辖权之外却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全世界包括中国目前的邦交国也是心知肚明。至于整天在呼应中共当局的舆论工具，学术上基本就不入流，虽然有些人顶着教授虚名，但并不能说服民心。


五，“反分裂法”出台是中共鹰派抬头的信号


中共最近突然加速立法的这部“反分裂法”本身，不仅从基本法理逻辑上看是个笑话，且这种通过战争恐吓“遏制台独”的思路也显出黔驴技穷的本色，到头来反会成为中共自己未来决策的包袱，其法律效用很小但政府决策空间反被严重压缩。中共这次匆忙立法一事并不单纯，“提前划定两岸游戏规则”、“方便对抗美国与台湾关系法”之类的借口，解释不了“反分裂法”的出台，而“北京安抚鹰派伎俩”、“主要仍在回应内部压力”的猜测，更符合中共立法的真实考虑。事实上，二〇〇四年中共围绕江泽民突然交出军权、胡锦涛顺利接任军委主席一事就有很多内幕传言和猜测，一般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军方高层确实在这次“倒江拥胡”政治角力中起到了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不免会给人们留下联想：究竟军方突然倒向此前在江泽民面前谨小慎微之儿皇帝胡锦涛，是看重了这位新人的哪一点呢？----是军方高层为自己的长期前途着想决定抛弃来日无多的老江？还是邓小平此前为防范江泽民恋栈的机制突然发挥了作用？还是老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部分军队高层？

但显然，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军队选择支援胡锦涛，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胡锦涛在他们看来更能满足他们作为军人必然拥有的好战心理。而此前军队一直拥江，也和江泽民在军队面前摆出对台强硬姿态有关。尤其考虑到去年年初台湾大选风波期间，江泽民政权对台反应相对温和导致军内诸多不满，中共军方在二〇〇四年突然抛弃江泽民，就更可能是对江泽民“软弱无能”的不满了。从种种迹象看，胡锦涛“亲政”之后虽然不过短短数月，但却实际做出了一些显然会大大安抚军方的举措——严重左倾、成倍提高军人待遇、大幅提高军备预算并从俄罗斯增购一百五十亿人民币新式武器、即将与俄罗斯共同举办新技术联合军事演习、发布宣称“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台独”的国防白皮书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胡锦涛这位新军委主席对军方的特殊关照，也反过来暗示了此前军方“拥胡”的双方交换默契——但所有这些动作加起来，恐怕都不如胡锦涛刚刚“亲政”就马上把“反分裂法”立法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这一点更说明问题。

如此看来，这部对台湾强硬的“反分裂法”的匆忙立法，说明胡锦涛等中共头领本身属于中共军方所青睐之“鹰派人物”，也暗示中共强硬势力已比温和势力占据了决策的上风。


六，几条必要的结论


1、“反分裂法”本身将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增加战争危险。

2、“反分裂法”不尊重台湾人民的权利和感受，等于宣布台湾的地位不如港澳，这使和平统一前景更加暗淡。

3、“反分裂法”从法理逻辑角度看站不住脚，暴露了中共政权的法治假像并自毁其国际形象。

4、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反分裂法”等于堵塞了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可能出现的新智慧、新思路。

5、“反分裂法”必然被中共用来限制海内外华人的自由权利，从长远看增加了中国社会向民主法治自由宽容转型的难度。

6、反分裂法极可能是中共内部鹰派抬头的信号并代表当前中共领导层缺乏足够的战略判断能力和作为政治家的理性。


（二〇〇五年一月五日）



【第二节 中共争取美国介入台海事务何以扩大了台湾的自主空间】


一， 胡锦涛政权的致命错误


胡锦涛政权的致命错误，就是在二〇〇四年春季上台之初，就采取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决策，派出要员到美国，乞求美国向台湾施加压力。这个方针一时仿佛奏效，但其实是饮鸩止渴，因为把两岸关系的仲裁权毫无保留地拱手奉献给了美国政府。事实终将证明，这个决策将是一个“绝策”，是一个导致自己无计可施从而走上绝路的致命决定。

近年来，中共通过相当成功地吸引外资，运用廉价劳动力获得了一些外贸顺差，导致国内经济出现过热。这本来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化的空间，但胡锦涛政权不此之图，反而倒行逆施，一再压缩社会空间，造成社会紧张。胡政权梦想，凭借现有的经济实力，就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甚至逼迫美国让步。此其一。其二，胡政权还有一个迷思，就是认为中共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可以被美国作为朋友和伙伴加以认真地接受了，而完全不知道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和纳粹与日本军部一样邪恶轴心，是必须最终予以铲除的坏疽。现在的和平相处，不过是战前的虚与周旋。正如《华盛顿邮报》一月三十日的社论《一名改革者的挽歌》指出的，美国人现在认为胡锦涛正在中国推行史达林式的极权统治。例如北京替赵紫阳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是一个孤立而虚弱的极权政权的表现。尤其令人注意的是，社论明确指出正当台湾等地的人民展幵双手拥抱自由，中国这个有数千万网民、 数百万在西方公司工作的国民的地方，却偏偏要对一名前总理的逝世作出新闻封锁，这显示中共正在用五十年代史达林式的管治策略，整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不仅《华盛顿邮报》评价中国国内事务如此，《华尔街日报》评价中共对于外交事务的处理方式也是如此适得其反：在《错失的两岸机会》（《华尔街日报》一月十三日的“回顾与展望”专栏）中指出，中共错误解读了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台湾的立法委员选举结果，而认为一味强硬的对台态度就能奏效；所以不但不表达和解，反而很快宣布对台通过反分裂法。甚至企图设立特别法庭，审判任何被认为“对于反对台湾独立，未能表现适当”的台湾或是大陆官员。即使不是支援台独的人士，只要“反独立场”被中共认为不够积极也不再安全。北京的新法反映出的是“不站在我们这边就是反对我们”的极端主义立场，即使是救援海啸灾民的行动也不能免除中共的政治小动作，例如北京不容许台北参加雅加达召开的高峰会议，也对印尼及泰国施压，反对台湾军机和船只协助运送救援物资。在十二月的台湾立委选举之后，北京也试图表现出节制，避免发表适得其反挑衅言论；不过很快北京政府就按耐不住自己的本性，乱了章法。

中共争取美国介入台海事务之所以扩大了台湾的自主空间，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十分容易受到民意的压力。而台湾与美国同为民主国家，具有中共永远无法企及的对美关系的天然优势。美国总统布希一月二十日在华盛顿宣誓连任，他在宣读誓词后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指出：“美国的政策是谋求并支援每一个国家及文化中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机制的发展，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结束暴政。”这个暴政所指当然包括中共在内。布希说，遭到压制、监禁或放逐的民主改革人士要知道，美国视他们为“你们未来国家的领袖”。美国对待遭到压制、监禁或放逐的民主改革人士尚且如此培植，何况对待已经民主化了的台湾，怎么可能不视为天然盟友，怎么可能弃置不顾？


二，何谓“布希第二任期两岸政策维持不变”


一月三十日，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雷兰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布希总统第二任期对中国及台湾的政策，仍与过去一样，希望两岸以对话解决诸多问题。麦克雷兰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两岸实现五十六年来第一次飞机直航，布希政府有何看法，以及布希第二任期将如何处理台湾的未来时，作了以上答复。

那么这个“维持不变”到底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呢？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二月一日，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赖斯警告欧盟：“不要对中国送出错误信号。”她表示，如果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可能对中国处理人权的态度送出错误信号；而美国要求维持这项禁运令是“出于对（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人权顾虑而实施，任何人必须非常小心，不要送出有关人权的错误信号”。美国虽然重视人权，但到不了这种地步，美国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主要还是为了保护台湾。因为在赖斯警告欧盟之前一周，华盛顿就已发出警告，万一武器禁运令被解除，那中国有可能开始大量购买武器对台湾构成威胁。 尽管许多美国官员私下认为欧盟可能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解除对于中国实施了十六年之久的武器禁运，但赖斯表示，她并不认为解除禁运是个必然的结局。“我想我们还没有对任何事认命。此刻我们得继续讨论，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天安门事件虽然过去了十六周年，但台湾的安全需要并没有过去，而且日益重要。

围绕欧盟是否应该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这个题目，美国与欧盟之间长期发生争执，现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化，使得美国官员警告，若是解除禁运令，欧洲能将先进科技自由贩售给北京，那么有朝一日美国必须协防台湾时，这些高科技武器就可能被中国用来对付美国。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1、美国准备协防台湾；

2、美国为了自己的安全而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人权记录而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3、但是美国利用人权牌的道义性来保护自己和盟友台湾的安全：赖斯的具体理由是“由于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是基于违反人权而做出的。”这个理由很难反驳。

美国官员更为担心的是，欧盟解除禁运可能刺激中国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俄罗斯扩大其武器销售。一名五角大厦资深官员对路透说，这不但可能造成武器转移，还可能造成武器技术的转移，促成中国与俄罗斯、或中国与欧洲企业联手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的上述立场可以视为“布希第二任期两岸政策维持不变”的一个样本。

紧接下来，美国联邦众议院二月二日以四百一十一票对三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谴责欧盟准备解除对中国武器禁售的决议案。决议案明确说，欧盟的举动将危及台湾及美国驻防亚洲军队的安全。

众议院决议案指出，中国一直在扩张军事建设，包括在台湾海峡附近部署约五百枚弹道导弹，而且中国的武器制造商涉及将军事科技转移给伊朗。 欧盟短视及贪婪的做法，显示他们已失去了道德指标，而美国军队的安全将因此直接受到威胁。一些美国议员还暗示，如果禁运解除，美国可能做出报复行动。而欧盟国家表示，美国的担心是多余的，欧盟对华军售禁令仍然会受一九九八年武器出口守则的规定。美国乔治顿大学对华外交问题专家大卫?山博也认为，解除禁运不会诱发大规模武器交易，更多的是技术转让。 

同一天，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在美国国会作证，将中国列为美国最主要的威胁，他指出，因为中共是个缺乏正当性的独裁政权，在遭遇内部问题时，特别容易寻找外界敌人来转移内部压力，而目前中国最方便的敌人就是台湾和美国。伍尔西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还指出，目前全世界被迫忍受专制统治的人民有一半住在中国。他进一步提请委员会注意二〇〇四年底解放军提出的国防白皮书，其中详细描述了对美国的深刻敌意，以及解放军如何致力于各种现代化。伍尔西表示，中国有好几千万、甚至好几亿的失业人口，这是中国统治者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特别关切的问题，因为社会骚乱必然会危及独裁政权的稳定。中共很可能会做独裁者面对社会动荡时常做的事：找个外敌。当然最近的敌人就是台湾和保护台湾安全的美国。他指出，中国是核武强权、军事正在快速现代化，美国必须非常注意。美国在面对伊拉克战争的同时，不应忽略在台湾海峡等地与中国摊牌的可能性。

 

三、美国协防台湾不是一个梦想而是现实


美国颇具声望的军事观察家威廉•亚金一月二十五日推出一本引人瞩目的书，即《代号：解密后九一一时代美军的计划、纲要和行动》，书中列举了三千个美国过去和现在的军事和国家安全计划代号，并一一对它们进行了简要的解释。其中有几项涉及到英国等盟国，许多计划是以前外界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直到今天仍属高度机密的情报。他在书中披露了很多珍闻，并表示推出这本厚达六百页的书（《代号》），就是挑战那种认为“政府秘密地作出许多重要决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的说法，要为美国的国家安全绘制一张“ＤＮＡ图谱”。他指出，在美国民众的视野里有关美国军事和国家安全计划代号的认知就是寥寥可数的那几个词──三角洲部队、黑豹突击队、间谍卫星和窃听器。在民众的眼里，这些代号只是离散的一些小点，亚金希望这本书使之充实起来并串联起来后，能为普通民众描绘一个在“九一一”以后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经营的反恐秘密世界。

这本书最能引起华语世界关注的，是其中“十九号工程”（Ｐｒｏｊｅｃｔ19），其内容是有关美国协防台湾的计划：一旦中国政府对台湾可能的独立企图作出激烈的武力反应时，美军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他认为“如果你信仰民主，那么我会向你推荐这本书”，亚金说，“毫无疑问，导致‘九一一’发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是情报机构对资讯的僵化区分和保密处理──政府囤积了大量的资讯并当作权力的保障，甚至在极度危险的境地下仍不肯与外界进行交流。”而由于保密措施矫枉过正，本来有权获知真相的民众却无法了解恐怖威胁离自己有多远。亚金认为他这样做是“以毒攻毒”，把一些所谓的秘密公诸于世，这本厚六百页的书里收集的三千个代号就是他准备用于炸开美国情报机构顽固脑筋的集束炸弹。

由于威廉．亚金早在一九七四——一九七八年间就服役于驻西德美军的情报分析小组、担任情报分析官，一九八一年退役后又从事军事和国际安全事务研究，目前是数家美国大报的专栏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所以他的言论决不是空穴来风。亚金有十多本研究著作，其研究成果甚至数次推动美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制订。这次出版的《代号》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又以曾在一九九一年“沙漠风暴”行动中担任联军空军司令的查尔斯．霍尔内将军（曾任美军太空司令部指挥官，现任众议员）的评论最有代表性。他指出：“这本书将震惊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亚金在书中向普通民众披露了如此之多的秘密，但这些美国政府曾作出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都是民众应该知道的”不过他也承认，这本书将引发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的争论，“不幸的是这本书把外国情报人员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精力而不得而知的东西拱手相送，或许情报部门应该从中获得灵感，该如何改进情报工作以及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密。”

无独有偶。美国国会里来自两大政党的议员们打破党派界限，一致认为布希政府在第二任期内不会动摇帮助台湾自卫的决心。特别是在布希就职演说中说，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将以武力保卫美国和友邦的自由。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布希的讲话意味美国将继续帮助台湾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不受境外武力的威胁。来自蒙塔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恩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一直都是台湾的友邦，我们在很久以前就下定了保卫台湾的决心。这种决心将继续下去。” 南达科他州新当选共和党参议员图恩说，布希所推行的这项政策显示美国会捍卫台湾的自由。图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显然，美国在那个地区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都有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我不知道总统希望台湾人民怎样去解读他的就职演说，但是我确实感到他在整体上展示了美国的一些政策目标。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政策的细节是什么，又如何去达到这些目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助手理查德?德宾说，美国将一如既往、尽最大努力争取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德宾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国已经表明我们会跟台湾站在一边。我希望， 我们需要把军事力量派到那里去的那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但我们的立场一直如此，而且会继续下去。我们希望以最和平的方式解决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分歧。”但这仅仅是“希望”，希望背后则是美国强大的军事机器在撑腰。


四，中共已经彻底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当一月底贾庆林“纪念江八点十周年谈话”披露后，美国国务院立即表示，美国的政策是希望两岸透过对话和平解决歧见。这好像很正常。其实仔细品味一下又觉得很不正常。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在被问到对贾庆林的谈话有何评论时表示，美国在研究他的演讲内容，美国会仔细地加以研究，但他要重申，美国希望两岸争议和平解决，美国仍认为对话是两岸解决争端的最佳方式。

我们之所以觉得很不正常的地方，贾庆林的谈话里其实没有一句谈到武力，或是可以让人感觉有武力威胁的话。即使如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依然要重申美国希望两岸争议和平解决……这到底是中共的记录太坏了呢？还是美国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告诉中共美国的立场就是绝对不准动武！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不论美国这次莫名其妙警告中共的动机何在，结局已经明摆在这里了：中共积极争取美国介入台海事务，本来想借机恐吓台湾；结果反而彻底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因为中共对付台湾，除了“动武”就别无良策，而现在开门迎美的结果却是换来了美国的仲裁：“对话”、“和平解决”（其实美国最清楚这等于是“不解决”、“解决不了”、“不了了之”）——背后则是“协防台湾”的作战计划。而美国政府呢，虽然并不愿意轻易卷入台海战争，但无奈自己是个民主政体，天天受到民意的摆布，到时候也身不由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推演之下，胡锦涛争取美国介入台海事务“绝策”不正好帮助台湾扩大了台湾的自主空间？


（二〇〇五年二月五日）



【第三节 从赵紫阳葬礼过程看中共的谈判方式】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尤其对中共这样的“威权”独裁体制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从中共对待赵紫阳葬礼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其外交政策的某些特点。从而对两岸关系的具体发展中，中共所实战的谈判手法，有所警觉。


一，软禁到死，体现了中共的残忍


北京时间一月十七日清晨约七时左右，赵紫阳病逝，海外媒体迅速报导了此消息。在海外媒体报导后不久，新华网发出简短消息称：“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没有提及此前“病情稳定”的说法。仅仅几个小时前，新华社还首次报导了赵紫阳的最新病况，称病情趋于稳定，但只是对外报导，对内没有报导。新华社发出极为简短的两行英文报导称，赵紫阳“旧病复发”，不过在精心医护下目前“病情稳定”。

赵紫阳死了，不仅死在政治屈辱中，更死在失去人身自由的软禁状态中，而他们，这些“崛起”中的大国的领导人们，本来是有机会，也有时间，至少在他临死之前，象征性地恢复他的人身自由的。赵紫阳去世前，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位遭到极不公正对待的老人，已经来日无多了。但是，他们还是执意地选择了让他以最屈辱的方式死去。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副主席、仅次于胡锦涛的实权人物曾庆红，在赵紫阳过世的前一小时，即一月十七日清晨六时左右，曾到医院“探视”。其时赵紫阳已经昏迷三天了。这个动态表明，中共的情报工作完成得相当出色，分毫不差。既起到了决不探视的作用，又给人留下了曾经探视的印象。非常狡诈。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对北京而言，无疑进入一个神经高度敏感时期，当局担由此而引发不稳定事件。赵紫阳逝世翌日，即一月十八日，一份《关于提高防范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能力》的议案，重新引起北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一月二十二日起，一年一度的北京市人大和北京市政协会议先后举行。这一议案是二〇〇四年北京市人大和政协两会的五大议案之一。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这一议案的落实相当关切。作为议案的承办单位之一的北京警方日前表示，二〇〇五年，北京将会建设一张覆盖全市的“内保防控虚拟网”，全天候监控全市所有重点部位的情况，一但发生突发事件，警方将会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北京市重提一年前关于设置“防控网”监控突发事件的议案，令人联想到当局担心赵紫阳去世会引发不稳定事件；多名中共元老及政坛名人要求参加赵的丧礼，赵家后人争取最后机会重新评价，但中央认为八九结论不能变。 


二，全力以赴，封杀海内外悼念浪潮


中共当局确实担心赵紫阳逝世会引发社会动荡。赵紫阳病逝后，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两大系统迅速向各级现职官员传达，严格要求现职官员不得到赵紫阳家中吊唁，还透过各自的系统向已离休的部级以上老干部通报，中央已有专责小组处理后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党校等都传达了上级指令，中共党员不准参与有关悼念赵紫阳的街头活动，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将作严肃处理，甚至清除出党。就连办公室的传真机都不准安置在自动档，以免接收境外关于赵紫阳悼念活动的资料。北京各传媒和出版社，也被要求加倍警惕，守好每一寸版面，不能刊登出版与赵紫阳有关或令人产生联想的新闻和出版物。

北京警方也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对天安门广场、赵紫阳故居、各大院校校园及政府各大办公大楼等加强了警戒。戴晴、刘晓波、曹思源、任畹町等一百多名自由作家和异见人士，以及那些与“六四”事件有关的人士，已被警方监视或软禁。此外，几名提出举行悼念赵紫阳游行的申请者，也被警方扣押。任畹町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赵紫阳逝世后，警方对他的监视的严厉程度，是这些年来从未有过的。江泽民时代，还有一些“礼遇”，虽然限制他的活动，至少还能在警员陪同下，在他的居住地通州买菜、逛商场、看病，但进入胡锦涛时代这一切都不允许了，连去通州区医院看病都遭到禁止。 


三，尽量拖延，使时间对己方有利


赵紫阳逝世后，前后已有近千人前往北京富强胡同六号的赵紫阳故居吊唁。虽然中国政府因种种担心而试图低调处理赵的葬礼，但田纪云等多名中共前领导人已要求参加赵紫阳的葬礼，更多的已退休的前政治局成员也表示要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前书记芮杏文的夫人、广州前市长黎子流等多位政坛知名人士，前往赵家吊唁。黎子流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坚决反对中央对赵紫阳的处理手法。已故中共元老叶剑英、杨尚昆、习仲勋的后人，也纷纷前往拜祭或致送花圈，其中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叶选平以“剑英后人”身份致意。此外，已故中共元老陶铸、陈毅、胡耀邦、陆定一的家属，亦分别致送花圈。

当局已同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紫阳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据赵紫阳家人披露，当局曾表示草拟一个赵紫阳生平简历，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宣读。不过，哪些人参加仪式、是否向公众开放、如何描述赵紫阳的生平等问题上迟迟未做出决定。中央认为应对赵紫阳的评价一分为二，既承认赵紫阳对党和国家作出过贡献，但“六四”事件的结论不容有变。中央告诉赵紫阳家属，对赵紫阳的善后处理总的精神是：赵紫阳对党和国家作出过贡献；他在“六四”事件上犯了错误；中央已设立专门小组办理后事；要防止有人借机生事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四，隐蔽意图，关键时刻说假话


中共自由派人士胡绩伟在《沉痛悼念紫阳同志》一文中明确指出：“赵紫阳同志含冤逝世，我十分悲痛。我是十七日早八点钟得到这个噩耗的，十点钟我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意见。我把这个短短一百多字的意见抄在下面：党中央前总书记、国务院前总理赵紫阳同志，在长达十五年的软禁以后，于今天含冤逝世。这是举世震惊、全国悲痛、万民哀悼的国殇！紫阳同志的伟大功勋将流芳百世，名垂千古！我沉痛地要求党中央为紫阳同志举行公开的隆重的追悼大会，为紫阳同志平反昭雪！到了十八日上午九点，老干部局来人向我传达了上面的几句话：赵紫阳对党和国家是有功的；赵紫阳在‘六四’时是有错误的；党中央对他的处理是正确的；党员要同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指示来的太晚，在二十二个小时以前，我的意见就发出去了。”正如胡绩伟所说：“赵没有错，而且有大功，为什么要把他软禁起来，一直软禁到死？退一万步说，就算赵有错，也应当按党章处理。党章第三十九条规定：党的纪律处分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的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党章没有软禁党员的规定，更没有无期软禁的规定。所以，当时和以后的党中央把紫阳软禁了十五年，一直到死，这是违反党章的，怎么能说中央违反党章是正确的呢？法律规定，任何人犯法，只能由司法机关依法审理以至判刑，任何机关、团体无权私刑拘押，更无权非法监禁。那么，中央长期软禁赵紫阳，这是犯法的，怎么还能说是正确的呢？再说，胡锦涛同志上任以后，一再强调依宪治国，新中国历届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得侵犯。那么，赵紫阳是我党的总书记，他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这还是正确的吗？这就是依宪治国吗？”胡继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共理屈词穷。中共不仅在胡绩伟面前如此，在世人面前无不如此，因此中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策略：隐蔽意图，关键时刻说假话。

赵紫阳女儿王雁南一月二十五日对亚洲周刊表示，家人与当局的商谈仍然没有结果，告别仪式的时间和具体安排都无法确定。目前，当局与赵紫阳家属双方分歧的焦点，是如何评价赵紫阳。官方曾指责赵“企图分裂党”，坚持要在悼词中写进他在处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但亲属不能接受这一结论。赵紫阳女儿王雁南身边的一位人士说，赵紫阳生前从来都没有接受过当局给他的这一结论，如果在悼词中这样写，不是对逝者最大的不公吗？家属与当局的协商，仍陷于僵局。

就在这时，从香港传来了事后证明是关键时刻的假话。一月二十六日，亲共的香港《明报》发表消息称：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有望一月二十九日举行。……当局放弃了原来坚持的要“全面评价赵紫阳一生”、包括写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关于他在六四问题上犯错误的内容，而赵家也就此同意不发表赵紫阳生平、不提他受到十五年不公平待遇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双方探讨了遗体告别仪式的具体安排。赵家希望告别仪式星期六举行，当局初步同意。星期三，赵家已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人员一道，前往八宝山公墓，为告别仪式作准备。《明报》的报导又说，有消息人士透露，这次谈判获得突破，与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央介入协调有关；当局如此决策，体现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务实思想，云云。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和骗局。


五，暗渡陈仓，偷偷摸摸行葬礼


中共完全的、单方面的撕毁了对于赵家和社会任何承诺。仪式结束后中共新华社发表消息说：“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这充分体现了中共的谈判技巧：欺骗，无孔不入的欺骗。

中共还报导说，这次仪式于周六上午九点（北京时间）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但赵紫阳的亲属称，仪式在上午八点就悄悄开始了。为的是提前结束，好让有些人来不及到场。这真是“偷偷摸摸行葬礼”。赵紫阳前秘书鲍彤在赵紫阳逝世后曾发表文章，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非法将赵软禁近十六年，因此禁止他出现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事前把他带到医院里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绝大多数能够参加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的人事先都经过官方审查同意，个别人还冒着被员警发现的风险，从已经前去哀悼的人那里偷偷借来出席证，为的是进灵堂里鞠一个躬，表达自己的哀思。 赵紫阳的亲属对法新社说，估计大约有两千人参加了悼念仪式，但是却有一千多名便衣员警和政府工作人员在监视整个仪式的进行。

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并非像许多人推测的那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宽敞的北苑礼堂举行，而是安排在场地狭窄的南苑。员警封锁了从北苑到南苑的通道，没有出席证的人不仅被拒之门外，还被员警驱散。从永定路到八宝山沿途公安武警和便衣随处可见。官方代表中有王钢，贾庆林等几个人。德国之声报导了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告诉记者：告别仪式被尽量压低规格，整个过程受到严密控制，现场气氛很压抑，赵紫阳并没有从官方得到应该得到的认可。

参加了告别仪式的人介绍当时的情况：“灵堂外面完全没有花圈，让人感觉非常不对。因为任何一个人走了， 我们都希望在鲜花中为他送别。但外面却什么都没有，人山人海，挤来挤去，因为地方太小了。有的朋友互相认出来了，想一起拍张照片，但是旁边监视的员警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是胶卷，马上曝光。进入灵堂后才能看到花圈，都是一个规格，直径一米左右，没有大花圈。花圈的上款都是一模一样的：沉痛悼念赵紫阳同志。没有任何人可以表示和死者有特殊关系或者对死者的特别关注。我问了好几个和赵紫阳关系密切的人，他们都登记要送花圈。但是，那里并没有他们的花圈。个人送的花圈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乔石的花圈，看见乔石的花圈，我们就在问，那么李瑞环的花圈呢？显然是乔石坚持要送，李瑞环却没有。按照赵紫阳曾经担任的职务，应当有中共中央，国务院送的花圈，但是都没有。排在第一个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排在第二个的是国务院办公厅，第三是中组部，也就是承认赵紫阳是一个党员，承认他在这两个机构工作过，但不承认他是领导人。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个遗体告别非常压抑，当局是尽量降低规格，并且进行了严密控制。最后出的新华社的消息，还是称赵紫阳犯了严重错误。” 

当天中共也特别加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赵紫阳的住所四周以及各所大学的监视。葬礼举行的二十九日同时也是受到国际关注的海峡两岸春节包机五十五年来首次直飞，人们怀疑，中共当局所以安排赵紫阳葬礼在这一天举行，恐怕是希望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北京政治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南海，不再像以往那样有强人统治。邓小平时代，邓说了算；江泽民时代，江也还能说了算。但今天胡锦涛、温家宝不再具有那样的一言九鼎的权力，尽管他们成功封杀了赵紫阳后事的处理，但他们绝对没有能力封杀台湾自由民主的发展，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实体，不须看他人脸色行事。


（二〇〇五年三月九日）



【第四节 如何对抗“反分裂法”】


一、先揭穿“反分裂国家法”的语无伦次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包括十条内容的“反分裂国家法”。

照例说，一国议会通过的法律应该是逻辑严密的。但是这十条“反分裂国家法”，却充满了语无伦次的矛盾。例如，其第一条提出“制定本法”的依据时，就偷换“国家”与“祖国”的概念，混用“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明显其毫无法理依据。在其他九条里，该“法”同样语无伦次，反复运用诡辩手法，把“大陆”、“中国”、“国家”、“祖国”等不同概念来回偷换使用，以达到“中共＝中国”、“中南海＝国家”、“大陆＝祖国”等“战场上不能达到的目标”。该“法”甚至强行规定，中共并吞台湾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真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滑稽。

其实，如果依照该“法”，首先应该受到审判的是中共自己，是他们首先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苏联卫星国，导致中国分裂。现在却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真是强词夺理。如果中国的事情真的“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苏联卵翼的下中国共产党怎么可能夺取大陆政权呢？当年中共宣称已经“解放全中国”的时候，显然已经把台湾列入“国外”的范围了。可是现在中共自以为控制大陆业已稳当，又要来谋图霸占台湾，又要反过来“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了。

即使从中共的强盗逻辑来看，该“法”的逻辑也是混乱不堪的：既然“祖国”尚未“实现统一”，那怎么会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更可笑的是，这个“国家”既然已经存在了，又哪里来的“国家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高度自治”？奇怪的事还有：这个现在还不存在的“国家”突然又在该法的第六条宣称“国家采取下列措施，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系”！并且开列出五条细目“国家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

到了第七条，这个幽灵国家又发布命令说“国家主张通过台湾海峡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好象它不是“海峡两岸”的任何一方。还要讨论“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但是却没有讨论“大陆当局的政治地位”——这种幽灵计划是不是对大陆当局太不公道了一点呢？并不是的。因为该“法”第八条所说“台独分裂势力”其实是中共自己，其方式就是用建立北京政权，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这个事实已经五十多年了，并非自今日始。

自从去年十一月以来，中共屡屡宣称要制定的《反国家分裂法》，原来就是这样一部漏洞百出的破东西。真是可怜，这个号称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中共企图通过制定反分裂法来“解决台湾问题”，是其几十年来阶级斗争活动的必然结局，而与台湾最近的局势发展，并无必然的关系，因为不论台湾如何退让，中共迟早都会走到这一步的。这并不像有些好心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台湾“急独”，所以才刺激中共抛出该“法”。纵观中共的“对台政策”，其基本策略从来没有改变，从两蒋时代就一直如此，其要点有以下几个：1.不承认中华民国，想尽一切办法要消灭它；2. 现在就把台湾当作地方政府，尽管中共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3.积极提升解放军战力，准备随时用武力攻占台湾；4.充分利用台湾资金、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经验，拉住台湾不放。


二、如何在国际间对抗《反分裂法》


在国际间，台湾势单力薄，要想有效对抗中共，一定要把美国拖下水。同时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看美国的态度，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美国联邦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李奇最近表示，尽管全世界都认为反分裂法充满敌意并产生反效果，但中国还是坚持通过，这说明北京领导人受到的压力不轻。他认为美国一定会信守《台湾关系法》的安全承诺，如果中国单方面使用武力侵略台湾，美国毫无疑问会履行《台湾关系法》的义务。但如果两岸的冲突，是因为台湾单方面透过政治努力寻求独立，那么《台湾关系法》将变得窒碍难行。他还指出，台湾今天所以能够维持实际上的自决，是因为台湾并未积极寻求法理独立，这就是模糊的好处，凡事不要讲得太清楚，模糊可以带来和平与繁荣。李奇同时也呼吁北京停止恫吓和孤立台湾。北京不是说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吗？恫吓与孤立只会带给台湾人民的反感。为何不能让台湾参加一些没有主权争议的国际组织呢？与其定下统一时刻表，为何不从加强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下手呢？

我们认为，李奇指出了如何在国际间对抗《反分裂法》的一个很好的角度。那就是运用“不得单方面破坏现状”的武器。

美国国会，比布希政府更加强烈地反对中共的反分裂法。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马侃，四月七日在美籍华裔团体“百人会”华府第十四届年会致词。他表示，中国制定反分裂法，要谈两岸统一，何不从自身的民主改革做起？马侃说，台湾自从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后，可以在短短十多年内发展出这样一块民主自由的乐土，令人钦佩。而看中国大陆的政治、人权，八九年天安门事件至今已有十六年，当年的民运人士还关在牢里。他期望，两岸若要和平发展，中国大陆应先学习台湾的民主，从保护人权做起。

我们认为，马侃指出了如何在国际间对抗《反分裂法》的另一个很好的角度。那就是运用“增进人权而不是削弱人权”这一武器。

如果能够把握好上面两个角度来运用上述武器，就可以形成交叉火力，有效突破中共的反分裂法对台湾的包围。

台湾需要向国际间说明：中共通过反分裂法，加剧了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损害了双方本来就很脆弱的相互信任。中共通过单方面的“法律”来用军事行动恫吓作为事实存在的另一个国家台湾，这种做法是个错误，既然犯了错误，中共现在就有责任去努力改善目前的环境和气氛，积极促进与台湾的睦邻友好关系。美国政府如果不愿意卷入两岸的对峙之中，就要说服北京，停止危险的恶性循环。否则，听凭中共发展下去，就等于纵容希特勒并吞奥地利的历史重演，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三、如何从大陆内部对抗《反分裂法》


从中国大陆的形势来看，经济宏观调控不断、金融财政赤字呆帐不止、股市跌跌不休、房地产泡沫严重、能源供应吃紧、三农问题根深蒂固、50%大陆百姓无钱看病治病、全国各地上访和维权运动方兴未艾。可见上述社会矛盾问题要比台湾问题严重的多，台湾问题并不是最紧迫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此外，从台湾的政坛来看，两岸关系正显示有所缓和的时刻，为什么要把制定《反国土分裂法》作为中国人大会议的重点议题呢？这其中必有深层的原因。

中国大陆各种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中共拿不出什么办法来挽救股市和阻止银行呆帐黑洞的扩大，更没有办法消灭贪官污吏的腐败。所以中共要用台湾问题来转移目标，转移矛盾，欺骗世人。因此，在人大会议上议决反分裂法就成了转移各种严重矛盾的“法宝”。

反分裂法第八条规定“依照前款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它必要措施，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规定中央军委有权“先斩后奏”。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决定战争状态的权力机关，而国务院及中央军委通过反分裂法获得授权发动战争，这不能不引起美日两国强烈的反应，对中共自己不是件好事。

在这样的条件下，台湾需要加强对于大陆人民的宣传工作，从内部瓦解其斗志。台湾期待中共的传媒来替自己做宣传是不现实的，应该自己动手来做。

台湾可以说服大陆人士以下要点：

台湾是华人世界的唯一民主政体，台湾是唯一可以帮助海内外华人对抗中共暴政的国家。而像中共这个从不知民主为何物的独裁国家，却将十三亿人民放在嘴上，这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耻辱。十三亿毫无权利的奴隶，不过是一小撮国家恐怖份子的遮羞布而已。一个真正把十三亿人民放在心中的政府，不会将扩充武备的优先顺位摆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之上，不会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民间宗教，并使人民流落海外。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何不由人民直选国家主席？十三亿的民意基础为何只敢钦点接班？

中南海里的一小撮人，应该摸着良心好好照顾十三亿人民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不是拿着十三亿人的血汗到处购买高价军火，贪污浪费广大人民的财富。一个发展中的中国，不去维护区域的稳定，却成为不断添增火药的弹药库，这是玩火，绝不是十三亿人中国的福气。


四、如何在台湾对抗《反分裂法》


中共的反分裂法制订后，遭遇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美、日、澳、欧盟等国一致表示反对和不满，欧盟原欲实施的对中武器解禁也因此而被搁置。三月二十六日，数十万台湾民众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抗议中共的反分裂法。但是就在三二六大游行当天，中共秘密胁迫台商奇美董事长许文龙发表退休感言，许在压力下竟然表示胡锦涛与反分裂法让他很踏实！中共的手也太长了一点，已经开始掏空台湾的内部了。中共靠谎言和暴力起家，这个本质即使执政了五十余年还是没有丝毫改变，台商即使表态认同中共的作法，一旦和中共的蜜月期一过，还是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同样，这也是不以台湾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狼要吃羊总有借口，羊同意还是不同意都不是关键，关键看狼是否是吃的动。而“共产狼”惯用的手法就是要在精神上使羊与它同流合污，在混水摸鱼中继续它的吃羊政治。我们应该看到，中共如此行事，挑战的不只是台湾，而是挑战美国和人类文明道德的底限。当越来越多的人不愿与它同流合污时，那就是中共垮台之日。

在应对方面，有人主张台湾也要立法对抗反分裂法。但是台湾是民主国家，不可能由谁片面决定此事，必须由人民形成共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台湾要避免“香港化”，就一定要团结。民主社会一定要团结才有力量。就像美国，九一一以后迅速放下党派歧见，一致对外，才能获得反恐战争的胜利。

台湾朝野可以认清：中共从未讲过法律。面对国际的压力以及台湾民众的反弹，中共将如何应对呢？我们认为：反分裂法的出台本身，是中共为了应付国内部分强硬派人士的民族情绪的结果，而这种要求也是中共长期利用民族主义来维护专制政权的苦果。两股力量交织到这里，中共只好通过反分裂法下台，推卸自己不敢动武的责任，因此这个“法”也不会真正实施。中共的很多法律推出以后都是这个结果，众所周知，中共从来就没有讲什么法律，国内的民众不能上访，上访反而被当成坏人。而且律师也不能为访民辩护，否则自己的自由都会受到剥夺。这就造成，想按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去做事的人，自己反而成为罪人。根据中共的这种现况，我们有理由预言说，中共只能制定反分裂法，而无力实施反分裂法。


五、如何在两岸互动中对抗《反分裂法》


在两岸互动中对抗《反分裂法》，不仅对台湾有利，对大陆也有利。此话怎讲？客观的说，大陆能有今天，台湾居功厥伟。若无台湾资本、技术、人才、市场份额白白奉送大陆，大陆今天肯定不及俄国，哪里可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苏联就是因为没有一块“白俄”的土地，所以不能向中共这样咸鱼翻身。现在中共如果真的贯彻反分裂法，效果肯定适得其反，对他自己的杀伤力远远大于对台湾的杀伤力。这一点需要向各个方面讲明。

反分裂法产生的负面效应持续不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通过的该“法”，不但破坏了正在改善的两岸关系，使台湾对抗中共的立场赢得举世同情；而且增加了外界对中国提升军力的疑虑，使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外交形象严重受损。例如，欧盟决定暂停解除长达十六年的对中共武器禁运计划。而本来，欧盟已经顶住美国的强大压力，基本决定解禁了。是中共自己拆了自己的台，这真是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生动注解。美国本来反对欧盟解除禁运，而反分裂法的出笼正好给了布希政府和美国国会一个证据。反分裂法还破坏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所进行的和平外交努力。“和平崛起”是中国向亚洲邻国以及全世界传递的资讯，而反分裂法中“非和平手段”几个字足以使中国长年经营的和平形象毁于一旦。 

国际舆论已经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非和平手段”的问题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一名高级研究人员认为，北京应该对这种反应有所准备。他说，“当你把这条写进法律里、把武力攻打台湾合法化的时候，你只能期待国际社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它的负作用将远远超出这项法律在一开始所说的那些内容。”而中共在这个时候通过反分裂法，实际上正中美国的下怀，因为美国看到中共连年的军事扩张，而其国内的人权，民生问题也在变得激化。鉴于历史上独裁者对外扩张野心造成的人类灾难，美国也在考量“围堵”中共的外交政策。恰在此时，中共发表反分裂法，美国将台海问题纳入美国国际安全策略的一部分，就顺理成章了。中共以为，早先有给美国通气，当时美国反应低调，可以做了。没想到美国反应这么强烈。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僵化害了自己，以为美国的“一中”政策就是允许中共对台湾采取任何政策。本来中共有理由要求美国解释美日安保协定，如今中共的外交部反而要给欧盟和美国作解释，相对被动。


六、 《反分裂法》不说明中共敢于对抗美国


中共真的敢于攻打台湾？我们来看看其致命的弱点：

近50%的石油能源靠海路进口；大量铁矿砂从巴西和澳大利亚进口；大量铜矿石从智利进口；占GDP约70%的进出口产品要通过海路运输；投入中国大陆的外资额与中共贪官污吏“外逃”资金额几乎相等……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资不断投入和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一旦台海战争发生，美国海军必定封锁中国港口和马六甲海峡，来自国外的石油能源和矿石资源中断，中国大陆产品无法大量从海路出口，中国大陆经济立即遭受沉重打击，外资开始撤退，工厂关闭，失业工人，上街抗议示威游行，要求“反失业、反饥饿、反战争”，社会将动荡不己。在这种局面下，中共能打胜台湾战争吗？中共军事将领们会对受沉重打击的经济负责任吗？所以，再回过来看看，制定反分裂法对中共而言又有多少实际利益呢？从近期看有一点转移视线的效应，但对长期而言，只能暴露中共的“战争法”不过是“纸老虎”。

但就是这个纸老虎已经引起美国国会对中共的强烈敌意。“百人会”的民意调查显示，国会对中国的敌意，比美国民间更要浓厚。甚至国会的华裔助理，也忧虑自己接触太多的机密文件，会重蹈上李文和的覆辙，被美国情治机构怀疑是中共间谍。调查显示，国会助理中只有19%的接受调查者对中共有好印象；印象不好的人比率高达79%。爱德华.甘乃迪参议员的国防政策顾问欧阳沅说，很多议员都认为，在军事上来说，中国是美国的威胁，因为中国不断开发武器系统，有意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响力。

一百多年来，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敢于单独向欧美国家挑战。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是依仗一九〇二年的“英日条约”，才敢上阵的。一九四一年的太平洋战争，日本是依仗一九三六年的德意日三国同盟与一九四〇年的日苏中立条约才敢上阵的。韩战、越战，中共都是与苏联结盟、依靠欧亚共产集团才敢于介入的。甚至连中越边境冲突，邓小平都是先到美国接了懿旨，才敢动手的。一九六九年，毛泽东不慎和苏联擦枪走火，一年多以后就吓得赶紧向不共戴天的死敌美国求和，为了屈膝投降不惜牺牲接班人林彪，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内政与外交。这样一个从来没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政权，现在敢于向美国单独挑战？而且是在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盟国支援的情形下？

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确实很低，除非中共想创造世界历史。但胡锦涛不像这样一个可以超越毛泽东、邓小平的冒险家。


（二〇〇五年四月八日）



【第五节 “胡四点”及其发布时机之意涵分析】


一、这三件事不是巧合


有三件事，在时间上很接近，在性质上很接近，显然不是巧合，使人们不得不把它们联系起来予以考察：

1、三月四日，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探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界委员，提出“对台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动摇；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绝不放弃；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绝不改变、第四，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妥协。”

2、三月八日妇女节，江泽民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辞呈在“人大”会上通过，香港的中共喉舌在这天报导，江泽民在离任前，委讬专家制作80件福建德化“中国白”瓷雕，主题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来定名为“挥师收台”，送给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江泽民去职前对胡锦涛的军事嘱托是，“如果我们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宜早不宜迟”。

3、三月十四日，中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包括十条内容的“反分裂国家法”。

首先很明显，“胡四点”是配合胡锦涛接管“中央军委”和即将出台“反分裂法”而作出的即兴表演。

很明显，这个“胡四点”几乎是对“反分裂法”的预告，就是没有明确“武力”、“非和平”的字眼，以致于海外报道时竟然被他欺骗，说“胡锦涛提出对台四点意见，暗示放弃武力统一”。面对过去数月来发生在两岸间的诡谲交错，伴随着《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简称“胡四点”）与《反分裂国家法》（简称反分裂法）的台，台海再次掀起狂涛，在中共的搅动下，两岸局势扑朔迷离、复杂难解。


二、胡锦涛上台年余，国内外施政措施


去年九月十五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共人大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他接替军委主席的“亲政”宣言，申明他的政治立场、观点、策略：继续奉行马列主义和毛邓江思想，继续否定以分权制衡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其次胡锦涛九月十九日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会议上的讲话，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由，批评“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并指责戈巴契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

这与一九八八年解放军镇压西藏人民示威抗议后，胡锦涛头戴钢盔出现在拉萨街头，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这可能就是邓小平等中共老人钟情于胡锦涛的主要原因，但这却是胡锦涛本人和中国官方宣传机器所一直竭力回避的。所以今年春节，胡锦涛还故意去贵州看望少数民族，来显示自己不是屠杀西藏人的凶手。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的《二○○四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与往年的国防白皮书比较，这次关于台湾问题的阐述，突显了胡锦涛的日益左倾，例如加上了“如果台湾当局铤而走险，胆敢制造重大‘台独’事变，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反映了胡锦涛主政下，中国要求台湾在棍子与胡萝卜两个之间做选择，而两者的分隔标准，就是“一个中国”。可见胡锦涛已经把内政方面的左倾，延伸到外交领域中来了。


三、胡四点与江八点


所谓“江八点”，是指一九九五年江泽民提出的关于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那年一月三十一日，江泽民在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台盟、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会、中华全国台联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迎新茶话会上，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要点是：“1、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但是，我们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谈判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面向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6、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7、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8、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和“胡四点”做一比较，我们首先注意到“江八点”发布的场合要正式得多，这意味着对听众比较尊重。其次，“江八点”语气比较缓和，不像“胡四点”那样四个“绝不”，几乎是最后通牒的口吻。最后，“江八点”基本是拉拢劝和，胡四点则是压制劝降：“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动摇；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绝不放弃；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绝不改变、第四，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妥协。”我们用“劝降”一词来概括“胡四点”的精神，是相当中肯的。

紧接下来不过十天，中共人大就通过并公布了《反分裂国家法》，胡锦涛的四点意见中并未提到“不排除武力解决”或“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的内容，都由该“法”提到了。胡锦涛自己戴上了白手套，但是动手杀人的不是他，还是谁呢？他说当前两岸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新的积极因素”，台海紧张局势“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但“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仍然是严峻的、复杂的”，明显是在分化台湾朝野。所以有评论认为，胡锦涛所谓“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新的、积极因素”和台海情势“缓和的迹象”，应包括二月二十四日陈水扁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会面及晤谈的十点共同结论。还有的评论认为胡锦涛对扁宋会有正面回应，他在未指名陈水扁或“扁宋会”的情形下，要求希望台北履行扁宋共同声明所重申的“四不一没有”承诺和不透过“宪改”进行“台湾法理独立”的承诺，并回到“九二共识”，从而恢复两岸谈判。


四、“胡四点”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胡锦涛三月四日的讲话，除了“四点意见”，还向台湾喊话，表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愿意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对胡锦涛的这番话，有评论认为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还有的评论认为是“硬的方面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软的方面则不分蓝绿背景，什么人都可以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可以说，这是北京方面对扁宋会十点共同结论的正面回应，向台湾伸出了橄榄枝。”

其实这些都是错误解读。因为“胡四点”只是十天以后公布的“反分裂法”的预告，而三月十四日公布该“法”以后二十多天，中共好不容易动员了三四十个外国来支援它所谓的“内政”，其中有的甚至拿民间团体来滥竽充数的：利比亚(04/08) 、罗马尼亚(04/07) 、阿盟(04/06) 、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刚果（布）、赞比亚(04/01) 、格鲁吉亚 (03/25) 、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圣卢西亚(03/25) 、罗马尼亚(03/24) 、摩尔多瓦(03/23) 、科特迪瓦(03/23) 、黎巴嫩(03/23) 、苏丹(03/23) 、贝宁(03/23) 、亚美尼亚(03/22) 、汤加(03/22) 、也门(03/22) 、尼日利亚(03/21) 、保加利亚(03/21) 、肯尼亚(03/16) 、埃及(03/20) 、布隆迪(03/18) 、纳米比亚(03/18) 、加纳(03/18) 、泰国(03/18) 、柬埔寨(03/18) 、阿联酋、科威特(03/18) 、乌干达(03/18) 、几内亚(03/18) 、克罗地亚(03/18) 、加蓬(03/18) 、尼日利亚(03/18) 、中非(03/18) 、衣索比亚(03/18) 、斐济(03/18) 、巴拿马(03/18) 、斯里兰卡(03/17)……但全是穷国、滥国，对中共有所求的。（参见“人民日报强国论坛”2005-04-11：《请看外国政府、议会支援我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由此可见胡锦涛其人的无聊、无赖。更加无聊、无赖的是，胡锦涛还首次提出了所谓“共同决定”论。胡锦涛指出，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十三亿亿人民共同决定。他说这话一点都不脸红，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一点都不觉得过份幽默了。他装出一副民选领袖的模样子，好像他真的代表了十三亿人民似的。好像中国大陆是一个民主国家，就像美国或加拿大那样有资格谈论统独议题。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有权投票，大陆人民一定会首先投票让共产党下台，而决不会投票攻打台湾！因为让共产党下台对大家都有利，可以免除红色恐怖的威胁，而攻打台湾却会让自己的子弟送命。这笔帐，大陆的老百姓还是算得清楚的。


五、北京将对反分裂法进行补救？


美国国务卿孔多里沙.赖斯三月二十五日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谈到中共的反分裂法时说，中国了解到此法在国际社会造成负面反应，北京领导人也表示将会进行“补救”，至于怎么做？莱斯说，“我们等着看。”前不久结束北京访问的莱斯说，中国领导人告诉她，将会就最近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展开“补救做法”，北京表示反分裂国家法主要是为了内政理由而起草，不过他们也了解到，此法在国际社会有负面结果，“他们说了很多有关要如何试图降低台海紧张”，“我们等着看，这将会是好的下一步。”

赖斯主要是在阐述布希第二个任期的外交成就，将扩大全球民主，为了避免布希政府的难堪，所以强调中共的温驯。其实反分裂法从酝酿到出台一直伴随着胡锦涛急于巩固自己军政地位的脚步。胡锦涛希望通过欺侮台湾，来在中国大陆人民面前扮演一个“强势领导人”。中共政府并没有像赖斯说的那样知错能改、正在做善后工作、低调处理反分裂法的负面影响。否则他们就不会动员那些穷国、滥国来支援自己、进一步扩大反分裂法的国际影响了。


六、与其等它补救，不如自救


四月十日台湾中止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在台驻点资格。

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致电大陆的一些朋友，了解大陆内部的反应。他们一致认为，这一招很厉害，堪称“杀威棒”，有力回击了反分裂法。使中共有苦难言，连发动一场针对台湾的示威游行都无法运作。

我们认为，此举好就好在：有力宣示了台湾的主权和尊严、宣告了台湾朝野拒绝香港化的决心。在我们看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召开记者会，指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在台驻点记者，“刻意扭曲事实，丧失新闻客观专业立场”，是非常克制的、具有高度的外交素养。

我们认为，人民日报及新华社这两家“媒体”，不是“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其实根本就不是媒体，而是情报机构，它们派出的记者，大部分人的编制都在总参或是安全部。当年一个六四受到牵连的《光明日报》记者，她驻外的时候就是总参的特务，她的名字叫戴晴。因为她的名气后来弄得很大，这个事实就被公开了。现在，台湾全面检讨并暂时中止大陆中央级媒体到台湾驻点采访，真是太对了。因为这些特派员百分之百全是特务人员，是第五纵队，对台湾的危害太大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台湾记者就此“驱逐事件”采访两位当事人（中共“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驻台记者）时，其中中新社“记者”董会峰说了一句“大家都一样，将心比心”后，就灰溜溜地跑了。什么叫“大家都一样”？他这个共产党员显然和我们不一样。什么叫“将心比心”？共产党的心显然不同于人类的普遍良心。

我们不禁叹息：台湾人真是太好欺负了！连美国这么一个自由民主的典范，都要把共产党当作异类，外国人入境和入籍时，都需要一一填表登记，验明正身。台湾面对中共如此迫近的武力威胁，怎么可以让中共的第五纵队，在台湾自由往来，如入无人之境？！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二日）



【第六节 中共掀起反日运动意在维持对美亲善】


中共和日本的关系已经跌到几十年来最糟糕的地步。政治学界指出，原因是两国官方煽动民族情绪，来转移各自的国内危机、安抚各自的国内民众，结果唯有使得双方的历史和领土争执不断加剧。

中共政府允许几个大城市的民众发动反日大示威，抗议日本歪曲和篡改历史、否定二战罪行、淡化侵略历史，结果反日示威一度从北京蔓延到广州、深圳、上海，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却说，中日关系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责任不在中方。另一方面，日本外交部长町村信孝提出强烈抗议，要中共道歉与赔偿。

反日示威，发生在中日经济联系规模巨大的今天，不但说明中共并不以人民福祉为意，也说明日本对中共30年绥靖政策的失败，以“养虎为患”形容日本对中共的政策是再贴切不过了。 


一，中共的盘算


细察中共的目的，其实是“掀起反日运动意在维持对美亲善”。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日本首次在《防卫大纲》中把中共列为潜在威胁；不久前，日本又认为台湾问题是东亚一大隐忧，这激怒了一向认为台湾问题是内政的中共。

在这之前，人们常说，东亚只有两个危险地带，一个是台湾海峡，另一个是朝鲜半岛；现在，日本和中共也变成火源了。这对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局势，无形中倒发挥了缓和作用。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中日之间其实没有出现新的重大问题，现在引发争执的都是老问题。”他说：“不幸的是，中日领袖都要摆出强硬姿态，来处理两国问题，以讨好国内民众。”

中共和日本还频频要求对方，停止在主权存有争议的东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近日来，日本也努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据政治分析员的观察，中共会尝试阻止，不让日本得偿所愿。

最近几年，中日关系原本已经转冷，两国领袖没有互相访问。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肯停止到靖国神社参拜，中共也就不愿意邀请他到北京访问。过去几十年，当中日之间出现纠纷，一般上总是日本主动妥协；但是，近年来，日本似乎已改变这一态度。日本自民党现在必须同右倾政党竞争，所以，它也必须向右靠。日本国内经济问题也迫使小泉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比如，在一些日本人指责中共利用日本给予的发展援助金展开东海探油活动后，日本政府决定削减这类援助金，同时签发准证，让日本公司到同个海域探油。

亲共人士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新一代领袖也想让国内民众明白，新领导对日态度同江泽民时代不一样，新领导对待日本会比较强硬，不像上一任给人较为软弱的印象”，其实这是不对的，中共迅速镇压反日活动一事表明，中共根本不在乎民众的感受，中共所玩弄的仅仅是战略游戏。

德国汉堡亚洲学院博士科尔纳指出，中日不和的主因是亚太军事力量的变化，他主张亚太地区建立地区安全机制，以防情况进一步恶化。科尔纳指出，吴仪取消与小泉的会晤表明，中共方面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继续施压的一派，目前占了上风。

尽管表面上中日关系涉及日本历史教科书、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但深层次原因则是“军事战略上的力量抗衡”，中日双方也难以找到一个暂时解决的办法。日本如今已经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和先进的军事技术。而自从美国总统布什当政以来，华盛顿推动日本走向军事正常化的路线日益明确，同时，过去几年，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怖主义斗争中，日本军队朝着独立自主的方向迈出了大步，这让中共深感忧虑。中共还担心，有朝一日，这会牵涉到台海问题。为了牵制日本，摩擦归摩擦，中日贸易依旧在增长中。去年，中共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多少与中共对付台湾的策略有些相似。


二、中共反日活动起因考


考中共反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项：

首先，和平宪法使日本在主权层面上缺乏战争手段，与其冲突的结果坏不到哪儿去，不会惹火上身。

其次，虽然中共急需像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官方发展援助）那样的外资，但日本已经决定2008年对华ODA“毕业”，所以现在有所动作对ODA已无影响。

第三，中日经济互补不错，但一党专制之下不计经济后果是常有的事，日资企业不过是中共手中的“肉票”而已。

第四，中日建交三十年来，日本从不敢对中共暴政说个不字，更不用说支持中国大陆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运动了，中国大陆人民因此根本蔑视日本。专制恐怖是这个民族五十六年来挥之不去的恶梦，日本人任何语言、行动上对中共的支持都会引起中国人内心的厌恶和反感，同时，美国人任何对中国正义事业的声援和支持都得到中国人心中莫大的感激，我们从这一角度，就很容易理解“对日新思维”为何在学术界受到冷遇了。现在中共拿日本开刀，道德上风险很小。

第五，虽然日本在目前不批评中共，但其政界人士“该说就说”已显示出日本对中共颇不耐烦之意，而“修宪”、 “入常”一旦完成，日本挟“日美安保新条约”之威，对中共做到哪一步就很难说了，于此“入常”问题让中共进退两难之际，制造机会表达中共对日本“入常” 的反对，亦在情理之中。

第六，中日之间的历史和领土问题一直是双方争执的焦点，很容易挑起全国一致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一点上，我们大概已可体会出中共以往 “搁置领土争议”的妙处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近六十年的欺骗宣传和血腥斗争，人文教育的缺席，使得中国大陆社会中充斥着粗鄙的戾气，而且长期的恐怖压力下，双重人格和生命就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盲从和顺服就成了当今中国大陆的思想主流，这是狭隘民族主义得以滋生成长的丰厚土壤，并与中共的专制暴政形成了某种共生、互动的关系，在发生专制统治的逆转之前，这应该是我们认识中国问题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就中共面言，生存危机是一个如影随形的永恒过程，在当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操纵民族主义都会是中共享以摆脱危机的主要手段，而中日间的问题，恰恰就是中共急需的煽情剂，所以并不需要真正去解决它。为了避免雪崩式的政治危机，有必要利用和主张大陆民众的浮躁、盲从、顺服的心态和民族主义思潮，以历史和领土为借口，发动反日示威，转移面临的危机。而日本媒体一度把中共作为一个正常、负责的政权予以看待的立场，本身就是一厢情愿的，在此基础之上的评论，当然会与事实相去甚远，而呼吁中共理性处理日中关系，更是对牛弹琴。


三、中共军费刺激日本情绪


日本反对派人士首藤信彦表示自己是一个自由派。但是他说，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中共大规模增加军费、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北韩核危机以及日本持续的经济不景气，这些因素都使日本感到紧张。日本准备修改二战结束后美国要求它制定的和平宪法。另外，日本向伊拉克派遣了非作战队伍，并加强了与驻日美军的军事合作。美国对这些措施都持支持态度，因为希望日本帮助减轻美国在防卫日本方面的负担。首藤信彦表示：“这样的后果就是日本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极端的右翼、民族主义或者沙文主义的情绪。我对日本人民未来的走向感到担忧。”

日本在和中共，南北韩及俄罗斯的领土争端中也在采取越来越强硬的姿态。日本反对派领导人表示，他们希望在预计明年小泉纯一郎下台之后能够使日本的立场变得温和一些。但是日本保守派表示，他们将继续保有权力，因为他们代表日本的主流民意，那就是关注日本安全，并不再满足于日本的和平主义立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看来仍将坚持强硬的立场。这种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他仍然每年前往参拜靖国神社。

小泉纯一郎最近派出特使、高级保守派政治家山崎拓前往北京会见中共总理黄菊，以试图修复最近因几个中国大陆城市爆发反日抗议活动而陷入低潮的中日关系。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日本首相参拜纪念二战战死军人的靖国神社的问题。对于中共和其它亚洲国家而言，最令他们不满的是靖国神社供奉着战犯的牌位。山崎拓对中共方面表示，日本不准备修建一个新的，不带宗教色彩的二战纪念堂，也不会像有人建议的那样为战犯的牌位设立单独的神社。山崎拓在返回日本之际表示，中国对参拜靖国神社一事非常关注，小泉首相将对此进行考虑。东京的评论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小泉纯一郎将不会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小泉所在政党的一位资深议员表示，小泉纯一郎今年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将在时间上进行仔细安排，避开任何敏感的历史事件纪念日。这一努力并不会让中共满意。


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中共虽然利用反日活动，但也清楚民间反日活动中潜藏着反共动机。北京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群众聚集活动，五月四日上午就封闭了天安门广场，任何游客都不得进入。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加强戒备，在日本驻华使馆外设置路障，并加派人员巡逻。这种戒备森严的阵势让黄金周的轻松气氛荡然无存，煞透风景。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共的公安部门竟然在五一假期前，发出手机短信要求民众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集会。各大学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学生们理智爱国，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同时还公布多条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条例。看到中共如此大动干戈，为防止反日示威游行的发生而不遗余力，连中国大陆的顺民们都不禁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早在四月十七日前后，中国大陆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时，中共政府何在？如果中共当初就能够依法办事，制止暴徒冲击日本大使馆、砸抢日本料理店、毁坏日本在华企业的招牌甚至打伤日本人留学生，事情何至于此？又何需不择手段地压制示威游行再次发生？这不仅没有挽回中共政府的威严，反而给国际社会再留笑柄。 

日本各家电视台在五月四日傍晚的新闻中几乎都报导了中国没有发生发日示威游行的新闻。几乎都用同样的视点称“中国封锁了反日示威”。这不仅让人联想，既然如此，为什么日前发生示威的时候，中共政府却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呢？当初日本媒体一再谴责中共政府放任了示威群众的暴徒化，可中共政府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其强硬态度与“五四”前后判若两人。如此翻脸无常的政府怎能取信于人？中共从放任第一次示威的发生到遏制第二次示威的出现，让人感到其有利用民意与日本斗法的嫌疑。

在反日运动看来，尤其令人不齿的是，中共竟然同意赔偿日使领馆损失。还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修补与日本的关系”。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五月十日与日本外务省高级副大臣逢泽一郎会谈时作出以上的承诺。


五，龙永图的泄底


五月十八日中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配合“上海论坛”接受《大公报》与《洛杉机时报》专访时竟然宣称，“历史问题虽然是中日关系重要的部分，却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超过彼此之间的分歧。”而中国人“不能以对历史的态度来代替中国对日本的态度”。 

他举能源问题为例指出，中共和日本都看似在争夺石油资源，其实在石油问题上，中日的共同点现在比过去更多。过去日本是重要的石油进口国，现在中共也步入了同一行列。他说很多人认为既然两国都在进口石油，就必定争夺石油资源，实际上现在全球的石油资源还有供大于求的情况出现。中共和日本同时成为石油进口国之后，肯定引起人们对石油价格稳定、石油信道安全、石油生产地区政治稳定的关注。“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共同的利益，哪怕是在敏感的能源领域，都远远大于分歧。” 

他这些话都是相当语无伦次的，其目的无非想缓和日中关系。但双边关系不可能像中共想象的这么简单，可以收放自如。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副总理吴仪突然取消原定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会面，提早结束访日行程。这次事件早有先兆，中共外交部前晚未有按照常规再与日方联系，此举已引起了日方的猜疑，但日方当时仍然坚信，已安排好的高层会晤不会有变。

其背景据认为和以下事态相关：在吴仪访日前几天的即五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宣布决定与美国着手制定“共同作战计划”和“互相合作计划”。这一计划是今年二月双方就“共同战略目标”达成一致后的事务级磋商。这一计划针对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无疑刺激了中共敏感神经。五月十七日，日本政府披露有十八名日本居民的“本籍地”在钓鱼岛，有一百二十二名日本居民的“本籍地”属“冲之鸟岛”，这两个无人小岛是中日有争议的领土，在吴仪出访当天如此宣布，北京认为是精心策划的公然挑衅。

北京国务院新闻办一位官员说，吴仪在日本期间，五月十九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登上“冲之鸟岛”视察，言谈中蔑称中共为“支那”，宣称决定由东京都主办招商大会，开发岛上电力和渔业资源。这虽不是日本政府行为，而是右翼政界的恶劣动作，“但日本政府就不能对此有所表示吗？”


六、中共防范的其实是美国


吴仪临时取消与日本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的会面，日本认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但在中共内部强硬势力却引起一些叫好，也有中共媒体形容，这是“打狗（日本）给主人（美国）看。”小泉虽然挨了一记闷棍，不过，“狗的主人”却在接连出招，不会让自己的追随者吃亏。据伦敦金融时报报导，美国派出了三位重量级的非正式代表，向中共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至少一成，并松绑外汇政策。这三个信使包括：开启美中关系大门的前美国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花旗集团副资深副董事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罗德斯（Bill Rhodes），以及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罗（Brent Scowcroft）。美国财政部透过三位信使传达了强硬的态度：如果人民币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升值一成以上，将会受到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立法报复。到底人币升值问题或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哪个对中共是较迫切的问题？也许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人民币与参拜神社，都反映出中共与美日在东亚争霸的紧张关系。

以小泉长期的言行而言，很难说他是个强硬的右翼军国主义者，中共政府也不可能不想进行外汇制度改革，而美国也不会天真到以为人民币升值，她的贸易赤字问题就解决了。但在国际强权争霸氛围的相互激荡下，三方态度却越来越强硬。只是，美国贸易报复对中共立即的影响，远比吴仪“不礼貌”的抗议行为伤害大多了。胡锦涛在未来的半年之内挺得住这个严厉的考验吗？ 

美国的种种动向当然在中共首要考虑之中，美国总统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旗帜鲜明地把在全球实现自由民主，终结专制政治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无疑是包括中共在内的极权政权心中的梦魇，必须除去美国而后快，但是实力差距太大，而且历史上、现实中美国一直关注、支持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运动，从而占据着道德上的制高点，所以要炒作反美这个目标，不但借口难找，而且结果难以予料，极有可能凶多吉少。

如果说目前的中日关系还是“政冷经热”，那么事态继续发展已经在向“政冷经冷”的“双冷”方向发展。中日关系的急剧变化，使中共的“和平崛起”面临严峻的挑战。客观的说，中共的崛起不可能不伤害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利益，那么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格局，就不能不警惕在“日本对中共频频发难”的背后隐藏了一个美日连手挖掘的战略陷阱。

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重新取得了对于亚洲的主导权，但中共在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迅速扩张却阻碍了日本在亚洲的政治野心，威胁了日本在亚洲的领先地位。遏制中共的强烈愿望逐渐在日本流行起来。但是日本凭借目前的综合实力和外交资源，并无单独遏制中共的足够能力，恰逢美国早就视中共为潜在对手，遏制中共本来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但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反恐斗争。近年来，中共的崛起速度似有加快之势，增强了美国对华遏制的急迫感。在此背景下，美日便成了遏制中共的最佳搭挡。


七、中共反日运动的预后


让日本充当遏制中共的马前卒，不仅符合日本自身的地缘战略需要，更符合美国全球霸主的本意。有了美国作靠山，日本在遏制中共方面就有了依靠。而对美国而言，让日本充当遏制中共的“出头鸟”，即可减少与中共正面冲突的风险，还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牵制日本的作用。而美国的这一考虑其实也是中共的策略：迎击日本却不敢触动日本的后台老板美国。

美日实施对中共遏制，体现在军事、外交、经贸等各个方面，但遏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遏制别人，也伤及自己。因此，为使遏制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美日对中共实施的是一种“搅局与扰乱战略”，其具体内容就是在各个领域不断对中共制造麻烦，寻事挑衅，虚张声势，使中共永远绷紧政治神经，挑起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转移中共政权对经济建设的专注，使中共的资源配置重点由胡锦涛馋哈哈的“谋发展”转向应对外部威胁。从最近日本在一系列问题上向中共发难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日本的主要手法就是接连制造事端，挑起和刺激中国大陆民众的反日情绪，在中国大陆制造公共话题，以吸引中国大陆民众的注意力，增强中国大陆民众对外来威胁的危机感，使中共难以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逐步瓦解中共的投资环境，粉碎中共专注发展经济的政治意志，从而破坏中共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机遇”。

早在冷战期间，美国就曾通过制造这类战略陷阱，瓦解了苏联霸权。里根总统为了解除苏联的威胁，实现搞垮苏联的战略目标，推出了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以虚实两手强化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将苏联的主要资源吸引到军事领域，对苏联经济造成致命打击。事实证明，虽然“星球大战”计划并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但对苏联解体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星球大战”计划的推出，转移了苏联内外政策的视线，迫使苏联动用大量外交资源与美国展开国际较量，被拖入前所未有的军备竞赛。

总体上讲，美国当年的战略陷阱是成功的。如今，苏联已不复存在，美日便将目标转向最后一个独裁大国中共，日本对中共的遏制仅仅是一个开头。

中共目前若用当年对付越南的手段来对付日本，显然无法向美国邀功，而只能起到向美国示威的作用，以便转移美国的视线、缓和美国的压力。中共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中共企图逃避苏联灭亡的覆辙，拒绝与美国展开全面的恶性的军备竞赛。而掀起反日运动，正是其敲山震虎、力图维持对美亲善的最后法宝。如果这一招数也宣告失败，中共就只有对日让步，或是逐渐走向与美国的全面对抗。而那就意味着中共可能不得不步上前苏联的后尘。


（二〇〇五年五月三十日）



【第七节 中共走向反日立场有助于两岸关系缓和】


一，突然席卷中国大陆的反日风潮


二〇〇五年四月九日，上万人在北京海淀区示威，号召抵制日货。这是一九八九年以来最大规模示威，超过万名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焚烧日本国旗，抗议日本“否定二战罪行、淡化侵略历史”。下午以后，就有上千名示威者在日本使馆外聚集。当局出动武警在旁候命。有人朝使馆丢掷石块，不过没有造成伤亡。人群在傍晚六时以后才开始散去。北京政府出动了数百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和疏导交通”，却袖手旁观，让示威者在海淀公园再次集会，宣读反日声明。

四川成都示威群众砸烂店门玻璃的日资超市“伊藤洋华堂”，大批警员包围现场劝导示威者离开，一些年轻人却在现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久久不愿散去。中国大城市的反日示威活动，持续在深圳、广州、珠海、东莞、沈阳、上海、南宁、成都、长沙等城市蔓延。其中，深圳示威者超过三万人，广州超过两万人，上海则超过一万。沈阳示威者更向日本领事馆丢掷石头和泼红油，并与防暴警察发生推撞。

与深圳接壤的香港，也有五千到一万民众参加，从港岛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前往中环的特区政府总部请愿。另据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掌握的消息，厦门也有六千人参加示威，珠海和东莞有一千五百人，南宁也有几百人。尽管中共政府宣布它已下令参加北京反日示威的民众“保持冷静与理智”，并加强警力维持治安，但日本官员认为中国做得不够。日方指出，示威者抵达日本大使馆时，保安人员允许示威者抛石头。“他们让示威者抛石头，没有制止，没有逮捕任何人。” 


二，反日风潮的诡秘性


日本政府针对大规模反日游行，向中共政府提出了抗议。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反日示威好像每周都会发生。“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都不会接受这种暴力破坏行为，并对此强烈谴责”，日本外务省的声明说。 另一方面，日本外交部长町村信孝还召见了中共政府驻日大使王毅，对中国大陆群众破坏日本使馆和日本餐馆等一连串事件，向对方提出强烈抗议，要中国道歉与赔偿。王毅对町村信孝的反应说：“中国政府也不想看到过激的举动……会继续确保在华日本企业的安全。”但王毅避免向日方道歉。

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却说，中日关系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责任不在中方。他说，“日方必须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侵华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重大原则问题，多做有利于增进互信，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的事，而不是相反。”秦刚还表示，近日在北京发生针对日本的抗议示威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要求示威群众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有关部门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以确保日本驻华机构和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在示威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个别过激行为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正是在中共这种不痛不痒的变相鼓动下，在上海发生反日示威一天以后，中国最新一波的反日示威活动四月十七日又扩展到了深圳、沈阳、南宁等城市。中共官方媒体对先前的示威只字不提，只有新华社与中新社发布了多张游行的照片，中共政府通过秘不公布示威人数或其它详情，来明显纵容事态的发展，颇得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的祸乱心传。尽管活动是大学生们“自发组织”的，但显然之前已得到官方的默许。因为在活动开始以前，现场已部署好大批警察。当局甚至在日本大使馆外安排大型巴士将示威学生载返校园。目击者说，示威者主要是一些大学生，但也有中学生参加，此外数千名都是旁观者，警察则到处都是。


三，反日风潮被中共始乱终弃


情况一时之间好像对反日分子十分有力，中共似乎走上了民族主义的“康庄大道”。但其实反日分子的好景不长。很快，中共当局对待反日游行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之前的支持甚至操控到紧接下来的压制和逮捕。最明显的动作是上海《解放日报》于四月二十五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近期发生的反日示威是带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阴谋策划”。中共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不仅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吃惊和关注，也使得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中共的动机和目的究竟为何。

四月九日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湖南长沙、四川成都、河南洛阳、广西桂林、四川重庆；福建厦门、辽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接二连三的大规模反日游行，都是被北京政府挑起民众的爱国情绪、一手操控的“造假游行”。正如“美国之音”记者哈顿四月九日从北京报导的，“政治示威在中国是很罕见的。但是无论如何，没有带枪的警察星期六只静静地在一旁观看这场示威。” 美国之音报导“有些学生表示，他们的大学和学校鼓励他们参加示威。”而网络消息甚至明确指出，此前“深圳反日示威主体居然是便衣武警”。 日本产经新闻认为：对一般劳动者的示威不报导的新华社报导此次反日游行，强烈表明一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下发了报导许可，二是默许了示威游行。

那么，中共为何突然变脸指控反日示威为“阴谋策划”呢？

据《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的论据说，“大量事实证明，最近发生的非法游行，不是什么爱国举动，而是违法行为；不是什么群众自发的举动，而是有着幕后的图谋。”文章虽然声称“事实已经证明，在一些地方发生的非法游行示威，背后有着不良图谋和阴谋策划，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却无法提出任何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指控，显然是一种政治诬陷。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官方已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再容忍更多反日示威，并已关押了一些在示威中故意破坏公物的抗议者。上海官方称，近日已关押了四十二人。”

《解放日报》的文章还号召说：“中共党员要明确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肃性和严重性，自学地与违法行为划清界线，进行坚决的斗争。”文章还要求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坚决站在党和政府一边，支持和帮助人民的执法机关严究违法分子、严惩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利益。”把镇压自己煽动起来的反日活动，提高到了对敌斗争的高度。


四，中共各派对日政策出现对峙？ 


针对中共官方自相矛盾的论调，《纽约时报》四月二十八日发表文章分析了中共官方媒体为何突然变调指反日示威为“阴谋策划”。《纽约时报》认为，这暗示着至少部分中国领导成员，现在想把这场反日示威定性为一场企图破坏中共领导的阴谋。这篇评论或表明中共党内各派在对日政策上出现对峙状态。《纽约时报》指出，《解放日报》这篇措辞严厉但并未立即出现在其它主要官方日报的评论文章，只所以令人感到“震惊”，就是因为它与官方早前的描述群众自发表达对日本暴行愤怒的说法“自相矛盾”。 比如在四月十二日，在中国大陆部分城市爆发一系列反日示威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还在记者招待会重申说：“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北京市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近来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而自发举行的。” 

难怪北京一家官方报纸的高级编辑透露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是有意吓唬群众。然而怪罪《解放日报》和上海当局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早在上海《解放日报》于四月二十五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的前三天，四月二十二日，公安部就已经发出警告：“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并威胁“对借机打砸等行为将坚决依法查处”。

在中国大陆，反日示威活动已将中日关系推至三十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共公安部的这项警告明确显示中国共产政权决心结束这些示威活动。声明又说：“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发起组织游行示威的，也是违法行为。”互联网是召集这么多人群一起上街的主要因素，也是当局感到最难以控制的。 

北京当局之所以对反日游行又推又压，既想通过利用民众爱国情绪转移执政危机，又怕老百姓示威提出其它诉求，危及自己的统治。有分析人士认为，当今中共贪污腐败横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由于长期打压各种正教信仰团体导致社会道德崩溃，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中共没有能力控制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游行，反日游行可能成为国内民众发泄对中共不满的火山迸发口。


五，中日紧张，两岸缓和


在有关中共“变脸”行为的各种分析中，似乎都忽略了两岸关系的要素。

更少人意识到：中共与日本关系的紧张，有意无意与两岸关系的缓和同步进行。

我们只要看一个简单事实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四月二十五日）以后仅仅两天，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登陆大陆。

四月二十七日在南京，“谒中山陵”“参总统府”“观夫子庙”“游秦淮夜景”

二十八二十九日在北京，“胡连会：相隔六十年历史性握手”“贾庆林会见”“中台办会谈”“北京记者会：发布新闻公报”“北大演讲”“故宫题对联” “老舍茶馆看戏”

三十日、五月一日西安：“机场讲话”“母校感言”“参观兵马俑”“祭拜祖母”

五月一日上海：“机场讲话”“陈良宇会见”

据中共传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圆满完成八天七夜的访问，五月三日离沪返台。行前，连战表示，希望杨柳青时忆故人，还能和大家在一起。 

陈云林授权宣布：大陆同胞赠送台湾同胞大熊猫。同时宣布：将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游，十八种台水果免关税。胡锦涛就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主张。胡连会谈、五共识、汪道涵会见、王在希谈成果……连战更是发表了许多“感言”：来自人民内心的欢迎，比什么都宝贵；历史无法改变，未来却可掌握；北大：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和平奋斗救中国，中华民族要扬眉吐气；追随革命先行者脚步，共同努力图强；六十年实在太久，大陆的建设无法比喻；抵南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启程：愿推动两岸互惠互利共存共荣……

更进一步，追随连战访问大陆的宋楚瑜，更是在大陆反日运动完全彻底的平息之后登陆的的。

宋楚瑜与夫人启程到中国大陆前，中共《人民日报》网站就仔细刊登了宋楚瑜在大陆的访问安排。官方新华社指宋楚瑜可能在五月十日或十一日与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见面，但报道也说宋楚瑜在北京行程尚未最后敲定。 

五月五日，宋楚瑜一行从台北出发前往香港；在香港转机前往西安；晚上中共陕西省委举办晚宴款待亲民党大陆访问团。

五月六日，宋楚瑜一行到达黄陵县祭黄帝陵；同日登机前往南京；出南京机场简短谈话。

五月七日，宋楚瑜一行拜谒南京中山陵；中共江苏省委举办晚宴款待访问团；然后宋楚瑜一行登机从南京前往上海。

五月八日宋楚瑜一行拜访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参与台商座谈；并从上海登机前往长沙。

五月九日，宋楚瑜前往湘潭扫墓。

五月十日，宋楚瑜一行登机从长沙前往北京。

五月十一日，清华大学演讲。 

五月十二日，会见胡锦涛。

五月十三日，返回台北。

从上述的两次访问的日程安排看，显然与中国大陆的反日运动，在时间上有密切的巧合。至于其深层原因，也许只有操纵反日运动的中共当局心知肚明。但是从局外人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中共利用反日运动来为连宋的访问进行某种热身准备。转变中国大陆的“仇台”气氛为“仇日”气氛。


六，中共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有分析人士认为，胡锦涛政府狡猾地利用了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向日本施压，同时疏导了民间的反日情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弗莱德曼发表文章说，春季是世界各地学生抗议示威的季节，比如日本学生曾抗议美国把武器运到日本港口，美国学生抗议美国政府参与南非的种族隔离。中国的青年学生也不例外，他们现在也上街举行反日游行。弗莱德曼进一步指出：“ 中国学生示威的不正常的地方是，通常学生示威都是抗议自己政府行为不端的地方，比如他们应当抗议中国政府因为石油利益而去支持屠杀自己人民的苏丹政府。我怀疑中国学生是否了解中国支持这个全世界都在谴责的政府这件事，我也怀疑中国学生是否真正了解现今世界的结构，是否了解日本现状。我认为中国年轻人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政府的诱导，过去强烈反苏，现在激烈反日。” 

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看在采访了一名参加一周前北京示威的学生后发表报道说，警察把示威者围成一组一组的，让他们轮流抛石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发泄完愤怒了，够了”，就把他们用大轿车运回校园。这名学生对记者说：“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木偶。

学生的感觉是对的。在利用完了学生转移斗争大方向，把中共的主要敌人从前些年的台湾政府变成了现在的日本政府以后，中共政府立即把“犯规”的学生和市民投入监狱，甚至卑躬屈膝地“负责修缮受损的日本使馆”。

中共外交部官员通过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媒体证实，中方将修缮因四月反日示威受损的日本驻中国各地使馆设施，“谈判细节还在进行不能过多透露”。同时为保存颜面，中方不会因为反日示威向日方道歉。

这是一笔不小的赔偿。据日本官方统计，四月份在中国大陆各地爆发的反日示威中，日本使馆共有二十多块玻璃被砸，大使官邸通迅设施被破坏。日本驻上海总领馆内散落的石头和碎片至少有五千个、矿泉水瓶约五千个，另有两台计算机、四十一处玻璃窗被砸，建筑物外墙有一百六十九处被墨水瓶等杂物击中。尽管日本政府官员在积极修补日中双边关系，但是那些站在日中关系最前线的普通日本商人，已打算把资金转移到其它国家。

在上海一家日本船运公司担任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安田说，“日本中小型公司在中国扩大投资的时代就要结束”，在反日骚乱过后，“人们开始在俄罗斯等更远的外国市场查找新机会”。日本智库帝国数据银行随后公布的民调也显示，计划在中国投资的日本公司已有三分之一中止计划或重新考虑计划的可行性，其它已迅速改善基础设施的临近国家如越南，可能成为日本投资的新选择。

由此可见，中共走向反日立场虽然有助于两岸关系缓和，但是对于中共自身却可能是一场新的冒险的开始。中共即使能够善始，其能善终乎？


（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



【第八节 中国大陆退党风潮研究】


一、退党风潮是真是假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景田在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宣称“就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个主题，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中共“人民网”当天从北京发出报道，强调“前段时间境外个别网站发布了所谓数以千计的党员要求退党的消息，还刊登了一些人的退党声明。经过调查，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指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造的谣言。’据对其中一些所谓刊登声明、要求退党党员的情况进行了解，发现或者是查无此人，或者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一些早已定居国外的人编造的故事。谣言里包括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孟伟哉，孟伟哉听到后十分气愤，已向有关媒体声明自己并没有退党。李景田向记者公布了一组数字：2004年，全国申请入党的人数是1738万人，比2003年增加了135.7万人，增幅为8.5％。2004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41.8万名，比上一年增加18.3万名，增幅为8.2％。”

很明显，中共又在撒谎。因为海外网站上的退党数字本不是“数以千计”，而是超过了百万。难怪第二天主导退党活动的法轮功方面就组织了反击文章（田园：中组部出面辟谣说明什么，“看中国”2005年7月8日报道）。指出自从《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中国共产党”以来，截至七月七日为止，已经有超过二百八十万人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了三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并举出中共驻悉尼总领馆外交官陈用林出走并宣布退出中共、原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局警司郝凤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发表声明与中共决裂、已经出走加拿大4年的原中共沈阳市司法局长韩广生公开退党、一名中共派驻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职业学生向比利时政府投诚……等事例，说明“九评引起的退党大潮还在向纵深发展”。

李景田的发言颇有不寻常之处。据考证，这次记者会是中组部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响应关于退出中共的“敏感问题”。同广受谴责的中宣部一样，中组部也是一个中共党内的特务机构，所以找遍北京的街道找不到“中组部”的招牌，查遍北京的114台查不到中组部的电话号码，网上搜索“中组部”网站也不会返回任何结果。这样一个特殊机构从幕后走到台前来发布新闻就足以说明，中共已经认识到退党事件造成的危机不容忽视，不得不使出其惯用的撒谎伎俩来圆谎。

要研究“中国大陆退党风潮”，不能听中共一面之词，也不能听法轮功一面之词，而需要中立客观的第三方视角，这样才能求得真相。要研究“中国大陆退党风潮”，不能不从“原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孟伟哉宣布退出中共”这一新闻事件说起，这倒不是因为孟伟哉退出中共事件是双方的角力重点，而且因为这一事件确实充满了疑窦和戏剧性，不仅是新闻事件，还是最早和最为经典的退党案例。


二、真假孟伟哉退党事件及其互驳


去年十二月七日，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出现了“孟伟哉宣布退出中共”（博讯2004年12月07日）的声明。孟伟哉宣告：

我是山西省洪洞县人，一个著名作家和画家。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国家新闻出版署专员。读过《九评共产党》，有些话要说。

1980 年初，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编辑室副主任，读到《四•五论坛》上面的文章，介绍遇罗克事迹，并附有其妹遇罗锦文章。文章中留有电话。我拨通号码，接电话的人正是遇罗锦。我约她写作，遇罗锦答应。这就是《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童话的开始。《当代》刊发时，我起草了编者按，其中写道：“当今年初我们同作者商讨写作计划时，作者把有关遇罗克的内容叫做《一个冬天的童话》，而把她这一部分叫做《又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这个题目的来历。”由于《当代》只刊登了遇罗锦部分，秦兆阳将标题中的“又”删去，编者按中的文字也相应做了修改。

那时我是同情民主运动的。可惜后来我为了做官和应酬，不惜谄媚上级，一起灯红酒绿，出入按摩院，甚至抛弃自己的妻子，也可以说是作恶多端了。结果我染上了恶疾，生命受到威胁，在百般无奈下，我偷偷练习法轮大法，果然产生了奇迹。我虽然是一个老革命，但自从参加法轮功强身健体以后，就不断遇到麻烦。

我必须在共产党和自己的生命之中做一个选择。现在我为了自己，宣布退出中共，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

我以七十岁的经验 、五十岁的党龄号召大家：退出共产党！ 

欢迎和我联系：mengweizai@yahoo.com 

孟伟哉的这一声明受到海外法轮功人士的热烈欢迎。


三、两个三天，两次转折


然而，仅仅三天以后，事态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2月10日新华网发表消息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致函新华网，授权刊发中国文联原党组副书记孟伟哉同志的严正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12月8日夜间，我获悉一家中国境外网站说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十分吃惊。为此，我严正声明如下： 

1、我于1953年4月在朝鲜战场第一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来，忠诚坚定，从无悔意，“退党”之说，纯属造谣诬蔑，毫无根据。 

2、我的父亲孟守义是一位革命烈士，共产党员，牺牲于抗日战争。我在朝鲜战场负伤致残。对我父亲和我曾经从事的战斗经历，我感到无尚光荣。 

3、我自幼受中国共产党教育，是在党的培养下，在军队和革命战争以及和平年代的工作中，上了大学，并成为一名作家，我不会忘记党的培养和教育。 

4、我离休几年来，仍未停止文学创作和绘画，仍在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担任会长，为我们国家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5、我至今交着党费，在党的基层组织里过着党员生活。 因此，所有关于“退党”之言，全系彻头彻尾的恶意造谣，毫无根据。 

我，孟伟哉，过去是共产党员，现在是共产党员，至死都将是共产党员，永远不会背叛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孟伟哉 

2004年12月9日

……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又是“仅仅三天以后”，事态就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2月12日，总部在美国的法轮功新闻网“大纪元”又发出了署名孟伟哉的最新声明，严辞批评新华网的孟伟哉声明是伪造的。大纪元的孟伟哉声明说，他对冒名顶替感到愤怒。大纪元的孟伟哉声明质问说，文联和新华网发表我的《授权声明》时，为甚么对“我参加法轮功、阅读《九评共产党》的事情，只字不提？”大纪元的孟伟哉声明说：“文联和新华网根据我的档案材料编造我的声明，但你们能够出示我的亲笔签名的声明原件吗？”（其实亲笔签名的声明原件在网上已有，不过没有向一个正式的国际法庭提交。）声明最后说：“我，孟伟哉，过去是共产党员，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将来至死都不会再是一个共产党员，更不会到阴间去拜见祸害人类的卡尔．马克思！” 

其全文如下：

如果有人冒名顶替我去干坏事，我的反应不是“吃惊”，而是愤怒。

现在当我知道中国文联党组和新华网，竟然不惜联合盗用我的名义发表所谓“中国共产党党员孟伟哉严正声明”，以欺骗海内外舆论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愤怒，而不是吃惊：这样的事，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的了。 

但是我依然很想知道，文联党组和新华网的衮衮诸公，在编造我的“授权声明”的时候，为什么对我参加法轮功、阅读《九评共产党》一事只字不提？既然我参与法轮功练习的“错误”已经得到了“赦免”，为什么有关部门在各种问题上还要对我继续进行“无微不至”的刁难呢？ 

公平的说，恶意造谣的，不是我的退党声明，而是文联党组和新华网联合盗用我的名义编造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孟伟哉严正声明”。请问，你们可以根据我的档案材料编造我的声明，但是你们能够出示我的亲笔签名的声明原件吗？ 

为了消除这个假声明的恶劣影响，为了在我的垂暮之年维持最后的尊严，我不得不再度出来，抵制所有的威胁，在此宣告： 

我，孟伟哉，过去是共产党员，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将来至死都不会再是一个共产党员，更不会到阴间去拜见祸害人类的卡尔.马克思！ 

孟伟哉 

2004年12月12日


四、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这样针锋相对的笔墨官司真是天下奇闻，自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密切注视。“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从香港发出报导，认为围绕北京作家孟伟哉是否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互联网上出现了孟伟哉的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声明。新华网说，应该以新华网的声明为准，但是，其它一些中国人认为，孟伟哉退党声明，似乎可信性要更大一些。记者海涛甚至直接给海外孟伟哉公布的电子信箱（mengweizai@yahoo.com）写信，寻求答案，但是这个孟伟哉却没有回音。记者海涛于是给新华网负责人周锡生打电话，周锡生认为，如果没有孟伟哉的亲自出面核实，最好还是以新华网的声明为准：

周：孟伟哉？你见到孟伟哉了？ 

记者：没有。 

周：那么，你的消息从哪来的呢？ 

记者：海外网站上刊登的。 

周：海外网站！我们网站既然已经（把孟伟哉声明）全文发布了，你要看哪个网站？孟伟哉本人没给你说这个话，那怎么是你看到的这个消息呢？你说是不是？ 

记者：海外网站上，今天又发了一个“孟伟哉”的声明…… 

周：海外网站，不是新华网，也不是孟伟哉登的。我们要说的，已经都在新华网上说了。 

对此错综复杂的场面，中国大陆的活动分子是如此看待的：

1、张祖桦：真假难辨

北京的中国宪政学者张祖桦说，他看到了有关的声明，很难分辨谁真谁假。张祖桦说：“我估计第二个声明，有可能是官方所为，主要是怕引起连锁反应。 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只是第一个声明，第二个声明出来后，我们就感到真假莫辩了。” 

2、浦志强：若信甚么功，此举很可能

北京律师浦志强说，如果孟伟哉真是信了甚么“功”，那么他很可能做出这些举动。浦志强说：“按说他这个年纪，要信了甚么功，还真没准要退。很多人，都是高级干部，信了之后，就一往无前了。” 

3、孙文广：新华网怕连锁反应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认为，新华网刊登出的“孟伟哉声明”，是害怕这种退党行动引起连锁反应。孙文广说：“因为在共产党内，这种信仰危机，已经是很明显了。很多人，长年不交党费，也不参加党的活动。在六四时，我们山东大学也有党员宣布退党，贴出大字报，然后，‘组织’做工作，说不要退啊，然后，就不退了，尽量避免引起连锁反应。”

另外，海外民运组织“中国和平”的动向也值得注意。

《大纪元》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后，海外民运组织“中国和平”于十二月三日发出倡议书“呼吁广大中共党员退党”，许多中共党员纷纷在大纪元新闻网开设的“退党网站”以及其它网站和论坛上刊登公开退党声明。仅仅过了四天，就发生了孟伟哉公开退党事件。然后，再经“中国和平组织 ”与孟伟哉本人核实，说是孟先生公开声明退党确有其事，并因此正受到当局的压力。十二月八日，法轮功属下的“中国和平组织主席唐柏桥”（联系电话：212-244-2722），公开表示，他与孟伟哉有过联系，证明其退党是真的。

事实上孟伟哉退党声明发表后，许多记者向他提出了采访要求，他却只在十二月八日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孟伟哉最后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两天前我委托友人在论坛等处发布文告，正式宣布退出中共。两天来我收到许多热情的读者来信，大部分鼓励、赞同，少部分怀疑、辱骂。有许多记者朋友提出了采访的要求。对此我表示万分感谢。”孟伟哉先生的退党声明已受到国家安全机构的警告，他在声明的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和决心，“但是目前的形势发展已经使我碍难从命：国家安全机构已经在大家之前预先‘采访’了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保持沉默。因为我毕竟已经是七十老人了。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都不是我愿意面对的‘考验’。再见了，共产主义的神话。” 


五、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如果说上述情况已经离奇万分，下面还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又过了两天，2004年12月14日，大陆作家傅国涌在海外网站上发表署名报道《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捕原因解密——因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一事确属事实”》。全文如下：

根据我们了解的最新内幕情况，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余杰、张祖桦12月13日突然在北京被捕，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实属事实”。这一点甚至连三位当事人自己也不明白，中共为什么突然会抽风一样地“文明执政”。

大家知道，海外组织“公民议政”（《中国人权》资助）的负责人唐柏桥先生曾经宣布：他和孟伟哉先生本人核实过，孟伟哉的退党行为确实属实。而根据我透过海外朋友了解到的内幕，唐柏桥和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认识孟伟哉先生和孟伟哉周围的朋友，那么，唐柏桥先生是从哪里得以核实孟伟哉退党这条引起轩然大波的“重大国际密闻”的呢？显然，是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这几位和《中国人权》过从甚密的朋友幕后提供的。而唐柏桥本人，现在连孟伟哉的电话和住址都搞不明白，他一个湖南人，连北京的路都不认识，又去哪里“核实”孟伟哉退党事件呢？

作为消息灵通人士，我可以负责任说：我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根据我的消息：孟伟哉先生退出中国共产党一事，不仅绝对可靠，而且已经牵连了这么多人被捕，尤其可见其已经让中共领导人吓破了胆。《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真是影响深远！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现在通过中共自己的逮捕行动，表示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已经破晓了，那是否就是“新唐人时代”的开始呢？

傅国涌是一个多产作家，但是经常口不择言，这次又不知为了什么，五天之后到12月19日又在《大纪元》上发表文章“辟谣”说“紧急声明：我没有写过这样的文字”，全文如下：

昨天有记者来电称，海外中文论坛上有人转引我的评论说“刘晓波、余杰等此次事件是因为证实了孟伟哉退党”，问我是否属实。我当即回答自己从未写过这样的评论，一定是有人弄错了，或者是捏造的。当时我还没有看到此文，直到今天才读到一位朋友从网上转来的原文，深感震惊。此文题为《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证实孟伟哉退党》，出现在海外中文网络《万维论坛》上，署名“傅国涌”。首先，我孤陋寡闻，还是第一次听说《万维论坛》，更不用说给它投稿。其次，从文章内容来看，“根据我们了解的最新内幕情况”，“作为消息灵通人士，我可以负责任说：我的消息来源具有绝对可靠”这样的口吻与我的文风相距何止万里，我写的评论从无“最新内幕情况”透露，所依据的都是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和正式网络新闻，我与此文中涉及的刘晓波等三先生都疏于交往，其中张先生更是从无联系，用余杰的话说就是：“我们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此次他们三人出事，我大为震惊，并为他们的遭遇和这个老大民族的命运感到忧虑，但对其中内情并无所知，所有消息都来自公开的报道，又哪里会有刘、余、张“证实孟伟哉退党”这样的“最新内幕情况”可以提供！况且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消息灵通人士”，更没有任何“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顺便说一句，“我的消息来源具有绝对可靠”这样的病句也是我写不出来的。

我一向信奉“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只要是我写下的文章，我会为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负责，但对于不是我写的文字，我既不愿担负任何责任，也无意占有不应属于我的任何荣誉。在这个复杂诡谲的时代，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独立思想、独立写作，与这块苦难深重的大地同呼吸、共命运，我鄙视所有见不得阳光的行为。

我相信，平时留意我文章的读者读过此文就不难辨识，这样的文章是我所写不出来的。我希望此文的真正作者能够站出来，不要张冠李戴，将自己的文章署上别人的姓名，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所有读者的不负责，而且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名誉。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去臆测此事，我不想说这一定是别有用心者所为（或者真的是有人把作者弄错了）。敬请海内外的读者朋友明鉴。

这位“傅国涌”的怪诞举止不仅如此，又过了仅仅一天到12月20日，他就又写出了《傅国涌给女友的私人信件：我不得不写出这样的文字》，来为自己开脱，全文如下：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可能奇怪，作为《大纪元》、《新生报》、《北京之春》等自由报刊的专栏作家，我何以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一会儿报道“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证实孟伟哉退党”（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捕原因解密——因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一事确属事实”），一会儿又在《大纪元》上发表《傅国涌紧急声明：我没有写过这样的文字》，予以否认。

我并不是这样一个寡廉鲜耻的人。我也不是仅仅因为我不想失去作为专栏作家的优厚报酬而随便改变立场和观点的御用文人、卖身文人。

事实上，我只是想证明：孟伟哉先生确实退出了罪恶的泥潭中国共产党。同时我也想营救一下我虽然并不敬重却颇有几分怜悯的老人作家刘晓波、多产作家余杰和前任共青团干部张祖桦——让大家知道他们只不过向海外证实了孟伟哉退党的真相，并非什么“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和“危害国家安全”！

出于这一良好的愿望，我还把“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证实孟伟哉退党”（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捕原因解密——因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一事确属事实”）一文，发送给孟伟哉先生，希望声援他，并引起他的关注，营救为了他而被捕的作家刘晓波、余杰、张祖桦。同时我请求孟老：把“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证实孟伟哉退党”（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捕原因解密——因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一事确属事实”）一文，传送给更多的人知道，并给我一个简短的答复。孟老很快就给我回信了。没有多说任何话。只有三个字：“没问题！”这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不知道孟老向多少人散发了我的文章，但我相信，一定不少，否则我的文章怎么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并不是我想出名都想疯了，也不是我过分在意专栏作家的丰厚报酬。而是因为我尊重事实：我确实能够证明：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捕的原因，就是因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一事”！当然我的消息来源并不是他们三人，而是我在北京的其它友人，严格的说就是中国政府里面执行逮捕政策的那些人们。由于某种历史的误会，我“结识”了他们其中的某些人。但我现在对这样的结识十分后悔、厌恶，并决定立即结束这种令人作呕的关系。

当然事情过后，我有些担心：我的好意可能会给别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根据《大纪元》的要求写下了我的第二篇文章《傅国涌紧急声明：我没有写过这样的文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等于说我放弃了第一篇文章里的下列信念：

作为消息灵通人士，我可以负责任说：我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根据我的消息：孟伟哉先生退出中国共产党一事，不仅绝对可靠，而且已经牵连了这么多人被捕，尤其可见其已经让中共领导人吓破了胆。《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真是影响深远！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现在中共通过自己的逮捕行动，表示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已经破晓了，那是否就是“新唐人时代”的开始呢？

既然这是我的任何荣誉，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直截了当地说吧，中共邪教政权依靠无耻暴力镇压大法，绝没有好下场！我一向信奉“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只要是我写下的文章，我会为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负责！在这个暴力专政的时代，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期待第二次解放，我愿意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去迎接胜利！希望你将来为我作证，我并没有撒谎，我是不得不写出这样的文字。

傅国涌2004年12月20日

（以上见http://bbs.omnitalk.org/politics/messages/52090.html）


六、不是结论的结论


孟伟哉退党事件前前后后如此扑朔迷离，使得不在其中“操作”的人们，很难断言其内幕究竟如何。但是有一点却大致不错：孟伟哉退党事件是中国大陆退党风潮的典型案例，值得研究；而且其研究结论很可能与整个退党运动的缩影相似。孟伟哉退党事件在整个“中国大陆退党风潮研究”这一课题中的重要性在于：随后不久，世界各地的“百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民主自由大游行”运动，就陆续展开，且方兴未艾。

而从上述情况综合看来，中国大陆退党风潮里各方角力的迹象十分明显。这可能因为牵涉其中的诉求是如此迫切，因而充满了“非常规运作”的痕迹，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九节 从朱成虎讲话看中共的战略意图】


一、放言核战的朱成虎


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七月间在北京昌平的国防大学防务学院会见常驻香港的外国记者时，以流利的英文十分正式地表示，他相信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修正“不首先动用核武”政策的内部压力，藉以向外界表明，中国为了捍卫台湾的主权，不惜动用最具威力的武器。朱成虎强调，战争的逻辑就是，“弱势一方需要尽最大努力来击败强势敌手”，“我们没有能力与美国进行一场传统战”，“我们赢不了这种战争”。朱成虎还说，如果美国用飞弹和导向武器攻击中国领土的目标，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反击。中国准备牺牲西安以东城市，而美国也必须做好被中国摧毁一两百个城市的准备。他知道自己的这些言论肯定会被报导出去。

据有关资料，朱成虎过去对美言论一向强硬。 二〇〇〇年二月，时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的朱成虎，在解放军报网站发表题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的基石”的文章，说在台海问题上，如果美国实质性介入，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考虑可能承受的巨大压力和可能付出的高昂代价：“中国不是伊拉克，中国不是南联盟（前南斯拉夫），中国是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一方面她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另一方面她还是一个拥有一定战略还击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兵戎相见恐非明智之举，美国的决策者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这位朱成虎乃中共军队创始人朱德之孙子。资料显示，朱成虎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生于安徽省当涂县，一九六九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研究生班、军事学院参谋班。历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外训系主任。中国国防大学于一九八五年成立，位于北京西北郊，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主要任务是培养陆、海、空三军高级指挥员，高级参谋人员和高级理论研究人员，同时研究战略和国防现代化问题。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的前身是国防大学外训系，至今共为一百多个国家培训了数千名高级军官或政府官员。去年八月，中国国防大学成立防务学院，取代了外训系。 目前，解放军共有二十多所院校和培训机构担负对外培训任务，而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则是对外培训的最高学府，旨在通过培训外国高级军官和文职官员，促进中外军事以及安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一九八八年，他曾在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进行了半年的客座研究。一九九四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行一年研究。到过二十多个国家进行过“学术交流”如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长期以来，朱成虎的教学和研究重点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防务和亚太安全问题。他在中国和海外发表了两百余篇论文，主要著作有：《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和趋势》、《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关系》、《当代美国军事》等。而在香港组织外国记者参加这次会谈的则是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执行长袁金浩。朱成虎讲话时他一直在场。袁金浩对记者说，朱成虎讲话前开宗明义说明，他所讲的只是“个人观点”。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专家的英文讲座”中，讲课者当中也有朱成虎，他一身戎装，英文流利，两三个小时侃侃而谈，显示了他对中外军事现状和历史以及对英文的掌握程度。他主讲的题目是：“中国国防政策(CHINA DEFENSE POLICY)”。他主要讲了几个方面：中国国防政策的主要内容；制订国防政策的依据以及国防政策特点。谈到中国国防政策的特点，他主要谈到了其“防御性”和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防政策“深受中国军事传统和军事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他不大可能仅仅代表自己发言。 


二、解决台湾问题不靠实力，而靠决心


简单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朱成虎对美张牙舞爪，可能意在恐吓台湾。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接受中共《环球时报》记者崔杰通等人的采访时，朱成虎对世界格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和经济全球化等问题作了回答。强调“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他还叫嚣说：“台湾问题对中国牵制太大，影响到中国与其它大国的关系。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崛起无从谈起。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用于军备的开支就不能减少，经济上要做出牺牲。据我个人估计，中国因台湾问题每年直接或间接要花费一千至一千五百亿元。从外交上讲，只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它国家甚至一些小国都可以对中国打台湾牌。总的来说，我是个主战派，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持悲观态度。经济上和外部环境都不具备和平统一的条件。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实力问题，而是决心问题，当然决心要受多方面因素的牵制，如要保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美国介入等因素。虽然美国54%的人反对介入，但美国介入不可避免，关键是美国以何种方式介入。美国如果介入肯定是局部的，其介入方式很多，如为台湾提供武器装备、提供情报资源等，其介入程度是逐步升级的。如果美国介入，日本的动向值得关注。根据日美同盟条约，日本依据条约势必也要介入，但日本到时真的会依条约行事令人怀疑。在我看来，日本肯定会以自身利益为中心，中国让日本保持中立是可能的。中国的实力越强，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或程度就越小。中国很多人反对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认为武力解决成本高，而且不一定能很快解决，就是没有想到战争可能会打得很漂亮。因为首先从力量对比来看，无论是空对空还是海对海的具体比，还是空间上的纵向对比（如台湾三万多平方公里，只有一万平方公里地方可以排兵布阵，在地理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都不足以跟大陆对抗。其次，台湾人心向外，几乎每人都有他国护照，其战斗力值得怀疑。再次，反共、反台独教育在台湾素有传统，一旦打起来，军方是否会支持一个台独的政府令人怀疑。”

在谈到NMD和TMD问题时，朱成虎认为这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美国是想以此来独霸世界和捆绑一些盟国，而且以此来带动美国高科技发展维持自身经济持续发展。在被问到未来几十年内是否会发生大规模战争时，朱教授认为像海湾战争那样规模的战争在未来不大可能出现，因为那样的战争成本太高，而通过经济竞争完全有可能达到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 

同样一个朱成虎，在二月间还认为“像海湾战争那样规模的战争在未来不大可能出现，因为那样的战争成本太高，而通过经济竞争完全有可能达到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何以到了七月间突然兽性大发，竟然叫嚣要打核大战？两种态度之中必然有一种是诈。而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解决台湾问题不靠实力，而靠决心”，是通过不惜对美一战的姿态，来恐吓台湾屈服。


三、北京拒不否认朱成虎之说


事件发生后，朱成虎的谈话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并受到强烈批评。美国国务院表示，这种言论是“高度不负责任的”。美国一位国会议员则表示，这种言论是“赤裸裸的威胁”，是“登峰造极的愚蠢”。那么，在这种巨大压力下，中共方面的反应如何呢？

很能说明问题的，第一，朱成虎仅仅表示他的恐吓即如果美国在台湾海峡冲突时攻击中国、中国将使用核武器毁灭美国几百个城市的说法，是被某些外电“断章取义”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二，北京仍然拒绝澄清朱成虎是否代表官方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仅仅说，朱成虎将军的话只是个人观点，但是，拒绝澄清朱成虎将军的话是否同时也代表中共政府的立场。中共国防部则不愿发表评论，只说朱成虎发表谈话的场合是由外交部所主办的活动。两个部门故意捉迷藏，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这正是北京所寻求的心战效果。故意让人猜测，中共是否已经修改了一九六四年以来有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承诺。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三，中共媒体丝毫没有报导朱成虎谈话的轩然大波。同样对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大陆的新闻媒介也丝毫没有报导。仅仅在北京政府出资的香港大公报上，才迟迟发表了一条简讯说：大公报记者星期六联系了朱成虎本人，朱表示，他的讲话是有前提的，外电某些解读是“断章取义”，至于怎样算是“断章取义”，大公报的报导说朱“没有做进一步解释”。 

中共宣称，中国大陆和台湾一定要统一，并且反复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台湾独立。而美国布什行政当局则一再表示，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武力攻占台湾的任何企图。中美两造地军方都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双方的军方内部也都对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美国军方在二〇〇二年年初对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份秘密报告，谈到了在台海冲突中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规划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美中双方政府或军方还没有人像朱成虎将军这样，公开以如此明确的措辞讲述使用核武器的杀伤和毁灭范围。

在中共官方新闻媒介对朱成虎谈话风波保持沉默之际，中国大陆的网民通过其它渠道得知了有关消息，一些网民通过《人民日报》的网站发表了各种评论。有的网民表示，朱成虎的谈话表现了“中国军人应有的气魄”；但有的网民则哀叹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中共政府划入战争牺牲者的行列。针对朱成虎将军有关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的说法，网民们讽刺说，“看来在西安以西的房子将来有升值的潜力，老夫准备先下手为强”。 


四、各方舆论对朱成虎谈话的反响


1、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中国核战略问题上发表类似见解的还有中国军事科学院教授、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罗援大校。另外，中国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1995年曾经对当时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表示，美国人“关心洛杉矶，胜过关心台北”。华盛顿邮报认为，朱成虎谈话引起的反弹使中国威胁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在北京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当局对解放军并没有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上，说了算的看来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管这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什么代价。

2、金融时报报道，朱成虎的谈话所反映的中国军方鹰派在核战略上的立场，让华盛顿的鹰派抓住了中国好战的证据，敦促布什政府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限制。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准备通过一项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27.5%关税的议案，而且国会呼吁布什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不要批准中海油收购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预计，五角大楼下星期发表的中国军力情况报告将比往常更具批评性。金融时报还认为，美中两国如果在战略问题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承诺，并公开表示双方愿意进行紧密接触，他们的政策将为双方的鹰派所左右。 

3、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专家谭慎格指出，过去人们认为台湾光靠防御性武器就能应付海峡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但朱成虎发表这番谈话改变了人们这种看法。谭慎格说：“朱成虎少将发表这样的看法，将可能使美国不仅必须认真考虑向台湾大量转移武器，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们还必须做好在敌对势态发生时、在战略上做出迅速核反应的准备。因此，朱成虎少将的谈话使台湾海峡的形势更加不稳定。”谭慎格还认为朱的谈话是心理战。他同媒体发表这些谈话，显然得到了中国军方的认可，是在搞心理战，他的威胁可能比当年熊光楷发出的威胁更大：“毫无疑问，这将影响美中关系。而且美中关系现在就已经受到了影响。自从罗斯福总统政府那时候起，美国历来就措辞温和，但手中握有大棒。中国人却嘴上强硬，手中握的是一个小棒。” 谭慎格说：“6个月前，鲍威尔国务卿曾经说，当时的美中关系是历史上好的时期，但是美国政府决不会再讲这样的话了。”

4、香港的军事观察评论员郭坚说，朱成虎少将在中国军队是一个鹰派，这不是他第一次谈论中国的核战略。他说，中国搞核武库，目的是具备威摄力。因此，朱成虎无论是作为一名少将军人，还是作为一名教授学者，完全可以发表他个人的看法。郭坚说，中国军队的核战略问题上，朱成虎少将的看法代表了军方的意见，至少是军队鹰派的意见。郭坚说，西方自由世界允许不同声音的表达，他们也应当要习惯中国军方人员表达不同的声音：“中国的官方表态说，这是个人观点。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中国官方并没有说，他胡说八道，也没有说他说得不对，也没有说他没有这么说，没有否认。而是说，这是他个人的观点。这是中国慢慢要和国际接轨，允许不同声音存在。这是一个正规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是好事。”郭坚还认为：朱的谈话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总体政策：“话是硬话，但人不是硬人，第一少将，官不大，再说他是学者，不是带兵的。身份是不大不小，也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试探，也可以不是。所以不会上升到两国的国策的层次。所以这算一个小插曲吧，不会影响中美整个关系。”

5、但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却持不同观点：“这当然是代表了军方的说法。但是，军方一位重要人物在国际媒体发表这样的言论当然也代表了中国领导层的说法。它反映出中国的核武器战略仍然停留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美苏之间相互威胁这样的层次。中国从一个比较弱的国际实力出发，一定要保证使用核武器的决心，来提升它的威慑战略的可靠性，可信性。我相信这就是这位将军言论的主要目的。这位朱将军选择在国际媒体发表这样的言论，事实上也是期望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表示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表示中国将不惜代价，达到统一的目的，起码要不惜代价阻止台湾走向独立之路。它也希望以这种强硬的立场促使美国多对陈水扁政府施加压力。” “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层愿意邀请美国对台湾施压，让陈水扁政府不要朝台独之路走得太急。这种做法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中国政府总是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五、我们的结论


过去十年，中国军备支出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去年达到二百四十五亿美元。但军事分析家们共同认为，尽管如此中共也远远没有能力与美国打一场常规战争。中共现有洲际导弹仅仅二十枚左右。而在反弹道导弹方面，中共尚不具备足够的财力，因此，北京目前主要将重点放在发展潜射导弹，多弹头导弹，增加洲际导弹数量上，力争在数年内将洲际导弹的数量增至百枚。面对这样疯狂的军力增长，美国不可能听之任之的。 

在我们看来，朱成虎的言论自然会在美国引起负面影响。它表明中国将美国视为敌人，将美国作为核武器的重要目标，发展核武器也是为了加强对美国的威慑力。朱成虎的谈话正值中美关系的敏感时刻。据美国国防部的消息来源指出，即将出炉的中国军力报告，其内容将比以往强硬。据了解，报告将首度列出五种令美国忧心的情境，这些情境将是未来几年中国对美国形成的重大挑战。这份报告中其它的细节还包括中国军事演习的新数据，以及熊光楷的威胁言论，并且还会有图表和地图显示中国飞弹和武器的射程。

其实中共并不了解，不论中共如何恐吓，也无法动摇美国暂时介入台海问题的决心，冷战时代苏联发展出那么庞大的核武库，也丝毫没有动摇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常规手段介入区域冲突的决心。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十节 亚洲与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可能走向】


一、军人进入中国大陆政治前台


中共空军副政委刘亚洲最近发表了许多议政的言论。早在今年四月，刘亚洲和军队里的另外一些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这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中国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上，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为何对我猖狂？》

为什么以刘亚洲为代表的一批军人敢于发表与官方主流声音不同的政治见解？他们为何质疑大陆的政治制度？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景观：大陆政界的官员不议政，军官却扮演起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角色，中国大陆的现实何以如此？ 

政界的官员对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不积极？我们必须看到，刘亚洲和朱成虎一样，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官。

刘亚洲，已故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空军副政委、中将、作家，中共太子党在军内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一个时期以来相当活跃，到处发表演说，倡导政治改革，甚至在对日关系的敏感外交问题上，联合少壮派军人通过互联网发表鼓动民间立场的激进言论……刘亚洲的言论和他发表言论的方式，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有的大陆作家将其比作当代林立果（林彪之子），呼吁各界警惕“军人干政”，不是无的放矢。

眼下的中国大陆，其实采行的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政体，用很多现代文明概念装饰起来的一个古老集权专制政权，诚如大陆知识分子自己批评分析的那样，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国中距离军国主义最近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实行准军事体制的法西斯政权，又是一个现代“开放”社会。在中共现有的体制中，军人和文人有时无法正常区分：只要政治需要，军人可以脱下军装变成文人，反之也一样。尽管中共意识形态强调“党指挥枪”，但在实际政治中“军委主席”的权威却是至上的，因此不管在形式上还是事实上，军人在这个政权中早已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有的时候甚至还主导了政治进程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事件，亦称“军事政变未遂”；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死后立即发生的“宫廷政变”，其核心人物叶剑英就是共军统帅；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其实是一场准军事政变……在中共非民主的现行政治体制里，被作为遮羞布的正常程序往往会被打断，军事政变或者准军事政变却成为最终解决问题的惯用手法，这便是中国的国情。 

这种现象也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机制的深刻危机，从戊戌变法开始的现代化政治转型，虽然历经了百余年探索，中国依然在曲折中徘徊、依然自外于现代政治文明，尤其是在六四之后的十六年中，持续的政治高压，使得要求政治改革压力上升到一个新的临界点，与过去不同，在异议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悉数镇压下去之后，这两年时军人公开站出来议政了，而且都是高级将领，去年是揭露SARS疫情的蒋彦永，今年是刘亚洲，尽管他们的观点立场南辕北辙，但一个共同事实是不容回避的：当“文官”长期拒绝和压制政治变革的时候，军人自然会从幕后走向台前，甚至占据舞台中心。 


二、贫富差距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一九九九年，很多人向江泽民提建议，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好时机到了。结果江泽民置之不理，因为当政者并没有感受到压力，尤其是大陆的物质供应并未出现问题，甚至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中共当政者自然不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所考虑。

二〇〇二年秋天，胡锦涛从江泽民的手里接过了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时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这种情势已经不允许胡锦涛四平八稳地度过以后的执政生涯，胡锦涛在二00三年的时候有过一些开明的表现。二00四年社会冲突骤然升起，重庆、四川等地发生了官民之间的激烈冲突，成千上万的人在互联网上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官民冲突事件以及互联网上存在的民意，足以摧毁来自共产党高层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他们担心这个时候引入民主政治，社会动荡会加剧。 

胡锦涛的一些做法淡化了物质供应与共产党执政前途的关系，他不像江泽民那样对经济增长过于关心，甚至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因此经济发展就要兼顾自然环境的承受力，这就是说，为了保护环境，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适当降低。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理论借口，人们在一段时间里就无法要求当政者保持物质供应水平，或增加物质供应量……这似乎可以减轻当政者的压力，但是情势不容乐观，人民已经不愿意听共产党讲道理了。大陆的金融风险现在很高，如果人们的财富在未来的瞬间消失了，大众的行为就难以控制了。 

如果按照国际标准去衡量现在的中国社会，就知道中国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劳动者的工资经常被拖欠，动迁户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中、低收入阶层难以承受教育和医疗收费，假冒伪劣商品肆虐，执法者违法的现象难以遏制……在在现象都显示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尽管如此，呼吁积极改革的官员在政界几乎消声匿迹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物质供应没出现问题，近几年，舆论界津津乐道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以及中国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这种气氛下，一切问题都变成了发展中的问题，都被认为最终是能够得到顺利解决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旦出现了呼吁改革的声音，很容易受到共产党的压制封杀。 


三、军官们为何谈论政治体制改革？


大陆的军界并不像政界那样平静。刚开始，空军政委刘亚洲的政见时常出现在互联网上，后来他和一些军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了对当下落后的政治体制的不满。有人将刘亚洲的议政言论解读为军人干政。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问一问，一些军人为什么要对政治发表议论？在旁观者看来，军人议政是不务正业，而且还有点儿危险。实际上军人议政的动机还是为了强军，而不是单纯地议政。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大大落后美国，何以政界和经济界就无人急于改革？因为在中、美的经济竞争中，中国并未感到强烈的羞辱，在低端工业生产的竞争中，中国常常稳稳胜出。这就是在政、经两界人们的心态比较平稳的原因，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照现在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在经济上接近或赶上美国。但是军人的心情就难以平静了。一方面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另一方面美军的战绩也深深刺激着他们。一九九八年，美国空军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一个建筑物炸毁了；二00一年美国的侦察机将中共空军的歼击机撞落；这些事件已经伤害了共军的面子。第三个刺激共军的是，美国、日本和台湾将强大的武装力量部署在中国大陆周围，这种力量是无形中的压力，它对共军的刺激更深远、更强大。

共军在进行实力比较的时候心绪难平，这最终会促使他们产生改变现实的愿望。一个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共军中头脑清楚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不是单纯地提出增加军费这种技术性的口号，他们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支高素质的军队需要强大的科研力量、先进的工业制造体系、发达的国民教育体系和良好的人文环境来支持。没有强大的科研，武器的性能就没法提高；没有先进的工业制造体系，武器的质量就没法保证；没有发达的国民教育体系，士兵的科技知识就缺乏，没有知识的士兵就不能使用科技含量高的武器；没有良好的人文环境，人们就会依然习惯于服从，在高科技武器构成的环境里，只会服从，不会独立思考的人将难以承担复杂、高强度和多变的战斗任务。 

但是中国大陆的科研、工业、教育和人文环境，却无法为共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科研是官办的，在这种机制下，长官说了算，而不是学术标准说了算，科研经费的发放仅凭官员一句话，一些研究人员得到经费的原因是他们与官员的个人关系好，而不是他们的研究方向正确、或者他们的研究能力强。现在的许多工厂只满足于做低水平的加工，它们缺乏长远规划，所以它们的技术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学校更加糟糕，国家的教育投入长期偏低，学校的收费超过了受教育者的接纳底线，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分数、轻视学生的能力培养。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强调统一、集体、服从，打击脱离主流的异见、漠视个体的需求，这样的文化现在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由于存在着上述状况，所以共军就不可能在技术上和人员上得到来自社会的支持，大陆社会不发生转型，共军的变化就不会实现。共军中头脑清楚的人应该能看清军队的强大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会关注社会转型。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到


大陆社会物质供应的好坏，既然影响到政治人物的决策，那么物质供应恶化也就促使他们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掌握改革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物质供应系统崩溃，那么改革将难以进行；因此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物质供应系统即将崩溃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统存在的严重弊端，这会促使人们去改革；并未彻底崩溃的系统又可以使人们可以按照规划去进行改革，系统一旦崩溃，人们将忙于救火，无暇顾及正常的工作。

而现在，中国大陆的物质供应系统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

首先，频繁的贸易摩擦使中国的纺织工业产品出口受到了影响，这只是一个信号，它告诉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抢夺市场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的经济需要一次转型。

其次，股市指数爆跌，银行经营状况很不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金融领域的混乱似乎到了不好控制的地步。什么东西能使混乱变得有序？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改革将建立起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将最大限度地避免愚蠢的决定。 

中国大陆目前的状态并不好：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社会冲突在加剧，自然环境日益恶化，日本与中国的矛盾越来越大，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从来就没有消失。中国社会的弊端一向是：让物质供应状况引导着自己的行动，物质供应状况好，大家就停下来；物质供应状况不好，大家就陷入躁动。社会生活缺乏一套文明的、科学的标准，这对社会发展十分不利。


五、且看胡锦涛如何摆脱军人干政的阴影


据报中共将在十一月正式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这说明胡锦涛在军人干政的压力下，不得不迈向政治改革的雷区。但是胡锦涛掌权一年暴露出种种弱点，让人不敢对中国大陆政改的前景感到乐观。最令人失望的，是他陈旧的政治思维和严重的知识贫血。与胡耀邦、赵紫阳相比，胡锦涛走上前台之前有相当充裕的时间观察和思考国内外的政治大势，但是人们发现，为了不让政治对手抓到把柄，他付出的代价是思想的自我禁锢和知识的严重落伍。因此，现在的胡锦涛即便是真心发动政治改革，其准备也是非常不足的。

胡锦涛一年来最大的失败，是失去了许多本来支持亲民政策的人的政治同情。赵紫阳去世，胡锦涛的态度让所有有正义感的人心寒，胡自己却沾沾自喜。有消息说，他甚至传令表扬安全系统成功地压制了悼念赵紫阳的民意。胡锦涛完全不懂得，他从此深深地埋下了孤立自己的种子。他打出亲民的旗帜与江泽民代表的权贵势力相对抗，但是，支持亲民政策的人恰恰也是同情和支持赵紫阳的人。因此，胡锦涛在伤害赵紫阳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

胡锦涛陷入政治孤立的迹象在近几个月开始显现。由于胡锦涛不可能放弃亲民的旗号，因此，胡不可能得到江泽民势力的支持，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大大小小的权贵势力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为胡锦涛摇旗呐喊的，多是一些厚颜无耻的政治投机者。这些人用愚蠢到令人肉麻的语言来支持胡锦涛，其效果是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刘亚洲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在网上的广泛传播，不是孤立偶然的。这一事件具有多重的政治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刘亚州以及他所代表的高级军官，事实上已经不承认胡锦涛的思想权威。而按照中共过去的规矩，谁担任党和军队的一把手，谁就不仅有最高的政治和组织权威，也应该有最高的思想权威。不仅如此，刘亚洲或他的支持者通过网络这个渠道来表达军队高层军官的不同政见，是胡锦涛最不希望看见的事态发展。这个事实也说明，胡锦涛与军队上层的沟通存在严重问题。这次胡锦涛决定隆重纪念胡耀邦的诞辰，就是在上述压力下启动的，这表明，中国大陆的政局正在走向军人干政下的“民主”。而温家宝异乎寻常的大谈民主，也是对此军人干政压力的反应。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日）



【第十一节 中国大陆维权运动与台湾安全边界】


一、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现况


大陆知识界有一种说法，说2003年是中国的“维权元年”，就是说中国民间真正开始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

2003年3月中国大陆爆发SARS疫情，是其维权运动的起点。当时中国正在召开两会，江泽民因此禁止疫情消息公开。即使事件发生后，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是采取隐瞒态度，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在中国生活、学习和旅游，都是安全的。”结果在共军301医院工作蒋彦永大夫，知道在另个共军医院“309医院”，一家的死亡人数已经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全部数字元元，所以他就写了封信给美国《时代周刊》，揭露了这个全球瘟疫。

这个事情让中国民众突然间认识到一个政府如果去剥夺民众知情权的话，那么给民众的生命都带来威胁。这次天灾加人祸，使老百姓意识到“维护自己权益”也就是“维权”的重要性。

接下来就是广东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死亡，他是被收容遣送人员打死的。大陆有一种制度，叫做“收容遣送”制度，就是对于没有带户口本、身份证、暂住证的外地人，就可以收容起来、遣到原籍。孙志刚是个大学生，他临时出门却遭到拘留，他不服而与遣送人员理论，结果就给打死了。

这个事情在网上爆出之后，很多网友非常愤怒，写了很多文章揭露。后来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2003年除了SARS事件、孙志刚事件之外，还有网络作家被当局逮捕的事件、乙肝患者的维权运动等等。

在很多维权运动过程中，新上台的胡温政府，采取了一些跟江泽民不太一样的作法。比如SARS疫情，蒋彦永在揭露之后，他本人没有被中共抓起来，而且胡温政府还罢免了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孙志刚被打死的事件，导致胡温政府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民间从胡温这一系列的举措，看到了一种希望，尽管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二、太石村罢免事件


谈到维权，就不能不谈论中国大陆最新最著名的维权运动──太石村罢免事件。

太石村罢免事件是指200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对现任村主任进行罢免的一次维权活动。村民出于对当时村民委员会的腐败而产生的不信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组织了一次提请罢免程序，由于地方政府在事件起始阶段的对立态度使得事件升级，最终在政府的主导下太石村村主任罢免失败。罢免事件因部分人大代表及其它有影响人士的参与、大量媒体的曝光评论与当地政府的武力阻挠而广为关注。地方政府认为这是“少数别有用心介入”，村民受到“煽动”导致的非法集结、围堵村委会、干扰政府正常工作的恶性事件。（见《番禺日报》）中共“中央政府”对这事件从一开始一直保持沉默态度，后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10月11日例行记者会答问中，用了“村民维权事件”一词。中国官方主要报刊之一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支持村民合法抗争的评论文章。但大陆媒体从9月底都不再报道太石村罢免事件（除当地《番禺日报》），国内网站基本都撤下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与评论。这显然是“中央政府”禁止下的结果。

大陆国内大多数人认为村民采取了非暴力抗争与理性态度，尽量按照法律程序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舆论普遍同情支持太石村民的抗争，对最后罢免的流产表示失望。当地的政府部门，由于出动大批警力武力实施抓捕和维持秩序，受到广泛批评。大陆内外媒体对于此次事件也保持了相当大的关注，但大陆媒体的报道多截至于当地政府与罢免事件参与者发生冲突前，报道媒体主要有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新京报等，大陆以外媒体主要有BBC、联合早报、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参加了报道。


三、太石村事件的指标意义


有些海外民众不明白，为什么广东当局，对太石村村民小小的合法要求竟然如此恐惧和大动干戈。尤其是许多农村早已实行了“基层选举”，也没有见天塌下来。人们相信，太石村如果不是坐落在寸土寸金的珠三角，而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角落，罢免村官的要求恐怕早就实现了。更可能的是，村民们对谁担任村官，并不在意，因此，根本不会有人发起罢官的动议。但无论如何太石村民要求罢免村官的要求不仅引起番禺当局，而且引起整个广东权势集团的极大惊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罢官要求对番禺乃至许多珠三角地区许多房地产产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些不动产是在非法土地交易的基础上形成的。村民作为土地原来的合法主人，并没有授权和认可这些交易。

广东当局对太石村事件的激烈反应，恰恰说明他们知道太石村的问题并非个别现象。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他们让太石村民罢官的要求得以实现，则会引发更多的村庄清查过去非法的土地交易，局面将难以收拾。

和平实现宪政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多数人对现有财产归属的合法性，并不存在大的争议，因此司法系统能够有效地维护基本的经济秩序。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他们最主要的财产——土地，虽然不是私有而是小队所有，但小队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小队之间土地产权的边界是清楚的，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可。这一点，成为大陆渐进改革的产权基础。否则，包产到户的时候就会引发许多土地产权纠纷，以至无法继续下去。

“六四”大屠杀以来的十几年，地方权势集团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掩护下，鲸吞了大量的财富，其中有国家银行的贷款，国营企业的资产，也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许多财富转为个人所有，其合法性在民众中是大有疑问的。但是，人们很难有效地追讨流失掉的公共财产，尤其是在中共的专制高压下。因此，那些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人，很多都得逞了。许多人曾经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通过“原罪”获得的财产，产权会逐渐被时间和交易“漂白”，从而不构成对走向法治和宪政的太大障碍。

太石村事件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对十几年来中共在大陆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进行大的挑战，是完全可能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权势者对财富的攫取太贪婪，太肆无忌惮，并且把太多的人逼到了绝境。结果是，权贵者自己也不相信能够通过和平和法律的途径，以妥协来换取公众对自己财富合法性的承认。太石村事件过程中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地方权势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完全无视一切现存的法律，而中央当局则冷然漠视或完全束手无策。

太石村事件告诉人们，农民对于自己的土地被剥夺，不会善罢罢休。如果大陆当局不妥善解决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那些没有经过他们的认可被征走的土地早晚会成为大陆改革的地雷。事实说明，以为拖下去就能够把不公正的结果合法化的想法，是危险的。

太石村事件还没有结束，这个事件是对胡温“执政为民，依法治国”承诺的一个重要考验，也是对中国大陆社会，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理性地解决改革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的一个考验。如果胡温足够聪明，他们应该认识到，太石村事件对他们也是一个机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一直扮演着推动进步的积极角色。经历了百年的曲折，再加上今日经济之发达，信息之开放，至少在广东，根本不存在所谓民智不足以支持民主和法治的问题。如果胡温顺应民意和时代的潮流，不失时机地在广东率先发动政治改革，则太石村事件，有可能成为一个光辉时代的起点。而如果胡温听任地方黑势力在大陆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任意践踏法律，则意味着他们已经与全国的地方黑势力同流合污。这样一来，越来越多主张和平变革的人，就会转而认为百姓有权利对这个完全失去合法性的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


四、维权运动可以发展成护宪运动


大陆知识界不少人士认为，维权运动就是护宪运动。中国必将实现宪政的理想，在中国大陆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共识，但是，中国这一轮的努力，能否避免大的动荡和流血，则是许多人都关切的一个大问题。太石村事件意义之所以非同小可，就是因为这一事件如何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中国能否和平地走向宪政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对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前景发生巨大的影响。

现在中国大陆社会，愈来愈发展成感官文明，就是说越来越看重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说造一个电话、或者造一个汽车出来会被认为是了不起的发明创造。但是我们却愈来愈忽略精神文明，这种精神层面的文明。中国的聪明人都去学工程，都去赚钱。中国大陆最近公布了一个民意调查，显示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风气，因为大陆社会人和人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最起码的关怀。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人们心里的道德约束的减弱有直接关系。

今天的中国，官方与民间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出现分歧，但在建构法治国这一点上，在朝在野，却出现罕见的“合谋”现象。因为我们都明白，法治之路必定是和平之路，至少以目前我们的智力所及，以迄今为止的人类经验所及，要摆脱中国几千年治乱循环怪圈，还找不到除宪政法治之外的更可行的路径。

以民间维权为起点，其它的只能由社会的具体发展而定。特别是宪政发展的社会基础，如公民社会，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的培育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维权运动的功能价值。

这还要依靠社会的自发组织功能。维权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准结社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环保组织已经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未来在民间组织这一块还是会逐渐松动的。这个主要靠社会的自发组织功能，但在维权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准结社状态将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环保组织已经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未来在民间组织这一块还是会逐渐松动的。 

宪政的核心标志是有限政府，就是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的限制。言论自由确实为核心环节。但这恐怕要通过博弈实现。时间表可能性不大。大陆学者范亚峰因此认为：“台湾经验的核心：官民双方的政治企业家衡量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始终使镇压成本高于容忍成本，从而形成和平转型的民主化模式可用于大陆。不出意外，大陆民主化也将沿用这一模式。不一样的是，大陆是危机转型，以化解民族主义、严重的腐败、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从而不是台湾的经济自由带动政治民主的渐进模式。” 在这种意义上，中共官员的权力首先需要制约。这么多书记沦为刑事犯罪分子，说明他们手中的权力可能确实太大了一些。


五、大陆维权运动与台湾安全边界


中国大陆维权运动与台湾安全边界的关系为何？就在于敌弱则我强的敌我形势的对比。换言之，中国大陆维权运动实为弱敌强我的一个战略切入点。

我们了解，中共的“反分裂法”，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很多评论家已经指出，在中共的政治日程表上，“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共统治危机的加深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意识形态的破产和政权合法性的丧失，最终只能依靠高唱民族主义和实现所谓国家统一来挽回，而“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中共企图动员其残存力量的一张王牌。

在处理“边疆政权”的问题上，中共自命为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延续。中共在建国之初就出兵西藏和新疆，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旗号下，恢复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过的对这些边疆地区的统治权。在此之后对这些地区非汉族人民独立倾向的镇压更是蒙满式的帝国心态和帝国手段。为巩固自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中共在五十年代没有把自己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而是效法历史上中央王朝的办法，拢络少数民族地区的头人、土司、族长甚至宗教领袖等等上层阶级，利用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去实行统治，即使在后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也把很多这些人物吸收进地方政权甚至中央政权。至于中共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优惠政策，也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羁縻政策的发展。

那么，这一角度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共的两岸政策有何意义？很明显，台湾既然不承认、不接受所谓“中共中央”的权威，而要和大陆政权在国际上平起平坐，就不能不利用大陆的内部矛盾，不能不激化大陆的内部矛盾。否则中国大陆一定会对台湾进行外交围剿，逐步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现在发生的塞内加尔与我断交事件，再次突出说明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台湾经济比大陆发达，社会比大陆安定，人民道德水准和权利意识高于大陆，更在政治实行了民主化，人权获得了充份保障。

台湾的这些成就在国际上为它赢得了最大程度的尊重。总之一句话，今天更文明更有义务去实行“教化”的不是大陆，而是台湾。因此，今天对于大陆来说，“王朝心态”已经没有了施恩或者发威的条件，“文化优越感”更是土崩瓦解。套用一句百年前的话，这确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正确应对这个变局，就能扩大台湾安全边界；而唯有削弱乃至了断中共半个多世纪的野蛮统治，台湾的安全边界方能固定下来。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二节 维护台湾海峡长期和平的几点思考】


一、台湾海峡是典型的国际航道


1970年代，由于中国大陆与日本和美国建立了邦交，才敢于涉足台湾海峡，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乐美真后来回忆说：“我们交通部首先采取措施，我们远洋船队第一次从台湾海峡经过。在这之前，我们的船队都是绕道台湾的东南部，经过巴士海峡，再进入正常的国际航道。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安全地通过，当时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促进两岸缓和还是起到很大作用。”（中国台湾信息中心，涉台数据：《两岸三通的由来》） 

环太平洋区域是全世界地理上最大的区域，总面积为17,968万平方公里，占地表面积的35.2%，占海洋总面积的49.8%，约有一万多个岛屿，其总面积高达440多万平方公里，据有世界岛屿面积的45%，整个太平洋南北距离约8,585浬，至于东西宽度约10,745浬。基本上，太平洋区域资源相当丰富，鱼获量为世界的45%，海产数量提供全球90%以上的需求来源。西太平洋的日本、韩国、台湾，在工业与经济发展上十分突出，粮食、汽车、船舶、机械、电子业的产量，具有世界重要地位，故其稳定与发展攸关世界和平。

西太平洋部分，有两条主要的运输航道，一条为南海航道：自台湾海峡、南沙群岛西侧至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可前往中东产油区，是一条西太平重要的石油运输航道，另外一条则为台湾海峡沿着南沙群岛东的巴拉望航道，也是重要的能源航道。事实上，台湾的地理位置及其衍生的地缘战略价值，成为西太平洋的关键钥匙点，一方面，台湾位于亚洲与太平洋之陆权与海权的交会处，也是西太平洋海上交通线的枢纽位置，更是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中央位置，另一方面，更是遏制中国从陆权走向海权，从近岸、近海到远洋战略的战略要地，成为西太平洋海洋资源开发、海上交通生命线及区域安全利益的交会处。

早在2001年4月17日，中国大陆的崛起野心就已经显露了：当时三艘澳洲军舰航经台湾海峡时，遭到一艘中国大陆军舰以闯入“中国领海”为由，要求澳洲军舰离去，但澳洲军舰认为其系依据海洋法，行使自由航行之国际法权利，因此拒绝接受。事后，中共为此向澳洲提出正式抗议，并指责澳洲总理霍华德支持美国总统布什将尽其所能协助台湾自卫之政策，使澳洲与中国关系陷入紧绷状态。对此，澳洲总理霍华德则设法加以淡化，表示澳方不会对此过度反应，霍华德总理的态度虽然低调，但他却指出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就是“长久以来，中国对国际法中此种情况的解释即与其它国家不同”。中共指责澳洲军舰驶入台湾海峡系入侵“中国领海”。这不仅曲解台湾海峡之国际法地位，更显露中共建构海权国家之战略企图。

其实，观诸国际法的演进历程，近代国家对于“领海”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最早是以武器射程做为基准（1702年荷兰法学者Bynkershoek所提出），逐步将领海距离从三海浬放宽到六海浬，后来鉴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弹道飞弹已具跨洲实力，传统国际法之认知显已不具意义，从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遂将领海定为十二海浬，以避免若干国家肆无忌弹对外扩张。

从另一角度而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定海洋是人类共有资产，而国际法从格老秀斯以来，即已确立“公海自由”之概念，现代国家基于和平使用自然资源的理念，更建立公海须对全人类开放的原则，不论航行于公海之上或和平开发海洋资源，皆受到国际法的保障。据此，台湾海峡在130公里至250公里之间，平均宽度为200公里，相当于108海浬，扣除两岸领海各自宽度十二海浬合计二十四海浬，中间部份具有“国际海峡”之公海性质，国际海峡与“群岛水域”（archinelagic waters，A.W）性质不同，群岛水域如菲律宾等多岛国，其岛距间之法性质乃介于领海与公海之间，系属于另一层次之水域，但国际海峡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连接公海和公海、公海和专属经济区、或两专属经济区，适用“过境通行权”（transit passage），而非无害通行权。依此规定，各国公私船舶均可自由航行于国际海峡，不受沿海国之拘束。换言之，即使台湾变成中国领土，台湾海峡都不可能改变其国际海峡之法律地位。可见台湾海峡须对全世界开放，无庸置疑。

如果按照中共的想法，台湾海峡这条每天有数百商用飞机及轮船通行的国际航道，一旦成为“中国的内海”，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的危害；而危机感一定会迫使日本再度武装起来，届时产生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可能使得太平洋战争的成果付诸东流，太平洋再度陷入1940年代以来最大的危机。


二、台湾的自主地位是太平洋战争的结果


中共的看法和关注在于，“台湾问题之所以特别复杂和难以解决，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中掺杂着美国因素。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湾当局在分裂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触及底线，中国政府被迫行使武力，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倘若介入，将以何种方式进行？美国的军事介入能否阻止中国的统一？ ”（林治波：《美国会武力保卫台湾吗？》，2004年7月20日人民网／海峡两岸／台海观察／时政述评）

既然台湾的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而美国人保卫台湾的决心又取决于他们对台湾地位的看法。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一下所谓的“台湾问题”。

美国对台湾表现出强烈兴趣，其来有自。十九世纪美国商人奈伊，以其兄在台湾近海遇险失踪为由，便开始调查台湾情况，搜集资料。1853年，他致函美国驻华代办彼得?巴驾，建议美国政府出兵占领台湾南部的红头屿，作为太平洋航线的基地。1854年，美国东方舰队司令贝理以寻找遇险罹难水手为名，派舰前往台湾进行各项调查活动。回国后，贝理把有关的调查写成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独制先机”，占领这个岛屿。同年，美国驻宁波领事哈里斯也写了一份长达100多页的建议书给美国国务卿，书中详细叙述了台湾的历史、资源及现状，最后，他建议美国政府用钱收买这块地方。 

在当时美国人中对台湾的兴趣表现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驻华代办彼得?巴驾。1856年，他就列强在华事务的解决，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个方案，建议“如果英、法、美三国代表亲临白河，而不被迎接到北京去，那么法国可以占领朝鲜，英国再行占领舟山，美国占领台湾，一直占领到过去的种种获得满意的解决，对将来有了正确的谅解为止”。1857年，彼得?巴驾又接连几次致函美国国务院，一再强调美国占领台湾岛的必要性，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在事关台湾方面的行动上畏缩不前，并认为就势力均衡的大原则而言，“设使美国有意这样做，并能力占领台湾做好准备，英国当然不能反对”。他还邀请美国驻香港舰队司令亚蒙斯特郎邀到澳门，共商占领台湾的大计。

1867年3月，一艘美国商船“罗妹号”从汕头开往牛庄，航经台湾凤山县境七星岩时触礁沈没，船长和船员乘小舢板在台湾琅桥湾登陆，在台湾高山族科亚太地区，被当地居民全部杀死。事件经香港《中国邮报》报道后，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阿伦报告美国国务院，主张夺取台湾。他向美国政府建议说：

１、美国理应在东方拥有自己的商港或商务站，以便适应日益发展的东方商业的需要；

２、英、法、俄三国企图瓜分中国本部，最近英、俄两国又有夺取台湾的野心，美国更不能处处落后；

３、美国在华没有商港、军港，一旦与其它欧洲国家发生战争，所有东来舰船的行动势必受到限制；

４、占有台湾实为保护美国东方利益的最大关键：

５、台湾的地理位置可以作为控制中国和日本海的基地，其它条件如气候、土壤、港湾、木材、煤炭等尤其优越，等等，并再次提出购买台湾之说。

阿伦的这些建议，对美国政府产生的影响是肯定性的。5月28日，美国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贝尔率巡洋舰“哈德福号”和中型巡洋舰“威奥明号’及陆战队181人从上海赶往台湾。驶抵琅桥湾后，陆战队倚仗船坚炮利，强行登陆上岸，结果又遭到高山族科亚人的袭击，被迫退回。此后，美国人一面表示放弃“武力报复的尝试，另面又抛开满清政府单独与科亚人接触，以打开“美国与台湾南部居民直接交往的途径”。 

太平洋战争伊始，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夏威夷基地的同时，日军第十一航空舰队的海军飞行员们，正是以台湾为基地，在他们的飞机旁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们正等待着一场大雾的消散。他们的任务是：猛烈轰炸500英里之外、位于菲律宾群岛的美国重要的空军基地，它是美国沿太平洋防线的组成部分，这条防线从珍珠港延伸到威克岛、关岛和马尼拉。 

开战初期，日本势如破竹，把香港、马来半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占领；1942年下半，美国开始反攻，特别是日本联合舰队四艘航空母舰在中途岛北方被击沈后，日本开始节节败退，1943年，在阿留申群岛的阿慈岛，日本守备队二千五百人遭到全歼后，日本败绩频传，六月中旬丧失三艘航空母舰、战斗机二百八十架于马里亚那海沟，随后美军登陆塞班岛，1944年7月，岛上日军三万人和住民一万人全部死亡，同月，在印度印巴尔作战战死日军三万人，受伤四万五千人；同月下旬，美军登陆关岛，日本死亡二万六千人；9月15日美军登陆柏里留岛与新几内亚的模罗太岛。

早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远东战略小组，其使命之一就是研究战后美国托管台湾方案。该小组在1942年春曾建议麦克阿瑟，从日本手中夺取台湾后，由美国军队暂时接管台湾，战后再进行“台湾民族自决”或成立“台湾共和国”，并着手培训一批“接管”台湾的行政人员。l949年1月l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提出，“美国亦宜扶植台湾自主分子，俾使其发动台湾独立时，可含美国之利益”。1957年美国参议院发表《康隆报告》，建议“中共入联合国，承认台湾共和国为美国保护国”。

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局（US 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Administration）在2005年初最近解除一批极机密文件，其中有美国国防部的一批文件，从1945年3月到1946年3月之间的最高机密文件，其中有一部份标题为“台湾主权”。

1945年7月30日的最高机密文件，编号SFE104报告，有代表性的美军海军战争协调会SA-TAE-WAR-NAVYCOORDINAT-INGCOMMITTEE，原文有十页。这份机密报告，撰写于美国投掷原子弹的一周前的官方文件，只是很浅显的讨论日本全面投降后，美国要不要在台湾建立军事政府或者让中国直接在台湾建立军事政府的两者优劣比较。按照国际占领法规定，“军事政府”是处理和监督占领地区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事宜，直到占领结束为止，对于何时结束占领，一般有两种不同情况。

旧金山条约里美国是被指定的主要占领权国，这也是完全呼应1945年9月2日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所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之意旨，即美国是整个太平洋战区的Theoccupyingpower。最高机密文件清楚说明，有关战后台湾政府的重新组织是美国的责任，所以，最后决定台湾的权利亦在美国（文件编号SFE104附录B第四项）。文件的附录A第四点也提到，如果台湾领土主权移转之时，台湾、澎湖的平民政府功能，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将一起移转，可是假若台湾地区有大规模暴动，此移转时间表必定会被延后，或只能一部份一部份的移转。


三、台湾已经在1949年获得实际独立


1948年秋天国民政府的勘乱失败已经不可避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受国务院的委托，对台湾落入“可能受克里姆林宫指使的”共党政权手中后对美国安全战略的影响和后果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台湾被苏联或苏联控制下的国家所掌握，美国在整个远东的防线就会被掐断。国务院以军方的评估为依据在1949年3月经过几易其稿提出了一份全面对台政策文件，成为美国直到1949年底基本上所奉行的政策。这份报告提出美国的基本政策目标就是“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为达此目标，最切实的手段就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分隔开来”，而美国则要避免“公开地、单方面地为它负责”。

虽然在目标上是一致的，但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在达成手段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国务院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不应排除利用一定军事力量的手段。因为当时对华政策并不明朗，国务院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在尝试了各种手段都收效甚微的情况下，美国又回到了“有条件援助”的老路。到1949年底，美国政府再度对台湾政策进行讨论，国务院主张对台湾彻底“撒手”的主张再次压倒了军方要求进行有限干涉的意见。但从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最终发表的对台声明来看，其中既体现了国务院的观点，也为军方意见留下了余地，实际上兼顾了双方的立场。

在杜鲁门发表声明之后不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深受苏联原子弹首爆成功和中共夺取政权并试图与苏联结盟的强烈震撼，杜鲁门于1950年1月底下令研制氢弹并重新审议国家安全政策。4月7日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提出了一份报告，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文件惊恐地描述了世界形势，认为苏联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美国必须作出“新的、命运攸关的决定”来捍卫“自由制度”。由于“苏联不管是通过武装侵略还是政治和颠覆手段而获得的对亚欧大陆潜在势力的控制，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对美国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必须准备随时随地迎头痛击苏联扩张主义的企图。在这一文件的指导思路下，美国开始增加国防预算、扩充军备，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咄咄逼人的军事部署。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军方再度活跃起来重提对台湾进行军事援助和干涉的意见，要求政府重新审议年初提出的对台政策，理由是“苏联已经完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4月中旬，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备忘录强调说，只有迅速地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减轻来自中共的“压力”，才能缓和印度支那的“危险形势”，才能有助于实现美国在亚洲的目标，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是一支完全可以利用的军事力量。国防部长约翰逊在向艾奇逊转达该备忘录时强烈建议遵循这一路线。5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继1949年底建议向台湾派遣军事调查组后再次提出这一要求。6月9日，约翰逊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达成共识，那就是竭尽全力不能使台湾落入中共之手，即使要向台湾直接提供军事援助也在所不惜。他还表示要向白宫施加压力，敦促政府改变现行政策。

远在日本的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一直大力附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这位以一直坚持美国应更深地卷入台湾而着称的将军在5月29日和6月24日连续提出两份内容相似的备忘录，进一步强调台湾对美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声称台湾是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的美国在远东战略防御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在该地区的作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台湾是掌握在“友好的”或“中立的”政权手中。麦克阿瑟还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台湾就好比是一艘永不沈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同时还可以把美国在冲绳或菲律宾的部队的反攻行动完全将死。”因此，麦克阿瑟极力主张“美国应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为共产主义政权所统治”。当在远东进行视察的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布雷德利看到这份文件时，深为嘉许，一致决定应立即把它提交给杜鲁门总统，并告诉总统它充分体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长期的和一致的立场。

由此可见，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军方对于干涉台湾早已达成了一致共识，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这股力量持续的时间之长和决心之大，不能不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当时的形势之下，美国下定决心要在全球范围内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的一切政治、外交、军事在总体上都服务于这个中心目标。随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被苏联所控制的卫星国，中国开始被华盛顿视为会对美国安全利益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而阻止中共政权攻占台湾就成为美国合乎逻辑的战略抉择。所以到了6月，已经有迹象表明杜鲁门政府开始向国防部——麦克阿瑟的立场转变了，美国要改变远东政策已经初见端倪，只是杜鲁门尚未表态而已。朝鲜战争的爆发适时地为杜鲁门政府提供了契机。

1950年6月，美国政策在短短的24小时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一巨大的变化其实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有了征兆：6月22日杜勒斯在结束了对韩国为期三天的访问和与麦克阿瑟的会晤后，说“预计美国方面会在远东采取积极的行动以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而且他“在朝鲜显然把国务院原先宣布的政策给颠倒过来了，在朝鲜立法机关中说明他相信如果朝鲜受到攻击，美国是会保卫它的。”这表明，美国在朝鲜政策上的反复和变卦如果不是预谋已久的，至少也是事先有准备的。

在朝鲜问题上如此，在台湾问题上更有理由如此。在美国的战略版图上，台湾有着远比朝鲜半岛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众议员杰克逊在对杜鲁门提出的一项对南朝鲜的经济援助法案表示反对时说，“南朝鲜是一个没有考雷基多岛的八打雁半岛，是一个没有船队的敦刻尔克，是一条没有退路的死胡同”，而“福摩萨基本上是一条防线上的一个点。这条防线包括日本、菲律宾和冲绳，这些对美国国防全都是必不可少的性命攸关的。福摩萨是个可守的阵地，一个很好防守的阵地。如果我国打算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时候执行任何政策，它当然是一个必须加强的阵地。”最终杜鲁门的这项援韩法案是通过与援台法案捆绑在一起的折中方式才在国会得以通过，可见美国朝野之中与杰克逊持有相同或相近认识的人士不在少数。

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真实动机和政策本质早就看得清清楚楚。1949年6、7月间刘少奇访苏时曾向斯大林提出苏联给予直接军事援助以帮助中国解放台湾的要求，斯大林认为美国必会采取军事干涉，因此拒绝了刘少奇的请求。以后毛泽东又曾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样为斯大林所拒绝。后来中共决定完全利用自己的力量来收复台湾，1950年4月周恩来要求苏联加快提供援助海空军装备，苏联表现得极不热心，而且斯大林一再劝说毛泽东暂时放弃进攻台湾的计划。几乎在同期，金日成准备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却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在与美国人打过多年交道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斯大林看来，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关注远远低于对台湾的关注，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遭到美国军队直接干涉的可能性要远远低于毛泽东在台湾遭到美国军队直接干涉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1948年秋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美国对台政策一直体现出暗流潜动和摇摆游移的特征，国务院与军方的明争暗斗自始至终在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

从1948年秋至1950年初，美国国务院在这场政策争论中可以说占据着上风。国务院希望通过与中共政权进行接触或承认以使中共政权疏离苏联集团，对台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尽可能地不激怒中共政权，并将台湾作为一个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1950年1月的杜鲁门声明和艾奇逊讲话就体现了美国的这一策略和用意。

但是到了1950年2月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中共政权对北越胡志明政权的迅速承认和援助，中国已被美国视为“共产主义扩张势力”的新进成员，成为在远东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的一股力量，进而成为美国进行“遏制”的目标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军方的意见开始迅速抬头，随着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出台，军方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的发言开始越来越有份量，在台湾问题上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也开始越来越大。

同年6月，美国国务院代表杜勒斯与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几乎同时访问远东不是偶然的，它至少体现了美国政府对整个远东战略重新进行评估的意图，而台湾在整个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时，美国在台湾政策上的转向已成为必然了，几天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只是恰好不过地提供了借口而已。


四、“远交近攻”是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的关键


远交就是维持与美国日本的战略同盟，近攻就是维持与中国大陆的战略均势，实际上就是借鉴英国抵抗纳粹德国的经验。

在这方面，台湾曾有相当成功的历练。1953年9月，美国与台湾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议》，规定台湾军队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全由美国负责，协议中的防区包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大陈岛等岛屿，并在台北设立“协调参谋部”，由美国主持，加强控制。美国还地把第七舰队摆在台湾海峡，“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格局就此成型。

今年6月23日的《亚洲时报》上，Robert Sutter撰文说：美国在朝鲜半岛推行政策正遭遇到一些困难；相对之下，华府在东亚另一热点台湾海峡的政策，其实却很成功，只是朝鲜半岛的纷扰抢了宁静的台湾海峡的锋头。北京一再坚持“一国两制”，在台湾造成极大的反感。在台湾政府的有效抵制下，近期台湾泛蓝领导人连战和宋楚瑜到访中国大陆、会见中国国国主席胡锦涛和其它中国官员时，中国大陆就没有要求必须按“一国两制”的原则“统一国家”。

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期间，一直强调推动统一要有迫切感，不少人认为他心目中有一个时间表，欲在2020年之前“统一”。可是，这次连、宋登陆，中国官员和评论员却避免提出国家统一的“时间表”。相反，胡锦涛和其它中国官员将注意力集中于避免台湾进一步独立，同时为台湾人提供经济、文化、教育和其它好处。这说明台湾政府几年来的政策已经迫使中共改变自己的如意算盘。台湾前景转趋乐观。美国继续阻止海峡两岸出现紧张局面。乔治布什政府的政策看来会继续努力阻止中国大陆攻击台湾，虽然中国在台湾海峡继续进行军事集结，布什政府看来能够成为一个有效阻止中国大陆攻击的威慑力量。这样，直至2008年，台海局势应不至擦枪走火。美国因素被视为主要关键之一。

在两岸有效分离的前提下，美国乐于看到台湾和中国展开对话，此举既可减少擦枪走火的机会，也可缓和紧张的气氛。但美国绝对不会容忍“中国统一”，所以美国官员说他们欢迎缓和紧张局面的协议，但决不在两岸政府之间斡旋或特别卖力地“解决台湾问题”。在美国的支持下，两岸在未来三年内应会维持原状，同时亦能够避免军事冲突。台湾和中国大陆还有多少路要走，才能消除紧张关系及解决分歧，实在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两岸的发展正循一个可以预见的、适度改进的方向走，而这在一年前，也是极难预见得到的。


五、与疆独、藏独、蒙独相区隔的战略


台湾的利益要求，台湾需要与疆独、藏独、蒙独有所区隔，才能更大限度地争取到台湾自身的最大利益。

台湾与新疆、西藏、内蒙不同，台湾已经是一个比中国大陆更为成熟、更为文明、更为富裕的政治实体。因此台湾的任务不是“争取独立”，而是“保持独立”，“扩大独立”，争取进一步的国际承认。相反，台湾如果与疆独、藏独、蒙独距离太近，就会引发中国大陆的担心：“台湾独立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样，台湾就会因为同时背负了疆独、藏独、蒙独的包袱而得不偿失。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厄运到来时，坏事就会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遭是明证——一旦“台独”取得成功，则来自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骚动将得到极大鼓舞，疆独和藏独就会接踵而至，中国就会面临前苏联那种解体的危机，国将不国。”（武汉市江汉大学徐慧君《确保台湾在中国》）中共一位策论专家这样写道。

这篇长篇策论值得一读。它多少代表了中共当前的内心担忧。

它认为：

１、新疆早在汉代、西藏早在唐代，既已加入中华统一的地理空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

２、从本质上讲，无论“疆独”还是“藏独”都是百多年来西方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大博弈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简单回顾一下“疆独”和“藏独”的历史，就会一清二楚。

３、“大博弈”一词，源远流长，该词最初是指从19世纪早期直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之间为争夺亚洲腹地（中亚）控制权的殊死较量。当时英国已经把印度纳入版图，俄国则在远东和蒙古扩张。俄国的目是在确保突厥斯坦的前提下南进（尤其是梦寐以求的暖水不冻港），英国的目标则是在稳占印度斯坦之外继续北上，进而控制中亚。伊朗和阿富汗遂成为两大强国势力范围冲突的焦点。这场极为激烈的大博弈历时一个世纪，对弈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现在这个词又成了大国争夺的新名词。目前中国西部面临的两大分离主义运动即“藏独”和“疆独”，是这场大博弈的余绪。

４、摊开世界地图，沿着欧洲巴尔干半岛到中东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然后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再至伊朗、阿富汗，随后折向西北，经里海两岸前苏联境内诸国至土耳其划一个大圈。这就是国际大博弈的主战场。

……

中共的上述策论显然已经脱开了台海双边关系来关注台海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和思考的一个新的动向。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节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结果显示之意涵】


中共鉴于近年来大陆社会之两极分化严重，引起广泛的社会动乱，不得不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五年将立足于全球视野，全面提速中国“扶贫开发进程”，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贫困陷阱。在这一背景下，所谓“穷人经济学”将成为2006年年初由中共人大正式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之一。

既然如此，了解所谓“穷人经济学”的概念意涵和政策取向，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而要进一步了解中共企图通过这个“穷人经济学”来达到什么政治目的，又需要全面考察一下十六届五中全会。


一、宣称“科学发展”


中共宣称，其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在大陆的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从战略全局出发，制定描绘了我国在下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意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么人们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对于洗脑运动，对于“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激励斗志，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中共宣称，“立足科学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发展全局，是这次《建议》最鲜明的特点。”而过去五年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共党才“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所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企图淡化血腥统治的罪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提出“自主创新” 


中共提出，其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深刻认识自主创新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所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是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是要改善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中介服务；三是要实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四是要利用好全球科技资源，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五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共企图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但是这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共产党总是在关键时刻破坏人们的创造力。


三、强调“完善体制” 


中共强调，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因为大陆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就是体制不完善，社会发展受到桎梏，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而所谓深化改革，始终只能是纸上谈兵，因为其涉及面既广，触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

中共承认，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加大改革力度，着重推进体制创新，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取得突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证。但是他们自己也明明知道，这实际上是无法办到的。


四、鼓吹“促进社会和谐”


中共鼓吹，促进社会和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而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才可以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保证其党和其国家的长治久安，就需要注意就业问题。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所以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社会发展的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要坚持劳动者的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落实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不断扩大社会就业。

（以上参见2005年10月20日至10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五、五中全会公报显示之意涵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一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显示，其重点在于经济关注。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人，在中央政治局的主持导演下，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的“重要讲话”捧场。而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而所谓中央政治局所坚持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也都是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其要义在于六个必须：1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3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4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5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6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六、“穷人经济学”如何救中共？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中共最高决策当局已经意识到大陆社会地情况相当不妙，并决心予以改进图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搬出了“穷人经济学”作为急就章。

其实，“穷人经济学”这个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一九七九年提出的。这时也是中国大陆开始重开国门、经济改革的年份。大陆改革经过了二十多年，这个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结果成为中共官僚炮制的“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理念之一，不能不说是有些讽刺的意味。

这显然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大陆改革的过程？从“先富”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是否中国大陆经济起飞必须付出的代价？

将“穷人经济学”作为中国大陆未来五年规划的主要理念之一，其实是说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应该更加照顾到“后富”人群。邓小平在设计中国大陆改革时，提出内地要支持沿海，结果先富起来的地区与先富起来的人群反过来拒绝帮助后富地区与人群，这就造成大陆社会当前的乱局。

代价总是要支付的，任何国家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都要解决工业化对劳动力(人口)的排挤问题，也即穷人问题。穷人和富人的分野自古以来都存在，古代的这种分野被等级制度固定下来了。当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时候，等级制度被摧毁，穷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被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受穷不再被看作当然的事情，有其在中共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其核心理念就是认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穷人又集中在农业部门，因此，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中国大陆现今还有九亿农业人口，谈论贫困，绕不开这么巨大的人群。那么结下来得问题就是：中国农民为什么穷？

我们认为，有两种说法是错误的。

第一种说法说大陆农民穷是因为他们“素质低下”。这种说法只看到了“贫穷的恶性循环”的一个中间环节。应该问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农民接受良好的教育？

还有一种说法说农民穷是因为他们“努力程度不够”，甚至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懒惰。但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种说法不对：在有些沿海地区，农民工中超过48%的人每天高强度工作十四个小时，但他们每天的收入不够吃四碗炸酱面。勤劳并没有改变他们贫困与底层的命运。

农民到底为什么穷呢？舒尔茨认为，这是因为落后国家大都具有对于农业部门的歧视。这些国家将迅速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重点，从而在设计政策时给予工业与城市以优先权。而将农业部门定位为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本积累、原料来源以及廉价劳动力来源。于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歧视的共同压力下，农业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计划中的薄弱环节，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这是农业部分落后与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对于中国农民为什么穷也有足够的解释力。

为什么中国90%的穷人都集中在农村？为什么农民即使进了城市、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计仍然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有一些权威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按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观点，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要推进大规模的工业化，必须使其资本积累达到一定规模。而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开启的，中国没有能力像欧洲那样推行当年的海盗殖民，结果依靠农业部门与农民承担资本积累变成了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

首先，改革开放前，通过压低农业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以“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到一九七九年为止，中共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掠夺了五千一百亿元人民币的收入。那时的五千一百亿元是一个天文数目。因为一九七九年大陆的GDP才两千亿元。而大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维持到一九九五年前后。

其次，在中国大陆，穷人问题还是一个失业问题。一户农民耕种半公顷土地，无论如何不可能富裕。如果不考虑兼业或转业，一户农民耕种四公顷左右的土地，是大陆农民富裕的底线。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穷，大陆东三省地区一些种粮大户，就能过着较为富裕的日子。

第三，大陆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还体现为“权利贫困”。在中国大陆，农民不仅没有进入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甚至沦为现代制度体系之内的强势人群“合法”剥夺的对象。


七、我们的结论


“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现实，在大陆不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也妨碍社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消除共产专制特权所造成的这一丑恶现象，也不仅在于维护社会公平，还能促进中国社会向民主化转变。

首先，“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会抑制国内社会消费，并妨碍经济增长。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时，财富分配向富人急剧倾斜，使得富人的消费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按消费经济学的说法，20%的高收入者拥有市场80%的购买力。富人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带动社会消费品生产结构迅速完成升级。而不幸的是，富人的消费需求将伴随其购买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内很快被满足。此时，80%的穷人却苦于买不起已经升级了的消费品。消费很快由于购买力的断档而下降，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后将陷入由于消费不足导致的萧条之中。刚出台的《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再次警告，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已经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导致的消费结构断层。

其次，“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发展下去将导致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增加，这会影响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阿莱辛那(Alesina)与帕里蒂(Perotti)早在一九九六年就已经指出，越多人认为社会不平等，越多人就会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而越多人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社会就越不稳定。社会越不稳定，一方面，投资者对投资的安全性越没有信心，因而减少投资；而另一方面，社会将被迫把更多宝贵的公共或私人生产性资源用于防止与打击犯罪。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就是生产性投资的不断增加。社会冲突使得生产性投资的减少，不可避免地使经济增长乏力。这一现象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及转轨国家已经比比皆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背后是社会不公正，而不公正的制度将鼓励人们不进行“生产性努力”而进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碍经济效率。

计划经济的缺陷是平均主义，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干多干少是一个的”，结果使得大家都不愿意干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妨碍人们进行生产性努力的制度。相反，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但如果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拉得太大，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建设成果，少数人像共产党那样凭借权力腐败大发其财，大量官僚利用“圈地运动”或“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的制度性漏洞而成为富翁，人利用国企改制轻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会财富，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也会使得“干活的人不愿再干”，经济效率最终无法维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大陆能否持续经济繁荣、避免社会陷入周期性动乱，就需要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陷阱。否则不出几年，就会民变四起了。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十四节 胡锦涛策划实施胡耀邦纪念活动之意涵】


一、中共纪念胡耀邦座谈会


胡耀邦在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迫辞职下台。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要求民主的学潮，并且间接导致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去十六年来，纪念胡耀邦在中国一直是禁忌，官方不曾有过任何纪念活动，也没有对胡耀邦做过任何公开的正面评价。中共中央二00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座谈会，纪念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座谈会，“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主持。 

然而，官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网站到当天中午时，在首页较下的位置，却仅仅发布了只有两行字的新华社通稿。值得注意的还有，在新华社中文版通稿中，提到胡耀邦时使用的称谓是“胡耀邦同志”。而在新华社英文网的新闻稿件中，则称胡耀邦为“已故中共高级领导人”。在如此两面三刀的作法背后，隐藏着何等意涵？

中共这样做法，可能是在胡锦涛大力左倾的同时，放出烟幕来迷惑世界舆论。所以在中共编发的英文新闻中，还配了一张胡耀邦和邓小平摄于一九八二年九月的照片。根据图片说明，两人在这次中共会议上举手支持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的政治生态里，如何称呼前领导人、以及配发什么样的图片，都有相当的讲究，透露特定的政治含义。

BBC驻北京记者说，中国纪念胡耀邦时间的选择十分重要，正值美国总统布什到访北京的前一天。同时，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目前正在韩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此前关于纪念活动的规格和形式众说纷纭。最终没有邀请八十年代胡耀邦时期的改革开放运动的著名人物出席活动。胡耀邦家人曾拟定一份为数二百人左右的邀请出席人员名单，但是名单提交之后，许多人物被剔除。 


二、纪念胡耀邦是威权统治的精致化 


《华盛顿邮报》的消息表明，胡锦涛最早有意举行规模较大的纪念大会，结果由于高层内部的角力，导致规格一降再降，最后只有三百五十人出席。胡锦涛本人还有意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北京，由曾庆红代为发表讲话。从现有报道显示，曾庆红支持胡耀邦的纪念活动，并在活动前后有操作痕迹。他的讲话四千余字，却回避了八九事件，和胡耀邦所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曾庆红讲话对胡耀邦的评价限制在清正廉洁、提倡党内民主的层面上，实际上是把胡耀邦作为统一全党思想、反腐倡廉的一个工具。

我们有理由认为，纪念胡耀邦是胡锦涛威权统治精致化的一个产物。胡锦涛发起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也并不是他真的想效法胡耀邦，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应对危机四伏的中国大陆，共产党既有的政治思想资源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很难用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果说这次胡锦涛发起纪念胡耀邦的活动还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使胡耀邦这位前政治人物重回大陆公共政治话语空间，民间对八九镇压的历史记忆重新开启，为民众摆脱政治遗忘、议论朝政乃至提出政治诉求都提供了契机。

江泽民时代，江朱体制携上海经济改革之气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成经济体制的初步构建。朱镕基临门一脚，将中国大陆踢入世界贸易组织，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循环之内。江朱时代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日渐严重的副产品，就是权力寻租更加猖狂，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如果不对“公平”问题予以重视，中国有可能再次社会动荡、政局不稳。

胡锦涛执政以来，面对国内社会民情和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胡温二人都有在贫穷的西北地区从政的背景，对底层境况更有体验，对高速经济怀有一定戒心。胡锦涛上任之后，不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规则予以提倡，而是强调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胡温上台以后，上演了一系列如“给民工讨工资”、“除夕夜在井下和矿工一起过年”等亲民秀，试图向公众树立亲民政府的形象。

胡温这一政治选择，拉开了和江朱体制之间的差异，有意摆脱江泽民时代的政治影响，为自己营造独特的胡温政治话语。若要破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将公平提到首要的位置，最好的借鉴资源就是中共的开国先皇毛泽东的政治资源。因为毛泽东发动暴力革命，就是借用为弱势群体代言，谋求社会绝对公平。他在上任之初，就蓄意选择了到西柏坡朝拜，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胡锦涛在西柏坡上莺声初啼，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执政理念。

胡锦涛的西柏坡政治亮相，表明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胡锦涛，心机深重。胡锦涛上任不久，他的政治智囊就推出了“先进性理论”，并启动“保持先进性教育”。胡锦涛这种操作，中共历史上有其惯性，用以区别和上一任领导人施政路线的不同。他用“先进性理论”取代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并开始以此为政治标签，区分政治派别，提拔团系人马。胡锦涛很快让“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提法从中共官方媒体上消失，其用意已经非常明显，就是要树立自己在共党内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摆脱多年来“太子”和太监的形象，摆脱自己的权力其实来源于邓小平、江泽民的私相授受这一事实。


三、胡锦涛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胡锦涛从“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到“科学的发展观”，然后是“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再到现在的“和谐社会”，胡锦涛自己的治国理念一再摇摆不定。这说明此人并无一定之规，而是见风转舵。

在我们看来，“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虽然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执政能力不足，但同时也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不管有没有执政能力，反正我要执政到底，而不管将来是否会洪水滔天。而在“科学的发展观”中，胡锦涛虽然放进了不少内容，但是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科学”这个词早已被滥用，谁反对共产党的主张，谁就是反对科学。至于胡锦涛提出“保持共产党先进性”，则更是一个不高明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如此地脱离实际，不合时宜，让人明显地感到他与现实的脱节。

“构建和谐社会”似乎比前几个口号要高明一点，因为这个口号为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解决大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想象空间。但事实上“和谐”也有另外一种解读，那就是“谁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谁就是反对社会和谐”。这正是胡锦涛采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用“构建公民社会”这个口号的奥妙之处。值得指出的是，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中偏偏没有了“自由”这一价值。这个“疏漏”绝不会是无意的。

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是由大量和谐的家庭、和谐的社区以及和谐的地区组成的。大陆现在的荒唐就在于，言论、信仰和结社的自由受到压制，个人的土地产权不完整，村民自治的权利不完整，地方自治更谈不上。人们没有足够的自由来治理好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社区和所在的地区，却可以到处坑蒙拐骗。这样一种权利组合，绝不可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更不可能构建一个公民社会，而只能生成一个破坏性极大的“流民”社会。

画饼岂可充饥，空话不能治国。胡锦涛如果真想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应该给地方广泛的创制权，让老百姓有机会从自己的家庭、社区和地方做起，建设自己和谐的生活。


四、是“和谐”不是“和解”


重新公开纪念胡耀邦，本来是胡锦涛主政后第一个显示出政治魄力的大动作。海内外媒体、舆论虽然对胡的意图有各种猜测，但整体上是给予积极、正面评价的。但是纪念活动的规模最后遭到缩小和设限这一事实，说明此举不足以在实现社会和解方面迈出一步。

单方面的“和谐”不是双方面的“和解”，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连续二十多年政策上只重经济发展而忽略政治改革的单向倾斜，已经累积起越来越深却无以化解的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解”的话题，因此是中共领导人不敢正面对待的。

大陆社会民生问题上的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就是因为政治上权力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以致钱权交易、官僚贪腐大行其道，使社会公平出现严重失衡；人权问题，在胡锦涛治下不进反退，以致中国在宗教自由、新闻自由上广为国际社会诟病，成为中国大陆在国际形象上最为显眼的疮疤；由胡锦涛前任和再前任的党魁所一手制造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与“法轮功”事件等等遗留的冤案、错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后遗症，加上新生出来许多诸如上访、罢工、示威、地方暴动等等妨碍社会稳定的问题，而令得中共在政治管治思维上越来越缺乏自信，由此导致各种收紧、关停的负面政策频频出台却于事无补，使社会积怨愈演愈烈。

外交上，胡锦涛近年来着力甚多，但北美、南美、欧洲一大圈走下来，胡锦涛应该领悟：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当今中国大陆在外交上碰到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在内政上找到症结。比方，中美之间因为台湾问题带来的敏感微妙关系，中国与欧洲之间在解除对华武器禁售问题上的角力，都需要回归到内政问题上去消解。最明显的例子：在解除欧洲对华武器禁售问题上最支持中国的德、法两国，已经明确表示，因“六四”事件而来的“对华武器禁售”问题，一定需要中共在“六四”问题和“人权”问题获得新的进展后，才可能解套。显而易见，无论内政本身郁结的问题，或是外交僵局上呈现的内政症结，都不能不有赖于内部矛盾的消解。而公开纪念胡耀邦，正面迈出“实现社会和解”的第一步，正可以从中起到化解历史僵局，宣导社会积怨，开启发展的新机的一石数鸟的作用。

“实现社会和解”是一个牵涉面广泛而需要大胆、稳妥进行的政治过程，人们不能期待胡温的“一步到位”。但是，至少不要迈出一步又退后两步，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始终徘徊不前。显然，不实现社会和解，所谓“建设和谐社会”，就成了一句空话。


五、纪念胡耀邦，胡锦涛意涵为何


胡锦涛一手策划了胡耀邦九十诞辰纪念大会。据称罗干等人曾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这样做会对海内外造成错误印象，以为中央将为六四平反，并重新评价赵紫阳。胡锦涛反驳说：一，胡耀邦与六四没有关系，二，胡耀邦是胡耀邦，赵紫阳是赵紫阳，胡耀邦不是赵紫阳。消息传出，人们纷纷揣度，中共是否要对六四和赵紫阳重新评价了，中共是否要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一时间，早已对“胡温新政”断了希望的海内外知识分子又重新燃起了对胡锦涛的期待。有人认为，胡锦涛提出纪念胡耀邦，说明他的地位已稳，希望利用纪念胡耀邦为契机，开创国内政治改革新局；因此，平反“六四”和赵紫阳将为时不远。

其实胡锦涛纪念胡耀邦，并非意在开启政改新局，而是试图解决真正让他困扰的两大忧虑：人事主控权和制度性腐败对共产党政权的严重侵蚀。胡锦涛显然算计过，纪念胡耀邦带来的收益必定要大于风险，因此才值得铤而走险。而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恰恰给了他收益大于风险的担保。胡锦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政军大权一把抓，风头十足。此时的胡锦涛，正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才力排众议，坚持开胡耀邦纪念会。

然而，如果小胡真的纪念胡耀邦，就不会先是主张举行纪念会，继而借故缺席；如果小胡真的纪念胡耀邦，就不会把两千人的公开纪念大会迅速缩水为三百人的座谈小会；如果小胡真的纪念胡耀邦，就不会一边缅怀“宽松，宽厚，宽容”的胡耀邦，一边打压舆论，限制记者，禁止胡耀邦纪念文集全集发行；如果小胡真的纪念平反了三百多万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就不会重新制造“颠覆国家罪”一系列新的冤假错案；如果小胡真的纪念主张广泛实行民主的胡耀邦，就不会软禁民主人士，严控互联网，取缔非政府组织。如果小胡真的纪念胡耀邦，就不会一方面释出一些政治开明之信号，像五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十月十九日提出民主政治白皮书，另一方面却继续实行政治高压。

如此错乱的自相矛盾说明小胡并非自信，其权力并非稳固。因此他需要演出一则“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戏码。演给谁看呢？谁是这个“司马懿”呢？这个“司马懿”应该就是江泽民及其人马。

小胡请出胡耀邦亡灵，第一个企图就是要以团派力量整合其势力，向江泽民的海派与诸侯力量正式宣战。江泽民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在几乎所有的大省，安插了自己的人马，像上海，北京，广东，江西，浙江，湖南等省的一把手，大多是他的亲信。去年温家宝搞“经济软着陆”时，江泽民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广东的黄华华曾公开指责温家宝的宏观调控搞一刀切，是造成经济波折，金融秩序倒退混乱、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小胡意识到，自己的中央权威面临着江氏人马的严峻挑战。虽然，他全权大握后马不停蹄地在各省安插团派人马，试图取代江的亲信，但是在五中全会上，胡锦涛的以刘延东取代陈良宇的计划未能顺利实施，上调李克强进中央的打算受阻。这些挫折更激起胡锦涛加快人事变动，巩固权力的决心。

对江氏人马动手术将是或迟或早的事。大动干戈的时机似乎正在趋向成熟。胡耀邦纪念会，可以看出曾庆红与胡锦涛配合默契，没有曾的鼎力相助，胡锦涛难以抗衡罗干等人的质疑与反对。胡锦涛籍口不出席纪念会，曾庆红顶上，并替胡锦涛发言。这就证实了北京消息灵通人士传出的信息：“一三五大联合。”一三五指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和曾庆红三人在中共政权内的位置。

小胡请出胡耀邦亡灵，第二个企图就是要以胡耀邦清廉向无处不在，愈演愈烈的腐败开刀。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就说过：“中国出乱子，就出在共产党内部；而在共产党内部，出问题就出在腐败问题上。”根据中共经济学家胡鞍钢的最新研究，九0年代后期，中共的腐败给大陆社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九千八百亿到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之间，占全国GDP的13%-16%。面对如此程度的腐败，小胡何尝不知，腐败正像癌细胞一样在共产党内迅速扩散，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自走马上任以来，小胡已使出浑身解数与腐败抗争。然而，无论贫穷廉洁的北韩与古巴，滑稽可笑的共产党先进性教育，被大陆百姓调侃为先进“性教育”，小胡因而恼羞成怒。而早已被世人遗忘的毛泽东的西柏坡精神，又如何为小胡提供治疗腐败的法宝？于是小胡此次借纪念老胡（耀邦），企图借用已故老胡的清廉声誉，来对抗现存的制度腐败——整风，清党，巩固势力，可一举数得。如此一来，胡锦涛与江泽民势力互别苗头的人事调整，就将正式拉开序幕了。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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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06年统独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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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二〇〇六年中国大陆即将进入多事之秋】


一、胡锦涛新年讲话有新的思路？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月一日在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勾勒出他新一年在内政外交各方面的施政意图。这次讲话在外交和“对台”事务方面都包含了不少内容，对观察中国大陆新一年的政治动向，有些意思。例如他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在这里，胡锦涛没有再提江泽民时代“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路线，并特别加入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字眼，并将之放诸“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前。可以说，这算是胡锦涛回应美国要求中共作为“负责任的合伙人”的呼吁，这种提法也跟胡锦涛的中央党校旧部郑必坚较早前提出的中共“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说法，相呼应。

在“对台工作”方面，胡锦涛在今年的新年讲话特别把他去年三月四日发表的“四点意见”加了进去。所谓“四点意见”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而去年的新年讲话胡锦涛提到要“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结果出现去年跟泛蓝合作，并以新思维促进“党的交流”，因此他今年特别加强语气，要“积极扩大”这些交流，并得寸进尺，要把“保障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加强同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各党派的对话和交流，推动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这些“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分化瓦解措施，加入在新年讲话的内容里面。

比较去年，今年胡锦涛新年讲话对台部份较诸去年，身段更是柔软。例如胡锦涛去年只说要“维护台海地区稳定”，今年则在这句特别加入“和平”二字，成为“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去年胡锦涛在重申“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的同时，也不忘强调“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今年，这些让台湾觉得具有恐吓性质的字眼，胡锦涛索性不提。


二、形势严峻下，胡锦涛写下最长批语


共青团出身且思想僵化的胡锦涛，口口声声要恢复毛式统治，何以在外交领域表现如此的温和理性？原来，内政企图强硬和外交假装温柔，都是由于中共的内政出了问题，陷入危机四伏、不遑他顾的尴尬境地。

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全总主席尉健行，二〇〇五年底提交了一份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工会组织，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对这份报告，胡锦涛写下了据说是他主政以来字数最多的批语，大致是：职工工会组织是中共政权的主要主柱。当前的危机中，最严峻的就是失去职工、农民的支援。一旦失去他们的支援，社会、政局就会动乱，最后导致崩溃。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倪志福更是直言，社会照此发展，政权将被职工阶层、农民阶层所推翻。 

反观近来大陆媒体炒作内地民营企业家去党校“镀金”的新闻，中共的意图就一目了然了。那就是为日益失去民心的中共挽回一点人气，制造一种中共仍然受欢迎的假像，转移国人关注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视线。殊不知这更凸现了在600万退党大潮冲击下中共已经穷途末路，工农基础尽失，只能拿少数的富人来作文章了。几次去党校的广东志高空调董事长李兴浩坦言，虽然到党校进修耽误了一些生意，但“领悟了很多破解难题的方法，结交了很多朋友”。说明这些民营企业家去“党校”的目的不是迎合中共，只是为赚钱开路和寻求后台。 

中共自称代表工农利益，其结果是为数众多的工人农民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尤其是十亿农民和上千万的下岗工人，基本的生活和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现在开始拉拢“资本家”入党，那么它究竟又是如何对待民营企业呢？ 

据相关研究报告，中国大陆的民办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私营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仰仗当局的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发生在陕北的私营企业采油案。当国营企业采不出油而主动放弃的时候，当地政府允许私营企业进场开采。等到私营企业采出油来，当局则立即变卦，自食前言，用微薄的“补偿”，强迫私营企业退出开采石油，说白了就是在掠夺私营业主的财产。当这些业主通过“正常途径”请愿时，又遭到当局欺骗围捕。类似例子很多，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其实是很可怜的。 

即便是昔日光彩照人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如牟其中、陈顺利、杨斌、唐万新、顾雏军等，如今身败名裂，负债累累，要在监狱度过漫长的岁月。事实上，在中国的现有的体制下，富商们或难以避免要和权力官员结盟，或者行走在灰暗地带，因此在许多富豪们落马背后的故事中，或多或少有官场倾轧和政治斗争的影子。可以想象，民营企业在中国的运作如履薄冰。 

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商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永远是二等以下。去党校“镀金”恰恰反映了这种情形和民营企业主们惶恐自保的心理。所以，如同对待工农一样，中共对待民企也只有利用二字，决不会良心发现去保护中国的私人企业。因为中共代表的只是自身执政的利益，而非民意；所以中国大陆的私人企业无法摆脱这种恶劣的回圈，无法真正立足和发展。私人企业主们要不与狼共舞，就无法生存。 


三、二〇〇二至二〇〇四年的“经济增长”


二〇〇六年开始，中国大陆面临一次剧烈的转折，而这势必将影响到世界各国，因此对这个阶段的中国大势局势进行描述和预测，已经成为各国学界的观察重点。

经济维持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共当政者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维持合法性的主要支柱。 但九十年代后期伴随国营企业加速改革和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改革的是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工人大量下岗、内地农村衰败、腐败严重发展并无药可救、贫富高度分化、社会分裂对立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日趋激烈，群体性事件开始不断上升。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中共政府的主要措施就是一方面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大发国债进行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进行税制改革以加强中央财力，提高转移支付和中央应对危机的财政能力。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实行积极货币政策，将利率降到历史最低。

从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一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6、7.8、7.1、8.0、7.5，但从运输、资源消耗有时甚至负增长等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将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因为中共政府的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失败的。

从二〇〇二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重新走上加速增长的通道：二〇〇二年增长8％，二〇〇三年增长9.1％，二〇〇四年中国经济仍维持与二〇〇三年近似的超过9％的增长率（最新统计统计局资料9.5％）。而这与2002年之前七上八下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也出乎二〇〇〇、二〇〇一年前后绝大多数人的估计。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在二〇〇二年以来，在多种矛盾纠缠和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出乎超过99％以上人们的估计，出现了如此“令人吃惊的加速增长”呢？

原来，秘密在于海外热钱的涌入所造成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开始破裂。而这很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的速度下滑，由于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饱和并且日用品需求增长潜力很小，而中国大陆由于两极分化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将更加严峻，产业升级由于技术积累不足和高技术行业基本已经被国外控制，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对银行来说，大幅度提高利率将可能导致房地产需求的大量萎缩和银行坏帐的大量产生，这将极大的打击中国银行业，甚至导致在二〇〇六年以后中国金融危机的产生，并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即便不出现上述最坏的情况，由于二〇〇四——二〇〇六年前后处在中国大陆银行业改革的关键阶段，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银行业坏帐的大量产生，还将可能葬送中国银行业改革，或者中国大陆银行业将以极低的价格被跨国金融集团掌控。那时，中国大陆的经济命脉将被外国人掌握，中国将彻底被殖民化，中国大陆“拉美化”的图景就会完成。由于中国大陆的资源远没有拉美国家丰富，难以在拉美化的情况下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存，中国大陆的“拉美化”结果，是触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 

但如果中共政府不大幅度提高利率，那么在负利率的情况下，房地产的需求将无法抑制，房地产泡沫将越吹越大，在破灭之日，也同样是中国大陆经济困境和进一步的政治社会困境出现之日。实际上，二〇〇四年十月“中国人民银行”提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的举措就是这种左右为难心态的真实体现：一方面看到房地产的泡沫不能越吹越大，继续下去迟早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但另一方面又不敢大幅度提高利率，因为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一旦下滑，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将万劫不复。 


四、二〇〇六年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


离开房地产行业来看，二〇〇四年是中国大陆加入WTO的第三年，加入WTO的前三年由于还存在过渡期的保护，而且跨国公司的扩张和布点还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各个产业受到的冲击还不大；而国外又向中国敞开了能敞开的大门，使得这三年中国进出口增长幅度每年都达30％以上，可以说已经充分享受入世的好处。

由于中国大陆进出口在二〇〇二年已经超过1.15万亿美元，占GDP已经达到70％（世界各主要大国一般在约20％左右以内），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中国可以占领的已经基本占领，所以二〇〇五年以后中国进出口再继续高增长的潜力已经不大，但风险却随着保护期结束、跨国公司完成布点开始正常经营和熟悉中国市场而越来越大，加入世贸组织的坏处将越来越明显。

综上，从二〇〇六年开始，中国大陆的经济水落石出：如果中共政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收紧，中国大陆经济的泡沫最晚将在二〇〇六年底前后破灭；如果中共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政策，那么经济高增长也将在二〇〇七年停止并基本上无法再次启动。而外向型的增长动力，从横向来说，已经随着中国大陆对东南亚、拉美等第三世界原先所占有的世界市场的替代逐渐衰竭；从纵向来说，由于中国不掌握美国IT业和德日装备工业和重化工业的核心技术，也无法进行进口替代或者占领欧洲的世界市场。因此，中国大陆经济即将出现的，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阶段。 

从二〇〇六年前后到二〇一〇年，中国社会大陆将进入高危险时期。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二〇〇六年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今后的中国大陆将基本结束加入WTO所产生的暂时性保护作用，向跨国垄断资本逐渐完全敞开大门，“入世”的好处将逐渐用尽，副作用逐渐开始显现。

现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积累了近三十年压力，但关键问题一直被回避的改革，将接近尾声；大部分人认识到“左右开弓”的政策的恶劣后果，将加剧中国大陆的政治力量分化。在此之后，所有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和不满集中爆发的可能将日益突出，于是，中国大陆社会将面临一个新的不确定时代。 


五、“经济奇迹”的后遗症


过度投机和房地产泡沫造成的“经济奇迹”，具有严重的后遗症。后遗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两极分化、官民对抗进入一个新阶段。尤其是二〇〇五年底爆发的“汕尾事件”，标志官民对抗进入了“暴力对暴力、黑社会对黑社会”的恶性循环。

二十多年来，官僚资本的长足发展，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的政治集团都已经同时变成了经济集团，而且这种集团带有强烈的家族和家族集团背景。不少集团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谓“富可敌国”。由于和不仅本人，而且整个家族集团的利益息息相关，官员在中共党政体制中的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毛时期和邓时期，甚至江泽民初期，作为党的政策执性人，依然是官员的基本角色。而从江后期开始，特别是二〇〇五年一系列事件：不绝的矿难，松花江污染责任的张冠戴，到汕尾等一系列官民冲突，都宣示官员的基本角色已经变为“为本利益集团服务”，“为党服务”已经沦为第二。 

地方政府在既没有中央的约束，又没有民众的监督下，更会胆大妄为，耍尽地头蛇的威风，成就层层的大哥或教父，彻底的黑帮化。 民众面对这样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无非三种反应方式： 

1、逆来顺受，这种百姓会是多数，但其比例确会越来越小。

2、黑帮化，这样的刁民会是少数，但面对社会的现实和黑帮化的政府，却有极大的生存空间，如果操作得当，甚至可以和白道称兄道弟，甚至操纵之，至少可以共存。 

3、以正面方式抗争：这样的好心傻子也会是少数，虽然会得到百姓的支援。但笃定会被地方政府打压。其能否生存，端看中央政府的态度。因此在多数人逆来顺受的背景下，黑帮化的所谓刁民将是民众和黑帮化的地方政府博弈的主要手段。

中国大陆社会生态因此走向全面黑帮化，或者拉美化，但由于其“全能政府”的底子，政府管辖的事情要远大于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留给民间社会的空间更小，因此情况会更糟。 

在这个黑帮化的过程中，现阶段突出的矛盾是土地，随着国企私营化，城市民众已经被彻底剥夺了，而农村民众所剩的就是土地，因此剥夺土地成了官民博弈的主战场。这个过程大概要有十年，土地剥夺过程结束之日，也是中国拉美化过程结束之日。在那以后，民众将彻底贱民化。 

从胡温的角度看，短期讲，他们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他们自己的权威，改变弱主地位。而采取这些措施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已经有相当的权威，因此他们短期做不来。长期看，如果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则没有必要做这些，除非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并且认同宪政民主，想有所作为，这可能性也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建立不了自己的权威，因此只能维持。

中共已经离开了强人政治阶段，以后只有“弱主”面对“豪强”的政治局面，因此，中国大陆正在走向长期的乱局。


（二〇〇六年一月四日）



【第二节 中国大陆如何应对美日加紧军事同盟


一、美国全球兵力调整计划


位于德国海德堡的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部2006年1月27日宣布，作为美国全球兵力调整计划的一部分，驻德美军今年将撤出3,350名官兵。目前美驻德军事人员共有57,000人。美军司令部称，根据计划，2014年将减少到24,000人。早在2004年，美国就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军力部署。在欧洲地区，美国计划把原先部署在德国的军队向东欧地区转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是美军东移的最热门候选国。

所谓美军东移，意图何在？不仅针对俄罗斯，而且意在合围中共，完成反共、剿共之历史使命。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于2006年1月23日承诺，每年拿出12亿美元维持驻日美军。这是在日本国内对美军驻日有不同的意见的情势下作出的承诺，相当不易。日本很清楚，它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棋子，不得不服从美方需要。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已开始对《周边事态法》进行修改，在“日本有事”时美军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优先使用日本国内的机场和港湾；还将“台湾海峡有事”视为“日本有事”。这意味日本未来可能以武力干预台海争端，也表明日本终于在台海问题上加大了进逼中共的力度。

这些发展引来了中共的指责。针对中共的指责，日美双方指出“周边”并非地理概念，而是军事属性。那么，什么是军事属性呢？

2005年12月中旬日本岩国美海军基地进行的“主动防御”联合军演“成功”结束后，日本自卫队目前正在美国国土上展开代号为“铁拳”的“夺岛联合军事演习”。1月9日中午，大约200名自卫队员冒着“敌方”猛烈的火力实施了抢滩登陆演练。《读卖新闻》在2005年12月16日指出，美军因为考虑到“中国因素”，所以对日美联合演习中夺取岛屿的动作，态度相对谨慎。但中共军事力量的增强，使得美国不得不向中共彰显日美在冲绳和西南诸岛的联合军事存在。国际间将此次日美联合夺岛军演定位于“中国对西南诸岛的威胁”，但日本军事专家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如果没有同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意图，那就没有攻占石垣岛或宫古岛这些西南小岛的战略必要性，但“现在的趋势是中国威胁论很流行，无论什么事情都往这上套。”

其实，这两年日美军事合作进展快得令人目不暇接。去年，日美双方首度在双边文件中表明了“对台湾问题的关切”、日本允许美国核动力航母进驻横须贺基地、日本政府正式决定与美共同开发导弹防御体系、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像演连续剧……日美的军事行动正在悄悄地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造成巨大影响。日本近年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中有关向海外出兵的束缚，这次派兵赴美演练夺岛，意义不同一般。日军的科技含量和战斗力都属一流，出国演习，其目的显然是在亚洲“有事”的情况下，有朝一日用军事手段扩展自己的利益。所以此次日美两军区区几百人的联合两栖登陆演习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实战意义。


二、布希国情咨文重申将结束暴政


无独有偶，美东时间2006年1月31日晚9时，美国总统布希发表2006年度国情咨文，除了两伊这两个焦点问题外，布希还重申“结束暴政”仍是“美国未来安全的依靠”。另外，能源问题也将出现在国情咨文中，布希将会强调“太过于依赖石油进口的美国”，必须突破对不稳定地区供油国的依赖。布希在国情咨文中重新强调他在第二任期开始时所发出的誓言——“我们的国家正致力于一个历史性的长期的目标——我们寻求结束我们这个世界的暴政”，布希还会强调，结束暴政“是美国未来安全的依靠。”

五角大楼在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四年一度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中，再次将中国列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大国，并指出“中国攻击美国资讯系统”等“非对称型”威胁。《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主要对美国的国防战略进行重新部署，制定未来几年的美军战略方针，一般会对美国的国防预算产生重要影响。1月24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率先向外界披露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部分内容。据《华盛顿邮报》之前报道引述国防官员的话指出，本来五角大楼的报告草案中列入了朝鲜、伊朗以及恐怖主义的威胁，但略掉了中国的部分。因为布希政府亲华派官员认为，中国在报告所涵盖的4年期间，不会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持这些观点的人包括国防部副部长亨利和费斯。不过，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接到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提醒之后，下令把“中国的军事威胁”纳入评估。即将提交的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因此将再次提到“中国军事威胁”。


三、日本不将中国视为威胁的声明


日本外务省2006年2月1日说，已经通过了一份“不把中国视为威胁的声明”。尽管这份内阁正式通过的声明强调，中国仍需强化军事事务的透明度。此举显然为了缓和两国之间的摩擦。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千叶明说，政府已在1月31日通过一项“不把中国视为威胁”的声明。他引述声明的内容说：“我们认为只有当侵略的能力与侵略的意图皆具备时，才算是明显的威胁。”该项声明还说，根据中共与日本1972年的建交联合声明以及1978年的“和平条约”，日本并不认为中国有任何侵略企图。声明说：“因此政府不认为中国有任何侵略日本的企图……政府并不视中国为一个威胁。”

为什么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上个月说，中国的军事扩张缺乏透明度，因此是个威胁；现在日本政府又改口说中共不再是威胁？原来麻生太郎的说法引起北京当局强烈反弹，令原本紧张的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因此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日前在东京发表新春贺辞指出，中日政治关系目前面临困难局面，需要双方相向而行，他还希望日方拿出实际行动，使两国关系回到健康发展轨道。但是在日本对中共的这一“让步”后面，难道不是隐藏了更深的戒心和敌意吗？

亲中共的《朝日新闻》社论委员五十川伦义认为，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早晚要解决，因为日本国内对此分歧也很大。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等前首相都曾明确表态，不支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日本媒体在这个问题上也普遍反对小泉的立场，这反映了民意。他说，小泉不会改变他的行动，但其继任人是否会继续参拜，现在很难讲。在自民党内，反对或者不支援小泉参拜的声音也很多。虽然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自民党新总裁人选现在都表态支援参拜靖国神社，但一旦成为新首相后，他们真会坚持立场吗？

五十川伦义指出，其实靖国神社的问题不难解决。解决办法有三：一、可以再建一座国家纪念神社或国家纪念坟墓；二、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名字从靖国神社中分开。实际上现在很多战争死者的家属要求将战犯的名字分开，因为他们的亲人亡灵不得安宁。小泉也承认东条英机等十四人是甲级战犯，强调去参拜是为了和平，是要拜祭战争中的死者而不是战犯；三、最后的办法是政府领导人不去参拜。

五十川伦义的看法其实就是中共文宣的结果。体现了中共试图用文宣来分化瓦解日本国内反共力量的“成果”。对此，世人不该掉以轻心。


四、中共以文宣应对日美同盟压力


面临日美同盟的压力，中共如何应对呢？

首先，中共文宣领域大肆着力，宣扬“美日军事同盟充满冷战思维”，“遏制中国意图突显，不利亚太地区和平”。 

中共到处游说，说“在全世界各地区的军事同盟纷纷解体、削弱的情况下，美日军事同盟却成了唯一的例外，公然走向强化。”“日美已明确把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作为日美在亚洲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此次驻日美军的调整和日美各项军事合作措施，主要是为了应对未来在台湾海峡地区和朝鲜半岛可能发生的武力冲突，明显有遏制中国的意图。”“在联合国倡导建立和谐世界的主旋律中，美日推出了充满冷战思维的新军事合作协定，这是完全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的。它不仅遭到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觉。日本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非但不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安全，其长远国家利益也将受到损害。”等等诸如此类。

中共认为，“而这一切发生在东亚。这里自朝鲜战争以来基本处于和平状态，而且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有如下几个引人关注之处：

第一，它具有相当浓厚的“临战”色彩。例如，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美陆军第一军司令部将移至日本神奈川县座间基地。指挥部前移，便于有事时向东亚调动美国本土兵力。

第二，美日军事合作向“实战应用”的形态发展。例如，日本在座间基地拟新设自卫队应急部队司令部，可与美就近协调。日本航空自卫队司令部将迁往美空军横田基地，以便“与美国第五空军司令部在一起”。

第三，针对中国的色彩明显。例如，美希望日用p-3c巡逻机收集中国军队的情报，通过运输物资对美军进行后方支援，将冲绳的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移往中国近程导弹射程之外的关岛。

中共还从政治层面说，日美新的安全协定是“安全政策方面的根本改变”，“超出了‘日美安全条约’的范畴”，“这一批准日本支援美军事行动的协定是极为危险的”。中共还借用日本民主党党首前原诚司所言，日本政府在进行这一大改变、大动作之前，未与民间、在野党和地方协商，也是日本内政上一个令人担忧的倾向。


五、中共以结盟应对日美同盟压力


其次，除了文宣攻势以外，中共继续运用结盟手段来对抗美日同盟。

分析中共的近期军事进展，可以发现所谓“以新安全观为指导的新的安全机制在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的实践中日益展现出新的生命力。”这是指

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以“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为原则，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宗旨，在国际舞台上四处活动。一是在今年7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正式批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为观察员国，使该组织覆盖的地理区域延伸到中东和南亚次大陆，成为欧亚大陆上地理范围最广的组织。二是8月中下旬，中俄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中共吹嘘，“此次演习不仅筹划层次高，技术含量大，一体化程度高，而且透明度高。通过演习深化了中俄互信，增进了彼此友谊，加强了两国两军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协调，体现了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利于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三是中共军和巴基斯坦军于8月上旬在中国大陆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中共宣扬这“旨在提高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遏制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扩大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


六、中共以军备应对日美同盟压力


最后，除了文宣攻势、结盟手段，中共继续进行军事部署。

据香港中通社报导，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预警机正由试飞踏入定型生产，估计很快将可正式服役。军事专家指出，近期在南京上空频繁试飞的“空警-2000”的预警机，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技术，比目前美俄产品还要先进。它的服役填补了解放军从前没有装备预警机的空白。“空警-2000”的机身是采用俄制的伊尔-76 型运输机。据悉，“空警-2000”的雷达天线并不像美俄预警机一样是旋转的，相反它是固定不动的。这印证了“空警-2000”采用的，是比美俄领先一代的固态有源相控阵雷达，由于它只需以电子扫描进行俯仰和方位探测，所以不需要再采用落后的机械扫描转天线。也可以证明，中国大陆已解决天线引臻机射共振的一系列难题。

中共专家吹嘘，“空警2000”上所装置的雷达、超级电脑、控制台及软体都是中国自行设计和生产的。其固定雷达由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研发的三片式雷达，呈三角姿态安装，从而达到三百六十度全方位覆盖，特别擅于探测速度较高的空中或海上目标。这款雷达只需以电子扫描进行俯仰及方位探测，可弃用旧式的机械扫描旋转操作模式。

此外，中共正与俄方合作生产，开发新一代的红旗系列防空导弹系统。已知的有：“红旗15”，也就是中国版的“s-300pmu1”，以及红旗16、红旗17和红旗18。红旗16是为中低空目标设计的中程地空导弹，有效作战高度100米至20，000米之间，反应速度6至8秒，一个导弹组可同时攻击8个空中目标，单发杀伤概率为90%，采用目前最先进的垂直发射技术和相位阵列雷达。中共将用其搭配预产中的红旗17－中国版tor-m1“履带式野战防空导弹系统”，全面取代应该淘汰的红旗61Ａ。目前，这个导弹计划已进入高级研发阶段。从以上文宣、结盟、军备三个方面综合观察——中共正在为对抗美日同盟使出其全部吃奶的力气。至于效果如何，世人并不看好。因为中共作为世界共产党政权的最后一个基地组织，与美国为首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冲突和决战，最终是难以避免的。


（二〇〇六年二月八日）



【第三节 高智晟案件凸现中共管制危机】


中国大陆的律师高智晟，41岁，来自陕北，通过自学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表现出色，曾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律师”，免费为贫困弱势人民打官司仗义直言，享誉国内外；近年来经常接受维权案件，被称为“人权律师”、“中国的良心”。尤其是二〇〇五年底以来，高智晟异军突起，在海外法轮功力量的配合下，打造声势，使共产党的管制明显失灵。这一高智晟现象，如何结束，应该是一个观察中国大陆社会的重要指标。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做一个观察和分析。


一、基督徒律师动摇共产无神论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国之音》发自香港的报导，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宣布，他决定退出共产党并成为一名基督徒，近日将会在某家庭教会受洗。记者致电高律师在北京的家，其太太耿和对记者表示，高智晟还没有回家，她从网上知道了高智晟退党的消息。她相信高智晟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虽然这样做有危险。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新的文化和道德信仰基础正在中国形成，而这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良性化、民主化与真正的和平崛起。

高智晟律师对记者说，他的这一决定虽与最近的亲身经历有关，但更多是因为多年来的经历和思考，使他深刻意识到中国的长远问题是信仰的问题。高智晟说：“今天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的道德沦丧、权力对人民的这种毫无底线的残暴，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目前在中国，法律界许多人都皈依了基督教，原因是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的法制和民主建设缺乏深层次的根基。由于目前中国政府只允许官方批准的教会进行宗教活动，所以中国的家庭教会可以说是中国人自由的堡垒。


二、以律师工作瓦解中共社会基础


高智晟的信仰转变，可能与他的遭遇相关：近年来代理“陕北油田”和“广州太石村选举”等敏感案件，并且上书中国最高领导人为法轮功辩护，不久前被中国司法当局勒令停业一年。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日，丹麦大报《贝林时报》发表了该报驻上海记者克里斯丁娜. 鲍楚普(Christina Boutrup)文章，题为“不屈的中国英雄”。指出二〇〇五年高智晟已被警方问讯过二十多次。到十一月，无产阶级专政的重锤终于砸了下来，中国共产党官方决定，关闭高智晟律师事务所一年，禁止高智晟工作。这是第一步恐吓。如果中国的良心拒绝“悔过”，接下来就会被关进监狱。在中国的监狱里，被关押的律师有时超过了真正的罪犯。难怪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组织者王丹，也赞誉扶助弱势、抗御强权的高律师是“不屈的中国英雄”。高智晟的名声来自他的勇敢，高智晟的勇敢来自他的信仰——他甚至为政治异议者和法轮功修炼者辩护。而这些人正是中国政府重点打击的物件，违法关押和甚至杀害都在所不惜。高智晟也帮助那些被粗暴对待的矿工和贫穷的农民——腐败的地方政府要求他们交付非法税收，或者在政府的工程项目中被强迫搬迁却得不到合理赔偿。这些案子都是想赚钱的中国律师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案子。


三、以律师身份介入具体的政治操作


引发这次高智晟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十月十八日写给中国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信中他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以及停止对宗教信仰的镇压。他写道：“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每一天，都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在发生。”北京市司法局是在高智晟拒绝收回这封公开信之后，开始对他进行报复的：一个星期以后，十月二十六日，他就受到北京地方政府的电话警告。又过了一个月，北京市司法局约见高智晟，当面通知他本人：他的律师事务所被停止执业一年。后来高的家人都生活在中共特务严密的监控下，不管他们去哪里，都受到监视，电话也被监听。

就像高智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共把自己统治的人民当成强盗。可是一个党如果统治着一群强盗，那么统治者自己能感到安全吗？所以中国大陆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丑态百出的场景。

高律师在陕西榆林进行维权活动时，当地的一些工人、农民找他诉苦说：“高律师！我们都四十多岁了，搞不好哪天我们还要拿起枪。”高律师说：“我和你们一样的不喜欢当局，但是枪不是最有力量的，枪从来没有解决过中国的问题。当年毛泽东拿起枪的时候，陕北人民是何等的激情高涨去跟着他。你们从那次拿枪的经历中获得了什么呢？”有人问他说：“中共既然说他们是执政者，为什么抢民财到如此地步？”高回答：“一位老中共党员问我：‘干部子弟杀人五年不赔偿，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我说：‘这恰恰证明当今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难怪共产党这么恨他。

看看高的自述就可以明白他后来的处境多么险恶：“下午约四点锺左右，我和朋友一行三人回家，当我们穿过人头攒动的市场时，我们发现，仅仅只有数百米的距离，且道路封闭、只有一个出口，却有四五名便衣紧跟在我们身后，作近距离包围状。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跟踪了。我们拿出摄像机对他们骚扰和胁迫公民的恶行进行现场记录，其中一位元便衣失态发作，突然指着我，当众大叫‘他是法轮功，法轮功！’一瞬间，百余名群众好奇地围拢上来。当这位便衣发泄完毕后，未来大家有机会在‘画面’上看到的气焰最为嚣张的那位便衣暴跳起来，对我进行推搡，被我喝住了。他还向正在对围观群众揭露他们跟踪我孩子的无耻行径的我大吼道：‘你再拍我，我马上将你行政拘留十五天，你等着，你等着！你们这种人，还活在世上，是最肮脏的了！’他来回盘旋，暴跳吼叫，在众多的群众面前，将一个下流恶棍形象表演至极致。”其实，高智晟并不是法轮功，按照个人信仰，他应该是一个基督徒。


四、高律师被视为下一代领导人


正是高智晟的这种为别的信仰者仗义执言的无畏与无私，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势。‘大纪元’有一篇署名王子亦的文章，论述高智晟可以成为“国家元首”：“由于中共邪党对中华民族道德根基的严重破坏，使中华民族的整个民族基石都摇摇欲坠。值得的庆幸的是，中华民族中到底走出了一位高智晟先生，稳住了中华民族的基石，并开始着手完全加固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和生存基石。所以说高智晟先生是具有国家元首特质的非凡人物。……以上历史使命的顺利完成，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中国军队对历史使命行使者的强力支援。为了保证中国军队的这种强力支援，也是要避免出现俄罗斯过渡到自由社会时发生的社会动荡现象一样的不利状况的最好办法，这里需要实施一种高明的策略，就是全力争取中国军队对该历史使命行使者的坚定支援。大策略就是要承诺对中国军队进行完全的国家化，大策略之下还有一种策略，就是要利用某种正规形式在正式公开场合下表明对中国军队军人个人的奖赏承诺。完全可以承诺在成熟的时机以国家元首身份册封他十八位元帅，七七四十九位大将，一百〇八位上将，其他的将士按此相同规格进行奖赏册封。奖赏册封标准和条件当然是在过渡时期军人个人的正面行为表现所各自成就的个人功绩大小。”（《大纪元》2006年1月6日）

而面对高智晟与法轮功的这种里应外合的攻势，中共当局似乎别无良策，迄今无法作出镇压的决定，这表明中共的管制正在出现某种严重的危机。

到了一月底，高智晟进一步发起了“维权绝食”；到二月初，高智晟进一步组成了“维权绝食声援团”；并倡议举行全球绝食活动。正是在高智晟的倡议下，中国各地维权人士从二月四日早上六点锺开始，进行全国性接力绝食活动，抗议中共政权采用黑社会手段，殴打公民和暴力迫害。中国大陆已有百人表示将参加接力绝食，包括郭飞熊、赵昕、齐志勇、王国齐、任畹町、贾建英、李海、藤彪、李和平及杜导斌等民运人士。这次绝食抗议行动的直接原因是，著名维权人士郭飞熊在广州遭到秘密警察和不明身份的黑社会人员的殴打。而在二〇〇五年太石村事件中，艾晓明、唐荆陵和郭艳律师及众多村民也已经遭到官府和黑势力的夹击，此后北京维权人士赵昕、齐志勇、许志永、胡佳、李方平等相继被打。

在获悉中国大陆维权人士开展接力绝食抗议活动后，香港、海外华人团体和个人在第一时间内积极呼应，开始同步绝食行动，声援国内民众维权抗暴。香港南方民主同盟、中华盟会等已成立维权绝食声援团香港分部，从二月六日起就在香港中联办前面一连五天的通宵接力绝食。伍国雄和庄志阳二月六日已开始在中联办前绝食一天，他们希望更多的人与高智晟一起站出来，为中国大陆人民倍受摧残的尊严向中共抗议。加拿大多伦多一批民运人士也成立了声援中国维权绝食团，到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接力绝食。在新西兰，多个民间团体二月六日中午在奥克兰中共领事馆前举行了声援活动，来自北京的锺桂春先生宣布绝食二十四小时。德国华人民间社团也成立了反迫害声援团，发表了致媒体、 议员和总理的紧急公开信，并公布了第一批接力绝食者的名单和日期安排。 

高智晟事件的最新发展，是三月六日九时至三月七日九时举行全球同步抗暴绝食。这是一个全球规模的、同步进行二十四小时的接力绝食活动，目的在于引起国际社会、民主政府、各国政党、人权团体、非政府组织、良知人士严密关注中国大陆黑社会化和恐怖化的政治生态，强烈抗议中共滥用国家权力残害国民。中国人权现状。

这一新的发展，一个现代意义的律师政治家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他将加剧中共的管制危机，使中共的专制统治面临瓦解。


（二〇〇六年三月八日）



【第四节 温家宝的恐惧和居民所得的差距】


一、温家宝是否坐在火山口上


温家宝作为中共的总理，其恐惧就在于中国大陆居民所得的差距正在无情地扩大。任何一国居民所得之浮动都会影响执政集团之处境，何况中共这样的专制制度。中共当局十分清楚：社会分化和紧张对立，已经严重削弱了中共当局的管制能力。

中共新华社2006年1月20日报道：温家宝于2005年12月29日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绝对不能在土地问题上犯历史错误。”但是他的这番言论迟迟不能报道，在延迟了一个月以后才见诸报端。这表明，中共执政集团内部对此一问题，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严重分歧。温家宝的言论表明，他对中国农村的不稳定局势越来越感到忧心忡忡；但其他要员反对这样报道。

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腐败的地方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经常对抗中央的官僚主义。例如在白热化的开发土地地征购问题上，警方经常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驱散抗议活动，甚至杀害抗议者。

在过去的几年中，骚乱事件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府需要挪用许多农村土地用于工业发展及房地产开发，而相应地赔偿则非常少。许多农民说，他除了示威游行没有其他出路，因为投诉无门，只有这样示威游行才能引起官方的注意。公安部发言人在北京告诉记者说，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家领导层的关注：“在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群众的要求，愿望性的要求。对于这个问题，各地党委、政府都给予了很高的重视。”

在这样左右为难地情况下担任总理，温家宝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所以温家宝心惊肉跳地警告地方当局：在处理乡村骚乱事件的问题上有可能犯下历史性的错误。温家宝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很罕见的言论，他说：地方当局剥夺土地是对农村稳定的主要威胁，因为，农民正在为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付出代价。他着重指出说：“有些地方非法剥夺农民土地，却不向农民提供合理的经济赔偿和做出生计上的安排，这是导致农村地区发生民众抗议事件的导火索。”这一坦白说明大陆农村的危机已经相当深刻。


二、中国平均每日发生二百四十起骚乱


中国公安部1月19日公布的数据称，2005年中国大陆居民因为土地纠纷、贪污、污染及拖欠工资而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的事件发生频率，创下了纪录，其中针对政府财产的暴力对抗事件增长速度最快。其中，2005年妨碍公务、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增多，全国公安机关为此立案8.7万起，同比上升6.6％，而“扰乱政府职能”的暴力对抗上升了19%。

而对一个和平时期的国家而言，中国大陆的骚乱规模和参与广度是非常惊人的。中共政府不得不承认，平均每天有240起骚乱发生。比较一下：2004年中国有7.4万起骚乱（超过376万人卷入其中）。2005年中国有8.7万起骚乱；与2004年相比，2005年发生的公开骚乱上升了6%以上，其中“扰乱政府职能”的暴力对抗上升了19%。而1994年，“仅仅”发生了一万起类似事件。这一对比显示：中国大陆的社会骚乱在频率和广度上，每年都在快速增长。

土地问题只是中国社会即将进入特大动乱的一个引信。

中共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6年3月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称：中国大陆城市人口的收入差别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如果不采取矫正措施，势必在农村动乱的同时也引发城市人群的不安和抗议。

西方政界和社会学界以前认为，中国社会出现巨大的贫富差别，主要分布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最多也只限于城乡接合部。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份使用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各种资料的报告却指出：即便在中国城市的内部，也出现了接近或超过0.4％的基尼指数。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指数来判断一个社会的不公正程度，其中超过0.4％意味着不公正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中共有关基尼系数的记录为：1991年是0.282，1998年是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十年之间上升了1.62倍。

再如，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到2001年已经扩大到1：2.9。又如在2000年中国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城镇内部方面，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近两年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在2002年第一季度，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 

此外，中国社会的财产的集中度也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也越来越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还存在另外三个问题：

1、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2、收入分配不规范，如拖欠职工工资现象普遍，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

3、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如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 

确实，中国城市内部的不公正现象已经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中国城市人群收入的差别是随处可见的。就男性而言，你可以看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就女性而言，你可以看到从乡下来的小保姆。那些农民工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但就在他们的身边，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的轿车，穿梭来去。毫无疑问这样的差别在城市中一眼就可以看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这份报告所调查比较的，不仅是各个社会群体收入和整个社会收入的比例，而且按照所谓五分法，比较了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别，得出了以下结论：社会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群的收入仅占最高收入五分之一的人群收入的4.6％左右。而和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相比较，其比例甚至降到了只有2.75％。据提供这样五分法资料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解释：这样的比较说明社会绝对值意义上的购买力已经非常不平均了，社会底层在收入上被整个社会抛弃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

事实上，就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份报告面世的同时，中国已经出现警告第四次下岗失业大潮的来临，认为下次失业大潮定会波及现在收入还好的一些中层白领。除了对失业的直接担心外，这份报告中也到城市人群会因为感到被剥夺而不满。在乡下和小城镇，这一不满变成了痛恨。因此在那里，更时常地出现抗议示威，甚至拒绝履行纳税义务。


三、中国处于黑帮犯罪高发期

 

虽然日益增加的社会骚乱并没有完全破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的确对中共形成了很大挑战，尤其是在如何解决在经济起飞中被落下群体的问题。占中国1.3亿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民工、下岗职工在中国经济起飞中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少于城市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许多法律专家表示，法院受到过多的约束以致没有足够的权能解决中国民众与政府间纠纷问题。

这种日趋恶化的社会现实，迫使中共喉舌香港《文汇报》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是中国大陆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因此中共政府从2000年就开始实施的打黑除恶工作，一直没有办法画上句号。随着治安形势继续恶化，打击黑恶犯罪势力的力度只能继续加大。其原因在于：官员腐败现象与黑恶势力勾结互动现象严重。另外有资料指出，弱势人口的增加、社会矛盾激化、扶助与关爱的缺失——客观上为黑恶势力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北京新华社下属的《瞭望》周刊2006年1月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前中国黑恶势力的发展，已不是简单的刑事犯罪，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反抗的性质。因此如何实现社会公正、正视和解决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突出命题。除非将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小，否则打击黑恶势力的行动必将徒劳无功。

调查发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人群由“弱”转“黑”的现象。弱势人群增加，一些矛盾激化，社会扶助与关爱缺失，客观上为黑恶势力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社会学家们指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带来了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使黑恶势力的产生有了社会基础。

黑恶势力的市场在哪里？一些“打黑”民警认为，每打掉一伙黑恶势力，就有可能揪出一批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与黑恶势力勾结互动，在黑恶势力操纵、雇佣腐败官员，达到犯罪目的的同时，腐败官员也同时操纵、雇佣黑恶势力，以达到自己经济或政治上的目的。 

公职人员为什么要找黑社会？具体原因一是个别政府官员或政法干部有意识地雇佣黑恶势力实施报复他人等恶性活动；二是有的黑恶势力不但为中共干部办“黑道上的事”，还为中共干部办“白道上的事”。 


四、中国大陆群众性抗争


路透社2005年12月6日报道，联合国负责调查非法枪杀事件的调查员阿尔斯顿写信给中共政府，要求中共提供其在广东汕尾东洲村开枪打死示威村民的详情。

发生2005年12月6日的广东汕尾警方暴力镇压村民抗议的事件，中共官方媒体表示造成3人死亡，但东洲村民说死亡人数高达20多人。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开枪打死民众人数最多的一次。在我们看来，“六四”事件后中共完全停止了政治改革之尝试，拒不进行村以上的普选，甚至连村一级的选举也是党官们操控的。

2004年10月18日到10月27日短短10天，中国接连发生河南汉回集体械斗、四川汉源十万农民暴动以及重庆万州数万民众冲击政府大楼等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2005年6月14日广东中山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连续多日堵路抗议中共近千武警出动。2005年6月17日河北定州农民流血事件，绳油村农民遭到数百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2005年8月7日湖北大冶市两万民众大规模示威，抗议警察粗暴对待请愿群众。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文章说，中国目前进入“突发公共事件高危期”，每年损失惊人。这些事件最后都恶化成流血事件，造成多名民众死伤，激起强烈民愤。中共把这些事态发展称为“群体事件”。

美国国务院2006年《人权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共或共产党）为最高权力核心。……中国公民既缺少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和平表达反对意见的自由，也没有更换国家领导人或改变政府体制的权利。……宪法规定司法独立；但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和共产党经常干预司法程式，并对很多案件下达裁决指示。……治安政策和治安人员侵犯人权的事件屡见不鲜。”这就指出了中国大陆群众性抗争事件风起云涌的真正原因：法院既然解决不了问题，民众只有走上街头。因此预料，随着大陆社会两级分化日益严重，群众性抗争事件只能越演越烈。


五、中共不会软化镇压措施


中共是否会软化其镇压措施呢？我们的研究结论认为：不会。 

2006年1月22日，中共国务院发布《九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国家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预案；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国家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国家核应急预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家通信保障应急预案。中共宣称，编制这9件专项预案，是为了规范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回应程式，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但实际上，这是中共“政治事件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的手法。其典型手法是用“刑事罪名”（包括间谍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来处理政治问题。

果然，第二天中新网就发表了胡锦涛的最新讲话《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各类恐怖犯罪活动》。头戴三顶帽子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当天慰问中共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并在“国家反恐怖指挥中心”观看了代号为“长城2号”的指挥系统演习。这次演习是继“长城2003”反恐怖综合演习之后举行的又一次反恐怖演习。胡锦涛发表讲话指出，“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需要动用各项措施，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而为了获得国际间对于中共镇压手段的默认，胡锦涛表示这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因为“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危害，中国也面临着恐怖活动的现实威胁”。显然中共正故技重演，把它自己意图进行政治镇压的对象，贴上“恐怖犯罪”的标签。


（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



【第五节 西方对中国投资的双重功能分析】


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虽然无法帮助中国政治朝向自由民主的轨道发展，甚至起到了巩固独裁统治的反作用；但却在另一个方向上，通过资本的力量贪婪地并吞中共的民族工业，这在无意中加剧社会冲突，直接危及中共权力基础。这就是本文试图讨论的“西方对中国投资的双重功能”。下面尝试论之。


一、西方在华投资阻碍中国政改（功能之一）


据估中国经济体的规模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经济扩张其实得益于外国投资；是外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才使得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仅2005年一年，在中国设立的外国企业就有四万四千多家，价值达六百亿美元左右。西方公司在中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并且是用并不光彩的做法换取了经济上的好处。但是从长久看，这些西方公司终究会在经济利益上与中共制度发生各种冲突。而专制制度本身也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并危及这些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所以，西方公司将来即使不为它们今天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反悔，肯定也会为它们今天的短期利益而付出长期代价。纵容、帮助中国的专制制度，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

西方的投资延缓了中共的政治危机，使中共经济改革虽然二十八年却得以维持陈旧的治国方式。当邓小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使中国进入了国际接轨的经济增长期，许多西方观察人士认为经济增长会产生一个受过教育的、资本主义的中产阶层，他们将要求支配自己的命运，这样，中国将迅速成为一个和过去不同的、类似民主制的国家……但中国实行改革来的二十八年，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在治国方式上有任何重大的变化。

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其他独裁政府也显示他们可以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同时抵制任何要他们放松权力的压力。许多独裁者知道，经济繁荣可以取代自由和民主。他们促进经济增长、完善保健制度、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因为所有这些都对提高生产率有帮助。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压制自由权利，比较容易得手，人民不愁吃穿就可以容忍政府的专制。中共独裁者十分清楚，人民的自由集会对他们有害无益。

一个透明度很高的政府以及有新闻自由，将结束共产党专政。因此，中共积极从市场和网上进行监控。据估计，中国目前有网路用户一亿左右，到2010年，这个数位有可能升到二亿五千万。然而中国监控其公民的网上活动，不许他们从某些网站获取资讯，还常常监禁那些他们认为在网上进行颠覆活动的人士。另外，微软、古狗、雅虎和思科等大型高科技公司为了在中国开展业务，不得不遵守中国的有关法规。人们一致谴责这些公司帮助北京镇压异议人士。 

那么，西方公司与北京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是《30亿新资本家，财富和实力向东方大转移》（Three Billion New Capitalists: The Great Shift of Wealth and Power to the East）这本书的作者。他说，美国公司经常陷入难以控制的局面中：“当国会通过立法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国会同意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这是国会在采取步骤鼓励美国公司跟中国做生意。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在跟一个民主国家打交道。大家都知道，中国领导对资讯的观点跟我们不同。这些公司显然把中国看成是重要的商机。如果它们不去，其他公司就会去。不过，这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外国公司能够和独裁政府合作到什么程度。” 


二、美国考虑立法管理公司的海外业务


倡导言论自由和人权的人士多年来一直在这方面提出批评。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考虑通过立法，管理美国互联网公司在海外的业务。

不过，贸易专家普雷斯托维茨认为，要北京放松对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控制需要国际社会的努力。他还说，中国国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普雷斯托维茨指出，最近中国几位前高层官员敦促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放松监控。

普雷斯托维茨说，“因为中国有一些重要人物懂得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和亚洲，如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人士都有许多机会发挥作用。他们可以坐下来跟中国人交谈，跟他们说，我们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活动，而全球活动实际上是应该这样做的。” 

可能是为了阻止美国通过这样的立法，在美国的中共学者裴敏欣则积极鼓吹：“经济增长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其言下之意是完全部不必通过这样的立法来限制中共肆无忌惮地利用外资。作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专案的主任，裴敏欣尽量让西方对中共抱有希望：“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在产生两个现象。其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不稳定性产生了对改革的要求。其二，经济增长正在创造良好的条件，如出现一个中产阶级、拥有私有财产以及跟国际社会的相互联系。这些从长远来看都是有利于实现民主的。”

裴敏欣麻痹国际舆论说：外国公司在继续削弱共产党在中国的控制。“这些外国公司跟国有公司竞争。这就是说，它们在削弱国有企业的实力。从长远来看，共产党对经济权力的控制将会削弱。另外，外国公司把最先进的管理方式带到中国。先进的管理理念强调竞争，思想开放，强调由能人来负责管理。这些也会对改革制度带来压力，从而创造一个更为自由的文化。” 

西方国家的自由派势力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民主会随着经济自由化而出现。但是，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已经证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而帮助了共产党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阻碍了中国进行民主变革。 


三、西方公司清洗中共的民族工业（功能之二）


2006年新年伊始，中共就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精神”。但是作为创建“创新型国家”主力军的中共行业龙头企业，却面临被跨国巨头以“资本运作”的合法途径而清洗出局的危险命运。

例如，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就正在中国大陆展开一场并购扩张，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几乎都被列入其并购计划中；对于卡特彼勒发起的这一并购风暴，业界人士认为其“扩张野心”在于：整合并吃掉中国整个机械制造行业。

据北京《中国经济周刊》内部资料，卡特彼勒计划并购的谈判物件几乎囊括了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几大龙头企业：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收购龙头企业还只是卡特彼勒在中国扩张野心的一小部分”，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美国卡特彼勒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目的已不仅仅是占领中国市场，同时也意图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从而形成更有力的资本吞食。”

这一分析并非空穴来风。《中国经济周刊》得到一份美国卡特彼勒公司2003年提交给中共某企业的“投资合作意向书”中，卡特彼勒有如下要求：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并服从卡特彼勒的全球战略；卡特彼勒要求拥有品牌，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原中国企业品牌；将把该企业建成具有能生产卡特彼勒产品技术的企业，成为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卡特彼勒还同时宣布，要在中国投资100亿美元，建立“既包括生产、采购，也包括物流、营销、金融”的大公司。对此，中共认为卡特彼勒不仅要占领中国市场，而且要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市场和资源，从根本上消灭其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

中国机械制造业龙头之一的厦门厦工集团有限公司是卡特彼勒的重点目标之一。厦工集团是中国500强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企业，是具有40多年生产工程机械产品丰富经验的国有独资集团公司。公司资产总额近19亿元人民币，员工6千多人。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关键工艺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并购“厦工”却成为悬案，在外界压力下放缓并购步伐。

据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卡特彼勒与厦门市政府以及厦工集团的接触从2005年年初就已经开始，双方曾多次进行谈判。到目前为止，不良资产问题仍是双方谈判的焦点。厦门市政府希望卡特彼勒能接手厦工集团的不良资产，而卡特彼勒却不愿意。同时，在控股权和品牌问题上，卡特彼勒提出控股、控品牌。”该知情人士介绍说。卡特彼勒在中国诸多的并购中，收购厦工集团甚为关键，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成功，就基本上确立了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促成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提前形成，并将使中共装载机行业几十年积累的竞争能力和自主品牌随之消失。对行业的影响将十分巨大。

卡特彼勒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始于1995年，当时它与徐州机械工程集团共同设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但直到2003年，它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也不理想。因此，要想实现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资源和市场的目标，选择并购之路才是捷径。于是，在2004年5月，卡特彼勒开始对国内老牌企业——山东工程机械公司进行兼并重组。结果，卡特彼勒用不到二百万元人民币收购山工机械这家销售收入十亿元、国内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份，顺利地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而收购山工40%的股份也只是卡特彼勒的一期并购，卡特彼勒提出有权在未来三年内随时收购山工机械的剩余股份。也就是说，其余60%的股份将在适当时机收归美商。卡特彼勒在中国的目的很明确：不仅是要控制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它要吃掉的是整个行业。而卡特彼勒在中国庞大的行业整合计划，对中国工程机械业的生存已经构成了巨大威胁，因为中国目前只有厦工、柳工、三一重工等为数不多的工程机械强势企业，如果没有了他们，中国自己的民族机械产业就名存实亡了。

据悉，目前卡特彼勒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十一个生产基地、两个研发中心和一个培训中心，包括（卡特彼勒）徐州公司、上海发动机公司、山西铸造公司、天津亚实履带公司等。对于垄断利润的追逐决定了卡特彼勒这个大型跨国巨头不会停下自己攻城掠地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卡特彼勒在中国的并购计划才刚刚开始。


四、西方公司在中国的重大并购行动


清洗中共的民族工业，也许并不说明跨国巨头怀抱政治目的，但以掠夺式并购“入侵”中国、清洗其民族工业，却必定导致某种严重的政治后果。

跨国巨头以掠夺式并购、“入侵”中国——这是一场无可置疑的强强对决：跨国巨头正在对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开始一轮强权、廉价、掠夺式并购：绝对控股，拥有并限制使用原中国品牌，拒绝接受不良资产，中国企业只作为其全球化战略下的中国生产基地，全面整合中国民族产业使其成为跨国巨头自己的包括生产、采购，以及物流、营销、金融等的一体化大公司……

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外资并购看作是一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运营演习”，那么今天的外资并购更似一场“廉价掠夺”。因为此时形式上的相近几乎被实质的差异取代，而此前的固步自封可能已演变成了今天的“投怀送抱”。如今，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正在接受一场外资并购风暴的冲击，民族工业的大旗亦面临在“廉价掠夺”的并购浪潮中摇摇欲坠，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企业所追求的百年老店目标，正经受着外资“入侵”的考验……

大略过滤一下中国大陆近期龙头企业被并购案例：

1、2005年10月25日，中共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被美国凯雷投资集团以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85％的股权。此前的1995年，美国卡特彼勒已经与徐工设立了合资公司；

2、在油嘴油泵行业，德国博世公司收购我国油嘴油泵行业的排头企业——江苏无锡威孚有限公司后，中共的油嘴油泵行业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并购、控股，经过多年建立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

3、在轴承行业，四年前中共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经与世界第三大轴承公司德国FAG公司合资，两年后合资公司变成了德方独资企业。由于合资，西北轴承让出了经营了多年的铁路货车轴承的品牌，失去了占中国铁路货车轴承25％的市场；

4、在化工机械制造行业，占举足轻重地位的“锦西化机”，已与跨国巨头西门子合资，业内人士对这种合作的未来判断是：锦西化机的透平机械核心技术被西门子拿走，中共大型化肥设备的维修要看西门子的“脸色”。

5、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潍坊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等也都被跨国公司紧紧“咬住”不放。其中，德国的“ZF”公司正在谋求控股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杭齿是中共船舶配套的中高速柴油机、齿轮箱及工程齿轮箱的行业排头兵生产企业，并承担一定的军工任务，如果被外商整体控股，其对军品生产的影响比较大。

6、中联重科、山东临工等企业的相关谈判也正在进行中。可以说，在中共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大陆的的龙头企业正在逐渐地被纳入外资企业的旗下。


五、中共如何应对外资的廉价并购


中共《人民日报》下属的《中国经济周刊》曾经专门探讨国营企业如何应对掠夺式的外资廉价并购，并忧心忡忡地指出：“本轮外资并购，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法往往是掠夺式和廉价式。”“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收购活动的基本要求。”在如此不平等条款下完成的并购，其结果必然是，中共民族工程机械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将逐渐消失；中国大陆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和高附加值最终被外资控制，行业发展必将出现“外大内空”的末日景象。

其实，跨国巨头大举并购中共行业的龙头企业并非偶然，而是新一轮国际并购重组的一种新趋势。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重组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战略性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9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和实现一体化经营，而进入21世纪后的并购重组则主要是以提高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并购。这种并购突出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重点、以增强竞争能力为目标、以强势企业联合为特征，加剧了资源向优势企业的集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也改变了国际投资方式。

从正式对外披露的30多起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来看，来自美国企业的并购案件最多，占30.2％；欧盟企业次之，占27.3％；来自东盟国家和香港的企业都占9.1％；日本企业为2例，占6.1％；加拿大、印度等各1例，占3.1％。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中共企业后，通过对中共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中国大陆的产业。

中共内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外资对中共行业形成威胁的负面影响。中共“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于2005年12月底在《联合早报》上撰文称，“应该反思过度开放的问题”，制定相应对策，给脆弱的中共工业以喘息之机。他惊呼：“这轮外资并购，中国不但不限制，而且还在鼓励，任何国家都在限制重要的工业、金融等不能随便允许外人随意并购。我真的为中国捏把汗。”如果这种瓜分真的得以实现，就意味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衰亡，“照此下去，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中国民族工业的百年老店？”


六、在外资廉价并购的背后


在我们看来，中共“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的上述言论，表明他可能并不理解中共处境的险恶性质。因为在外资廉价并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共严重的金融危机。

据国际著名的会计公司安永事务所（Ernst & Young）2006年5月4日发表的权威报告，中国大陆的呆帐贸易已经走火入魔。安永事务所估算，中国银行呆帐总额可能超过9000亿美元，从而超过该国的外汇储备量。总额超过9000亿美元的呆帐包括了银行、信贷管理机构、投资公司和贷款合作的所有不良资金。其中仅中行、建行、商行及农行等四家最大金融机构的呆帐就达3580亿美元之巨，是官方数位的两倍。这个数位已经超出了中国现有的外汇储备。

报告警告说，2002年和2004年实施的积极借贷政策有可能导致中共出现2250亿美元的新呆帐。而2002年，安永公司的会计师们所估计的中共呆帐数量还只是4800亿。正因为中共已经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无意也无力阻止外资廉价并购中共的龙头企业，因为这些所谓的龙头企业其实早就资不抵债，早就事实破产了。只是碍于中共的政治制度而无法宣告这一历史性的破产罢了。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日）



【第六节 文革四十年对中国人之影响】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当年各地红卫兵纷纷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把文革的破坏力量带到大陆每个角落。很多参与那场运动的人士现在都表示对他们当年的狂热不堪回首。在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破四旧”口号下，红卫兵破坏了社会秩序。在中国各地学校“停课闹革命”中，大批青年学子参与社会各方面的夺权和派性斗争，把中国社会文化拖到一个极度黑暗的时代。其结果是谈论“文革”的人多，却不是在客观讨论问题，而是在忆苦思甜，在扮演满身创伤的受害者角色，怀着形形色色的义愤，从事着事后聪明的假设。

而本文则试图比较客观地研讨文革，研讨文革四十年对中国人之影响。


一、文革之遗产


文化大革命像一座粉碎机，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存在，无论其为“物质”或“精神”， 都包举以内而粉碎之——迫使他们“低于毛”，毛成了最高的，那还有什么不是废墟呢。那时的中国，真是没有立锥之地可供任何一人“遗世独立”，即使亡灵也无从逃此劫难的。“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因此是一种近乎无耻的实用主义，近乎麻木的顽强，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 是废墟。是那一切东西，都必须低于毛泽东的地方。在废墟和荒漠中，生命幷没有停止，而是表现为一股极为善于钻营的“仙人掌精神”。

仙人掌精神支配了现今多数中国大陆人的身心，使得人人无耻如毛泽东——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诞生的新精神！它无知者无畏，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它习惯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善意，它看见的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头上长角的政府、浑身带刺的民众——正是“文革”留下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其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之至；因为连他自己都是这一野蛮无耻无知无畏的仙人掌精神的产物。


二，文革之动力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个人崇拜导致的灾难”，同时也就把文革的动力看作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我们说，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不过是在特定的时刻点燃了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们”与毛及其小集 团一起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榨得一穷二白的人民长期酝酿的愤怒，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屈辱的国耻和严酷的革命历史，逐渐积累的。

正如许多其他的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大出于它的“发动者” （即“玩火者”）的图谋和预料之外。因为革命的真正动力——人民的普遍情绪——在革命 爆发之前是很难测定其强度的；在革命爆发之后则难于操纵其方向。

人民的不满针对共产党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 个爆发的时机罢了。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这种情绪，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欲 望所需要的方向；但幷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否则，毛泽东后来还可以继续挑动 群众互殴，也不至于无法继续其政治游戏。然而即使毛泽东自己也清楚，对1949年－1966年 的十七年黑线专政，毛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和革命群众之间的蜜月，其实 是难以持久的野合。

1968年以后，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群众不满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 社会制度的改良也无从说起；同时，由于文革造反“冲击”的人过多，进一步积累了新的怨 恨、制造了新的问题。另方面，文化大革命不仅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它的许诺却始终无法兑现，“破而不立”的结局，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乱”。

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对立情绪， 逐渐集约化到毛自己身上，幷在民间逐渐凝聚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老毛不死，国难不止”。 几年以后，这个认识终于在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化为愤怒的吼声：“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不难理解，1976年10月上节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人们，其实是在庆祝毛的死亡。这 都是因为，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1968年以后就撕下了“人民保护神”的假面具；所 以，对他的“个人崇拜”逐渐消退，在1971年以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我们深入一层，增加一点寻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欲望，就不难发现：除了人 民群众对党的统治的厌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国现代史上一连串的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竭尽全力适应外部世界压 力的表现。文革的行为模式因此很像二十世纪欧洲最流行最时髦的行为模式：不是十九世纪 的民主主义，而是布林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表明中国社会的滞后性，六十 年代重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肃反。

总结一下文革的动力分析：

（一）两股合力的社会分析：A：僭主耍阴谋；B：人民要伸 冤。

（二）两股合力的心理分析：A：“社会的精神病”；怀疑狂以“革命”为护身符，结 果导致互相迫害；B：压抑下的人性：从被迫造反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的动力形态决定了其有斗批改有“斗”、“批”而无“改”的历史命运；其结果造 成了“文革拖延不决的‘改’最后演变成了邓小平的改革”这一历史的滑稽戏。而作为其中 间环节的、初步结束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不过是使社会初步回到文革前的 整肃阶级敌人的模式中去了。


三、文革之革命与反动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造反，镇压是自上而下的整肃。革命与镇压的不同基调，构成了文革 的两阶段：1966年－1967年的革命阶段与1968年－1969年的反动阶段。

在事情的另外一面，这两个阶段幷不是自然发展的，而是被老毛控制的。当学生们在 1966年受到毛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地向他老人家卖弄风情时，他老人家一定在刻毒地嘲 笑这些少不更事的笨蛋正在落入他布下的天罗地网。但学生们在1967年唱起“抬头望见北斗 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思春歌曲时，他们的冲动其实也幷不是来自所谓“绝对服从毛的权 威”，而是试图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反对压迫的人民英雄。

1966年5月16日发表《五一六通知》开始，到8月老毛亲自下手“煽风点火”，到年底， 各级党委垮台，造反运动第一阶段结束。

1967年，军方介入群众运动，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广泛的流血冲突。

1968年，老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党的危亡，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施行“釜底 抽薪”，扑灭了即将发生的群众自主革命。

1969年“九大”以后，党内文革派与走资派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团结起来”，下压群众 自主革命，外骂“美帝苏修”以转移视线。

比较一下：1966年8月—1968年8月间的“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党进攻）和1969 年—1976年间的“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清算群众）这两个时代，就知道前者激动人心，充 满悬念；不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都是积极动荡、紧张亢奋的；那时，社会激烈运动，消息 灵通，实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 后者则是消沈窒息、迷惘颓唐的。社会表面一律、情绪低落，新闻被严格封锁，共产党官员 一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幷不断“追查政治谣言”。

简单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两个阶段的特征，就是被毛泽东煽动、利用、直接支援的学生和群众，通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方式，夺取了基层政权；而后又被毛泽东联合 党政军尤其是军队内的走资派一手镇压下去。用“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的名义，甚至 把革命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用“一打三反”（1970年）、“清除五一六分子”（1971年） 的名义，彻底报复了一切曾向各级党委造反的革命群众。而在此之前后，毛泽东及其文革派 党羽已经用“革命的大联合”铲除了异己，幷把广大学生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流放到穷 乡僻壤，受到非人的折磨——由文革派和走资派联合组成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称此为“上山下 乡很有必要”。这样的大流放之后，被人民革命（“造党委的反”）冲毁了的党的机器，再 次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建立起来，幷一个一个严厉清算参加造反的人民，毛泽东及其党 羽称此为“人人过关”。


四、毛泽东之出尔反尔


老毛的这种出尔反尔，与邓小平在1979年利用“西单民主墙” 摸打民意牌和利用党内 民主派清除凡是派，而后翻脸不认帐，关闭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真是“有其父必 有其子”，如出一辙。有识之士说毛公公曰：“过河拆桥”，邓公公亦如是也。“工宣队” 的赤膊、“军宣队”的胶鞋，占领了学校，也就搅乱了学校，为毛泽东这位不安心图书馆工 作的前图书管理员，出了一口年轻时代残留下来鸟气——这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那颗芒果，就是所谓“人民文革”的死刑判决书。“九大”的开幕 和林彪“无限忠于”、“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声嘶力竭，乃是为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理想”所开的一场追悼会。“继续革命”在老毛的主导下变成了“继续镇压”——十七年的黑线开始复活。

但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和“上山下乡运动”以后，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之间 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不但不属于上述的“无产阶级理想”，而且 与之背道而驰。这七年之间的一本血泪帐，不是革命，而是清算革命——充满了宫廷的阴谋 如“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小党棍之间的倾轧，戏剧性地体 现在毛的左右手之间——坐在毛左边的林彪、四人帮和坐在毛右边的周恩来、邓小平。他们 的钩心斗角绝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意义，又无革命价值，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的绝妙讽刺和清晰说明。

这些蝇营狗苟的故事，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许诺已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 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关河空锁祖龙居”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 在于加深党的分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指挥 失灵”的神经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不见”的：激起了弥漫全中国、辐射全世界、 从此将与共产主义运动伴随终身的怀疑主义思潮。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1980 年代出现的“思想解放”。

按照上述观念，“文化大革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1966年8月——1968年8月，再加上 一年扫尾时间。1969年9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小将”本身都被驱逐干净，这时，还说这场革命“在继续深入”，那么就是毛泽东式的声东击西，指鹿为马了。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今日滥用的“文革”一词：它起源于“造党委的反”，结束于“忠字舞”的奴性表演。

这两个时代流行着完全不同的精神：革命与反动。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阶段”开始于1966年，结束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阶段”开始于1968年，结束于1969年；1970年至1976年则是毛泽东遭到整个社会逐步唾弃的日子。

综合上述方面就可以发发现：主导文革的毛本人，一人就变脸扮演了三个角色：1、雅各宾党人 （1966－1967年）；2、热月党人（1968－1969年）；3、拿破仑（1969－1971年）。例如，文革中北京五大造反派头目（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系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以及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1971年后都被毛派当局隔离审查，而在1979年以后，又被邓派再度逮捕惩罚。

可惜老毛这个“背叛了文革理想”的“中国的热月党分子”、“中国的拿破仑”幷不敢打出国境，只敢在边界上和苏联搞搞磨擦，小打小闹。两年后（1971年）因为听说苏联可能 要收拾往日的仆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饶。而 对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存有疑虑的副统帅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样遭到了无情地抛弃。1972年乒 乓外交之后，毛更是放弃了所有的“无产阶级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 雄”袁世凯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这个“中国的拿破仑”幷不敢打出 国境，只敢在边界上和苏修搞搞磨擦，小打小闹。两年后（1971年）因为听说苏联可能要收拾往日的仆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饶。而对此 天翻地覆的变化存有疑虑的副统帅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样遭到了无情地抛弃。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毛更是放弃了所有的“无产阶级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雄” 袁世凯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头一看，林彪－四人帮的垮台，何尝不在1968年他们伙同周恩来代表的党机器一起镇 压革命群众（“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就注定了。不需“彻底擦亮眼 晴”，就能看破老毛“变脸游戏”的此中分际。


五、现代民族国家出现的前夕


文革多少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夕的“国王——人民的联盟”相似，有其 “三部曲”：（一）人民强烈不满幷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 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 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运动过后，君权确立，贵族和民众同样元气大伤，但却为即将到来的第三等级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在这种意义上，文革及其过后的改革，客观上就是在准备一场中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改革的主导者邓小平却对中国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充满恐惧，因此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抨击民主自由的中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凡此种种，都可以追溯到其不幸的文革经历。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后文革时代（邓小平改革期间）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一手发动了文革”，这种说法其实是害怕承 认自己“十七年压迫人民的罪孽”。汉人社会的可悲在于：会两千年没有贵族传统了。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就变成了：僭主（毛泽东）与人民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 “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按当时术语，这些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叫做 “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甚至“党内资产阶级”。由于1911—1965年之间中国已经经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 所以中国幷没有欧洲式的“国王”、“贵族”、“第三等级”，而只有“僭主”、“走资派”、“群众”在有其实而无其名的闹剧中尽情表演。

（1）如果人民（革命群众）没有受到党组织的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 联合起来”就无法发挥动员作用（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的阴谋煽动就没有着力点）。所以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种种煽动就再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1976年老毛煽动否 定周恩来，结果激起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2）人民（广大群众）如果不怨恨贵族（毛的干部），国王（毛本人）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这个政治三角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例如，1969年以后，毛和走资派重新修好，联合起来把学生流放农村，说明“毛的政治三角游戏”已经暂时宣告结束。造反派被逐出三角游戏，毛和党组织、走资派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怨偶之间的无性婚姻。

（3）显然，只是因为毛和党组织、走资派（分别扮演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多，革命群众不过是毛泽东临时玩弄的野花——虽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开起夫妻店的时候，家花却要比野花可靠。因此，镇压革命群众便成为毛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政治三角有一项意外收获：文革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官僚体系的铁腕统治。这在苏联老大哥及其他共产仆从国家那里也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价值因此不在于文革的自我意识，不在于文革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文革使得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迄今还只在“行”的层次、没有在“言”的层次完成。

政治制度虽与文化、风气，心理等意识形态颇有关系，但毕竟是直接由文革这样的社会动静中择要总结而成的。尽管，中国从苏联模式下独立出来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中国终将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第三等级的革命，来建立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而后人会认识到，中国脱离马列主义获得思想和政治独立的时代，是从文革的劫难开始的——这就是所谓“物极必反”的道理？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七节 中共的黑手正在伸向南太平洋】


一、“太平洋计划”与南太发展蓝图 

 

2005年10月25日，为期三天的第三十六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在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举行。本届会议将继续讨论及争取通过“太平洋计划”，确定今后地区合作的重点，幷考虑设置更为机制化的合作机构，进一步推动 

南太平洋国家的深层次团结与合作。会议还将审议幷推动落实该组织成员国此前签署的各项合作协议，以及就维护区域安全、防控艾滋病、预防禽流感、控制油价、开放劳务市场等问题进行磋商。 讨论“太平洋计划”的最后草案，进一步协调各方立场，幷争取签署“太平洋计划”是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 

“太平洋计划”是在2004年4月在新西兰召开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特别首脑会议上被提出的。该计划的框架文件被提交至同年８月召开的第三十五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讨论。经过一年多的广泛咨询、研究和磋商，论坛秘书处辖下的“太平洋计划”工作组提交了计划的最后草案，供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审议。 

根据草案陈述，“太平洋计划”的宗旨是在未来十年内通过南太平洋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谋求在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改善行政和安全等领域的共同利益。计划要求成员国在推进一体化合作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各国主权和利益，尤其要关注小国和穷国的权益。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前身为南太平洋论坛，成立于1971年，是南太平洋国家政府间加强区域合作、协调对外政策的区域合作组织。其宗旨是加强南太平洋地区各国在贸易、经济发展、航空、海运、通讯、旅游、文化教育、工农业发展、海洋法、渔业和海床资源、能源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和协商。论坛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

目前，该组织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基里巴斯、瑙鲁、新西兰、纽埃、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十六个国家。


二、太平洋共同体的运作


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简称PC），成立于1947年2月6日，当时在南太平洋地区有属地和托管地的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等六国政府签署了《堪培拉协议》，宣布成立南太平洋委员会（South Pacific Commission，简称SPC）。1998年更名为太平洋共同体。 

1950年，该委员会为使南太地区的属地和托管地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决定每三年召开一次南太平洋会议。1967年改为每年召开一次。1973年，根据澳大利亚建议，南太平洋委员会和南太平洋会议决定自1974年起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通称“南太平洋会议”，就财政预算、资金使用方向、优先项目、吸收合作伙伴、选举和任命委员会主要官员等重大事务作出决策，但仅美、英、法、澳、新、西萨摩亚（后更名为“萨摩亚”）、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库克群岛、所罗门群岛、瑙鲁、图瓦卢和纽埃13个政府成员代表有选举权。在1983年第23届南太平洋会议上，根据澳大利亚的提议，规定现有的27个成员都有选举权。 

改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南太平洋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进步。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向南太岛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其成员国2003年有二十三个：美国、英国（曾于1995年退出，1998年1月重新加入）、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汤加、萨摩亚、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帕劳、库克群岛、所罗门群岛、瑙鲁、图瓦卢、马绍尔群岛、美属萨摩亚、关岛、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纽埃、托克劳、皮特凯恩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 

荷兰曾为南太平洋委员会创始成员，1962年在把西伊里安移交给印度尼西亚后退出。 

太平洋共同体自1998年改名以来，定为每两年召开一届会议，制定相关政策幷决定总干事人选。闭会期间，政府及行政机关代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Representatives of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s）有权就重要事项作出决策。 


三、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概述


该组织与中国原先接触不多。1998年，中国向该组织的“南太森林保护”项目仅仅捐款5000美元。

但是2006年以来情况正在改变。4月8日中共总理温家宝于4月8日结束了澳大利亚、斐济、纽西兰、柬埔寨四国访问。温家宝此行是中共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南太平洋岛国，也是中共总理近十八年来首次访问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柬埔寨总理洪森的会谈，还使得柬埔寨从中国得到了六亿美元的款项。温家宝出访挑战南太平洋霸主。

温家宝出访南太平洋的重点包括：中澳有望签署具有实质意义的资源双边协定，推动中共与澳纽两国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与太平洋岛国在互惠基础上订立涵盖多领域的合作宣言等。温家宝幷且在四月五日出席由中共商务部，和斐济外交外贸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据了解，温家宝已经承诺，中共在未来三年将提供三亿七仟五佰万美元的优惠贷款，〇关税优惠，取消在去年底到期的债务，幷且增加与北京有外交关系国家的观光业发展。

中共为什么突然热衷于南太平洋事务？难道，这是要与台湾进行一场“外交肉搏战”？

很明显，不只中共，台湾也一直对南太平洋岛国有兴趣，幷提供援助很多年了。所以，有六个南太平洋国家幷未出席四月五日在斐济首都苏瓦举办的首届的“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这六个国家是：巴斯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瑙鲁、帕劳共和国、所罗门群岛以及图瓦卢等六个国家。

事实上，南太平洋岛国一向是中共和台湾在外交兵家力争之地。温家宝此次出访，似乎有意藉由经济，来增加在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势力，幷逐渐封锁台湾在此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发展。


四、澳大利亚与纽西兰的正规援助


澳大利亚每年提供9亿5500万澳币（美金53.8亿）以援助这些南太平洋群岛国家，幷且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增加到澳币40亿。但是何华德总理说，澳大利亚的援助计划是有条件的，也就是接受者必须要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幷且必须透明化。如果太平洋岛国不持续打击贪污，那么澳大利亚将不会再帮助他们。

在过去十年中，澳大利亚与纽西兰一直努力让政治上不稳定、经济上处于边际的南太平洋岛国国家，能够有更稳定的发展。对于坎培拉与威灵顿而言，改进太平洋岛国的国家运作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这些国家崩溃了，将会使得澳大利亚与纽西兰，届时必须出面收拾一堆烂摊子。

这也是为什么在2003年，澳大利亚带领了包括纽西兰在内的太平洋岛国使节团，以协助恢复有50万人民的索罗门群岛的政治稳定与安全。

但是，中共温家宝的斐济之行，企图挑战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的南太平洋盟主角色。中国与太平洋群岛国家的协议，对患有现金饥渴症的太平洋岛国，很有诱惑力。因此，温家宝此次访问南太平洋岛国，不仅是与台湾在这个区域进行短兵相接的外交肉搏战，同时也挑战澳大利亚与纽西兰在这个区域的盟主角色。主要武器当然就是金钱。澳大利亚国家大学援助专家若米（RonMay）对此评论说说：“中共作了大量的努力，只是为了收买人们！”

所以，北京对这些国家是否具有良好的政府管理与经济稳定，幷无兴趣。最重要的是，赶快签下大笔支票，以获得国内经济发展的所渴需的燃料。当然，澳洲与纽西兰幷不想看到中共增加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他们担忧这些国家的腐败政权会因为贪婪而选择向北京靠拢，而不是继续依靠澳洲及纽西兰的正规援助计划。


五、中共对南太的腐蚀性援助


4月5日，中共温家宝在“中共/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宣布，三年内将提供三十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约新台币一百二十亿元），推动双方企业在资源开发、农林渔业等领域的合作。尽管中共这样大力挖墙脚，但台湾的六个友邦却不为所动；这表明它们值得台湾日后以具体做法，进一步加强与南太友邦的关系。同时表明，台湾与六个邦交国的关系，都建立在非常扎实的基础上，尤其是台湾还与南太国家具有南岛语系的共同文化背景，且台湾在南太邦交国都有渔业合作活动，是当地重要经济支撑力量。

中共积极争取南太平洋国家的外交，主要是希望排挤台湾在这个区域的外交空间，而不是出于中共与南太国家的情谊。例如，中共驻巴布亚纽几内亚大使李正君2005年10中旬以“南太平洋观光组织”(SPTO)会员国身分，宴请全体会员国幷强调，基于一个中国政策，台湾系中国国内事务，强力运作反对台湾加入南太平洋观光组织。中国在南太平洋观光组织第十五次部长理事会上再度表达坚定反对我国入会之立场。当然，台湾与南太平洋国家吉里巴斯、马绍尔群岛、诺鲁、帛琉、索罗门群岛以及吐瓦鲁等国的建交，执行合作计画，是以永续经营为主要目标，藉由台湾经验的交流，以及提供农业、医疗等与民生相关的实质合作，深耕与当地政府与民间的关系。这种“草根策略”与中国“大国外交”的金援腐蚀，不大相同，更加有效。另外一面，中共大力推动能源外交，还有企图夺取南太地区丰富自然资源的动机，这也是中共争取在南太平洋地区举办上述“会议”的动机。


六、国际舆论对中共南太政策的看法


虽然在过去几年，中国已经成为继法国和澳大利亚之后南太岛国的第三大援助提供国，年度经济援助的总资金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因此北京在南太地区的外交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北京常常干涉南太岛国不要承认台北，却使得中国相当数额的外援打了折扣。因此对北京的努力，地区战略专家们有着不同的解读。

美国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若尔佛博士认为，从短期利益来讲，北京的外交战略主要是针对台湾的。因为这笔相对来说数字不算庞大的外援可以一下子获得南太平洋岛国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以便取代台湾曾经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他说：“北京希望看到十四到十六个南太平洋国家在联合国或是其他国际组织中投支持中国的一票。北京还尚不能说是在搞金钱外交，他们在做的就是与这个地区的国家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以后在有必要时，肯定会向这些国家施加一些压力，以获得支持。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减少台湾的外交空间。” 

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外援不同的是，中国在提供外援时幷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件。这对于面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援不断减少情况下的南太平洋国家来说，他们认为没有理由不接受来自北京的经济援助。尽管南太国家中有人担心过分依赖中国的援助，有可能受制于北京。但是，若尔佛教授表示目前还没有这个迹象。他认为在短期内，中国进入南太平洋地区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获取当地的资源。他说：“很明显的，中国希望获得这一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主要是来自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矿藏。同时北京也对本地区的渔业资源感兴趣。” 

数字显示，2002年7月到2003年6月的一年间，南太平洋国家向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就已经达到了十六亿一千万美元。那么从中长期角度来讲，中国有可能在南太平洋地区获得些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本地区的战略专家们有着不同的解读。 

美国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若尔佛博士介绍说：“本地区那些把世界分成黑白分明两种颜色的评论家们认为在10到20年之内，中国将会有能力阻止美国的船只经过南太平洋地区。他们认为从长远角度来讲，中国很有可能会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海军基地，向美国的海军舰队发起挑战。然而，更为温和的战略专家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尽管中国目前在南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展势力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但是这不至于损坏本地区的安全平衡。”若尔佛教授指出，他个人认为，中国一定会在东亚以及南太平洋海域增加其海军影响力：“我确信在十到十五年，中期之内，中国一定会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主要影响力。在东亚大陆，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主动力。在东亚海域，中国正在不断地加强它的影响力，试图达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控制能力。这一现象，也同时出现在南太平洋、大洋洲地区。到时，中国在地区和世界问题上的看法必将会得到世人的关注。” 


七、国际政界对中共南太活动的看法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上和外交上的扩张，中国在南太地区的影响加强，引起了该地区政界人士的关注。同时，中国大陆合法和非法移民的涌入，也在经济上直接给这些小国带来很大影响。

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借助其经济影响在南太平洋与台湾争夺外交空间。更有专家认为，北京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针对台北，更有可能影响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

南太平洋大学荣誉教授克劳格比就是带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之一。他说：“很明显，中国希望成为太平洋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中国希望在短期内通过仔细策划、战略性地提供外援来达到这一目标。中国所提供的外援主3要集中在收买此地区亲中国的政界人士的支持以及为主要开发与投资项目提供援助，幷且为了战略目的对该地区的军事与警察项目提供经费。”他认为，南太平洋通常被看作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大陆在不断渗透进入这一战略要地，无疑将会影响到美国未来的战略发展。

但对美国和澳大利亚来说，南太平洋地区成为北京对抗台北的外交角逐的战场，是一个让人感到担忧的问题。美国负责南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在访问堪陪拉时特别与澳大利亚政府官员讨论了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动作。他对中国和台湾在该地区的竞争使得那里的稳定受到影响一事表示关注。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也表示，中国和台湾的这种竞争无益于南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例如瑙鲁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摇摆不定，而两个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却在今年年内支持台湾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第五十八次大会上成为观察员。台湾总统陈水扁还访问了斐济，而官方称之为“过境停留”。但是，北京仍然因此对斐济提出了强烈批评。

对南太平洋国家来说，一个令人极为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移民的涌入，特别是中国非法移民的涌入，以及这一问题对当地生意所带来的影响。在太平洋岛国经济部长论坛会议上，索罗门群岛的全国计划部长富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本地区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亚裔商人，特别是中国大陆商人的涌入。他们从太平洋国家本地人手中接过生意，这个趋势十分普遍。其他国家的部长们也都有同感。中国大陆人现在随处可见，他们经营〇售业、批发业。”他还特别指出，部份华裔商人善于逃税漏税，走私货品，这使得不少南太平洋国家损失税款和关税。

相关人士指出，南太平洋国家人口都比较少，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会很容易地改变当地人口的组成。这绝对会影响当地的政治与外交，更加危险的后果是改变其民族的构成。

南太平洋大学荣誉教授克劳格比对此发表评论说，现在需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来制止非法移民以及有组织犯罪团伙进入南太平洋地区。他说：“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是中国政府是否背后支持这种移民现象。就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很明显地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这种行为。只有得到了中国方面的通力协助，南太平洋国家才能更为有效地对此予以防范。”


八、对中共南太活动的几点分析


南太平洋由一个澳洲大陆，一个纽西兰岛国，另有众多星罗棋布的小岛。这片相对孤立的南太，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地理区域。

首先，这个地区曾是大英帝国遥远的海外行省。虽然早已经陆续独立成为了一些主权国家，但仍属于英联邦的传统范围，欧裔移民仍是这个地区主流社会的基本构成。

第二，在区域经济的视角中，这个地区却被视为是亚太经济圈的一部分，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地卷入亚太经济合作的框架当中。尽管全面地“脱欧入亚”幷未成为澳纽等国坚定持续的国策，但至少在经济方面，这个地区早已深度卷入了亚太经济体，成为了其中一个子区域。

第三，在地缘政治的视角中，这个地区又与北美洲、南美洲一起同属所谓的“外新月形区域”，是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的外层边缘地带，既不属于全球霸权的制高点，也不属于陆权争霸的生死地，但却因为与美国同属同一地缘政治带，而天然地具有某种潜在的战略意义。

简言之，这个地区在传统上属于欧洲的一部分，在经济上却属于亚洲的一部分，在战略上又属于美洲的一部分。欧亚美三大力量中心都会对它分别产生影响，而它同时也对这三大中心分别具有其重大意义。这就是南太平洋大陆和诸岛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性之所在。

基于这个宏观框架，可以对中国与这个地区之间关系作一简要分析。

首先，中国与南太平洋关系的基本盘是经济合作关系，这是最自然、最成熟、最少争议性和敏感性的一层关系。中国的经济规模、国内市场、发展前景、地区影响等方面都对这个半隔绝的地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当今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南太平洋地区必须靠依附于大的经济体来寻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正是确保该地区不被排除在亚洲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之外的根本保障。

经济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其中的关键要素无非就是一些数字。2005年，中国的GDP总值约为澳大利亚的十二倍，约为纽西兰的八十四倍；外贸进出口总额约为澳大利亚的六倍，约为纽西兰的三十倍；经济增长率约为澳纽两国的三至四倍。可以预期，只要不出现大的变局，经济合作这个基本盘将会稳定地发展下去。重要的是，中国与这个地区之间没有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大的政治冲突和安全关切，所以不太会出现中日关系那种“经热政冷”的现象，也不太会出现中俄之间那种“官热民冷”的现象。

但经济关系幷不意味着全部，中国在这个地区所面临的真正的博弈将在东西方文明冲突和中美全面对抗这两个大的战略格局之内出现。一般情况下，在东西方文明冲突或所谓基督教文化圈与儒教文化圈的冲突这个格局内，正如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先生所描述的）南太平洋地区（主要是澳纽两国）会以西方价值观的捍卫者、欧洲殖民主义势力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亚洲共同体当中，形成对中国乃至其它亚洲国家的制约和遏制态势。而在中美全面对抗这个大格局之内，南太平洋地区主要是澳纽两国，则会以美国的政治－军事同盟、盎格鲁－萨克逊全球霸权的同伴甚至“美－英－加－澳－纽”这个盎格鲁－萨克逊大帝国的组成部分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东南方向，形成战略包围态势。

表面上，这个冲突对抗的局面有关各方目前都在尽力避免。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澳大利亚时，曾公开否认关于“遏制中国”的说法，而温家宝访问澳大利亚，也着重强调双方的政治互信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但实际上呢？


九、中共南太活动的几个后果


“南太平洋一直被视为战略上无关紧要的地区。其实这恰恰是中国可以试验其上升中的实力和能力、发展国际盟友，而不被东京和华盛顿惊觉的实验场。我想，最终中国是将自己视为这一地区的天然主导，将南太平洋作为其后院”，澳大利亚智库独立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ependent Studies）外交政策研究项目主任苏珊.温迪班克（Susan Windybank）在《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如此解释中国的外交触角向南太平洋地区延伸的战略用意。 

温家宝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中国领导人的欧美之旅，似乎没有引起特别瞩目，然而战略专家们却由此看到了中国地缘战略的走向及其国际回应。温迪班克认为：

“南太平洋对美国而言地理位置非常遥远，更何况美国正被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牢牢拖住了后腿。中国此时到访是在钻美国的空子。”然而，她留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美国正在加强其西北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这暗示着美国或许幷没有忽略亚太，即使它在其他地方有些分心的事情。”

“中国以采购能源为诱因在海外发展外交关系，同时，在自己身边不满日本、台湾，对它们采取孤立政策。这套外交政策实行到现在颇有成效，但是也造成一些反弹。”美国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政治学副教授王维正（Vincent Wang）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像巴西、印尼、印度，都是正在开发中的地区性大国，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十分相似，长期而言，它们会把中国视作潜在的经济挑战者。”尤其是澳大利亚，其丰富的铀和铁矿石产量是中国经济快车不可缺少的原动力。“战略考虑中通常都有经济因素。因此，我不认为南太平洋地区的资源是引发中国兴趣的主要动力。从外交上讲，孤立台湾也无法再解释中国的用意，因为前者在这里的外交空间已被视为‘死水一潭’。我看到了一个更加长远的原动力在进行当中，”温迪班克的言下之意是，中国是为了伸展肌力而来。

在王维正看来“中国的实力上升，尤其是海权的发展，使它需要有一个延展影响力的场所。虽然这可能是要到二十、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以后才能真正实现的目标，但是提早部署总不是坏事。”抛开澳大利亚占全球40%的铀储量能为中国的核能发展出力不说，中国要发展全球导航系统，要发展新的导弹计划，南太平洋的地理位置就非常重要。和南太平洋建立邦交可以在那里建立多个观测基地，这对未来中国发展卫星武器和太空科技有关的技术，将起到重要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南太平洋地区正先后从英国和美国的主导中逐渐剥离出来，如今面临着几个世界大国的争夺。日本、韩国和欧盟在这一地区也愈发活跃了。但是，只有中国有潜力改变这一地区的实力对比，”温迪班克说。

基于两位学者的分析，“能源之旅”与“台湾外交之旅”都无法概括中国的深层战略思考。那么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南太平洋岛国对中国要做何反应，又要如何反应“后院”之说呢？“目前看来，这一地区要成为中国的后院是很难的事。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的‘前门’。换句话说，如果台海真的开打，澳大利亚可能不会加入对抗大陆的战争，但是如果不得不在中美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它们会选择美国，”王维正说。“美国已经看到，亚太的安全局势有加码的必要。2002年和2006年的国防评审报告(QDR)中都讲得很清楚，在全球战略部署中，欧洲已无战事，亚太将是下一个重点。作为回应，美国加强了和日本的同盟，还开启了由日美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2＋2’会议。” 

他说：“虽然美国在亚洲的势力还没有到退出或被迫退出的地步，但是，中国的影响力无疑是在不断提升当中。尤其是以‘和平崛起’理论为背景，中国正积极和东南亚展开自由贸易，和周边的邻国关系日益紧密。”“然而，在美国看来，中国目前在亚太的发展还没有到值得紧张的地步，还不需要像过去对付前苏联那样防范。”王维正说，美国对中国的发展仍在观察之中，同时美国对中国有合作与围堵的正负两手准备，端看事态是往和平还是军事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无论是东南亚，还是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南太平洋地区，都清楚地认识到了目前的局面。一方面，遏制中国是行不通的，但是这些国家仍然对中国有不放心的地方，于是对华采取的是“两边下注”（hedge）的策略，希望在中美间维持一种平衡。“中国和邻国也总有一些矛盾。中日间的隔阂自不必说，韩国和中国的蜜月期也已经过去，而高句丽的纷争仍在。这些诱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引发双边冲突。因此，中国的邻国们仍需要美国在亚太的实力存在。”他说。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二日）



【第八节 中共中央党校邀请外国人演讲的意涵】


一、李显龙配合中共演出 

 

2005年10月25日上午，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礼堂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正在这里做着题目叫《中国在新亚洲的和平发展》的演讲，台下坐着中央党校七百位“身份特殊的学生”。李显龙做演讲幷与学员交流，共用了一个半小时。中央党校外事处李主任告诉《望东方周刊》：“当时中新双方说好，演讲只限于内部，为保证能够坦诚真挚交流，原则上不对媒体开放。” 

大礼堂座无虚席外，利用闭路电视在教室里现场直播。省部级学员就坐满了前三排，厅局级干部也很多。这些学员分别来自中央各大部委，也有不少省、区、市的地方政府干部。李显龙一开始就直入主题，称“中国的崛起是当代最重大的事件”。他表示，经过20多年的努力耕耘，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自信心与日俱增。 

他说，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经济的重心将逐渐转移到亚洲。这将为亚洲国家带来更有利的发展环境，使亚洲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大、更有建设性的角色。 

李显龙说，面对中国的雄厚实力和快速转变，世界秩序必然会做出巨大调整。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进行调整时，都应该发挥外交智慧，彼此互相尊重。 

新加坡《联合早报》特派员叶鹏飞对本刊记者说：“整个演讲过程都是用汉语进行的。只是在回答学员们的自由提问时，由于思维习惯的原因，李总理才使用了英语。” 

党校学员们关心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最多的还是集中在李显龙对中日、中美等大国关系和台海局势的看法等宏观战略问题上。 

现场有一个学员提问：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有哪些适合中国？李显龙谄媚地回答：“新加坡只有上海浦东那么大，发展经验很难说能够直接拿到中国来用，但有些经验调整后可以借鉴。”

学员问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和中日关系。李显龙说他的父亲李光耀差点被日本杀害，叔叔也被日本兵抓走后音讯全无。在中日关系上，李显龙认为历史问题是一大障碍，无法在一夜间解决。但他呼吁说：“我希望中日两国能走出历史的阴影，应该往前看。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历史，但是也不应该成为历史的奴隶。” 


二、来到中央党校的外国政要 


近年来走进中央党校这一中共核心机构的外国首脑和政要，不单是李显龙一个。 

2002年4月初，香港殖民地时代的最后一任港督、现在的欧盟外交专员彭定康，应邀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说。此举在海外反响颇大，因为中央党校被外视作“中国研究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团体”。

据中新社转载《学习时报》的报道说，2003年11月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吉博士一行来到这里，与“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那次，在谈到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时，基辛吉表示，美国的外交政策容易受到“个人性情”的影响，但无论历届政府如何开头，在两到三年后，他们总是转向同中国的全面合作。中美间产生幷解决的每一次危机都使人们认识到，两国的分歧不应超越两国的共同利益。基辛吉指出，这一共同利益就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中美冲突的结局，就会认识到，冲突的结局远远大于冲突所带来的好处。最终，两国领导人会选择合作。

2005年10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利用在中国短短三天的访问时间里，来到中央党校，与学员们座谈。拉氏在座谈会上称，一个更加开放和透明的中国将有助于减轻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担忧。面对眼前的一些年轻学员，拉氏显得非常高兴，称他们是“中国未来的领袖”，幷且希望，随着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将负有更多责任。而李显龙就是在拉氏离开中央党校后不到一周的时间，接踵而至的。

按照国际惯例，外国首脑和政要访华期间，有些人会到顶尖级的大学如北大、清华和复旦做演讲，克林顿和布希都是此例。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士指出，演讲地点怎么选择，没有固定的条例。一般来说，先由对方提出，中方根据演讲内容考虑是否同意。 

外交部亚洲司负责新加坡事务的人在电话中也对记者称：“李显龙到中央党校演讲的事情，是对方先提出地点，我们觉得演讲的题目和内容合适，就安排了。” 

事情真的如此单纯？ 

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之一，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培养中高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学校。鉴于中央党校在中国党政机构中地位十分特殊，因此，它被舆论视为“中国研究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团体”和“培养中共接班人的堡垒”。 

作为美国强硬派的代表人物，拉姆斯菲尔德访问中国，为什么不到军队院校而到中央党校演讲？

在我们看来，中共没有让拉姆斯菲尔德在清华或者是北大演讲，也没有让他上“中央电视台”，而是让他到中央党校去“座谈”，目的就是想让这个中共心目中的最有代表性的“战争狂”来给中共党内的高层做一个现场的反面教育。

正如中共“强国论坛”上的帖子所说，“至于胡和曹给拉氏戴的那些高帽子，那都是迷魂药儿，是为了要他更加彻底的表现发挥。如果，中国安排拉氏和中国民众见面，再安排他上央视演讲，拉氏一吼，那些个民主斗士们又会跃跃欲试的兴隆起来。”

然而，中共安排拉氏去的是中央党校，让他给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们演讲。这正如中共“强国论坛”上的帖子所说，“拉氏对这些党的接班人们吼地越响。对中国骂得越露骨，这些接班人们就会越发的有危机感，就会越发的紧跟GCD（共产党）了。不得不承认，胡，太极拳打得已经有些出神入化了。因为党校的人理解力最低，听完报告被反动派腐蚀的可能性最小。比较友好的来访者会被安排到智商比较高的院校去。”


三、拉姆斯菲尔德的中国纪行


众所周知，拉姆斯菲尔德是布希政府内“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中国威胁论”的倡导与宣扬者。他一直把中国看作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威胁。他上任八十天就因为中美撞机事件下中断了所有的对中共军事交流，即使布希在“九一一”后要求全面恢复美中军事交流，拉氏依旧消极对待。这位鹰派人物在坚守四年之后，拉氏一下飞机就表明，“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这幷不说明鹰派人物对中共政策上的心结，正逐步化解。全面观察一下拉姆斯菲尔德的中国之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意涵。

2005年10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国际金融报》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称，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透露，拉姆斯菲尔德此行在中国想做七件事：

一是拜访中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二是重申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三是向中共方面解释美日军事联盟的意义；四是参观中共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五是参观中共载人飞船“神舟六号”的飞控中心；六是希望能建起中美两军互通机制；七是和中共磋商地区热点问题，如反恐、朝核问题等。

中共国际时事与军事新闻研究者徐冰川认为，“拉氏访华名为友好交流，实为刺探中国军力底细”。“此外，他还有另一个使命，就是借机宣传美国的民主政治和价值观。据法新社报道，他在中央党校的讲演中竟然毫无顾忌地使用煽动性的语言说：中国未来的繁荣和别国对它的态度，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里发生的政治事件。”徐冰川认为，“拉姆斯菲尔德是继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之后又一个推销美国和平演变中国政策的人士，他所期望的在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是妄图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的挑衅行为。”

徐冰川认为，拉氏访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他将成为第一个步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指挥中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的美国军方人士！“许多人可能有误解，其实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幷非首度访问中国，”北京相关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10月16日这样说，“他此前访问中国的资料可以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官方网站上和当年的相关媒体上找到。”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方网站，在“对外交往摄影图片集”中果然找到了拉姆斯菲尔德访问中国的照片，照片的说明是：“1999年10月9日至17日，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率领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代表团访华。拉姆斯菲尔德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国庆50周年展览。”美国五角大楼一位匿名官员10月14日在为媒体举行的“拉氏中国行”吹风会上也证实说，1999年拉姆斯菲尔德在企业界时就曾经访问过中国，当时接待他的正是现任中国国防部长的曹刚川。

在“拉氏中国行”的吹风会上，五角大楼的官员先是详述了拉姆斯菲尔德此次出行的详细行程：17日动身前往亚洲和欧洲，18日至20日的第一站便是北京，然后前往韩国和蒙古，最后转往哈萨克斯坦和欧洲的立陶宛参加北约防长会议。该官员无意间多说了一句；五角大楼专门向北约通报了拉氏中国之行的简况，这就说明美国幷不把中共当作友好国家。


四、美国政要如何理解中国？


事实上，人们已经观察到10月以来中美双方密切接触的态势，到拉氏访问中国之时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而在之前的一个星期里，美国的“四大财神”都在中国访问。所谓的“四大财神”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即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鲁本•杰弗里三世。

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里接待过如此众多美国政府的重量级人物，中美之间如此频繁的高级别交往，在两国关系史上实属罕见。2001年10月，“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推出了自己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本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阐述了一个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影响重大的观点：

所有新兴崛起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强调和平、贸易和共同利益，以及对他国，特别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国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这些新兴大国一开始总是寻求地区的利益，寻求某种地区霸权，最后一旦在地区坐稳以后，它们就势必向世界霸权冲击。这种霸权的冲击最后可能导致一种非和平的方式进行。

这种西方思维模式下的思想或深或浅地激发和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2004年年底，英国《今日世界》发表了前英国外交大臣杰佛里•豪的一篇文章，他不无疑虑地提出三个疑问：

1、中国经济如此高速增长，到底能够持续多久？

2、假定中国能够保持如此增长，那么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这一状态？

3、再假定上述两个问题都能解决，中国强大后对世界会提出什么要求？

2005年10月18日在飞往北京的专机上，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指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愿意看到(中国)秉着和平和建设性的原则，一如既往地参与国际事务。”他还强调，此次访华将是中美双边关系深入发展的“一部分”。

而美国财长斯诺在中国访问的8天时间里，先后走过中国东、西、北三个地区，他甚至还和农贸市场的摊贩交流，询问“猪肉一斤多少钱？”以往美国的高官访华一般都是会见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然后再开个盛大的记者会回答一些人们的“关注话题”，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然而，这次美国众多高官访华却别出心裁：要到中国的“第一线”去，通过“深入群众”做“事实调查之旅”。

在成都开会的酒店里，斯诺还将酒店与中国的金融制度加以对比，他说：“今天开会的这个酒店非常好！因为在中国，酒店业早已全面开放，所以能让那些有能力管理好酒店的人来经营酒店，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同样如此！”


五、中共惯于摆布外国访客


在拉姆斯菲尔德的要求下，中共同意拉氏参观设在北京郊区清河镇的第二炮兵司令部，这是有史以来首位美国官员访问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神经中枢，这是前任美国防部长从未获得过的待遇。不仅如此，拉氏还参观了载人飞船“神舟六号”的飞控中心。由于“神六”成功升空，拉姆斯菲尔德很想利用这次访问机会参观相关的设施，了解中国的太空发展计划。对此，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专家、中国国防问题顾问彼得•布鲁克斯表示：“这是中国军方加强透明度的一个重要表现。”但中共中央党校的张琏瑰教授却一语道破真相：“中方这样安排，体现了我们对拉姆斯菲尔德真诚相待的态度，希望他能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中国”。张还指出，“拉氏是比较务实的强硬派，是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你不让他看，倒是会引起他的怀疑。”

复旦大学的潘锐教授也认为，实际上，中美之间缺乏互信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彼此怀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在经贸领域正在出现一种怀疑的倾向，就是将本来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泛政治化。”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王义桅副教授认为，“中美经贸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了，中美关系已经上升到各自内政问题相互影响对方的深入阶段。斯诺等人中国之行既是为了解中国金融改革情况和计划，也是美国国内压力的结果。”

事实上，斯诺也坦诚，为了回应美国的要求，中国已经在开放银行业和金融市场上取得了进步。然而，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却提出有关议案要求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否则美国将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7.5%的关税。这项惩罚性议案的提出人是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莫和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莱姆。

舒莫参议员在10月17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对斯诺部长这次在北京的表现感到有些失望。他还扬言，如果看不到中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采取实质性行动，参议院会在今年年底对他们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

斯诺也承认，他目前的任务是劝说美国国会内部的批评人士，应该给予中国更多时间调整人民币汇率，不要通过针对中国的惩罚性法规。他把后者称为“错误的想法”。

潘锐对记者指出，“在这种泛政治化的气氛中，中美双方无论是在经贸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应该加强沟通，以防止双方错误判断形势，做出错误的决策”。


六、美国公众的舆论


2005年10月17日，中共载人飞船“神舟六号”成功返回后，马上就有美国战略专家提出中共的航天事业未来可能挑战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还说什么中共与美国在太空展开了“龟兔赛跑”，幷且别有用心地提醒美国人说：“别忘了，最后赢得比赛的是乌龟”，要求人们警惕中共不断发展的野心。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共趁着美国忙于攻打伊拉克，进行全球反恐战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满世界寻求能源和原材料，中共的这个举动让美国公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认为中共已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利益。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第九节 中共对外国通讯社进行新闻资讯管理之意涵】


一、《管理办法》禁止外国通讯社在华发布新闻


2006年9月10日，中共新华社公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资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引起在中国的外国人士和业界人士对大陆新闻言论自由状况的担忧和不安，认为这是对媒体的打压和开历史的倒车。

路透社报导，由中国官方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而且自发布之日起就实行的这个新规定要求外国通讯社不得发布破坏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报导。新京报报导，根据国务院129号令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从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销售、安装经营活动，也不得设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和接收使用境外卫星电视节目。

《管理办法》规定外国通讯社今后在中国大陆发布新闻资讯，应经新华社批准；同时，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资讯用户。该条例还规定，中国用户订用外国通讯社新闻资讯，应当与新华社指定的机构签订订用协定，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订用、编译和刊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资讯。特别提出，港澳台的通讯社及有通讯社性质机构，在中国大陆发布新闻资讯，亦参照这条法规执行。


二、《管理办法》与其旧版的比较


《管理办法》于公布的当日即9月10日开始施行。而此前1996年4月15日也是由新华通讯社发布的《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资讯机构在中国境内发布经济资讯的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根据新的规定，外国通讯社和指定机构应当每年在规定期限内分别就其发布、代理新闻资讯的情况向新华社提交报告。新华社可以根据报告情况进行核查；经核查合格的，方可继续从事新闻资讯的发布或者代理业务。外国通讯社若违反有关规定，将由新华社视情节给予警告、限期改正、暂停特定内容发布、暂停或取消发布资格。

《管理办法》规定，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资讯有选择权，发现含有被禁止发布内容的应予以删除。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媒体从来就不被允许直接使用外国媒体的新闻资讯，新华社历来就是剽窃篡改的高手，它制作的“新华社通稿”往往是用真相来包装假像，满纸巧妙的荒唐言；现在颁布的《管理办法》只是给了它一个干预的合法根据。

根据新的规定，中国国内用户订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资讯应当与新华社指定的机构签订协定，而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订用、编译和刊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资讯。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资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的批准，并且由新华通讯社指定的机构代理。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资讯用户。

这显示中国加强对境外媒体的控制和监督，防止外国的资讯对中国人民和读者的影响。即使外国通讯社的新闻资讯获得在中国转载许可，但是根据新的规定，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资讯有选择权，发现含有被禁止发布内容的应当予以删除。 

有观察者指出，与旧《管理办法》相比，新规定更加注重包括网路媒体在内的新闻内容上的管控。外国通讯社不得发布“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资讯，关于西藏、台湾等特殊地区的最新动态跟踪报导可能都将落入禁区。另外，新闻报导不得“违反中国的宗教政策”、不得“破坏中国社会稳定”，但这些内容宽泛的限制条件本身含义模糊，制造了很多阐述上的空间。例如，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资讯不得“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不得“危害社会公德或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何谓民族感情？何谓优秀传统？这些概念本身定义不明。


三、《管理办法》的出笼及其意涵


中国当年拿到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对外宣传说，主办奥运会只会让中国的新闻各个方面更加开放，承诺将根据奥运会的要求，作为主办国，无条件发放媒体签证，允许媒体记者的自由采访。现在过河拆桥，大开倒车，这对2008年奥运会除有负面影响，还需要向国际间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我们看来，这是因为中共害怕东欧的“颜色革命”在华重演。现在俄罗斯普廷政府的做法，中共都在跟着学，例如取缔民间组织尤其是国际性的民间组织，或者对西方在华媒体加紧打压。中共觉得美国和欧洲策动颜色革命都是从媒体入手的。此外，现在这个时候出台的《管理办法》可能与明年要召开中共“十七大”有关，尤其十七大要由胡锦涛来主导人事安排的格局，涉及到“谁上谁下”问题，要预先扼杀媒体报导的空间。参考一下最近的上海陈良宇案件的发展，而这二者之间似乎有迹可循。中共加紧控制媒体与利用陈良宇案及为明年的“十七大”布局之间，是一体两面的。

中共显然希望明年“十七大”期间不再出现境外媒体报出中共人事安排的事件，如上次党会《纽约时报》事先报导江泽民将交出军委主席权力的事实，结果导致《纽约时报》在华工作人员赵岩被捕。追溯一下不难发现，自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收紧对传统媒体和网路媒体控制的一部份，现在控制越来越严格。这和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如出一辄，都在限制媒体对事件独立的调查报导。“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明文限制新闻媒体报导突发事件，该草案对于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资讯内容的规定，几乎完全排除境外媒体从事新闻报导的自主空间。可见此次《管理办法》的出炉，完全是有迹可循。


四、中国从“改革开放”回归“闭关锁国”


胡锦涛在两三年前说要“学北韩”，后来就没有声息了，今天我们发现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着，特别是上次到美国访问受挫后，胡锦涛的反动步伐反而加快了，中国很快就要从“改革开放”回归“闭关锁国”了。最可悲的还是当然新华社，它本来就是一个造谣的喉舌，现在还要背上员警的恶名，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再不会是它的合作伙伴，它只有再去与“朝中社”“古通社”为伍了。截至目前为止，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以及德新社等外国通讯社能够直接向中国用户提供财经资讯等类型的资讯服务。但新的《管理办法》的施行粉碎了外国通讯社继续打开中国市场的梦想，同时也很可能限制中国金融机构及时获取足以影响市场走势的新闻和资料。

《管理办法》再次收紧新闻尺度，过滤媒体资讯，还包含了一些商业利益的考量。例如，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成长，外国通讯社通过向中国市场发布金融资料获得了不菲的收入，新华社迄今放弃分割这一部分利益，但按照"外国新闻机构不得直接在中国招揽订阅"的新规定，新华社很可能尝试控制彭博新闻社、道钟斯等金融资讯发布者，并要求他们按期支付管理费用。

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说，中国当局的这一行动可能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出的有关保证金融资讯自由化的承诺背道而驰。他已经向中国方面写信提及这一问题。在巴西圣保罗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曼德尔森说他会继续提出这一问题，因为这并不光是一项有关经济自由的贸易问题，而且还是一项涉及资讯自由传播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问题。欧盟方面还在日内瓦举行的检讨中国执行世贸承诺的会议上提及了这一问题并且将于下个月在北京举行的欧中人权对话的例会上提出这一问题。


五、限制外国媒体或影响在华外企


中国政府颁布新的限制外国媒体的消息不仅引起国际上的不安，更造成中国内外的外国企业的紧张情绪。美国专家认为，这些新闻限制不仅会伤害到外国财经新闻机构的利益，更会影响到所有在华的外国企业。所以企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对此表示出越来越大的不安。尤其《管理办法》规定外国财经媒体不能够直接向中国用户提供它们的服务。而是中国政府却委托官方媒体新华社组建一个叫做中国经济资讯服务的机构来负责审批外国财经媒体在中国销售产品的申请。除非得到批准，否则外国财经媒体，如路透社集团和美国彭博新闻社将不能够对中国用户提供它们的财经新闻。 

过去，外国媒体公司在新华社登记之后可以在中国推销它们的财经产品，但新规定出来之后，情况就要改变。新的限制措施究竟会对美国企业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有关机构，如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业界组织都在进行研究，待情况明了之后再做正式反应。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新华社进行财经新闻垄断的做法不仅直接影响财经媒体的利益和中国开放的形像，而且会给所有在华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学者、《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伊桑.古特曼说：“我认为，任何企业都不能够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发展规划，不能够在它们的中国伙伴掌握着另外一套资料的情况下做出规划。我们做生意要处在同一条件下，拥有同样的资料，并据此对经济走向做出判断。如果资讯和资料完全被中国政府垄断，企业就失去了做出明智的决定的依据。”总部设在北京的麦健陆投资资讯公司董事长麦健陆认为，中国政府加强新闻控制的主要原因是给新华社提供创收的机会。

新华社社长田聪明跟胡锦涛关系很深，据信新的《管理办法》就是在田的推动下出笼的。过去北京也多次采取过类似措施，每次都有针对性。在1999年和2000年之间，中国国家统计局就颁布措施，限制外国民调机构在中国的活动，要求所有民调问题都要得到国家统计局的批准，那次是针对盖洛普。现在的情况有些类似。新华社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并不完全是要保护财经新闻市场，不是市场准入问题，而是要保护金融市场的某种活动，以免中国民众知道。


六、如何抵制中共的倒行逆施


美国前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唐纳德.菲力浦指出，美中曾经就外国金融资讯服务公司直接向中国市场提供服务达成过一个正式协定，中国现在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协定的内容。美国政府和企业界以及其他国家是不会接受中国政府限制媒体的做法：“这种问题过去就出现过。我记得不仅是美国、还有欧盟和其他许多有关国家都表达过非常强烈的抗议，这些抗议也得到了中国国内舆论的同情，认为限制媒体是愚蠢的。我认为，有关国家和有关方面应当聚在一起商讨如何采取共同行动，迫使北京改变这个决定。”

我们认为，美国学者古特曼的意见值得大家参考，他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学习当年微软公司的做法，组织美、欧、日结成产业联盟，结果果然挫败了中共政府强迫微软交出其产品原代码的企图。这表明，唯有国际间的一致行动，才能够让北京认识到这个决定的错误程度，从而对国际社会做出必要的让步。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第十节 中共十六全六中全会建构和谐社会意欲何为】


中共十六全六中全会于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一、《决定》殊少新意可言


《决定》分为三个部分：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

3、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

第一部分是开场白，基本上都是套话、空话、大话。

第二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有六个条目：

（1）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坚持科学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坚持改革开放。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健全“体制机制”。

（4）坚持民主法治。推进法制化、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5）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6）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除了2、4、5等三条，具有对江泽民政策的某些针砭作用外；一、六两条基本是毛主义的陈词滥调，而居中的第三条则是对邓小平路线的认可。因此综合来看，这六条放在一起可以说是不伦不类，是各方意见妥协、平衡之下的产物。

当然，从行文风格上说，则明显具有胡锦涛的个人特点，那就是“清华大学学生会辅导员的说教”，和1964年胡锦涛在中共《人民日报》上向毛泽东－林彪路线输诚的文字，十分类似。难怪中共自己承认“《决定》起草工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综合其他因素可以说，这个《决定》是胡锦涛个人直接策划积累的“政治私房钱”。

第三部分则是如何实现上述六条混乱原则的具体手法，合计七个条目：

（1）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2）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3）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4）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5）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6）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7）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

总的来看，这是在当前中国大陆严重的两极分化情形下，中共当局企图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官民冲突的努力，可谓用心良苦，收效甚微。


二、《决定》的出笼过程


中共十六全六中全会10月11日审议通过上述《决定》，不仅用心良苦，而且历尽艰辛。在此前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决定》起草组共召开十一次全体会议、三十六次“工作班子会议”，其他各类会议总计一百多场，先后正式改稿五十多次。2006年3月，起草组组成六个调研组，分赴全国十二个省区，就和谐社会建设问题进行调研，共召开各类座谈会三十三个，与四百四十多人进行交流，并到农村、企业、社区实地调研。在基层安排他们进行名为“所见所闻所感”的活动，其实进行洗脑活动。起草组还邀请了二十个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组织了二十八个专题研究。就是到了六中全会进行期间，起草组还对《决定》讨论稿作了三十六处修改。

胡锦涛的政治智慧或说狡诈之处就在于，明明这个《决定》是和江泽民对着干的，却要任命上海邦成员的吴邦国为“起草组组长”，并迫使他“变节”，多次主持召开起草组会议、讨论研究《决定》稿，并对起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其实这些“指示”都是出自胡锦涛，这就难怪《决定》会如此难产，而最后生出来的还是一个政治怪胎。

《决定》这一政治怪胎的的出笼不是突然的，而是有迹可循：

1、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全”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开始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

2、2004年10月，中共十六全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而构建谐社会”）

3、2004年12月，胡锦涛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标志着中共开始思考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4、2005年的早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省部级主要负责人研讨班，胡锦涛发表讲话，阐述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征、原则、内涵和主要任务，强调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负责《决定》的起草工作。

5、200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通知，就十六全六中全会研究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征求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按照要求，认真组织讨论，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百二十四份书面报告，结合各自实际，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任务、重要举措等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

这个出笼过程表明，《决定》确实是一个妥协的、混乱的、来自各方面的、胡锦涛力图主导但却没有能力贯彻主持的文件。否则，他自己说说写写就可以了，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胡锦涛要给大家一个印象：《决定》的起草工作始终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的。但其实《决定》形成的每一稿，胡锦涛都要认真审查，提出修改意见，软磨硬泡要别人接受。历时近八个月的起草过程中，胡锦涛先后主持四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起草工作汇报和进行研究，并作出重要指示”。


三、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


胡锦涛如此辛苦地“建构和谐社会”，意欲何为？

“新华网”北京10月19日的电文透露了一点苦衷。

“为什么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问题是当今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共必须回答的课题。但其实，这也是中共恰恰无法、无能、无力回答的问题。

“新华网”10月19日的电文虽然叫嚷要“和谐凝聚力量，和谐成就伟业”。但却不敢触碰一个真正的关键问题：只有废除独裁统治，才有真正的社会和谐。独裁当局制造的《决定》没有也不可能从中国的总体布局出发，也就不可能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真正和谐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尽管它自我吹捧这个《决定》“是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议题”，还因为2006年正是中国大陆首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而根据国际上的类似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正是社会动乱累积爆发的临界线。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点。

从中共的立场视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使得中共在国际间面临的挑战日益尖锐。而环顾中国大陆国内，虽然中共一党独大，但“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空前的社会变革既给社会带来巨大活力，也使中共之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在这个令独裁者晕眩的漩涡中，在这个发展机遇与矛盾凸显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能不能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正是中国共产党独裁执政集团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所以胡锦涛声嘶力竭地向其党国发出号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胡锦涛因此号召“情为民所系”，要共党干部“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困难，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党和政府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温家宝也因此卖乖“我是人民的儿子”，宣扬“我们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人民的儿子。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人民。我最感动的是人民对政府的支持。我觉得最痛心的问题是在我这三年工作中，没能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等问题解决的更好。但中国的总理懂得一个道理，就是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

但是舆论认为，《决定》的出笼表明胡锦涛和温家宝，主要是想用“和谐社会”来取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其目的是宣告中共中央的权力已经交割完成。正因为《决定》仅仅服务于中共的权力交割，所以就其思想价值来看缺乏新意就不足为奇了，而且由于缺乏新意而变得缺乏价值。


四、“和谐社会”背后的贫富悬殊


不论其动机为何，中共十六全六中全会相当关注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并就此制定了新的方针，是确然的。这也是将近二十五年来，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问题。六中全会之所以企图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并力图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几个重点领域进行一系列改革，让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分享更多发展成果，是忧心中共的执政地位已经不稳。

“民患寡亦患不均”，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在市场经济改革的二十多年里， 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和俄罗斯，而二十年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别紧紧相当于瑞典和德国。统计数位显示，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以每年8-9%的速度增长的同时，但是农村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只有4-5%。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公布的统计数位显示，中国10%的富裕人口享有国家总资产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却只拥有总资产的1.4%。另外，地区之间贫富差距也很大，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相差十多倍。很明显，贫富悬殊已经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中共六中全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压力。 

中共总结大陆社会之收入分配领域的四大问题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分配秩序混乱；分配格局不合理。而由于制度性原因越来越明显，收入分配也濒临危机边缘。为此，中共提出减免农业税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并且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八百元提升至一千六百元。 

中共希望通过六中全会及其“和谐社会”论来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这样也好为进一步的高层人事调整，进行准备。胡锦涛显然希望给人们造成以下四种错觉：1、中共中央能够直面“强势利益集团”的压力、防止他们进一步破坏社会和谐，是一个不小的进步。2、近年各地侵犯弱势群体利益的恶性案件急剧增加，很多是地方势力不顾上级的政策。3、从这个角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干预是有进步意义的。4、中国恶性人权案件的实质是弱势群体权力太小，不是中央或者“上级”权力不足，六中全会加强中央干预的举措，是能够改善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六中全会一个非常罕见的提法是学习西方国家在平衡社会群体利益的经验。这点虽然还没有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它可能却是中共多年来“忌讳在社会学领域学习西方”传统的一个重大转折。

历经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增生。趁着社会正在转型、体制和制度尚未完善，某些利益集团以各种手段贿赂政府官员，“钱权交易”，形成损害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最后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

近几年，民众对特殊利益集团操控政府、垄断市场，造成分配不公、收入水平悬殊，拆迁补偿不足，官员腐败，医疗、教育、住房费用高企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怨声载道。因此，在六中全会之后，中共可能着力于加强防范“强势利益集团”影响行政立法，建立完善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并可能逐步推行直选地方党政干部的方式来畅通和拓宽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管道，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将在更高、更广的选举制度层次上得到体现。甚至有乐观者估计，今后中共还将更多地利用网路、传统媒体、听证会等手段为民众畅通利益诉求管道。


五、“和谐社会论”之下的火药味


早在今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课题组发表了题为《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改课题报告。报告建议了包括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以及“司法有限独立”。可以比较的是，这次公报也有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公平正义是评判一个制度是否是进步的首位标准，也应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六中全会的另一看点，是在会议召开前几星期，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因腐败被罢官。这也是北京方面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北京政府一直认为上海在经济等方面对北京提出了挑战，所以此次会议也在努力重新建立中央的权威。

胡锦涛这次较能主导六中全会，一定程度上跟他果断地查处利益集团的典型人物陈良宇，树立了权威有关。中共中央在9月24日中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的职务，但在这次会的公报上，并没有提及陈良宇问题。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三十九条写明，案件调查的时限为三个月，必要时可延长一个月。

这次全会，胡锦涛得到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五十二名候补中央委员表态支持其路线；明显扭转了去年五中全会上“和谐社会”路线遭利益集团压抑的困局，修正了去年 “小康社会”的施政优先顺序；但在具体落实上，胡锦涛是否做得到“和谐社会”的施政纲领，关键还在于明年中共十七大的人事安排布局。

“和谐社会”论的出笼，表明邓小平的“小康社会”已不是中共的目标，胡锦涛似乎开始懂得，小康社会的追求基本是一种简单的共用追求，而和谐社会则是文明法则的高级形式；邓小平的小康社会中的民主政治和制度标准的含量太小，不足以成为引导中国迈入文明世界。

近年以来，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用不同的借口，在民间制造舆论，希望通过阻止改革来换取中共中央的妥协。但实际上，不论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中国大陆的改革都到了寸步难移的地步。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既有利益，想出了种种手法“挟持改革”。胡锦涛、温家宝的“三民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遭到迎头痛击，面对颇大阻力，甚至中共官方的《瞭望》杂志近期都不得不被迫承认，中国大陆各种“利益集团”迅速发展，已严重影响中共政府决策。社会充满火药味，这就是“和谐社会”论出笼的真实背景。


（二〇〇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十一节 胡锦涛与上海帮的互动对中共十七全会的影响】


一、江泽民与上海帮的势力瓦解


2006年，中共成立已经八十五周年，但权力交接向来不成规矩。毛泽东时代，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先后被废而死，幷死无葬身之地，毛泽东临死挑选的华国锋又在清算了毛泽东的遗族后，被邓小平等人取代。八十年代，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也先后因政治问题下台。中共最高权力交接历史，实质是一部腥风血雨的宫廷斗争史。

我们认为，正是因为邓小平欠下了“六四”血债，所以从九十年代开始，才不得不韬光养晦，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幷因此提出最高领导人退休制度。结果，中共十五全会又确立当选政治局常委不超过七十岁的规矩，迫使当时年届七十一岁的乔石退休；十六全会又确立国家领导人同一职位已连任两届不得再当选政治局常委的规矩，迫使李瑞环退休。

胡锦涛2002年就接任中共总书记后，身兼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权最高职位于一身，但因江泽民的势力遍布中央高层及不少部委、省分，胡锦涛与总理温家宝推行的“胡温新政”受阻，连内地官员都曾公开感叹：“政令不出中南海。”在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副总理黄菊被视为江泽民的亲信。

由于2007年中举行中共十七全会，如果胡锦涛2006年还不能有效控制人事大权、提拔自己的亲信，将无法真正主导未来五年的中国政局，因此，胡锦涛近期展开大规模的反贪行动，目标是除掉敢与中央对抗的地方诸侯，幷且剑指幕后的高层。所以上海、北京接连卷入反贪风暴，既是中共高层展示反贪决心、粉饰“和谐社会”口号的需要，更是中共十七全会前权力斗争的需要，为胡锦涛嫡系的“团派”斗争江泽民原属的“上海帮”，揭开序幕。现在曾庆红变节倒戈，化身为胡锦涛的打手；黄菊身患癌症，加上其妻子余慧文被指卷入上海社保基金三十四亿元遭挪用案，其政治影响力大打折扣；只有贾庆林仍对江泽民“忠心耿耿”，但如今，中纪委锁定贾庆林展开反贪调查：因此可以预期，江泽民与上海帮在最高层的势力已彻底瓦解，胡锦涛可望取得十七全会的人事主导权，安插更多其嫡系的、共青团出身的官员。


二、胡锦涛斗争陈良宇的双重意义


为了在中共十七全会开始胡锦涛时代，胡锦涛对倚仗江泽民余威的上海帮发动了攻势，沪上官场最近已陷于风声鹤唳之中。中共高层查办陈良宇，用以威慑地方大员，使地方换届、人事调整，朝胡锦涛预期的方向发展。在查办上海社保基金和陈良宇案的过程中，超过一百人组成的中央调查组进驻上海，其中也包括十七全会地方人事考察小组。

我们认为，胡锦涛与陈良宇的斗争，不仅是胡锦涛与上海帮的政治角力，而且预示中共企图告别单纯的GDP主义，开始“社会建设”阶段：关注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因此预期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从此进入新的拐点。这就是月前结束的中共十六全六中全会企图留给公众的印象。日前，中共官方重要的理论报章《光明日报》，10月31日更以头版重要版位和第四版近全版篇幅，透露有关决策出台的时代背景、政策基础、理论依据、以及酝酿过程和有关可行性研究等。

这篇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点题到破题》的长文，透露这次中共全会的意义，类似于二十五年前决定中国改革开放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暗示中共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指出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以研究“社会建设为主题的中央全会”，而六中全会决定则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档”。文章企图告诉海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经过多年酝酿，中共终于把社会正义和社会建设问题正式摆上议事日程，成了今后十五年的“重大战略任务”。而这一“重大转变”是从2004年底的中共十六全四中全会开始“点题”，经历了两年的时间，终于在今年的十六全六中全会正式“破题”。

中共十六全六中全会召开之后，其地方四级党委换届中最受关注的省级换届，随即拉开帷幕，幷持续到2007年上半年，省级党政一把手格局渐渐浮出水面，从而为十七全会奠定了地方重要人事基础。

目前，许多地方的党委换届工作已经由乡、县推进到地市级，地市级党代会和换届工作正在进行。省级党委换届自明年初开始，上半年完成。根据中共党内规则，这次省级换届产生的党政“一把手”可能进入十七全会新一届中央全会的候选中委名单，成为影响一方乃至全局走向的政坛新力。因为这次换届是胡锦涛主政以来的第一次地方党委换届，中共高层极为重视。

胡温亲政以来，中共推出的宏观调控政策在一些地方踏空走样；一些地方对中央精神阳奉阴违，盲目上项目，热衷搞投资；一些地方无视党纪国法，漠视百姓疾苦，官商勾结，权力寻租，腐败大案频发。凡此种种反映出，地方党政班子配备的好坏强弱，直接关系政策的执行。因此依照以往换届进程，在明年产生新届中央之前，地方党委领导格局就已大致确定。但在此期间，不排除中央“空降”大员到地方对人事布局进行微调，而按照新近颁行的官员任期制度，这次换届产生的地方党委领导在任期内应当保持稳定，如无若干特殊情况，应任满一个五年任期，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一般不得超过一次。

《人民日报》近期接连在头版突出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为高官调整打预防针：“由于改革的力度比较大，一些原本有希望提拔的干部可能会失去晋升机会，一些原本在重要岗位上的干部可能要调整到其他岗位。”幷呼吁官员要讲大局，讲党性，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无疑传达了中共高层的声音。


三、十七全会的人事端倪


中共筹备十七全会有两个工作机构，一个负责政治报告的起草，一个负责人事安排和选举。从2007年3月开始，将在各省市、各部门以及军队各大兵种、军区进行2100余名十七全党代表的选举，选举工作在2007年6月前完成。 

11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十七全代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共组织部幷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安排的十七全代表选举工作。中共确定，十七全代表名额为2220名，将由大陆四十个选拔选举单位产生出来。中组部负责人解释说，这个名额比十六全增加一百名，主要考虑：一是十六全以来全国共党人数增加了六百万人；二是适当增加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代表中既要有各级领导干部，也要有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员；要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代表；要适当增加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名额；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要占一定比例。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中，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中共还对各选举单位的代表构成比例作了具体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中，党员领导干部一般不超过七成，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一般不少于三成；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所占的比例，一般应分别高于本地区党员总数中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所占的比例；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中共还规定，各省区市要按照规定要求在适当时候向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有关情况幷听取意见。提高差额比例，各选举单位要不少于15％的差额比例。选举工作从现在开始，到2007年6月底前结束。

我们认为，如此刻板的规定,说明中共体制的极度僵化。其实自2006年初以来，中共就开始了新一波人事变动。迄今，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山西诸省已尘埃落定，甘肃、河北、江西、云南、北京、上海等省市进行了部分调整。解读种种细节可见，“十七全”人事路线已现端倪。据熟悉中共运作程式的人士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十七全”召开一年前确定的党政一把手即是“十七全”新一届中委的当然人选。

在党官方面，省委书记年龄大幅年轻化。西藏张庆黎五十五岁，辽宁李克强五十一岁，河南徐光春六十二岁，安徽郭金龙五十八岁，山西张宝顺五十六岁，平均年龄五十六.二岁，比“十六全”召开时大为下降。在这其中，接近六十三、六十四岁，幷有可能在“十七全”后一两年即换人的省委书记比例减少；绝大多数都有可能做上两届。至于六十二岁的王乐泉，显然因为新疆的敏感性和其政治局委员身分，继续执掌新疆。省级党委副书记由过去的五至六名减为二名，只新疆、西藏因情况特殊确定为四名。减少副书记数量，纪委书记不再由副书记兼职。

在政官方面，若除去情况特殊的新疆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西藏、河南、安徽、山西、河北、甘肃、江西、云南八个省长、代省长，平均年龄为五十六.三七岁。刚离任的几位省长多因年龄原因降落，例如，徐荣凯和黄智权均已到六十四岁，已没有做完新一届的光阴。六十一岁的甘肃省长陆浩的离任是因为接替苏荣转任甘肃省委书记，而六十一岁的季允石则出任人事部副部长，将省长一职移给郭庚茂。

按照中共规定，当选政治局常委不超过七十岁，已连任国家领导人同一职位两届不得再当选政治局常委，现任政治局常委中，1935年出生的罗干笃定退休，胰腺癌退养多时的黄菊似乎也要退休。不过十七全会的人事安排涉及到胡锦涛能否真正全面执政。北京政界认为，十七大人事调整领导小组正规划一项高层退休制度，考虑将年长于胡锦涛、温家宝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悉数逼退，现任常委将只剩下胡锦涛、温家宝和李长春。


四、十七全会的人事标准


我们认为，胡锦涛为了全面掌控政局，必然大力提拔年轻干部，尤其提拔团派系统的人员；而胡锦涛去年高调纪念胡耀邦，就是为了恐吓政敌幷凝聚团派的人气。中共为2007年11月召开的十七全会的准备之一，就是限定参选中央委员最高年龄是六十岁，而此前的十六全会是不能超过六十三岁。这意味十七全会上将有大批年轻的中央委员产生，以此树立胡锦涛时代的基础。而预期在十七全会上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地方任职的人士可能从目前的六位增到七至八位，在保持目前格局的同时，辽宁省委书记很可能由政治局委员出任，这使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传统政治及经济重镇，与东北、中部、西部新兴发展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中共的决策，使未来中国大陆的发展中，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趋向合理与“和谐”。 

有建议要中共不再沿用一人或少数人“指定接班人”来确定党和国家未来领导人的传统方式，而要把未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建立在扩大、健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即要通过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两个层次的差额选举，幷经过广泛的党内民主协商来确定。如果十七全会能在建立党内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建立票决制和党代会年会制以及党代表常任制等方面有突破，那将真的扩大了“党内民主”。

十七全会还要决定胡锦涛的接班人。预期胡锦涛将提拔一两个年轻省部级干部进层面熟悉政务、积累威望，在十八大上全面接班。2006年10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前天再度“当选”为辽宁省委书记。北京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续任辽宁省委书记只是暂时过渡，他将在明年十七全会后进入中共政治局，甚至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成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接班人。五十一岁的李克强拥有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和辽宁省委书记。他和相同年龄段的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以及商务部长薄熙来被视为中共政坛新星中的“四大天王”。此外，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令计画等共青团派的明星、和胡锦涛的嫡系，都会成为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新血。胡锦涛随着自身地位的稳固，就开始物色、考察、培植和经营自己的班底，多年来在其麾下集结一批数量可观、能量更可观的接班群体。 

尽管如此，但谁能上位做胡锦涛的接班人其实未有定论，但有一条标准可作参考。当年邓小平挑选胡锦涛作第四代核心，最重要一条是胡在西藏镇压问题上手段恶劣强硬，经历过血与火考验。但现在哪些书记省长经历过胡锦涛这样的考验呢？

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观察：

由于中共党政军各级干部的高度腐败，中共中纪委、中央组织部已经派出“巡视组”考察各个地方，禁止拥有情妇的共党干部入选十七全会。据传的巡视组正在各地考察有可能十七大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其中的一条重要问题为有没有情妇，地方党委在选择十七大代表时，也同样纳入“情妇条款”。

中纪委、中组部的四个巡视组，三年以来负责考察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搜集可能入选十七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人士的资料，非常重视有关这些人士的情妇传闻，一旦有线索就会约谈另一批人士，连一些传出绯闻的省委书记、省长也要接受调查。由于巡视组对官员涉及情妇问题十分重视，目前各省纪委、组织部在审查十七大代表人选时，也相当重视情妇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大陆近年揭发的省部级、厅局级男性贪官中，约有七成涉及情妇问题，包括早年被处决的“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成克杰。


五、和谐社会是中共腐败的温床


胡锦涛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在中国大陆社会出现极大不公平和政府官员严重腐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理念在六中全会和十七全会被提高为“胡锦涛理论”，其意味如何？我们认为，在所谓和谐社会的口号下，腐败风气其实已经弥漫中共全党；而深入一层的观察不难发现，腐败风气才是中共倡导“和谐社会”的原因。因为腐败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所以需要倡导和谐；也因为腐败无法消除腐败，所以需要和谐来保护腐败。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杂志九月号发表署名张汝立的文章《换届工作要警惕潜规则》，指出中国官场潜在的陋规“潜规则”消极影响中共十七大换届工作，同时也是换届工作的最大隐忧，必须全力破解。这些潜规则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是私下遵守、心知肚明的官场陋规。它隐蔽性强、欺骗性大，不可忽视、不容低估，是换届工作的巨大隐患。

潜规则造成的第一个危害是使制度形同虚设。第二个危害是逆向淘汰，在有的地方出现了“小人竞进，好人受气；清官被挤，好官遭斥”的现象。第三个危害是恶性循环，按潜规则去做，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回圈链条”，从买官到保官到卖官；有买就有卖，买完再去卖，官场成市场。这样纵横交错，使得潜规则在一些地方很有市场，即使有的本来正直的人，在潜规则面前，意志也动摇了，考虑自己是不是也要向上级有所“表示”。

随着各省市党委换届工作逐步展开，中共地方人事变动引起媒体关注。新华社下属的《瞭望》周刊2006年10月25日发表署名李一帆的文章《党内监督的核心是民主》，呼吁中共在用人问题上“要公开”。文章说，把人事安排问题当成核心机密，这种做法弊端不少，与民主监督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用人是党内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买官、卖官、跑官现象就是用人问题上暗箱操作的结果。文章指出，中共近年来实行的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是用人公开的良好开端，但仅靠这样的公开还远远不够，因这只是最后一个环节的公开，也可以说是“生米煮成了熟饭后”的公开。要清除吏治腐败，就必须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实行全面公开。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预计，六中全会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倡导的和谐社会理论将被逐步提升到中共指导思想的地位，幷在明年十七大上写进党章。为了“和谐社会”理论上升为中共指导思想，使胡锦涛在理论上可与邓小平、江泽民幷列，胡锦涛还要超越“务虚的三个代表思想”，使“构建和谐社会更具有可操作性”，好使得“和谐社会”更容易被全党和普通民众接受。为此，中共高层派出几十个调研组分赴欧洲、北美、拉美、东亚、非洲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考察它们管理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这些调研组的考察题目非常丰富，从社会分配到福利制度，从民间组织到劳资关系，从社区管理到突发应急都是调研内容。每个调研组都要向中央提出调研报告和建议，为十七全会垫底。

任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中国研究项目的裴敏欣说，外界“不应该指望一场持续和激烈的反腐运动，因为它将毒害十七大召开前的气氛。”裴敏欣是著名的亲共份子，其言论显然是为中共的下一步动作预作说项和预放风声的。

和谐社会是中共腐败的温床。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第十二节 中国大陆选举对两岸关系的冲击


一、中国大陆基层选举的背景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各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将陆续进行换届选举（根据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大陆区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于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同步进行）。关心中国大陆民主发展的人士都在注视这个事态进展。依据中共人大的《选举法》，经由选民联合提名即可竞选人大代表，尽管里面黑幕重重。

但无论如何，2006年和2007年已是中国大陆“区县级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年，殆无疑义。这次选举与往年选举的背景不同，在于目前中国大陆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随着高速经济发展和急剧社会变化，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日益严重；反抗共产专制政权的民间抗议活动，也就是中共所谓“群体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数量、规模和暴力化程度，日益激增。这表明，大陆民众对中共解决问题的信心和耐心，日益削弱；民间独立人士正试图开辟新的合法途径表达民意，解决百姓关心的问题，化解社会冲突和危机。如此一来，今明两年的选举将是民间力量的展示机会，而且不可避免会影响两岸局势。


二、中国大陆基层选举的黑幕


中国大陆官方的“中新网”2006年8月30日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在中共党刊《求是》上面撰文强调，要认真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格依法选举产生乡镇长。如何算是“严格”呢？盛华仁说，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明确规定了乡镇长的产生方式和选举程序，即乡长、副乡长和镇长、副镇长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联名提名候选人，通过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根据他的这一诠释，由选民直选乡镇长其实幷不符合中共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

近来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大陆“五百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选举”，其实都是“严重违宪”的活动，中共可以随时看情况予以取缔，因为中共的“宪法”在一开始制定时，以及每次修订时，都预先考虑到如何对抗民心、控制民意。虽然中共统治者口口声声地宣称他们代表广大人民，事实上却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日夜担心有朝一日政治控制的大堤突然崩溃。

中共宪法绝不属于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仅仅是其权力的道具。虽然中共自称其国家是民主的，但其实中共一直像魔剑那样悬在人民头上。不要说普通百姓指望它的保护根本无缘，就连毛时代的刘少奇、邓时代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最高官员，也深受其害。当刘少奇被整时，手握宪法保护自己，是特别滑稽的，因为此前他本人在整肃别人时，也丝毫没有按照宪法办事。

当法律尤其还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时，就等于要求共产党的每一位官员，必须在权力斗争中不断磨刀霍霍。在这种黑幕下生存，选举究竟有何意义？

1990年代以来的民间独立选举活动，具有从基层分化瓦解中共铁板的积极意义：正面肯定乡村选举的意义，培养民主意识，大家形成“共产党不可违法”的共识，就有助于中国进步，而中国进步了，台湾就安全了。

更值得关注的是，选举过程可以产生乡村的草根政治领袖，而草根政治领袖通过进一步发展，就可能推动更高一级的政治选举。同时，选举的名义可以促进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成为公众话题，增加言论的空间。候选人的个人宣传即使不能得到中共国家媒体的支持，但小范围散发宣传材料、租场地、开会、演说、讨论，都可以松动中共的板块。


三、选举是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方向


回首近六十年来的“新中国”，其实是个“人治社会”。中共1949年一进城就废除了“六法全书”，到1954年假惺惺制定了一本《宪法》，随后又迅速废止了这部本来就不成体统的《宪法》，距离法制国家越来越远。于是“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和“六四屠杀”等悲剧无法遏制地在中国大陆蔓延开来。

中共一再顽固的拒绝普选，因此中国大陆的军警只能隶属于共产党，而无法真正的国家化，结果使得中国依旧无法摆脱军阀时代的阴影，这是中国大陆最终要面对的劫难，也使两岸关系始终处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在中国，尤其武警部队更是镇压民众的急先锋，维护中共一党专制不遗余力。“用兵千日”不仅耗尽民脂民膏，也使武警官兵疲于奔命，以致怨声载道。从现代国家的理念来看，武警这样一支完全效忠于一个政党的部队不应该存在，它应当分别属于国家化的军队和警察。

尽管中共不断“加大镇压力度”，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仍是大势所趋，无论渐变式道路还是突变式模式，只是时间问题。比较稳妥的方法，是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改变人民代表的花瓶性质，从而确保德才兼备的候选人成为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如果没有竞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么直接选举是不可能的，中国大陆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引进直接民主制度，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付诸全民表决，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方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我们可以把选举视为中国大陆现有构架下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选举不仅可以把民众喜欢的候选人选为官员，而且可以将民众不喜欢的官员罢免；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是官员任用不当造成的，而选举可以改变这种情况。真正的选举应当是候选人之间的公平竞争，投票者不受操控；这既需要政府对于民间选举的宽容，也需要民间人士的积极努力。在这种意义上，香港的民主化与大陆的民主化具有血肉关系。香港民主化的条件虽然已经成熟，目前发展缓慢主要是受制于大陆政治改革的进度；如果大陆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香港民主化的进度也会被限制；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过大的政治制度落差，会加大中共对香港的管理难度。但人为地限制香港政治改革发展，会造成香港的混乱和恶化大陆的国际形象；因此，即使从管理香港的角度看，大陆也应尽快改革政治体制，而普选应是其主要方向。


四、中共专制下的选举策略


在不合法或是半合法的处境下，如何运用选举与中共周旋，幷尽可能松动中共的铁板一块？

正如北京民间人士张祖桦在《给参选人大代表朋友们的九点建议》一文里正确指出的那样，竞选区县市（包括乡镇）人大代表，在中共专制下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传播民主、学习民主、实践民主的好形式。因此，要充分注意策略，才能更为有效的瓦解中共专制。

1、了解与研究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相关法律与选举流程，这样尽量避免中共的恶意打压。

2、拟定一份竞选提纲或竞选纲领，内容包括政治见解、参选主张、当选承诺（如果当选人大代表准备为选民与社区提供哪些服务、开展哪些工作）等。文字力求精炼，内容要实实在在，重点要突出，条理要分明，要讲求逻辑性。

3、组建一支精干的助选团队，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组建临时性的“选举事务办公室”；如果限于经费或其它因素掣肘，则可以考虑组建一个参选事务小组。再请一到几位社会经验丰富而有智慧的顾问作为“外脑”。

4、对所在选区与选民状况进行细致分析，摸清选民的需求，以便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竞选工作，乃致胜前提。

5、制定可行的竞选策略，突出营造竞选人的亲和力，力求给选民造成较为鲜明的印象，赢得多数选民的好感与信任，争取每一张选票。

6、募集必要的竞选经费，要设立专人负责财务管理，详细登记每一笔收支，以便接受外部监督和随时可能的检查。选举活动结束后，应向捐助人报告经费使用情况，如果有结余应做妥善处理。避免因财务管理不善授人以柄，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7、了解其他候选人情况，制定因应对策，因为人大代表毕竟是差额选举，所以在同一个选区，通常会有若干名候选人人选。共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提出的候选者一般都是官员或“先进模范”，其中大多形象正统，思想保守，年龄偏大，与选民直接联系较少；近年虽有所改善，增加了一些专业人士，但总体上进步不大。

8、组织开展容易被选民接受的竞选活动，如制作与发放选举宣传品、设立选举网页、召开与选民见面会、对话会、走访选民与征求选民意见、为所在选区做公益事项、张贴宣传海报或小字报、发表专题演讲、举办符合年轻选民情趣的参与式活动或文娱活动（寓选于乐）等等，但注意幷非开展活动越多越好。

9、对可能出现的困难、问题乃至危机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因应对策，竞选人大代表在中国没有成为惯例，相关法规很不健全，共党机关对之排斥，拼命设置障碍，可以想见的困难与麻烦很多，难以预见的突发事变层出不穷。

从以上纲要可以看出，大陆民间人士正在选举中成熟起来。


五、中印两个贫弱大国的对比


有人指出，中国城市与乡村收入比例达到3.2，而印度只有 1.6，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印度的农民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如果当局的政策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不投票给当权者。如果中国当局改变这种现象，今后中国可能会出现柔性专制政权制度（soft authoritarian ）。（《联合早报》2006年8月18日）如果中国的权力分配问题合理解决，农村九亿人口能够掌握他们的命运，那么，中国的改革将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

举一个例子：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印度经济增长是一种自然增长，完全依赖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则是政权主导下的经济增长；印度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依靠内部力量不断发展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则是一种完全依赖投资特别是外国资金的增长。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思路，使得印度依靠本国市场发展经济的道路可能更具持久性。

就经济增长的模式来看，政府掌握庞大的经济资源推动改革会带来双重灾难：

一方面，中共政府投资的效率令人怀疑。在投资不能产生回报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靠不断地追加投资来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优惠政策吸引资金的原因所在。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多，使得中国大陆的经济始终表现为粗放型的发展状态，许多投资项目回报率很低，有些甚至不能产生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外国资本撤走投资，或者本国资金供应链条断裂，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失速现象。这一点在有些行业已经初露端倪。

另一方面，中共追加投资会使许多民间资本难以进入传统的垄断行业，依靠价格的自由波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运行机制始终不能发育成熟。更麻烦的是，由于政府专注于经济建设，对公民的基本需求包括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缺乏应有的关注，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政府埋头发展经济，而普通公民拚命攒钱投资教育、医疗保险和公共安全的独特发展现象。这种经济循环模式不但使中国社会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普通老百姓对政府日益不满，而且使中国经济的发展缺乏持久的推动力。有些家庭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之后，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提前让孩子出国留学，中国的人才和资金大量流失海外。

从上述对不可以看出，有普选的印度，其发展潜力要大于无普选的中国。


六、中国大陆人士重视台湾民主经验


比印度更加接近中国民情的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无疑是更加直接的。

目前，中国大陆许多民间人士都在积极研究台湾民主经验，幷从中获得教益。他们通过回顾台湾民主历程，来了解如何让民众逐渐解除害怕心理，增加其参政热忱。他们了解到：台湾知识份子在日本占领时代就宣扬民主理念，197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好转，各种杂志纷纷出现，宣传自由民主理念，被认为是“民众觉醒的年代”。当时最主要的还是在作理念上的宣传，一些人针砭时弊，一些参选人利用选举的机会，消除人们的害怕心理，通过参加选举，也培养了人才。台湾海外同乡会每在大学举办夏令营和民主研讨会，十年后民间政党成立，后来成为执政党，发展速度连自己内部的人都没有想到。

其关键在于，进入1980年代以后，关心选举的台湾民众化〇为整，慢慢形成独立组织，幷得到海外民主力量的关注和支援。当然，大陆的民间政治精英也认识到：中国大陆和台湾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中国大陆目前仍是中共一党专制甚至是“一伙专制”，同世界民主大潮背道而驰；大陆人民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共的洗脑之中，对自由民主的理念与认识多是歪曲性的。中国民众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台湾1970年代的“民众觉醒的年代”。

情况虽然幷不乐观，但我们认为，通过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旦中国民众达到了台湾1970年代的觉醒，台湾的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因此，海外力量特别需要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而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又可以分别拟定长期、中期和短期性的准备工作，分头实施单幷行不悖。中共为了瓦解台湾经验对自身的威胁，在海外大力进行反宣传，说“台湾民主化成功了，但是这恶化了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但大陆多数民间政治精英则认为，以普选为代表的台湾民主化，成功地消除了政治隔阂，揭露了政治腐败，幷且正在消解族群冲突的根源。

在台湾示范的影响下，北京正在变相承认普选的合理性、日益扩大选举的点和面。这一事实，比任何宣传都更加有力地说明：在海峡两岸的文明竞争中，台湾已经大大的棋先一招了。而这一事实对两岸关系的最大冲击就是：把中共统治的非法性凸现了出来，从而大大软化了中共对台动武或是武力恐吓时的软力量。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另起一页）

【第六章】

【2007年统独挣扎】

（另起一页）



【第一节 中共对网路掌控的手法】


根据中国互联网路资讯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线民总数增加了23.4%（相当于2,600万人）。由此，中国登记注册的网路用户达1.37亿，形成庞大的市场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急切寻求网路掌控的对策，为此不惜进行最高层级的政治动员。


一、胡锦涛要求推进网路管理


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胡锦涛主持并强调，“要加强网路管理、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这次“集体学习”的内容是“世界网路技术发展和我国网路文化建设与管理”。由中共中央“外宣办网路宣传局”和“资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的两位专家进行讲解和建议，中共政治局成员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中共对网路掌控的急迫要求。

胡锦涛就“加强网路文化建设和管理”提出五项要求：

1、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努力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

2、要提高网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网路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路文化的重要源泉，推动我国优秀文化产品的数位化、网路化，加强高品位文化资讯的传播，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路文化品牌，推动网路文化发挥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

3、是要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

4、要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净化网路环境，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网路文化氛围，营造共建共用的精神家园。

5、要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行业自律等手段，加快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资讯传播秩序，切实维护国家文化资讯安全。

胡锦涛还要求各级共党党委和政府加强规划、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充实队伍，制定政策、创造条件，加强政府网站的建设。

胡锦涛虽未采用“封杀”一词，但控制的意图却相当明显。他还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致力于“净化”网路的政治内容；同时还要确保网路能够发挥经济的力量。胡锦涛明确表示，共党旨在巩固其对网路用户的监控。通常，线民们“热衷于寻找淫秽图片、血腥游戏和政治丑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37亿的中国线民队伍中，绝大部分人都无法进入遭到封杀的网页。但尽管中共对网路资讯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控，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仍然能够向海外传播未经官方过滤的消息。为此，胡锦涛要求共党领导人“必须”加强对相关资料的控制，也就是要扼杀秘密的传播渠道。


二、胡锦涛讲话的第一个牺牲品


1992年以“皇甫平”笔名撰写系列文章为邓小平南下造势的周瑞金，曾经担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被认为是中共官员和体制内具有改革思维的代表。

就是这么一个人，2007年1月12日应邀到云南昆明，出席由云南烟草兴云投资公司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在昆明举办的“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作为主讲嘉宾，发表了《改革发展：期待新的二十八年》的演讲，提出了中共党史的“三个二十八年”说，并透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争论的由来，引起了震动。他认为：从1921年到1949年是第一个二十八年，是人们常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1950年至1978年是第二个二十八年，是“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严重错误和大饥荒，以及“反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造成许多冤假错案；1978年到2006是第三个二十八年，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他认为，中共的前两个二十八年，都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危害，中央分别作出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清算左倾错误，就说明中共主要危害在于“左”。

在我们看来，上述论点表明周瑞金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可不扣的共党，其演讲内容还对中共的政治改革充满了奴隶般的期盼和信心；但就是这么一个讲话，却导致邀请他演讲的机构“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随即被中宣部封杀。就在演讲之后几天，主办机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和云南烟草兴云投资公司接到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门电话通知：“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必须停止活动。”就这样，这个标榜“二十一世纪”的讲坛，就在二十一世纪被自己的上级个扼杀，这样的共党还有救么？可见中共的思想禁锢，从未松懈。只是蒙难者有所不同罢了。这是继2007年1月11日，北京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宣布中国的八本新禁书之后，近期中国思想领域的又一起重要事件，给北京的政治气候增加了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气氛。


三、中共一贯控制公民的言论


“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横遭腰斩，颇能说明当今中共的体制特点，就是无孔不入的专制独裁；也证实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是“宁左勿右”，证实中共控制公民的言论是一贯的，有目共睹的。

就拿网上言论来说，早在2005年6月30日，中共就规定中国境内线民个人网站必须向政府登记，而拒绝登记的网站将被视为“非法”。如此步步加强对中国公民网上表达自由的限制，表现出专制独裁政权的本色与底色。

网路的兴起一度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认为，中国的民众终于有了一种自由表达的空间。然而，北京政府很快就用生意经收买了美国公司，勾结起来兴建网路长城，实现了控制网路言论的“金盾计画”。这不仅摧毁了和平演变的乐观看法，也使得美国蒙受耻辱，美国的形象大受损害。

北京政府先是对中国境内的网路服务公司实行控制，使它们自我审查，不敢传播中共讨厌的资讯。接着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又对中国大学校园内的网上留言板网站BBS画地为牢、外人不得入内。2005年6月，北京更对中国民众的个人网站，也就是所谓的“博客网站”进行控制，要求所有的个人博客网站向政府登记，否则将被取缔。 

在中国政府的淫威下，不但中国的网路服务公司一再屈从，在中国营业的外资公司如雅虎，也从商业考虑出发屈服于中共限制公民基本言论自由的规定。后来加入屈服阵营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软体商微软公司。在微软公司中文网新开辟的MSN共用空间中，民主、人权等辞汇受到禁止，不得使用，因为这些词属于中国政府所禁止的禁忌词。甚至连搜索巨头“Google”也配合中共伪造各种搜索引擎的记录。 

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既然北京政府掌握了巨大的权力资源，掌握着人数庞大的军队员警力量，北京政府为什么要害怕线民通过网路发出一点个人的声音、甚至要惧怕民主、人权等辞汇呢？在网路联通世界的今天，中共掌控国内网路的行动，不可避免也牵连到外国。例如，绝大多数总部设在外国的网站就成为被中国遮罩的网站。中国政府限制线民的言论自由，逼迫线民登记自己的博客网站，这种做法无疑会令很多线民感到反感，甚至愤怒。难道中共就不顾虑？不错，中共一点都不顾虑。因为中共觉得连美国都怕他，何况是几个国内的小民和告洋状的孬种？ 


四、网路掌控手法不断翻新


在中国国内上网，中国国家安全单位会通过网路的服务商，建立防火墙，严格控制线民可以进入的网站。所以，一般线民无法登上外国新闻机构特别是境外建立的中文政治网站和聊天室。另外，中国的网站普遍设立了用词过滤机制，迫使线民在交流过程中只要涉及到这类禁用辞汇，资讯就无法发出。在中国都会上千万的年轻线民之间非常流行的QQ即时聊天网，也设立了这类禁用辞汇表。禁用辞汇包括“六四”、“人权”、“民运”以及许多人名，数量有好几百个。

为了对抗中共的封锁，国际上有些人兴办了“代理网站”，让中国国内的用户可以通过这些代理网站，流览遭到中共遮罩的海外网站。结果，无孔不入的中共就就派遣特工人员进入这些国际网站，吧它们转化成为中共服务的虚假代理，而且还可以大肆搜集利用代理网站上网的中国客户名单。例如，根据我们在中国国内的朋友透露：一度著名的“动态网”（http://www.dongtaiwang.com）就是这样一个沦陷区。如果通过这个网去点击《大纪元》，《大纪元》打开后再点击“友好连接”中的《民主论坛》网，但是，过几分钟才出来一块黑块，黑块下面是一些闪动的英文，大抵与“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有关。再点击，全是垃圾网。如果不死心，又打开《民主论坛》链结，仍然是同一个垃圾网；《新世纪》、《议报》、《观察》，都是打不开的网站。原来这是网特们的“杰作”。

相对来说，《无界网路》（http://www.wujie.net）就比较可靠，进入后，点击“特色网站”，从“特色网站”里就能直接进入《民主论坛》。直到现在，只有这个路径才能进入。并非只有《民主论坛》这一家网站受到严厉攻击，《民主中国》网站也是如此，主页即使打开了，也全部是垃圾文字。还有象《大纪元》、《看中国》、《新世纪》等网站，经常性的是：打开了主页，也打不开副页。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自然是网路封锁更“进步”了，管理更加“规范”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两块园地是势不可挡的洪水猛兽：一是海外网路，二是海外电台；尤其海外网路主要深入到知识群体中。如果中共不加紧封锁，有一天民主和人权的观念深入了人心，渗透到党、政、军的官员们中间，北京政权就摇摇欲坠了。所以中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围剿，必欲杀之而后快。

现在，中共的网路监控人员有八万人之多。撇开都会地区不谈，三千多个县级行政单位，也都分别设有掌控网路的办公室。所以，如果有线民上贴所谓“反动颠覆性文章”，网警马上可以根据线民上贴的时间和电脑上网记录，追查到这个线民使用的电脑，从而将不幸的线民逮捕。


五、北京征召二百“特约网路监察员”


2006年5月28日，北京“网路媒体协会”在全国征召二百名“特约网路监察员”，对网路资讯进行全方位的监察。此后北京市所有网站将受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监察员们的专业监察。网路监察员的职责为：利用业余时间监察北京属地网站出现的“不良资讯”，及时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不定期参加会议等方式向北京网路媒体协会提出监察意见。每位特约监察员将得到每月一百人民币的“上网资费补贴”。此举鼓励告密，明显破坏公民的个人隐私权，使人想起文革期间的”群众专政”，是中共对自己的政权缺乏信心的一种表现。

中国网路路异见人士的出现，是伴随中国网路的发展而兴起的。中国大陆接触网路（INTERNET）的时间是在1994年的4月，那时中国通过64K的国际专线与国际网路实现全功能连接，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网路全功能连接的国家。中国网路最初只用于科技、商业，后来渐进发展到娱乐、新闻等方面。对中国而言，网路的真正意义就是使人们在获得新闻资讯方面有了新的途径。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这些传统的媒体工具和资讯载体，都被中共独裁集团所操纵，都为中共的专制服务，但网路的出现，为中国的民众打开了一个了解资讯和交流思想的视窗。中共当局执行对网路异见人士的类似镇压措施，胡锦涛比江泽民来有过之而无过及，使得中国的网路异见人士深感不安。

中国的网路在最初发展时期，网站、论坛受到的中共审核比较宽松，所以一些国际著名的新闻网站或论坛在中国的网路世界中也可以出现。这是因为，世界上多数网站都是英文网站，约占整个世界网站的95%，中文网站只占很少部分。由于很多中国人的英文水平有限，所以中共对一般的英文网站并不害怕，只怕海外的中文网站。但是从2000年起，由海外华人所建立的中文网站相继出现，人们通过这些网站发表见解，一些异见人士为把各种线民聚集起来，就自己建立时政网站或论坛，使得网路异见人士们不断汇集。很快，中共就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泄露国家机密的”等罪名，切断中国与外国的联系渠道，并对中国国内的网站罗织成狱。十多年来，在中国互联网这块原本自由的天地里，许多网站或论坛因为触及中共的言论禁区而遭到扼杀。中共的网路封锁使得中国的一亿多线民无法通过网路了解世界真相，因此，中共在封锁互联网方面受到了世界多国的严厉谴责。 


六、“净化网路”是要“设置主编”


网路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发明，其意义在于最大限度打破了资讯的垄断、思想的闭塞和文化的隔膜，使民众享有全球范围的沟通与交流。中国国内的网路异见人士也在努力突破中共的网路封锁，来了解海外自由民主的真实情况，并把自己的思想见解发表在海外的网站上。反过来，中国国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可以快速传到海外媒体给予发布，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从而形成了一种网路互动。

网路作为第四媒体，与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网路没有总编”，然而，胡锦涛的讲话显示，中国政府想在网路上“充当主编”，过滤和遮罩线民获取和传播资讯。“胡主编”企图通过技术遮罩来阻断线民和国外网站的交流，使得中国多数线民无法流览海外的中文网站，因为那些网站没有网路员警充当“胡主编”下面的小主编，没有经过“胡主编”的言论审查和新闻批准。


（二〇〇七年一月三十日）



【第二节 中共同意成立全国性“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之意涵】


一、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之缘起


在中共国台办全力支援下，台商总会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总会正式名称是“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内定中共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出任荣誉会长，前东莞台协会长张汉文出任担任会长，届龄退休的国台办经济局长何世忠出任常务副会长，实际控制一切事务。这就十分奇怪了，为什么台商总会要由国台办的退休官员来充任？很有点当年日本人控制满洲国的遗风。至于副会长有多人，将由大陆各地主要台协会长担任，如华南区的东莞台协会长郭山辉、深圳台协会长黄明智；华东区的前上海台协会长叶惠德；华北区的天津台协会长丁鲲华等。

张汉文表示，九位前任或现任台协会长：东莞郭山辉、张汉文，佛山黄良华、王屏生，清远姜金利，漳州何希灏，郑州王任生，上海叶惠德，天津丁鲲华，北京谢坤宗，是联谊会发起人；在北京举行发起人筹备大会，讨论组织章程草案，决定联谊会成立日期。表面看因各地台协意见不一，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成立时间一再推迟；其实这只是对外的说辞，内情是很复杂的。

2005年开始运作筹备的台商总会，经过近两年运作和沟通，2006年底获中共民政部同意，以“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名称，登记为合法的社团组织。联谊会会址初步决定设在北京广安门、邻近中共国台办的办公大楼。作为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张汉文表示，依照规划，发起人会议将讨论已拟好的组织章程、决定秘书长人选、联谊会成立时间等。


二、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之外貌


大陆台资企业协会已有一百家，为何还要成立台商总会？张汉文指出，由于各地发展情况不同，台商遭遇的问题也不一样，总会可以作为地方台协与中共中央部委的沟通桥梁，不仅能联络各地台商间的感情，协助各地台资企业解决工商税务等难题，也是台商向中共中央部门反映意见的有效窗口。

表面上，联谊会性质上是“扩大的台协”，组织架构和章程与各地台协差不多，由各地台协会长和资深会长担任当然理事，再由理事选出常务理事、会长和副会长等主要职务。联谊会经费来源，将仿照各地台协的作法，即以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和会长不同职务捐赠不同款项，作为主要经费来源。其实，另有玄机。

根据各地台协惯例，台协的秘书长一职大都由当地台办人员担任；现在，为避免中共台办系统色彩太深，联谊会将选任两位秘书长，一位是大陆人，一位是台湾人，以取得更好的统战效果。台商全国总会主要发起人张汉文透露，他们已在东莞台办附近开始选址，预计开张时办公面积五百到六百平米。全国总会运作成熟之后，还设想在北京建一座台商大厦。未来台商总会的架构大致是：各地一百个台商协会会长是当然理事，通过集体会议选出三十个常务理事，再从常务理事中选出二十到二十五个副会长，接着再从副会长中选出五名或六名常务副会长。最后，再从常务副会长中，选出会长和监事长。其实这完全是表面文章，为了掩盖真相、避免“沦为中共御用工具”的印象，对于外界盛传张汉文将出任第一任会长，张汉文则辩解说：“我只是和大家一起发起这个事情，至于最后究竟谁来担任会长，需要大家的民主选举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本来计划2006年年底以前就正式挂牌成立，但后来借口“年底有圣诞节、接着是元旦、再接着是春节，大家都比较忙”，所以正式成立的时间一拖再拖，先说是延迟到春节过后的二月中旬之后，现在春节已过，又再度延迟，这似乎很不和服中共的办事风格，其中必有某些玄机。

果然，随着时间，真相慢慢出来了。


三、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之真相


中共的真实安排，是要“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又名“全国台资企业协会联谊会”），在2007年3月底才正式挂牌成立，其时间必须晚于中共的“两会”（人大、政协）。

中共为什么要作出这个安排呢？

因为中共计画在2007年“两会”期间，要首度邀请台商会长以观察员、联络员的身份出席会议。首度把台商组织政治化，并且给与政治地位。其政治地位将隶属于大陆的“全国工商联”，等于是“台湾地区工商联”。但是在表面上，筹备多时的“台资企业联谊会”，要被提升至相当于大陆“全国工商联”的政治地位，所以其荣誉会长，由今年将从国台办退休、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出任。

中共企图用这种方式向世界宣布：“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就是台湾人在大陆的民意代表组织；中共显然将此视为全力凝聚台商资源及台湾民心的大动作。因此一切都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操作，不少台商会长表示，经与国台办取得的默契，在临近成立前，不得对外透露联谊会细节，以免节外生枝。尽管国台办日前紧急召集主要台商会长到北京开会，传达中共决定给予联谊会重要政治地位的意见；但其实这一切是早有预谋的，不是临时起意的。

这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国台办对“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的态度，会有一个“转变”。事实上，原本国台办对此事一直采取压制的态度，但近几个月来，国台办却一反常态，主动地一再与兴趣不高的台商会长沟通，迫使各地台协“踊跃支持”。 与此同时，国台办邀集各地台商分批在北京开会，要求支持联谊会的成立。 看来，中共决定变被动为主动，掌控日后“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的主导权，是在2006年就开始策划完成的。


四、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之部署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上述紧急会议，是由国台办副主任郑立中、未来要接任联谊会秘书长的国台办经济局局长何世忠及经济局副局长刘军川等人主持的。经过紧锣密鼓，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重量级会长”举行筹备会议后，达成数点决议： 

1、今后，此一组织名称正式定名为“全国台资企业协会联谊会”，成立时间定于2007年3月底；

2、中共“两会”落幕后，台企联谊会将举行第一届理事会，并在随后正式挂牌成立；

3、讨论联谊会组织架构与功能的问题；

4、联谊会第一年的预算高达三千万元人民币（约一亿两千万元新台币）左右，将由联谊会干部分摊，会长认捐两百万元人民币（约八百万元新台币），常务副会长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约六百万元新台币），副会长及各区会长再行讨论；

5、台商总会预定人事：荣誉会长陈云林；会长张汉文；秘书长何世忠；

6、联谊会会址初期订在临近国台办的北京中环假日酒店，据了解，目前装修完毕，且各主要会员都已前往参观；

7、为了有利于会务推动，除了有涉台官员参与，联谊会还将邀请大陆各地方政府财、税及海关方面官员担任顾问，以利未来在政策方面的沟通；

8、为了提升大陆台商参与“议政”的机会，除了大陆各地人大、政协系统开始广邀台商参与之外，今年也将有大批台商受邀，列席中共十届全国人大及政协六次会议。

据悉，中共之所以建立“全国台资企业协会联谊会”，而不是“全国台资企业联谊会”，是模仿美国大选的“选举人”制度，也就是间接选举，而不是直接选举，用这种方式控制局面。这样的联谊会，就是“台资企业协会”之间的组织，而不是“台资企业”之间的组织。如此一来，便于政治上予以操纵。


五、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之前景


中共的意图，是将“联谊会”逐渐变为“中国第九个民主党派”，扩大台商组织的参政议政基础。为了回避台湾目前的法令限制，目前暂时不让台商公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委员，但今后全国“两会”势必有更多台商列席与会，直至发展为出席参与，如此形成“台湾第二立法院”、“影子国会”。 因为，目前中共“人大”中虽有“台湾团”，具十三位台湾籍的人大代表，不过都是些只有大陆身分证的台湾人，大部分是1949年 以前就移民大陆的由大约三万六千人中“选出”。中共现在想：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了，而且三万六千个老台湾人就可以选出十三名“人大”，为何将近一百万的新台湾人（台商、台干、台眷）就不能选出更多的“人大”，来向国际间表达台湾的归属权呢？

诚然，台商参选的个人动机大多是希望藉由人大代表的身分提高在中国当地的地位、声望，达到政商结合的目的。但是这对于台湾的伤害却是很大的，这不单单是个“双重国籍”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国家忠诚度的问题。因为中哦那个并不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也不承认双重国籍。参选中共官职，等于认同“一中原则”，对台湾其实就是犯下了叛国罪。而台湾政府如果姑息，等于承认自己是地方政府的态势已成。

至于所谓“台商参选是为了与中共官方沟通、权益争取”等问题，其实是子虚乌有。因为中共各地政协设有台港澳组，都会定期与台商开会、协调，地方官员也会与台商座谈，协助解决问题；再者各地人大也会邀请台商发表意见。因此参选人大、政协绝对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现在，中共允许台商担任人大、政协委员，其下一步棋应该会是让台商进入中共的政府系统，如担任中共的副县长等职务。那时，就是中共布置的“两岸一体”假像了。

其实，对此发展中共早有部署：成功动员少数台湾商人担任中共政协委员，条件都是这些台湾商人必须同时具有香港居民身分、籍贯是台湾、生活在大陆。如黄紫玉，中共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台湾人，早年移居香港，香港恒丰集团主席，曾任北京台协副会长，有香港居民身分； 胡慧中，第九届江苏省政协委员，台湾影星，夫婿为港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香港居民身分；吴小莉，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台湾人，香港凤凰卫视主播，香港居民身分；林毅夫，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台湾出生，定居大陆。

2007年1月，事情开始发生本质变化：中共开始直接安排三名不兼有香港身份的台湾商人，出任中共政协委员。虽然三名台商是以个人名义加入，仍然创下首次以单纯的台湾居民的身份，成为政协委员的案例。三名获选为东莞市政协委员的台商分别是现任东莞台商协会妇联会会长林佳蓉、现任东莞台商协会副会长洪文正与前会长翁阿辉，在东莞经商十多年，并已在1月22日出席东莞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 

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翁阿辉说：“我对政治没兴趣，担任政协委员是台商协会的安排。”已向东莞政协提出改善台商经营环境等议案。对于出任政协委员恐触台湾法例，最高可罚款五十万元新台币。翁阿辉无奈说：“我只是为台商发声而已，要罚就罚吧。”东莞台商协会会长郭山辉则“更有政治头脑”，否认台协从中安排。他说“乐观其成”，但“不方便评论。” 

据调查，2006年12月开始，已有厦门台商林重光首开先例、参加厦门市思明区人大代表选举，虽以落选收场，但厦门、福州还有多名台商投入人大代表选战。针对福建台商争相参选地方人大代表，北京、上海台商虽然认为台商还没有必要去选地方人大，但确实有需要与大陆官方建立制度化、法律化的沟通平台。林重光是依据“厦门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相关规定参选，依据这项规定，居住在厦门地区的台湾民众，在区、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期间在厦门者即参选。当地民众自行连署十人以上推荐他参选。而林重光也因此成为1995年厦门同意台商参选后的第一位具有台湾身分候选人，更是台商在大陆参选地方人大的第一例。

追溯下来，早在2003年起，中共中央统战部已经同意：省市级以下政协可安排台湾人加入。东莞台商曾向台湾政府要求放宽任职政协的限制，但遭到拒绝；只是限于台湾政府的这些法令限制，东莞、厦门和上海等地台商，才暂时以“受邀列席”的方式参与当地政协会议。 


六、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之思考


投资、赚钱、生活——这就是台商在大陆的生存轨迹。他们的喜怒哀乐因此都是个人的，缺乏民族国家的目标，而且经常为了个人而牺牲家庭，牺牲家人，这就是他们的双重悲剧所在。人生魔盘跌宕起伏，许多台商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却收获了失望乃至绝望的果实。这都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生存本质上是无根的、嫁接的、异体的。

台商协会对于大陆台商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很多大陆台商觉得有“无所依着”的漂泊感，像个无家的孩子在外漂荡。其他外商在大陆都可找到自己的“组织”，比如美商、日商，有本国政府的大使馆、领事馆等，港商也有香港驻大陆的办事机构，他们遇上麻烦了可向自己的“组织”求助。台商却是例外，他们没有台湾驻大陆办事机构可以依靠，大陆台商遇到了什么问题，只能向台商协会求援了，因此台商很容易就落入了中共的圈套。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三节 “2007年反台独进入关键时期”之意涵分析】


2007年1月17日，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发言人杨毅举行2007年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渲染2007年是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的关键时期，并说“台湾当局通过所谓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活动将进入实质阶段，两岸关系将面临严峻挑战。”


一、大公报正面援引张荣恭言论 

 

2007年1月19日的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说：“台独思潮和运动并未进入衰退期，正在积蓄更大后劲爆发力度。法理台独今年下半年将进入危险期，2008年初更是高危期，两岸政治关系及台海局势不容乐观。”该项评论并正面援引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在1月2日的言论强调指出：陈水扁总统在政治上往深绿“独派”靠拢，两岸政治今年存在“极大危险性”。他指责陈水扁总统的元旦文告特别强调了台湾人对“台湾国家认同”已经大大提升，批评说这显示一个以“台湾优先”为核心价值的“台湾主体意识”已经沛然成形，而这对于两岸的政治定位是很不恰当的。

该评论还危言耸听地预言，“若抛出法理台独新宪案仍不能显著拉高绿营的选情，陈水扁还有第二步险中求胜的腹案，就是不惜要台军在台海制造军事冲突事件，藉此激发台湾人同仇敌忾反中拥独。一位知情的军事观察家最近指出，近年来陈水扁最重视做台军的工作，强调台军必须无条件听从最高统帅的指挥，并大力加强军备和战备。”因此2008年是宣布法理台独的最有利时机，因为北京为确保2008年奥运顺利成功，不会对法理台独动武，而且在2008年后，台湾将失去制海空优势，大陆则具备综合火力瘫痪的速战速决战力。

该评论指责“美国因素”说：“美国虽然不支持法理台独，但希望维持实质台独的现状，但陈水扁和台独势力硬要制造法理台独事变时，美国也反对和干预中国大陆动武。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盖茨最近明确表示，美国必须做好准备，以对抗万一中国大陆攻打台湾。这个宣示并没有以台湾不搞法理台独为前提。”

该评论指责“日本因素”说：“自2005年2月美日安保会议将台海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后，日本因素已飙升为助长台独的主要外在因素。陈水扁和台独势力深知，台湾对于日本的战略重要性超过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故民进党扁当局倾力加强对日工作。陈水扁声称，目前的台日关系为三十年来最佳，台湾期待和日本缔结准军事同盟，还强调台日关系密切友好，绝对不亚于台美关系，因此期盼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成为日本国内法。”

从上面不难看出，《大公报》仅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如此紧密地配合了国台办渲染“2007年是反台独关键时期”之论调，这决不仅仅是中共这两个部门之间的配合默契，而是有一只手在他们的共同上级那里进行操作的结果。

那么这只手是谁呢？


二、北京定出三大战略


2007年2月初出版的日本《读卖周刊》以《中国的野心与风险》为题报道说，中国定出富强、维持一党专政、统一台湾的三大战略，企图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席卷全世界的目标。分析称，2040年还太遥远，但今年是大陆反台独关键年，又恰逢2008北京奥运前一年，在这一关键时刻，大陆在对待两岸问题上软的更软，但硬的将会更硬。 

文章援引日本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松田康博的解说指出，中国有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恢复十九世纪以来遭帝国主义侵略所失去的国家威信。松田说，台湾曾被日本殖民、战后一直受美国的影响，对中国大陆而言，如果无法统一台湾，即使达到“富强”的目标，也很可能危及一党专政的正统性，这也正是大陆绝不放弃统一台湾的缘故。而中国大陆2005年3月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明载：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不惜采取非和平的手段。此外，中国大陆持续扩大国防费用，尤其是加强海军的发展，主要就是在于因应台湾有紧急状况发生。 

松田表示，中国大陆的国防战略并非要拥有足以挑战美国的战力，而是将目标设在发生统一台湾等重要问题时，不让美国势力介入。中国大陆希望在台海发生紧急状况态，在离台湾远一点的海域就能阻绝来自关岛或夏威夷的美军。

针对中共的三大战略，日本和澳洲已经在签定同盟条约对抗中国。2007年3月13日傍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来访的澳洲总理霍华德在首相官邸举行了高峰会谈，双方并签署了众所瞩目关于安全保障合作的“联合宣言”，巩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这样，澳洲成为二战以来继美国之后，与日本签署安保同盟的第一个国家。这项日澳安保宣言内容包括：为准备联合国维和活动而扩大联合演习，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等有关朝鲜半岛问题，以及在反恐政策等方面加强合作等。

宣言中还明确写入，将设立由外交和防卫事务部长级官员出席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两国领导人还同意加快磋商扩大自由贸易的经济合作协定。安倍在会谈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说，联合宣言将成为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基础，日澳两国希望对世界和地区的稳定有所贡献。安倍首相已经推出构想，争取加强日美两国与澳洲、印度进行四国合作；这次日澳构筑“全面战略关系”就是其中一环。

 

三、中共反应之多层面


面对国际上的这种被包围状态，中共在装聋作哑的同时又不甘心受辱，只好动员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施加压力。2007年3月14日，逾两百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中高声放炮，指北京应对“四要一没有”的态度过于软弱，应该要拿出办法来“治一下”台独活动。这种姿态在中共体制下显得非常怪异，显然又有一只手在遥控指挥。面对来势颇猛的批评声浪，中共涉台部门还装模做样地四处“跑摊”，向代表、委员们“做工作”，说明中共中央对台政策立场。

一位媒体大亨级的委员在政协小组讨论发言时，谈完对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看法后，话锋一转，谈到两岸问题，要求北京“不能低估”台湾提出“四要一没有”的深层影响，必须“严肃认真”地回应。有些人大代表跟记者闲聊时，认为“四要一没有”已经是“踩到红线边缘”，北京不能“纵容”，否则台湾“某些人”会得寸进尺。

其实，这些人多是奉命行事，扮演不同角色罢了。正如在两岸农业交流里，中国大陆只与台湾在野党接触一样，中共到处运用统战手段处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新的问题出现。

同时，中共正在努力运用其他一些筹码。例如海基会官员访问大陆就是一项重大突破。海基会旅行服务处处长孙起明3月初应邀前往成都，参加第十届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活动，这是1999年两岸海基、海协两会中断协商八年以来，第一次有海基会官员获准前往大陆访问。可见，陈水扁总统提出的“四要一没有”论述，是针对台湾主体性及民主深化的一贯性论述，不仅不会影响两岸交流，还对两岸交流反而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四、军事恫吓与故意沈默


中共的反应具有诸多层面，其中一个就是军事恫吓。尽管台湾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是中国却有数百枚导弹对准台湾，而且刚刚宣布还要把军费提高将近18%。这其中，有多少是用台湾资本买下的？没有人统计得出来。

胡锦涛正是在这种“实力”的基础上，要求解放军作好台海事变的准备。胡锦涛3月12日下午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说：“有人”正蓄意制造两岸紧张关系，解放军要坚决挫败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反分裂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共绝不含糊和退让， 他要求军队“必须作好一切应对准备”。

胡锦涛不是空穴来风。2006年中国大陆针对台湾举行了三十多次军事演习，而且都是针对性很强的演训，包括强化空军机降的三栖登陆作战演训，已初具立体快速登岛作战经验。此外，中共目前有二十余枚卫星在运行轨道上，用于对台湾进行军事侦察、通信、导航定位以及科研和气象等方面，这些卫星已经具备全时段、全天候监侦能力，随时监控台海周边的海空动态。

中共的反应具有诸多层面，其中另一面相就是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配合军事恫吓进行讹诈。例如北京有意不回应台湾政府的言论；甚至面对台湾官员的批评，北京都是故意采取保持沈默的对策。

美联社发自北京的报导说，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对美联社记者表示，大张旗鼓地做出反应等于是正中台湾政府的下怀，只能导致台湾官员做出更多的挑衅行为。美联社分析说，中国人大这次对台湾采取冷漠的态度，标志着中国不再和台湾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式的言辞交锋。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心理战术：用故意沉默来强化军事压力，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一条恶狗在扑击之前突然停止了狂吠。


五、2007年真是反台独关键年吗？


2007年是反台独的关键年，已成了当前大陆对台工作以及对台系统的“主旋律”。全国台办主任工作会议、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记者会上的讲话、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在华盛顿发表的言论，大体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的延展和发挥。

海外舆论，尤其是香港、台湾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评论文章，不约而同呼应和迎合了这个“主旋律”。人们注意到，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都有相似的解析。在关注台海局势的同时，海外军事分析家得出了台海局势空前险恶、正处于疾风暴雨前夜的结论。

这种集体焦虑现象的意涵是什么？值得深思。2007年反“台独”进入关键时期的根据是什么？也值得面对。

按照一般的说法，2007年是反独关键期的根据有二：一是北京奥运会即将举办；一是陈水扁的任期即将结束。

但几乎所有观察和评论文章也同时指出，2007年可能推行的修宪也可以是为立委选举、总统选举而进行的运作，是选举需求，而不是独立需求。而关于独立需求的解读，多半根据是来自中共对于所谓“极端台独势力”的片面认定。北京奥运和台湾大选在2008年碰头，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任何单一方面可以改变的，有人称它为天意也未尝不可。

中共很清楚这一点，因此极力鼓吹“2007年反台独进入关键时期”，意图恫吓并冻结台湾的主权诉求，而如果恫吓不成，就把局势恶化的责任推给台湾。这就是恶人先告状。不过我们应该提醒中共当局：政治言论享受言论自由的保护，可以天马行空；但是政策制定却不可主观臆测，尤其不可经常滥用“狼来了”之战术，否则可能和那个恶作剧的顽童一样，到了危机真正来临时，已经没有人相信中共的论调了。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四节 中共通过《物权法》之意涵与影响】


一、中共《物权法》是政治不是法律


2007年3月16日，中共“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从酝酿到出台，被称为“立法非常复杂”的《物权法》，历时十三年，连破六审、七审纪录，经历了不同寻常的波折，其中到底有些什么意涵与影响？

《物权法》确立私人财产与国家、集体财产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这部法律之所以历经多年才完成立法程式，是因为引起了中共党内与学界左右两派的激烈辩论。 反对者认为《物权法》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宪法基本原则。 支持者认为要在保障国有资产的同时，也保护私权不受公权力侵害，这样中国才能稳定下来。双方论战一度上升到“改革开放的成败之争”的高度。 

全国人大最后通过《物权法》，其实是经过中共领导人的非法干预即超越法律层面的强力运作。因为他们看到《物权法》通过后，可以为自己的现有权力带来一些正面影响：首先确立邓小平以来违法经改路线的合法性；其次纾解社会广泛不满，营造社会和谐之假像。 在《物权法》的规范中，诸多关于征收农地、住屋等相关规定，有助于中共进一步镇压无权阶级的抗议。

近年来，房屋拆迁和农地征收不公、征收补偿过低是引起干群冲突最重要原因，结果造成上访事件不断。这些纷争直接造成社会不满气氛的上扬，揭露了胡锦涛“和谐社会”的伪善性。因此，《物权法》的通过也代表中共中央有意推卸政治责任，把弱势群体私有财产受地方官员强行掠夺这一政治问题，变为一个法律问题，让法院给中共善后。

由于《物权法》不合中共宪法，于是引起的意识形态争议很大。为了推卸相关责任，中共中央在2005年就对外公布《物权法》草案全文，以“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的名义来迫使无权阶层承认之。这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将宪法草案交由民间讨论、玩弄“群众路线”的手法之翻版。

这次中共中央处理《物权法》争议，对外标榜是“凝聚共识、折冲妥协”，其实对照毛泽东的伪善，适足以表明胡锦涛比较江泽民、邓小平更多一些毛主义之烙印。因此，《物权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例如《物权法》规定政府征收土地与房舍必须合理补偿民众损失，但何谓“合理”？全由中共自己来诠释。因为中共的司法不能独立，订一百部《物权法》也还是“无权法”，终究无助于解决中国社会无法无天的乱象。

无法无天的官商勾结，源自中共专政体制下官员权力过大：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因此，《物权法》并不能解决官商勾结的致命痼疾。未来《物权法》指导之下的中国，必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社会不满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大陆的司法体系不能独立审案，还因为中共是暴力团组织，其宪法本身就不合法，当然就更加无法解决政府违法问题。中共暴力专政体制，朝令夕改，导致很多法令和政令都跟宪法存在冲突。因此，一个《物权法》充其量只会保护地方官僚和强势阶层的既得利益，而无法免除农民受到的伤害和城市居民受到的剥夺。 

可见，中共通过《物权法》的动作是政治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


二、中共订立《物权法》历程回顾


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中共宪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1993年受托起草物权法。《物权法》于1994年被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998年1月，主持立法工作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委托六位专家、两位退休法工委干部和一位法官，组成民法典起草小组，他们的任务是起草《民法典》和《物权法》，这时《合同法草案》正待通过。作为整个民法典的基础，物权法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民法典起草小组提出“三步走”战略：1999年3月出台合同法；从1998年2003年制定通过物权法；到2010年，完成“中国民法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物权法建议稿于1999年10月完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提出不同意见，成立了另一个课题组，于2000年底拿出第二份专家建议稿。2001年底，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在两稿基础上形成“征求意见稿”，体例以一稿为主，所有权设计吸取二稿的修改。

2002年12月23日，九届人大三十一次会议，物权法作为民法典的一编，被首次提请审议。多数常委会委员认为民法典尚不成熟，“以分编通过为宜”，暂时搁置，抓紧制定物权法。

2004年3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物权法是否明确平等保护私人财产“大局已定”。从民法典抽离出来的物权法，在二审前进行了一次修改。2004年8月，人大法工委邀请了十多位专家，在八天时间里逐条修改草案。

2005年中共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在即，物权法暂被搁置。到2005年6月26日至7月1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200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物权法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

2005年10月，物权法“四审”如期举行。一万多条公民建议如何影响立法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公民房产权备受关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吸引了城市业主群体的关注；建筑用地七十年届满可自动续期；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的建议更是大胆。

2005年9月2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召开座谈会，提出修改物权法草案需要把握的三点原则。简而言之，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三是重点解决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不必求全。

2006年8月、10月，物权法五审和六审。五审增加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六审则在第一条加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之后，无论是参与起草的学者，还是人大官员的表态，都特别强调物权法的“合宪性”。

2006年12月物权法七审，并决定提交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

人们发现，《物权法》的稿子一次比一次简化很多，例如2005年7月10日的《物权法（草案）》还有二百六十八条，但2007年3月16日胡锦涛签署公布的《物权法》却只剩下六十九条了。法律规则应该明细，才便于操作；而《物权法》的七审稿却明显萎缩了，还具有前瞻性不足等问题，许多现实中已经看得到的问题，都被它排除了。

很明显，这说明中共想给自己预先留下较大的行政干预的空间，用中共七届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江平的说法：“太超前不行，太落后也不行。”按他的看法，在中共统治下，“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说过，管十年就差不多了。一部法律在这个阶段不能十全十美，不能靠物权法去解决所有问题。”


三、《物权法》加剧公共财产的私有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律发展总是落后于经济改革的实践。而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则是这一落后的罪魁祸首。“摸着石头过河”的愚昧思想，体现了对人的不信任，否则有现成的经验和理论为何不借鉴过来呢？中共完全可以从别人修好的桥上过河，但是却一误再误。

应该说，《物权法》赋予私有财产合法地位，还是积极的；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即使仅仅在名义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也是聊胜于无。这在中共毕竟是一项革命性措施，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法律基本特点之一是取消私有财产。从立法前激烈的争论不难看出，对于私有财产法律地位的承认是很重要的一步。将近二十年以前的中国大陆，就有人倡议立法，赋予私有财产合法地位，但时至今日才得以通过。当时有人指出，私有财产权的广泛扩大与社会主义精神不相容。这次情况大不一样，反对《物权法》的意见已经不受欢迎，人大三千名代表以多数票通过了这项法律，因为他们自己的荷包已经装得满满，同样渴望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合法化、民营企业家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态发展表明，中国官方已经确认民营资本在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北京民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全国人大通过物权法，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权，这具有进步的意义，中国人私有财产被国家侵犯、剥夺的教训太惨痛了。他说：“中共建国开始，1949年就大规模侵犯私人财产。大家都知道，在农村搞‘土改，’把地主富农的财产没收了，杀了可能上百万人。”

不过也有批评者表示，官方正在竭力推动人大通过的物权法是保护贪官的法律。在今天的共产党中国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官员借助于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把当年以共产的名义通过暴力剥夺的私人财产以及全国人民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积累的财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化为私有，而中共政府动员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对于这些强烈批评，官方新闻媒介没有任何报导。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认为，现在的物权法草案在五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违反宪法，该法案将保护贪官。巩献田和七百多名学者和官员一起签署公开信，对物权法草案表示反对意见。巩献田认为，中国贪官利用手中的特权侵吞国家集体财产，已是不争的事实，包括“首先是金融系统通过改制造成的流失，国有企业改制造成的流失，还有在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造成的集体经济组织财产的大量流失等。”

反对派认为，现有的物权法草案没有对贪官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情况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他们要求物权法中应该明确规定，“对于侵犯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责任追究不受时间限制”，防止贪官把非法侵吞的国家集体财产合法化。巩献田还抱怨全国人大制定物权法草案，第五稿到第七稿都没有向全民公布，“起草物权法的少数人，用隐蔽的方式将公共财产的私有化，塞入这项法律”。


四、《物权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物权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这值得注意。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也关系到其邻国和世界各地与中国具有经贸关系的国家，包括台湾。

在过去三十年，在台湾经验的鼓励下，在台湾资本的帮助下，中国经济取得发展，GDP年均增长率超过7%。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并无专门法律规定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

对于中国这样的低收入社会来说，对私有财产的官方保护并非取得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尽管官方保护有限，房子、土地、商业和公司股票都以个人的名义在买卖、流通。强大的利益驱动催生新的商业、投资，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最近数位显示，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效率每年提高超过4%，而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8.5%。现在的中国既然已经无法回头再走共产道路，就不得不用保护措施来鼓励私营企业发展，让私人经济从当年的微乎其微，成长到今天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形式。

研究表明，农业长期投资将受到削弱，因为农民不确定，从更长远来看，他们是否能够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在中国农村地区骚乱和暴力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主要是反对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廉价征用。即便是新颁布的《物权法》也难以给与农民土地的完全市场权力，目前情况是农民原则上拥有土地，而实际上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城市居民也不无忧虑，愈加担心他们房子所有权的安全性，因为它们房子所在的土地有可能被市政府以其他名目征用。新《物权法》规定，针对政府征用的土地和房屋，政府必须给予补贴，但对于补贴标准并无提及。

我相信比过去更安全的财产权将促进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步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乐意仿效的发达国家很注重保护软体、专利、特许经营权、回购条款、复杂的租赁和财产权条款，以及其他形式的有形与无形资产。若要鼓励在这些形式的资产领域进行投资，必要的保护是不可或缺的，况且这些领域对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体来说日显重要。

除了要有法律，比如刚刚通过的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充分的保护还需要独立的司法体系，该体系能用理性、有效的方式贯彻、实施这些法律。英联邦国家是财产权的最好保护者，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法律体系的运行方式。但中国缺乏这样的法律体系。因此通过法院来执行各种类型的合同无法得到保证。中国法院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个分支，有些法官的独立性值得质疑。中国的法院以他们的任意性而知命，这意味着法律与合同的执行有时是很随意的。

如果能得以有效实施，《物权法》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道路将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演变性的而非革命性的。事实将证明，中国离它过去的社会主义将日益遥远。


五、结语


总的看，中共通过《物权法》之意涵，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面控制权，其影响并非意味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或曰民主法治状态，而是进入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时代。因为真正的物权保护和共产党专政，最终还是不能相容的。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八日）



【第五节 从温家宝访日看日、中关系之发展】


最近，日本的麻生外相接见中国官员，他说中国人喜欢侈谈“友好”，其实友好只是一个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一个利益。但是中国官员却无耻地说，“我们不这么看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友好也是我们发自真心地希望中日友好，不光是一种手段，它是我们真心的想法，也是我们的理想，所以友好的旗帜我们没有丢，温总理这一次也没有丢。”

无论中国官员多么善于侈谈友好，日中之间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再怎么改善也不可能上升到战略的高度。作为战略伙伴，只有像日、美、澳、印那样的民主国家，彼此之间可以建立战略关系。而像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是无法真正得到国际认同的。


一、温家宝访日的表面文章


2007年4月11日温家宝启程访日，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中日高层交往停顿十年之后首次踏上日本土地。自2006年秋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中，到2007年春天温家宝访日，中日关系经历阴晴冷暖数个阶段，而此次温访日，能否开启中日两国关系的春天？众所瞩目。

温4月11日到日本，很快就与安倍举行会谈，会谈后发表日中《联合新闻公报》。第二天温在日本参议院发表演讲，据说这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次，而上次中国领导人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是1983年11月胡耀邦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进行的。那么，温访日的成效到底如何？

共同社报导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温访日后的美国下院外交委员会上，以对中关系为主题的听证会上指出，“欢迎日中之间的相互访问”、“没有比日中关系更重要的事了”、“安倍首相优先改善日中关系使我深受鼓励”，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方针，还表示中国赞成因朝鲜进行核子试验而制定的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中国正在不断变化”。

回顾一下安倍2006年9月竞选首相之前，提出日中关系要“政经分离”。小泉担任首相时，和日本财阀界联系不多，因此可以疏远日本财阀界的要求。但是安倍和日本财阀界关系密切，容易受到压力，尤其有人觉得日本经济的复苏得益于“中国特区”的经济发展；相当于日本战后，由于韩战特区、越战特区而有了经济发展。这就是安倍“政经分离”原则的背景，他想政治和经济分开，希望政治不要影响经济。其实，“政经分离论”在日本早有存在，在日中建交以前日本就有这一理论，当时还遭到周恩来的批判。但是安倍当了首相以后，又觉得政治、经济是分不开的了，因为日中经贸占中国对外经贸的比重、包括日本对中的投资总额都在下降。日本财阀界感到焦急，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安倍就实现了2006年10月所谓的“破冰之旅”。


二、温家宝访日的背后文章


在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时代，日中关系总的来说是亲善的。日本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大量日圆贷款，低息的或无息的贷款喂肥了中国。但好心没有好报，到了江泽民主政时代，日中关系每况愈下，以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冷却状态，这主要是因为江泽民政权对内和对外都很僵硬。

首先，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的过程中，不管是会见日本首相还是会见日本天皇和国会议员、记者，他反复讲的就是要日本道歉、认罪、认错；结果引起日本朝野和民间的反感，导致日中关系急剧衰退。

其次中国竭力阻止日本介入台海冲突，但日本是台湾主要的协防国，且与美国军事同盟。但是把台湾海峡纳入安保范围，这就触动了中国的神经。很明显，中国武力威胁台湾，最重要的障碍就是美日澳军事同盟对中国的实质包围。中国由于受到这些压力，就急于挑动别的问题例如历史问题和所谓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来转移国际视线，增强与日本对垒的力量。再加上在东海的石油主权之争、在钓鱼岛的主权之争…等等，在在使日中关系降到低点。

非常明显，中共政权不合法，外逃的官员和外逃的资金不断增加，中共高干的家属预先安排到国外定居，或者已经拿到了绿卡。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反抗也遍地兴起。所以中共无论在经济上再发展、军事上再扩张，它崛起的本身就对台海地区、对亚太地区以及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民主国家联合组成军事同盟，对中共进行遏止、制约，是十分自然的。

中共意识到这种国际孤立是危险的，因此试图改变江泽民路线。2006年10月，胡锦涛、温家宝就采取主动，趁日本新首相上任，改善对日关系。本来中国的前提说日本政要放弃参拜靖国神社，才是双方高层会谈的前提；但是胡温政权却放弃这个前提，想尽一切办法把安倍请到北京访问。

中国对日本打“历史牌”，日本对中国打“台湾牌”。日本国会在温访日之前通过了《海洋法》的两个法案，实际上就是在东海问题上，显示一种强硬的姿态。这和安倍准备迎接温访日的气氛并不协调。因为在日本政界中确实有人敌视中共，在历史问题上，在领土、领海的问题上，在在表现强硬姿态。

安倍本人其实是一个右翼首相，他把防卫厅提升为防务省，把自卫队提升为国防军，强化美日军事同盟，进一步对中共进行战略围堵。安倍的著作《美丽的国家》，比小泉的政治理念更加鲜明。安倍想要对历史问题上采取冷淡，让它“边缘化”，不再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他在参拜靖国神社上不做任何承诺，而是采取“暧昧”的态度。他的真心是要在现实问题上更加强硬，在一系列具体涉及到日本利益的问题上更加强硬。


三、温家宝访日的后续发展

 

历史可能表明，胡温政权想尽一切办法把安倍请到北京访问，然后趁机回访日本，是一项多么“英明”的举动。因为温家宝前脚走，日本人后脚就退出了台海问题，一出新的远东慕尼黑似乎又要上演了。

5月1日下午，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外交、国防首长一致同意，删除共同战略目标中的有关“台海问题”内容。中新网兴高采烈地报导说：当地时间5月1日下午，在美国国务院召开了美日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2加2会晤”，确立了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这个会晤之后，美日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外界广泛关注的是，在当天下午达成两国共同战略目标的最后一刻，美国和日本达成一致共识，删除这一目标中的有关台海问题。美日同盟此举旨在避免向寻求独立的陈水扁当局释放错误资讯。

但其实，在当天下午达成的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中，美日两国也将日美同盟和北约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互补”关系，而针对实力不断提高的中国，美日同盟在联合声明中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者”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再次要求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美国方面还指出：中国不顾联合国决议，2006年从苏丹购买了190亿美元的石油；理应为解决苏丹西部达尔富尔的冲突问题，行使其影响力。对于中国2007年1月进行的人造卫星摧毁试验，美方则认为“进行试验与实施后没有马上告知其他国家，对此感到很困惑”。其实中国何止不告知，而且刻意隐瞒，甚至不断撒谎抵赖。但美国似乎毫无良策，反而夸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表现不错。


四、中国并不感激日本的好意


面对美日方面明显的绥靖政策，中国好像食髓知味，而且毫不领情。中国的《亚洲时报》发表署名罗少兰的文章《美日声明删去台海字眼不代表修正立场》批判说，美日的外交及防长“2加2”会议5月2日在华府举行，会后发表的声明未有重提台海安全为战略共同目标，两岸的舆论纷纷揣测美日把台湾从保护伞中剔除。“这其实是一个误会”，美日“2加2”会议每半年举行一次，会后的声明主要阐述美日同盟未来半年的工作重点，未被提及不代表被剔除；而且自从2005年提出台海安全为共同战略目标后，美日已启动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标》的工作，包括把台海问题纳入指标范围内，修改程式估计今年内可以完成，并无迹象显示双方会搁置修订。

因为日本去年9月更换首相，美日安保“2加2”会议去年底未有召开，故上次会议是去年5月，当时两国已决定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标》，并在会议上商讨细节，内容包括扩大双边在国际维和行动、军事情报共用、针对大杀伤力武器的战略计画，并界定朝鲜及台海为日本“周边”，当发生战事时美日可以插手。日本《读卖新闻》早前报导，美日修订《指标》的工作己接近尾声，估计日本政府今年内可提交相关草案。

刚结束的美日安保会议虽没有重提关注台海安全，但没有表示会搁置修订《指标》程式，所以不可以理解为美日把台湾从保护伞中剔除，“但美日应该是有意藉此打击民进党的台独气焰，并期望对明年大选产生影响。美日的台海政策仍然是不统不独、维持现状；台湾不独，大陆不武，台海维持现状对两国最为有利。”

该文强调：今次美日安保会议的焦点在于两国决定加强与澳洲及印度的合作，即两国将致力扩大今年3月签署的日澳防卫协议，拉拢印度加入共同协防，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军事同盟。有分析指日、澳、印联防若得以组成，将逞“新月形”围堵中国，在“新月”的缺口中央为台湾岛，故台湾在这军事联防中据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分析认为美日从战略考虑，应该不会在此时把台湾剔除。

《亚洲时报》的上述评论，说明了中国官员不便说出的观点，确实值得注意。


五、美国对中国的警告


美日两国的外交与国防首长结束的“2加2”会谈，并将共同战略目标中的“台海问题”删除以后，事情并未到此为止。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指出，美日此举与中国去年进行的反卫星导弹实验、歼-10战机部署有着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他建议中国：“假如中国有能力与另外一个核大国进行一场核战争，应当明确告诉别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因为“美国对有核与无核国家、核大国与核小国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差别。”薛理泰认为，中国空军年前已部署歼-10战机，但始终保密，去年底突然高调对外宣传歼-10战机的性能优越；2007年1月11日，中国又发射一枚陆基导弹摧毁自己的一颗废弃气象卫星，显示拥有摧毁太空低轨道外国侦查卫星的能力，引起美国政、军界震撼。薛理泰认为，可见这些事件和美、日对共同战略目标修正，有某种因果关系。

薛理泰指出，中国拥有摧毁太空低轨道运行的外国侦察卫星的能力，在美国引起震动之巨大，不亚于中国在1964年首次引爆核弹。原因就在于美军对其他军队的优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其卫星体系的基础上的，如果卫星被摧毁，美军打高科技局部战争的能力，将退回到1960年代。诚然，中国陆基导弹只是击毁了一颗在固定的低轨道上运行的卫星，而大多数美国侦察卫星随时可以接受指令变更轨道，足以避开来袭的导弹，而美国通信卫星和全球定位卫星在太空运行的轨道的高度远大于此，安全无虞。然而，一旦美国侦察卫星被逼离开原定轨道，从军事角度看，非常不利：首先是卫星工作寿命主要取决于电池的供电能力，一旦依靠动力变轨，消耗大量能源，寿命大为缩短；其次如果侦察卫星偏离原定轨道，就难以执行对某个要害地区实行侦察摄像的原定任务。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早在今年3月就指出，相对于中国是否有同美国打仗的意愿，“我更想知道中国是否有同美国打仗的能力”。佩斯当时还表示，“一个人仅表达自己的善意而不去展示自己的能力，这不是明显在误导别人欺负你吗？”

综述上述种种，可以认为：温家宝访日对日中关系造成的影响，多多少少已经开始逐步浮现了。


六、温家宝访日与台海风云


虽然李肇星说，“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而温家宝正式访问日本，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发展机遇。”但是在我们看来，温家宝希望日本把“反台独”文字化的企图都没有成功，其“成就”实在有限。安倍晋三只是口头表达“不支持台独”，但“不支持”也并不等于“反对”，其实只是“中立”的婉转说法。这哪里像是“友好国家”，分明是“骑墙态度”。因为日本一贯追随美国，对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的说法，向来并不承认，只是表示知道而已。从上次安倍访中到这次温家宝访日，两次的“共同声明”，关于台湾问题日本都避开“明文化”，让中国无法得分。

就在温家宝访日的敏感时刻，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批评中国军费快速增加的言论，也引起注目。时事通信社引述久间说：“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我们必须透过对话要求他们扩大透明度。”久间说，官方立场采取和平主义的日本也许必须设法对抗中国不断成长的军事支出。他说：“一旦出现紧急事态，我们就必须根据政府的基本防卫计画，来尽量采取充份的反制措施。”安倍在会谈中，要求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但并未获得积极的回应。在旁观者看来，这个问题若不改善，将会继续提高日本的警戒，阻碍日中两国营造互相信赖的关系。

由此可见，温家宝访日最大的任务，即在日方提出“战略互惠关系”之后，就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达成共识，则是完全落空的。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六节 应急预案可能导致中国大陆军事政变】


一、“应急预案”面面观


中国大陆的“应急预案”有两大类，包括十三种：

自然灾害类：1、国家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2、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3、国家地震应急预案；4、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5、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事故灾难类：1、国家核应急预案；2、国家通信保障应急预案；3、国家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4、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5、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6、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7、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8、国家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预案；

而上述预案的最终着力点，都落在了可能导致中国大陆发生军事政变的《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上（其颁布实施在2006年11月14日）。可以说，《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所有预案的目的和归宿，是中共政权军事专政性质的大暴露，也是中国大陆政治生态急剧恶化的表现。


二、“应急预案”之意涵


“经中央军委批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颁布实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突发事件处置行动有了纲领性档和准则。”(中共新华网)其实，这个《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不过是把中共一贯用军队解决内部分歧、不同政见的土匪作风，正是加以成文化、法律化。故有识之士认为，这等于颁布、应用在中国国内的“反分裂法”，是武力犯台企图的内部化。

《预案》规定，处置军事冲突突发事件、协助地方维护社会稳定、参与处置重大恐怖破坏事件、参加地方抢险救灾、参与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等五大任务，是军队参加处置突发事件行动的基本任务。紧急情况下，师团级以上部队可以越级报告情况，上级也可以实施越级指挥。《预案》还规定，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应主动公布消息。 

据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军队是参与处置国家突发事件的重要力量，在各种突发事件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预案》吸收了共军几十年来进行军事管制的经验教训，所以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适用性。此举将使共军获得更大的授权，可以在必要时全面接管中国大陆的政权。为此，中共还成立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最高指挥部。这样就使得共军出现了两个指挥中心，一个是徒有其名的中央军委，一个就是“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

正因为《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出台，及最高指挥中心“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可能使得军事政变合法化，所以引起了外界普遍的疑虑。为了消除这一疑虑，中共“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2006年11月14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竟然表示，《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既与国家应急预案相互衔接又自成一体，越级报告制度则体现出我军指挥机构向高效、便捷化转型，‘先期处置’体现了我军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思想 。”其实，中共军方所谓的“先期处置”完全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是极其危险的动向，必须人们高度的重视。


三、“应急机动作战部队”


经中央军委批准，共军“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大队”2006年10月15日在北京正式组建，这支部队很可能来自细菌作战部队。中共对外宣称，“该部队主要担负军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组织协调、资讯分析及预警等任务，负责国家和军队重大活动卫生防疫保障及应急处理、各军区及部队相关人员的应急业务培训，以及卫生防疫保障预案处理制度、操作规程的制定，承担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相关应用研究工作。” 但其实，该部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例如，该部队正在策划、并即将在七月份进行北京“核弹防护大演习”。

这是一次“模拟遭受核恐怖袭击”的演习，演习剧本是：一枚由炸药和放射性物质组成“臓弹”在北京某奥运场馆外爆炸，并对环境及人员都产生不同程度污染和伤害。臓弹的正式名称为“散布放射性装置”，主要由普通炸药和放射性物质组成，制作起来并不难。国际反恐专家认为，恐怖组织早已掌握了其方法。当炸药被引爆时，炸弹就向周围地区喷发放射性物质，在大片区域内造成严重放射性污染，附近的居民也有可能会因受到过量幅射而造成严重的内脏器官损伤。

虽然演习剧本的场景是在北京一所奥运场馆外，但这显然不是北京为了因应2008年举办奥运而设立的安全工作专案。应该说，此举另外具有对外进行心理战的意味。因为类似的演习,在深受恐怖威胁的美国和西方各国也从来没有大规模进行过；就是因为这种演习除了制造心理恐慌外，对于真正的预防可以说是于事无补。

但是中共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制造心理恐慌。而不在于实际预防“核恐怖袭击”。例如，2006年9月14日胡锦涛在新疆军区“考察工作”，就散播恐怖思想，要求共军“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全面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他所强调的“革命化”，其实就是一种恐怖主义思想。这次讲话本来只是针对“乌鲁木齐部队师以上干部”，但是中共宣传机器却要广为报导，向全球扩散这个恐怖主义思想。

胡锦涛不仅散播恐怖主义，而且不惜顶着烈日来到边防营区，用毛泽东的口号“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进行煽动。胡锦涛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中，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要坚定不移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专制立场，毫不放松地抓好军事斗争准备。要加强检验性、对抗性、适应性演练，全面提高部队应对危机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坚决镇压国内外人民对于中共专制政权的反抗。 


四、“应急预案”背离法治原则


《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共军参与处置国内冲突提供了行动框架。这是《反分裂法》的扩大，完全违背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 

该《预案》表述的中国军队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的五项任务的第二项是：协助地方维护社会稳定。这显然不是军队的恰当任务，例如美国法律就明确规定，军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是地方政府的任务。维护地方社会稳定不能仅仅依赖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强力手段，还需要采取政治对话手段、社会保障手段、社区调解手段。纵横驰骋的野战军不仅不能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而且只能造成“六四惨案”、“二二八事变”那样的国家悲剧。 

该《预案》表述的中国军队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的五项任务的最后一项是：参与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这也不是军队的恰当任务。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是员警和武装员警的任务。员警和武装员警在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用武力，应该最大限度地缩小采取强制措施的范围，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强力手段造成的损害。难道公共安全事件要靠火力强大的正规军来解决吗？ 

近年来，中国很多地方各式各样的民众抗议迅速增加，不少地区的员警力量和武装员警力量已经不敷使用。上述《预案》的主要意图是：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准备使用军队加强对民众抗议的控制。一旦军队同抗议的民众发生暴力冲突，其后果很可能是惨痛的。 

正确处置民众抗议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民主选举以便产生出能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和监督的各级政府领导人；全面、认真地清理公众深恶痛绝的普遍的腐败；有力地调整财富分配以缓解贫富两极分化；推进行政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以保护民众的合理权益。中国的一些领导人不想在这些根本性的改革领域作出实质性的努力，而是想选择使用军队的力量去平定民众的抗议。这样做只会激起民众抗议越来越多、越来越久、越来越大，只会导致中国军队滑入干预社会的方向、造成中国的政治倒退、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每一个关心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和人权形势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应该关注中国军队参与处置国内冲突的危险规定。 


五、“应急预案”化友为敌


“军队应急预案”的核心是 “先期处置”， “先期处置”必将扩大冲突、化友为敌。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事发地的军事长官可以依据“先期处置”，一边处置一边报告——此例一开，必将导致滥用屠杀手段处理官民冲突、导致军队与当地腐败官员利益驱动下的强制掠夺。最终导致地方官员拥兵自重，导致中国大陆发生军事政变。

《预案》规定：“在处置突发事件中，师团级以上单位可以越级报告情况，情况紧急时，上级也可以实施越级指挥。”如此一来，只要地方出现任何突发事件，当地政府就可以立刻宣布紧急状态，军队就可以马上戒严，而剥夺当地人民的所有权利。如此一来，地方官员可以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扩大打击面，用武力解决民间纠纷。 

在此，中共当局开始放弃“收买95%，打击5%”的传统界线，扩大其打击面，把所有的人民视为假想敌。这是自掘坟墓的最后一招，开始了其丧失理智的自杀行为系列。可以预期，中国从此将进入多事之秋，国家暴力肆虐，人间正义荡然无存，对抗与纷争不断，乱世中国来临。从镇压政治运动到镇压维权运动；再到镇压失地农民、工人、学生，中共已经开始与全民为敌，胡温当局最终将面对人民清算的汪洋大海。


六、“应急预案”是最后晚餐


《应急预案》的发布，突出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的稳定，已无法仅靠中共公安员警和武警部队来维持了。中国民众反抗中共暴政的力量及事态发展，已经到了必须经常动用军队才能控制的剧烈程度。

动用军队来镇压维权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警部队越来越同情维权运动，中共政权害怕武警部队像在八九民运中那样，拒不执行镇压命令。事实证明，武警部队拒不执行镇压命令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他们经常驻防城市，耳濡目染，明白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知道用武力镇压维权百姓毫无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势必要动用与驻地的百姓没有接触的野战部队来镇压百姓；就如1989年中共调动三十万野战部队屠杀天安门学生，欺骗军人向百姓和学生开枪。中共政权走到今天这一步，把动用军队镇压百姓予以法律化，不仅自己步上了最后死亡的道路，而且开启了共军发动军事政变的契机。

作一个简单的估算，中共武警有150万，其专职是维治社会治安，现在已经不够使用。中共军队有250万，能抽调出150 万部队来维持社会治安吗？不大可能。如果全国各地同时上街抗议，示威、游行、包围政府机构，中共军队是否够用？如果不够，中共政权就瓦解了；如果够用，这一次共军还会在杀人屠城之后老实回到军营等待胡锦涛等文职人员来做退伍处理吗？如果不会，那么中国大陆发生军事政变的机率就会很大了。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七节 中共如何对策“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公投”】


2007年5月，陈水扁首度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同时中华民国也决定将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这些举措让奥运前夕的北京坐立不安。因为即使这些举措本身难度较大，也已经让国际社会听到了台湾的声音，知道台湾的自由、民主，不容奴役、专制的中国践踏。凡此种种，足以颠覆中共编造的历史神话。在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为了保卫最后的专制，想出种种对策，试图破解“台湾入联公投”。对此，本文试作论述。


一、对策之一：淡化处理“入联公投”


中共的第一条对策，就是淡化处理“台湾入联”，淡化的方式就是除了言论上表达不满之外，其实并没有任何动作。中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台湾叩关联合国的目的不在成功，而在造势，只是着眼于选票考量，所以为了避免适得其，中共除了言论上表达不满之外，黔驴技穷。

早在2005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张文生就表达中共观点说，台湾本身意识到参与联合国有失败的预期，但是依然积极推动，目的在于向国际社会宣传、向台湾民众交代。其战略目的，就是要把国际力量引入到台湾海峡来，要把台湾问题加以国际化。张指出，如果说台湾把台海问题当作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两岸就能够解决包括台湾参与联合国甚至两岸和平架构的问题。但是，台湾并不想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内来处理，所以它要把国际的势力引入到台湾海峡来，真正目的就是要借助国际势力来为分裂主义路线做后盾。

即使今年， 台湾准备以自己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进行公投，中共的对策依然停留在口头抗议上。

2007年7年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条、《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58条、《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第134条，只有主权国家才能申请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刘建超还说，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是台独。话虽然这样说，但是中国的对策仅仅是“对此坚决反对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可以说是低调得不能再低。

联合国发言人7月23日表示，陈水扁总统19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明要“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基于“一个中国”的政策，联合国无法接受台湾想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申请。但实际上，这个说法理由文不对题，因为台湾并不是以“以中华民国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并不涉及所谓的一中。而以往涉及“一中”问题的联大2758决议，只是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会问题，并未涉及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因此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联合国总部对秘书处退函“表示高度赞赏”，更是驴唇不对马嘴。

7月24日，中共“台办”负责人也就台湾加入联合国申请书遭退一事发表谈话，声称“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但通篇依然不过是老调重弹，不仅毫无新意，而且很明显是对“台湾入联”再度采取了高度淡化的处理方式。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报》7月24日预告《建军八十周年庆 胡锦涛将对台海局势作宣示》称，胡锦涛将在“八一”建军节发表重要谈话，“将涉及强化国防意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及对台海局势的宣示。”不过根据前述分析，我们预测胡锦涛依然只能是老调重弹，淡化处理“入联公投”。


二、对策之二：“口头并吞台湾”


中共深信“要夺取政权必先制造舆论”，因此在对台政策上也奉行“要实际并吞必先口头并吞”。中共对台进行口头并吞的方式，就是到处放风说“公投的实质是图谋把台湾分裂出去”。这就好像有一个前提说台湾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这种典型的“口头并吞”试图通过时间对台湾造成事实上的孤立和心理上的被动，比瞄准台湾的几百个飞弹更加有害。

2007年5月30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玩弄这种口头并吞的手法，表示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其实质是“图谋改变台湾的地位，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好像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所以）中国方面高度关注这一事态发展，绝不容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2007年6月13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公投，是以公投方式谋求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走向“台湾法理独立”的重要步骤，也是一种变相的统独公投，并威胁说“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台海和平面临严重威胁”、“严重危及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这种说法来回偷换“大陆”和“中国”两个不同概念，企图通过这一偷换来实现口头并吞台湾的目的。威胁完了又伸出橄榄枝说，“我们仍然希望能在台台湾传递奥运圣火”，同时不忘再度施展“口头并吞”的策略说：“我们仍然希望台湾方面能排除政治干扰，继续执行双方已达成的各项共识，满足台湾同胞在台湾传递奥运圣火的美好愿望。”这种把台湾降低到香港水准的小动作，就是企图把台湾矮化为香港和澳门那样的特区。


三、对策之三：求美国向台湾施压


中共不仅自己偷偷摸摸对台湾进行口头并吞，而且企图拉美国下水，一起对台湾进行口头并吞。

2007年6月19日“中国新闻网”报导说，美国国务院官员当日明确表示，“反对”台湾政府举办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并且敦促台湾政府停止这一公投的倡议。但其实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答复媒体询问时仅仅表示，根据美国的一中政策，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但是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不以主权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而该官员所说的“反对”，只是反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片面之举。此前美国国务院已经明确表示过，中共在台海大量部署飞弹，就已经片面改变了海峡两岸之现状。

由中共对美言论的断章取义可以看到：中共不仅处心积虑地片面改变海峡两岸之现状，而且处心积虑地片面转引美国对于海峡两岸现状之评论，其目的就是试图营造假像，好像美国与中共站在一起对台湾施压，甚至一起对台进行“口头并吞”。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已经说过，台海和平与安定是台湾人民的关键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在中共的运作下，华府的台海议题专家葛来仪6月22日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再三表示不愿见到台湾举行“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公投”，因此如果陈水扁总统执意推动，必然对美台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这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台湾面临的挑战”研讨会上，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葛来仪会中答询时，呼应中共的腔调所说的：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并不影响台湾参与国际合作；而台湾举行公投无助于台湾加入联合国，等等。她还别有用心地建议，台湾如果仅仅要求取得观察员身分，或许能够赢得较多的国际支持。她还曲解说，美国国务院已再三表示不希望看到“入联公投”，如果台湾还是举办，就会对美台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中共的这种曲解伎俩迫使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在当天（6月22日）再度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原则上不反对“公投”，但反对片面改变海峡两岸现状之举。

而中共对台进行口头并吞，就是一种典型的片面改变海峡两岸现状之举。


四、对策之四：窄化台湾的诉求


中共的另外一个对策就是窄化台湾的诉求，且把台湾的诉求说成是陈水扁总统一个人的诉求，但中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宣传反而把陈水扁总统塑造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大英雄。

2007年5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署名谢克的文章《陈水扁“翻云覆雨”惹众怒》，除了大肆挑拨离间台湾内部关系之外，更特别批判了台湾教育部长：“此次内阁更迭中，最先确定留任的是在外界口碑最差、是非最多的教育部长杜正胜，这也是使得他成为台当局的高官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居然送走过四任行政院长！这在换阁员如走马灯的绿色政权里可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说到他的长寿秘笈，其实就一条：推动去中国化不遗余力。如果不是发现了自己在扁当局的去中国化行动中的使用价值，知道扁还会继续派他作大用场，他何以放出‘换得了院长也换不了我这个部长’这般的狂言？”可见，中共不仅要孤立陈水扁总统，也要孤立追随陈水扁总统最为紧密的干员。

早在2007年4月29日的“中国台湾网”上，就转载了台湾 《联合晚报》社论：《陈水扁拒绝奥运圣火来台是自我封杀》，说北京奥运圣火不能来台，不是台湾遭到封杀，而是台湾自我封杀。而且，此事还涉及中华台北奥会对国际奥会的背信毁约、后续影响不可轻估云云，真是危言耸听。 因为连中共都知道，在国家主权面前，个把奥运是不值一提的，为什么宣称爱台的传媒却是如此不明智呢？

《联合报》为什么和中共一个腔调，控诉台湾政府“谈了一年多而达成的协议，竟在最后一刻为选举炒作而强行毁约？并危言耸听“若台湾因此遭到奥会的惩罚，将是台湾的灾难”？明明是中共利用政治在干扰体育，《联合报》却要说成是台湾运用体育来干扰政治，这是中共的逻辑。中立的人们实在不懂，为什么“圣火路线”从大陆之外进入台湾后，就不可以再前往其他国家了呢？为什么强行毁约的责任要由台湾来承担？因为“窄化台湾的诉求”，确实是中共的第四对策。


五、破解中国的对策要溯本追源


台湾加入联合国虽有难度，但是申请加入联合国这一动作本身，却是跨向国际社会的必要途径。

2005年，在友邦吁请联合国大会确认台湾代表权并要求联合国在维护台海和平方面扮演积极角色，提出举世瞩目的“促请联合国维护台海和平案”；同时，台湾要求联合国派员调查、最好派维和部队进驻台海地区、维系和平。这是一个大手笔。因为中共《反分裂国家法》中有“不排除对台湾用武”文字，是对台海和平的巨大威胁。而台湾诉请国际社会干预、介入，是溯本追源，是正确的抉择。

从此以后，国际社会就日益重视台湾事务。美国前副国务卿左里克为此表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不过拒绝实施民主化的中国，当然不会成为真正的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他举例说，中国为了发展经济，获得能源，不惜支持屠杀国民的苏丹政府，最让人担忧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将仿效中国此举，此股势力日益扩大的话，对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将是一大恶梦。

“促请联合国维护台海和平案”用以反制中共的《反分裂国家法》，十分有效。这个提案就算不能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只要在联合国提出来，有会员国讨论它，产生相当程度的媒体报导，就可以使台海问题得到世界关注。例如日本政府对此虽未正式表态支持，但承认台海的和平及稳定是美日共同关切议题，希望“促请联合国维护台海和平案”能获国际正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6年11月30日，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建议，其范围已经涉及台湾周边，尽管尚未直接涵盖台湾。他认为，如何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并与之竞争，攸关“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成败，因此应该以民主为主轴，将台、日、中视为稳定的正三角，此弧才会成为闪耀于东亚的彩虹。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显然就是包围中国的亚洲及太平洋岛链地区。台湾在岛链中居于关键性位置。

在“入联公投 ”的影响下，有些国际人士甚至倡议回到1945年6月26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第77条之一之B: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或将自敌国割离之领土，并确认雅尔塔议定书中日本殖民地由联合国托管的规定；依此原则，战后台湾、澎湖应交由联合国托管，然后逐步走上“台湾住民自决”的道路。现在需要破解的，仅仅是联合国宪章第78条规定的“凡领土已成为联合国之会员国者，不适用托管制度”。而台湾既然不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就可以交由联合国托管。这些国际设计也许并不适用，但恐怕也是一味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的中共始料未及的。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八节 台湾可否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


一、奥火入台是台湾入联的前哨战


整个8月﹐台湾与中国针对奥运火炬进入台湾﹐短兵相接。而联合国大会9月即将开议﹐台湾友邦提出台湾入联公投案﹐届时中共方面必定全面围堵﹐再度掀起两岸外交战。考虑这样的背景因素，在当前险峻的国际情势下﹐两岸有关奥运火炬的谈判，其实是一场台湾入联行动的前哨战。

今年4月底﹐北京宣布奥火传递路线﹐台湾政府基于大义拒绝奥火来台。迄今为止，北京方面作出什么妥协？仅仅是国台办发言人杨毅改口称台湾为“中华台北”。而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竟然表示台北和香港、澳门同样属于“境外路线”。这样一来，就明确表示北京已经通过运送奥火，把台北和香港、澳门同样变成了一国两制的属地！台湾如果同意了这个奥火传递路线，无异于同意接受中共的领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亲共人士强调﹐奥火路线已由国际奥会批准﹐除非台湾能够说服国际奥会同意﹐否则要求更动奥火路线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所以﹐台湾可以退而求其次，可在奥火来台湾时﹐利用“宣传战”来挽回面子。也就是说，台湾可以同意奥火路线不变﹐只在宣传策略上做出调整﹐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2008年抵制出席北京奥运的结局。

但许多有识之士指出：这是一种鸵鸟政策，短视而危险，因为它只是关注奥运问题，而忘记了奥运问题只是台湾与中国在外交领域的广泛的攻防战略的一个方面。


二、国际奥会为何如此霸道

 

针对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台湾路线引发的争议，国际奥会澳洲籍资深委员高斯伯(Kevan Gosper)在8月初语气强硬地向国际媒体发声，公开警告代表台湾的中华台北奥会，倘若台北不配合国际奥会与主办国中国所安排的奥火传递路线，“就退出国际奥会(get out of the committee)。”

由于北京奥火传递，透过越南胡志明市传至台北，然后再经香港、澳门进入中国大陆，此一安排明显配合中共围堵台湾的入联道路，刻意矮化台湾为香港、澳门一类的特区，“台-港-澳”被中国操作成“国内路线”，因此想要获得国际承认的台湾，绝对不能接受此一安排。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这种两岸的外交攻防战中，本应立场中立的高斯波，却在北京奥运一年倒数时，亲自建议中华台北奥会接受国际奥会与北京私下安排的奥火传递路线。高斯波还在接受《澳洲人》报访问时猖狂表示：“他们(中华台北奥会)应该理解他们在国际奥会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倘若不配合的话，就干脆退出。”这是为什么？

早在1977年就入选国际奥会成为委员的高斯波，是IOC现任115位委员中年资排名第5的家伙，曾任国际奥会副主席。高斯波透露，他不晓得台湾奥火传递问题最后如何解决，但国际奥会最后会支持中国。他说：“当国际奥会在1970年代末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奥会会员资格时，同时也为台湾找到了解决方案。这是很独特的结果，中国大陆也同意，因此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本应立场中立的高斯波，发言支持中国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众所周知，国际奥会的高级成员经常受贿，拿奥运会主办权和其他种种特权做交易，这是有案可查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不是高斯波为何支持中国，而是中国为何怂恿高斯波借奥火问题大作文章？我们认为，考虑到两岸之间的外交攻防战，不得不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北京借用奥火入台，来挫败台湾入联。奥火入台很可能已经成为台湾入联的前哨战。


三、北京要用奥火挫败台湾入联


针对台湾近年来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活动日趋活跃，中国可能在2007年9月向联合国提出一份提案，要求联合国成员国通过投票方式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表态，实际上等于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一劳永逸地挫败台湾入联的努力。

据华盛顿政府智囊刊物“尼尔森报告(The Nelson Report)”分析，中国政府的这一计画将会使美国陷于尴尬境地，因为这意味着它将逼迫美国澄清对台湾问题的一贯采取的模糊立场。这份报告说，近来台湾两度向联合国提出加入申请，但联合国却以第2758号决议为理由拒绝了这一申请。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首先就阿尔巴尼亚案投票，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立即赶出蒋介石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机构内的代表，因所有席位皆非法占有。”

由此可见，第2758号决议并没有涉及台湾，更没有禁止台湾加入联合国。

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同时签署“与台湾关系法”，基于这种两面手法从此对台湾的地位采取模糊态度，但是强调台湾问题要和平解决。

1993年以来，台湾开始屡次申请用“中国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名称重新加入联合国，但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每次均遭封杀，连列入联大议程都不可能。今年，台湾政府修改策略，抛弃以往的试图“恢复”台湾联合国席位的说法，而是为以台湾为名称直接申请成为联合国新的成员国，从而绕过联大2758号决议。

以台湾为名义申请入联，在大陆看来等于是进一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一旦台湾以独立的国名加入联合国，那么将来台湾宣布独立而中国采取军事手段干预，在国际法上就等于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武装干涉了，而这恰恰是中国最害怕出现的局面。

在中国民间，支持将台湾问题拿到联合国去表决的观点认为，一旦联合国大会表决多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今后台湾独立的国际法上的模糊空间越来越小，中国亦不必频频每次单独向国际社会阐述对台湾的立场。反对者则认为，将台湾问题拿到联合国表决等于是中了陈水扁欲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圈套，反而会将原本没有争议的问题变成有争议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肆利用奥火问题，把台北轻松划入香港与澳门一类名为“境外”实为国内的地区。这是在施展“挫败台湾入联”的战术，我们不可不防。


四、前哨战的目标是进军联合国


国际舆论广泛同情台湾入联的立场。《华尔街日报》8月13日“回顾与展望”专栏以语带嘲讽的“联合国国王”（King of the U.N.）为题，批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处理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时，错把自己当成君王，独断独行。评论强调，联合国是会员组织，并非君主政体。如果会员们反对台湾入会，尽管不适当，但仍是会员的决定，但潘基文却片面做主，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为借口，两度封杀陈水扁总统的函件，并宣称“联合国的立场是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评论认为，潘基文的解读超越了二七五八号决议案在1971年决定的范围。决议案的文字是有意的模糊带过，只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一词根本未出现。

《华尔街日报》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以己意解读决议案都不是秘书长的职权，而潘基文的做法更是史无前例。前任秘书长安南也不会如此专横。如果他被允许个人解读二七五八号决议案，是否未来的秘书长都能针对所有其他的决议案解读及行事？

2007年8月14日，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波顿应台湾民主基金会邀请，发表“美国全球民主转型外交政策与台美关系”的演讲。他指出，美国应与台湾恢复邦交，“愈快愈好”，因为，复交才能捍卫台湾，强化美国在亚太的地位。美国尤其不可再释鼓励讯息，让中共误以为可不费一兵一弹就取得台湾。

波顿批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责潘事先未征询美方意见，但明显站在中国那边。波顿强调，联大第二七五八号决议从未叙及“中国定义与中国的领土范围”。至于台湾要以何种名称申请加入联合国，波顿表示，要让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被问到台湾想用公投方式表达意见，美方有何立场反对？波顿说，美国国务院明白反对台湾推动“入联公投”，这令他尴尬。波顿批评第2758号决议内容本身就欠缺正当性，能否成为会员的程式，未依联合国宪章规定，单凭一个决议就决定。他认为，中国当年如果依照宪章第四条程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相信一定过不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这一关。


五、台湾可以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


早在2001年，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因中共政府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与奥运精神不符，而反对将2008年奥运主办权交给中共政府。记者无疆界也是最早呼吁抵制北京奥运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之一。

但在2007年1月，中共政权却盛情邀请记者无疆界秘书长梅纳尔（Robert Menard）及其亚洲部负责人布罗塞尔（Vincent Brossel）访华。其间以花言巧语许诺改善中国人权，骗取了记者无疆界组织停止呼吁抵制北京奥运。如今，当初定下的期限已过，而中共政权做出的诸多具体许诺一项也没有兑现，践踏人权依旧。记者无疆界对此感到愤怒，决定重启抵制北京奥运的造势运动，并将为此准备具有轰动效应的行动，这也是记者无疆界组织的传统特色。

梅纳尔指出，因为现在距离北京奥运的召开只有一年了，在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早在2001年7月，北京获得2008年的奥会主办权。

当时国际奥会和中共政权向世界保证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看着吧，一旦办了奥运会中国一高兴，就会在人权方面改善，大家等着瞧吧，都会改变的。但是六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做了个总结，中国的人权没有任何改善！什么也没改善！所以人们写信给奥会罗格主席，就是要跟他说，当初北京是许下诺言的，但是这些诺言都没有遵守，现在是您要他们履行诺言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世界最大的监狱旁边赛跑、跳高、跳远。……

由此可见，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不是异想天开的胡闹，而是许多国际力量正在努力推动的一项事业。

参加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的国际行动，符合台湾的战略利益。不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可能成为台湾的重大遗憾。


六、国际政治家已在抵制北京奥运


中国政府邀请梅纳尔等人去中国访问，其实是想对他们进行洗脑和行贿。于是中国官员首先表示：他们不是固执己见的人，可以跟任何人坐下来讨论。这个讨论，就是洗脑和行贿的代名词。

但是梅纳尔等人想要中国作出真正的让步，而不仅仅是得到洗脑和行贿。这些让步是要求释放一些被关押的记者、网路异议人士。这些网路异议人士、记者和维护言论自由的人士加起来有一百多位。梅纳尔等人给了中国一个名单，都是一些健康状况最差的，年纪最大的，在狱中时间最长的等等。中国说“没问题”。他们商量之后定下了：释放某某的日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某某，中国会批准梅纳尔等人在某个时候去中国进行工作，例如对某某网站解除封锁等等。

梅纳尔等人揭露说，中国的承诺都是很具体的，但是却没有兑现任何承诺。没有一个兑现！这就是和中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所能够得到的结局。所以，还是要回到抵制北京奥运的正确道路上来。

正是基于对中共政权的深刻认识，现在不仅人权组织敢于抵制北京奥运，国际政治家们也开始有这个胆量了。

3月21日，法国民主联盟主席、总统候选人贝鲁在一次集会上突然放言：“要想解决苏丹的这个问题，如果这场闹剧不停下来，那么法国应该不参加北京奥运会。”

后来连一向亲共的法国左翼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亚尔，也在国际社会举起了“抵制北京奥运”的义旗。在法国电视台播出的一次竞选专题节目中，他说“不排除以抵制奥运相威胁以向中国施压”。这是因为受到了选民的压力。因为事先罗亚尔曾被指责“在中国人权等问题上态度软弱”。从此在一些公众集会上，时不时就可以听到她对中国提出批评。 

民调显示，法国多数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颇为担心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将“夺走法国的工作和福利”。台湾的处境不同于法国，但是他们的策略值得参考。


七、中共恐惧“抵制奥运”


最早打出“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旗号的人当属日本政治家石原慎太郎，2005年他就呼吁日本这样做。

中共十分恐惧“抵制奥运”运动，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说，抵制北京奥运的人或组织，其实都是打着各自的算盘：“有些人扬言抵制奥运，可能因为无知……还有的人可能就是别有用心。”既然人权组织可以借助于抵制奥运来推展自己的事业，台湾人民为什么不能借助于抵制奥运来推展自己的事业？显然，不论出于什么议题和动机，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将各自的国际问题与奥运会挂钩，已经成为各国组织和各国人民的基本战术，尤其考虑到国际媒体现在非常热衷于这个题目，不惜大幅报导。如果台湾参加抵制北京奥运，一定能够在国际间获得大量听众，这样就便于世界人民及时、准确地了解台湾的立场。台湾动态就会成为国际动态。

下面再参考一下日本的做法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标题在2007年3月1日上市的日本《诸君》杂志封面上出现。其作者是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他担心“日本说不定会变成中国的一个省”，这是他“抵制奥运”的动机。

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

到了3月25日和26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以及《华盛顿时报》分别报导，由于达尔富尔问题，多个非政府组织正准备制作电视广告，妄图以此让世界记住达尔富尔的阴影和中国的联系，并通过白宫和美国国会向中国施压。

3月28日，甚至连美国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亚法罗也在《华盛顿时报》上撰文，号召“通过抵制北京2008年奥运会向中国施压”。而且该文是以社论形式发表的。原题是《种族灭绝的奥运会》。该文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现在有另一个口号在流传，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是‘种族灭绝奥运会’”。文章还指出：“很多赞助商想让人们不要注意这场悲剧，这已经很坏了。同样令人失望的是斯皮尔伯格等艺术家的决定。斯皮尔伯格本月平静地访问了中国，他在为北京奥运会的仪式做准备，要给北京的形象消毒。斯皮尔伯格先生1994年建立了大屠杀历史真相基金会，纪念二战中的犹太人大屠杀，他意识到中国正在资助达尔富尔大屠杀吗？” 

这篇影响广泛的文章，立即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美国一家著名的博客网上转载了《华尔街日报》这篇社论，在后面的评论中，大量的跟风叫好出现，多数网友同意这篇文章的说法。

在我们看来，要使得台湾能够得到类似达尔富尔地区的国际关注，进而顺利加入联合国，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参加抵制北京奥运的国际运动。而恰当运用媒体展开攻势，更是值得重视。


八、“抵制北京奥运”三项注意


抵制北京奥运需要注意一些策略，可以事半而功倍：

1、中共将“中华台北奥会”改为“中国台北奥会”，为了避免以后的类似混淆，台湾可以提议把“中华台北奥会”改为“台湾奥会”。

2、在把“中华台北奥会”改为“台湾奥会”之前，首先抵制北京奥运会，比较有利，因为单方面改名可能面临被国际奥会除名的危险。与其被动除名，不如主动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这样配合国际抵制运动一起，比较师出有名。

3、台湾如果抵制北京奥运，最好的方式是突出世界人权议题，避免直接突出地区政治议题，把台湾隐藏在抵制行动的后面，这样才能最好地达到政治目的，扩大台湾的声音，促进台湾的利益。

4、不能只打台湾自己特制的牌，而要打国际人权通用的牌，这样才能有效动员全球抵制行动，成功地孤立中共；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很容易反过来孤立了台湾自己。


（二〇〇七年八月三十日）



【第九节 近期台湾外交空间可能面临的发展与演变】


台湾外交空间面临的发展与演变，责任不在台湾，而在中国；因此台湾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基本上处在被动的位置。只要以下两个因素没有彻底改观，那么时间对于台湾就是一个不利的因素：1、中国坚持对台湾的主权要求；2、台湾不主动寻求自主的道路。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正在积极寻求自主性，因此近期台湾外交空间正在面临的有利的发展与演变。


一、台湾外交空间概观


早在2006年4月6日，温家宝就通过许诺，中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向太平洋岛国提供人民币三十亿元优惠贷款等援助措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地缩减台湾的外交。温家宝声称，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长远战略。

这一围剿战略到今年就更加明显了。

台湾和中美洲的哥斯大黎加具有邦交63年，今年却传出断交的消息。哥斯大黎加虽小，却是中美洲外交板块的重镇，具有指标意义。一旦哥斯大黎加与台湾断交，极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台湾的外交空间将在中国的打压下越来越小。

从2006年9月哥斯大黎加新总统阿里亚斯在纽约密会大陆前外长李肇星开始，哥斯大黎加的态度就开始暧昧难测了。后来世界卫生大会投票、中美洲外长混合会议的气氛，都显示出哥斯大黎加与中国正在加紧勾结。而哥斯大黎加与中国之间庞大的经贸数字，是其与台湾断交的主要催化剂；哥斯大黎加总统阿里亚斯说，“中国的市场大到让我们不敢忽视”。这也可以证明中国是如何利用经济力量来实现政治野心的。

中美洲国家希望提升自身战略地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期盼在联合国扮演关键角色。但是支持台湾，等于和拥有联合国否决权的中国作对，所以5月中旬世界卫生大会（WHA）表决台湾会员申请案，多个中美洲友邦未投赞成票；其中哥斯大黎加投下反对票，因为哥斯大黎加想赢得下届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次，而巴拿马缺席和担任本届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有关。

积极的进展是，加拿大和欧盟均首度公开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堪称台湾的重大收获。下面我们要谈到，这是风向正在转变的重大信号。


二、中国外交围剿要点


中国积极展开“能源外交”，对台湾的外交空间也造成压缩，其对中南美洲邦交关系造成负面冲击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非洲的邦交国也有损害。

中国近年扮演“世界工厂”角色，能源需求量大增；能源外交可收“一石三鸟”之效，除满足能源需求、产油国分摊风险，还可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将能源采购触角伸到中南美洲，对台湾维系与巴拉圭邦交关系也有负面冲击。

中国以大市场获得对方国家的政治让步，藉此形塑新的区域战略结构；例如中国以其为澳洲最大天然气输出国身分，要求澳洲重对“美澳同盟”狭义解释，公开表示与台海无关，也与“美日同盟”无关。中国会运用市场诱因，要求对方支持中国对台湾的立场，以及在国际会议剔除有关台湾的提案等。此外，台湾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石油七成以上仰赖中东，煤炭四成依赖中国，如果中国禁止对台出口煤炭，同时以政治压力要求澳洲与印尼将售台煤炭转卖中国，台湾的能源供应也会紧张。例如中国的“2004-2020年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就强调重视能源供应多元化，并做好战略储备工作；而能源外交近年的出击焦点，就是台湾的邦交重心非洲和中南美洲，对台湾形成的外交空间压迫相当明显。

中国也通过金援查德，打压台湾外交空间，导致台查断交，甚至使台湾行政院长原订访查行程临时取消，中共目的不仅在于羞辱台湾政府和台湾人民，而且占有能源也是中共争取查德的另一主要目标。 


三、全方位外交之收获


经过58年的外交攻防战，现在承认中国的国家有169国，承认台湾的国家有24个。应该说，面对中国这个十多亿人口的庞然大物，两千多万人的台湾能做到目前这个程度相当不易。因为正如吕秀莲副总统所说的：中国的压力之大可以用“三光政策”来形容，那就是要把台湾的邦交国挖光、国际政治生路堵光、对等谈判筹码挤光。

台湾确实需要展开全方位的外交攻势、拓展国际外交空间，以增加对抗中国外交攻势的谈判筹码。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10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外交收获就是台湾的损失”。中国挖走台湾的传统盟国哥斯大黎加，加剧了两岸之间长期的外交争夺战。该报导赞同台湾外交部长黄志芳的看法，认为两岸“外交厮杀”的原因中，“国家尊严”不是唯一要素。要和中国大陆谈判，就必须有筹码。外交空间越缩小，台湾与中国平等对话的能力就被削弱。

台湾的全方位体现了一个民主的小国在专制的大国面前的勇气。哥斯大黎加的邦交生变后，台湾立刻行动起来。吕秀莲访问多明尼加、巴拉圭和瓜地马拉的途中，黄志芳走访马拉维、甘比亚、史瓦济兰、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布吉纳法索。

更加重要的是在2007年7月3日，第22届“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国会议长论坛”在台北举行之前，陈水扁总统2日上午就接见了赴台访问的中美洲各国正副议长。并明确表示这次论坛会议在台湾与哥斯大黎加邦交生变之后举行，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充分感受到各国国会领袖所领导的国会，尽心尽力在维系与台湾之间的邦交。陈总统还表示，他还将在中美洲友邦国家元首峰会上（在洪都拉斯举行），和各国元首晤面。

第22届“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国会议长论坛”之所以重要，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参与者的层级很高：包括论坛轮值主席多明尼加众院议长瓦伦汀（Julio CesarValentin）、贝里斯参院议长朱尼卡（Phillip Zuniga）、萨尔瓦多国会议长欧雷亚那（Ruben Orellana）、瓜地马拉国会议长莫纳雷斯（Ruben Dario MoralesVeliz）、洪都拉斯国会议长米契列地（RobertoMicheletti）、尼加拉瓜国会议长努内斯（Rene Nunez）及巴拿马第一副议长丽恰（SusanaRichade Torrijos）等31人。而陈总统将莅临开幕典礼致词，立法院长王金平则以论坛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

第22届“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国会议长论坛”之所以重要，其第二个个原因是，台湾自1999年加入“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国会议长论坛”成为观察员以来，该论坛曾于2000年11月首次在台召开第11届会议，此届会议是第二次在台北举办。尽管台湾只是观察员，这项论坛仍能两度于陈总统任内在台湾举行，也象征代表参与论坛会议的各国国会领袖对台湾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尼加拉瓜。2006年11月刚上台的奥蒂嘉就是一个有前科的政客：他曾于1980年代首次当选总统时，决定与台湾断交，改承认北京。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台湾全方位外交的争取下，在陈总统一个多月后抵达尼加拉瓜时，奥蒂嘉夫妇亲自前往接机，并以军礼欢迎。而奥蒂嘉2006年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当选后将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只维持商务关系；后来他修正立场表示，将继续与台湾维持邦交。奥蒂嘉的经济顾问阿尔斯说他看不出尼国有可能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反而是尼国正在与台湾加强关系。奥蒂嘉甚至表示，他支持台湾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支持台湾推动的“入联”公投。


四、台湾入联攻防战


台湾入联的攻防战，实质上是全方位外交的逻辑延伸。

正如台湾外交部临时发言人乌元彦所说，台海两岸在国际间的竞争不是台湾的本意，因为台湾作为一个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国家，愿意跟任何朋友进行交往、互惠互利、彼此尊重、和谐共存。

无奈的是中国的共产党思考，绝对是采取〇和的模式来处理涉及台湾的国际事务，而不用双赢、互惠、多赢的思考模式来处理彼此的关系。中国也拒绝为彼此的人民着想，也为亚太地区、世界和平的宗旨着想。因此和中国打交道，一定要注意坚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

2007年8月14日，洪都拉斯、伯劳等十六个台湾邦交国正式向联合国提案，“敦促安全理事会依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59和第60条及《联合国宪章》第4条，处理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问题”，并且已被联合国列为正式档，散发给192个会员国。

2007年9月18日，台湾入联案闯关。这是台湾推动加入联合国运动第十五年以来，首次以“台湾”名义申请成为联合国新会员国。但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却相当无知地表示，联合国根据联大2758号决议，台湾的会员申请案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至于台湾的邦交国提出的申请台湾加入联合国新会员提案，他则希望，“这个问题必须由会员国讨论”，不过他并未进一步说明何谓“必须由会员国讨论”，以及这个讨论是在总务委员会议还是在随后召开的联大会议上。

2007年9月28日中国外长杨洁箎在联大发言时警告，台湾发动的入联公投已对亚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杨洁箎还警告那些支持台湾的国家“必须停止这种错误的举动”。杨洁篪这次是顶着“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头衔在第62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的，可见中共对台湾入联的惊慌程度。因为他担心台湾公投以决定是否用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是另一个走向法理独立的危险举动”，“如果不加以制止，这一举动将严重危及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杨洁篪还表示，中国有信心举办一个有特色、高水准的奥运会。可见台湾和奥运是中共的两大心病。

路透社记者询问潘基文为何在没有任何会员国讨论情况下断然拒绝台湾入会申请案，况且联大决议只决定将蒋介石政权逐出联合国，并不适用于现在的台湾，潘基文再次文不对题地旧调重提2758号决议。潘基文说，他注意到一些国家已经提出台湾申请入案，并期盼这项提案能够被列入第62届联大议程补充项目，希望这个问题必须由会员国讨论。


五、台湾入联之争议


2007年8月16日，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王光亚反制台湾入联的提案出笼，他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该项被视为反制台湾的函件，编号Ａ/62/268提案，列为本届联大临时议程第122个项目，也上网并分送各国。这是这几年来中国最强烈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动作。有人认为，王光亚的反制文中对于主权的说法已经很明白了，这次还要求联合国需将函件内容列入编号提案，是希望彻底封杀台湾外交空间，杜绝台湾将来成为联合国观察员的可能。

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表示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概念，并指入联公投是“朝宣布台独一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8月30日表示，台湾或“中华民国”目前都不是国家，美国政府也认为“中华民国”是“未定的议题(an issue undecided)。” 

美国总统布希周一(9月3日)将出访澳洲悉尼，参加亚太经合会(APEC)高峰会，并订9月6日与中国国家主胡锦涛会谈。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资深主任韦德宁在白宫简报会回答记者询问时表示，他保证胡锦涛会向布希提台湾问题，两人也会讨论台湾入联公投问题。 

国务院官员说，韦德宁努力阐明美国的立场，而美国的两岸政策，没有任何改变。韦德宁并点名民进党说，美国发现民进党就此（以台湾名义入联）推动公投的作法，有点令人“困惑 (perplexing)。”他说，由于台湾在目前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加入联合国，也只会增加两岸关系的紧张，推动这个公投有何用处？所以美国认为毫无必要。韦德宁说，布希将向胡锦涛解释美国的立场，胡锦涛要美国再次承诺中美三项联合公报及美国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我很确定布希总统会愿意向他重申”，同时布希也会指出中国针对台湾所进行的军事扩张，让美国深感关注。

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江春男8月31日在香港《苹果日报》撰文说，入联公投牵动美中台三角关系，美国虽然公开反对，但扁政府打死不退，北京则静观其变，蓄势待发，整个剧情有如一场虚拟的危机游戏。文章说，根据来自华府的尼尔森报导特别指出，如果台湾的邦交国把台湾入联问题拿到联合国辩论，将使美国的处境十分困难与尴尬，且将激怒北京，从而危及台湾仅有的其他邦交关系。

8月31日台湾作家桑品载在《联合报》撰文质疑说，美国的反对层级已达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或许还会再上升到国务卿、总统，然后呢？会公开宣布任由中国大陆处置台湾吗？北京呢？她一贯把问题丢给华盛顿，但又能给美国什么“压力”？更重要的是，北京的意志有多强？鲍威尔公开说“台湾不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台湾照样把口号喊下去，分贝还越来越高，美国做过反制吗？美国还能怎样？

这些话乍听刺耳，但其实不少舆论确实认为，内格罗蓬特在电视上的谈话，是叫给北京听的。美国骂骂台湾，让北京听了高兴一下，大家彼此就相安无事了。台、美、中三方，看似紧张，其实并无关键冲突。这位桑品载，在2002年1月29日的《中时晚报》上还说过一句大实话：“台湾各政党表面上都说反共，但真正反共的，却只有独派，唯她之反共绝不是所谓“制度之争”，而是为了自己求生存。”（《反共，为什么？》）

2007年9月14日，台湾智库更适时推出新书“解构一个中国”，透过各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比较研究发现，各国的“一中政策”内涵并不明确与一致，因此台湾必须洞悉各国立场，细腻处理“一中”问题，据以设计一套务实的外交策略，才能真正有助于国际参与。如果不去了解各国一中政策的差异性，也就无法去了解台湾实质国际空间的发展可能。如果认为在国际社会一中政策下，台湾不可能有所参与，而愿意承认“一个中国”，好让中国不生气而去换得所谓有限的弹性空间，这样的想法正是源于不愿面对国际社会一中政策的实质差异。

例如，在各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下，如何处理国际法上“国家承认”、“政府承认”与“领土承认”的不同层次难题，是大有讲究的。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指的是“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指的是“政府承认”；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则涉及到外国对中国的“领土承认”问题。这就是所谓“一中三阶段论”的内涵。不理解这里的区别，就会局限台湾的国际参与及两岸互动。

确实的，正如罗致政指出的，世界各国与中国建交公报中的具体文字内容中，其实呈现出各国处理两岸主权争议的立场及主张；大部分国家虽给予中国“国家承认”及“政府承认”，但对中国对于台湾的领土主张，采取较模糊的主张，包括美国在内，是使用“认知（acknowledge）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还有使用“留意（take note of），”以及“理解并尊重（understand and respect）”的字眼。罗致政认为，超过一百个中国邦交国，在建交公报中根本未提有关台湾的字词。他指出，中国一中原则的论述对主权领土承认相对模糊，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因此中国近年来正欲积极明确法律化，想要落实反分裂法中“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合国的一部分”，不过目前已经明显受挫，而这也正是台湾推动入联公投所明显取得的具体进展。


六、风向转变的重大信号


就国际认知来看，台湾和西藏具有某种可类比性，因此，可以从西藏问题来观测国际间对于台湾问题的实质立场。就此而言，可以说目前已经出现风向转变的重大信号。那就是西方各国纷纷欢迎达赖喇嘛入境访问，并给与最高政治规格的接待。

我们认为，这发生在台湾入联的关键时刻不是偶然的，甚至可以说达赖喇嘛受到西方各国的热烈追捧正是台湾入联争议的积极成果之一。就此来看，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的事业是可以并且正在互相支援的。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9月8日星期六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欧洲四国展开访问。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在10日抵达西班牙巴赛隆纳，对西班牙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当天，达赖喇嘛将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说，之后将在巴赛隆纳奥林匹克体育场以“幸福之艺术”为主题向公众发表演说。结束在西班牙为期两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前往葡萄牙展开访问。

访问葡萄牙期间，9月13日达赖喇嘛同葡萄牙国会议长雅伊梅•伽马举行了长达四十五分钟的会谈。雅伊梅•伽马表示通过亲自走访中国对当地的宗教状况有所了解。他说，虽然没有去过西藏，但在之前曾参访过中国的佛教寺院，包括藏传佛寺，因此了解到当地缺乏宗教自由权。达赖喇嘛也表示：中国目前的宗教自由状况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有些进步，但是同西方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相比，可以说在中国严重缺乏宗教信仰自由权。达赖喇嘛强调，中国放宽宗教自由权可以推动世界和平，不光是中国，全球知名宗教界领导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共同付出努力其成效更大。达赖喇嘛说，中国的经济对外开放后，华人佛教徒也越来越多，目前将近有100万华人佛教徒在关注藏传佛教，对此在这种转变下，西藏问题有望能尽早获得解决。9月13日达赖喇嘛还会见了葡萄牙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会长为首共计四十多名成员，共同谈论了有关世界面临的各种危机。

9月20日，奥地利总理古森鲍不顾中国反对，在维也纳接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有意思的是，好像唯恐中共不怒，古森鲍说维也纳和柏林的立场一致，因为德国总理梅克尔也要在柏林会晤达赖喇嘛。古森鲍还在“奥地利国家电视台”强调，中国的立场相当清楚，不过维也纳和奥地利是对话的地方。

9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官邸与达赖喇嘛进行“私人会晤”。默克尔将是首位会见达赖喇嘛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政府开始挑战中德政治互信的基石一事表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努力在欧洲基本上是失败了。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西藏领袖达赖喇嘛，中国以技术原因为借口，取消了和德国双方原计划举行的关于法制问题的会议。中国批评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并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称为“分裂分子”，并说这破坏了德中两国关系。但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汤玛斯•斯特格却说，德国相信西藏问题只能通过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得到解决。他重申德国支持西藏在享有宗教和文化的自治权利。默克尔的行为在德国受到几乎所有党派的赞扬。

最近，西方领导人会晤达赖似乎有进入高峰期的迹象。就在默克尔之后，加拿大总理哈珀也已经表示要在10月会晤达赖。哈珀先前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抨击中国的人权纪录，并且斥责中国涉嫌在加拿大进行间谍活动。

不仅如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9月27日透露，美国总统布希也打算在十月参加向达赖喇嘛颁发美国国会金质勋章的仪式。美国国会在2006年通过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勋章，授勋仪式2007年10月17日将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布希将成为首位与达赖喇嘛共同出席公开活动的美国在任总统。布希此前则曾不止一次在白宫以私人身份会晤达赖喇嘛。


七、结论


上述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追捧达赖喇嘛，等于是在间接鼓励台湾走向自主性道路。这一风向转变的重大信号说明，台湾正在积极寻求自主性的努力没有白费，正在激起广泛的国际回响。因此我们预期，近期台湾外交空间即将面临有利的发展与演变。

正如陈水扁总统在府接见返国述职驻外馆长时表示的，中共的崛起，虽然相对挤压台湾国际空间，但民主牌绝对是台湾最好的屏障、最好的选择，也是对岸所远远不及的。所以不但要坚持国家主权尊严，还要为国家的外交空间争取，其关键在于“只要不放弃，努力争取，台湾的国际舞台还是大得很”。


（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



【第十节 “对中共‘十七大’的分析”】


10月22日﹐新当选的中国共党总书记胡锦涛﹐向海内外媒体介绍了所谓“新当选”的九大常委﹕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这场打着民主名义﹑黑箱操作出来的选举获胜者﹐其实早在‘十七大’开会之前的一个多月﹐就已经被海外中文媒体曝光出来﹐现已被印证为100%精确。

中共‘十七大’使得国际舆论进一步认识到中共的不稳定性。例如英国《泰晤士报》就评论说，中国的政治和中国被污染的河流一样，浑浊不可测。在中共新的“政治局”里面，中共首要分子的后代所占据的位置不下七个。显然胡锦涛没有将自己看中的接班人李克强安排到关键的位置。胡锦涛也没有像他前任那样被树成新一代领导核心。


一、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个最为奇怪的事情就是，‘十七大’人事安排小组负责人曾庆红却是预定退休的。2006年秋天，曾庆红在一次会议上说，他愿承担‘十七大’人事布局，但自己须做出表率，在‘十七大’退出领导层。曾写了两次信，胡锦涛、温家宝及吴邦国都曾出面挽留，最后在他坚持下退出了权力核心。这个奇怪的现象的原因，就是曾庆红以自己退休作为交换条件，来让同为太子党的习近平进入接班前列。这是我们根据中国国内朋友提供的消息所作出的分析。

消息来源表示，在胡锦涛和江泽民之间，曾庆红明显起着关键的杠杆作用；在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里，曾庆红跟不少常委都有某些渊源。周永康和贺国强皆和曾庆红本人一样，出身石油系统，而周永康更是曾庆红的妹夫，他们跟曾的关系固然明显；吴邦国曾是曾庆红于上海一起工作；习近平除了跟曾庆红一样，都属“公子党”名人外，还与习近平的母亲另有渊源，同属江西人。

习近平的母亲名叫“齐心” ，是一名早年投奔共区的红色娘子军，通过共党首领何长工介绍与习仲勋结婚五十五年，但齐心本人的父亲却在傅作义手下当差，习仲勋因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被整肃十六年之久，连带影响习近平为政低调，不事张扬，被视为“各方面都能接受”。消息人士又说，习近平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还因为曾庆红在十七大前各方面都能接受”也是中共选择党领导人的一种标准。

为了事后解释何以习近平后发先至，成为第一接班人选，中共现在放风说，这是因为习在党内高层测评中领先了李克强。习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中共曾派专门小组总结“浙江经验”，党内多次考评，习也总名列前茅……而李克强则大为逊色，这次内部推荐的二百多人中，其得票连前十名都没有进，基本上在这次进入政治局的新人里是垫底的。甚至河南和辽宁两个根据地的代表都没有支持李克强……

其实这些说法只是掩人耳目罢了，而且进一步说明习上李下却有人为操作的痕迹。这个人为操作就是曾庆红与胡锦涛的交易，严格说也是江泽民的残余影响起了作用。

江泽民的影响还体现在：中国的军方也为习近平作为下一届接班人，出了大力。而江泽民对军方的影响力显然要比胡锦涛大得多。

消息来源表示，中国军方选择了曾在中央军委工作过并非常熟悉军队指挥官的习近平，而不是和军方一点渊源都没有的李克强。据10月22日介绍政治局常委时发放的习近平简历，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从1979年至1982年的3年时间里作为现役军人担任了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另外，习近平的父亲、前副总理习仲勋是国共内战时的干将。因为这个关系，习近平在中共军方也有很多熟人。相反，李克强却没有服过役，而且和军方没有其他渊源。

相关人士认为，习近平已经通过所谓的“邓小平方式”被内定为胡锦涛的接班人。“邓小平方式”是指，邓小平于1989年将自己的所有权力交给了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时将胡锦涛预先内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从而避免了江泽民卸任后可能发生的权力争夺。可以说，作为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此次运用其最后的影响力，借助于这种“邓小平方式”，将习近平内定为胡锦涛之后的第五代最高领导人。作为其预谋的证据，江泽民派系的曾庆红先将习近平提拔到全权负责党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第一把交椅，而李克强则没有进入书记名单中。


二、阴谋创造了历史？


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的。为了实现这个人为操作，中共破天荒第一次组织了四百个高干投票“选出”政治局候选人。

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10月24日在头版以“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为题，披露新届政治局委员出炉，是“党内民主选举程式的新突破”，具体说就是设立了一个由四百多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准推荐名单，供胡锦涛等政治局常委参考、筛选。但是整个选举过程，还是黑箱作业，仅仅是为了提高新一届政治局的欺骗性，企图解决“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王朝末日的困局。

其整个过程分为五步：一、今年9月25日，四百人的选举会投票，产生一张“可新提名为政治局委员预备人选的推荐名单”，或称为“准推荐名单”；二、现届政治局常委参考推荐名单，以及党组织对可能人选的考察、各人廉洁程度、班子结构需要等，拟定新一届政治局及其它中央机构的“人选建议名单”；三、10月8日，也就是‘十七大’前一星期，政治局同意这份名单；四、10月21日，‘十七大’选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五、10月22日，一中全会按“人选建议名单”，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当然，相对以前全由常委和元老们讨价还价，现在多了一个选举推荐程式，也算是“〇的突破”，是一种“独裁向寡头”演变：容许政治局委员的产生，先经过选票一栏。不过，如果说这是民主选举程式，则是天大笑话，即使以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这充其量只是有中共特色的选举花招而已！

何为“有中共特色的选举”呢？一言蔽之“控制”：候选人、选民、选举过程，一律受到中央操控，选举结果也在中央的“预知范围”。一个民主选举，断不可像 “地下党”那样阴谋从事，不仅拒绝公布候选人和选民的资格、报名手续、投票过程、点票和监票、选举结果等，而且剥夺了全党七千多万党员的提名权和投票权。

按《人民日报》语焉不详的报导，选举第一步的候选人名单有二百人，都是六十三岁以下的部级以上干部；选委会四百成员，都是“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所谓“有关负责同志”，应是中委和候补中委以外的全国人大、政协、高检法、中纪委等中央权力机关的党组成员，或已退休老人等。但他们投票选出的名单，并不被政治局常委照单全修，胡锦涛等人可用种种理由否定名单，代之以他们的人选。 

既然这份名单最后由政治局常委会定夺，何必还多此一举，不干脆交给常委们决定呢？官方解释，这是“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人选产生机制的重要创新举措”，“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探索建立健全符合党情国情、科学完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显然，中共当局视这次投票选举为权力交接的重要试验，令有民望的干部有机会“进入选拔视野”，也使新政治局“在党内具有较广泛的基础”。这其实只是汉朝“举孝廉”的翻版，还没有达到唐朝“科举制”，中国历史倒退了两千年。

按照中共的如意算盘，企图藉此“民主选举”，以四百名党内高层的选票为新一届领导层背书，增强他们的党内合法性，否则他们很难令同党心悦诚服、俯首听命，以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地方储侯的跋扈年甚一年。为此中共‘十七大’提出三个口号，一是发展基层民主，二是党内民主及三权分立，三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炎黄春秋》社长吴思说，这些很可能为未来五年中国政改注入新焦点，也会带来新变化。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真的是“阴谋创造了历史”。也就是说，中共阴谋强化中央权力，反而造成了中央权力的进一步衰落。


三、中国正在形成寡头政治


多数中国人认为，胡锦涛不能指定接班人，多少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而我们中国民主人士则已经指出，胡锦涛不能指定接班人，表明中国政治体制正在由独裁制向寡头制演变。

独裁制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最高领导人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而中共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恰就始于中共大独裁者毛泽东，接着由小独裁者邓小平指定下一个接班人，邓小平死前后，江泽民虽然继任其职权，却不能继任其实权。

独裁制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就是独裁者出于嫉妒心理，不愿把权力完整地移交给继任者，甚至亲手害死自己的接班人。

这种弊端就引起了独裁制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新的独裁者必须杀人立威、杀鸡儆猴，重新建立自己的个人权威，从而使国家陷入周期性的斗争、改制、清洗、流血之中。邓小平虽然结束了其他领导人的终身制，但他自己却是紧握权力到死不放。

不论胡锦涛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确实站在了一个历史的重要十字路口。那就是出于独裁者的第二特征，不把权力移交给下一个独裁者，而进行党内直接选举总书记，从而实现其“党内民主”。这不是天方夜谭，实际上越南共产党目前已经这么做了。

时至今日，中国的内外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自从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更提倡依法治国和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舆论希望政治民主成为中国不可逆转的潮流，指定接班人的独裁做法应该划上历史的句号。

根据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开会，讨论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重申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其中透露出来的重要讯息就是中共高层决心推进民主政治，“重大问题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已经形成制度。

其实，早在2007年3月，美国之音就曾经报导，中共理论家李君如指出，中共强调党内民主机制后已经没有指定第五代接班人的问题了。中共领导层派系共治、权力分享将是一个新的趋势，今后，那些善于平衡、善于妥协、能为各派系所接受的人将成为中共新领袖。这显然还是停留在寡头制的水平上。

我们认为，这说明中共的独裁制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值得警惕的是，这也说明中共的寡头政治正在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再怎么说，“集体讨论、集体决定”也好，“考察、培养一个团队”也罢，“构建一套科学选拔和培养接班队伍的机制”，仍在寡头制的圈内打转。

在中国民主人士看来，只有以最终废除寡头制为目标，“胡锦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共正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说法，才是真实可信的。只有废除了独裁制、寡头制的中共，才可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才能“促进社会和谐”。民主制度不仅是精英政治，而且更是草根政治。如果不能保证这个进程的实现，中共的独裁制残余将不能消除，中共的寡头制进程不能中断，中共将最终面对民主革命的大潮。


四、习近平能否坚持到‘十八大’？


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构成﹐基本上是寡头政治的组合。早在这个政治寡头时代到来之前﹐中国由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在经济领域中形成了寡头家族﹐中国的能源﹑电力﹑电讯﹑金融﹑保险﹑证券﹑军工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很早就被幕后政治老人的家族瓜分完毕﹐迅速完成了与财阀的结合。‘十七大’的权力分赃﹐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某些寡头力量的承认﹐并把它纳入政治体系。

中共‘十七大’“折衷交易”的结果，使得新出炉的政治局常委﹐既不合胡锦涛的初衷﹐也不让江泽民满意﹐最失望的恐怕是李鹏﹐为其儿子李小鹏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以近八十的高龄半年多各省奔波﹐竟连候补委员都没能捞到，可见六四事件的后遗症至今犹在，也说明中共政治的刻薄寡恩。

对中共‘十七大’的分析，大致可分为两种思路，一种认为共产党专政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另种认为共产党专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根据目前对中共势力派别的认知，我们分析一下新进的政治局委员的出身，就可知道其未来接班集体之概貌。习近平是太子党，王岐山是太子党，薄熙来是太子党，刘延东与李源潮是共青团但身兼太子党，李克强是共青团，汪洋是共青团。八个新进政治局委员有五个有太子党背景，四个有共青团背景，只有张高丽担任过级别不高的公司团委副书记，一人即不算太子党，也不算团派。现在很多媒体，把刘延东，李源潮只看成团派，那是片面的，应该看到他们的高干背景，让他们拥有普通人难以建立的人脉。即使在共青团里，也会增加他们跃升的机会。

再预测一下‘十八大’的情况：新进的八个政治局委员‘十八大’都会续任。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中，根据目前七上八下的规则，大概1944年10月以后出生的应该有机会续任。那还有三人：王乐泉，刘云山，张德江，王乐泉年龄还有点偏大。常委应该基本出于下面11人。很有可能模仿‘十五大’到‘十六大’的模式，‘十七大’政治局留任的基本担任常委，其余的续任委员，在加上新进的委员，令计画，王沪宁以及一些省市委书记等等组成‘十八大’的政治局。

这样看来，五年之后‘十八大’的常委，基本上就是太子党背景的和团派背景的各占一半。

这个安排，不但在中共历史上没有过，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没有，在现代社会更是罕见。

太子党人脉资源丰富，往往一二年就走完别的干部五到十年才走完的路，到了省部级，一到年限还提一级。中共自吹“为人民服务”，权力世袭不得认可，但现在看来，虽然个人不能世袭，但作为一个权力集团，还是可以制度化的安排团体世袭。当权派集团操作制度，操作资源，通过交换资源，把自己的人推出来。而圈子以外的优秀人才，很难享用这些资源。即使在共党内部，也要被权力中心认可，才能跃升。而能够被认可的，目前看来就是太子党要员和共青团高干。其他人基本不被信任。这很像魏晋南北朝时的世家高门，非其很难出任高官。

‘十七大’以和平方式更换了九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人，展示了寡头政治的趋势，人们预期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还会有一番竞争，鹿死谁手还很难说。习近平担任党务总管，负责书记处的工作，而李克强将负责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中共‘十三大’预定的接班人是胡启立，也安排其主管书记处，最后却不能如愿善终。因为中共对接班人的第一要求不是能力，而是政治上的残忍。江泽民跃升为总书记，胡锦涛‘十四大’跃升为常委，并不是他们相对于同级别的官员有更多的政绩，而是他们都有机会表现出残忍的政治立场。江泽民在1989年的立场，胡锦涛在西藏的屠杀，是他们跃升的重要砝码。但是今天的习近平还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还是有可能失手。只要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其地位就会受到动摇。中共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刘少奇（文化大革命），林彪（庐山事件，913事件），华国锋（真理大讨论），胡耀邦（自由化），赵紫阳（1989年64事件），胡启立（64事件），等等。五年之后，中共的‘十八大’还可能采取越共模式，选举产生总书记，目前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五、中共‘十七大’鼓励社会腐败


中国的普通人难以接触一些资源，因为很多资源已被权力集团垄断了。一个具有自信的国家，应该是开放的。但是看看中国的‘十七大’，再分析一下中共的‘十八大’，不难想象，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在政治上却越来越倒退，党内民主的呼声被寡头制度的冷酷现实扼杀了。

想做一番事业的人才如果发现这样的制度性的权力腐败，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上升的可能性都极小。那么，看到自己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没有了，就会转而追求经济权益，不少人就会走上腐败的道路，因此，我们预期：中共今后的腐败现象必然会加剧。


（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日）



【第十一节 中共“十七大”后的对台政策——兼论“反分裂法”与“达成和平协定”自陷矛盾】


早在9月26日，中共“国台办”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共“十七大”将确定今后对台工作主要任务。那么，“十七大”到底确立了一些什么对台政策呢？


一、一中原则与敌对状态


10月15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开幕式上发表政治报告，声称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外界关注的两岸谈话，胡锦涛则以“郑重呼吁”方式表示，在一中原则下，两岸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胡先表示，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达到新水平，作为攸关两岸发展的执政成绩单。紧接下来胡就呼吁，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胡说香港、澳门回归中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日益丰富，可见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也具有强大生命力。胡的其他说法多是老调重弹，令人厌烦。

但是也因为如此，在对待诸如台湾入联公投等问题方面，共军将领超低调反应。虽然面对台湾入联公投的声势，大陆官方媒体高调批判，但是负责对台作战的共军将领，虽然私下都在讨论台湾问题，但一面对记者，却又个个回避不愿表态。 却个个避不表态，这显然是为了配合胡锦涛的和平攻势。

一位元记者采访共军将领，得到以下对话：“台湾问题说什么要注意？对不起，将军！台湾最近要入联公投，军方有什么看法？”前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台湾问题很重要，但我们还有事情……” 记者：“很重要！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前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我还有事！”至于其他的对台共军将领，反应就更尴尬了。东海舰队将领：“我要赶去开会！”福建空军副司令：“十七大，你看就像今天的天气，这么好心情，所以不想讲台湾问题啦，台湾是我们国家最神圣一部分……”南京军区将领：“谢谢、谢谢！”

平常批评声浪相当大的解放军将领，这次反常低调回避，可见中共已对军方下达封口令。相反，前外长李肇星就可以扮演黑脸来攻击入联公投“破坏两岸和平”。这体现了中共的狡猾两手政策。既然中共秉持一种政策，那么两岸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无法改变。


二、十七大报告论台湾问题


报告总结了十六大以来对台工作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面临的新形势，以及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等方面的因素，体现了中共对台方针政策的延续性。其内容涵盖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特别是胡锦涛2005年3月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的“四点意见”、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的“四个决不动摇”等。

中共自称，报告中对台部分可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即把握主题、构建框架、遏制台独、渐进统一，这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不计前嫌。报告讲到，“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这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自信和开放心态”。

二是以人为本。例如呼吁两岸同胞要加强交往，推动直接“三通”，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以此把统一、和平与台湾同胞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两岸人民尤其是台湾同胞的利益。

三是仁至义尽。对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四是休戚相关。报告用了一个新概念，就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阐释了两岸关系休戚相关的基本状况。胡说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

在我们看来，上述胡说主要是为了掩饰下述的威胁：报告指出，台独分裂势力加紧进行分裂活动，严重危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明岛内分裂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的行为已日益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和罪魁祸首，成为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如不予以坚决反对和遏制，势必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断送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危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总之，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论述，完全不合当今两岸关系的现状，体现了中共强词夺理流氓做法，表明其没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


三、十七大报告并无“和平”实质


10月20日，中共组织了一个“纽约侨学界座谈会”，展望十七大后的两岸关系。这个会议充满不实之词，例如说胡锦涛十七大报告有关台湾问题的论述既展示了相当的善意，又充满自信，向世界凸显了中国追求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充分显示出北京在处理台湾问题方面的政治智慧，等等。

但是有一个人，“美东台湾客家联席会”的会长黄哲操，他的发言却说出了胡锦涛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表示：中国在反对和遏制台湾独立的问题上以“反分裂国家法”划定了底线，现阶段情况下调子温和些，有利于争取台湾民心。现在中共是希望把大陆方面的诚意让更多的台湾老百姓了解，目前有几十万台商在大陆工作、生活，各级政府、部门要落实好中央的对台政策，公开、公平、公正行政，支持台商在大陆发展事业，这就能最直接、最有效地争取台湾民心。这就是说明了胡锦涛的和平姿态完全是骗人的手法。 

但是在台湾，有一个人的立场相当接近纽约的黄哲操，那就是张荣恭。他认为，只要民进党执政，两岸永远也签订不了和平协议。10月16日，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兼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表示，胡锦涛的和平意图是真实的，相反，两岸危机的责任在台湾，所以在民进党执政下，两岸永远不会有签署和平协定的机会。

在我们看来，能够确保台湾安全的，是两岸对等的和平协定，而不是主从关系的投降协定。中国若不废除反分裂国家法及撤除飞弹，就是片面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就是逼迫台湾走向独立建国、确保自身安全的道路。在我们看来，任何两党之间的和解甚至合作，都不能以出卖国家利益为前提。如果解决两岸之间政治僵持、军事对峙、外交冲突的方式，就是出卖台湾的国格，那么无异于饮鸩止渴，完全不符台湾利益。国家都没有了，党派再大也没有用了。这一点张荣恭似乎没有搞清楚。

所谓“以九二共识来搁置政治争议”，其实只是说给自由世界听的迷魂药，中国老百姓是绝对听不到的。这个迷魂药只是单方面解除自己的武装，对处理两岸问题只有反效果。2005年连胡会谈达成透过协商逐步撤除对台飞弹的共识，是空洞的宣传，是迷魂药，两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对台飞弹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即使国民党重新执政、恢复了两岸官方协商，也无法实现飞弹撤除，除非签订城下之盟。


四、“反分裂法”与“达成和平协定”之矛盾


“十七大”是胡锦涛第一次主导下的党代表大会，胡锦涛政治工作报告对台政策部分，完整体现其政策思路。我们认为：中共的对台政策，从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到江泽民的江八点，再到胡锦涛的胡四点，一贯玩弄两手政策：所谓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邓江胡都明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胡锦涛进而将之法律化，于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载明非和平方式制止台独分裂活动的条文。胡这次提出两岸“达成和平协定”，是为了与他自己炮制的“反分裂法”配套交错使用，具有相当的诡辩性质。

我们为什么判定这一配套交错使用“反分裂法”与“达成和平协议”的胡锦涛两手政策，具有相当的诡辩性质？

因为：既然需要达成和平协定，那就说明现在两岸就是处在分裂的状态；那么“反分裂法”就是在改变台海现状。反过来看，如果“反分裂法”可以成立，那么“达成和平协议”就是在批判“反分裂法”。因此说来，报告中强调两岸人民为“命运共同体”，指涉及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问题要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说辞，不仅毫无新意，而且与“达成和平协定”的许诺自相矛盾：台海两岸的现状，既然是没有和平协定的敌我关系，又如何可以“共同决定”一个事情？又何须“共同决定”任何事情？


五、胡锦涛可能玩火自焚？


“十七大”刻意对台及对美展现克制与软调，创造模糊空间，企图显示中共在寻求“和平发展”，并用这一假像来分化台湾、离间台美关系。

但是报告的其他部分却流露了胡锦涛的真实想法。例如胡提到了两点很重要的东西，第一点胡提到了要争取打赢一场高科技战争，强调了科技的发展，强调了建立航空母舰、资讯站，也就是暗示继续要强化对于文明国家进行骇客式的网路攻击。第二点胡提到，中共的军队仍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两条加起来，就显示了胡对台湾的善意是多么虚伪了。

目前舆论认为，在两韩峰会有重大进展的和平氛围中，胡锦涛选择了一个讨好的议题带出对台新策，但是由于一中原则仍是其两岸谈判的前提，实际上的后果仍然是两岸不能协商，实质问题最终只能是继续拖延下去。

但是另一个动向也受到关注，那就是在中国涉台部门的思维中，“采取适当规模的军事行动制造冲突与危机”的声音一直是存在的。从中共涉台专家陈良生、楚树龙、陶红兵所共同著述的“中国国家统一战略”一书中的说明，可以知道这样的声音当前正接受现实的检验，极有可能正式浮出台面，为官方所认可采用。 

该书主张，中共如果要使用军事手段来打击台湾，就不能被动应对，要应主动出击，切切不可在法理台独遂行之后再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美国有可能抢先承认台湾独立，然后应台湾共和国的邀请派兵入岛，这时中国大陆的战争行动很可能被美国认定是对一个新的国家的侵略，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战，美国的介入就会被辩解为是保护台湾的法理独立，而不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因此中共应该在台湾法理独立步骤前，选择制造军事冲突，以恢复内战状态，重开内战，以此压迫台湾中止法理独立步骤，从而打乱台湾独立时间表，延缓台独步伐的战略目的。

据最近从中国出来的朋友说，那边的气氛确实有些好战，而且矛头不是针对台湾，是针对美国；因为人民币在升值，觉得自己的国力即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再加上中共广泛宣传自己有能力击落卫星，而且有能力派出潜艇威胁美国航母。这种宣传挑起了中国民间的好战气氛，貌似热烈，其实危险。胡锦涛忽略了，这把火如果真的烧起来，很可能重演百年前义和团的悲剧，骑虎难下，再度把中国自己拖入深渊。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十二节 中国企图影响台湾选举的可能作为】


一、中国如何评估2008年台湾大选


中国内部普遍认为，序幕逐渐拉开的2008年台湾选举，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台湾领导人选举，而是一场涉及“台湾定位”与“国家认同”的选举，也是一场“泛蓝”与“泛绿”阵营谁也输不起的选举，其选举结果影响将会十分深远。其激烈程度，导致已经边缘化的前总统李登辉仍然重新出来，甚至受到各方的拉拢，这种“退而不休”的现象，一方面说明台湾的民主制度还不成熟，另方面也说明这次台湾大选确实是有点生死存亡的味道，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言败。

民进党在2008年选举中能否连任，直接关系到“台湾正名”目标即建立“台湾国”能否实现，因此独派势力格外团结，全力支援民进党连任，并将这场选举视为本土势力与“台独”的生死之战。 

中国方面还认为，台湾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对“国家统一委员会”仅编列1000元新台币经费，还不够一个人的茶水钱，这不仅反映了台湾政府的“台独”心态，而且是将这个组织看得一钱不值，是对“国家统一委员会”的极大污辱。这种“去中国化”运动是其既定目标，随着选举的进行与需要，还会进一步推动。

只要台湾独立运动升级，中国就不得不有所表示。若中国反应不强烈，即表明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并没有进一步恶化，破解了“泛蓝”认为民进党执政两岸危机加深的预言，这就是民进党在两岸方面“不输为赢”的策略；若中国反应强烈，采取疯狂行动，则会重演以前民进党胜选的结局，这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方面的“激将法策略”。


二、台湾大选的长期后果


中国方面研判：在“捍卫中华民国”与“建立台湾国”的统独定位下，假如谢长廷在选举中得以胜利，则意味着：台湾主流民意的重大变化、对“台湾国”的认同成为坚强的主流民意。同时，民进党将至少再度统治台湾十年时间。而马英九可能就此退出台湾政治舞台，台湾“泛蓝”阵营将群龙无首。最后，国民党可能继续分裂，“中国国民党”可能成为历史。这必然导致民进党在未来任期内放开手脚，大力推动“激进式台独”，不断挑战中国底线，两岸关系出现难以预料的结局。

中国方面又研判：在“捍卫中华民国”与“建立台湾国”的统独定位下，假如马英九获得胜利，则意味着：首先“泛蓝”将在较长期时期内获得执政地位，因为接下来的马英九可能接连参选并当选。其次“泛蓝”可能在执政后实现整合，亲民党与新党可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将成为台湾最大的执政政党。民进党将一时找不到像陈水扁这样的领袖人物，不易与“泛蓝”对抗，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再取得政权，可能又长期沦为在野党。要重新取得政权，将十分艰难。最后“泛蓝”承认“九二共识”，两岸有协商的基础，可能与大陆展开有关“三通”等方面的协商与谈判，两岸关系将进入较为稳定的良性发展时期。

根据这一分析，中国必须大力介入台湾选举。因为在选举期间发动文宣攻势力，总比在选举以后再进行武力恐吓为好。


三、在台湾培植中国代理人


中国介入台湾大选的一个方式，就是培植台湾的内部具有影响的人士，作为“间接统治”的代理人。例如受到中国明确支持的“岛内有识之士郝柏村先生”就是其一。中国非常赞赏他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两岸关系与台湾祸福”的文章，因为他提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不是义和团，台湾才是义和团：“请确知统独问题就是和与战的问题，你愿意牺牲身家性命，追随新义和团，走向必然失败的战争吗？请认真考虑总统候选人，谁在挑战？谁在谋和？为了自救，必须站在谋和的一边，让主张一中各表、两岸和平交流互利的选票，保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才是台湾人民自求多福的唯一途径”。 郝伯村还总结说“一边一国，破坏现状，两岸对抗，就要打仗；一中各表，自由确保，两岸和平，台湾安好。”

中共当局已经开始对台湾人民丧失信心了。认为“人民能否看破陈水扁的欺骗伎俩，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同时中国也计画通过种种方式恐吓台湾人民，把以下资讯传达出来：“台湾选民一旦做出错误的选择，自己就必须承受可能遇到的挫折与不幸。”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与本拉登一类的恐怖分子滥杀无辜平民的恐怖主义逻辑是非常相似的。


四、透过人头介入台湾选战


中国官方还将台商在台湾的设籍地等资料交给台商协会，透过台商协会运作，化整为〇影响台湾年底三合一选举，并以此做为影响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操盘演练。

结果造成这一奇观：金门县有一户人家，突然搬入数十人，此外马祖乌丘岛原仅有八十多位人口，选前却暴增到两三百人，检方强烈怀疑系幽灵人口作祟，情况若是再恶化下去，可能影响不少县市选情。法务部的解决方法，只要是可疑的幽灵人口，选前将发个别公函给当事人，告诫勿前往投票，否则将触犯妨害投票罪，“投完票就会被检警调人员带走”，作为涉嫌贿选而被侦办。但是幽灵人口的投票结果如何更改？是一个严重问题。

中国透过各种形式介入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再如配合部分在野党候选人营造声势，为其选战加分。例如地方县市党部和中国进行广泛交流，藉助对岸的敌人来拉抬自己的选情。例如“两岸论坛”本来计画在八月举行，后来又延到十月和十一月，这就是企图在县市长选举最热的时候，透过两岸论坛将自己一方的选战声势拉到最高峰。

这些动作后面必定都有大量的黑金在支撑其运作。更可怕的是，中国还通过这些亲中国势力，以各种形式广泛散发文宣，甚至制造谣言，惑乱人心，用心战的办法动摇台湾的国本。

例如有一篇煽动性很强的中文传单《台湾的国民党必须对陈水扁可能的大屠杀有所准备》，是这样说的：

“陈水扁最近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为了挑起台湾的政治混乱，以便他有借口宣布戒严，推迟选举。 但是如果仅仅把陈水扁的举动看作为怕下台后被清算，那就大错特错了。陈水扁的最终目标说准备对国民党进行大屠杀，在肉体上消灭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比如马英九和郝龙斌。

陈水扁这个计画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首先，陈水扁加固了总统府，说什么是为了防共产党解放军斩首，实际上是防在动乱时，国民党人士攻打总统府。第二，陈水扁建立了一支绝对听他指挥的警卫师。第三，陈水扁还建立了一支绝对听他指挥的相当于国民党军统的特工部队，以便全面地对台湾军队进行监督。第四，陈水扁还秘密武装了一支绿营民兵。

陈水扁的计画大致如下：

1、撤走守卫两蒋陵园的卫兵。

2、指使绿营人士携带武器，冲进两蒋陵园， 把两蒋的尸体拖到大街上焚烧。

3、当国民党人抗议和阻止焚尸时代暴行时，绿营人士就向国民党人开枪。如果马英九和郝龙斌在场话的就开枪打死他们。

4、然后陈水扁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宣布台湾戒严，并把责任推在国民党人士的身上。

5、在戒严期间进行新闻管制。并指使他的绿卫兵队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进行肉体的消灭，并对国民党的次要人物进行收买。

6、在消灭掉马英九和郝龙斌等一些重要人物以后，陈水扁把责任推在台湾的黑帮身上。甚至还亲自为马英九和郝龙斌举行隆重的葬礼。

7、宣布结束戒严，举行台湾总统选举， 谢长廷顺利当选。

所以台湾的国民党不要以为陈水扁已经是死老虎了。不要以为陈水扁因为怕大陆共产党干预，不敢制造台湾动乱。陈水扁的策略就是把动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举行新闻封锁，使得大陆和美国不知道情况而无法采取相应的措施。

所以我认为，台湾的国民党不要怕动乱，尤其不要怕把动乱搞大。动乱搞大了，由于怕大陆军队介入，台湾的军队才会介入， 美国才会介入。

台湾国民党在目前最重要的是必须准备武装，如果绿营人士携带武器冲进两蒋陵园焚尸，就坚决地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不要让手无寸铁的国民党人士举行无用的抗议。焚尸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犯罪行为。

国民党不要怕台湾分裂。如果台湾南北分裂，那就意味着民进党的死亡。因为大陆解放军一定会马上攻打台湾南部的，而民进党根本没有力量与大陆解放军抗衡的。

一旦陈水扁宣布戒严，马英九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台北必须武装抗议。马英九可以呼吁美国紧急出兵。

但是如果陈水扁不顾天下之大不韪，对台北进行屠城的话，国民党人就要有胆量和勇气请求大陆解放军出兵救援。这正是陈水扁最怕的！”

这篇煽动性文章是中国秘密机关炮制的，传播很广，在网路上都可以看到。


五、分化瓦解民进党阵营


除了上述妖言惑众、用心战手段挑动暴徒作乱，中国国台办还进一步通过各种渠道，推行政策和策略，要把“广大民进党成员与极少数顽固台独份子区别开来，因而希望广大民进党成员能够真正了解台湾的历史，深刻体认两岸同胞同宗、同文，全面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趋势和世界大势，切实体认台独是行不通、必将失败的”。

其方式是通过台商私下联络许多人前往大陆旅游，接受免费招待；有的甚至可以在商贸和税务方面得到优待，具体情况个案处理。

所谓“严格区分两项性质不同矛盾的手法”，是中共的对敌策略，将极少数顽固台独份子与广大民进党成员严格地区分开来，就采用了“打击一小撮，争取大多数”的手法。其实这些被中国争取到手的人，尽管为虎作伥了，最后还是要被中国牺牲掉的。老虎总是要首先吃掉身边的人。

中国分析说，实际上，广大的民进党员，并非都是顽固的“台独”份子，更非铁板一块。当年民进党成立时，聚集在民进党大旗之下的，既有“台独”原教旨主义者，也有不满国民党政权的“党外”斗士，亦有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爱国者。

中共认为，民进党内部的上述矛盾都可以善加利用，进行细致深入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成效在台湾即将到来的大动乱中，必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六、中国事实上的无能为力


“中国企图影响台湾选举的可能作为”，可以分为上述三大项，即：在台湾培植中国代理人、透过人头介入台湾选战、分化瓦解民进党阵营；但是这只是中国的企图，细细探讨下来，其成效究竟有多大，能否足以扭曲台湾人民的整体意志力，是值得疑问的。

根据我们了解的各种情况研判，中国事实上具有相当的无力感，这一点相当明显。我们在北京方面的朋友告诉我们：即使面对中共决策层最为担心的台湾借奥运之机宣告独立，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中国实际上也是苦无对策的。

中国认为，台湾如果宣告独立，势必有一个坚强的领袖在发挥作用，才能作此决断。而这个领袖很难通过选举产生。民选的领袖要看民意，而人民总是不希望战争的。所以中国担心台湾为了实现独立的梦想会走一步险棋：重新实行戒严。

中国认为，有迹象表明，陈水扁表态“不延后选举”的承诺刚落地，“中选会”就端出了“延选”条例；这表明台湾政府正在制造戒严的借口和戒严的法理依据。中国方面总结说，凡是陈水扁说不的，结果一定会出现，现在他保证不会犯国民党时期停止选举的历史错误，保证没有任何“奥步”，不会戒严，不会停选……那么在这种反复保证之下，说明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就很大了。尤其是，陈水扁只是保证“不会停选”，没有保证不会宣布选举作废，像泰国那样实行军事管制。问题不是明年一月选立委、三月选总统能否如期选举，而是民进党败选以后会不会交出政权？

中国方面的评估认为是不会。因为这种政权移交在本土人士看来已经不是民进党与国民党两个政党之间的问题，而是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的问题。台湾人怎么可能把好不容易赢得的政权，重新还给中国人马英九？而马英九到现在都不支持台湾人民的独立权利。把台湾的前途交给此人来掌握是极其危险的，也是很不负责的。

而美国人的异议根本是不足为虑的，虽然他们现在放话反对，但只是官样文章，一旦台湾拒绝和平转移政权甚至实行戒严，见多识广的美国肯定能够接受，而且还会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予以积极配合。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是最好的说明。

对此发展，中国充满焦虑，因为中国对台湾局势的发展，事实上完全无能为力。除了给布希打打电话，胡锦涛这位入主北京的前贵州省委书记这次看来真的是“黔驴技穷”了。


七、中国最害怕台湾戒严


中国最害怕的前景就是台湾再度实行戒严。因为戒严可以最为有效地控制中国对台湾的渗透和破坏活动。

如果民进党胜选，中国还可以继续维持目前状态，用经济方法逐步削弱台湾，但是如果民进党败选而台湾人民不肯把政权和平移交给中国国民党，社会混乱迫使军队出面维持秩序，那么中国就不得不和一个更有效率的台湾人的政府打交道了，这是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状况。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和两岸力量对比中，中国要重演“二二八惨案”是无能为力的。

中共目前依靠自欺欺人的宣传过日子，他们宣称民进党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选举，一贯独裁专制的中共完全无视了台湾民族主义的精神力量，因此接连不断犯下致命的错估误判。


八、中国破坏了台湾的秩序


台湾和中国交流将近二十年了，但是却在中国的负面影响下，治安日益败坏，甚至连总统及其家人都会受到死亡威胁。国安单位也宣称马英九有安全顾虑，已加派了贴身护卫。这都是中国社会暴力化和恐怖化气氛，通过探亲、投资、贸易、旅游等多重管道，向台湾的蔓延所造成的社会病态现象。

这些社会病态也应该成为“去中国化”优先考虑的问题，尤其在选举期间。因此中国忧虑在2008年5月20日新总统顺利就职前的几个月里，台湾存在阻止“政党轮替”与“政权和平转移”的很大空间，这对中国的奥运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中国研判，如果由于中国不断改变台海现状的压力，台湾被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除了口头反对，其实不会对民进党政府有任何措施，也绝不会坐视中国的对台动武。

那么中国会自己动手“解决台湾问题”吗？一般认为，中国目前的策略是“联美制独”，这样就不会主动出手。再加上奥运在即，北京在台海制造军事冲突，只能破坏自己的国际形象与经济发展。因此，不仅“入联公投”可行，“在法理台独的边缘游走”也可以考虑。因为中国最害怕的，对台湾就是最有利的。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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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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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战争崛起而非和平崛起──评中共国务院《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2005年12月22日，北京新华社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1)。该《白皮书》分六个部分：一、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二、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三、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五、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结束语。这是继《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2)、《200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3)、《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4)、《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5)、《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6)、《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7)之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年发表的第七个白皮书。其主旨是针对国际间盛行的“中国威胁论”进行反驳与自我辩解，正面阐述胡锦涛“和平崛起”的论调，并自卖自夸了中共自身在国际间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我们看来，该《白皮书》逻辑悖谬、常识错误、鱼目混珠、曲解时事之处，比比皆是。为澄清其可能造成的认知混淆，特按照其顺序一一予以分析。


一、中共历来以战争作为“发展”的开端


该份《白皮书》开始就违背事实，说“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

事实上，虽然早在1974年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时，邓小平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过去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但这是百分之百的谎言。事实证明，中共一贯企图称霸，而且中共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以战争作为开端：毛泽东的“建国”和韩战紧密相关；邓小平的“改革”则是由越战启动的。事实表明，中共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崛起而非和平崛起的历史。

众所周知的一个实例：邓小平为了维持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同时镇压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不惜在1979年发动对越南共产党的“惩罚性战争”。这场战争虽然是共产国家之间分赃不均的非正义战争，但无疑问，站在屠杀自己同胞三分之一（二百余万）的红色高棉一方的中共，显然属于更为恶劣的一方。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由“援助红色高棉——教训越南”这一对外侵略战争所启动的。这确实是一个不祥之兆，同时又是一个被世界和平的爱好者们有意无意忽略了的不祥之兆。(8)

1979年以来，中共不仅发动入侵越南的战争，而且用军事演习频频威胁过菲律宾、日本、台湾。(9)即使面对美国，中共也恐吓要发动核战争。1995年，当时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对访问北京的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傅立民（Chas W.Freeman），表示，美国不会在与中国的任何冲突中防卫台湾的，因为美国“关切洛杉矶的安全多于台北”。熊光楷这是暗示并威胁美国，中共可能使用核武攻击美国。1999年初，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军控司长”沙祖康被记者问到“不首先使用核武是否对台湾适用”时，他的回答是：“不首先使用核武是对外国，不适用台湾。”(10)

2005年7月14日，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更是一鸣惊人，在香港向中外记者宣布，假如美国介入台海冲突，中国不惜与美国打一场核战争，而且“已经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这在国际间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应，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共高级军官对美国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许多评论人士认为，朱成虎绝不仅仅是在发表个人的观点，而是执行官方的某种部署，表演了中共的一出双簧戏。(11)

上述事例表明，中共正在重复法西斯国家“战争崛起”的道路。据著名的伦敦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2005年10月25日发表的《全球军事平衡报告》，评估中共去年实际的军费约为625亿美元，而中共政府公布的数位是250亿美元。而美国估计中共今年军费可能高达900亿美元，是北京所称的302亿美元的3倍。


二、中共的内政对世界和平之威胁


中共宣称它的内政无关其他国家，对治下的人民可以为所欲为。但事实上，由于中共的内政极端野蛮，因此对国际秩序已经构成直接的威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中共不仅迄今为止对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大屠杀毫无悔意，而且每年处决大量人犯，仅2004年就达一万多人，是全球其他所有国家死刑总数的五倍多(12)。

第二，中共拒不进行村以上的普选，甚至连村一级的选举也是党官们人为操控的。结果过去一年内，中国大陆各地发生各类群众抗议事件7万多宗，许多抗议活动，如四川汉源水库移民反拆迁、汕尾民众反强行征地活动，都恶化成流血事件，多名民众死伤，激起强烈民愤。中共新闻封锁、网路监控的严密程度，都是全球第一，中国逮捕的新闻记者也是全球第一──这就是中共的“保持社会稳定”。(13)

第三，中国大陆的滥垦滥掘所造成的沙尘暴，不仅弥漫全国多数地区、已经覆盖到日本，甚至到达到美国西部海岸。(14)据估计，中国每年有100万人死于大气浮尘的危害，总数相当于美国缅因州的总人口。1998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一份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沙漠化问题：内蒙古草原的战争与宁夏人口的激增》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贫困图谱与沙漠化、环境破坏、及社会变化图谱有很大的重迭。源自中国的蒙古地区的沙尘暴是由于该地区因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引起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土壤严重侵蚀而引起的。当狂风把沙尘从这些受侵蚀的土地上刮起，浮尘云团经过北京等大城市时，又携带了大量的工业污染物。最后形成的沙尘暴可造成机场因能见度不够而关闭，甚至更坏的后果。中国的工业烟雾也已经飘过太平洋，到达美国西岸，导致的酸雨在侵袭南韩和日本，就连遥远的非洲森林也有中国酸雨的破坏痕迹。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白皮书》依然宣称“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依法得到维护和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利。……保持社会稳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真不知道其依据何在？2006年1月9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再度报导，1月4、5、6三天，相距遥远的湖南湘江、河南黄河中游和重庆綦江河，分别发生严重的工业污染事件。 数百万沿河百姓的用水受到影响。中国环境专家指出，高污染行业发展失控，加剧了中国环境危机。

第四，中共不仅恶化全球气候，还掠夺东南亚雨林资源，并在印度、老挝、越南等国的上游造坝拦水，甚至严重污染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国际河流。(15)中共还滥捕台湾沿海的渔业资源，使得台湾渔民的生计遭到严重破坏。(16)

第五，再看中共的人口政策，也是威胁世界和平的。《白皮书》虽然说，“中国成功地实行了人口政策，延迟了世界总人口的增长。……中国为减少人类贫困和提高生命质量作出了贡献。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但实际上中共强制绝育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大陆的人口问题，反而把这个国内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在“中共计划生育”的制度压迫下下，大量胎儿和婴儿被杀害，大陆人民纷纷投奔怒海谋求生育后代的权利，大量国际难民由此产生，美、加、澳洲各国纷纷予以收容。(17)这也成为大量福建难民涌入台湾寻求自由的重要动机之一。

第六、中共内政不修，瘟疫扩散，使得世界各国受害。《白皮书》却文过饰非，说“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并与周边国家同舟共济，有效遏制了疫情的发展。”事实上，所谓“非典疫情”就是SARS瘟疫，这个瘟疫并非“突如其来”的，而是在中共的有意隐瞒下逐渐蔓延世界的，台湾是该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对媒体谎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公布北京的非典疫情为“患者十二例，死亡三例”。而这与解放军总医院退休教授蒋彦永了解的情况相去甚远，他于是写信将核实数位寄给国外媒体，信中称，仅他知道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已有六人死亡。一时间蒋彦永成为英雄，但随后受到压力和限制，生活不能如常。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中共中央被迫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18)

面对上述种种劣迹，《白皮书》却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但除了上述事实还有更多的事例可以表明，中共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的：中共广泛窃取外国商业领域的科技情报；中共拒不兑现加入ＷＴＯ所作出的多重承诺；中共违反国际宪章、排斥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三、中共的“和平发展”破坏国际秩序


中共的内政已经是对世界和平是一大威胁，中共的“和平发展”即和平扩张则是直接破坏了国际秩序。

首先，中共热衷于破坏知识产权。《白皮书》说“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做到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中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坚持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这一说法完全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共既无观念创新，亦无体制创新。政治改革成为禁区，观念陈腐是其痼疾，明目张胆侵害外国的版权、专利等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其盗版产品泛滥，已经成为国际灾难，严重性使得美国每年损失上百亿美元，但中共就是不改，连美国也无计可施。(19)

其次，中共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而且制造能源危机。《白皮书》却子虚乌有地说“中国正在通过同世界各国的能源对话与合作，共同维护世界能源的安全和稳定。……同时，中国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不断加大保护生态环境力度，逐步改善生态环境，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事实上中共严重浪费能源，不仅在国内滥垦滥掘、制造连绵不断的矿难；而且大陆生态环境破坏、油田枯竭之后，国际油价进一步哄抬，中共却一步步实施兼并西方石油公司的战略谋图。世人普遍质疑其意欲何为？(20)中共现在通过《白皮书》解释其能源政策，可以说是越描越黑，反而说明它自己确实有国际能源战略方面的高度企图心。世人的质疑看来并非空穴来风。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006年1月9日消息，中海油宣布，将以22.68亿美元收购尼日利亚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45%的权益。入股资金将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资金将来自中海油的“内部渠道”，这显然是来自中共官方的资金。

最后，中共由国家补助低价倾销出口商品的政策，损人利己，不仅伤害欧美国家的制造业，而且破坏第三世界的产业，在国际间造成广泛的失业。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有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背景。由于大陆引进的夕阳工业，转移了庞大的失业人口到世界各国，日本和欧美国家因此发生通货紧缩、造成利率下跌，或是促成房地产价格高企，形成泡沫化经济。不仅如此，中国制造的假货和伪劣食品，荼毒大陆民众之余，已经漂洋过海，成为国际公害。据美国海关的资料，仅2003年，在美国口岸被查获的假冒产品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占了66%，远远高于居第二位中国香港的5%和第三位墨西哥的4%。美国俄亥俄大学Daniel Chow教授认为，如果考虑转口贸易的因素，80%被美国海关截获的假冒伪劣产品都来自中国。(21)而《白皮书》却说中国大陆“质优价廉”的产品，在满足进口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减少了进口国的支出和通货膨胀压力，增进了各国消费者的福利！乃至于1997年以来，随着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每年至少节约数百亿美元的支出”，“仅2004年就节省了近1000亿美元”。这怎么能令人置信呢？


四、中共的“和平发展”伤害各国安全


中共的“和平发展”不仅通过上述经济方式破坏了国际秩序，而且还在经济层面以外的战略层面上，严重伤害各国安全。

首先，中共积极输出核武导弹，扶持流氓国家。所以，中共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多边条约，并没有减缓其发展核武并输出导弹的步伐。在中共的大力输出下，一系列流氓国家获得国际禁运的中程弹道；巴基斯坦、北朝鲜还相继成为核国家，伊朗也即将加入核国家俱乐部，引发严重的国际危机。而这种危机正是中共期待的。中共《白皮书》所谓“在反恐、军控、防扩散、维和、经贸、发展、人权、司法和环境等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不过是中共为改善其国际形像所运用的公关词令，是为中共输出核武导弹、扶持流氓国家的战略进行的掩护，当然毫无诚信可言。甚至可以说，中共“和平发展”这一烟幕，对在伤害了各国安全之后，所注射的麻醉剂。

其次，中共正在“推进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幌子下，试图通过“东盟与中国”、“东盟与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等地区机制，把美国逐渐排挤出局，把亚太国家逐步纳入中共的势力范围。

下面一段话很能体现中共的谋图：“东亚曾出现三种地区秩序或秩序设计，即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美国促进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日本追求的‘大东亚共荣圈’。当前，东亚积极发展的地区主义既吸收了中美秩序中的优点，如经济主义、开放主义、提供公共物品、共用繁荣与发展等，也在避免两种秩序的弱点，如霸权主导、利益至上等，更在警惕日本秩序设计中的糟粕。在这样的态势下，中美的战略关系──包括矛盾、冲突、竞争与合作──均集中体现在对东亚未来秩序的影响上。”(22)

我们认为，中共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等地区机制中的活动，可以提醒世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慎防中共利用“地区安全”的幌子，排除美国、重建“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独霸东亚。


五、阻碍和平进程，提倡国际无序


《白皮书》还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说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共坚持不懈地积极斡旋，先后促成并主办三方（中国、朝鲜、美国）会谈和六方（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日本）会谈，推动各方发表共同声明，缓和了半岛紧张局势，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因此“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促进世界共同安全”。其实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共的“积极斡旋”，也只是一项缓兵之计，用以欺诈被伊拉克战争搅得焦头烂额的布希政府。所谓“先后促成并主办三方（中国、朝鲜、美国）会谈和六方（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日本）会谈”一举，并没有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更谈不上维护了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只不过为金正日政权的苟延残喘赢得了时间，同时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共作出了让步……(23)

正如在中东问题上，中共鼓励“土地换和平”的和谈、重启和平进程，与其在在伊拉克问题上“积极倡导在联合国框架内谋求政治解决”，是出自同样目的——让美国深陷中东泥潭，无法出兵保障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当前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共的手法也是如此，所谓“以多种方式劝和促谈、寻求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妥善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目的，就是尽量拖住美国、尽量消耗其软实力，使得美国无暇也无力东顾，让中共得以修理日本、分化台湾。(24)

综上所述，尽管《白皮书》声称，理想的世界应该是民主的、和睦的、公正的、包容的──其实它是在提倡国际无序化；所谓“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更好地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则是中共企图维持自己在联合国中的特权地位。在我们看来，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这一事实本身，是不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中共在自己的国内生活里，面对自己的同胞，都拒绝由中国大陆的人民自己决定中国大陆的内部事务……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虚伪，可见一斑。究其根本，“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提出，还是因为中共力有未逮，因此企图通过制造国际无政府状态来自我防卫。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认清的。

（2006年1月12日）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965180.html，以下简称《白皮书》

(2)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05/27/content_1585.htm

(3)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05/27/content_1600.htm

(4)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05/27/content_1605.htm

(5)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08/24/content_25813.htm

(6)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09/01/content_28157.htm

(7)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10/19/content_79539.htm

(8)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二十一世纪》杂志1999年6月号，总53期

(9)费学理：《中国飞弹飞越台湾海峡的政治与军事评估》，收录于李节明、唐思合编，张同莹、马励、张定绮合译，《台湾有没有明天？──台海危机美中关系揭秘》，台北先觉出版社，1999年2月

(10)《美若攻华，京核武还击，解放军将领论台海开战》，《明报专讯》2005年7月15日

(11)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7月29日“中国丛谈”节目

(12)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 AI Index: ACT 50/007/2004, 4/6/2004；古原：《全球死刑概况》，中国资讯中心《观察》杂志，2005年4月18日

(13)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200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国（含西藏、香港和澳门）》，2005年2月28日

(14)《风中的尘埃──沙尘暴》，美国《环境与健康展望》2002年3月号

(15)陈湘编译：《中国出口污染，谁之责？》，2006年1月9日多维社电讯

(16）《大陆渔船滥捕　产量锐减　乌鱼子行情水涨船高》，94年1月14日台湾《新生报》6版

(17)美国驻港领事馆文件：《美国国务院官员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强制性》

(18)中新社记者曾利明特约撰稿《披露瞒报疫情第一人：我的生活一切如常；蒋彦永教授称：目前北京公布的数位真实可信》，北京《人民日报》2003年5月22日

(19)《美国采取打假新举措》，《美国之音财经纵横月刊》2004年11月第3卷第11期

(20)《中海油斥巨资竞购美国优尼科》，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005年6月24日

(21)《中国假货一年卖出2000亿 乌鸦是怎么变白的？》，《看中国》新闻2005年2月24日

(22)门洪华：《聚焦东亚：中美的冲突与合作》，《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

(23)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11月10日：《六方会谈──美国再促朝鲜停核计划》

(24)方中《朝鲜为何中断六方会谈？》，马来西亚《国际时报》2005年2月17日



【第二篇】

【中国大陆群众性抗争及中共之对策】


一、中国大陆群众性抗争


联合国负责调查非法枪杀事件的调查员阿尔斯顿写信给中共政府，要求中共提供其在广东汕尾东洲村开枪打死示威村民的详情。（１）

发生2005年12月6日的广东汕尾警方暴力镇压村民抗议的事件，中共官方媒体表示造成3人死亡，但东洲村民说死亡人数高达20多人。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开枪打死民众人数最多的一次。（２）

在我们看来，“六四”事件后中共完全停止了政治改革之尝试，拒不进行村以上的普选，甚至连村一级的选举也是党官们操控的。

中共官方资料显示：2005年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从2004年的7.4万起增加到了2005年的8.7万起，增加幅度达17.5%；此外，参加抗议的人数也从1994年的73万人增加到了2004年的376万人。（3）

2004年10月18日到10月27日短短10天，中国接连发生河南汉回集体械斗、四川汉源十万农民暴动以及重庆万州数万民众冲击政府大楼等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2005年6月14日广东中山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连续多日堵路抗议中共近千武警出动。2005年6月17日河北定州农民流血事件，绳油村农民遭到数百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2005年8月7日湖北大冶市两万民众大规模示威，抗议警察粗暴对待请愿群众。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文章说，中国目前进入“突发公共事件高危期”，每年损失惊人。这些事件最后都恶化成流血事件，造成多名民众死伤，激起强烈民愤。中共把这些事态发展称为“群体事件”。（4）

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共或共产党）为最高权力核心。……中国公民既缺少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和平表达反对意见的自由，也没有更换国家领导人或改变政府体制的权利。……宪法规定司法独立；但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和共产党经常干预司法程式，并对很多案件下达裁决指示。……治安政策和治安人员侵犯人权的事件屡见不鲜。”（5）这就指出了中国大陆群众性抗争事件风起云涌的真正原因：法院既然解决不了问题，民众只有走上街头。因此预料，随着大陆社会两级分化日益严重，群众性抗争事件只能越演越烈。


二、中共不会软化镇压措施


中共是否会软化其镇压措施呢？我们的研究的结论认为：不会。 

1月22日，中共国务院发布《九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国家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预案；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国家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国家核应急预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家通信保障应急预案。中共宣称，编制这9件专项预案，是为了规范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回应程式，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6）但实际上，这是中共“政治事件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的手法。其典型手法是用“刑事罪名”（包括间谍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来处理政治问题。

果然，第二天中新网就发表了胡锦涛的最新讲话《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各类恐怖犯罪活动》。头戴三顶帽子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当天慰问中共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并在“国家反恐怖指挥中心”观看了代号为“长城2号”的指挥系统演习。这次演习是继“长城2003”反恐怖综合演习之后举行的又一次反恐怖演习。胡锦涛发表讲话指出，“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需要动用各项措施，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而为了获得国际间对于中共镇压手段的默认，胡锦涛表示这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因为“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危害，中国也面临着恐怖活动的现实威胁”。显然中共正故技重演，把它自己意图镇压的物件贴上“恐怖犯罪”的标签。（7）


三、中共对策之背景考察


胡锦涛之所以需要掩盖和文饰自己的镇压措施，是因为国际间的压力所致。外交人士透露，中共与美国双方已初步商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2006年4月访问美国（8），显然，胡锦涛一方面急于强化镇压措施，另方面又不想因为大陆的镇压而再次出现任何闪失，导致访美流产，因此小心翼翼，行事低调，但这并不意味他会心慈手软。


（2006年1月25日）


注释

（１）自由亚洲电台2005年12月20日

（２）路透社2005年12月6日报道

（３）《中国事务》杂志2005年第九期

（４）新华社2005年8月7日讯

（５）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200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国部分（含西藏、香港和澳门）》，2005年4月1日

（6）中新社2006年1月22日讯

（7）中新社2006年1月23日讯

（8）香港《文汇报》2006年1月22日报导



【第三篇】

【中共的网路控制与新闻封锁】


一、中国大陆网路控制与新闻封锁变成国际问题


中国大陆在中共独裁统治下，不仅没有基本的新闻自由，连自产自销的新闻法规也不被遵循。中共中央宣传部成为大陆言论世界的判官，从毛泽东到现在的异议人士因此都把中宣部叫做“阎王殿”。 更为严重的是，中共还对新兴的网路世界下手，不仅自制“金盾工程”封杀大路用户与国际网路的连接，而且监控、限制、封杀大陆用户的政治言论空间，甚至不惜逮捕、判刑，处置“过激言论”。活生生地注解了何谓“铁幕”——金盾就是网路世界的铁幕。

最近，中共又有新的动作，那就是利诱古狗（Google）、微软（Microsoft）、雅虎（Yahoo）、思科（Cisco System）四大网路公司，协助箝制网路言论自由。例如古狗在中国地公司用两套黑名单移除搜索结果，且在结果中增加中国大陆内网页的数量。古狗中国运用其最好的搜索结果排序技术帮助中共，并已成为中共政府的宣传合伙人：当搜索被中共政权设为“高度敏感”的关键字时，即便你将搜索范围设置为“所有网站”，古狗中国仍会将之偷偷地用“重定向（redirection）”将搜索范围切换为“中国的网页”。这样，搜索结果就是严格符合党的要求的。而对“次敏感”的关键字，古狗中国用更隐晦的手法来改变搜索结果，也就是说它只将被列入黑名单的网站移除。但这已足以符合中共的宣传想达到的目的。比如，用“伊拉克+美国”进行搜索时，古狗中国遮罩后的新闻搜索结果只强调布希总统在美国、伊拉克和全世界获得的支援少得可怜，而在虐囚事件中，美国军队有多么的伪善。除遮罩外，还增加中国内网站：在中国境内使用古狗（google.com）和古狗中国（www.google.cn）时，搜索结果内还会被加进更多中国境内的网站，这些网站通常都是紧跟中共的宣传政策的。由于排序规则的影响，如此巨大数量的互相之间密切相联的网站将对其他网站起到“稀释”的作用，而迟早会使海外网站被排列到后面去。比如，在美国境内使用古狗（google.com）时，搜“伊拉克+美国”能得到1,950,000个结果，在中国境内使用古狗（google.com）（通过代理伺服器），能得到4,960,000个结果，而用古狗中国（www.google.cn）则得到4,850,000个结果。古狗图像搜索和古狗新闻搜索与古狗网站搜索的情形非常相似。

当一个辞汇被列入黑名单后，古狗中国会不发出任何警告就悄悄的将搜索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网站。这样，搜索结果与用同样的关键字在海外的搜索相差甚远。陈水扁(Chen Shuibian) “六四”“王丹”“法轮功”“九评”等都是“高度敏感词”。被列入古狗中国的网站黑名单的有以下网站：自由亚洲电台（rfa.org）、美国之音（voa.gov）、博讯新闻网（ peacehall.com）、BBC（ bbc.co.uk）、自由时报（libertytimes.com.tw）、中国人权（ hrichina.org）、人权观察（hrw.org）以及法轮功的网站。当有搜索结果被移除时，用户只能在页面最底端才能看见一个中文的警告：“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份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不过，当古狗中国将更多的中国境内网站加进搜索结果中时，它没有给出任何警告。

要检查一个网站是否被封，只需用中文输入“中国”（或其他任何字比如“测试”）。如果网站被封，搜索结果将是〇，一个警告资讯会出现。要测试一个辞汇是否被列入黑名单，只需到古狗中国（www.google.cn）上输入该词并将搜索范围设为“所有网页”。如果古狗中国自动将搜索范围重设为“中国的网页”，就说明这个辞汇已在黑名单上。（1）


二、美国国会向中共的铁幕行为说“不”


中共如此肆无忌惮地胁迫美国公司屈服于其淫威，结果迫使美国国会议员不得不考虑制定法律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屈服。

针对古狗、微软、思科、雅虎等企业在中国大陆的运作方式，负责向美国国会提出建议的“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芭特萝姆表示，目前的情况让人担心，最终很可能是中国改变了网路，而不是网路改变了中国。美国政界人士与人权团体同声谴责古狗、微软、思科、雅虎等科技公司与中国当局合作，协助中国对网路言论、新闻进行筛选。美国众院人权问题核心小组在简报中指控说，这四家美国公司为求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将利益置于原则之前。（2）

美国众院人权小组一日举行听证会，指责这四家美国公司协助中国箝制新闻及言论自由，但这四家公司都未派遣代表出席，只提供书面说明。此前，美国政府曾要古狗公司提供有关用户上网搜寻行为的资料，但遭到古狗公司的拒绝——古狗对美国政府倨傲、对中共政权恭顺的无耻态度，加深了外界对这些商业公司的批评。微软遭受批评的主因，是该公司2005年底在中共秘密警察单位的要求下，关闭了中国大陆一个批评中宣部的博客网站；雅虎则向中共秘密警察机构提供记者师涛和海外民运组织的电邮纪录，致使师涛被判刑十年；至于思科则向中共出售监控网路的设备和技术。（3）这项简报是由众院人权小组(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所召开，由共同主席蓝托斯（Tom Lantos，加州，民主党）众议员主持。由于小组不属众院法定章程组织，不具强制令。四大公司以行程另有安排，事先均拒绝派代表出席简报，仅以书面或是发表声明代之。四家公司在1日的简报上遭到强烈批判。负责向美国国会提出建议的“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曾提出，希望美国国会能促进资助针对中国的反网路监督活动，并要求美国企业在遭受中国胁迫合作时，必须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


三、扑朔迷离的网路战


最近大陆民运组织“解龙将军之友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动态网为什么长期偷换遮罩封杀解龙将军的网址？》，指出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动态网”是中共办的，因为它一直偷换解龙将军的网址：只要进入动态网提供的解龙将军网址，就只能得到死的结果。请看：http://dongtaiwang.com/do/za_Z/tttLbDa2v2NvxzLx0X/ZbwDA3z/books.htm；读者可以发现，动态网还从“无界网路”移植这个镜像，可是在无界网路那里，这个镜像却是活的：http://www.ultrareach.com/publish/books_s.htm；动态网处心积虑用这种偷天换日的办法，桃代李僵，把解龙将军真正的网址遮罩起来：http://www.geocities.com/dragon_slayercz/。该声明指出，“更令人气愤的是，动态网以前是直接偷换解龙将军的网址的，也就是http://www.geocities.com/dragon_slayercz，结果使得解龙将军的这一网址在“google”里无法找到了。后来“无界网路”接通了解龙将军的这一网址，现在‘动态网’又故技重施，偷换遮罩封杀无界网路里面的解龙将军网址！动态网真的是在推行斩尽杀绝的策略。”（4）

至于“动态网”这次为何出来揭露中共的网路封锁，实在莫名其妙处何在。也许是为了扮演红脸，以便进行更深层面的反间工作。这个事例可以表明，网路世界太复杂了，真真假假，需要认真明辨。


（2006年2月7日）


注释

（1）《动态网揭古狗中国运作黑幕》，《博讯》2006年2月7日

（2）《四大网路公司辩护声明：大陆管制新闻 促美介入》，美国《世界日报》2006年2月2日

（3）《讨论：中国政府压制网路言论自由》，《美国之音》中文部2006年2月5日

（4）

http://www.network54.com/Forum/115154/message/1139248905



【第四篇】

【中国大陆维权运动方兴未艾】


一、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纪要


2003年3月中国大陆爆发SARS疫情，是其维权运动的起点。当时中共正在召开“两会”，江泽民因此禁止疫情消息公开。事件发生后，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是刻意采取隐瞒态度，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在中国生活、学习和旅游，都是安全的。”（1）结果在共军301医院工作蒋彦永大夫，知道仅在共军“309医院”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全部数字。他因此写信给美国《时代周刊》，揭露了这个全球瘟疫。（2）这事让中国民众认识到：一个政府如果剥夺民众的知情权，民众的生命就受到威胁。天灾加人祸，使老百姓意识到“维护自己权益”也就是“维权”的重要性。从此民间力量与中共官方屡屡冲突。

仅2004年以来发生严重暴力冲突的维权事件就包括以下七项：

1、2004年10月4日陕西榆林政府袭击和抓捕农民的三岔湾惨案。

2、2004年10月19日重庆万州数万人为抗议警察打人进行暴力抗议。

3、2004年10月底，四川汉源10万农民为抗议强制建大坝发动抗议。

4、2005年4月10日，浙江东阳20万农民为抗议污染与警方对抗。

5、2005年6月11日，河北暴力袭击失地农民，造成6人死亡的定州惨案。

6、2005年秋天的广东太石村事件。

7、2005年12月6日广东汕尾东州镇12-6血案，有外媒称大约30多农民被军警开枪杀害。（3）


二、太石村维权活动事件


在上述事件中，最著名的维权事件就是2005年7月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对现任村主任进行罢免的一次维权活动。村民出于对村民委员会的不信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组织了一次提请罢免程式。但中共政府的对立态度却使得事件升级，并使得罢免失败。不过，罢免事件却因部分人大代表及其它有影响人士的参与、大量媒体的曝光评论与当地政府的武力阻挠，而获得广为关注。中共地方政府认为这是“少数别有用心介入”，村民受到“煽动”导致的非法集结、围堵村委会、干扰政府正常工作的恶性事件。（见9月30日《番禺日报》）中共“中央政府”对这事件从一开始一直保持沈默态度，后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10月11日例行记者会答问中，用了“村民维权事件”一词。后来中共《人民日报》也被迫发表了支援村民合法抗争的评论文章。但大陆媒体从9月底开始都被迫不再报道太石村罢免事件（除当地《番禺日报》），国内网站基本都撤下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与评论。这显然是“中央政府”禁止下的结果。

可以说，这次维权活动民众取得了部分胜利。这是因为大陆国内大多数人认为村民采取了非暴力抗争与理性态度，尽量按照法律程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舆论普遍同情支援太石村民的抗争，并对最后罢免的流产表示失望。中共地方政府，由于出动大批警力武力实施抓捕和维持秩序，受到广泛批评。大陆内外媒体对于此次事件也保持了相当大的关注，但大陆媒体的报道多截至于当地政府与罢免事件参与者发生冲突前，报道媒体主要有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新京报等，大陆以外媒体主要有BBC、联合早报、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参加了报道。（4）


三、维权运动具有护宪意义


大陆知识界不少人士认为，维权运动就是护宪运动。中国必将实现宪政的理想，在中国大陆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共识，但是，中国大陆民间的这一轮努力，能否避免动荡和流血，则是许多人都关切的问题。太石村事件意义之所以非同小可，就是因为这一事件如何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中国能否和平地走向宪政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对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前景发生巨大的影响。

现在中国大陆社会，愈来愈发展成感官文明，就是说越来越看重人们眼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聪明人都去学工程，都去赚钱，大众却愈来愈忽略精神文明。中国大陆最近公布了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在大陆社会，人和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起码的关怀。社会风气的这种败坏，和人们心里的道德约束的减弱，有直接关系。

以民间维权为起点，还要依靠社会的自发组织功能，维权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准结社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环保组织已经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民间组织对于官方权力可以起到监督作用。正因为迄今为止民间组织的力量太弱，中国大陆这么多共产党书记才沦为刑事犯罪分子，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确实遭到滥用。


四、高智晟事件具有指标性质


太石村事件以后，具有指标性质的维权事件有高智晟事件。

高智晟，41岁，来自陕北，通过自学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表现出色，曾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律师，免费为贫困弱势人民打官司仗义直言，享誉国内外；近年来经常接受维权案件，被称为人权律师、中国的良心。

2005年12月10日, 丹麦大报《贝林时报》发表了该报驻上海记者克里斯丁娜. 鲍楚普(Christina Boutrup)文章，题为“不屈的中国英雄”。指出2005年高智晟已被警方问讯过20多次。引发这次高智晟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他在10月18日写给中国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信中他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以及停止对宗教信仰的镇压。他写道：“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每一天，都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在发生。”北京市司法局是在高智晟拒绝收回这封公开信之后，开始对他进行报复的：一个星期，10月26日，他就受到北京地方政府的电话警告。又过了一个月，北京市司法局约见高智晟，当面通知他本人：高智晟律师事务所停止执业一年。高智晟拒绝屈服，他多次上网发布文章，公开斥责中国政府以极其下流的黑社会手法24小时围堵、跟踪他全家；因此大陆内外声援他的运动此起彼伏，掀起了维权运动的新高潮。（5）

在高智晟的倡议下，中国各地维权人士从2月4号早上6点锺开始，进行全国性接力绝食活动，抗议中共政权采用黑社会手段，殴打公民和暴力迫害。 2月6日，北京爱滋病维权人士胡佳也开始了48小时的绝食。中国大陆已有百人表示将参加接力绝食，其他知名人士包括郭飞熊、赵昕、齐志勇、王国齐、任畹町、贾建英、李海、藤彪、李和平及杜导斌等。 与此同时，香港、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地民间团体和个人已开始同步接力绝食行动，声援国内民众维权抗暴。真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6）

中国大陆维权运动，方兴未艾。（7）


（2006年2月27日）


注释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新华社2003年4月4日北京消息。

（2）美国《时代》周刊2003年4月9日。

（3）任不寐：《上访浪潮与中国政治危机──2005年12月17日在台北人权讲座上的发言》。

（4）英国BBC网站中文部2005年10月6日。

（5） 苏晓康：《维权律师高智晟事件的启示》，《大纪元》2005年11月17日。

（6）亚微：《中国维权人士发起全国接力绝食》，美国之音中文网2006年2月 6日。

（7）《中国维权接力绝食抗暴运动暂行程式》，博讯新闻2006年2月9日。



【第五篇】

【中共外交领域是否出现两条路线之争】


从种种迹象研判，中共外交领域可能正在形成两条路线之争。其中强硬路线的指标人物是李肇星，其温和路线的指标人物是沈国放，目前是强硬派得势而温和派失势。而这两条路线的戏剧性交叉，就出现在一周之前。下面尝试论之。


一、强硬路线的指标人物李肇星


中共外交部部长李肇星3月7日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就国际形势和中国大陆政权的外交政策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李肇星在回答提问时，以相当夸张的表情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说“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重要原则”，然后诡辩说这个原则“体现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和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等重要文件中”。（1）而完全不顾及“彼中国非此中国也”。

李肇星因为要坚持强硬姿态，故其言说充满逻辑悖谬；其悖谬行为还延伸到了中共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上。作为“职业外交官”的李肇星，竟然宣称，茶水也可以算是军用物资：“实际上，很难说得清楚什么叫军用，什么叫民用？比如说这杯茶，我和姜主任喝了就是民用，那要是当兵的喝了就是军用？说得清楚吗？”（2）完全暴露了他名为外交官，实为中共党棍的真实面目。


二、温和路线的指标人物沈国放


与强硬路线的指标人物李肇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温和路线的指标人物沈国放。也许并非巧合的是：仅仅在李肇星记者招待会过后的第二天，沈寂了相当时间的沈国放再次露面，主持公开论坛。

据共产党北京的香港《大公报》报导，曾被目为中国“外交希望之星”的沈国放，自2005年年年底由“外交部长助理”调任该部下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之后，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2006年3月8日晚间，沈国放首度再次出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并利用自己主持“开放式讨论会”的形式，邀来中共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和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两名和李肇星同等份量的外交官员，大谈中国“应继续韬光养晦”，并发表了“应以外交帮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个人见解”。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沈国放好像不是在唱独角戏，而是与吴建民和龙永图这两位配合默契：作为讨论会的主持人，沈国放将发言的机会主要留给了吴建民和龙永图。不过，他所设定的这一讨论会的主题“中国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应如何清醒认识自己”，却是由他自己亲自对全体与会者做出解释的。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他还不时配合吴建民和龙永图这两位发言者，与听众进行插话交流。大力推销中国现阶段还应该继续遵循“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路线，以减少发展和崛起过程的阻力——这一观点不仅是他们三人共同赞成的基本观点，而且与前一天咄咄逼人的李肇星记者招待会，正好是针锋相对的。

在最后的时间听众提问，针对一位听众提出的“像‘华为’这样向海外拓展业务的中国企业如何克服欧美等国对其雇员的拒签关卡”，沈国放接过话筒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第一，中国企业要学会借助外交部门的外交资源；第二，中国外交部门也要争取将这样的问题纳入外交交涉层面，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显然是对中共现行外交机构的婉转批评。 （3）

值得注意，这次不乏和李肇星记者招待会有较劲意味的讨论会，虽然是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的一个会议室举行的，但并不是内部的闭门座谈，而是邀请公众参加并开放给媒体采访的。最有意味的，会议的参加者们，除了包括法新社等外国媒体在内的多家媒体外，还有外交学院、北外等高校生以及私营企业主等一般公众——岂不正好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记者招待会？沈国放在讨论会结束后还陷入了听众的包围，并与听众交谈并答应了许多人的合影要求，但一直没有谈及有关自己工作调动或个人的问题。 

如此看来，所谓“争鸣记者”蓝斐写作的《沈国放的罢官和绯闻》一文（4），其断言是颇为可疑的：“对于沈国放的突然罢官，外界有不少揣测，有的推断是中南海内权力斗争的结果，有的认为与一宗银行案件有关，莫衷一是。据北京政界人士分析，如果沈国放牵涉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应该会有更严重的惩罚。 ”这个断言之所以可疑，前述3月8日的“沈国放记者招待会”，已经作出了充分的注解。

此外，以沈国放一位失意的“前外交部长助理”，如何能调动比他位高权重的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和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来与李肇星唱对台戏？我们以为，沈国放、吴建民、龙永图的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甚至是有后台背景的。只是这位后台人物目前不便亲自出面，因此由沈国放、吴建民、龙永图等人出面上阵。


三、沈国放的后台可能是钱其琛


我们认为，沈国放、吴建民、龙永图等人后台很可能就是沈国放的恩人和拔擢者钱其琛。被誉为“中共外交教父”的钱其琛，自1988年起至2003年，专任或以副总理身分兼任中国外交部长达15年。正是在他手下，沈国放一步步得到提拔。然而2003年3月，时年75岁的钱其琛退休后，沈国放即开始失势，直到两年半以后（2005年年底）退出外交领域。

在沈国放、吴建民、龙永图等人3月8日的讨论会结束不到一周，钱其琛退休后所著《外交十记》一书的英文版推介会，3月14日晚就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亲临招待会的钱其琛表示，他相信随着中美交往的增多，两国各界人士处理问题的方式会更加成熟，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推动力量会更加强大，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也一定会更好。钱其琛强调，“处理大国关系，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历史启示我们，只要我们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同时，也了解对方的关切，只要我们坚持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够减少摩擦和误解，增加了解和相互信任”；“展望未来，全球化将给国际关系带来更加深刻的影响，各国利益也将进一步交融。”（5）

显然，钱其琛的这些言论与李肇星的上述言论大相径庭，显示他可能就是沈国放、吴建民、龙永图等人的后台，也显示“中共外交领域两条路线之争”的可能存在。


（2006年3月15日）


注释

（1）（2）新华网2006年3月7日“两会报导”。

（3）香港《大公报》2006年3月8日。

（4）《大纪元报》2006年1月27日。

（5）美国纽约《侨报》2006年3月14日。



【第六篇】

【中共已被美国列入“流氓国家”的行列】


（一）


“流氓国家” （Rogue Nation，又译“无赖国家”） ，又称“邪恶国家”（The Evil Country），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用来称呼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北朝鲜等反美专制国家的术语。在阿富汗与伊拉克受到美军占领后，这一国家的名单已经缩小为伊朗、叙利亚、北朝鲜三国。

但是在2006年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年度全球各国人权报告”，却显然扩大了邪恶国家的行列：猛烈抨击中共政权严重侵犯人权，指责中共政权是全球少数几个“最彻底”违反人权的政权。

这份检讨2005年全球将近二百个国家境内人权纪录的年度报告提及流氓国家时表示，“权力集中在有权无责统治者手中的国家，很容易成为全球最彻底违反人权国度。”除中共政权外，另有六个国家遭美国点名抨击，分别是伊朗、北韩、缅甸、津巴布韦、古巴和白俄罗斯。显然，中共已经被美国正式列入这一广义的流氓国家的行列。美国在报告中总结说，前述七个国家境内人民的基本权利“遭到大规模剥夺”。

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般的人权指控，而且意味着美国正在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例如，在这七国中，美国抨击中共政权和伊朗的措词最为强烈。伊朗因其引发争议核子计划，可能面临联合国安理会祭出制裁措施，受到美国指控故属合宜；但中共政权的主席胡锦涛预定下个月就要走访华盛顿，美国何以不顾气氛，而对中共作出如此指责？

在中共政权方面，报告表示，中共政权的人权纪录“依然恶劣”，并指控中共政权严重侵犯人权。报告说：那些公然倡议反对当局政策或观点，抑或向当局表达抗议者，面临遭到中共当局和治安部门搔扰、拘押和下狱命运。报告也强调少数族裔团体和一些信仰团体遭中共当局镇压情况，尤其是维吾尔族，西藏人，以及法轮功团体。

针对中国的情况，报告指出，中共政权的人权纪录仍恶劣，而且持续侵害人权。中共当局及其安全主管单位威吓、拘捕及囚禁那些它们认为会威胁到当局权威的人，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中共政权还采取措施严加管制印刷、广播及电子媒体，并且检查网路内容。

报告指出，中共政权妨害人权问题还包括限制宗教、集会及旅行自由，尤其是针对政治上具敏感性及地下宗教领袖。

报告也提及中国社会动荡问题，而一些抗议行动都被武力镇压。对于少数民族的迫害并未消除，尤其是对维吾尔族人和西藏人。对于一些信仰团体，例如法轮功团体，仍持续打压。

美国助理国务卿罗文克朗(Barry Lowenkron) 3月8日在美国国务院发表这一年度人权报告的同时表示，报告批评中国在去年加强对互联网和媒体的审查、骚扰和关押那些挑战中共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其目的是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下个月访美后，双方能敲定新的人权对话框架，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侵犯人权的问题。因为尽管该报告已经把中共列入流氓国家的行列，但还希望能促使中国的个人自由得到扩展，保护一些宗教活动。（2）

法新社指出，美国政府在最新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中抨击中国和伊朗侵犯人权日益严重，并把这两个国家贴上“最有组织的”人权侵犯者的标签。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称巴尔干和非洲的大湖地区的人权、民主和法规已获得“明显的改善”，但伊朗和中国的侵犯人权问题却日益严重。（3）

被美国列为“权力集中在不负责任的统治者手中的7个国家”是中国、伊朗、朝鲜、缅甸、津巴布韦、古巴和白俄罗斯。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称这些国家封闭和极权主义体制，已剥夺了其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权。美国国务院还在人权报告中对伊朗进行了特别的抨击，称在伊朗总统内贾德上台后，伊朗的“早已恶劣的人权纪录和民主变得更加严重”。

美国的人权报告在谈到中国时，指其“人权纪录仍然恶劣”，并指责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报告还称，那些反对政府政策和观点的人面临着“政府和安全当局的骚扰、关押、判刑”。报告还强调，一些要求获得经济补偿的示威者，已遭到政府的暴力镇压。

美国国务院介绍说，3月8日发表的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对2005年世界上196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回顾评估。

报告详细回顾了每个国家对保护和促进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权利做出的承诺，这些权利包括公民权和政治权，如言论自由、宗教和新闻自由、公民选择政府的自由以及工人权利。报告还包括有关强制性失踪、监禁、酷刑以及因种族、性别、残疾、语言及社会地位所产生的歧视的内容。

在《各国人权报告》发布一个月后，美国国务院通常还根据国会授权发布《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作为后续报告。后续报告概括了美国为解决人权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国务院还通过有关宗教自由和反犹太活动的年度报告对具体国际人权问题的现状进行监督。


（二）


2006年3月8日，外交部长李肇星今早回应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时指出，中国按自己的宪法办事，不希望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事务说三道四。

另外，对于美国人权报告关注人大常委会释法，决定香港在〇七及〇八年，不会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及立法会。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表示，人大常委释法，是香港法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份，因为人大常委依法具有最高权威解释基本法，而香港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香港法院有权解释.他说，直至去年底，香港法院已经五十多次解释基本法。

港府则强调，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基本法的权力，并无对香港司法独立，法治及高度自治有任何影响。 


（三）


根据估计，中国有超过3万名的网路警察，这是全世界最大最严密的互联网过滤系统之一。 中国庞大的互联网警察群忙着从网上公布栏删除恼人的用词如“言论自由”和“人权”。 

纽约时报8日报导，中国的网路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包括诈骗高手、卖蛇油的，还有构成严重社会问题的罪犯都急切地要从这里宰杀消费者。从一开始网上商店厚着脸皮贩卖可以下载的盗版音乐和电影，现在中国商家已经将产品扩展到毒品和色情、赃车、手枪甚至移植器官。 

中国有1亿1千万网路用户，仅次于美国，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China Internet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去年符合中共政权定义的网上交易收入为690亿美元，比前年成长58%。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新闻研究所中国互联网专案主任肖强( Xiao Qiang，音译)说“中国网路是一个野蛮荒唐的地方。” 

在任何一个中国的搜寻引擎上键入敏感政治词汇，例如“天安门”或是“法轮功”，电脑可能当机或是提供一些经过审查的网站。不过键入“火辣色情hot sex” 或“禁药”(illegal drugs)这类词汇就会出现几十个可以下载色情电影、线上赌窟甚至可以买海洛因的网站。各类诈骗蓬勃兴起。 

本周稍早，电子湾(eBay )拍卖网站一名中国用户提供他的肝脏或肾脏拍卖 10万美元。电子湾星期一表示，该网站禁止贩卖人体器官，并且删除了这项拍卖。 

大部分这类网站都是被法律禁止的。在一个违法者可能被判处3到10年有期徒刑甚至死刑的国家，互联网警察怎么会让这类时情发生？分析师认为互联网的成长产生太多的网站。相反地，缺乏关闭这类网站的诱因，特别是，政府持有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电信公司甚至国营网站因为这些而获利。 

类似古狗的百度搜寻引擎每天票选10大美女。去年8月开设的51.com社交网站到现在才几个月，已经有300万注册用户，大多是15到25岁，他们制作个人网页并进行线上交友。


（四）


《200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

中国部分(包括西藏、香港和澳门)摘译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发布

2006年3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警察和军队最高层的几乎所有职务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最高权力属于由24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及其由9名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胡锦涛总书记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三个最有权势的职务。党的权威主要依赖于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党对人事、新闻媒体和安全机器的控制以及不断提高中国13亿人口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文官政府总体上对安全力量保持有效的控制。

政府的人权纪录仍然不良，政府继续从事大量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政府和安全当局更多地骚扰、拘押和监禁被认为威胁政府权威的人士。政府还采取措施对印刷、广播和电子媒体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并对网络内容进行审查。人们要求纠正处理不公的问题所引发的抗议活动大幅增加并受到压制，有时遭到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2005年，中国在法律改革方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展。但为提高司法权威和减少警方和安全部队独断专行的行为所拟定的某些重要措施陷入停顿状态。政府采用的新的宗教事务法规扩大了对注册宗教团体某些活动的法律保护，但因未能保护未注册的宗教团体而受到批评。

报告记述了下列人权领域的问题：

-- 拒绝给予[人民]更换政府的权利；

-- 对被拘禁人员实施肉体虐待导致死亡；

-- 对囚犯实施刑讯逼供；

-- 对被认为威胁党和政府权威的人士进行骚扰、拘押和监禁；

-- 任意逮捕和羁押，包括非司法性的行政拘留、劳动教养、以精神病为名拘禁及延长审判前的拘留期或在拘留期禁止与外界接触；

-- 司法部门受政治控制，对某些案件的处理，特别是涉及异议人士的案件，缺乏合法程序；

-- 羁押政治犯，包括被判泄露国家机密罪和颠覆罪、曾被判现已废除的反革命罪及因涉及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事件而被监禁的人士；

-- 对异议人士实施软禁和其他未经司法部门批准的监视和拘押；

-- 检查公民的邮件、监听电话和检查电子邮件；

-- 采用强制性的限制生育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强迫堕胎和绝育；

-- 加强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限制；查封报章杂志；查禁政治敏感的书籍、期刊和电影；干扰某些广播信号；

-- 限制集会自由，其措施包括拘押和虐待参加示威和请愿的人士；

-- 限制宗教自由，控制宗教团体、骚扰未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并拘押其成员；

-- 限制旅行自由，尤其对政治敏感人物和地下宗教人士；

-- 强制遣返北韩难民，对很多难民未能提供充分保护；

-- 政府腐败现象严重；

-- 增加对国内外独立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监督、骚扰和限制； 

-- 贩运妇女和儿童；

-- 对妇女、少数民族和残疾人存在社会歧视；

-- 压制藏族地区和新疆穆斯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

-- 限制劳工权利，包括结社自由、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权以及劳工健康与安全；

-- 强迫劳动，包括监狱劳动。

2005年度，在人权领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政府将死刑批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支持某些地方对警方审讯犯罪嫌疑人进行记录的试验，限制对未成年人、老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行政拘留。3月间，政府官员说，在私人住宅举行的家庭圣经学习会无需向政府登记，并表示法律允许对未成年人进行宗教教育，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保护妇女权益法律的一些修正案，包括一项规定性骚扰为非法行为的修正案。政府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关于禁止就业歧视的第111号公约。政府还接待了国际人权监督人员的访问。

西藏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县和自治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西藏自治区内的人口为240万人，自治区以外的自治县和自治州内的藏族人口共有290万人。

保持和发展藏族地区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及保护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仍然是令人关切的问题。政府严格控制有关藏族地区的信息并严格限制外人进入藏族地区，因此难以准确判断人权受到侵犯的程度。

政府在中国藏族地区的人权记录依然不良，宗教自由受压制的程度仍然很高。政府继续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达赖喇嘛，并惯于将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与同情分裂主义联系起来。

当局继续严重侵犯人权，包括施以酷刑、任意逮捕和关押、对异议人士采取软禁和其他非司法性监视手段、不经公开审判而羁押、压制宗教自由以及任意限制迁移自由。

藏族地区出现的积极动向包括政府同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了第四轮对话。8月，政府首次允许一个国际代表团在西藏自治区同获释的政治犯平措尼珠(Phuntsog Nyidrol)见面。11月，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首次访问了西藏首府拉萨。

香港

香港人口约为690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总法《基本法》明文规定，香港除防务和外交事务外享有高度自治。《基本法》保障各项基本权利，并提出进一步推动民主化以及为在2007年后实行普选制而努力。

香港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推选，选举委员会的800名成员分别经直接选举、间接选举或任命产生。行政长官任命并领导其他主要政府官员。在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于3月辞职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定应由署理行政长官任满董建华未完成的两年任期。《基本法》极大地限制了立法会的权力，立法会的60名议员中只有一半是经民选产生的。现任立法会议员在2004年的选举中产生，任期4年。尽管选举在总体上被认为是自由与公正的，但在选举之前的几个月出现了有关选民和政治评论员遭到恐吓的指控。文官当局总体上对安全力量保持有效的控制。

香港政府总体上尊重居民的人权，但据报告在人权方面存在着以下问题：

-- 居民更换政府的能力及立法机构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受到限制

-- 自我审查的问题继续令人关切

-- 对妇女施暴和歧视

-- 劳动者组织工会并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受到限制

澳门

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除防务和外交事务外享有高度自治。澳门人口约为450,000人，澳门居民拥有基本自由并享受着受到法律保护的各项权利。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总法也叫《基本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3年颁布。澳门政府由一名行政长官领导。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的300名成员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会由人大任命的60名澳门代表和40名内地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选举产生。9月，选民在分区直选中选出了立法会29名议员中的12名。功能利益组别选出了10名议员，另外7名议员由行政长官任命。《基本法》不把以普选方式产生全部立法会议员作为最终目标。文官当局总体上对安全力量保持有效的控制。

澳门政府总体上尊重居民的人权，但在一些领域存在着问题。据报告有以下侵犯人权的问题：

-- 居民更换政府的能力受到限制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五）


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前述的记者招待会上， 李肇星竟然独出心裁地宣称：在今年的军费增加之后，中国的军事预算仍然比美国军事预算少得多，“中国人均军费是美国人均军费1/77”！李肇星进一步诡辩说：“我认为看事情要看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光看一个数字，譬如说一个百分比，而忘记这个百分比后面，譬如说前年的底数、去年的底数是多少。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向你推荐看一看新华社刚发的一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廖锡龙将军的采访，发表在今天的《北京日报》上。”（5）（5）新华网2006年3月7日“两会报导”。

种种迹象显示，作出“中国人均军费是美国人均军费1/77”这样的对比，并不是李肇星个人的一时兴起，而是代表了中共扩张军备的极度野心。

显而易见，“中国人均军费是美国人均军费1/77”是一个典型的中共强硬派指标：用“人均军费”来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用“人均军费”来强化扩军备战的理由，用“人均军费”来激励自己向着第一军费国家前进。——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国际社会务必对之严密监视。


（另起一页）

【附录之二】

（另起一页）



【第一篇】

【2008年西藏暴力冲突及其预后之分析】


1959年3月10日，藏人大规模抗议中国统治的行动失败，达赖喇嘛和许多藏人逃出西藏、开始长期流亡。为了纪念这个事件，藏人每年都在3月10日举行纪念活动；2008年3月10日藏人开始发动和平示威，逐渐演变成为街头暴力，从3月14日开始，抗议活动里出现了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式的对抗，中国政府派遣大批军警前往镇压，造成更大规模的死伤。3月16日约有两百辆军车，每辆载运数十名武装士兵驶入拉萨，大部分空荡荡的街头，有武装车辆和军车在巡逻，以及士兵在搜查建筑物，街头的扩音器一再广播“认清敌友，维持秩序”的口号。连日来，中国政府已经派遣了数万名军警前往镇压，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驾驶装甲车在拉萨的街头巡逻，他们一字排开扫街，甚至进入每一家民宅检查，搜捕任何一个可疑份子。初步估计抗议事件造成十六人死亡，而镇压活动则至少造成八十多人死亡。

2008年3月的西藏，就这样震惊了世界，而且这一局势还在演变之中，对国际政治的战略格局已经开始发生深远影响，下面从几个方面予以分析论述。


一、藏人抗暴活动的基本力量


拉萨等地藏人的抗议基本有两股力量合成：

1、底层民众；

2、西藏流亡政府。

先看底层民众部分。

早在2007年7月18日《中国时报》就报导过，五百藏民为了争夺冬虫夏草进行械斗，造成六死一百一十一伤的悲剧。那是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邓波乡与桑堆乡的藏民，因争夺冬虫夏草利益日前发生冲突，有藏民遭自步枪及手榴弹攻击。事后，四川当局已派出至少一千名武警及特警前往县城防止冲突再次爆发。事件发生后，一千多名桑堆乡藏民包围县政府，要求惩凶。显然，这是由于底层民众生活艰困造成的，所以这次拉萨事件我们看到许多喇嘛以外的藏族青年参与冲突就毫无奇怪。县级行政单位的同族之间的经济冲突尚且死伤上百，省级行政单位异族之间的全面冲突，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伤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再看西藏流亡政府方面。

拉萨事件从藏人纪念反抗中国统治失败四十九周年的几天和平抗议演变而来的。尽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说西藏发生的事件超出了他的控制，但是他的威望和流亡政府的网路却对组织藏人的抗议活动起了催化作用。

3月18日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对记者说，如果家乡西藏的暴力变得恶化，他就要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内的职务。他同时否认了中国当局所说的他是拉萨骚乱事件主谋的指控。在回答BBC记者提出的他怎样看藏族示威者袭击汉人和商店的问题时，达赖喇嘛表示，“这是错误的。不要诉诸武力。焚烧（商店）是暴力；屠杀也是暴力。我们必须与汉族人和平共处。”记者曾问达赖，他是否警告过藏族示威者，如果他们的示威活动变得暴力，他就将“隐退”。达赖喇嘛回答说，这个问题在1987年的事件中就有人问他；他那时就回答说，如果事情变得无法控制，那他别无他法，只有选择隐退，今天他也持同样的看法。

“达赖喇嘛”的称号是终生的，因此达赖的秘书对BBC解释说，达赖奉行非暴力政策，如果藏人不想听从他的忠告并拿起武器，那么，他的就将辞去作为他们的发言人的角色。然而，这位元发言人也说，没有迹象显示藏人正拿起武器；即使是中国当局也没有指责藏人在这样做，因此，达赖没有从目前的位置上隐退的可能。

早些时候，中国总理温家宝指责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策划了西藏的暴力抗议。中国官员说，他们有证据表明，拉萨的骚乱是达赖喇嘛组织的。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则表示，他被当作了替罪羊。达赖喇嘛表示，他仅仅寻求西藏在中国统治下取得自治。但温家宝说，北京认为达赖喇嘛说谎，他实际上是在寻求西藏独立。

从目前看，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虽然遭到重大损失，并将因此在以后会受到中共的秋后算账和持续报复；但事件的最大输家却是中共，并且十分可能导致北京奥运会受到抵制。至于赢家，则是中国周边深受其威胁的其他国家，以及深信“中国威胁论”欧美诸国。


二、藏人抗暴活动的基本方式


3月16日新华社长篇报导暗示：当地藏人事前曾接到相关资讯。因为一位叫做马瑞霞的女商人在拉萨市中心经营的服装店、小面馆、旅游商品店全部遭到砸坏和烧毁。她从藏身处的门缝里看人砸开她的服装店大门，抢走钱财，然后点燃了服装。“那是我一家人五年的心血呀！”东躲西藏了一夜的马瑞霞看到店铺被烧得面目全非，泪流满面。所幸的是，她全家安然无恙。她说：“是藏族邻居救了我们。他们得到资讯后，通知我们藏了起来。”这个善心的举动显示当地藏族民众事前接到了即将举行暴力抗争的相关资讯。

但是达赖喇嘛却告诫说：“不要诉诸武力。”达赖喇嘛表示，“希望某些具有声望的国际组织能够调查目前西藏的状况，以及暴乱的原因。”达赖喇嘛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暴动并非由他策动，他希望透过和平的方式寻求西藏自治，但不追求西藏独立，他也强调仍然支持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但是除拉萨以外，中国的其他藏人社区也出现了抗争，例如甘肃和四川也出现了力挺西藏的抗议活动，大街小巷全部挤满了抗议人潮，而僧侣也走上街头表达对中国的不满。

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他们面对使用暴力手段举行抗议示威的藏人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传给美国之音的一份英文新闻发布稿中说，“为了保障社会安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有关部门对西藏发生的破坏行径采取了必要的法律手段。执法人员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自制。所谓武装镇压根本是不存在的。”这当然是片面的。

路透社援引所援引的西藏自治区领导人的话更是充满谎言，他说根本就没有开枪对付拉萨的示威者。因为外国旅游者说，他们听到了枪声。另外有目击者说，在拉萨市以及拉萨周围可以看到大量荷枪实弹的军人以及坦克车。中国对西藏镇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由于拉萨已经被封锁，记者和游客都无法进入，中立的现场资讯越来越难取得，虽然中国政府宣称西藏已经恢复平静，但是确实情况有待后续观察。

暴力冲突过后，美国国务卿莱斯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直接和达赖喇嘛举行对话。莱斯说：“最近几年来，我们一致敦促中国寻找方式和达赖喇嘛对话。达赖喇嘛是权威人物，不是分离主义者。找出一个方式来和达赖喇嘛接触并且运用他的道德影响力才能更加稳定，同时也能更好地解决西藏问题。”赖斯还说，中国拒绝和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接触等于是错过了机会。赖斯说得很对，因为在西藏人民中间，喇嘛的影响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由喇嘛庙的网路所保证的。

总结藏人抗暴活动的基本方式，基本上都是由喇嘛这样的出家人打头阵，进行和平示威；如果遭到中共武力镇压就会激起民愤，导致普通藏族民众自动卷入，形成抗暴的势头。

由于生活方式所提供的便利，喇嘛很容易动员起来，因为他们是集体住宿的，又是不用到外面上班的，再加上受过教育消息比较灵通，可以和国外的喇嘛以及流亡政府直接联络等等，十分便于进行快速动员。他们的非暴力抗争只要开了头，以后的事情只要把群众卷入，就比较能够扩大运动的声势了。


三、藏人抗暴活动的基本诉求


拉萨骚乱引发的西藏危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澄清自己不是骚乱“幕后黑手”的声明之后，3月16日星期天，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一次祈祷会期间继续发表自己对西藏危机的看法，他认为西藏正在遭受中国的“文化灭绝”（culture genocide），并呼吁国际社会帮助调查拉萨骚乱真相，并再次强调自己全身心的投身于“非暴力”的“中间道路”以争取大西藏的高度自治。

新德里电视台网站报导了达赖的讲话，并指出尽管达赖喇嘛始终支持北京奥运，但已经很难阻止成千上万的年轻藏人加入到“抵制奥运”的行列中去了。对于西藏独立还是自治，方式采用对话还是暴力，已经在海外藏人社区中形成了分裂。《时代周刊》的印度记者辛格（Madhur Singh）在追踪流亡印度的藏人示威游行之后，3月16日发表了文章“藏人领袖能否骑虎？”（Can Tibet's leader ride the Tiger?），通过对印度青年藏人的追踪采访，来分析这场分裂。 

他认为近几日爆发的西藏危机，是一个分水岭，那些尽管不同意达赖喇嘛“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却不得不服从的年轻藏人，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停止被北京愚弄的时候了。一个逃离西藏十年、三十三岁的流亡青年Nwawang说：喇嘛是一个和尚，他告诫我们要有耐心，可是我们不能就此不管；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在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文化被彻底摧毁之前。现在是个好机会，全世界都在看着西藏。 

至于这次事件导火索“长征回到拉萨”的活动，也基本上就是这群早就对达赖喇嘛“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失去耐心的年轻藏独所组织的活动；他们中间的一位Tenzin Tsundue，就是激进抵抗的长期支持者，在2002年他曾经在朱镕基访问孟买之际，沿着脚手架爬到了朱下榻宾馆的十四层楼上进行抗议。另一位Lhadon Theton，是总部在纽约的自由西藏青年组织的执行主任，他声明“我个人认为，所有西藏人减掉十个（指达赖喇嘛相关人等），都想独立”。

在尼泊尔，另一个流亡藏人密集的国家，三十二岁的Tenzing Wangdu，当地西藏青年大会的前任主席，则揭开自己的衣服，展露身上被因暴力示威而被尼泊尔警方警棒揍的伤痕，很自豪自己能够跟国内受难藏人同甘共苦。正在准备参加游行的二十九岁的女青年Tenzing Dolkar则认为，尽管达赖喇嘛告诉我们不要暴力抵抗中国人，可是现状决定了你不能总是听他的。

尽管达赖喇嘛再次重申自己期望高度自治而非独立，但是拉萨戒严之后的西藏局面，会导致海外藏人长达数日甚至数周的连绵抗议，青年一代和老一代的分歧还将继续。“我们将使中国对西藏的占领代价更大”，纽约的藏人流亡领袖Lhadon Theton说道，“没有谁知道柏林墙何时会倒塌，历史很长，只有时间能告诉结果最终会是什么。”


四、藏人抗暴活动的基本格局


藏人抗暴活动的基本格局是“内外呼应”：由海外的网路延伸到国内进行组织和鼓动，然后在国内制造事件和冲突，最后由海外的流亡政府进行支援和收获，然后再在国内进行播种与施肥。

以喇嘛的和平抗争开头、很容易动员起来，因为他们是集体住宿的，又是不用到外面上班的，再加上受过教育消息比较灵通，可以和国外的喇嘛以及流亡政府直接联络等等，十分便于进行快速动员。他们的非暴力抗争只要开了头，以后的事情只要把群众卷入，就比较能够扩大运动的声势了。

而在群众卷入造成风潮以后，他们的具有的网路系统又比较能够动员旅居各国的西藏侨民，只是因为西藏人不仅具有政治诉求，而且具有宗教诉求，不仅具有政治组织，而且具有宗教组织；在汉人中没有一支侨民队伍具有这样的动员能力。所以他们组织的海外示威活动，比较能够唤起国际主义和国际支持。

欧洲主要城市掀起了数千人抗议中国政府镇压西藏民众的抗议活动，并要求国际社会对西藏抗议行动进行调查。例如3月15日， 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抗议中国镇压西藏人民的示威行动。数百人在比利时最高法院和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前举行抗议，一些藏人还爬上使馆，摘下中国国旗，挂上了西藏雪山狮子旗。比利时支援西藏组织主席里格艾斯主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了当时的情况。格里艾斯说：“他们无法进入使馆。但他们取下了中国国旗，用西藏旗帜取代。员警逮捕了五人，但只拘留了一天。”

3月16日，法国巴黎约有五百名藏民前往中国大使馆示威抗议，一名藏人还翻越围墙，摘下中国使馆悬挂的中国国旗，用西藏雪山狮子旗取代，并与警方冲突造成多人轻伤，约十人被拘。这次活动导致法国参议院当天对中国当局武力镇压西藏示威活动表达严重关切。在英国的伦敦大使馆外，则有藏民准备绝食抗议。西藏流亡人士同时还在德国柏林、汉堡和法兰克福和杜赛尔多夫等多个城市举行示威。示威活动组织者泽旺诺布对美国之音表示，示威的目的就是要让西藏人民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泽旺诺布说：“我们举行这些示威，就是要让中国当局知道，西藏人民并不孤单，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着西藏局势。”德国支援西藏组织的蒙堡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所有示威都表明，奥运会不应该在中国举办。蒙堡女士说：“我们还想到了奥运会。这些示威特别表明，奥运会不应该在中国举行。”

到了3月18日，声援西藏的示威游行升级，遍及台北、日本、尼泊尔、英国伦敦、印度、欧美等地。其中在尼泊尔约有两百名藏民前往联合国办事处示威，要求联合国调查中国镇压拉萨藏民事件，警方其后向示威人士施放催泪气体，七名藏民和五名员警受伤，最少有五十九名藏民被警方拘捕。

澳大利亚和韩国的一些藏人也在3月18日举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镇压西藏人民。悉尼市有将近一百名藏人和西藏活动人士在中国领事馆外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示威者挥舞“争取西藏自由”的横幅，拿着着“我爱西藏”和“请帮助西藏”的标语牌，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镇压。在悉尼的藏人社区主席加登说，悉尼有大约三百五十名藏人，他们自从3月10日以来一直在举行示威活动。加登说，“在上3月15日的示威活动中，由于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因此和员警发生了冲突，有四名藏人被抓，但是四个小时后就被放了出来，有一名藏人被指控殴打员警。之后，我们很难得到在中国领馆外示威的许可。但是今天我们终于又得到示威的许可，这次示威进行得非常有序，示威者也保持了镇静。”第二天坎培拉的藏人也到中国使馆外举行了示威。

同一天，韩国一些活动人士和藏人也在首尔的中国大使馆外举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镇压西藏人民。大约有三十多人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高喊“不要杀人”和“争取西藏自由”的口号，呼吁韩国政府支持西藏抗议。而据报导，韩国只有大约二十名藏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持工作签证。这次抗议可以说是倾巢出动，而且他们能够动员在韩的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国在今年8月主办奥运会之前能够改善其人权记录。

西藏流亡政府负责日本和东亚事务的代表措阔当天正在首尔访问。他说，自从他3月16日他抵达首尔以来，韩国的电视和报纸每天都在长篇报导西藏的事情。他说：“西藏的抗议事件占据了国际新闻的头版头条，连日本和韩国媒体也是如此。通常情况下，有关西藏的报导都很低调，但是，这次有关西藏的报导却占据了新闻的首要位置。”措阔说，日本的藏人社区和支援西藏独立的组织规模很小，但是他们联合起来在3月10日和16日举行了示威，同样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上述行动彼此之间显然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不可能是完全经由群众的自发性而形成的。从而较好体现了“内外呼应”。


五、藏人抗暴活动的直接后果


藏人抗暴活动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汉藏关系自从1959年以来的空前紧张；也造成中国政府自从1989年以来在国际上的空前孤立。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这还是破坏了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国际处境，所以中共竟然要其外交部长来对外说明西藏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于“内政论”的一个辛辣讽刺。

汉藏关系自从1959年以来空前紧张。3月17日午夜是“西藏自治区政府”限令参与示威的西藏人自首的截止时间，但在17日午夜之前，拉萨全城已经逮捕数百人，午夜过后大批军警继续在全城搜捕示威者。西藏官方电视台并播出两名涉嫌男子的照片，自治区公安厅发出通缉令追缉两人归案，以此制造恐怖气氛。来自拉萨市政府内的检察系统的可靠消息则表示，市府在17日午夜期限前已签发一百五十张逮捕令。

西藏官方一再强调拉萨局势基本稳定；但目前实际情况是，全市被军警控制，17日早上再有大量军车运兵入城，街道如沙漠，偶尔还传出爆炸声。拉萨的主要街道商店严重焚毁，目前旅馆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游客外出，须由军警护送。17日上午，军警强迫游客搬到城西的饭店，饭店里没有电，防止游客向外发资讯。 

但是直到17日，在四川、青海和甘肃等藏人居住地区，仍有示威。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县发生藏人示威，一百名喇嘛、四百民众16日到当地政府示威。上千名僧俗民众上午十点钟在高举达赖喇嘛相片，焚烧中国国旗，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立即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等口号展开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活动陆续受到了阿坝县附近各乡村僧俗民众的支持和参与。他们砸毁乡政府和派出所，焚烧派出所警车，同时赶走了所有在当地工作的汉人干部。 

位于挪威的“西藏之声”独家报导，西藏人民的和平示威活动却遭到了上万名中共军警的残酷镇压，导致四十多名示威藏人遭到枪杀，其中包括一名年仅十七岁的阿坝县藏文中学初二一班的林智措，另外还有一名五岁左右的小孩和一名怀抱婴儿的母亲。后来，民众不顾中共的武力镇压，在大街上抬着被枪杀的藏人尸体，再次展开游行示威活动，当时没有出现中共军警。另有四十多人受伤。此外，示威群众在参尼乡政府办公楼前降下了中国国旗，悬挂西藏国旗，展开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后来该地也陷入了中共军警的严密控制中，禁止任何人出入县城，并且在各个事发地点和交叉路口安置大量军警，严查所有藏人。 

局势紧张，使得公安勒令香港记者离开藏人地区，公安指责香港记者在拉萨非法采访。凌晨时分，公安手持一份香港记者的名单到酒店搜查，期间没收无线电视台记者所拍摄到的一些录影带和电脑记忆卡。搜查期间，当局派遣电脑专家一起行动。另外，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上午临时通知媒体将举办记者会，但却选择性通知媒体，目前台湾有十家平面及电子媒体派有记者在北京采访，都未接到今天记者会的通知，全被摒除在外。这种区别对待显示，中共担心拉萨事件会影响到台湾选民对中国政府的观感。

无疑，以上动向不仅会造成汉藏关系之间的持续紧张，也会极大冲击两岸关系，甚至会影响台湾大选的选情。真是“天不助共”，并会极大牵制中国面向海洋的努力，对美、日、台具有“泄洪于西藏”、减轻压力的积极作用。


六、藏人抗暴活动的不断蔓延


藏人抗暴活动的不断蔓延大体上有两个方向：1、中国在国内继续进行镇压并不断遭到反抗；2、中国在国外不断受到抗议与抵制。这双重作用，导致藏人内部激进路线与温和路线的分歧表面化。

1、先看中国国内的镇压和反抗的蔓延。

许多藏人住在远离西藏较远的喜马拉雅区东部和东北部的康巴和安多省，直到1951年中国占领西藏。这些地区后来被北京划成中国的青海省和四川省的一部分。在青海省同仁市，一百名喇嘛抗拒在黄吾具寺禁足的命令，爬上寺院后的一个小山，施放烟火和烧香，以抗议对西藏的镇暴。附近的商店都已关闭，三十名镇暴员警手持盾牌，镇守在寺院附近。员警迫使记者删除员警的照片。伦敦的行动组织“释放西藏”的惠提凯斯说，在甘肃省西部，约一百名学生在兰州大学抗议。甘肃省夏河市一千名抗议者从拉卜楞寺出发游行示威，遭到警方催泪瓦斯攻击后，施行戒严。 

有消息称，成都军区派遣部队进藏，大有1959年“平叛”的态势。中国陆军的正规军队进入拉萨镇压，显示刚建的青藏铁路具有高速运兵的功效。大量图像显示，中国陆军精锐部队使用的新型90式装甲运兵车，和92式轮式装甲车出现在拉萨街头，90式装甲车只装备少数陆军重装集团军和快速反应部队，92式轮式装甲车也只装备少数轻型机械化师。这些装备都不是武装员警部队所配备的。为掩饰军队介入拉萨镇压的行动，上述装甲兵车一概用白布遮挡住中国军队装备惯用的红色五角星。

从上述拉萨出现的中国军队装备判断，成都军区第十三集团军第一四九快速反应师、西藏军区第五十二山地步兵旅，可能已经介入拉萨镇压活动。这两支部队是整个西南地区中国军队中最为精锐、反应速度最快的部队。成都军区的精锐快速反应部队如此快速进入拉萨，而且是重装投入，体现新建的青藏铁路之高速运兵的功效。

结果造成问题的恶化：汉藏人民冲突加剧。3月19日，四川成都电信路有藏民因为愤怒而砍杀汉人。这位藏民一边跑一边自残，在自己肚子上割了一刀。该路段封锁，藏民被武警、公安、特警包围。中国国内记者在论坛留言称：“据成都电信路藏民砍人事件目击者称：‘我刚才从华西医院后面出来，正准备做四十五路车回来，刚出来就看见前面有个藏族人拿着很长的藏刀在乱砍。我正准备往公交站牌走的时候，在我不到三米的地方停着一辆白色汽车。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藏族人就用刀在砸玻璃准备砍里面的人，车里的人吓惨了，赶紧发动汽车就跑了。那个藏族人转过身就看见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过来，他就一正乱砍，把那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的砍翻在地上。后来有人报警后，警车就开始追堵他，最后十多辆车子把他堵在华西医院后面对面的一个停放自行车棚的铁栏杆面前，他还手头拿着刀不停的挥舞，还用刀捅了自己，但没有捅死，后来就来了很多防暴队和武警。然后就一直僵持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见几个武警从铁栏杆后面用棒棒把他手里的藏刀打落，二十多个防暴人员上前才把他制服”

还有传言成都七十八路公交车被炸，有关消息被封锁。这种危机心理造成中国国内网上很多对藏民发出仇恨的言论，“打杀”之声不绝于耳，此种思维势必加剧汉藏矛盾。人们认为，西藏问题已经由政治冲突变为种族冲突、民族矛盾；如果没有适当的沟通和安抚，这样发展下去，西藏的独立将是早晚的事了。

与此同时，维吾尔组织指中国在新疆南部实行军管。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3月17日表示，中国当局近日在新疆南部维吾尔人密集的和田及喀什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并限制维吾尔人聚集在一起。该大会之发言人迪里夏提对中央社记者表示，“中国当局从上星期开始在新疆和田地区及喀什地区实行军管，军人到处盘查维吾尔人，不准维吾尔人三至五人聚集一起，并抓走一些被怀疑的维吾尔人。”他又说，新疆当局在2007年5月1日开始收回维吾尔人的护照，当时只有部分当局信任的维吾尔人支付保证金后可以保留护照，现在他们的护照也被收回。迪里夏提又称，中国当局在新疆南部地区实行军管，导致维吾尔人晚上十时后不敢出门，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更进一步，汉人的人权也受到削弱。中共镇压行动发生后，知名网路媒体“新浪”、“天涯社区”等网媒，严格限制发布、转载涉及军队镇压拉萨市民和平示威，以及军队出动的新闻。凡是出现“西藏”字眼都会被遮罩，删除，包括论坛和个人博客。在网路上不得转载报纸上的公开报导，甚至官方媒体发布的的通告和官员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也受到禁止。该事件显示，网路媒体控制比报纸的控制要严厉许多。

2、再看中国国外的持续抗议与抵制。

西藏暴乱事件引发国际反京奥的新浪潮！世界各国领袖高度关注，表达遗憾，呼吁中国透过对话解决问题，海外媒体呼吁世界各国领袖在奥运来临之际要对中国施压，使中国对处理暴乱事件承担责任，有支持疆独人士呼吁全球各界抵制中国，此或继美国著名导演史匹堡辞任奥运艺术顾问后，在全球掀起另一轮抵制奥运潮。而且西藏流亡政府则要求联合国立即介入，调查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西藏发生流血冲突之后，好莱坞影星里查•基尔和一些流亡海外的藏人发出了抵制北京奥运的呼吁。欧洲各国各界对此的辩论也十分热烈。从总体看，政治家和体育界人士不赞同抵制态度并呼吁各方放弃暴力，不希望事件升级。但互联网上各个媒体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在网上投票表示看法的线民，认为抵制北京奥运是正确的方式。

国际奥会主席罗格说，“抵御奥运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这样，适得其反。抵制惩罚的只是无辜的运动员。”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德国销量最大的“图片报”说，“我认为抵制不是正确手段，它只会让中国的情况更为激化，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德国负责体育事务的最高层政治家、联邦内政部长朔依布勒认为，只有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才是体育发挥其影响的最佳方式。德国国家奥会主席巴赫不担心奥林匹克会因此受到荣誉伤害，他说，抵制奥运是错误路线。我们呼吁双方放弃使用武力。德国政府人权问题高级专员诺克说，我不赞同抵制。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紧急呼吁中国政府担负起重任。将奥林匹克导演成欢呼胜利的地方，从而遮盖长期践踏人权的视野，却是不可以的。

德国绿党领导人罗特则说，抵制奥运的威胁能给中国造成强大压力，迫使中国结束对西藏的残酷压制以及对人权的践踏。德国互联网内媒体也特别关注抵制奥运议题。德国之声查看了“明镜线上”、“世界报线上”以及“南德意志报线上”的网上调查（14点）。显然，这些草根线民同政治家以及体育名人的态度大相径庭。 

明镜线上

参加者共5263人 

同意抵制 60.57% 

反对抵制 32.13% 

没有决定者 7.3% 

世界报线上 

参加者共6360人 

同意抵制 66%（包括认为西方国家应共同行动） 

反对抵制 14% 

抵制不管用 20% 

南德意志报线上

参加者共5726 人 

同意抵制 72% 

反对抵制 4% 

运动员应标明态度 21% 

不知道 2%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巴哈表示，多位顶尖运动选手因为中国血腥镇压西藏抗议群众，正在考虑杯葛北京奥运。这是因为外国媒体纷纷以大篇幅报导西藏暴乱事件，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报章指出，在北京奥运来临之际，各国正注视中国，世界各国领袖要对中国施压，令中国对处理暴乱事件承担责任。德国《法兰克福广讯报》指出，藏民上街的勇气令人敬佩，其抗议是对中国打压的反应，这次暴乱将对北京奥运带来冲击，也正好给抵制奥运人士有力的借口。 

在瑞士洛桑，亲西藏的示威者3月18日在国际奥会总部外面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国际奥会对中共政府镇压西藏僧侣抗议示威活动做出正式反应。这些示威者分别代表国际上的一百五十个西藏团体。非官方的西藏流亡政府奥会代表对路透社表示，他们要求国际奥会制止中共政府让奥运火炬经过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计画。这个委员会已经正式宣布抵制今年8月举行的北京夏奥会。抗议民众的标语牌上写着：罗格先生，你的沈默正在导致藏人的死亡。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18日的评论认为，北京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将影响奥运会的举办。因为西藏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点，也成为北京顺利举办奥运的障碍。各种资讯显示，拉萨目前平静但气氛紧张，随时可能爆发新的冲突。藏人的抗议已从首府拉萨蔓延到西藏的其他地区和四川青海甘肃的藏区。流亡印度尼泊尔的藏人也以不同的方式举行抗议。最新的重要进展是，北京至少上百名藏族大学生以示威抗议静坐的方式，拒绝中国官方在处理西藏人抗议事件上的方式。

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北京政府应尊重藏传文化及多种族社会，对冲突感到遗憾，总统布希一贯认为，北京需要与达赖喇嘛对话。美国驻华使馆劝喻，美国人暂时不要前往拉萨。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候选人奥巴马则谴责中国以暴力手段镇压抗议。

3、中国在国内继续进行镇压并不断遭到反抗、中国在国外不断受到抗议与抵制，这双重作用，结果藏人内部激进路线与温和路线的分歧表面化。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3月17日受到一些年轻而激进的藏人的严厉批评，要求达赖喇嘛重新考虑有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高度全面自治的非暴力运动。主张西藏独立的西藏青年会还批评达赖喇嘛关于反对抵制北京奥运的立场。西藏青年会主席次旺仁增说，中国不配主办奥运会，因为西藏的人权问题正在恶化。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西藏的局势越来越感到不安。荷兰召见了中国驻荷兰大使表示关注。欧盟也同样表示不安。只有自己面临分裂的俄罗斯坚持说西藏危机是中国的内政。


七、藏人抗暴活动的基本分析


藏人抗暴活动的渊源很深。

中国政府人士在谈到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时也往往会说：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很多西藏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前，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西藏的地位问题会存在争议呢？

西藏过去几百年曾是清朝的朝贡国，西藏统治者承认皇帝是天子，并向其进贡，以换取保护与和平。皇帝向拉萨派驻一名代表，但很少插手西藏事务。如果其他国家攻打西藏，西藏会向中国统治者求助。科隆汉学兼法学家罗伯特•霍尔泽解释说：“对十九世纪统治印度的英国人来说，与北京政府商讨西藏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例如与西藏开展贸易或者申请探险许可，这些事情他们不会与拉萨政府协商，而是与北京政府协商。他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印度是英国的一部分。”

现代国际法将北京与拉萨在1907年的关系定义为“宗主关系”，也就是说，除外交事务受中国统治外，西藏在其他方面拥有自主权。满清的皇权统治被推翻后，西藏于1913年宣布独立。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现在主要依据这一独立声明，而中国则坚持认为，西藏的独立并未得到过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承认。

1950年毛泽东派解放军进入西藏。他们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北京政府让年轻的达赖喇嘛继续管理西藏事务，不做太多干涉。直到1950年代后期中国的“民主改革”破坏西藏人的生活之后，当地藏人才开始反抗中共。

西藏喇嘛1959年举行的起义遭到镇压，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达兰萨拉。此后西藏一再出现反抗中国政府统治的起义，也一再被暴力镇压。达赖喇嘛谴责说，任何反抗中国政府的行动都会遭到残酷镇压。他表示藏族地区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监狱中刑事犯的待遇要好于政治犯。在中国以外，政治犯的待遇大多会好于刑事犯。但是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显然，今天的藏族地区还是奉行毛泽东那一套高压统治。

西藏的地位在国际上饱受争议。例如德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联邦议院一份学术评估报告的结论却是：中国并没有获得西藏的有效占领权，因为中国对西藏的兼并基本上是通过暴力手段。虽然在国际法上西藏的地位仍存在争议，但在公众舆论中，藏人却获得了世界大多数的同情。特别是达赖喇嘛的自身魅力使藏人获得了西方的好感。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恼怒却无计可施。

尽管达赖喇嘛表示放弃独立、只要求更多一点自治权利，但仍然无法打消中国政府的疑虑。尤其因为大多数的流亡藏人仍然坚持西藏独立的要求，而且达赖喇嘛提出的“大西藏”自治地区的范围也远远超过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而包括青海全省以及甘肃、四川、云南三省的许多地区。

中国现在将赌注押在达赖喇嘛的年龄上。根据西藏喇嘛教的教义，达赖喇嘛死后将出现转世灵童。届时达兰萨拉和北京都将推出自己承认的新任达赖喇嘛。但无论如何，新的达赖喇嘛都将是一个年幼的孩子，而不是具有国际声望的精神领袖。 

但是，这个问题却是无论如何回避不掉的：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西藏人的自主要求？


八、藏人抗暴活动该如何持续


2008年3月18日，位于美国的海外网路刊物“博讯热点”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王立雄：藏民正用实际行动纪念六四大屠杀19周年！》：

告全国人民书

北京出现了声援西藏示威的活动！这意味着，可爱的藏民正用实际行动纪念六•四大屠杀19周年！我要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冲破专制的铁网！向着民主中国前进！！

北京的藏族大学生举行静坐示威。他们拒绝中国官方表示的在处理西藏大屠杀的事件中保持了克制的红色谎言。

就在今天，我亲眼看到，北京的大学有几百名藏族学生举行静坐示威，从而标志着几天前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的暴乱事件首次蔓延到敏感的中国首都。 

中央民族大学的一百多名藏族学生在2008年奥运举办城市北京举行静坐示威，他们举行静坐示威的时间距离中国政府规定的要求参加抗议活动的藏人自首的期限还有不到几个小时。 

拉萨上个星期五发生请愿抗议，有一百多人遭到屠杀。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和酷刑。北京大学生的抗议声援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将重演1989年天安门广场英勇无畏的学生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后来虽被中国反动派的军队镇压，造成生命的巨大损失，但是火种生生不息！

参加静坐示威的学生受到了汉族老师的鼓励。因为汉族老师都参加过1989年血的洗礼！

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汉人，我号召全体汉族人民起来声援西藏同胞的抗暴活动！就像我们当年声援北京大学生们的抗暴活动！

民主必胜！

专制必亡！

王立雄于北京

这篇文章用身在北京的大陆异议人士王立雄的名义发出，其实却是其他有心人士利用下面两篇报导改写的：

1、美国之音：北京藏族大学生静坐示威 

据一些西方通讯社报导说，星期一北京一所大学有几十名藏族学生举行静坐示威，从而标志着几天前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的暴乱事件首次蔓延到敏感的中国首都。 

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些藏族学生在2008年奥运举办城市北京举行静坐示威，他们举行静坐示威的时间距离中国政府规定的要求参加抗议活动的藏人自首的期限还有不到几个小时。 

拉萨上个星期五发生骚乱，西藏流亡政府称有几十人死亡。但是，中国官方的说法不同，并且把原来10人的死亡人数提高到13人。 

大约40名学生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静坐示威。目击者说，还有很多人在这之前就被拉走了。 

路透社：北京学生抗议具有重要意义 

路透社报导说，北京的大学生抗议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使人们想起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后来被中国军队镇压，造成生命的巨大损失。路透社报导说，参加静坐示威的学生受到了老师的鼓励。 

2、西藏骚乱中国内地只听到官方报导 

记者：张楠北京2008年3月17日 

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作家王力雄去年12月在一篇评论中援引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 

王力雄说，强力镇压似乎是有效的。但那不是真的消灭了矛盾，只是压抑和加深了矛盾，并且积累起来， 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事件引发，从无声中响起惊雷。 

上述改写虽然不合新闻报导的原则，却合乎心理作战的原则，因此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因为北京在西藏实行的新闻封锁，为反对派制造谣言和传播谣言，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如果对此土壤不加利用，才是政治傻瓜。因为不如此，就不能通过“恐怖平衡”来打破中国系统的封锁消息。

中国当局正在采取以下手段彻底切断来自西藏的新闻报导：

3月17日，西藏当局用专车把两家香港电台、四家电视台和一家报纸的十五名记者送往拉萨机场，要求他们离境。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报导，他们在星期天晚上接到官方通知，要求他们离开西藏。星期一清晨，国安人员协同电脑专家到记者旅馆的房间里搜查，没收了一些录影带和电脑记忆卡。这位记者表示，电脑中凡是有关武警和公安的照片和录影统统被删除。香港电台的记者报导，西藏公安人员和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官员表示，记者进行了“非正常采访。”3月18日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要求报导西藏骚乱的香港记者离境表示不满，认为中国当局的做法违反了2007年1月起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港澳记者采访办法》。中国当局要求正在西藏报导示威骚乱事件的香港六家电子传媒和一家平面媒体的十五名记者离开。香港记者协会秘书长麦燕庭说，中国当局在说明要求香港记者离开西藏的原因时，表示这些香港记者可能进行了一些非法采访的活动。麦燕庭认为这种说法不能令人接受。中国政府驱赶香港记者，就等于在西藏封锁消息。麦燕庭说：“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有冲突的地方，执法人员是否有违反人权的行为，记者在场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另外，有记者在场，也可以落实人民的知情权。”

香港资深传媒人士邓燕娥表示，中国政府的做法让香港人感到很不理解，因为香港记者发回的录音和录影主要都是示威者打砸抢烧的场面，采访的目击者也大都讲述暴徒如何凶残，很少涉及他们这样做的动机，这样的报导实际上并非不利于中国政府，可是香港记者还是不能免除被驱逐的厄运。邓燕娥说，这就不能不让人思考中国政府的用意：“现在它这样做我们很担心，它会不会在把记者赶走之后，就对参加抗议的人做出一种比较极端的报复行为。其实我们在国际上经常看到，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会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报导。现在它这样做，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政府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驱赶境外记者是，使外界产生北京要“关门打狗”的血腥印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谴责中国驱赶外国记者的做法。美国广播理事会星期一晚上宣布，在中国限制媒体对西藏地区发生的暴力镇压进行报导之际，该理事会决定增加对西藏地区的广播节目。

但是中共的驱赶外国记者的动作，正好为国际间的舆论战提供了契机、得以用“王立雄”式手法维持对于中国大陆的心理报导，因为新闻报导的渠道已经切断和扭曲。

心理报导的战场不同于新闻报导，主要在于电子网路而不是平面媒体。但事实证明，电子网路而不是平面媒体才是心理报导的用武之地，而且在影响舆情方面已经证明是作用很大。

今后，就看藏人自己能否把抗暴活动持续下去，使得中国落入苏联集团的覆辙。西藏及其盟友应该清楚：只有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西藏才可能像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体系那样获得民族自决的权利。


2008年3月19日星期三



【第二篇】

【中共对马英九胜选之反应】


3月25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关于马英九欲访美的问题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将继续按照这一原则与各国和国际组织发展关系，进行交往和合作，并采取各种措施，为台湾同胞在经贸、卫生、文化等领域开展对外活动提供方便，保护他们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中国新闻网同日19:40发布该项新闻）

这表明，中共对台政策并没有因为马英九当选而有所改变。而根据中共的以上表态和中共的以下报导，马英九在就任以前访问美国，可能还是中共和美国事前商议好的，以免马英九上台以后无法访问美国。因为根据中共的“台湾党政分开”的立场，可以承认台湾政党领导人，但不可承认台湾政府领导人：

“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人马英九24日向‘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表达前往美国访问的意愿，杨苏棣则表示，马英九访美事宜将交由华府方面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二十四日表示，尚未收到马英九访美的相关讯息，而国务院资深官员则重申，对于台湾人士以私人身分访问华府的申请，美国政府的政策没有改变，仍会考虑旅行者的便利、舒适、安全与尊严等原则。”（中国新闻网同日19:40附加新闻）

我们注意到：中共上述报导在“美国在台协会”上打了引号，意味不承认这是正式机构；而给与马英九“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人”这样复杂的称谓，意味中共不承认台湾总统大选的完全合法性。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中共在马英九正式就任台湾总统之后不再破坏马英九访问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活动，那才是真正转变了中共专制独裁的反动立场。


一、“中国评论新闻”是中共喉舌


一段时间以来，中共担心大陆媒体报导会节外生枝，所以严格限制报导以及评论台湾事务，但是独裁政府不能没有喉舌，于是运用香港为掩护，设立了一家“中国评论新闻”，定期推出“中评社专论”、“中评社快评”，集中体现中共的看法，集中影响大陆以外的华人舆论。

最近的台湾大选中，该“中国评论新闻”属下的“中评社专论”、“中评社快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下面是3月24日“中国评论新闻”之要目，由此可见一斑：

◆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成功采集

◆ 外媒关注京奥圣火取火及传递：将创五“第一”

◆ 处置314事件中有242名民警和武警受伤

◆ 刘淇率团赴希腊　迎奥运圣火

◆ 罗格：圣火传递和谐氛围　感谢北京所做努力

◆ 奥林匹亚市静待奥运火炬点燃　晴空万里 

◆ 快讯／北京奥运会圣火取火仪式正式开始

◆ 国务院任免一批新组建的五大部副部长

◆ 患难见真情　拉萨各族人用生命维护民族团结 

◆ 西方传媒歪曲报导西藏事件 中国专家感失望

◆ 韩媒：李明博5月访华　胡锦涛同意回访

◆ 新任四部长亮相　谈经济“出口不凡”

◆ 美称看京奥民众或受监控　外交部：不负责任 

◆ 专家：不用法律手段推进大部制改革将面临风险

◆ 澳总理陆克文将参加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活动

◆ 山西国企第一贪落马：曾玩弄数亿国资于股掌

◆ 李克强：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良好形势 

◆ 六国家领导人统筹京奥　王岐山助推奥运经济 

◆ 戴秉国：胡锦涛即将访日　中日双方应抓住机


二、中共希望国共会谈决定台湾命运


中评社2008年3月24日发表快评指出《李远哲之流应该打包袱》，认为民进党丢失政权之后，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一大批民进党的“教练”、“恩师”都要打包袱了。第一个打包袱的人应该是李远哲。这个人在最关键时刻，总是教民进党如何对抗民意，用自己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来下指导棋，从不问苍生。台湾民众经历八年煎熬，李远哲要负一定责任。

另方面，中评社的“快评”希望，国共两党的会谈能够“结果”。《张荣恭放出喜讯　国共会谈要结果了》提请大家“务必注意”，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兼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在选举之后的第一次表态，他说，随着民进党下台，台海危机可告化解，两岸复谈与台美互信，均能立见成效。国民党将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上，尽速寻求与大陆恢复官方授权管道的对等协商，并就周末包机、陆客观光等迫切性议题，于短期内达成协议，以及促成熊猫来台、扩大台湾产品登陆、两岸经贸正常化等，为台湾经济创造活水效应，并强化两岸人民的和谐相处。至于台湾人民关切的国际空间问题、两岸军事互信、和平协议等，也都将根据连胡公报的和平路线图循序推进。

中评社的“快评”指出：作为国民党内部主要负责大陆事务的操盘手，张荣恭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通过张荣恭这一番话，我们知道，国民党化解台湾海峡危机的决心很大，首先就要处理和缓和两岸关系的问题。国共以前的三次会谈，因为无法落实被绿营耻笑，但是，今天春暖花开，国共会谈终于要结果了。 

中评社记者李仲维3月24日在台北发出电文指出，张荣恭说“国民党将依《连胡公报》推动两岸和平，因为张荣恭认为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和台美关系都将可以立即获得改善。国际舆论对马英九胜选后的期待焦点，集中在台海局势，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为提振台湾经济开创良好的外部环境。张荣恭表示，随着民进党下台，台海危机可告化解，两岸复谈与台美互信，均能立见成效。国民党将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上，尽速寻求与大陆恢复官方授权管道的对等协商，并就周末包机、陆客观光等迫切性议题，于短期内达成协议，以及促成熊猫来台、扩大台湾产品登陆、两岸经贸正常化等，为台湾经济创造活水效应，并强化两岸人民的和谐相处。至于台湾人民关切的国际空间问题、两岸军事互信、和平协议等，也都将根据连胡公报的和平路线图循序推进。 


三、中共企图凌驾国民党上


看来连胡公报的和平路线图，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指导。中共《大公报》则更进一步，赤裸裸地把马英九的胜选看作中共的努力，贪天之功，据为己有。2008年3月24日大公报社评把以下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马英九赢得风光，玩“公投”败得很惨》。

该项社评提出，台湾“总统”大选（注意，又在“总统”上打了引号），将“入联公投”和“总统”大选捆绑在一起，本是陈水扁当局和民进党试图赢得今次选举的一张王牌，他们试图把“入联公投”炒作成今次选举的最热话题，打击对手，开拓票源，且为“法理台独”制造“民意授权”准备，然而“入联公投”从一出笼就注定了它无法成事的命运。北京方面坚决反对、严厉警告，将其视为“变相台独”举动，会引起严重后果；全世界多数国家也齐声谴责“入联公投”，美国方面在北京压力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多次表示反对“入联公投”；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多数民众对“入联公投”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已有洞见，在大选中拒领“公投”票，使“入联公投”无法跨过最低限度的有效门槛。“入联公投”以闹剧开始，以惨败告终，这是台湾今次大选中的最大看点。 

而中评社的快评则摆出一副老大的嘴脸来教训台湾说《国民党在野八年真值得 学会了很多》，好像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能代表台湾人民：国民党在野八年，重新执政之后看来就不是坏事了，八年中，国民党学会了很多。学会了谦卑对待人民，学会了选举政治的运作，学会了民意的把握，学会了团结与合作。十分重要的是，学会了原谅、宽容、和解。没有八年在野的惨痛教训，国民党永远不知道人民在想什么！

人们不禁想反问中共说：既然当反对党这么“值得”，中共自己为什么不当一回反对党呢？为什么拒不进行民主选举？为什么开枪镇压要求民选的老百姓？为什么给台湾民选政府打上极为恶劣的引号？

中共不仅自己压制台湾，还企图利用美国打压台湾。中评社2008年3月23日发表快评《布希教马 第一时间要改善两岸关系》说，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昨天胜出台湾大选后，白宫随即发表总统布希的书面声明，他祝贺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获胜，并说两岸和平化解歧见因此出现新的契机。布希说，值此选后时刻，“台湾与北京应透过各种方式寻求对话，避免可能改变台海局势的片面行动，以建立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根基”。布希没有更多的说其他什么。可见：一，两岸和平是美国政府当前最关心、最重视的大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二，马英九首要的任务、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是改善两岸关系。三，美国对马英九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具有信心。

中评社的这种论调，进一步佐证了它确实是中共的喉舌。


四、中共用“以党干政”的方式扰乱台湾


中共的对台谋略，是企图在不承认中华民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前提下，与台湾执政党进行决定台湾命运的谈判，从而和平并吞台湾。所以中评社在2008年3月24日用颐指气使的态度说：《吴伯雄勿犯傻 马英九离不开国民党》，给国民党主席施加压力，给台湾总统行动框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该项“快评”提出：拿下政权之后，首先出现活思想的人是吴伯雄，在最关键时刻，竟然萌发采菊的念头。一位亲近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的人士表示，在漂亮打赢“立委”选举和“总统”大选之后，伯公个人主观的意愿是希望现在卸下党主席的职务，“现在走、最漂亮”。 因为吴伯雄认为，马英九应该要做全民的“总统”，不是国民党的“总统”，同时马也不具中常委的身份，“也不能老是和党搞在一起”。

该项“快评”用教训的口吻说：“吴伯雄如果真的这样以为，那就是犯傻，错在：一，不知道国民党已是执政党？最艰巨的任务还在前面，个人岂能一推了之。二，马英九的全民“总统”能离开一个强大的党的支持？国民党最令人受不了的就是经常冒傻气。” 

中评社的快评好像在帮国民党说话，但却在国民党的总统当选人头上打引号。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中评社这个共产党安置在台湾的特洛伊新闻木马，恰恰暴露了中共的内心。


五、中共煽动台湾朝野对立


中共用“以党干政”的方式扰乱台湾，企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结果。其具体方法就是继续煽动台湾朝野对立、加大力度挑起台湾内乱。

目前，台湾最需要和解，中共却鼓吹追杀异己。中评社又用快评蛊惑人心说，《度过最麻烦的两个月 国民党追杀没错》：

国民党在胜选后，有意要求“行政院长”张俊雄到立院专案报告看守“内阁”事宜，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今天痛批国民党已对民进党展开追杀，他说，过去没有此例，“宪法”更无此规定，国民党要创首例？这种霸权心态，民进党不予理会。柯建铭这样的话是大谬的。今次与2004年最为不同的是，四年前选后还是陈水扁、民进党继续执政，当然没有看守“内阁”的问题。这次是政权易手，一个党接替另一个党，一组人马接替另外一组人马，是一场深刻的政权大变动。谁都知道，自今到5月20日之前，是最麻烦的两个月，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在此异常时期，国民党务必力保平安过渡。以稳定社会为原则，国民党的合理要求不可以拒绝，如果保护民众利益的举动为“追杀”，那这样的“追杀”何错之有？ 


六、马总统就任后的两岸关系


综合以上四项：1中共希望国共会谈决定台湾命运、2中共企图凌驾在国民党之上、3中共用“以党干政”的方式扰乱台湾、4中共煽动台湾朝野对立，预测中共在马英九执政以后，只会加紧对台湾施加压力，而不会放松对台湾的压力，以逼迫马英九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

已经有中共人士指出《马英九更危险》，说如果绿营当选，他们实行的台独路线，可以为解放台湾提供机会。现在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这样的隐性台独更危险。给北京出了一道比民进党更难解的数学题。不是吗？马英九曾经说过：“独立和统一都是选项之一”！

在我们看来，尤其，北京政权对马英九积极支持大陆民运的立场，是抱有敌意的，中共也绝对不会忘记马英九在临门一脚的时候，罕见发表六点强硬声明，严厉批评温家宝蛮横无理、自大、愚蠢、自以为是，无视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

以上两方面结合起来，预测马总统就任以后两岸关系大致走向，以及各自的外交关系之格局，其实不会有太大改变。

美国史丹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2008年3月26日发表文章《北京从福建后撤导弹，此其时矣》，建议北京在台北政局出现变动以后，以变促变，从福建后撤导弹，使得双方迈向良性互动。不过按照我们前述的分析，薛理泰的希望得以实现的可能，比较不大。中共最害怕的并不是撤走导弹，而是在撤走导弹以后用什么方式签订和平协定？


七、台湾的对策如何对症下药


在台美中的三角关系下，台湾所作的选择无法完全脱离其他两角，而唯有巧妙运用其他两角之间的分歧，才能实现台湾利益的最大化。

马英九以58%的得票率当选下届台湾总统后，对外国媒体表示他愿意同中国展开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中国方面必须撤走导弹。因为台湾不想在战争的威胁下讨论和平。

现在球在中共一方。但是这让中共更加为难。中共最害怕的并不是撤走导弹，而是在撤走导弹以后用什么方式签订和平协定？

具体说，是党对党模式，还是国与国、政府对政府模式？

台湾不会接受党对党模式，而中共不会接受国与国、政府对政府模式。

那么，难题如何解开？

我们的建议是：用“回到九二共识”的方式来实行“拖字诀”。

恰好，“回到九二共识”也是中共的想法，台湾不妨将计就计。

中共主席胡锦涛3月26日晚应约同美国总统布希通电话。胡锦涛对布希和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表示赞赏，并表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谈判是中方的一贯立场。布希鼓励胡锦涛千万不要让马英九上台这个难得机会流逝，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特别针对布希与胡锦涛的电话谈话内容详细补充说明。哈德利特别提醒媒体查询北京方面所发布的新闻稿，因为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胡锦涛“希望中美双方继续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努力”，含有出卖台湾利益的危险。胡锦涛表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谈判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期待两岸共同努力、创造条件，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布希表示，主张纾解紧张情势并与中国扩大贸易往来的马英九，于台湾大选中赢得胜选，将可提供“双方展开接触以及和平解决彼此歧见的新契机”。白宫发布新闻指出，布希当天在电话中鼓励胡锦涛抓住这次台湾大选带来的机会，与台湾交往对话，和平解决歧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数度以“非常有意思”形容北京发布的新闻稿。哈德利说，这是不是北京方面愿意在过去双方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重新展开谈判的迹象或征兆？“这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哈德利强调，布希在与胡锦涛谈话中，一再强调台湾的选举刚刚才结束，它提供了一个鼓励中国向台湾伸出双手的机会。哈德利说：“（布希）总统就是不想让它（指机会）平白流逝。哈德利说，事实上布希事先已准备好，要利用向胡锦涛谈台湾议题的机会，告诉胡锦涛，机会就在那里，千万不要错过，“一定要把它抓住。”

被问到胡锦涛会不会只是在电话上敷衍布希时，哈德利严肃地说，绝对不是，因为两人花了很长时间就这些议题交换意见。“那是很认真的谈话”，双方事先都做了很好的准备。哈德利说，“如果你们看了北京方面发布的新闻稿之后，你们就会闻出北京方面的认真态度。”被问到布稀有没有向胡锦涛提到美国空军误将导弹元件运到台湾的议题时，哈德利说，布希只向胡锦涛提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告诉他，那是误运。哈德利说，有关误运的话题只占整个谈话的非常小一部分，北京在新闻稿上根本只字未提。


八、马英九已经掌握先机


马英九当选总统后已经倡议，两岸应回到“九二共识”即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搁置主权争议，重启协商对话；在谈判《和平协定》前将要求对岸撤除瞄准台湾的导弹。尽管这样真的操作起来难度将会极高，但却可以通过隔海喊话，拖延时间，优先解决台湾极为紧迫的民生问题。

台湾要把“回到九二共识”作为拖延政治谈判方式，使得未来四年的协商谈判互动架构，用来维持台海和平的现状，为台湾赢得至关重要的时间，同时给与中国大陆足够的和平演变的时间。

从最低目标说，也可以让西藏、新疆成为中国的头号难题，而不是让台湾成为“出头的椽子”。这样，台湾就可以避免“冰山倒塌时首当其冲的厄运”。中共这座冰山倒塌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应该与之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台湾毕竟已经获得自由，不需要像西藏人民那样组织流亡政府并且走向街头，不需要像新疆人民那样进行武装抗暴活动。台湾可以支持西藏、新疆的斗争，以扩大自己的安全边界，但没有必要自己扮演冲锋陷阵的一线角色，这就是最近发生的西藏事件所告诉我们的。


2008年3月27日星期四



【第三篇】

【马英九访美策略之得失分析】

 

一、马英九访美的总体利弊


马英九3月22日当选，在国际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在5月20日就职前，能够出访美、日、星各国。这个趁热打铁的动作顺理成章，使得各方不便立即的和公然的反对，获得了一个战略制高点。而根据台湾现在的国际处境，马英九就任前若不能成行，就任后由于没有邦交，出访而不是顺路经过无邦交各国尤其是美国，将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但在就职前成行，也将面临中共的阻挠破坏，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不现实的。事实证明，在现有的台美中三边格局下，就任之前出访各国尤其是美国，确实困难重重。

果然，仅仅十天以后的4月2日，前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他听到有关台湾总统当选人马英九已撤回访问美国要求的传闻。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室主任容安澜2日也表示，他也听到马英九已撤回访问要求的传闻。因为美国行政部门对马英九就职前访美有其考虑，成行将是“非常困难”，他还听到有关马英九已撤回访问要求的传闻，但他不知传闻是真是假。不过国亲两党驻美副代表张大同表示，他们与美国的接洽行动目前还在继续进行中。

马英九访美对于拓展台湾的外交空间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何在“出访得成与出访不成”之间掌握分寸，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使得出访得成与出访不成，对台湾都具有正面价值，都可以为台湾争取到最大利益——就是本文的任务：我们依据各方情况，综合评估马英九访美策略之得失分析及其对于各方之利弊，并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议。

 

二、马英九访美对台湾的利弊

 

在无邦交的情形下，总统就任前申请访美并实现访美，是一项开创历史的活动，难度很高但收益很大。在美台双方磋商之下，马英九访美如能顺利成行，对台湾当然是有利无弊；即使马英九访美受挫，也可以让中共先欠上台湾新政府一笔政治债务，从而陷入被动。进而对于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包括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包括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乃至于获得参与东协的机会，都有正面帮助。

 

三、马英九访美对美国的利弊

 

台美中三角关系的现实，引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取道华盛顿是台北和北京之间的近路；中共对台工作上的操作也常假手于布希政府。正因为如此，美国总统布希对台湾大选一直高度关切。马英九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时间，布希立即以具名方式发表高规格声明，恭贺马英九赢得总统选举，赞许台湾是亚洲与世界的“民主灯塔”，同时鼓励两岸利用这次机会，寻求对话、沟通与接触。

仅仅四天以后的3月26日晚间，布希又主动致电胡锦涛，敦促他千万不要让马英九上台这个难得的机会流逝掉，与台湾交往对话，和平解决歧见。布希表示，主张纾解紧张情势并与中国扩大贸易往来的马英九，于台湾大选中赢得胜选，提供了一个鼓励中国向台湾伸出双手的机会，有利于“双方展开接触以及和平解决彼此歧见的新契机”。美方的态度如此，因此若非中共强烈反对，马英九访美当不致受挫。


四、马英九访美对中共的利弊

 

马英九能否如愿访美，中共的态度是一个重要因素。评论界认为，马英九的两岸政策主张，基本上契合互利双赢，是以中共仅重申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立场，而对马英九访美则低调响应，且未表达反对态度。可以确信，中方对马英九访美既未强硬表态反对，美方在不必投鼠忌器下应可“从宽”考虑。

事实上，马英九访美作为元首外交的重要内容，肯定是中共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在目前的“马英九蜜月期”，中共也不便于公开否定，尤其中共还希望利用马英九的主张，引诱台湾新政府坐到谈判桌上，因此基本上会对马英九访美装聋作哑，企图以此换取台湾在未来的某种让步。

相映成趣的是，港府偏偏选择此时表示欢迎“马先生”访问香港，似乎在转移视线。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表示，特区政府欢迎马英九访问香港。不过根据中共的立场，林瑞麟是以“马先生”称呼马英九；又以“台湾方面领导人”代替了“台湾总统”。那么，如何解释马英九没有当选台湾总统时，特区政府之前拒绝马英九入境的态度呢？林瑞麟明确说，那是按照当时情况的考虑。而现在呢，特区政府下个财政年度会动用一百五十万元港币，来加强推动香港与台湾的交流。林瑞麟还暗示，他的这一决定是出于中共的授意：“对于两岸关系可以提升的人士和团体，我们都欢迎他们来访问，但是现在马先生已经当选台湾方面的领导人，假如他要到海峡彼岸(香港)来，这是比较大的事情，我相信，不但特区政府关心，我相信中央政府都会关心。”

 

五、马英九访美的曲折说明什么

 

3月28日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接连二天密集拜会台湾重要政治人物，据了解，马英九在当选当天就释出访美的讯息，薄瑞光在拜会台湾党政人士时私下抱怨，马英九并没有事先与美方沟通，就径行对外说明，让美方立场尴尬。因此此行薄瑞光才会都以“马英九访美没有最新讯息”来回应外界。

其实，马英九如此做也算是相当高明的，一下子就使得自己和即将组建的台湾新政府获得了战略主动。所以薄瑞光旋即建议，即使马英九短期内不能访美，也可以先安排高阶官员进行访美行程，再来评估马英九是否出访美国。因此我们认为，马英九的主动出击已经给台湾赢得了多一点的外交空间，因为其他高阶官员访美和马英九本人亲自访美，在突破中共外交封锁上的意义是同等的。

事实上，薄瑞光的私下抱怨还带有向中共说明的意味，等于告诉中共马英九此举并非美方授意，或事先经由台美协商而没有照会中共。

马英九要以当选人身份访问美国，这个动作史无前例，既然史无前例，就要先行宣告，利用中共的措手不及获得台湾的战略主动，然后细节问题再由各方折冲协商。美方的立场尴尬也好，美方对这件事“尚未决定”也好，背后都有中共因素的影子。所以薄瑞光建议两岸可分三阶段发展，第一阶段先处理包机议题，第二阶段在经济、贸易、投资等事项更开放，第三阶段再触及两岸和平协定、减少军事威胁与参与国际组织等敏感议题。其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明显都是为了满足中共的愿望。因此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官员在证实美国政府已经收到台湾总统当选人马英九先生访问美国的申请时表示，美国政府将依据一贯的对台政策以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考量马先生的申请并做出决定。

我们注意到，这个态度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3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中的表示相当一致：“我们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处理涉台事务。” 秦刚称，中国大陆的立场没有改变，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

主张慎重的美国人士认为，马英九力主改善两岸关系与台湾对美关系，美国方面是相信其诚意与决心的；可是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尚未对此充分沟通，美国就贸然同意马英九访美，将可能损及美国与中国间的互信，所以美国必须审慎评估，给与中国政府一个下台阶的必要时间。至于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葛来仪所说的理由显然是有些牵强的：“国民党和布希政府都必须讨论，这项访问有没有必要。有哪些事情无法透过其他管道，如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而须藉由马英九访问华府才能达成。双方政府都必须经过仔细考量和评估。”这只能理解为，明显是在等待中共方面的正式表态。因为允许一位台湾总统当选人在就职前访问华府将设下先例，是台美关系的升级，中共自然会警惕。其实大家都清楚，马英九亲自到美国走一趟，并不是出于事务原因，而是出于扩大外交空间的战略原因。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才是此次出访的价值所在。 


六、马英九访美的中共因素

 

马英九访美的难度是基于此前的历史原因：1996年李登辉当选，但是因为前一年访问美国康大发表的演说冲击了台美中三边关系，差点擦枪走火，使得美国后来变得谨小慎微。2000年、2004年陈水扁总统就任前，美方因此不愿冒与中国交恶的风险，都不同意准总统在就任前出访美国。马英九的两岸、外交思维，虽然符合台美中三方的最大公约数，但要突破历史的屏障还是不易。因为马英九在5月20日以前成功访美，就将是台湾自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首度有总统当选人访美。

就此来说，依目前华府与北京的互动关系来看，白宫不可能完全略过北京的意见，直接同意马英九访问华府。这也是马英九能否在就职前顺利访问华府的最大变数。从最近西藏事件来看，美国政府一反常态，不向北京公开抗议也不私下谴责，布希总统还高调声称仍未打消出席北京奥运的计画，凡此种种，不仅不能说明华府与北京的互动良好，恰恰说明美国确实可能幕后支持了西藏的反叛力量。

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暗中较量自然也会延伸到台海。美国在台湾大选期间，再次派出航母舰队到中国沿海，就是清楚不过的事例。但正因为如此，在马英九访美的问题上，更不必直接刺激中共这个事实上的敌对国。

 

七、中共对马英九访美的真实态度

 

中共对马英九访美虽然模棱两可，但实际上确有其真实态度，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分析出来。下面我们就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观察、解读一下。

1、中共对马英九访美的间接立场

中共喉舌“台海网”3月26日称，马英九就职前访问美国和日本可能性低。说“台湾熟悉日本事务的高层官员也认为，马英九就职前访日的构想，不太可能实现。”因为马英九公开宣布有意在就职前访美，让布希政府感到意外，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卿柯庆生还在度假，国务院目前根本不及反应，如何能不得罪中国大陆，又能与台湾未来政府维持良好互动，布希政府对于此事的处理方式颇感为难。虽然不少政府外的智库人士乐见其成，但了解情势的美方人士指出，美方同意让马英九来访的可能性很低。而美国白宫24日更表示，美国目前未计画邀请马英九访美。华府消息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美国以台海两岸关系为重，可能私下劝阻马英九暂勿访美。有关马英九有意在就职前访美一事，美国官方原本的说法是“尚无有关马英九计画访美的讯息”、“要再查一查”。这个说法似保留了若干空间。但是到了晚上，白宫官员回答新闻界回答时，明确表示美国“目前没有计划邀请马英九访美”。

“台海网”宣称，一位了解美国行政部门思维的专家指出，马英九胜选，固然让美国觉得美、中、台三方出现了睽违已久的乐观气氛，但美国在高兴之余，也必须力求审慎，避免出现任何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在目前两岸之间仍缺乏互信的状态下，美国必须非常慎重的考虑马英九有意造访一事。至于访问日本，一位与日本政治人物常有互动的高层官员说，日本政府对马英九“还在观察当中”，加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近期可能访日，分析马英九有意在520就职前访日的构想，“不太可能实现”！

“台海网”的上述报导，有很大的倾向性，根据中共的“字里行间文化”其实间接体现了中共方面的态度，那就是反对马英九访美。

2、中共对马英九访美的直接立场

亲北京的香港《明报》3月26日发表“北京消息透露：马英九访美，大陆不会阻挠”。该项报导声称，“对于马英九访美问题，国台办暂时不愿表态，而北京学者认为，大陆会向马英九释放善意。有消息透露，对此事大陆方面应不会从中作梗。”理由是，马英九一来是在就任政治职务前出访，二来他虽是政治人物，却不是坚持台独分裂路线者。

中共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专家”时殷宏教授也表示，台湾候任总统访美过去也没有先例，又涉及一些敏感法理及国际问题。相信美方对此持谨慎态度，大陆方面会更谨慎，不会轻易表态。不过他认为，马英九反对法理台独，主张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关系，这与其前任陈水扁和李登辉有本质上的不同，大陆方面会在适当时候释放出善意以区别对待。另外，内地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致函马英九，邀请早年曾积极参与保钓活动的他出任该会首席荣誉顾问。 

由此可见，中共极力擦拭自己破坏马英九访美的蛛丝马迹，恰恰说明其用意很深。


八、成功访美需向中共施压

 

总的看来，中共因素是马英九访美能否实现的关键之一，而综合中共对马英九访美的间接立场和中共对马英九访美的直接立场，可以发现：中共不希望看到马英九访美成功，从而实质性地提升台没关系；但是中共也不敢公然反对马英九访美，以免承担破坏两岸关系发展势头的责任。因此，马英九访美很难通过中共这一关，而要如果要促成马英九访美成功，除非采取以下非常方式，向中共施加压力：

透过管道或是直接通过媒体告诉中共和美国：马英九访美符合“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如果中共杯葛马英九访美，等于破坏了胡锦涛刚刚承认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不仅是国民党不愿看到的，更是台湾政府不能接受的。因为马英九迈向总统府的每一步，靠的都是选票；而“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目前仍然不能得到台湾社会的共识，国民党和马英九坚持“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需要承受相当压力。马英九已经宣布要照顾那些没有投票选他的人，注意照顾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利益，也是政治上的立场，只有这样马英九才能厂成为全民的总统而不是国民党的总统，才能团结台湾社会一起前进。为了对泛绿阵营的人有所交待，马英九需要中共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其中包括不再杯葛马英九顺利访问美国。只有这样，马英九才可以获得台湾全民的支持和充分授权，去全面缓和并改善两岸关系。

总之，用上述“民意牌”的压力去克服中共的顽抗，值得一试。如此，就可以使得马英九访美对于全体台湾人都是一个双赢：去得成固然可以开拓台湾外交空间；去不成也能把两岸关系无法改善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从而在台美中的三角格局下，为台湾把握住必要的战略主动权。

成功访美需向中共施压，并通过中共的让步来赢得美方的同意，这就是常言所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中共拒不让步，那么就要它在未来两岸磋商的时候，付出十倍的代价。这个责任不在台湾，而在中共。而这一点必须先让中共知道。这是中共能够懂得的语言。


2008年4月2日星期三



【第四篇】

【江丙坤访陆任重道远】


江丙坤访陆是两岸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中共对此的看法是什么？中共对此的盘算是什么？中共对此的谋图是什么？ 这是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


一、江丙坤展开谢票之旅


4月24日下午1点15分， 即将出任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的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搭乘华航I679航班至香港，并转机到上海，开始了他此次为时四天五夜的大陆“谢票之旅”。

 江丙坤此行，行程安排极其紧张。据相关报导，24日抵达上海，晚间7点30分随即与上海台商协会举行答谢感恩餐叙；25日上午日程未对外公布，下午2时赴台资企业英业达集团参观，4时在虹桥万豪会晤台商；25日晚间前往昆山，26日中午邀集江苏省各台商协会干部举行答谢感恩餐会，当天下午搭机转赴厦门，晚间和福建省各台商协会干部餐叙答谢。27日中午和晚上，分别在深圳和东莞，举行餐会答谢广东省各台商协会干部。28日上午11点30分，从香港搭乘华航CI604班机返台。

马萧后援会长黄良华表示，江丙坤此行除了“答谢”以外，更多是“倾听台商的心声”。而台商亦期待5.20后的台湾岛内利好消息。


二、中共严重矮化台湾


中共大公报记者4月26日报导，众所关注的江丙坤和陈云林的会晤，最快安排在5月25日或26日。但在大陆展开谢票之旅的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4月25日提前一个月，即在上海兴国宾馆受到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晓渡的会面。

我们认为，中共如此处理并报导江丙坤谢票之旅这一重大事件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知道，中共统战部是用于对国内人士的工作的，一般中共的对外工作，是通过中联部进行的，而不是统战部。由此可见，中共安排杨晓渡会见江丙坤，是严重的矮化台湾的行为。

这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

1、江丙坤已经预定为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结果中共却派出杨晓渡这个上海地方的党官前来接待，并不对口，也不适当，有抹杀台湾具有平等地位的嫌疑。

2、如果中共是把江丙坤作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来接待，更不应该派出杨晓渡。杨晓渡只是中共一个地方党委的成员，没有资格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

退一步说，如果杨晓渡负责的只是礼仪性质的接待工作、负责迎来送往台湾贵客，那么只是作为一个类似宾馆服务生的角色，我们还可以接受，但是中共却不可以摆出一幅平起平坐的姿态，让杨晓渡在上海兴国宾馆与江丙坤进行正式会面，尤其不应该进行公开报导。

中共明明知道江丙坤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台湾被边缘化，因此不辞辛劳地前往大陆，促进两岸直航、努力拓宽有关金融业登陆的一些限制。面对如此诚意，中共应该感激涕〇才是，中共却不此之图，反而恩将仇报、矮化台湾。


三、杨晓渡是胡锦涛的卒子


关于杨晓渡会见江丙坤的意涵，中共中新社解释说，那是“代表正在北京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向江丙坤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但即使如此，这也是相当不敬的。

就算台湾与大陆是“一中各表”吧，那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总是应该对等吧？姑且不算国民党的资格远远大于共产党。那么现在，国民党副主席远道来访，共产党不仅拒不派出自己的副主席来前迎接，而且连一个地方党部的负责人都临阵缩回，仅仅派出一个统战部长前来迎候，还要自称是“会面”，这无疑是对台湾政府授权单位的贬低。

江丙坤与杨晓渡会面时表示：两岸若实现直航，不仅将增加两岸互动的机会，更能使两岸经济互利双赢。江丙坤谈的是“两岸”，处处维护的是台湾的对等地位，但是杨晓渡张口闭口谈得却是“上海与台湾”，公然贬低台湾的地位到一个大陆城市的地步。杨晓渡海进一步发挥说，“上海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在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台商作出了很多贡献。”他还表示，“未来上海将继续推动沪台之间的各项交流。……希望江丙坤副主席对上海的建设和发展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为什么杨晓渡这个小小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长竟然如此目中无人？原来，按照中共的建制，上海属于“直辖市”，具有省级地位，而且在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的地位，仅次于北京而居第二，而既然台湾属于中国的一个省份，那么最多也就是一个特区，再大也不过就是和上海平起平坐罢了，因此，上海与台湾实际上具有对等地位。

中共是一个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独裁政治结构，它用上海地方党部的统战部长来接待中国国民党副主席，绝不是无心之失，而是有意为之，是把台湾矮化为上海的对等实体。而且根据中共的独裁性质，这个动作绝非上海帮人员自作主张，而只能是“中央精神”。

昨天我们曾就此和其他相关的两岸事务询问过北京友人，他们依据中共惯性的斗争思维和谋略运用，认为中共慢待江丙坤一举，另有意图，那就是故意压低海基会、海协会两会交流的层级，而要让国共平台的作用凌驾在两会之上，起码也要两会沟通成为国共平台精神的执行者。我们请教此话的证据何在？


四、中共何以厚此薄彼


北京友人告诉我们，其证据就在于国民党主席连战即将访问北京、再会胡锦涛。连战是国民党荣誉主席，地位很高，江丙坤是国民党副主席，地位略逊于连战；但是不论江丙坤比连战的地位低多少，总不至于大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和中共总书记的差别吧？可见，中共的这一“差别待遇”中，大有学问。

中新网4月28日报导，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当天上午搭机前往大陆。根据安排，连战29日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这是连胡第四次会面。2005年4月29日，连战以国民党主席身分访问北京，与胡锦涛举行历史性会晤，国共两党大和解。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虽然表示，此行定调就是拜访朋友，与两岸复谈没有关系；但是中共方面却另有说词。 

就在当天，中共凤凰卫视评论员丘震海立即发表评论，他唯恐世人不知道，明确指出连战再登陆具有多重含义，尽在“不言之中”：“一方面是私人行程，另一方面又是高规格，这里面两岸含义非常的微妙。但是，胡锦涛出来见连战的身份肯定不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肯定而是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不光是私人朋友的身份，因为我们还要知道，连战还有另外的一个重要身份就是中国国民党的荣誉主席。”

丘震海说：“国共平台未来在马英九时代如何维持下去？我想这也是大家需要考虑，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这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从里面，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不妨也给它一些模糊的一些空间。到底是私人的，还是官方的，到底是这个纯私人的还是带着这个马英九的口信或者等等。当然这次马英九也是托连战带来给胡锦涛的问候，包括根据台湾联合报的说法，说这次访问是胡锦涛方面主动打电话给连战方面的，然后希望跟连战在3.20之后，5.20之前能够就有些相关的问题，进行一种磋商。”

丘震海还说：“这里面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从萧万长、胡萧会在博鳌，然后最近几天这个江丙坤，江丙坤一方面作为国民党的副主席，另一方面作为后任的海基会的董事长，现在连战一方面作为胡锦涛的私人朋友，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党的荣誉主席。然后后面吴伯雄要作为中国国民党的现任的主席都要访问大陆。这个从萧到江到连到胡这一连串的，可以说除了萧万长他是目前后任的领导人之外，其他三个人都是国民党党内的人物，高层。而且江丙坤他还有一个海基会的董事长的身份。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说除了王金平跟马英九之外，其他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人都来到了大陆。当然王金平他相对来说比较刺眼一点。也就是只剩下马英九一个人了，而马英九他又是最有权的一个人，他是未来即将要上任的领导人，所有的行政资源，未来两岸关系的所有的台湾方面的四年之间操之在权的权都在他手里。所以，这里面你看很微妙，而且跟前面所有人相比，这个无论是江丙坤还是连战还是吴伯雄，或多或少都是属于老一代的国民党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比较浓重的大中华的情结，或者他们的大中华情结比他们的新台湾人民情结要重。”

“而马英九呢？他就是新一代的国民党人，在他身上也有大中华的情结，但他有更浓重的新台湾人的情结，和自由民主情结。所以在马英九身上到底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更重要还是作为一个自由民主人更重要？还是做一个新台湾人更重要？这种天平比例的这个元素的分配，跟前面几个老一代的国民党领导人不完全相同。对老一代国民党领导人来说，非常清楚，那就是大中华高于其他，但对马英九来说不是那么清楚，更何况马英九现在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意味着未来台湾要迈出的两岸关系实实在在的一步。所以，在这一点上，马英九未见得会像其他的国民党老一代领导人一样迈出勇敢的，或者扎实的一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微妙的元素在里面。现在，其他的领导人先来，马英九还没有迈出这一步，我想未来的态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微妙的好戏。现在正在5.20还没有上任之前，已经开始上演了。”

丘震海的上述言论完全不顾事实，胡乱评价国民党老一代领导人。其实国民党老一代领导人都坚守一个道理，那就是爱国必先反共。

而中共厚此薄彼的差别待遇，目的无非是加强分化台湾内部，使之无法形成一致的共识。中共的这种谋图，其实也说明中共自身对台湾的民主制度还是缺乏基本的认知。


五、江丙坤是胜任人选


江丙坤一向主张两岸和平，2007年10月18日新华网也报导“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在苏州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将保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写入十七大报告这份纲领性档，充分表明了大陆方面关注台胞利益、祈愿两岸和平的良好意愿。” 江丙坤内定出任中华民国海基会董事长之后，又不辞辛苦抵达上海展开向台商谢票之旅。这些都是为了促进两岸关系。舆论认为，江丙坤在台湾从政的经历相当完整，历任国贸局长、经济部长、经建会主委、行政院政务委员、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副主席。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江丙坤以“扩大内需”来应对这场风暴，获得一定成效，使台湾经济未受到大的冲击。江丙坤做事严谨周密，讲求效率，无论大小事他都喜欢亲自过问。

江丙坤近年来致力于国共平台，为台商奔走解决了很多问题，也为他自己在大陆累积了丰沛的人脉，这次获马英九任命为海基会董事长，是极为恰当的人选。

对于这样的一位德高望重且一直促进两岸和和平交往的重量级人物，中共却不知道给于应有的礼遇，这不仅说明中共极力贬低台湾政府的授权单位，而且说明中共给台湾的定位太低，远远不是平等地位，离开对等的政治实体地位更是远不可及。


六、中共应该端正态度


4月29日中共广州《新快报》报导说，“由于赖幸媛接掌陆委会，江丙坤暂停5.25北京之行。”显然，这体现了中共方面的焦虑。而中共北京《新京报》同一天则抨击说，“赖幸媛接掌陆委会，蓝绿都不讨好。而在大陆的台商们反应则非常激烈，有台商直言这是一场噩梦，还有台商直接点名，痛批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根本是骗人的。”《新京报》还说，“江丙坤原本预计在5月25日前往北京，但现在已经决定不去了，因此也不会跟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会面。他表示要等海基会改组敲定后，再决定恢复会谈时间。这是赖幸媛接掌陆委会后，冲击到了两岸直航的规划。所以结束台商谢票的江丙坤，需要时间通盘了解马萧的两岸路线及陆委会的思路，才能与大陆谈话。”

从这种南北呼应的大动静来看，说明中共受到此一消息的极大震撼。同时也说明中共从不习惯于检讨自己的问题，而喜欢推卸责任给他人。例如，中共方面没有检讨一下这次在上海如何慢待了江丙坤，错过了一个两岸高层通过正式管道会晤的良好机会。中共应该好好吸取教训，打压台湾政府授权单位的代表，对于改善两岸关系是不会有好处的。


2008年4月29星期二



【第五篇】

【从巴纽事件看台湾的外交突破——政府如何运用非政府组织力量】


巴纽事件表明，台湾的外交确实遇到了某种瓶颈，有待突破。本文力图从“运用非政府组织力量”之角度，探讨此一问题。


一、国际舆论关注巴纽事件


台湾与巴布亚纽几内亚建交款遭侵吞案已经引起美国媒体关注：“华盛顿邮报”2008年5月5日、6日分别刊出台湾因此案损失三千万美元，并且报导行政院副院长丘义仁涉嫌贪渎的消息。华盛顿邮报指出丘义仁一直是陈水扁总统亲信之一，他因丑闻而宣布退出民进党，而这项丑闻是一连串有损陈水扁第二任期的最新事件中的一个。报导并表示，正是陈水扁周遭的丑闻案，帮助国民党在2008年3月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

报导进一步认为，台湾与中国常以提供经援给小国的方式，相互竞逐邦交国，并贿赂其领导人。但是由于中国日益强大的金融力量，台湾近几年在外交上的损失相对快速；结果现在台湾只有二十三个个邦交国，而中国则有一百七十个邦交国。

显然，巴纽外交丑闻在选举过后进一步重创了民进党，以致党主席谢长廷在党主席选举辩论会开幕致词时，公开向支持者信心喊话，盼支持者多给民进党一点机会，不要失望离开：“在离开、甩头而去之前，让我请求，在你们离开之前，再给民进党一点时间和机会，该负责任的人，我们都没选，希望给三位候选人全新的开始和机会”。谢长廷承认巴纽事件，让党内士气低潮，民进党必须负起行政疏失、政治责任，“我们下台就是为过去执政的行政、政治疏失负责”；至于法律责任，则应继续调查。


二、巴纽案开创的历史记录


2008年5月6日台北地检署追查巴纽丑闻案，出动七名检察官到行政院副院长丘义仁、外交部长黄志芳和国防部副部长柯承亨三人的住家和办公室搜索，其中丘义仁和柯承亨的官邸也一并遭搜索，并查扣相关证物进行比对。检方也不排除搜索国安会和国防部，同时也可能以证人身份约谈陈水扁总统。

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遭行政院受到检方搜索，一方面凸现了政治腐败，另方面凸现了司法独立，加起来显示了台湾社会的转型，也给未来中国大陆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到5月10日，被疑为涉及十亿台币建交款项遭侵吞案的三位巴纽人士，即分别是当时的贸工部长、现任国家计画部长的保罗．田斯顿（Paul Tiensten）、前莫瑞斯比港市水力局执行长、现任国会廉政委员会主席提摩西•邦加（Timothy Bonga）以及法律顾问佛罗立安•古邦（Florian Gubon），纷纷否认来谈建交，力图撇清未涉丑闻。田斯顿承认他当时是以贸工部长及代理外交部长的身分前往台湾，但是去台湾的目的完全与双方外交关系无关，纯粹是要加强经贸。田斯顿指出，古邦的角色是担任他们的法律专家，应该了解更多的细节。邦加则完全否认他知悉任何相关的丑闻，也不想知道所引起的风波。他说他去台湾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水厂方面的事，以及如何改善莫瑞斯比港市下水道系统，“因为我当时既不是部长，也跟外交问题无涉，那时的媒体对我在台湾参观水瓶工厂的事也有报导，所以一定是有些误解（指涉及丑闻）在里面。”他说，“任何有关我可能从那时在进行的‘承认（指建交）基金’获得个人好处的说法，都是不正确、错误的。”他也坚称绝对没有任何金钱付给了巴纽这一方，整个的事实是台湾方面的人要钱，“这就是为什么钱会不见了。”古邦本人也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他去过台湾，“我记得是在2006年10月底，那时总理（索马雷，当时也兼任外交及贸易部长）决定指派我出任巴纽的贸易代表，不过那个决定一直没有落实，也没有拨下任何经费，所以最后我也没有真正出任该项职务。”


三、马准总统如何看待国际组织


5月11日马英九在“台湾与国际关系”研讨会致辞时谈到巴纽弊案，对国际媒体用“支票外交”形容此案，觉得十分感慨。为何台湾在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在“外交”上却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甚至揶揄的对象？马英九强调，他上任后“外交”政策将朝务实方向调整，不会只计较“邦交国”数量，加入国际组织的名称也会保持弹性。而在具体操作方面，则“越开放危机越小”。台湾必须效法新加坡开放、进取、法治等精神与全球接轨。

马英九准总统认为单就外交而论，台湾国际空间有限，但若能将外交与两岸关系结合，追求两岸外交休兵，或许可以寻求双赢。这个看法显然是台湾六十年来经验之总结，价值非凡。

针对加入经贸、体育组织部分，马英九表示，过去台湾在名称上采取弹性做法，才能参与亚太经合会、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奥会，未来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功能性国际组织，也势必要更务实，保持足够弹性。

正如马总统正确指出的那样，外交是一门“可能的艺术”（art of possible），若第一时间难有成果，就要设法克服困难，“打落牙和血吞，再徐图光复”。 

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为：台湾要不择一切手段地挤入国际组织，这样才能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而在国际组织中，“非政府组织”是一大重点。


四、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组织


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开始很早，而1990年代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参与各类国际活动，透过人道关怀、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等方式，积极拓宽外交领域。但在各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接轨并落实政府的政策方面，仍有待改进。

陈水扁总统在2000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虽然提出台湾要“积极参与各种非政府的国际组织，透过人道关怀、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等方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政策宣示，但是如何协助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接轨，并实践政府的政策理念？这才是作为重要的。

非政府组织对于外交空间的作用，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拥有甚大的发展潜力，例如1990年代苏联集团瓦解、民主化运动在世界各地普遍兴起后，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落差与动荡，加之天灾人祸造成部分地区及国家的大规模灾难，提供给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援助发展与人道救援的机会，因而益加凸显角色的重要性。例如这次四川大地震，就是这样的机会。非政府组织在援助发展与人道救援上所表现出的机动、弹性、创意、与效率，证明更能贴近在地民众的问题与需求。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可以建立伙伴关系。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政府，在资金、资讯、计画及行动能力掌握了更多的优势，可以帮助非政府组织完成国际角色包括改善两岸关系等等。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建构伙伴关系、增进互信基础，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上的一个主要议题。

而组织规模庞大者如慈济基金会、世界展望会等，在历次国际人道救援上能快速集结资源、运用既有网络或人脉基础，有效输送服务，较小规模组织有更多的救援优势，形成大者恒大的效应。这类型组织的国际活动，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在经常互动中发挥了增进两岸关系的作用。

过去三十年来，台湾一直被排除在联合国及其体系之外。但是现在，利用全球化格局造成的新态势，巧用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性质，有望拓展外交空间，并降低两岸关系中的紧张度。


五、不能等待美国助台参与


4月29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苏棣出席美国商会举办的谢年饭时，说美国承诺“确保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即便取得会员资格不可行的组织也一样”，这是AIT官员近年公开谈话中，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表达最大善意。美国商会目前有九百多位会员，代表将近五百家跨国公司，是台湾第二大外侨商会。杨苏棣表示美方期待台美双方的密切安全合作会持续下去，能够给予台湾民主领袖信心，可以和强大的邻居发展更密切的关系，而不必害怕压力或打压。据说每年美商谢年会的演讲稿，都由美国国务院认可后才能发表，属于正式官方档。

这当然是一项好消息，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台湾的外交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尤其杨苏棣致词后戏剧性地举臂高呼“台湾加油”，虽然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但也使得其承诺带有了某种玩笑的轻松意味。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杨苏棣的谈话却值得我们重视：他承认，台湾人民在展望未来时之所以可以仰赖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是因为台湾有很多东西可以贡献给世界，包括经济发展、卫生医疗保健、高科技与民主化，台湾实在太重要，不容国际社会忽视。

显然，现在的台湾已经不是三十多年前遭到美国背叛时候的台湾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台湾对国际社会的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这个方面，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和国民外交、民间外交一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要充分发挥台湾的外交能量，有些共识还是需要建立的。例如对于“国家主权”的看待和认定。台湾继续争取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就有待于此类共识的建立。


六、外交成功取决于国内共识


自从1972年中华民国失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之后，就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这使得台湾被隔离在国际疾病防治系统之外，对于公共卫生与国际传染疾病防治是一大漏洞。自从中国大陆与世卫秘书处在2005年签署备忘录，将台湾列在中国的公共卫生管辖之下后，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超过一千件的公共卫生警告，台湾却仅仅接到四十件警告。这对台湾是极其危险的。如何解除这个危险呢？

今年，世界卫生大会5月19日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到底能否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又将讨论。尽管把台湾纳入国际医疗体系是一个万分重要的事情，但是以什么名义加入，在台湾以外的其他国家看来就不那么重要了。在名实之争面前，台湾究竟是选择名还是选择实？今年还是以“台湾”的名称来推动已成定案；但明年呢？后年呢？

对于以台湾名义推动世卫申请案，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说，成功可能性几乎是〇。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王震宇则从国际法上分析，表示即使台湾要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也将由于中国方面的反对而比较困难。他说：“在国际法上面，因为世界卫生大会是属于联合国下面的一个组织，所以它申请观察员的程式，一般来讲，你还是必须符合联合国的规定。在观察员的部分，如果以台湾的名义申请的话，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是至少世界卫生大会的主席能够把这变成一项议案，在里面通过讨论的方式才有可能。在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目前世卫的主席，是中国大陆方面的代表。”马英九则胸有成竹地认为，他期许在两岸紧张情势缓和后，明年将以中华台北名义申请参加世卫组织，这是看到，需要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以较为妥协的名称寻求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在国际上较能被接受，但是最大的阻力却会来自台湾内部。王震宇就认为：在国际上或中国那边来讲，“中华台北”的名称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我们国内不能被大家都接受，担心这会侵害国家的主权。有些反对人士会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台湾的名义？如果每个组织都用不同的名义，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所以国内的共识是一个较大的变数。

确实，要突破外交困境，应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经济组织，要游说两组织更改规定，并和中共沟通……但是，要让中共俯首承认台湾的平等地位、让务实的台湾与弹性的国际组织结成伙伴、并为全球经济努力，惟有容纳甚至动员绿营的力量来向中共施加压力和“示威”，以迫使中共做出必要的让步，这也许正是马英九援引赖幸媛出任陆委会主委的意义所在。


七、民主同盟取代联合国


2006年美国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份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组织，因此被广泛称之为“普林斯顿计画”(Princeton Project)。报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等已经临近破产。而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履行“民主同盟”所界定的义务的时候，国际干预，甚至是武力干预，就有了合法性。

我们的分析倾向于认为，该计画要应付的是美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或者威胁，其所设想的解决方法合乎全球化的大趋势。

报告指出，和冷战时期不同，美国今天不再面临像往日苏联共产主义那样的单一外在威胁，其所面临的是一系列的威胁，包括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病、亚洲的崛起、中东和能源危机等等，并且这些威胁根源不同，主体不同。冷战时期针对单一“敌人”的“围堵战略”不再有效。如何能够同时应付所有这些威胁，成为美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目标。如联合国改革不顺，美应另组同盟取而代之！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尤其必须加以重组，把其他一些大国包括在内，如印度、巴西和日本。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也应当得以修正。在现在的状态下，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任何决议案都具有否决权。普林斯顿报告认为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报告建议，在那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事宜上，这种否决权应当取消；而在那些只具有宣言性质的议案上，否决权仍可保留。

报告认为，要改革现存国际组织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些大国都会强烈反对以保持自己的否决权。因此，报告建议，如果联合国改革不能进行，而联合国又变得越来越不相关（主要是与美国的相关性），那么就干脆用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代联合国。这个新的组织就是“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民主同盟”也可先被用来对联合国的改革施加压力，但如果联合国在压力之下还改革不了，那么就取而代之。

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同盟”，但必须以遵守同盟的协议为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不会对同盟内的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来保证公民人权等等。同盟要求各成员国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公民免遭各种灾难，包括种族屠杀和人为饥荒。当这些政府未能这样做时，“民主同盟”就有义务干预。

“民主同盟”是这份报告的核心概念，或说“民主同盟”的组织原则就是民主。以这个标准衡量，台湾够格，中国则不够格。所以针对中国，报告明确提出：既要鼓励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给中国应当享有的国际空间，但同时也要诱导中国的变迁。另一方面，“民主同盟”也包括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一方面承认主权国家，但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履行“民主同盟”所界定的义务的时候，国际干预，甚至是武力干预，就有了合法性。台湾应该极力争取这一框架的庇护，这样格外需要“民主同盟”所能接受的外交模式，而不能和中共陷入“单打独斗”的〇和游戏之中去。


八、“亚洲北约”正在萌动


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年初，欧盟接连发表了三份有关中国的文件，语气冷峻；对中国现状的判断，语调悲观。

北大西洋公约的核心——美英德法，在对中共政策上的利益和观点经过评估，有了更多的协调和默契，出现了向美国靠拢的迹象，欧盟最终仍然维持了对华武器禁运，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识”的政治后果。而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奥地利、前东欧国家等，也纷纷跟进，对华政策也日益强硬。民主国家在非洲达尔富问题到亚洲缅甸问题上，千方百计施压于北京，凸显中国与国际主流在价值取向上的格格不入，敦促北京履行其奥运承诺。传统的人权问题，日益引人注目地变成北京外交的“滑铁卢”。

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新西兰、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前东欧各国等……近年来各主要民主国家，已经逐步在此气球下聚合，该气球的标签上清晰书写：“价值观外交（Value Oriented Diplomacy)”。最显著标志这一风向转折的，是所谓“达赖旋风”，即各国政要似乎有约在先，排队似的纷纷在官方场合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甚至日本也邀请达赖往访……。在这一转向中，德国成了带头羊。其执政党最近出台的亚洲政策档，强调了德国政府必须和中国保持相对的距离，加强与日本、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的关系。

更敏感的是，“亚洲北约”正在萌动。在贸易问题上，欧盟已经表示，欧盟和美国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要和美国在政策层面进行方方面面的协调，对中国施加共同的压力，包括人民币汇率，对华贸易赤字，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知识产权、能源外交、市场开放等等，无所不包。在亚洲，同样的故事在上演。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访问印度，提出了“大亚洲”设想，其中包括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却没有中国。他解释该设想时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9月，来自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海军的舰艇，在印度洋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构想。在此构想推动下，亚洲将演化出某种新的地缘军事结构。

诸事呈现出一个基本的战略趋向：一个“世界民主同盟”正在形成之中。“亚洲北约”必将改写东亚历史。


九、借鉴中共的做法来对付中共


中共有一个专业推动民间外交的机构，叫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对外友协”，是中共掌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它用笑脸外交行贿，招降纳叛，同各国的“对华友好的团体和各界人士”进行联络工作，已和130个国家的550个民间团体和组织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互相访问、举行纪念会、座谈会、报告会、参加双边会议、交换资料等，完成中共的外交任务。凡此种种，都是在中共进入联合国以前就展开多年的项目，达到中共的特定任务。

其中包括1、民间经济、贸易、社会、教育、科技合作；2、开展对外民间文化交流。派出和接待民间文化艺术团体和文艺界人士，进行友好访问，举办演出和展览；3、受政府委托，协调、管理本国各地同外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城市关系的工作；4、作为非政府组织，积极参加国际组织的交流活动。作为地方政府国际联盟的成员，代表本国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

对外友协是1954年5月3日成立的，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市、区、县设有地方对外友好协会。

现在，对外友协正在大力推动“海归”即海外归国人员的事业。 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海归创业大会上，“海归与民间外交”成为一个非常热烈的讨论话题。与会者明确提出，由于海归在中国与学习和工作所在地国家之间所具有的特殊情感与社会联系，因此具有进行与拓展民间外交空间的特殊便利。由于海归人士从事的个人色彩与独立色彩的游说、社交与专业沟通活动，能听取其他国家人士未必与我们一致的观察与思维角度，因此他们可能发挥体制外交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例如：一、“海归可以在游山玩水中展开外交。”二、“海归可以弥补政府外交的某些缺环。”三、“成为官方外交活动的良好支持者。”四、“成为弥补外交专门队伍的人力资源。”

为此，中共外交部已经设立了一个处，专门经营民间外交。


十、陈毅之子如何看待民间外交


中共已故的陈毅“元帅”也是中共首任“外交部长”，其子陈昊苏现在子承父业，充当中共对外友协的会长，他说“希望自己的表现能够和英雄的父亲相称”。由此可见，中共对民间外交的重视程度。而陈昊苏在谈到中共的民间外交时，有如下评论：

1、 一个国家的外交，起主导作用的是官方外交，像元首外交，首脑外交，就是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官方外交是政府包括外交部所进行的外交活动。还有其他的外交，比如军事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不同的是，它以民间组织、民间人士的身份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要到国外去开展工作或者在国内和外国人士打交道。

2、我们属于民间人士，作为民间代表团到外国去访问，实际上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到比较安定的国家当然不会有危险。如果从事官方交往活动，安全保卫工作做得会更好一些，对方国家对你这个国家官方人士来访问，当然要负起安全责任。民间人士的风险更大，因为人数太多，比如普通的民间人士去做生意，当然会受到那个国家的保护，比如员警部门会给予一定保障，但是假如这个国家的员警部门瘫痪了，反政府武装横行，那就谈不上什么保障了，有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就遭遇绑架了。

3、我们国家的外交，本质上是在全世界广交朋友，我们不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不到别的国家去抢占势力范围。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口碑非常好，这样中国的民间人士走到那儿就享受到他们人民的友好待遇，你可以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一旦发生不幸的事件，我们的政府会积极、认真处理，使我们的人民摆脱险境。

4、大家在生活中常说，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就多一堵墙。在国际社会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你朋友多，走遍天下，都会受到尊敬，不会遇到危险。敌人多了就不一样了，你走到什么地方可能都会有人对你不友好。我认为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要推动国际合作，讲国际合作是双赢，这样就比较受欢迎。我知道有几个国家的人太会做生意，外国对他的口碑反而不好了。我们一些朋友出去，生意做得不错的。我见到他们就会提醒一下，生意做得好是好事，但是互利的精神也不可少。

5、民间外交最重要的责任是给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奠定一个巩固的基础。国家关系好不好，有多种因素在那儿决定着。比如两国政府关系怎么样，两国领导人有没有个人的友谊，这些都是很要紧的。经济关系是互利的、双赢的还是只有一方得利，另外一方得不到利益。在文化方面是单向影响还是双向影响，如果一方的影响很大，把所有对方的影响都抵消了，对方未必会高兴。民间的交流、民间的友谊在所有这些因素里是一个基础成分。

（以上要点的全文参见“新华网”2004年4月21日）

我们可以通过陈昊苏上述谈论中共民间外交的言论，看出中共的一些思路和做法，从而更能对症下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


十一、台湾也有一个对外友协


从中共的对外友协，不禁想到台湾其实也有一个类似大陆对外友协那样的民间外交组织，一个相当成功的非政府组织，那就是“世界自由民主同盟”，简称“世盟”。这个组织的活动相当成功，其总会长、理事长、副秘书长甚至能够深入到中国大陆、出席北京举办的“两岸经贸文化论譠”研讨会议。

仅就2007年来说，其总会长饶颖奇还应邀率团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中国民运举办第二届“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于大会”。会后饶总会长一行在高代表英茂及陈组长文仪等人陪同下拜会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贾赞波维斯基(Georg Jarzembowski)国会议员等人士，就如何加强台湾与欧盟间双边合作关系广泛交换意见。后来又转往英国伦敦参加“欧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十三届年会”。

饶颖奇应邀赴墨西哥参加中南美洲台商联合总会年会及参访美国旧金山国父纪念馆：终于成功洽妥墨国国会议员托雷斯（Hon. Victor Manuel Torres Herrera），允诺筹组世盟墨国分会。该会代表还前往义大利波隆那(Bologna）出席第二十二届欧洲中山学会年会及第三十三届欧华年会，以“台湾的民主转型对两岸及国际的影响”为题，在论坛中进行专题演讲，演讲过程中曾获热烈掌声并于演讲结束后获得回应及佳评。义大利第一大报（il Resto del Carlino）曾派记者全程采访，并于次日在该报第十版大幅刊登报导。

该会总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刘执行长应邀率团于八、九月间赴美国华府、纽约、洛杉矶等地参加北美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第二十五届年会、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第六十届年会、会晤NGO执委会主席柯璧女士及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第三十届年会等各项会议。

世盟还把以上各项活动，经由网际网路相关网站、电子报及当地新闻平面及电子媒体，加以详细报导，扩大了文宣效果。这些活动使得中共有所警惕，结果中国大陆派往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年会中的非政府组织数目空前增多，而且表现十分积极，到处散发各种文宣资料，可见对方正在吸取我方的长处，如果我们不能有所警惕，可能就会逐步落伍。为了避免落伍，政府对于世盟一类的民间组织，应该多多关心和扶植，俾使发挥外交尖兵的作用。


十二、非政府组织渗透中国大陆


就像参与国际经贸组织的目的不是“为参加而参加”，而应将涉外经贸策略与国内经贸政策紧密配合，也就是将国内经贸体制与国际接轨；政府支援非政府组织的目的，也不是“为支持而支持”，而应将对外交往与国内政治密切配合，用外交包括两岸关系来促进内政进步，也用内政进步来推动外交包括两岸关系。这次总统大选，美国总统迅速祝贺台湾民主选举成功，就是台湾这方面成就的范例。而由于受限于国际政治现实，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仍有相当困难。因此非政府组织的用途变得格外宽广与重要。

目前在中国，对外国非政府组织有两种较为极端的对立看法。形象地说，一种是将外国非政府组织“妖魔化”，另一种则是将外国非政府组织“天使化”。这说明运用非政府组织渗透中国大陆，确实具有广阔的空间。

自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进入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后非政府组织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据中共自己估计，目前在中国已经奠定了较稳固的活动基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在一千家左右，它们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或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较熟悉的长期合作伙伴，有具有连续性的运作专案，在中国具有一定知名度。此外，开展派人来华、短期工作、长期驻留、雇用当地人员、寻找合作伙伴、探索专案运作等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应在数千家之上。这些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的主要凭借就是它们所带来的资金。据估计，近几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每年投入中国的资金约在一亿至二亿美金之间，其实算下来，平均每个组织不过十多万而已。

在中国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大多数是来自发达国家：它们或者是某个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是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某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些外国非政府组织是形形色色，它们的组织形式各不相同，有商会、协会、慈善组织、环保组织、发展促进组织、谘询研究机构，以及基金会等；它们的背景各异，如不同的宗教、不同国家的政府、不同的企业、不同的民间群体等；它们的使命和价值取向也各有特色，从扶贫到环保，从人权到社会正义；它们的活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单纯提供资助到合作专案，从政策性研究、各类会议和人员交流，到基层的实际专案运作。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活动, 一般都是通过中方合作伙伴进行的，其合作方式多种多样，合作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从单纯对中方机构的研究、会议和运作项目提供资助，到参与中方机构的一些项目的设计策划并提供资助，再到实施外国非政府组织自己既定的一些专案。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目前已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共产党的各机构到政府各个部门，从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到工、青、妇等各人民团体，从高校、社科院等国家事业单位到民办科研教育的非企业单位，从政府部门主办的社会团体到起自民间的所谓“草根组织”。目前，中国各种类型的组织机构几乎都同外国非政府组织有着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联系。由此可见其渗透程度的严重，可以说，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格局已经完成，现在只等一个机会、一个信号弹，来成就杜勒斯所说的“第三代第四代的”根本变局。而我们则需要为促成这一变局的到来，略尽绵薄之力。


十三、中共如何看待非政府组织渗透


从中共的角度看，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为：

1、引入了资金。2、引入了国外的经验、资讯、人员和活动方式。3、有助于中国的社会发展。4、有助于中国新型社会体制的创建。5、有助于中国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改进。6、有助于中国的法治建设。

从中共的角度看，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为：

1、危害中国国家安全。2、破坏中国政治稳定。3、助长了腐败。4、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

上述正负两方面的结论，可以参见2006年8月31日中新网援引中共《学习时报》的研究文章。

值得注意，上述正负结论里的中共之利，其实就是我们之弊；上述正负结论里的中共之弊，其实就是我们之利。如果按照这个大概的思路下去，我们就可以制订出相应的有效方案，在中国广泛展开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以此有效调节、缓冲两岸关系。免得中共统治的冰山融化所带来的洪水，冲毁两岸之间的堤防、危及台湾的安全。


2008年5月18日



【第六篇】

【陈云林访台可能引爆毒奶炸弹】


一、中国毒奶带来空前危机


中国毒奶祸及全球、殃及台湾，可谓万众声讨、神人共愤。从中共当局最新公布的资料，可知从婴儿奶粉到成人的液态乳制品，都发现三聚氰胺。因有毒奶粉造成的死亡婴儿，增加到六人；因为饮用有毒牛奶而住院治疗的受害婴儿，已经上升到六万多人，而实际受害人数估计超过了六百万人。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中共依然在钳制媒体，让公众无法详细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官方媒体依然顾左右而言他，不能、不愿或不敢触及问题的实质，汲取教训无从谈起。

中共的这种态度，在台湾激起极大的义愤。在台湾，许多原料使用乳制品的商家，都在店门口张贴告示表示绝无使用中国进口乳制品，撇清自己与毒奶粉事件无关。而以奶粉作为原料的面包店在这波人人自危的恐慌下，也是生意大受打击，许多店家以台湾本地鲜乳取代进口奶粉作为原料，以挽回消费者信心。 

这一突发的毒奶事件，严重影响乃至根本破坏了陈云林访台的前景。


二、毒奶事件毒化两岸关系


毒奶事件不仅激起台湾人民对于中共的厌恶，而且再度引发了台湾定位的争议。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台湾提供毒奶资讯，不过却是把副本给了台湾，把正本送交中国，并称台湾为“中国台湾”。这种无耻行径正是中共的压力所致，凸现了中共对台的阴谋与恶意，使得希望改善两岸关系的中华民国政府，陷入了被动与压力。中共此举，无异于趁火打劫，让中华民国政府的处境雪上添霜。说得严重点，这等于是与台湾在野党联合夹击中华民国政府，使之陷入内外交困。

早在毒奶事件爆发初期，中共“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说明毒奶流入台湾时，就以“我国台湾地区”来称呼台湾，由此可见中共利用毒奶事件矮化台湾的阴谋是系统的运作的，不是孤立的。好在陆委会副主委傅栋成当时就公开指出：希望大陆能约束党政官员不要有类似的说法出现，多少消除了一点中共的杂音。对于中共的上述“消灭中华民国”的系统阴谋，中华民国政府自己是绝对不能予以默认的，更加不能予以配合。

正是由于这一态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刘兆玄表示了对于世卫组织的强烈抗议，他希望世卫从此以后以“中华民国”称呼台湾，外交部长欧鸿链也表示，已经下令驻日内瓦办事处表达台湾的严正立场。但是无论如何，伤害已经造成，中华民国政府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抗议上，无助于大幅改善自己的处境。外交部长欧鸿链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出了人民的心声，他指出，台湾不能接受“中国台湾”称呼。他说，外交部的“电报已经出去了”，并已训令驻日内瓦办事处表达严正立场，而且要求有关防疫、食品卫生等问题，应该与台湾相关单位直接联系互动。

温家宝日前在纽约，特别针对联合报系世界日报问有关“两岸外交休兵”台湾民众关切的拓展国际空间问题时，表示他能理解台湾人民在涉及自身利益问题上争取国际空间，未来仍有待两岸协商解决。其实，根据中共的系统安排，温家宝所说的可能性早被排除了。温家宝在纽约，不过是做秀。


三、毒奶事件激化台湾内部争议


毒奶事件与国际政治元素混合以后，进一步发酵成为成为在野党攻击中华民国政府的重要议题，这一议题正在中共的变相配合下，迅速演化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现在，连相对闭塞大陆民众也都知道以下报导：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在立法院质询时，泡了一杯奶水给刘院长，当场问他敢不敢喝，刘院长以不知道对方泡的是什么为由，拒绝喝下，叶宜津不满地说：“我没有像中国那么黑心啦！”通过这一报导，中共政要也明白了：毒奶事件在台湾内部激起的争议是如此巨大。

不仅如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继日前批评马总统对大陆态度软弱后，又批马政府如果连毒奶粉都处理不好，人民会担忧，这样的政府要如何处理主权问题？她表示，如果马政府现在没有办法做到让商店标示“China Free（无中国成份）”，至少应修法在产品包装上加注原料来自于中国。另外，针对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可能十月到台湾，蔡英文表示，政府应该就主权问题上厘清疑点后，再邀请陈云林来台，否则“我们担心游行与群众运动是无可避免的”。

对于台湾内部的这些暗潮汹涌，中共了若指掌。中共“中评社”发自台北的报导说，日前独派背景的民进党中常委蔡同荣在中常会提案，民进党必须对马当局一连串向中国大陆倾斜的政策主张做出因应，并研议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参加两会会谈时，民进党是否发起群众抗争或大游行。中评社特别指出：“在此之前，弊案缠身的陈水扁以及台湾社、独派大老黄昭堂、辜宽敏及立委王幸男等，也提出类似主张，认为有必要在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参加台北会谈时再度发动群众运动。”

中共如此清楚陈云林访台可能引爆毒奶炸弹乙事，那么，为了两岸关系长期和健康的发展，中共就应该以大局为重，在目前情势下暂缓陈云林梦寐以求的台湾之行。


四、陈云林现在不宜来台


一般公众舆论认为，联合晚报2008年9月25日发自台北的报导《蒋孝严：陈云林现在不宜来》，还是比较公允的，较少党派利益的偏见。尽管蒋孝严身为国民党的立委，但由于他的阅历比较丰富，说话还是比较有理有节的。

蒋孝严看到了毒奶事件的发烧可能具有爆炸性的后果。而在民进党公开喊出将在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时游行抗议之后，国民党不应对这一威胁置之不理。况且由于毒奶事件排山倒海而来，现阶段两岸规划对谈的议题，相对也就没有那么急迫了，因此当前似乎不是陈云林来台的理想时机。

蒋孝严现在身为立委，他的说话因此可以拥有较大的自由度，他在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说，最后不管陈云林何时来台，一定要将“国际空间议题”摆在谈判桌上。他强调在此政策下台湾的外交任务应该有两个原则，一是“双向”进行沟通而非单边，而且两岸应该要“同时”释出善意，而不是有先后之分。

我们记得，台湾《联合报》曾经报导马英九总统在2008年6月4日接受专访时，也谈到大陆海协会长陈云林访台问题，马总统说：“若业务上有必要，欢迎他访台。”现在看来，陈云林立即访台，不仅在业务上无此必要，而且变成了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毒奶炸弹，因此并不符合马总统当时的期待。

在我们看来，中华民国政府有关当局正好可以利用蒋孝严的“立委言论”来作为民意，以便向中共当局解释陈云林不便现在来台。尤其考虑到，蒋孝严的“蒋家后代”身份也可以派上说服中共取消陈云林之行的用场，来向逐渐开始吹捧两蒋父子的中共统战战略，进行一个适时的反向操作。


五、坚持访台会分化台湾


在目前的危机情势下，陈云林访台其实对于中共自己也是甚为不利的。在目前的危机情势下，如果陈云林还是坚持访问台湾，那么就说明中共的目的可能是想要利用陈云林访台来激化台湾内部争议、达到分化台湾的统战目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看中共自己是怎样盘算的陈云林访台之行的。中共的“华夏经纬网”借用“网友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极端分子恐惧什么？》，这篇文章说，“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是既定中的事。因为陈云林访台在两岸关系历史中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所以，至今未有放弃对抗思维的民进党焦躁万分。从目前民进党的反应来看，其内部的极端分子恐惧心态越来越严重。恐惧究竟何来呢？……从提议者的人头来看，基本可知，对陈云林访台最为恐惧大约是这么三种人：一，贪渎集团分子。二，极端的民粹分子。三，激进的台独分子。总而言之，是一群仍然以陈水扁为核心的民进党内的极端分子。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一个小团体能量很大，能够控制目前民进党的路线、政策乃至思维。民进党在野之后，内部力量开始分裂、分离、分开。细看原来的民进党内权力核心人物，他们的态度与做法可以分四类：一，陈水扁类，因贪渎问题被司法纠缠，疲于应对，并企图以政治斗争方式来脱困。二，谢长廷、苏贞昌类，失败之后潜伏在地，决不做出头鸟，窥视机遇，以图东山再起。三，蔡英文类，以为天下兴亡在此一肩，愿意扛起责任，带领民进党重新起来。四，蔡同荣、黄昭堂、辜宽敏类，不知山中一日，人间千年，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民意如流水。仍然死死抱着极端的意识形态不放。”

从这篇文章看来，中共还是想让陈云林厚着脸皮来台湾的。但是，既然中共知道台湾局势如此错综复杂，为什么还要在毒奶事件造成举国震惊的不恰当时机，造访台湾、进一步激起台湾人民的怒火呢？只能是为了分化台湾、强化台湾内部的裂痕。我们不能让陈云林轻易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台湾方面应该如何处置陈云林访台事宜呢？我们认为，台湾方面可以向中共方面说清楚、讲明白：陈云林现在访台，客观上只能是帮助陈水扁等人从贪污渎职案件中解套。中共总不至于公然为陈水扁解套，为在野党策划的游行示威创造条件，甚至保驾护航吧？那么就请陈云林另择良期吧。

正好，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9月24日已经启动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之间的热线联系。很容易据此热线对陈云林晓以利害，让陈云林为两岸关系的大局，暂缓其梦寐以求的台湾之行。


六、结论


综合上述情况分析，目前确非陈云林来台的合适时机。对于一贯主张与中共友善交往的人士来说，也需要思考：毒奶事件使得中共背负了“黑心政权”的恶名，现在和这样的政权打交道，要特别小心，免得在为他们买单之余，还要替他们挨骂，最后还要被中共方面倒打一耙甚至窃窃讪笑，结果和中共人员告别送行的时候，还要被他们无端作出一个开枪的手势。


2008年9月26日星期五


（另起一页）

书名

中华民国的统独挣扎

第一卷（2002-2007）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One（2002-2007）

（民进党与陈水扁的挣扎）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DPP and Chen Shui-bian)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2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0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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