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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

中华民国的统独挣扎 第二卷（2008-2015）

 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 第二卷（2008-2015）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Two（2008-2015） (lulu.com)



中华民国的统独挣扎

第二卷（2008-2015）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Two（2008-2015）

（国民党与马英九的挣扎）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Ma Ying-jeou)



2022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0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6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本书属于《内参汇编》，时间跨度二十年，基本每月一篇有余；包括文章将近三百，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文章部分是命题约稿，并非全然作者所思。内容涉及广泛，不限于两岸关系；但由于命题的认可和阅读，都是台湾的决策者们，故此也都体现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间接呈现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故此称为“中华民国的统独挣扎”。

由于这二十年间，历经三届台湾总统任期，故此分为三卷出版。三届之间，命题不同，应对有别，层次分明。

第二卷为马英九时代——

马英九来源于中国大陆，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合作与他前面李登辉、陈水扁以及他后面的蔡英文是截然不同的。国民党和马英九都希望台湾和大陆能够最终统一，所以他们同意“九二共识”，努力促进“三通”，加强两岸的之间的各种交往……北京及台湾一些媒体都称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的胜选代表着“九二共识”的胜利，但民进党不会朝着接受九二共识的方向改变。这是因为“九二共识”解不开“对等谈判”的死结——凡此种种，都在本卷有所体现。


Synopsis

This book belongs to "Internal Reference Compilation", with a time span of 20 years, basically more than one article per month; including nearly 300 articles, it is an extremely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 - part of the article is a draft of the proposition, not entirely what the author thinks. The content covers a wide range and is not limited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but because the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of the proposition are all made by Taiwanese policymakers, it also reflects the issues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and indirectly presents their thoughts and thoughts, so it is called "" The struggle for 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re have been three terms of president of Taiwa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ree volumes. Between the three sessions, the propositions are different, the respons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levels are clear.

This second volume is the era of Ma Ying-jeou -

Ma Ying-jeou is from Chinese mainland, and his views and cooperation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Lee Teng-hui and Chen Shui-bian before him and Tsai Ing-wen behind him. Both the Kuomintang and Ma Ying-jeou hope that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can be finally reunified, so they agree to the "1992 Consensus, strive to promote the "three links," and strengthen various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Some media outlets in Beijing and Taiwan have said that the 2008 victory of the KMT Ma Ying-jeou represents a victory in the "1992 Consensus," but the DPP will not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accepting the 1992 Consensus. This is because the "1992 Consensus" cannot unravel the dead knot of "reciprocal negotiations"—all of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is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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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2008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中国在海峡中线西侧划定新航线之意涵与因应 

第二节 中国对2008台湾总统候选人之评断与对策

第三节 近期北京的奥运外交与台湾的因应之道

第四节 中共对台湾总统大选之综合反应及未来的对台策略

第五节 中国处理近期奥运圣火传递抗议事件的策略与影响第六节 海基海协两会改组及恢复对话协商的观察与分析

第七节 两岸复谈后台湾如何争取参与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

第八节 中国民间对于邓小平改革三十年的检讨

第九节 对两岸未来签署和平协议的评估与建议

第十节 马英九依宪法定位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说法的利弊与影响评估

第十一节 对台北“江陈会谈”的整体观察

第十二节 两岸如何建立军事互信


第二章 2009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中国大陆出兵印度洋对台湾安全的影响

第二节 对“胡六点”的分析与台湾的因应策略——试论胡锦涛的“围点打援”、“跳岛作战”

第三节 民主自由竞赛取代军事竞赛——两岸和平关系发展的可行性研究

第四节 台湾参与WHA的策略与模式

第五节 对两岸复谈周年的整体观察

第六节 对首届“海峡论坛”的观察与建议

第七节 台湾开放陆资来台的机会与挑战

第八节 马英九当选党主席对未来国共互动与两岸关系影响之评估

第九节 对八八水灾后两岸互动之观察与建议

第十节 日本民主党上台对两岸关系的可能影响

第十一节 台湾如何因应大陆近期呼吁两岸进行政治对话的要求

第十二节 达赖喇嘛的外交活动对两岸关系的潜在影响


第三章 2010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台湾最新选情是否缓和了两岸关系

第二节 对民间提出《两岸和平共处法》的观察与建议

第三节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与两岸关系

第四节 中共积极抛出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目的与策略分析

第五节 从谷歌（Google）事件看中共改革开放的困境

第六节 中共两岸协商议题及台湾应对策略建议

第七节 国际对两岸签署ECFA的反应分析

第八节 大陆研究两岸和平协议

第九节 两岸对“九二共识”解释权之分析与建议

第十节 对大陆促签两岸文化交流协议之分析

第十一节 对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暨“十二五规划”之分析

第十二节 温家宝政改讲话意在愚弄国际舆论


第四章 2011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的来龙去脉

第二节 中共尊孔是自救还是自杀？

第三节 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对中国大陆之影响

第四节 中国大陆财富竞争中的政府角色

第五节 台湾对“2010中国国防白皮书”及中共航母之因应

第六节 2012年台美中政府同时更迭蕴藏危机

第七节 南中国海局势演变对于台湾的意义

第八节 对两岸青年交流的观察与建议

第九节 “九二共识”的意义

第十节 解析中共《和平发展白皮书》

第十一节 中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抗茉莉花革命

第十二节 中共如何看待马英九提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及台湾之因应策略


第五章 2012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中共对台湾二〇一二年选举的综合反应及未来之对台策略

第二节 中国大陆走向暴力化及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第三节 从习近平访美看2012年美中关系展望

第四节 美国重返东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第五节 美国驻大陆使领馆可能成为中共崩盘的导火索

第六节 大陆经济全面减速威胁政治稳定

第七节 解析中国大陆群体事件之影响

第八节 警惕西方舆论出卖台湾利益

第九节 谷开来案与中共十八大

第十节 九二共识何以维持两岸和平二十年

第十一节 习近平与中共派系消长

第十二节 论中共十八大人事安排与政治改革之路


第六章 2013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两岸和平协议内涵

第二节 从南周事件评大陆的新闻自由与宪政梦

第三节 微博力量与大陆民主化

第四节 未来大陆外交政策与对台政策之竞合

第五节 台日渔业协议与东海和平

第六节 什么是合情合理的两岸关系

第七节 从欧习会到吴习会：解析美中台三方战略格局

第九节 军事互信与撤除导弹评估——兼谈最近大陆国防部新称改变军事部署换美方停止对台军售

第十节 习近平推丝路经济带的战略意涵

第十一节 评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的两岸观

第十二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改变中国吗？


第七章 2014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显示中共对台敌意

第二节 王张会与两岸关系

第三节 反腐还是政治权谋——中共新一波整风运动的虚与实

第四节 习近平是中国的安德罗波夫？

第五节 大陆对两岸关系论述的转变

第六节 南海争端中的大国博弈

第七节 中共持续反腐打贪之政经效应

第八节 习近平外交布局的战略思考

第九节 北戴河会议与中共权力争夺

第十节 “一国两制”重现江湖：剖析习近平最新对台喊话

第十一节 APEC观察：北京的思维与亚洲的未来

第十二节 习近平的岛国战略


第八章 2015年统独挣扎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前瞻

第二节 中国大陆中小学教孔孟的观察与省思

第三节 从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看中日关系

第四节 亚投行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意义与影响

第六节 美中(共)南海角力对区域安全之影响

第七节 解读大陆国家安全法

第八节 日本新安保法与亚太情势发展

第九节 习近平阅兵大典：亲‘中’联盟成形？

第十节 习近平访美综合观察

第十一节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观察

第十二节 美国与中共的南海危机


附录

附录之一：關於《08憲章》

附录之二：西藏抗暴五十周年角力面面观

附录之三：新疆民变与胡锦涛提前回国——广东、新疆连锁暴力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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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08年统独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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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在海峡中线西侧划定新航线之意涵与因应】


2007年初，胡锦涛穿着军装巡视中国海军，并且宣示要建立一支“迈向国际的远洋海军舰队”。显然，他现在正在落实其雄心勃勃的计画，而台湾不幸正在成为其可能的牺牲品。


一、中国划定新航线


中国在台湾立委选举之前的2007年12月，在台湾海峡中线西侧划定一条新航线。

中共这条从上海到香港的新航线，距离台湾海峡的中线只有四十二海浬，这不仅在平时使得中国飞行器容易误闯台湾警戒区，而且在战时大大缩短了中国入侵台湾的距离。很明显，该项行为已经涉及改变台海现状；如果来意不明的中国战机一旦越过中线，台湾地面防空系统即使立刻启动，也慢了半拍。而一旦中共战机从新航线跨过中线之后，飞到台北市只要三分钟。台湾飞机要起而迎战，在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即使动用地面的飞弹防空系统，包括管式的火炮系统，予以拦截，也是捉襟见肘。

中国的这一举动，不仅影响飞航的安全，同时还会压缩台湾军机的演训空间，使得中国进一步熟悉台海空域，以便为随时恐吓甚至入侵做好准备。而台湾朝野至今还睡在梦里，为了区区几个席位彼此吵闹不休。真是危莫大矣！


二、划定新航线之意涵


中国的这一举动，使得台海紧张情势再度升高。更为严重的是，事情曝光后，中国方面竟然宣称，“大陆不受海峡中线约束”。因为“这是台湾当局单方面划定的‘假想界线’，无任何法律依据，也不被大陆承认。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签订所谓《美台协防条约》后，美国军方出于控制冲突规模、明哲保身的考虑，即要求台军战机舰艇必须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运行，否则就得不到美军安全保障，至于这条中线则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军官戴维斯划定，因此台湾‘海峡中线’又称‘戴维斯线’。从此以后，台湾空军即以‘海峡中线’规划出自己的所谓‘防空识别区’。”

中国方面还宣称：“这种自说自话的‘防空识别区’从来没有被中国大陆方面承认过，中国政府一再重申台湾海峡属于中国内水，并无国际法所称的‘划界问题’，台湾当局的‘海峡中线’乃至‘防空识别区’概念完全没有法律约束力。按照惯例，在己方认定的防空识别区内，大陆解放军有权利用陆基雷达、预警机等感测器探测监控本区域内活动的航空器，一旦有非己方战机进出，解放军可以要求该航空器报告其身份。如果来者不报，解放军能够起飞战机，进行跟踪拦截，从而判断对方身份，如对己方构成安全威胁，解放军可自由选择打击，打击手段包括战机开火或地面发射远端防空导弹。”

由此可见，中国日前在海峡中线西侧划定新航线做法确实具有危险的意涵，不是台湾捏造出来的假想敌。


三、台湾针对新航线的因应选择


那么，面对中国在海峡中线西侧划定新航线这一危险做法，台湾可以拥有何等因应措施？

我们认为，如果中国预先知道立委选举的结果，可能就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动作了。因为中共此举，干涉台湾内政的意味过于明显，尽管这次经过精心策划，与以往不同而成功达到了恐吓之目的。

以前人们都在讥笑中国是“陈水扁的超级助选员”，总是愚蠢地帮了陈水扁政敌的倒忙，等等。不过这一次中国好像学得聪明，总算成功打击了民进党。但是中国毕竟是愚蠢的。他们忘记了：这次并不是陈水扁在选立委，也不是陈水扁在选总统！中共如此举措，并不能真正做到隔岸观火、置身事外，反而使得台湾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可能会催生中国并无预见也不想见到的结果，结果还是会伤及中国自己。

台湾的因应措施，应该考虑针锋相对。例如，允许民间组织义勇队，允许私人派出飞机在金门、马祖一线设立“台湾人民飞航安全保护运动”，在整个台湾海峡定期巡逻，以此打破中国的封锁，保障台湾的国家利益和民众权益不致受损。


四、中国想全面控制台湾海峡


我们为什么建议如此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

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的上述举动不是孤立的，而且全面控制台湾的第一步。如果这一步得逞，就会有第二第三步紧接下来，直到台湾全面沦陷。

一个最为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刚刚在2007年底重划海峡中线不久，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今年还要在台湾海峡安装“监控眼”！

尽管中国声称此举意在“预防海上交通事故”，但谁能相信草菅人命的中国会突然如此关切起平民百姓的安全？

2008年1月17日中国的“福建海事新闻通气会”宣布，台湾海峡将安装VTS系统（海上交通管理系统），避免各类事故发生。我们知道，VTS是Vessel Traffic Service的缩写，是利用雷达、无线电话等通信设施监控航行在港湾和进出港路的船舶，给这些船舶提供在航行中所需的安全资讯的一种系统。这个系统适合在世界任何没有敌对行为的区域使用，但不适合在台海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敌对性的地区使用。

如果这个系统一旦在中国的片面操纵下开始安装，台湾的安全立刻受到威胁，因为那时，所有进入台湾海峡的船舶，都将在监控中心清楚显示出航向、航速、位置及相对方位，从而变成了中国的囊中之物。中国要的，当然不是什么“对船只进行准确导航”，而是要“在监控萤幕上点击一艘船，可以看到该船只名称、所处的精确位置、航速、航向，根据资料可迅速判断船舶是否走锚、偏离航道、在交会点碰撞的可能性等情况”。中国的目的显然不是“避免海难事故的发生”，而是为了必要时可以拦截所有台湾船只，甚至包括中立国船只，重演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海盗行为。如此一来，还不等到这个系统安装完毕并开始使用，台湾就可能已经被迫向中国屈服，被迫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来换取经济上的喘息了。

台湾海峡VTS系统第一期投资五千多万元人民币，目前项目已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复，初步设计也已经完成，今年内将开工建设，建设工期预计为三十个月。而我们认为，这个“三十个月”显然包含重大的祸心，台湾朝野不可不防。


五、中国还用中亚来钳制台湾


中国的张牙舞爪不是孤立的。甚至在台湾相反方向的中亚细亚，中国为了牵制美国、包围台湾，也已经一再蠢蠢欲动了。

中亚地处亚洲中心地带，与中国大陆及俄罗斯具有地缘关系，因此战略位置重要。狭义的中亚，意指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与乌兹别克等五国。近年来，中共与俄罗斯对于中亚国家丰富的能源、水力资源、运输交通与广大的市场，早就显现强烈的战略意图，并且企图掌控中亚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相形之下，美国在中亚国家已渐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中国近来对中亚国家的经营与扩张，与中共主导“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rganization, SCO）的运作具有密切的关连。2007年8月9日，上海合作组织六国联合举行为期九天的联合演习，引起周边国家高度重视。演习中，除了假想新疆发生暴动之外，也计画中亚某国因发生由回教激进分子领导的大规模暴动及内战，中共借着边境部署与借道中亚，迅速弭平了暴乱。

这表明中国认识到，亚太区域的安全与互动，牵涉了包括美、日、俄、澳、纽、南北韩与印巴之间明显的军事实力消长。从中国在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扩张的战略意涵来看，台湾应该密切观察、谨慎应对，并进而研析出自身在未来战略下的必要调整，避免因内政相扰而成为国际政治上的“边缘人”。


六、结论


台湾允许民间组织义勇队，允许私人派出飞机在金门、马祖一线设立“台湾人民飞航安全保护运动”，在整个台湾海峡定期巡逻，以此打破中国的封锁，保障台湾的国家利益和民众权益不致受损，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一旦错过时机，台湾海峡就给中国划去，不仅台湾军机，连台湾民航客机的飞行也会受到影响，届时台湾客机能不能飞越台湾海峡，都要经过中国航管部门认可，那时哪里还有台湾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呢。

现在，台湾需要意识到事态的紧急：中国宣称，“作为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在属于本国内水的台湾海峡设立防空识别区，这一点理应得到国际社会尊重。”由此可见，“中国在海峡中线西侧划定新航线”，可能还只是一个烟幕弹，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设立台海防空识别区的目的，应该不限于海峡中线以西空域，否则岂不是在“承认台独”？

我们由此应该认识到，中国这一设立的目的，意味中国空军将延伸其前沿，为威胁台湾安全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并进而对日本和美国基地构成安全威胁。因此，台湾在“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采取积极的自卫行动，一定可以获得美、日等民主国家的谅解和接受，甚至得到积极支援和必要援助。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节 中国对2008台湾总统候选人之评断与对策】


在中国看来，2008台湾总统大选决定两岸关系未来四至八年之走向，故给与高度关注。中国对2008台湾总统候选人之评断与对策，不少是通过“民间方式”传达的，但是我们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缺乏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保障的国家，因此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的民间舆论，所有的民间言论包括所谓“愤青”言论，都是中国官方默许、纵容、支援的，否则不到两个小时就会遭到无情的删除。而许多没有遭到删除命运的言论，其实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制造的。这表明中国急于干涉台湾内政，并通过种种手段，试图影响台湾大选结果。


一、中国急于干涉台湾内政


中国新华社属下的《国际先驱导报》干预台湾内政，认为台湾选举是“政客赌场”，而“开赌”计画的背后，则是民进党2008年选举的主打策略：“区域动员”加“政策买票”。其吸票手法是选举前大开空头支票，是民进党惯用的。而所谓“开赌”，是指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委张景森计画于2007年6月“推动特许竞技型运动”，在中南部县市开放赛车、赛马等运动，并发行彩票，藉以带动中南部休闲娱乐产业，活络当地经济发展，缩小南北差距。

中国对上述构想大作文章，目的在于诬蔑台湾即将沦为“赌博共和国”。同时，中国把这个台湾内部的经济议题泛政治化，诬指“开赌”计画的背后，是民进党2008年选举的主打策略——“区域动员”加“政策买票”。绿营自知台湾政党版图“北蓝南绿”格局短期内很难改变，中、南台湾一定要大赢，才有继续执政的机会；而北台湾，特别是台北市，民进党几乎已放弃了。

中国如此作为，已经明显在干预台湾内政，连所谓“一国两制”的承诺也不遵守了。

在台湾立委选举结束后，中国又趁机大作文章，片面总结台湾民主实践，在以篇题为《台湾这些年——写在台立委大选之后》（上海 元味）的文章中，提出中国的看法，认为2005年卸任前的连战出访大陆，轰动一时，也成为蓝涨绿消的一个分水岭。除却连战本人在卸任前的历史地位考量因素，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对大局的精准判断。在所谓的认同议题上，一向是民进党占据主动，国民党被动挨打，每次民进党需要选票就拿出来敲打几下，国民党明白其用心却总是不得不“配合”其全力出演，此招屡试不爽。连战此举标志着国民党开始战略主动性，长期以来被认为的照门突然变身为进攻利器。当时民调显示，连战出访大陆令国民党支持率大升而民进党大跌，并且令国民党的支持率反超了民进党。现在看来，连战此举是代表着传统政治人物在被街头运动、草莽武夫苦苦相逼甚至相害多年以后的一次智慧的集中爆发。而其在大陆的一言一行，包括深厚的文化根底和表达方式，均给两岸民众留下了很好印象。当时其夫人在连战北大演说后甚至说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如此风采的连战。

显然，在中国眼里，和中国已经建立了特殊关系的连战先生就像是台湾的董建华，虽然当不上台湾总统，但是出任未来的台湾特区首长，却是第一人选。


二、中国正在鼓动恐怖袭击


中国不仅急切干预台湾内政，还对台湾内部议题大肆发挥，借题发挥，借用国际事件来诬指台湾领导人。在一篇题为《陈水扁最有可能干掉谁？》的文章中，中国作者用2007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被刺身亡这个“亚洲政治舞台发生一件大事”，来做引子，指出第二天“中国台湾也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特别费案二审无罪”。中国作者明知这两件事情毫无联系，却一定要借“台湾知名媒体人赵少康”的嘴来说，“马英九一定也会被民进党当局刺杀。”

这位陕西西安的作者张岳琢，不仅捕风捉影，而且煞有介事地说，“笔者认为，绿营果真有此预案，但是作为老谋深算的陈水扁从目前的局势考虑，他一定不会选择刺杀马英九，因为在选举前对马英九的刺杀，只能使得中间选民更加坚定倒向挺蓝，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将马英九和萧万长推上总统和副总统宝座。

中国为恐怖分子出谋划策：一要暗杀的人物要和当权者有关系，可能出任要职；二要暗杀的人物要安保不严；三要暗杀的人物目前还不在野，但和当权者的反对派意见完全相异；四要暗杀的人物的死亡会对当权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这个最为合适成为暗杀对象的人到底是谁呢？中国认为，应该是泛绿阵营的苏进强。

原因很简单。台联是和蓝营根本对立的政党，尽管被边缘化，但是它有国际影响力。民进党要让自己的执政日子好过些，一定要使得自己的阵营尽可能扩大和巩固，那么和其现政权若即若离的泛绿联盟中某个有势力的政党，也就只有台联党了。一则，台联是反陈水扁而不反“台独”；二则，台联和泛蓝水火不容；三则，台联党的精神领袖李登辉很具有号召力；四则，苏进强的动员能力也非常强；五则，苏进强的安保力量不强。于是，杀掉苏进强会让台联这个党后继无人，摧毁掉民进党的盟友，打击泛绿的士气，对社会形态的恶化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中国煽动绿营内部纷争


中国不仅急切干预台湾内政，不仅鼓动恐怖袭击，而且煽动绿营内部纷争，妄图挑起台湾内乱，以便坐收渔利。

中共人民网11月14日发表社评说，谁是当今台湾最郁闷的政客？首推谢长廷。因为台湾正副总统的豪言壮语完全不考虑他这位候选人的处境。选举在即，生死攸关，正副总统的表态堪称是神风特工队的自杀式进攻。作为民进党的首脑，他们当真是嫌民进党的命太长？当中的奥妙可用清朝慈禧太后的妙语来道破：宁予外人，不畀家奴！陈水扁与谢长廷的对抗，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党内上至天王，下至小鬼统统“西瓜偎大边”，谢俨然已沦为民进党的个体户。

中共的社评指出，绿色媒体、名嘴，最近也开始围剿谢的两岸政见，出现了罕见自家人打自家人的局面。民进党前主席游锡坤出面为绿营名嘴组成的强棒助选团站台，林建隆、金恒炜、渔夫、江霞等深绿团员一字排开，直叫人担心这些抬轿的，一言不合，会把那个坐轿的扔在路边，再冲上去踏两脚。 

对即将离任的阿扁而言，身后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抢夺深绿教主宝座，延续在野政治生命，把持民进党政治机器的实际掌控权。倘若上位成功，那么他将会成为台湾政坛的地下教父，以其隐蔽的行政资源与有可能当选2008的马英九正面对抗。为了遏制社会动荡与潜在的族群冲突，将来的马“总统”极有可能投鼠忌器，被迫在司法问题上放水。故与抢攻深绿地盘相比，谢长廷能不能当选，干阿扁底事？他的种种奇谈怪论，简直是在为马英九竞选办公室无偿输送弹药，国民党文宣会的幕僚们个个磨拳擦掌，倍感振奋。 

中国的上述文宣表明，中国力图煽动绿营内部纷争，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便渔翁得利。

 

四、中国寄希望于国民党


在立委选举的结果出炉后，中国《文汇论坛》2008年1月31日发表评论敦促，“国民党不能轻敌”。认为“1月12日结束的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选举，在野的国民党取得超过立法院席位总数三分之二的八十一席，执政的民进党却只取得二十七席，这个悬殊的结果没有出乎海内外台湾问题专家的预测，但民进党候选人败得比大家预测的更惨不忍睹。”

根据台湾现行宪法规定，国民党不但取得未来四年台湾立法院的压倒性主导权，还取得对宪法的修订权和对总统的罢免权，亦即是一个已被人民充分授权的反对党，不但可以随时更改游戏规则，还可以随时赶领导人下台，即使3月22日投票的台湾领导人大选被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险胜，在天天都被重威胁之下，谢长廷无疑地只可能是一位“废帝”。 

中国认为，相反地，马英九如果当选，在超过三分之二席次的国民党立法委员配合下，要推行任何政策就容易得多了，其权力至少等同于以前国民党员委员席位过半的李登辉，甚至可以达到席位超过三分之二的蒋经国的程度。但是，福兮祸所伏，暴雨不终朝，即使马英九在立法委员选举胜利当晚很谦卑谨慎地表示，大家只要高兴一阵子就可以了，其他国民党内的政客，在取得立法院选举大胜后，“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未胜先骄”、“提前霸位”之类的老毛病，最近亦慢慢地发作出来。

中国认为，2003年底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的蓝营支持率，一度比绿营支持率高出二十个百分点时，蓝营内部亦曾一度出现同样的“霸位战”。众所周知，国民党最后是空手而回。事实上，国民党在台湾立法委员选举的大胜，并非必然可以自动转化成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的本钱，令他可以在3月22日的台湾总统大选中获胜，因为其中牵涉到的因素非常复杂，因为至少存在选举制度不同、对手性质不同、候选人招数不同、天气好坏不同、投票率高低不同等等当前无法预知的仲介变数。 


五、中国担心马英九问题发酵


随着国民党占据立委多数，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也成为众矢之的。不但被绿卡问题缠绕，被亲属问题牵连，还被传说有个女儿在北京。尤其绿卡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认同，还关系到诚信问题，很可能酿成大祸。所以中国也很关心这一问题，担心这会毁掉马英九的总统之路。尤其马英九具有“湖南骡子”脾气，使得马夫人周美青说马“从来不是会非常体贴别人、关心别人、照顾别人”的人。所以马比较不容易体会外界对这些事情的观感，从而采取错误的反应方式，例如前后解释不一、一误再误等等。

至于吕秀莲认为马英九的绿卡如果真的已经失效了，那么问题并没有这么大，她认为谢长廷这样子打选战，就像在扒粪等报导，中国的反应是不以为然。中国方面怀疑，吕秀莲如此说，可能因为她自己也握有美国绿卡或曾经握有美国绿卡，而且还因为吕秀莲等人年轻时都曾加入国民党，还留下了党证为证据。从中国方面的逻辑看，谢长廷说“子女有美国籍，是大人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因为小孩在美国出生虽然可以自动获得出生证明，但并不能自动获得美国护照，美国护照确实是要个案申请才可以获得的，而在小孩十八岁成年以前，必须要大人代为申请。

中国担心，种种迹象表明，马英九缺乏处理基本事务的能力。所以中国担心马英九控制不住局面，会在关键时刻栽跟头。让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付诸东流。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第三节 近期北京的奥运外交与台湾的因应之道】


近期北京的奥运外交已经因为3月份发生的西藏暴力冲突，陷入极大困境，这也给与台湾的因应之道以极大的运作空间。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认为，台湾因应北京奥运外交的最好方式，就是促成“迷你抵制北京奥运”。因为台湾领导人本来就不会出席北京奥运的的开幕式，如果“迷你抵制北京奥运”获得成功，对台湾只有收益与好处，没有损失与坏处；而台湾体育界也不会失去一次国际曝光的机会。


一、中国官方驱逐西方记者


西藏暴动之后，中国官方立即驱逐西方记者，并不断地向西藏地区增兵，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愚蠢的方式，把和平、圆满解决西藏危机的道路几乎堵死。

3月17日，西藏当局用专车把两家香港电台、四家电视台和一家报纸的十五名记者送往拉萨机场，要求他们离境。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报导，他们在星期天晚上接到官方通知，要求他们离开西藏。星期一清晨，国安人员协同电脑专家到记者旅馆的房间里搜查，没收了一些录影带和电脑记忆卡。这位记者表示，电脑中凡是有关武警和公安的照片和录影统统被删除。香港电台的记者报导，西藏公安人员和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官员表示，记者进行了“非正常采访”。3月18日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要求报导西藏骚乱的香港记者离境表示不满，认为中国当局的做法违反了2007年1月起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港澳记者采访办法》。中国当局要求正在西藏报导示威骚乱事件的香港六家电子传媒和一家平面媒体的十五名记者离开。香港记者协会秘书长麦燕庭说，中国当局在说明要求香港记者离开西藏的原因时，表示这些香港记者可能进行了一些非法采访的活动。麦燕庭认为这种说法不能令人接受。中国政府驱赶香港记者，就等于在西藏封锁消息。麦燕庭说：“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有冲突的地方，执法人员是否有违反人权的行为，记者在场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另外，有记者在场，也可以落实人民的知情权。” 香港资深传媒人士邓燕娥表示，中国政府的做法让香港人感到很不理解，因为香港记者发回的录音和录影主要都是示威者打砸抢烧的场面，采访的目击者也大都讲述暴徒如何凶残，很少涉及他们这样做的动机，这样的报导实际上并非不利于中国政府，可是香港记者还是不能免除被驱逐的厄运。邓燕娥说，这就不能不让人思考中国政府的用意：“现在它这样做我们很担心，它会不会在把记者赶走之后，就对参加抗议的人做出一种比较极端的报复行为。其实我们在国际上经常看到，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会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报导。现在它这样做，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政府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驱赶境外记者是，使外界产生北京要“关门打狗”的血腥印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谴责中国驱赶外国记者的做法。美国广播理事会星期一晚上宣布，在中国限制媒体对西藏地区发生的暴力镇压进行报导之际，该理事会决定增加对西藏地区的广播节目。

美国国会议长佩罗西女士随即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呼吁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西藏统治。在达富尔危机引发抵制北京奥运之后，西藏危机再次把北京奥运推入了举世抵制的境地。

很快，中共领导层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国际孤立，于是企图从这条错误的道路上回转，邀请外国记者团和外交官重返西藏，修补自己的国际形象。但同时，依然以安全为理由，不准重返西藏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员自由行为、获得真实的消息。


二、“迷你抵制北京奥运”


在中共上述倒行逆施之下，目前欧美国家正在流行一种“迷你抵制北京奥运”的构想。这种构想就是考虑到“全面抵制北京奥运”，可能损害一代运动员的青春和付出，使体育成为政治的奴隶。而“迷你抵制北京奥运”则是用政治抵制政治，而不是用政治抵制体育，即世界各国的政治领导人拒绝出席2008北京奥运会“气势恢弘的开幕式”，从而使得中共政府的错误暴露于天下，而各国运动员则正常参赛、正常领奖，实现奥运精神。

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认为，台湾因应北京奥运外交的最好方式，就是促成“迷你抵制北京奥运”。因为台湾领导人本来就不会出席北京奥运的的开幕式，如果“迷你抵制北京奥运”获得成功，对台湾只有收益与好处，没有损失与坏处；而台湾体育界也不会失去一次国际曝光的机会。

我们如此认为，还因为以下事实：尽管为了成功举办奥运活动，中国把奥运装扮成完全的体育盛会，可是在中国官方的内心之中，还是渴望借此隆重的开幕式，在世界政治领袖和媒体的目光中展现一个大国的崛起。而中共政权的崛起，显然就是台湾民主的威胁。

假如按照中国外交部和奥组委的说法，北京奥运会应该是一场纯洁的体育盛会，就应该根本不介意布希总统来不来、布朗首相参加不参加。不过恰恰相反，中国官方非常希望这些外国领袖前来观摩奥运，这与他们口口声声的“纯洁的体育盛会”那种说法，根本矛盾。

“迷你抵制奥运”恰好就是在既不损害运动员运动青春，又尊重中国官方”纯洁体育“的说法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巧妙策略：既羞辱了妄想借助大国领袖云集北京给自己增光添彩的中国政治领导人，也切实保障了本国运动员的阶段性竞赛需要。


三、北京奥运已成一场黑色赌局


现在，如何抵制北京奥运不仅在国际舆论中沸沸扬扬，而且迅速变成了有心人的赌局：爱尔兰著名赌博网站intrade.com的“抵制北京奥运”就变成了一大热门，并在西藏暴乱之后仅近三天的3月17日，迅速开盘了两个“抵制北京奥运”的赌局：“欧盟任一成员国官方抵制北京奥运”和“美国官方抵制北京奥运”。这两个赌局和美国大选、台海战争一样，都是该网站比较热门的国际政治事务赌局。

这两场“抵制北京奥运”的赌局有效时间都是从3月17日到9月9日，截至到3月21日，均已有人下注，最新的下注价格为60%和39%，即认为“欧盟任一成员国官方抵制北京奥运”和“美国官方抵制北京奥运”的可能性，在下注赌客眼中分别为60%和39%。

爱尔兰这家网上赌场为普通人关注政治提供了博弈的机会，可现实中，中国官方不也正在进行一场赌博？他们赌的是：既要镇压西藏，也要办好奥运。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是无法操作的，最后只能捉襟见肘、自暴其短。

在另外一项民意调查中，德国之声查看了“明镜线上”、“世界报线上”以及“南德意志报线上”的网上调查（14点），结果如下：

 

 明镜线上

 参加者共5263人 

 同意抵制 60.57% 

 反对抵制 32.13% 

 没有决定者 7.3% 

 

 世界报线上 

 参加者共6360人 

 同意抵制 66%（包括认为西方国家应共同行动） 

 反对抵制 14% 

 抵制不管用 20% 

 

 南德意志报线上

 参加者共5726 人 

 同意抵制 72% 

 反对抵制 4% 

 运动员应标明态度 21% 

 不知道 2% 


四、各国政治家们的态度


中国在国内继续进行镇压并不断遭到反抗、中国在国外不断受到抗议与遭到持续抵制，这双重作用，也使得藏人内部激进路线与温和路线的分歧也表面化了。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3月17日受到一些年轻而激进的藏人的严厉批评，要求达赖喇嘛重新考虑有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高度全面自治的非暴力运动。主张西藏独立的西藏青年会还批评达赖喇嘛关于反对抵制北京奥运的立场。西藏青年会主席次旺仁增说，中国不配主办奥运会，因为西藏的人权问题正在恶化。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西藏的局势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瑞士洛桑，亲西藏的示威者3月18日在国际奥会总部外面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国际奥会对中共政府镇压西藏僧侣抗议示威活动做出正式反应。这些示威者分别代表国际上的一百五十个西藏团体。非官方的西藏流亡政府奥会代表对路透社表示，他们要求国际奥会制止中共政府让奥运火炬经过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计画。这个委员会已经正式宣布抵制今年8月举行的北京夏奥会。抗议民众的标语牌上写着：罗格先生，你的沈默正在导致藏人的死亡。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巴哈表示，多位顶尖运动选手因为中国血腥镇压西藏抗议群众，正在考虑杯葛北京奥运。这是因为外国媒体纷纷以大篇幅报导西藏暴乱事件，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报章指出，在北京奥运来临之际，各国正注视中国，世界各国领袖要对中国施压，令中国对处理暴乱事件承担责任。德国《法兰克福广讯报》指出，藏民上街的勇气令人敬佩，其抗议是对中国打压的反应，这次暴乱将对北京奥运带来冲击，也正好给抵制奥运人士有力的借口。 

荷兰召见了中国驻荷兰大使表示关注。欧盟也同样表示不安。只有自己面临分裂的俄罗斯坚持说西藏危机是中国的内政。而美国白宫发言人则表示，北京政府应尊重藏传文化及多种族社会，对冲突感到遗憾，总统布希一贯认为，北京需要与达赖喇嘛对话。美国驻华使馆劝喻，美国人暂时不要前往拉萨。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候选人奥巴马则谴责中国以暴力手段镇压抗议。


五、台湾当选总统可以配合演出


马英九当选总统前，有两件事情做得好：一是对温家宝强硬表态，严厉批评温家宝蛮横无理、自大、愚蠢、自以为是，无视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二是对北京奥运强硬表态，宣布可能抵制北京奥运。

这样就为台湾新政府以后与北京当局的交往定下了一个良好的基调、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获得了一个高屋建瓴的前进基地。也正因为如此，已经有中共人士指出“马英九更危险”，说如果绿营当选，他们实行的台独路线，可以为解放台湾提供机会。现在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这样的隐性台独更危险。给北京出了一道比民进党更难解数学题。不是吗？马英九曾经说过：“独立和统一都是选项之一”！

尤其，北京政权对马英九积极支持大陆民运的立场，是抱有敌意的，中共也绝对不会忘记马英九在临门一脚的时候，罕见发表六点强硬声明，严厉批评温家宝蛮横无理、自大、愚蠢、自以为是，无视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

在这种情势下，台湾支持“迷你抵制北京奥运”，进退可以自如：退可以视为竞选语言的临时运用，进可以视为兑现竞选承诺。并且可以据此制定中国政策的长期准则，那就是两岸关系必须要合乎国际人权标准，必须要建立民主政治的框架上。不能允许秘密外交凌驾在人民的知情权之上，不能允许党派外交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

尤其，大陆人民对马英九长期积极支持大陆民运的立场，是抱有好感的；中共也绝对不会忘记马英九的反共立场，比登陆中国的连战、宋楚瑜更为强硬。马英九与连战、宋楚瑜的区别，是新一代与老一代的区别，自然可为台湾利益争取到较高的筹码。


六、结论


在因应北京奥运外交的问题上，台湾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必然的；但维护自己权益之最佳策略，却是在表面上不站在自己的权益上说话，而是站在普世价值上说话。在“北京的奥运外交与台湾的因应之道”方面，要有效破解“北京的奥运外交”，还是不能直接站在台湾利益上来说话，而是要采取“间接路线”、“间接战略”的方式，站在普世价值上来说话；如此一来，台湾作为普世价值的代言人，台湾的声音才能获得普世影响，台湾的因应之道才能激发世界各国的连锁反应。


（二〇〇八年三月三十日）



【第四节 中共对台湾总统大选之综合反应及未来的对台策略】


中共对台政策并没有因为马英九当选而有所改变，立个明显的事例就是：中共暗中阻挠马英九在正式继任总统之前访问美国。其实这样一次访问对于台湾政权的平稳过渡本来是大有好处的。但是胡锦涛拒绝帮助马英九，只是在“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策略运用下，中共没有公开出面阻止马英九访美，同时却暗中唆使美国如此做。难怪北京人士普遍认为：胡锦涛比起江泽民来，更加阴险。


一、中共希望国共平台代替政府谈判


中共中评社3月24日发表快评，希望国共两党的会谈能够“结果”，并提请大家“务必注意”，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兼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在选举之后的第一次表态，说随着民进党下台，台海危机可告化解，两岸复谈与台美互信，均能立见成效。国民党将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上，尽速寻求与大陆恢复官方授权管道的对等协商，并就周末包机、陆客观光等迫切性议题，于短期内达成协议，以及促成熊猫来台、扩大台湾产品登陆、两岸经贸正常化等，为台湾经济创造活水效应，并强化两岸人民的和谐相处。至于台湾人民关切的国际空间问题、两岸军事互信、和平协议等，也都将根据连胡公报的和平路线图循序推进。中评社的“快评”指出：作为国民党内部主要负责大陆事务的操盘手，张荣恭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通过张荣恭这一番话，中共知道国民党化解台湾海峡危机的决心很大，首先就要处理和缓和两岸关系的问题。国共以前的三次会谈，因为无法落实被绿营耻笑，但是，今天春暖花开，国共会谈终于要结果了。 

中共《大公报》则更进一步，把马英九的胜选看作中共的努力。2008年3月24日大公报社评把以下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马英九赢得风光，玩“公投”败得很惨》。该项社评提出，台湾大选，将入联公投和总统大选捆绑在一起，本是陈水扁当局和民进党试图赢得今次选举的一张王牌，但最后台湾多数民众对入联公投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已有洞见，在大选中拒领公投票，使“入联公投”无法跨过最低限度的有效门槛。“入联公投”以闹剧开始，以惨败告终，这是台湾今次大选中的最大看点。 

中评社摆出一副老大的嘴脸来教训台湾说《国民党在野八年真值得，学会了很多》：国民党在野八年，重新执政之后看来就不是坏事了，八年中，国民党学会了很多。学会了谦卑对待人民，学会了选举政治的运作，学会了民意的把握，学会了团结与合作。十分重要的是，学会了原谅、宽容、和解。没有八年在野的惨痛教训，国民党永远不知道人民在想什么！

人们不禁想反问中共说：既然当反对党这么“值得”，中共自己为什么不当一回反对党呢？为什么拒不进行民主选举？为什么开枪镇压要求民选的老百姓？为什么给台湾民选政府打上极为恶劣的引号？中共不仅自己压制台湾，还企图利用美国打压台湾。


二、“以党代政”在台湾推行大陆模式


中共的对台谋略，企图在不承认中华民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前提下，与台湾执政党进行决定台湾命运的谈判，从而和平并吞台湾。

中共中评社4月27日社评《胡锦涛主动邀连战透露什么资讯》明确指出：胡锦涛这次是主动邀请连战访京，意义不凡。因为这是台湾执政党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会面。“在两岸当前的敏感时间，国共两党的领袖见面，有深刻的意思。”据说马英九当选总统后，胡锦涛急不可待地电告连战方面，希望能与连战亲自会面，就未来的两岸情势交换意见。这是岛内新的政治局势产生后，中共最高领导人首度主动邀约的第一位岛内政治领袖，足见胡锦涛对连战地位的重视。中共因此认为：“有几点是一定的：一，胡连一定会碰面。二，连战一定会尽快来京。三，中共与国民党领导人需要在形势变化之后立即接触。”

中共认为，正当国民党副主席、准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大陆拜访台商之际，传出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将访问北京，同时将会晤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自然特有意义。但是同时却要把这一访问定位为“私人行程”，至少表明了“四个不代表”的意思：第一：不代表五二0之后的台湾政府。第二：不代表国共正式商谈。第三：不代表两岸正式沟通。第四，不代表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因此不管连胡二人这次谈什么，海基会才是唯一政府授权的官方管道，这次谈不上国共平台，因为两会复谈已经势在必行，而且指日可待，大家都可以预见得到。但是中共却又同时对外宣称：

“连战今天抵达北京，明天下午率领团员与胡锦涛公开会面，随后胡锦涛单独晚宴连战夫妇。北京一定会高规格接待连战及一行，胡锦涛与连战的见面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不过我们认为，今次的胡连会，绝对不止是寒暄或应酬，势必涉及政治议题。我们的看法如下：

第一，胡锦涛与连战一定会就选后的台湾政治局势交换意见。选举之后的台湾政局，大陆高度关注，国民党执政之后的方针政策路线，中共不会毫不关心。当面的沟通十分必要，可以减少误会，可以增进共识。不管是否私人性质，胡锦涛问一问应该是合乎常理的。 

第二，通过今次的行程，连战是胡锦涛的私人朋友、是中共的好朋友的地位从此奠定。 在两岸关系最困难的时候，连战访问大陆，毅然恢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对此，中共上下都十分尊敬。我们认为，将来即使连战因年事过高退出政坛，他与中共领导人的朋友关系绝对不会中断，始终都会得到礼遇。 

第三，胡锦涛非常希望能尽快与连战会面，认为近几年从连战历史性的和平之旅以来所建立的两人互信，是没办法取代的。我们相信，今后对于连战关于两岸关系的建议，中共会始终给予高度的重视。连战个人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不会动摇。”

显然，中共多方邀请各路人马、多管齐下的目的，是企图混水摸鱼，趁着台湾政权和平转移的机会，制造疑虑、加强分化。中共认为，民进党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始终没有看透国共新关系的重要性，始终不愿面对连战为两岸关系发展做出的贡献。因为连战在两岸关系、国共关系中奠定的地位，的确无人可以取代。不管是谁，都是后来者。连战的光环，永远是连战的。中共相信：“如果执政之后的马英九、吴伯雄与国民党能够继续维护连战的两岸和平发展路线，以执政党的良好心态与中共保持良性互动，今后对台湾、对两岸的贡献，更将非凡。”


三、中共不战而胜的企图注定失败


中共企图用“以党干政”的方式扰乱台湾，企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结果。其具体方法就是继续煽动台湾朝野对立、加大力度挑起台湾内乱。

由于马英九一贯积极支持大陆民运和法轮功，中共对之抱有最大敌意，中共也绝对不会忘记马英九在临门一脚的时候，罕见发表六点强硬声明，严厉批评温家宝蛮横无理、自大、愚蠢、自以为是，无视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

以上两方面结合起来，预测马总统就任以后两岸关系大致走向，以及各自的外交关系之格局，其实不会有太大改变。这使得中共不战而胜的企图注定失败。

美国史丹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2008年3月26日发表文章《北京从福建后撤导弹，此其时矣》，建议北京在台北政局出现变动以后，以变促变，从福建后撤导弹，使得双方迈向良性互动。不过按照我们前述的分析，薛理泰的希望得以实现的可能，比较不大。中共最害怕的并不是撤走导弹，而是在撤走导弹以后用什么方式签订和平协定？

4月初，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冻、减、谈、撤、签”五大步骤，来落实马英九提出的大陆先撤导弹、两岸再和谈的主张。所谓冻，就是大陆方面先冻结导弹增加的数量；所谓减，就是大陆方面视两岸交流的情况，主动减少对台的导弹数量；所谓谈，就是两岸开始针对撤弹问题进行谈判；所谓撤，就是一边谈判，一边撤弹，但大陆不一定要把导弹数字撤到零的地步；最后是签，就是两岸签署和平协定，这也是最后的目标。张荣恭情辞恳切，已经说得如此具体周到，现在就看中共有无诚意了。

现在球在中共一方。但是这让中共更加为难。中共最害怕的并不是撤走导弹，而是在撤走导弹以后用什么方式签订和平协定？

具体说，是党对党模式，还是国与国、政府对政府模式？

台湾不会接受党对党模式，而中共不会接受国与国、政府对政府模式。

而海基会、海协会两会运作的模式，要能够达成撤出导弹的目标，确实需要一些额外的创意。

《亚洲时报》在一篇题为《习近平跟不上胡锦涛》的文章中，对刚升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表示失望，认为他跟其他中共干部一样的无知与傲慢。因为3月26日习近平接见到访北京的“第二届中日媒体人士对话”日方代表团，谈及刚结束的台湾选举时，习近平说与台湾总统大选一并举行的入联公投未能过关，显示从事台湾独立活动是不得人心的。习近平言下之意，“台独”在台湾已经没有市场。《亚洲时报时报》分析两岸局势时指出， 稍注意台湾的人都知道，这种结论完全昧于事实。与习近平的讲法刚刚相反的是，岛内的台独运动近年不仅没有止息转弱，反而生根发芽，成为左右台湾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从马英九在今次总统选举的政纲，以及李登辉对选举结果的诠释，可窥见端倪。

《亚洲时报》批判说，习近平在福建多年，对台湾政局却如此无知，能不叫人失望吗？退一步来说，即使习近平打官腔，意在敷衍在场的日本记者，但其表现仍不合格。胡锦涛那两天同布殊通电话时，同样谈到台湾问题，但胡锦涛的官腔就打得高明很多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谈判，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亚洲时报》在吹捧胡锦涛的同时却提出质疑说，“问题是，习近平对台湾选举结果的理解，是否中共的内部共识？按中共惯例，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内容，事前应知会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没人反对下才可发表。也就是说，至少中共高层无人反对习近平的判断。很可惜，这是严重的误断，其结果可大可小。八年前国民党执政时，北京已对岛内政治形势有诸多误解，因而采取僵硬、寸步不让谈判策略，以致两岸关系裹足不前。今日，马英九上台后，在台湾前途问题上，能向北京让步的空间也很有限，如果北京对此仍有错误的判断，硬要马英九让步，最后就会一拍两散。”

从上述情况可以推测，习近平的表态可能更为真实，而胡锦涛则是扮演红脸。因为习近平级别较低，不敢造次。中共如此表里不一且抱残守缺，这更加使其不战而胜的企图注定失败。


四、马英九代表了中间路线


在台美中的三角关系下，台湾所作的选择无法完全脱离其他两角，而唯有巧妙运用其他两角之间的分歧，才能实现台湾利益的最大化。“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原则，是马英九的竞选纲领之一。2007年11月，马英九访问日本时提出，如果他当选台湾总统，希望在“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下，来追求台海的和平。这和中共的要求相距甚远，但是中共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在回答记者“请问大陆方面如何解读马英九的谈话，是否同意其主张”时，却表示“我们已经多次表明，愿意促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平等协商，就双方共同关心和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健康发展”——实际上默认了“不统、不独、不武”。

有的学者认为，“不统、不独、不武”实际上是美国的政策。但是美国的政策为什么得到多数台湾选民的支持和认同？在不少大陆人士看来，因为这是一条中间路线。不统，代表了台湾的利益；不独，代表了大陆的利益，不武，代表了美国的利益。“不统、不独、不武”，确实很好地照顾了三方的利益。在这种意义上，马英九代表了中间路线，因此得到多数选民的认同是十分自然的。

前述《亚洲时报》认为，马英九在今次选举中，对国民党传统路线作出大幅修订，在台湾前途问题上，虽然仍坚持“不统不独”的底线，但他也表示，“独立也是台湾前途选项”，并强调这不是他的选项。这是马英九向浅绿靠拢的表现，因他明白，要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必须打消浅缘选民的疑虑。可以说，马英九今次胜选，与他这个台湾前途的新论述，有一定关系。

《亚洲时报》强调，今次民进党提出的“入联公投”，有六百二十万人投票，而国民党提出的“返联公投”，有六百一十八万人投票，并同样有九成左右赞成票。两个公投未能过关，只因投票人数未能通过“需半数选民投票”这个公投门槛。不要忘记，这两项公投的赞成票，比谢长廷的得票都要多！公投票没过关，是因为在整个大选过程中，公投案都无法发酵，一直都无法成为焦论议题。因此，习近平以为公投不过关，就是台独不得人心的“证据”，实在太武断了。

《亚洲时报》指出，李登辉选后的说话，就更加突显台独意识高涨的事实。他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时表示，“很多人只觉得中国很恐怖，台湾会被中国并吞，深怕马英九当选，台湾会立刻被统一，其实这都是没见识的看法。台湾不可能轻易被中国大陆夺走。”一向对台湾民意拿捏准确的李登辉，如此老神在在，只因他深知无论谁当选都不可能改变台湾的前进轨迹，台湾至多只会维持现状，而不会在短期内走向两岸统一，即使马英九这个外省人也不。这就是台湾的政治现实。

经电话查询一些关心上述问题的大陆居民，《亚洲时报》的上述看法，得到他们的普遍赞同。这也说明，马英九的中间路线已经得到了中国大陆朝野各方的高度认同。这使得中共不战而胜的企图已经在其内部失去了基础。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节 中国处理近期奥运圣火传递抗议事件的策略与影响】


中国处理近期奥运圣火传递抗议事件的策略，采取了外刚内柔、外强中干的方针，既要顾及面子而不肯停止奥运圣火传递；同时又为了缩小其恶劣影响，而被迫降低规格、缩小规模，以便减少损害，兼顾里子。总的来说，这还是走了强硬路线，所以已经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反感，其长远影响加剧了“中国威胁论”，必定对中国相当不利。但是这一被动局面，已经因为日前发生“512地震”而获得意外的缓解。中共正企图利用这一缓解采取进攻态势，以保障奥运在地震灾害下仍能成功。同时中共还企图把台湾也拉下水，共同为北京奥运服务。

以下尝试从其前因后果，予以论述。


一、奥运圣火传递之抗议事件


一场展示中国国力盛会的奥运会，本该是充满欢乐祥和气氛的盛会。但因西藏和人权问题，奥运圣火传递中出现了中共决不愿意发生的抗议现象。

首先，3月24日在奥运圣火点燃仪式上发生抗议事件。这事发生在希腊首都雅典，尽管安全戒备森严，可是仍有三名抗议者举着标语冲进古希腊运动场，要求抵制北京夏季奥运会。而原先希腊官员自信戒备森严，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当点火仪式向全世界几十亿人现场直播不久，就在中国奥组委主席刘淇发表讲话时，记者无国界的三名成员在会场上打开一幅标语，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希腊和中国的电视转播突然切换到风景画面。抗议活动让在场的观众和奥运会官员感到震惊。后来，一名警官向希腊电视台证实，警方逮捕了三名来自法国的抗议者，其中一名是四十八岁的西藏人。

抗议活动迫使奥委会主席罗格，不得不再次为授权北京奥运会东道国的决定，进行辩护。他说：“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竞技时刻，而且也是一个让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相互了解、发现和尊重的机会。”可是，西藏流亡人士批评国际奥委会没有向北京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改善人权记录。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政治分析员仁青塔西说，奥运会应该体现人类平等的精神。仁青塔西说：“奥运会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奥运精神讲的就是和谐、和平和人类的共同发展。奥运会和政治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中国缺乏人权。”

除了奥运圣火仪式上的抗议活动之外，就在火炬手举着奥运会火炬离开奥林匹亚竞技场穿越城市的时候，一名西藏妇女躺在路上，身上洒满象征鲜血的红色颜料。抗议人士对中国打算让火炬穿越西藏、登上西藏和尼泊尔边界的喜马拉雅山表示愤怒。

中国保证要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保护火炬接力，可是抗议组织说，他们将沿整个接力路线举行抗议，一直到北京。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除非中国政府同意对最近的西藏镇压活动进行独立调查，否则不应该让奥运火炬穿越西藏。中国政府表示，将按照原计划，在6月20日和21号让火炬经过拉萨。

结果，伦敦、巴黎的奥运圣火传递中抗议、围堵、抢火炬，三藩市圣火传递的“指东打西”，其他地区圣火传递中重兵防护、戒严，成为圣火传递中前所未有的新闻。


二、中共主导下的反抗议事件


为了对抗、制止抗议活动，中国政府把国内的一套打压办法搬到了海外，除了没有办法抓人以外，骂人、打人、造谣诬蔑，全都用上了。而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海外发动留学生为主导的华人群体，连续举行集会示威，“抗议达赖集团策划暴力犯罪事件、破坏奥运圣火传递、卡弗蒂辱华言论、西方反华势力恶毒攻击中国”、“抗议西方歇斯底里妖魔化中国”云云。

4月13日，悉尼五千留学生和华人爱国大游行。4月19日，全球华人纷纷举行大集会。其中巴黎万人大集会，还有德国柏林、英国伦敦和美国洛杉矶的中共分子也蠢蠢欲动。他们挥舞五星红旗，高举横幅和标语，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显示爱国热情的同时，世人也不断看到他们对不同观点者发出的“反华”、“汉奸”、“卖国”的斥责声，以及用中文拼音打出的“cao ni niang”(操你娘)之类的标语牌。游行的人们声称：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大陆国内的“爱国青年”们更是不甘人后。数百万人的抗议签名正在扩展，以达三百万MSN用户的“红心爱中国”活动声势威猛……而尤以抵制法国货、抵制家乐福为其中之最。连日来，北京、武汉，安徽合肥市、江苏徐州市、云南昆明市、山东青岛市，都有民众到家乐福示威。而他们在游行示威中表现出的行为，的确令人心惊！

西安市部分高校学生，在家乐福楼下冒雨自发举行静坐示威抗议活动。在昆明家乐福门口，反对、不愿抵制家乐福的市民遭到“爱国青年”们的强烈谴责，他们不但被骂作“汉奸”、“卖国贼”，还遭到了爱国者们砸过来的水瓶袭击。武汉市街头，抗议者挥舞红旗游行，现场一片“红海洋”，还有学生抗议者抬出“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像，为自己张目。示威中打出画着两个大大纳粹标志的法国国旗，将法国和纳粹等同。只因部分法国人的政治观点和他们不同。合肥家乐福被部分示威者打、砸、抢，几十辆重型卡车堵住家乐福超市大门。北京的示威者在家乐福超市示威之际，也赶到法国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青岛示威者们围堵和冲击家乐福超市，砸家乐福大门，焚烧法国国旗。徐州家乐福在抗议者的抵制中，关门停业。

中共煽动这场“爱国运动”意欲何为？令人不安和心惊，如不加以有效扼制，有可能引发更大冲突。在爱国至上和民族主义激情中，在日渐喧嚣的抵制西方和严重冲突中，显示中国正在走向与西方世界的全面冲突。

无怪乎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这场席卷中外的“爱国运动”，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一个人们无权看CNN的国家，没看过CNN的国人们，却声势浩大地抵制CNN的怪诞行为；民主自由发源地的法兰西，被钉上纳粹主义的耻辱柱！难道除了席卷世界的红旗、战歌、口号之外，中国就无法向世界展示更多文明的行为和内涵？


三、圣火传递凸现中共人权劣迹


近廿年来奥运圣火在传递过程中，遭到滋扰、抗议甚至火炬被抢夺并丢弃以致圣火熄灭的事件，其实都是屡见不鲜，但是中共何以如临大敌，出动国防力量予以护卫？原来，以往圣火传递过程的意外事件，都属局部性插曲，只能算花絮，并未挑战奥运举办的正当性。因此不能算是只能重大新闻。而像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路线上，全球人士不分国籍、种族，万众一心为相同的目的“接力抗议”，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创举。难怪中共夜不能寐，不择手段要护卫“圣火传递”。

中国以武力镇压西藏示威人士，另一方面却高举象征和平、光明的奥运圣火，企图用奥运的糖衣包裹血腥政权，这是何等讽刺性画面？但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就是如此滑稽地周游列国，这与其说是在宣扬其国威，不如说是让其丢脸献丑。“圣火传递”所到之处，都面临抗议人士群起围攻，场面之狼狈，前所未见，堪称奥运圣火传递之耻。

相对于中国官方的气急败坏，中国民间的反应其实比较平淡。线民们认为，应该“用温暖眼光看世界”。署名“东四头条”的网路系列评论文章指出：“面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导，我们有权表达愤怒和抗议。但是，这种激情的表达，必须遵循理性和法治原则，把街头政治与正常的国际经贸关系脱钩。我们捍卫国家尊严的主观意愿，不要因为某些过激言行，客观上令中国的国际形象减分。”

文章强调，奥运火炬在一些西方国家被抢夺，不代表中国现代化进程被国际社会围追堵截。不能因此而形成“光荣孤立”的偏执心态。“的确，西方对中国存在误解和偏见。但坦诚地讲，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同样可能失之肤浅。这种肤浅，让我们容易将对方的理念和行为，局部与整体，政府、传媒与民意混为一谈，迷失其间。”文章还意有所指地提醒中哦难怪当权者说：“所有友善、理性、有正义感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我们之间的合作，是这个世界和谐运转的基础；所有跟我们红过脸、打过架的，我们也都欢迎——历史正翻开新的一页，未来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今天我们彼此的意愿和交流的深度。”

可以说，不仅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抗议事件凸现了中共的人权劣迹；而且中共主导下的反抗议事件进一步凸现中共人权的劣迹。为什么中国官方对于国际事务的认知还比不上民间的平头百姓呢？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放弃与世界为敌的心态，所以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想到了最坏的地方，以为又是什么国际大阴谋在蠢蠢欲动了。其实蠢蠢欲动的，只是中共自己的病态心理，而不是世界各国人民。


四、保障北京奥运的缓兵之计


为了保障北京奥运的顺利召开，中共正在实施一条缓兵之计，那就是假装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对话”。因为中共自己的病态心理，北京官员与达赖喇嘛代表之间的这种对话，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唯一的收获，就是用这个缓兵之计为中共赢得了时间，保障北京奥运可以顺利召开。

5月4日，北京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和达赖喇嘛的代表洛迪嘉日和格桑坚赞在深圳结束了为期一天的对话。双方在深圳高级宾馆麒麟山庄开始的对话，原定半天，后来延长到晚上七点结束。中通社援引“权威人士”的话说，磋商“气氛良好”。新华社说，双方同意在适当时候再次进行接触。

新华社还从深圳发出消息说，这次对话是“应达赖方面多次请求”，朱维群和斯塔同洛迪嘉日以及格桑坚赞进行了接触。新华社的报导一共六段，只有第五段用一行多的一点原话，说到洛迪嘉日和格桑坚赞“就有关问题陈述了想法，并表示，将把这次接触情况向达赖喇嘛如实汇报”。 

新华社当天发表述评说，“希望这次接触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有利于西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发展，有利于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方面打着官腔说，“希望这次接触能取得积极成果。”而西藏流亡政府的议员却做着白日梦说，“这种对话不应仅仅局限于具体事件，而应讨论‘根本性’问题。”议员先生好像根本没有看透中共的心思？还是将计就计、假装天真？ 

事实上，中共方面根本就是在玩弄达赖喇嘛。正如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议员格桑坚赞第二天对美国之音披露的，新华社的报导没有提到达赖喇嘛代表的谈话内容。其实这不是“没有提到”，而是“故意隐瞒”，根本没有把达赖喇嘛放在眼里。

所谓对话，当然不只是说说“哈罗，你好我好大家好吗”；所谓对话，当然是要谈具体问题，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一、中国应拿出说达赖喇嘛策划骚乱的证据。二、现在抓了这么多人，很多人的待遇是很惨的，所以应放出来。三、很多人受伤，没有得到医治，应得到医治条件。” 格桑坚赞说，中国应允许国际独立调查组织进入西藏。格桑坚赞还说，这样的会谈，如果仅仅是局限于谈一些具体事件，而不去碰“根本性”的问题，则没有什么意义。 


五、达赖喇嘛这样“策划煽动暴力”


格桑坚赞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样的会谈对中共很有意义，那就是缓兵之计、赢得时间。但是格桑坚赞越想越多，越想越想入非非，他说：“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就涉及到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如果仅仅指责达赖喇嘛制造煽动啦，什么一贯啦这样的互骂，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应解决根本性问题。”她梦想中共会对西藏做出一点让步，他没有想过：他拿什么东西去和中共交换这样巨大的让步？可以让西藏的自治从无到有？

 中国的安排十分紧凑，就在5月4日当天，胡锦涛对日本记者说，希望这次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观其行”。北京“真诚希望达赖方面停止分裂祖国、策划煽动暴力、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第二天5月5日，香港的《苹果日报》援引北京作家、西藏人的女婿王力雄的话说：“北京最不应该的，就是宣称要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同时，又在舆论上大骂达赖喇嘛”，“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你叫人家怎么安心和你对话”？王力雄说，跟达赖喇嘛代表见面，是北京最后的防身术，如果连这招也失灵了，北京将很难找到合适的台阶。

这位北京作家好像和西藏议员一样好像根本没有看透中共的心思？或是将计就计、假装天真。北京没有礼貌是表面的，北京把“真诚希望达赖方面停止分裂祖国、策划煽动暴力、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这些前提定性，强加在藏中对话之上，才是实质性的。

这和两岸对话中，北京一定要台北接受“一个中国”的前提，如出一辙。

果然，胡锦涛一边辱骂达赖喇嘛，一边要他的手下说中国将与达赖喇嘛的特使再次会谈！

来自中国和西藏两个方面的消息都说，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特使5月4日在中国深圳会面后，同意进一步举行会谈。中国官方媒体说，这次会谈是在达赖喇嘛屡次提出要求后安排的。中国表示，下轮会谈将在“适当的时间”举行。

新华社报导说，中国政府的两名特使要求达赖喇嘛的代表采取可信的步骤，停止在西藏策划和煽动暴力行为以及干扰即将举行的奥运。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屡次表示，他并没有在幕后策划这次暴力事件和抗议活动。不久前，这些活动干扰了奥运火炬在世界几个城市的传递进程。 

但是就在中共信誓旦旦的同时，又采取逮捕手段来对付表达自由言论的人。

自由亚洲电台5月6日报导，甘孜炉霍县的四名中学生仅仅因为在街上散发“欢迎达赖回西藏”的传单，被当局拘捕，目前下落不明。炉霍县公安局官员在接受该台电话查询时，拒绝证实这一情况。可见，中国政府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对藏民的监控并无放松。人们不难看到，这几个中学生并无“策划和煽动暴力行为”，为何被捕？换言之，达赖喇嘛就是这样“策划煽动暴力”的？


六、圣火与地震之交错


中共当局之所以推行缓兵之计，是因为奥运圣火一个多月之后即将进入西藏，中共希望用“对话”来麻痹藏人的斗志，这样比出动大军镇压显得划算多了。

5月7日，圣火已经进入广州传递，中共动员百万市民上街观看火炬接力，以壮声势，天河体育中心和北京路等繁华路段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当局为防范发生意外，将火炬传递时间缩短一小时。圣火传递过程大体正常，其间发生多宗警民小冲突，因当局封路禁行，导致交通大堵塞。早晨8时13分，奥运火炬接力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开始，广东省长黄华华致辞，整个出发仪式只有十三分钟，草草收场。广州警方如临大敌、层层布防，一些区域准入不准出，连观众外出上厕所都被禁，一名市民因尿急强行冲破封锁线，与公安推撞及至互殴。晚间6时18分，最后一棒火炬冲进天河体育中心，点燃了圣火盆。

深圳市奥运火炬传递5月8日晨8时将从市民中心开始，经过华侨城、红树林、地王大厦、邓小平画像等景观，终点为深圳体育中心广场，历时10.5个小时，全长41.6公里，是广东四个圣火传递城市中路线最长的。目前深圳站208名火炬手名单已经公布，其中包括数十名外籍火炬手，还有广东省政协委员翁锐桂等港澳人士。

四天以后，横扫中国的八级地震爆发了。

四川这次地震的震央是省会成都附近的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距台北直线距离1905公里，这个强震比起南投921地震剧烈，甚至影响到台湾，各地可感震度皆为一级。汶川对外通讯全部中断，电力全部中断。路透社报导，曼谷的高楼摇晃约七分钟之久。东森新闻网说台湾各地均感受到超过两分钟的天摇地动。台北中央气象局表示，地震深度在29公里左右。根据推测，四川大地震释放出的能量等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爆炸威力！

事实上，四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了二十万人，比缅甸的风灾造成的伤亡更为严重。因为这次不仅四川受灾，而且八个省市一起受灾。其中仅仅四川汶川地区，就有十多万人生死不明。仅仅四川一省的重灾区面积就达到6.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那么大，涉及到阿坝、绵阳、德阳、成都、广元、雅安等6个市、州，严重受灾的县区达到44个，受灾乡镇1061个，人口大约2000万人，直接受灾人数1000多万。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的整个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有进入灾区的媒体记者形容，公路也被拧成麻花状。温家宝察看的距震中最近的汶川县映秀镇，近万居民中只有2300多人逃生。

大地震的灾情远超过中国当局所公布的，并造成许多地区交通、通讯全面中断，陆、海、空三路都受阻。中国政府尽量隐瞒灾情，所以救援工作非常缓慢，而且余震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根据有关专家的跟踪监测和分析判断，“5.12” 汶川8.0级地震的类型是“主震余震型”，其总体是衰减趋势，但其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在此过程中，会有一些起伏，有时起伏还比较剧烈，也就是可能有较大余震发生。但是，汶川8.0级地震余震区的范围是：沿“北东向”龙门山断裂带展布的狭长区域，长度约300公里，主要是理县－汶川－茂县－北川－平武－青川这一带，成都市等其他地区并未在余震区范围内。新华社承认，截至5月20日11时，汶川8.0级地震共发生余震7000多次。并具有诸多后遗症，如核泄威胁、灾民瘟疫、洪灾泛滥、趁火打劫、自尊受损、民心瓦解等，这些都是对于中共不利的。但是也有一个后遗症对于中共却是有利的，那就是许多批评者都被迫保持沈默了。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一直对中国人权问题以及北京对西藏政策进行批评的人被迫沈默了。在奥运火炬海外传递期间组织了抗议活动的活动家们，不得不再三考虑自己的战术。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Joseph Cheng)说，“几乎就像911恐怖袭击之后一样，你不能在9月12日还批评布希政府的政策。你要在以后再提出批评。”


七、中共利用天灾转入反攻


《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分析说，在大地震发生前，中国的海外形象已遭到打击。其中第一个重大打击来自西藏拉萨和其他地区出现的藏人暴力事件，随后中国政府进行镇压。紧接着，批评者对中国西藏政策以及北京与苏丹政府关系的抗议，都集中在奥运火炬在伦敦、巴黎和三藩市传递活动上。但某种意义上说，地震已搁置了对中国记录的争论，改变着政治演算。一直抗议中国支持苏丹政府的达尔富尔梦想运动负责人萨维特（Jill Savitt）说，“因为这次地震，我们宣传的语气不得不改变，没有意识到已有成千上万人死亡或受伤，继续对中国进行批评，那是非常不明智和不策略的，也是鲁莽的。”例如，纽约的法轮功组织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结果在游行示威时遭到反制。

中共在美喉舌“美国中文网”的陈少风、边令晶报导说：法轮功阻挠四川赈灾募捐，纽约华人对峙进入第五天：

法拉盛华人民众自发组织抗议法轮功阻挠四川地震赈灾捐款，今天（5月21日）对峙进入第5天，法轮功今天从早上10点就开始聚集在卡辛纳（Kissena）大道和三福（Sanford）大道的交界处。法轮功刚到，华人也立刻聚集抗议。他们当中有特地请假而来的打工仔，也有刚放学的中学生。随着下班时间接近，聚集的民众也越来越多。约有二百民众加入集会抗议。

从上周六开始连续报导法轮功阻挠四川地震赈灾捐款惹了众怒。前四天，法轮功都是在法拉盛图书馆前聚集。但由于抗议的人太多造成交通堵塞，警方今天把法轮功的人移到卡辛纳大道和三福大道交界处。

示威过程中，有些愤怒的民众与法轮功的人发生面对面的争执。三人遭遇警方执法，分别以刑事违例（disorderly conduct）带到109分局，被开罚单后释放。三人中，一位女士手持中国国旗，因为有旗杆，警方要求去除旗杆才能加入示威，警方以她拒绝拿掉旗杆为由把她带到警局。第二名女士撕毁了法轮功递送的海报，向对方扔去而被警方拘捕，第三名被捕的人在警方给予三次警告后没有走开而被执法。

法拉盛109分局提醒民众，示威中可以用旗帜，但是不能用杆，以防止成为武器，同样道理示威中也不可以用木板材料制作海报。另外，非示威者不能停留，示威者则必须停留在示威专区，如果屡次劝谕不听，他们就会逮捕对方。

今天被开罚单和带到警局的民众都因不了解美国的示威规定和语言不通造成警方执法。另外，今天也有多名民众被开了告票，警员说，过路民众有权表达自己的愤怒，可以不接受对方的传单，但是撕毁传单砸向发传单者，都会被认为行为不检被开罚单。

到6点，一辆专车驶来，法轮功示威人员坐上车离开现场。另一边自发的示威民众也在稍后离开现场。

……

其实，上述对抗是中共驻纽约领事馆秘密组织的，并规定四项“公共集会注意事项”：

1. 可以携带旗帜，但不可以携带旗杆；

2.只能使用纸质材质的海报，不能使用木板、铁板等材质；

3.对方示威者的传单可以不接受，若撕毁传单砸向发传单者，会被视为行为不检；

4.非示威者不能停留，示威者则必须停留在示威专区，如果屡次劝谕不听，他们就会逮捕对方。 

分析家们认为，这正是典型的中共策略，利用地震的“哀兵”向反对派阵营进行反击，认为这样可以达到“哀兵必胜”的效果。法轮功组织或是愚蠢，或是其高层已经遭到中共有效渗透、从而言行已经受到遥控，否则不该选择这样一个吊丧的时机与中共决斗。

除了法轮功这样的极端情况，一般来说，中国批评者的“情绪”似乎已经发生转变，至少是暂时的，但现在还不清楚这种由地震引发的同情，是否会在奥运会举行前消失。现在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十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八、中共利用法轮功来搞臭民运


中共知道法轮功毁誉参半甚至声誉不佳，很有争议，所以利用这一时机，迅速扩大战果，利用法轮功来搞臭民运，扩大滩头阵地和安全边界。

2008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央视网”发表文章《衡量人性善恶的尺规》，指控“皈依李洪志的魏京生、王丹、王军涛、伍凡等打着民运旗号的败类们”：

文章煽情地说，“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整整7天之后，在北京的平安大道上，所有的行人停止了脚步，所有的车辆放出了悲鸣。同在这一刻，在西单大街西南角的一座大型商场，所有的顾客停止了购物，所有的营业员停止了推销。这是我的两个朋友告诉我的亲身经历。在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面向西南，再次强忍泪水，低头哀思。”

据这位哀思者说，汶川大地震，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灾难，也是一个尺规。它衡量着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性。“它能衡量出人性之善”，也“能衡量出人性之恶”。

据说5月13日，在“法轮功”的“明慧网”上，是铺天盖地的欢天喜地的文章，都在“恭祝”李洪志自我篡改的“诞辰”。至今，无论“法轮功”的内部指令还是公开喉舌，都公然声称汶川大地震是“天灭中共、天灭中国”。皈依李洪志的魏京生、王丹、王军涛、伍凡等打着“民运”旗号的败类们，同李洪志们策划着要借汶川之难“迫使中共停办奥运”。在他们的网站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悲伤，有的只是嘲笑、谩骂和谣言。

大难之时，竟有人如此打劫，并且打的是政治之劫！打劫之人，不是旁人，而是那几个血管里流淌着同死难的灾民一样的、同全体中国人一样的鲜血的人，是那几个曾和我们一起在这块国土上出生、长大的人！

……

无疑，上述是中共的抹黑，结果让正在筹款救灾并暂停政治抗议行动的王丹等人非常愤怒，他们发出声明抗议中共诬陷，指责中共这种做法才是对受难者最大的亵渎。王军涛叫苦说，他上街头捐款、写信给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发起悼念活动以及救灾捐款，要透过纽约的中华公所救助灾区，特别是因地震失去双亲又受伤的残疾儿童，因为他们受到最大的伤害又最容易被遗忘。

但是知情者们说，可能正是王丹等人的妥协姿态，才招致了中共的抨击和抹黑，因为中共怀疑他们的频繁活动是在玩弄某种手腕。王丹等人表示，他们还会继续赈灾，并在今年六四纪念追思六四死难者同时，也不会忘记为地震受难者致哀。如果真是这样，中共就更加怀疑他们谋图不轨了。难怪中共官员龙永图十分冷酷地说：“地震有助于西方了解中国”。


九、中共抹黑达赖喇嘛的形象


中国不仅利用地震造成的悲情效果打击法轮功、民运人士，还趁机抹黑达赖喇嘛。中国《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吴黎明5月24日发表文章《达赖尴尬面对记者提问，只字不提地震灾区同胞》，说达赖喇嘛“气急败坏否认藏独，突然发动“拥抱攻势”；说“他招牌式的笑容不见了，低声和身边的助手商量着什么，很快，他还是决定自己出马，音调一下子提得很高”。该文抹黑说，5月15日，达赖喇嘛开始了对德国为期六天的访问。与以往开展的所谓“宗教之旅”不同，达赖此行要在波鸿、门兴格拉德巴赫、纽伦堡和班贝克这4个德国城市分别进行演讲。“此次访问主要是谈政治。”负责具体安排其行程的德国“西藏援促协会”主席说。

该文抹黑说，为了给所谓“政治之旅”造势，5月16日上午，达赖在德国西部城市波鸿市政厅举行了媒体见面会。但他或许没想到的是，《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提出的问题，却令他措手不及。用德国媒体的话说，本报记者的提问打乱了达赖“精心设计的作秀”。暴露他只字不提四川地震灾区同胞的真面目。

面对中共的这些抹黑攻势，香港的《东方日报》5月24日总结说，西藏骚乱之后，北京与达赖隔空交手多个回合，不断试探对方的底线，但总体而言，达赖手中的牌愈来愈少，北京主动性愈来愈强，但双方的距离仍然很大。《东方日报》幸灾乐祸地说达赖喇嘛“挟洋自重弄巧反拙”。该文抹黑说达赖在出访过程中，不断向北京示好，称中国政府是其“头儿”，又表示不排除“结束流亡生活”，但这些“示好”都是有不少附加条件的。比如，开放西藏接触外国媒体、容许外国医疗队伍进入西藏、释放所有政治犯、让西藏人民行使基本人权等。在北京看来，这些条件是达赖取悦西方世界、迎合西方的民主人权标准、坚持挟洋自重的再一次表演，达赖的示好并非真心实意，而是打悲情牌的手法。“达赖最大的失策，是在北京全力应付四川大地震灾害期间，仍然在西方世界进行政治游说施压，这反而使其头上顶的人权光环黯淡不少。今次四川大地震受影响的区域主要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藏族人受灾严重，达赖对同胞的慰问轻描淡写，使国内藏族同胞反感；而北京却通过坚决、果断、透明的救灾行动，增强了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两相对照，高下立判。”

……

看如此样，中共确实是有预谋、有步骤地利用四川大地震，来捞取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好处。台湾不可不防。


十、许诺台湾参与世卫是圈套？


中共国主席胡锦涛5月30日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表示，中国愿意优先考虑解决台湾希望参与世界生组织活动的问题。

“美国之音”认为，这是在北京举行的两岸执政党领袖六十年来的首次会谈。双方同意，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快恢复两岸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交往协商。会谈中，胡锦涛还释放善意，承诺在最短时间内促成两岸周末包机直航、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等项事务。

但是，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这类问题，还是一定得在“九二共识”，也就是“一中各表”的大原则下才有可能。日本亲中人士杨中美对此阐释说：“如果大家是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大原则下，从胡锦涛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嗅出这样一点讯息：那就是，按照这个基本前提，找出一个合理的名义，让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员，共产党可能是有这样一个计画和雅量，表示对台湾进一步的融合政策，我想这点是可能做到的。”其实，这是中共方面试图给大家造成的错觉。

可能是受到了类似的误导，舆论界真的以为中共会做出实质性的一点让步，以为中共真的会让台湾名正言顺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问题，以至于“得陇望蜀”地想象说“至于会不会在参加世界卫生组织问题解决之后，在其他国际组织或国际活动空间上，大陆方面也从此对台湾逐渐开放”。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荣勇说：“在更多的国际活动空间方面，可能就牵涉到两岸真的要坐下来慢慢谈了，这个谈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我并不认为大陆方面在现阶段会让台湾参加像联合国这样层级的国际组织，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不一样，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把这个拿来当成善意的回应，我想这是合理的。但是谈到其他的国际活动空间，可能还言之过早。”

但北京紧接下来发展却让人觉得陷阱重重：吴胡会后，胡锦涛在中南海瀛台设宴款待吴伯雄等人，根据东森新闻独家消息指出，晚宴上胡锦涛当场建议奥运开幕式当天，两岸选手共举圣火一起进场！

这是胡锦涛的心血来潮？看来不像。胡锦涛不是那种有血有肉、感情冲动的人。这场吴胡会让两岸关系获得重大突破，除了台面上包机、猫熊外，胡锦涛私底下更提出两岸共传圣火的大胆构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吴胡会后，胡锦涛在北京中南海瀛台设宴款待吴伯雄等人，在酒酣耳热之际，胡锦涛突然提出在这次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建议由两岸选手共举圣火进场。

话题一出让全场人员眼睛为之一亮。好在吴伯雄认为此举具有非常意义，没有答应下来，只表示返台后会将消息传达给马总统。否则就让胡锦涛趁虚而入，做成“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正在北京共同主办北京奥运”的假像，以蒙混国际视听。

然而对于这种可能性，哪怕只有百分之一，台湾也不可不防。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六节 海基海协两会改组及恢复对话协商的观察与分析】


一、胡锦涛总书记的圈套


在2008年5月29日提交的上期研究报告我们曾经指出：“许诺台湾参与世卫是圈套”，而且这个圈套是由中共国主席胡锦涛亲自部署策划的。5月30日胡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表示，中国愿意优先考虑解决台湾希望参与世界生组织活动的问题。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分化台湾的诡计。由此看来，胡锦涛其他的“善意”，包括两岸周末包机直航、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等项事务，也都或多或少会是重重圈套。

但是，台湾如果想要进入“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这类圈套，还要通过“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宣示才有可能。旅居日本的亲中人士杨中美对此阐释说：“如果大家是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大原则下，从胡锦涛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嗅出这样一点讯息：那就是，按照这个基本前提，找出一个合理的名义，让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员，共产党可能是有这样一个计画和雅量，表示对台湾进一步的融合政策，我想这点是可能做到的。”其实，这是中共方面试图给大家造成的错觉。事实证明，舆论界受到了类似的误导欺骗，舆论界真的以为中共会做出一点实质性的让步，以为中共真的会让台湾名正言顺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以至于“得陇望蜀”地想象说“至于会不会在参加世界卫生组织问题解决之后，在其他国际组织或国际活动空间上，大陆方面也从此对台湾逐渐开放”。


二、王毅书记的收网


将近一个月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我们的先见之明是完全正确的。

6月23日，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北京与由日本众议员远藤乙率领的“日中新世纪会”成员会谈时表示，大陆不接受台湾正式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但会设法构建一个新的框架，以便台湾在爆发禽流感时能利用“WHO”以外的“国际网路”与世界各国共用资讯。王毅还表示，两岸和平统一对日本也有利，日本国内尚未形成这种共识是一个遗憾，他希望日本能对两岸统一表示理解和支持。他说，日本可能会认为两岸统一对海上航路、安全保障等方面会造成影响，但希望日本能从大局出发，热心关注。

王毅的谈话，受到北京的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因此国台办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此话题也成了记者会询问的话题。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的回答简直可以用“语无伦次”、“答非所问”来形容，她一方面表示自己并未参加王毅与日本人的会谈，故无法证实王毅在会见日本人时说了些甚么；另一方面则就“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重申了官方立场”：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已经明确，“促进两岸恢复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我们相信，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通过两岸进行协商，这些问题会找到解决办法的。……”从而完全撕毁了胡锦涛对吴伯雄的承诺。 

这一男一女的一唱一和，完全不像责任政府之所为，而像一个草莽未脱的大陆乡镇企业集团。


三、一厢情愿的美丽误解


不久前，当中共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外交部党委书记王毅出任国台办主任时，不少评论人士都认为，北京的这一较为超常的人士安排，除了是要将对台事务工作放置在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之外，更展示了北京正有意落实胡锦涛在“胡连会共同愿景（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上所承诺的“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寻求最终解决办法”的承诺。由外交官员来主持落实贯彻工作，能较准确地掌握“一个中国”与两岸关系之间的关系，便于找出一个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一厢情愿的美丽误解。中共国起用王毅，显然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相应的诱饵，促使台湾内部落入中共国设计的内斗圈套。果然，胡锦涛的许诺还没有兑现，台湾朝野已就参与世卫的名称问题展开交锋。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可以讨论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后，台湾各界开始对应以什么名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展开热烈讨论。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此之前曾表示“中华台北”是合适的名称，台湾外交部也表示，以中华台北名义申请加入世卫弹性大。不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认为，这个名称在90年还勉强可以接受，现在还使用中华台北的名号来加入国际组织，根本就是自我矮化台湾的地位。不过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胡锦涛从一开始就是在玩弄一个骗局；因为他们毕竟都是生长在美丽的台湾，无法想象中共干部的权谋诡诈。


四，回味无穷的开枪动作


“惊悚！为江丙坤送机 大陆人员竟比开枪手势！”《东森新闻网》如是报导。完成两岸两会复谈，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一行人6月14日早上搭机离京，海协会官员冒雨到场送行，只是东森新闻镜头却捕捉到这么一个画面──列队送行的官员向江丙坤搭乘的专机挥手说再见时，竟然有人连续比划了两次开枪手势。 

14日一早九点多，海协会由副会长郑立中、李炳才、王在希等领队，在北京首都机场停机坪一字排开，送别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一行人搭机回台，只是东森新闻镜头捕捉到在一排挥手送别的手势中，却夹杂了这么一个开枪的手势。这个作势开枪的动作连续两次，出现在海协会官员为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送行的场合中，应该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性质，并不偶然，亦非玩笑。

本来人们预期，在海基会、海协会于6月中旬复谈后，两岸两会就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进行协商将是指日可待之事了。但是这个不慎走光的开枪动作，却比宴会和酒杯更加有效地说明了两岸关系的真实状态，一种深刻的敌意状态。

事实很快证明，“双方会谈台湾的国际空间”，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么任何这种会谈只会进一步加深台湾的从属地位，“向世界宣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窃据了联合国代表权的中共国。


五、开枪动作所为何来


比划了开枪动作的海协会人员为什么对台湾方面充满如此的恶感呢？

很可能，是因为海基会的这次中国大陆之行为台湾争取到了很大利益，而让中共方面有了很大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在上层的碰杯和掌声小心掩盖起来，但到了基层人员那里，就暴露出来，变成了开枪手势。

那么海基会取得了什么积极成果呢？6月13日两岸两会签署《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相当高兴，同时也感觉到今后责任重大。他说1993年辜汪会谈签署四项协定后，两岸相隔近十五年，在新的世纪才有第二次协定的签署，意义相当重大。江丙坤指出，今后，两岸要达到经贸正常化的路还相当遥远，要谈的题目相当多。这次“江陈会”提出的议题，有些已在授权范围，如周末包机变平日包机、货运包机、两岸航线的变更等；会谈也提出包括海运直航、石油探勘合作等新议题，原则上在会谈中得到对方积极回应。

但是上述协定应该说是互利的、双赢的，中共国何至于有什么巨大不满？至于在具体程式方面，虽然上述专案仍须由主管机关提出具体方案，逐一由台湾陆委会通过、授权海基会与海协会进行谈判；这也是碍于双方的制度而事前约定的，似乎也不应该引起如此恶意的开枪动作。

那么开枪动作到底所为何来呢？

也许一个貌似细节的情况可以解释其缘由。据江丙坤董事长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此次两会商谈，双方都体现出“对等精神”，即使一时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但最终签署的协定和会谈纪要充分体现了“对等”原则，“这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原则也是中共国最不愿意接受的。江丙坤董事长透露的一个细节充分说明了海协会方面的用心：早上签署协议的时候，本来双方讲好，一人坐右边，一人坐左边，然后互换位置，但是陈云林却违反约定，临时说“不用啦，就由江先生坐右边，一直到最后”。表面上给足台湾方面面子，实际上却在指手划脚，用这种草莽作风显示中共国的主导地位。

这表明，中共国始终回避平等对待台湾的课题，也不愿意面对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这可能才是开枪事件的内在心结之所在。


六、两会改组的性质不同


中共国舆论认为，江丙坤授权海基会高层规划，研拟大规模改组海基会的人事组织，扩充政策幕僚与谈判人才，幅度之大历年罕见。

有意思的是，海基海改组不久，海协会也进行了改组，并且致函海基会通报人事改组情况。这真是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说它莫名其妙呢？因为，海基会改组是迫于台湾的政党轮替的现实，不得已而为之；中共国并无政党轮替之说，何需随即改组海协会？

显然，中共国是为了营造一种“两岸关系新气象”的假像，而“改组”海协会的。尤其可以考虑到，在独裁专制下，改组不改组的其实区别不大的。这种多此一举，显然主要是一种外交姿态。


七、陈云林的象征意义


与改组这一外交姿态相一致的，还有另外一个象征意义，那就是陈云林的继续存在。6月3日，海协会就自己的新的领导机构产生，致函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说“推举”陈云林为会长，推举郑立中为常务副会长、孙亚夫为执行副会长、李炳才为驻会副会长，推举王富卿、王在希、安民、张铭清为副会长，决定李亚飞为秘书长。

我们认为，陈云林改任海协会长，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象征意义之一是，这表明，随着辜振甫与汪道涵两位老人故去而瘫痪多年的海基会与海协会，终于又要重振旗鼓了。

比较而言，王毅出任台办主任是更有实际意义的。五十五岁的王毅，是中台办、国台办第一次由一位元外交系统的要员担任主管，被吹嘘为中共国“外交三剑客”之一，另外二人是外交部长杨洁篪和副外长王光亚。这次果然出手不凡，一上台就推翻胡锦涛的承诺，反对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尽管主使人显然是胡锦涛。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七节 两岸复谈后台湾如何争取参与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


思考“两岸复谈后台湾如何争取参与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首先要知道中共是如何看待并处理两岸复谈后的对台政策的；其次才可以因势利导，思考台湾以何方式切入相关议题；最后达到参与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的长远目标。


一、台湾是中国的国际课题


中共“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在2008年6月12日推出《共御外辱：中国敌对政治力量曾多次联手对外》一文，集中表达了中共的近期想法。

该文认为，中国国民党在今年三月的台湾大选中获胜后，两岸关系趋向缓和。而台湾以什么方式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也成为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的话题。5月28日，在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关于台湾同胞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中已经明确，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我相信，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通过两岸进行协商，这些问题会找到解决办法。”

事后证明，胡锦涛这是在玩弄一个十分陈旧的骗术。但是，台湾可以将计就计，迫使胡锦涛兑现他的这一承诺。这是后话，我们下面再谈。

《共御外辱：中国敌对政治力量曾多次联手对外》一文，昧于历史事实的复杂性质，片面宣传“其实在历史上，两党和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就有成功先例可供借鉴”，例如：1．南北联合拒签《凡尔赛和约》、2．国共联合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3．中共代表受到高度评价、4．中国代表团用毛笔签字，等。但是尽管该文粗糙，不过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推出《共御外辱》这样一个题目，说明在中共当局者心目里，台湾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课题了。那么台湾如何利用中共的这一心态，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呢？


二、中共希望两岸外交休兵


中共以“共御外辱”为幌子来达到了独霸中国大陆一切资源的目的，已经将近六十年了；现在它企图再用“共御外辱”这一古老的幌子来“统一台湾”，这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但并不高明的骗术。

中共《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31日发表文章《蒋孝严：两岸最好“外交休兵” 》，认为“外交领域的金钱竞赛便宜了别人”。该文指蒋孝严说，“这次巴新外交案是陈水扁政府犯的很严重错误，是倾向于用钱来弄。以前我们也一直在援助中发展双方关系。”“陈水扁政府倾向于用钱来弄”和“以前我们也一直在援助中发展双方关系”，区别何在？令人一头雾水。

该文还指蒋孝严说，“我们并不是要搞两个中国，我们说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也不要抛弃我们，至于用什么样的形式，你自己想办法。我们以前只要别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我们就主动和他们断交，现在我们不这样做了。这些国家要是有本事维持两面关系，那就维持好了，我们不反对，但是我们也不主张两个中国，也不要承认我们是台湾共和国，这个我们也不接受。”蒋孝严又说，“以前我在外交领域是很强悍的，我曾经提出过以战止战的口号，意思就是说，既然大陆不断压缩我们的外交空间，我们就要奋力一搏去发展关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不是一个办法。尤其是过去十年中发生的变化，对于台湾来讲，放眼望去，两岸关系在目前一定是高于台湾的国际关系的，以前台湾的国际关系高于两岸关系，是因为那时两岸还没有开始交往嘛。”

最后中共的记者问：“从长远来看，你觉得统一是必然的吗？”

蒋孝严回答说：“现在讲的话，我们只能说这个方向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国民党没做好，八年后又被选下来了，那又未必必然了。国民党做得好，民进党上不来的话，那就非常清楚。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一定要让民众正确地了解这个观念。这是很自然发展的一条路，事实上台湾大部分民众是理性的，有判断能力的，不会走到台独那条路去。但是现阶段来讲，就是马英九所讲的，不统不独不武。未来的事情还是要努力的。这个问题要水到渠成，光挖个渠是没有用的，要让水不断地流，沟渠就会越宽越长，这个方向就能够确定。两岸的交流这方面就是要大家来做了。我觉得大陆也抓到了这个要点，交流不断，而且力度加大。你们现在也没有把统一放在嘴巴上，我陪连战先生去了四趟北京，和胡锦涛主席见面的时候从来不提统一这两个字啊，我们都讲和平。实现统一也有很多因素啦，这里面包括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情况。”

我们不能排除中共媒体篡改了原意，因为上述的“两岸外交休兵”提法多少是一厢情愿的，休兵只能刺激侵略者欲望无限膨胀，外交休兵其实使得台湾更加被动。


三、没有外交就没有国际


为什么说“外交休兵只能使得台湾沦为中国的特区”？因为外交是双边的关系，国际是多边的关系，而双边是多边的基础，因此，没有外交关系就没有国际空间，正如没有朋友就没有社会空间一样。

“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江素惠在2008年7月19日发表博客文章《两岸外交难休兵访问量》，倒是比中共的媒体中性一些。该文指出，台湾面临两大议题，会影响两岸的互信与善意基础，一是马英九总统八月要到南美去访问巴拉圭、巩固邦交友谊，然而即将上任的巴拉圭左派政府和北京建交的意愿颇高，北京的态度如何？如果在马英九访巴拉圭之后，转头随即中巴建交，是否出于北京的封杀与打压？二是九月间，台湾是否继续推动参与联合国，现仍未定案，此议题是台湾国际空间参与乃全民的意愿，但亦涉及了台湾内部的统独意识形态的争议，也涉及两岸之间的国家主权争议。马英九政府新上台，可能以进入联合国的诉求来满足人民的期待，此入联活动冲刺北京的“一中原则”。如此看来，“外交休兵”只是主观的愿望，需要两岸更进一步的协商、探讨、互动，找出两岸都可接受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较早时台湾提出希望能加入国际世卫组织，能在疫情的警示获得最新的资讯，此乃站在台湾民众健康层面之考量，但据中共国台办主任王毅说﹕“北京不会接受台湾正式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但将设法建构一个新框架。”果若然，则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就不必是零和游戏，此有待于两岸协商机制的成立，双方进一步地探讨。

总之，北京对待台湾问题需秉持大事小以仁，同时也必须感受到台湾人民的感受与期待，从两岸休兵到外交休兵，才能让两岸关系之健康发展可长可久走出宽阔大道，然而事实上，当前出现的台湾奥运代表团的名称问题，就是两岸关系的试温剂。

台湾在国际现实下委曲地于奥运会中使用“中华台北”之名，也行之有年，并改以梅花标帜的会旗，不坚持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些都是委曲求全的弹性做法，也可以说是台湾让步的底线了。但最近北京传媒及官方网站改为“中国台北”，也就是与“中国香港”同一意涵，自然引起台湾的反弹，并认为北京刻意营造的两岸良性互动的和谐气氛恐将前功尽弃，幸好经过一番风波，最后台湾仍顺利以“中华台北”之名整装待发。但如果经常发生类似在台湾人民看来有矮化台湾之虞的事情，自然会对北京产生不信任感，两岸就很难达到胡锦涛所谓的“建立互信，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


四、流氓也应该遵守协议


中共的历史表明，中共是一个惯用“诡道”、食言而肥的政治流氓集团。和这样一个集团打交道，君子当然吃亏。不过好在，中共自己并不承认食言而肥的特点，而一贯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是最讲原则的、最守信用的。

那么好吧，台湾现在参与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的最好办法，就是“敦请胡锦涛先生信守其当面的许诺”。

5月28日胡锦涛承诺过，对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要找到解决办法。台湾应该抓住胡锦涛的这一承诺不放，告诉他作为一个自称“负责任的大国”的领袖，必须拿出一个正面形象，不要让国际上看笑话。如果连对于台湾的承诺都可以反悔，如何走向世界舞台、成为一流强国呢？

一个貌似消极实则积极的讯息是，据7月1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讯》，北京近来访台的决策幕僚北京近来访台的决策幕僚“透露”，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承诺，面临内部极大的反弹压力，多位中国驻外大使最近即向中国外交部反映坚称：这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中国大陆不能轻易退让。否则，过去在外交战场与台湾的斗争如何交代？如果现在对马政府退让，四年后或八年后民进党政府再回来，中国怎么收呢？ 

明眼人可以看出，这又是中共安排的一出双簧戏：由中共外交部门来为中共中央解套，其实，所谓“多位中国大陆驻外大使”应是子虚乌有。因为中共官员向来都是承风希旨，从来不敢说半个不字。

现在，中共在乎的是，马总统是否将继续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所以中共将用缓兵之计来阻碍台湾重返联合国之举，结果才由上述的“多位中国大陆驻外大使”的子虚乌有的故事。近期访台的中共涉台幕僚，已经对马政府九月间是否推动“中华民国参与联合国案”，表达高度关切。这些幕僚倒打一耙，指责说：“台湾在谈判桌上，要这个，要那个，要大陆让步，但台湾对大陆让了什么？” 

其实大家知道，这些中共幕僚十分无赖，闭口不提以下事实：两会商谈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议题，是胡锦涛与连战在2005年4月29日举行会谈后发表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中就作出的承诺。胡锦涛今年4月12在博鳌会见萧万长先生、6月13日会见江丙坤先生时都曾重申立场，并强调可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 不论胡锦涛是个什么样的个人，他毕竟身居“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位置，说出来的话，怎么可以说变就变！台湾必须抓住他不放，要他兑现自己的诺言。


五、对中共说明不遵守协议的后果


台湾争取参与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无法绕开中国大陆的阻力；既然如此，那么就只能要求中共兑现其许诺。中共现在的策略是“以国民党逼迫马政府就范”，台湾的策略当然就应该是反过来，“以国民党逼迫胡锦涛兑现诺言”。台湾如果可以请得动国民党大老，就可以出面对中共说明：“为了不让民进党四年以后卷土重来，你们千万要给台湾民众一点希望，要网开一面、给台湾必要的国际空间，否则，后果就不是国民党和马政府能够控制的了！”

台湾要对中共直截了当地说明不遵守“国共平台”协议的严重后果。不要和中共绕圈子，要直截了当地说。中共要员都是一些粗人，最喜欢听大白话，对具有实际威胁性的“摊牌”也并不反感。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八节 中国民间对于邓小平改革三十年的检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到22日在北京举行）举行三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所谓“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所谓后人所谓的“邓小平改革”。近来，对于邓小平改革三十年来的得失利弊，中国民间已经开始进行检讨以致批判，显示中国政情在北京奥运之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这显然需要我们予以密切注视。


一、中国进入“反改革开放时代”


《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是中国大陆著名政论家胡星斗一篇文章的题目。

胡星斗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专研经济学与社会学。他在文中指出，以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一些人肯定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但它却是事实和潮流。如凤凰网所做的网路调查，赞成改革开放的不朽功绩不能遗忘的，在11343人中仅占29.5%，为3346人；而反对的竟占70.5%，即7997人。

这也符合中国哲学的阴阳辨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社会逻辑；从1949年底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恰好三十年；从1979年到2008年底又恰好三十年。“前三十年以不择手段的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年以不择手段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中国社会为两者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惨重的，反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

胡星斗分析到，面对一浪高过一浪、一天甚于一天的反改革开放潮流，大部分民众特别是工人农民、以及一些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主张恢复毛泽东路线，而相对人数较少的精英和政府官员则反对的是瘸腿的改革，主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前者俗称左派，以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站等为代表，提倡公平、正义和民粹主义；后者俗称右派，以南方日报报系、炎黄春秋杂志等为代表，强调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世界共同价值。

胡星斗本人则主张“中派主义”：将左派与右派、公平正义与宪政民主结合起来，通过宪政民主实现公平正义。“中派的宪政社会主义可以剔除左派与右派的缺陷，在反改革开放时代引领中国走向宪政、公平。”


二、中国改革三十年三阶段


其实，中国民间对于邓小平改革三十年的检讨早在今年春天就开始了。《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一书，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企图“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该书分十七个专题，对中国农村改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分析和展望。论述的主要问题是：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体制和制度创新，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发展历程，农民收入、消费和生活质量变化的过程，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的变化过程。值得重视的是，此书还论述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

由1978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开始，纵观来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基本上每一代领导人所走的方向都不同，而每次改变之前，都有一次大辩论：

1、第一次改革开放大辩论，发生于1970年代末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前，是老左派与改革派关于“检验真理”的大辩论，那时毛泽东逝世不久，华国锋上台坚持两个凡是﹑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次探讨真理和检验真理的大辩论，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大辩论，在大陆经历文革的惨痛教训，中共第二代领导深深明白到极左思潮的祸害，邓小平因而提出“防右但最主要防‘左’”的重要观点。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通俗说法的“黑猫白猫论”)的影响下，大陆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自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中共回归“实事求是”的路线，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将国家首要矛盾重回“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调上，确立“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方向，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先富带动后富”的概念，自此走上走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改革﹑个体户，以及建立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道路。

2、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开始自1990年代初期，即是由邓小平“南巡”开始的。邓小平目睹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成就后，开始考虑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于是大陆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大辩论。这次辩论的发生，是由于当时不少人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应该亦不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认为发展市场经济等于走资本主义。因此，邓小平提出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次“社会主义本质”的大辩论，是继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另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消除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为199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国企改革，建立了理论基础。

3、至于第三阶段的改革开放，是由2003年至2004年开始的，亦可见到中共第四代领导管治思维的改变，以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标志。第三阶段改革开放的开始，源于两三年前的“检讨改革开放”大辩论。这次大辩论，可以说是新左派与新自由派的一次交锋。内地所谓的新左派，其实并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论述，成份亦比较杂，有愤青﹑年青干部﹑旧的老左派，也有社民派。这次大辩论与前两次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大陆电脑网路的发展，成了今次大辩论的舞台，不少网民均有参与今次的大辩论。辩论爆发成因源于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过份着重经济的发展速度，令社会整体的发展速度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有人开始批评群众无法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社会出现人口性和地域性财富两极化，内陆地区经济明显落后于沿海地区，城乡经济差距日渐拉大，弱势社群的生活质素日渐下降，教育﹑医疗改革令普罗大众面对看病贵﹑上学难的问题，房地产炒卖导致房价迅速飙升，社会开始出现既得利益集团，贪污腐败﹑官商勾结问题日益严重，大陆的国企改革的“国退民进”模式则导致国有资产不正当地流失。虽然中国大陆学界和官方都不愿承认，但大陆社会在改革开放廿多年后，而且的确出现阶级冲突。而事实上，中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论述，其实是间接承认大陆出现阶级矛盾的问题。因此，解决国内阶级矛盾，改革官僚贪污腐化，防止中国社会出现拉美化，寻找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走向，将会是第三阶段改革开放的问题重点。


三、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前途诡谲


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前几年曾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他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30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30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30年，乃至更久。然而，这是真的吗？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因为胡锦涛清楚不过，“通胀”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已经陡然卷土重来，让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经济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共领导人疑窦丛生。

一场历时30年的走向“市场”的狂欢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正如近年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

可以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


四、当前中国社会的分裂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像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底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

无论是资料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愈演愈烈。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中国正在走向历史上周期回圈的王朝末年，只是这一次势将来得更快也更加迅猛。人民将抛弃那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那种幻想一再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

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来就很脆弱的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但是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被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被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而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会否遇到危机，而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能否共度时艰。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而不土崩瓦解；那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比较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五、中国的导火索正在引爆


中国局势的爆炸性质：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的高增长回圈，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回圈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回圈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2007年至今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的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回归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回归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而且，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来说，则是杯水车薪。

有人将本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的资本投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资料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此外，当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


六、结论


可以认为，在通胀之苦的煎熬下，中国民间对于邓小平改革三十年来的得失利弊所进行的检讨以致批判，势必愈来愈深入和激烈，从而推动中国政情在今明两年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期。尤其明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近期发展显示，随着中国局势的恶化，中国民间对于“六四”事件的评价也愈来愈接近普世价值。而回顾一下“六四”事件本身，也是1988年物价飞涨的形势激荡出来的。伴随着中国社会紧张程度的日益升高，我们相信，真理和自由正以愈来愈快的步伐接近中国，中国人民再度起来争取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日）



【第九节 对两岸未来签署和平协议的评估与建议】


据大陆媒体报导，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先生7月21日在总统府月会专题报告“两岸和平，经济双赢”，就两岸关系对台湾政经发展之重要性、大陆已是第三大经济体的实力多做阐述。他强调，民进党执政八年“政治对立的代价”，导致经济成长减退，特别是岛内投资成长仍缓，超额储蓄依然过多、外汇存底继续扩增，持续反映岛内经济失衡造成资源闲置的状况，如无法获得有效抒解，“日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动能仍将受到制肘”。 

江丙坤先生还就两岸关系分析台湾面临的困境指出，若持续政治对立的结果，将让“台湾得不到尊严、百姓也得不到幸福”。两岸对立，使得台湾国际空间受限，加上区域整合、东盟加三的形成，让台湾步上边缘化危机，因此应推动“改革与松绑”，待时机成熟时，可以考虑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两岸和平协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大陆媒体的上述报导，其实折射了大陆方面自身的期待在内。但客观地说，上述诸项之中，“两岸和平协定”是一关键题目。“两岸和平协定”既然如此重要，本文也就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一些评估与建议。


一、评估之一：两岸和平协议无关台湾政党轮替


早在这次台湾政党轮替之前半年的2007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就首度写入“两岸签署和平协定”，被大陆评论界指为“在语言风格上完成从‘终局论述’到‘过渡论述’的改变，相当程度上透露了北京对两岸思维风格的改变，展示了架构两岸互动模式的全新棋局。”所以当时在胡锦涛的政治报告中，有关两岸关系的部分不仅只字未批“入联公投”，也未出现任何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使用“非和平手段”的条文。其文字表述除了重申以往的政策方针外，主要就是呼吁台湾的执政党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台湾的执政党并非国民党，而是民进党。但是中共依然将这段文字写进了共党的正式档中，这就表明了中共的此一新思维，并不针对国民党，而是包括民进党在内的。这一点国民党有必要向民进党说清楚，以便凝聚台湾共识。此一新思维，也等于是将中共未来五至十年的对台政策的框架，正式定了调。而中共这一动向，同样与台湾政党轮替无关。

中共提出这个两岸和平协议的战略思考为何？一般认为，这表明中共决心不再随着台湾内部选举议题的操作起舞，而是企图“以静制动”，揭示出一个对台政策的更大框架。就北京的思路而言，“一个中国”的大前提已定在那里了，《反分裂国家法》只须隐身幕后了，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再藉由“签署和平协定”的倡议，可以充分宣示北京对两岸关系的基本立场是要和解了、是要对话了。所以胡锦涛在其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二、评估之二：两岸和平协议可以拓展两岸经贸文化空间


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的2007年10月，大陆媒体还报导，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澳门表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他会致力推动两岸协商签署和平协定，以及经贸交流与合作。这是连战在出席第四届世界华商高峰会演讲时表示的。他希望两岸结束敌对状态，降低相互之间紧张的关系，共同迈向和平的未来。谈到两岸交流与合作，连战承诺选后会致力推动两岸直航，争取开放大陆民众到台湾观光，推动大陆资本到台湾投资，鼓励台湾开放金融业到大陆推展业务，争取人民币可以在台湾兑换，取消大陆资本在台湾持股比例限制。他并建议两岸协商编制大中华地区股价指标，以基金、期货等金融产品为基础。连战也希望两岸可以建立共同市场，以免台湾边缘化、空洞化。

连战的上述意见表达了一批人的共同想法。基于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可以拓展两岸经贸文化空间的考量，舆论界也看好两岸应尽早签署和平协议。因为两岸签署和平协议，既可在维持台海现状的基础上为两岸民众避免战争威胁，又可进一步拓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空间，因此这不仅是两岸民众的共同愿望，也是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所期待的。

中共知道，台湾各界对此尚未达成完全共识。因此中共从统战需要出发，提出可以先不谈“一国两制”，而是尽快促进“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然后通过“两岸和平协议”，来促成“一国两制”的水到渠成。这展示了胡锦涛等人的机智或曰诡诈。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坦承的，“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而通过“两岸和平协议”，来促成“一国两制”的水到渠成，就是其间的关键步骤。

然而需要台湾警惕的是，在中共并不放弃武力威胁的前提下，只要两岸关系实际上不在“国与国”的基础上和平发展，就很容易为将来的统一创造条件。因为中共不放弃武力威胁，“两岸签署和平协议”、“构架和平发展框架”，都只能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之上进行，这很容易落入中共的势力范围。因此从长期发展两岸经贸文化的角度看，对台湾最为有利的是：与大陆形成一种实际上的国与国关系、口头上的非国与国关系。


三、评估之三：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困难之处


正如江丙坤先生所说，透过两岸民间智库举办“和平论坛”、“经济论坛”，凝聚议题的共识，研拟两项议题的基本框架草案，供当局参采，等时机成熟，就可考虑设立“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与“两岸和平协定”两个专案小组，负责推动。要达到经济双赢以及两岸和平，未来愿景是推动“综合性经济合作协定（CECA）”以及“两岸和平协定”，推动CECA是避免台湾被边缘化，透过两岸经贸正常化，追求两岸经贸双赢；两岸和平协定则是透过军事互信机制，建构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为两岸奠定永久和平基础。

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困难在于：如何定义“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是什么？不是“非国与国”关系，是什么？是党与党？还是政府与政府？是什么级别的政府与什么级别的政府？我们应该有一种智慧，可以解开这一死结。那就是与大陆形成一种实际上的国与国关系、口头上的非国与国关系。

十分明显，中共十七大的报告“郑重呼吁”的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而我们理解的“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就是一种实际上的国与国关系、口头上的非国与国关系。否则，又将绕回到“老问题”上，或曰“伪问题”上了：一个中国是哪个中国？

现在和1945年双十节国共和谈不同，那是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现在却有两个中国，那就是外加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那么就要先消除一个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先消除哪个中国？这个核心问题是否可以回避得过去？


四、建议之一：公投时间，可以考虑定在下次大选前后


历史表明，凡是大多数台湾人民所要的，中共虽然不会支持，但也往往不敢公然反对。因此，只要能展现出台湾人民的集体意志，显现出台湾人民的共识与明确要求，中共就不得不认真对待。 

目前，大陆仍在沿海部署导弹瞄准台湾，对台湾安全构成威胁，这是台湾民意所反对的。因此中共应该首先撤除瞄准台湾的导弹。如果中共撤出导弹，必能增加台湾人民对于和平协定的支援度。

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奥秘在于：不是追求永远的和平，而是寻求现在的和平。而要追求两岸和平，首先要确保台湾内部的和平。因此，我们建议：决定是否与大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之前，一定要达成内部共识，甚至需要举行台湾公投这一程序来证明这一共识。切勿因为追求两岸和平，而影响了台湾内部的和平。公投时间，可以考虑定在下次大选之前后。


五、建议之二：协议的内在精神是“不统、不独、不武”


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应该符合台湾主流民意，应以“不统、不独、不武”作为内在精神。连中共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建立军事互信，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保障（李风，香港时事评论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而台湾须积极向中共介绍：马英九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与胡锦涛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嬴”十六字方针，其实是一致的。只要坚持二者之间的一致之处，就能共同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共同开创两岸关系的美好未来。

建立互信是目前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最重要问题，有了互信，两岸之间才能化解疑虑，消除误解，朝着追求双嬴、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而建立互信首先应该以不改变现状、谁也不吃掉谁为前提，否则，互信是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巩固的。中共希望建立政治互信、军事互信，政治领袖的个人品德互信等等，这个很好。但是台湾更看重人民互信，而台湾人民的主流民依旧是维持现状。两岸互信只能从维持现状开始。只有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协商终止敌对状态、协商签署和平协议、谋划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长远目标，才可以得到台湾人民的理解与支持。

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分寸在于：不是追求终极统一，而是寻求现在与大陆之间的最佳距离。


六、建议之三：设立“由人民共同决定”的大政治协商


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曾经提到“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我们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台湾需要抓住这句话大加发挥：既然是“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那么显然，人民的意志高于政府的意志，所以为了对等，在逻辑上，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之前，应该先宣布两个中国同时退居二线，仅仅保留治权，而把主权交给一个两岸人民合组的一个最高议会或曰“大政治协商会议”，来代表一个未来的统一的中国，主持并监督现在的两岸政府部门签署并执行和平协议。

在这个两岸人民合组的最高议会或曰“大政治协商会议”中，台湾代表在人数上居于少数，但是却可以通过这一杠杆分化大陆板块，并把民主政治的实践引入中国、使之发生质变。从而为台湾开创百年和平繁荣的基业。


七、结论：成功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将改写整个区域的命运


正如马英九总统指出的，目前两岸都希望成为和平缔造者，但问题是在甚么地方讨论及如何讨论。他望与大陆签署和平协定，化解冲突的可能性。而国共两党交流的方式，日后能否将转为两岸政府的交流，关键在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在签署和平协定的问题上，究竟有没有主导权。

正如江丙坤先生指出的，签署和平协定可能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马英九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8年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原因就是“有机会改写整个区域的命运”。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三日）



【第十节 马英九依宪法定位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说法的利弊与影响评估】


马英九依宪法定位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说法，时过两月，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凸显其是“远见卓识的体现”；随着时间的进一步过去，其影响必将日益深远。由中共策划反制马的三项策略就可以从反面看出：马的策略确实对准了中共的软肋，使得中共很难招架，为台湾赢得了重大的利益。对于马战略的价值，中共比台湾自己还要认识得清楚，所以台湾不说，中共也心知肚明，台湾不说，只会削弱舆论的支持。所以台湾一定要说，当然台湾不必自己出来说，而可以像中共那样，委托一些学者或其他代言机构出来说。


一、马一石激起千重浪


中共“中国新闻网”9月3日转引中央社报导说，马英九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海峡两岸双方的关系应该不是“两个中国”，“而是在海峡两岸的双方处于一种特别的关系”。

中新网报导，马英九总统在8月26日接受墨西哥《太阳报》系集团董事长瓦斯盖兹（Mario Vazquez Rana）专访时，对有关“两个中国”的看法表示，他基本上认为海峡双方的关系应该不是“两个中国”，“而是在海峡两岸的双方处于一种特别的关系”。马英九说，双方是一种特别的关系，但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点非常重要。马英九称，海峡两岸一定是保持和平与繁荣的关系，同时让双方在国际社会都有尊严，这是“政府”的目标（中新网报导在“政府”二字上加了引号）。

根据多方研究，到目前为止，马英九依宪法定位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说法，时过两月，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凸显其是远见卓识的体现；随着时间的进一步过去，其影响必将日益深远。

其理由如下：马英九只是定位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至于两岸关系“是”什么，却没有说，这就为发展两岸关系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想象力运作的余地。

众所周知，“国与国关系”是两岸关系的死结，现在打开了这一死结，却没有系上新的结，十分灵活，这就为发展两岸关系提供了极大运作余地，且便于对大陆采取攻势战略。


二、马英九并没有丢掉牌


《中国时报》2008年9月11日的社论说，“马英九太早丢掉了太多牌”。因为马英九上任以来，有些动作不是搁置争议而是在放弃争议，这就不得不令人忧心了。《中国时报》这番高调的依据之一，就是马接受墨西哥《太阳报》访问时，定位两岸是“非国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在接见日本学者若林正丈时，说不推动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中国时报》批评马不是在搁置争议，而是退让太多。《中国时报》质疑说，中共近来对这些议题谈得不多，为什么马总统却主动谈起？而且有些话还讲得太早。两岸就像在进行一场博弈，台湾虽然弱势，手上还是有几张牌可以打，为台湾在进退之间制造筹码。而且，有些牌就算是假的，但假还是可以有假的打法，起码可以摆摆姿态喊喊价，国际间的谈判也常常在虚实之间玩来玩去。

而根据研究，《中国时报》的上述批评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马的上述表态，是对于“不统不独不武”的一项补充，也就是说“不统不独不武”是与“非国与国的特殊关系”互为条件的。所以，不能把马思想割裂开来，而应该予以通盘的思考和认知。

“不统不独不武”是对美国学者李侃如1998年提出的“不独不武”的创造性发挥，是在国际认可的“不独不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入了“不统”，从而开创了两岸话语空间。马总统的这一新的论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早在1998年，国际之间就有关于中共与台湾的中程协定构想，基本内容包括：双方签订五十年的过渡协议，届满后再展开政治统一的正式谈判；在此过渡时期，双方均存在于一个中国内，台湾宣布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宣称“法理”台独，而中共则明确表示不使用武力对待台湾，两岸维持五十年的“不独不武”格局。现在马总统明确加上“不统”，可谓高瞻远瞩，怎么扯得上丢掉了什么牌呢？

按照马的说法，所谓“不统”指的是，在任期内不与大陆统一，并要求大陆承认台湾的“不统”意愿，在和平协议中，不与中共讨论两岸和平统一的议题，反而刻意要中共承认台湾拥有维持“不统”的权利。显然这是维护台湾主权事实独立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相当高明的一着棋。


三、马并未选择“一个中国”


《中国时报》认为，马总统和国民党政府反对台独的立场，已经让台湾在两岸的博弈里，手上先就少了“台独”和“一中一台”的牌可以打。这固然是国民党的一贯立场，但剩下的牌里，又主动丢弃了“双重承认”、“两个中国”、“国与国”。现在除了“一个中国”和“统一”，台湾还有什么牌可打？台湾的策略选项本来就不算多，现在马总统还一连说“不”，让策略空间更加压缩。

可以认为，《中国时报》的上述评论，体现了其作者的相关知识比中共学者的相关研究还不及格，例如中共学者艾明江在《两岸和平协定中的“不统不独不武”分析》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指出：

所谓“不独”，指的是，马英九上台以后，宣布不进行法理台独，主要是台湾不更改国号，维持宪法的一中架构，不公投制宪等，对马英九来说，所谓的“不独”，也就是坚持“中华民国”的政治法统，承认一中宪法，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基于这个前提，台湾没有实行法理台独的必要和可能。

所谓“不武”，指的是，马英九要求大陆正式放弃使用武力，并撤出沿海对准台湾的飞弹，结束两岸军事对峙格局。按照马英九的看法，大陆的武力威胁导致了两岸无法维持和平，让台湾缺乏安全保障，因此如果双方要签订和平协议，达成和平发展，那么，马英九认为，大陆就必须首先要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从艾明江的上述抱怨中可以看出，中共学者比《中国时报》更加专业一点，也看出马总统的相关建议并非退让，而是进取。


四、马总统对李总统推陈出新


《中国时报》指责马总统的“非国与国的特殊关系”，其实是把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用语作个修正，但是不以“国际”定位两岸，却意味着两岸之间并不是两个国家。那么两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含含糊糊。

而在我们的研究看来，《中国时报》所不懂的正是马总统的高明之处，那就是“说不”：马总统的“不是国与国的特殊关系”与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根本不是一个“修正”关系，而是完全的推陈出新，是用否定取代肯定，以“说不”取代“说是”，体现了避实击虚的智慧，是《孙子兵法》的灵活运用。因此，这也与过去国民党政府“一个中国”、“一国两府”立场有所不同，而是一个全新的思路。

《中国时报》还担心，马总统这个两岸定位的新论述，选了一个战略纵深不够的地点落脚，如果中共顺势把台湾问题定义为“中国内部问题”，反对台海问题国际化，台湾很容易就被套死。

我们认为，这正是一种民间流行的短视，而没有看到马总统对李总统推陈出新，正是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制定的，而没有陷入刻舟求剑的老套中。


五、中共策划反制三项策略


中共内部的专业人士却看到了马总统的英明，因而亟思对策，企图予以破解。艾明江在《两岸和平协定中的“不统不独不武”分析》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要“处理”马总统“不统不独不武”的主张：面对台湾提出以 “不统不独不武”来签订和平协议，中共不可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味回避，必须在处理策略上加以应对。要变被动为主动，就要分析台湾方面的反应，并以此采取相关措施。

为此，中共方面提出三条对策，“促统、防独、限武”：

1、积极“促统”，兼顾“不统”；在和平协定中，中共可承认两岸“不统”的事实，但不正面接受承诺“不统”，因为促进统一是中共不能放弃的。例如，中共方面可以表述：“我们坚持祖国统一，但对于当前台湾民众维持现状的主流意愿，台湾予以尊重和理解。”这样既能保持自己的原则立底线，同时，又不将统一强加在台湾方面，照顾到和平发展阶段“不统”的意愿。

2、不止“不独”，还要“防独”：不独是指不进行法理台独，维持的依然还是“中华民国”的“一中法统”，中共分析，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要马英九把“不独”的承诺写入平协定的基本内容，恐怕可能性不大，因为一方面，马英九强调过“中华民国”已经独立，不存在台独的问题，而且，统独议题还需要台湾民意做出表达，马英九不可能在和平协议明确表达“不独”意愿，因此中共要自己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独”活动。

3、针对性的“限武”：中共方面可以提出渐进的“限武”来针对“不武”。中共对于武力的使用要掌握主动权，要着眼和平统一的进程来考虑武力的使用。在和平协议中， 中共还不可能完全做到承诺“不武”，但也应该让台湾方面知道，只要两岸能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上朝统一方向发展，“不武”问题就能逐步获得解决。

由上述中共策划反制马总统的三项策略就可以从反面看出：马总统的策略确实对准了中共的软肋，使得中共很难招架，为台湾赢得了重大的利益。


六、如何消除《中国时报》的疑虑


根据我们上述的研究，《中国时报》所代表的观点虽然糊涂，但还是处于对于台湾安全的担忧：“在漫长的两岸对峙中，从来没有一时一刻，我们不自认为是一个拥有独立而完整主权的国家，也从来没有不希望人家如此地承认我们。但马政府上台以来，这种确定感与渴望感，好像消退了。不力争参与联合国，不寻求建交，两岸不是国与国，这个不做，那个不做，结果是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过去台湾为坚持主权而与中共发生冲突的议题，现在好像我们都自己放下了。”

我们不能对这种担忧完全置之不理，否则就会逐步失去舆论的支持。当前的要务，是要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把马总统战略的价值充分阐扬出来，让民众有所认识。

再补充一句多余的话：对于马总统战略的价值，中共比我们自己还要认识得清楚，所以我们不说，中共也心知肚明，我们不说，只会削弱舆论的支持。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当然我们不必自己出来说，而可以像中共那样，委托一些学者或其他代言机构出来说。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节 对台北“江陈会谈”的整体观察】


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率团访台，乃是1949年以来大陆最高层级协商代表踏上台湾土地。这也是继今年6月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团访问大陆并签署多项合作协定后，大陆与台湾常设的专门处理两岸问题的授权机构的又一次互动协商。“江陈会谈”如期二次登场，首先显示两岸交往已进入制度化协商阶段，它不仅富有象征意义，也表明两岸关系已有实质性突破。

台北“江陈会谈”为两岸关系赢得了走向务实、和解的契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追溯“江陈会谈”之前因


2008年8月马英九总统的谈话中已经预伏“江陈会谈”之先机，当时马总统明示：两岸关系已突破，望与大陆签和平协议。他对英国媒体表示，虽然上任只有短短三个月，但相信已经完成任内最大的使命，即海峡两岸关系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马总统还希望下一步与大陆签署和平协定，结束持续了数十年的敌对状态。 

马总统就职三个月，但在推动两岸和平的道路上，已比以前的台湾领导人过去加起来所走的路更长，走得更快。两岸恢复海基会与海协会的对话协商，实现大陆居民来台观光、两岸周末包机等，并计画针对货运包机、加强经贸合作等展开协商。台湾两千四百万民众，多达八成支持他的政策，即维持现状。可见两岸和平进程的持续，是建基于双方民意的共同需要。

香港亚太国际关系协会副主席戴庆成认为：“今年马英九当选，一再对大陆释出善意，才促成了陈云林的访台。”而两岸当局在此之前表明陈云林访台只谈经济而不会触及政治议题。因为台湾有意藉举行两岸间的协商，通过大陆市场重振台湾经济。除了在野党的杯葛之外，台湾舆论和主流民意对“江陈会”多半持正面看法；而美国、日本等外国政府的评论亦属正面。如果这种常规性高层接触可以维持，对两岸关系的进展、双赢，会有很大帮助。


二、兑现了改善两岸关系的承诺


台湾新政府上台不到半年，就兑现了改善两岸关系的承诺。2008年11月4日，江陈会谈在圆山饭店举行，签署四项协定，实现大三通。中国大陆的《法制晚报》指出，“这也是两会领导人首次在台湾举行会谈。” 

中共“中央电视台”做出专题报导说，江陈会谈在圆山饭店十二楼会议室内举行，“会场整体都很素净，没有横幅，没有张扬的装饰，但会场气氛很愉快，陈江二人在十分钟内握了三次手。”中共的记者们还特别提到，江丙坤先生戴了金色的领带，因为此次陈云林台湾行的重要话题是金融。江丙坤的金色领带显然是希望能为台湾带来真正的实惠。陈云林戴了一条红色领带，很显然这是喜庆的一天。

双方同意建立直接航路，双方并同意各自开放两个航点进行货运包机，两岸实现海运直航、通邮，以及两岸航线在经过香港飞行区变为“截弯取直”，将视情况开放非营利商务与公务包机，并增加航班到每周一百零八个，航点也增加为二十一个。对此，中共喉舌“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人员谢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航线截弯取直，以及海运直航后最直接影响到的是两岸人民的生活和经贸往来。根据统计，每年两岸航运往来四百五十万人次，如果截弯取直后，不但可以节约成本，还可以节约时间。两岸实现直航之后，还会在两地形成一日生活圈。”

在这种共同生活圈形成后，两岸兵戎相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这表明马总统的高明，那就是通过兑现改善两岸关系的承诺，来实现台湾海峡的长期和平。这不仅符合当今全球化的潮流，而且会把台湾重新带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


三、“江陈会谈”利多激励股市


2008年11月4日大陆“中新网”转引台湾《今日新闻》报导，第二次江陈会在台北登场，虽然台股盘中一度重挫百点，金融股也出现涨多回跌，一度重挫3.8%，不过随着海基会表示两岸金融合作备忘录(MOU)可望在第三次江陈会谈后签署，金融股随即翻扬，中信、兆丰金涨停。 

“中新网”正面评价：“目前合库、土银、中信、一银、华南、彰银、国泰世华等都在上海、北京、深圳、昆山等地都设有办事处，永丰银行则是透过子银行美国远东银行在北京拥有办事处，设立时间都超过4年以上。”

正如江丙坤先生的金色领带所象征的，江陈会谈显然已经为台湾带来了真正的实惠。而海基会的居中斡旋，功不可没。

回顾以往，两岸经贸密切交流所产生海空运的问题，2001年台湾举行的经发会早有开放的结论，但是八年来一直无法解决，国民党执政后不到一个月内，即促成两岸两会恢复制度化协商，并签署“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及“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完成过去八年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海基会与海协会进行的台北“江陈会谈”，正是急民所急，进一步解决了两岸交流衍生的诸多问题。正是预期到“江陈会谈”带来的美好前景，台湾股市才会受到正面激励。


四、“正名”领域的攻防战


与此同时，正如陈云林所戴的一条红色领带所象征的，中共也在讨论经济议题时，坚持了他们的政治，那就是拒不接触政治敏感话题，甚至是礼貌性的政治也要回避。很显然，这对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治来说是喜庆的一天，但对台湾利益，这也是某种美中不足：获得了经济之实，而暂时没有获得政治名分。

具体说来，陈云林在和海基会江丙坤董事长签署四项协定后，前往晶华酒店拜会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时，两人会面的称呼问题就备受瞩目。结果“会长”陈云林并不称陆委会主委为“主委”，而是直接喊“你”，表现相当无礼。赖幸媛晚间召开记者会，说自己和陈云林见面的身分就是陆委会主委，并不会因为陈云林的称呼而有所改变，也希望外界别再把焦点放在称谓，而是要更关心两岸关系发展。 

事实上，这一声“你”不仅是个人的无礼，而且是政治的陷阱。赖幸媛主委在接见陈云林会长等大陆海协会代表团的代表时，是就当前两岸制度化协商以及两岸整体情势发展在广泛交换意见的，而不是私人拜会。既然不是私人拜会，怎么可以不用官衔称呼？难怪赖幸媛主委要绵里藏针地向陈云林表示，台湾人常用的一句话是“互相”，也就是彼此包容与体谅、多站在对方的立场设想。赖主委认为，从这个突发的个别事件的妥善进程，可以在两岸逐渐培养出“互相”的气氛。 

正因为陈云林在官式拜会时却用私人称谓，牛头不对马嘴，所以媒体讽刺陈云林对于敏感的互相称谓问题，果然“有创意”，以“很高兴见到你”，以及“台湾中国大陆事务主要负责人”来称呼赖幸媛。还借机反将马总统一军，因为马总统近来对陈云林的定位是中华民国下的“大陆地区代表”。过去，北京多用“大陆事务负责人”一词来称呼陆委会主委，这次还多加了“中国”，暗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关系，不无与马总统交锋的味道。 


五、中共“称呼”的政治模式


“中共政治”像梁山伯的“山寨文化”，喜欢“排座次”，喜欢通过头衔来给人定位。因此，陈云林对台湾官员的称呼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刻意安排，预示了中共准备对台湾推行的政治模式。

尽管马总统公开说很期待陈云林称呼他为总统，但陈云林却没有称呼马总统官衔，只是在送礼物时，尊称对方为“您”。而中共的“重庆晚报”在11月7日竟然宣称“相信这样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岸人民的期望，也对两岸的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但是，据“美国之音”2008年11月9日“陈云林应否称呼马英九官衔”的讨论中，许多大陆百姓表达了对于中共这一无礼做法的不同意见：

1、广东惠东听众黄先生分析，这种尴尬场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解释，既然陈云林未获北京当局授权称呼对方总统，马、陈两人可以不需会面，事件只反映中国政府没有政治智慧。

2、惠州听众杨先生表示，既然陈云林坚持今次访台不涉及政治，称呼马英九为总统则没什么大不了。他解释，总统只是一个称号，再者海协会不是官方机构，陈云林用上这个称号，也不会被外界视为是中国官方国台办的说法。杨先生认为，若陈称马为总统，既会赢得台湾民心，又会得到外界开明赞誉，更有利促进两岸交流统一进程；但是现在的做法已自我损害形像，自受苦果，实属不智。杨先生续说，陈云林是以宾客身份到台湾访问，总统马英九则是台湾本土主人。他说，即使尊称对方您，陈云林也是理亏，主客不分，更枉谈有否应有的礼貌。杨先生说，从这事上也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改善两岸关系过程中，是如何霸道、缺乏诚意与弹性；相反，马英九不拘小节，显出领导人的大方雅量。

3、阳江听众罗先生认同上述有关分析。他说，马英九接受这样的安排，不是自我矮化台湾主权；只是不计较，以两岸大局为重。罗先生续说，陈云林面临两难处境，既不能称对方“总统”，称作“先生”也有不尊重之嫌，所以称您是唯一可行办法而已。

显然，在上述的大陆百姓看来，两岸关系的完全正常化，现在是“万事具备，只待正名”。中共为什么不能满足大陆民意的期待呢？


六、食品安全高于政治正名


即使把正名问题的困扰估算进去，正如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所说，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还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举一个例子，目前，美国与中国大陆贸易额，从2001年七百亿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三千亿美元，双方沟通管道高达六十个以上；而两岸贸易额虽为美国与中国大陆贸易额的三分之一，沟通管道却只有一个海基会与海协会。由此可见两会接触的重要、江陈会谈的重要。

两岸两会恢复制度化协商，是马英九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这次在台北举行的“江陈会谈”所涉及的空运、货运、海运等议题，虽然延续了民进党执政时期开始的协商，但却突破了过去的限制而达成了历史性协定。同时，也让大陆来的比较缺乏文明洗礼的官员们感受到台湾百姓热情、好客、有礼的一面，进一步开拓了两岸互惠互利、双赢发展的心理环境。

尤其在食品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所进行协商，必将对台湾社会造成正面的帮助、杜绝有毒食品的进口。亦可比照美国、欧盟、日本检验标准，对进口食品严格把关；同时可以与大陆建立赔偿机制，使无辜受害者的权益获得保障。台北“江陈会谈”虽不涉及政治议题，更不会谈到“主权”问题，但台湾方面秉持了“对等、尊严、互惠”的立场，突显两岸以“正视现实，互不否定”的态度，进行对等协商，为台湾人民争取了最大利益。这种把食品安全看得比政治正名还要优先的态度，正是民主政治的伟大之处，也是台湾能够立足于国际的最大资本。


七、《新京报》批判老一代革命家


台湾民主政府的这一务实态度，无疑对大陆方面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大陆民间性质较多的《新京报》11月3日评论“二次陈江会”是“两岸交往的实质性突破”。评论甚至相当罕见地否定了毛泽东当年分裂中国的行为，指出：“两岸关系能取得这样良好的进展，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两岸许多政治家以苍生为念，因势利导，高瞻远瞩，准确把握住了当前有利于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种种资源条件。台湾问题是半个多世纪前国共两党内政的延伸，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的产物。但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以往的那个世界。因为从政治层面看，原先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早已烟消云散，世界进入多样性政治诉求的新时代。从经济层面看，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有不少不能满足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正需革故鼎新。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就说明在过去的国际经济秩序，其弊端日益显露。在这种情况下，两岸关系及其未来发展，需要有新的思考和定位，即着眼于两岸共同发展，并以此开拓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新需求。” 

《新京报》一句“两岸许多政治家以苍生为念”，无异是在表扬现在的领导人，也是在批判老一代革命家，很不寻常。考虑到目前局势，在美、欧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的应对举措与经济发展越发受到重视。亚洲能不能在世界上发挥更加主动积极的作用？首先要看的，乃是亚洲能否有效控制自身的热点问题，和在此基础上有条不紊推进地区经济整合。在这一点上，亚洲并没有让世界失望。而这次台北的江陈会谈，正是亚洲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突出表现。


八、结语


正是在《新京报》所代表的这种广泛的、支持性的舆论压力下，中国国台办在11月12日上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围陈事件”无碍两岸交流。国台办还强调说：海协会长陈云林访台之行获得海内外高度评价，并取得令人满意积极成果；对于陈云林访台遭到抗议的事件，中共方面并无暂缓交流之意。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援引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前一天还指出，陈云林此行是在新形势下加强两会协商、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举措，产生广泛影响。国台办主任王毅也表示，陈云林访台为两岸关系书写新历史，是一次开拓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由这一最新发展，来反观《新京报》上述11月3日的评论（认为毛泽东当年分裂中国的行为已经过时），也许可以设想，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也许正在出现某种新的思维？若然，则两岸关系将确实可有一个健康发展的新时期。让我们怀着期待的心情拭目以待吧。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二节 两岸如何建立军事互信】


两岸自1949年分治，1987年展开民间接触，1992年展开官方授权的海基、海协两会协商，2005年国共平台建立，2008年实现三通。前四十年是“趋向分”，后二十年是“趋向合”，两岸互动导致统一走向，至少还需要二十年。互信基础需要逐渐建立，放弃武力对峙是一个前提。

不过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却在2008年12月6日发出威胁说：“中国可能因台湾问题攻击美太空设施”。一般认为，这种“倒行逆施”是中国最新的战略运用，也就是“以战逼和”，而不是中国真的敢于攻击美国。 


一、奥巴马对中两手政策


设在香港的《亚洲时报》12月3日发表文章讨论“是一个新的开始，抑或一个延时的摊牌”，评估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如何应对中国的太空挑战。事实上，美国国会的主流派一直对中国的太空计画高度怀疑。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刚发布报告《中国太空计画对美国安全的影响》说，中国的太空计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非常重大。美国很多武器系统和军队依赖太空支援。美国太空系统中大部分基础设施包括部署在美国和战场以外很远的全球地区的地面节点和中心，它们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关键组成。于是，它们成了中国太空计画的潜在目标。

中国一些战略专家认为，与太空相关的设施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们在冲突时会成为有效的攻击目标。美国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助理研究员埃里克•塞耶斯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因台湾问题而引发的牵涉美国与中共的任何摊牌，可能很快就会升级成针对太空资产的一系列袭击。

鉴于美国与中共双方太空事务之现状，奥巴马政府会选择继续把中国的太空活动更多视作对美国的威胁，而不是看作合作伙伴，不仅由于技术原因，更多是出自政治原因。

具体说来，根据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决策系主任琼•弗利斯博士的观点，预计奥巴马政府会确认一些进行合作的领域，同时认识到其他方面的竞争会持续下去，“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纯合作的或纯竞争，奥巴马政府明显更倾向于后者”。


二、中共对台两手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付中共的两手政策其实是美国政府的一贯举措，并无新意。而中共也同样如此，不仅对美，而且对台。

2008年12月出版的香港“中国评论”月刊，发表北京对台智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嘉树文章，首度披露北京对台战略设计，已有初步的“两岸和平路线图”。这篇题为“和平发展与大陆对台战略的调整”文章指称，对于两岸和平北京划分三阶段，低度和平、中度和平与高度和平，而当前台湾海峡现状是“低度和平”，即不战。而中共的终极目标是与台湾共议统一。

“低度和平”是靠相关各方相互军事威慑保障的和平；下一步是两岸通过平等谈判，签定和平协定或结束敌对状态协定，或建构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两岸政党交流机制、两岸领导人会晤和磋商机制等，使两岸的和平升级为靠制度或协定保障的“中度和平”。再经由双方共商两岸关系未来，“共议统一”，迈向共同利益保障的“高度和平”，其象征是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全面机制化。

“低度和平”的特点是“不能用武”，是不战的和平；“中度和平”的特点是“不愿用武”，是和解的和平；“高度和平”的特点是“不需用”武，是升华到和谐的和平。

这是中共对台的“一手软”。另外还有“一手硬”作为补充。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军力扩张和导弹威胁。随着海协会主席陈云林访台圆满成功，海峡两岸已在和平互动的气氛下越走越近。不过，中国大陆的军力扩张和导弹威胁并未消散。

如共军在东南沿海一线部署射程四百公里的新型岸舰导弹，将台湾主要港口及海上交通线涵盖其中。经研判，此即传言已久的“鹰击-62A”远端岸舰导弹。该弹三年前首度曝光，就引起外界关注；其重达三百公斤的弹头，明显是针对航空母舰等大型舰船而来，因此被视为新一代的“航母杀手”，同时也可打击岸上目标。此型导弹从2008年开始，已分批部署于大陆东南沿海，北从福建、浙江交界，南至汕头，都有其阵地及机动发射车。在此之前，解放军的岸舰导弹只有射程八十五公里的“海鹰一型”及射程九十五公里的“海鹰二型”；“鹰击-62A”的到位，势必让共军的对台威胁大幅提升。

 

三、军事互信的构想


中共方面认为，胡锦涛2005年3月4日就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一点就提到了建立军事互信及结束敌对状态的问题。而建立军事互信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保障。例如，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李风就是这么看的。他认为，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使得两岸关系发生了积极变化。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台海两岸最重要的是遵循胡锦涛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嬴”十六字方针，共同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中评社2008年8月19日讯：建立军事互信：两岸和平发展的保障）

建立互信是目前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最重要问题，有了互信，两岸之间才能化解疑虑，消除误解，朝着追求双嬴，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建立互信包括双方建立政治互信、军事互信，政治领袖的个人品德互信等等。其中建立军事互信、协商终止敌对状态、协商签署和平协议、谋划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长远目标，显得十分重要。 

中共方面认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两会的协商可顺利展开，国共两党的高层可以共同谋划两岸关系的未来，双方建立政治互信，军事互信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两岸和平发展才有保障，两岸之间才有真正的和平，台海上空就不会再有战争的阴影。 

三年来，两岸的国共两党之间已经举办三次经贸论坛，三次台商权益保障会谈，四次产业标准化论坛，以及地方党建交流；但是国共两党至今为止没有举办过“和平论坛”，因为和平论坛的举办，是需要探讨及应对“两岸如何建立军事互信”，而唯有确立军事互信机制，才能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


四、军事互信的措施


中共方面认为，海峡双方建立军事互信，对双方建立政治互信将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见香港《中国评论》杂志2008年8期：《建立军事互信：两岸和平发展的保障》，作者李风）对此，中共方面还提出了结束敌对状态的几点具体建议：

１、海基会与海协会可就两岸建立军事互信，建立军事互信机制进行协商。如果一切顺利，除了继续协商经贸方面、人员交流方面的议题外，政治上、军事上互信的议题也应该及时摆到协商的台面。如果不协商如何结束敌对，不协商建立军事互信， 不敢去碰政治的问题，两岸要真正热络的交往、交流，都没有真正的保障，还会受到困扰和阻碍。

２、两岸智库可就建立军事互信进行商讨，在大陆或台湾举行和平论坛，或建立军事互信问题学术研讨会，为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献言献策。 

３、大陆军与台湾军应寻求开展基层交流、接触的途径，建立沟通管道，增进了解与互信。建议大陆与台湾的军事部门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可以展开互访与交流，最初步可从军事教育、军人理念、军事图书交换、军事文化等方面开展接触与交流。

４、两岸退役将领组团互访，在高阶层上进行人员交流，互通资讯，建立互动管道，为两岸军人如何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作出探索。 

５、双方军队可交流民间抗灾抢险的经验，及参与海上救援的经验。 

６、关于台湾向大陆提出撤飞弹的问题，两岸海协海基两会也可就此问题进行商谈，充分沟通，达成高度谅解及理解。胡锦涛总书记说过，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甚么都可以谈。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大陆飞弹部署等相关问题也可以拿出来讨论。通过务实的商谈，可以让台湾方面逐渐消除误解，让台湾民众真正了解大陆军方的意图。

客观说来，上述建议的前面五项比较空泛，多属统战手段，后面一项对于台湾较具正面价值。而只有在军事互信的基础上，两岸之间签署和平协定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


五、和平协议并非统一前奏


军事互信与和平协定，可以改善两岸关系，但即使如此也并非像中共所企盼的，变成直接走向统一的前奏。其实两岸即使同属中华民族，也不一定同属一个国家，就像中国大陆的华侨，中共也并不承认他们是中国公民。

马总统在视察马祖军事防务时，提出“两岸谈判和平协议，坚强防卫做筹码”，这是继马总统在竞选期间提出“北京必须先撤除飞弹，台湾不愿在飞弹威胁下与北京谈判和平协议。”明确意识到中共的两手政策是两岸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限制性因素。

首先，从政治实用主义角度来分析，人们已经指出，当前两岸“和平统一无条件”、“和平独立少可能”、“武力独立太悲惨”、“武力统一不人道”，两岸维持现状，建立长期和平发展繁荣的互动架构，是当前两岸相处的最佳模式，因此签署和平协议就有其必要性。

其次，从经济实用主义角度来分析，近年来两岸呈现人民往来频繁、台商投资大陆众多、两岸贸易往来密切及台湾享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局面。未来台湾如何利用大陆经济腾飞的动力，成为自身经济成长的助力，值得重视。

最后，就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可行性来分析，两岸领导人对于签署和平协议，都有高度期待。但是和平协定并非统一前奏，正如军事互信并非军事取消主义。


六、和平协议之外的选项


事实上，台湾安全并非只要与中共签订和平协议之一途。就在11月20日，由美国国会立法成立的“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依然公布“2008年对国会报告”，向美国国会提出四十五项建议，其中包括协助台湾军力持续现代化，以及协助台湾参与包括联合国专门机构在内的各个国际组织的活动。在其所列四十五项建议中，台湾部分为第三十一与三十二项。第三十一项建议国会，鼓励行政部门持续与台湾合作进行军力现代化。第三十二项敦促行政部门，积极推动让台湾可有意义参与包括联合国专门机构在内的其他国际组织活动，以及让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可获得观察员身份。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在去年仅提及敦促行政部门助台参与“非以国家地位为前提”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今天特别提及了联合国专门机构。

据此我们建议：在决定是否与中国大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之前，可否考虑举行台湾地区的公投，其时间可以定在下次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前后。一方面可以获得台湾民众必要的授权，另方面可以影响大陆局势朝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另起一页）

【第二章】

【2009年统独挣扎】

（另起一页）



【第一节 中国大陆出兵印度洋对台湾安全的影响】


2008年11月27日，索马里驻北京大使公开表示，他的政府欢迎中国海军前去收拾海盗。在此之前，中国船只在索马里海域接连遭到海盗的伏击、绑架、勒赎；索马里政府却无力予以制止。

但这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中国大陆借“打击索马里海盗”之机，出兵印度洋，被视为一项筹画已久的战略举措，无疑也对台湾安全构成潜在影响。下文试从各个方面分别予以剖析。


一、索马里大使配合行动


非洲海盗远在万里之外，却通过三根线揪扯中国大陆的神经：首先，数条中国渔船、货船遭到劫持，数十名船员遭到绑架。其次，途经非洲之角的海上航线是中国大陆的主要能源命脉。其三，各国海军纷纷前往非洲之角，维护航线安全，这对中国大陆构成压力。

种种迹象表明，2008年11月27日索马里驻北京大使公开表示他的政府欢迎中国海军前去收拾海盗，这一事件很可能就是北京政府授意的。因为从索马里大使公开表态之后中共方面的事态发展来看，其效率之高异乎寻常，显示早有准备。

索马里大使表态后不到一周，2008年12月3日，中共《新民周刊》就发表了署名马晓霖的专文：《中国海军可否出击非洲海盗？》。马晓霖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国际观察”编辑室主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后虽离职自行创办媒体，但其论点毕竟多少代表了中国大陆的主流看法。


二、深蓝中国的出现


果然，《新民周刊》的专文发表仅仅过了两天，2008年12月4日，中国大陆军方就开始呼吁“加入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战斗”。

北京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在国家广播电台上声称：“海盗不仅仅影响到我们国家的远航安全，他们还侵犯了我们的发展和利益，我觉得我们海军应该派船艇到亚丁海湾参加反海盗的行动。”这还是根据12月4日发布在官方的“中国新闻网”新闻中心的采访纪录，而这个采访的日期，却没有公布。很可能是在索马里大使表态之前。

这位金将军，是中国大陆的国防大学的战略教研部副主任，而中国大陆军方对属下军官发表公开言论，则有着很严格的规定，如果没有上级许可，他无法接受这类“采访”，更不敢于经常谈起向海外派兵的敏感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把金将军的看法，视为中共官方的正式表态：他对中国出兵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不以为然。“派遣舰船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行动，而且，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保护中国货船，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成员之一，我们有大国的职责。”

尽管中国人民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沿着海岸的巡逻，一直缺少远洋作战的经验；但是这次据说有了很大的雄心，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去研发一艘航空母舰。但也正因为中国大陆在索马里海盗事件之前好些年就提出了航母计画，所以国际上有分析说，中国出兵印度洋，意味着出现一个蓄谋已久的、更具侵略性的“深蓝中国”。


三、索马里之行与郑和挂号


说中国出兵印度洋，意味着出现一个蓄谋已久的、更具侵略性的“深蓝中国”，并非洋人的危言耸听，事实上中国大陆自己就一直把“出兵索马里”海域和“郑和下西洋”相提并论。而二者的地点又碰巧都是东非沿岸。

中共认为：“六百年前，明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也曾击浪非洲之角，领世界航海风骚。一个世纪前，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大清北洋舰队在错误国策和战略的作用下，被崛起中的日本海军葬送于家门口，就此也把中国五千年辉煌历史推入屈辱的万丈海沟。海洋之梦从此成为中国强国之梦、复兴之梦的重要构件。这个梦想，近，关乎中国万里海疆的保卫乃至在和平选项失败后的领土统一；远，关乎中国境外的延伸利益。因此，面对非洲海盗的中国海军，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新民周刊》：《中国海军可否出击非洲海盗？》）

现在中共似乎看准了，难得的机遇，给予中国大陆海军以“走出近海、驶向远洋”的契机。

从非洲海盗扯到中国盛衰，可见中共志不在剿匪，而在扩张霸权。论法理，相关国际法规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已授尚方宝剑，中国人民海军不但可在公海打击海盗，还可在得到许可后进入索马里等国家水域追击海盗……但是这和中国自身的辉煌和屈辱应该没有关系，而仅仅是一个国际义务。

论到国际间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大陆既然夺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就应该尽力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不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历史包袱是轻了还是重了。否则，这对于周边的国家与地区，将不是福而是祸。

论实际操作，通过多年来的各项维和行动，中国大陆军队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但是，这些行动尚与海、空军无缘，而制海、制空能力却是各国军力强弱的两大重要参数。在这个方面，即使海外军事动作受法律制约的日本，也已经绕道走在中国大陆前面。这种局面使得中国大陆军队逐渐产生了焦虑，老想寻找机会一试身手。

挑战也是明显的。

首先，中国大陆自己的历史想象刺激了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兴起，连胡锦涛的“和平崛起”也被迫修改为“和平发展”。中国人民海军的起锚，尽管师出有名，但还是引发的负面振荡。

其次，中国人民海军的技术和装备，其实并不充分具备长时间远洋征战的能力和条件？中国海军编队有过3.3万海里环球航行的纪录，但进入作战状态又将会怎样？中国大陆海军二十年来未经战事，能否来则能战，战则能胜？

其三，途经非洲之角的海上航道漫长，仅索马里一段就长达数千海里，航线船只密布而情况复杂，中国海军如何在每年近两万艘民船、商船中及时发现、制止海盗船？就对手而言，战斗力应该不是问题，取胜也问题不大，难的恐怕是拔剑四顾，无处求敌。


四、索马里海域形成新世界秩序


面对以上的重重困难，中国大陆当局显然并不放在心上，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收获而不是代价。中共《环球时报》2009年1月12日发表驻英国特约记者殷娜的报导，说自从索马里海盗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后，为打击海盗，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纷纷向这一地区派遣军舰护航；日本、韩国、伊朗等国也有派兵的打算。“这标志着全球军事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这似乎印证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去年底的《2025年全球趋势》的报告。报告强调，面对中印的崛起，美国的长期影响力相对衰退。

此前，在中国大陆海军刚抵达索马里海域之际，加拿大《环球邮报》就曾以“中国驶入世界新秩序”发表过报导。报导分析说，中国大陆派出舰艇编队的决定“并不轻松”，中国大陆深知这将使“中国威胁”的担忧抬头。

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的行动，是世界各国展示实力的机会，不仅是对各国战斗力的考验，也是对各国意志力检查。因此，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传出有意自行派遣海军舰艇护航。而美国也选择此时，通过在台协会，发布讯息指称，曾与台湾讨论亚丁湾海盗问题，并宣示任何船只在任何地点遇险并要求协助，美国海军“有责任”提供协助。

北京方面随即由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派军舰赴亚丁湾有关海域护航，台湾船只也是保护的物件，如果台湾商船需要护航，一定会尽力的帮助。北京此时要为台湾船只护航的宣示对象，不仅针对台北而且针对华府，明显是在宣示“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北京和华府争着要为台湾船只护航，其实都是在玩弄“大国游戏”，企图用这种方式把台湾打入“保护国”行列。试想，一个小小的马来西亚都要派出自己的军舰自己护航，为何堂堂中华民国不可以？显然，大家已经意识到：派出军舰已经成为一个“宣示国格”的手段。

面对此一情势，台湾是否应该派遣自己的海军，远涉重洋到亚丁湾护航？答案似乎是明了的。


五、台湾谢绝大陆海军


世界各国在亚丁湾航行的船只有一万八千多艘，台湾的船只大约在五百至六百之间，即平均每周十至十二艘。而亚丁湾海域目前共有四十五艘军舰巡航，其中有三艘为中国大陆军舰。中国海协会因此秉承中国大陆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告知台湾，台湾船只若行经海盗肆虐的亚丁湾，可向海协会申请中国军舰护航。台湾国安会1月8日则明确表示，马英九相当重视本国渔船在索马利亚海域的安全，已指示国安、交通部等研究护渔方式，国安会最近会找相关单位开会，近日就会拍板定案。

中华民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制度，研议自行派出海军护航，国防部1月8日坦承正在评估中，国防部对此会配合政府政策办理，军方将会在接获命令后做完整规画，随时可以派舰前往东非海域为本国船只护航。海军将领说，海军无论是平时执行外岛运补，甚或每年海外的敦睦支队训练，都有能力前往远洋海域执行护船等军事任务。

与刚刚出海的大陆海军不同，台湾海军已有四十余年海外敦睦远航经验，海军敦睦舰队也曾在民国九十四年首度完成三大洋的环球远航，已有行经印度洋经验，并创下超过卅五天连续不靠岸的耐航纪录，在远洋航程能力上并无问题。

台湾准备自己护航的动向，让大陆焦急万分。急忙散布“大陆军舰为台湾商船护航，岛内改变对解放军印象”等文章。其源头就是中共对台特种媒体：“台海网”。

台海网发出以下讯息，可以视为中共自身的“选择性观察”：

1、“岛内舆论称，台湾商船让大陆海军护航，两岸六十年来头一回，意义深远。”

2、“岛内专家说，安理会允许各国派舰，前提是须获索马里政府同意且告知联合国秘书长，但台北与索马里政府无‘邦交’，也非联合国一员，派军舰根本不可能被批准，不要瞎凑热闹了。”

3、“岛内舆论表示，护航行动是有助于两岸和解的善意举动，更是大陆展现友好、善意的姿态。”

4、“有媒体说，此次护航行动有助改善台湾民众对大陆解放军的印象，虽然这只是武装护航的一小步，相信今后两岸可以在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定方面迈出一大步。”

5、“也有媒体建议说，台湾军方或许可以考虑，尽早与对岸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


六、中共对“台湾拒绝”之反应


有一篇发表在大陆《凯迪网路》上的文章，叫做“台湾这次紧张兮兮与大陆真较劲危险就大了”，很能代表中共的观点。

“台湾连日来在热议派军舰去亚丁湾护航的奇怪议题，目的究竟何在？直到美国也声称可为台湾商船提供协助，真相才似乎水落石出，原来台湾当局进入了危险的、自我矛盾的思考过程中。”

文章分析说，联合报日前的一篇特稿说，“陆委会副主委”赵建民的表态确实必要，不管最后台方要不要派兵，都应该强调台湾和大陆是“主权平等国家”。而“国安会秘书长”苏起一句“和美、欧等国磋商中”的谈话，更是意在言外地表示，台湾船只航行亚丁湾的安全，应该放在国际体系下关照，而不是中国大陆专属的“责任”。眼见台湾政府三天内两度出招，大陆方面前天再加码，直接公布已经有台湾船只接受护航，两岸互动变得分外敏感微妙，但美国政府昨晚声明一出，显示台湾“引进大国力量的策略”已经奏效。

文章作出结论认为：“这样的思考是极其危险的。或许这是作者个人的思考，完全没有政策因素，但是说不定也是台湾当局的思考轨迹的折射，至少与台湾当局的政策思路是吻合的。如果不幸言中，危险就大了。”

那么，危险在那里？作者列举了三条：

第一，完全不理解大陆主动表达的善意，对一个正常的普通的维护两岸民众利益的举动，定位为大陆在耍国际政治阴谋，是大陆借此在国际上矮化台湾的重要举动，那么，当然要加以阻止。这样的莫须有思维，极其危险。

第二，完全不估量自己的实力以及舆论的影响，在八字没有一撇的状况下放出派台湾军舰护航的消息，这是急于与大陆进行舆论抗衡的心态表现，就是俗称的“别苗头”。有关决策机构的至今残留的两岸对抗思维看来是根深蒂固的，极其危险。

第三，完全不注意两岸之间的事情可以沟通协商的现实，急于拉美国势力来助阵。自从美台关系改善之后，联美遏中的旧思维会否再度复活？从今次的决策中，似乎有痕迹可寻。如果这样突兀地在美中关系中选边，遏制大陆思维将再次泛滥，极其危险。

从以上三个“极其危险”，可以看出中共的所恐惧和担忧的东西，那也许才是事实与真相。


七、中国大陆合法突破岛链封锁


上述中共自己表达出来的焦虑，只是冰山一角；但仅从中共的焦虑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事实上很想从“出兵印度洋”这一动作，捞取额外的好处，那就是以台湾的保护国自居。

在这一尘埃尚未落定的“焦点争端”中，视线已经遭到转移：大家实际上忘记了中共已经到手的好处，那就是以合法的方式突破了“岛链”的封锁，达到了“索马里海域形成新世界秩序”的“曲线救国”目的。

所谓“以合法的方式突破了岛链的封锁”，也就是中共以美国代表的国际秩序的“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以“敌人”的身份，获得了“合法”突破岛链封锁的许可。

但是大家不会忘记，百年前的大日本帝国，正是首先通过“英日同盟”的奥援，击败了沙俄，然而才开始走向“挑战英美”的太平洋战争的不归之路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大陆合法地突破了岛链的封锁，也许比非法地突破岛链的封锁，具有更加长远的意义。当然，这对中国大陆的自身安全和台湾的安全，可能带来更大的变数。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节 对“胡六点”的分析与台湾的因应策略——试论胡锦涛的“围点打援”、“跳岛作战”】


2008年最后一天，“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重身份，在这样一个场合提出了“六点意见”，号称“全面完整地构建了胡锦涛的对台主要论述体系”，中共的宣传工具因此说“胡六点是新时期对台纲领文件”。

胡锦涛的六点意见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第二，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第三，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第四，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第五，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第六，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 “胡六点”中，第一点“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看来是总纲，其他五点是专案，分涉经济、文化、交流、军事。“胡六点”提到“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则闭口不提，显示内外有别之谋略运用。 


一、“胡六点”的性质


1978年12月，北京与华盛顿宣布在1979年元旦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正式与台北断交。北京利用这一外交突破，元旦由其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现在，胡锦涛藉北京《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的机会，再度向台湾展示姿态。“胡六点”的性质，因此被定义为“新时期对台纲领文件的战略调整”，这说明中共希望“胡六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其中的新东西并不很多。

对“胡六点”的内涵和意义进行分析，须大略回顾一下以前“胡四点”的各种版本。多年来，胡锦涛喜用四段论述来表达对台政策意见，通称“胡四点”。看一看历史资料，在多达八次的公开讲话中，“胡四点”有近似的表达：

（1）2003年3月11日，胡锦涛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时，就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谈了四点意见。

（2）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在看望参加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界委员时，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

（3）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在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历史性会谈时，就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主张。

（4）2005年5月12日，胡锦涛在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举行会谈时，就当前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再提出四点看法。

（5）2005年7月12日，胡锦涛在会见郁慕明率领的新党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陆访问团时，就当前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看法。 

（6）2006年4月16日，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两岸经贸论坛上百位与会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7）在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在2008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委员联组会上，胡锦涛都谈到了四点意见。

（8）2008年5月28日胡锦涛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时也谈到了四点意见。

由上述八处历史资料的比对可以得知：胡锦涛今次提出的六点，是其多年来对台意见的归纳，全面涵盖了过去的意见，基本上无一遗漏。由此可以推测，“胡六点”可以指导胡锦涛剩下的三年任期，但再远就很难说了。 在坚持一中原则的基础上，胡锦涛力图展现：“在诸多方面都为台湾预留了最大最灵活的空间，其开放度是前所未见的。”就是中共喜欢自吹的所谓“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硬到连“九二共识”都不讲了。 


二、“胡六点”关心的重点


“胡六点”不是以“九二共识”、而是“一个中国”的框架，来推动两岸关系。在这个“一中”基础上，才展现软的一面，“在诸多方面都为台湾预留了最大最灵活的空间”。在这个“一中”基础上，胡锦涛还想撬动民进党板块，来对台湾进行松土工作。

胡锦涛呼吁正式结束敌对状况，他说两岸可以在“国家还没有统一的特殊情况下”，就政治关系展开讨论，而为了减轻军事安全的顾虑，也可以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在“胡六点”中，胡锦涛说要以最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化解、疏导部分对于大陆存在有误解的台湾民众，他更特别向民进党喊话。

与此同时，“胡六点”也不忘压制台湾的本土化。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尤其是要加强两岸青少年之间的交流。显然，胡锦涛意识到时间因素的重要，因为2012年两岸都面临领导人更迭的问题，马英九很可能连任，而胡锦涛却必须下台。就两岸关系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框架，如何使未来三年之内达成一个基本框架，以使三年之后的情况不可逆转？这是胡锦涛思考的重点。

继两岸历史性的大三通后，胡锦涛在两岸“外交休兵”以及促进军事互信和达成和平协议方面，展示了北京高层的积极态度和灵活弹性。两岸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才正式实现了大三通，是马英九带领国民党重掌台湾政权，才令两岸改善关系，扭转李登辉和陈水扁两任总统期间的紧张关系。这个转变，令陈水扁任内欲做而不成的，包括扩展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空间，以及北京保证不武力犯台，在马英九执政下得到北京较为积极的回应。

由1949年到1979年，两岸花了三十年才结束剑拔弩张的对立。由1979年年至2009年，又过了三十年两岸才达成大三通。如果两岸关系持续改善，可以再争取三十年的互利，相信中国大陆的和平发展一定可以达到和平演变的善果，而台湾也可以利用两岸经贸来增进民众的福祉。


三、“胡六点”要釜底抽薪


“胡六点”的一个重点，是大陆对马英九总统双十讲话的正式回应。“胡六点”的另一个重点，是企图利用台湾的朝野矛盾，来收获渔人之利。中共自称这是“首次直接对民进党喊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态度异常柔软”。中立人士评论“这六点攻心术相当于釜底抽薪，计诱民进党去台独化”。

“胡六点”虽然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涉外空间、和平协议等方面阐明大陆对台新政，但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大陆领导人自叶九条、邓六条到江八点，再到胡四点、胡六点，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策略性调整，但核心仍然不变，就是反独促统。

胡锦涛此次讲话中的最大新意，是声称民进党要是放弃台独，中共将会给予正面回应。这被看作“胡六点”的一个谋略，试图要对台湾进行釜底抽薪，让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进行比赛，看看谁向中国大陆前进得更快。

以前，中国大陆将民进党与台独画等号，其领导人在正式讲话中，从来不提“民进党”这三个字。如今，胡锦涛首次直呼民进党之名，等于对民进党进行了外交承认，也表明对民进党的政策开始有所软化，企图利用民进党再向国民党反过去施加压力。起码，也要将民进党与台独势力分成两个概念，希望民进党内的淡绿力量，能够顺应潮流，修改台独党纲。

“胡六点”为今后大陆对台政策定调，那就是在台湾不独的前提下，加强两岸经贸往来。北京侧重点仍然是做台湾人民的工作，也就是分化瓦解台湾民心，特别是通过经贸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大挖民进党的基层支持者，这对民进党来讲是釜底抽薪。因为这些支持者因利益关系，最终会转向，长此以往，民进党不要说再度执政，恐怕连生存都会很困难。 


四、胡锦涛“围点打援”、“跳岛作战”


“围点打援”是中共经常运用的战术。

据中共自称：

这是指“以部分兵力包围城市或要点，诱敌增援，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中。目的不在于打被围之敌，而在于打援敌。世界上恐怕没有哪支军队能像我人民解放军一样将这种战术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特别是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各大战场都留下了围点打援的经典之作，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有两个被歼于此战术之下。 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是每支军队必须遵循的法则，解放军清醒地认识到，能否将对手调出坚固阵地和城市是作战胜负的关键，围点打援，正是实现调动敌军的一种战术。 

中共的教科书解释说：

“围点打援的奥妙还在于古人所谓的奇正之变，战争史上很多绝妙的战术往往是昙花一现，因为一旦为敌所知就失去了运用之妙。《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就是最好的例子。可为什么围点打援这一战术在解放战争中却能反复使用呢？这是因为在围点打援的战术中，围点和打援是一对相互转化的矛盾。正如古代兵书上所说的奇正之变一样。国民党军之所以屡屡在此翻船，根本原因就是无法搞清楚解放军究竟是要攻城还是要打援。解放军的围点打援，正是抓住了奇正之变的要诀。” 

尽管中共如此厚颜自吹自擂，我们的研究依然揭示了：中共的围点打援战术，其实是从美军太平洋战争的“跳岛战术”中剽窃嫁接而来的。围点打援，其实就是在内陆地区实行跳岛作战的做法。只不过可悲的是，代替了无情的太平洋的，是有情的无辜百姓的大批死亡，“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用百姓的血泪交织的，是红色的，而不是蓝色的。因为被围之点中，往往有大量的百姓，他们被中共当作人质，用以消耗、瓦解国军的战力。而国军的恻隐之心，则不幸加剧了自己的失利。在海上推行“跳岛作战”，则不存在这一人道主义灾难。

二战中，麦克亚瑟担任太平洋西南地区总司令。他对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概念是，把灵活与节约兵力结合起来，在部队不脱离己方的空中掩护之下，沿着前进的轴心线，向几个重要目标周边作跳跃进攻。从广义上讲，他谋求用突破敌人内部防线的方法来割裂并摧毁所谓的“大东亚——南海日本帝国”。正是由于缺乏同日本正面作战的设施，他建议对日本的坚强据点不做正面攻击。对每一次战斗，他所谋求的是获得时机迂回到敌人后方，打击其翼侧，切断敌人的补给线。麦克亚瑟的整个作战理论是抛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消耗人力的正面攻击，回到拿破仑时代的机动作战。麦克亚瑟采用这一战略，借助海空军力量，运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越过不重要的岛屿，向深远纵深的主要目标实施“蛙跳”攻击，从澳大利亚经菲律宾一直打到日本国土，创造了无数个大步跨跃岛屿的胜利战例。麦克亚瑟的这一战略是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之一，避强击弱的规避战术使美军重创日军，而自己的损失却不大。 

而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共正在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把台湾当作“点”，把日本、美国当作“援”。现在中共对台湾围而不打，却掉头攻击日本、威胁美国，正是这一战术的体现。而美国的经济危机，又给了中共实行围点打援、跳岛战术，以极大便利。


五、“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意涵


2009年2月10日，中共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奉命就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常驻可搭载直升机巡视船一事，向日本驻北京使馆官员提出交涉。但是，当天中共官方环球网却发表文章《中日钓鱼岛争端骤起，台湾焉何稳坐钓鱼台》，明确把台湾拖了进来，这里具有的意涵，恰恰可以说明中共企图通过攻击日本（打援）来达到制约台湾（围点）的目的。

事情缘起2月1日日本海上保安厅起派遣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常驻钓鱼岛海域，加强对钓鱼岛的“警备体制”。中共认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对此表示强烈关切”。“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如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升级举动，中方将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日方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中日钓鱼岛之争由来已久，但是现在钓鱼岛已不只是中国大陆与日本的之间的双边问题，而是涉及到大陆、台湾、美国、日本之间的四方问题。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因此，中共的调子从来没有现在如此高亢：说“钓鱼岛问题也中日之间的核心问题”，甚至“是严重影响两国关系正常交往的死结”。因为北京和东京建交后，一直主张“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但是现在该文却声称，“有人断言，中日之间如果在发生战争的话，导火索最大可能就是钓鱼岛。钓鱼岛也由此被赋予了很多的含义。这次日本对钓鱼岛的动作与中国做出的实际的强烈反应，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该文还宣称：

钓鱼岛问题就是当年美国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日本现在是美国的盟友，说的不好听就是美国豢养的一条恶犬。目的就是让他看着中国。而日本也就拿钓鱼岛问题时不时的触一下弦，而美国主子则控制着不让这颗炸弹引爆。而日本也不是一条太听话的狗，也一直想挣脱美国主子对他的束缚，钓鱼岛在他眼里就是一块肥肉，狗对肥肉哪有不垂涎的道理。所以一直想占为己有，钓鱼岛问题复杂性可见一般。美国主子深知这一点，所以态度方面很暧昧。既不想让日本吞了，因为日本一旦吞下他，就意味着他豢养的这条狗的好日子过过头了，轻则会被中国打残，重则会命丧黄泉。所以美国主子也不会看这他这条狗就此失去消耗中国的价值。所以一看到日本欲望升级，就适时的拽一拽铁锁。不让它得逞。而日本这条狗也不是一条笨狗，聪明着呢？他这次让钓鱼岛争端升级的目的，也正是美国主子将要访问日本的前夕，也来个投石问路。他要达到两个目的：一，试一试美国的反应，奥巴马上台日本国内甚感忧虑，怕一旦中美走的过紧，会以牺牲日本作为代价。目的就是明确告诉美国，我才是你的真正的战略盟友。二，试一试中国的反应，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持续升温，这是日本所不要乐见的。钓鱼岛不光中国大陆声称主权，台湾当局也声称拥有主权。而且都因为钓鱼岛问题与日本有所罅隙。日本拿出钓鱼岛问题就是要看一看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该文最后说出了真实目的：“马英九政府一直未对这件事情做出表态，其目的就是要对事件发展充分做出评估。但是我看来，马英九的沈默是在玩平衡，但是更像是玩火。他这种想从中渔利的心态很让人心寒。这也让我以前对他的判断有了一个依据；他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根本就是从大陆身上汲取经济利益，是为了转嫁岛内民众的对他实行经济不力的注意力。也由此我对一些人评论马英九可能会实现最终的终极统一产生怀疑。钓鱼岛事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中国不团结搞分裂的产物，如果中国大陆与台湾联手，或许钓鱼岛问题很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分裂造成的让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不断上演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希望马英九能够识大局、顾大体，明确的表态支持大陆的声明，共同遏制钓鱼岛事件的升级，为两岸的永久和平与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这样则中国幸甚！民族幸甚！”

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这次可能不仅在宣传上围点打援、推行跳岛战术，而且可能在军事上也这么做一下，以期产生持续的政治后果。 

北京的“中国通讯社”2月12日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可能再次派出类似去年海监船只赴钓鱼岛海域，逼日本人回到原有状态。日本如不退让，“中国可能提升对日更高层阶的强硬行动”。知情人士介绍，中国对钓鱼岛维权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今后，中国船只几乎不太可能再靠近钓鱼岛，如要宣示主权，只能采取飞机掠过岛屿上空的方式。如日方采取升级举动，中方将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而中共方面已经事先获悉，未来日本海上保安厅还将与海上自卫队实施以钓鱼岛为背景的联合射击训练、情报交换训练和实兵演习。

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中共为何一改常态，准备在钓鱼岛问题上与日本摊牌？

我们的答案倾向于认为，中共之意不在小小钓鱼岛，而在宝岛台湾。


六、针对美国的跳岛作战


更有甚者，中共现在的思考，不仅意图打击日本的亚洲领袖地位，而且考虑向美国挑战。如前述“环球网”的观点，不仅要打击“日本狗”，还要打击日本狗后面牵绳子的“美国主子”。中共官方“环球网”2009年2月9日发表文章探讨“中国能终结美国霸权吗”，也是一个围点打援、跳岛战术的迹象。

文章称，如何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一直以来都是对美国的一个重大挑战。而面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欲将世界格局从新划分的雄心，美国更是感到惊恐万分。军事上，中国是最有潜力在与美国竞争的国家，中国迅速发展的军事技术已逐级抵消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美国的真正担心的是怕中国军力得到迅速发展，这将打破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与美军的战略平衡。 军事上，竭力阻挠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恶意夸大中国军费开支和军事力量，企图阻止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限制中国军力向高科技发展；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实施合围堵截部署，加强同日、韩的军事同盟，幷试图将这种军事同盟关系发展成美、日、澳、韩四国联盟；扩大同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插手南海争端，推动同印度的军事关系；把台湾海峡和中国沿海地区都纳入其军事行动范围，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默认和怂恿台独势力，不断的将中国内政国际化，积极推动和策划中国西部分裂份子制造事端，其险恶用心就是彻底肢解中华民族，分化瓦解中国的强大国力和在世界的威信。

文章称，美国人与中国的对垒始终玩弄手里的四张牌，以这着来遏制中国：1、台湾牌。2、疆独牌。3、西藏牌。4.日本牌。美国根据中国的发展速度，一张一张地不慌不忙地打牌。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的消长。几张牌逐渐失去它的效力！今天的金融危机更是破解美国牌局的一次佳遇。金融危机已将美国一超独霸地位摇摇欲坠，而金融危机更会将美国推向衰落灾难。但是，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早已使中美两国成了一根绳上的两只蚱蜢。美国无法消化中国经济衰退的后果，同样，中国也不能承受美国过快衰落带来的混乱。假若中美两国友好地站在一起，共同致力与世界的和平和经济发展，那么，中国的崛起就是世界之福。而一昧坚持一超独霸妄想持续单极世界的理念，那么中国终究将成为一超独霸的终结者。

从该文表露的野心勃勃，甚至可以推测，中共的最终战略意图可能确实不会止于台湾，而会向着更远的世界目标前进。


七、围点打援针对台湾


好像在呼应“胡六点”所抛出的橄榄枝，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2月10日在接受中共的《中国评论》杂志专访时，竟然表示，如果中国大陆愿意发出邀请函，她愿意以《玉山午报》的身份到大陆访问！她甚至提出，“两岸应该更理性进行沟通，民进党也不必排斥跟大陆交往的机会。”直接咬住了胡锦涛“希望民进党内的理智力量，能够顺应潮流，修改台独党纲”的诱饵。多疑很快，中共就对吕秀莲女士的这一呼应给与了正面报导，并大力刊登这一消息，进行广泛炒作。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中共之所以看好吕秀莲的这一动作，并冠以“吕秀莲大变脸”的唬人标题，也不完全出于一厢情愿地炒作：因为吕秀莲前副总统看起来确实有点变得太快，她的“坦诚务实”竟然到了“希望未来的午报能够超越蓝绿，对大陆也会作客观的报导”。不仅如此，吕秀莲已经化希望为行动，在自己家里挂上了一幅对联，而且还是中共的书法家为她写的，她还夸奖说“字写得很好”、“意思也很好”，该对联的上联为“秀阁长系天下事，莲心总怀世间情”。

如果根据中共中国评论社的报导，下面的故事就更加像一出肥皂剧了：吕秀莲说，以前这幅对联挂在她“总统府”的办公室，现在则挂在家里。吕秀莲说，她不认识这位书法家，是有一次她去到一个茶艺馆，看到这个书法家写的字很好，茶艺馆的老板知道她欣赏那位书法家的书法，就打电话给这位书法家，并介绍了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月以后，那位书法家就把这幅对联寄给她了。她感到很佩服，并说，如果以后有机会访问大陆，希望到桂林去拜访这位书法家。她还强调说，就人文方面，她对中国大陆绝对没有敌意，而在“胡六点”提出以后，她不认为中国大陆会马上改变对民进党的看法，但她还是期待两岸应该更理性的沟通，她愿意接受《中国评论》的专访，就是认为《中国评论》一直起到一个两岸理性沟通的管道作用，她希望未来的《玉山午报》也能作为两岸沟通的桥梁。

众所周知，《中国评论》并非一个简单的刊物，而是执行对台统战的特殊机关，它对台湾情报的掌握是二十四小时从不间断的。据此不难推断，中共虽然大力推行“围点打援”战术，但也并没有完全“围而不打”，例如其第五纵队已经深入台湾腹地，其先头部队甚至已经“俘虏了”吕秀莲女士这样的重要人物，因为没有长期的准备，这次专访是无法出台的。


八、围点打援、跳岛作战之新证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围点打援”、“跳岛作战”不是我们的幻觉，而是中共正在实施的对台战略。下面几则今天报导的新闻，说明中共正在积极扩张，这些扩张甚至已经超出了威胁台湾的需要。

新证之一

2009年2月13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台湾陆委会主委赖幸媛表示，中国对台湾部署的导弹已经超过一千五百枚，并表示中国仍持续增加瞄准台湾的弹导数量。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赖幸媛表示，两岸关系回暖并不会爆发战争。但也不要忘了中国对台部署了超过一千五百枚导弹，这是不对的。她表示台湾一直要求中国大陆撤除导弹，赖幸媛并说如果拿这么多导弹对准邻居，邻居是否会感到舒服？来自台湾与美国的资讯显示，中国在过去几年持续增加瞄准台湾导弹的数量，前总统陈水扁在卸任前指出，中国对台导弹数量达到一千三百多枚。

新证之二

2月13日日本“朝日新闻”头版报导，中国计画从2020年以后首度自制两艘核动力航空母舰，这种不需补给燃料就可保持长时间续航力的航母，显示中国有意朝远洋积极发展，值得世界关注。报导的根据是中国军方人士透露，北京在去年12月30日由军方主持的内部检讨会议上，由军方干部说明“海军从2009年起将开始积极制造航空母舰”。中国现已开始自制航母电力控制系统的零件，到2015年之前，即可完成两艘非核航母的建造。到2020年之前，将确立航母的运用体制，突破连结琉球、台湾、菲律宾等构成的“第一岛链”，突破中国大陆目前只限于沿岸防卫的现况。

此外，中国还将染指日本列岛起至关岛、印尼一带的“第二岛链”内西太平洋海域的制海权，并以在印度洋、太平洋上与美国海军对抗为目标，来发展军力。为此，中国大陆将建造两艘核动力航母，每艘都是六万吨级的中型舰。中国早已得到旧苏联时代的核动力航母“瓦雅格号（Varyag）”，并以此做为自制航母的参考。报导引述透露此讯息的中国军方人士话说：“今年起所建造的两艘一般型航母只不过是一项布局而已，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及运用虽需花费庞大费用，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情况，这不会构成大障碍，甚至还有可能建造更多艘。”

为了航母的建造，中国海军已开设专责部署的“048办公室”，着手建造包括储藏弹药的地下隧道以及具有维持航母母港功能的码头建设工程。报导说，当前全球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法国。中国将建造机动力强的核动力航母的计画，使得日本、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美国一道提高了警戒。

新证之三

2月13日法新社报导，美国情报总监说，中国军方锁定台湾、放眼全球。具体说，中国军方仍以收复（recapturing）台湾为主要目标，但是它扩充海军与飞弹武力的作为，意味这个亚洲巨人企图要在全球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布雷尔（Dennis Blair）在国会表示：“中国想确保通路，以便能够通往市场、取得商品与维持国内经济成长所需的能源，而这对它与外国的关系有很重要的影响。”他说，中国外交上的重点是与其他主要强国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美国，因为美国的需求对中国本身的经济成长有很大关系。他在向参院一个特别委员会提出年度“风险评估”报告时指出，在中国国民党籍的马英九总统上任后，台湾已经恢复与中国中断九年的对话，外界对于出现“一段对峙性较低的关系”抱持审慎乐观态度。但布雷尔强调，北京共产领导阶层认为，使两岸最终统一，终结中国敌对分裂的局面，“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说极为重要”。布雷尔说：“为可能与台湾发生冲突做准备，依旧是驱动人民解放军与中国国防工业现代化目标的力量。”


九、台湾的因应策略


如果我们上述对“胡六点”及其背后的谋略所进行的分析，是有些道理的，那么，台湾应该采取何种因应策略，就比较清楚了。

那就是不能听凭“胡六点”顺利实施其“围点打援”的战术。

在这方面，台湾现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

首先，因为“胡六点”强调“一个中国”，不提“各自表述”，片面割裂“九二共识”，所以总统府发言人王郁琦重申两岸是在“九二共识、互不否认”的基础上协商交流，具有了提醒中共的意义：王郁琦强调“台湾是多元民主社会，人民对未来前途有不同看法，对不同政治主张与言论都须尊重”。 

其次，陆委会的声明也强调台湾还是希望先从经济、文化的协商开始，慢慢建立互信之后才触及政治面。

台湾政府现阶段不与大陆触及政治层面，是十分英明的。这不仅是因为台湾内部对中共及两岸交往的共识不足、两岸经贸协商的成果也还没有完全看到，现在就去进行政治谈判，内部的反弹会比较大。 而且还因为，和中共谈政治本身，弄得不好就会帮助中共推动其围点打援、跳岛作战，长期看来会使台湾自我孤立于国际社会。我们认为，台湾政府现在的因应策略，是比较稳妥的。

两岸之间迄今为止六十年的分治表明，要想双赢一定要有耐心。其实如果没有台湾的存在，大陆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如此顺利。这一点我们要想办法说给大陆人听听。试想一下，如果中共在1950年代就占领了台湾，大陆1980年代以后的改革发展就不可能从台湾获益良多了。

如果中共能够明白这一层道理，真正从民族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就不会急于统一台湾了。中国的文明，向来是在分治时期比在统一时期，能够获得更为长足的发展的。但是中共向来是缺乏这么高深的智慧的，所以对他们确实也不能抱有过高的希望。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四日）



【第三节 民主自由竞赛取代军事竞赛——两岸和平关系发展的可行性研究】


一、中共政协决议建构两岸和平框架


中共“政协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3月12日在北京人大会堂闭幕。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要积极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全力支持香港、澳门积极因应国际金融危机。决议表示中共2008年对台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两岸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人民政协要继续坚持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积极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继续全面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扩大两岸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努力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上述调子，可以视同中共的大政方针，因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均出席了这个会议。

中共对台政策的上述“和平意向”不是孤立的。正如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暨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在2008年11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演讲时候说的，“对台政策是北京全球整体战略一部份”。而对北京而言，当前发展大陆的国家经济，比立即完成统一，更为重要。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北京即使与美国有歧见，仍然委曲求全、致力推展中美合作。从这个切入点分析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况，以及华府与北京的交互对于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的关键性，可以发现台湾过去四届总统大选期间，北京对台湾采取的行动有显著的不同。1995-1996年是以文攻武吓，1999-2000年是采取文攻，2003-2004年是将台湾问题国际化，2007-2008年则是透过美国或是其他国家来箝制台湾。

虽然北京对台湾倾向以更多怀柔而少加威吓，包括沿海部署飞弹、在国际组织压制台湾、坚持一中原则及军事阻遏美国幷随时准备拿下台湾的政策仍继续，改变的只是包机飞航及观光交流、暂停外交上的拉锯战、重拾官方接触及容许台湾参加奥运名称上的弹性。台湾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后的两岸政策也有转变。台湾停止“去中国化”的作为，同时也呼吁“外交休兵”，回应了有关和平协定的建议。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认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怀柔政策，希望吸引台湾人民，它本身必须有所改变，才可能有说服力。他表示，很难想象民主的台湾会愿意和不民主的大陆统一。此外，他也认为，和平解决两岸间的歧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除了中国大陆不动武，也不能以威胁可能使用武力来威吓。

凡此种种，我们相信对于中共政协最近决议建构两岸和平框架，都有潜在的影响作用。


二、中国航母舰队计划仅次美国


当然，中国敢于放出这些和平气球，和它自身的自信日益高涨，还是有些关系的。最近南海爆发的“中美船舰冲突”，就是中国大陆自信力提高的结果。即将卸任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蒂莫西•基廷海军上将3月19日在美国国会作证，3月初发生的美军监测船“无瑕”号和中国舰艇短暂对峙事件，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表现出了“挑衅性”的行为。显然，中国大陆希望用这种挑战方式，向周边的海洋国家包括台湾在内，施放一种“和平压力”的讯息。

为了加强这一压力，中国发动文宣攻势，用了数以千计的文章进行广泛的宣传，说：“正当大家都在等着美国会不会对钓鱼台进一步表态时，美国终于在南海中美舰艇冲突中亮相”、 “中国在南海再次面对严峻的挑衅和挑战”、“中美南海冲突是个套中国的圈套”、“美军在南海附近三大军事基地欲扼住南海咽喉”、“高度警惕中美在南海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在调整其全球军事部署，强化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实力，为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作准备。那么，美国人打何如此看重中国呢”、“中美关系实质正发生微妙变化”、“中美舰船南海冲突事件自发生后一波三折。先是中美军方和外交部互相指责，然后中国外长杨洁篪访美时，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达成共识，双方将尽力避免未来重演”、“中美在南海调查船冲突和南海岛屿问题深度解读”、“中美南海冲突升级：中国没有上套，美国倒是上套了！”、“中美南海冲突：美国软硬两手吃定中国？中国被迫步步退让”、“港报：中美南海冲突撞机风波翻版”、“视频：中美舰船南海冲突会影响奥巴马对华政策？”……种种论调，不一而足。

在这些喧嚣后面，我们看到，中美船舰冲突应该不是“擦枪走火”，而是“互相试探”。因为在此之前半个月的2009年2月，中共的特殊报纸《环球时报》就已经专门报道了美国情报分析机构“战略预测公司”的网站在2月1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航母舰队路线图》。该文提请世人注意，中国打造航空母舰舰队的计划是在去年成型的。有报道说，中国海军飞行员正在接受航母固定翼飞机的飞行训练。报道还透露了中国建造航母的可能性计划：中国将在2015年拥有两艘国产常规动力航母，幷在2020年后拥有两艘国产核动力航母。尽管其中的细节尚不清楚，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造航母舰队的潜在路线图表明中国海军的造船行动以及北京的战略意图。

很显然，美国警惕中共的航母计划，中共也警惕美国的警惕，这个双重交织的警惕互相激荡，终于演化为“船舰冲突”。

中共海军在建造航母时面临着巨大挑战，部分挑战来自投资航母舰队的机会成本。中国的邻国正在建设能够进行远征的两栖作战舰艇。当北京集中精力于航母时，日本和韩国都已经提高旗舰级别，澳大利亚海军也在紧紧追赶。随着派遣军舰远赴索马里以及不断增加潜艇活动，中共海军无疑在推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这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大陆经济结构改革的象征，而经济结构的改革也改变了中国大陆看待海军发展的方式。解放军的信条已经从纯粹的本土防御转变为更加外向、更加远程、更加快速的军队部署以及更加积极的军事存在，尤其是在重要航线和原材料基地附近。来自邻国快速发展的压力以及面临的差距无疑加大了中共海军在海岸线以外投放军事力量的紧迫性。 

美国的“战略预测公司”一直认为，“瓦良格”号航母不会被用于前线作战，而是会被当作中国海军培训海员和空军飞行员的训练舰。但是中国大陆还在加快造船速度，中共在这一过程中将面临真实存在的挑战。从长期来看，中国大陆海军将在2020年前后拥有某些航母操作能力。中共同时也将能够满足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样，成为“拥有航母的海军大国”。很明显，由于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中国距离实现这一远景还需要很多年。但这一路线图给人们留下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发展航母舰队的线索。

我们注意到，撇开中美南海冲突不说，中国大陆建立航母舰队的打算，是与对台和平攻势同时进行的。这里是否有些因果关系呢？如果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


三、中共不再把台湾视作威胁


2008年10月31日中共“台海网”发表文章称：《台空军揭秘：主力战机各有所长，驾驶员不足》，说人们只是关注台军对美F-16C/D战机采购案，却很少人注意到，除了这些战机硬件问题，台湾空军飞行员人数不足，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大。据中共报道，台湾空军目前第一线主力战机有三种，F-16A/B MLU、幻影2000-5、经国号IDF。原来台军购入一百五十架F-16，除十架留在美国路克基地供台军飞行员在当地受训用外，目前台湾本岛有两个联队建制，分别部署在嘉义和花莲两个基地。由汉翔公司产制的一百三十架IDF也有两个联队，在台南及台中清泉岗；六十架幻影2000建制为一个联队，基地在新竹。不过，这三种二代战机服役以来约已十年，发生数起坠机失事，所以数量已有减少；目前F-16的数量为一百四十六架，幻影2000为五十六架，经国号IDF为一百二十五架。此外，还有约六十架的F-5E/F作为二线战机，主要担任战机飞行员养成训练和战术发展的模拟空战训练之用，基地在台东。

中共报道说，多年以来，台湾空军始终维持一个四百架的战力基数，认为需要这个数量的战机，才足以掌握台湾海峡的制空权。目前台湾所有战机机种数字加起来，差不多是这个数目。然而因为机种特性，还有战机机种幷不统一，使得能够出勤的妥善率幷不理想，甚至曾经远低于台湾军方订定的标准，必须花费更多人力物力来拉抬妥善率，使空中优势战力到达一定水平。据了解，台湾空军2009年编列新台币九十余亿元执行全军装备零附件采购，一百四十余架F-16只要5.7亿余元，一百二十余架IDF为16亿元，其中包含更新重要装备的翔展计划经费；而五十余架幻影2000-5战机，则高达21亿余元，明显占用最大部分。 

中共认为，相对于共军，国军在台湾的社会经济地位向来不是很高，飞行员的待遇不见得比民航界高，还有近视眼和体格问题导致招不到合格的学生，台空军长期缺乏足够飞行员，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台湾军方组织不断精简，许多飞行员认为不如早点离开；空军飞行员的薪水、福利虽然还是高出社会平均水平，但超过的额度毕竟有限。另一方面，岛内民航业界过去十多年迅速膨胀，抢走不少台军养成的飞行员；但近年民航不景气，台军飞行员想从军队转进民航，限制很多，而且要从资浅机师做起，起薪幷没有高出军中很多。 目前台湾对空军飞行员尽可能给予较高的飞行加给和留营奖金，以拉近与民航界的差距。优秀的战机飞行员，上尉空勤加给一年约56万余元、少校73万余元、中校103万余元、上校81万余元。 

中共对台湾军队的上述评估不论正确与否，都会使得中共倾向于认为，台湾对于大陆的空中优势和军事威胁已经远去，因此更愿意用和平手段对台湾施加影响。


四、中共图遏台湾强兵计划


当然，如果说中共是基于台湾的相对“弱势”，而对台湾保持和平的姿态，那么，其前提必须是台湾真的弱势；如果台湾其实幷非弱势，或是台湾有可能再度强大得足以威胁中共，中共就会坐立不安了。

2008年11月29日，中共《世界新闻报》渲染报道说，《美国用“爱国者”敲诈台湾》，指责美国军火商狮子大开口，要向台湾索要八亿美元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的研发费。美国“爱国者”－3是由“爱国者”－2防空导弹改进而成，1999年投产，属于陆基攻击弹道导弹的防空导弹。2007年6月，台湾立法机构批准军方购买美国“爱国者”－3，以替换已经部署的“爱国者”－2。只因台湾向美购买了四套该型导弹，这种事后加价的做法引发岛内罕见的抗美情绪。中共还评论说“事实上，美国爱国者－3即使不加价，台湾也用不着购买”。因为，“爱国者－3即使售台，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

《世界新闻报》还指责“爱国者”－3防空导弹威胁两岸航空往来”。尤其“2008年以来，海峡两岸关系呈现良好发展的势头，台湾当局根本就没必要购买美国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与海基会签署了海峡两岸空运和海运协议，两岸盼望已久的直接通航将变为现实。根据空运协议，双方同意开通台湾海峡北线空中双向直达航路，幷继续磋商开通台湾海峡南线空中直达航路及其他更便捷的航路。在这种情况下，台军方购买爱国者－3，只会增加空中不安全因素，不利于空中民航的往来。”

《世界新闻报》挖苦 “爱国者”－3，说它参加2003年伊拉克战争，居然稀里糊涂地把英军的“旋风”战斗机和美国海军的F－18战斗机等友机当作敌机而展开猛烈的攻击。如此“犯晕”的防空导弹如果部署台湾，将来还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中共断言“爱国者导弹不适合台军”，因为“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四套爱国者－3能防多少枚导弹呢？爱国者－3主要攻击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每个发射架可发射16枚。一旦攻击行动开始，雷达可探测100公里远的飞行目标，最多可以跟踪100个飞行目标，但只能引导攻击其中九枚导弹。如果对方进行导弹密集作战，爱国者－3将难以全面攻击。而且爱国者－3攻击范围有限，只能攻击24公里高度范围内的飞行目标。对超出24公里高度的飞行目标，它毫无办法。爱国者－3即使在某个高度范围内攻击有效，然而，台湾有许多重要目标，爱国者－3能全部覆盖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爱国者－3即使再先进，至多对某个局部地区的目标展开空中攻击。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当局如果购买爱国者－3防空导弹，纯粹是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中共大力批判美国军火商“错估形势”，好像是心疼台湾的钱被美国人赚去了，其实可能更加担心的是台湾有了导弹就可以增强军力。中共希望遏阻台湾的强兵计划。


五、“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马总统2009年2月19日在接受英文台北时报专访时宣示：“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对于媒体质疑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两岸可在一个中国框架下推动CECA，此举恐矮化台湾，马总统的回答是有力的：“不管他怎么想，我们认为一个中国所指的就是中华民国，这一点也是1992年我们坚持的，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这样解释的话，难道我们要把一个中国解释成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马总统十分英明地强调，尽管和中华民国有邦的只有23个国家，但只要这23个国家承认，然后和其他国家发展实质关系，就能生存。“我们靠的不是名称上做一些改变，然后就能生存下去；靠的是我们的实力和竞争力。” 

两岸应否签署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ECA），台湾各界意见不同。但马总统表示，这是他竞选时的政见，他当选之后当然要实现，至于内容以及用什么方式来签，大家可以表示意见。

我们认为，马总统信守承诺，体现了高度的政治道德，因此强调“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决非为了签署CECA而推动的一个权宜说法。因为在这之前的2009年1月19日，马总统就明确指出：自由与民主是台湾在这世界上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与本钱，因此台湾无需与中国大陆军事竞赛，而应与他们竞争民主与自由，“以我们现在的实力，一定会赢他们”。这是马总统在世界自由民主联盟举办的“2009年世界自由日庆祝大会暨世界自由民主联盟中华民国总会第53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应邀致词时，所做的宣示。无疑，这一宣示使得两岸关系回到了一个正确的轨道。 

马总统指出，联合国1996年通过两个人权公约，一是有关公民与政治的权利、一是关于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权利，这是联合国在30多年前订出的人权标准，台湾如要能与国际人权标准接轨，必须尽快透过台湾宪政程序完成批准。马总统英九呼吁立法院应尽快将这两项公约排入议程时表示，虽然台湾现在失去联合国的代表权，就算批准后，也无法送到联合国秘书处存放，但透过批准的程序，中间的重要意义就能彰显出来。

马总统指出，大陆已签署这两项公约，台湾更应该表现比他们对自由、民主更大的承诺，所以“我们跟中国大陆最不需要竞争的，就是军事竞赛，我们真的需要竞争的，就是民主跟自由的竞赛”。马总统强调，减少或取消战争的威胁，人民才能获得更自由的环境，所以上任后，尽快恢复与大陆中断将近10年的协商，透过协商，才能逐步减低海峡的紧张，才能真正用和解来消弭冲突，用谈判取代对立，这些都已经一步一步在达成。

马总统的真知灼见在于，他对事物的认识是本质性的，他指出：如果海峡两岸没有战争，充满和平与繁荣，相信两岸政府都会有更大的勇气来推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政府会尽所有力量来减少战争。同时，马总统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强调自由民主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花很大的力气去争取，争取过程中会有牺牲，但绝对不能犹豫，否则自由民主就会离台湾而去；台湾努力50多年，终于逐渐得到自由与民主，希望好好维护幷保存。据我们的了解，马总统的上述宣示，已经在中国大陆的朝野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反响。 可以认为，中共政协3月12日决议建构两岸和平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马总统英明宣示的积极反响。两岸人民都对此怀抱良好的祝愿，乐观其成。


六、总结


“民主自由竞赛取代军事竞赛——两岸和平关系发展的可行性研究”的总结是：既然中共已经决意走向世界、与美国争衡，而且已经采取我们上篇研究报告所说的“围点打援”、“跳岛作战”，就势必继续对台采取怀柔政策。

其结果，可以分两种情形分别检讨：

1、如果中共能够压倒美国，美国自身难保，何以还能保护台湾？台湾反而因为两岸和平关系发展，得以免除血光之灾。

2、如果中共压制不了美国，台湾也可以借助于两岸和平关系之发展，维持台海现状，台湾亦能免除首当其冲、代人受过的烦恼。

故此，发展两岸和平关系，实为台湾的两全之策。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四节 台湾参与WHA的策略与模式】


一、参与WHA的背景与可能


思考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的策略与模式，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考量，那就是：马英九总统有关“两岸外交休兵”的策略，已经奏效。 

其例证之一，就是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秦刚3月26日就台湾今年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表示，只要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可透过双方协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这是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俄罗斯记者要求秦刚证实有关台湾今年将以“中华台北”名义，成为WHA观察员报导的真实性。以往中国大陆外交部谈到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或世卫组织活动，都以“台湾不是主权国家，没有资格参与”回答，但随着两岸关系好转，大陆外交部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回答，比以往缓和。秦刚说：“只要两岸双方共同做出努力，不断创造条件，就能开辟解决问题的前景。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媒体继续追问时，秦刚说，“这是我现在能够给你的回答，也就是两岸双方可以通过务实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除了外交部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3月25日也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关于WHA的问题，只要两岸双方共同做出努力，不断创造条件，就能够开辟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前景”。

上述发展，证明驻美代表袁健生2月27日晚间的发言，言之有理。袁健生认为，马总统于2008年5月上任后，提出两岸“外交休兵”理念，以取代多年来两岸对立的局面，也促使台美双方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重拾互信以及两岸重启对话、全面三通。这是他在应邀参加阿肯色州政治协会（Arkansas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会时，所发表的“台湾、中共及美国之政经关系”（Taiwan, PRC and U.S. Economic and PoliticalRelations）之专题演讲。

正是在两岸关系已经改善的前提下，台湾之希望有意义参与联合国及专门机构等国际组织，就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可能性。虽然台湾内部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仍有不同意见，但马总统以大多数民意为依归，继续和北京开展建设性的关系，这一点绝不会错的。台湾在马总统的英明带领下，不但向北京释出善意，更以具体行动展现台湾希望成为“和平制造者”的决心。台湾有信心与美国奥巴马新政府以及中国大陆共同克服挑战，达成三赢的目标。

我们认为，上述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具有实际的客观性。实际上，台湾能否参与WHA，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如何签订协议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达成互信与默契的问题，因此这一点很难做到，而做到了就是一项了不起的突破。尤其是，作为亚洲民主社会的模范生，台湾需要在新闻界的监督与反对党的压力下，既要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还要秉持尊严、自主、务实、弹性等原则，殊为不易，实属两难。 


二、参与WHA的之内部掣肘


台湾的这一独特处境，使得反对党并不希望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两岸关系有所突破，甚至不希望台湾能在执政党的带领下走向国际社会。因为这样一来，刚刚失去政权的反对党，就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显示自己执政时期的无能。这种心结使得台湾反对党质疑，两岸有密约前提，由北京发函给台湾参加WHA活动，台湾则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名义，在一中架构下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用“主权”换观察员。这些压力构成了一种内部掣肘，无疑会给台湾进入国际社会平添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进入国际社会才是重要的，至于以什么名义进入，则是次要的。如果不能用“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名义加入，那也可接受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这个坚定的态度与立场，唯有以台湾人民的福祉为目标的大政治家，才能坚持。 很显然，民主政治是互相妥协的政治，而追求双赢的的竞争就不得从对方的立场来思考一下。有传闻说，大陆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WHA，也可接受台湾以“中华台北”奥委会模式与会，但是同时北京的支持还附带有“逐年参与”的条件。

我们认为，从中共的立场来看问题，中共能够作出上述“逐年参与”决定，已经属于一种巨大的让步，也是因为受到了台湾的强大实力的所构成的压力所致。

这个压力的体现之一，就是外交部长欧鸿炼先生在立法院答询时说，如果台湾今年无法顺利参与WHA，台湾外交部就准备把“外交战场”延伸到联合国，积极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中共显然很害怕这样一来，两岸关系又会回到陈水扁时代，因此，台湾今年5月能否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WHA，已经成为各界观察两岸关系的重要指针。

在台湾参与WHA的问题上，台湾人民过去更多地看到的是“大陆的抵制”，现在突然传出大陆支持的消息，一些民众乐观地认为，台湾“参与国际空间限制已经获得完全的解除”。但实际上，我们也不应忽略了中国的支持所附带的“逐年参与”的限制条件。至于这个“逐年参与”后面隐藏的什么，则是更加值得观察和注意的要害问题。

也正因为这个“逐年参与”后面的文章与变数太大，所以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郑文灿才会在4月13日表示，到目前为止，这些说法还没有突破“台湾参与WHA须经北京同意”的紧箍咒，即使对岸同意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与，如果WHO秘书处每年邀请台湾参与，北京可放也可收，不脱“逐年管控”模式。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杨开煌也分析，大陆会弹性处理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因是逐案、逐次、逐年，但在两岸展开协商前，仍将严防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如果从中共的立场来思考一下中共之所以要采取逐案、逐次、逐年的策略，来开放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显然是出于“不放心”，担心台湾会利用这一“统战手段”弄假成真，从此真的走上国际舞台，让中共当局失去控制。


三、台湾手里还有很多牌


中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逐案、逐次、逐年的策略，其实并不能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除了动员参与联合国，台湾手里还有很多牌可打，例如美国牌、日本牌、国民当牌、民进党牌，甚至包括中共自己的牌，等等。下面分头简述之。

A、美国牌

4月15日，返台述职的驻美代表袁健生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之台美关系和对台政策。袁健生透露，美国行政部门最近曾向国会提出报告，内容对台湾争取成为WHA观察员一事，抱持非常正面的态度。美方非常关切台湾是否能顺利成为WHA观察员。袁健生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都不希望有任何国家阻碍台湾成为WHA观察员。舆论广泛认为，这是美国在向中共施加压力，并把台湾今年能否成为WHA观察员，作为两岸关系测温的试金石。

B、日本牌

4月9日，日本外务省宣称，日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的立场维持不变，期待台湾今年能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年度大会。台湾自1997年以来争取参与WHO。日本自2004年以来，每年都表明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与WHA，并曾在WHA的投票中投下支持票。 

C、国民党牌

4月12日，率团到大陆参访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连战，上午由杭州经过宁波抵达上海，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专程到上海面见连战，转达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对连战的关心。这是十分的礼遇，而且不仅仅是礼遇，因为双方还在上海谈到台湾参与国际社会，如WHA等议题。此外，连战与王毅会面时，也就两岸最近的发展，及所关心的议题，如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国共两党今年召开两岸论坛等事务，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意见交换，并获致具体结论。 凡此种种，都是台湾可资运用的筹码，因为如果两岸交往不顺，将使得与中共关系良好的国民党处于不利的竞选地位。这一点中共想必是清楚的，如果中共确实不懂，台湾谈判人员应该耐心告诉他们，晓以利害。

D、民进党牌

2009年4月14日，民进党发表四点基本立场：

（1）不接受中国大陆政府与WHO处签订的2005年备忘录（MOU）。这是从未公布过的文件，该文件将台湾参与的地位放在中国大陆之下，称为“中国，台湾”。民进党过去不接受，现在也不会接受。 

（2）民进党反对，WHO的疫情资讯与会议邀请，必须经过中国大陆再代转给台湾。 

（3）民进党认为，台湾不应该接受中国大陆所提逐年控管、逐年参与的方式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4）不接受中国大陆以宗主国的身份代为申请，并让台湾以副会员（附属会员）的身份参与WHO与WHA。这是矮化台湾的主权，使中国大陆成为台湾的宗主国。民进党认为，此一模式可能产生骨牌效应，影响台湾未来在所有国际组织的地位。

表面上看，民进党的这些言行产生了内部掣肘的效果，但实际上运用得当，例如以“应付内部压力”的名义，可以作为向中国大陆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筹码。

E、中共自己的牌

中共自己的言行也可以被用作台湾的筹码，例如温家宝曾经表示过：“愿与台湾协商参与WHA”。中国大陆11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时，温家宝作为总理如此这般的表示，显示了大陆内部的温和派，“愿意到台湾走一走”的想法，他说“虽然我今年已经67岁了，但是如果有这种可能，走不动就是爬，我也愿意去”。此外，温家宝在回答中央社记者提问时，再次表示愿与台湾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凡此种种，都是可以运用的筹码。


四、台湾参与WHA的策略


即使国际上的各方都希望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但是中共仍然不愿轻易松手，因为中共知道，世界各国都希望利用台湾来制衡中国，所以捍卫自己的利益还只有依靠自己。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共又需要利用国际组织进行掩护。

3月24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海协会理事陈孔立受访时表示，根据世卫组织现有规章，台湾仍有资格不符问题，因此即使两岸透过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台湾今年五月以“观察员”身分参与WHA已不太可能。陈孔立的这一论调，不太可能是其个人的，更可能是一个试探各方反应的气球，明显是利用国际组织来掩护中共自己的利益。

海协会理事陈孔立的论调认为目前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台湾先受邀参加会议，至于“观察员”问题，则在日后透过两岸与世卫组织三方共同协商解决。对于此前传出两岸已达成一致意见，台湾将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名义参加WHA，但陈孔立表示，台湾与会的困难不在“名义”，而在“资格”。 

陈孔立说，除国际组织外，WHA现有三个观察员：巴勒斯坦、梵蒂冈及马耳它骑士团，前两者是主权国家，后者是特殊国家，这三个国家都因无力承担世卫组织会员义务（缴纳会费），而只能成为“观察员”。 他说，台湾希望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而“中华台北”既非国际组织，也不是主权国家，与世卫组织规章资格规定不符，因此，即使两岸达成一致意见，让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成为观察员，仍将涉及世卫组织的修法问题。 

陈孔立还把相关的责任推给台湾政府说，由于WHA问题是马英九政府“外交休兵”政策的重大考验，他去年底就开始呼吁两岸尽速谈判，但台湾迟迟没动作，以至错过时机。现在五月十八日WHA会议在即，世卫组织修法显已来不及，台湾今年不太可能以“中华台北”名义成为观察员。

陈孔立还对台美关系进行分化，说台湾迟迟没和大陆进行谈判，一是受制于“先经济、后政治”原则，另一可能是受到美国政府意见的左右。据他指出，美国有官员为马英九政府划下两条红线：一不可造成北京拥有台湾主权的暗示效果，二不可让北京拥有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最后决定权。

陈孔立进而强调，台湾参与WHA涉及的不只两岸，还有世卫组织相关规定需遵守，因此今年台湾参与WHA最佳方式，应是由世卫组织干事长提出邀请，台湾只是与会者，而不是“观察员”。台湾有人爆料说，世卫组织的邀请，将先经中国再转台湾，对此，陈孔立更是大言不惭地说，大陆完全可事先与世卫组织沟通，不必再搞这套形式。

此外，对于台湾属意的“多边提案”邀请方式，陈孔立认为，依据过去经验，都是台湾邦交国高调地以主权国家名义邀请台湾参加，大陆对此模式“仍有疑虑”。为什么？因为不再大陆的掌控中。大陆为何要对台湾参与WHA采“逐年参与”、“逐年管控”立场？陈孔立解释说，这主要是出于技术性原因，而不是担心台湾改朝换代、转由民进党执政。他说，早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大陆就已采措施，促使台湾得以“有意义参与”世卫组织活动。他强调，大陆只要抓住“一中”原则立场，就不必担心台湾谁执政。他并说，大陆确实支持台湾参与WHA，目前的问题主要在技术层面。

海协会理事陈孔立上述所言的，其实对于台湾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他不打自招，一一道出了中共方面为台湾进入国际组织所设置障碍的种种借口与策略。这样一看，台湾参与WHA的策略也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一一化解海协会理事陈孔立以上所说的各项借口与策略。


五、台湾参与WHA的模式


民主政治是互相妥协的政治，民主国家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不能不受到民主政治的限制；同时台湾参与WHA的模式也不得不受到两岸关系的影响和限制。也就是说，台湾参与WHA的模式，取决于两岸互动的结果。

那么，根据知己知彼的原则，大陆方面是如何设想台湾参与WHA的模式的呢？

2009年4月15日，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台湾记者提问的关于台湾参与WHA的问题，问答如下：

台湾TVBS：日前报道说到，王毅主任前一阵子在上海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时候，特别提到台湾参与WHA的情况有了一定的共识，能不能介绍一下目前两岸共识的内容和谈判磋商的情况怎么样。第二，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公布了18日磋商的日程，请发言人提供给我们一些信息，是否由郑副会长带队，什么时候出发？台湾方面基于协商公开的原则，公布了行程之后，会不会担心郑会长在台湾的安全问题？ 

李维一：第一个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已经明确表示，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两岸可以通过务实的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只要两岸双方共同努力，不断创造条件，就能开辟解决问题的前景。 

第二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正在对于预备性磋商，第三次两会领导人会谈的预备性磋商积极地予以考虑。至于说海协会赴台湾参加预备性磋商的人员的安全问题，我们相信台湾方面会做出妥当的安排，我们也相信，凡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同胞根本利益的事情，广大台湾同胞是欢迎的。 

台湾中央社：还是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最近有很多消息说，北京跟台北已经就这个问题谈妥了，今年可以用台湾逐年参与的方式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请发言人证实。第二个问题关于两岸媒体常驻的问题，有消息说今年底就会开放，请发言人证实。 

李维一：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了。 

第二个问题，两岸媒体互相常驻，我们已经呼吁了多年，因为现在两岸记者的驻点采访，应当说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两岸新闻交流，减少新闻单位的作业成本，特别是有利于新闻采访的持续和深入，应当由驻点转向常驻，这是两岸新闻交流中应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两岸媒体多年的愿望，我想在座的各位已经非常了解了。对于这件事情的实现，我们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我想这和两岸交流相关方面的事务最后的实现是一样的，只要双方本着积极的态度，从两岸新闻媒体、两岸新闻交流客观需要出发，采取积极的态度，来进行沟通，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值得期待的，应当是一个很乐观的态度，首先我们方面是非常积极的。 

从上述问答可以看到，两岸磋商的实质进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共“国台办”的权限范围。而且，李维一的回避答复的态度显示中共是用“政治”而不是用“法律”来解决相关问题。

因此可以说，台湾参与WHA的也就不会有固定的模式，而是根据政治情况而不断进行角力和变动的。其模式就是“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两岸可以通过务实的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什么是中共所谓的“合情合理的安排”？


六、结论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结论一般认为华人社会讲求“情理法”、西人社会讲求“法理情”，侧重不同，但都有“法”的观念。而此处李维一独见“合情合理”，而不见“合法”，海协会理事陈孔立3月24日受访时口口声声的“世卫组织的修法问题”已经荡然无存了。可见前述的“逐案、逐次、逐年的策略”之要义，即在于双方不断地讨价还价、不断进行“合情合理的安排”。说到底，“合情合理的安排”台湾参与WHA的模式，最终会像东方市场上惯常见到的“价格战”：叫价高、成交价格比较低，而不会像西方市场上的“明码标价”：一锤定音，依法办事。所以和中共打交道，一定要有十足的耐心，不断地磨合、磋商、立约、反悔、重新谈判……就像在土耳其市场上那样；尤其考虑到，中共的老师苏联—俄国，就是在和克里米亚土耳其人（鞑靼人）的长期缠斗中，用土耳其方式培养出来的。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五节 对两岸复谈周年的整体观察】


两岸复谈，不仅是两岸政治的大事，也是国际政治的大事，具有“中国观察”方面的指标意义，世界各国都相当重视，并乐观其成，希望能够藉以降低战争风险、增进和平红利。


一、两岸复谈一年之成就


马总统在执政一周年前夕的5月9日，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以及联合早报专访，指出未来不排除与大陆进行政治协商。这表明，两岸复谈周年以来，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尤其可贵的是，这一突破的主动权完全操于台湾之手，采取了“先经济、后政治”的英明策略。在这一策略下，台湾的主权一定能得到应有的坚持，两岸交往因此遵循了对等与互惠互利的前提，经济为主，有利民生。

两岸“政治协商”与“终极统一”不同，只是一个阶段性任务。何况中共现在内政方面就自顾不暇，在统一进程方面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时间急迫感，甚至还觉得时间是站在他们那一方。因此马总统“政治协商”设想，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可以通过“政治协商”这一诱饵，来诱使中共对台湾作出更多的善意与让步。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不排除”政治协商并不表示“一定会”政治协商，端看中共给出的价码来决定台湾的取舍。

可以设想，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在台湾、执政党、行政当局、民间社会都获得中共足够的让步之后，即使开展了两岸政治协商，其协商结果也还是需要经过民意的检验。由于台湾是民主政体，经过民意检验才能决定是否接受协商的结果。这就是这就是民主政体的优越之处。

具体说，政治议题很可能需要公投的过程来取得正当性。公投如果没有通过，政府当然可以跟中共讲，因为台湾民众拒绝，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民意基础的战略价值。即使协商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议题，也可以充分利用民主政体和民意基础的弹性作为应因。


二、现行两岸政策之传承


中华民国政府现行的两岸政策，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和正统性。例如已故海基会董事长、1993辜汪会谈的主角辜振甫老先生的临终遗言说过：“国家不可分裂”。他的国家当然是指中华民国，他的一生从抗战到两岸协商，每个阶段都为政府提供最好奥援，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国家大事，是一种典范与传奇。

辜汪会谈十五年后，两会复谈于2008年6月11日启动，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而为了准备两会复谈，大陆海协会竟在6月3日改组，可见其重视程度。

对于两会复谈，国际上给与高度推崇。2008年6月10日的“德国之声”评论认为，海峡两岸中断近十年的协商谈判，即将在11日重新启动。率团前往大陆的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行前表示，此行任务貌似简单，责任却很重大。他将秉持尊严、对等、互惠原则与对岸谈判，促成大陆观光客来台与两岸周末包机，并邀请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江丙坤此行象征两岸情势趋于缓和，功不可没。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开创之旅、破冰之旅。同时也是一项传承之旅、正统之行。

行前马总统特别接见代表团成员并表示，有了制度化的协商，才能对两岸未来长远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他也对这次协商寄予厚望，希望能如期达成计划，期许在大陆要展现台湾应有的尊严。


三、台湾对大陆坚持了原则


2009年5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向全世界报导，台湾总统马英九前一天在就职周年英文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他至今还是非常关怀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届时会正式发表新闻稿。自由亚洲电台称赞马总统“是台湾政坛极少数十九年来用各种不同方式纪念六四的政治人物”。自由亚洲电台指出，2008年当选总统后，采用报纸发表署名文章的方式低调纪念六四。对于媒体质疑，他在倾力改善跟中国大陆关系的同时，会否坚持他自诩的“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原则，坚守对六四事件评价的底线？

马英九表示，多年来人民支持他，把选票投给他，就是因为他“始终如一。”他至今还是非常关怀六四天安门事件，届时会正式发表新闻稿。

尽管北京在台湾议题的立场上没太大改变，但策略已经有所不同，过去十年北京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最近则开始重视预防台湾走向独立，而非一味宣扬要达到统一的目的，已展现更大弹性。至于两岸关系的未来如何发展，马总统强调，台湾方面应该是台湾人民决定，或者是由下一代决定，他不认为这个问题这一代可以做决定。

依据马总统的两岸政见，两岸海基、海协两会沟通管道恢复后，在经贸面，初期以落实两岸周末包机直航及大陆居民来台观光为主，中长期目标则是全面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签订“综合性经贸合作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CECA），最终迈向“两岸共同市场”。 

在政治面，协商建立两岸的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如积极推动两岸签署和平协定，经过协商，终止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在马总统的政策指示下，海基会与海协会不但复谈，同时还签署两项历史性档，七月四日两岸周末包机及大陆观光客来台即将实现，这项任务完成，有如马总统所说“两岸复谈协商，虽然看起来祇是向前迈进一小步，但是对我们来说，却宛如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一样，对两岸关系发展，将是向前迈进一大步”，对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极具意义。 


四、海基会的功能任重道远


两岸关系具有高度敏感性及复杂性，必须谨慎小心处理，绝不是跨出一步后就一帆风顺，仍旧需要两岸努力呵护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未来两岸关系工作重点，根据海基会江董事长丙坤的指示有三，即协商、交流与服务。 

在协商方面，马总统其他的两岸经贸开放政策，如开放陆资来台投资、建立两岸资金双向往来、允许人民币挂牌买卖、建立两岸产业共同标准、签订投资保障与租税协定、开放台湾金融业登陆、签订“综合性经贸合作协定”等，这些有利两岸经贸互动的政策，都需要与大陆协商来具体推动。 

在交流方面，两岸血缘相同、文化同源，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资产，也是两岸的脐带，未来应积极促成两岸人民及各行各业的交流，尤其是文化及教育方面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 

在服务方面，目前台商在大陆经营面临金融危机造成外在不利因素；同时面对大陆实施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降低出口退税等措施等内在不利因素。台商是两岸关系的重要脐带，两岸当局应予高度重视且相互合作，服务台商，替台商开创永续经营的大环境。 

中共方面也同样认为，两岸分治多年，彼此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也有许多事务需要两岸协商解决，例如，台湾国际活动空间、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签署和平协定等，都需要各种管道作先期沟通，等到两岸逐渐达成共识之后，再由政府授权、具有公权力的海基、海协两会来做正式协商并签订协定。未来希望“国共平台”能广纳台湾各界贤达，扩大参与，凝聚内部共识，继续为两岸的和平发展做出一番贡献。 


五、台湾国际参与卓有成效


中断近十年之后，台湾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于2008年6月开始的复谈，不到一年即取得重大突破，那就是中华民国正式收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函，邀请中华民国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出席5月18日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WHA。这是中华民国国推动参与WHA十三年的最大突破，也是两岸复谈的直接后果。

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WHA，成功地回避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政治陷阱，是高度政治智慧的体现。

世界卫生大会（英文：World Health Assembly，WHA），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最高权力机构。世界卫生大会每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一次大会，审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工作报告、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报告、接纳新会员国等诸多重要的议题。

香港《星岛日报》评论表示，台湾终于获邀成为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发展是联合国专门机构首度使用“中华台北”名称，回避象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台湾”或“中国台湾省”。

而这要归功于马总统2008年5月20日后，采取活路外交政策，在参与国际活动层次把台湾成为WHA观员列为首要目标，政府相关单位循多管齐下方式，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援，同时排除关键障碍，寻求与中国大陆的共识。

两岸高层在近一年内透过多个国际性场合释出正面意愿，两岸卫生官员近期在国外更就技术性细节作最后磋商，敲定双方可接受的务实安排。当然，正如外交部次长夏立言强调，大陆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国际因素与台湾拥有的卫生实力也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助力。

在国际支持方面，美国与日本一直是最关键的友好力量，更曾在2004年投票赞成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WHA。欧盟及加拿大则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WHO。

这次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WHA，可以说是台湾登上国际舞台的一个样板。因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干事长陈冯富珍4月28日的书面函，是邀请台湾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义，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第六十二届WHA。

这份正式函件不但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努力，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在实际安排上，也回避了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档中，台湾被矮化为中国一部分、甚至一省的问题。

考察以往，自从台湾退出联合国后，台湾的名称在联合国及所属专门机构的档上都被矮化为“中国台湾（Taiwan，China）”或者“中国台湾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但在陈冯富珍发出的这封邀请函中，首度称台湾为“中华台北”。


六、两岸新局的一个体现


台湾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义出席第六十二届WHA，其后果之一，是已经在大陆人士的意识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5月23日，美国的“博讯新闻网”发表了作家解龙的文章《余秋雨称台湾和中国是国际关系》，指出大陆文人余秋雨最近在“人民网”说，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是国际关系。

余秋雨首先指出：“美国没有人这样说，法国没有人这样说，日本没有人这样说，连台湾也没有人这样说。这次地震一周年，世界各国媒体又都来了，也没有一个记者这样说。但是，有几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却这样说了，而且在国际媒体上振振有词。 ”这样就把台湾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

余秋雨其次指出，在台湾发行的《苹果日报》是一个“国际媒体”，不是中国的媒体，这样就把香港也列为外国了。

余秋雨在大陆地区是知名度甚高的作家，也是极其亲近中共官方的文人，其《“桑普”不准继续污辱中国人》一文，发表在2009年5月22日中共官方的“人民网”。这篇文章确实具有视台湾为独立国家的倾向。这一倾向是否代表了中共官方的意见，以及代表了多高层级的官方意见，都值得继续观察。


七、大陆开始承认台湾的国格


继续观察的结果很快出来了。最近，高雄市长陈菊在大陆说“中央政府我们的马英九总统”，大陆有何反应，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现在，大陆涉台学者、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余克礼终于对此表态：“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

余克礼是北京涉台学者中的重要智囊，他的说法多少代表北京目前的对台思维：那就是“大陆开始承认台湾的国格”。余克礼5月23日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陈菊在尖锐批评声中踏上大陆，“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她如此表述。余克礼表示，陈菊“登陆”以后，台湾绿营攻击马英九卖台的言论，至少会有所收敛。但陈菊此行是否会激起民进党调整大陆政策，还有待观察。

北京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张同新则表示，正如陈菊所言，大陆方面单纯听国民党一党的意见是不够的。大陆表示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要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民进党掌握40%的选民支持，大陆能够与民进党接触，有利于以台湾主流民意来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张同新肯定陈菊“比较务实”，实现了两岸关系又一个突破。他说，民进党的去中国化、与大陆对立的路线，现在虽然还有市场，但这个市场逐渐缩小，从五一七“呛马保台”大游行中，就能看出端倪。张同新认为，民进党攻击马英九的两岸开放政策，但僵持下去只会使民进党的形势进一步下滑。而陈菊这时“登陆”，也有助于马英九整合岛内蓝、绿思想，在两岸开放问题上取得共识。 

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中共如何力图辩解、解套，最新进展都是“大陆开始承认台湾的国格”，而这“大陆开始承认台湾的国格”，就是两岸复谈一年以来最为明显的成就。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六节 对首届“海峡论坛”的观察与建议】


海峡论坛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于2009年5月15日至22日在福建厦门、福州、泉州、莆田等地隆重举行，是迄今为止两岸最大规模的民间交流盛会，由开幕式和论坛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海峡文化艺术周、两岸民间交流嘉年华等四大板块的十八场大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构成。为了营造热烈的气氛、保证这次活动的成功，论坛召开前夕，中共国务院5月14日正式公布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将海西经济区定位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先试区域。中共还报道国民党副主席朱立伦说：“海西经济发展过程，我们绝对不会缺席。”


一、海峡论坛的定调


2009年5月16日，首届海峡论坛在厦门会展中心开幕，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开幕式上致辞，对首届海峡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王毅的说词代表了中共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并受大陆其他二十五家主办单位的委托，对于这次会议进行了定调。他认为，2009年5月16日这一天，“将成为两岸关系进程中一个重要和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两岸大型民间交流活动——首届海峡论坛即将从这里拉开序幕。”王毅也对对台湾二十八个主办单位的共襄盛举，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毅表示，海峡两岸这么多乡里乡亲、兄弟姐妹共聚一堂，标志两岸民间交往迈上了新台阶、进入了新阶段。也充分表明两岸民众已是两岸交流和往来的主体，正在成为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前行的核心动力。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就会使得中华民族在两岸同胞的合作与奋斗中实现伟大的复兴。

中共交通运输部5月16日在海峡论坛活动“两岸海上直航圆桌会议”上，宣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海上直航的九项政策措施。业者指出，这些措施将推动两岸海上直航进一步接轨，并建立起健康有序的两岸海运环境。 


二、海峡论坛的规格


在中共的系统中，“规格”不仅是礼仪性质的，也是权力性质的。在厦门开幕的海峡论坛，贾庆林、周铁农等出席了。

在海峡两岸各界人士六千五百余人出席论坛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论坛并宣布开幕。而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中国榜样公益活动组委会领导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等人，更是倾巢出动。规格之高已经是第一流的了。

全国政协是中共最高的统战机构，其主席贾庆林在首届海峡论坛大会上致辞，深具礼仪规格方面的意义。

他说“我很高兴和来自海峡两岸的各位同胞一起，共同参加首届海峡论坛”的时候，显然不仅仅是以大陆方面的领导人自居，而是以一个“中性的”身份在说话。这个中性的身份，旋即被他自己解释说：“受胡锦涛总书记的委托，我代表中共中央，对首届海峡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所有前来参加论坛活动的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各界乡亲，致以诚挚的问候！”

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中共在自居为大陆人民的领导者的同时，也企图扮演台湾人民的领导者。这种含义大概是为以下的远景打基础的：

“两岸民间交流是凝聚两岸同胞意志、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是拥有灿烂历史的伟大民族。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备受外国列强欺凌，中国人民饱尝国运衰败的惨痛。一代又一代中华优秀儿女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奋起抗争，为振兴中华民族而顽强拼搏。今天，两岸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大步迈进，中华民族正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机遇。当前，摆在两岸同胞面前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形势下，两岸民间交流应当更深入、更广泛、更持久地开展下去，以促进两岸同胞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坚信，海峡两岸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克服各种困难，消除各种分歧，把两岸关系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与荣耀。”

我们认为，贾庆林小心翼翼地收起了“一国两制”的圈套，而搭起了“一族两岸”的平台。所以他说：“海峡论坛是加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我们真诚希望参加论坛的两岸同胞在亲和热烈中感受真情，在交流互动中加深了解，在平等参与中增进共识。让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心连心、手牵手，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共同努力奋斗！”


三、空前的统战活动


首届海峡论坛力争台湾二十五个县市悉数出席，从而构成一次空前盛大的统战活动，而不仅仅是一个“论”坛。

厦门鼓足了吃奶的力气，力争台湾二十五个县市都派代表参加。厦门市副市长黄菱为此表示：首届海峡论坛是在已成功举办三届“海西论坛”基础上发展扩大并更名的一场大型两岸交流活动，采取“省部共办、两岸合作”的方式运作，由大陆国台办等二十五个部委与福建省政府共同举办，邀请台湾二十七个代表性民间机构参与主办。

海峡论坛在厦举办的系列活动有十五项，包括开幕式、“中华情、海峡缘”大型文艺晚会、论坛大会、郑成功文化节、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中国书法家协会海峡两岸创作交流基地揭牌及海峡书法论坛等活动、两岸海上直航圆桌会议、海峡旅游论坛、海峡影视展映展播周、闽台姓氏族谱和涉台文物展暨宗亲恳谈会、闽台传统武术交流大赛、两岸青年社团负责人圆桌会议、海峡两岸大学校长研讨会等活动。

论坛期间，与会的两岸人士展开了一场从“海西经济区”到“海峡经济区”的经济畅想：从建设海西起步，通过两岸优势互补、产业对接、区域整合，最终建成涵盖海峡西岸与台湾地区的海峡经济区。“两岸兄弟同心，共谋发展，海峡经济区必将成为中国又一重要的经济繁荣区。”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说。

对此空前盛大的统战活动，中共新华社的评价是：“借民智开启两岸关系新棋局。一个更为广泛的、以基层民众为主角的两岸交流时代正悄然来临。借民智开启两岸关系新棋局，首届海峡论坛对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意义，广受海内外舆论赞誉。”很明显，这其实就是中共的具体的职能部门，在落实胡锦涛“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谋略布局。


四、贾庆林讲话可资利用


贾庆林在论坛大会上说：“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两岸同胞共同推动。” 而

参加首届海峡论坛的台湾世界曾氏宗亲总会秘书长曾清诚则呼应说：“我觉得两岸就是要多加了解才会更加相亲相爱。”

为了强化统战效果，无神论的共产党，竟然把宗教来进来作为道具：由台湾直航湄洲的台湾客轮“海洋拉拉号”缓缓停靠在福建莆田湄洲岛客运码头，拉开了首届海峡论坛的序幕。船上的四百多名台湾妈祖信众代表了岛内北、中、南地区的十五座妈祖宫庙，他们和其他两千多名台湾信众一起，来到妈祖故乡向妈祖进香。

除了宗教道具，其他道具也粉墨登场：两岸海上直航圆桌会议、两岸青年社团负责人圆桌会议、海峡旅游论坛、海峡两岸大学校长研讨会、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海峡两岸书法论坛、郑成功文化节、闽台姓氏族谱和涉台文物展暨宗亲恳亲会、海峡影视展映展播周、海峡巾帼健身大赛、海峡两岸经贸行业协会对接会、海峡经济区高层研讨会……令人目不暇接的论坛活动，涵盖了宗教、经济、文化、医药卫生、体育等方方面面。两岸各界人士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互动，都为统战活动留下了众多精彩片段。 

“我知道这里以前是战地，但是当走下飞机的那一刻，我觉得它真像我的家乡台中。”论坛开幕式主持人、台湾东森电视台主播吴宇舒这样谈论对厦门的感受。“很轻松也很亲切，就像回家了，和亲人见面叙叙。”台湾农民朋友如此评价与大陆同胞的交流。 

但是，中共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即使在表面的热闹之下，也还隐藏了冷峻的现实：“台湾和福建都在中国的东南，而在中医理论中，东、南分别代表五脏中的心、肝，闽台就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台湾区制药工业同业公会中药经营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威着说。 “一个中国”的核心思想跃然纸上：“中国人，同是华夏好子孙；中国人，海角天涯一条根……”“中华情•海峡缘”综艺晚会上，由两岸三位京剧名家同台演唱的京剧《我是中国人》，唱出了两岸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赢得了台下两岸票友的满堂彩。 


五、贾庆林讲话还有授权


2009年5月27日，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回答记者提问。

厦门卫视记者故意提问说：5月26日的“胡吴会”，胡锦涛特别提到了两岸各界刚刚举办的海峡论坛，凸显了两岸民众的参与互动，请问杨毅如何评价海峡论坛取得的成果？像这样一个论坛，未来会不会以常态的形式固定下来，一年举办一次？ 

杨毅回答说：首届海峡论坛已于5月22日在福建闭幕。海峡论坛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在两岸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海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体现出如下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民间性，二是实效性，三是营造了互动交流、亲和热烈的氛围。至于今后多长时间举办一次，杨毅认为“举办的时间要由论坛组委会听取各方意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中共不仅利用“胡吴会”来为海峡论坛背书，还用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来为海峡论坛造势：“两岸民间交流过去也有，但第一次这么大规模，这么多各行各业的民间人士参加，我觉得很有意义。”中共报道许信良说他赞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在论坛上说的“两岸关系的转变，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人民”。 

显然，中共有意利用“海峡论坛”不断渗透台湾。那么台湾如何才能有效因应，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呢？


六、我们建议“一族两岸”


这次海峡论坛使得大陆出台八项惠台政策，内容包括组织一些行业的骨干企业赴台投资考察、扩大对台产品采购、鼓励支持台企拓展大陆市场并参与大陆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今年争取大陆居民赴台人次超过六十万、推动协商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等。其结果将推动陆资入台、两岸协商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取得实际进展。从建设海西经济区起步，两岸共同创造涵盖海西与台湾地区的区域经济荣景。 

中共许愿说：这些措施意味着陆资入岛将取得实际进展、更多的台湾产品可以进入大陆市场、台企将得以分享大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利好、大陆游客今年将给台湾带来近十五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两岸在建立经济合作机制上观点接近并可能因此在年底举行相关协商……在两会就陆资赴台达成共识后的第二十一天，中共的商务部、国台办正式发布了《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陆资入岛的办理程序。 

中共文人极力渲染说：“从达成共识到拿出具体措施只花了短短二十多天，显示出大陆方面对于推动陆资入台的诚意和信心。”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认为。福建省纺织行业协会会长王启明说，办理程序的明确化为陆资入岛铺平了道路。 

面对上述情势，我们建议，台湾可以将计就计，利用中共营造的气氛和贾庆林有关讲话，用“一族两岸”来代替“一国两制”，正式打造两岸政治关系的新局。“一族”就是“中华民族”，“两岸”就是“海峡两岸”。“一族两岸”，可以打破“官方或是民间”、“政党或是政府”的两难选择，可以融合“官方与民间”、“政党与政府”的双重身份，为了进一步开拓两岸交流，发挥实际功效。“一族两岸”，既是对政治现实的表述，也是对礼仪规格的恪守，还是对两岸各自利益的厘清。可以避免一方得益、一方受损的陷阱，从而为两岸双赢，取得最大的战略空间。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七节 台湾开放陆资来台的机会与挑战】


一、台湾开放一百九十二项陆资来台


中共方面非常重视“台湾开放陆资赴台”，其“人民日报海外版”立即发表权威评论，认为这是“两岸携手赚世界的钱”，“人民日报海外版”幷配套报道“陆资未至效应已显、台股大涨、岛内房市惜售”，“台湾当局放宽两岸汇款限制以配合陆资入岛”，“为防陆资炒楼、台湾当局规定陆客买房满三年方能转手”等。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文指出台湾开放陆资赴台“试办意味浓厚” ：“台湾经济部6月30日公告，开放一百九十二项陆资可来台投资项目，即日起受理申请，正式开启两岸双向投资时代。首波开放项目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公共建设，以岛内发展成熟的产业为主，试办意味浓厚。”“虽然只是一个管理办法，却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打破了两岸经贸关系三十年来间接、单向、极端不对等的局面。这个管理办法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两岸联起手来赚世界的钱，这句出自台湾政治人物之口的话，本应是两岸最大的共识，却走过漫长的三十年才得以实施，大陆为此一直不懈努力。1979年大陆提出两岸“三通”的目标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台湾企业开始到大陆“试水”。1988年6月，大陆公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开启了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坦途，大陆沿海地区相继成为台商“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加工基地。针对台商在大陆投资经营中出现的现实问题，1994年大陆颁布《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2008年4月，海协会、海基会达成开放陆资赴台的共识后，5月17日，大陆公布《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为两岸间的经贸互动率先迈出一大步，幷依据台湾开放的投资项目，组织电子、纺织、商贸服务及公共建设等大型考察团，陆续赴台考察投资环境，展现出最大的诚意。”

现在中共方面最为担心的则是：“陆资入台是两岸关系的一大突破，但突破之后将面临不小的挑战，达成双赢的目标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信心。据台湾有关主管部门透露，近期已接获很多咨询，包括国航、全聚德等大陆知名企业。但投资是复杂的经济活动，不是一夜而起的热潮，更不可能短时间达致带动岛内就业、实现互利互惠的目标。要令陆资入台健康发展，要有稳行致远的耐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小者伤害企业，大者影响来之不易的两岸经贸互动。 此外，台湾的土地成本、人力成本、生活成本都高于大陆，如何扬长避短，带动大陆企业的投资热情？当陆资入台起步后，台湾主管部门还需面对现实，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有关规定，幷保证大陆企业的权益。对于大陆企业来说，投资当然意味着风险，所以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将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虽然两岸间你来我往三十年，在各领域都有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陆资入台还是第一遭，台湾的管理规定、行业水平、企业信用包括劳工制度等对于大陆企业还是陌生的，此时也就需要赶考补课。入境随俗，遵守规定，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是大陆企业在岛内顺利发展要走的第一步。”

 

二、陆资来台怎样“施展手脚”


台湾经济部6月30日下午宣布“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和“大陆地区之营利事业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许可办法”生效，即日起受理陆资来台投资申请。由此，陆资赴台进入实质运作阶段。第二天7月1日上午，中共“新华网”记者就第一时间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专家朱磊教授，剖析陆资赴台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两岸经贸交流的深远意义，这显然是有备而来。朱磊的回答也就体现了中共方面的相关思考，值得我们重视。朱磊指出：第一，台湾开放的领域，在这些行业里面，大陆企业才能到岛内投资，如果人家没有开放，那个领域根本不可能投资。第二，双方要都批准你才能去投资，大陆这边有商务部批准，台湾那边要由他们的经济主管部门批准，双方都批准了，你才能到岛内投资。第三，企业要有实力和能力。因为到岛内投资不是说去了就能赚钱，要有自己的能力，如果实力不够，别人也不一定欢迎你去。

朱磊之短期观察是：第一，大陆资金到了岛内可以缓解台湾当局进行公共建设筹资方面的不足。第二，对于岛内的股市可以提升信心，让它在短期之内有比较好的表现。第三，在岛内投资人信心恢复的同时，也可以激励外资到岛内去投资，可以促进外资的进入。第四，有利于台湾经济摆脱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尽早走出低谷，进入回升阶段。 

朱磊之长期观察是：第一，陆资来台可以增进两岸的产业合作，产业合作的程度会加深。第二，对于企业来讲，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第三，两岸可以借此进入更深一步的经济大合作。第四，有利于台湾建设全球运送中心，因为它可以吸引包括陆资、包括外资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资金，对于经济战略全球运送中心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朱磊还提出：准备赴台大展手脚的陆资在以下方面需要谨慎行事：第一，市场调研一定要充分，要考察岛内的市场适不适合你去投资，会不会有足够的盈利机会。第二，对于投资策略要有细致的考虑，这个包括台湾当局的开放政策以及配套措施是不是充分，以及未来如果岛内政治形势有所变化，因为台湾毕竟是两党格局，如果政权有轮替，会不会影响你的投资。因此你要考虑到岛内投资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你要有规划，要和岛内的整个形势联系起来，这是投资策略方面。第三，考虑投资的环境，主要是人文环境方面，就是它的服务是不是到位，选取投资的地点是否合适。如果你在那儿设一个厂恰好是深绿选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对你会有一些负面影响，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此外，中共其他人员还考虑到了“如果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如何保证大陆企业的投资安全”，以及“赴台陆资在台湾是否会形成双赢的局面”等大格局方面的议题，幷认为陆资来台“会形成双赢的局面，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大陆企业到岛内去投资一定是有利可图才去得，不会说是赔钱还要去投资。对于岛内来说，在现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有大量的资金注入，这个对于刺激经济活力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三、开放陆资不会门户洞开


针对陆资登台，大陆方面是一面倒地赞同，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本身则有不同看法，这是民主社会的特点。因为台湾民主、大陆专制，才会有人质疑陆资来台将冲击就业机会、甚至造成台湾门户洞开的风险……但是经济要从宏观角度来看，台湾目前开放陆资有限，是走一步，观察一步，不是马上开放很大。马英九总统就指出说，陆资登台不会影响台湾的就业，反而会增加台湾的就业。例如旅行社行业的大陆投资，就雇用了很多台湾人。马总统指出，正是为了防止门户洞开，才会先开放很少项目，到现在不过才一百多项，而且采取正面表列。采取正面表列也就是要限缩的意思，所以可能影响国防、国安的，都没有开放，甚至包括中草药也没有开放。以目前开放的情况来看，算是相当谨慎，没有门户洞开，例如大陆劳工，到现在也一项都没开放。

确实的，正如马总统所说，台湾去大陆投资，但不让大陆的资本进来，似乎并不合理，也不公平。与大陆发生经贸关系，幷不会危害台湾，反而对台湾有益。例如台湾的劳力密集的产业到了大陆后，不再被美国经常放上301条款，台商可以照样赚钱。否则，没有台商去投资，大陆不会进口台湾的东西。每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也是台商在大陆努力经营的结果。

长久以来，两岸经贸交流呈现出不对称的局面。自1980年代开放台商对大陆地区投资，迄2009年5月为止累计核准投资金额已逾七百七十一亿美元，但因却未开放陆资来台投资，导致两岸资金流动呈现失衡状态，不仅造成台湾资金大量外流，也让两岸产业资源之配置及流通受阻。

传统产业台湾人力、土地等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幷不对陆资产生高度吸引力；而台湾领先的科技领域，比如高科技，电子、光电等方面，则是台湾竞争力的命脉，亦不适合全面开放。因此最适合开放的首推服务业，其次是房地产业，同时房地产业亦可带动服务业；再者就是一些两岸技术、资源互有优势的产业，例如：与陆资合资生技中心、以台湾ＤＲＡＭ产业的技术结合大陆丰沛的资金和广大市场。

遵循这样的思考，目前开放陆资的第一波项目都是较不敏感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这些项目大部分都已开放企业赴大陆投资。至于对陆资最具策略投资价值的电子产业，如半导体、面板制造业等都还未开放，电子零组件仅开放被动元件。整体而言，这是很好的开端。另外，现在正值全球金融海啸冲击，政府财政压力骤增，引进陆资挹注部分公共投资可减轻政府筹资支应公共支出的负担，因此政府这项新政策像是及时雨，而且一箭双雕。一方面有意引进资金，活络台湾资本市场，以期带动实质生产的效能，幷使企业免为筹资短绌所苦；另一方面又期望能创造两岸的和平红利，提升国际投资人对台湾市场之信心。


四、陆资来台的机遇与挑战


陆资来台是好事，然而却是多磨：2008年迎来转机，2009年4月两岸两会就陆资赴台达成了原则共识，5月，大陆公布了陆资赴台的申请审批程序，6月30日，台湾公布“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陆资入台的政策法令障碍至此完全被排除。只是中共方面认为：即使到了如今，两岸经济关系也还只是“基本正常化”，而非“完全正常化”。一是双向投资方面，台湾对陆资的限制性措施仍然较多；二是双向贸易方面，台湾至今仍然禁止大陆两千多项产品进入。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就称，台湾对陆资首批开放了百多投资项目，说明陆资赴台正式从试探阶段过渡到起步发展阶段，两岸双向投资时代已经来临。他具体分析说：这次台湾开放了百个项目，其中制造业六十四项、服务业二十五项、公共建设十一项，幷不意味着陆资在每个项目的机会均等。陆资在两岸互补性强的产业中机会较多，例如物流、餐饮、旅游等传统服务业，以及科技研发、电子资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

他抱怨说：台湾当局从3月至5月间，陆续推出了生物科技、绿色能源、休闲观光、医疗服务、精致农业、文化创意等六大新兴产业的实施方案，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社会资本进入，陆资当可大有作为；而且，这些新兴产业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前景可期。然而，面板、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暂未列入开放项目，开放项目大部分为制造业。李非认为，岛内制造业发展非常成熟，利润微薄，陆资营利空间不大，投资岛内服务业的机会大，特别是具有品牌优势的大陆企业如青啤、全聚德、阿里巴巴等，在岛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容易拓展市场。陆资如果要投资岛内制造业，应与具有人才、研发、设计优势的领域和行业合作。

我们认为，开放陆资来台，也是回归正常的市场机制，让“看不见的手”能够发挥作用，指导资源的有效分配与利用。过去两岸不通或半通的时代，其实是以政府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以保护为名，筑起了密不透风的城墙，也因此箝制了台湾的机会。而两岸合作确是未来的趋势，开放陆资来台投资，将有助于充裕台湾产业资金及活络金融市场，扩大两岸产业合作的领域，共同合作开拓大陆及国际市场，有利台湾成为全球运筹中心。


五、陆资来台与两岸现实


陆资来台不是孤立的被动的，而是台湾主动采取的伟大战略，其结果就是把握了全球化时代的脉动，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迷思、创造了两岸的新格局。

我们可以把台湾开放陆资来台和马英九总统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及两岸之间的最新互动，进行密切的观察，这样就可以发现：台湾开放陆资来台，绝不仅是一个财经方面的动作。

马英九总统7月26日以93.87%的得票率，当选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记者会上向北京喊话，提出“正视现实、建立互信、搁置争议、共创双赢”十六字诀，希望两岸在此原则下，共同追求和平繁荣。

马总统十六字诀，与胡锦涛去年见连战时的十六字箴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有十二个字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马总统先提“正视现实”，胡锦涛则将“求同存异”放在第三顺位。在马总统“正视现实”的思想指导下，这次胡锦涛的贺电与覆电，是在两党分为两岸执政党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党的领导人的函电往来，创下两岸互动的历史。胡锦涛依惯例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名义发出贺电，但是我们可考虑到，马总统虽然当选党主席，但仍未正式就任，因此胡锦涛的贺电这已经超越了政党之间的互动，而是两岸领袖的直接过招。在此观察之下，马总统的复电仅以“马英九”三字发出，就更是耐人寻味的——虽然没有加上中华民国总统等头衔，但实际已经获得大陆方面的默认。此外，双方还都在电文中，都以亲自签名署名，以表达正式与尊敬的意涵。凡此种种，都具有深意。

可以预期：在马、胡两位领袖的良性互动之下，两岸新局必能化干戈为玉帛，在推动两岸和平的同时，也能造就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在马总统的带领下，台湾必能别开生面，引领华人世界、推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走向健康发展。只有这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处理两岸关系，才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了马总统所说的“正视现实”。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八节 马英九当选党主席对未来国共互动与两岸关系影响之评估】


一、中共观察马总统当选党主席


7月26日马英九总统以得票率92.51%的高票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主席，党政领导重新合一。这样的改变，必将强化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谈判地位，对台湾利大于弊，因此中共对此十分在意。

马总统当选党主席之后，胡锦涛立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马英九先生”拍发了贺电，而马英九随即也透过国共平台，回复贺电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先生”。此番公开电报往来，虽然内文篇幅不多，却是积极互动，普遍认为象征两边领导人的默契，有意藉“党主席”身分，绕开国家主权争议，进行友善沟通。 

另外一面，虽然舆论对于马胡二人近期藉由国共平台见面进行高度揣测，但马总统7月29日接受联合晚报专访时，指出两岸现在刚刚开始融冰、搭桥，如果双方领导人马上碰面，会变成走在搭桥融冰工作前面。此外，由于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速度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情愿谨慎一点。这是马总统非常英明的部署，因为在现阶段，如何处理好内政问题才是台湾最重要的议题，大陆政策的步调保守一些，对台湾的安全更为有益。

马总统的这一立场引发中共方面的疑忌，一篇显然是用笔名署名“肖永国” 的文章，专门讨论了“马英九兼任党主席与两岸关系的发展隐忧”。笔名为“肖永国”的中共评论员注意到，在马英九当选新任党主席的7月26日，同一天发生了另外两件事：1、“台独”引以为骄傲的“体育政治化”的高雄世运会结束，民进党势必引发新一轮的鼓吹“台独”的宣传战； 2、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贾庆林一同出席了由海峡两岸艺术家共同组建的海峡和平交响乐团的首场演出，并捎来2005年“胡连会”达成的两岸五项和平愿景将成为马英九党纲的消息；如果把这些事情做一个“政治串联”，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两岸现实和未来的政治展现。“肖永国”分析，在以上背景下，两岸执政党的政治家随即利用7月27日互相往来的“政党贺电”开展了一场政治舆论的主导攻势。通过该舆论宣传，两岸维护“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希望实现六个方面的目标： 

1、冲击“台独”利用高雄世运会操纵台湾政治舆论的势头； 

2、把台湾政治舆论聚焦到两岸“和平发展”的关系上； 

3、推高马英九兼任党主席的政治意义； 

4、延续两岸关系深化发展的政治氛围； 

5、鼓舞马英九推进两岸关系的政治信心； 

6、支持马英九落实“胡连会”的政党共识； 

透过两岸的政治宣传，中共认为，“我们需要深度分析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后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影响。这就不得不提此次主导两岸政党舆论宣传战的政治推手：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张荣恭。”


二、中共认为国民党内有路线斗争


肖永国《马英九兼任党主席与两岸关系的发展隐忧》一文明确指出：“在中国国国民党内，始终存在坚持不同两岸政治观点的路线之争。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真正主张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代表人物非连战先生莫属。连战先生有三大核心幕僚，即文胆李建荣（连战先生的笔杆子）、武胆张荣恭（连战先生的急先锋）及代言 郑丽文（连战先生的发言人）。这三大核心幕僚，尽管遭遇了中国国民党的诸多政治变化，但是在近年来历次重大的两岸历史事件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共认为，这三大核心幕僚中的张荣恭先生，尤其得到重视：“张荣恭先生一年多来，面对不断调整变化的马英九执政当局，以其卓越的政治见识和政治格局，为两岸关系的定位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政治贡献。” 

该文认为，张荣恭最为世人称道的政治贡献是： 

1、政治穿针引线；推动两岸2005年春节包机业务。首战告捷后，张荣恭等人赴北京，最终敲定了连战访问大陆的行程。

2、共创两岸和平；张荣恭早在1995年做“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委员时就建议建立两岸政治和社会的“和平缓冲区”，并率先提出“两岸经济繁荣带”的概念。实现了从台闽两地经济便捷的双向互动，获取稳妥的经验。愈为密切的台闽关系，愈有助于台海军事缓和化，为“台海和平区”创造条件。

3、两岸政治定位；2008年张荣恭敏锐的抓住马英九纪念“金门炮战”提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不能再重演内战”的政治机会，把中华民族和“内战观”结合论述，形成了马英九的两岸路线。特别在2009年4月日本分裂中国的政治势力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后，在张荣恭等精通两岸关系的政治精英的引导下，马英九坚持两岸关系的中华民族和“内战观”结合的历史定位的基础上，根据台湾“宪法”确立两岸关系是同一个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对等的“特殊政治关系”。

4、张荣恭等人的政治坚持与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主张完全符合。马英九的“竞选”的两岸目标就是达成“两岸和平架构”、建立“经济合作机制”、透过两岸协商扩大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空间 、共同发扬中华文化等。不仅如此，2008年12月底胡锦涛的六点讲话，作为大陆方面推动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指导纲领，已和马英九的政见形成善意互动。两岸在“马政见”与“胡六点”间，求同存异，稳健前进，建立两岸良性循环，强化两岸和平发展，合力振兴中华民族。这是两岸政治精英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 

5、除此之外，张荣恭等人的贡献还有很多，如坚持“国共平台”与“两会制度化协商”的分际等重大政治是非上，台湾政治精英的政治眼界也是堪称典范的。 诸如张荣恭一样“懂两岸关系”、“熟悉两岸事务”的台湾政治精英还有很多，基于篇幅，不一一赘言。正是在这些“懂两岸关系”、“熟悉两岸事务”的台湾真正政治精英的主导下，两岸关系一年来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 

6、马英九执政当局坚持的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与李登辉主张的“特殊国与国”或陈水扁的“一边一国”划清了界限。马英九依循国民党一贯的政策纲领，务实定位两岸关系，从而恢复了两岸制度性协商，也恢复台美互信。而这种立场，不仅完全无损台湾尊严，两岸和解对话与“和平发展”的空间，也都豁然而开。 


三、中共分析马总统当选党主席之利弊


中共在澳门的《新华澳报》刊文指出，马英九兼任党主席，有利于党政协调，至少是能使立法院国民党团更加听从指挥，不要再在审议“法案”时诸多扭拧。从而改变掌握了绝大多数议席却立法效率不高，令马当局拼经济的计划“塞碍难行”的局面。马英九接任党主席的布局，不仅着眼在“党政合一”，更重要是长远的改革计划。国民党内庞大阵容、已趋形式虚位化，被外界评为“八仙过海”、涵盖老中青三代的副主席职务，将朝党政协调的“功能化”设计，透过实质任务的副主席团，摆脱过去“酬庸大老”的性质，给予每位副主席实质的职务分工。 

但与此同时中共警告说，马英九兼任党主席也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如此一来，相当于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地带”，国民党内任何需要协调的事情，都要他去解决，这将使他直接暴露在“火力”面前，无法回避也无法躲避，如果马英九无法做好平衡，领导权威就会大受削弱。尤其是今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兵凶战危，如果国民党在执政的有利条件下选得并不理想，按惯例马作为主席就得引咎辞职。

中共还预测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后发展两岸关系的新格局是：“两岸执政党先行”→“工商业群体受益” →“台湾民间力量推动” →“政治和社会形态改变” →“两岸政治关系发展”。

1、“两岸执政党先行”就是通过两岸执政党合作形成发展两岸关系的动力和主导，牢牢把握维护统一的两岸政治力量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领导权； 

2、“工商业群体受益”就是紧紧抓住两岸经贸文化的纽带，加强和巩固两岸关系的经贸文化基础，创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岸关系发展趋势和潮流； 

3、“台湾民间力量推动”就是利用台湾“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格局建立两岸持续深入的社会关系，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仇视、对立和对抗的社会意识，建立客观、积极、善意的两岸社会关系； 

4、“台湾政治和社会形态改变”就是通过两岸点滴的政治和社会积累，创造两岸共同的利益和威胁，形成“一个中国的政治认同”、“两个政治实体合作执政”、“一致对外的政治关系”、“开放发展的两岸和谐”的政治与社会格局。 

5、“两岸政治关系发展”是对以上四个方面共同构成的两岸政治和社会结局，台湾执政当局通过两岸政治协商的方式做出的最后政治认同或确认。 

显然，上述几条分析多少是中共自己的一厢情愿，甚至是中共自己故意炮制的宣传，中共惯于通过类似的“预测”，来制造舆论、引导未来两岸局势的发展。


四、中共忧虑国民党亲中派后继乏人


中共既然已经指认国民党内部存在路线之争，就无形中在国民党内部分出了“亲中派”与非亲中派。肖永国《马英九兼任党主席与两岸关系的发展隐忧》认为，马英九兼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虽然是一件大事，但是“站在发展两岸关系及推进两岸政治协商的立场上而言”，这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两岸最重要的事情是两件”：

1、台湾当局必须延续和发展两岸共同制定的“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的两岸政策； 也就是促进亲中派路线。

2、台湾推进“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的党政骨干人才必须保留、发展和壮大；也就是要培植亲中派人士。 

中共担心，古语说“人亡政息”，就是强调，政治骨干人才对政治格局具有主导发展的作用。一旦发展两岸关系的人才流失了，即便两岸或中国大陆有多么“聪明”或“高明”的政策，也是于事无补的。然而，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或“杞人忧天”。 因为台湾主张“和平发展”的领军人物中，连战先生七十三岁，张荣恭先生五十九岁，其他骨干人才也都是五十岁以上的年龄。台湾真正“懂两岸关系”、致力于发展两岸关系的人才，后继堪忧。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中共担心，当今台湾四十岁左右的中青年人才，都是经过李登辉和陈水扁“政治独化”的群体。这其中，能够有很深的“中国归宿”和“祖国大陆”情感的政治和社会群体，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以目前两岸关系缓慢的发展速度而言，两岸能形成共同的历史和现实认同，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当前对两岸主张“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的政治力量而言，最紧迫的问题是真正懂两岸关系的台湾中青年人才的选拔、培养、锻炼和使用。这才是中长期台湾或两岸最急迫的政治问题。 

中共总结说：总之，对“发展两岸关系”和“推进两岸政治协商”而言，只懂得“政治收割”的马英九先生并不可靠。越是在两岸大力吹捧马英九兼任党主席的时候，真正关心两岸关系发展的政党和民众越是应该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中共的上述看法显然代表了一种广泛的忧虑。“肖永国”《马英九兼任党主席与两岸关系的发展隐忧》一文显然大有来头，试图制造一些分化与纷争。中共的这种忧虑，体现出对于马总统的极不信任。他们认为，本质上，马英九在两岸关系的发展史上，无论其本人是否兼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都无可避免的扮演着“过渡者”的历史角色。不仅如此，以马英九兼任党主席为标志，马英九在台湾政治和社会的认同度开始持续走“下坡路”。马英九为了挽回其政治形象，“凸显两岸政治分歧”、“设置两岸政治屏障”等方式就成为马英九最快捷的政治选择。其政治结果就是：“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的成为马英九维护其“政治形象”的政治牺牲品。更有甚者，在两岸复杂的内外环境下，两岸关系出现波折、翻覆或倒退都是有可能的。 


五、中共捏造“2012年胡马会”消息


面对上述这种并不让中共满意的局势，中共正在调动起庞大的党政情治机器，力图扭转局势发展的方向，其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炮制和施放谣言。尽管马总统一再强调，没有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的计划。不过，中共却通过各种渠道制造舆论，反复宣传说：“国民党党政人士分析，考虑到台湾内部情势，胡马会在2012年登场的机会最大。国民党党政高层表示，以目前台湾内部的气氛，现阶段如果马英九登陆，势必引起绿营非议。2012年5月马英九若顺利连任，民意基础将较现在更坚实，加上两岸可能进一步讨论和平协议等议题，届时胡马会应水到渠成。”

中共的这个宣传其实是破绽百出的。从基础语文分析看，如果真是“国民党党政人士分析”，其用语一定是说“马胡会”，而不会说“胡马会”。现在中共频频转述“国民党党政高层”的“分析”与“表示”，竟然连一个基本的台湾用语都不会模仿，真是“撒谎都不打草稿”了。

中共的谣言其实早就准备好了。原来早在7月26日马总统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前一个半月，6月11日中共就炮制了一篇“马英九参选党主席引发登陆猜想 胡马会2012年最有可能”，该文煞有介事地自问自答说：“马英九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未来吴伯雄是否会促成马英九和胡锦涛会面？国民党副秘书长张荣恭昨天表示，目前他无法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国共平台的运作将会持续下去，马英九和胡锦涛的会面，要看某个特定时空之下的条件和需要性。”中共的这篇“报道”，语气极为暧昧含糊，好像“胡马会”真的势在必行，至于具体日期，则是2012年最有可能。

从中共捏造“2012年胡马会”的消息一事来看，“胡马会”大概是中共下一阶段的主攻方向。只要中共不择手段地召开了“胡马会”，就等于是通过“党政交流”的方式，把“两党交流”变成“两岸领导人的交流”，甚至变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流”，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而对于台湾来说，最大的利益就在于将计就计，让中共始终对“2012年胡马会”抱有积极的期待，这样可以减少马总统2012年连任的阻力。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九节 对八八水灾后两岸互动之观察与建议】


一 、马英九是全球最有胆识领袖


发行全美的杂志“mental_floss”在其九月初发表的最新一期中，将马英九列为全球五大最具胆识领袖。报导中说，台湾面对全球金融海啸冲击，因马总统的机智及改善两岸关系，使经济前景变好。与马总统并列为五大全球最具胆识领袖的还有德国总理梅克尔、乌干达总统穆沙维尼、巴西总统鲁拉与智利总统巴契雷特。该项报道更以“机智的重要—台湾总统马英九”为标题，以两页篇幅介绍马总统。导言强调，近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对台湾冲击甚深，但马英九上任后，两岸关系回温，专家认为台湾的经济复苏前景看好。由此可见，发展两岸关系的大局并没有错，得到国际上的肯定。

“mental_floss”杂志是双月刊，属于综合性杂志，善于用简单的表述方式让读者掌握政治、财经、健康和科技等各领域的全球性议题。马总统得到它的肯定，并不仅是马总统的个人成就，也是台湾政府的成就使然。报导还用有趣的方式比喻两岸关系，认为两岸关系就像夫妻一样，这对夫妻不愿同居却也无法离婚，因为台湾和中国，无人愿意低头接受对方的条件，但是法律离婚的结果又会导致战争。因此这个专题报导前言中形容马总统善于“向中国求爱（wooing China）” ，文中则说他上任后大幅改善两岸关系，其成就像是“全球最佳的婚姻顾问”。由此可见，尽管遭遇惨烈的“八八水灾”和内阁改组危机，台湾的成就依然得到国际瞩目。

报导回顾马总统成长历程，马总统父亲教诲严格，使他从小饱读中国古籍、勤练书法，并拥有美国纽约大学法律硕士、美国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学成归国便成为故总统蒋经国的秘书，两人都深切希望中国与台湾能统一在民主的旗帜下。2000年至2008年间陈水扁执政时期，两岸关系恶化，台美关系也变差，但马总统上任后，在就职演说就重申“奇特模糊的一中概念”，两岸关系几乎是“马上变好”，相关例证包括两岸复谈及签署多项协议、开放中资来台、实现两岸直航与全面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等措施。报导并指出，台湾在短时间内与对岸弥补关系，原本不是这么简单，但凭借马总统的机智，两岸不仅成功降低敌意，也重建台美互信，外资更认为台湾投资环境趋向安全，因此，尽管马总统上台后不久就遇到全球经济衰退，但因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现在依然能够走向经济复苏道路。


二、李家泉的博客耐人寻味


与国际上的高度肯定有所区别，中共方面对于台湾的成就还是有所不满。

中共对台政策的要角之一李家泉，在其博客中有关“八八水灾后的台湾政局走向”一栏进行抨击说：“马英九已经从云端掉到地上，威信骤降，绿营炮轰马英九政府的力道铁定愈来愈强，台湾蓝绿内斗势必加剧。为了维护内部稳定，马英九势必在绿营誓死反对的两岸关系改善上畏首畏尾。近来不敢接受大陆一再表示愿意提供大型直升机协助救灾一事就可以窥见马英九的魄力之有无以及对绿营的恐惧程度。何况这还是救灾所需之器材，绿营也不太敢大动作反对。为了减小绿营反对的力道，马英九政府在发展两岸关系上将更加保守与犹豫。为了避免绿营更多的反对与杯葛，马英九政府势必更加亲美，向美国寻求援助。这样一来，视美国为主子的绿营内心欢喜都来不及，怎会反对呢？当然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形：由于当前经济不景气，加之灾后重建需要投入甚多，马英九别无他法，只有求助于大陆，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改善给台湾社会带来经济层面的支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好转给从而给他带来民意的支持。马英九可以借助民意的支持来化解绿营反对的力道。” 

这项博客文字还煞有介事地分析说：“此次受灾的南部县市绝大部分为民进党执政，绿色执政一贯标榜的政绩现在看来也是水货。在社会大众对马英九的情绪化的抨击沉静一段时间后，民众逐渐走向理性，也会去反思水灾的多重原因。从制度、法律、政府管理体制等层面去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同时也会去追究南部执政多年的民进党籍南部地方县市长的责任。不只马英九政府有责任，民进党南部执政的地方首脑同样也责任重大，尤其是灾难发生时仍在国外的高雄县长杨秋兴。相信冷静下来后的社会大众也会去反思，去追究地方政府在此次救灾当中的责任。…… 民众冷静之后，民进党政治操作可能走向反面。这样一来，此次水灾引发的危机未必能给绿营带来选票。蓝绿势力改变不大。当然，反击民进党、追究民进党南部地方执政首领的责任要由国民党立法委员和国民党南部县市长候选人来扮演是最好的。根据马英九的性格，由其出马反驳别说不可能，即使出来反驳也容易引起外界的更大的抨击。面临上台以来最严重的执政危机，台湾政局存在较大的变数。能否挺过这场危机，要看蓝营能否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其关键则是看未来半个月或较长时间内马英九能不能通过灾后重建重获民心。如果台湾蓝绿恶斗加剧，阁揆被迫提前撤换，马英九极有可能更加露骨地亲美，企图以此减少绿营的阻力和攻击力道（此次救灾就是一个例证）。则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势将更加保守甚至有倒退的可能。那么两岸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将迟滞不前。”

上述博客文字署名为“赖日新，深圳，自由，但没有李家泉的的同意，是不可能列入的。另外一篇博客文字则无其他署名，暗示其作者就是李家泉本人，则进一步利用天灾来批判台湾的民主，其标题就是《救灾中暴露出来的“台式民主”弱点》：

这一次的“八八水灾”，台湾方面，无论民间、商界、政界、军界都涌现了不少的好人好事，以至抗灾英雄人物。不少居民，也有基层干部，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风险，抢在抗洪抗灾的第一线；一架直升机上的三名士兵，已经往返抢救灾民好几次了，仍不顾劳累，继续抢救灾民而不幸坠机身亡；居住屏东县雾台山区，以及台东县大麻里香兰村等许多地方的“原住民”，自行成立“自救会”、“紧急救难组”，奋不顾身地与风灾洪水搏斗。一些感人事例不胜枚举，然却不见当地媒体宣传报道，有的还是大陆住当地记者报道出来的。为什么国、民两党都不注意这些事例的报道， 以激励抗灾士气，而却一味热衷于“口水战”？

这一次的“八八水灾”，由于绿营的反对，使马当局有所顾虑，“婉拒”中国应台方清单提出的“重型直升机”入台，而改为引进美国方面的重型直升机入台，待该机入台后却又发现与“原预告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不同，突然改头换面，且功效也大为缩水”。不仅如此，彼此语言不通，“连美方提供的其他救援物资也陷于‘不知如何使用’的尴尬境地”。岛内舆论抱怨说，这是“美援打折”。据报道，美方原来答应的是派出CH—53E型“超种马”重型多用途直升机，而实际派来的却是外号“海龙”的MH—53E型扫雷直升机，功能大不一样。美方运来的其他救援物资也多“好看不好用”。

这一次的“八八水灾”，多为绿营执政的南部县市，在陈水扁执政期间，据报道曾投入高达千亿元新台币的兴修水利费，如今却正是这些地区成了水乡泽国，但却未见绿营中有一人对此提出质疑。水灾发生后，有些绿营地方官却仍在海外访问而迟迟不归，也未闻绿营中有一人提出批评。应该说，作为在野的民进党对于执政的国民党团队提出严厉的批评以至斥责，都是无可非议的，其中有一些也是非常值得国民党执政团队参考的，但如果利用眼前这样的大灾大难，戴上有色的政治眼镜，大搞意识形态斗争，意图搅浑水，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而不利救灾，那就是完全不应该的。

上述博客文字很可能代表中共官方的立场，借用李家泉的名义发表出来，耸人听闻，企图干预台湾内部事务。 


三、台湾应该“全面响应胡六点”？


中共不仅借用李家泉博客文字妄加评论，违背两岸友好相处的原则、企图干预台湾内部事务，而且还利用公开传媒来有移花接木，企图达到影响台湾政局的目的。

2009年9月19日中共“台海网”发表文章《学者指马英九全面响应胡6点可化两岸僵局》，没有署名作者，就是用中共官方的立场，断章取义了一些学者的谈话，来干预台湾内部事务：

随着达赖喇嘛访台、高雄市计划播放疆独领袖热比娅纪录片，又让两岸关系良性发展遇到阻碍，学者建议，马英九或许可以战略性响应“胡6点”的方式，化解两岸目前僵局。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去年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的场合，提出 6 项对台政策性纲领文件，被称为“胡6点”的内容为：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两岸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协商两岸文教交流协议；希望民进党停止“台独”分裂活动；两岸涉外事务通过务实协商做出合理安排，以及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

台湾铭传大学公共事务系教授、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杨开煌表示，达赖喇嘛访台最大的问题就是挑战两岸政治互信，所谓的互信就是立场原则的一致、行为逻辑不超出对方预料外，以及最后的善意作为。在“八八水灾后两岸关系之观察与未来发展”时事座谈会中，杨开煌指出，马英九同意达赖喇嘛来台，确实让大陆措手不及，所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才会发布2次声明、两岸交流层级次数降低等反制作为。由于两岸关系良性发展面临重新磨合，彼此对年底海基会与海协会何时召开第 4 次制度化协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何时签署等议题，两岸还在相互观望阶段，为打破目前的尴尬气氛，杨开煌建议，马英九可对“胡6点”做出全面、战略性的回应，两岸便可重新建立政治互信。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范世平认为，达赖访台事件中，大陆的基调还算和缓，但涉台学者则是升高批评论述，长远来看，他对两岸关系发展还是感到乐观。至于大陆会不会藉此拖延 ECFA 磋商或年底的“陈江会”（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范世平指出，这反而坐实民主进步党对现当局大陆政策的所有批评。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认为，将来类似达赖喇嘛、热比娅的事件还是会再发生，如果当局在战略上难以拒绝，但却可以战术手段补救两岸关系裂痕。

那么我们有什么证据说明中共变造了上述言论来为中共自己的战略部署服务呢？

这里有个明显的证据：在这篇“台海网”的文章中，把中央社变成了“台湾中央社”，还在“中央社”上面特别加了引号，并且把“马英九总统”的“总统”两字去掉，这就是中共“改造”的证据。其他地方，也多有篡改。从中共的喜爱，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危险，那就是台湾如果“全面响应胡六点”，则无异于把缰绳交给了对手，除了自己陷入被动，没有其他收获。


四、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危机已经出现？

 

政治评论家南方朔在其《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危机已现》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与前述的李家泉的博客、“全面响应胡六点”等奇谈怪论，遥相呼应。

南方朔认为：“八八水灾”乱局，闹到达赖喇嘛访台，可谓是个最大的插曲。在这场插曲里，达赖喇嘛毫无疑问的是最大赢家；领衔邀请达赖的高雄市长陈菊是第二赢家；马英九则是台湾内部的最大输家；而在所有角色里，真正最输的，则当然是遭到池鱼之殃的北京。现在达赖等已离台，这场插曲已告一段落。但由这场插曲，我们其实已看到了当今两岸互动，尽管看起来表面热闹，其实却有个结构性的致命缺点﹕那就是由于国民党的马政府缺乏愿景目标，因而两岸已注定不可能出现“双赢”局面，反而是北京只沦为台湾政治内斗时的“廉价箭靶”。这种情况持续，两岸关系只会愈飘愈远！

南方朔脱离了政治基础去谈论“互伸援手形成共同感情，减政治猜疑 增对话空间”，是极其危险的，这只能麻痹台湾自由社会的警觉，而丝毫不能动摇独裁的中共想要并吞台湾的狠心。

南方朔错误地认为，“两岸关系无论将来如何演变，至少必须要形成一种共同的感情。大陆川震，台湾民间出钱出力，很得到大陆人民的好感，这就是共同感情的基础。基于同理，这次台湾水灾，大陆人民若同样的出钱出力，参与台湾的灾区抢救及重建，相信川震的经验必能对台湾有所助益，也能得到台湾人民的好感，双方的互伸援手，就长期而言，必能降低政治的猜疑，创造更大的对话空间。”这表明南方朔对中国大陆政情和中国共产党缺乏基本常识。

南方朔错误地认为：“这次水灾，若马政府有魄力，就该欢迎一切外援，大陆方面只要不派军队，相信他们若能低调救灾，必能得到台湾多数人民的支持。可是，我们也知道，马政府乃是个对两岸问题缺乏愿景的政府，而我们都知道若一个人或一个政府自己无信仰无主见，它对政敌的主张就无法抵抗，或者就是抄袭或者就是变个样子的模仿。”这表明南方朔根本就不懂得，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它是“全民皆兵”的，这次中国援救台湾，基本上是军事行动，大陆民间根本无权插手，既有有些民间参与，也是在中共严控之下的。大陆的“民间捐款”，都是“对台机构”在运作。

由此可见，台湾政府拒绝大陆的飞机入台，是基于起码的安全考虑，根本不像南方朔们所说的，是“在这个帽子的压力下，它遂对大陆方面的援助极力拖宕，生怕被扣上亲中的帽子”。南方朔怎会糊涂到这种地步？竟然说“大陆要救台湾水灾的热情等于全都浪费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由中华民国的死敌所主导的“热情”，不过是狼外婆的热情，是毒品而不是补药。

我们还要指出，南方朔的上述观点之所以错谬，还在于他的言下之意，好像台湾现在已经就是香港、澳门，已经和中共一国两制了，而如果台湾和中共的关系一旦紧张，责任就一定在于台湾，就是所谓“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危机已经出现”。南方朔的上述观点完全无视了，在两岸关系中，台湾是防守的一方，中共是进攻的一方——两岸关系的过热，和两岸关系的过冷，都是危险的。中共政治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国际怪胎，和中华民国的结构完全异质。我们认为，如果中共拒不承认其历史错误，拒绝回到中华民国宪法的正确立场，那么两岸关系的改善，其极限就是“貌合神离”，连“同床异梦”的程度都不可能达到。这正如马总统一再正确指出的，大陆民主化是两岸走向统一的基本前提。


五、可能的建议


两岸关系的过热，和两岸关系的过冷，都是危险的。两岸关系的冷热，要适度。冷要冷得不至于禁运封锁甚至武装冲突，热要热得不至于渗透掌控甚至和平统一。这就是两岸关系的冷热尺度。除此之外，都有“过犹不及”的危险。

上述建议不仅在两岸之间的直接关系上适用，在攸关两岸的间接关系上，也可以参考。

据中央社记者刘坤原华盛顿9月25日专电报道，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当天在华府表示，台湾可以以其他任何理由拒绝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入境，但不能拿恐怖主义作为理由。孔杰荣应邀在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举办的“迈向台湾真相与和解”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说时，主动提出他对台湾拒绝热比娅入境的看法。孔杰荣说，指控热比娅是恐怖份子，或与恐怖组织有关，是“很荒谬的”。因为如果这是问题，最先感受到恐怖威胁的应该是美国，因为她就住在华盛顿。

当然我们知道，孔杰荣的上述批评是因为他曲解了台湾政府的立场。内政部长江宜桦在前一天仅仅表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与一个恐怖组织有密切关联，而其秘书长是许多国家高度提防的对象；基于国家利益考量，内政部建议政府禁止热比娅入境。江宜桦并没有指控热比娅是恐怖份子，或与恐怖组织有关。

但是即使如此，也还是可以“将错就错”，思考一下孔杰荣的批评是否有其合理的部分。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第十节 日本民主党上台对两岸关系的可能影响】


日本第四十五届国会众议院选举8月30日举行。截至当地时间31日1时的统计结果显示，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已夺得众议院全部四八〇个议席中的超过三〇六席，而执政的自民党只获得了一一九席。这意味着民主党将取代自民党上台执政。 那么，民主党执政前景如何？对日本与两岸关系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一、众说纷纭看鸠山


日本众议院大选结果，日本反对党民主党赢得压倒性胜利，导致民主党领袖鸠山由纪夫成为日本新任首相。一些专家认为，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不大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但是日本要改变对美国和中国的政策，这就会对日台关系带来间接的影响。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麦克尔.库尔马(Michael Kulma)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鸠山由纪夫过去的言论来看，民主党当选对日中关系来说，倒是个好消息。他说：“民主党将会远离自民党政府的一些保守政策， 另外，他们也表示他们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和过去一样一切以美国为主，他们会更加重视亚洲，这对中日关系来说具有正面意义。”

美国西东大学的退休教授杨力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鸠山的领导下，日本可能不会一面倒向美国；他相信，鸠山肯定会希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但是会走多远，就很难说了。杨力宇表示，鸠山由纪夫在选前表示，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 这是很重要的指标，这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善意表示。在这样情况下，日本和台湾的关系是否会产生变化？杨力宇说：“马英九说台湾和民主党新领袖们一直有接触，而且马英九认为民主党新政府上台后，对台湾应该不会有太大冲击，但是我认为，肯定会有冲击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要强化和中国的关系，所以在和中国合作时，民主党要比自民党更积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一中一台这样的政策，和台湾维持实质的非官方关系。”

鸠山，在中国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中，本来是一个凶残狡猾、阴险毒辣的日本宪兵队长，这个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现在却成了一个亲中派首相。这多少体现出了一点历史的嘲讽，也暗喻中日关系的深刻转变。


二、中共如何盘算民主党上台


历史虽然对中日关系作出了这样的嘲讽，不过中共自己却早有准备了。早在8月11日鸠山上台三个星期之前，中共的《环球》杂志就刊出专文《日本对华政策：假如民主党上台》，提前准备了中共的预案。此文分析日本民主党对华政策走向，指出“历史问题可望缓解”，因为自民党这次面对的不是临时拼凑的“七党一派联盟”，而是为夺权蓄势已久、实力迅速蹿升的民主党。日本政坛自战后以来首次出现了两大政党之间政权轮替的契机。

日本民主党将奉行怎样的对外和对华政策，与自民党相比会有哪些异同？中共认为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要对民主党有个基本了解。

民主党与自民党一样，也是保守政党。换言之，这次大选民主党获胜，也是保守势力之间的一次轮替。目前，民主党内占据权力核心的头面人物，如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冈田克也，都是自民党出身。前原诚司等少壮派代表人物，与一些自民党议员同样出自有“领袖培训班”之称的“松下政经塾”，彼此联系密切。民主党有着与自民党不同的社会支持力量，如行业工会、宗教团体、弱势群体等，但总体看，民主党基本是靠蚕食自民党的传统地盘发展壮大的。随着“民主党政权”浮出水面，自民党在财界的后台“经团联”近来也开始向民主党伸出橄榄枝。这些基本因素决定了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不可能有颠覆性的变革，而只能是在自民党原有政策的基础上有所调整、打出特色。


三、中共担心民主党故意强硬


8月31日，鸠山刚刚上台，中国新闻网就发表文章，公然警告“民主党上台后可能故意对中国表示强硬态度”，其用意真是耐人寻味。

中共特别提示：民主党执政之路不会平坦，因为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民主党此次以大获全胜的战绩夺取了政权，但选民支持民主党并不是因为民主党的政策赢得人心，而是因为选民想让自民党下台，只能把票投给民主党。尽管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但由于其在参议院席位未过半数，因此今后仍需与社民党和国民新党合作。然而，民主党在有关政策上与两党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今后如何协调与两党的关系是民主党面临的一个课题。

中国新闻网预测，日本将于明年7月举行参议院选举，民主党如能获得过半数席位，今后三年日本将不用再举行选举，民主党将有三年的时间稳步地推行自己的政策。以两党政治为目标的民主党最终能否成为两党政治中的一极，从现在到明年7月的这段时间将是关键时期。

在日本，也有人认为民主党上台后为显示与自民党的不同以及为拉拢国内保守势力，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故意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不过一般认为，由于民主党面临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国内问题将是其关注的焦点。


四、用主权排除台湾毫无道理


日本执政党民主党众议员长岛昭久在民主党胜选后仅仅十天的9月10日，于东京的一项台日研讨会指出，民主党执政后，日本的台海两岸政策不会改变。

由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和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合办的“台日论坛2009年东京会议”，在东京进行了主题“台日关系与今后的东亚”的两天研讨，近百名专家学者等出席。民主党内的“安保问题专家”，被看好有可能入阁的长岛昭久指出，民主党不会亲中或反美，因为民主党将从长期的战略观点看日本对台湾、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长岛针对台湾事务指出，台湾位居日本海上生命线的战略要地，台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独立的实体存在，加以维持最为重要。民主党执政后，日本的台海政策并没有改变，重视台海稳定的维持。他指出日本遵守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对中国主张台湾是其领土一部份只表示理解尊重，却并未承认，不管中国作出任何要求，日本对此立场都不会让步。 

长岛指出，美日须支援台湾的安全保障，美国欧巴马新政府对东亚的重视程度下降令人不安，日本和台湾都必须自力努力且加强紧密的合作关系。他还指出，陈水扁前政权时代和中国关系不好，现在的马政府和中国逐渐改善关系，日本对中国较不必顾虑，是增进台日关系的好机会。尤其，台湾和日本都是海洋国家，维持海上生命线的安全是共同的课题，共同开发海底资源也是合作的课题。 

日本学者高木诚一郎则指出，东亚的区域合作对日本和台湾都是挑战，区域合作若排除台湾将是毫无道理的事，日美和东协都有必要合力协助确保台湾有一席之地。 


五、美国警告日本勿与中国走得太近


相左于长岛昭久指责美国欧巴马政府对东亚的重视程度下降，美国国防部长却警告日本不要和中国走得太近。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0月22日报导，自从民主党上台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日前访问日本时表示，美国非常关注日本重新定义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做法以及日本在亚洲的外交政策。他警告日本新政府称，如果日本违反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接近正崛起的中国，将面临严重后果。 

数十年来，与美国结盟都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很多政策决定都与美国一致。但自8月底日本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美国官员就开始注意到日本的变化，很多人担心民主党将改变日本外交政策。一个多月过去了，令美国感到沮丧的是，日本新政府正如他们担心的那样，要重新定义与美国和亚洲的关系。

美国现在要面临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等多方面挑战，对于不堪重压的美国来说，与日本这个亚洲最重要盟友的关系变得无比重要。美国一直认为日本是其在亚洲最坚定的盟友，但现在不是了。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与日本的关系已经成了美国在亚洲的最大挑战。许多日本政治家现在公开与美国官员争执，民主党政治家批评美国官员不重视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才是执政党。 

日本民主党已经宣布，他们将停止为美国领导的阿富汗联军提供燃料补给支持，他们还将重新与美国商谈二百六十亿美元的军事协定，包括重新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和八千名美军驻地问题。美国驻日本大使肯特•考尔德说，如果鸠山由纪夫将与美国的军事协议推迟到2010年，这个协议最终可能作废。 

自民党执政期间，日本曾同美国一起积极对抗日益“崛起”的中国。而民主党一上台就表示，将重新界定与美国的关系，他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反应并不像美国那样敏感。鸠山由纪夫还积极提倡建立“欧盟版”的东亚共同体，还中国将是这个共同体的核心。考尔德说：“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从未听过或见过日本人对美国外交官如此强硬，甚至在私下里频繁地顶嘴。以前如果美国提出一项协议，日本通常的回应就是‘很好’，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考尔德说得不错，不过他忘记了，在更早的那个三十年，也就是1945年到1975年间，日本对美国就更是百依百顺了。实际上，1975年以来的日本，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的日本，所进行的“脱美国化”，就像其历史上的“脱中国化”一样，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六、日本变天，“台独”焦虑？


中共福建日报9月7日发表文章宣称：《日本变天，“台独”势力焦虑》——指称因为台日关系是台湾当局极为重视的，在其对外关系中，仅次于台美关系；而自民党在日本近五十年执政过程中，其右翼势力一直支持“台独”势力。日本民主党获众议院绝对多数席次的空前胜利，使得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民主党党魁鸠山由纪夫出任首相后，有助于日本对华关系的改善。

鸠山内阁在日本的上台，会不会让“台日关系”相对减弱？中共认为，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对此没有把握，因此难掩焦虑。中共同时指出，马英九当局也想在稳定两岸关系的同时，让“台日关系”更上一层楼。

不过，有专家表示，鸠山内阁上台后，为了更加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台日关系”政策可能会有小幅修正，从而更加平衡。福建日报借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陈鹏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表示：“此次众议院大选结果，日本政界人士重新洗牌，改写了日本政治地图，其惊天动地的变化，可以说是明治维新的翻版。民主党上台之后，日本与大陆的关系一定会好转。”

福建日报还说，正在日本访问的李登辉，9月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对中国大陆点头哈腰的外交是不行的，期待鸠山能与美国、中国大陆建立平衡关系。5日，他又在演讲时“恫吓”日本的新政权说，不要只在乎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要加强 “台日关系”，因为 “日本若没台湾，将会很糟糕”。对此，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麟征则表示，李登辉的言论，其实反映了包括台联党、民进党内“台独”势力的焦虑感。她分析说，日本自民党执政的五十年间，对台湾总表现得很“偏爱”，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公开支持“台独”。而这些右翼势力，有政治影响力的，大多数属自民党党员。民主党上台，日本政界人士重新洗牌后，“台独”势力能从日本得到多少奥援“心里没个底，没准这种支持会减少”，因此，李登辉就借助这样的场合，呼吁日本民众向日本政府施压，注重“台日关系”。

中共的上述看法不论其对错，都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


七、德新海号被劫与中美较量 


美国担心日本落入中国陷阱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中国方面确实表现出了某些不可思议的动向，其背后原因，可能是伴随着经济扩张而出现的沙文主义倾向、民族主义狂热。

10月22日，中国新浪网发表了一篇中国人写的文章指称，中国货轮“德新海号”在印度洋被劫一事，背后是有“中美较量”的因素，而且是一个国际阴谋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这个国际阴谋的主使人，不是别人，就是中国的最大假想敌美国。

此文还振振有词地指出，索马里海盗的背景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索马里由于内战而处于分裂状态，1998年三个索马里的州宣布成立所谓的“邦特兰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官员最开始让渔民阻止在该国海域非法捕捞的外国渔船，后来他们惊讶地发现：竟然可以从这些外国渔船那里得到了“买路钱”！于是当地官员干脆将渔民组成“海岸警备队”开始猎捕更大的外国商船。随着劫持规模的扩大和赎金的不断增加，当地的官员将部分“收益”回馈给渔民，帮他们建立了别墅、旅馆和医院，甚至还帮他们购置快艇、枪支、GPS定位系统、卫星电话和导弹。他们还和在海上警卫方面享有盛誉的英国的HART SECURITY公司签订了合同，来指导所谓的“海岸警备队”的成员参加快艇的操纵、尖端武器和微型电话的使用方法等专业训练。

新浪网的这篇文章宣称，美国军方、媒体乃至美国商人与索马里海盗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美国《新闻周刊》在海盗那里常驻并享有专用特权；有美国情报机构背景的米切尔•巴拉琳以“美国商人”的名义充当海盗的“中间人”，全权代表索马里海盗收取赎金和参加谈判。

新浪网的上述指控其实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指出“德新海”号是中国派舰队护航以来的第一艘大陆被劫货船，而选择在这个时机和这个地点劫船的美国，抱有以下深远的政治目的：

其一，中国和俄罗斯刚刚在此海域完成联合军事演习，劫船此举无疑给中俄两国来了一个下马威；其二，美国五角大楼刚刚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中国没有能力保护海外的商业基地和航道，劫船举动是对这一结论的战略试探；其三，中国刚刚向世界炫耀了实力——举行了六十周年的阅兵大典，劫船举动至少抵消了阅兵的影响力，让中国丢脸。 

新浪网总结认为，否则就无法解释如此巧合：在远离海岸的九百八十海里之外的印度洋劫持中国货船，而中国的三艘军舰也恰恰在一千零八十海里之外的亚丁湾。显然，这一切都是美国情报机构在策划的。新浪网的中国背景，使得上述的分析推论具有了中共意义的官方性质。

中共对世界事务和美国作用的上述看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共对周边国家的看法、态度以及关系，这其中不仅包括日本，也包括台湾。对此台湾朝野需要慎思明辨、未雨绸缪。


八、结语


日本民主党可能奉行的亲中疏美路线，似乎又日渐明朗的趋势，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中国领导人的自信、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动作、进一步加剧中国在台湾海峡的积极作为。对此可以预期的外交压力，台湾朝野需要切实合作、戮力兴国。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一节 台湾如何因应大陆近期呼吁两岸进行政治对话的要求】


一、宋楚瑜主席意欲何为


中共新华网11月3日专门自台北对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进行了“访大陆前夕独家专访”，其中宋楚瑜声称，“拖延两岸政治对话将使台湾错失良机”。此举显以“里应外合”的策略，向台湾政府施加压力，造成某种“舆论”效应。

新华社的专访不失时机地指出：宋楚瑜11月4日到浙江参加两岸农渔水利合作交流会，幷在大陆参观访问。行前，他在台北接受了新华网驻台记者的独家专访，介绍了他此次参访大陆行程的初衷和安排，阐述他对在新形势下开展两岸政治对话、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增进两岸人民互相了解等方面的见解和主张。

而宋楚瑜的核心论点竟然是“两岸从共患难到共富贵而后共生死共命运”。

论者有谓，宋主席此言差矣。殊不知，中共的特点是：“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而与中共“共生死共命运”的结果，其命运往往是“中共生而合作者死”。

宋楚瑜指出：这次活动是2005年9月亲民党跟中共中央共同举办的“两岸民间菁英论坛”的赓续，形式上有所提升，那就是亲民党把这一次称之为两岸合作交流会，从“坐而言”到“起而行”，希望能够具体交流两岸在农业、渔业和水利方面的经验。

宋楚瑜说选在这个时候开这个会，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两岸和平发展应更进一步从实质上变成合作发展，不是只有和平，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的过程，相互了解，相互交换经验，进一步把两岸的感情、彼此之间的需求在合作过程中相互提升。大陆方面曾经一再提到，两岸关系应诉诸于广大民众的民意。过去都是党与党之间的合作，这次中共希望能更进一步。这次交流会不是只有共产党和亲民党，同时中共也广邀国民党、新党和其他无党籍人士参加，共同就这些重大的问题来交换经验，是一个层次和层面更为扩大的会议。

宋楚瑜说自己2005年首次应胡锦涛邀请到北京去，完成“搭桥之旅”，因为两岸需要搭桥，这个桥是心灵之桥。两岸之间的距离，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心理上的距离。把心理上的挂碍去掉之后，则无恐怖幻想。如果两岸能够心灵沟通，就一通百通。

显然，就宋主席的上述言论看来，共产主义的恐怖主要是一种幻想，不是实在的，因此只要把恐共症这个心理上的挂碍去掉之后，两岸之间就能够心灵沟通，一通百通了。难怪有的大陆同胞评论说，宋主席既然抱有这样的看法，此次大陆之行最好还是不要去奉化看两位蒋总统的故乡，否则就是在侮辱两位蒋总统，好像说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是出于自己的心理问题，是不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应该怀疑宋主席上述言论的动机，但人们确实怀疑宋主席的智力。因为宋主席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说了一句泄底的话：“最后，我只有一句话，也是我深切的感受，台湾固然是中国不可割舍的土地，但台湾民众更希望大陆方面经常摆在心里头的，不只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割舍的土地，还有台湾同胞更是中华民族不可割舍的骨肉，把台湾的人民真正当作自己的同胞，比台湾的土地更放在大陆心上的话，才真正能感动台湾乡亲。”

宋主席的这句话为什么泄了底？因为这句话等于证明宋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的知识等于零。他要中国共产党“把台湾的人民真正当作自己的同胞”，其结果只会把台湾人民送给中共蹂躏，因为中共已经蹂躏大陆人民六十年，大陆人民实在不愿意看到台湾人民也被中共如此蹂躏。


二、中共评宋“英雄迟暮”


中共的可怕就在于过河拆桥，毫不留情，他们对待自己的同党都是奉行“用完就扔”的“脏布哲学”，何况对待以往的宿敌和毫无牵扯的台湾民众？

就是上面那篇“独家专访”的作者，转身就发表了《宋楚瑜专访札记：迟暮亦英雄》。其措辞表面上称许宋主席是“英雄”，其实却把宋主席比作过气的老女人，极尽不言而喻的轻蔑。

中共记者挖苦宋主席说：“自古美人叹迟暮，不许英雄见白头。”中共记者栩栩如生地描述说：“专访宋楚瑜是在10月31日的中午，在他再度启程前往大陆访问前的星期六。刚进他的办公室，握手的那一刻，我感觉2005年后未再见面的宋主席确实老了一些。这位曾经叱咤台湾政坛的风云人物，自从2006年竞选台北市长落败后，已经渐渐淡出台湾媒体的焦点，让人有英雄迟暮之感。” 

中共记者冷酷地分析说：“泛蓝团结、顾全大局的大帽子之下，后浪推前浪的岛内政治现实，让这位昔日的能臣干吏似乎没有了用武之地。”

然后中共记者笔锋一转，把矛头对准了台湾政府和执政党：“访谈中，宋先生反复强调，两岸应把握良机，共创双赢，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复兴，不仅共患难，更要共富贵、同生死、共命运。他也幷不讳言对国民党当局目前两岸政策的不满，他说台湾当局应该坚定一个中国的立场，把握和利用好大陆崛起的良机，当断则断，加快步伐，创造两岸双赢和合的新局面。”

当然，宋主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不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他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

一个小时的访谈结束后，宋主席还留中共记者和他一起吃便当。聊起2004年的“3•19”枪击案，那个改变他的人生轨迹的诡异事件，中共记者居心叵测地问他五年过去了，还想不想知道案件的真相。宋主席说：“当然想知道真相，但毕竟历史是不能重演的。既然我们不能重演历史，那么就让我们去创造历史。” 中共还期待宋主席“视野超越台湾，把两岸的和平发展、民族的伟大复兴，视为挥洒才干的新天地”。可惜宋主席不懂中共的用人哲学，是对待合作者用完就扔的脏布哲学。


三、政治与经济之分离


宋主席的独家专访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早在2009年8月7日，联合早报就发表文章《两岸开展政治协商 大陆台湾各有说法》，指出中共对台重要智囊的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余克礼发表文章倡议两岸应开始进行政治协商谈判，但台湾陆委会回应说时机未成熟。

有意思的是，余克礼选择香港发表他的万言书，这与宋主席在台湾接受专访，在手法上也是十分相似的，都属于中共的定点布局的宣传手段。

余克礼声称，两岸关系已迈入良性互动与和平发展，应趁势进行政治协商谈判，签定两岸和平协议。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傅栋成接受媒体采访时则回应，现阶段两岸交流以经贸为主，政治对话的时间和条件都还不成熟。当时学者们就分析认为，这显示大陆已经有意把政治谈判端到议程上，但台湾方面仍坚持“先经济、后政治”，双方暂无交集，还需时间磨合。

余克礼在文中表示，两岸关系无法全面正常化，主要症结在两岸仍处在敌对状态下，双方应正视此问题，这不仅是大陆一贯的政策，台湾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都顺应主流民意，表明两岸应终止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议。

余克礼其实没有指出两岸对立的症结，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政，这只要看一眼东欧1989年发生的事情就一目了然。1989年东欧的自由、1991年苏联的变天，在在证明两位蒋总统的一生坚持，确属先见之明，坚决阻止中共并吞台湾，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11月9日抵台，成为大陆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省委书记。这是十分滑稽的：中共首领访问西方国家，都要打着“政府官员”的幌子，而访问台湾却要打着“党委书记”的幌子，一体两用，天下奇观。

但是不论是正部级的梁保华，以及接下来12月访问台湾的上海韩正与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他们来的时候，台湾都要把两位蒋总统的治国理念好好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共产党自己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现在来到台湾，可以是地海关差异一下差距，知道共产主义的独裁专政错在哪里。。


四、第一建议

 

综合两岸交往的种种经验，可以说，在两岸事务中，什么都可以对话，就是政治问题是无法对话的，尤其在政府之间进行对话，无异落入“一个中国就是国际普遍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统战的圈套。

那么，对台湾安全至关重要的种种议题，例如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等等，例如如果不通过政府之间的对话，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认为，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应该和探亲、旅游、贸易、投资，等量齐观，作为“事务性”来处理，交由海基会这样的民间机构去处理，而不须经过政府之间的政治对话。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荒谬，但其实这是解决问题的巧妙所在，因为海峡两岸的事务，本来就不是正常业务，断不可用正常思维去解决，只能用反常思维去解决。

将军可以脱下军装进入海基会负责谈判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但是，这在名义上属于“民间机构的活动”，可以排除政治对话和政治谈判。否则，台湾只要一和中共谈判，马上就被矮化为“地方政府”和“地区”，而不再具有国格和国家地位。因此，不仅谈判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而且将来责签署两岸和平协议，都可以委托海基会为代表的民间机构予以办理。

有人可能反驳说，海基会作为民间机构，出面签订的和平协议会有法律效力吗？

我们认为，这不必担心。如果说海基会签订的协议都可以不被中共遵守，那么即使台湾政府出面签订的协议，中国共产党签订为什么一定就会遵守呢？事实上，中共不惜大笔投资、急切地诱使台湾进行政治谈判，目的不是要谈判内容，而是要谈判形式，要通过谈判来确立中共在台湾的主权地位。

中共台湾网10月29日刊出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潘锡堂的文章《速建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说，两岸存在的军事分歧问题无可回避，若不务实解决，将阻碍两岸关系正常良性发展，因此应抓住难得机遇，积极探讨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有效途径方法，进而俾便于两岸高层都有共识地签署和平协议。这个说法本身不错，因为涉及到了“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有效途径方法”这一核心问题。

而在我们看来，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有效途径方法，就是由海基会这样的民间机构出面，而决不能由政府和国军方面来出面，否则不仅给予一个机会向国际宣传它对台湾的主权，也会使得台湾社会的心防和敌情意识将进一步瓦解，很可能让台湾的安全处境急剧恶化。

陈肇敏先生的解决方案具有一定可行性，他认为，初期规划先由刚退伍的军官进行接触，接着依文职官员、低阶军官、高阶军官的方式进行。不过我们认为，这个规划不可由军方来执行，而只能由一个民间机构来间接推动，否则，军方若与共军直接交往，必遭渗透，台湾危矣！

今年6月，三十多位两岸退役高阶将领首度齐聚厦门，进行一场为期五天的高尔夫球邀请赛，这已经构成台湾安全的一大漏洞。中共食髓知味，接下来正在思考，要通过“军事学术交流”来进一步渗透台湾社会，邀请两岸军事专家、退役军人与会。最后达成“军事研究机构成员的互访”、“培养双方良好互动的氛围”。这样，中共对台湾的军政两界似乎就完成了全面渗透，中共对台湾似乎就可以不战而胜了。

台湾如果不想任人宰割，一定要阻止这一进程，不可听凭军人哪怕是退役军人与中共自行交往，否则洞开撤除防御、国军解体之道。因为中共是独裁专政，台湾是自由社会，双方的渗透压不同，如果双方军人直接交往，必然是中共渗透台湾而不是相反。


五、防止中共的“共同治理”


我们上述的忧虑不是无的放矢。11月13日登场的“两岸一甲子”会中，中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已经大胆建议成立“两岸共同事务委员会”，直接控制台湾命脉，以便策画、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台湾事务的方方面面。这多少使人想起了日本在一百年前向中国提出的全面亡国的“二十一条”。

“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13和14日在台北举行，这是两岸首度在台湾讨论两岸政治、外交与安全等议题。据了解，大陆学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论文，中共涉台部门等特殊机构事先均一一审查。刘国深参加政治组，发表“试论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两岸共同治理”论文，提出上述主张，实际上代表了中共最高层级的企图。

刘国深提出他的“国家球体理论”，诠释两岸政治关系的现状定位，试图对两岸政治分歧“解套”。他指出，“中国是现代国际星系中的一个重要球体，世界上绝大多数球体只有一个政权代表这个国家，而中国这一国家球体的球面，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竞争中的政权构成，它们分别在背靠背的空间和场合代表中国，双方形成一体两面的关系”。

他说，无论台湾是否愿心平气和地接受，在目前国际政治现实中，大陆在绝大多数场合代表着中国。同样地，无论大陆承认与否，中华民国这一政权符号，在一些特定场合，事实上依然行使着代表中国的政治功能。刘国深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愿景得到双方高层的认同，专业研究人员开始有条件寻找两岸共同治理的共识基础、路径与模式。两岸共同事务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除了各自境内事务外，与两岸相关的所有事务，都可称为“两岸共同事务”。他建议，两岸可考虑成立“两岸共同事务委员会”，共同策画、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两岸共同事务的合作问题。

他梦想，两岸一旦涉及公权力，就会产生敏感的政治联想，再好、再急的案子，也不得不搁下来。他建议，将公权力的行使区分为政治性事务和行政性事务，两岸搁置争议的部分，应严格限制在高阶政治议题，低阶行政层面问题可逐步展开交流，逐步走向共同治理。 

显然，中共方面策划的的“共同治理”，是指中共和台湾共同治理台湾，而决不包括台湾和中共共同治理中国大陆。否则，中共就应该先开党禁，还给大陆人民普选的自由权利。


六、防止中共的“一中法制化”


“两岸一甲子”其实不是学术研讨会，而是政治讨论会，大陆“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政治室主任”谢郁将在会上发表论文指出，和平协定是以法律形式确立“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架构，是“一国内部”的协议。谢郁指出，两岸达成和平协定，具有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实现两岸关系正常化，可以“两岸共同协议”的形式，将“两岸同属一中”法制化等重要意涵。

谢郁提出，和平协定应有四大性质：一、应是两岸在尚未统一的情况下，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两岸最终迈向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阶段性协议，幷非最终解决两岸问题的“终极协议”；二、应是两岸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架构，幷就两岸存在的一些重大分歧性问题，作出初步安排的基础性协议；三、应是针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整体形势，进行规画的综合、框架性协议；四、是一国内部的协议。谢郁还提出和平协定的五大基本原则：一个中国，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循序渐进，互惠双赢，不受外力干涉。

他认为，两岸和平协定的步骤有三：先拓展两岸交流，增进互信；正式开启政治谈判，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推动两岸深度政治协商，建立军事安全互信，达成和平协定。依据其构想，和平协定内容包括：统一前的两岸政治关系、结束敌对状态、反对台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以及两岸涉外事务、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是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确立两岸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制度性框架。

在我们看来，上述的“一中法制化”是极为荒谬的，因为“一个没有法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根本无法也根本无力执行最低限度的“一中法制化”的构想的。此外，谁来担保中国大陆政权不会一夜之间就发生柏林墙倒塌那样的历史必然呢？那样的历史必然，迟早会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时，谁来执行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法制协议呢？


七、中共想从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


为了“解放台湾”，中共已经绞尽了六十年脑汁，结果还是不能过台海一步。这是天意，也是台湾人民自我防卫的结果。现在，中共想从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战利品。所以，“两岸一甲子”会上的中共分子纷纷使尽浑身解数，尽情登台献艺表演，以期达到不战而胜的终极目标。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11日表示，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郑必坚等二十八位大陆学者，将以个人和学者身分应邀出席。外界解读，大陆涉台智库学者这次参加研讨会，是为进入两岸正式商谈做准备，会促成两岸正式启动外交和军事的二轨对话。杨毅说，这次研讨会是两岸学界一次民间性的学术研讨活动，同时又是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新形势下，首次在台湾就双方关心的、包括政治议题在内各种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自然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研讨会虽然分为四个分组，但是显然探讨两岸外交、军事的“学者”最多。正是因为，外交、军事是中共绞杀台湾命脉的两把刀。

大陆外交部长杨洁篪的胞弟杨洁勉，将在研讨会上发表“两岸安全与台湾对外交往”的论文。杨洁勉声东击西地提出，当前两岸安全态势有三大特点：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两岸军事互信缺乏的情况短期难以改变；美国对台军售，仍是两岸安全关系良性发展的重大障碍。

杨洁勉还混水摸鱼地表示，台湾国际空间的拓展，有赖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没有两岸和平发展局面的出现，没有两岸坐下来谈的气氛与条件，台湾对外关系的拓展，无疑会是“空中楼阁”。 


八、第二建议


中共想从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这是不该发生的，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它绝对不会发生。为了避免发生这样不该发生的事，台湾应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有些眉目以后，在大陆人民恢复了1940年代曾经拥有过的普选权利之后，再和中共进行政治对话。否则就会对中华民国的存在构成一种历史性的否定，就会对大陆人民的基本权益，构成一种出卖，就会对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构成一种背叛。

如果说，迫于政治现实台湾不得不受到中共的压力，我们还是可以设计一些其他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压力的。例如可以运用大陆民间组织发动大陆人民，以“公民联署请愿”的形式，来公开发出上述声音，来制造一种普遍的舆论，反对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实现普选之前，和中共这一窃国集团进行所谓的政治对话。这一声音可以破解“两岸进行政治对话的要求”，从而可为台湾政府和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缓和来自中共的“政治对话”压力。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二节 达赖喇嘛的外交活动对两岸关系的潜在影响】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以下简称“达赖喇嘛”）是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的得奖是1989年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意外收获之一。就像2009年这次欧巴马得奖，是因为国际上对于小布希总统不满之延续。

1989年，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表示“这同时也是对甘地的贡献的缅怀”，委员会以此承认达赖喇嘛为西藏自由作出的努力、他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的努力。达赖喇嘛在获奖演说中批评中共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学生进行武力镇压，他强调学生们的努力不会白费。

虽然达赖喇嘛的获奖是由于八九民运的背景，但考察达赖喇嘛的一贯历史，都与国际力量之支持密切相关。尤其我们考虑到，诺贝尔委员会迄今为止还没有授奖给予任何一位中国大陆国籍的人。


一、达赖喇嘛流亡印度


1951年达赖喇嘛和中国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十七点协议”以后，1954年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身份率团到北京，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郭沫若、林伯渠等共党干部会面，当选首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多次与毛泽东会谈。1956年到1959年这三年达赖喇嘛并以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兼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6年开始，反抗中共改造的藏人，在安多及甘孜爆发武装抗争，并逐步蔓延到西藏中部地区。1956年11月，达赖喇嘛接受印度政府的邀请，和班禅喇嘛一起前往印度参加佛陀两千五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期间达赖喇嘛曾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求助，寻求可能的政治庇护，但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尼赫鲁的建议返回西藏。不过1957年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时，中共改造西藏的普遍骚乱已成不可控制之势。

1958年，达赖喇嘛迁入罗布林卡新宫居住，以迎接大考。1959年初，二十四岁的达赖喇嘛迁往大昭寺参加祈愿大法会和最终的大考，以优异的成绩获颁（拉仁巴）格西头衔（相当于佛教哲学博士学位）。

1959年，共军驻藏首领张经武邀请刚获学位的达赖喇嘛一同“欣赏歌舞”，中央官员多番催促确定表演时间，达赖喇嘛最终选定3月10日。藏民担心达赖喇嘛遭中共绑架，遂于3月10日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劝阻他赴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共离开西藏。3月17日，解放军开始炮击藏族反抗武装占据的罗布林卡，当天深夜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前往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他流亡国际的生涯。与此同时，西藏政府要员也流亡印度达兰萨拉，后来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达兰萨拉从此被称为“小拉萨”。

 

二、外交关系之拓展


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呼吁联合国正视西藏问题，促使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过三项决议。这些提案要求中国尊重西藏人权与西藏人民族自决的愿望。

1963年，达赖喇嘛颁布一份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的民主化宪法草案，名为“流亡藏人宪章”，宪法西藏流亡议会——就是流亡印度的难民选出来的，并由西藏国会选出了西藏流亡政府。宪章还规定了人民拥有言论、信仰、以及集会自由。

1963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成立后，安置随同他流亡国外的近八万名西藏难民从事农业生产。他创立了西藏教育体系，让西藏儿童学习他们的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其中“藏族表演艺术学会”成立于1959年，“藏学中央高等学院”成为在印度的西藏人大学。达赖喇嘛支持重建二百所藏传佛教寺院，以维护教义和藏族生活方式。这些内部治理配合外交关系之拓展，对于巩固藏人及达赖喇嘛的国际地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国会人权问题核心小组会议上，就西藏未来地位问题提出了五点和平计划。

1988年6月5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达赖喇嘛提出了更加细化的“七点新建议”。

印度著名政治活动家莫迪2009年热情邀请达赖加入印度国籍，众多媒体传闻其于2009年已经接受印度国籍。但是达赖的回应为：“我很高兴成为印度的公民。不过如果大家对于此事（促进和平思想和非暴力思想的传播）的参与，是认真积极的，那么比我取得国籍，更值得高兴。”措辞富于外交辞令，但是直到2009年9月，他并没有正式加入印度籍。显然，达赖喇嘛虽然流亡印度，但不愿意成为中印两国领土纠纷的棋子，而更加愿意保持在自己西藏的影响力。


三、“大藏区自治”战略


1998年10月，西藏流亡政府承认，在1960年代他们每年透过中央情报局从美国政府获取一百七十万美元的资助，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训练游击队员，但是否认了达赖喇嘛从中央情报局得到每年得到十八万美元的个人开支。

1970年代初美国和中共关系正常化以后，达赖喇嘛开始改变策略转而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实现他提出的“大藏区真正的自治”，以及保护西藏的“人权、民主和传统文化”的主张。需要指出的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大藏区，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大陆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数次磋商，但是中共视达赖喇嘛提出的“大藏区真正的自治”的主张为追求实质性藏独，不接受他的主张，故而磋商无实质进展。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西藏和平五点方案”：

1、将整个西藏转变成一个和平区。

2、中国应停止其移民政策，此一政策正直接威胁到西藏做为一个民族的生存。 

3、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民主自由。 

4、恢复及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应停止以西藏做为核子武器的生产基地以及核废弃物的堆积场。 

5、中国及西藏应着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积极的磋商。 

该计划的部分内容包括整个受西藏文化影响地区（大藏区）。其中包括东部的康省（昌都地区）和东北部的安多省，都要变成一个阿希萨姆（和平区），这不仅包括西藏自治区，还要包括四川西部，云南北部一小部分，青海省全省和甘肃南部与中部小部分。他要求停止中国的人口迁移政策并迁出所有中国非藏族人口在大藏区内的定居者。他还要求尊重基本人权、民主和自由并结束中国利用西藏生产、测试和处理核武器，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最后他敦促“认真谈判，竭诚磋商”有关西藏的前途问题。

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且提出了“七条新建议”。其内容包括为：西藏是一个民主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一种联盟关系。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西藏政府在国外也可以设立外交办事处。西藏政府自行投票选举执行首脑，西藏政府所在地是拉萨。西藏的社会经济体制应由西藏人民自行决定。西藏政府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通过地区和平会议来使西藏地区成为非军事化地区。在近来的公开场合，达赖喇嘛否认有将汉人从藏区迁徙出去的计划。达赖喇嘛虽然主张中国境内的藏区都纳入大藏区，但从来没有把印度占领的藏南地区纳入大藏区的计划。这也加剧了中共对他的敌视。


四、积极介入全球议题


达赖喇嘛积极介入国际关注的全球议题，以此获得并强化了自身及流亡藏人之国际地位。

1、达赖喇嘛反对使用和贮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支持裁军及非军事化。1998年达赖喇嘛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案，禁止任何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达赖喇嘛反对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的所有战争。他谴责发动战争争夺世界强权并且认为这是过时的老办法。

2、达赖喇嘛认为口交、手交、肛交在佛教教义中和对于佛教徒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同时他又圆滑地认为社会应该对同性恋持宽容态度， 他还曾经谈论过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如果两个人都对自己的贞洁负责，并且没有人在其中受到伤害，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但是根据传统，他坚持强调同性恋和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但是也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要拘泥于佛教或其他哲学或宗教的教条。

3、达赖喇嘛反对堕胎，但他并非强烈反对的人士，他曾向《纽约时报》解释道：“当然，堕胎——从一个佛教徒的观点来看，总的来说是一种谋杀和消极的行为。但它还是依情况而定的，假如这个小生命会给其父母带来严重的问题，这就有例外了。我认为应该立法规定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允许堕胎。”

4、达赖喇嘛十分关注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生态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我听说一些国家很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这很好。这蓝色的星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如果我们这一代做了什么错事，那么下一代就必须面对很多问题了，而那些问题不是人类能力可控制的；因此，情况十分危机。生态学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达赖喇嘛，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2006年9月19日）近年来，他还积极参与国际野生物种保护运动，包括利用宗教号召人们拒绝虎皮、豹皮的衣服。

5、达赖喇嘛在2001年这样谈到武器管制和自卫的问题：“一个小女孩想知道面对一个持枪指向她同学的匪徒应如何反应，达赖喇嘛会说暴力行为也应被祈祷致意，也应宽恕那个行凶者；但如果有人持枪威吓着要杀了你，那么你用枪反击射向他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要射他的头，那是毁灭性的伤害。最好射他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脚。” （西雅图时报，波特兰，2001年5月15日）

6、达赖喇嘛赞同卡尔•马克思反对剥削、关心贫穷的无产者的口号。他表示：“马克思在经济学上不仅仅追求利润，也关心怎样将利润平均地分配给大家，让所有人享受这些利益。在实践中，从哲学的角度、世界观的角度，马克思强调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这和佛教的理念一样……如果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去作比较，我是支持社会主义的。”他认为前苏联、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并非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苏联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极权主义的失败。他称自己为“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佛教徒”。在欧洲，许多社会党人听了他的演说之后都争相上前与其握手，并称他为“同志”。

达赖喇嘛支持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从而为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和道德力量做贡献，他还持有现代科技优于古老宗教的观点……凡此种种，都有效团结了各种力量，从而加强了他作为一个国际流亡者的政治地位。


五、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


达赖喇嘛精通英语，四处演讲，随机应变，圆熟笼络，成功地赢得了世界对于“西藏前途自决”问题的广泛同情，包括许多好莱坞名人和全球众多知名艺术家的声援，其中最著名的是演员理察•基尔、沙朗•斯通和史蒂芬•席格，其中史蒂芬•席格多次担任达赖喇嘛出访时的保镳，也获得多个主要国家立法议员的支持。

从1967年起，达赖喇嘛开始了一连串对四十六个国家的访问。他团结一切可以接触的势力。1973年在梵蒂冈他会见了教皇保罗六世。他表示愿意与梵蒂冈元首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会晤。教宗同意并在1980年与他会面，并于1982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2003年几度会面。他还会见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伦西博士和伦敦其他圣公会领袖。他也会见了犹太教和天主教的高级官员。1987年2月他接见了日本的麻原彰晃，其后又曾数次会面，并帮助奥姆真理教获得免税待遇。达赖喇嘛还与两位前纳粹成员布鲁诺•贝尔格和海因里希•哈勒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和友好关系。目前他也同苏俄东正教会建立关系。

此外，在官方联系方面，立陶宛总统维陶塔斯•兰茨贝尔吉斯邀请达赖喇嘛在立陶宛国会讲演，他是第一位得到这样邀请的外国领袖。他与印度政府的关系素来密切，并与联合国建立了关系。2001年，达赖喇嘛非同寻常地在北京幕后施压后被拒绝访问韩国。不过2001年5月23日达赖喇嘛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小布希交谈以后，在国际社会的敦促下，中国从2002年9月以来与达赖喇嘛特使就西藏问题进行了六次不公开的谈判。达赖喇嘛也曾三次访问台湾，包括在1997年、2001年及因台湾八八风灾而在2009年8月30日第三度访台。

2005年4月18日，美国的时代杂志将达赖喇嘛列为世界一百位最有影响的人之一。

2005年7月5日，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第二天，达赖喇嘛呼吁为世界各地的数百万饥民缓解困境，在会见摇滚歌星安妮•蓝妮克丝（Annie Lennox），他说这次会议作用“有正面的深远意义”。俄国东正教会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Patriarch Alexius II）说“我高度珍视东正教和藏传佛教及其信徒们良好的关系，并且住祝愿藏传佛教在未来取得进一步发展”。

2005年7月6日达赖喇嘛庆祝他七十岁生日。大约一万名西藏流亡难民、僧侣和外国游客聚集在他的家。此前一天，2005年7月5日中共拒绝达赖喇嘛在生日返回西藏的要求。尽管有人担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可能在当地政府对西藏和周边地区引发暴动。

2007年10月，在国际顾问公司Creators Synectics的“在世天才百强榜”上，达赖喇嘛排名第二十六位。


六、达赖喇嘛2009年外交活动


2009年3月11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会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中国大陆民运代表团之后，他表示已经对中国政府的诚信不抱希望。这之后达赖喇嘛连轴展开其环球之旅：

1、2009年5月5日下午，正在纽约访问的达赖喇嘛在沃尔道夫酒店会见了中国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异议作家和独立学者，和他们一起讨论西藏问题。

2、2009年5月30日，丹麦首相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不顾中共压力，在他的官邸玛瑞恩堡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3、据法国媒体巴黎人报 (Le Parisien) 报道，达赖喇嘛于2009年6月6日重返巴黎。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 (Bertrand Delano•) 亲自颁发给达赖喇嘛”巴黎荣誉市民”奖章，次日他在巴黎贝西体育场(palais omnisport de Bercy)做一场题为”道德与社会”的公开演讲。

4、6月7日是欧洲大选的日子，在这次”欧洲之旅”日程安排中，达赖喇嘛先后访问冰岛、丹麦、荷兰和法国。

5、台湾发生八八水灾之后，世达赖喇嘛于8月30日至9月4日间访问台湾。

6、 10月10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国会颁发的一枚奖章，出席了一个探讨佛教禅修的研讨会。

7、达赖喇嘛应日本四国地区佛教联合会的邀请，在松山市的爱媛县武道馆内举行题为“人生最大幸福是什么？”的演讲。达赖喇嘛呼吁人们重视慈悲价值观，共同创造和谐社会，来促进内心安宁与世界和平。来自日本各地六千多名民众参加了演讲会。

8、12月3日，达赖喇嘛在雪梨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了“心灵与LTS潜力”研讨会，并与四位神经与心理学家进行了两个多小的对谈，发表“我们的未来，由谁负责？”的演讲，近一万名听众聆听。演讲结束后，与澳洲反对党自由党党魁艾伯特(Tony Abbott)举行会晤。

9、美中不足的是，达赖喇嘛寻求与美国总统欧巴马会面的努力，一直受挫。


七、达赖喇嘛与欧巴马过招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的分析认为：欧巴马有意冷落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其访问美国首都的议程中不能包括造访白宫，这在1989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尚属首次。欧巴马为了首次访问中国大陆，担心激怒北京，因此，所有此类会面均被推迟。一些利益团体认为，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实力，西方国家对待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必须趋于软化。而达赖喇嘛受到欧巴马政府的冷落，正是这一变化的最新标志。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西方政府找到了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共施压的办法，由各国首脑就政治犯名单进行游说，并与北京展开“人权对话”。这些名单仍然是外国高层访华的一个主要议题，但过去两年来，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和今年6月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前后，对异见人士的恫吓可以说已经升级。西方驻京外交官对于人权对话几乎毫无信心可言。一名欧洲使节表示：“我们大多数人视其为官僚和程序性游戏。”

一些观察人士相信，要想对中国产生影响力，西方政府必须转变策略，聚焦于在中国体系内部受到支持的问题，而不是躲在远处发动人权批判。中国已经对死刑规定进行了改革，规定每一例死刑案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不久前刚刚卸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一职的约翰 福克斯(John Fox)表示：“我们必须顺势而为，推动已经在中国国内展开讨论的议题，而不应一味地反对中国政府。”

但一些人权卫士认为，异见人士仍应是讨论的中心。华盛顿资深维权人士Dimon Liu表示：“西方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公布依然在押的维权人士名单。”最棘手的问题依然是，西方政府如何对待西藏和新疆问题——过去十八个月，这两个地处西部的自治区都出现了民族骚乱。藏人在西方尤其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通常也最为坚决。欧巴马政府终将确定对付中国的基调。

达赖喇嘛的顾问表示，欧巴马已经向达赖喇嘛保证，今年会与其会晤——一次纳入总统官方议程的正式会见，而不是在白宫走廊里的“非正式访问”。如果此次会面得以成行，达赖喇嘛就可以宣称，美国没有因为现实政治而牺牲达赖喇嘛的西藏自治事业。但如果欧巴马不去证实这一点，其他许多领导人或许也会效仿。

在这样十分微妙的时刻，达赖喇嘛突然出来替欧巴马讲话，就反而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达赖喇嘛说，欧巴马没有对中国软弱，他只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因为欧巴马在访华期间曾经对中共提及西藏问题。达赖喇嘛11月21日在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还说，欧巴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时也表示华盛顿支持尽早恢复北京与达赖喇嘛代表之间的会谈。达赖喇嘛还告诉新德里电视台，自己对欧巴马没有与他会面并不感到失望，他还认为欧巴马11月24日会晤到访华盛顿的印度总理辛格时，还会提出讨论西藏问题。

欧巴马是否真和到访华盛顿的印度总理辛格提出讨论西藏问题不得而知，然而过了不到一个月，达赖喇嘛又指出欧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些为时过早。12月11日，达赖喇嘛在澳大利亚发表这一看法。他对“天空新闻”说，“我想，如果你实事求是地讲，欧巴马获得这个奖项可能有些早了。但是，也没什么关系，我知道欧巴马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这里面的语气充满了挖苦的意味。欧巴马今年10月被宣布成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当时他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总统仅仅九个月。也许诺贝尔委员会想用这个办法来影响美国的政策，但事实证明他们大大地失算了：就在奥斯陆领奖的前几天，欧巴马刚刚宣布美国将向阿富汗增兵三万，从而给了诺贝尔委员会一记响亮的耳光。欧巴马在领取和平奖的演说中，还为阿富汗战争进行辩护，因此欧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了诸多争议。达赖喇嘛运用这一机会与欧巴马过招，耐人寻味。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达赖喇嘛现在的外交活动，会对国际事务发挥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两岸关系发挥一种潜在的影响。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影响呢？


八、对两岸关系的潜在影响


我们为了保卫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就需要减缓中共崛起的速度、并改变其崛起的方向；为了控制中共崛起的速度、改变其崛起的方向，就需要有人扮演刹车的角色。现在，随着中共自身和平演变程度加深，美国、西欧、日本、台湾出于自身的考虑，不同程度都在转变自身防控中共的方式；而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为了自身的生存却无法转换这一角色特有的行为方式。早在2008年3月西藏事件以后，许多人就开始积极游说达赖喇嘛来扮演“全中国反对派领袖”这一角色，将近两年以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达赖喇嘛确实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因为这是他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形势下救亡图存的唯一方式。

我们通过审慎评估，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剪刀差现象正在发生：中国大陆在国际上崛起的同时，内部却在陷入日益失去结构的混乱状态。这一双向运动仿佛一个剪刀差，不仅正从内部撕裂中国大陆社会，而且也把达赖喇嘛等反对势力赶入一个绝境，迫使他们在日益失去国际支持的时候，不得不冒险挺进中国大陆，以获得绝地反攻、反败为胜的机会。最近兴起的“闯关回国”、“回家运动”，正是这一困境的典型案例，也体现了人们希望突破这一困境的努力。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达赖喇嘛周游列国向中共叫板示威，有助于在全球范围维持一个无形的防共控共的阵线。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应该是最后一个退出世界反共大同盟的，如此一来，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就有意无意地为其他国家建立了一个防共控共的前沿防线。通过这一移动之中的前沿，其他国家就可以争取时间，让中共完成最后阶段的和平演变。甚至可以吸收一部分损害，中和一些中共在其解构的最后阶段所释放的有害物质。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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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0年统独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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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台湾最新选情是否缓和了两岸关系】


一、选情不利缓和两岸关系


继2009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稍微失利后，国民党2010年1月8日又在桃园、台中、台东三县三席的立法委员补选中全部失利。有分析指出：这也是总统马英九在兼任党主席之后所面对的“二连败”，使其党内领导权威再受重创。分析还指出，由于在野党在立法院席次已达三十席之多，随时可提罢免总统之提案，可能严重影响政府之施政。此概由于民进党已跨越罢免总统的立法院立委四分之一即二十九席的门槛，虽然苏嘉全及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王幸男都谨慎表示“不轻易提案罢免”，不过王幸男还是威胁说，将“邀请”总统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这是台湾最新选情之中对执政当局不利的一面，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不利的一面也就有了有利的一面。就本文的论题来看，其中有利的一面，就是选情的不利可能反而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延缓中共企图将两岸关系“泛政治化”的攻势。因为国民党选情不利，告诉中共不可相煎太急，否则造成台湾人民的反感，重蹈公元2000年的覆辙。在此一考量之下，选情不利反而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


二、两岸“泛政治化”的压力


中共企图将两岸关系“泛政治化”的压力由来已久，但近年日益加急。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共“台湾网”与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央视网、中青网、中国经济网、中新网、中国广播网等，合作的年度“两岸关系十大新闻评选”，从中可以测量中共对台之动向：

1、温家宝宣布全面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五项举措。

2、两岸两会领导人协商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

3、北京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4、首届海峡论坛在福建举办，成为最大规模的两岸民间交流盛会。

5、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 

6、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长沙举行，就加强两岸文教交流合作达成二十九项共同建议。 

7、台湾中南部多个县市遭受“莫拉克”台风灾害，大陆各界为救灾和灾后重建积极提供援助。

8、大陆企业赴台投资，两岸正式开通定期航班，两岸直接双向“三通”全面实现。 

9、一些地方大型团组纷纷赴台交流，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实现六十万人次的预期目标，两岸大交流热络而广泛。 

10、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重要讲话座谈会在京举行。

由上述行文看来，中共对台之经济、文化、救灾活动，全部具有政治目的，在显著的“泛政治化”之下，好像志在必得，而且感觉已如囊中探物。这是因为，中共独裁集团完全忽视台湾民主社会的民意基础，以为台湾人民也可以像大陆人民一样，予取予夺之，纵情鱼肉之。


三、县市长选举失利比较轻微


与2010年1月8日三席立法委员补选全部失利相比，2009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的失利，是比较轻微的。

12月5日夜，备受关注的台湾县市长选举结果揭晓。在换届选举的十七个县市中，国民党获得十二席，比上届减少一席，丢失了花莲、宜兰，但拿回了金门；民进党获得四席，在保住了执政的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的同时，重新夺回宜兰县；另有无党籍获得一席，即脱离国民党参选的傅昆萁在花莲县获胜。就选举结果看，国民党小输，民进党小胜，但蓝绿政治版图未有大的变化，可谓维持平盘。

然而，就得票来看，则呈现绿长蓝消态势，值得国民党警惕。此次选举，国民党得票率47.87%，民进党45.32%，而上届国民党得票率50.96%，民进党为41.95%。两相比较，国民党明显下滑而民进党明显上升，双方差距明显缩小。国民党在各个县市的得票比上届均不同程度减少。

国民党2009年底县市长选举失利，原因涉及提名人选、地方派系、党内分裂、组织动员、策略操作等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认，国民党在国际形势与两岸政策方面的表现，也是一个可以考量的因素。国际金融风暴加剧台湾经济困难，使“马上好”的承诺无法兑现，当局在“八八水灾”、“美国牛肉风波”中的表现，多名国民党“立委”涉案被判当选无效，国民党中常委贿选风波，等等均影响到社会对国民党的信任和观感，加上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受到社会更严格的检视，遂形成对国民党选举不利的大环境。因此，尽管选举结果仍然维持蓝大绿小格局，国民党仍然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执政优势，但选举得票大幅下滑的事实，无疑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警讯，其中包含的讯息值得国民党分析总结。


四、中共继续向台湾施加压力


国民党2009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失利，但中共不以为意，还是继续向台湾施加压力，这一压力无疑会让国民党在2010年的选战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2009年12月22日中共的海协会副会长郑立中谈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阐释“软中带硬”的立场，他一方面声明签署不能有时间表，泼了海基会的冷水，一方面强调农产品开放会考量台湾市场容纳量，又缓了马政府的兵，热冷松紧之间，北京表现出可放可收的战略纵深，十分具有弹性。但是中共的这一聪明，却完全不顾台湾社会和国际社会对此的观感究竟如何，其实是极为愚蠢的表演。

海协会谈判前夕要求“加码”，导致租税协议无法如期签署，这并非反映大陆涉台策略已不全然政治挂帅，更不等于是中共的务实经济考量也逐渐抬头；而是说明中共官僚颟顸迟钝，十年过去，依然缺乏对于民主政治的嗅觉。如此独裁专制的大陆政权，必将使两岸协议更添复杂性与困难度。

有分析指出：绿营担心ECFA冲击农业与传统产业，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台湾政府“保证农产品不进口”的支票，还得靠对岸的背书。虽然对农产品的补贴或防卫机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范，但前提是大陆要同意，郑立中说“ECFA既要符合WTO基本规则，又要顾及两岸的特殊性”，其实是十足的官腔，几乎无可救药。照这一情势分析，ECFA应该还是会签署，但能不能如政府之愿在2010年5月之前，仍有变数。中共似乎还要看一看台北是否能够展现更多的“诚意”，但应不致拖到2012年马总统争取连任时。不过，两岸签署ECFA后，台湾是否就可顺利和其他国家谈自由贸易协定(FTA)，这是“画饼”，大陆从未明确承诺。

第四次江陈会暴露了北京压力过大，导致台湾政府的两难窘境，如果北京对关键项目不肯让步，以大吃小，台北注定受伤；但如果北京在统战考量下让步，捏住要害，也会稀释台北的筹码。郑立中数度使用“一厢情愿”语汇，既吐露心声，也传递某种讯息。凡此种种压力，很难说没有冲击到2010年的立委选举。


五、补选前夕美国出售武器


与北京的颟顸迟钝相比，与台湾同为民主国家的美国，显然对民意要敏感许多。

美国国防部1月6日宣布：启动对台出售“爱国者”防空导弹计划。不论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反正是在台湾立委补选之前两天作出的；因此，不论这是巧合还是有意，这一宣告多少都会帮助执政当局的选情。

有意思的是，中国国防部要求美国撤销对台军售的声明，却足足晚了一天，到1月8日方才公布。不论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反正是在台湾立委的投票结果已经板上钉钉之后，才进行的；因此，不论这是巧合还是有意，正好回避了对于台湾选情的任何干扰。对美国和中共双方在时间点上的运作，我们认为，其巧合的可能应该低于有意为之。

如果这一研判可以成立，那么可以认为，美国政府还是希望国民党可以继续执政，从而保持台湾海峡的大致稳定。同时，中国政府也不希望刺激台湾选民，就像他们在1990年代所做的那样适得其反。

当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中国国防部的反应是于台湾立委补选的结果同时出现的，应该是尚未消化这一消息的时候作出的反应。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中共的反应。

1月8日，中国国防部要求美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项目，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中国国防部并说，“将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美国已同意出售先进“爱国者防空飞弹”给台湾。先前有报导指中国军事将领曾经暗示将制裁军售台湾的美国企业。

美国国防部1月6日宣布这项军售案，允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Corp）出售爱国者飞弹给台湾，但是数量不明。分析家表示，爱国者是同级武器中最精良的飞弹之一，可以击落中国短程与中程飞弹。

中国外交部也呼吁美国取消所有军售计画，以避免破坏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中共完全没有顾及台湾的安全需要。中共完全没有体谅国民党政府为了缓和两岸关系，2009年曾在金马澎再减一半兵力的巨大善意。所以人们评论说“共产党具有狼性”，又多了一条证据。


六、中共对台湾不够善意


中共的“东南快报”在2009年6月8日曾经发表评论“台湾当局和缓两岸关系”承认“金马澎将再减一半兵力”说：过去所谓两岸最前线的金门马祖和澎湖，一直是台军战略上的重要堡垒，但是昨天有消息指出，金马澎三个外岛，台军兵力将再次减少一半，只剩下不到一万人；“国防部”证实，金马澎外岛兵力将会降编，但绝对不是撤军，台当局这样的战略思考，外界认为和已经和缓、升温两岸关系有关。

我们想问的是：既然中共知道台湾具有和平诚意，为什么要阻扰台湾适当购买防御性质的武器？

自从美国国防部1月6日宣布启动对台出售“爱国者”防空导弹计划后，国际媒体纷纷将焦点关注到中美关系的态势上。在中方接连发出强硬表态后，有媒体认为，虽然知道这一举措肯定会招致中国的不满，但奥巴马政府还是准许了向台湾出售升级版武器。这是因为美国知道：台湾问题并不是中美关系间唯一浮现危机的因素。奥巴马预计或最快于2月就与达赖见面。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小约翰•J•特卡奇克说：“因为担心中国方面的反应，美国在按其本国法律与台湾做交易时甚至都犹豫不决。”他认为，这是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崛起的“心理标志”。

他没有说明的是，这一标志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却是弊多于利。

正是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下，1月25日，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搭机前往北京，就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进行首次业务协商。他说，协商不会触及实质内容与早期收获清单，但将会争取台湾最大权益。高孔廉在登机前面对媒体采访时指出，这次是进行初步业务性协商，而第一次业务性协商，将针对协议的整体架构及工作分组方式，进一步交换意见。但有关实质内容及外界关切的“早期收获清单”，这次协商是完全不会触及。

高孔廉指出，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国协的国家自由贸易区，自今年1月开始生效、实施零关税，这对台湾产品出口来说，将处于不利的地位。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有其必要性。高孔廉指出，我们跟大陆商谈这些议题时，将以台湾为主及对人民有利为原则，来争取台湾最大权益。他还保证，协商绝对不会涉及大陆劳工开放问题，农产品也不会有新的产品开放项目。高孔廉表示，这次协商将会谈到架构名称，因为，整体来说，有名称及架构确定，才能让专业部门进行实质性的协商。


七、两岸关系有望“去政治化”


我们认为，随着台湾新选情的出炉，两岸关系有望进一步“去政治化”，更多偏重事务性之处理。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应该逐步体认到，如果在目前情势峡给与台湾执政当局更大的政治压力，势将迫使台湾执政党的选票进一步流失，从而根本危及两岸和解的前景。

以撰写“江泽民传”而在中国爆红的美国御用文人库恩(Robert Kuhn)，日前谈到两岸关系时也强调：应维持现状。他认为，随着时间推进，中国整体经济状况将与台湾越来越像，现在，上海与北京已经和台湾不相上下，尽管中国整体并非如此，然而再过二三十年，中国整体将赶上台湾，届时人民对彼此的政治差异将不再在乎。所以我相信维持现状，让两方自然成长，再过二十年，两岸将会变成和今日截然不同的地方。 

御用文人的看法，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共的意见。

如果我们的这一研判是正确的，那么中共当会适可而止，在国民党选情趋于不利的情势下，放松一些对台压力。显然，如果台湾再度出现政党轮替的趋向，中共将是最大的输家之一。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第二节 对民间提出《两岸和平共处法》的观察与建议】


一、《两岸和平共处法》不是新话题


2009年12月21日，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在多家报纸刊登了大幅广告，洋洋洒洒将近五千字：《恳请马总统大胆制定〈两岸和平共处法〉促进两岸互信互助》。

《两岸和平共处法》大致内容为：一、台湾不排斥与大陆统一；二、统一需尊重台湾民意。具体做法是：统一的条件，由大陆提出，交给台湾民意表决；其时机由大陆决定。如果台湾百姓多数同意，即可进行统一；万一台湾百姓不同意，则间隔一段时间之后，程序可以重来，而且次数不限；至两岸最终统一为止。

《两岸和平共处法》的构想，可以追溯至1999年，陈履安竞选总统时，曹兴诚就跟他提过，当时叫“统一公投法”。曹兴诚声称，之后历经2000年、2004年，他都跟宋楚瑜、连战都讲过这个构想，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到了2007年，曹兴诚的《两岸和平共处法》有了更完整的逻辑架构，对时任总统的陈水扁提出，却因“政治不正确”，引起包括陈水扁等泛绿人士的围剿。


二、《两岸和平共处法》的逻辑


《两岸和平共处法》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被评为“重抛统独议题”，所以《恳请马总统大胆制定〈两岸和平共处法〉促进两岸互信互助》广告一出，蓝绿同声沸腾，咸认曹兴诚此举无异提倡终极统一，搅乱台湾统独争议一池春水。曹兴诚本人在接受《新新闻》访问的时候，谈到这种惹火上身的争议，自觉有苦难诉。“反对的人，都没仔细看过我的文章，他们眼中只有统独，却看不到整个大势所趋。”

曹兴诚认为美国有“台湾关系法”，中国大陆有“反分裂国家法”，对台的策略、办法都甚为明确，台湾夹在当中，再不亟思作为，终将成为任凭两强摆布的棋子。“无论台湾关系法、反分裂国家法，或是《两岸和平共处法》的制定都有两个作用，即统合岛内共识，和维持政策的一贯性。藉《两岸和平共处法》台湾能宣示我们对统一的立场及底线，而这底线，就是‘民意决定’。”

曹兴诚表示，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第一项即开宗明义提出，“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照这样看来，“《两岸和平共处》根本就是呼应民进党主张所写的法！会在绿营产生误会，我也不解。” 

《两岸和平共处法》不处理“独立”问题，是因为“台湾早已经实质上独立”，现状没有的统一，才是曹兴诚要处理的问题。但曹兴诚强调，目前台湾大部分人都期待“维持现状”，但“现状”如果没有法令与共识做基础，是极不稳定的。

曹兴诚的理论，自有一套逻辑，本该有许多理性讨论的空间，但当中出现的“统一”一词，便让许多人刺目，模糊了焦点。两岸统独是个大哉问，《两岸和平共处法》就算真要开始准备，还得要好一段时间。曹兴诚只是抛出议题，引来岛内众多讨论，但在整场辩论中最该出现的“政府”角色，却奇迹似的销声匿迹。

过往曹兴诚四处建言，也曾当面提交书面资料，但都遭“不能讲统一，会被扣帽子”的理由打了回票。民主国家政治人物凡事选票考量本应无可厚非；但“统独”议题牵涉到台湾前途未来，也在此时激发些许内部矛盾，有心人士认为，无论该模糊或该厘清，或制定法源“巩固”现状，政府总该出面给个说法。


三、《两岸和平共处法》在香港 

 

早在2007年12月7日中新社就曾经报道说：“《两岸和平共处法》痛心台湾的族群对立”。说“频频大动作刊登广告批评陈水扁的台湾企业界知名人士、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6日现身香港。除畅谈《两岸和平共处法》的理念，他还表示，台湾的族群对立让他很痛心。”

曹兴诚说，两岸如果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发展，如果我们看到欧美、日本的例子，两岸的争议会自动地消失；可是这个时间有多长，我们不知道，所以希望有一个法案，把统“独”的争议能够降下来，能够让大家全力发展经济。 先前大动作刊登广告，批评陈水扁是假“台独”，还将文章发表在网络上，引起网友热烈回应。曹兴诚说，台湾岛内的族群对立，让他很痛心。曹兴诚表示，台湾人口很少，地也很小，其实大家都应该很同心协力来发展经济；弄到这样的冲突，感觉在政治上面，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中新社还报道：三度发表对两岸关系的长篇建言，还获得“中研院”院士力挺。身为企业大老，曹兴诚高调呼吁，要蓝绿两党2008参选人舍弃政治口水，回归经济议题。曹兴诚说：“台湾因为统‘独’的问题，弄得政治很混乱，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也想看看是不是提出这样一个法案，有助于统‘独’方面能够不要这样的对立。” 在“实质独立”的情况下将统一纳入选项，能促使中国大陆释放出最大诚意，“使大陆努力修改政策，以符合台湾民众的期待”，同时，为了取信台湾民众，中国大陆势必也须进行内部政策的调整，进一步提升国内民主、自由。

曹兴诚在香港的上述活动肯定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因为这已经不是台湾内部的一轮，而成为“国际话题”了。

对此，中共的评论人士曾经提出两点意见说：

1、既然曹兴诚称台湾“已经独立”，但对岛内“急独派”念兹在兹的“法理独立”，曹兴诚为何坦言“不赞同”？他说明，“法理独立”代表的意义是“明确和中国大陆宣示断绝关系，永远互不归属。”这样的说法，大陆是不能接受的，若一意孤行硬碰硬，反而使台湾自蒙其害。

2、“实质独立”而不“法理独立”，为台湾短期创造许多有利的模糊空间，但长期含混、以拖待变，“是相当危险的”。“反分裂法”中的对台动武三条件为：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外国侵占台湾、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谈判。马英九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提到“几十年内，看不到两岸的统一”，无形中可能触动大陆的武力动台三条件，为两岸关系增添不必要的变数。

……

不过无论他人如何看待，曹兴诚认为自己只是普通人，无力顾及复杂的政治算计，但眼看时机愈来愈紧迫，国际上过去支持台湾的，也因台湾的乱象渐渐有所保留，他再次强调，“藉由《两岸和平共处法》的处理，岛内才能真正‘放下’统独意识形态之争，也促使两岸未来‘放下’统独的无谓纷争。”


四、《两岸和平共处法》的个人因素


作为“台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呼吁推动《两岸和平共处法》，有他个人的原因。

2007年10月27日新竹地方法院是在对历时两年多的“联电和舰案”作出一审宣判，曹兴诚、联电荣誉副董事长宣明智与宏诚创投总经理郑敦谦三名被告均获判无罪。

事情出在2001年，当时担任联电董事长的曹兴诚协助资深员工徐建华在大陆成立和舰科技公司，并由副董事长宣明智全权负责。曹兴诚当时的想法是，要保留日后并购和舰的可能性，待台当局两岸政策松绑，立即进行两家公司合并。2005年，台湾检调单位突然重点侦查联电与和舰两家公司共二十四名高层员工和工程师。曹兴诚等三人后来因“非法投资”被起诉。

曹兴诚刚被宣判无罪，就在2007年11月11日以“关心国事的小民”的身份，在台湾三大报刊登广告，呼吁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谢长廷、马英九推动《两岸和平共处法》，彻底解决两岸问题。他还以网路博客双管齐下，为文提出《两岸和平共处法》的六个重点，包括宣布两岸不排斥统一，但统一必须顺应台湾民意，也就是通过《统一公投》。 

他说，和舰案问题源于两岸问题，使得他了解两岸问题如不及早解决，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凡事只问蓝绿、不问是非。 

他认为，《两岸和平共处法》应包括以下几个重点： 

1、确定台湾不会举办“独立公投”。理由是台湾（即中华民国）既宣称为主权独立之国家，则已无“独立公投”的空间。 

2、宣布中华民国不排斥与大陆统一。惟统一必须顺应台湾民意，即必须通过“统一公投”。这么一来将“民意”置于统独之上，既不抵触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的立场，也能回应大陆的统一诉求，为两岸走向和平之关键。 

3、台湾不主动举办“统一公投”，以免激生内部争议。“统一公投”应在大陆要求时，方予办理，目的在协助大陆与台湾百姓直接沟通。 

4、“统一公投”之前，应请大陆官方将其“高度自治”的具体实施内容，连同台湾百姓在统一后之权利、义务等等，公开予以详尽说明；以便台湾百姓做出判断与决定。 

5、统一公投如果通过，表示台湾多数百姓同意，统一较独立更有利（譬如可以终止凯子外交、蓝绿恶斗，共创、共享世界强国地位等等），同时也相信大陆有诚意履行其“高度自治”之承诺；两岸即可完成统一。 

6、统一公投如果没有通过，表示台湾百姓对统一仍心存疑虑。大陆可以修正其“高度自治”之内容，或加强其履行保证，然后另择时机，要求再次举办，其次数不限。（此表示统一公投并非一次性之“统独对决”，而是提供一个“过程”，以磨和两岸之猜忌与歧见，确保统一符合台湾的民意。）惟公投虽然次数不限，但两次公投之间，应有适当间隔，似不应少于十年。

但是曹兴诚强调，他个人从事科技产业的创设与发展，对于参与政治全无兴趣，惟感两岸问题让台湾陷入分裂混乱，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而他本人无意涉足任何政治活动，故不会“推动”以上提出之构想。 


五、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看法


2007年11月21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对《两岸和平共处法》发表看法认为：“曹兴诚先生提出推动的《两岸和平共处法》无法带来和平，也难以平等共处”：

1、两岸之间相互的政治定位不应由中国单方面律定。中国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也要求台湾遵守或承认，即隐含两岸间只有走向统一之一途，排除了其他的可能，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建议。 

2、大多数台湾人民希望维持台湾主权独立的现状，这最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两岸的现况。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国家主权属于2300万人民。台湾前途之任何改变，只有2300万人民有权决定，此为当前台湾社会对国家主权及台湾前途之最大共识。台湾历次民调均显示8成以上民众主张台海两岸“维持现状”，此“维持现状”乃给予台湾人民在时机成熟时作出选择之要件。所谓统独公投都不是政府现阶段所要推动的重点。当前台湾社会对于推动相关立法的条件与共识均有所不足，政府更无法架构限定台湾前途及限缩人民自主权的法律规范，由现在的民意决定台湾很久以后的政治走向既不切实际，也不符合民主。 

3、两岸要和平共处，不是只有单方立法之一途。两岸的问题基本上是政治问题，双方应在不设定前提的情况下坐下来谈，目前并没有这样的社会与政治条件来立曹先生所希望的法；如果真要立法，可能适得其反，未立而先乱，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既不明智，也缺乏政治智慧。 

4、“和平共处法”只确定不得办独立公投已属不智，竟可纳入应中国要求时可举办统一公投之文字；此种立法古今所无。依此逻辑，台湾可否要求中国之“反分裂国家法”中不要主张“一个中国”，或可应台湾之要求而不动武？中国竟可启动台湾之国内法，这真是匪夷所思。 

5、曹先生对“高度自治”似有过度之憧憬。港澳主权转移至中国之后，其自治之高度有多高，系来自中国之授予；要改变也是由中央来决定，不需要港澳同意。台湾人民希望的国际空间，在高度自治之下也是不存在的，高度自治下的台湾也无缘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台湾一定会如现在的港澳没有外交权，而只有外事权。中国在香港设立外交部特派员公署，即系为统筹处理香港之对外关系。曹先生主张：“‘统一公投’之前，应请中国官方将其“高度自治”之具体实施内容，连同台湾人民在统一后之权利、义务等等，公开予以详尽说明，以便台湾人民做出判断与决定。”就此等说法，观察中国订定之“反分裂国家法”第5条第3项规定，“国家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中国的制度，高度自治”；及第7条规定，两岸间可以就“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台湾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之活动空间地位”等事项，进行协商和谈判，可知曹先生所主张之“统一公投”，无异是为中国“反分裂国家法”量身定作的“公投”，且对中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6、曹先生应该理解，两岸的症结在于双方体制悬殊、民主发展理念的不同、人权保障程度的不同，曹先生并未认真思考这些根本的问题，这才是台湾人民所真正切身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快速，令曹先生印象深刻，但就如“17大”政治报告所言，未来中国仍是由共党一党专政的体制，届时台湾的地位在哪里？曹先生的主张，完全将台湾未来发展置于中国支配之下，忽视台湾人民过去五十年来的努力与发展成果，我们不知道曹先生如何以对国人。 

7、两岸关系经纬万端、错综复杂，不宜率尔提出自我矮化、不切实际的建议，又购买报纸广告版面，大肆宣扬。陆委会欢迎各界人士提出建言，但请以台湾主体地位为本，以台湾人民苍生为念，才是积极稳妥的作法。 


六、《两岸和平共处法》缺乏前提


中共的“台湾时事评论员”曾经指出：曹兴诚作为台湾IT产业的龙头，在台湾推进高科技的时代当中，起了重要的推手作用。他以他企业成功的经验法则来谈论两岸问题，试图为两岸问题的解决提出看法，为两岸关系解套。最难得的是在今天台湾的只问蓝绿、不分是非的情况下，曹兴诚先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和平共处法”的建议，的确需要一些知识分子的良知、良能。

曹兴诚自己也说，“两岸和平共处法”是终结“统独”争议、蓝绿恶斗的良方。但是他同时却说，“两岸统一对台湾不见得是威胁，大陆即将成为世界数一数二强国，这是台湾的机会，台湾百姓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当蓝绿都无能、乱搞时，台湾人民有权利选择大陆，这不见得符合统独意思，但绝对符合台湾百姓利益。”他的这些言论被解读主张统一、推进统一。

曹兴诚要求台湾“小以智事大”，发挥智能，不要战争、要和平、要发展，把大陆崛起当作台湾的机会，建立互信、互助。这多少表明他对大陆事务、中共特性确实一窍不通。俗话说“无知者无畏”，曹兴诚的建议正是如此。他表示，“立法”必须找出台湾蓝绿的交集，之后再找出与红色的交集。他表示，台湾与大陆的交集在于《反分裂国家法》第5条：“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国家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高度自治。”从《台湾前途决议文》和《反分裂国家法》异中求同，即统一须经过台湾人民“公投”，找出两岸和平关键，这是制定《两岸和平共处法》的基础。他说，处理两岸问题靠智能，使法理“台独”严重性降低。两岸双方建立互信、互助，台湾从此放下“统独”争议，利用大陆资源，好好建设台湾。

……

曹兴诚的逻辑似乎很合理，我们为什么说他“无知者无畏”呢？

这是因为，曹兴诚逻辑推理的前提就是：中共会信守条约。而其实这个前提是根本不存在的。


七、《两岸和平共处法》引起两极评论


《两岸和平共处法》自2007年11月12日见诸报端之后，曹兴诚在台湾、香港不断宣传，支持的很多，反对的不少。支持者大多是不太了解两岸事务的；反对者大多是比较熟悉两岸事务的。例如，支持者认为，为了确定统一后大陆会履行“让台湾高度自治”之承诺，可于统一公投之前，由大陆提供保证，连同“高度自治”之具体内容，一并交付公投。但就明显是一个空想。反对者的主要疑虑，是认为统一公投通过而完成统一以后，大陆中共也不会守信用的，更不会履行承诺，台湾则无回头之路。

2008年6月24日《新新闻》周刊发表《再思考曹兴诚方案》一文，总结说“所谓两岸和平共处法，其基本要点是：台湾不举行独立公投；台湾不排除与中国统一，但必须经过台湾人民公投同意；台湾单方面立法规定，不主动办理统一公投，而是在中国提出统一要求下办理；中国为求台湾人民同意统一，必须提出足够吸引力的条件而非武力逼迫；若统一公投被台湾人民否决，则中国必须在一定期间之后方能再度提出统一要求。”并指出“平心而论，这是从台湾利益为出发点的主张。很可惜，蓝绿各方若非根本没有认真了解，就是刻意误解，以至于曹兴诚只好自比为老麻雀，两脚朝上要去顶天。更大胆说，两岸和平共处法是一个偏独的方案，或者说是一个偏绿的方案。自认为站在本土立场的人，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硬要去批斗甚或去扣人家帽子。”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支持论。

但是香港政治评论家李怡的看法则说出了实情：“和处法对大陆而言，谈统一是OK的，但要谈公投，则恐怕就不OK了。对台湾则反过来，谈公投OK，统一则不行。所以和处法要推动不容易。两岸问题拖下去即可，要条约化较难。”

也因为如此，2009年12月21日曹兴诚再抛《两岸和平共处法》之后，2010年1月1日中共“台海网”介绍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在最新一期《新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依然质疑说“和平共处法”还是“和平分裂法”？认为“只要一旦依照曹董的构想通过立法，那就是实际上以法律的形式改变了（中华民国）宪法的实质内容，这种改变事实上涉及了变更国家主权的问题，这当然有是否违宪的可能性存在。就算政治面上，台湾的各政党不追究违宪的问题，可是它很可能直接代表了台湾已接受两岸和平分裂，而这一发展，曹董可曾想过它的后果吗？所以我们要认真的问曹董，曹董所努力的到底是要一部《和平共处法》？还是《和平分裂法》？”

2010年1月26日，旺报与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举行“一定要和平！两岸和平共处法”跨媒体辩论会，声称“两岸和平共处法辩论今举行，曹兴诚、张亚中、林浊水将公开辩论，开拓理性对话空间”。内容庞杂，姑且不论，仅就其“一定要和平”的诉求来看，就已经违背了“理性”——“一定要和平”就一定无法为两岸带来和平。


八、可能的建议


鉴于上述种种情势，可能的建议是：对于《两岸和平共处法》反应，只宜停留在民间炒作的阶段，不宜进入政府运作的层面；否则中共还是不会同意，台湾反会自己失分，甚至自乱阵脚了。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三节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与两岸关系】


2011年，这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海内外华人舆论界大多高度关注这一日子。一段时间以来，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也正悄然搅动两岸关系，因此引起观察家们的注意。

中共定义下的“辛亥革命”是：“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但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1912年4月5日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革命失败。”（“中国新闻网”3月7日稿）了解中共的这一定义，就可以透视理解中共的许多举动。


一、武汉要当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主场”


武汉要当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主场”——这是由武汉市政协主席叶金生在2010年1月首先提出的，此人同时兼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与广大网友面对面”时如此表示，正积极向“中央”及“有关部门”呼吁，力争把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主会场。

叶金生当时“做客”长江网时，“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网友“萤火虫”提到，武汉作为辛亥首义之城，应该争取到作为纪念活动的主会场，市政协在这方面又将有何作为？

“辛亥首义是武汉独有的文化资源与品牌，百年纪念是很好的宣传契机，可以更加扩大武汉知名度，让世界了解这座城市。”叶金生说，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现已全面展开，武汉市政协直接参与活动筹备方案制定，并具体组织承办工作。如“武昌十八景”，是政协组织专家通过认证拿出的方案，最后获“政府”采纳。

有意思的是，武汉方面的设想在此之前半年就曾经遭到过北京方面的批评。《新京报》2009年6月18日发表学者王徽的文章警告武汉当局说：“不要以纪念辛亥革命之名大拆大建如何？”

《新京报》点名说：近三十米高的湖北省体育局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6月16日被成功定向爆破，这标志着投资百亿元的武昌首义古城的复建及首义文化区的建设从拆建阶段转向施工阶段。回想近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就是一次大拆大建，它拆除了清王朝专制统治宝座，使中华民国得以建立，使共和精神深入人心。因为清王室对君主立宪行政迟缓，毫无诚意，加以内乱外患，民怨鼎沸，革命者只有通过暴力方式，开始了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进行猛烈的摧毁，1911年，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就在武汉，所以这片血染的土地上，总能看到以“首义”命名的地名、建筑名。

《新京报》批评说：当年先烈们以牺牲生命来摧毁清王朝，为的是荡涤陈腐，重建社会的生机，然而先烈们或许不会想到，百年之后，武汉市却要以他们的名义，拆毁一个城市在和平年代辛苦积累下的建设成果，当地的目的是要敢为天下先，以上百亿的投资建大博物馆、大广场、大绿化带，打造出新的地标建筑，向辛亥革命百年献礼。“辛亥革命百年”被绑在武汉城市建设上了，如果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地方都来一次大兴土木，相信国家的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投资，都可能被用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上，人们倘佯在首义广场上，就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也就不用到体育馆去看比赛或健身了。

《新京报》进而论证说：的确，“辛亥革命百年是需要隆重纪念，然而，这种纪念应当是精神意义上的，而不应被简单地物化。耗资百亿的超大规模文化纪念建筑群，武汉市民们真的需要吗，全国人民真的需要吗？或者它能通过旅游回收投资，或者它具有无可估量的政治价值，可以不计较经济成本？我们不知道它的决策过程，不知道湖北省人大与武汉市人大是如何认同这样的宏大手笔的。通过相关网络检索，我们看到，首义体育馆为湖北培养了相当多的体育人才，而且体育设置还相当完备，甚至从去年到今年年初，该馆还在不断地更新设备，从湖北省招标信息网上可以看到，仅仅空调、电器、办公设备几项就达到六百多万元，其他各项招标包括体育馆草皮绿化、指示路标等，也在今年年初实施。现在我们要确立的，是剥离宏大的纪念的名义，使城市建设与管理回到维护公民权利与保障市民生活的轨道上来，像武汉市这样巨大的投资，我们要追问的是它资金的合法来源，它会不会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债务？如果它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仅仅是为市民带来大广场、大博物馆，它是不是这座城市最迫切的文化生活需要？它的民意基础在哪里？它的决策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既然早已计划拆迁，为什么从去年到今年，该体育馆还动用数百万资金购置各种设施？”

《新京报》总结说，辛亥革命追求的是国家“共和”，先烈们的牺牲是为了亿万民众的福祉，武汉市借纪念辛亥革命而大兴土木，明显与这一精神相悖，城市管理者通过权力实现“自和”而非“共和”，而其“敢为天下先”的口号，完全是行政权力独大而产生的自我膨胀的结果。


二、“民革中央”的咸鱼翻身


就在叶金生“敢为天下先”之后一个多月，“民革中央”于2010年3月4日“建议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是利用了“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样一个机会抛出的。新华社并自吹自擂说就此说：“民革中央和部分政协委员建议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提案‘未提先热’，受到各方嘱目，在台湾岛内引起共鸣。”“民革中央”本是咸鱼，现在企图利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翻身

中共“政协”委员何秉孟表示，他与该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研商后，将就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活动形成提案，主要内容包括：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举办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活动，先提交今年国共两党合办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进行讨论以达成共识，纪念活动的筹办机构应由两党有关人士牵头并吸收两岸各界人士组成。此外，希望两岸及港澳史学团体合作举办相关大型学术研讨会。

张海鹏3月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共两党、海峡两岸联合举办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活动，主要体现两岸和解、两党和解、中华民族团结向前看的精神。这将有利于“唤醒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对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应有积极影响。

民革中央说，该“党”也将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的具体建议，其中包括邀请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和知名人士、学者参加大陆方面的有关纪念活动等。

实际上在“政协”抛出这一设想之前将近半年，中共就通过新闻机构传达了相关讯息：。香港《明报》于2009年10月发表了一个风向气球：《两岸计划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实现胡马会晤》，说是“传两岸合庆辛亥百年，岛内称有助促进统一”——

继马英九成立“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后，港台媒体又传出大陆计划以全国政协为平台，在2011年时联合台湾各主要政党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借此推动两岸政治谈判，实现“胡马会”并签署和平协议。

大陆评估认为，辛亥百年是两岸关系获得突破的难得契机，不能错失机遇，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去年在政协讲话时，也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列为未来几年的重要纪念活动，“现仅剩下辛亥革命百年活动的难度最大，影响也最深远”。《明报》引述来自北京的消息称，去年年初，全国政协已先设立两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专门机构，而大陆的“思路基于碰面”。文章说，2012年马英九的第一个任期将结束，北京因此希望两岸领导人能在任内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或至少会面启动两岸政治协商，对历史有所交代，“在两岸关系现有障碍难以短期内解决的情况下，至少有个‘会面’作为新起点”。

原来，中共是希望用“纪念仪式”，把两岸最高领导人拢到一起，共同参加相关活动，从而实现“非正式会晤”。至于纪念的地点，可选择辛亥革命发源地武汉，而正式会谈地点则可能选择香港。


三、两百多亿人民币的企图心


为了这次“两岸、两党、两会共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统战活动，中共有多大的企图心呢？仅仅在武汉一地，中共就准备拿出两百多亿人民币（约合一千亿台币）来“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庆典”。

中共“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长阮成发3月7日表示，2010年就将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地，目前正投资200多亿元人民币（约29亿美元）筹备相关庆典。

据“中国新闻网”3月7日报道，阮成发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乃至亚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迎接明年的百年庆典，武汉市正在进行系列准备。

一是加强辛亥革命文物的开发利用。斥资对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辛亥红楼广场、起义门、辛亥首义烈士祠、孙中山辛亥铜像、黎元洪墓等大批辛亥革命历史遗迹进行全民修缮。

二是打造辛亥革命百年标志性纪念景区，首义文化区、辛亥革命博物馆、纪念碑、中山舰博物馆、中山舰展览馆等工程相继开建或建成，整个投入超过了一百亿元人民币。

三是建设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如从天河机场到首义文化区的相关道路全面改造和提升，总投资也将超一百亿元人民币。

四是正在准备召开纪念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一系列辛亥革命文物展、书画展。

五是组织实施辛亥革命相关的文艺产品，现在考虑拍摄一部电视剧、制作一部专题片、创作一套丛书、排演一部话剧、组织一台主题晚会。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纪念活动待批。


四、大陆舆论如何看待百年纪念活动


中国大陆“凯迪网络”上有篇文章，名叫《武汉市长，花200亿庆祝辛亥革命，请开听证会！》，很有代表性。文章指出：3月7日，武汉市长阮成发表示，明年就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地，目前正投资二百多亿元人民币筹备相关庆典。

作者指出：首先，我们被武汉市长气吞山河的大手笔吓住了，好家伙！二百亿啊！我们几百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震惊之余，我想问问武汉市长：“就算是皇帝，一下子花这么多钱，也会听听群臣的意见，你难道比皇帝还一言九鼎？你难道不应该开个听证会，听听纳税人的意见？你有什么权利如此独断专行？”

2011年的确意义非凡，一百年前中国人民赶走了两千多年家天下的皇帝，迎来了新纪元。庆祝一下无可厚非，但是不宜铺张浪费，毕竟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富裕，与其庆祝过去，不如改善现在。主旋律固然需要弘扬，但是百姓民生当为首位，不能本末倒置、主次不分。二百亿元，天文数字，花在哪里都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投入教育武汉的未来则充满希望，投入医疗老百姓则感恩戴德、欢呼雀跃，投入科技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则突飞猛进，投入市政建设老百姓则安居乐业，无论投入那里都能立竿见影，都比花在大肆庆祝辛亥革命有意义。与其为了弘扬主旋律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不如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武汉市长，你想要庆祝的是一百年前赶走溥仪小皇帝，可是你现在的做法分明像个独断专行的皇帝：“朕即天下，君权神授，老百姓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草民无权干涉，否则龙颜大怒。”这一套一百年前就取消了，已经被民主自由取而代之，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如果你还依然坚持这种落后腐朽的执政理念，又何必庆祝皇帝下台一百周年！如果现在还想执政者一个人说了算，有没有皇帝，又有什么区别？赶走了皇帝，岂不是驱狼迎虎？

武汉市长，我没有权力禁止你二百亿庆祝辛亥革命，但是武汉市民有这个权力，因为他们是纳税人，二百亿元是他们的，就算是国库拨款，也是全国人民的。纳税人的辛苦钱何去何从？该怎么花？老百姓有权表态。如果铺张浪费乱花钱，纳税人有权抵制。这就是没有皇帝的好处，如果百姓得不到这些好处，武汉庆祝辛亥革命赶走皇帝就毫无意义，因为龙椅上的皇帝虽然已经下台，精神上的皇帝还在执政者心里根深蒂固。

我所要呼吁的仅仅是一场透明公开的听证会，辛亥革命百年大庆要不要花这么多钱？老百姓同意，我无话可说；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逆历史潮流而行，像皇帝一样独断专行！现在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说服他们，一条是不理他们。’选择前者，共和国的市长本该如此、理所当然。如果选择后者，你就和庆祝一百年前赶走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你自己选吧！中国皇帝的作风是否在执政者精神上阴魂不散，由你的选择决定！

上述文章，明批武汉市长，暗指中共中央，因为在中国大陆谁都知道，区区武汉市长，不过是中共中央属下的一条走狗罢了。大陆舆论界决心“打狗不再看主人”是假的，大陆舆论界决心“打狗就是打主人”才是真的。


五、五十万网警压境之下的网友言论


上述文章不是孤立的。

下面引述的“凯迪网络”跟帖几乎是一边倒的，用讽刺挖苦的办法来对付中共当局的网络管制：

1、同意武汉市长，我们成千上万民主先驱，抛头颅洒热血，千辛万苦推翻了千年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为中国以至世界人类做出来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但是，一百来，他们的丰功伟绩被丑化，他们的后代被饥寒交迫。我们难道不应该花二百亿谢罪并且补偿他们吗？ 

2、想想过去这一百年，两百亿值得花。 

3、二百亿人民币，都足够再来一次辛亥了…… 

4、看看下面，我们难道不值得花二百亿纪念民主辛亥吗——

2007年3月18日《法制日报》第5版报道：1989年，我国公款吃喝数为370亿元，1990年为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2002年为2000亿元，2004年为3700亿元，2005年为6000亿元。

2008年11月26日《参考消息》报道：2006年，我国公务车的司机薪水开支，购车和保养及车辆加油的开支大约为6000亿元人民币。同年教育开支为4546亿元，社会保障开支4181亿元，国防开支2838亿元。

中国2008年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公车消费用了纳税人9156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公职人员的福利津贴、奖金等），比原预算288亿元多花了8868亿元。如果原预算是合理的花销，那8868亿就是浪费。

中国的公务员有1100万，每个公务员除拿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费外，平均每人还要花掉人民血汗钱近8.324万元。按照当前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688元算，中国有2900万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准算，中国的贫困人口达九千万。如果把三项“公害”消除，中国就没有贫困人口了。

5、“历史就是妓女，有钱就能上，不服的一边凉快去~” 

更有大陆网友直接向台湾朝野喊话：“各位海外侨胞，国军将士后裔，爱国华侨们，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啊！嘿嘿。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哦。我太熟悉他们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国大陆的网友言论是在中共当局豢养的五十万网络警察大军层层密布的监控中残留下来的，因此可以说是确实代表了中国大陆的主流民意。


六、小结


大陆民间有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可与古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互为印证。

从《新京报》到网友言论，清楚地显示了一个脉络：那就是大陆舆论界反对中共当局假借纪念辛亥革命损公自肥。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台湾政府过于积极推动“两岸、两党、两会共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恐怕易于陷入中共布下的统战圈套，结果可能有违初衷会，也难以促成真正意义的“两岸和解、两党和解、中华民族团结向前”之愿景。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第四节 中共积极抛出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目的与策略分析】


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目的在于把台湾地方化、港澳化，因此，把港澳可以做的，和台湾也可以做，和港澳不可做的，和台湾也不会做，这是其策略的大致方向。


一、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无孔不入


在有关“未来两岸协商议题”方面，2010年3月30日中共方面抛出了一个“大行动”：那就是大陆“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陈越接受特情机构“中评社”访问时表示，“钓鱼台和南沙是两岸共同议题”！

陈越说 ，钓鱼台和南沙群岛是两岸之共同议题，维护海域、岛礁的主权和管辖权，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两岸对此应该共同合作。陈越这是在台湾参加首届“海峡两岸海洋论坛”时表示的意见。她认为，两岸对于沿海工业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厦门和金门海域的垃圾问题，生态环境评估的标准和方法等等，今后都可以走向务实的合作，由两岸学者参与论坛讨论只是开始，下一步应该更加深入，就选定的议题深入探讨。

对于两岸海洋合作的议题，陈越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议题，还要听一听两岸学界的意见，最后再找出共同点，做为未来努力的方向。陈越指出，例如台湾环保署副署长丘文彦提出的构想，将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建设成公园、南海水下考古等等，都是两岸未来可以合作的。台湾的海洋意识很强，大陆内地民众对海洋比较没有亲身的感受，所以很有必要推动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

至于将海洋议题纳入“陈江会谈”的问题，陈越表示，这非常有必要，事实上，08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七届海洋科学研讨会上，当时就建议把海洋议题纳入两会框架之下协商，因为海洋越来越重要，也是两岸可以合作的议题，她非常赞同也建议纳入两会协商。陈越强调，不仅是海洋环境问题，还有海洋权益的问题，例如钓鱼台和南沙群岛的问题，这更是两岸有共同点的议题，维护海域、岛礁的主权和管辖权，这是更加重要的问题，也是两岸应该共同合作的。

陈越表示，大陆和台湾隔海相望，面对共同的海域，海洋环境的健康和永续发展，关系着两岸民生，有效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两岸海洋学界携手推进两岸海洋环境保护和交流合作，必将造福两岸同胞，两岸同胞合力，也一定能为世界海洋生态、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海洋局的一个副司长，为什么就两岸问题发表意见？显然，这不是其个人意见或是职业意见，而是政治意见，是大陆最高当局利用海洋问题把台湾纳入一个中国框架的谋图体现。可以与此作为参照的是，2010年4月青海玉树发生地震，中共谢绝一切国际援助，但却独向台湾开放，允许台湾医疗队进驻——这不是对台有好的体现，而是向世界各国宣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得到台湾有关方面的认可。这也表明，大陆借口“未来两岸协商议题”对台布置的谋略活动，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二、台湾统派在落实中共的议题


在陈越用钓鱼台和南沙群岛的问题，把“两岸”框入“一国”的前一天，中共安全部门的机关刊物“环球网”已经发表文告说：“台湾统派主张扩大台湾人爱国主义传统、一家人要走在一起”。可见这是一个统一的部署。

但是陈越也罢，环球网也罢，都无法解开一个老问题，这个“国”到底是哪个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按照中共的底牌，这只能是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说来，“扩大台湾人爱国主义传统、一家人要走在一起”的口号，就有点让台湾人不寒而栗了。

环球网的报道说：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成立大会日前在台北盛大举行，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在代表论坛致词时表示，两岸和平发展是以两岸都是一家人为前提，经过六十年的两岸对立，“是一家人就终归要走在一起”，而且必须是以两岸的和平统一为目标和方向。中评社报道，吴荣元在致词时强调，两岸事务不能被台湾的主要政党、政客所把持，中下阶层民众也应有参与的机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成立之后，将面向广大基层群众，透过研讨会和街头活动宣扬理念，呼吁大众重视两岸关系的开展。盼望论坛能积极发挥人民的力量，化解在野党对于两岸和解交流政策非理性的反对。吴荣元说，“台湾社会的新民主运动就从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的成立开始”。

环球网的报道还说：论坛另一位召集人、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接着指出，2008年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的转折，2009年是两岸关系的发展年，希望2010年能成为两岸和平发展的推进年。纪欣强调，在两岸和平发展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恢复及扩大台湾人的爱国主义传统，希望社会各界能透过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岛内共同创造一个支持两岸和解合作、和平发展的舆论平台。

高龄86岁的联合法律事务所创办人黄静嘉则表示，希望藉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的努力，能够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达成和平统一的状态。

大会中，由各团体的青年代表们共同宣读了论坛成立大会的声明，声明指出两岸和平发展发展论坛今后运动的五大目标，包括：

1、创造两岸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经济基础，支持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建设民族共同市场。

2、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废除“对台湾关系法”，争取和平红利，落实民生福利，扩大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

3、通过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人民互相了解，增进台湾人民认识新中国的发展，改变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的成见与心结。

4、推动正式终止两岸敌对状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强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法理基础。

5、推动研究与阐述两岸和平发展与统一的理论。

明眼人可以看出，上面这些可能根本不是“台湾统派”的作品，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如今竟然可以在台湾的土地上大声疾呼，可见台湾统派确实在不动声色地落实中共的议题。


三、种种舆论攻势的策源地都在北京


在台湾上演着一幕一幕有关“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活报剧，其制片人和总导演其实都在北京。

2009年11月，就在两岸推动《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谈判前期工作的同时，再传北京开出“2012年两岸政治对话的时间表”。

据大陆媒体报道指出，北京方面希望透过日后顺利签署ECFA及《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OU)为合作基础，在马英九总统结束第一任总统任期之前，也就是2012年之前，就要商签《两岸和平协议备忘录》，作为推动两岸政治协商议题的初级对话。

北京借用“台湾学者”的话宣传说：“2012年两岸政治协商将无可避免”，中共抛出商签和平协议备忘录，显示对岸考量台湾内部环境而作的务实考量，希望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卸任前，踏出签署和平协议的重要步骤，但在尚未创造及酝酿出有利的环境前，台湾方面目前推动的困难度仍然高了些。

中共对台决策官员指出，北京认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应该成为“两岸领导人政策谈话的共识”。他们虽然理解两岸激活政治谈判的复杂性与困难度，但却要趁火打劫，企图利用台湾总统民选的敏感时机，迫使马总统政府卸任之前，就激活两岸和平协议政治议题的初期商谈，并商签《备忘录》或《两岸和平架构协议》，以便为后续的行动打通道路。虽然政治议题未能提上两岸谈判的议程，但北京方面认为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已累积不少政治对话的基础与实务经验。今年五月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应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即是两岸当局透过核心幕僚协商所达致的安排，这协商经验有助激活政治谈判的先期接触。

就在马总统正式接掌国民党党魁之际，香港《明报》更早一步指出，中共曾评估在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的难得契机，联合两岸最高领导人共襄盛举，以此促成马胡（马英九及胡锦涛）非正式会晤，作为政治协商的起点。

凡此种种舆论攻势，其制片人、总导演，都在北京政权。


四、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目的


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目的，就是要把台湾地方化、港澳化，因此中共虽然谋图和台湾政治对话，但是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往后缩。新华网2009年11月25日消息，有传闻说“大陆方面有意在明年三、四月之前撤掉三分之一对台导弹”，因此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说：两岸目前的经贸合作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按照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是否将会进入政治对话的层面？根据凤凰卫视收到的消息，大陆方面也是有意在明年三、四月之前撤掉三分之一对台导弹，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在新闻发布会上却对此采取全面回避态度。可见中共的“一家人要走在一起”的说法完全是欺人之谈。他的具体回避是这样说的：“大陆方面主张全面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持续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面向未来，逐步解决两岸关系中的政治、军事安全等问题。当前，要继续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步骤，推进两岸协商，加强和深化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为两岸同胞谋取更多的福祉和利益。我们还希望年内启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协商进程，同时我们也希望两岸双方共同努力，为今后共同破解政治难题创造条件，预做准备。”

好像是为了配合杨毅的回避实质问题的谈话，到了2009年12月23日，澳门的中共喉舌“新华澳报”发表文章《从两会商谈看两岸协商未来规律走向指出：

四次两会领导人会谈在台北市举行，双方就“两岸渔船船员劳务合作”、“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两岸标准计量检验认证合作”、“两岸避免双重征税及加强税务合作”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就前三项议题签署了协议，还就推动商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交换意见，并讨论了下一阶段两会协商议题安排等事宜。

这次会谈，可说是成功的会谈，尽管未能签署“两岸避免双重征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未能实现“大团圆”。但恰恰正是由此证明，两岸会议体现了双方求真务实的精神，秉承“先易后难”原则，不片面追求圆满的场面，而是宁可通过继续深入协商，善意沟通，凝聚共识，拿出一份真正让双方都满意、两岸人民都满意、“好使、管用”的协议来避免双重征税问题。这就正如郑立中所说，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此次会谈是否圆满，最重要的是看结果。如果签署协议却不能很好落实，反而并不能算圆满。双方正是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才会将搁置签署协议的原因坦率地向民众说明，并且让大家放心，两会将继续就此议题进行探讨，适时签署协议。 

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目的在于把台湾地方化、港澳化，因此，大陆和港澳可以做的，和台湾也可以做，大陆和港澳不可做的，和台湾也不会做，这是“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大致方向。


五、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策略


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目的在于把台湾地方化、港澳化，因此，把港澳可以做的，和台湾也可以做，和港澳不可做的，和台湾也不会做，这是其策略的大致方向。

2010年1月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胡六点”提出一周年，2009年12月30日“胡六点”座谈会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明确提出未来两岸应为协商政治和军事安全预做准备，而2010年将是两岸关系往纵深发展的关键一年，上半年签署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后，下半年，北京计划的两岸和平架构协议等政治议题，就要摆上议事日程。

过去这类会议媒体一律接收官方新华社发的通稿，但此次座谈会上，却让台湾记者全程参与旁听，与首度几乎全员曝光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近距离接触。北京除了展现对台工作人事的透明度外，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更弥漫着浓浓的政治味。这个政治味就是向青海玉树的救灾活动一样，通过让台湾记者参与活动，来凸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政治宣示。在这次座谈会上，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未出席外，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全部出席。特别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坐在主席台上。与上届对台小组一样，中共军方成员占了两位。

座谈会上，商务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官员围绕“经济、文化、旅游”进行了年终总结，而国台办主任王毅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发言，调子则转趋政治。贾庆林除了强调要统一思想贯彻“胡六点”外，还透露了北京当局对台工作深层目标，即积极妥善探索如何破解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难题，为今后两岸协商政治和军事安全等问题做准备，创造条件。贾庆林在四千多字的讲稿中六提“统一”，其中“和平统一”说了三次，这意味着，2010年两岸一旦就ECFA签署协议，政治对话时程将不可避免地浮上台面。

贾庆林何以在“胡六点”座谈会上情不自禁六提“统一”呢？该座谈会何以一反常态让台湾记者全程参与旁听呢？是亲善吗？非也。谜底很快将在4月25日揭示出来。

中共媒体报道：4月25日，台湾“一国两制”研究协会会长将率团访问北京。

这位“台湾知名人士”叫做蔡武璋，将率“台湾一国两制”研究协会成员一行二三十人访问北京，并把协会的研究报告交给“有关部门”做参考。据他说，在台湾，“内心支持一国两制”的人超过50%，但是他没有交代如何统计出来的，因为他交代不出来，因为他根本就是在信口雌黄。此人声称，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国民党上台后两岸交流的加速，现在正是要有人站出来推动这项工作的时候。未来，他将让研究协会在台湾北、中、南全面开花，说服台湾同胞了解、接受“一国两制”，推动两岸最终统一。

台湾“一国两制”研究协会是个怎样的组织？未来又将如何推动相关的研究和工作？近日，中共记者电话采访了蔡武璋，一唱一和，问答如下： 

中共记者：蔡会长是台湾的知名人士，过去多在农业领域经营，为什么现在突然从事“一国两制”的研究工作？

蔡武璋：从两岸投资、兴业、交流等各个层面看，“一国两制”是两岸未来发展的方向；不管是历史、现在，还是未来，台湾跟大陆都应该结为一体。但六十年的分隔对峙，给两岸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包括老百姓相互信任问题。在两岸观念还有些差距的情况下，通过 “一国两制”这种方式，可以把两岸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结合起来，开创更美好的明天。成立 “一国两制”研究协会，目的就是推动早日完成跟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我是土生土长的嘉义布袋人。童年时代，我的家乡布袋港和厦门港、泉州港都是通航的。两岸的贸易往来，造就了布袋港的繁华，当时布袋港甚至被称为“小上海”。但1949年之后，两岸关系切断了，整个布袋港的经济开始下滑，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得不到台北、高雄等大城市打工。后来，在两岸断断续续的交流中，我们看到大陆各地经济发展迅速，也很讶异台湾为什么一直原地踏步。在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中，我看到很多希望和商机，这些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把乡亲带到厦门、福州等沿海城市来，让他们看看大陆的发展，大陆的发展不是我们在台湾想象的那样。

以前讲“一国两制”可能还不是时候，国民党上台后，两岸交流脚步更加快了，现在到了该讲、而且要推动 “一国两制”的时候。我想为两岸做点事情，所以在去年11月14日，成立了 “一国两制”研究协会。

中共记者：这个协会的人员构成怎样？未来计划要做些什么事？如何运作？

蔡武璋：目前协会有八十个会员，包含工商人士、学者专家等。近段时间，我们在台北、台湾南部各办了一场 “一国两制”的研讨会，邀请一些学者专家发表论文，阐述他们对这方面的看法。我们把这些看法整理成册，并将于4月25日正式访问北京时，把这些研究报告提供给北京，同时也给台湾当局做一个参考。除了举办研讨会外，协会还规划了其它很多活动，我们要先让更多朋友了解 “一国两制”，进而认同 “一国两制”。我最近接触到的大陆同胞，以及很多大陆台商，他们对协会都非常支持，并希望我在大陆各省市成立分会。由于一些政策上的限制，目前这个想法还不能实现，但我们会以联谊的形式与大陆台商朋友来共同推动协会的发展。在台湾方面，将来我们的工作力度会加大，目前我们是在台北，将来在中台湾、南台湾，都要成立分会，来推动这个工作。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研讨会，具体有哪些成果？

蔡武璋：就台湾目前来讲，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一国两制”这个政策，还有多少人有疑虑，多少人持相反的观点，这些问题我们都进行了分析。另外，如果在 “一国两制”的模式下，台湾老百姓的要求是什么？关于这些，我们都会提供给两岸作为参考。

中共记者：您如何评价“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施对台湾地区的影响？

蔡武璋：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回归后，在经济发展获得了大陆的巨大支持。我们将努力从台湾目前的情况出发，参考香港、澳门的模式，寻求“一国两制”获得台湾同胞认同。香港、澳门回归十多年，大家有目共睹的是其经济的发展。金融危机之后，台湾经济也碰上了一些麻烦和挑战。老百姓希望经济得到改善，希望经济危机中，两岸能继续合作，共创双赢。基于台湾老百姓的想法，我们希望大陆能持续提供比较优惠的政策，让台湾同胞感受到“大陆是自己的祖国，对台湾有好处，对台湾老百姓有扶持”，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中共记者：但在台湾，做这项工作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

蔡武璋：在台湾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很多人对我成立这个协会的初衷表示怀疑。过去一二十年中，有很多政党邀请我加入，他们邀请我去参选民意代表等，但我一直保持无党无派的身份。因为，不管我参与哪个党派，可能都会把其它党派的朋友分流出去，所以我不想这么做。成立这个协会后，我失去了一些民进党的朋友，他们不想和我保持联系；另外一些朋友虽然内心支持，却因为身份、工作的关系，不能加入我们的团队，这些我都能理解。但也有很多朋友站出来认同我的理念。我觉得这是为两岸子子孙孙谋福祉的大事，虽然我暂时会失去一些友情，但这是应该做的工作。如果现在不做，那要到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来做呢？事情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我决定站出来，呼吁大家来支持“一国两制”。

中共记者：2001年，台湾前新党籍立委冯沪祥曾牵头，联合企业界、学术界组成“一国两制研究会”，但这个研究会给人感觉是无疾而终。有种说法，以前台湾政坛还有李敖敢公开表达赞成“一国两制”，但现在没人敢提了。台湾目前赞成“一国两制”的群众基础有多大？您未来将如何让别人特别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去接受“一国两制”？

蔡武璋：以往有一些前辈来推动“一国两制”，但每个时代的背景不一样。就像现在谈的ECFA，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不谈，台湾慢慢就会被边缘化，最终受害的还是台湾老百姓。我的很多朋友都心知肚明，但他们不能正面站出来。我想，“一国两制”研究协会成立之后，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大，有信心让它慢慢获得台湾人民的认同。从这方面来说，如果包含心里支持的人，这部分群众基础应该超过50%。

对于台湾现在的政治人物，我们会通过资讯的方式，提供给他们。我们会提出建议，包括我现在做的工作能获得多少民众的支持，我都会用书信的形式写给马英九。事实上，我曾经写信给马英九，建议他在未来几年中，启动两岸“政治谈判”，在其任期内，完成两岸进一步结合的目标。

可以预期，中共利用蔡武璋及其“台湾一国两制研究协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加速实现“台湾的香港化”过程。这首先是通过舆论，如果没有受到足够的遏制，就会逐渐发展成为政治组织和情报组织，最后渗透进入军队和其他要害部门，为最终接管台湾铺平道路。中共自信，有了快速发展的经济作为基础，连美国的上层建筑都可以摆平，何况是台湾呢？


六、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与国际战略配套


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其国际战略的一部分。尽管重工并不承认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共是把台湾问题当作外交问题来处理的。

与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咄咄逼人相同，中共在外交上也同样具有咄咄逼人的态势。

最近，日本就怀疑中共军舰欲夺钓鱼岛。这是因为，中共东海舰队最近在日本附近海域的行动引起日本高度警惕。日本外务省向中国抗议中国军舰直升飞机对日本军舰“实施危险的举措”。有日本官员怀疑中国欲夺取钓鱼岛。

据BBC中文网4月22日报道，日本称，中国东海舰队军舰的舰载直升飞机4月21日下午异常接近在附近监视的日本自卫队护卫舰“朝雪号”，以水平距离90米、高度距离50米的半径围绕“朝雪号”飞行了两周离去。

这已经是本月中的第二次类似事件。中国东海舰队多只军舰4月7日起在东海活动频繁，引起日本军方密切关注。日本外务省4月21日正式向中国抗议中国直升飞机的行动“与这个月上旬一样，是对日本护卫舰实施危险的举措”。这是中国东海舰队的军舰半个月来在东海的频繁活动后，亲中的鸠山政权首次向中国正式提出的抗议。 

4月10日，中国10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穿过日本冲绳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时，中国的直升飞机曾接近日本护卫舰“凉波号”至距离舰体90米的距离。日本当时曾私下通过外务省向中国军方投诉“此举危及安全航行”。 

日本外相冈田克也21日上午还在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答辩说，中国军舰是在公海活动，不成问题，所以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会谈中，没提出中国军舰在东海过分接近日本军舰的问题。但日本政府内对中国军舰半个多月来在东海频繁且带有挑衅的试探行为已十分警惕。外务省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从美军1992年撤出黄岩岛驻军后中国迅速夺取的教训来看，中国现在可能正瞄准美军驻冲绳基地未来去向不定的局势，开始探讨以军事夺取中日之间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的可能性。这位官员说，美军驻冲绳基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抑制中国在东海的军力。从中国最近在东海显示的称霸野心来看，如果美军撤出冲绳，台湾、东海都会是中国的囊中物，日本也非常危险。4月20日日本防卫省政务官长岛昭久在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作证时说，中国军舰上周离开冲绳附近公海后，进入东海一个日本叫作“冲之鸟岛”、中国称为“冲之鸟礁”从而也有纠纷的海域活动，日本军舰和军机也在现场维持着戒备态势。 

凡此种种动向，都应该列入我们分析中共未来两岸协商议题的目的与策略的研判之中。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五节 从谷歌（Google）事件看中共改革开放的困境】


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要求创新，但中共限制信息自由流通却扼杀了创新的可能性。中共的所作所为，是典型的掩耳盗铃，更是严重的自相矛盾，也表明中共改革开放陷入了日益增大的困境。这一困境所特有的自相矛盾，随着中国大陆GDP的日益增加，而具有日益递增的爆炸力。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也正在增强其爆炸力，而与“和谐社会”的许愿背道而驰。温家寶不与中共政治局同去上海世博会，而单身前往青海玉树赈灾，显示这一紧张关系已经影响到中共核心内部了。改革开放的困境，可能演化为改革开放的绝境。


一、谷歌与中共的恩怨


2009年12月中旬，谷歌（Google）公司法律事务的官员披露说，该公司检测到一次来自中共的、针对谷歌网络集团设备的、一个高精密和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由于这一事件未能得到中共合理解释，扑朔迷离，变成悬案，谷歌在1月12日宣布，将不再配合中共的搜索引擎的审查制度，并不惜终止在中国的运营，此举持续在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反响。这场即将在全球互联网第一巨头和中共之间爆发的纷争，举世瞩目。有分析认为，谷歌凭借其在业界的地位和威望，使得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全球的新闻头条，将中共互联网过滤制度曝露于众目睽睽之下。

谷歌公司与中共的较量，终于有了阶段性结果，北京时间2010年3月23日凌晨3时零3分，谷歌从北京退至香港，谷歌正式宣布了将谷歌的部分主要服务转移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伪自由地区”。这标志“谷歌退出中国事件”尘埃落定——将Google.cn和g.cn两个域名直接接转Google.com.hk，提供未经审查的搜寻结果，网民键入“六四屠杀”获得210,000条搜索结果，键入“中华民国统一全中国”获得1,720,000条结果，键入“武装推翻中共”获得2,139,000条结果，看，这就是真实的谷歌，这就是真实的民意，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发展潮流，由此而知中共为何惧怕谷歌呈现的真实。 

舆论一致赞扬谷歌，一致谴责中共，但是和“舆论”稍微不同的真相是：谷歌（Google）公司其实不是中共暴政的牺牲者，而是其同谋者。只是和中共的一切同谋者一样，最终遭到了中共的暗算。其所谓“don’t do evil”企业核心价值，最终还是要服从等价交换的法则。

谷歌的技术向来被认为是天下一流的，但是它在此之前并没有反对中共的“大陆封锁政策”，而是积极助纣为虐，帮助中共过滤自由信息。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能否激励谷歌开发先进的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手段？令人存疑，不妨拭目以待。


二、谷歌与中共的对决


分析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会发现谷歌退出中国的决定并不是那么简单。

一方面，事件本身可以说是商业事件，但是却与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有莫大的关系。中共领导层曾在此前达成了所谓的“新北京共识”确定了中国目前政治的关键问题是“维稳”。此次中共“两会”所削减的军费开支，事实上都添加到了维稳经费之中，这一点可以根据各省财报去年在维稳上的开支条目管中窥豹。而谷歌提供的大量用户自产内容为主的免费服务，以及无关键词过滤的搜索引擎，在中共看来就是对“维稳”的最大挑战；更何况，此前伊朗发生的“Twitter革命”更让中共对互联网的传播效应不寒而栗，简直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所以，谷歌提出的协商条件，对中共来说是事实上的底线，他们一步也不肯退让。

另方面，谷歌如果继续接受审查，不仅其品牌形象会大打折扣，同时其商业核心——安全自由的交换信息——也受到严峻的挑战，中共要的也是谷歌的底线，谷歌也没有退让的余地。

这一冲突的结果，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到：虽然中共总理不久前还公开表明，说中共政府反对任何网路黑客行为，但其实中共政府恰恰自己就是最大的网络黑客集团，并且依靠巨大的、有组织的国家财力和物力支持，进行国际黑客行为。这还格外突出了中共政府向来撒谎成性的不名誉行径。

但内部信息透露，谷歌的中国总部里有三个中共卧底人员，组成一个共产党支部。这帮人下班以后，要偷偷去陆家嘴开“支部会议”。这些特工把谷歌的Gmail电子邮件的核心代码下载了，出卖给中共，使得中共可以潜入Gmail电子邮件，窃取所有用户信息。

这一事实，直接命中了谷歌的命门。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谷歌的创始人之一塞尔盖•布林（Sergey Brin，1973年8月21日），出生于前苏联，具有强烈的反共党迫害情结。他是跟父母到了到了西方国家以后才开始学电脑软件、参与发起谷歌公司的。布林居成长以后，曾跟父母回苏联旅游，但一到苏联，他就把其父叫到一边，直视着他父亲的眼睛说：“谢谢您将我们带出了苏联。”布林现在说，这样的经历使他不能容忍中共的网路封锁。


三、中共改革开放的困境


谷歌事件可以看出中共改革开放的困境：那就是没有制度规范，结果“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朝令夕改，莫衷一是。中共改革开放是“找死”，中共不改革开放则是“等死”，中共既不想找死，又不能等死，所以既不能改革开放，又不能不改革开放。在这种自相矛盾里生存，应该怎么办呢？只能“收收放放”、“一左一右”，不断突破旧的困境、进入新的困境，直到自己精疲力竭、社会压力积聚爆炸的一天。

极权社会由于内在的掣肘，往往效率低下，并因效率低下而变得粗暴。

2010年4月1日的《华尔街日报》探讨了“从谷歌事件一窥中国防火长城”，分析指出围绕谷歌在华服务大面积中断原因的混乱解释，凸显出中共政府网络审查工具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它有独裁制度“与生俱来”的模糊性。例如对谷歌网站的访问时断时续，时而屏蔽部分词条，而非全部。中共官员对有关“政府是否屏蔽了谷歌网站”的提问拒绝发表评论，使得这种局面以及谷歌在华的未来成了网民眼中的一个谜。

中国大陆拥有成熟的网络过滤系统，民间根据长城这一中国最著名的古老防御工事将其命名为“防火长城”。该系统被用来屏蔽一系列来自外国的信息，从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到敏感的历史事件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中国大陆政府通常不会告诉公众自己正在干涉他们的网络接入，不像沙特阿拉伯等国，当用户不被允许登录某些网站时，政府会给出解释性的警告信息。

相反，中国大陆的过滤系统就像中共政权一样，“说这一套却做那一套”：看上去就像是发生了一个技术故障，它会在显示器上显示出错信息，仿佛互联网接入出现了错误。中共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或工具。

网络及新媒体研究机构群智基金会(Social Brain Foundation)的董事毛向辉(Isaac Mao)说，中共的策略是让用户觉得只是一些网站的服务器出现了问题。他说，这么做对中共比较有利，因为公众在对执行标准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更可能容忍、甚至支持网络审查制度。

事情真相依然无人知晓。主管中国大陆互联网系统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拒绝对此置评，其他政府部门也三缄其口。

许多在中国大陆的谷歌用户已经习惯了防火长城内的Google.cn，他们对自己使用防火长城以外的自由谷歌网站时的经历，反而感到困惑。举例来说，在Google.com.hk搜索“胡萝卜”会显示出错信息，并造成谷歌服务的暂时中断，这显然是因为胡萝卜的“胡”字正好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姓氏。这种现象看起来可笑，但却是极权政治困境的生动写照。


四、网络催生中国大陆新社会


极权政治是一种“难以持续发展的政治”。苏联体制维持了七十年，而毛体制不过维持了三十年，现在邓小平体制也已经年满三十了，今后的中国大陆，何去何从呢？

2010年3月19日的《纽约时报》毫不讳言地宣称：“网络催生新一代中国社会活动家”。“维权运动”是其重要环节。其依据之一，是一个著名的悲情事件：福建省闽清县50岁的妇女林秀英相信她的女儿是两年前在她们居住的那个华南小镇上被一群和警察有关系的暴徒轮奸后失血过多而死的。

中共警察却把她25岁的女儿严晓玲之死归结于异位怀孕。一年多来，这个文盲母亲向福建省闽清县的多个政府部门进行申诉，向对她女儿之死投来关切眼神的人们陈述事情的始末。林秀英去年夏天在一个政府部门外哭泣的时候，被自学成才的法律专家范艳琼看见了，范根据林的说法详细记录下案情并发到了网上。另外两人游精佑和吴华英采访了林秀英，把视频发到了网上。但是范、游、吴三人却被中共起诉为“诬告罪”在法庭上等待宣判，如果罪名成立可获最高三年有期徒刑。

这是中国网络用户因其萌芽性质的社会活动——普通人通过Twitter、微博和其他网站散布冤情——成为攻击目标的最新的例子。“网民们用网络谈论不公，”游的律师刘晓原说，“但是地方官员却用公权力去镇压他们。”

十几个博客作者在负责该案宣判的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门外出现，从现场即时发布信息和照片到网络上。据说他们遇见了一百多个警察和便衣。案件被无限期推迟。“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公民实践监督政府的权利更加普遍和方便了。在传统媒体上很难发表文章而在因特网上却很容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法律专家周泽这样说道。他大胆说出了在因特网上发表评论而被拘留的问题。

那些因帮助林秀英而被逮捕或拘留的人正是因言获罪的最新例子。2010年4月20日，中共马尾法院宣称：闽清严晓玲案的三名发帖者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因故意在网上发文帖和视频，构成诽谤罪。范燕琼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其余两人分别获刑一年。显然，马尾法院的判决是“谷歌事件”的延伸，说明中共正在着手严密封锁中国大陆的网路世界。维权运动、国际网络催生新一代中国社会活动家，迫使中共不得不和国际网路决一死战。


五、中国大陆的蒸锅 突然炸盖


从短期看，中共有效地驱逐了谷歌，控制了维权运动，关押了新一代中国社会活动家。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中共正面对着自己的“王朝末日”，其表征就是“社会组织大面积坏死”。

《纽约时报》都注意到了，就在驱逐谷歌事件之后不久，中国大陆一连发生了四起恐怖攻击学童事件，显示出未来社会的预兆。整个中国大陆因此备感震惊、民心受到严重创伤。

网路和报纸反映出大陆民众百思不解，为何像中国这样严密控制、如同“无气阀蒸锅”的社会，锅盖还会突然炸开？中共当局则努力防堵蒸气外逸，继续“捂盖子”。

2010年第一起恐怖攻击学童案发生于3月23日，地点为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一名离职外科主治医生造成8死5重伤的惨剧。

这个事件爆发后，网路和政府媒体充满愤怒反应，官方新华社还发表研究内心孤寂罪犯的长文。其实这不是孤立的个人心理问题，而是普遍的社会组织问题——社会组织正陷入解体的危机。

其后，广东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4月28日发生停职小学教师挥刀狂砍杀伤师生19人事件。

4月29日，一名无业人员在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持刀杀伤32人，包括学生29人、教师2人、保安1人。

接着，山东省潍坊市尚庄小学4月30日又发生校园喋血事件，村民王永来强行冲入小学，用铁锤打伤五名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当场烧死。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校园攻击事件发生后，大陆重要网站不复出现用大标题报导的新闻，而代之以中共教育部发出的通知，要求加强学校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师生安全，并成立“应急管理专家谘询组”，提高教育体系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大陆社交网站的贴文指出，中共“变调”显示中宣部已经插手。该部往往就重大新闻发出指示并检查报导内容。这一系列的校园暴力显然有模仿迹象，受马列教条影响的中国当局采取“掩藏坏消息、表扬国家英雄”的典型反应，可以理解。但是，一般百姓还是大惑不解，大陆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导致如此疯狂的行径。许多网友把问题归咎于社会贫富悬殊或一般百姓面对权势感到无助。泰兴市幼儿园伤人事件后，学生家长走上街头抗议，大喊：“我们要知道真相。还我孩子。”

一名署名张汉的网友贴文说：“这三个凶手想要向社会报复。他们自认受到欺负，却选择比他们更弱势的族群(儿童)下手。毫无疑问，他们的心理问题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社会不公显然是催化剂。”

这一系列事件可能无法用单一理由加以解释。有些人错误地指出，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美国与其他国家同样有校园暴力，学生同样受到攻击。不过，这种看法却忽略了中国大陆是一个极权国家，没有基本人权和司法正义，每年要处决壹万多个囚犯，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死刑总数的好几倍。在这种极端压制下，仍然发生了屠杀学童事件，因此中国大陆的屠杀学童事件，不同于其他国家校园暴力事件。

一名网友特别提到2008年7月1日轰动一时的青年男子杨佳持刀杀死六名上海警察案。杨佳当年11月被处决，但在此之前，他成为全国的“英雄人物”，因为他被中共警察冤枉为偷车贼。另一名网友表示，3月发生校园暴力后，一名学生写信给凶手：“如果你心中有恨，请你去杀贪官污吏。”这名网友说：“听到一个孩子说这种话，令人吃惊。但实际上这是整个社会的集体心声。这就是杨佳杀了无辜的警察仍被人视为英雄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危机所在。

南加大政治学教授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骆思典(Stan Rosen)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非常暴力，部分原因就是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怒——老百姓受尽饥荒、贫穷、残酷统治之苦，终于向共产党官员进行复仇。毛泽东的时代距今仿佛已远，中国现在已能接受部分的公民抗议、新闻界揭发丑闻，以及公开讨论。但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Whyte)在其新书“社会火山的迷思”(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中，描述当今中国大陆人的挫折是“内部充满不平之气的蒸锅在沸腾”：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觉得自己缺少一个宣泄不满的“气阀”，而政府一心只想着“捂盖子”。中国当局努力做出一切正常的表相，出了乱子仍想秘而不宣。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危机深刻的体现。

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要求创新，但中共限制信息自由流通却扼杀了创新的可能性。中共的所作所为，是典型的掩耳盗铃，更是严重的自相矛盾，也表明中共改革开放陷入了日益增大的困境。这一困境所特有的自相矛盾，随着中国大陆GDP的日益增加，而具有日益递增的爆炸力。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也正在增强其爆炸力，而与“和谐社会”的许愿背道而驰。温家寶不与中共政治局同去上海世博会，而单身前往青海玉树赈灾，显示这一紧张关系已经影响到中共核心内部了。改革开放的困境，可能演化为改革开放的绝境。


（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



【第六节 中共两岸协商议题及台湾应对策略建议】


在民主国家，政治不能大于法律，执政党不能从事非法活动。这两点，习惯了政治大于法律、执政党凌驾法律之上的中共，并不理解。因此台湾实在有必要向中共说明：两岸协商，不能超越中华民国宪法所能允许的范围。正如中共不能放弃“四个坚持”一样，我们也不能放弃自由民主。只要台湾坚持自由民主，就能反守为攻。台湾千万不能误以为中共知道民主政治的运作，其实他们是真的不懂。如果我们以为他们真懂，不仅高看了他们，而且反会造成彼此的误解。这一点在台湾政党轮替以后，已经相当清楚了。中共领导人总是以为民主政治就是街头斗争和议会打架，而不懂得“政治不能大于法律、执政党不可从事非法活动”这样基本的道理。按照“政治不能大于法律、执政党不可从事非法活动”的道理，中共不能实现宪法统治，不能开放党禁报禁，也就并不具备与台湾全面进行政治协商的起码条件。这是中共的致命伤，台湾要紧紧扣住这个主题，不断演绎、不断发挥，处处主动、处处领先。一定能够反守为攻。

最近，ECFA即“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是两岸协商的热门。

中共方面认为：“两岸ECFA敲定 民进党进退维谷”。中共“中评社”2010年6月24日就此提出：“由民进党主导的反ECFA抗议游行，口号定为“反对一中市场，人民公投做主”。然而，随着ECFA早收清单呈现，台湾各行各业均大有斩获，尤其是台湾中南部地区，当地民众主要生产农渔产品，更是大丰收。这种趋势，让民进党陷入相当艰难的困境。继续反对，缺乏正当性。转为支持，冲击台独意识形态。”


一、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


十分明显，中共的上述企图是政经挂钩，用“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为尖刀班，搭建两岸政治协商的滩头阵地，以便早日造成政治统一的平台。

这一发展，对于两岸的前途是一柄双刃剑。而中共在经济方面让步越多，它在政治方面的企图心也就越强，谋略也就越深，这是毋庸置疑的。而现在，可能不是偶然的，中共国台办主任王毅，却不打自招地承认：北京在ECFA方面已经释放太多的“善意”了。但是其“让利”的背后，“算计”的意图是压倒一切的。

2010年6月20日王毅在厦门参加第二届海峡论坛时表示，目前CFA的商谈已进入最后阶段，大陆希望，两岸双方本着顾全大局、着眼长远、相互体谅的精神妥善解决有关的问题。他说，台湾提出希望商签ECFA以来，两岸方面在两会框架下进行了多轮商谈与沟通，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进展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倾注了双方的心血，值得双方共同珍惜。针对ECFA可能冲击弱势产业，王毅也强调，在ECFA的商谈过程中，大陆已认真履行了承诺，充分释放了善意。基于两岸同胞之情，我们在商谈中充分体谅和照顾了台湾的弱势产业、中小企业，尤其是农民兄弟的利益，早期收获计画尽可能兼顾了台湾各行业、各地区的需要。 

对于未列入早收清单的项目，王毅也说，早期收获清单只是履行ECFA的第一步，目前早期收获的规模和金额已经很大，一时未有能列入早期收获的产品，都可以在协定签署后启动的后续协商中加以充分协商，寻求妥善解决。王毅并诱惑台湾经济界说，预计今年大陆赴台的游客将突破100万人次。

同一天同一会议，中共“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讲话就更加明确了中共的政治意图。他在会上指出，两年多来两岸关系发展取得重要积极成果，得益于两岸双方抓住难得机遇，以两岸同胞福祉为念，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平等协商，推进合作。他表示，台湾应顺应两岸主流民意，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继续保持两岸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继续巩固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良好势头，续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思路，务实推进两岸关系发展进程。同时，应当着眼于今后逐步破解两岸关系前进道路上的难题，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两岸政治互信。他还鼓励大陆民众强化对于台湾各地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渗透，要“到台湾基层民众中去”、“真诚与台湾同胞交朋友”、“认真倾听台湾乡亲的心声”，企图把大陆游客当作不再编制的第五纵队来使用。


二、两岸不能回避政治问题


其实在上述会议召开之前的半个多月，2010年6月1日，国民党荣誉党主席连战在接受台北中国时报专访时已经强调，未来两岸不能回避政治问题：“由于马政府还没准备好两岸政治对话，连战提醒，执政的人对此有责任，不论做与不做，都必须面对它。他意有所指地说，想把两岸政治与经济问题分开，是某些人的意愿，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须务实面对。”

连战表示，两岸要处理经济以外的议题，要先有“心里准备”，无法一步到位，也非一蹴可几，必须有耐心及信心，耐心就是持之以恒，信心就是不转移目标，这样才能慢慢建立互信、累积善意；更必须避免陷阱。连战表示，2008年国民党执政，要求7月1日开放三通，马上就开放了，“这是因为国共论坛加上逾百次的讨论，很多问题早已有结论，才可以从容上道，不是忽然之间形成的。” 以两岸过去的历史及长时间的斗争，当然需要相当过程及时间，来建立互信与善意。他也透露，和平之旅时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一整天，从中午到晚上，大型的、中型的及小型的聚会，甚至只有连胡两人面对面的会谈。2005年连胡会五项愿景中，只有一项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其他全是非经济性议题，包括两岸终止敌对状态、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及国共政党平台，连战强调，“我不会只把两岸问题放在经济，其他都不谈。” 

其实在我们看来，“回避政治问题”，也是一种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有时，回避政治问题，恰好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好方法”——这就像中共这二十一年以来不是一直在回避“六四大屠杀”的平反问题，结果不是反而跌破了世人的眼镜、取得了很大的经济进展吗？中共不肯像台湾面对“二二八”那样来面对“六四”，其实也是它的一项“解决办法”。

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应对策略建议应为：听从连战荣誉主席的指导，“两岸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台湾不仅不能回避政治问题，而且要积极主动地面对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甚至可以比中共更为积极主动，更为激进。


三、如何“不回避政治问题”


其实，两岸之间的交往，现在已经不是“不能回避政治问题”了，而是“应该怎样面对政治问题”。此话怎讲？

举一个例子，中共自己就在回避自己的政治问题。我们说的还不是“六四”、“一党专政”、“拒绝政治改革”这些大是大非问题。我们说的还只是一个由于大是大非问题引申下来的局部问题：中共是否允许台湾与外国签自由贸易协议(FTA)。现在，中共不能允许台湾与外国签自由贸易协议(FTA)，这说明中共自己的政治有问题，毫无民意基础，也完全无视民意基础。

一个非常现实和急迫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后，台湾即将推动与外国签自由贸易协议(FTA)。但是，对此现实和急迫的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却明确表示反对。这是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一次碰撞，自然在台湾朝野引起强烈反弹。

马朝旭6月1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说，关于台湾与其它国家签自贸协议的问题，“我想原则性的告诉你，中方对于台湾同其它国家开展非官方的经贸往来不持异议，但是对于官方性质的协议，我们是反对的。”可是在中国外交部稍晚公布的文字实录中，这段回答却变成“我们对我建交国同台湾开展民间经贸往来不持异议，但坚决反对同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与原话不符。

这种改动不仅说明中共常常运用一些见不得人的鬼域伎俩，也说明中共的政策在受到阻力以后会有所变化。既然如此，台湾可以运用的策略，其实所涵盖的余地颇大。

对此，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回应称，贸易是台湾的生命，两岸同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签订“自由贸易协议”（FTA）是WTO成员的权利，也是台湾发展经贸的契机。其重点在于开展台湾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经贸往来，增进台湾的经济利益。我们一贯要求中国大陆当局不要阻挠台湾与贸易伙伴洽签FTA。

现在，中共连一个自由贸易协议(FTA)都不容忍台湾与外国签订，这难道不是“回避政治改革问题”吗？因为凡事泛政治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回避政治现实的做法，是无助于两岸问题好好解决的僵化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应对策略建议应为：台湾应该运用“民选政府”的优势，强调台湾政府具有民意基础，是通过选票上台的，我们无法违背选民的意愿，更无法违背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法律义务。


四、大陆绝不答应“搁置统一”


中共在美国的一个喉舌《侨报》，5月15日刊登文章分析说：“马英九近日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表示，两岸关系已达到一种运作无碍的现状，大陆在口头上搁置对统一的要求，台湾淡化独立主张，彼此致力于维护和平。对此大陆予以澄清和反驳。”国台办发言人杨毅还在记者会上重申，“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政治前提。我们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和明确的目标。”含沙射影的意味十足。

香港中共“中评社”就此发表评论说：杨毅在此时十分严肃、十分郑重地代表大陆政府表示，大陆没有搁置统一的可能。这也是直接对马英九的“大陆在口头上搁置对统一的要求”说法的澄清。大陆不同意马英九搁置统一的说法！评论指出，马英九的“大陆在口头上搁置对统一的要求”说法确实是有悖事实的。从“胡六点”到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场合，大陆都作出要实现统一的宣示，这是不可以视而不见的。此外，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希望民进党能够真正认识到不放弃“台独”主张是没有出路的，也不符合台湾同胞根本和长远利益。此外，对于马英九即将任满两周年并发表演说，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关注演说内容，希望双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向前迈进，造福两岸同胞，造福中华民族。

显然，北京的策略就是逼迫台湾拿出一个“两岸协商政治议题的时间表”，或者干脆直接接受北京方面的时间表。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应对策略建议应为：向中共明确指出，两岸政治协商应以两岸的民意为基础，对于台湾来说，民意是通过选票来体现的。对于大陆来说，首先要进行政治改革，让政府具有民意基础，然后，这个具有民意基础的政府才可以和台湾进行有效的政治谈判。


五、两岸政治对话时间表


2009年底前后，北京方面透过种种管道，传北京开出2012年两岸政治对话时间表：签署ECFA及《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OU)，作为合作基础，在马英九结束第一任总统任期前，商签《两岸和平协议备忘录》，作为推动两岸政治协商议题的初级对话。

在台湾内部，也有不少学者予以呼应，认为2012年两岸政治协商将无可避免。有人甚至具体为中共说项，言之凿凿：抛出商签和平协议备忘录，显示对岸考量台湾内部环境而作的务实考量，希望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卸任前，踏出签署和平协议的重要步骤。

《中国时报》更是推波助澜，引述“中共对台决策官员消息”，指北京认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是两岸领导人政策谈话的共识，也理解两岸激活政治谈判的复杂性与困难度，且深刻体会台湾总统民选的特性，因此北京期望在马政府卸任前，双方适时激活两岸和平协议政治议题的初期商谈，并商签《备忘录》或《两岸和平架构协议》。北京方面且一厢情愿地认为，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已累积不少政治对话的基础与实务经验没，例如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应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即是两岸当局透过核心幕僚协商所达致的安排，这协商经验有助激活政治谈判的先期接触。中共更企图利用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的难得契机，联合两岸最高领导人共襄盛举，以此促成马胡（马英九及胡锦涛）非正式会晤，作为政治协商的起点……

不过根据我们多方了解“北京开出2012年两岸政治对话的时间表”，应该不是确定的。2012年那时正是北京的政权更迭时期，中共选择这个时间，明显是从其内政方面考虑，可能是胡锦涛有意赖着不走而故意制造两岸之间政治谈判的假戏，但真做的可能性并不大。


六、反守为攻的策略建议


2010年1月28日，在北京海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共提出，要根据两岸关系发展需要，适时增加文化、教育、卫生、新闻交流等议题，为两岸协商注入新的内涵。

中共毫不讳言，这是为了对台统战而设计出来的：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提出了今年海协会工作的具体规划。会议总结了海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并规划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提出，2010年是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新的前景和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海协会将继续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本着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步骤，稳步扎实地推进两岸协商进程，巩固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以商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两岸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机制化、制度化，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经济发展优势互补、互利双赢，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海协会所谓“2010年是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是何意味呢？

原来，座谈会上，商务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官员围绕“经济、文化、旅游”进行了年终总结，而国台办主任王毅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发言，调子则转趋政治。贾庆林除了强调要统一思想贯彻“胡六点”外，还“透露了北京当局对台工作深层目标，即积极妥善探索如何破解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难题，为今后两岸协商政治和军事安全等问题做准备，创造条件”。

对此，台湾的应对策略可以考虑：针对中共公开抛出之议题，不论其属于何种领域，台湾策略都应该积极反守为攻，提出更为激进的应对方案。例如，对于海协会所提的“两岸协商要适时增加文教卫生和新闻议题”（2010年1月28日新华社），台湾应该提出：这一议题应该结合大陆开放新闻自由和国际采访、大陆开放教育内容的自由化、大陆开放文化学术的独立化、非党化……只有这样，大陆与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准才比较接近一致了，“两岸协商文教卫生和新闻议题”才有实质意义，才不会流于统战活动的道具。


七、反守为攻与上中下三策


台湾针对中共两岸协商议题的策略建议，可有上、中、下三策：

一为上策“政府协商”，其途径两岸政府互相承认、对等谈判。这个建议中共应该不会接受。

二为中策“政党协商”，其途径是大陆开放党禁报禁，两岸所有政党对等参与谈判。这个建议中共也应该不会接受。

三为下策“机构协商”，其途径是专门设立一个机构来从事谈判。这个建议中共应该乐见，而台湾应予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政治协商不是具体事务，而是全民族的大事，不可委托少数人私相授受。

台湾应对策略的核心可为：“两岸协商议题”只能是论坛性质的，不能是法律性质的，因为在民主国家，政治不能大于法律，政党不能从事非法活动。这两点，习惯于政治大于法律、政党从事非法活动的中共，并不理解。因此我放有必要向中共说明：两岸协商，不能超越中华民国宪法所能允许的范围。正如中共不能放弃“四个坚持”一样，我们也不能放弃自由民主。只要台湾坚持自由民主，就能反守为攻。台湾千万不能误以为中共知道民主政治的运作，其实他们是真的不懂。如果我们以为他们真懂，不仅高看了他们，而且反会造成彼此的误解。这一点在台湾政党轮替以后，已经相当清楚了。

正如大陆学者陶达士《BBC马英九总统专访的观感》一文指出的：“马英九总统为什么总是显得如此从容自信？他会每天担心由于官员的贪污腐败是国民党失去民心吗？不会，因为他知道全台湾的媒体都是民办的，他们在时时刻刻挖掘着社会上的每一丝能引人注目的疑点；因为他知道全台湾的议员都是民选产生的，都在选民的监督下为选民而工作，受理人民的投诉后，就会去追究政府相关官员的责任；而一切的争执都会在独立的司法下得到裁决。在政府本身的监管系统外，有通过结社来传播信息和参与各种活动的人民，而社会通过人民的自治活动而保持活力避免僵化；马英九要做的就是，尽量让人民知道政治决策的过程和思考是什么，让人民畅所欲言，于是政府就可以从全体人民中得到必要的反馈，既改进了工作，又赢得了民心。相比我们大陆这里：永远爱吹嘘的官员在垄断的媒体上，表演自拉自唱，直到连续不断的好消息被一个大灾难所中断！”

陶达士懂得的这一点道理，虽然简单，中共领导人却是完全不懂的。他们总是以为民主政治就是街头斗争和议会打架，而不懂得“政治不能大于法律、执政党不可从事非法活动”这样基本的道理。

按照“政治不能大于法律、执政党不可从事非法活动”的道理，中共不能实现宪法统治，不能开放党禁报禁，也就并不具备与台湾全面进行政治协商的起码条件。这是中共的致命伤，台湾要紧紧扣住这个主题，不断演绎、不断发挥，处处主动、处处领先。一定能够反守为攻。

总之，台湾应对策略的核心为：利用中共“谋我日急”的迫切心理，给他按上一个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连环套。如果对方胆子够大，但敢进入台湾的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连环套，那么中华民国就真有可能推广民主政治于整个中国，完成国父和蒋公的未竟之业，把大陆人民带入自由世界、开创国际和平的新纪元。如果中共胆子不大，自会在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连环套面前知难而退，否则他们在“政治议题”方面的任何进展，就是走向他们自己的政治自杀，留下的只是“专制制度的政治遗体”，而不是“吃掉台湾的政治议题”。


八、和中共打交道要用诡道


在研究中共两岸协商议题及台湾应对策略的建议时，可以适当参考一些北韩和中共对付南韩和美国的做法，这样可以并帮助台湾熟悉共产党国家的行事策略，也可以促使我们展开反向思维，以毒攻毒，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讹诈法、拖延法、声东击西法、讨价还价法。 兵不厌诈，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北韩和中共在实际运用诡道方面，显然比南韩和美国成功得多。弱者只能通过诡道，反弱为强。台湾也可以思考这个经验。


九、良好的开端


两岸两会2010年6月29日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两岸副部长级谈判首次对等出席。大陆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上午出席江陈会谈及签约仪式，和台湾的经济部次长梁国新同场谈判，一改江陈会谈以来，两岸出席官员始终层级不对等的情况。 

从第一次江陈会举办至今，举凡交通、司法互助和ECFA等，台湾向来由相关部会的次长级官员出马谈判，大陆直到这一次，才推出相对等的副部长级官员参加协商。这是一个口良好的开端，证明中共并非泥古不化。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与耐力，既可以接近我们的目标。而ECFA文本和部分清单，文本部分是参照“东协加一”的自贸协定而来，这又说明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确实是一种国际关系，而两岸的特殊性在于历史与现实纠缠，比“东协加一”更复杂。所以双方在用字和陈述方面都有诸多不同意见，有些是大陆想放进来的文字，台湾不接受；有些是台湾想放进来的文字，对方不愿意。而且，很多东西一方提出后，另一方都先质疑，怀疑对方的企图和动机，这些都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说服和沟通解决。

事实证明，只要中共诚心想要达成协议，它就会作出我们想象不到的让步。自由属于人民，让两岸人民来共同确定两岸的命运，而这，首先需要启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程序。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



【第七节 国际对两岸签署ECFA的反应分析】


2010年6月29日第五次“江陈会”上，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和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正式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和“海峡两岸智慧财产保护合作协议”（IPR），这已经成为全球事件，世界各国大多同步关注着这一历史发展。

此一协议超越经济意义，两岸不仅跨入分治60多年以来关系最紧密时代，也为和解创造积极氛围。新加坡“联合早报”及“海峡时报”都以头版头题方式报导两岸签署ECFA事件，联合早报表示，中国与台湾签署一项超越经济意义的历史性经济合作协议，经贸关系制度化象征两岸跨入分治60多年来关系最紧密时代，也为两岸和解创造了积极氛围。

联合早报指出，这次的签约地在重庆，重庆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1949年前进行协商但没达成协议的旧地，使这次签约的意义更深远。海峡时报则报导，两岸昨天签署一项经济交易新时代的魔法协议，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议，被视为两岸谈判的一种模式；不仅将加强两岸经济联结，更是两岸和平的基础。海峡时报指出，台湾政府签署ECFA的原因之一，是着眼于和其他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希望在与中国签署ECFA之后，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之路能走得更顺利。海峡时报分析，马英九总统定调ECFA是要带领台湾走向“黄金10年”的主要政策，而2012年马总统竞选连任之路，恐将取决于台湾人民能从ECFA中受益多少。

一、各国政府的反应


法新社2010年6月30日布鲁塞尔报导：欧洲联盟最高外交代表艾希顿（Catherine Ashton）当天对台湾与中国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表示欢迎，并称赞台海两岸致力寻求“务实的解决方案，以及和平发展关系”。艾希顿表示，她欢迎两岸“采取具体步骤，促成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以及就智慧财产权议题达成共识”。她强调：“台湾问题必须透过相关各方间的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艾希顿表示，她赞许与支持“双方致力寻求务实的解决方案，以及和平发展关系。这对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大有助益”。她又说，欧洲联盟认为两岸扩展经济关系，“可能也有益于欧盟发展在东亚地区原已重大的贸易与投资关系”。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当天也指出，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一事，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外务省外务副报导官向记者表示，日本对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期待两岸当事者之间经由直接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基于这项观点，对两岸这次的成果，表示欢迎。这位发言人接着指出，这项协议对日本包括经济在内的影响，日本将密切注意今后情况的发展。

台湾在加勒比海的友邦圣露西亚外长包士奎（Rufus Bousquet），6月29日当天立即致电中华民国大使周台竹表达祝贺之意。包士奎说，台湾与大陆能照原订计画，排除万难，签订ECFA及智保协议，受到国际的注目，恐怕不输给南非世足赛及伦敦温布顿网球赛。包士奎指出，这两项协议必有助于两岸经济的合作关系，增加未来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更有助于进一步降低两岸长达数十年的紧张情势。

两岸签ECFA，新加坡外交部甚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认为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也有助促进区域经济整合。

南韩高官认为，南韩与中国之间现在不是思考是否签署FTA，而是应该何时签署。南韩政府因为农业问题等，对于签署FTA不是很积极，但南韩对中国的出口方面很多情况是与台湾竞争，两岸签ECFA，南韩担忧会不利。

美国之音2010年7月6日报导：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拉米当天表示，台湾与中国签署经济合作协议ECFA将有助台湾融入世界经济，并且改善两岸关系。不过，台湾人权组织认为，ECFA对台湾劳工人权和环境都会带来冲击。拉米表示，两岸签订ECFA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两岸关系，对确保台湾产业竞争力和进一步纳入世界经济也是非常重要。这是拉米在两岸于6月29日签订ECFA之后，首度公开评论ECFA。拉米表示，ECFA是台湾达成整体贸易目标的重大作为，可以吸引许多外资来到台湾，或借道台湾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世贸组织秘书处的台湾贸易政策检讨报告也指出，ECFA可能因此打开台湾与重要贸易伙伴签订更多自由贸易协定的道路。


二、各国舆论的反应


日本主流媒体大幅报导指出，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这是两岸分治60多年后首度的综合性经济协定，是具有历史性的共识。

“读卖新闻”认为，两岸在中国重庆签署的是相当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ECFA，这是两岸大步迈向实现共同市场之举。中国在推动与台湾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将瞄准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加强政治层面上的统一攻势。报导引述北京外交人士的话指出，中国希望以经济这个强而有力的磁铁来吸引台湾，这样台湾就不会离开大陆。报导分析指出，台湾的马英九总统之所以急着签ECFA，主要是想提振台湾经济，否则台湾将成为自由贸易协定的孤儿，将被边陲化。

“朝日新闻”也在头版报导指出，两岸签署ECFA，这是两岸1949年分治以来首度签署的综合性协定，台湾希望藉此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活络经济，但是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迈向统一的布局。报导分析指出，两岸签署ECFA之后，朝着去除贸易及投资的障碍向前迈一大步，之后如果顺利，两岸将出现自由贸易圈，包括日韩在内的邻国都要思考如何面对这个巨大的经济体。而日本对于中韩要先签FTA一事怀有戒心。中日韩3国目前正针对签FTA进行共同研究，但是在农产品的市场开放问题上，立场还有很大的差异。报导说，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透露，希望在中日韩3国签 FTA之前，日韩先签，然后再逼中国让步。在此情况下，两岸的动向可能会刺激南韩，加速推动中日韩的协议。对日本企业而言，要开拓庞大的中国市场势必得重新调整战略。

印度媒体“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则以“中国、台湾签署历史性贸易协议”的标题，来报导两岸两会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指出这项合作大幅削减约800项商品关税，为未来数千潜在降税项目开端，并放宽金融法规。报导指出，两岸经60年对立，几至开战。台湾总统马英九2008年开启两岸多场对话，才有这次签署仪式。而谈判代表们，是在台湾执政党统治中国时的战时首都重庆签约的。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各国民间的反应


台湾与大陆互签“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之后，美国知名两岸问题专家、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东亚研究室主任容安澜（Alan Romberg）表示，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在两岸问题采取的最重要一步。他接受中央社访问表示，两岸签署这项重要协议，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端看ECFA会将两岸互利的经济关系带往何处，以及能否成立一个两岸长期和平发展的架构。容安澜说，他觉得这些日子一些反对ECFA的辩论，大多沦于政治口水，而缺少经济分析。事实上，他认为，在ECFA的实施过程中，的确有些问题有待解答，包括台湾是否真正获利，以及受到ECFA伤害的产业，是否获得政府的协助转型。容安澜指出，接下来最受各界注目的，将是立法院如何审查这项协议。反对党当然有权利也有义务严格把关，要求政府解释为什么要签署这项协议。不过他说，他担心的是审查程式未在这方面把关，而是陷入政治恶斗。

巴黎政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是法国外交部的谘询智库，其研究员杜懋之（Mathieu Duchatel）指出，预计可为台湾推展对外经济外交带来温和的实质效果。杜懋之表示，两岸签署ECFA，对中国而言，象征意义重大。中国领导人期待的是透过经济整合，进行推动人民和社会整合，改变台湾社会反对统一的意见，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他指出，国共两党2005年即提出以经济合作手段，达成未来签订和平协议的基础。两岸ECFA的谈判过程进展得十分快速，可是目前看来，两岸短期内进行政治对话是不可能。他表示，目前 ECFA涉及的项目约达800项，接着还会讨论纳入更多的项目，谈判过程可以拉得很长，而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可藉此过程延后政治对话的时程。

台湾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否会加剧？杜懋之表示，中国已是台湾对外投资的第一目的地，据知有超过100万名台湾人因工作居住在中国。台湾经济依赖中国的情况可说比世界其他国家还要严重。他说，要说台湾可降低对中国的经验依赖是个错误的想象，ECFA之后的可能发展方向或是依赖程度急速增加，或者台湾政府成功实行危机管里，经济依赖维持住目前的程度。杜懋之还指出，中国6月初在ECFA 签署3周前，由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反对台湾与其他国家进行FTA官方性质的协议，策略改变的态度令人玩味。不过整体而言，目前可看出的正面效应如台湾企业可因ECFA保留竞争力，而ECFA应可为台湾开展国际空间带来温和的实质效应。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首席主任研究员伊藤信悟指出，台日企业加强合作是开拓中国市场的一条道路。另外，日本也可考虑转为在中国设厂生产，或是在日本制造高品质、具有竞争力的商品。

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学”学者齐威格（David Zweig）认为，移走上千颗瞄准台湾的飞弹是马总统的目标，并藉此显示他有能力带给台湾人民和平与安全。该协议将使539项台湾出口品关税在2年内降至0，总出口值达138亿美元；中国仅267项，出口值为28亿美元。报导说，800项商品只是未来几年数千潜在降税项目的最开头。


四、各种观点的深入分析


美国之音2010年7月28日发表报导“美国专家谈ECFA说：同床异梦为求好眠”，指出台湾立法院为审议ECFA再现流血冲突，但是华盛顿的美国专家说，中国对于同台湾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定ECFA的确有其政治动机，不过ECFA是台湾融入国际经济重要的第一步，即便两岸彼此心中各有盘算，签署ECFA对台湾还是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些言论出现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有关ECFA的研讨会上。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傅瑞伟在研讨会上说，据他得自中国官方管道的资讯，在两岸签署ECFA之后，中国会允许台湾在不涉政治的情形下与中国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洽签贸易优惠待遇。傅瑞伟说：“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正好有来自中国最高级别的权威资讯说，台湾要与任何第三方谈贸易优惠待遇中国都会允许，只要台湾不同时推动国际活动空间的问题。”傅瑞伟说，ECFA开启了高度依赖贸易的台湾融入世界经济的大门，因此从经济角度而言，与中国签署ECFA对台湾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与会人士有关中国签署ECFA具有政治目的的提问，傅瑞伟说，中国对台湾让利当然有其政治动机，不过他认为，两岸仍然可以同睡一张床，各做不同的梦：“是的，中国有其政治动机，他们的目标是要借此阻止台湾寻求法理独立。不过不管中国大陆有何动机，你们可以睡在同一张床上却做各自的梦。大陆的梦和台湾的梦是什么无关紧要，只要两边都能睡好觉就好。”

另一位专家，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古孟德也认为，ECFA让两岸经贸关系制度化，对台湾吸引外国投资有极大的帮助，它是台湾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第一步。古孟德说，即使中国有政治目的，但是通过和台湾签署ECFA，中国也解除了其他贸易伙伴与台湾签署经济协定的担忧，因为他们之前对于和台湾签署任何协定都会担心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古孟德说：“所有的问号和暧昧不明之处现在都被中国解决了。即使中国有已知的政治目的，他们对于与台湾达成正式协定毫无问题，尽管双方对于主权问题有不同意见。”

其实加拿大的“万维读者网”早在2010年7月12日就已经（在其“中国瞭望”栏目中）发表文章指出：“后ECFA做什么？胡锦涛要的就是统一”。而这一盘算7月12日胡锦涛在北京会见吴伯雄的时候，有所提示。

胡锦涛12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一行。胡锦涛强调，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的签署，是我们两党和两岸双方努力落实“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重要成果。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商谈过程中，双方都作出了努力，大陆方面履行了对台湾同胞作出的郑重承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的签署，向两岸同胞展现了我们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决心。这也再次表明，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只要双方良性互动、平等协商，就能够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也能够为逐步解决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难题找到可行办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利益，也要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两岸双方增进在共同政治基础上的互信，对下一步两党和两岸关系发展至为重要。真诚希望两党都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通过增进互信，求同化异，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胡锦涛这一段话，约有五层意思： 

第一，ECFA不是孤立的或单纯的经济协议，ECFA是两党两岸推动和平发展的重要一环。第二，大陆对待ECFA的态度是庄重的，是一定会落实好的。第三，ECFA得到顺利签署，最主要原因是国共坚持了共同政治基础。第四，两岸双方下一阶段需要增进政治互信，才能更好推动两岸关系。第五，ECFA得以落实之后，两岸应该加强民族认同的力度。

其中的一、二、三点，都是对ECFA的意义的论述，不是具体要求。

而第四点与第五点，则是具体的要求。即是在签署ECFA、落实ECFA，加大经济合作，共创两岸经济辉煌的同时，要做到：一，继续增强政治互信。互信基础已经有了，但还不够深厚。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方面来。

这是胡锦涛明确提出的后ECFA时代的要求。 

从胡锦涛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只字没有把ECFA与“祖国统一”的字眼挂钩，一是因为这本身就是有利和平发展的经济协议而已，意义重大，但与统一意涵相差甚远。二是目前这一个阶段，两岸增加政治互信、增强民族认同最重要。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八节 大陆研究两岸和平协议】


一、是“套牢”而不是“解套”


2009年11月13日至14日，“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中国大陆一些自称智囊的学者，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的初步构想，试图对“两岸同属一中”进行“法制化”包装。这显而易见是一个“阳谋”，为中华民国主权计，不得不防。

从出席阵容上看，中共派出其“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郑必坚等二十八名大陆“学者”与会，其实完全是其喉舌，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学者的独立性质。名义上是“一次民间性的学术研讨活动”，其实是两岸政治交锋和试探水温。但因为此乃首次就双方关心的包括政治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自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参与研讨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发表《试论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两岸共同治理》论文，以两岸共同治理为基础论述，大胆建议双方成立“两岸共同事务委员会”，共同策划、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两岸共同事务的合作问题。他还提出“国家球体理论”，诠释两岸政治关系的现状定位，表面上试图对两岸政治分歧“解套”，其实是试图将中华民国“套牢”。刘国深认为，两岸一旦涉及公权力，就会产生敏感的政治联想，再好、再急的案子，也不得不搁下来。为此他建议，将公权力的行使区分为政治性事务和行政性事务，两岸搁置争议的部分，应严格限制在高阶政治议题，低阶行政层面问题可逐步展开交流合作，逐步走向共同治理。

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共党政不分、一党专政的前提之下，刘国深的这一提议，基本上就是一个陷阱。


二、是“非法”而不是“法制化”


中共“社科院台研所政治室主任”谢郁在会上发表的论文，提出两岸和平协议初步构想。她指出，两岸达成和平协议，具有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实现两岸关系正常化，可以“两岸共同协议”形式，将“两岸同属一中”法制化等重要意涵。

谢郁提出，两岸和平协议应有四大性质：

1、应是两岸在尚未统一的情况下，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两岸最终迈向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阶段性协议，并非最终解决两岸问题的“终极协议”；

2、应是两岸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架构，并就两岸存在的一些重大分歧性问题，作出初步安排的基础性协议；

3、应是针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整体形势，进行规划的综合、框架性协议；

4、是一国内部的协议。 

谢郁还提出和平协议五基本原则：一个中国，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循序渐进，互惠双赢，不受外力干涉。她进一步发挥说，两岸和平协议的步骤有三：先拓展两岸交流，增进互信；正式开启政治谈判，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推动两岸深度政治协商，建立军事安全互信，达成和平协议。

依据谢郁构想，和平协议内容包括：统一前的两岸政治关系、结束敌对状态、反对“台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以及两岸涉外事务、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是主足于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确立两岸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制度性框架。

谢郁的构想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却故意抹煞了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质，同时也故意回避了中共政权没有民意基础与民意认可的非法性质。这一个抹煞与一个回避，其要害是把“合法”与“非法”捏在一起，结果使得合法也变成了非法。从根本上说，谢郁的构想就是要对非法活动进行“法制化”包装，要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变成“两岸同属一个中共”。殊不可取。


三、“守护神”的五个要点


“守护神”的五个要点，这可不是电子游戏的怪诞名称，而是中共当局的“台海战略”。

2009年12月31日中共对台特殊机构“中国评论社“发表清华大学台湾法政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陈勤浩的文章称，“两岸和平协议”是“台湾安全的守护神”，又称“两岸急需和平协议”，这基本可以代表中共当局目前“台海战略”主攻方向。

此种主攻方向进一步落实为：“和平协议突破政治瓶颈的五个要点 ”：

首先，要求双方都应以两岸人民的福祉和利益为重，以化解两岸仇恨、避免战争流血和生灵涂炭为念，以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和伟大复兴为目标；逐步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的歧见和对立，以博大的胸襟、无私的心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最大的诚意、勇气和魄力来正视现实和解决面临的难题。 

第二，应按照两岸领导人较多交集并多次强调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十六字方针和解决实际问题最为重要的宗旨，按照“两岸和平发展五个共同愿景”描绘的蓝图，构建两岸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基本框架，建立维持和平与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基本准则，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使双方关系不会再因“主权”和“统独”问题出现反复和挫折，确保两岸关系沿着健康轨道不断前进。 

第三，作为中程式过渡性协议，应是在“一中框架”和两岸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协商谈判、成功达成的协议，也就是两岸在法理上仍一致认同的一个国家内部，海峡两岸两个地区之间平等达成的一个具有两岸特色的过渡性协议；而不是传统的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也不同于中央与港澳的协议，更不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协议。因此，对于一些较具争议性，特别是两岸结构性矛盾焦点难点问题，能不谈就不谈，不得不谈时表述上可以各说各话，寻找较为模糊的中性语言代替，实在绕不过的，就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应明确宣示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明确宣示正式结束自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延伸下来的中国内战状态，为台海地区缔造永久和平；明确宣示两岸政治关系、统合路径与和平合作、共谋发展的主题和机制；明确宣示两岸携手同心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第五，面对这个十分艰巨复杂的政治工程，两岸应有一个相互酝酿、讨论和协商磨合的过程。毕竟达成和平协定意味着需要双方相互做出一定的妥协。如何找出双方的平衡点？彼此又能作何种让步？尤其是两岸和解的方向，原则和步骤等等。处理这些问题，自然需要开阔的政治胸襟和真诚的善意，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艺术。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于此事显得尤为重要。 

在上述五点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威胁利诱说：

签订并遵守和平协定，实现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免去冲突与战争之虞，实现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在和平协定的守护下，台湾安全得到强化，两岸赢得至少几十年的稳定发展期，由两岸和港澳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将发展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极。随着大陆与台湾人均GDP差距越来越小，随着两岸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歧见和对立逐渐化解，随着两岸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淡化，两岸和平统一的步伐也将渐行渐近。两岸通过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更加紧密合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并进，同心协力建设美好的共同家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伟大复兴！ 


四、什么人在操作“和平协议”


两岸签署ECFA后，大陆积极规画后续政治协商。北京“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7月20日透露，针对两岸和平协议，大陆已展开各方面的准备，方向包括推动两岸现役军人交流，及成立官方性质的两岸关系委员会取代海基、海协两会；另外，大陆方面正在研究“台湾法”。他说，目前大陆对这些安排没有具体时程规画，“台湾ready(准备好了)，我们就ready”。

这个孙哲，同时也是“国台办特聘研究员”，他表示，两岸完成ECFA这种路线图后，必须思考政治交往的新蓝图，和平协议是长期应走的路，但因很多细节还无法确定，“我们希望跟台湾先谈为和平协议准备应该走的路”。他具体举例军方交流，强调不只是退役的，“现役的最好也交流”；这个部分已有策画，但还没有实质进展，“台湾方面有单位已经准备好，大陆方面也赞同这个想法”，但交流会牵涉中华民国的政治定位问题，不管是在大陆、台湾或第三国举行，都有实际上的困难。 

这位双重身份的孙哲指出，大陆方面正考虑订定“台湾法”，不过目前在原始阶段，几个难题没有解决前，还没有办法考虑这个法律，“我们考虑的是具体步骤，例如是不是成立两岸关系委员会”，希望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取代海基、海协两会，两岸官方直接谈和平协议、政治问题、国际空间及中华民国定位等议题。 

谈到和平协议签署主体，孙哲顺口说出，“到底要由那个两党签？而且两党签署的协议不属于政府间的公报，有多大法律意义，是个大问题”。至于这是否意味北京希望以政党名义签和平协议，他没有否认，只说“还没有确定”。孙哲还说和平协议内容牵涉的问题更多，例如是五十年的协议，还是一百年？五十年就跟香港一样，五十年不变；如果是一百年，一国两制要怎么去制订？大陆对中华民国怎么定位？都牵涉敏感问题。 

与此同时，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则自称正在研究“台湾法”，他曾协助政府草拟与香港相关的法律。他说，台湾法与香港基本法不同，台湾有宪法，但香港没有，如何处理两岸两部宪法是重点，也就是台大教授张亚中提出的“一中三宪”。 


五、中共智囊为何持有美国“血卡”


就在“中共智囊”对“两岸和平协议”大放厥词的时候，大陆的“福建论坛”忽然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特聘研究员孙哲也在美国申请“血卡”！》（作者：孙哲的同学，发表于 2010年7月17日）

该文指出：孙哲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心主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暨“政治学博士”，是北京市人。社会兼职包括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特聘研究员、中美友协理事、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理事、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东亚研究所学术委员等等。目前，唐骏的“学历门”在中国国内继续延烧，方舟子与唐骏“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校友禹晋永在电视节目《一虎一席谈》、《22度观察》的辩论，必将会引发更广泛的评论，而围绕着“学历门”丑闻主角唐骏未来的工作及事业，仍将是媒体高度关注的对象。 

该文指出：

文凭热30年来的弊端和缺陷，被突然引爆，既显示了中国社会在自我校正能力上的迟滞和缓慢，也给了中国社会一个透过新闻辩论进而实现自我改正的机会；不过，唐骏的大好前途就此断送了。

根据唐骏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的文字内容“我的学生签证虽然是无期限的，但一旦离开美国就会失效。我回不去日本，她（唐妻）也来不了美国”，可以认定，1990年唐骏放弃获得名古屋大学博士学位的机会，匆匆赴美，就是为了拿到美国政府对中国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给予中国大陆人士的特别拘留许可，这个许可被称为“六四绿卡”，因其源于中国六四学生和市民的死亡和鲜血，故亦被称作“六四血卡”。

其实，六四之后，欧美的其他许多民主国家，也都给予中国大陆人士这样的特别永久居留权，目前来往于大陆和欧美，持有欧美国籍或永久居留权的许多人士，都是“六四血卡”政策的受益者。万维记者温毕熙曾撰写文章《如何制作人血馒头》，调侃了那些靠着国内学生民众的鲜血，而顺利拿到欧美永久居留、又回国为虎作伥的人。 

有关六四血卡的资料：“血卡”是1990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发布的关于保护中国学生学者的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规定凡是中国大陆出生，1990年4月1日之前在美国的中国大陆人士（不限于学生学者），都可以在美国合法居住而不需要其他签证，并且获得工作许可。大约在1994年，这批受到该行政命令优惠的中国大陆人士，绝大部分都通过简单的手续获得了美国绿卡。

“打假斗士”方舟子显然知道唐骏拿的就是“六四血卡”，但因着“六四”的原因，及他在国内的原因，有关唐骏匆匆从日本赶到美国拿“血卡”的背景没办法写出来，这就导致了70后、80后、90后的许多国内青年，会疑惑唐骏为啥放弃“名古屋大学博士”而急急赴美的原因。六四以后，像唐骏这样从日本、或者从国内匆匆赶赴欧美的聪明人很多很多，这些人顺利拿到了欧美有史以来最容易的绿卡和居留权，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那些为他们铺平道路的六四遇难者的尸体和鲜血？ 

其实，现在中国国内“高就”的要员们，有许多都拿了“血卡”——例如大名鼎鼎的“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特聘研究员”孙哲先生就是一位！早在1991年，他老人家就在美国申请了全家“血卡”！不信大家查查、人肉一下，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其他收获！ 

对孙哲这一“吃里爬外的可耻行为”，网民们纷纷予以鞭挞：

1、网民蛋炒饭：呵……以身做贼！

2、网民耿耿：别的都可原谅，拿血卡就太恶心了！

3、网民舔咪咪：自欺欺人，可恶！

4、网民daohai：终于知道传说中的“血卡”是怎么回事了，这些人太下作！

5、网民疯狂的土豆：静观其变。 


六、中共智囊如何解套


“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特聘研究员”孙哲，竟然在美国申请了号称“血卡”的六四绿卡！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网友都想看看中共共当局如何表态。这很快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对孙哲十分不利，于是孙哲这个中共智囊就拿出了智囊的本事，他处变不惊，不用亲自出面，而用海外媒体来为自己解套。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出面辩解，就会欲盖弥彰、弄巧成拙，所以，聪明的智囊不惜动用曲线救国的方式来救赎自己。

时隔仅仅三天，2010年7月20日，“明镜”的“特约记者刘应”就为孙哲写了一篇文章：《唐骏“学历门”燃烧到学者高官“血卡门”》，貌似中立，实为开脱：

号称中国打工皇帝唐骏的“学历门”在中国继续延烧，网民也对唐骏学历真假的关心延展到“六四绿卡”(“血卡”)。“血卡”是1990年4月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国大陆人士，都可以在美国获得合法居住权，当时约8万在美国的大陆人士获得了这个特殊的“政治疪护”，包括众多的中共高干子。

不过，近日自称“孙哲的同学”的在网上发贴，指出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孙哲教授是“血卡”获益者，回国后受中共重视，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奖励，担任政府政策顾问等要职。

经明镜记者调查，孙哲1990年7月之前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9月到美国留学，不具备获得“血卡”可能性。

唐骏的“学历门”在中国国内继续延烧，方舟子与唐骏“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校友禹晋永在电视节目《一虎一席谈》、《22度观察》的辩论，将会引发更广泛的评论。同时，网民也对唐骏学历真假的关心延展到“六四绿卡”，大陆网民称之为“血卡”。部分大陆年轻网民和愤青对于持有“血卡”的海归精英的爱国、报国之心抱有怀疑和批评，并通过网络讨论哪些名人是拿着“血卡”。

“血卡”是1990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发布的关于保护中国学生学者的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规定凡是中国大陆出生，1990年4月1日之前在美国的中国大陆人士（不限于学生学者），都可以在美国合法居住而不需要其它签证，并且获得工作许可。

这批受到该行政命令优惠（特殊的“政治疪护”）的中国大陆人士，绝大部分都通过简单的手续获得了美国绿卡，包括众多的中共高干子弟。

加拿大、澳大利亚亦发布了类似政策。

后来，一些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海归中国的人士，不少是“六四绿卡”获得者，有的还担任了中国高官。

《明镜》的作者为什么出来澄清孙哲特聘研究员没有拿过六四血卡？显然，这是孙哲的一个朋友写的。而《明镜》的老板何频，正是孙哲的好友，据他们的共同友人易改记述，他们几个人就在去年还一起吃过饭呢！


七、易改的证词


2009年7月20日，民运人士易改在《中国过渡政府唐议长挨揍之我见》一文中写道：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唐议长在某一异常重大国际性会议上以“美国正在遭受攻击”为题做的异常重大演讲的文稿，谈的不就是这个事嘛。文中提到一饭局，咋一看没在意，但其中有一“中南海红人”，我在想，这人会是谁呢？有板有眼的。潜意识到，唐议长所指这人是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几年前海归，现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的孙哲教授啊，因为他前段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闭门会议，我们还有见过。我将唐议长这篇演讲稿传给了孙哲的学弟王军涛。

军涛一看，问道，他是不是指那天我们一起的那个饭局呀？他这一问不打紧，我再回头一看，还真是，我不刚好就是在这个饭局上见到的孙哲吗？

唐议长在文中说，他拿到了这个饭局的照片，这个饭局中其中一人可能就是凶手。如此看来，我不就是唐文中指出的可能在夜店现场袭击他的凶手吗？我原来有点自卑，现在看来，我的功力不错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嘛。我袭击没袭击唐议长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议长认为应该袭击他的人袭击了他不是？原来他是主席缠身的时候，身边一个兵都没有，我都没敢动这念头。现在他又是主席，又是议长的，有了过渡政府的国家机器做后盾，我还去袭击他，那不是找死吗？他待我真的不薄嘛，他忘不了我，还非让我在他的癔念中袭击了他一把。我们的缘分还是没尽嘛，除了历史的渊源，现实的情仇，可能在来世都阴魂不散。我有个提议，我已经好久不练了，你先歇歇，我到阴间地沟再陪你玩好不好？

饭局的产生实际上是民运大佬王军涛要找我这个民运小脑交流交流。唐议长被揍的第3天（或第4天），王军涛打电话给我约好那天要请我吃饭聊天，后因其哥伦比亚大学学长孙哲来访，孙又拽着军涛要拜访多维的老板何频，这饭局就变大了。结果变成了由何频做东，提早一个小时设宴法拉盛王朝豪庭。何频打电话给我时，我正从纽约上州 开着BUS返回法拉盛。听说有饭局，我便一路狂奔，一个多小时赶到王朝时，他们三人几乎曲尽人散。

……

中共智囊孙哲为什么与民运人士过从甚密？为什么过从甚密之后，仍然可以在中办、台办里面进进出出？

凡此种种，都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现今中共的活动模式。中共为了“两岸和平协议”，似乎是“全力以赴”、“精锐尽出”了。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日）



【第九节 两岸对“九二共识”解释权之分析与建议】


一、“各表一中”远离了“一中”的理想


“九二共识”的解释权争议，引爆于2010年8月11日，这一天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亚飞在台北“两岸和平创富论坛”之演讲中，呼吁两岸尊重“九二共识”，以维持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李亚飞还逐字念出“九二共识”，“就是一九九二年，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李亚飞说，两岸之所以能够用合作取代对抗，用理解消弭纷争，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根本原因就是双方有了互信的基础。李亚飞说：“所谓互信的基础，是自2008年以来，双方共同维护，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也就是说，1992年，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

回顾两会谈判历史，两岸就“九二共识”仍有歧异，大陆方面确如李亚飞所引述“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国府方面则是强调“一个中国的内涵，两岸各自以口头表述”。双方在表述方面，似乎有“各表一中”与“一中各表”的不同。

马总统执政以来，两岸以“九二共识”为复谈与交流之基础，而大陆很少触及“九二共识”的具体意涵，刻意保留模糊空间，但李亚飞这次在台北刻意“讲清楚”大陆版本的“九二共识”，自然引起举世注目。

我们认为，李亚飞这次在台北刻意“讲清楚”大陆版本的“九二共识”，其实是在争夺“九二共识”的解释权。但是从公众的角度看，李亚飞这次在台北刻意“讲清楚”大陆版本的“九二共识”，强调“各表一中”与“一中各表”的不同，其实是相当愚蠢的，已经跌入了自己挖下的陷阱之中。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从汉语、中文的语感上说，“各表一中”的主语是“两岸”，“一中各表”的主语是“一中”，中共坚持“各表一中”，反而说出了两岸分治、分裂的现实，比较“一中各表”，“各表一中”反而远离了“一中”的理想。这就是中共官员颟顸无能、素养太低的恶果。

既然如此，中共为什么还要坚持“各表一中”呢？

从中共的逻辑看，重要的不在于“九二共识”的解释内容，而在于要掌握“九二共识”的解释权。在中共的历史上，“坚持错误”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中共愚昧、健忘，以为只要坚持错误的解释，时间长了大家就会忘记正确的解释，最终让错误的、中共的解释获得控制权。


二、“九二共识”的解释权


回顾一下历史，“九二共识”解释权的问题由来已久。远的不说，仅就三年前“拒绝奥运圣火入台”来说，当时大陆的《关天茶舍》网站上，就有 “拒绝奥运圣火入台打响了对一中的解释权之战”一说。

这篇署名“力瑾”的文章，发表于2007年4月29日，结果引起众多大陆人士的评论。

1、作者“禾川之水”：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拒绝回避的。不管是希望和平统一的还是强调武力统一的，都得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

2、作者“散人与剑客”：是吗？这话说得太大了，至少我本人就没打算思考。

3、作者“batiq”：楼主好像并不明白九二共识。在那里，本来就是“一中各表”，双方各自表达，但对于“一个中国”没有疑问。将来如果真的统一了，国号叫什么，真的那么重要么？——当然，肯定会有政治智慧来解决的。问题只是，现在的民进党，连这个“一中各表”都不认同了，这才是麻烦所在。

4、作者“和尚打伞01”：关系国家民族的大事，怎么“关天”没人关心？？我们得有思想准备，得早做打算，以免临阵惊慌失措。

5、作者“lqcardio”：准备什么？你们准备打仗？欢迎来台湾送死。丫来一个我们杀一个。来一个军杀一个军。想当炮灰的就来吧。呵呵。

6、作者“风刃拨云”：苏联改国号，改来改去，改的解体了；当年不该国号，就只有两个政府，情形要好些；所以说，轻率的更改国号是件很不明智的事情，谁当年向毛主席建议的；抛开台湾独立，武力解决的问题不谈，只说和平谈判，恐怕大陆方面在国号方面得做出让步，但是上面恐怕不愿意，认为“岂非说明政权更替不具有合法性”；当领导人太需要有智慧了，不过我认为胡主席是有智慧的。你也许觉得不重要，并且，真的觉得不重要吗？至少我很少看到“不否认”中华民国这个政府，这个“国”存在的大陆人，更别说尊重或者承认的基础上谋求和平统一了。虽然说“一中各表”，其实在对内宣传中从来不提对方的“各表”，当然会出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是，“牧民”是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和思维，要告诉广大民众，我们是不能否认“中华民国”的说法的，这是多么艰难的选择啊。“一中各表”核心的确是“一个中国”，但是关键是“大陆可以说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可以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要维持九二共识，就必须坚持核心，尊重关键，然而，我们从来都是强调“xxx是唯一合法政 府”，那么的确是有失误的。当然，李登辉和陈水扁否认“中华民国”的版图涉及包括大陆在内的所有领土，是违背了“一个中国”，错得更离谱了。

作者“零壹贰三肆伍”：支持台湾。

作者“念安居士”：台湾人认的是大陆的这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九二共识我们都知道是一中各表，但是大陆一直只讲一中，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各表。当然，为了勾引国民党，大陆并没有通过台办来直接驳斥过马英九在无数场合强调的各表。严格来说，大陆这边只有一中，没有各表。所以对大陆来说，不存在什么一中解释权的问题。

作者“夏天的老K”：什么是一中？就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什么叫做各表？各表就是对这个中国各自表述，各自认为自己说的正确。在没有彻底统一或者独立之前，这就叫做现实主义。这么简单的道理，还扯什么扯，奇怪~。各自表述就是各自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不能相互承认，不能同时和他国建交。90年代中期起，台湾相对与大陆而言实力越来越弱，已经没有了和大陆同台竞争的本钱，再加上台独势力的兴起，自后期的李登辉起到陈水扁，台湾当局对92共识一直都是持否认、反对和污名化的态度。换句话说，拒绝奥运圣火入台，根本不是一中解释权之战。民进党不承认一中，但又无法，也不敢通过修法、改国号的方式来宣布独立，所以制造点问题出来，还是所谓的切香肠台独策略和挑起冲突骗选票的手段。没有什么新鲜的。承认一中的KMT和亲民党都反对民进党政府的这种搞法。什么一中解释权之战，笑话~谁是合法政府，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是别人承认的。你有本事自己成立一个政府，宣布自己合法试试看？有人会理吗？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解释权这一说。谢长廷可能倾向于台独，但他至少承认现实，说台湾当前的政治架构仍然是一中架构。

作者“福建李菁”：“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显然，上面发言的一位“夏天的老K”，可能就是中共雇佣的“五毛”，也就是所谓“网络评论员”。“五毛”、“网络评论员”的任务就是在网上抗衡不利于中共的言论，并引导舆论向中共的口径转化。


三、解释权之争是性命之争


两岸的解释权分争不限于“九二共识”一段，而是无所不在的，因为说到底，解释权之争就是一种权力之争，是真金白银之争，是身家性命之争。例如，抗战究竟是谁领导的？这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现在竟然也有解释权之争。这个解释的结果甚至影响到了政权的合法性。

国军自是当仁不让。以正面战场论，当然是国军打的，况且在统一战线之下，共军还接受了国军的番号，不论八路军、新四军或十八集团军都属之。不过，日前共党书记胡锦涛率其“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却受命只字不提国府和国军的贡献，企图贪天之功，窃为己有。台北立即传出异声，马英九总统亲自表示，人民日报称与历史不符。 

舆论指出：“国共和两岸关系迭有起伏，双方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也随着情势变异不时出现调整。国共和谈阶段，蒋毛两人可以握手言欢，毛可以牺牲身段大呼万岁；等到形势急转直下，蒋竟成了头号战犯。尼克森访问大陆，毛曾戏称，双方互称对方为匪。这种岛夷索虏互为讥诋，完全无视生民在倒悬的对抗早该成为过去。今天再次出现历史解释权的争议，非仅倒退，而且不利两岸互动互信。”

舆论还指出：八年抗战到底是谁打的，史实俱在，无庸多论。两岸若有所争，其实所争者不在史实真相，而在历史解释权，以及因此产生的政治作用。从大处看，中共领导人今天如何就“和平崛起”此一命题取得具有历史纵深的论述，就非要回溯、往上发展不可。在改革开放之前，文革、“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右都不堪回味，建国之前的国共斗争当然可以大作文章，而且要有大论述。这就逼出八年抗战中共在那里的问号。 

但考虑到两岸大局，为求有利于统一大业，国军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的历史定位，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已定调，且有专书论述。胡锦涛在五年前的这一天也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那一年稍早国共两党领导人连战和胡锦涛在北京握手言欢，并发表新闻公报，明确九二共识，双方同意促成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至于两岸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举办国共论坛犹其余事。在这种氛围里，国民党承担抗日正面战场的论述也就直接出于胡锦涛之口。 

曾几何时，怎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又消失了？而在此前半个月，正面表述国军常德会战的大陆影片“喋血孤城”正在北京试映，还登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指称影片对视觉有冲击力，对心灵有震撼力，对全球华人有凝聚力，不愧为一部战争史诗力作。国民党副秘书长张荣恭出席试映座谈会则说：“刚刚看了此片我很感动，使我们更加珍惜、重视和平的可贵，要更加努力地促使两岸和谐，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中共的解释真是像大陆百姓说的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实际上，解释权之争是性命之争，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要通过权力的平衡来维系的。


四、陈水扁曾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长期穿梭台海两岸的美国学者史东（Jeremy J. Stone ）在新书揭露，他在2000年至2005五年间，曾密集会晤当时的总统陈水扁，扁同意两岸就“一个中国”原则会谈，后因台独基本教义派反对告吹。史东并爆出陈水扁任内秘密发展核武，史东向美国政府示警后，扁政府将其列为拒绝往来户。 

史东在新书“触媒外交：俄罗斯、中国、北韩及伊朗”（Catalytic Diplomacy: Russia, China, North Korea, and Iran）中，以第二篇中的四个章节，描述当年推动两岸和谈的过程。在扁仍是总统候选人时，双方即已见面，史东表示愿居间协调两岸领导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以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会谈，扁欣然同意。 

这番说法，和民进党主政府主政时期外交部研设会副主委刘世忠最新出版的“历史的纠结—台美关系的战略合作与分歧”有关论点，不谋而合。 

史东的新书中说，他之前往来两岸穿针引线，会见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钱其琛、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大陆当局也接受会谈构想。在台则与多位政界重要人士交换意见，包括2000年参选总统的宋楚瑜。 

不料此构想遭到民进党内台独分子激烈反对，扁迫于压力，放弃“一个中国”原则，2002年发表“八三谈话”，提出“一边一国论”，改向李登辉曾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两国论靠拢。史东急赴大陆，修改游说路线，改提以民主进程，“视台湾为主权实体”，必要时将两岸谈判议题公开，诉诸台湾民意。大陆政策已定调为“挑衅及侵略”的扁政府，派密使赴华府会晤史东要求支持。史东再赴台哓以大义，然而扁政府已扬弃一个中国原则。

2004至2005五年间，史东接获在台消息人士指出，2004年8月13日，英文“台北时报”刊出“台湾需要核武遏阻威胁”为题的社论，得知陈水扁秘密成立一个高层级的委员会，研究发展核武。史东向美国白宫示警，认为台湾已违反国际“反核武扩散条约”，并来台搜集资料，证实传言为真，向美国国家安全会议递交备忘录。在美方压力下，扁政府假装放弃核武研究，扁对史东相当恼怒，自此不再见他。 

如果史东上述所言为真，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政权为何坚持一中政策，因为他们有证据表明，连民进党的核心都是赞同一中的，只是为了选举考虑，他们才打出另一张牌。

当然，由于陈水扁现在牢里，因此我们也不能排除史东的上述内幕消息，是在中共运作之下炮制出来的的宣传垃圾。


五、可能的建议


首先，国府当然不能放弃“一中各表”的解释权，因为中共的惯性就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以便达到征服和控制的目的，而与之打交道，也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否则就会处处被动。

其次，控制解释权的前沿阵地，就是坚持“一中各表”。

最后，坚持“一中各表”的方式，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公众舆论而不是政府出面，指出“各表一中”比较“一中各表”还要远离“一中”的理想。如果用这种软性的嘲弄在网路上发起一个阻击战，迫使中共放弃“各表一中”的解释权，而服从台湾的“一中各表”。

在这一攻势下，中共肯定会缩了回去，因为在8月11日的论坛致词结束后，李亚飞面对记者询问时已经有所退缩，他说两岸要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最重要的是尽量求同，而不是挑出异的部分，否则对气氛，对未来发展都不好。

在本质上说，中共集团是一群完全没有理想、原则的权力机会主义者，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和保住权力，伪装成为具有理想与原则的。这一特性在中共的历史上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李亚飞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两岸‘有些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它，创造一些条件，什么时候条件合适，双方认为比较方便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我们不能像某些人讲的只能谈这个，不能谈那个，我们也不能说现在一定要谈什么。”

对付这样的权力机会主义者，正直的人们该怎么办呢？惟有坚决顶住，不能让他们得寸进尺。最好能像美国警方最近所做的那样，伺机击毙绑匪、拯救人质，而不能像菲律宾警方那样，延误时机、纵容绑匪杀害人质。

为此，也可以仿效中共的做法，雇佣一些“五毛”也就是“网络评论员”，在大陆和海外的中文网站上，定期发表有利于台湾的舆论，这样就可以部分达到“农村包围城市”、“地方进逼中央”、“网络改变舆论”的目的，迫使中共的政策发生潜移默化、和平演变。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六日）



【第十节 对大陆促签两岸文化交流协议之分析】


“大陆促签两岸文化交流协议”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有企图的动作，值得予以深入观察与分析；从中也可以了解中共的对台部署及其谋略。


一、文化交流协议之由来


“大陆促签两岸文化交流协议”这一动作，早在2010年3月24日就登场了。这一天，中共“全国台湾研究会”在北京举办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邀请两岸四十余位“学者”围绕“弘扬中华文化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进行了“研讨”。

这些统战人士认为，文化对稳固两岸命运共同体具有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不仅利于维系两岸同胞情感，还利于促进两岸民间社会一体化。两岸应通过商签协议，推动实现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化、制度化、正常化。 

中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助理李鹏认为，文化整合是增进两岸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尊重并化解隔阂、减少冲突的重要途径，还可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提供更有利的人文环境，为两岸破解政治难题营造良好的氛围。

新华社的报道指出：推动实现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机制化、制度化、正常化，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军事科学院学者白光炜、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博士后孔小惠等提出，两岸应通过商签文化交流合作协议，消除各种障碍与限制，克服交流的浅层次、随意性，提升文化交流的品质和层次。

把握机遇深化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也是多位学者关注的焦点。宁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邓启明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两岸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合作， 将文创产业打造成两岸经济合作的新增长点和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值得两岸产学研各界共同研究与探索。 

论坛主办方——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怀表示，积极参与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努力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是关心两岸未来发展的青年学者的责任。为此，台研会特主办本届论坛，希望能增进两岸青年学者在文化交流议题上的沟通与共识。


二、文化交流协议之步骤


“大陆促签两岸文化交流协议”这一动作，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有企图地进行的。

2010年8月23日，“中华文化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侯湘华在桂林继续炒作这一话题。他表示，希望两岸能经过交流和接触，达成一致意见之后签署两岸文化交流框架协议，加强两岸文化交流。这是在所谓的“情系八桂——两岸文化联谊行交流座谈会”上宣布的。“中华文化联谊会”设会长一名，副会长若干名。会长由中共文化部领导兼任，副会长由文化部港澳台司领导兼任。可见完全是个中共官方机构。这个组织的副秘书长肖夏勇曾经宣称，“两岸同胞的感情不能单靠利益连接”，可见这个“联谊会”的任务所在。 

其实，早在2009年7月9日，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即将开幕之际，这位中华文化联谊会的副秘书长萧夏勇就已经在铺垫这一造势活动了：构建两岸文化交流新格局。他鼓吹说：“今后两岸应推动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建立两岸文化交流的新秩序。文化交流制度化就是要推动两岸建立更为密切、经常性和规范性的联系与往来机制。两岸如能积极商讨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指明两岸共同努力的方向，集中双方的资源、资金和智慧，必将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迈上新台阶。” 他有备而来地指出：“当前两岸文化交流尚存在一些壁垒和障碍需要双方共同克服，例如交流不对等、资讯不畅通。希望两岸本着互利双赢的胸怀，出台鼓励政策，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全方位发展扫清不必要的障碍。”

另外，中华文化联谊会副会长、文化部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侯湘华也没有闲着。2010年7月10日，她敦促说：“盼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商签尽快提上日程”。这是她作为“中台办特邀专家”，出席“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文化教育专题座谈会时，说的。她回顾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29条“共同建议”以来的一年指出，2009年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的两岸文化交流项目多达1000余项，与2008年同比增长40%，突破1万余人次，同比增长70%。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规模继续扩大，层次更为提高，影响空前广泛。她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文化交流还存在一些壁垒和障碍，两岸文化交流需要两岸同胞共同不懈努力，营造鼓励和支持两岸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侯湘华表示，将努力构建两岸交流机制，通过加强两岸文化界高层互访、举办海峡两岸文化高峰论坛等举措，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期待双方积极为协商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在两岸成功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尽快把落实“共同建议”中提出的“共同探讨协商签订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建立两岸文化教育合作机制”的建议提到议事日程，有效地集中双方的资源、资金和创意，努力构建两岸文化交流新格局。她还呼吁两岸不断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并表示将大力支持两岸各界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整合资源、创意、资金、人才、市场，推动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将中华文化的丰厚资源转化为中华文化软实力。


三、文化交流协议之出台


上面有关文化交流协议的风声都是一些“热身筹备”性质的，正式的“主张”则是随后由大陆文化部长、大陆中华联谊会名誉会长蔡武提出的。

2010年9月6日，由沈春池文教基金会与大陆中华文化联谊会共同举办的文化论坛在台北举行，大陆文化产官学界共有四十人参与，台湾艺文界人士、学者共九十人也参加分组论坛，就文创产业、文化资产、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社区文化，进行分组讨论、相互交流。大陆文化部长、大陆中华联谊会名誉会长蔡武与文建会主委盛治仁首度同台。蔡武主张两岸签署ECFA之后，应该探讨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建立两岸文化合作机制；同时还要促进两岸交流，搭建两岸文化交流平台，并且加强产业合作，提升两岸文化的竞争力。

蔡武以“当前大陆文化发展及两岸文化交流的前瞻”为题发表专题致词。他说，大陆近年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强文化建设以及文化产业发展，同时也宣导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开展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作用，并就此提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等四点意见与建议：一、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探讨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建立两岸合作机制；二、深入交流，促成两岸文化艺术团体联合创作，排演优秀剧目；三、搭建交流平台，发挥双方的优势，举办大型活动，举办各类文化节庆活动；最后则是加强产业合作，增强两岸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蔡武表示，两岸的文化交流相当频繁，除了在文化展览上有相互合作经验，大陆知名导演张艺谋在台推出舞台剧“杜兰朵”也获好评；另外还有学校相互合作，大陆举办文创博览会，台湾的文创业者也踊跃参加。蔡武指出，两岸经济、贸易往来固然重要，却不能替代文化交流与思想沟通，建议尽快扩大加深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但他也说，两岸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虽有进展，但因历史现实原因，两岸仍存在壁垒和障碍，两岸应秉持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继续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 


四、台湾民间的看法


邵宗海《两岸文化协议难签的症结》一文指出：类似蔡武的建议，大陆方面已经多次提起：胡锦涛是最早倡议者，2008年提出的“胡六点”中就提到，“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所以胡说，“我们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包括愿意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2009年在长沙举行的国共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则再度提出签定两岸文化教育协议一事；2010年6月底在重庆举行的第五次“江陈会”时，陈云林也意有所指的表达：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需要推进经济合作，也需要弘扬中华文化；不仅需要厚植经济基础，也需要提供文化的养分，因此，“两会协商需要不断开拓新领域，丰富新内涵，提升新水准”，希望将文化议题列入第六次“江陈会”中。 

洪奇昌也曾撰文说：“文化和教育交流更成为中共对台的重点工作之一，希望透过软实力的交往，强化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的认同，乃至建立起对中国的认同”。在野党的意见反映，往往也就是执政当局在推动大陆政策时的考量所在。尤其是在台湾目前尚未决定其未来与大陆到底是分是合之前，文化确是很容易缩短彼此差距的工具。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林文程认为：“台湾的文化是一个自由的，它不会受到政府的力量去约束，换句话说，他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生命的，中国大陆所谓的文化交流是由政府来控制的，他想要操控文化，然后做政治性的应用，所以使这种交流上的企图，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一方面是最大的落差。” 

两岸文化交流，对岸已经先抛球，台湾也表示未来双方可互设官方办事处。不过毕竟文化不是政治或军事的零和游戏，海峡两岸的价值与观念差异，还有待长期沟通。 


五、大陆民间的看法


2010年10月01日，两岸三地文化界人士在香港出席中华文化在台湾论坛，论坛主办人表示，文化交流可以作为两岸由经济走向政治谈判的过渡期。

其中有一位出席者，曾经对我们谈起他的看法。她颇为赞赏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最近访问香港在论坛上发表的演讲，指出实行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王道”，是处理两岸问题的出路之一。刘兆玄呼吁，两岸三地推动“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

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最近以国家文化总会会长身份访问香港，出席“中华文化在台湾”论坛，发表主题演讲。刘兆玄指出，中华文化不但是两岸共同的文化根基，也是两岸的最大公约数。刘兆玄认为，台湾保留及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国大陆做得更好，因为台湾没有经历过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刘兆玄表示，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也是最大的消费市场，但如果想变成二十世纪的美国及十九世纪的英国，中国还必须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刘兆玄指出，两岸都有中华文化作为根基，若能从中汲取元素加以融合创新，加上资金、人才、市场等要素，不但能为文化创意产业打造蓬勃起飞的契机，相信也能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至于中国如何在二十一世纪成为引领风骚的文化大国，刘兆玄认为，取决于实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仁义道德为本的“王道”。他说，强国一向与“霸道”密不可分，现在应该思考作为“王道”的强国，如何对待弱小族群，以王道影响全世界。

在谈到两岸问题，刘兆玄引用台湾总统马英九今年的元旦谈话。他说：“所谓现况，不是消极的维持现况，而是积极争取一段足够长的时间，让两岸维持和平发展，让两岸人民透过经贸、文化各方面深度交流和合作，增进了解、淡化成见，并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为两岸的争议寻求一条务实可行的出路。”

刘兆玄认为，处理两岸问题的出路之一，第一步就是实行王道。最近两岸签订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之后，中国大陆提到“让利”令台湾感到不舒服。刘兆玄说，在王道思想中，让利不如“让义”，小对大必须“心悦”才可能“诚服”。刘兆玄说：“我另外一位朋友是大陆的学者，他跟我说，让利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当年大陆最穷的时候，来自台湾的投资和技术，对大陆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助益，现在大陆经济强大了，所谓让利只是一种饮水思源的回馈。”

大陆文化界的朋友们善意地提醒我们：两岸文化交流要有一个健康的起点，就必须“去前提化”、“去附加条件”、“去马列主义化”。大陆不能以马列主义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前提！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如果保留了马列主义这个前提，不仅谈不上中华文化与王道精神这一两岸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即将沦为中共统战台湾、推动一国两制的工具。如果那样，不仅不利于台湾，也不利于大陆的长期发展。


六、可能的结论


两岸文化交流是好的，但是中共的马列主义之下，签订两岸文化交流协议这一事情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化交流活动，而是政治活动和统战活动了，需要格外谨慎地进行。

还应该注意：两岸交流采用正体字、拒绝使用简体字。如果中共拒绝这一建议，就可以适当延后交流计划。如果中共同意，中华民国就获得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先机并克服马列主义的有利地形。

正体字与简体字之争，目前已经构成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攻防前线，这在海外看得尤其清楚。如果退守，后果堪虞。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十一节 对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暨“十二五规划”之分析】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2010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为期四天的会议审议未来五年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即十二五规划（2011年-2015年），以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基础。而在其中，缩小贫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等事关民生的议题，成为焦点。

自1953年以来，中国大陆每个“五年计划”与规划都规制着五年内“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路径轨迹。虽然中共朝令夕改，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其“五年计划”与规划的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


一、“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


在该次十七届五中全会前不久，胡锦涛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表示，这是中国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新举动，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涵之一。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提到，要实现包容性发展，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认为，参与和共享的发展才有意义，应该使人民群众有充分的发言权，让他们享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广阔空间，以求在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重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认知，使每一个个体都能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中。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俞宪忠也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更关注民权民生，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


二、从“生存型”到“发展型”


中共自称，十二五规划是“中国发展方式面临第二次转型”，是从“生存型”到“发展型”。

中共“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声称：十二五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十一五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外部环境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外部市场的变化，二是全球气候的变化，三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时，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趋势性的变化比十一五增多了。过去三十年是“生存型”阶段，十一五时期“发展型”的阶段性问题突出了。我们以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增长方式，同“发展型”的阶段性特征越来越不适应。

迟福林认为：从个人消费而言，“生存型”消费明显减弱，以自身发展为主的“发展型”消费明显加大，这种基本特征会在十二五时全面凸显出来。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内需不足，就是发展导向有问题。也就是说，要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第一，国民收入导向是适合现在阶段的；第二，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以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逐步走向消费大国。所以，内外环境的明显变化，使得十二五处在重大选择关头，处在以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的阶段。十二五这个事情选择对了，做好了，对中国后二十年、后三十年的国富民强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涉及一系列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财税体制改革、政绩考核，以及和政绩考核相关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另外还有资源环境税的问题等。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要靠自主创新，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三、中共要推进公平正义


中共主办的英文《中国日报》报道：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减缓社会矛盾，成为五中全会与“十二五”规划的焦点。

中共显然意识到，农民工以及新近被关注的“穷二代”，已经构成中共继续执政的严重挑战，因此，十二五规划企图缓中共和他们的对立情绪、努力保障他们的生存与发展。

在十二五规划中，要对有条件的农民工进行所谓的“市民化”。一是基于目前的历史阶段，中共需要强调公平发展，如果连农民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说不过去的；第二，现在农民工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0年代以后农民工的比例现在占了一半以上；第三，农民工实际上已经融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最后，在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在做出了相应规划，这也是一种局部突破。所以，从多方面看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的市民化，应当作为十二五的约束性的目标。

第一应该是在规范工资收入增长方面取得进展，让劳动者取得体面收入。第二是保持土地制度基本框架稳定，避免农民工群体及其家庭的终极保障遭到剥夺。同时为农民工群体平稳融入城市创造更多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吸收了最多农民工的东部地区和大城市不可能让他们全部就地融入，这个问题要通过产业转移来化解。产业转移不仅能延长众多产业的生命周期，还能够让劳动者在家乡就能找到体面收入的就业机会。

其实，中共一向对公平正义漠不关心，现在之所以突出强调公平正义，显然是因为已经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农民工以及新近被关注的“穷二代”，已经成为中共继续执政的严重挑战。十二五规划努力保障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就是保障中共自己的最后命脉。


四、民生议题成为中共弱点


以研究制定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为主要议程的五中全会，其被关注度，远远超出其几天会期。它继续了前一个月（ 2010年9月28日）中共政治局第三十一次会议的精神，强调“科学发展观”这个“治国方略”，还提到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必须秉承“五个坚持”：1、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2、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3、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4、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5、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巩固中共自己的政权基础。

与此“巩固中共自己的政权基础”互相匹配的是：在此次第三十一次政治局会议（2010年9月28日）之前的第三十次政治局会议（2010年8月20日）上，中共高层“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力图强化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肯定会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在非常高的位置，基本的调子、方向，和“十一五”一样。

中共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指出，“十二五”期间应对分税制进行改革。从国际上的主要经济体来看，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势头的都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发展不可能靠分成制。要将分税制改革进行到底，完善分税制改革方案，以减少财政层级和政府层级，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呼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转移支付合理而有力的财政体制。

英国广播公司（BBC） 分析说，“包容性增长”是中国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新举动，这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涵之一，不是偶然的。


五、网民称中央会让人住得起房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暨“十二五规划”许诺照顾民生，因此牵动着中国大陆社会各界的期盼，网民纷纷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它的愿景。

上海一网友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突出问题或者说主要症结，是包括城乡、地区、收入分配、投资和消费等在内的社会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由此也使得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迟迟得不到实质性转变，从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许多不应有的后果。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看，“十二五”规划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协调区域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改革，放松对服务业与民营企业的管制，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等。

第一财经网署名沈建光的文章指出，“十二五”期间应该优先考虑还富于民。“十二五”规划的重点更多将注重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将作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市场力量。另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讲，通过适当减少个人所得税、提高国企分红、改变长期的负利率情况这三项措施，将极大提高未来个人收入水平。因此，从财政方面看，应减少居民税负。如果在“十二五”期间，保持个税增速与G D P名义收入增速相一致，那么预计“十二五”期间，个税的减少将使居民增加可支配收入400亿至1000亿元。

全景网网民认为，承接“十一五”经济的快速发展，“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体制将面临一系列改革的考验。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环境保护加强和汇率、外贸政策可能在五中全会后将作出较大的调整。

对于时下各界热议的住房问题，很多网民表示：“这次的五中全会，对于楼市来讲，肯定是个改革的坐标，中央不会让我们住不起房子的。”

网民小周指出，中央如果在五中全会上“释放出更强烈的调控楼市的决心和信心，最好提出关于住房保障较为具体、科学的实施办法”。

网民蒋教授称，自己对于这次会议的期待是在教育、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方面，尤其是在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方面。民众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或不在于收入差距有多大，而在于分配制度有不合理、操作中有不合法的地方。他希望，这次会议不但在“调低、控高、扩中、打非、规灰”上，下功夫；更是要做好基础性工作，建立个人和家庭收入的监测系统，这样才能够切实对收入分配实现有效调控。


六、中共能否缓和社会冲突？


翻开中国的历史,似乎有一种历史周期率的“兴衰链”在支配着历史进程。

至于历史周期率何以发生，目前大致有“失去民心说”、“缺乏监督说”、“人治说”、“腐败说”以及“马上体制说”等不同观点，而以“民心说”为广。即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统治集团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失去民心，丧失政治合法性，导致政权覆没的规律性现象。这些探讨都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了王朝兴衰存亡、成败治乱的缘由，说明了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是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冲突的新特点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增加。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物质利益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无直接利益者的加入而产生的一种继发性冲突。一般来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大多和冲突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他们之所以参与其中，只是借机发泄一下淤积于心中的不满情绪。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大量出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在中国大陆社会转型期这一关键时刻，伴随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进程，而且由于各种问题长期的迭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情绪异变。

近期以来，群众集体上访、重复上访和群众赴京上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北京和其他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

中共缓和社会冲突的努力，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十二节 温家宝政改讲话意在愚弄国际舆论】


一、温家宝政改表态引发震荡


2010年8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考察深圳时对政治改革的明确表态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关注。

中国官方新华网8月30号刊登署名资深评论人汪嘉波的评论文章，引述温家宝的话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汪嘉波的评论文章指出，人们从温的讲话中看到了中共政府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政治愿望。

新浪网则转载《中国新闻周刊》的报导，说温家宝还指出，“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北京观察人士认为，在近两年内地的政治经济舞台上，高层领导者对政治体制改革作此高调表态并不多见，尤其是把阻碍改革提到“违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条”的高度，可算是呼唤中国深化改革的强音。

不过北京的历史学者、评论人员章立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温家宝总理这番表述的开放性和开明性超越所有现任中共领导人；但是温的此番讲话更多是在向历史作交待，相当于留下“政治遗嘱”。章立凡说：“温家宝是一个关注自己历史地位的人，所以他现在的很多言论可以看作临走之前的交待。他上台时候的抱负与两任总理的政绩进行比较明显有落差。很多他想做的事情实现不了。”章立凡表示，愿意相信温家宝说出此话的诚意，不过，北京民众并没有对温家宝的改革言论表现出欣喜，相反，人们似乎更多悄然议论“崩盘”的时刻。大家知道：在利益上盘根错节的体制并非一位领导人的言论可以改变。一党独大、缺乏民主监督和缺乏公众参与，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党内各派系之间的博弈等都使得中共对利益的追逐取代了对所谓理想的追求。

难怪有关评论对此指出：多年“无敌”的共产党习惯于养尊处优，其“虚胖”躯体内，中枢神经已经很难调动“肢体运作”。


二、温的豪言终成朱镕基式的“画饼”


北京维权律师也对温家宝讲话进行了讨论。与会的维权律师们表示，对温的讲话基本持支援的态度。但是他们担心，听起来顺耳的讲话不过是又一次的“画饼充饥”，甚至是起“掩护”作用的“烟雾弹”，毕竟温“总理”提过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都没有实现，变成愚弄国际舆论的道具。

维权律师中的部分人士认为，不能用过去的经验看待最新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处境发生了巨变，比方说民不畏死的倾向、对精神力量的感悟、互联网导致的资讯传播速度和民间力量的多层次交会等等，都在酝酿对政治体制的改革，那就是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

最近，北京的“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等民主建国团体连续发表公告，授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全体签署人以“建国精神奖”，并指出“刘晓波先生是中国人的良心，他因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而身陷囹圄。《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化的蓝图，是国际意识的高度体现！对于中国人民迈向公民社会，争取民主和自由，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刘晓波多次进出中国，沟通海内外，是民主建国的杰出代表，理应获得建国精神奖。《零八宪章》国内签署人、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者一百六十五人，理应获得建国精神奖。”（http://dszg.blogspot.com/）

我们记得，朱镕基临下台的时候，也是豪言壮语满天飞，其结果何在哉？不过是一个假装开明的中共官僚罢了。今日的温家宝，就是昨日的朱镕基、周恩来。


三、中共政改是欺骗世人的烟幕弹


中共政改是欺骗世人的烟幕弹，在这一点上，温家宝与朱镕基、周恩来是没有分别的。正是在中共一再玩弄的“政改”把戏之下，中国大陆人士兴起了“民主建国精神”。显然，这是对中共极其失望所致。

大陆的观察者们已经注意到， 2010年9月6日纪念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活动中，温家宝就已提出了政改，并且在不同的场合前后多达五六次提政治改革。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也提出了中共要政改的这一敏感话题。一时间政改好像波涛一样，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身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却缄默不语。这个问题应是由胡锦涛提出方才名正言顺。

果不其然，最近，中共中央喉舌之一的新华社就政改的话题多次发表署名文章，这些文章的宗旨无非是：一、中国的政改绝不能搞欧美西方的那一套，搞三权分立或四权、五权分立；二、政改要稳步，要扎实推进；三、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四、舆论、媒体的宣传必须受到绝对控制。十分明显，政改的把戏暂时要告一段落了。

中共从一九八九年就提出“反对西化”到现在还是反对西化。什么是西化？共产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是从那儿来的？什么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产生在十九世纪中下半叶的西方欧洲，是当时西方社会的一支政治运动、思想学术流派，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现今的德国人。共产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和西服、西餐、短发一样都是从西方欧洲飘来的舶来品。中国历古以来是长衫、长发，裙衩簪髻，满清又有长辫、旗袍、马褂。中共连自己姓甚名谁都弄不明白了，老祖宗在哪里都忘记了，现在却来反对西化，真是多重的数典忘祖。

政治改革是个广泛的话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两个，一是社会制度的改革；二是政权体制改革。言论自由，开放报禁，开放党禁等等是促进社会制度改革和政权体制改革的催化剂。

对于社会制度改革，中国社会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中共标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它是资本主义加上封建主义，还有些奴隶主义的色彩，。是不伦不类的混血儿。“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致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的共产主义轨道，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无视广大民众根本利益，践踏人权、法制，逼迫广大民众超负荷地、含辛茹苦地、辛勤劳作，对广大民众利益以强制拆迁、强行征地、强势推进房地产等强暴的方式进行掠夺基础之上的。

作为“总理”，温家寶显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却装聋作哑，没有任何实际实际行动。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温家寶的政改讲话是一种调动不了任何肢体动作的嘴皮动作，是在中共的外交困境中赢得国际舆论的欺敌战术。


四、政改与颠覆政府的关系


在中共一元化专制统治体制下，政府官员都是指鹿为马式的任免，贪官污吏、恶官酷吏是恶事做尽，坏事做绝。强制拆迁事件连绵不断，地方政府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地损害民众利益。强制拆迁是什么，房屋是广大普通民众家庭的第一财富，房屋凝聚着普通老百姓的终身心血。破坏人民财产，毁坏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战争中是敌人的行为。强制拆迁是什么，是丧心病狂地暴殄天物。毁灭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成果。强制拆迁是什么？强制拆迁是把民众置于永不停息、含辛茹苦之劳碌之中，不停地产生剩余价值，劳动成果以供占少数人的官僚、精英们挥霍、奢侈消费。有人狡辩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破不立，难道国外就没有城市建设，难道在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君主制国家就没有搞城市建设，他们也是搞逼人自杀、自焚的血腥强制拆迁的？更有甚者，呼和浩特市居然出现了强制拆迁通告上粘附子弹进行威吓之恶性恐怖事件，暴露出共产党的看家本领。

政权体制改革的内容必须从法律上得到保证，还权于民，予民做主。“天下为公，人民最大”，这才是真正的共和、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权、真正的民生。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提法。大陆地区虽然在名义上每四年选举一次，那选民在管理国家方面有什么权力呢，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能选举的官就是村民委员会主任，镇级人大代表；城市居民的权限街道办事处主任，区级人大代表，就是这么一点选举权还是形式上的，因为候选人都是事先拟定好并经上级批准的，如果选举结果不如上级所愿，就视此次选举违法，就要重新举行选举，直到选出领导中意的。在某些地区曾经出现了选民在候选人以外选出了村民委员会主任，结果都被以坏人操纵选举给予立案查处。

在一元化体制下搞政改，关起门来闭门造车，容不得别人的参与，如此政改自以为是，如此政改能改成怎样？人民群众有权要求政改，有权对政改提出批评和建议，并有权参与政改，如此要求被视为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那么中共高喊的政改只是口头上、书面上的演示。而实际从事政改活动的，则会被扣上“颠覆政府”的罪名，抓进监狱。


五、政改与废除“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政治改革，应从废除“危害国家安全罪”开始。

因发表学术观点被社科院下岗的北京学者张博树，最近撰文要求废除中国刑法第105条，张博树说，这条法律违反政治哲学的基本常识和主权在民的原则。

张博树在题为“我主张废除刑法第105条”的文章中说，这条法律违背宪政立国的普世原则，常常被作为迫害异议人士的法律根据，“是专制之法”，“是悬在所有良知人士头上的一把恐惧之剑”，是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障碍。

按照中国刑法105条第二编“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规定，组织、策划、实施和积极参加以及参加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者程度有别但一律有罪；另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者同样有罪。

张博树说，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说，“国家政权”并无神圣性；政权更替也与“国家安全”无关，因此刑法第105条的规定是“荒唐的”、“违反常识的”。此外，从中国的现实看，中国共产党数十年一党垄断的政治体制已经直接导致党的蜕变和腐溃以及权贵资本的蔓延。

美国之音引述张博树表示：“公民社会的成长、有组织社团的成长，对整个国家的宪政是好事，对当政者来讲也是好事。不过，当政者没有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但是，我相信社会总要进步，执政者也在进步，也在反思，也在考虑各种问题。”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8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但“可惜的是”，同在这部宪法中存在的党主立宪条文却与以上规定相冲突，这是党治与法治的矛盾，是专制与民主的矛盾，是党主立宪与主权在民的矛盾。

张博树说：“希望今天的执政者和未来的执政者逐渐抛弃过去陈腐和陈旧的仪式形态教条，包括敌对思维的教条。在司法层面上，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更能体现建设共和国的基本精神。凡是与这个精神不相符的该革除的要革除，该抛弃的要抛弃，该放弃的要放弃。”北京律师莫少平也认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一条“恶法”。他说：“原因是当局极易以这条法律的规定来侵犯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

在我们看来，政改应从废除“危害国家安全罪”开始，否则中共的政改只能是个愚弄国际舆论的道具。


六、私人武装时代，将临中国


在政改无望的死局中，私人武装时代，将临中国了。

有人注意到：在中国，媒体和社团组织都不能放开注册，唯独保安公司可以放开注册——这说明中国社会正在急剧地“私人武装化”！

许多人反感私人武装，认为那是“富人的保镖”、“官僚的狗腿子”，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外一面是：私人武装和私人经济一样，打破了共产党的垄断，开启了中国社会“多元化的道路”。在我看来，先不论其结局如何，这一过程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民间的武装，可以对抗官方的暴政。

看来，中共的现行政策告诉我们：只有私人武装，才可以最终解决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私人武装，是通往媒体自由、结社自由的前提条件。这是美国的经验。

这样的经验目前正在中国悄然展开。其实在历史上，除了秦始皇和蒙古人、满洲人禁止人民拥有武器之外，中国民间一直具有相当可观的武装，各种练武活动绵延不绝，这也是中国传统国防力量的基础之一。满洲人入侵中国以后破坏了这一传统，所以使得中国近代积弱不振。

以后，如果所有具备条件的中国公民，都去注册一个保安公司，像美国人民一样获得“持枪证”。那时，中国的民主就会顺理成章地实现了！民众自己组织的保安公司，才可能是人民自己的子弟兵。

只有一个民主中国，才能从事真正的政治改革。这就是温家寶的政改做秀使我们得到的答案。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另起一页）

【第四章】

【2011年统独挣扎】

（另起一页）



【第一节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的来龙去脉】 


一、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和党


2010年8月28日，在北京出现了一个名叫“第三中国”的组织，并且发表了一份《“第三中国”筹备会议公告》。公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为中国共和党”，公告宣称：

“第三中国”经过长期筹备工作，于公元2010年孔子诞辰日，在中国正式宣告成立。

经过与会代表的协商和一致同意，就以下共同纲领进行讨论并努力达成之：“第三中国”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民间组织或团体；“第三中国”是一个广泛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深厚民意基础的政治实体。

据此，“第三中国”号召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和党，以便与中国民主党一起在中国实现先进的、文明的、不流血的、议会道路的两党政治。

“第三中国”指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所豢养的几个花瓶执政党之外，只有三个大党：

1、中国共产党，2、中国民主党，3、中国国民党。

如果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和党，并与中国民主党一起在中国实现两党政治，那么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剩余力量就可以像英国的自由党那样，扮演第三党的角色，补充并监督两党政治在中国的良好运作。

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和党，并放弃一党专政，是中国能否与美国看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所在关键。中国只有进入世界主流社会，才可能参与主导世界主流社会，才可能崛起为世界第一的文明国家。

“第三中国”呼吁中国共产党放下历史包袱，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国防军。面对中国民族复兴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与中国公民真诚合作，这样才是起死回生的唯一道路。

“第三中国”认为：为了达到起死回生的道路，军队国家化、立法独立、司法公正，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的责任，是放弃六十年以来操纵军队和公检法系统的错误做法，真正做到邓小平和赵紫阳在1980年代许诺的“党政分开”，然后做到还政于民，使得中国民族可以放开手脚，获得真正的发展、走向世界历史的前台，而不必永远龟缩在中南海这个只改经济不改的“名不正、言不顺”的死角之中。

中国共产党需要放弃“党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取代民族利益”的苏联殖民地政治模式，真正落实多党民主制度。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功转型为世界强国！

“第三中国”的通讯地址是：disanzhongguo@gmail.com


二、“第三中国”与“中国元年”


《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为中国共和党》（“第三中国”筹备会议公告）发表一周以后，2010年9月4日，“第三中国”再度发表声明指出：

《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为中国共和党》（“第三中国”筹备会议公告）发表以后，许多读者致电“第三中国”的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询问“第三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组织机构，如何展开工作？还有许多读者表示要加入“第三中国”，为结束旧中国专制制度、开辟第三中国的宪政民主而努力奋斗！

据此，“第三中国”筹备会议特此答复公众：

1、“第三中国”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民间组织或团体；“第三中国”是一个广泛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深厚民意基础的政治实体。

2、“第三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一样，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系，是一个“国中之国”的关系。

3、“第三中国”旨在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今年是公元2010年、孔子诞辰2561年，定为“第三中国元年”，简称为“中国元年”。

4、孔子诞生两千五百年后，1949年，中国陷入劫难的一个甲子，现在，已经结束了。“第三中国”将着手消解六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残余势力，实现一个统一的中国。

5、参与第三中国的方式十分简单，就是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旧政权及其一切法律和规章制度，不交税、不纳粮、不说违心的话。


三、“第三中国”与《零八宪章》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中国”与《零八宪章》的关系。

“第三中国会议”2010年9月15日在北京发表公告，宣布承认《零八宪章》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宪法大纲。

“第三中国”会议指出，迄今为止，《零八宪章》已经得到了一万多名中国大陆居民的签署，远远超过了未经中国居民一人签署认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此在中国大陆具有最为广泛的民意基础。根据这个现实，“第三中国”会议特此宣告承认《零八宪章》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宪法大纲。

《零八宪章》是为了纪念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由刘晓波等人起草并由303位中国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旨在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

起草人在宣言开头解释了发布《零八宪章》的立场：2008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

零八宪章由中国303名各界人士发起并签署。为因应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中国改革人士主张在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下，在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政治架构。原定于2008年12月10日签署《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这一天举行论坛，并发表中国《零八宪章》。由于此事与中国共产党严重对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伪政府已禁止此活动的继续。

签署者除发起人刘晓波以外，尚有鲍彤、丁子霖、刘军宁、戴晴、于浩成、浦志强、张祖桦、茅于轼、冉云飞、刘逸明等，包括一些中国著名异见人士与维权人士。

《零八宪章》分“前言”、“我们的基本理念”、“我们的基本主张”和“结语”等四部分，主要内容是阐述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概念，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宣言共提出6点理念与19点的主张。

必须看到，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一万多人代表了中国多数居民的意志。更多的人陆续在网上签名，但由于网站受到中共当局的破坏，所以即使在网上签名也已经不容易。据此，“第三中国”会议特此宣告：承认《零八宪章》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宪法大纲。

因为中共当局对社会危机的严重忧虑，面对《零八宪章》才会草木皆兵，不但监禁了《零八宪章》的起草者著名作家刘晓波，而且还大规模地传唤或约谈各地联署人。即使有很多联署人面临锒铛入狱的危险，但后续签名者仍然是无所畏惧，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古语。

民众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其本身，而会从制度上寻找原因，期待中国在制度上有根本变革。由此，《零八宪章》应运而生，所以一经发布，如春雷落地，应者云集，至今签名总人数就达到八千多人，相信签名人数还会继续增加。在中国危难之际，可以说《零八宪章》指出了中国的出路。

据此，“第三中国”会议特此承认《零八宪章》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宪法大纲。


四、“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与“中国公民政府”


2010年9月28日“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在北京发布第四号会议公告，“授权建立中国公民政府”、“区别于第一中国的国民政府、第二中国的人民政府”。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指出：“人民政府”这一概念的错误之处在于，人民只是某些特定的阶级，而不是全体国民，更不是全体公民；人民政府只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内战内乱的产物，必须予以清除。中国民族必须团结起来，才能登上历史舞台，不再做苏联共产党残余势力的奴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两种文明社会，一个是臣民社会，一个是公民社会，而没有什么“人民社会”！因此，我们要建立的第三中国，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国家。现在，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必须扬弃野蛮的“人民政府”、建立文明的“公民政府”。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宣称：2010年1月27日的北京《新京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社论标题：《建立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公民政府》。这说明，现有的第二中国内部，已经产生了真正的裂痕，人民政府即将崩溃。

2010年10月14日,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更发表第五号联合公报，授予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全体签署人“建国精神奖”：刘晓波先生是中国人的良心，他因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而身陷囹圄。《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化的蓝图，是国际意识的高度体现！对于中国人民迈向公民社会，争取民主和自由，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刘晓波多次进出中国，沟通海内外，是民主建国的杰出代表，理应获得建国精神奖。

2010年11月2日，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六号公告决定：在中国实行党政分开，废除中国共产党不经选民认可让渡就垄断权力的特权制度。废除共产党六十年来出于意识形态和执政利益而设置的身份等级制度，这些制度剥夺了中国公民的权利。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指称，上述条款具有法律效力，自公布时间开始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条款如和上述条款违背，即属非法，应予立即改正或废除。所有违反上述条款的非法行为，不论来自哪一级机关，都将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制裁，其领导人将受到相应的处罚，有效追溯期不受时间限制。


五、荣誉职位全部都是良心犯


2010年11月16日、2010年12月2日、2010年12月16日、2011年1月2日，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北京连续发布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公告，任命刘晓波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总统、任命高智晟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法官、任命王炳章先生为中国荣誉议长，任命胡佳、郭飞熊、郑贻春、何德普、谭作人、顿珠旺青为中国荣誉国务委员。

其公告指出：

刘晓波先生积极参与民主建国活动二十余年，百折然而不挠。特别是他2008年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提出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符合第三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并因此获得了成千上万中国公民的联合签署，立下了重大的建国功勋，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因此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刘晓波先生虽然身陷囹圄，但不屈不挠，通过亲属两度发表声明，捐出所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全部奖金，拳拳之心用来建设民主中国。

对于他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风亮节，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已经予以表彰和授勋。但是不够。现在，经过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全体会议讨论、中国公民政府一致同意，特别推举任命刘晓波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总统，特此公告。（七号）

高智晟先生积极参与维护公民权利的民主建国活动，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特别是他为受到宗教迫害的法轮功人士的积极辩护，显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公民的高风亮节，幷为全世界的法官、律师、执法人员作出了最佳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智晟先生因此获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的同情和支持，立下了重大的建国功勋。

对于高智晟先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风亮节，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经过全体会议充分讨论、中国公民政府一致同意，特别推举任命高智晟先生为中国荣誉大法官，特此公告。（八号）

王炳章先生最早从事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自1982年起，作为代表人物，他积极参与民主建国活动近三十年。王炳章先生多次闯关铁幕，2002年遭到中国和越南两国共党的联合围剿绑架，落入狼牙虎口，被判无期徒刑。

王炳章先生是毛泽东死后中国民主运动中，活动能量最大因而遭到镇压最重者。王炳章善于演说，具有竞选能力，是民主运动中最早推广竞选制度的，具有平民意识，能上能下，因此特别适合议会工作。

王炳章先生目前虽在中国共产党设在广东的黑狱中度日如年，但却拒绝妥协，体现了人类争取自由的不朽精神。

鉴于上述各项，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为了表彰王炳章先生的历史功勋、提请世人注意他的现实苦难，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特别推举任命王炳章先生为中国荣誉议长，特此公告。（九号）

胡佳、郭飞熊、郑贻春、何德普、谭作人、顿珠旺青等六位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未来的先驱人物。为了表彰他们的卓越功勋，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经过全体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特别任命他们为中国荣誉国务委员。

同时，为了表彰最近不幸逝世的张建红（力虹）先生，特此追认他为中国荣誉国务委员。张建红（力虹）先生由于捍卫自由思想而遭到中共反动派残酷迫害，他的牺牲必将唤醒更多的民主建国的良心志士。（十号）

不论人们对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北京连续公告的这一系列“荣誉任命”持有何等评价，都不得不承认：把监狱里的在押犯、良心犯任命为荣誉大总统、荣誉大法官、荣誉议长、荣誉国务委员，不失为对抗专制政权的一着妙棋：既扩大了影响，又不会造成株连，监狱里的犯人也无法说不。这就使得反抗中共的活动变得有血有肉，同时又是无法捕捉的。


六、孔子取代毛匪，实现文化北伐


考证“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的联络电邮“disanzhongguo@gmail.com”及“第三中国制宪会议”的官方网站“http://dszg.blogspot.com”，都是设在美国的，因此不能排除“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可能并非中国大陆人士在中国大陆本土成立并展开活动的。

但是，根据中国最新的发展，2011年1月11日中共已把孔子像公然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因此“第三中国”于几个月前的公元2010年孔子诞辰日在中国正式宣告成立、并把孔子诞辰2561年的公元2010年定为“第三中国元年”……似乎也不完全是一种巧合。

天安门一向是大陆政治的核心，孔子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在此竖立孔子雕像，传递的政治讯息极为明显，代表中共将全面恢复并试图掌握、传承中华文化的正统地位。 

这座孔子雕像昨天在天安门东侧的大陆国家博物馆前落成，雕像高达九点五公尺，由青铜铸造，孔子双手和于胸前，目光深邃，凝视远方。有意思的是，孔子像隔着天安门前的长安大街，望着紫禁城，也望着天安门入口上的巨幅毛像。 

中共在上世纪六、七十代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批孔扬秦”，打倒孔家店变成全国运动，将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全视为落后和倒退的封建文化，拆毁庙堂、甚至连孔家历代坟墓都遭毛匪发掘。如今孔子雕像却与当年要打倒他的毛泽东画像遥遥相对，这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演进，中国大陆的文化复兴即将由孔子取代毛匪，实现一个文化的北伐！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第二节 中共尊孔是自救还是自杀？】


中共尊孔，以自救开始，以自杀告终。 

这是因为中华文明与共产主义油水不融，无法长期共存。 

面对孔子崛起的历史大势，中华民国朝野可以慎重考虑有所积极作为，努力把握孔子话语权。努力把握孔子话语权，不失为和平演变中国大陆、实现文化北伐的积极步骤。 


一、孔子君临天安门广场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2011 年 1 月 11 日上午，一座总高 9.5 米的孔子塑像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落成，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象征古代帝王的“九五之尊”，源出《易经》六十四卦中干卦第五爻之九五爻的帝王之象。

雕像正对东长安街，孔子雕像双手合于胸前，目视远方，身体左侧佩戴有一把宝剑。雕像作者介绍，雕像从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的整体建筑环境与周围空间环境出发，以简朴、概括的手法，将人体的结构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态当中，似巨石，似高山，气势磅礴，与庄严的国家博物馆建筑交相辉映，展示出中国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另据了解，历时 3 年半、投资 25 亿元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已全面竣工，今年 3 月开馆。作为“十一五”期间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项目”，改扩建后的国博建筑面积由过去的 6.5 万平方米增加到近 20 万平方米。

800—2000 平方米展厅达到 49 个，藏品数量超过 105 万件。而孔子君临在此，显然已经取代了毛匪成为中国历史文明的最高象征。

这一惊人的发展，在中国大陆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和热烈的讨论。

近一个月内之后，尘埃落定，终于出现了一份“十三位学者就天安门树立孔子像的声明”，这份 2 月 9 日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的联合声明说，立孔子像之举，符合国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前立孔子像，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开放以来，调整文化战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等一系列文化建设行动中的一个新亮点和新标志，表明我们已经走出了近百年来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误区。

国家博物馆也是历史博物馆，其宗旨就是要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这里可以建立多座雕像，而第一尊雕塑，当然非孔子莫属。国家博物馆的举动，符合大多数国人、世界华人的心愿和文化发展的新潮流。而当前网上对于立孔子像有一些反对之声，其理由不过是近代以来“反孔”思潮的重复。从“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扫四旧”、“砸三孔”、“评法批儒”，孔子及儒家思想遭到无情批判，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造成严重摧残。时过境迁，历史已给“文革”以全面否定的宣判，但是“文革”思维尚需清理。围绕立孔子像引发的大讨论，应当是一场摆脱“文革”思想影响，卸下精神镣铐，更新文化观念，弘扬与建设中华文化，群众性的思想动员。

他们的理由是：要高度重视和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当代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还必须要有文化的复兴与之相适应。当代中国人民，从世界各国寻找精神资源过程中发现，只有依靠中华文化，才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0 余年来，全国各地学校广泛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经典诵读活动，各行各业“国学热”不断升温，都表明当代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需求，不是因为某些人的“炒作”所能兴起的。复兴中华文化，是重建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经之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建设必须有文化的指引和支撑。当前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了社会上信用缺失、物欲横流、价值紊乱等等弊端，并开始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根治这些社会顽疾，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丰富而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和资源，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协和万邦、忠恕之道、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民胞物与、与时偕行、尚德重孝、尊师重道、自利利他、天下为公，所有这些，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这十三位学者，都不是等闲之辈：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刘世范（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教授，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葛荣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院长）、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院教授，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张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主任）、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教授，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副主任）、王杰（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国际儒联宣传出版委员会副主任）、王志捷（北京市委党校教授）、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们的背后，几乎可以肯定隐藏了更为庞大的支持性力量，因为这些人都不是书呆子学者，而是具有一官半职的社会活动家，使某些特定组织的代言人。


二，孔子兴，中共亡


孔子君临天安门广场这一现实不禁使得人们想起了不久前的历史：毛泽东曾经预言说，如果共产党有一天再请回孔子，那就表明共产党快完蛋了。毛的这一谈话见于其侄子毛远新记录的毛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论。

这篇谈话记录，系统介绍了毛对孔孟的具体观点，毛认为，随着孔孟的大行其道，统治阶级离灭亡也不远了。封建社会的王朝如此。袁世凯之类的独裁者也是这样，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汉奸和侵略者也是一样。

按照毛的这一思路，他所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卷入的孔孟热，也是一个政权的末日。在谈到中央电视台有人讲“主席诗词讲的非常好”时，毛远新说，1973 年毛给郭沫若写了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后来有一部分已经成册，包括毛未发表过文章、诗词包括进去了，这首诗谁都不敢讲，为什么不敢？涉及政治问题：批孔。因为后来邓讲，批孔就是批总理，那一段都这么讲，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个专题片。讲主席诗词的，叫：独领风骚，这个解说片街上有卖的。毛110 冥诞时，中央文献发行的，讲诗人毛泽东，从毛的诗讲毛的一生，讲的水平很高。独领风骚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播过，有声有色。但毛给郭写的这首没有收入毛的诗集，当年老毛给小毛一句一句讲这首诗，小毛拿着这首诗，老毛还给小毛讲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种单行本，字很大，还有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单行本，老毛让小毛回到沈阳，召集省委常委给每人印发一本，大家讨论学习，还要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委集中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发了这首诗的抄件：

 《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秕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老毛毛泽东写于十大之前，十大之后给小毛毛远新讲。其中祖龙——指秦始皇；十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唐人——指柳宗元写的《封建论》，子厚——柳宗元的字。）

毛远新说，老毛这首诗是 1973 年夏写，但跟小毛讲是十大后，十大是 1973 年 9 月，小毛在辽宁工作，十大开过以后，小毛要回去辽宁，和老毛告别，老毛给小毛讲的。

郭的《十批判书》里有一篇是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的书是 1950年代发行的，所以老毛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小毛，小毛详细读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难读，但小毛说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他还真读不懂，许多怪字小毛都不认识。小毛问老毛这是什么字，说清末民初的文章怎么比唐朝的还难读。老毛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说唐朝的人还没到那么严重，写的文章，李白的诗还比较接近老百姓；越到后来，特别是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等，到了元明，好像越是用的字谁都没见过，谁的水平越高。老毛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显然没有读过程朱语录和王阳明的传习录，就信口开河，连自己的侄子都加以欺骗。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老毛也照样不懂装懂，拿起来就吹，：老毛认为孔子当年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

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毛泽东谈学问，驴唇不对马嘴，但谈起夺权经来却头头是道。他现身说法道：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了个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时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像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老毛的意思是说：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决不能批了再尊，等到中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套在老百姓头上时，就落入了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中共自己的末日。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中共也快完蛋了。毛远新回忆老毛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宗教，不像西方。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她忘了。毛远新反问说，老毛想的是，中共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

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共却要讲和谐、“和为贵”，结果引起了矛盾，却处理不了，社会和得起来吗？


三、孔子的象征意义超越民族


我们知道，先秦儒学是围绕孔子的言行建立起来的，后来孔家的谱系及其隐含的祖先崇拜，也就获得了儒教意义。但总的说来，在孔子本人的现世精神的影响下，不论儒学还是儒教，都极大地淡化了祖先崇拜的神秘性质和宗教意蕴，而成为“慎终追远”的道具；进而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与核心价值。孔子的象征意义因此变得难以取代。

而在号称“世界上现存最久远的家谱”的孔氏家谱中，更多微缩了中国文明的密码，而不是另一个世界的奥秘。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在帝国时代里顶礼膜拜的大宗师及其正统思想，而且也造就了中国两千五百年来“世袭罔替”的唯一世家。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他设立私学的创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其意义相当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其思想影响了中国文明此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四处分裂、漫无秩序，背信弃义、残酷嗜血。惟有礼制降临、统和世界，方能为天下带来和平；讲信修睦的秩序，可以帮助人类精神的重生。 

《礼记•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可见议礼、制度、考文是天子所带来的。从“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下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节看，这显然不是春秋战国的理想，而是秦汉一统的现实。再往下看，则是孔子思想的延伸：“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由此可见，《中庸》乃是现实与理想的高度结合。《中庸》是一个范例，说明新的时、位、所，需要新的议礼、制度、考文，来满足自己时代、自身处境的需求。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年〕在其晚年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三十八章〕中指出，耶稣纪元前 500 年前后的人们需要有某种宗教来帮助自己的心灵对付一个混乱的年代。这些处于

精神饥渴状态的地区是两个彼此远离的地区，即希腊世界和中原世界。

在有些地区，当地宗教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要求。外来宗教的传播、改变及其与当地现存宗教的融合就显得至为重要。如此混乱时代的积极后果，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把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也把彼此远离的各地相互结合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孔子起来了，他宣称〔也可能确实相信〕他正在恢复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但是，当他将“高贵”解释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世袭特权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和其他民族的预言家一样，孔子也摆脱了传统宗教的社会结构，并与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个人联系。

如果汤因比的上述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儒学复兴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现象，而是一场政治革命的开始。孔子回到尊位也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品评问题，而是马恩列斯毛这个乱党匪帮被驱逐与中国的国门之外的开始。 

中国文明的又一次黎明，正在向我们走来。 


四、中国崛起与孔子崛起


目前，所谓“中国崛起”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大家忽略了：这个“中国崛起”是与“孔子崛起”一同来到的。“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可能是中共的一个统战阴谋，但玩火者必自焚，“孔子学院”的象征力量，很可能从反面成为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掘墓人。

在中共经济与军事力量急速膨胀的时刻，它的精神与政治力量却正在按照比例地空心化，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中国现在是被强行纳入了欧洲文明的世界体系：但它也是这个体系中濡染欧洲精神最少、被麻醉得较浅的一员，甚至连目前反西方最为激烈的伊斯兰教世界，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和欧洲文明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1，早期的阿拉伯多神异教与亚伯拉罕以前的犹太人崇拜的月神为主的多神异教，同出闪族宗教之源；

2，伊斯兰教具有旧约宗教和新约信仰的前提背景；

3，哈里发帝国广泛吸取了希腊罗马的文明；

4，一千四百年来伊斯兰教世界从未与欧洲文明停止过正面接触。 

就以上四点相对说来，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要比伊斯兰教文明与欧洲文明更为疏远、更为异质。因此在“文明互补”的意义上，中国文明可能收揽欧洲文明的潜能，反而较为雄厚。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的敌对，更多是一种“兄弟阋墙”的内斗，是邻居之间的互残，是高加索人内部的优胜劣败，而很难具有创造性意义。 

中国则由于其与欧洲文明的更大异质性而不同于伊斯兰教的文明：等到中国终于埋葬了封闭心态而无畏地面对外部世界，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就会开始，那时的文明主流将不再是欧洲，甚至不是半欧化的伊斯兰教，而是全然的非欧力量、但却与欧洲文明平行发展的中国文明──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将表现为上述意义的“东西合璧”……

历史研究表明：新势力比老势力更善于发展老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如巴比伦人发展了苏美尔文明，雅利安人发展了达罗毗荼文明，希腊人发展了前希腊土著文明，罗马人发展了希腊文明，日耳曼人〔广泛殖民德国、奥地利、北欧、英国、俄罗斯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发展了希腊罗马文明使成现代欧洲文明，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发展了中国文明，东南亚发展了印度文明，即使美洲印第安文明内部也是此起彼伏、交互兴替的。 

一个原来并不具备那种文明素质的民族，反而比原来创造了那种文明类型的民族，更能有效地把那种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形态与新的历史激流中──随着时间的进程，这种接力赛式的推进将是自发的，而不仅仅是外来影响的，于是，一个更能完成这种推进运动的民族，就起而掌握那些创造了该文明的民族的命运了。 


五、中华民国与孔子话语权


面对孔子崛起的历史大势，中华民国朝野可以慎重考虑有所积极作为，努力把握孔子话语权。努力把握孔子话语权，不失为和平演变中国大陆、实现文化北伐的积极步骤。

权衡国内外局势，孔子代表的中华文明，在取代中共极权统治的过程中，会发挥比西方自由民主更为关键的作用。百年来的中国大陆历史表明：西方自由民主在摧毁极权统治的过程中，可以打头阵，但却较难有效实施社会管治。其实即使在西方社会，如果没有保守主义的扶持，自由主义也是难于一枝独秀的。而自由民主如果能和孔子象征性地结合起来，就能有效开辟中国的新纪元。中华文明作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可以平衡自由主义的负面作用。而在西方，类似的功能是通过基督教会实现的。在北非中东，类似的功能则是通过伊斯兰教实现的。中共灭亡之后，中国大陆也将出现中华文明与自由主义的互相平衡。 

中华民国努力把握孔子话语权，将使得自身在中国大陆变局中，获得较为有利的位置。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第三节 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对中国大陆之影响】


一、茉莉花革命的策源地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青年小贩布瓦吉吉在西迪布宰德市政府前自焚抗议，事件迅速引起邻近地方和全国示威。最终导致2011年1月14日总统本阿里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令，并提出六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不过本阿里当天就逃亡至沙乌地阿拉伯，结束他长达二十三年的极权统治。

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多个城市数以千计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总统穆巴拉克结束其长达三十年的统治。1月28日约旦数千民众在首都安曼举行示威，要求政经改革。1月29日穆巴拉克委派军队情报部长苏莱曼出任副总统，并改组内阁。埃及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呼吁穆巴拉克下台。2月1日穆巴拉克公布不会在九月大选寻求连任。2月6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与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对派人士会面。2月7日互联网搜寻器公司谷歌在中东的市务部行政人员古尼姆获释，他于一月底被政府拘禁。2月8日数以万计民众在开罗及其他城市举行示威，示威者人数是两周来最多。2月11日穆巴拉克表示愿意下台，军方接手管治国家。

2月12日阿尔及利亚爆发万人大示威，要求民主改革。2月13日埃及军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解散国会、终止宪法、接管政府六个月，直到选出新总统和国会。2月14日 伊朗发生两年来最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有数万人参与，与警方发生冲突，两人身亡。巴林数千什叶派群众一连两天举行反政府示威，遭逊尼派主导的保安部队以催泪气体及铅弹镇压，造成两名示威者死亡，青年纷在网上号召示威罢工，呼吁推翻巴林国王及政府。2月15日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发生反政府示威活动并引发警民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2月16日沙乌地阿拉伯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沙特、约旦和叙利亚军队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迅雷不及掩耳、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一轮世界民主化浪潮开始了：2011年1、2月间，茉莉花革命的大火从非洲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一直烧到了亚洲：叶门、巴林、约旦、伊朗。突尼斯和埃及和平推翻独裁政权后，中东、北非民情激动，统治者如坐针毡，严阵以待。最激烈的战斗终于在利比亚爆发，政府竟然出动轰炸机对付示威者，死伤几千人之后依然胜负未绝。阿拉伯抗议之火继续蔓延。最新的着火点已经窜到了南美洲的古巴和东亚朝鲜（为粮食问题）和中国（2011年2月20日开始的“中国茉莉花革命”）。

有分析认为，这一波阿拉伯革命不会重蹈三十多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老路，大多属于逊尼派的阿拉伯青年一代更接近同属逊尼派的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而不是什叶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二、中国大陆感染茉莉花革命


从2011年2月17日开始，2月19日、2月22日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在北京连续发表第十四号、第十五号、第十六号、第十七号公告，发动“中国茉莉花革命”。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2月17日的《十四号公告》公布了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 

北京 王府井麦当劳门前 

上海 人民广场和平影都门前 

天津 鼓楼下 

南京 鼓楼广场秀水街百货门口 

西安 北大街家乐福门口 

成都 天府广场毛主席像下 

长沙 五一广场新大新大厦门口 

杭州 武林广场杭州百货大楼门口 

广州 人民公园星巴克门口 

沈阳 南京北街肯德基门口 

长春 文化广场西民主大街快乐购超市门口 

哈尔滨 哈尔滨电影院门口 

武汉 解放大道世贸广场麦当劳门口 

公告指出：不管你是结石宝宝的家长、拆迁户、群租户、复退转军人、民办老师、银行买断工龄人员、下岗人员，还是上访者；不管你是或是对“钱云会案”结论不满、不喜欢有人说“爸爸是李刚”、不喜欢被人要求“理性对待社会公正”，还是不喜欢看温影帝表演；不管你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法轮功的练习者，还是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人士；甚至你只是一个围观者；在这一刻，你我都是中国人，你我都是对未来还有梦的中国人，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为我们子孙的未来负责。 

我们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点，远远的围观，默默地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或许，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走到一起来的，都是兄弟姐妹，请守望相助。如发生参与集会人员受到不良对待请以最大的容忍处理，旁人也请及时支持。集会结束时，不要留下垃圾，中国人，是高素质的，是有条件追求民主自由的。 

如本次召集未能成功举办集会的城市，可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继续前住，坚持就是胜利！ 

统一口号：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住房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公义 

保障私有产权 

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 

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 

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时间：2011年2月20日下午2时 

地点：未在上述列出集会地点的城市，请自行到城市中心广场集中。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2月19日的《十五号公告》转发了一名现任中共省部级干部对于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六点建议： 

一名现任中共高干省部级干部，请我们转发他对中国茉莉花民主革命的建议。他的建议如下： 

1. 喊口号，要集中在反对物价上涨，反对过高房价，反对腐败，反对暴政，反对恶政，反对强拆，反对贪污，反对失业，要工作，要自由，要民主，要公平，要正义。 

2.对便衣特务，报以微笑。对员警，报以微笑。员警如果阻挡人群的前进，要耐心说服，让其放行。不要使用暴力和不文明语言。 

3.不要喊打倒领导人的口号。领导人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领导人中也有潜伏的自由民主派。我这个省部级干部，就是自由民主派，在共产党内就潜伏了30多年！ 

4.保持和谐平和喜乐的气氛。把集会办成嘉年华会。吸引更多人来玩，来参与集会。 

5.每个人都要带饮料和食品，都要带些钱，以备所需。垃圾进入垃圾箱。如果垃圾箱已满，要自己放入自己带的垃圾袋。保持场地的干净整洁。吸引更多人来参与集会。 

6.每个人，都要利用手机，座机电话，网络，发布集会消息给自己的亲友同学老师学生熟人等。并邀请他们前往参加集会。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2月22日的《十六号公告》转发了茉莉花革命者们的呼声：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已经全面溃败，有毒食品层出不穷，连下一代都已经深受其害；中国专制政权已经失去信仰，成为利益分赃的团体而无力自救，日渐法西斯化； 统治体系吏治腐败、贪污贿赂横行、司法独立全面倒退，官员及官二代垄断了所有的体制内资源；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更加悬殊、物价上涨特别是房价飞涨而导 致民怨沸腾；国人人权状况尤为恶劣，任意监禁、强制失踪广泛发生，新闻审查愈发严厉，有良知的媒体人纷纷被打碎饭碗，中共的《宪法》三十五条形同虚设；民众财产 被肆意掠夺，因拆迁而导致的死亡甚至自焚时有发生；中国已经沦为资源黑洞、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遗害子孙…… 

我们深感于，这一切的根源都源自于专制政权。更让我们不安的是，执政者已经全面堵塞了我们的上升通道。考公务员，我们竞争不过官二代；经商做生意，我们无法与“国进民退”的权贵资本抗衡，我们只能背负着高房价与高通胀的重负，挣扎求存，永远看不到未来。 

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虚拟空间给我们的存在感。我们在上周发起了中国“茉莉花革命”，就是希望能借北非中东的民主化浪潮，促使中国发生改良或变革，改变目前这种不公不义日渐沉沦的现状。 

2月20日活动的成效很让我们惊喜，但我们也悲愤地看到，大批追求民主自由的爱国人士被当局未经法律程式骚扰、软禁及拘禁，甚至受到肉体上的残酷近害。 

他们是政治犯，他们是为中华民族追求自由民主的英雄，他们是不屈的茉莉花！ 

为了失去自由的唐吉田、江天勇、滕彪、刘国慧、陈卫、冉云飞、李天天、晏今锋、沈斌、梁海怡……也为了失去自由、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夫妇…… 

为了他们，我们呼吁：让我们将自己的网络ID的头像图标换成茉莉花吧，现在就让我们的茉莉花在MSN、QQ、Twitter、博客、Gtalk上列队，和他们一样，我们也是不屈的茉莉花！ 

让我们用互联网上茉莉花的花海来让加害人民者胆寒！ 

让我们用互联网上茉莉花的花海来迎接我们英雄的归来！ 

同时，我们敦促当局尽快释放这些非法绑架的政治犯，否则在即将到来的周未，我们将组织更成熟、更具规模的茉莉花革命行动来抗议当局对他们的非法绑架和迫害！ 

如果周四午夜前当局仍未释放这些政治犯，我们本周仍将继续在220公布的地点发动集会（部分地点略有变更），具体地点变更将随后公布， 如因网络条件无法公布，则请朋友们前往上周集合地点。 

届时，我们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点，远远的围观，默默地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或许，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走到一起来的，都是兄弟姐妹，请守望相助。如发生参与集会人员受到不良对待请以最大的容忍处理，旁人也请及时支持。集会结束时，不要留下垃圾，中国人，是高素质的，是有条件追求民主自由的。 

黎明前更黑暗，但曙光一定要到来。让我们一起迎来黎明！ 

我们的口号是： 

释放政治犯 （“政治犯”三字也可用具体人名替代）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住房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公义 

保障私有产权 

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 

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 

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2月24日的《十七号公告》指出： 

中国“茉莉花革命”227集会地点，增至23城市，原定地点成都、广州等地有变动。为便于在国内互联网传播，本次行动代号为“两会”，例如成都网友可以给朋友发消息说“本周‘两会’在春熙路麦当劳门前召开”。 

时间：2011年2月27日开始 每周日下午2时 

地点： 

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门前） 

上海（南京东路/云南路与西藏路之间） 

天津（鼓楼下） 

广州（人民公园星巴克门口） 

南京（鼓楼广场秀水街百货门口） 

西安（钟楼开元商厦门口） 

成都（天府广场毛主席像下） 

长沙（五一广场新大厦门口） 

杭州（延安路解放百货门口） 

沈阳（南京北街肯德基门口） 

长春（文化广场西民主大街快乐购超市门口） 

哈尔滨（哈尔滨电影院门口） 

武汉（解放大道世贸广场麦当劳门口） 

青岛（五四广场 五月的风雕塑 市政府对面） 

吉林市（市政府 沿江段） 

大连市（中山广场/星海会居中心/青泥蛙桥） 

郑州市（二七广场二七塔下） 

贵阳（人民广场） 

太原五一广场 

南昌八一广场 

福州五一广场 

南宁市朝阳广场 

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 

未在此列出集会地点的城市，请自行到城市中心广场集中。 

口号： 

我们要食物、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我们要公平、我们要正义 

保障私有产权、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民主万岁 

守则： 

“只需走到指定地点，远远围观、默默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 

“请参与者守望相助。如发生参与集会人员受到不良对待，以最大容忍处理，旁人请及时支持。集会结束时不留垃圾，以华人的高素质品格，并有条件追求民主自由。” 

另外，第三中国制宪会议、中国公民政府2011年2月24日在北京宣布授权另外成立“中国茉莉花微笑行动”（Chinese Jasmine Revolution），并建立网站，专门公布相关资讯。

茉莉花之友：http://chinajasmine.blogspot.com 

Twitter：@molihuaxingdong, molihua99 

Facebook Page：http://facebook.com/molihuaxingdong/ 

Google Blog：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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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把评论、感想、建议发送至： 

molihuaxingdong@gmail.com 

（“第三中国制宪会议”官方网站：http://dszg.blogspot.com/）


三、中国茉莉花革命之预后


此次中国大陆茉莉花行动虽已遭中共压制，许多评论分析亦认为这只是个别事件而影响至微；但实际上，其已再次点燃了联网号召群众集会以形成政治压力的火种，故对中国大陆未来政治发展具有相当之影响：

正如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茉莉花革命浪潮对中共政治发展之影响》（副研究员陈华升）的分析所指出的，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此次茉莉花行动是继法轮功之天安门集会、广州抗议“推普废粤”集体行动之后，较大规模的自发性群众政治集会。相对于以往其他因城管、土地征收、干部滥权等基于地方基层民众个人利益考量所引发的社会抗议事件，大规模的自发性群众政治集会更能够产生政治压力，而展现出人民对于中共政权统治正当性与执政合法性的强力挑战。不过，这也使得中共领导阶层对于人民力量更感畏怯，而继续严密控制自发性群众集会发生，并对议异人士加大镇压力道。

此次茉莉花行动乃是透过网路串连号召，显示中国大陆社会的资讯科技、通讯网路发展已相当成熟，城市中产阶级亦已快速兴起；故而城市中产阶级、政治议异人士可以透过新兴的网路科技，避开中共资讯安全部门的监控和箝制，“翻墙”来讨论各项政治社会议题，甚至相互联系形成集体行动。随着资讯科技日益进步、城市民众政治自主性提高，未来类似的经由网路串连、号召之集会，将会更形普遍，中共虽然会加强“管理”，但也势必会疲于奔命，而加重中共在处理和镇压相关行动的社会及财政成本。最后，中共控制和镇压网路社会及政治异议的能力，将会遭到严重的削弱。

茉莉花行动在各城市同步举行，形成了跨省域、跨城市的集体施压行动。亦即在北京之外，也同时发生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广场，不仅产生了“遍地开花”的效果，也有“星火燎原”之可能。特别是南方若干城市其民众行动自由度较高、言论尺度较宽，即使中共在北京、上海等大城进行严厉的镇压，但是南方主政者却可能采取不同步调，而以放宽联网集会行动来纾解社会抗议风潮，并营造开明进步的执政形象。如此，将可能由南方城市带动而形成“星火”效应，使得民众自发性政治集会未来仍会在全中国大陆各大城市逐渐蔓延开来。

此次茉莉花行动看似没有明确的表达主题，但实际上，却是群众自主地走上街头，对中共官员滥权、贪腐所造成的分配不公、物价飞涨、国家和人民集体资产流向官倒等经济社会问题，表达深切的不满与忿慨。而民众所不满的中共官员贪腐滥权问题，又是肇因于中共长期一党专政，缺乏权力监督和政治制衡，以致党内监督失效、问责制度失灵；因而在中共对媒体严格控制以美化其执政绩效之际，网路互联形成的舆论监督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足以替代媒体监督，暴露中共执政的缺失，故能迅速号召广大群众在各大城市同时举行集会。就此观察，如果中共为维续一党专政，坚持现行治理模式和媒体掌控机制，则未来一旦出现引发民众不满的政治社会议题，而经过网际网路宣传召集，势必能够鼓动人心，号召民众走上街头，向当权者表达反对意见。

由于未来一段期间适逢中共领导阶层为十八大进行人事布局之际，中共高层派系竞争权位所进行的合纵连横与折冲角力，也会影响到中共相关部门和派系对于群众自主集会的处理态度。例如少数派可能试图鼓动群众集会来掀起政潮，以质疑当权派施政不力，而图谋其派系政治利益；而执政当权派或者希望局势稳定，故会主张强力镇压集会群众、箝制网路言论；而若中共内部有开明改革势力，亦可能考虑容忍和联合群众自发集会形成的民主力量，迫使中共当权派让步，在人事安排程式中采取较为民主的改革制度。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中共政局发展亦将牵动群众自发性政治集会情势的发展，值得继续观察。

在这新一波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中，民主的幼苗能否在中国大陆开花虽未可知，但却值得期待。实际上，结合“第三中国”的种种动向综合观察，茉莉花革命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政治领域，而波及了文明历史的诸多领域。中华文明的复兴，也许就要藉助现代民主来实现，那时，一个历史的综合就会出现。


四、观察中国茉莉花革命进程的一个视窗


“中国茉莉花革命（微笑行动）发起者博客 Chinese Jasmine Revolution”（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是观察中国茉莉花革命进程的一个视窗。

这个网站以“茉莉花革命发起人”的名义，几乎每天发布新的资讯，据此我们可以判定这是一个组织的活动，而且其基地应该是设立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否则早就会被中共特务机关消灭在萌芽状态了。

“茉莉花革命发起人”的最大威力就在其匿名性质。由于匿名，就可以不受限制，对中共发起中共自己一直鼓吹的“超限战”。由于匿名，也使得中共无从打击、诬蔑、挑拨离间。

根据中国大陆高度极权的独裁体制所造成的“特殊国情”，“茉莉花革命发起人”这种“里应外合”的做法、“内外合围”的格局，增加了中共镇压行动的难度，也使得国际力量得以源源不断注入封闭的中国大陆。从长期看，这个“茉莉花革命发起人”是一个推动中国大陆社会走向进步的有效杠杆。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第四节 中国大陆财富竞争中的政府角色】


中共能否转变政府角色，从财富竞争者和社会掠夺者，变为公共服务者和福利监督者，这才是中共能否救亡图存的关键所在。


一、中共是一个欺诈成性的政权


“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着掠夺欺诈，政府角色极不光彩。”

上面这个著名的句子来自于中国大陆著名网站“财经网 ”上的一篇著名文章，作者袁剑是大陆著名的“独立评论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 曾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价值》杂志主笔、《董事会》杂志主编。现为独立评论人。

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袁剑一直以亲历者的视角观察、体认和思考着中国大陆的转型。2000年之后，作者在大陆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政经评论。其中“中国：繁荣的背后和可能的未来”、“刀锋：中国金融家命运启示录”、“房地产套牢中国”、“张维迎现象与主流的危机”、“全球化的大国迷路”等诸多作品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佳作，事隔多年，仍然被读者反复转帖。 

袁剑2008年4月所撰写的长篇文章“大裂变来了？”，为各类内参以罕见篇幅多次转载，是大陆最早提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度评论作品。袁剑所著《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在业界及中国证券投资者中享有重要影响，被誉为中国新兴资本市场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袁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奇迹的黄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书，以其独特的思想力量和独创性的解释框架，对中国30年改革做出了深度解析，在读者中的引发强烈震撼，是2008年阅读量最大的政经著作之一。多年来，袁剑一直以毫不妥协的理想主义姿态写作，其优美的汉语运用和深刻的问题意识，使其在中国的中高端读者中拥有一大批铁杆读者，是国内最受关注的政经评论家之一。

“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掠夺欺诈，政府角色极不光彩”一文发表于2010年10月29日，在这篇无情剖析中共政权的文章中，作者意味深长地指出：

这是又一个十年的开始。

当人们正匆忙总结中国模式这类宏大主题的时候，中国的底层社会却已低悬着一股暴戾之气。从福建开始，到广东、江苏，山东，直到陕西，一系列的杀童案件，在中国早已经司空见惯的暴力画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红。如果杀人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杀童，则无疑彻底颠覆了此类无特定对象杀人案件的社会 心理学意义。它驱迫我们去追索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残杀背后，在这个狂欢着的财富时代背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结构？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容易发现，杀人者是社会的弱者，而被害者则是社会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儿童。如此，一条极为清晰的杀人逻辑就立即显示出来：弱者对更弱者， 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蒙昧时期狂热和混乱的屠杀逻辑，而是一种包藏着更加极端也更加残忍的冷静计算过程。显然，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战争”，是弱者向社会所发动的一场超限战。当弱者无力发动常规战争，而又必须对这个社会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惩罚的时候，选择比他们更弱者就是更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杀人者成功地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弱肉强食。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原则，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教父，也是潜藏于中国大陆这个社会之下的普遍社会行动逻辑。

偶发的、零散的杀童案件或许可以像精神病专家那样归结为个人的精神问题，但系统的、集中的杀童事件大概就只能归咎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示范效应。

这种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是如何蜕变为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的？


二、大陆的丛林状态是中共一手策划的


1949年之后，出于赶超目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共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目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改革初期，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福利增进，几乎是同步的。因为这一缘故，经济增长为政府在民间开辟了一条新的合法性来源。正是洞悉了这一奥秘，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共各级政府唯一的和压倒性的施政目标，成为全体中国大陆人唯一可以短暂共享的意识形态。换而言之，只要能够达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任何手段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鼓励的。

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以市场化方式重新组织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大量个人从原来的“单位”被释放到一个陌生的社会之中。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之中，那些缺乏 政治特权保护的单位，在竞争过程中大量解体。从前托身于这些单位的个人也被迅速抛入了不规则竞争的海洋中。国有、集体单位的下岗职工，以及原来隶属于人民公社的农民成为这一人口洪流的主体。对于这些个人而言，这虽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自由，但其代价则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从以前的“单位”获得的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一过程在心理层面对这些个体的冲击相当剧烈，弱势者在这个过程感受到无助与孤 独。克服这一巨大的社会心理断裂的办法应该是让他们在新的社会角色中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可以表达诉求的单元，但不幸的是，中国大陆在1989年大屠杀的政治困境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一可能。如此，人数巨大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一个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他们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因而也从心理上被彻底孤立，成为一个个与社会结构完全脱离的“盲流”。

如果在中共改革开放早期，上述历史结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的后期直到今天，这个后果则是各级政府刻意维护和推动的。因为中共当局发现，将社会粉碎为原子化的单个的个体，无论是在与强大的政府的博弈中，还是在与雇主的经济博弈中，单个个体将陷入极端孤立和弱势的状态。这可以逼迫他们接受人为的所谓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接受生存环境的恶化，因而极大降低了大陆经济增长的成本。

在1989年迄今为止二十多年内，中共这一策略非常奏效。这让中共集团深信，只要老百姓不被饿死，就必然以某种动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环境，成为大陆的经济增长的铺路石。然而，大陆百姓的动物精神不仅意味对目前恶劣环境的被迫接受，也同样意味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将自觉遵循最为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的暴力，就是这种中共屠杀政策人为制造的“丛林产物”。

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具有动物性的一 面，也同样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在受压迫者们对中共社会的反噬方式上，这种社会性也同样会体现出来。自杀当然是一种抗议，残杀幼童则显然更是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个人表 达。而不愿自杀者，不愿杀人者，就逐渐被迫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最近在中国大陆不断涌现的工潮，实际是一个瓦解到极致的社会在最后的底线上重新被组织起来的迹象。将社会驱散为一群原子化的个体，虽然有利于中共的军事管制、有利于这个土匪集团降低交易成本，但民众的个体悲剧本身却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消解。因此，中共始终无法掌握道义力量与政权合法性。


三、中共政权的贪婪本性之探源


对中国大陆这个将经济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度来说，要实现不断加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种对财富的一元价值观，甚至对财富的贪婪。换言之，除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值得人们追寻。结果使得大陆社会，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荣誉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没有足够的财富就没有任何尊严，就丧失了生命的意义。

以此观察中国最近的三十年，这种财富的一元化价值实际上成了一种高度垄断性的观念。看看每个大陆百姓发财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就会知道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在短期内，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微观动力，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财富的总量不可能按照人们的欲望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富的竞争中，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意者。而在财富代表了全部生命价值的大陆社会中，民众的生命意义将荡然无存。非常明显的是，在中国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这些“财富竞赛”中的输家。

就人类的经验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社会对财富的渴望像现在的中国大陆一样扭曲变态，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社会的财富价值观具有如此强大的垄断性。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所谓“中国奇迹”的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显然也是中国大陆社会必然走向瓦解的致命病灶。

对财富的极度渴望，既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同样可以成为瓦解这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毒品。最后的结果是前者还是后者，端赖于财富竞争的伦 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了掠夺，欺诈，偷窃。在这一点上，中国大陆的精英们塑造了最好的范本。竞争的本意是优者胜出，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在中国大陆的财富竞赛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竟次：比谁更能够不择手段，比谁更能够逾越文明社会的底线，一言以蔽之：比谁更加堕落。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大陆的财富竞争中，坏人总是比合乎财富伦理的竞争者更容易成为最后的赢家。十分清楚的一个事实是：那些无权者、无势者，那些恪守优良道德的人们，将非常容易成为这种伪竞争的牺牲品。这种伪竞争、真特权的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大陆民众：中国大陆这个社会不需要做人的底线。于是，只要犯罪行为是赢得竞赛的手段，那么犯罪行为在道德上就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中共给中国大陆社会留下的的精神指向。


四、中共地方政权是可耻的教唆犯


在这个方面，中共地方政府扮演了更不光彩的教唆角色。例如，在中国大陆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越到后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为了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维持这种增长的低成本，中国大陆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仅默许，甚至鼓励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掠夺。无论是对农民土地的暴力征收，还是在城市拆迁过程里习以为 常的黑社会打砸抢，抑或是城管对街头小贩的合法施暴，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许，这的确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显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 而是从弱势者嘴里抢出来的经济增长。当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暴力的时候，那么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图腾。在这里，经济增长不只是被异化了，而且变成煽动社会仇恨和暴力的渊薮。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积累如山的时候，水面之下的中国社会却变成了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这其中蕴含着中共命运的深刻逻辑，也是一个深刻的历史讽刺。

这个企图用经济增长指标来救亡图存的末日政权，完全不顾政府在提供公共保障方面的基本职能。在一代人的时间之中，人们亲眼目睹了中共从“政治挂帅”到“经济挂帅”的蜕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民族国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中共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仅放弃了诸多公共保障的提供，而且将原来已有的公共保障也偷偷地变成GDP增长的筹码。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了抵御GDP的减速，中共甚至将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也投入所谓市场化运作。这是中共政府放弃基本职能的一个典型例证。更不用说中共早就放弃了一般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保障也就是合乎正义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

在中国大陆，中共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这些公共职能，反而提供了一种充满市侩气息的“闷声发大财”的恶行竞争的秘诀，更有甚者，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利润的掮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增长乏力的时候，中共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政策就越是走向极端。从各地政府招商广告中。所谓“一切为了客商”的标语四处可见。即使在商业化的美国，也没有对企业如此“亲善”的政府。显然，中共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扩张GDP以及充实自己的钱袋。这样一种极端扭曲的亲商主义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将本应用于社会建设的大量公共资源悄悄地转移给了那些和他们利益挂钩的企业，而所谓的社会的腐化溃败则由此开始。这事实上形成了中共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系统性的犯罪合谋。在这种秘密的合谋中，本应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失踪了，取而代之的巧取豪夺的苛政集团。不仅如此，由于中共地方政府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企业，那么一切规则、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资源转移都必须有利于这样一个超级企业的利益。如果任何事情不符合这个超级企业的利益，那么，就必然使用暴力加以强制。非常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不是公共服务，而是对公众的掠夺。


五、中共能否转变政府角色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共救亡图存的最后一步棋。但是，建立和谐社会需要放弃阶级斗争、促进人民福利，否则就是一句空话。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知道，福利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合理的福利模式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不合理的福利模式会对经济及社会产生消极影响，而福利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在其中的定位及作用机制。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能提高效率、创造财富，但无法消除贫困和维护社会公平。“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政府必须通过福利体系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以化解阶层分化带来的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社会福利正是这样一种责无旁贷的、“制度化的政府责任”。因此福利制度必须由政府主导，发挥其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和监督职能。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抚平战争创伤，普遍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建成了“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充分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日益庞杂的福利体系也使西方各国政府普遍感到负担沉重，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失业危机、财政危机、老龄危机、社会危机、观念危机、制度危机和政治危机等。因此，19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福利制度的改革，将某些福利计划实行社会化，由原来的国家负责改为社会负责。

从社会福利的国际发展看，从“普遍性原则”向“选择性原则”过渡，从“国家包办”向多元化、市场化、民营化过渡已成为大势所趋。所谓多元化就是将某些原来由国家负担的社会福利改由家庭、社区、社会团体、慈善机关、工会、企业等分担；市场化、民营化就是将某些社会福利项目需要的资金由国家负担转变为私人负担；某些福利服务由原国家提供转变为私人提供；有些盈利性福利服务机构和设施可以交给企业经营运作，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兼顾企业经济效益。

例如在社会救助中，政府应承担主体责任，对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对在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中生存面临困难的人提供物质援助，这是所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管福利模式或政府角色如何转变，政府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这部分责任。而在社会保险中，政府应该逐渐放弃直接管理的责任，更多的担任政策的制订者和监督者，为诸如个人、企业、市场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就福利水平来讲，若政府提供的福利水平过高会造成财政困难，若福利不足又会削弱保障的功能，难以解决一些社会性问题。为了保证公平，政府应把需求的满足定位在平均水平，超出这一水平之上的特殊或过高的需求，政府不再直接承担所有的供款和管理等责任，而是作为引导者调动企业、个人、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提供保障。

社会福利社会办的含义就是在政府发挥主导功能，承担主体责任的同时，将某些营利性的、能够按市场规律运作的服务交给企业办，在社会福利管理中引入市场经营原则和相应的利润导向、价格调节、成本控制等观念，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提高社会福利的供给效率；将另一些非营利性的服务更多地交给第三部门去办。要调动企业、非营利组织、社区、家庭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形成政府、企业、个人、第三部门共同分担的机制。这是社会福利社会化和政府角色转变的关键所在。

中共能否转变政府角色，从财富竞争者和社会掠夺者，变为公共服务者和福利监督者，这才是中共能否救亡图存的关键所在。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节 台湾对“2010中国国防白皮书”及中共航母之因应】


一、美英法等舆论评中国白皮书


中共3月31日上午发布了《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引起了全球关注。

美国《赫芬顿邮报》表示，中国明显意识到了需要跟周围国家更好地沟通，这份国防报告首次针对“建立军事互信”设立了独立的篇章，强调和其他国家建立防御磋商、联合训练任务和其他交流合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现代化发展的同时还在逐步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包括向联合国派遣了17000名军事人员进行维和任务。

美联社报导称，中国表示，中国军事一直被外界质疑缺乏透明度，今后将会加强信任建设举措，并深化与外国军队的交流合作。近三十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快速发展军事，每两年发布一次国防白皮书，而这一次的白皮书就是在西方国家批评中国没有明确解释军事发展意图之后发布的。美联社进一步分析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的市场、影响力和军事话语权上常常面临着竞争。在充满波折的2010年，中国扩展了军事可达范围、增强了军事打击力量，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同盟发生了摩擦，甚至中止了与美国之间的几项脆弱的军事联系。今年一月，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 盖茨访华之后，这两个国家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

英国BBC网站指出，尽管美国等国对中国的军力增长十分忧心，但是中国今天的白皮书指出，大家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中国军队只是为了保家卫国。

法新社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积极研发精密导弹、卫星、网路武器和战斗机，这让美国和中国的周边国家非常担忧。印度国防部长在上个月对中国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表示“非常担心”。让这种担忧升级的是，中国在这个月宣布将在2011年实现两位数的军备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增长12.7%达到6011亿人民币。但是，北京一直在反复努力减轻这种担忧，强调中国的国防政策是“本质上防御用的”。

印度媒体Daily India指出，中国希望这次白皮书的发布能够增强中国军事的透明化，同时赢得世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


二、中共2011国防白皮书欲盖弥彰


中国2010年度国防白皮书欲盖弥彰，声称其军费“保持适度合理增长”。例如2010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5321.15亿元人民币，比2009年增长7.5%，增幅有所下降。中国国防费主要由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三部分组成，各部分大体占三分之一。2008年和2009年中国国防费支出分别为4178.76亿和4951.10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17.5%和18.5%。

白皮书概括了新时期中国国防的目标和任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维护世界和平。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白皮书批评美国“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强调共党军队将反对和遏制“台独”，打击“东突”、“藏独”等分裂势力，并维护国家在太空、电磁、网络空间的安全利益。

白皮书针对欧美国家经常抱怨中国军力扩张缺乏透明度，中国新公布的国防白皮书特别介绍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中外军队联演联训等情况。为了促进与外军的互信与合作，中国军队已与外军举行了44次联演联训，包括中外反恐演习、中外海上搜救演练、中外陆军联训等。

白皮书重申，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军队将加强军队心理服务工作，开展官兵心理测评、心理训练和心理危机干预等心理服务工作。根据新规定，中国旅团级部队将在五年内配备至少一名专职心理医生，连级分队配备三名以上心理骨干，以加强军队的“创新政治工作”。可见共党军队的士气日益低落。


三、中共依赖军事实力解决争端


日本《外交官》杂志4月3日分析报导，白皮书显示，中国这个极权国家企图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外交争端的意愿越来越浓厚。因为在西方经济近年面临的动荡局势之后，中国感到无比自信。

2011白皮书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与以前的白皮书不同，它只是简单的提到，不管综合国力如何强大，中国都不会寻求霸权或参与军事扩张；而以前的档说法则更坚决，发誓不管经济发展如何，中国永远不会寻求霸权。

与此相应，就特定军力来说，共军空军转型以空中和导弹防御为核心，在复杂电磁和大量战术环境中进行训练，更加具有攻击性。关于海军，档指出海军的现代化进程与“近海防御策略”的需求并行。显然，中共海军也在加强攻击性：正在寻求新的后勤选择以维持延长的海上任务，同时正在对岸基支援系统进行连续投资。第二炮兵被中共视为战略震慑的中坚力量。在第二炮兵的问题上，“保护”和“生存力”已被列入四大能力指数当中，这四大能力指数包括：快速反应、突破、精确攻击和毁坏施加。

尽管报告中做了保证，但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会更加依靠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来解决外交争端。为了防止这些资讯令海外舆论忧心忡忡，白皮书首次将“军事互信建立”列入单独一章，所谓军事互信，强调中国在边境参与、策略谘询、互信建立措施(1993,1996和2005与印度签订的协议中提到)、海上安全事务合作里面，加入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其军事变更。

白皮书还正式提出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提议，称两岸应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


四、中共的航母及其门罗主义


中共的航母建造工作,正在从偷偷摸摸转向日益公开，与此同时，中共已经发出了扩张势力范围的调子。

中共媒体《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1日刊发题为《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称，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十分缓慢，相比之下，亚洲经济则保持了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亚洲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欧美之后尘，要依靠“亚洲智慧”和“亚洲胸怀”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的“亚洲崛起”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国崛起”的范围，而具有了一种“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的意志，这种意志的背后，还有一种以亚洲保护者自居的意识。评论家因此称之为“中国的门罗主义已经出现”。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823年对国会的国情谘文中发表的，声称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洲国家的主权事务。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敌对行为。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则保持中立。

“亚洲崛起”论比“中国崛起”论，对西方的威慑性质更加突出。《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称，博鳌亚洲论坛十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十年，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的十年，更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十年。十年前，鉴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四小龙”、“四小虎”所组成的“亚洲奇迹”因缺乏合作、力量分散而不堪一击的经验教训，基于发出亚洲声音、从亚洲利益和观点出发、构建由亚洲人主导的泛亚洲国际会议组织，2001年2月26日在中国海南博鳌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十年来，一方面作为一个代表亚洲利益和声音的多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传播亚洲、行销亚洲、扩大亚洲的全球影响力，成为全球探讨亚洲问题的首选平台和探讨新兴经济体问题的主要平台之一；另一方面，亚洲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从27%提高到35%，尤其是博鳌亚洲论坛成员国的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发展，将“亚洲奇迹”演变成现实力量意义上的“亚洲崛起”。

那么，中国有什么资格充当亚洲的保护者，就像美国充当了美洲的保护者呢？《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强调，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十分缓慢。相比之下，亚洲经济则保持了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而亚洲经济中，2010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鉴于东亚国际生产网路的格局，中国已成为多数亚洲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也因此成为亚洲经济最重要的拉动者。亚洲经济也因之具备了率先增长的强劲动力。然而，亚洲区域内最终消费需求的乏力，对区域外市场的深度依赖，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低端位置，亚洲统一市场的重重障碍，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共同立场的缺失，等等，加上亚洲区域内部、国与国之间和一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了亚洲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亚洲政治社会的稳定健康和和谐。

如果不让中国充当亚洲的保护者会有什么后果？《谋划“亚洲崛起”》的封面文章指出：如果亚洲国家不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实现包容性增长、可持续性发展和亚洲繁荣的社会共用，亚洲将无法摆脱经济上的附庸，难以实现政治上的自主。从历史经验来看，小至一地区，大至一国，其发展可以借鉴他者的经验，但决不能步人后尘，也决不能依赖他人。因此，亚洲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欧美之后尘，要依靠“亚洲智慧”和“亚洲胸怀”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而这，在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西方道路和制度弊端的历史背景下，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现在和未来凝聚亚洲力量自我突破的新使命。

不过，评论家认为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的门罗主义不同，中共的“亚洲崛起”缺乏稳定的制度和文官统治作为基础，所以比较接近日本军部独裁时期的“亚洲人的亚洲”论。美国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最近指出：中国崛起但文官政府失控，军方越发强硬。他认为，在和平崛起方面，中国文职官员和军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调；军方一些“挑衅性的言行”，显示文官和军方之间的联系已经松弛，万一有危机出现，军方的反应令人担忧。

施道安说：“我认为在中国文官和军方之间确实存在隔阂，隔阂的意义有两种，一是文官领袖和军方领袖的想法有差异，另一意义是文官领袖对军方的控制出现了问题，文官对军方的控制已经松弛。这种问题令人担忧，因为万一出现危机或战争情况，这种隔阂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施道安举出几个例子，比如2005年解放军少将朱成虎曾在记者会上说，如果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对中国领土使用导弹，中国一定会用核武反击，不惜让西安以东城市全被摧毁，美国也会有数百城市会被毁灭。2007年中国军方在无预告的情况下击毁一枚卫星，显示中国有能力应付利用卫星科技的现代战争。去年中国军方警告美国航母华盛顿号不要进入黄海，还引用了毛泽东生前说过的话：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最引起讨论的是2011年1月，中国军方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试飞J-20隐形战机，胡锦涛告诉盖茨他并不知情。究竟这是安排好的蓄意作为，中国想要借此对美国传达某些资讯，还是没有事先安排，而是故意的巧合？如果是后者，这种情 况便透露出胡锦涛的文官政府难以控制军方，管理上出现了松弛。施道安认为，即使中共并未真正对军队失控，但至少是双方的沟通已经松弛。施道安表 示，军人乱放话或自行作为却不会被开除，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事，但在中国，近年领导人都不再拥有毛邓对军队的影响力，因此胡锦涛需要军方的支援，他必须跟军方人大代表闭门密商，增加国防预算，给军人大幅加薪，也无法开除乱放话的将军。施道安则认为中国应该改善文官和军方的联系，不要放任甚至鼓励军方唱自己的调。施道安说：“如果中国期望其他国家接受他们和平崛起，把他们当成负责任的大国或可尊敬的强国，那么应该使中国军人的言行跟国家的政策更为一致。” 


五、摆脱“两岸思维”，转向“全球思维”


随着“中国崛起”膨胀为“亚洲崛起”，受到威胁的已经不仅仅是台湾，而是整个东亚，以及在东亚具有重大安全利益的西方世界。

这一转变对于台湾是一个重大的机会。

台湾的因应之道似乎也该摆脱以往的“两岸思维”，而转向“亚洲思维”、“全球思维”，从而给台湾带来一个较为现实并且有利的国际思考。

例如，从最近奥巴马对于以色列的态度转变、要求其退回1967年的边界线一事，可以推测台湾要想通过美国一方的力量来保持事实独立将事倍功半。所以，唯有利用全球各国对于中共扩张的恐惧和集体安全的需要，来多方保护台湾自己，才能维持现状、保持事实独立。

再如，现在澳大利亚人开始倒向鹰派，因为他们预料二十年内中澳必有一战。这不是孤立的，因为澳大利亚正好是东亚与西方世界的纽带。

这些动向对于台湾都是机会，台湾的因应之道是在多元世界中善加利用各方，利用多数国家对于中国威胁的防范，来增加台湾安全的筹码。

具体地说，“中国崛起”已经扩张“亚洲崛起”，并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在4月25日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相信中国崛起将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益处，还有一些澳大利亚人则“担心”中国军力的发展。《澳大利亚人报》还称，根据民调，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在未来二十年里中澳之战“不可避免”。 

据《坎培拉时报》消息，洛伊研究所负责人迈克尔 卫斯理披露，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崛起将会令澳大利亚受益，这一比例由去年的73%上升至今年的75%。而认为中国将“主宰亚洲”的澳洲受访者则由去年的69%降至今年的65%。与此同时，有4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可能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这一比例在2010年为46%，对此持否定意见的受访者则由去年的52%增至55%。还有52%的受访者赞成澳大利亚在朝韩爆发全面战争时加入美国一方，而当面临“中国支持朝鲜”这一假设时，有56%的受访者赞成澳大利亚加入美国一方。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也可以考虑通过“民间方式”，与澳大利亚展开某种军事合作，效法罗斯福总统当年的“租借法案”，一步一步与澳大利亚这个西方世界在东亚的前哨建立同盟关系。显然，在中共面前，澳大利亚比美国更有危机意识，澳大利亚没有珍珠港可以牺牲。

具体地说，台湾可以成立一些民间的军事团体，并通过这些团体聘请澳大利亚的军事顾问、购买澳大利亚的军训器材。这样做其实花不了许多钱，比购买美国武器便宜得多，但在民主国家中，澳大利亚老百姓可能改变政府的政策，而澳大利亚也可能把美国拉下水的。因为不论美国政府还是澳大利亚政府，都要通过选票这一关。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六节 2012年台美中政府同时更迭蕴藏危机】


2012年，不仅台湾、美国、中国将发生政府更迭，还有欧洲的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冰岛，美洲的墨西哥、委内瑞拉、牙买加、多米尼加，亚洲的韩国、蒙古、东帝汶、非洲的加纳、肯尼亚、马里、塞拉利昂、莱索托，全球总计十九个国家，将进行大选或政府更迭。这是否会引发某种“全球共振”的效应？这非常值得密切观察、积极因应。


一、胡锦涛任内突破台湾问题


据“维基解密”网站2011年6月份公布的美国外交秘密电文，胡锦涛希望任内能在台湾统一问题达成重大突破，留名历史。他在2006年成立研究小组，期望在“一国两制”及“特殊国与国关系”间，找到一个两岸都能接受的模式。

这封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9年2月27日发出的机密电文指出，一名能直通大陆领导人的中方消息人士透露，多年来胡锦涛心中一直想在台湾问题有所突破，有一些权威学者及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目标是提出一个可让台湾问题向前推进的新作法。这名消息人士还表示，他听说，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就是小组成员之一。

 有消息说王振民曾协助北京政府草拟与香港相关的法律，他在华府受访时表示，台湾法与香港基本法不同，台湾有宪法，但香港没有，如何处理两岸两部宪法是重点，也就是台大教授张亚中提出的“一中三宪”。不过他刻意低调，称这只是学术界先行研究，并非官方指示。

这名消息人士指出，就像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与英国签订香港移交中国大陆协议，成为其历史遗绪的一部分，胡锦涛期望在台湾问题上达成重大成就。他透露，胡锦涛几次有关两岸关系的重要谈话，都出于这个研究小组之手，目的是期望促成台湾问题突破，包括胡锦涛2007年10月在中共党代表大会演说中提出《两岸和平协议》，以及2008年12月31日提出的“胡六点”。

不过根据了解胡锦涛的人士说，胡锦涛是一个毫无历史感的人，他希望任内能在台湾统一问题达成重大突破，与其说是为了留名历史，不如说是因为2012年台美中政府同时更迭，确实蕴藏危机。


二、美国打算拖欠还款国债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国家根据同样的教条，希望用经济合作的方式，达成对于中国大陆政治的和平演变，于是准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惜的是，对于中国大陆政治的和平演变尚未成功，西方国家自己却先一步陷入了金融危机。

为了缓解美国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共和党议员们2011年6月份提出一个铤而走险的方案：暂缓偿还美国国债的利息。此消息一出，引发各方震惊。欧洲权威评级机构菲力评级（Feri Eurorating Services AG）决定下调美国联邦政府信用度的级别。

美国国债发行量已经达到约十四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美国财政部称，除非提高法定国债上限，否则财政部将无法继续发行国债筹款。为了缓解美国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共和党的议员们提出一个铤而走险的建议：美国政府应暂缓偿还即将到期的美国国债的利息。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各方面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持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中国大陆无疑将成为美国拖欠还款最大的“受害者”。中国人民银行顾问李稻奎在参加北京的一个论坛时对记者说，他认为美国人拖欠国债利息是可能的。他警告拖欠还款的行为将导致美元贬值，并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美国要当心“玩火自焚”。

来自印度和阿曼中央银行的官员们同样对美国拖欠还款的传闻表示担忧。印度官员认为，美国的拖欠行为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极大恐慌。阿曼央行的官员则表示，由于中东产油国的经济与美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此举也会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严重的联带影响。

在美国本土，白宫也不赞成共和党议员的此项提案。奥巴马政府警告，美国拖欠债务的举动将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脆弱的美国经济很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鉴于美国财政赤字连续三年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0%以上，信用评级机构开始怀疑美国政府的偿还能力。德国的菲力评级机构（Feri EuroRating Services AG）将美国政府的信用度从AAA级下调到了AA级。二十年来，菲力评级一直在对各国政府对外债的支付能力作出评定。这一次，菲力评级认为美国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抗击金融危机的做法并未奏效，反而使美国政府深陷债务危机，美国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也因此受到质疑。因此，他们下调了美国政府的信用度。菲力评级的负责人托比亚斯•施密特（Tobias Schmidt）表示，除非美国政府能长期保证稳定的财政收入，否则不会上调美国政府信用度的评级。

有一种解释认为，共和党的议员这样做，是为了给奥巴马政府增加麻烦，以便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取得优势。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府无论是继续借债还是拖欠还款，都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波动产生巨大影响。而留给奥巴马和他的同僚们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美债违约在过往被视无法想象，但随明年大选，华盛顿党争激化，却令全球不得不考虑这罕见的风险。除了去年在茶党运动中上位的共和党激进派国会新丁外，近日就连共和党主流力量内，亦有人开始认为不妨让美债“短暂违约”，藉此迫使奥巴马政府在削减开支问题上让步。

这一主张的支持者，包括上月宣布角逐下届大选的明尼苏达州前州长波伦蒂（Tim Pawlenty）。虽然美国财长盖特纳多番警告任何美债违约，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愈来愈多共和党人认为，短期的技术性违约几天“可以受控”，不会即时对金融市场构成混乱。但华尔街人士多对此持相反意见。他们强烈警告，即使短暂违约，亦会吓坏全球市场，令全球利率飙升、美元暴挫，并令脆弱的美国经济重陷衰退，金融市场可能出现自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后最大震荡。

而这一情况一旦发生，将冲毁中国大陆的经济泡沫，激起民变甚至革命。


三、中共担心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


除了美国国债可能导致中国大陆暴露于高度风险之下。中共忧心忡忡的就是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中评社”宣称：山东日照台商协会会长陈亮祖接受其专访时表示，两岸关系发展主要奠基于“九二共识”，双方互信基础也在此，一旦2012政党轮替，台商未来在大陆的发展，让他非常忧虑。如果台商不能在大陆发展，中共的经济将大为逊色。

陈亮祖57岁，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在美国待了20几年，目前担任富凯集团控股公司董事长，公司专门生产厨房、卫浴和家俱，去年营业额2亿5千万美金，预估今年在台湾上市，2009年6月成立的山东省日照台商协会是全大陆第108个台商协会。陈亮祖表示，大陆商人在每个地方都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受到当地政府的扶植与支持，台商在大陆就需要台湾政府的加持，这就要回到“九二共识”，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国民党和民进党对“九二共识”都应该明确表态，台湾的不确定性，未来要如何降低，这也是他最大的担心与忧虑。

陈亮祖认为，大陆十二五规画主打扩大内需，台湾也鼓吹台商转型升级，这些都需要在两岸关系长期稳定的基础上，所以民进党对“九二共识”迟迟没有表态，他当然感到非常忧心。陈亮祖强调，这不是支持蓝或绿，而是对台湾和台商非常重要的问题，台商所提出的意见，不管是希望得到政府的资源挹注，或是期盼得到当地政府的关爱，全都是建立在这几年两岸关系改善，因而获得的成果，但如果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恐怕一切都是空谈。

陈亮祖说，如果两岸关系有变，台商要如何自处？有一些台商就说，如果国民党无法处理好与亲民党之间的关系，绝对不会投给国民党，让马英九输了都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见树不见林的看法”，并未掌握台商生存的基础，蓝营支持者对于马英九处理内政问题的不满，不应该与两岸关系挂勾在一起。陈亮祖分析，如果民进党明确表达，愿意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不会生变，经济发展可以持续，台商的发展也可以持续，他希望马英九和蔡英文都能够明确表态，两岸关系在2012选举过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马和蔡会不会改变主意，应该清楚向外界说明。陈亮祖认为，2012年大选对于台湾和台商未来发展来说，具有非常关键性的影响，比2008年还重要，因为2008年的大选，两岸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关系持续发展，如果2012年政党轮替，就好像一对热恋当中的情侣，有一方突然变心，另一方会有的反应，可能会超乎大家的想象。

……

其实，陈亮祖的上述说法，都是中共的调子，体现了中共的观点，显然都是按照中共的剧本台词念出来的。


四、2012年各国选举结果预测


有关2012年全球各国选况的预测，有中国大陆人士撰写的“2012大选年猜想”可以参考（http://hi.baidu.com/%B7%E3%D2%B6%C2%E4%C1%CB6/blog/item/004eb850d8de2340d009067e.html）。

此件在中共严控下并未删除，多少反映了中共的观点，值得浏览如下：

1、法国大选

在2010年的地方选举中，萨科齐所在的党派在法国本土22个大区中，只获胜一个。法国地方选举一向是政党影响力的重要风向标，是大选前的最后一次测试。萨科齐此次的惨败表明法国人对这位腐败丑闻缠身、经济和养老金改革不得人心、外交乏善可陈的总统已失去耐心。另外，虽然此前呼声最高的卡恩因性丑闻事件而失去对萨科奇构成的威胁，但法国政坛依然不乏高手的存在，社会党领袖马蒂娜 奥布里、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 勒庞、前总理德维尔潘等都是其强劲的对手。

猜想：2012年大选中，萨科齐不会连任总统。

2、俄罗斯大选

自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组建以来，普京就一直是该党领导人。因此，在总统大选时该党首先考虑的总统候选人必是普京。普京在其两届总统任期内，加强中央集权，制止了地方分离主义、维护了俄联邦的统一；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扭转危局、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打击、削弱反对派，令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成为有名的“铁腕总统”。国内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明显上升、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的大幅提高，令其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强大的政治感召力。事实上，当年梅德韦杰夫总统正是借助于普京强有力的支持才得以当选的（梅德韦杰夫是普京一手提拔起来的）。可以说，即使是现在，总理普京依旧是俄罗斯最有权势、最有影响的政治家。2012年的总统大选，谁入住克里姆林宫，决策权在普京手里！若普京参选，则总统必会由其担任。（普京的言行已表明其有意参选）

猜想：2012年，普京会赢得总统。

3、美国大选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许多大政方针上分歧较大，民主党主张全民医疗改革，共和党人拼命拦阻，甚至立场不坚定者难获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人要增税以遏制巨额国债，共和党人拒绝讨论。对于2012年的总统大选，共和党在总统候选人上，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公认的领跑者（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在州内推行的医疗改革与奥巴马政策极为相似，难以摆脱质疑、在同性恋婚姻和堕胎问题上的温和立场让保守派不满；前联邦众议院议长、茶党运动支持者金里奇是共和党内一位重量级政治人物，但其有婚外恋史；前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波伦蒂，虽两度当选州长、但其在本州以外名声不大，且缺乏口才；前阿拉斯加州州长、茶党领袖萨拉•佩林自亚利桑那枪击案发生后陷入政治漩涡，言论受到两党同声指责，这些人都难孚众望、明显不能与奥巴马相抗衡）。而相反，民主党方面，目前的多数民调显示，与几位主要共和党候选人相比，奥巴马都占优势，本拉登之死又给奥巴马连任增添了不少的筹码。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民众对奥巴马的支持率今后还将进一步上升。而且，纵观各国大选，在其他竞选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由现任总统赢得大选胜率较大，因为他可以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动用行政资源来为自己的竞选服务。个人认为，奥巴马极有可能会赢得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猜想：2012年，奥巴马将赢得总统大选，获得连任。

4、墨西哥大选

2000年7月，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败给了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的候选人福克斯，结束了革命制度党长达71年的统治。革命制度党下台后，墨西哥的失业率、社会治安、腐败现象等问题非但没多大改善，有些方面问题还在加剧，增加了民众对现执政党的不满情绪。

2010年7月，墨西哥12个州（全国共31个州、1联邦区）举行地方选举。结果，反对党革命制度党在9个州获胜，加上原执掌的10个州长职位，该党现掌握了全国32个州中的19个州长职位。在之前的2009年7月的中期议会选举中，该党在众议院500个议席中所占席位从原来的123个增加至260个，从而由议会第三大党一跃而为第一大党。

对面对严峻的形势，执政党右翼国家行动党、反对党左翼民主革命党不得不摒弃前嫌在这次地方选举中结成联盟，以致革命制度党没能在瓦哈卡、普埃布拉和锡那罗亚三个州获胜（结盟一事在这两个党的党内引起了争论；2006年，国家行动党总统候选人卡尔德龙以0.58%的微弱优势战胜民主革命党总统候选人奥夫拉多尔，但奥夫拉多尔及其支持者拒绝承认这一结果，民主革命党内至今仍有一些人不承认卡尔德龙总统的合法性）。但就目前的局势而言，即便国家行动党与民主革命党结盟，也改变不了革命制度党重夺政权的结局。现在，革命制度党俨然已成为墨西哥第一大政治力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领导人、墨西哥州州长恩里克•培尼亚•涅托赢得2012年的墨西哥总统大选，已是木已成舟。

猜想：2012年，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将赢得总统

5、韩国大选

韩国政坛素有保守派与进步派之分，对是否赞同对朝鲜实行“阳光政策”是两大阵营最鲜明的分界线。大体来说，保守派亲美，反对卢武铉执政时推行的“阳光政策”；进步派则主张实行南北民族和解、最终实现统一的“阳光政策”。

2010年6月，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选举16个广域市、道(相当于我国的直辖市、省)的市长、道知事。结果，代表韩国保守势力的执政党大国家党惨败，代表进步势力的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大胜（大国家党获6席、民主党获7席、保守阵营的自由先进党获大田市长、无党派人土获2席）。个人认为，不能想当然地把这次地方选举结果视为对李明博政府施政的“期中考评成绩”。该地方选举中大国家党之所以败绩主要原因有二：民众普遍对保守派人士借天安舰事件“不惜与北方一战”的强硬发言极为担忧（爆发战争）。另外进步阵营抛出“牵制牌”，极力宣传保守派已经执控国会和青瓦台，不能再让其一党独大。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选民的心态。其实，李明博及其所在的大国家党在处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方面，措施是较为得当的、韩国各项经济指标向好，这点是得到国内民众公认的、这一点同时也是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赢得2012年大选最大的筹码。

倘若不是韩国宪法规定总统不可连选连任，则李明博十有八九会赢得2012年的总统大选。现在大国家党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莫过于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她曾担任过大国家党党首、民意支持率极高。2012年，朴槿惠极可能作为大国家党候选人的身份赢得韩国总统大选。

猜想：2012年，朴槿惠将赢得韩国总统大选。

6、西班牙大选

西班牙经济连续３年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实行的财政紧缩政策更增加了民众的不满情绪。由于不满不断攀升的高失业率，西班牙的年轻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全国性示威抗议活动。在2011年5月的西班牙地方选举中，执政的工人社会党败于反对党人民党。

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选举一向是总统大选或议会大选的风向标，此次工人社会党的败北表明民众对萨帕特罗政府的不信任，他们急需一个能改善经济窘境、促进就业的政党及政府。鉴于此，反对党人民党在接下来的2012年西班牙全国性议会选举中有望重新夺回8年前失去的执政权；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拉霍伊届时极有可能作为该党首相候选人身份当选首相。

猜想：2012年，拉霍伊将赢得西班牙首相。

7、蒙古国大选

蒙古国宪法规定，实行“有总统的议会制”、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政党单独或联合组阁时“可自行向国家大呼拉尔（议会）提出总理人选”。

2008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党（原民主革命党）赢得过半数议席、民主党赢得约1/3的议席，两党于当年组建联合政府，现已形成为民主党与人民党分掌总统与总理职务的政治格局（2008年以来，先后任职总理的桑吉 巴亚尔、巴特巴勒德均为人民党成员；民主党人查希亚 额勒贝格道尔吉从2009年起任职总统至今）。由于是“有总统的议会制”，故总理是该国最高实权人物，也就意味着该联合政府主导权在人民党手中。

人民党在蒙古国曾连续执政70多年（1921年至1996年），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及较高的民众威望。2008年以来，蒙古国的工业产值、对外外贸额稳步上升、总体上经济平稳推进，由此可推断人民党的执政地位难以在2012年撼动。届时，现任人民党主席巴特巴勒德极可能将连任总理。

猜想：2012年，蒙古人民党将在国家大呼拉尔（议会）换届选举中胜出，巴特巴勒德仍将出任总理

8、委内瑞拉大选

查韦斯自1999年2月担任总统以来，委内瑞拉连续20多年的经济下滑趋势得以扭转、医疗教育稳步推进、贫困和赤贫人口显着降低，得到了国内民众广泛的支持。2009年2月，委内瑞拉就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举行公投，结果以54%的支持率获得通过（这表明民众其实已经对查韦斯连续连任表示认可）。当年委内瑞拉虽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经济下滑但很快又在次年第四季度出现反弹。个人认为，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政治感召力远高于普京在俄罗斯的。毫无疑问，其将成为2012年委内瑞拉总统大选的赢家。

猜想：2012年，查韦斯将赢得总统大选，获得连任。

9、牙买加大选

牙买加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总督是女王的代表，总理握有最高实权。牙买加宪法规定，全国议会大选五年举行一次，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执政党并负责组阁新一届政府。

自1944年牙买加首次举行全国议会大选以来，牙买加工党和人民民族党曾分别获得7次和8次大选胜利，形成了两党轮流执政局面。自1989年以来，工党连续4次大选失败，一直处于反对党地位。虽然在2007年9月的全国议会大选中，工党以微弱优势战胜人民民族党而组阁政府。但随即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牙买加出现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而工党的应对措施又没多大成效；加上“本届政府有意庇护大毒枭克里斯托弗 科克的传言”对执政党工党产生的消极影响。可推断，在2012年的牙买加议会选举中，本就仅以微弱优势取胜的工党将不敌过去连续执政18年的人民民主党。

猜想：2012年，牙买加人民民族党将赢得议会大选，工党领袖布鲁斯 戈尔丁将失去总理之职。

10、多米尼加大选

2004年，解放党人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执政前，多米尼加改革党、解放党、革命党曾先后执掌过该国政权。目前，三大政党呈三足鼎立态势。

多米尼加为总统制国家，总统由公民选举产生。自立国以来，多米尼加曾多次修改宪法。2010年1月，多米尼加再次修改宪法并成立宪法法院，新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选连任，但可隔届参选。个人认为，此宪法修正案是各党派势力激烈角逐后得出的“受力平衡点”，即各方都能接受的一政治方案。费尔南德斯政绩优异、两度执政。若参照2002年宪法，总统可连选连的规定，则2012年，费尔南德斯必会三度出任总统。显然此结局对于多米尼加基督教社会改革党（原改革党）、革命党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他们不会坐等对手党派的一位强势总统连续长期执政。由于在议会中解放党不能取得绝对优势，故只能与另两党达成政治妥协。2012年多米尼加总统大选排除费尔南德斯后，则届时最有希望的当选者就莫过于革命党主席米格尔•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了。其在2008年总统大选时得票率高达41％，由此可见该国选民对其的支持。如果把猜想再放远点，会得出费尔南德斯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将再次当选。

猜想：2012年，米格尔•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将赢得多米尼加总统大选。

11、东帝汶大选

由于东帝汶实行议会制，故名义上总统虽为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但实际上该国最高实权握于总理之手。该国宪法规定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5年，可连任一届；议会实行一院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5年；总理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提名，总统任命。2007年5月，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候选人拉莫斯•奥尔塔当选总统。次月底，东帝汶举行议会选举。结果，独立革命阵线赢得２９％的选票；古斯芒创建的东帝汶重建国家大会党赢得２４．１％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以１５．８％和１１．３％分列第三、四位。随后，重建国家大会党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议会多数联盟、赢得组阁权，由夏纳纳•古斯芒出任总理；而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的独立革命阵线反而成了在野党并拒绝承认新政府合法性。

古斯芒政府执政以来，政策措施得力。东帝汶经济从2006年国家动乱时期的负增长扭转过来并取得明显进展，这一政绩是古斯芒2012年连任总理最大的筹码。另外，古斯芒早年加入革阵并于1981年3月当选革阵主席和东帝汶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其在东帝汶独立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及影响是国内任何政客都难以匹及的。个人认为，其领袖地位形象已深深扎根于民众中，使其具有强有力的政治感召力。所以2012年的东帝汶议会选举中，古斯芒仍有能力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议会多数联盟，再次出任总理。而对于2012年的东帝汶总统大选，个人认为，独立革命阵线成员、现任总统拉莫斯•奥尔塔极可能将会连任。因为，根据国际政坛以往惯例，议会制国家中由在任的总统赢得总统大选较为平常。

猜想：2012年，古斯芒仍有能力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议会多数联盟，再次出任总理；而拉莫斯 奥尔塔也极可能会连任总统。

12、冰岛大选

冰岛宪法规定，议会和总统共掌立法权、总统和政府共拥行政权、总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规定中，总统看似权倾朝野，但由于冰岛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故总统实际上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实权握于总理之手。现任总统奥拉维尔?格里姆松连续在1996年、2000年、2004年、2008年四次总统大选中胜出，其作为冰岛的国家元首形象已深入人心、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是必然的。由于冰岛是议会制国家，故其总统选举没有多大政权更迭意义，在此不予详述。

猜想：2012年，奥拉维尔?格里姆松将会连任冰岛总统。

13、加纳大选

加纳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任期4年，可连任一届；内阁由总统任命，议会批准。加纳议会实行一院制，议员经全国选举产生，任期4年。

2008年12月，加纳举行总统及议会选举。结果，全国民主大会党候选人约翰?米尔斯赢得总统大选；230个议会议席中，全国民主大会党占115席、新爱国党占108席。米尔斯上台后，采取精简政府机构、加大惩腐力度、推行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税收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推进了加纳的经济建设。其良好的政绩是其连任的强有力保障。故2012年，米尔斯极可能将再次赢得总统大选。

猜想：2012年，约翰?米尔斯将连任加纳总统。

14、肯尼亚大选

肯尼亚宪法规定，实行多党制、每届议会任期5年；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有权召集或解散议会。肯尼亚独立以来肯盟长期一党执政，1991年改行多党制。

2002年12月举行的第三次多党大选中，反对党联盟全国彩虹联盟（全盟）击败肯盟，齐贝吉当选总统，全盟获议会多数席位。2007年12月，肯尼亚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结果，橙色民主运动党赢得106席，民族团结党46席，橙色民主运动-肯尼亚18席，橙色民主运动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然而在总统选举中，民族团结党领导人齐贝吉总统以微弱优势获胜连任。反对党橙色民主运动总统候选人奥廷加指责执政党舞弊，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引发全国性骚乱。在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调解下，双方于4月组建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新设总理职位，拉伊拉?阿莫洛?奥廷加出任首位总理。2010年8月颁布实施新宪法，规定：维持总统制政体，不设总理职位（奥廷加总理之职仍旧保留），但总统权力受削弱；议会改为两院制。

奥廷加系政治世家出身，曾多次因政治问题而入狱，现为议会第一大党领袖，在国内具有极高的政治影响力。由于齐贝吉总统两届任期届满后不能再连任，故届时奥廷加极有可能会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

猜想：2012年，拉伊拉?阿莫洛?奥廷加将赢得肯尼亚总统大选。

15、马里大选

马里宪法规定，总统由直接普选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总统是国家元首，拥有任免总理和部长、颁布法令、组织公民投票、解散议会、宣布紧急状态等重要行政权力；议会实行一院制，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5年。

1991年3月，阿马杜?图马尼?杜尔发动政变推翻特拉奥雷独裁政权，次年六月还政于民。2007年，马里先后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结果，杜尔赢得总统大选；团结正义党联合其他42个政党组成“民主进步同盟”支持总统杜尔连任，并在议会选举中获51席，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议会（147个议席中，非洲团结正义党赢得51席、共和民主联盟34席、独立议员15席、马里联盟党11席、复兴爱国运动党团8席、全国民主创议大会党团7席、非洲民主独立团结党4席，民族复兴党4席，其他8个党派共获13席）。个人认为：既然杜尔已表示不会考虑修改宪法以求连任，那么现任议长同时又是议会第一大党——团结正义党主席的迪翁昆达?特拉奥雷赢得2012年的总统大选就成为最大的可能了。

猜想：2012年，迪翁昆达?特拉奥雷将赢得2012年的马里总统大选。

16、塞拉利昂大选

塞拉利昂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内阁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有权任免副总统、内阁部长、军队司令、警察总监、总检察长和首席法官；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但不得超过两任；议会实行一院制，议员任期5年。

2007年，塞内加尔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结果，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当选总统；其所在的全国人民大会党赢得59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议会共124个议席，其中塞拉利昂人民党占43席、人民民主改革运动党占10席、另有12名为大酋长议员）。科罗马执政以来，积极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努力开展恢复重建。2008年7月举行的地方政府选举，大会党在多数市镇获胜，这充分说明其执政表现已得到了国内民众的认可。所以，科罗马极可能将在2012年的塞拉利昂总统大选中获得连任。

猜想：2012年，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将连任塞拉利昂总统。

17、莱索托大选

莱索托宪法规定，国王为国家元首，首相为政府首脑；议会实行两院议会制，众议院由120名议员组成，议员通过选举产生，任期5年。

1997年6月，巴苏陀兰大会党发生分裂，以莫赫勒为首的“首相派”脱离大会党，成立民主大会党并执政。自此至今，民主大会党已连续执政10多年，并在每次议会选举中均以绝对优势胜出。长期的执政经历使该党拥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肯定地说，2012年莱索托议会选举中，民主大会党将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该党领袖、现任首相帕卡利塔?莫西西利届时将连任首相。

猜想：2012年，莱索托民主大会党将再次赢得议会选举，仍为议会第一大党；帕卡利塔?莫西西利将连任首相。

18、中国大选

中国将于2012年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换届选举，并于2013年初分配出具体职务。对此我已在《2012年中国高层变动猜想[陆叶锋猜想]》（我百度空间里的文章）一文中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提出了详尽的猜想。敬请查看！

19、台湾大选

蔡英文在党内初选中击败苏贞昌后料定，即使苏贞昌拒绝与其合作、不肯加入她的辅选阵营，但苏系成员为了自身利益到最后还是会向她靠拢的。一旦局势发展到那个地步，则届时苏贞昌会被民进党极度边缘化。蔡英文就是认准了这一点，所以在初选胜利后一直没去理会苏贞昌。2011年5月，“蔡苏会”登场，蔡英文拜会苏贞昌向其“请益”。在蔡英文看来，此次拜会仅仅是走个过场，她从一开始就缺乏必要的诚意，以至双方会谈最后尴尬收场。该事件不仅向台湾民众展现了蔡英文缺乏整合党内派别利益的能力，而且还暴露出其心胸过于狭隘的一面、缺乏一位领导人应有的政治豁达度。另外，蔡英文没有担当过市长等地方性行政首脑经历、从政资历过浅以及身陷18%优惠存款争论事件，这些都是其无法回避的政治缺陷。

而与之对比，马英九则无论是在从政资历上还是在政治豁达度上都远在她之上。马英九执政期间，ECFA签订生效、两岸大三通、免签证国家地区破百、2010年台湾经济10.82%增幅，加上其本人走入基层，听取阶层中下阶层心声。虽然此前马英九政府在处理水灾问题上动作迟缓、措施失当而导致民愤，但由于国民党掌握行政与立法大权，面对决策层面的失误能在较短时间内改正、挽回不利影响。故个人认为，在2012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中，马英九必会击败蔡英文而顺利连任。

另外，美国的态度在台湾选举中也会起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美国的基本立场仍是希望台湾维持现状以此来遏制中国。国民党虽以“亲中”为名，但其实他们的目的和美国是一样的，即只是想维持现状，本质上仍属“台独”。每遇美国对台军售，大陆当局都会习惯性地将兵锋指向美国，然而事实上与美军火贸易中，国民党恰恰是最为积极者（马英九政府行政院长吴敦义就曾明确表示，两岸“军力失衡”已多年，未来将持续军购）。大陆方面对此是非常了解的，只不过是对国民党选择隐忍而已。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和缓、从未发生过紧张局势，同时美国照旧对台军售。这是美国最希望发生的，即台湾当局在政治上不过分靠拢大陆也不过分偏离大陆闹独立，前者是避免台湾回归；后者是避免大陆为防国家分裂而对台进行武力统一。显然，美国对于马英九执政以来的作为是较为满意的，故其可能会在大选中或多或少地给予国民党一定的支持，当然美国出于力量平衡考虑也不会希望国民党在实力上过分拉开与民进党的差距。

猜想：2012年，马英九将赢得台湾总统大选，获得连任。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七节 南中国海局势演变对于台湾的意义】


一、美国联越遏制中国


早在2010年8月16日的“腾讯嘉宾访谈”中，北京“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副主任”张召忠就已经提出：“美国拿越南先下手，南北夹攻遏制中国。”因为就在8月10日，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舰队历史性地抵达越南岘港进行访问。这表面上说是为了参加美越关系正常化十五周年的活动，它实际上目的是对中国进行震慑。

张召忠说：“这个事情进展得比较快，超出我个人的一些预想。希拉里在越南这次东盟会议上发表了一番话，当时与会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很震惊，因为她是一个突然袭击，发表完了之后，杨洁篪外长有一个讲话跟上，然后二十七个国家就分裂成两部分，有十一个国家支持美国，有一些国家说还是中国说得对，造成了这么一个不欢而散的会。……现在，用航空母舰去访问，尤其是不能用华盛顿号去访问，这个就闹大了。因为美国的航空母舰在我的记忆当中从来没有访问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共产党的国家，没有。越南是第一个。另外岘港，金兰湾，这些地方还引起中国人很多的回忆，那曾经是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占领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又让我们想起了越南战争。这个事我感觉是对中国的公然的一种挑衅。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

美国不仅联越遏制中国，还鼓励印度、菲律宾遏制中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7月20日在印度东南部港口城市金奈发表关于“展望二十一世纪美印关系的讲话，敦促印度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她呼吁印度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并鼓励印度在中亚重建“丝绸之路”。虽然希拉里在演讲中并未直接点名中国为对手，但分析普遍认为她的意图是希望和印度一起制衡中国。同时，希拉里表示，美国将在今年11月主办夏威夷APEC峰会时，首次邀请印度成为APEC观察员国。

而在此之前的6月2日，奔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更直接警告中国“不要学习苏联”，不要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并重申美国的军费缩减不会导致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削弱。


二、中共反打“台湾牌”


美国插手南海让中共感觉空前孤立，于是中共情急生智，企图打出一张“台湾牌”。

2011年6月15日，中共“环球网”等喉舌开始大肆宣传：《台湾计划向南海部署导弹艇和坦克应对紧张局势》：“据香港Arirang电视台网站13日报道，台湾防务部门周日宣布，为因应日益升级的南海紧张局势，台湾将向南海所占岛屿部署导弹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目前，台湾在所占岛礁上部署的军队仅配备有轻型武器。报道称，目前台湾正考虑向南海部署导弹艇和坦克，应对该地区日渐升级的紧张局势。据台湾国防部长周日称，其计划向南沙群岛和东沙群岛部署导弹艇和坦克，目前其派驻台湾所占岛礁上的海岸警卫队仅武装有轻型武器。”

该报道还说，台湾担心驻守南沙太平岛和东沙的海巡部队，武力装备不足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冲突。因此决定提供“海鸥级”飞弹快艇、M41A3型战车等武器装备给太平岛驻守部队使用。据台湾官方说法，目前驻守南沙和东沙的海巡部队只备有轻型武器。据悉，这些配备包括步枪、手枪、106炮、榴弹枪和高炮等。但没有进一步透露提供数量，只表示尚未作最后决定。台湾军方官员指出，海鸥级飞弹快艇及M41A3战车是台军现役装备，该型飞弹快艇更配有雄风一型反舰飞弹，射程达四十公里，对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现有的水面舰艇具有相当大的吓阻能力，绝非老旧待退的装备。

显然，中共企图拖台湾下水，不仅给自己壮胆，还趁机离间台美关系。为此目的中共大造舆论说：

“尽管两岸军队在共同维护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一直没有进行过正式谈判，但透过民间军队退役人员和大陆国防部新闻办已经表达了希望研讨两岸军队互信和共同维权的具体建议。而目前两岸军队在大气候和谐的基础上，在外部因素加紧干涉中国领土领海的大背景下，加速增加两军互信气氛和形成理性默契，摒弃争议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这个两军共同遵守的潜共识是各自秉承一个中国态度的结果。”

令人庆幸的是，台湾不是一张牌，而是一个政治实体，具有顽强的生存意志。中共要打台湾牌，一定要取得台湾的同意、认可、配合，否则就无法奏效。


三、台湾的处境举足轻重


BBC中文网2011年6月17日报道：台湾国防部否认将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发布声明说，有关军方将提供导弹快艇，M41A3坦克等武器给台湾在南海太平岛部队使用，月底并将在南海军演的媒体报导“纯属虚构，绝非事实”。台湾例行在南中国海的“碧海操练”预计将在近期内进行，但台湾国防部官员对BBC中文网说，碧海操练并非军演，且太平岛的防务是由海巡署人员而非军方负责。台湾方面目前在南沙面积最大岛礁太平岛上派驻有海巡署人员，而由海军与海巡署舰艇共组的碧海操练，即是对岛上人员例行性的运补与巡航。法新社此前引述台海军发言人说，此一例行的运补操练并不会因南海紧张情势升高而改变。

在台湾国防部发布此一声明的两天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杨毅称，中国在南沙及附近海域拥有不可争辩主权，且维护南海主权是“两岸同胞共同责任”。这种“宗主国腔调”令人反感，但这种两岸共同在南海对抗其它国家的主张，却是由台湾退休的高阶将领与解放军在交流时共同提出。而台湾的《联合报》也说中国网民称其强力支持国军在南海行动，并说国军行动是维护了中国领土完整，得到了大陆十五亿人民的民心。

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联合报》所说的“中国网民”，基本是中共的网络线民，是一些被称为“五毛党”的特工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制造网络舆论、混淆视听。


四、各种杂音不乏各自背景


6月16日出版的中共《环球时报》报道说，两岸曾在南海进行合作，像1974年中越发生西沙海战，“解放军”从东海舰队调两艘导弹驱逐舰经台湾海峡到南海时，“蒋介石开了绿灯”。1988年大陆收复赤瓜礁前，南海舰队编队行至太平岛附近海面时拉响汽笛，向驻守的台湾海军官兵致意；经太平岛守军默许，编队所有舰艇在岛上停驻一个星期，补充淡水和主副食品，并借机了解敌情。不过，台湾军方对此坚决否认。可见《环球时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谣机关。

不过，中共不仅自己造谣，还收买外国人进行宣传。例如澳大利亚的“台湾问题专家”艾金森就日前撰文称，大陆在南海咄咄逼人，许多国家转而拥抱美国，“很讽刺的是，号称拥有整个南海主权的台湾却试着置身事外，不敢选边站”。艾金森“认为”，大陆并未把台湾当成南海竞争对手，“台湾持续占领太平岛和东沙岛，也就被认为是强化了中国对南海主权的主张。而台湾面对大陆的主张，受到政治认同及经济利益的影响，变得相当复杂”。文章总结认为，“台湾的南海政策是在美中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避免与任何一方对立。然而美中之间有基本冲突，台湾不会永远有办法保持中立”。

显然，艾金森不过是中共的传声筒，而他的言论恰恰说明了中共的希望和恐惧。

中共的宣传口径是这样的：“南海局势日趋紧张，处在中美夹缝中的台湾处境也如走钢丝般艰难。台湾当局连发五份声明强调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海军也准备在6月底赴南海操演，但是岛内不少人担心，作为非联合国会员，台湾很可能在未来的协商中缺席。虽然一些人希望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但是也有舆论分析称，两岸有利益冲突，大陆封锁台湾参与区域谈判，而台湾则仰赖美国保护其安全，因此不会赞成大陆把美国赶出南海的立场。”

中共大力宣传说：“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可谓动作频频。4月19日，台湾外交部长宣布海军陆战队将接替陆军，负责训练派驻到南海地区的海巡署人员。4月27日，为宣示中华民国在南海的主权地位，台海军敦睦舰队在返台途中，特意前往南沙太平岛海域进行巡弋。6月7日，台公路总局高雄区监理所派人搭军机，飞往距高雄四百多公里的东沙岛验车。时值南海争端不断，监理所远赴东沙验车属便民措施，也形同公权力延伸，间接证明台湾公务机关确实能在南海执行各项业务，清楚地对外传达台湾对东沙甚至南海主权的主张。到6月10日为止，台外交部发布五次新闻稿重申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其周遭水域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水域，提出愿以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基本原则与周边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台国防部还由副部长杨念祖召集成立项目小组，密切注意、搜集南海情势发展。另一方面，总统府却表示，马英九登太平岛没有时间表，又被解读为似乎不愿沾惹争端。”

在南海问题上，作为民主社会的台湾出现各种声音是自然的。但毋庸讳言，不同的声音显然代表了不同的背景。例如有的主张重新派军进驻太平岛。据中央社报道，某位熟悉军事事务的立委认为，菲律宾、越南和中国大陆等相继宣示对南海主权，势必采取协商方式解决，这就牵涉到谈判筹码，“国军应考虑必要时将海军陆战队重新派回太平岛，强化防务，替外交部争取谈判筹码”。他称，虽然海军陆战队今年开始代训海巡部队，但仍停留在渐进式，“政府应更大动作表态，提升作战能力，外交上太软弱是不行的”。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宋燕辉还在《联合报》上撰文称，马英九当局有必要考虑采取一些较为强势的作为，例如规划海军与海巡署在东沙和靠近中沙附近海域进行反恐、打击海盗、海上搜救与人道救援的联合海上演练，强化太平岛战略地位，加强监测与情搜等工作。

但是全面来看，这些强势作为可能触发紧张局势，对台湾引火烧身，反而为中共火中取栗了。所以一些舆论提出，维护南海主权，台湾应靠软实力。《中国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国防硬实力”的展现虽是最直接的出击，却容易引起区域性紧张，甚至军事冲突；而且台湾并非联合国的一员是存在的国际现实，“任何实质外交和军事上的斡旋或是交涉，我们可能只是南海宣示拥有主权国家的化外之民罢了”。文章建议当局应积极大量投资已有“软实力”，包括海洋保育与海洋研究，“海巡署”执行护渔及驱离非法中、越、菲等国渔民，“当全世界都能轻易透过网络得知南中国海的南北出入口都是台湾的活动纪录时，要忽略我们拥有南海的主权就很难了”。

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比较适中，让中共无机可趁。


五、中共的如意算盘


中共的如意算盘是用假动作把台湾拖下水，然后自己跳到岸上看着台湾在南海纠纷中呛水。这样，中共将来危害台湾利益时，其他国家就会袖手旁观了。由于中共的国际活动空间比台湾为大，中共玩弄这一手就较有胜算了。

果然，到了6月26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25日在北京会见越南领导人特使、越南副外长胡春山。胡春山转达越南领导人关于两国关系和近期南海形势的意见。戴秉国阐述中方在发展双边关系及海上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稍后与胡春山举行会谈。

纽约时报等英文媒体均表示，新华社的报导没有更多关于双方讨论的细节。法新社的报导称“这显然是双方间和平的橄榄枝”。在此同时，美国在夏威夷的双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表示对南海局势的忧虑。据报导，双方表示，健康稳定发展的中越关系，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对此，张永晋《北京向越南美国同盟低头议和》一文指出：

正当美国与菲律宾将在南海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之际，中国与越南似乎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以谈判与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海上争议，采取有效措施，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双方同意在两国之间“要加快推进《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磋商，争取尽早签署协议”。同时在诸国之间，推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后续行动进程，力争尽早取得实质性进展。 

北京向越美同盟低头议和，使我想起了著名学者谢选骏不久前的《德国预测中国可能走向战争》一文，就预测中国没有胆量向美国挑战。

谢选骏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大家都说清朝腐败无能，但满清毙命之后，中国却从来没有能力从事过一次哪怕仅仅一次边境冲突之外的对外战争。抗日战争要等到英美对日宣战之后战争才全面开始；朝鲜战争中国则是作为斯大林的马前卒赴死的。现在，中国即使在南海与越南开战，最多也是边境冲突的水平；不会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唯一战场，是在台湾海峡。这就是内战内行的逻辑。”


六、中共“先台湾后南海”的战略


全面观察中共的战略，它显然是把台湾放在南海问题之前的。因此，中共拖台湾下水的动作，主要还是想孤立台湾，从美国的系统中剥离台湾。

中共福建军方主办的“米尔网”有一篇“中国军方长期战略曝光震惊世界：五十年打六场战争”，值得浏览一下。因此我们把它作为附录，放在下面，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中共“先台湾后南海”的战略，以便更加明了“南中国海局势演变对于台湾的意义”。

在我们看来，“南中国海局势演变对于台湾的意义”就是：无论局势如何演变，都要站在美国一方。像日本那样的“死忠”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项：2010年，日本刚刚对美国基地提出异议，中共就对日本蠢蠢欲动。好在中共的愚蠢及时提醒了日本，使得日本重回美军的怀抱。也许美军并不令人愉快，但比起共军来，却简直算得上观音菩萨了。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录：中国军方长期战略曝光震惊世界：50年打六场战争

中国是一个没有统一的大国，这是华夏民族的耻辱，是炎黄子孙的羞愧。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尊严，未来五十年内，中国必须进行六场战争，也许是举国大战，也许是局部战争，但无论哪一场战争，都是中国必须进行的统一战争。 

第一场战争：统一台湾（2020——2025年） 

虽然如今两岸趋于和平，但不要妄想台湾执政当局（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会与大陆进行和平统一，因为这不符合执政当局的竞选需要，所以长期都会与大陆保持现状（这样对两党都有利，民进党闹一闹，国民党和一和，各自从中获取更多政治筹码），“独”不敢真“独”，闹闹可以，“统”不会真“统”，谈谈可以。台湾不统一，这是中国的一大硬伤，谁都可以从中渗和一下，增加与中国在所有问题谈判中的筹码。 

所以在未来10年内，即2020年前，中国必需拿出统一的战略方针，对台宣布国家统一最迟期限是2025年，要么台湾接受和平统一（这是全球华人最想看到的结果），要么进行武力统一（这是中国大陆被逼的唯一选择），为了统一，中国在三至五年内做足准备（其时中国的航母已下水服役，歼18＜中国的四代隐形战机＞战机已装备军队，中国具备了武力统一台湾的实力），时间一到，无论是哪种统一方式，但必需统一，这是对华夏民族的一个交待。 

按照现在的情况分析，台湾必然拒统，中国大陆唯有武力统一。而这场中国的统一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现代化意义下的真正战争，是一场全面检验中国军队现代化战力的战争。在这场中，中国可能会轻易获胜，也有可能艰难获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是关于美日对台参战情况而言。 

美日对台施援，甚至是出兵反攻大陆，中国必定是举全国之力以抗美日而进行艰难而又慢长的大战，这样，这场战争当然艰难；如果美日不敢与中国作对，任由中国大陆收复台湾，台湾的军队当然不堪一击，最多三个月可以全面控制台湾。哪怕美日参战，最多半年就会拿下台湾。下图是假想对台进攻。 

虽然现在都在说中国具备了反介入能力，但我个人认为，中国在收复台湾之前，最好进行布局，让美日不及或不敢参战，中国就可快速攻下台湾。那要怎样布局，让美日不及或不敢参战呢？最好是诱发一、两场战前战争，比如以伊战争、日俄战争、印巴战争、朝韩对峙，这样美日自顾无暇，难以及时或不敢参战，中国就可以快速拿下台湾。米尔军事论坛bbs.junshijia.com 

当然，无论是美日参战与否，最终都是中国获胜(攻下并控制台湾)，这是不容置疑的。区别在于，如果美日参战，中国会在经济上元气必然大伤（美日的经济更不会比中国好，因为在中国大陆拿下台湾后，美日参战的军费损失找不到人来还债）；如果美日不及或不敢参战，中国的经济毫无损失。不过不管美日是否参战，中国在军事上，必有飞跃性的发展。因为在统一台湾后，整合台湾军事技术，五到十年内，中国军事技术必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不参战，还能保住其独霸地位，一旦参战，其独霸地柆必然动摇。这场战争，美日就是参战，最后都无法不让大陆统一台湾，并且美日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必然受创，这让美国的独霸地位受到世界各国的怀疑；特别是东南亚的小国们，面对强大的近邻中国，他们这时何去何从，到底要跟谁，不得不从新考虑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场战争，美国不参战还好，还能保持他美国虚大的世界霸主地位40年，在这40年中，中国不会无事去挑战美国的霸权，中国只会继续专注于国家的统一大业。 

统一台湾这场战争的最大好处是中国冲出第一岛链（我这里说的不是今天所说的一、两舰艇偶尔冲出第一岛链，而是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出没第一岛链才为真正的冲出），面向太平洋，中国从此可以进军大洋，拓宽中国的关切和利益。 

第二场战争：收复南海诸岛（2025——2030年） 

在中国统一台湾后，休整最多两年，并在休整期间向南海周边国家宣布中国武装收复南海诸岛的最后期限是在2028年，所有侵占南海岛屿的周边诸国在此期间可以和中国谈判，还侵占岛屿于中国，中国本着睦邻友好及其大国风范为出发点，还能保证南海周边各国已投资于南海诸岛的总部分经济利益，否则中国一旦以武力收复南海诸岛，则各国投资于所侵占岛屿的经济必被中国没收。 

此之时也，南海周边各国在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后虽已胆寒，但各国一方面与中国坐在一起谈判，一方面却不会拱手相让已到手的利益，所以都在观望，都在拖延，看看中国到底会采取什么行动，之后才会作出是战是还的选择。下图是中国南海诸岛被周边国家侵占岛屿的现状。

并且，此时美国绝不会甘心中国就此收复南海诸岛，因为第一场战争中，美国或是不及参战，或是参战却又无法阻挡中国统一台湾，已知中国的实力所在，所以不会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与中国正面为敌，却一定会暗地里支助南海周边某些国家，比如越南和菲律宾；也只有越南和菲律宾敢于挑战中国，但也会权衡再三，不敢轻易与中国动武，会在与中国谈判中无法获取最大利益时、并有美国军事相助时才敢与中国一战。 

中国此时最好选择攻打越南，因为越南是南海周边最大最有实力的国家，攻打越南，就是“杀猴儆鸡”。在攻打越南时，南海周边各国是不会帮助越南的，只会观战。越南败，则把所侵占岛礁归还给中国，中国败，则学越南，不惜与中国一战。 

当然，中国一定会打败越南并收复被侵占岛屿。此时，越南一败，所占岛屿尽被收复，并且经济损失严重，则南海周边国家一方面慑于中国余威，另一方面又想保住部分利益，只好三思而后谈判，归还侵占中国的岛礁，臣服于中国。中国于是修港驻军，踞守太平洋。 

其时，中国彻底突破第一岛链，进军和突破第二岛链，中国的航空母舰真正可以随意进军大洋了，中国更加拓展自己的利益与关切了。 

第三场战争：收复藏南（2035——2040年） 

中国和印度有漫长的边界线，但真正引起两国矛盾和对立的只有藏南这一块地方。印度一直以来，视中国为假想敌，超过中国为印度发展的战略目标。印度一方面自我发展，一方面从美、俄、欧等国大力引进高尖端军事武器及技术，其军事、经济发展紧跟中国而起。 

在印度，其官方中、高层和媒体比较亲美、俄、欧，对中国相反比较排斥，甚至怀有敌意，这是中印两国的领土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印度官方中、高层认为其军事在有美、俄相助的情况下，自视甚高，认为在与中国的战争中能用过中国，这也是中印领土问题久拖不决的另一根源。 

20年后，印度的军事实力虽更不如中国，但也会是那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国之一，中国与其硬碰硬收复藏南，对自身多少都有些损失，所以我个人认为最好是中国从现在开始，想方设法诱使印度分裂，分裂成几个小国，让印度无力与中国抗衡；当然，分裂印度的图谋不一定就得逞，但最低限度也要使与我国藏南接壤的阿萨姆帮和被印度侵吞的锡金独立，弱化印度抗衡中国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而中策是向巴基斯坦输入先进的军事武器，在2035年左右，暗助巴基斯坦进攻印控的克什米尔南部地区，帮助巴基斯坦完成统一大业。当然，在印巴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进，中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进攻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 

印度无法承受同时两边作战，必然两战都败，这样，中国可以轻易收复藏南，巴基斯坦也可以完成完全控制克什米尔。这是中策，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着高招。如此都不能实现，唯有进行下策，就是正面进攻印度，收复藏南。 

当第一、二战争结束后，中国已休养十年，这时中国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都是那时的世界性强国，唯有美欧（如果欧洲那时正真实现一体化，形同一国的话，否则还不金够格，应该是俄罗斯了，但我观察分析，欧洲那时一体化是完全可能的）可以与中国名列前三甲，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了。

因为中国在收复台湾和南海诸岛后，军事技术有了长足发展，海、陆、空、天武器都有了质的飞跃，许多军事技术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其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可能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上第二，印度在这场战争中是注定大败的。 

首先，印度国力相差中国太大。一方面，印度没有独立研发和生产高尖端武器的能力，另一方面，印度的战时经济动员能力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所以在与中国的战争中无法做到持久战，而印度快速战争的能力比中国差得更远，因此这场战争，注定印度必败无疑。 

其次，在这场地战争中绝对没有他国敢明里帮助印度。是时中国已是世界性强国，没有哪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敢明里与中国为敌，而在暗里，最多美、俄、日三国提供些武器而已，但这不会造成大问题；反而巴基斯坦可能会趁火打劫，攻击印度。 

其三，印度不敢也不能动用核武。虽说印度已拥有核武，但在这场战争中，印度不敢使用，因为印度的核武不足毁灭中国；既然不能毁灭，一旦使用，中国的还击可能是从地球上让印度永远消失。而以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最多两年内，战争结束，以中国大胜告终。中国收复藏南后，重兵驻守，眈视印度，印度永不敢动，最终唯有承认，并积极展开与中国合作，使其保全地区大国的实力。 

第四场战争：收复钓鱼岛和流球（2040——2045年）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已是真正的世界强国，当是时，日俄衰落，美印不前，中欧雄起，正是中国收复被日侵占的钓鱼岛和流球的最好时机。下图是钓鱼岛和流球的今昔对比。 

在这里谈到钓鱼岛和流球，可能许多人都只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国土，却不知日本侵占了流球（即如今的“冲绳”，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现在无论是民间，还是中央高层，在谈到中日的东海问题，谈到日本划定的所谓“中间线”，谈到“冲绳”（即我国说的流球）问题，都被日本引进历史及政治的误区——即认为流球是日本的领土。 

这是多么无知的耻辱啊！翻阅中国、流球和世界其他各国（包括日本）历史，流球群岛自古就是中国的番属国，亦即是中国的领土。请问，那日本划定的所谓“中间线”还成立吗？东海还关日本什么事？ 

既然日本侵占我国钓鱼岛和流球多年，非法窃取我国的东海财富，是时候向日本要回来了。因为此时美国想管而无力管，欧洲则不关己事，漠不过问，俄国坐看好戏。最多半年，就可结束战争，中国大胜，日本只好承认战败的后果——无条件归还钓鱼岛和流球。东海，成为中国的内海，谁敢碰触？ 

第五场战争：统一外蒙古(2045——2050年) 

虽然现在有人鼓吹外蒙想回归中国，但这现实吗？中国那些不切实际的家伙在自欺欺人，在误导中国的战略思考，这对收复外蒙无一好处。 

我们只有在统一台湾后，以中华民国的宪章及版图为依据（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以中华民国的宪章及版图为依据呢？这样做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被中华民国统一了吗？什么屁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中华民国也是中国，休管他谁统一谁，做为中国人，只要是祖国统一强大，不受欺凌最好。并且要知道，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承认外蒙独立的，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章及版图为依据去统一外蒙，这是侵略，所以只能以中华民国的宪章及版图为依据对外蒙进行统一，这才出师有名；在这里还要注意，我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台湾后的事情，那时说谁统一谁还有意义吗？），向外蒙提出统一大纲，同时制造外蒙回归的社会舆论氛围；还有要在外蒙寻找愿意回归的族群，大力扶持，尽量使其接近权力高层，为统一外蒙作好准备；并在收复藏南（估计是2040年）后向世界各国宣布外蒙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谁也碰不得。 

当然，外蒙能够有条件回归，自然最好不过了，这比武力统一不知好多少倍；若有外力干涉或拒统，中国则做好一切武装准备，统一外蒙。我认为中国仍可以套用统一台湾模式，限定回归最后期限为2045年，给外蒙的几年思考时间，时间到后若不主动回归，最后才以武力统一。 

到这时，前四场战争已结束，中国具备了武力统一外蒙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实力。弱去的美俄，绝不敢参战，唯有在外交上进行抗议，但欧盟却模棱两可，不置可否，印非无语，中亚沉默。不到三年，中国可以完成全部统一外蒙的绝对性。统一外蒙后，前沿陈重兵，监控俄国，并在十年内，大力进行基础性、军事性设施建设，为后来收复我国被俄国侵占的领土作准备。 

第六场战争：收复被俄国侵占的领土（2055——2060年） 

现在中俄看似睦邻友好，不过是为了共同对抗美国而不得不走在一起，其实暗潮涌动，相互戒备，俄罗斯在提防中国的强大崛起对其不利，中国一直不忘俄罗斯侵占中国的国土，一有能力，中国必然要收复。 

前五场战争胜利（2050年左右）后，以清朝疆域威逼俄国还我之前所侵占的国土（道理同以中华民国疆域来统一外蒙一样，这里不多说了），在世界上制造有利于我国的舆论，并最好诱使俄罗斯再次解体，成为许多小国。 

旧中国，俄国前后侵占我国领土共计约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侵占去的国土相当于我国现有陆地面积六分之一，俄国实乃我中华民族世仇大敌，所以前五场战争结束后，是该以清朝疆域跟俄罗斯算算帐的时候了。 

俄罗斯岂会乖乖归还，到时唯有一战。虽然此时中国在海、陆、空和天军方面已远超俄国，但这毕竟是针对核大国的第一场战争，所以中国此时必须有防其动核的一切能力，比如有摧毁其核武于前端、中端和末端的能力。俄国当我军压境无力还击时会明白，俄国已远不是中国对手，只好沮丧地献出所侵占的国土，为其强盛时的侵略行径付出沉重的代价。 

六场战争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经济及军事强国，放眼天下，无敢争锋，中国伙同欧盟、美、俄、印、日、非洲及巴西建立属于中国天下的世界新秩序。 



【第八节 对两岸青年交流的观察与建议】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任何政治势力都会积极争取青年，来增进自身未来的优势。我们观察：现在台海两岸之间也在展开类似的角力，以便获得未来中国的主控权。其方式之一，就是展开“两岸青年交流”的种种活动。


一、纪念辛亥革命有名堂


2011年8月12日至22日，中共“国务院侨办”和“香港各界纪念辛亥革命有一百周年活动筹备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寻访辛亥先贤足迹——两岸三地青年学生‘百年辛亥大陆行’夏令营”，声称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加强两岸三地青年交流，增进港台青年对大陆的了解和认知”。此活动让多名港台青年学子先后到访广州、武汉、南京、北京等地。8月15日，三百五十多名港台青年学子乘坐高铁来到“辛亥首义之城”武汉。在汉期间，青年学子们参观了辛亥革命纪念馆、黄鹤楼、中山舰纪念馆，在华中师范大学聆听了辛亥革命专题讲座。但细看其内容，却是系统篡改历史，对自由地区的华人学生进行共产洗脑。

据湖北省外侨办网站消息，15日晚，湖北省外侨办在华中师范大学佑铭体育馆为营员们举行了隆重而简洁的欢迎仪式。省外侨办党组成员、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邵元洲、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向农出席欢迎仪式并致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彭剑为营员们作了主题为《辛亥革命之武昌起义》的讲座，营员们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彭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三学生龙允生说：“此前从书本中学习过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当时觉得这段历史与自己的关系并非那么密切。此次到大陆实地参观革命遗迹后，我发觉原来这段历史跟新中国的关系是那么近。”这说明，共产洗脑的目的是把辛亥革命诠释为共产革命的先驱，再把共产革命诠释为辛亥革命的完成。

夏令营活动执委会秘书长刘莹表示，本次把港台青年学生带到大陆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旨在让他们通过寻访先贤先烈的足迹，更多地了解历史，热爱祖国，同时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交流，增进两岸三地青年学生之间的友谊。短暂的武汉之行给营员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领队和营员们都有一种意犹未尽、期待再次到访武汉的心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在湖北多一些时间停留，对荆楚文化多一些了解。但是这种乡土气息背后，却在贩卖共产独裁的思想。


二、“青年交流”是系统工程


作为两岸角力活动，“青年交流”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共“中评社”8月12日发自台北的报道，刊登了“特约作者”纪欣的文章《加强两岸青年交流助两岸关系发展》，就道出了其中的一些秘辛。

纪欣披露：2011年7月，“中国统一联盟”组织一百多名台湾大学生参加青年夏令营的洗脑活动，其中还有四名学生见到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并与之交谈、握手、照相。该营队之后分别前往上海、宁夏、浙江、天津等地参访。

从阅读台湾学生所写的心得报告，以及听学生在“中国统一联盟”组织8月初所举办的“谈谈两岸青年交流”会上的发言，“中国统一联盟”组织认识到，加强两岸青年交流确实“有助于两岸关系发展”。 

首先，通过洗脑，可让台湾青年多了解大陆发展的现状。台湾青少年过去对大陆的认识，只能通过电视、书报等间接管道，而这些年大陆发展一日千里，只有亲临其境，才能获得全面而真实的了解。有不少学生是第一次去大陆，虽然过去也从媒体上看到一些有关大陆发展建设的报导，但亲眼目睹大陆的先进，心情只能以“惊奇与振奋”形容。不过，学生对于大陆所施行的政治体制普遍缺乏了解，但有求知欲，“中国统一联盟”组织对此应加强宣导。 

其次，通过洗脑，可让台湾青年体认两岸人民同文同种，血脉相连之事实。台湾不少年轻人深受李扁执政时期的误导，以为“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在与大陆大学生担任的志愿者们朝夕相处后，学生发现原来两岸年轻人都喜欢上网，都喜欢两岸三地的知名影歌星等，同样拥有中国人五千年历史的淬炼，也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相处几天下来，两岸年轻人居然像多年的老朋友，相知相惜，以致在离别时相拥而泣。两岸青年因直接接触所产生的血浓于水感情，必将是台湾青年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最佳触媒。 

这样一来，台湾学生自然产生对于大陆的亲近感，而在中共侵犯台湾时，这股亲近感就会转化为支持中共的力量。“中国统一联盟”组织显然是中共在台代理人，“青年交流”的目的是发展“不战而屈人之兵”。


三，胡锦涛的一手策划


“青年交流”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系统工程，是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一手策划的。

胡锦涛不仅策划实施，而且登台表演，7月12日，胡锦涛亲临一个活动现场，发表讲话，进行鼓动：“推动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归根到底要靠青年。”

这个活动现场由中共中央台办、共青团中央等十七家“单位”共同主办的“两岸万名青年大交流活动”，地点是北京“人民大会堂”。

这场主题为“两岸同心，我们同行”的大型联欢活动热闹非凡，常石磊与陈小朵这对曾经《我和你》推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舞台的中共音乐代表，又再次为两岸青年交流献上了活动主题歌《两岸同心 我们同行》，企图由中共统一台湾的野心，跃跃欲试。

这一野心鼓动了两岸万名青年大交流活动，并得到中共各方前所未有的配合支持，因为有胡锦涛撑腰。


四、蓄谋已久、精心培育


拉拢台湾青年赴陆参访并趁机洗脑之活动，由来已久，蓄谋已久、精心培育，仅仅公开报道的就不胜枚举。

2011年1月18日，第九届台湾杰出青年赴大陆参访团“到访河南农业大学。“民革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杨海燕，河南省委统战部党派处调研员张宏伟，民革河南省委副巡视员张智勇，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少兰，校党委副书记杨德东、副校长张全国和校党委统战部、学生处、校团委负责人出席活动。杨德东主持召开了见面会。

李少兰在见面会上讲话，她向参访团介绍了河南省悠久的历史传承，丰富博大的文化底蕴，名满天下的武术和美丽的自然景观及我校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李少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和谐统一，这种精神根植于华夏大地，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生存、团聚、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两地青年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衷心希望各位青年朋友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敞开心扉，真诚交流，在畅谈中扩大互信，在研讨中扩大共识，在交流中推动合作，在合作中共筑友谊。

李少兰等一笔抹杀了中共屠戮人民、分裂中国的罪行。然后，大陆职业的学生代表与台湾杰出青年赴大陆参访团成员一对一结成对子，带领对方参观了我校校史馆、标本馆和中原农业文明馆，双方还分组围绕学习、创业进行了深入座谈和交流。所谓“一对一结成对子”，是一个攻心战的好机会，可以秘密发展中共地下组织。在此之后，双方才在大礼堂第一报告厅举行了交流汇报和才艺表演，互赠礼物。访问活动在双方“朋友”的歌声中拉下帷幕，双方青年通过活动“增进了了解”，“结下了深厚友谊”。

第六届“两岸青年联欢节”辽宁行活动于7月7日在沈阳启动，7月15日上午，第六届“两岸青年联欢节”代表团一行人应阜新市共产主义青年团市委邀请到辽宁省阜新市参观访问。“两岸青年联欢节”是由中央台办、团中央联合教育部、中央统战部等部门共同举办的两岸万名青年大型交流活动。

最新的发展是：2011年“台湾大专青年认识大陆内蒙古自治区研习营”活动，报名日期：自即日起至8月1日止。其资格，是“对内蒙古历史文化有兴趣之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其费用，参加者仅须负担台北至内蒙古往返机票与个人证照费用。换言之，中共包办其余一切消费。其名额，十八人。其活动日期，2011年8月21日至8月30日。其行程，预计参访具内蒙古特色之景点与重点发展城市。


五、深入敌后、积极播种


中共不仅邀请台湾青年到陆予以洗脑，而且派遣特殊人物到台湾进行渗透访问。早在2009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江苏省青年代表团”就应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的邀请，以团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青联副主席张国梁为团长的江苏省青年代表团一行十二人赴台湾进行了为期六天的“友好访问”。在台期间，代表团与台湾青年团体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接触，先后拜会了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台湾杰出青年基金会、台湾“国际青商总会”、台湾“中国青年创业总会”、张老师基金会等青年团体，与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台湾“中国青年大陆研究文教基金会”、国民党青年团进行了会谈交流，并到台北内湖科学园区、南投县农业科技园区、九二一地震教育园区、剑潭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地考察了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青年工作情况。对台湾的综合国情，进行了全面的摸底和排查。

中共对此次活动的总结是：“代表团此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融入江苏全省对台工作的总体格局。代表团此次出访，在台湾江苏周举办不久，是台湾江苏周活动的延续。许多台湾青年团体的负责人先前已参加了台湾江苏周的活动，通过此次访问和交流，进一步落实和深化了台湾江苏周活动在青少年领域的成果，使江苏与台湾青少年间交流有了更为畅通的渠道。

二是受到台湾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代表团此次出访，得到较高规格的接待和安排，台湾知名人士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台湾各青年团体积极响应，主要负责人都与代表团进行深入的交流和会谈，对加强苏台两地青少年间的交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三是对台湾青少年工作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这次出访，在台时间只有六天，却与台湾七家青年团体进行座谈交流，并专门到台湾电子信息、高科技农业等优势产业的园区和青少年活动场所实地考察，对台湾青年团体的运作模式、工作方式和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产业发展的经验有了深入了解，尤其是围绕台湾青年团体如何承接地方政府事务，以专业化、事业化、社会化的方式推动社团和事业的发展进行了互动交流。

四是取得了丰硕的交流合作成果。代表团围绕加强苏台青年交流合作和推介江苏沿海开发等两大主题，与台湾青年团体及青年企业家进行深入交流。台湾各主要青年团体纷纷表示，将建立定期互访机制，并与明年合作举办“苏台港澳青年高峰论坛”，组织岛内青年工商界人士赴江苏考察了解沿海开发战略，寻求合作商机。

“江苏省青年代表团”在台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深入敌后、积极播种”的系统操作。

2011年5月1日，中共“西南西南民族大学”又启动了第五届 “民族风　两岸情”大陆少数民族青年学生赴台交流团启动，交流团由西南民族大学共产党党委副书记吉克跃林“教授”任团长，学校“两岸少数民族学生联谊会”、艺术学院学生师生组成交流团成员。当日下午，西南民族大学2011年大陆少数民族青年学生交流团顺利抵达台湾桃园机场。次日，交流团前往东华大学交流访问，他们参观了东华大学校园，走访了学校图书馆、民族学院等。随后师生在东华大学“原住民广场”举办文艺表演。现场气氛热烈，节目带来阵阵欢笑，增进了两岸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交流。交流团中的部分教授成员还于当天应邀访问了台湾实践大学，受到了校长谢宗兴教授的亲切接待，并同实践大学就加强校际合作事宜进行磋商，达成意向性协议。


六、台湾反制，实属必要


所幸我们看到台湾也没有闲着。2010年3月11日，为增进海外杰出青年深入了解台湾丰富多元文化及政经发展现况，台湾侨务委员宣布将于7月18日至7月31日举办“2010年海外杰出青年台湾文化研习营”活动，邀请现居住于海外地区，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七岁之间的大学或研究所在学（或应届毕业）者，并曾获得侨居国最高学术荣誉奖项（如美国总统学者奖及英代尔科学奖等）的海外优秀华裔青年菁英来台研习参访。 

2011年1月26日，由侨务委员会主办、淡江大学承办的“一百年第一梯次海外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举行结业式，共有来自巴西、巴拿马、智利、阿根廷、澳洲及纽西兰等中南美洲及大洋洲的一百三十六位学员出席。这是一项从1月7日起展开的为期三周的“台湾体验活动”，学员们一致表示，欣逢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他们参加首梯观摩团来到台湾参观台北花博、宜兰传艺中心以及各地特色景点，亲身感受到台湾民众的热情，让他们觉得特别有意义，他们也希望此行能将台湾的美好回忆带回侨居地，并推荐亲朋好友来台体会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欢庆气氛。

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任弘出席“结业式”时，希望学员们把握机会好好学习华文，他也期许学员们透过这次活动彼此多加联系，未来在事业上也能互相帮助，任副委员长说，这个台湾观摩团是今年的第一团，来自中美洲、南美洲及澳洲、纽西兰的年轻朋友们回来，经由淡江大学规划三周的环岛行程，希望他们留下对台湾的深刻印象，最重要是让他们学习中文的动机更加坚强。

2011年5月4日，来自菲律宾地区的一百五十位“2011年海外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第三梯次学员，在剑潭青年活动中心举行始业式。侨委会专门委员汪树华致词表示，欢迎学员来到台湾，希望能在精心规划的观摩团行程中，藉由到台湾各地参访，亲身体验台湾文化，进而学习成长。团长郭彦希先生则感谢侨委会举办观摩团活动，让菲律宾地区华裔子弟有机会踏上台湾的土地，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文化及建设，最后并分别致赠小礼物表示感谢。

这次华裔青年观摩团还参访总统府、立法院、国立台湾大学、故宫博物院、台北忠烈祠、国父纪念馆、客委会桐花季之旅、宜兰传统艺术中心、太鲁阁国家公园、垦丁国家公园、高雄左营海军陆战队、高雄仁爱之家、高雄世运主场馆、十鼓文化村、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等地，充分感受到自由中国的氛围，为抵制中共的分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用“爱台湾”来对抗中共渗透


在意识形态已经式微的今天，我们建议：用“爱台湾”来对抗中共渗透，可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要让华裔青年对台湾产生认同感，宾至如归，才能在关键时刻对抗中共。

今年以来，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办理的“2011年海外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继续发挥了这一作用，让海外华裔青年认识台湾，不但增进国内外文化交流，而且对于台湾的安全可以发挥潜在的帮助。

如果这样的活动也深入到大陆地区就好了。如果这样的活动，不是透过中共组织，而是由台湾直接组织大陆青年来到台湾，效果就会更好了。

例如由海基会出面组织，由台湾自己来物色人选，发起“中国大陆青年台湾观摩团”，那么其效果就可以深入影响大陆发展的方方面面，那么其影响就非同小可了。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第九节 “九二共识”的意义】


关于“‘九二共识’的意义”，本文久经构想，提出一个具突破力之阐释，希望能够有所启发：

“九二共识”是人类的智慧所能达成的奇妙成就，已经成为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石。

下面我们从中共熟悉的辩证唯物论的概念，来阐释“九二共识”，使之符合台湾的最大利益，不论蓝营的“维持现状”还是绿营的“走向独立”，均可以从下述阐释中获益良多。我们以此，可以帮助台湾化解内部争议，而从中共压力下获取最大的生存空间。

1、辩证唯物论描述的“辩证关系”也叫“对立统一”：从这一辩证关系来看“九二共识”，则可以认为台海两岸对立矛盾的双方，具有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关系。两者的“统一之处”是指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例如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台海两岸现在的关系就可以视为“统一的关系”，而无须期待或促成未来的其他统一。

2、从辩证关系再看“九二共识”，则台海两岸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因为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事物才能构成统一。

3、关于“九二共识”的种种争议，说明人们不解唯物辩证论的基本概念，因此无法和中共进行思想抗衡。更无法“以共之矛、攻共之盾”。关于“九二共识”的种种争议，说明人们没有理解在中共的基本词典里，已经预先承认了台海两岸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事物才能构成统一。

4、在这种“对立统一”的意义下——所谓“九二共识”，不过是重复了一个哲学原理，而并非任何意义的政治承诺。

根据以上的逻辑可以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可以达到共存共荣远景的一个“对立”，这一对立的存在，使得两岸可以通过“九二共识”的模糊地带，“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交流、互动，发挥各自长处。


一、“九二共识”的辩证关系


正因为“九二共识”如此奇妙，弄得不好也可能成为双刃剑，围绕“九二共识”兴起了风暴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前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发表“九二共识不存在”的言论，再度挑起敏感的“统独神经”。不过前副总统、民进党人吕秀莲却表示，朝野对九二共识的立场与诠释都偏离事实，民进党没有认真解读当年的真相。这一争议再现“九二共识”的奇妙之处。 

吕秀莲到台北监狱探视前总统陈水扁，针对蔡英文“九二共识不存在”的言论指出，九二共识不应只停留在字面上的存在或不存在之争，蓝绿不宜在九二共识议题上继续打口水战，应把当年国民党、共产党的主张向社会大众说清楚讲明白，避免朝野因立场不同，激化对立。民进党发言人陈其迈回应，蔡英文在十年政纲中已经把两岸关系说得很清楚，当选总统后将透过公开、民主程序，凝聚国内最大的共识，以此与中国互动、协商与对话。 

扁办前主任陈淞山认为，两岸认知的“九二共识”不同，台湾认定是“一中各表”，对岸却说成是“一中原则”，结果还是各说各话的“一中”，一样是没有共识的“虚拟共识”，等于是两岸关系的地基是被掏空或侵蚀的“海砂”所奠基而成，而“海砂长不出橄榄枝！”陈淞山认为，即使没有“九二共识”存在，台湾还是时刻必须面对与中国的政、经、社会往来及互动关系，永远无法忽视中国对台湾武力并吞的危机；民进党纵使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也要去处理“事实不存在、但现实政治已经存在且无法回避”的国共“九二共识”问题。 

但行政院前院长谢长廷却表示，“九二共识”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中国，谋求统一”，台湾若去接受就很危险，不仅是走向统一，也是破坏现状。谢长廷指出，其实国、民两党都是主张维持现状，差别在于民进党主张在维持主权独立现状下的变更，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决定；国民党虽然主张维持现状，但却是往统一的方向，其实才是变更现状。 

从上述围绕“九二共识”的纷争，可以看出“九二共识”确实是人类的智慧所能达成的奇妙成就之一，是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石：符合辩证唯物论描述的“辩证统一”也叫对立统一：这就是指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既要看到事物共性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对立的一面。因为，世界上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即辩证统一的。

对立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关系；统一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为前提。相互排斥体现的是斗争的一面，相互依存体现的是统一的一面。世界任何的两个事物，它们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事物才能构成统一。

从上述的辩证关系看“九二共识”，台海两岸对立矛盾的双方，具有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关系。两者的统一之处是指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台海两岸现在的关系就可以视为“统一的关系”。

从上述的辩证关系看“九二共识”，台海两岸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事物才能构成统一。

关于“九二共识”的种种争议，说明如果缺乏唯物辩证论的基本训练，因此无法和中共进行思想抗衡系、更无法“以共之矛、攻共之盾”。谈论“九二共识”，需要有一个基本认识：要知道在中共的基本词典里，已经预先承认了台海两岸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事物才能构成统一——所谓“九二共识”，不过是重复了这一哲学原理，并非任何意义的政治承诺。


二、“中华民国史”并无新意


2011年8月31日，大陆“中国社科院”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指出，北京历经四十年修订“中华民国史”，对国共斗争已有新理解；大陆方面认为，国共矛盾只是“不同社会精英做出不同选择”。他直言，新理解有助两岸未来走向政治谈判。

其实，金以林的“新理解”毫无新颖之处，不过是辩证唯物论的老调重弹，只是强调了国共斗争双方的“统一性”一面，而文革时代则是强调了国共斗争双方的“对立性”一面。中共在此“辩证唯物论”的变脸之下可以朝令夕改、游刃有余，而无须脸红、内疚。

金以林的“新理解”显然具有“喊话”意味，他是借着社科院在北京宣布全套共卅六册“中华民国史”出版发行的机会说出来的。他以套书主编的身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大陆“重新看待民国史”，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国史已成为两岸共同历史记忆”，大陆跨出这一小步，代表两岸跨出重大一步。金以林指出，远自一九七一年，时任中共“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就亲自指示，将民国史研究列入国家出版规画；迄今历时四十年，民国史研究从最初的“险（危险）学”到如今的“显学”，这套书完整总结中共对民国的立场。 

金以林表示，任何转变都是有趣且有意义的，大陆对民国研究的新理解也不例外；大陆对抗战史已越来越客观，也不再避讳谈论“国军”的贡献，甚至认同蒋介石是抗战领袖，是让中国成为“战后四强”的关键人物。金以林指出，过去大陆称这段历史为“革命史”，但研究到最后总是选择“历史选择中共承担中国使命”等大论述；新理解确立了国共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不再强调“国败共胜”，而以平实口吻叙述，国共矛盾是不同社会精英做出的不同选择。新理解不再纠缠于谁胜谁败，并强调国共的历史选择都是出于“让中华民族更好”等共同期待；相信新理解将带给两岸前所未有的启发，解开纠结的历史，铺下两岸未来走向政治谈判的基础。

新华社报导，由社科院主持编纂的“中华民国史”共有卅六册，其中分为“中华民国史”共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共12册，以及“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共八册等三部分，全套约两千万字。这套书是大陆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项目，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史”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照中华民国创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等历史分段；“大事记”采编年体方式写成，编排从1905年到1949年间历史大事；“人物传”以简传方式记录民国年间各领域的上千名代表人物。

社科院主持编纂的“中华民国史”并非新鲜货色。据台北国立编译馆在1994年主编的“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一书指出，北京的动机在为自己的政权取得正统地位。该书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动机中指出，北京企图透过编写出版“中华民国史”来夸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进而为邓小平完成所谓在19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的“统一台湾”作政治服务。第二是，企图透过对史实的扭曲，把它的政权推上历史的“正统”。第三、采用中国人历来纂修“断代史”的惯例心态，企图通过修史的手法，来暗示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第四、突出共产党在民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反共与否来评价民国的历史人物，歪曲历史，为中共制造不实的假相。

“中华民国史”的出版，说明中共的急迫感，也说明“九二共识”给中共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三、两岸统一的基础是四六宪法


目前正值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大陆也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种新的思潮正在大陆内部兴起：两岸统一的基础是四六宪法。

大陆民办教育家、《新快报》专栏作家、信孚教育集团创办人及董事长信力建撰文指出：

对1946年12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以及会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我们这边的评价一向甚低。官方说法是：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后，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规定，单方面召开了这次“国民大会”。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以及胡适、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社会贤达”一千六百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无所作为，推选吴稚晖为会议主席，蒋介石等四十八为主席团成员，洪兰友为秘书长。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故又称为“制宪国大”。有的甚至还称人家这次大会是“伪国大”。至于这部事实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宪法，官方的评价则是：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1月1日由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计14章175条。《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特点是：以自由平等为标榜，坚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名，保障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和官僚资本的经济垄断；以“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之名，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之实。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关键是因为其主要参与政党为中国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而中国共产党和民盟（除民社党外）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并拒绝承认其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然而，事实上这次国大通过的宪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看，都有其杰出之处——很多地方就是今天我们采用的宪法也望尘莫及的。

说到四六宪法的意义，首先应该看到：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使得国民党的合法性问题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解决。谈到国民政府的合法性，这个话题可能比较宏大。中华民国的法统来源于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对这个法统的继承和延续。而此前主导这个法统的是北京北洋政府，但经过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及曹锟贿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实际上已经大大耗尽了北京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所以后来通过武力讨伐而取得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具有一定的道义资源，但这还不足以成为合法性的充分理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面临重塑政权合法性的历史任务，如此方能继承延续中华民国法统。而1937-1945年在中华民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时，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卫国战争胜利，废除了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所有屈辱不平等条约，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这无疑成为战后国民政府合法性来源之一。

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四六宪法许多规定也极富现代宪政思想，便是在今天也令我们心向往之。

2011年6月16日，马英九在出席《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新书发表会时表示，蒋介石“最大的贡献是制定并实施‘中华民国宪法’”，因为这部“宪法”是一部“涵盖全中国人的‘宪法’”，更是现在“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依据”。

的确，中国大陆必须回到四六宪法，以此为基础，中华民族的统一才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四、台湾的意义超越中国


台湾的意义已经超越中国，而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与价值。

美国田纳西州罗兹学院（Rhodes College）国际研究教授康培庄（John Copper）8月29日在美国外交政策刊物《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发表文章，指出为了全球人类的福祉，美国应该继续保住台湾。

康培庄说，最近几个月来，美国传媒和学术刊物上，有关台湾的争论文章、专栏文章、评论文章铺天盖地。不少文章认为，台湾失去了对抗中国的价值，对美国已经无关紧要；美国无力承担保卫台湾所需的更多军事开支，因而应当放弃台湾。只有极少数文章谈到应该防卫台湾，对美国应否保住这个盟友，发生了很多争论。这些文章认为，台湾是民主的、有主权的、忠于美国的，在战略上对美国十分重要。

康培庄认为，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有两点值得一议：其一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其二是地缘政治的因素。1890年12月，美国陆军在南达科塔州伤膝河（Wounded Knee）战胜了印第安人（史称伤膝河大屠杀），这标志着印第安战争结束，美国从此可以把注意力从巩固西部领土，转向对外事务。伤膝河战役之后不到十年，美国即走上成为世界强权之路。1898年，美国海军在美-西战争中击败西班牙，夺取了西班牙属地菲律宾和关岛。同年，美国合并了夏威夷，签署了三分萨摩亚群岛的协议。1900年，美国占领威克岛。在那之前不久，美国开始开凿巴拿马运河。

美国海军的发展，对实现上述这些开疆拓土十分重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建造了航空母舰，并依靠它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面。1945年，美国拥有由一千六百战舰组成的海军舰队，没有任何国家敢于挑战美国。

康培庄认为，如果中国重新统一了台湾，那就将是中国崛起的伤膝河战役。中国统一台湾后，可以腾出手来，进一步实现其海上强权美梦。最近二十年来，中国海军相对于陆军、空军，获得了更多军费，显示中国准备大力发展海上力量。而这也和上述第二点，即地缘政治环境有关。中国在地理上受到北起日本，经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一直向南延伸至澳大利亚的岛链“遏制”。

中国海军要进入太平洋，就必须穿过这些岛链。中国商船队和海军舰队，必须往南穿过形同束缚的马六甲海峡，才能获得能源和天然资源。因此有的战略家把东亚的岛链视为“面对中国的长城”，中国海军军官和战略家认为，中国“身处盒子中”。总之，这一地理形势十分不利于中国在太平洋扩展其影响力。但如果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中国海军将不再被包围，而且实际上还会冲破第一岛链，抵达“第二岛链”——关岛、马里亚纳群岛和中太平洋的其他小岛。

最重要的是，台湾东海岸的港口将为中国海军的主力——潜艇舰队提供优良基地。中国潜艇可以从台湾迅速潜入难以侦测的深海，抵达美国西海岸，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因此不论从美国的历史经验，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台湾对美国都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性。


五、“九二共识”是历史的伏笔


康培庄是个美国人，他对中国事务的分析是美国式的，用来说明美国人心目中的台湾价值则可，用来预测中共的崛起则不然。套用美国经验来看中共，多少有些隔靴搔痒。

在我们看来，中国大陆的内部裂痕，远较一百年前的美国为甚。因此不要说中共统一不了台湾，就是中共暂时统一了台湾，它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就势崛起，而只能像暴秦、隋炀帝那样灰飞烟灭。被秦始皇征服的山东六国、被隋朝征服的江南人民，还不是照样起来消灭了暴政，这样才迎来了汉唐的盛世。

“九二共识”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中国大陆也在“后共产主义”的实际轨道上迅速发展，其中台湾的开放与示范作用是无法磨灭的。

将来的历史将会进一步证明：中国大陆迟早会重回中华民国的法统，而“九二共识”就是其伏笔。


 （二〇一一年九月八日）



【第十节 解析中共《和平发展白皮书》】


与多数的海外评论不同的是，我们可以认为：中共追求国际和平的努力多少还是有些真心的，因为中共实际上非常怯战。

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其实从来没有单独与美国作过战，因为不敢。中共要么联俄抗美，要么联美抗苏，绝对不敢单挑其中之一。唯有一次，1989年中共还是因为内部镇压而遭遇全球谴责制裁，谁也靠不上了，于是立即惶惶不可终日，立即给台商开出极大优惠条件，而且对日本右翼政权卑躬屈膝。

不仅中共如此胆怯，甚至自称“大日本”的倭寇国家也从来不敢单独与白种人作战。小日本只敢躲在英国、德国的后面向俄国、美国发动偷袭……日本即使如此胆小，结果还是单独吃定了两颗原子弹。可见，除了满清那样愚昧的家伙，亚洲至今还没有敢于单独向欧美开战的国家。如果中共真的敢于向美国挑战，那就比满清还要“伟大”了。不过，我们有理由对此怀疑。

我们量中共绝对不敢单独向美国挑战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共追求国际和平的努力多少还是有些真心的，因为中共实际上非常怯战。十分明显，中共甚至缺乏“大日本帝国”那样的独立能力，至今无法摆脱苏联的残余影响，又如何谈得上独当一面、开辟亚洲的新局呢？


一、国际不信任中共和平愿望


2011年9月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全书一万三千字，是在南海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北非民主革命浪潮席卷大地的背景下颁布的。白皮书希望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从中共的作法来看，这份文件无法说服亚洲邻国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意图。因为中共奉行的一些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与国际现行的文明秩序格格不入，国际社会对它也越来越不耐烦，对这种批评，想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中共当局当然需要用一种国际统战的方法来做一种解释。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明汉(Michael Mazza)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白皮书的内容多半是一些宣传用语，缺少官方对于政策立场，尤其是安全议题方面的具体表态，因此也无法让人对中国的发展意图放心。“听其言观其行”，中共说的再好也没有用，关键是要看你的行动。那么行动呢，人们看到的是中国在军事发展上面投入越来越多，军备的增长相当的迅速，与周边国家军事发展的距离越来越明显。那么自然会引起周边的警惕。那么另一方面中国在对周边关系上面也存在着很多纠纷，像南海呀，跟日本钓鱼岛呀，与印度有很多不管是历史的和现实的麻烦。那么军方也在政治舞台上影响力越来越大，表现出在这些问题上的处理跟过去相比是越来越强硬，这个也是周边国家感觉到一种恐惧。另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不民主，它的政治决策尤其是它的军事发展一直是不透明的。那么这种没有监督，没有制约的这样一种武装军事发展，事实上使得它周边这些地区成为未来引发危机的一个火药桶。

中共甚至没有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一直在扩散核生化武器，并且积极发展核子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中共在国际间的表现，已经很难让它的亚洲邻国相信它的和平发展意图。美国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披露，北京当局对台湾部署约一千二百枚短程导弹、四百九十架战机，并在去年加强对台湾的网络攻击，报告中还指出，中共在海南新建的海军基地，能容纳弹道导弹、潜舰及航母等大型军备，未来十年它还将建多艘航空母舰。

上述情形使得国际间无法信任中共的和平愿望。


二、中共白皮书是宣传与公关


据统计，从1991年至今二十年来，中共官方共发布了七十多份白皮书，这些名目繁多的白皮书往往有两个特点：一是长篇大论地谈政策，还是以往的官话套话，了无新意；二是体现“三多一少”：美化吹捧自己多，为自己的意图和做法辩解多，批评别人（国）多，很少讲出自己的失误和不足。所以，这好几打白皮书也胜不过一只航空母舰吧。现在向它航空母舰，包括最近又有什么更换卫星轨道等等军事上的发展，包括隐形飞机这些实际的动作，都比这个白皮书自身更有说服力了。

白皮书里中共津津乐道、自我吹嘘，说中国的崛起（实为畸形发展）打破了以往“强国必霸”的历史发展轨迹。其实，中共之所以“不霸”，一是由于还不够强，二是由于美国的存在。如果中共再强一点，美国再弱一点，中共迟早会露出狐狸尾巴。

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不是霸权？虽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中共是站在过去意识形态的角度，以贬低、敌视美国等为出发点的，是以有意损毁来代替理性分析，借机误导。一方面，这是中共独裁政权的本质使然，必然与世界民主正义一方为敌；另一方面，则是中共的“酸葡萄心理”的体现。

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是“羡慕妒嫉恨”，屡屡受制但又无可奈何。放眼世上，除萨达姆、拉丹、卡扎菲之流外，中共大概是最恨美国了，所以只能在舆论上误导搅合，制造诸如“侵略”、“为了石油”、“干涉内政”之类进行煽动，混淆黑白。

由此可见，中共的白皮书是宣传与公关，是谎言多于真实的哈哈镜，要想从中得到正确的资讯是不可能的。


三、中共何以不能“和平发展”


中共虽然不敢对美作战，但也不能“和平发展”，这是由其专制独裁的政权本质决定的。

例如中共这次白皮书公布的“六项核心利益”（分别是“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就具有扩张性质，很容易擦枪走火、造成国际冲突。

尤其出乎人们意料的，白皮书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单方面制定的《宪法》，竟然成了中国国家的六项“核心利益”之一。其实，所有十三亿中国人非常清楚，中国《宪法》至今六十多年一直在“零运行”，没有任何一个《宪法》的法律执行与裁判机构，也从来没有审判或审议过任何一例《宪法》案件。现在，中国共产党却将“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列为“核心利益”，简直是莫名其妙。显然，中共所说的“国家利益”只是专制独裁的核心利益。

考察一下中共六项“核心利益”一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全球金融海啸以来频频见诸于中国在国际广泛的外交场合。不过它第一次在外交场合使用，是2003年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会谈中，将台湾问题列入中国的“核心利益”。随后的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中国方面的“核心利益”归结为三项：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为戴秉国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列在“维护基本制度”之后，就曾引起中国大陆知识界的异议和批评。

2011年3月，中国发表2010年度“国防白皮书”，在“建立军事互信”部分中明确提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但仅仅笼统提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访美期间，也以对等口气再次提到中美必须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不管是在亚洲或是在全球各国，中共党的“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全球各国都一直相冲突，且在未来还一直冲突到底。众说周知：中国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这样又有什么“国家利益”可言，全球各国哪一个党的军队能维护“国家利益”？这是全球各国与中国、中国党的根源不同。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6月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战略对话会议时，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将其归纳为三项：中国的国体政体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其中这三项中，有两项都事关执政党的。“大局稳定”，是执政党的大忌，绝不允许有执政党之外的任何丝微变动；其“基本保障”，也是围绕执政党的利益而全面展开——这些都与“法制国家”相根源阻抗。

面对近年来中国外交频频强调其“核心利益”，许多观察家、评论家将其解读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强烈自信、自我的表现；但也有资深研究者认为，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执政党的一些方面“危机感”；更重要的是：这种“危机”其本质是执政党而非对任何政府而言，因为任何国家都要有一个“合法”的政府来领导，而执政党却要通过“合法”的国家机制来达到“执政”，中国的这种机制六十年以来一直残缺，形成了“一党独霸”一党“独霸天下”，没有任何“法制国家”的基础和来源，这是对外。而对内更是没有任何“和平发展”的基础可言，众所周知的中共“十数次路线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等，这是全球各国怎样的“和平发展”环境？一个国家的“和平发展”有外部、内部的“整体环境”，中国长期这样严重背离的社会、政治、独木行舟的国家环境，怎能撑起“和平发展”国际、国内大伞？

中共不能“和平发展”，因为其“核心利益”正在不断膨胀。这是再重走苏联、日本军阀、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的老路，很可能触发世界大战，因此构成了非常危险的信号。


四、白皮书停止政治改革


有舆论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发展到当今阶段更是如此。所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可以作为施政宣言读。六大核心利益里，内政有两条，一是“国家统一”；二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看似不言而喻、老生常谈，实乃“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沉痛之言，字字围绕“政治改革”。

目前，除了分治的台湾，有分裂之虞的至少有两大地区：西藏和新疆。“一国两制”对台湾没有吸引力；西藏“高度自治”在中国没有可行性；“柔性治疆”与“疆独”的拉锯战则胜负未卜。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毫无疑问是用武力，台湾尚未言独。后来“台独”势力利用大陆“和平崛起”，把独立大大推进向前，制造了现在勉强“维持现状”的局面。西藏和新疆的独立，过去根本没人敢大声说出来，只因政治改革放松了“地区控制”，形成了自治或独立运动。若拿“苏联解体”当作前车之鉴，结论也许是：中国不能付“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样的代价。

维持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国家的统一，政治高压、军警管制、经济策略……多少手段都不够用。尤其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向与中央若即若离，没有铁腕，何以钳制？“政治改革”也者，控制放松之意。老邓他们说说而已，形势所迫有所松动，尺度看得是很紧的。雷声大雨点小，拿掉胡耀邦、赵紫阳，隔代指定政治上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措施，都是提醒全党全国：政治改革浅尝辄止可矣，不能冒险走远。搞政治的人都知道，在与敌对势力的争夺中，一旦开始退缩，就会一退再退，以至溃不成军。

大家知道，中共1980年代一度不提意识形态、放宽政治标准、缩编“帽子工厂”，致使人们：想以往之不敢想、说以往之不敢说、做以往之不敢做；各个领域的“多元化”得以萌生、发展和传播；连带地漫延到统一分裂、自由民主、体制人权等禁区。造成了今天这个中共不能容忍的局面：以谈忌为时髦、以犯忌为己任的场面；不仅质疑其执政合法、冲击其执政基础，还要剥夺其执政的利益。所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所列六大核心利益中还有“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云云。此话，前半句是对“境内外的敌对势力”说的，闪烁在字里行间的是：稳固而牢靠的执政党地位，不容干扰和动摇；后半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才则是公关术语。而把只能由政治制度、政权体制来保障的项目，列为分毫不能相让的核心利益，也就告诉人们：为了保障这些利益，中共做好了一切准备。毛早就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被国际大环境迷惑的党内“温和派”的主张可以休矣——“十八大”领导班子认为：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悬崖勒马的雷池边缘。所谓以我们说：白皮书意味政治改革已经停止。


五、一党专政是白皮书核心利益


不过对台湾的安全比较有利的是：“统一”并非中共当务之急，一党专政才是中共的第一个核心利益。

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一直是中共思兹念兹的事。过去，它在宪法层面上作出硬性的规定。现在，它还要从意识形态上把它提升为国家的最高核心利益来加以巩固。中共愈是这样做，就愈突显出这个政权所面临的来自人民的挑战。

事实上中共为了保护自己的独裁地位，处处把自己的位置摆在社会之上，这是它一贯的做法。这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尤其突出。例如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提出树立“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即“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二十个字的价值观时，就已经把党的利益放在人民和国家之上。

在两岸关系中，一党专政也是中共的最高利益。

例如，中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唐永红在《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发表专文《厦门经济特区新定位：两岸一体化先行先试区》，也是企图用暗渡陈仓的办法来制造一种舆论，给人一种错觉，觉得只有中共现政权才有办法来“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从而用这种办法把一党专政与国家统一结合起来，谁反对中共的倒行逆施，谁就是反对国家统一了。 

为了把一党专政与国家统一结合起来，该作者辩称：通过构建“‘两岸一体化先行先试区’与‘厦门自由经济区’，可将新形势下厦门经济特区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对台工作先行先试有机结合起来，将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区域（两岸）经济的合作发展、对台工作的深入开展、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整合构建起一个有助于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区域（两岸）合作、促进国家统一的平台，可在加速两岸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安全）一体化，进一步发挥对台优势与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发挥经贸活动自由化与便利化试验田与先行区作用，以及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与辐射源作用。”但其实这些措施都是辅助性质的，其目的在于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


六、解析


理解了中共的核心利益就在于维护其一党专政，就能看懂《和平发展白皮书》里的官腔不外乎是为固其一党专政来软硬兼施地推行一种“战争边缘”的恐吓措施。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共的政策极限无非是“通过武力恫吓来拿到战场上拿不到的利益”，中共得宣传把这些得寸进尺、日新月异的利益，叫做“核心利益”。

不过，利比亚独裁者格达菲在2011年10月20日的覆灭，已经为中共的“核心利益”及其“和平崛起”敲响了丧钟：与西方世界的和解，并没有挽救反而使加速了专制制度的瓦解。中共迟早会步上他的小老弟格达菲与老大哥苏联的后尘，随风而去。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十一节 中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抗茉莉花革命】


一、异乎寻常的《刑事诉讼草案》


2011年8月30日，北京政权之“人大网”全文公布其《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立刻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并引起广泛的质疑和批评。舆论还指出：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抛出的时刻是异乎寻常的。

中共《环球时报》社论被迫承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民意，这是现行刑诉法的第二次修正，修正内容有可能超过原条文的1/4。修正的大方向显然是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力，这个大方向是中国社会这十几年对公平正义不断追求的结果，今天中国人对程序正义的觉醒是空前的。然而中外舆论对刑诉法修正案并未报以掌声，反而围绕‘拘留通知条款’提出并不专业的质疑，认为修正案对就拘捕通知家属的几项例外规定，是为‘秘密拘捕’埋下的伏笔，一些人宣称这是刑诉法的‘明显的倒退’。 ”

广东《南方都市报》的社论则尖锐地指陈：“以草案全文正式发布为节点，法律界人士对于本部草案的评价态度迥异。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在此前后，刑诉法草案呈现给公众的印象甚至可用截然相反来形容：草案公布前，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所能看到的皆是被归结为几大‘亮点’的正面评价；但在期待值日渐升高的时候，摆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部令人五味杂陈的草案文本。‘进步处如小脚老太，退步的地方像奸夫狂奔’，这已不是个别法律人的个别感慨。”“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关键时刻，它关乎中国法治的整体进程，并将直接影响亿万共和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刑诉法大修，必须直面公众的所有不安与恐惧，更好地体现‘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程序法要义。”

北京《经济观察网》署名张培鸿的评论称：“真正的问题不是允不允许秘密侦查和监听监视的问题，而是该如何限制这些措施被滥用，防止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对此问题，草案的规定完全不能让人放心。且不说它将通过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手段得到的线索和材料完全合法化、证据化了，而且启动这些针对不特定公民实施的手段在审批和决策程序上又实在过于随意，因此一旦颁布实施，势必面临被滥用的危险，严重侵犯人权。” 

“至于监视居住措施，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的虽然不多，但此次修改却有几处值得警惕的动向：一是明确了可以不在自己家中，而是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其它地方实施监视居住，这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变相羁押；二是草案规定有碍侦查或者符合其它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家属监视居住的地点，这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强迫失踪’。鉴于监视居住时间可以长达半年，草案一旦获得通过，将是非常恐怖的。”

红歌盛行的重庆《时代信报》署名郭文婧的评论则企图打圆场称：“‘秘密拘捕’或许有存在的某种必要，简单将‘秘密拘捕’入法说成是刑法的大倒退，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必须坚持一点，‘秘密拘捕’是例外，是特殊情况，而绝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常态。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无程序正义，即无正义。


二、《草案》在大陆内部引起争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也就是说，即使是“秘密拘捕”，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并经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使用。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草案》让人们看到了中共可以“秘密拘捕”的“法律根据”，却没让人们看到相应的程序和救济措施。

法治信仰的确立，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一点一滴的“有法必依”来慢慢塑型。而对法治信仰的破坏，却是非常容易的，一条不符合人性、人权的法律规定，一次不公正的法律适用，就可能将个人乃至社会的法律信仰大厦予以颠覆。中共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立法，却为了一党专政的私利，完全不考虑这一点。在很多人看来，该草案一旦获得通过，则意味着中国法制的倒退、警察权的扩大以及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修改法律是常有之事，但中共这次的动作却特别大。此次《草案》共有九十九条，将把原有的《刑诉法》从原来的二百二十五条增加到二百八十五条。修改面大，涉及条文多，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

该草案一经发布，有些条款的修改便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极大争议，首当其中的便是第三十六条。该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另外，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逮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大凡专制国家，警察权就会特别大，按说，如果统治集团真的希望不断提高法治水平的话，应该想方设法地约束警察权，而不是从法律上去扩大警察权。

在当前，针对政治异议人士以及维权人士的秘密羁押在各地已经是时有发生，如果此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的有关条款能在以后获得通过，那么，“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很可能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公安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秘密拘捕”将泛滥成灾。


三、中共《刑事诉讼法》越改越糟


中共《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颁布实施的，1996年伪“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因存在重实体而轻程序、非法证据难以排除、侦查部门权力过大、审判活动没有独立性，以及律师权利难以落实等诸多弊端，致使长期以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损害了国家的法律尊严和程序正义。由于刑诉法修改涉及公检法等权力的再分配，各方利益艰难博弈而难以达成共识，所以刑诉法修订自2004年有动议以来，各方利益难以摆平，修订程序一度陷入停顿。2011年6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后，该法才启动第二次大修日程。

此次修法虽有形式上的“进步”，但其其条款出现了许多设计上的隐患，将导致“秘密拘捕泛滥”。例如，万众聚焦的修正案草案第八十四条：“拘留后，应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此项免除“通知”义务规定，也适用于监视居住、逮捕等强制措施。

这项规定，意味着“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几种情形，都可以成为对当事人“依法失踪”，并不通知家属的理由。这是本次修法遭到民众谴责最激烈的“侵犯基本人权”条款。

此次修法如此明显的倒退，连中共的军头都感到自身受到了威胁。据香港南华早报论坛消息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梁光烈听取了军委法制局相关立法汇报，提到被各界鞭挞的《草案》。梁光烈看了相关报道和网友评论后认为，中国大陆也要保障人权，不赞成搞秘密拘捕和随意监视。梁光烈并委托军委法制局将相关意见转述给全国人大的军队常委和解放军代表，一定要表达正义的立场，不能对秘密拘捕进行投票支持。显然，军头是害怕中共特务的匕首有一天会对准了他的后背。

回顾2007年10月大陆通过的《律师法》，当时也以“法制进步”进行包装宣传的。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特别增加了“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代理辩护意见时，不得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和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条款。这表明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代理辩护意见被套上了紧箍咒，随时都可能被冠以“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和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名堂入罪。这使之成为当局任意打压维权律师的合法借口。此举正是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律师参与对异见人士与维权代表的大胆辩护而进行的“请君入瓮”的政治设计。许多维权律师纷纷失踪，构成一些著名的案例。

自从《联合国人权宣言》诞生以来，人类人权事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1992年通过《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宣言》，“保护人权”现已成为普世价值的基本准则，特别是2006年12月联大通过《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以来，“强迫失踪”也已被视为侵犯人权的罪行，为国际社会所严禁。但共产党的公安国安机关，都利用所谓“无法通知”、“有碍侦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专门对付异见人士、维权者以及宗教人士。

今春阿拉伯“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共当局自知来日无多，于是加紧镇压，不少维权律师和推特的推友先后失踪，亲友长时间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完全是纳粹德国“夜雾计划”的翻版。现在，《草案》要把这种恐怖活动法律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法制进步”。


四、中共《草案》是一项恐怖威胁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草案》是一项对大陆公众的恐怖威胁，连中共的军头都感到害怕与反感。

而中共之所以要进行这一恐怖威胁，是因为其担心自己的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

2011年11月下旬以来，一份中共内部流出的“通知”提出：要求各媒体对网络进行监控。通知称，有网民在互联网上传播一封名为“各城市人民进行抗议官员掠夺百姓财产，要求官员民选行动”的邮件，并煽动各城市民众到广场集会。通知要求，涉此言论的信息第一时间处理，并上报。同时要求涉日、艾未未案、湄公河案等言论第一时间删除。

该通知称，近期有网民在电子邮箱发邮件煽动2011年12月8日“各城市人民进行抗议官员掠夺百姓财产，要求官员民选行动”，公布各个城市抗争行动地点，称要在2011年12月8日，中国城市平民第四期维权抗争行动。

邮件具体内容如下：

据中国国务院调查报告指出：中国131万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中国股票证劵市场中的总投资资金，干部及其家属就占了75%；中国大多数省市地厅级以上官员的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相当于普通职工250年至300年的工资总和；中国内地私人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和海外的资产）超过一亿元者，90%以上是高级官员子女。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指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5,000万。这些人只解决了温饱，但其生活水平仍低于社会公认的基础水平，以至于未能得到医疗保障和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众所周知，中共当局会编造所有对其政权不利的数据，因此，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被中共当局和谐了和编造了的数据，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实际上是官方公布数据的2至3倍以上。中国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这么富有，同时，大量的城市平民却在贫困的环境中挣扎。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目前的现状。一方面，中国的官员们通过贪污受贿，聚敛了大量的财产；另一方面，官员们和他们的家属，通过垄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舆论权力和教育文化权力，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而普通的、无权无势的城市平民，很难找到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

作为城市平民，面对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社会，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必须奋起抗争。只有抗争，才能改变现状；只有抗争，才能改变未来！中国茉莉花民主运动全国总指挥部决定：至即日起，支持全国城市平民的抗争行动，维护全国城市平民的利益，将作为中国茉莉花行动的一项长期的和重要的工作任务。同时，将每月8日定为全国城市平民的维权抗争日。呼吁全国城市平民在每月8日，到各省会城市广场集会抗议，或者组织和参与任何形式的抗争行动。

集会诉求：抗议官员掠夺百姓财产！我们不再信任现任官员，要求官员民选！我们要分享社会财富！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生存！清除贪官污吏！反对官僚垄断！反对权钱交易！

集会时间：2011年12月8日下午2点。如果环境和条件有利，可随时举行集会，或举行其他形式抗争行动。

集会地点：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

上海市：人民广场

天津市：海河中心广场

重庆市：人民广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索菲亚广场

吉林省：长春市文化广场

辽宁省：沈阳市中山广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广场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广场

山东省：济南市泉城广场

山西省：太原市五一广场

安徽省：合肥市市府广场

江苏省：南京市汉中门广场

浙江省：杭州市黄龙广场

湖北省：武汉市江滩广场

广东省：广州市花城广场

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广场

湖南省：长沙市黄兴路中心广场

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广场

海南省：海口市明珠广场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人民广场

甘肃省：兰州市东方红广场

青海省：西宁市中心广场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

陕西省：西安市钟鼓楼广场

广西自治区：南宁市朝阳广场

云南省：昆明市东风广场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广场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广场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大昭寺广场

类似上面的宣传品，在中国已经铺天盖地、防不胜防了。难关中共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一天到晚不思茶饭，只想“把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


五、中共砸重金严防“阿拉伯之春”


2011年11月22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称，中共砸下重金来严格防控“阿拉伯之春”，报告称中国已经建立大规模监控网络，来监视民众以及应对任何对国家稳定存在的潜在威胁。

在报告中称，2010年，中国对国内安全投入835亿美元，超过了812亿美元的军事预算，而且中国国内安全预算在未来数年中仍将继续增长，增长速度还将远远超过军事开支。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称，中国发生的抗议事件数量正在增加，动因主要是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收入不均、腐败、污染和通货膨胀等。

该报告称，由于担忧中东“阿拉伯之春”引发中国国内动荡，中国共产党反动政权已经扩大了对网上信息、使用通讯工具的限制，并限制外交记者自由以及逮捕异议人士。报告称，年初埃及抗议发生后，中国民众无法在网上搜索“埃及”或“开罗”等词。

报告还指出，互联网限制和媒体宣传并不是中国控制国内的唯一方式，中国共产党反动政权已经在重庆建立起全球最大的警力监视系统，在社区和公园等地安装了50万个摄像头，覆盖400平方英里。

市场研究公司IMS Research称，2011年，中国安装了超过1,200万个摄像头，2010年安装了超过1千万个。美国2011年安装的安全摄像头个数为350万个。但中国共产党反动政权称外界所指的数字是误导性的。

一位中国问题分析人士称，担忧颠覆政府并不是增加安全开支的唯一原因。中国安全事务研究人士谭睦瑞（Scot Tanner）表示，中国增加国内安全开支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确实包括担忧动乱。但他表示，犯罪活动在中国也在滋长。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国际安全与国防政策中心主任多宾斯（James Dobbins）也表示，中国并没有真正感觉到外部威胁，中共政权虽然意识到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这样的威胁并不紧迫。多宾斯明确地指出：使得中国共产党更加紧张的是来自大陆内部的、对共产党体系的威胁。他说，中国人口众多，有着多个不同民族，而且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中国民众所拥有的期望并不能够完全实现。

从上述种种情况判断，中共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来对抗茉莉花革命的担忧，也是事出无奈：目前大陆的经济增长正在变缓，泡沫经济开始破裂，这将产生爆炸性的社会结果。如果处理得不好，秦末和隋末的那样的人民大起义，就可能席卷中国。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十二节 中共如何看待马英九提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及台湾之因应策略】


一、中共大幅报道马英九提议


中共“深圳卫视”2011年10月17日《直播港澳台》节目播出视频，报道“马英九公布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三大条件”说：“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黄金十年系列记者会10月17日举行了第五场，主讲两岸关系。马英九表示，十年内要满足三个条件下两岸才能签订和平协议。分析认为，马英九设置这么多前提条件，说明他暂时没有签和平协议的考虑。”

马英九提出三个前提，一是民意高度支持，二是台湾确实需要，三是台立法机构监督。对于未来四年任期内是否推动两岸政治对话，马英九强调要看时机是否成熟，但不会以时间表来决定推动时机，所谓的时机就是指是否达到三个前提条件。“深圳卫视”特别指出马英九说过：“我们说先经后政，就是并没有排除跟大陆未来做政治的对话。”“深圳卫视”评论指出：“连任任内政治协商有没有谱，马英九没有开支票，不过‘黄金十年’对比蔡英文的‘十年政纲’，马英九信心十足。”


二、中共深入评述马英九提议


中共对台工作的特殊媒体“中国评论社”在第一时间就发表了评论《“两岸和平协议”有望签署》。

该文认为：“马英九的第一任期时间所剩无几，有没有第二任期尚是未定之天。10月17日，马英九在一个选举造势场合突然抛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三条件：一是民意高度支持，二是台湾确实需要，三是台立法机构监督。依笔者之见，即便马英九在2012年连任成功，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美国，再就是马英九的性格缺陷使然。”

该文回顾：“马英九在2008年竞选时曾经信誓旦旦地主张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这一主张提出的背景是，当时在任的民进党陈水扁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撞墙’式对抗政策，通过两国论、去中国化、修宪、废统等选举操弄使两岸关系剑拔弩张，面临战争边缘。马英九在当时提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主张颇得民心，民进党也找不到批判的着力点，加上陈水扁当局的贪渎无能已使台湾民众忍无可忍，许多人抱着‘换人做做做看’的心理，才最终把马英九拱上‘总统’宝座。可是马英九上台后，似乎得了‘健忘症’，几乎不再提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这档子事。马英九本人或有关官员被问及此事时，常常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时机尚未成熟’之类的官腔来搪塞。这里面有什么玄机？众所周知，大陆现在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与台湾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差距日益拉大，在这种博弈过程中，台湾明显已处于劣势。按理说，两岸签署和平协议是台湾（作为弱小的一方）最大的安全保障，也是台湾求之不得的事，也是造福两岸人民的大好事。大陆最高领导人也在发出类似呼吁，可马当局仍然无动于衷、充耳不闻，其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美国。这个台湾的“后台老板”不点头，马英九不敢贸然行事：

美国两岸政策的目标已是“司马昭之心”，也就是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事实上的“永远分离”状态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依据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同时依据《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和大陆打交道，“两头通吃”。假若两岸有意签署和平协议，美国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尽管这种反对蛮横无理，也上不了桌面。因为这事一旦达成，美国要再向台湾推销其淘汰的武器或者台湾当局向美国祈求售武，都显得理由没那么充分了。这就会影响到美国军火商的利益，进而危及美国当权者的执政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假如两岸真的签署了和平协议，意味着两岸在政治互信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美国会有一种被两岸（尤其是台湾）疏离的失落感，担心两岸和平统一的步伐会因此加快，这是其最介意的。所以，美国一定会透过各种手段“卡住”马英九，迫使他在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方面不得越雷池半步。这正是马英九目前的处境。 

尽管美国对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最终决策仍然在台湾一方。假如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有远见、有胆识、有谋略、有担当，为两岸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共同利益着想，就不会甘当美国的“提线木偶”，而是携手大陆，迈开大步，共同开创两岸美好繁荣的愿景。

可是，马英九是这样的人吗？假如马英九还有第二任期，他会与大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吗？中共认为前景并不乐观。 


三、中共有些畏惧马英九提议


中共设在美国的“多维新闻”2011年10月18日指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签和平协议”：“马英九抛出两岸和平协议，逾半民众支持签署。据最新民调显示，近六成的人赞成两岸签订和平协议，55%的人不认同签署协议就是走向统一；此外，有42%的人看好此议题对马英九选情有加分作用。”

中共设在香港的“凤凰网”2011年10月25日发表文章探讨《马英九为何执着签署和平协议》，称“苏嘉全的豪华农舍，拖累了蔡英文的选情，蔡苏的支持率大幅下滑。马英九却抛出两岸和平协议话题，被绿营抓到把柄，步步紧逼，逼到马英九讲出公投字眼，引发大陆疑虑不说，马英九的支持率明显下降。”

凤凰网的言论明显体现了中共方面的焦虑和畏惧。凤凰网说：“刚刚从日本回来的金溥聪，委屈地说，马英九没跟他商量，就抛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议题发酵后，马英九不断抬高协议签署门槛，最后甚至连大陆比较反感的公投都搬出来，不但不能让绿营满意，也让泛蓝民众和大陆产生疑虑。如今，和平协议话题成为马英九的烫手山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马英九搬起石头，砸得却是自己的脚。不是马英九没考虑到后果，而是在马英九心目中，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太重要了，重要到不惜触怒部分选民，也要坚持宣讲的地步。”

那么，马英九为何执着于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呢？中共认为：马英九是个典型的“协议控”。从他2008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到现在，马英九与大陆签署了众多或大或专业的协议，其中广为世人瞩目的协议，就是ECFA协议，将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推向一个法律意义上的高峰。两岸之间的经济协议签得差不多了，按照先经后政的顺序，接下来，马英九就开始考虑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在这方面，大陆并不热衷。大陆的考量是，当时机成熟，就与台湾直接签署两岸统一协议。至于和平协议，实在没必要签。三十年多年改革开放期间，两岸尽管屡起波澜，却从未发生过战争。只要台湾当局不触台独红线，两岸即可维持和平相处的现状。

中共还认为：马英九之所以热衷于签署各种或大或小的协议，跟他所受的美式法律教育有关。西方人历来重视契约，也就是合同的作用。在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当中，就有上帝与凡人签署合作契约的故事。马英九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出身，契约精神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比起在特定前提下维持的脆弱的和平，马英九更希望能够与大陆签署和平协议，以白纸黑字的明确契约来保证两岸的和平和台湾人的福祉。

中共认为：马英九的这种思维模式，看在有些人的眼里，会被认为是宋襄公再生。宋襄公因为遵守仁义原则，被楚人打败，沦为迂腐无用的代名词。但宋襄公式的做法，却暗合二十一世纪全球合作的规范，容易让人信任。马英九冒着支持率下滑的危险，坚持抛出两岸和平协议议题，是他值得信任的可爱之处。只不过，马英九完全可以在连任之后，再默默推动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没必要在选前撩拨台湾绿营民众的投票激情。


四、评论家赞赏马英九提议


在中共林林总总的反应中，支持性的言论占有相当比例。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一篇名为《旗帜鲜明地谈两岸和平协议，为马英九加油》。署名为江昌标，身份是福建建瓯的一位教师。但其实，在大陆严厉管制言论的背景下，这也是中共党放出的主旋律之一。

这位作者指出，马英九在“黄金十年，台湾愿景”最后一场记者会上，公布了他规划未来十年，力争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政见后，遭到了蔡英文及其民进党台独势力的恶毒攻击，说马英九在卖台，出卖台湾“主权”等。而一些人被蔡英文及其民进党台独势力攻击后，有所动摇，有些后退，不敢坚决支持，怀疑马英九发表此政见是选举语言，没有实质意义。但是这位作者坚定认为：且不说蔡英文台独集团的险恶用心，因为他们逢马必反，早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2010年6月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时，蔡英文及其民进党台独势力，发疯反对，颠倒黑白，骂马英九卖台后，不久，台湾老百姓越来越发现，他们在享受ECFA红利，连南部的农民都切实感受到ECFA的善意、温暖与发财。结果，蔡英文他们灰溜溜地收尾了，并表示民进党上台后会概括承受，不反对了：

单说，那些热爱和平，享受和平发展的台湾民众，不要受到蔡英文及其民进党台独集团的蛊惑，要看清两岸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是迟早要面对的是。马英九提出这一政见不仅是善意的，功德无量的，而且超越选举，超越台湾政治，是在为台湾、为世界谋和平，为整个中华民族创造和平。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马英九这边，为马英九喊加油。 

让我们看一看马英九这些年苦口婆心阐述两岸和平发展的理念，并为他大胆说出签署两岸和平发展协议的政见而高兴，而喊加油。 

追求两岸和平是马英九的执政理念，也是马英九最大愿望之一。纵观近年来，马英九的一系列和平论述，我们可以了解马英九的关于两岸和平期许，从而真正理解马英九关于签署两岸和平和协议的重要性论述，支持马英九对两岸和平、台湾繁荣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提高警惕，防止马英九两岸和平发展的重大政策被蔡英文及其民进党的台独势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任意抹黑、歪曲，以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局。我们不妨看一看他近年来关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主要言行。 

在2008年的大选中，马英九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订两岸和平协定作为其重要的竞选主张。他多次重申，若执政将和对岸结束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定。上台执政后，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任期内尽量完成与北京签署和平协议”。 

2009年7月26日，马英九在当选党主席的记者会上表示，党主席是份沉重的责任，他将推动国民党好好规划未来几十年台湾的发展，“至少为台湾海峡带来几十年的和平”。马英九当时指出，我们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中断十年的两会协商，到现在为止已经签了九个协议、一个共识，台海出现了和平的曙光。 

马英九还指出，荣誉主席连战4年前与中国共产党主席胡锦涛达成5项共同愿景，曾在17次代表大会列入国民党政纲，他在今年9月12日召开的18次代表大会中，也会建议把这5项共同愿景列入政纲，“这是重要的历史承诺，我们不会忘记，一定会执行”。他强调，他会在“正视现实，建立互信，搁置争议，共创双赢”的16字原则上，继续追求两岸和平与繁荣。 

2009年11月3日马英九在接见外宾时表示，世界各国支持他从事海峡和平的努力，也让他有更多自信推动海峡和平。马英九指出，在他上任后，已经大幅度减缓海峡两岸的紧张情势，也让本来是火药库的台湾海峡，已经大幅降低其危险性，让台湾海峡区域已经感觉到比过去更安全。 

2010年10月29日，台湾《联合晚报》报道，马英九表示，两岸目前已达成14项协议，这对分隔60年的两岸，是一空前的情况，因为双方都认为这是历史性机遇，两岸改善关系，不但对双方有利，对东亚及全世界都有利。马英九希望建立制度化模式，让两岸人民有个较长的历史阶段，进行深度交流，他深信两岸都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应能在中华文化的指引下，寻找出解决争端的方式。 

2011年6月7日，马英九在台湾静宜大学以“超越自我•勇敢筑梦”为题发表演讲时表示，他的梦想是台海和平，不要浪费在对立、斗争上；追求台湾世代、社会及环境等正义，年轻人要勇敢筑梦，充实知识能力，不致让梦想成为空想。 

2011年8月23日电，马英九表示，他上任后以“九二共识”为基础，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至今双方共签署15项协议，两岸关系蓬勃发展，两岸人民同受其利。马英九说，3年多来的经验显示，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政策，已经有效降低两岸的紧张，奠定两岸长久和平的基础。马英九说，台海和平对台湾的繁荣和安定，非常关键。并写下“两岸和平、世界安宁”的祝福。 

中共人士认为，马英九两岸和平发展是长期的追求，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从制度上保障台海永续和平，是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样符合人民高度期待的伟大事业，马英九一提出，就受到两岸人民的高度称赞。纵然马英九“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政见遭到了蔡英文及其民进党台独势力的恶毒攻击，但是不用怕，用连战的话说，“虽然这样的政见一定会遭到某部分人的抹黑、抹红，但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幸福，和平有什么不对？诚然，眼下两岸不一定会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但两岸必须持续不断地坚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发展方针，持续不断地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为两岸和平发展做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基础性工程，为两岸和平交流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虽然目前还没有迎来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大好时机，但是，通过两岸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未来两岸一定会迎来签署和平协议的大曙光，马英九关于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五、台湾如何因应中共的反应


事实上，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乙事，属于“能说不能做”的。

这是因为，两岸之间缺乏一个能够签署和平协议的机构。

例如，中共独裁政权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只同意党对党谈判；而台湾是民主政治，不可能以党代政，去和中共从事政党之间的秘密外交。

这个历史的死结在中共改变极权性质之前是无法打开的。因为中共独裁政权一再宣称“中华民国已死”，因此中共所要谈判的对象仅仅是“台湾当局”，以及“台湾如何回归祖国”。

中共上述立场，显然有悖事实，是企图从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因此十分荒谬。这也是两岸关系迟迟无法正常化的原因所在。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且不说这种意义的两岸和平协议是否“城下之盟”，在我们看来只要台湾不同意党对党谈判的前提，拟议中的“两岸和平协议”就根本不可能展开，更遑论达成什么具体协议。

在此总体情形之下，台湾的因应策略最好就是“光说不练”，实行缓兵之计：先保证总统大选的平稳进行，再保证四年任期的平稳度过，最终在时间的竞赛中坚持到最后，让台湾民主制度逐步发挥作用，逐步瓦解乃至战胜中共的极权结构。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另起一页）


【第五章】

【2012年统独挣扎】

（另起一页）


【第一节 中共对台湾二〇一二年选举的综合反应及未来之对台策略】


一、马英九震撼海峡对岸


中共的党报《环球时报》2012年1月16日报导，其下属的“环球网”15日进行一项题为“马英九连任，你对两岸统一信心是否增强了”的网路调查，结果有61%的投票者答案是否定的，只有39%的人认为对两岸统一的信心增强。 

对于这项调查，舆论认为，在谈及两岸议题时，受到中共洗脑的大陆民众很容易联想到和平统一，希望马英九能够尽早推动统一进程，但相对于台湾政局的现实，这样的主张显得激进。当前马英九的首要任务是构建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例如在这次选举时，马英九再三阐述“不统、不独、不武”的理念，受到中共洗脑的大陆民众看到这一幕似乎有些失望，但这说明马英九两岸政策相当成功。 

中共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分析，对于马英九连任后两岸关系的变化不能抱过高期待，特别是在政治互动方面。他表示，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大陆和台湾当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磨合还需要时间，现在就强行把两岸硬拉到一起也并非一定就是好事，两岸民间都需要更有耐心。 

另外一面，中共的《南方都市报》15日头版全版以马胜利为主照，显示对台湾大选的重视程度。而拥有上亿用户的“新浪微博”，15日晚间的热搜榜冠军就是“台湾选举”，连“马英九”都成为热门关键字，这显示台湾的民主已经渗入大陆的人心。新浪微博还特别制作“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话题专页，截至15日晚参与讨论的留言就逼近三百万条，可见大陆民主对于台湾选举的热度。

大陆网友和意见领袖近日常上网发表对台湾大选的观察。例如大陆媒体人袁国宝在微博上说，“对岸(台湾)在为选票忙，这边(大陆)在为车票忙，虽然都需要实名制，但一张上头印着尊严和人权，另一张上面却烙着屈辱和卑微。” 

“南方都市报”15日的头版封面，可说是史上第一遭，一张马英九总统欢呼胜选的超级大照片，配以斗大的标题“马英九胜利”，只要读者走过报摊，想不注意“他”都很难。另外，该报还在A落第四版全版报导台湾大选结果，报导篇幅和重视程度，超过往年。 

台湾大选和平落幕，也羡煞许多大陆网友。上海网友“Shuyun_sky”说，“看着如火如荼的台湾选举场景，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 

有大陆网友直言，“幸亏有个台湾，让我们知道总统是大家选的”；还有人模仿电影片名自我调侃，“那些年，我们一起看别人选举”，道尽大陆仍未实行民主的无奈。 

有别于过去大陆网友对民进党的评价，蔡英文在败选感言中展现风度，得到许多肯定。蔡英文这段八分钟的演说视讯，一天内被疯狂转发上万次，评论达4000多条。一名北京网友赞许蔡英文，“讲话如此坚定自信和不卑不亢，丝毫没有政客的做作。”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也在微博上称赞蔡英文有现代政治家的气度，不只是败选后请辞党魁，而是她宣布败选时的修养和节制；说她伦敦政经学院博士没白读，因为她在实践自己学过的选举民主和公共政治，“她和马英九都是胜者”，且都认同选举民主的游戏规则，“他们共同提升了台湾民主”。 

但也有人持负面角度看台湾选举。大陆“环球时报”记者王文在微博上说，人容易被选举的娱乐性和形式所吸引，却忘记台湾经济、国际地位和就业状况近年来几乎停滞；若非大陆强行输血，台湾状况会更糟。他认为，大陆官员应学习台湾官员的谦恭有礼，但大陆人民也不必因此迷信台湾选举。 


二、大陆民众热衷台湾选举


大陆民众热衷于台湾选举，因为台湾大选激起了大陆民主希望。

难怪有人说，台湾这次大选的获胜者，除了马英九和国民党，还有另一获胜者，那就是呼声微弱但态度明确地要求民主的大陆民众。纽约时报对此报导说，主要由于大陆网路审查者不寻常地放手，成千上万的大陆民众得以追踪马英九与对手之间的竞选，他们从网路上获得台湾选举的新闻和评论，然后透过社交网站广泛传播。

台湾14日开始投票后，可以感觉到一种晕眩感正在大陆的2亿5000万微博成员中传播。他们对台湾选举过程的顺利，败选者蔡英文的优雅姿态，马英九不要助手打伞，冒雨发表当选演说，感到惊奇不已。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在新浪微博上说：“微博上所有人这个周末只讨论这件事。” 

大陆民众辛辣地讽刺大陆未经选举而上台的领导人，羡慕台湾的极大自由，还为台湾同胞进行了一场平静的、没有暴力的选举而深感自豪。品酒专家徐伟(译音)评论说：“台湾在海峡那一边树立了一面镜子。我们在海峡的这一边，看到自己的未来。” 

这场大选对中国大陆领导人提出某种挑战。中共一直宣扬民主不适合于中华民族，还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在台湾与大陆已分离60年，2300万台湾人已发展出言论自由和自治的强烈观念。 

大陆不可能允许新闻媒体自由报导台湾大选，但箝制一个重要国际事件的网路新闻，会引起网民反弹。带来的结果是一种精神分裂症：与微博和网站上的自由评论相比较，官方媒体对台湾大选的报导空洞而且经过删节。 

新华社的相关报导避免“民主”、“总统”字样，把它说成是一次地方选举，还说马英九获胜是北京对台新政策的胜利。 

大陆报纸一如既往，只采用新华社新闻稿，但有些报纸以头版头条刊登马英九讲话的大幅照片。一位大陆报纸编辑说：“没有人说选举不能上头版，我们就这样做了。” 


三、马英九连任有国际意义


北美华人认为，马英九连任胜选，不但是天佑台湾，也是天佑全球华人，更是天佑东亚，天佑世界，是2012年的好开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博士生甚至称马英九为“华人世界的总统：“从北京到香港，从澳门到新加坡，到大洋彼岸的纽约，全世界的华人似乎都在关注这个时刻，2012年1月14日，全世界的华人似乎都心系台湾。”

舆论认为：台湾大选圆满落幕，对此，美加两国执政当局也纷纷发出声明或者感言，谓台湾选举顺利举行，乃是伟大的成功。全球看到，中国人是有资格享受民主选举这个普世价值，也能在实践上达成民主的参与。 在当今的全球大势和东亚形势之下，台湾总统大选的和平进行，以及马英九的连任胜利，不但造福台湾岛内，稳定两岸形势，同时具有全球意义。 

首先，在“北京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全球大讨论中，国际社会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美国楬橥的民主自由模式，因为美国霸权主义的犯错，而呈现衰退趋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者传统威权主义国家渐渐失去“模式效应”，相反，以混合经济模式与威权政治结合的“北京模式”，随着大陆的经济崛起而在第三世界的社会转型中产生共鸣。但是，台湾的民主实践和这次大选的理性风范显现，以及大选在大陆民众当中刮起的旋风，表明“民主还是一个好东西”，只要克服民粹主义，克服暴民政治，其相对公平正义的优势相当明显，也是社会维持持续性发展的稳固基础。马英九的连任也表明，亚洲是可以克服民主转型过程中遭遇的贪渎痼疾，只要政治人物坚持清廉的政治操守，是可以获得人民支持的。

其次，在东亚局势紧张，全球大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关键时刻，马英九的连任，不但遏制了东亚地区一个传统“战争热点”的可能性发酵，同时，借着两岸关系的持续发展以及取得的双赢局面，给东亚和亚太地区展现了超越分歧，携手合作的一个典范。台湾选民之所以在“九二共识”问题上做出理性选择，对蔡英文空泛和可能引发危机的“台湾共识”说不，正是绝对聪明和务实的选择，同时也因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称赞，台湾这次大选的成功，对东亚和平的大局功不可没。在美国刚刚公布国防新战略之际，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在东亚军事战略对峙的时候，马英九的连任胜利，无疑让华盛顿和北京在台湾和两岸关系上找到了“共识”，这就使台湾不但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相反，却可以成为美中建立合作互信的一个桥梁。 

最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马英九的连任胜利，维持了两岸经贸交流的大势，这对台湾当然利多，对中国大陆也是十分重要，因为北京面临很大的内政问题挑战，需要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集中精力搞经济，解决内部的社会问题，不被台海问题分心，没有战争的阴影。


四、中国大陆网民体会台湾文明


在台湾大选的旋风之下，甚至连蔡英文接受失败的态度，都在大陆微博网站上成了热议话题之一。

台湾大选，大陆不少网民在进行时阶段对选情给与程度不同的关注；尘埃落定后，不少网上的“隔岸观众”感叹选战和风细雨，败者表现令人折服，体现台湾民主政治趋于成熟。

令较多博主有相同或类似感受的主题，除了“台湾民主给大陆竖立了榜样”的主旋律及其各种形式的变奏版本，还有许多网民在大陆主流微博网站上热议的话题，即“台湾民主已经或正在走向成熟”，并由此生发许多感想。没有枪声、没有流血、没有肢体冲突，也没有粗言秽语；整个竞选过程的“文明程度”，尤其是败者接受失败的态度，引出不少网络感言。

例如，在选举结果揭晓后不失时机在网上发言的“杜尔999”博主认为，台湾大选表明民主政治在台湾有了雏形。其论据如下：“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很‘费尔泼来’。马英九表示要吸纳蔡英文和宋楚瑜的建议和所长，蔡英文也能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败下阵来，对马英九表示祝贺，也够爷们儿。而且这一次的选战，没有发生极端事件，和风细雨，阳光透明，说明台湾的政治的确成熟了。”

一位署名郑洪升的博客归纳自己最深刻的印象：国民党今非昔比、选民很牛、候选人很不容易、的主流民意者得天下，但蔡英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站出来跟男性竞选的女人，也值得尊敬。另外不少网上观众在新浪微博上表示，蔡英文败选后的演说和表现给人印象深刻，可赞可叹。

在这个大陆主要微博网站上对蔡英文的赞誉，从节选并转贴她的落选演说，到“真诚、真情、真实，风度、大度、深度”之类抽象概括，不一而足。一位署名“盗版猫头鹰”的网友断言：这就是魅力！然后自然而然加上一句：“什么时候能在国内看到这样的政客”？还有人指出，蔡的粉丝在大雨中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失败而痛哭，“很为感动”，因为她们“是为自己而哭”，跟朝鲜人民“哭金二代”有本质区别。这一场景或许是台湾民主征服大陆人心的一个强有力的注脚。有一条微博对此的理解是：从人家的大选中可以看出你永远是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跟任何网络热点话题一样，不少网民借“台湾大选”之题发挥自己对其他政治话题之见解。历史是发挥角度之一。一则微博提醒大众，比欢呼今日民主胜利更重要的是重温昔日著名的民主人士的“事迹和著作”，微博提到的历史人物包括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夏道平，还有一个长长的省略号。

还有一个角度是廉政和两岸关系。一则博文宣称：马英九总统胜在“清正廉洁”，而另一则博文指出：“蔡姐输在对‘九二共识’的蔑视与模糊不清的两岸未来政策。”这位博主斩钉截铁地宣告：“大选的结果是两岸人民共同的胜利。”另一则博文则提示大家，大陆官方电视台的报道和分析，“可能太夸张”，涉嫌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台湾同胞，一厢情愿，“人家投票时可能不是那么想的”。网上出现的另一个主题或许也不出人们的意料：台湾选举说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是伪命题，其论据也不能成立。而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不能搞民主，这个说法显然只是共产独夫的托词，根本站不住脚。


五、台湾大选后中共对台策略展望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徐博东强调台湾大企业纷挺“九二共识”，说明大陆对台政策取得成就，说明“九二共识已通过这场选举深入民心”。随着两岸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大陆所能发挥的“无影手力量”也日益增强。由此看来，台湾大选后中共对台策略企图继续采取“以商围政”伎俩。

中共认为：虽然大陆一再强调“不介入”台湾选举，但在承认“九二共识”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之间，中国大陆更希望看到前者当选，却是无庸置疑的。梳理2005年至2012年间国共两党为推动两岸关系所做的铺陈，不难发现这次台湾选举不仅是对马英九的信任投票，也是对大陆对台政策的一次检验。以此判断，台湾大选后中共对台策略将继续以往路线。

“九二共识”的核心精神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对于“一个中国”，共产党认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认知为中华民国，共产党强调“一中”，国民党紧抓“各表”。坚持“一中原则”或“九二共识”是大陆的底线。

大陆海协会执行副会长李亚飞2011年底告诉驻京台媒，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今年若能顺利持续，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项目与空间会更宽广，大陆也会推出更多对两岸民众更有利的措施，包括采购台湾稻米等。

现在徐博东从整体形势分析指出，马英九胜选后，大陆第一步还是经济，如何加快ECFA协商谈判以因应欧债危机的冲击；第二步是推动商签两岸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合作协议，到了马英九第二任期的中后期，政局比较稳定时，两岸政治对话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徐博东说：“结束敌对状态、军事互信机制，比较低阶和中阶的政治议题，有没有可能达成一些协议？但是较高阶的两岸和平协议，我个人评估，在马英九的任期内，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不要有过高的期待，2008年那样的得票率，马英九都不敢迈大步，怎么奢望他在第二任期得票率远远少于第一任期的情况下，会迈大步？”


六、台湾选举对中共的借鉴意义


马英九当选启示中共：大陆或可经由“国民党道路”避免大陆暴力革命之危机。

在某些大陆人士的相关构想中，思考了从国民党的顺利转型到日本自民党的曾经独大，再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迄今为止牢牢控制政坛——中国大陆的人士发现了一些亚洲社会的演变轨迹。那就是在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党独大甚至长期专权的局面。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在多当竞选的民主政治的范围以内的，和一党专政有着本质的不同。

他们意识到，在中国向着民主政治的过渡时期，也许不可免避免会重复日本、台湾、新加坡的演变轨迹，基于这一现实，如果中共能够早日开放党禁，实行多党政治，那么社会公众也派就应该容纳中共于民主体制之内，允许其凤凰涅盘、完成蜕变，成为在宪政体制内合法活动的政治团体。

依据上述的思考，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好出路，就是模仿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就，顺利转型为某种程度的现代政党。

而所有这些思考，与台湾大选的示范效应是不无联系的。同时，也会使得台湾对于大陆的影响力量，日益增强。

鉴于台湾选举对中共和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具有重大意义，而中共内部的强硬派并不想看到这一影响持续发酵，因此中共是否会因此采取举措节外生枝，尚有待观察。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二节 中国大陆走向暴力化及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自从2008年7月1日在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发生的杨佳袭警事件开始，中国大陆已经出现各种形式的抗争，包括维权活动、抗暴事件等等，都对最终摧毁中共专制制度起了一定作用。其中有些还取得了显着的阶段性的胜利，例如2011年发生在中国大陆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的一宗群众运动“乌坎事件”就是。

中国大陆社会的暴力化倾向急剧上升，暴力革命的可能因此随之升高。以至于有识之士纷纷惊呼：中国军事革命的条件正在日趋成熟！著名评论家解龙将军也因此写下了《论中国军事革命》、《再论中国军事革命（北京）、《三论中国军事革命》、《八一建军节论军事革命》、《中国军事革命的新动向》、《“六四”21周年论中国军事革命》、《中国面临第二次共产党革命》、《中国军事革命的一个旁证》、《驳严家其“反对革命”书》等文，流传甚广。


一、北京超市买刀必须出示身份证


中国大陆社会的暴力化倾向急剧上升，其一个旁证，就是“北京大型超市买刀实行实名制、顾客必须出示身份证”。这说明，掌握社会动态最为全面的中共机关，已经感到人民起义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

一叶知秋。一纸通知显露中共政权的摇摇欲坠。现在的北京，不带身份证，不能买菜刀等刀具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政权已经落入秦朝和元朝等残暴政权的窠臼，即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面对这一灭顶之灾，北京这个中共巢穴的大型商超和家居用品店相继贴出通知，购买刀具实行“实名制”，须“登记姓名”、“说明用途”。这是多么荒唐的二十一世纪故事。例如，家住北京大望路附近的张女士准备搬新家买几件厨房刀具，在无印良品朝阳大悦城店购刀结账时，店内工作人员要求张女士出示身份证，否则无法购刀。“我哪儿知道买刀也‘实名制’了。”张女士哀鸣道。因没带身份证，这刀没买成。

华贸中心店内出售刀具的区域贴着通知，提醒市民，根据中共“公安机关”的要求，在店内购买所有刀具都要出示身份证进行登记。通知上写明：对购买管制刀具的单位和个人要实名登记身份证。朝阳大悦城无印良品店内的工作人员表示，遇到购买刀具的顾客，店员要登记其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购刀用途等信息。而沃尔玛、家乐福在刀具销售位置也摆放了“实名制”提示，顾客买刀时也需要进行实名登记。

而且，刀柜和其他货架不同，玻璃门已经被锁上，顾客只能隔着玻璃挑选，在挑好之后再由促销员打开。在玻璃门的一角，贴着购买刀具要登记身份证的提示。“您带身份证了吗？得登记一下。”顾客还没有挑好刀具，促销员就已经提前发问。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促销员才继续向顾客介绍商品。

据沃尔玛和家乐福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买刀“实名制”已实行了一段时间，销量没有明显变化。这表明，中共当局的末日恐慌，已经达到草木皆兵的程度。


二、中国大陆社会演变的里程碑


北京超市买刀必须出示身份证这类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大陆一系列演变的里程碑，是中国大陆社会暴力倾向日益恶化的逻辑发展。

曾经坐牢十几年的大陆民运人士秦永敏就此指出：要避免暴力革命，唯一的明智之举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效法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经验，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一步步扩大公民社会空间，顺应反对派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否则一味强力维稳、武装打压，只能是把革命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共当局应该一步步放宽政治限制，反对派应该一步步成长，彼此之间要形成一个不断变动的底线，这条底线应该逐步向国际公认的法治规则体系靠拢，并且在立法保障反对派的权利的同时，对不算旧账加以法律保障，从而以第一次宽恕开启宪政民主制新时代。

今日中国大陆正处于大变革前夜，中共当局打天下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其坐天下的大敌，革命——王朝——革命的循环已经在接近尾声，与此同时，志士仁人让中国跳出王朝循环的希冀也格外强烈起来。

这里，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连出3篇评论力挺韩寒，《人民日报》也在去年12月26日发表的“苏联解体20周年”的社评《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中谈及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今天的中国最反对革命的，反而是那个靠革命起家暴力夺权的中共政权，这无疑充满历史的反讽。作为前一场革命成果的享受者，他们以“共产主义天堂”为诱饵，以“工农政权”为形式，以抢劫富人为手段，夺得政权后反过来以自己发财为目的，以专政国人为护法，以抢劫穷人为手段，所以，在“镇压反革命”几十年后，要回过头来镇压革命了。 

《人民日报》12月26日发表的上述文章大谈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既然如此，中共为什么不首先对自己当年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革命做彻底的反省，反而仍然要大搞“革命传统教育”和“打造红色文化经典”呢？

与此同时，迄今为止，共产党在大陆仍然实行一党专政，这样，大陆还有如何实现宪政的问题，所以，大陆今天才有一个“是否需要新的暴力革命”的争论。

这样，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而是要不要通过暴力革命来走向宪政的问题。

许多大陆人士的共识是：同是走向宪政，当然社会代价越小越好，和平转型是减少代价的唯一办法，有理性的国家何乐而不为？如果中共当局执意要以暴力阻止走向宪政，社会矛盾又激化到爆炸性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三、中国“暴力革命”的理论弱势


近年来，在海内外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声浪中，有一种声音似乎很占道德高地，那就是所谓“反对暴力革命”，也就是说，反对用暴力推翻中共统治，反对“以暴易暴”。这听起来非常政治正确。在当今文明世界，“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甘地、马丁路德金、达赖喇嘛等也成为这种主张的象征性人物。于是一些中国民运、异议人士也开始举起这面“道德大旗”，义正词严地反对“暴力革命”。

首先，什么是暴力革命？在人类近现代史上，最典型的暴力革命是法国大革命和世界范围的共产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代表“暴力革命”本质的并不是“用武装力量夺取政权”，而是用屠杀、清算前朝，包括杀害平民，建立一个残暴的专制政权。

在目前的中国，是否存在暴力革命的问题？中共用武装夺取政权后，六十多年来一直用各种残暴手段维持着专制统治。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施暴的状态。

在暴政下，在独裁专制已经在主动施暴的情况下，人民能做的只是要不要抵抗、要不要行使“自卫的权利”罢了。正在被施暴的人民根本不存在暴力革命的问题，不存在“对暴政施行暴力”的问题。

不能把“抵抗暴力”的自卫当作暴力行动来否定和指责。如果把反抗暴力当作暴力来指责，就等于对一个正被强暴的人说：你不可以“以暴易暴”。这种说法起到了两个坏作用，第一，让施暴者不感到威胁；第二，降低了反抗者反抗的意愿，因为被施暴者受到双重压力，一是来自施暴者的（还在继续施暴），二是来自旁观者的（指责你：抗暴是错误的）。更可悲的是，那个让你不要抗暴的人，也正在被施暴。

而共产党对那些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回答是什么呢？成天喊非暴力的杨建利被关了五年，撰文要让共产党继续执政三十年的王策被关了三年多，“温和、理性地”请共产党修宪、痛斥“以暴易暴”的刘晓波又被判十一年，其妻子还被莫名其妙地软禁、失踪一年多了。


四、“暴力革命”的正当性质


在这种现状下，人们是否需要理清“暴力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再来“反对暴力革命”呢？在英文中，美国人的独立战争其实叫做revolution（革命），也有人称是violent revolution （暴力革命），但这和中国人共识的暴力革命（法国大革命模式、列宁革命模式）明显是两回事。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思想家汤玛斯．潘恩在《常识》一书中早就指出，反抗专制，包括武装反抗，是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常识”。而美国的独立战争，就完全是武装反抗，并最后赢得了一个自由、独立、伟大的美国在地球上的出现。而指导独立战争，并成为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最重要根基的文件《独立宣言》，就明确写着，“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

美国独立宣言提出的最重要思想，就是人有不可转让、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三大权利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政府。”人民有权，推翻暴君统治。所以美国用宪法条款的庄严形式，来保障人民拥有枪支弹药的权利。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确保言论、新闻、宗教这三大自由，第二修正案就是确保人民拥有武装的权利。而拥有武装，就为必要时推翻暴政的“革命”，包括“武装革命，暴力革命”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所以不管发生多少重大的恶性枪杀事件，美国人也不会同意废除这个宪法条款，剥夺人民的持枪权。现在美国三亿人口，民间有二亿五千万枪支，几乎人手一枪。

参观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杰佛逊纪念堂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在纪念堂的屋顶，刻着这位《独立宣言》起草者、美国第三届总统的名言：“我在神的殿堂上发誓，向残害人类心灵的一切形式的暴政永远宣战。”这就是说，面对暴政，人民有自卫的权利，有起义的权利，有武力反抗的权利，更有像美国先贤们一样，用暴力革命推翻暴政的权利！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大陆。

面对一个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政权，人民如果有能力武装推翻它，当然是完全合法的。其实，现在高喊“非暴力”，是多少有点矫情的。因为中国的现实是，十三亿人，如果绝大多数是杨佳，产生大规模的恶性残杀事件，你呼吁一下，或许有针对性。但今天中国的现实是，勇敢起来反抗暴政的中国人太少了，而唯唯诺诺、甘心做奴隶的人太多了。


五、共产王朝覆灭与暴力革命


纵观当今的中共的“党国集体领导”，与清朝“旗人族群共治”一样，也是“最自私的部族政权”、“族天下”（党天下）。若干新老红色家族一起鱼肉天下百姓。这种政权，连“靠种族血缘维系的封闭族群”都不是，更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家天下王朝，这种一党体制，令中共的政治改革比一家一姓的王朝时代更加困难。

当今，中共这个托拉斯，已经没了慈禧式有权威的董事长。即使做最好的假设，董事长总经理都有政改之心，也不会获得董事会批准。何况，这个假设本身就不成立。

清末还有满汉之争，当今的中国大股东们之间则没有这种民族矛盾，他们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绝对不能翻船——共产党知道，船翻了，全党大家都不能分赃了。共产党股东们有这个“底线共识”，这也是他们争权夺利时“有矛盾”、但在镇压人民时“大团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大凡一个王朝，到了末世，总是认定自己的子弟才靠得住。这就是现在的中共“太子党处处当道”的原理所在。

共产党能走出王朝覆灭的周期律吗？

有舆论指出：当中国大陆的“土地使用权”这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块蛋糕切完之后，中国就要回到历史原点，同历代王朝末日没有区别了。


六、只有一个方法可救中国大陆


此时此刻的中国大陆，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摆脱两千年来历代王朝治乱兴衰、暴力革命、改朝换代的陷阱，那就是遵循台湾道路：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民主制度。否则，中国大陆社会只能日益走向暴力化，中共不得不面对日益升高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三节 从习近平访美看2012年美中关系展望】


中共内定之下代总书记、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2年2月中旬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力图改善美中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但美中长期缺乏互信，最近又因叙利亚冲突、西藏人权、以及西太平洋安全等问题进一步关系恶化。


一、同床异梦的情人


由于美中关系并不美好，习近平访问美国，也就极力展示灵活、随意及亲民的造型，甚至不惜卖弄风情，力图淡化严肃的意识形态冲突﹑缓和紧张的双边关系。其到访日恰巧安排为美国情人节前夕，寓意美中两国政府应该成为“情人”。

二月十三日，习的专机降落华府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也正值美国前总统尼克逊破冰访陆四十周年，迎接习的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向记者表示，这显然是加强美中合作的一个绝佳机会。美方中国问题专家表示，习近平访美，不可能马上解决存在的分歧，却可以为中美未来暖身。

二月十四日情人节上午，“奥习会”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奥巴马此前已经与胡锦涛有过十次会面，和习近平却是初次会晤。奥巴马表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非常关注和注重继续加强美中关系，强化两国商贸，确保两国是亚太地区的强大、有效伙伴。习则表示，在与奥巴马和拜登会晤期间，达成了多项新的共识。尤其在中美双边关系和两国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热点议题上，与拜登进行了广泛、坦承和深度交流。在其后国务卿希拉里设下的午宴上，习又指出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没有先例可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不过综合种种情形观察，习近平在访美期间的宾客双方，尽管企图互相调情，但可说是“同床异梦的情人”，各怀互相盘算的鬼胎，毫无真诚之可言。


二、重金收买美国舆论


在习近平抵美访问之前，就主动请求美国《华盛顿邮报》提出专访问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书面采访时，他借机从六个方面阐释了美中关系的宣传纲领，并佐之以“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的结论。其实，“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原文系英文“The vast Pacific Ocean has ample spa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这句话是不祥之兆，很可能成为“一语成谶”的倒霉预言。因为，这句“俏皮话”一点也不幽默，它等于是在说，美中两国都将在巨大的太平洋中遭到灭顶之灾。那时，比1940年代太平洋战争更为可怕的冲突将会爆发！可悲的是，美国媒体和“中美关系专家”们虽然广泛引用这句话，却不解其意。

而习近平在抵达之后的第一场活动则是和过期的美国政要会面，以便营造廉价的友善，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奥尔布赖特、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布热津斯基、伯杰、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等，都被搜罗过来，充当门面。这些前政要都被肉麻地叫做“中国的老朋友”，但最多不过是些遭到重金收买的个人。

在为期五天的美国之行中，习近平都要拉抬二十多场活动，行程安排显得十分密集，而且每一站都造出了一个“不同主题”，极尽吹拉弹唱之能事。

在华盛顿的活动，侧重政治与安全对话、战略互信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分别与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国会参众两院领导层会晤，几乎涵盖了美方所有高层领导。随后，习近平一百八十度转弯，转往艾奥瓦州，会见他二十七年前访问该州名叫马斯卡廷（Muscatine）的小镇时接待他的农民。艾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在艾州首府德梅设晚宴，以“艾奥瓦餐”特色猪排、牛排，及大豆玉米沙拉，款待习近平。


三、“核心利益”的死结


习近平此行的目的之一，还要深入了解美方当前对亚太地区之策略，以为自己在中共“十八大”接任中共总书记后执政之依据；分析指出，习近平选在美国大选之际出访，承受美国参众两院与人权组织对于美中经济问题与中国人权问题的强烈质疑。不过面对在即的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也无法对美国做出任何会遭到中共国内质疑而有损其个人威望的承诺，因此这次访问只能是“认识、公关及展望之旅”。

所谓“认识、公关及展望”，也就是不求对美中现存的歧见有何重大突破，但求稳定习近平接班前的美中局势，并尝试缓解自美国重返亚太后，双方历经南海外交冲突进而陷于低迷的气氛，好对未来双方的发展铺一条稳建之路。同时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对内显现习近平在接班上已做好准备，有能力处理复杂的美中关系。

习近平在抵达美国的首场演说中，因此就大谈“如何建设好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并谈了四点看法：一要借镜历史，从过去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珍惜与遵循历史的经验；二要登高望远，强调中美关系对双方人民福祉乃至国际社会的发展均有决定性影响，勿让大选因素给中美关系发展留下令人遗憾的“后遗症”；三要互尊互信，表达中国“坦荡”之心，坚持和平发展之路的软态度，但美方应慎重妥善处理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四要互利共赢，在快速扩张的经贸发展上，牟取双方最大的共利。

所谓“借镜历史”，是要提醒美方莫忘了开起美中外交历史先河的尼克松总统及其初衷，并期望就此唤醒美国人民尘封的记忆，再次掀起当年的中国热潮，这也是为何习近平的首场访问要角之一，就是当年搓合双方的功臣，前国务卿季辛吉。

所谓“登高望远”的说词，是面对美国大选，对于可能质疑中共的候选人先发制人，安上一顶破坏人民福祉、陷国际于动荡的大帽子，除让其发言有所节制，更以“后遗症”一词，做了无形的威胁。

所谓“互尊互信”，则是充分显露了中共“先蹲后跳”，在表达软态度之余，不忘警告美方远离中国的“核心利益”。说穿了，对美是软硬兼施。

所谓“互利共赢”，就是以四千四百亿美金的双边高额贸易数据，提醒美方，在新一波经济危机的当下，莫要以负面手法处理双方的歧见和摩擦，进而因小失大。

上述四个说辞，其实并未使得参众两院候选人，乃至包括奥巴马在内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对中共有所让步，尤其因为“互尊互信”与“核心利益”之说，更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双方之间无法妥协的死结。

美方已清楚表明对南中国海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任何国家均不应视其为自身核心利益，也因为北京鹰派对南海核心利益完全拥有的坚持，促成了美方与东协各国联手施压中国大陆的态势。


四、北京企图“不战而主东亚”


美国总统大选升温和失业率仍然居高，让共和党参选人在习近平访美之际，纷纷祭出“中国牌”，表示将对中国经贸与外交政策采取强硬手段。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罗穆尼甚至表示，要在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就宣布，中国是操纵货币的国家。不过即令习近平的到访掀起诸多波澜，美国国务院仍坚持美中关系稳定发展，以及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与规范的既定方向。

邀请习近平访美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会面时就清楚表示，“遏制中国”不是美国的政策，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在习近平展开访美行程之际，也有人比较无知地呼吁美国应悉心培养与这位中国下一任领导人的关系，向其展示自由市场的优越性，从改变习近平的观念进而去改变中国国家政策。然而分析认为，这是犯了对中共政治认识不清的毛病。

从日前中国重庆副市长（原公安局长）王立军投奔美国领事馆二十四小时，所引爆的中共权斗内幕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生态复杂性远非毛邓时代可比拟，而中国社会也比季辛吉和尼克逊1970年代初访中时要多元和复杂得多，中国政治已不再是一个人说了算，“国家主席”所做出的拍板，也仅止于政治局权斗后的妥协结果。

在王立军事件中，美国应该是取得了中国政坛倾轧内幕的一手资料，如能深入调研就不难发现，即使习近平的观念改变了，只要共产党一党独裁本质不变，就不会出现中国政策的“境随心转”，相反的，中国政治生态总是难逃“心随境转”的层次。

从习近平此番访美过程可以看出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程度超越了中国历任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官员互动有年，他在1985年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时候，还曾住过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的马斯卡丁小镇（Muscatine, Iowa）民宿。这次的旧地重游，意在突显自己和美国的渊源，并展示亲和力。而这些经验让他对美国的体认他同时也爱看好莱坞善恶分明的电影，似乎并不仇美。所以有的分析家推测，习近平在位期间，与美合作将达历史新高。不过如前所述，这一分析实在浅薄。因为习近平的“心”，是拗不过美中冲突之“境”的。

美国目前摆出“重返东亚”姿态，两国间的摩擦可能失控。而北京“不战而主东亚”的大战略，迟早会撞上美国的航母舰队。

在这次访问中，有关两岸问题，一如各方评论所料，由于马英九的连任，让美中双方都有信心，认为台湾未来几年仍可维持稳定局面，因此双方未有太多的着墨。不过美中都表达了对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守，并拒绝接受任何台独主张。


五、中国让美国纠结不已


二月十五日的《费加罗报》发表记者劳尔．芒德维尔的报导，从纵观历史的角度对美中关系进行了一番远眺或展望，结论却是：“中国变成让美国纠结不已的国家。”美国认为，中国是未来几十年美国所面临的唯一挑战。奥巴马政府表示美国有必要将自己转移到“新的世界重心”，要向亚洲进行“战略重点的转移”。美国政界人士和专家对中国看法不一，各种疑问层出不穷：“中国会不会开放并民主化，从而使其他国家更容易跟它合作，使国际社会更容易共同应对经济和世界气候方面的挑战吗？中国会愿意承担一份世界警察的负担吗？或者，中国是否将继续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不得不全力应付国内经济发展的挑战，只是把全世界当作它的一个大平台，只是用来满足它胃口无穷的能源需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在世界舞台上有甚么样的表现？这正是为甚么美国方面对这次习近平访美、对近距离观察习近平的机会如此重视。然而，芒德维尔认为，美国在这方面的希望大半是落空了：“美国行政当局看来是已经认为，美国方面不会得到确切答案，习近平内心的政治观点是甚么，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究竟是甚么性质，这些东西美国不清楚。在奥巴马上任之初，美国官员还希望跟中国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后来，按照白宫的亚洲问题专家丹．罗塞尔的话说，美国官员重新返回更为经典的套路，这就是把美中关系看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

其实，这并非由于中国的表现有多么异常，而是由于美国官员的低能与无知。由于美国官员在对华事务上表现的惊人低能与无知，美中之间才会产生一系列的“美丽的误会”。当然这其实并不美丽，而是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六、习走赫鲁雪夫的老路


习的这次美国之行的旅行路线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中西部的爱奥华州，然后是西海岸的洛杉矶。日本主要工商新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二月十六日发表记者大石格和森安健从华盛顿发出的报导，对习的美国之旅路线进行了一番历史对比，结果相当出人意料：“习……这次访美之旅是他进入中国领导层之后首次访美。五十三年前，也有一位国家元首走过同样的行程，那位元首就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雪夫。赫鲁雪夫当时发出豪言：‘要在竞争上胜过美国。’美国方面当时则进行了冷静地分析，认为赫鲁雪夫的‘豪言壮语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三年后，肯尼迪政府不顾核战争爆发的恐怖，制止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

在远眺历史之后，大石格和森安健又进行了近观：“这次习的美国之旅意味着甚么，现在尚不得而知。美国方面最担心跟习近平话不投机，并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习副主席笑口常开，跟奥巴马英九举行了一连串的活动，无疑给美国方面留下了好印象。……然而，习有诸多的束缚，因此，到最后人们还是不知道他内心想的是甚么。”

而在习近平的面具之下，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美国《华盛顿邮报》则在头版报导说，北京官员拒绝会晤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大使，北京当局拒绝发放给她进入中国的签证。显然，在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美中两国还有扯不完的问题。与此同时，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表示，美国方面在跟习的会谈中还明确提出了人权问题。不过呢，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权已经大有改善，但“还有改善的余地。愿意跟美国和其他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对话”。


七、我们的展望


上述种种使得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小结：由于2012年是美中两国共同的“政府更迭年”，美中两国政府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因此在美中两国的互相关系方面，反而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表现。最近美国政府拒绝给予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政治避难，就是一个证据，说明2012年美中关系展望，不会得到更加丰富的的结果。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四节 美国重返东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一、从澳大利亚看东亚风云转向


2012年3月29日，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再次为禁止中国企业“华为”竞标该国全国宽带网工程辩护，称阻止“华为”投标是为了“国家利益”。此前一天，她还为允许美军进入澳大利亚在印度洋上的领地科科斯群岛辩护，称此举“不是针对中国”。不过，她的这番说辞被隔天的《悉尼先驱晨报》称为“虚伪至极”。

澳大利亚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休•怀特29日也发表署名文章，称澳大利亚政府允许美军大举进入澳大利亚是个“危险的战略”，“澳大利亚被拖进了一场由美国设立的、专门针对澳福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共产党的逐步扩大的敌对状态”。

实际上，这些评论都不懂得，这正是澳大利亚政府的立意所在：要在贸易和安全之间，维持一个平衡，就必须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制衡中共。“我坚持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吉拉德29日如此解释禁止华为竞标该国全国宽带网工程。她还称，澳大利亚政府的该决定“不违反澳中贸易协议”，不会伤害和中国的关系。在被记者问到华为竞标“究竟会危及澳大利亚哪方面的国家安全”时，吉拉德拒绝置评。“这只不过是澳美盟军合作计划的很小一部分”，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报》29日刊登休•怀特的署名文章这样说，美国已在澳北部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还将增加美军飞机对澳大利亚本土空军基地的使用。 

珀斯南部的斯特林海军基地也将对美国航空母舰和潜水艇开放，美军大举进入澳大利亚达到了二战以来登峰造极的地步。吉拉德政府辩护说，美军入澳计划不针对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已经存在了60年。但60年来，美国从未有过在澳大利亚建军事基地的计划，究竟是什么让美军现在对澳如此感兴趣？答案是：为了遏制中国共产党。美军入澳是为了维持美军在亚洲地区的地位，抗衡中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挑战。在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对于亚洲影响力的较量中，澳大利亚允许美军建立军事基地，不仅是美国的一大胜利，对于澳大利亚而言也是必要的。


二、澳大利亚与中共划清界限


3月24日的《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和“天空卫视澳大利亚新闻台”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以“担心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为由，禁止中共的华为公司对价值36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国家宽带网项目进行投标。到26日的下午，中共华为公司发表声明抱怨说，华为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华为正在为英国、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建设宽带网络。在全球9个在建的大型宽带网项目中，有8个项目是由华为承建的。华为与澳大利亚所有的运营商、以及全球50家顶级运营商中的45家有伙伴关系。声明强调，网络安全是政府、运营商、终端用户，以及设备供应商共同面对的挑战。安全问题必须协调合作、共同解决。

华为诡称，作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华为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所有设备供应商都面临网络安全的问题，但真正的风险却是，在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过程中，错失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明创造。华为还不死心，企图继续参与澳大利亚市场。华为在澳大利亚的经营也并不依赖于国家宽带网，华为已经与澳大利亚所有主要网络运营商建立合作关系，方便中共从事网络间谍活动。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澳方禁止华为投标的主要理由就是：华为总裁任正非，是中共“解放军”的军官，并且他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十分诡秘。中共对此的解释是说：任正非像他那一代的“多数人”一样，年青时在部队服过兵役，至1980年代初退役。华为对此从未隐讳，华为的年度报告也始终对任正非的角色保持开放和透明。事实是，任正非参军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华为是一家100%的私营公司。

其实中共这种说法完全是谎言，因为1970年代能够在中国大陆参军的，都是中共特权分子，他们以此逃避上山下乡，这绝对不是“多数人”可以得到的。现在，澳方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香港“凤凰卫视”也是同样的性质，由中共军方一手操办的。 难怪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尼可拉•罗克松对这一决定持强硬立场。澳大利亚政府一位女发言人说：“作为一项战略和政府的重要投资，我们有责任尽最大努力保护全国宽带网的整体性及其运载的信息。”

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对国家宽带网设备项目投标的决定是政府根据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的建议作出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和有关网络安全专家早就通过各种途径对华为参与投标全国宽带网项目表示反对。他们指出：让一家“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为澳大利亚供应网络设备，这样的风险是很大的。人们呼吁对华为的投标进行“最严格的审查”，正是在情报部门和有关专家的游说下，澳大利亚政府做出了禁止华为投标国家宽带网的决定。

中共为了渗透澳大利亚国家宽带网，不惜重金收买澳大利亚人士。例如“华为澳大利亚公司独立董事”之一就是澳大利亚的前外长亚力山大•唐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唐纳竟然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采访说，华为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2004年就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对它卷入网络战的担忧简直是“荒诞”！

不过，尽管花费了如此重金，中共企图侵入澳大利亚网络的努力还是付诸东流了。


三、中共对台思考的如意算盘


实际上，澳大利亚的立场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一股风向，那就是“美国重返东亚”。

“美国重返东亚”引起了中共的极大焦虑，因为“美国重返东亚”的矛头，显然针对中共。

2012年4月3日，中共遥控的《多维新闻》发表了“美国战略大布局迫台湾转型求变”，对相关事物极尽歪曲之能事。

中共的评论歪曲说：


步入2012年以来，连任成功的马英九和竞选失败的民进党在海峡两岸关系政策和话语上都或明或暗地发生变化。这种现象除了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需要之外，更多的来自全球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台湾赖以生存的靠山美国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大布局。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携马英九总统之命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举行第五次“胡吴会”。吴伯雄在会晤中首次抛出“一国两区”，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和猜测。吴伯雄还表示，根据双方现行的体制和法律相关规定，“我们彼此都坚持一个中国”。台湾大选前后，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上一度有停滞甚至倒退趋势，然而此次马英九借吴伯雄口传达出的“一国两区”最新表态，却让人嗅出不一样的气息。

民进党败选后闭门思过，被迫认识到在两岸关系上的台独“原教旨主义”是他们的“死穴”，不去掉台独纲领，在美中联手的压力下，他们此后将绝无胜选的可能性。因此，不仅民进党内中生代求变的呼声日益强烈，连深绿中坚大佬﹑高雄市长陈菊近月来都在悄悄改变两岸关系的话语，将“中国”改称为“大陆”或“中国大陆”。而对于国民党提出的“一国两区”新构想，民进党也没有像从前那样“群情激奋”地染绿街头，仅象征性有气无力谴责了几声以尽反对党“义务”。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显示了全球政治大环境的改变，而美国的战略重新布局则是其中的关键。

美国对台湾的立场转变，民进党在这场大选中最能感同身受。选战中美国明显地选边站，让民进党吃尽苦头。民进党执政时期曾任陆委会副主委、国防部副部长、现为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的林中斌评价台湾大选时曾说“美国和大陆联手，那个力道太大了！”根本不是民进党可以抗拒得了的。他认为，大陆崛起是个挡不住的趋势；美国国势下降就得“看大陆脸色”，美中两强未来是“斗而不破”，台湾只能在“北京与华府的合作超过矛盾”的大格局之下，开展外交与两岸政策。此前林中斌更认为，北京意识到“买台湾比打台湾便宜”，“不战而主东亚”已成为北京新战略，北京将持续对台湾释放“慷慨善意”，以赢得台湾人心，并动员各方力量推动两岸军事互信，包括施压华府停止对台军售。

在这种形势下，借用一名台湾政论家的话来说，台湾若还不顾美国的信号，继续躲在“不独不统不武”这临时搭建的铁皮屋内安逸度日，当一场完全可能的美国转向风强大到吹散铁皮时，台湾就只能赤膊上阵，裸奔进世界了。到那时，中国大陆实行温水煮青蛙的办法，收紧与台湾协商管道，拒绝蓝营大佬访问大陆，同时开启绿营沟通渠道，对台商实施统战压力，同时对台湾人民高分贝利益喊话，使台湾处于高压锅内逐步加温。因为，不独不统不武及所谓的“九二共识”，其“模糊度”的收放绳子握在北京手中，台湾的任何定义，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支持，都只能是毫无意义的自说自话。北京可以只承认“三不”中的“不独”，以及“九二共识”内的“一中”，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的任何场合都从未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立场，而且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承认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只要美国迫切希望在全球战略格局下与中国合作以谋取自身的利益，默许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予取予求，对美国并不构成任何问题。何况到时大陆根本用不着对台湾动武就可以不战而下呢。

这正如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政策委员兰宁利在3月25日举行的“台北论坛政策建言书国防篇座谈会”上所说，中共对“一国两区”不反对，对中共来说，只要不台独，什么都好谈。他认为，对岸只是短时间不动武，但不是不动武，而是未来也许不需要动武就可把台湾解决。“中共不可能无限制等待，让中华民国逍遥法外。”该会议主持人林中斌表示，台湾抛出“一国两区”议题不排除是为两岸政治协商铺路，他认为，两岸政治谈判应该先于军事谈判，应该在大战略规划下推动。

值得注意的是，该“建言书”建议，台湾政府未来应分阶段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优先，中程是增进军事安全了解，逐步进展两岸军事热线。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第一阶段应以联合海上救灾、打击海盗、反恐等“非传统安全合作”优先，第二阶段是增进两岸军事安全了解，以学术交流为主，最终逐步进展到协商建立两军前线地区及参谋本部军事热线，避免因意外或误判发生的军事冲突。如果这种军事互信实施，作为最终结果，海峡两岸军队高层的互访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台湾与大陆想不形成联邦关系都不可能了。而这恐怕也正是美国在全球大战略格局下，对国际和国内政治的一个最好的交代。


四、中共为何回避“一国两区”？


上述中共的观点，显然具有歪曲性，而且远离事实。

事实上，早在1949年以前，中共即用“红区”、“白区”，“国统区”、“解放区”来称呼“一国两区”。1949年以后，中共也用“大陆地区”、“台湾地区”来做类似的称呼。

但是现在，中共自己却在逃避“一国两区”的概念，企图用“同属一中”蒙混过去。中共在担心什么呢？

显然，“一国两区”强调的是异，“同属一中”强调的是同，方向完全相反。2012年3月28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针对“一国两区”的问题提出响应时就认为，该说法代表台湾也认同“一个中国”，只要认同“一个中国”，陆方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这也是陆方一贯立场。

杨毅在记者会上还表示，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与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3月22日的会面，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深入交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也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同时他强调，这次的会面完成了五个成果。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属第三点的巩固与增进政治互信，杨毅说，双方的会面重申“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原则立场，并就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接着他说，海峡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同的是“两岸同属一中”，异的部分搁置争议。杨毅在整场发言中，故意回避了“一国两区”这四个字。另外，还有报道指出：对于“一国两区”的说法，美国曾表不悦。尽管“一国两区”只是一个事实性的陈述，用来描述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现实。


五、美国为何不悦“一国两区”？


美国政府一位资深官员4月10日在华府表示，美国并未预期台湾与中国大陆会讨论“一国两区”的议题；他表示，“两岸经济协议”(ECFA)不仅是一项经济协议，也是一项政治协议，有助改善氛围。

马英九总统去年在竞选期间，曾提出两岸可讨论签订“和平协议”的话题，引起不少争议；另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美国对台湾政府日前透过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大陆会见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提出“一国两区”的说法颇感意外，曾向台湾政府表达不悦。美国资深官员坦承，不预期台湾会提出“一国两区”的话题，但并未进一步批评，仅表示后续会与台湾讨论其重要性，“也期待台湾能告诉我们‘一国两区’的意涵”。但资深官员也说，只要与台湾人民所要的一致，不是逼迫而来，美国会视为正面的发展。 

在回应马英九的第二任期，是否应与中国大陆开展更深入政治对话的问题时，资深官员说，马英九会做他认为对台湾最好的事，因此美国没有立场，谈论如何做对台湾比较好。资深官员说，如果(政治对话)确实是件对台湾人民好的事，美国也能够理解，“但我们想指出的是，台湾可以同时与美国和中国维持坚强的关系”。资深官员表示，台湾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不意谓就对美国不利；事实上，美国也从两岸强化关系中获利，因为那增强了和平与稳定，“这也是底线，也是我们经常强调的非零和游戏”。 

美国为何不悦“一国两区”？

显然，美国希望“台湾可以同时与美国和中国维持坚强的关系”，而不希望台湾与中国走得太近。一方面，美国注重其国家利益远在注重中华民族的利益之上，另方面，也是因为美国不了解中共内部事务，而能从国际政治和美国利益的角度看待两岸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事实上，台湾早就不是中共军事上的敌人了，但台湾仍是并将永远是大陆政治制度的最大敌人。因为台湾不论正式独立与否，它都是华人建立的政权，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是华人组建的政党。两岸关系越密切，美国对台湾的保护越少，台湾的偏安之梦将难以为继。台湾的主要政党为了维护传统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跟中共的矛盾就会日益激化。

香港在英国统治下，过去哪有百万人的大游行？回归的前景迫使香港人关心大陆的政治，介入大陆的政治斗争。随着两岸关系的密切，台湾各派政治势力对大陆的影响力，也就不是大陆自发的民间民主团体可比，也不是香港的幼稚政党可比。中共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独裁能不能经受得住这一冲击？

在这个“什么后果都可能发生”的前景下，“一国两区”比“一国两制”更容易突破中共为台湾民主设置的“不得越过台海进入大陆”的界限，因为“两区”在字面上没有排除政治体制的趋向一致。而用大陆的政治体制来改变台湾我看中共没有这个能力，唯一的结果就是用台湾的政治体制来改变大陆了！在台湾的压力下，大陆政治体制的改变不得不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难以长久拖延下去了。


六、“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


就美国的内心说，台湾是通过太平洋战争归还中国的，而美国是太平洋战争的主力，因此对于台湾的命运美国理应具有发言权。

为什么“美国重返东亚可以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呢？

“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维持两岸关系”、“发展两岸关系”，而不是“缩小两岸关系”更不是“消灭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的前提是“两岸”，如果“两岸”在中共的压力下变成了“一国”，那么显然也就不再存在“两岸关系”了。

无论如何，美国不希望看到“两岸变成一国”，不论迫使“两岸变成一国”的中共压力是文是武，美国都是不喜欢的。美国不喜欢它通过太平洋战争的巨大牺牲所得到的太平洋霸权，在没有经历另一次战争的情况下就大打一个折扣，例如让中共去占有台湾。美国尤其不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分享太平洋霸权，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说“美国重返东亚可以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因为任何健康的两岸关系，都无法脱离美国的影响而存在。

如果美国不喜欢“一国两区”，那么我们就叫它“两岸关系”好了，这样，连“一国两岸”可能引起的无谓纷争都回避掉了。“两岸关系”是一个所有的人都沿用的、约定俗成的词汇，用“两岸关系”来取代“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可以反对。但“两岸关系”和“两国关系”、“两区关系”在意思可以是差不多的：“岸”和“国”、“区”之间的区别，只是中学语文上的；在政治领域，“岸”和“国”、“区”之间可以通过模糊化而变得毫无区别。政治现实可以创造新的词汇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两岸关系的持续化甚至永久化，我们也就使得“岸”具有了“国”那样的意义。

在这种格局之下，两岸以后正式交往时，台湾一岸的领导人与大陆一岸的领导人，可以作为两岸关系的法人代表，签署相关文书。


（二〇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第五节 美国驻大陆使领馆可能成为中共崩盘的导火索】


一、大陆官民竞相挟洋自重


在中共政权的历史上，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局面出现过：美国驻大陆使领馆已经成为清末民初外国租界那样的享有“治外法权”的地盘，可以让触怒了中共当局的大陆民众作为紧急避难处使用。

对此现象，香港的《东方日报》5月22日指出：“有问题找党员，有困难找书记”，这原是中共的宣传口号，如今在大陆社会已被改成“有困难找洋人，要上访到使馆”，见证中共执政地位的恶化。 

从重庆前副市长王立军到盲眼维权人士陈光诚，一个是副部级的高官，一个是争取权益的民众，两个人在生命危急关头，都不是向中共相关机构求援，而是想尽办法躲进美国驻中国大陆的使领馆。而陈光诚逃离山东软禁进入美国大使馆后，中共不仅不敢动他一根汗毛，还送他举家赴美。至于中共首席贪官、“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过“死三次都不够”的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只是因为逃亡到了加拿大，花完了赃款、引渡了十多年后才回大陆，结果还享受类似于“治外法权”的待遇，只被判个无期徒刑，期间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官员不时探监，保证他不受虐待。面对这一连串“辱华”事件，大陆网友建议美国在中国大陆各乡镇设立领事馆，专门帮助民众维权上访，这样大陆才能实现和谐社会。

近几年，中共官媒不断重炮抨击挟洋自重者甘当洋奴，但事实上，“哪个挟洋者不被网开一面？”这是因为，中共自己就是挟洋自重的黄俄、苏奴，毫无法治观念之可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大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评等，愈到基层愈低。这等于指出中共执政当局已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无论如何作为，都会引起广泛质疑。一方面，中共的理论与现实互相对立，无法说服人民，另一方面，中共党员的行为与道德标准背离，无法团结大众。


二、方励之的阴魂不散


1989年6月5日，天安门“六四”事件的第二天，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他的妻子李淑贤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避难。方励之是一位共产党知识分子，大力支持民主和人权而遭到开除党籍，他和他的妻子被列在了通缉名单上名列榜首，被指责是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之一。一年多的时间里，方励之夫妇住在大使馆的地下室里。而在外面，其他许多所谓“反革命罪”嫌疑犯被追踪、逮捕和关押。

1990年6月，方励之夫妇被允许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其后二十多年他们一直在美国过着流亡生活。据美国《外交杂志》的报道，受国际社会对“六四”事件反应的影响，关于方励之前途的谈判非常复杂。在美国，国会也在一年一度审核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争论不休。1989年6月5日，美国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包括美国在内的七个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最终，邓小平释放方励之的条件之一就是取消这些制裁。 

2012年4月26日，方励之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去世。几周后，陈光诚出现在美国驻华使馆，又为北京和华盛顿的官员们引发了另一场外交危机，而这距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出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种频率，说明大陆社会危机的深入；而相比之下，陈光诚的避难过程也比方励之顺畅得多，这个对比，也显示中国大陆社会的和平演变和中共控制的削弱。

几经周折，陈光诚偕夫人及一双儿女从山东东师古村辗转来到了纽约，曾被软禁几年的他终于如愿呼吸上美国都市的自由空气。和1989年“六四”后流亡美国的方励之一样,陈光诚也通过美国大使馆最终踏上美国的土地，2012年正好方励之死亡，仿佛其阴魂不散，“导致”王立军与陈光诚先后效法其二十三年前的亡命之举。


三、重庆事件触发中共分裂之虞


2012年2月，中共重庆副市长硬闯美国领事馆，外部力量的介入，致使中共对外封闭的内部权力平衡的链条首次公开断裂，发生“中共权力接班出现美国角色”的怪现象，也让美国获得了中国高层权力内斗的切入点，这不仅史无前例，而且影响深远。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重庆共党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心腹王立军（重庆市副市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因被政敌锁定和调查，薄熙来为自保不得不抛出王立军，导致王立军硬闯美国领事馆求助，事件震动中国和国际，中国“百度”和海外Google热词排名，重庆事件一直排在首位。

从2月2日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被免去实权，到8日美国政府证实王立军闯美国领馆后被押往北京，王立军的新闻引发外界的关注。王立军和薄熙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剧”，打破了自邓小平以来设定的中共高层间的默契，并触发中共高层内部的全面内讧。

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上海帮（江系）占据了多个常委职位，主要成员包括：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外界认为胡锦涛的团派则包括：汪洋、李克强和李源潮等。属于太子党的则有习近平、薄熙来等，但是薄熙来还带有江系的背景。一系列事情的起源在于薄熙来被下放到重庆出任市委书记后，在“打黑”过程中打掉“文强案”和“张韬案”。

2008年6月，因为温家宝的强力建议，薄熙来从商务部长被贬到重庆任市委书记。据海外中文媒体分析称，这段隐晦的历史让薄熙来“似乎看到自己政治生涯的末路”，但他“不甘于此”，于是开始上演“重庆模式”、“唱红打黑”。

薄熙来把他一手提拔起来担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空降到重庆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短短几个月后，王立军处死了原来由汪洋提拔起来的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而文强正是团派要员、现任广东省委书记、原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心腹。抓文强和张韬，目的就是要找出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贺国强、汪洋的把柄，只要有了这些把柄，薄就可以跟这两人做交易，“为登上权力顶峰铺平道路”。

但贺国强、汪洋的复仇战争却随即开始了。

2012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属下的中纪委秘密约谈了王立军，在确凿证据前，王立军自知厄运难逃，十分害怕，不过中纪委的调查人员说，只要他交出薄熙来的各种讲话记录，配合推翻薄熙来，他就有将功折罪的希望。王立军的“叛变”，很快被薄熙来安插在中纪委的人通风报信，薄熙来与王立军在今年元旦后四天正式摊牌，薄熙来将王彻底抛弃，与其“划清界限”。而王立军则威胁要揭露薄熙来妻子的杀人案件。最后的僵局，迫使王立军效法1989年的方励之夫妇，勇闯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


四、外逃风潮标志中共进入晚期


王立军进出美国领事馆的事件发生以来，各方都在解读，并关注事件对于中国政治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我们认为：重庆“唱红打黑”企图复活“共产主义运动”。“唱红打黑”的土壤，体现了中国大陆两极分化严重而又无法推进宪政建设的矛盾。薄熙来在两会期间到中央“唱红打黑”，主观上可能是为自己的案子解套，客观上是向中央的现行路线挑战，触发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唱红打黑”此路已经不通；维持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现行路线也窒碍难行。这是因为邓小平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经流弊甚多，造成民怨沸腾，推动“中共统治进入晚期”了。

薄熙来事件已经成为各方势力透过外国媒体来释放真假消息的网络攻防战。谁跟谁之间的攻防，决定了接下来还有哪些“球”会被丢出来。在这些方面，现在仅仅开了一个头，以后的节目会越来越精彩、对中共越来越不利。总的来说，多方混战、谣言主导，将是未来中国政治变动的一个预演。而由于中国实行新闻封锁，所以决战的主战场就移到了海外，这个很像是清朝末年，决战的主战场是在租界里面；因为租界有治外法权保护的言论自由，可以办报纸、造炸弹。

薄熙来事件表明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是放弃“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腐败路线，用台湾的普选方式、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但是，这一点说来容易做来难。这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三个中央，导致任何决策都无法贯彻执行：

（1）江泽民代表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退而不休；

（2）胡锦涛代表的第四代领导核心，即将退休；

（3）习近平代表的第五代领带核心，即将上台。

实际上，薄熙来事件之所以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难以收拾的样子，就是因为上述这“三个中央”之间互相掣肘造成了“政出多门”的乱象。

三个中央的形成，在“十八大”以后会变成制度，如果这些退而不休的总书记们活得够长，以后还会形成四个中央、五个中央甚至更多的中央。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重演于未来中国，并非绝无可奈。中国的连台大戏将越来越热闹了，而“多中央”的状态所造成的社会分裂与军政共振，将日益剧烈。


五、情报机构可能介入“营救陈光诚” 


王立军一波未平，陈光诚一波再起。

动手营救陈光诚的南京教师何培蓉（网名“珍珠”）5月7日披露，“神秘六人组协力营救陈光诚”。陈光诚摆脱软禁后，共有六人协助他从山东逃到北京。何培蓉称，当初不知何人发电邮称“鸟已离笼”，她心领神会，与同伴从北京赶到山东后，在田野搜寻了两小时，才找到遍体鳞伤的陈光诚。

话说陈光诚在4月22日“只身逃离”位于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的重兵把守的家，何培蓉当天正在北京探朋友，却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写道：“鸟已离笼，我们怎么办？”她答道：“我知道了，我在北京。”她与北京学者郭玉闪等人随即驱车前往山东，经六个小时车程后，在半夜抵达临沂市郊。

何培蓉表示，总共有六个人参与营救陈光诚，参与的车辆不止一辆，但她也不知道其他人的身份与角色。他们事先并未与陈光诚约好接应地点，结果花了两小时才找到陈光诚，他当时已在田野躲藏了十七小时。他知道一名叫“珍珠”的女士会接载他离开山东，但他与何培蓉之间并没有通过电话。他被送上汽车时说道：“珍珠，是你吗？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凡此种种，都过于巧合。此其一。

奇怪的是，陈光诚衣着整洁，曾获不知何人的照顾。陈光诚2010年9月被软禁后，何培蓉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发声，自2011年1月起先后六次到东师古村，但都被看守人员阻止，直到那个午夜才首次与陈光诚见面。据她描述，陈光诚虽然在翻墙时跌断腿，但当时衣着整洁，而且似乎曾好好休息过，这意味他在摆脱监控后曾获别人短暂照顾，但她拒绝透露相关人士的姓名。为什么这些人不直接送陈光诚到北京大使馆，而要让珍珠他们远程奔驰？显然可见,这里的内幕绝不单纯。

而陈光诚被送到北京后，在不同人士的手里中转手了几天竟然没有被中共无处不在的安全机关发现，也过于巧合。此其二。最后，这些营救者还能在全面监控中联络美国大使馆、并获得同意接收、而且还成功把人送入美国大使馆，更是过于巧合，此其三。三大巧合汇集一处，不能排除情报机关的介入。虽然何培蓉声称，她曾向身处美国的维权人士表示，可能需要他们帮忙寻求美国国务院与国会议员协助陈光诚，双方一直保持联系。但实际上，类似的通讯不可能逃避中共的监控。

《纽约时报》稍早前爆料称，陈光诚的支持者们说，他可能得到了其中一名同情其处境的看守的帮助。他们还说，在陈光诚逃跑的前一天晚上（即4月21日），他甚至可以通过手机跟支持者们讨论他的计划。该报特别强调这个细节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细节，因为那些看守们一直在努力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a remarkable detail given how hard the guards had worked to keep him isolated）。 

何培蓉在4月27日宣布陈光诚已逃离山东，不久后便在南京家中被当局带走，此后一个星期内被软禁在一家酒店里。她说，看守的警察态度友善，“他们每天都问我：你怎么带他走的？有多少人参与？是否在事前策划？怎样策划？”而她却有能力拒绝作供，这在流行酷刑的中国大陆，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姑且算作第四个巧合吧。 

总之，陈光诚事件显示了多种的不真实、超现实的迹象。


六、反现任政府的力量背景


不论是哪一股势力甚至是情报机关插手了陈光诚事件，我都不认为这是中共与美国的现在当权者所为的，因为中美会谈在即，当权者谁也不想节外生枝，只有他们的政敌愿意这么做。由此可见，陈光诚事件显现了反现任政府的力量和他们的深厚背景。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12年5月3日在北京举行，在陈光诚事件持续传出新进展下，双方代表的互动备受牵制，日子十分难受。胡锦涛多次强调中美需要扩展“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国务卿希拉利重申“对人权与自由的重视”。虽然在台面上，双方绝口未提陈光诚。最有意思的是，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和商务部长陈德铭一进场就频频与美方官员握手寒暄；相较之下，美方官员反而举止保守，很少主动与中方代表互动。这个反差是耐人寻味的。

希拉利致词表示，两国人民都希望政府能为其谋求更多福祉，各国也都有责任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她并重申美国对人权和人民基本自由的重视，强调每个政府都应回应人民对尊严和法治的追求，不能加以否定。胡锦涛谈话，四度强调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说中美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必将为世界带来巨大损害；中美应打破大国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双边关系的新路径。他并说，“这颗星球足够大，可容下中美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不过就在同一天，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却大肆报道说：“陈光诚哭声震撼美国国会”。陈光诚寻求美国提供保护的事件继续发酵，美国总统奥巴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主持国会5月3日就陈光诚事件召开的听证会时，陈光诚戏剧性现声：他通过电话表示：“我希望能见希拉利国务卿。我希望能获得她更多帮助。”他还希望搭乘希拉利的专机一道离开中国。陈光诚的来电由手机通过麦克风在会场播放。陈光诚表示，他希望获保证有旅行自由，因为“我希望到美国休息。我已经十年没有休息了。”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莱赫蒂宁说，“对于美国官员来说，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只要陈光诚在中国这个警察国家范围之内，就不可能保证安全。”“美国行政当局必须支持陈光诚可以自由选择他和家人能够安全生活的地方。”史密斯告诉陈光诚，他在美国的朋友都表示对他“极为关注”。“我们为你祈祷，我们将做出不懈努力向你提供帮助。”希拉利应该“到你在医院的病房看你，而且你和你的家人和支持者应该搭上来美国的飞机，照你的说法，来休息一下，你们完全有此资格”。

陈光诚的所作所为，多有反复无常之处，说话的水分也是不少，但他确实精明能干，善于抓住机遇，结果让中共与美国的现任政府全都极为尴尬。


七、中国的柏林墙或许瓦解


清朝末年，中国曾经流行一句顺口溜：“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现在的中国大陆，由于缺乏革命运动，虽然还说不上“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却也成了过去时，而“官府怕洋人”却好像开始了。

在中共政权的历史上，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局面出现过：美国驻大陆使领馆已经成为清末民初的外国租界那样享有“治外法权”的地盘，可以让触怒了中共当局的中国公民作为紧急避难所使用。

美国国会拨款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就此指出，就在那段时间，法国大使馆决定介入陈光诚事件：“当时陈光诚从美国大使馆出来时，法国误认为陈光诚被美国抛弃，希望接他到法国大使馆。法国觉得美国的态度非常软，觉得会出现其它事件，法国非常强硬，法国的记者也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陈光诚到达纽约大学后，除了感谢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给了他一个紧急避险机会，他还感谢法国、瑞士、瑞典、英国、加拿大等大使馆。可见这些大使馆都曾经准备给他紧急避难权。

这些事态的发展意义深远，使得中国人不禁由衷呼喊：“到法国、瑞士、瑞典、英国、加拿大等大使馆去！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给急需救助的人们以‘陈光诚式的帮助’。”

进一步说，如果美国、法国、瑞士、瑞典、英国、加拿大等驻中国大陆的使领馆，本着一视同仁的人道主义精神，真的开放给所有需要紧急救援的大陆民众，那么，中国大陆就难保不会发生类似于1989年匈牙利开放西德边界的作用，从背后瓦解柏林墙和苏联阵营。

那时，不仅美国驻大陆使领馆，而且西方各国驻大陆使领馆，都可能成为中共崩盘的导火索。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六节 大陆经济全面减速威胁政治稳定】


一、“保八”的破产及其后遗症


世界银行（World Bank）总裁左里克（Robert Zoellick）2月27日访问中国大陆，同时出席经济报告《2030年的中国》的发表会。报告警告中共当局：若不彻底改革，中国将面临无预警的经济崩溃。这份报告由世银与中国国务院智库合作编着。

报告警告，中国的经济成长面临突然减速的危险，且不会有太多预警。这在巴西、墨西哥等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已有先例。急剧的下滑将加重中国的银行及其它部门的问题，且为危机推波助流。报告指问题来自国营企业，建议国营企业应受到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督，并敦促当局改革地方政府财政、促进竞争及创业精神。佐里克在芝加哥对经济学家谈话时说：“中国需要限制国有企业的职能，打破垄断，使所有权多元化，降低私有公司的准入门槛。”实际上，很多建议被认为有政治威胁，中方坚持说报告被标为“研讨版”，国资委没有立即对评论的建议作出回应。

中共总理温家宝在其2012年3月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2年的经济增长调低至7.5%，这是中共政府八年来最低的经济预估值，自砸了“保八”的招牌和信心底线。尽管中共鼓吹其目的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国际市场普遍认为这是主导经济减速的强烈讯号，中共原有的打造高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世界银行此前在报告中说，如不进行深层次改革，中国大陆将遭遇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中共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劳动者所得占有比重持续下降。劳动收入是支撑居民消费的主要来源，所以相应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就持续下跌。

目前，私人消费仅占中国大陆GDP的大约三分之一，与多数经济体的占比（高于二分之一）相比，可谓低得不寻常。与此同时，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接近一半，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长期保持这样的投资比例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大陆公司全国生产活动衡量指数二月份略高，但仍然连续第四个月收缩。二月份基础产业HSBC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7，相比之下，一月份最后的指数为48.8。小于50的指数表示比上个月有所收缩。上海国际航运学会表示，上海航运市场正面临严重的挑战，2012年初可能出现越来越糟的局面，其中欧亚航线的集装箱运输量下降最大。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中国经济展望报告》中警告说，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增长率甚至可能减半。IMF说，中国经济受贸易方面连锁反应的高度影响，如果北京政府不采取应对措施的话，全球经济增长只要下滑1.75%，就会削减中国经济增长率的4%。

中共官方辩解说：放弃保八是想造就可持续的相对高增长。然而，国际市场接收了中国有限保增长的讯息，却不会从中国大陆“长远得益”去考量，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眼前将会发生甚么”。中共不保八，主导经济减速，势必牵动全球化下的利益格局、利益互动发生重大调整。


二、欧美经济危机波及大陆


2012年5月23日，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方明在金融政策会议后的记者会见中评述中国经济称：“中国经济减速或将持续，日本经济仍停滞不前。”白川认为，中国不仅出口减少，且受紧缩金融政策的影响消费减少了、房地产也出现钝化。

中国大陆经济下半年面临衰退威胁。其中，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不可小视。欧债作为“全球最大的风险点”，从目前欧洲局势的演绎方向来看，欧洲经济的前景大致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全面减速，在衰退中以时间换空间。第二种，希腊退出，欧洲金融体系危机加剧。第三种，欧洲央行通过印钞来救助希腊等债务国，欧元贬值。而欧元贬值对中国及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将产生负面影响，使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外贸增长贡献度从正值走向负值。

2011年外贸对中国大陆GDP增长的贡献度为11.85%，2012年3月份以来，中国对欧盟出口规模连续出现负增长，3月、4月的同比下滑幅度分别为3.11%和2.38%。欧盟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欧盟进口继续萎缩，预计2012年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还有可能继续下滑。

与欧洲局势的动荡不安相比，美国经济显得相对平稳，温和回升的曙光若隐若现。从2011年6月以来，美国的失业率逐月下降，从9.2%下降至2012年4月的8.1%，而GDP增长却从2011年二季度的1.3%震荡上行至今年一季度的2.2%，宏观经济整体上走在缓慢复苏的通道上。美国政府虽然债台高筑，但不存在主权债务危机和国债被买空、金融机构被挤兑的风险。不过，美国给全球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债务货币化，货币政策的极度宽松可能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元贬值带来全球性通胀的风险始终存在。

欧美地区上述经济危机，频频波及中国大陆，带来社会动荡的后果。


三、中共可能选择的对策


既然在全球需求萎缩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经济再次面临衰退的威胁，那么中共将何以应对呢？

首先，中共信贷宽松政策所释放出来的流动性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增加，但实体经济的需求却日益疲软。2012年1月到4月份，贷款规模同比增速从14.84%提高到15.36%，M0增速从3%提高到10.35%，但工业增加值比率却从12.8%下滑至9.3%。

其次，中共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债平台及各种担保累积起来的显性或隐性债务在时间隧道中风险将逐渐增长，而失去土地财政收入后的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将是空前的。

比衰退的阴影更让人忧虑的，是中共地方政府可能再次选择以投资拉动需求，饮鸩止渴。

如上所述，外贸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进一步下降，已经是不争的现实。未来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只有两驾马车：投资和消费。面对二季度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持续下滑，财政政策再度举起投资的大旗。到2011年底铁道部2万亿元授信额度，随着银行陆续放款，铁路项目开工将继续增加。而铁道部披露的财务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亏损69.79亿元，比起2011年同期的37.6亿元明显扩大，增幅高达85%。 

专家对此建议说：就中共的政策选择而言，结构性减税才是拉动消费、促进需求增长的调理性中药，毒副作用小，见效周期长。但是中共行政效率极为低下，税制改革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减税这副强身健体的中药何时端出来，仍然不确定。

2012年，中共政府的财政政策以哪个药方为主，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四、中国大陆经济继续下滑


种种迹象显示：中共的现行对策无助于缓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危机；尽管中国经济全面放缓，但或许还未触底。情况越糟，推出的刺激政策的规模也就越大。

中国大陆4月份包括消费、投资、工业增加值和进口在内的各项经济数据的增速均出现下滑，表明中共经济增长放缓的范围不断扩大，唱衰中共的人因此占据了上风。中共央行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五十基点，此举表明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但中共还会出台更多举措吗？

从中共央行下调存准率的做法来看，政策确实是在放松。这是过去六个月第三次下调存准率，意味着银行现在只需持有相当于存款20%（而不再是20.5%）的储备金。但此举的效果仍然存疑。

中共央行此举意在让银行提高放贷规模。4月份贷款增幅意外出现下降，新增贷款仅6,818亿元（约合1,080亿美元），远低于市场预期的8,000亿元，也低于3月份1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扩大信贷的一个障碍在于，随着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放缓，现在中国可能因为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面临着“需求赤字”。近期一篇专栏强调了这一点，其中说到，3月份数据里面长期贷款的下降意味着贷款增长疲软。

如果是这样，中共有关部门就得采取更多措施，而不能仅仅增加可贷资金。传统的应对办法是降低资金成本，或者是让政府实施财政刺激。

然而由于通胀压力一直存在，中共央行一直不愿意下调利率。不过至少4月份数据显示通胀率继3月份升至3.6%之后回落到3.4%，说明还有更多的放松空间。


五、大陆经济改革走回头路


6月13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两年一度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审议会议中，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在贸易开放和经济改革方面“走回头路”。 

美国驻WTO大使庞克(Michael Punke)在审议会中严辞批评中国并获得欧洲联盟(EU)响应。庞克指出，2010年上次世贸组织审议中国贸易政策迄今，中共政府似乎加强了对国内经济的干预。根据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提供的文稿，庞克说：“中国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与当初推动中国取得WTO会籍的经济改革目标背道而驰。这些目标曾为中国未来经济成长提供真正的领导地位与真正的前景。”

智慧财产权方面，庞克说，中国的行动时有时无也不足够，“令人无法接受的高侵权率”几乎未能改善。他说，中国是否强制保护智慧财产权的指标，在于“全球各地大量购买的合法商品与服务，在中国能否也达合理的销售水平”。

就经济升降而言，中共去年制定五年规画，已主动调低经济升幅，今年3月再降低了即年经济增长预期指标。也因此，各方都相当关注今年中国经济的升降。 

预期指标降低，伴随而来的是首季和前四个月的经济数据，都显示经济在拉低。于是出现两派，一派是悲观派，认定低处不算低，今年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下行，不排除真的“下8”，即增长速度慢于8%；另一派是乐观派，认定一季度是中国经济的谷底，已经见底了，马上会开始走出谷底而加快发展。 

其实中国经济还有一种可能，叫做前降后升。这前后大致以半年为期，更准确一点是“前七后五”，即前七月降，后五月是升。理由何在？前降，在于内有负面因素，外有不确定拖累，未必已见底。后升，理由较简单，要开“十八大”了。

发展的快与慢，是中国大陆经济又一关键问题，因为中国大陆经济成长是快慢不一、冷热不均，一时经济过热，需要治理，一时是发展过冷，需要加温。今年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快慢不一，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差别较大。经济维稳，就必须解决快慢不一的问题。否则，一块崩溃，全盘皆输，并非绝无可能。


六、大陆经济“威胁政治稳定”


在上述危机的压力下，大陆经济开始“威胁政治稳定”，为了救亡，中共不得不把经济纳入“维稳轨道”。

“维稳”即维持稳定，是当今中共政权“保命保权”的核心政策。虽然中共在社会层面上的“维稳”，已经备受诟病而难以维持，经济层面却在广为关注的调控转捩点关头，一脚踏入了维稳的陷阱。

近期北京国务院接连出手，展开新一轮宏观调控，其核心基调，是“稳增长”，但由已铺开的政策措施而看，中国经济正步入全面“维稳”之境。

中国经济之进入“维稳”阶段，有两大背景，一个现实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踏入下行阶段。在经济“持续高成长”近三十年之后，经济成长的幅度下滑，很自然要引起社会上和人们心理上的紧张，甚至出现恐慌，既使是正常的经济调整，都需要反复解释，何况是明显的下滑。

今天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矛盾百出，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之后，各种社会冲突频发，尖锐的对立令社会承受力被突破，由经济的不稳，酿成社会的不稳。 

消解这种不稳，一种办法是透过结构调整，深层的改革，经济成长方式的转变，重整经济发展的基础，以消除矛盾。而当相应的动力不足时，就无法透过制度变革来化解矛盾，而当社会对经济成长下滑容忍度的降低，中共当局自然要祭出以“稳增长”为基调的宏观调控。

再一个背景，则是起伏跌宕中的政治背景。这个政治背景，就是预定今秋将召开中共十八大，要实现中共核心领导层的换届。而与这个换届相联的，在前有地方中共四级党委的换届，今年上半年要完成，在后有国务院的换届，2013年3月要实现。

中共领导层换届，不言而喻有各利益主体的一场较量，而伴随着突发的重庆事变和薄熙来的被拿下，正展开着一场明争暗斗，争斗、妥协交替出现，最后要提出全面稳定的要求，包括经济的稳定。这种时候经济层面提出以“稳增长”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在情理之中。


七、中共跌入“维稳陷阱”


中共专制制度惯用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其实反倒催生了片面维稳的盛行，使得其地方政府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尴尬处境。片面维稳模式下，通过金钱收买或打手压制，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损害了社会公正，压倒了民权与民生，伤害了政府的合法性。现阶段，维权就是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就是最大的维稳。最终破解维稳陷阱，根本之道在于民主法治建设。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以及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稳定”考核硬性指标压力下，目前在某种程度上，维稳已成为悬在地方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维护社会稳定固然重要，但如今却被一些地方政府歪曲、篡改，成为欺上瞒下的幌子，上面说稳定压倒一切，一些地方政府就用稳定把一切压倒了。这种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杀鸡取卵、不惜一切的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削弱了政府公正的形象，非但不能促维持长治久安，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这明显与政策制定时候的基本原则相背离。

地方官员胡乱作为，为何能畅行，以致成为一种普遍的形象？原因在于：

（1）中共地方官员由上级任命，听命于上级而无需顾及非本辖区居民的选票，因此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为常态。虽有伪装的“权力监督机制”，但都缺乏独立于共党专政的能力，难以有效的发挥监督作用。

（2）中央与地方信息不对称。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使得中共地方政府在权力结构上处于劣势，但是由于在地理上中央政府离地方较远，而中央的各项政策又必须通过地方官员来贯彻执行，与中央政府相较，地方政府在信息上具有优势。由于新闻管制以及地方新闻媒体体制化与地方化，使得其难以有效地揭露本地区问题。因此，容易发生“代理人危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直是中共官场的痼疾。

（3）对片面维稳的官员问责乏力。实践中，对于发生群体性事件等稳定问题的问责是钢性的，但对于隐瞒这类事件的问责却很乏力，例如像湖南省质监局对“金浩问题茶油”瞒报这样的劣行，竟然没有一个说法，更没有问责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瞒报维稳”遂难免成为官场的“传染病”。

在上述条件的制约下，中共的“维稳”已经成为“维稳陷阱”；中共的“维稳行动”表明中共已经跌入“维稳陷阱”，中国大陆经济的全面减速，已经威胁到政治稳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第七节 解析中国大陆群体事件之影响】


一、中国大陆群体事件之意涵


中国大陆群体事件体现了紧张的社会关系。中国大陆群体事件的最大影响，就是瓦解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2012年新年伊始，法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了数千民众上午在河南安阳火车站附近集体散步、就当地几家大的投资担保公司突然集体跑掉，卷走接近四百亿资金表达愤怒。此前有消息称安阳民间依靠代理商到大户、中间人、散户层层滚雪球的“传销”模式的集资活动，已形成雪崩态势，崩盘蔓延之迅速甚至被借贷企业自嘲为“金融非典”，四十家企业被列入非法集资名单。

同一天香港《星岛日报》周日报道，四川成都大型国有企业“川化集团”爆发工潮，数千职工近日包围川化集团宾馆，要求正在开会的集团领导人答应加薪，并澄清集团可能关门的传言。报道引述该厂工人指出，集团所在地天然气资源已经匮乏，集团长期亏损，不少设备停产已近半年，工人已经四年没有加薪。近日有消息称集团负责人可能有意听任公司倒闭，以便日后开发公司拥有的土地。

中国大陆群体事件体现的紧张的社会关系是空前的,所以中国大陆群体事件的意涵,无论如何都不可轻估。


二、大陆群体事件爆发频率倍增


早在2011年，上海交大舆情研究实验室、舆情网日前联合发布的《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就显示了，中国大陆2010年平均每五日就发生一宗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比2009年增加两成，遍及全国各地，其中以河南、北京、广东等省区为多发地带，而且司法执法类危机是高发领域，67%是依靠网路媒体首发。

2010年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有72宗，比2009年的60宗增加了两成；而以72宗计算，即平均五天便发生一宗影响较大的群体危机事件。报告是选取2010年的72起影响较大的群体危机事件，并与2009年的60起影响较大的群体危机事件进行比较。报告显示，2010年影响较大的群体危机事件涉及全国二十九个省，其中河南、北京、湖北、广东危机舆情多发，而从行政级别来看，地市是危机舆情高发地带。调查发现，与2009年相比，2010年危机的传播速度更迅速，33%影响较大的危机都是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曝光的，网络媒体正日益成为群体危机事件的首发媒体，2010年影响较大的群体危机事件由网络首发的比例从2009年的53%上升到67%，微博异军突起，成为群体危机事件曝光的主渠道之一。发生群体危机事件的，最多是属于司法执法类，占总量的18.1%，社会民生、反腐倡廉、官员（家属）不当言行成为关注点；其次为灾害事故类，占15.3%，升幅明显。此外，43%事件不能在本级政府解决，要由两级及两级以上组织进行干预，才能压住。

2005年，中共当局曾发表《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事件已由一万宗增加到六万宗，参与人数亦增加到三百零七万人。中共其后不再发布有关数字。但中共“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访问时透露，从2006年到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他没有提及具体数目，但对照蓝皮书的数字和平均增加速度，中国大陆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十八万宗。有分析指，中共根本不敢面对引发危机的制度问题，故此危机只会以几何级数增加，2011年亦不例外，最终将很可能如火山般爆发。 


三、群体事件的根源在于制度


2011年2月25日，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和圆桌讨论会，探讨以下问题：

1、中国群体抗争事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

2、中共当局的反应，

3、中国维稳面临的主要挑战。

美国智库“海军分析中心”的中国研究部亚洲安全分析师莫瑞•斯哥特•坦纳，就中国近年来群体事件激增的原因作证。他指出，根据中共的估计，从1993年到2000年的头十年里，中国的社会群体抗争事件几乎逐年增加。许多政策分析师指出，官方公布的群体事件从2004年七万四千起，2005年八万七千起，2006年达九万多起；虽有一位分析人士认为2007年的群体事件数目有少许下降，但官方的数字仍表示有显着增加。2008年，尽管中共努力使群体事件在北京奥运前有所下降，但春天和夏天仍发生了数起影响很大的事件。三一四拉萨暴乱、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奥运会后群体事件显着增加，使2008年达到了十二万起。虽然目前尚没有2009年和2010年的正式数字，但根据一些知名中国学者的研究，2009年的群体事件数量在经济复苏中大大攀升。坦纳指出，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群体事件的根源是经济性的。但他认为，过去十八年中国群体事件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是因为现有体制未能向公民提供有效、自主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允许公民寻求对触发群体事件的冤屈的救济。他指出，政策分析数据显示，触发群体抗争事件的一系列冤屈，过去十年中并未得到改善，这些包括了非法圈地、强制拆迁、克扣工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以及地方当局拒绝接受公民的上访等。

坦纳说，中国政府并非不重视制度原因。相反党和政府发布了无数讲话、文件、规定和法律，反复要求必须结束这些非法行为。但是，中共喜欢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地方当局遵守法规进行监督。而实际上中共领导必须不断重复发布指令，要求停止促成了群体事件发生的这些对权力的滥用。这种反复的现象说明了执行法令机制的缺失。他同时还指出，北京过去十年里对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启动的、承诺增强公民参与、监督和影响力的法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一直采取犹豫不决的立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村委会直选、法院和检察院的独立，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等。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中国当局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资深研究员斯蒂文•顿纳维作证时指出，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形成的核心挑战是当局继续实现经济成长的能力。GDP平均年增长8%被视为保持稳定的起码指标。但是顿纳认为，有实质性理由对中国继续快速增长的能力提出质疑，除非中国在经济政策上采取重大改变并进一步实行济改革。他指出中国经济难以继续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有二：一，中国的经济模式，即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将不能继续产生快速增长；二，中国的政治体制会继续制造障碍，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顿纳说，使中国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一个基本和重大的政治问题是，目前尚不清楚建立一个更为市场导向的经济是不是与中共继续控制整个国家的愿望相一致。东亚有许多长期一党控制的政府，如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都成功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但是这些国家都愿意并能够将经济从政治控制中分离出来。但中共看起来并不愿意放弃对经济的控制。虽然中国当局认为有充分时间来实现经济转型，但现实是，他们拥有的时间比他们认为的要少得多。目前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比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前的外部环境差得多，而这种对中国来说较差的外部环境将持续一段时间。在此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其他国家会更强力敦促中国改变其对外政策，要求人民币更快升值。与此同时，由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权力交接，老的领导人已经无意加速中国的改革，而新的领导人也不会在经济政策上采取更具决定性的步骤，因为中共的决策机制仍将是集体共识驱动模式。由于中共关键利益集团间的意见分歧，有关环境、政策改变和为经济再平衡采取的必要的改革措施将更难以启动。

 

四、中共自身对群体事件的检讨


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指出的，瓮安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因此中共北京学者韦弦在《中国为何频发群体事件》为中共辩护说：中国目前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是经济利益冲突而不是政治性的矛盾。

韦弦分析说这些事件的原因都是因为拆迁、矿产开发、企业搬迁、土地补偿等导致一些老百姓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而一些地方政府和个别领导人的官商勾结更加剧了事态的恶化。老百姓的不满和压抑可能因为某个偶然事件而爆发，最后演变成群体事件，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成为群众发泄不满的直接对象。 

韦弦还为中共开脱说：大陆频发群体性事件还有国际背景。例如，美国次贷危机扩散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加上全球通胀及油价、粮价高涨，多国出现粮荒和油荒，民众生活受到影响，不满情绪上升，一些国家民众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多国政局出现动荡甚至发生政权更替，因此群体事件不是中国大陆的特产。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网络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和中国周边动荡会发生传导和波及效应。中国民众整天看到外部动辄游行示威，打砸抢烧的场面，难免会受到刺激，进行模仿。 

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频发还有“后奥运情结”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向外界承诺开放新闻自由，允许境内外记者自由采访，几万名记者聚集中国，搜索新闻线索。中国国内发生的各种事件都会被媒体放大报道，任何地方的警民冲突会立刻引起媒体关注，因此不排除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媒体放大炒作而感觉增多的可能。 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为确保奥运顺利举办，要求各地方政府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化解民众怨言，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一些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而没有及时解决的百姓可能因此抓住机会，希望在奥运前制造一些群体事件以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和中央政府的重视，从而敦促地方政府和领导迅速解决其关心的问题。 

韦弦为中共出谋划策说：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员能够从群体性事件中吸取教训，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善后事件，则将有利于树立政府的威望和声誉，赢得民心，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反之则可能使政府形象和声誉受损。

韦弦劝告中共：，中国百姓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与政府的级别几乎成正比，政府的级别越高，百姓的信任度就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高一级政府组成的事件调查组如果不能公正客观调查事件根源，严惩事故责任人，并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的不满，那就很可能引火烧身，导致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满延伸到上级政府，影响的将不仅是地方政府形象，也损害了中央政府的声誉。 因此，韦弦认为对于各种群体性事件，中共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基层政府应提高处理各种群体事件的能力，不能按传统的堵、压、瞒方式来对待，要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查找事件根源，处理事件当事人，让真相走在流言前头，争取民众尤其是网民的信服。 

二是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暴力事件和示威游行在成熟的法制国家是家常便饭，但多数都能以平常心对待，以非暴力手段平息，值得中国地方政府学习借鉴。但对于暴力袭击事件，警方也不能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三是中央政府要加强督导，严查地方领导责任，不为地方领导的失职和腐败背黑锅。

实际上，韦弦的看法并不深入，中国接连发生群体事件甚至爆炸事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对于利益的重新分配进入一个比较尖锐化的矛盾阶段。因为利益集团的形成，而且利益集团获利越来越多，而又不想做任何的让步。相反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工农阶层的利益不断遭受损害或者剥夺，跟现在的一党政权的利益集团的冲突越来越尖锐。

二、面对尖锐的矛盾，目前中国大陆官员，从最高层胡锦涛到最下面的各层官员，基本上都处于一种不作为状态。官员已经失去了处理这种重大事件的胆魄和能力，处于一种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而对党国的利益，对这种大的战略的，或者是长期发展的利益，他们就考虑的比较少。所以很多矛盾基本上是无人过问，无人解决。

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以前人们谈到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谈到的都是政策不同的分歧。但是今天的分歧不仅针对政策，很多还是针对中共政权。所以不仅群众中的矛盾加剧，而且学者之间左中右之间的争论和矛盾也越来越有火药味。

中国目前的争论从政策层面已经走到政权层面了。


五、未来群体抗暴事件展望


中共正在开办“国家级应急培训基地”，试图通过评选提高各级官员的应对能力。《瞭望东方周刊》也报道说，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应急培训基地将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挂牌，采用案例教学对高中级官员进行轮训，表明中共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恐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未来十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也是对中共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大挑战。国家应急培训基地的培训重点就是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

竹立家的历史分析显示：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的增加，和中共政权的发展阶段有关：

中共政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从 1949到1978年，这三十年中国以政治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经过“文革”冲击，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受到了很大破坏。

中共政权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8年，这三十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中共政权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2009到2030年，中国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社会制度的建设。而从2010到2020这十年最为重要。中国社会进入了艰难转型期，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框架的建设来规范社会行为和政府行为。这也是从现代化走向现代性的重要阶段，社会必然要经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因此处理好群体性事件非常重要，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竹立家认为，中国未来面临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的五大问题：

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

二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会引发不安和动荡，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是腐败，现在的腐败已经从腐败事件转化为腐败文化，未来十年，中国反腐成效的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四是就业问题；

五是社会信任感的丧失，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众之间、信任感缺失，足以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六、结论


综合上述中国大陆群体事件之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群体事件的最大影响，就是瓦解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权大于法、党大于政的中国大陆，这是无法替补的权力流失，因为中共专制的基础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现在，随着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瘫痪，中国大陆群体事件的诸多征兆，在在指向了“政权瓦解”这一条不归之路。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八节 警惕西方舆论出卖台湾利益】


纽约时报的“弃台论”以及利文和怀特有关“美国应该牺牲中国的民主”之类的建议，说明中共已经相当成功地收买和绑架了西方的舆论，在出卖台湾利益和出卖中国民主的道路上大有斩获。这也从反面说明：台湾利益和中国民主，是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根据我们的判断，美国可以出卖台湾，但是不会出卖自己。美国如果不出卖自己，也就很难出卖台湾，因为台湾和美国所共同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邪恶帝国。在阻止中共扩张的问题上，美国与台湾正如美国与日本一样，是休戚与共的。美国不大可能把太平洋战争流血流汗多来的西太平洋霸权，拱手让与中共。



一、中共大肆报导“弃台论”


中共的“中新网”2011年11月18日转引美国世界日报12日的评论称，美国已经有朝“弃台”方向移动的迹象，但是没有人公开承认。这是因为前不久纽约时报刊出了美国陆战队员肯恩（Paul　V.Kane）的投书，建议美国政府以停止军售台湾换取北京取销逾1兆美元的国债。主张“甩开台湾来抵偿美国所欠中国的美国国债”，并认为这样做还可以因而避免“美中开战”。

中新社对此评论说：“这个建议很传神地传达了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论调。美国既有此议，与其说可以解决债务并向北京示好，不如说美国有人看到两岸未来不可逆的发展大势，得趁早对台湾提出要求，或在仍居优势的时刻更可予取予求。”且不论这个建议撰稿人是谁，有无特殊背景；但以纽约时报愿意刊出，即意味美国媒体至少有一部分人愿意认真看待此事成真。以纽约时报在美国言论界的地位和影响，“出卖台湾”的论述看来还会持续发酵。

中新社的还对以下的分析表示认可：


基于美国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出售台湾”当然很有吸引力；不过这毕竟是纸上谈兵，对美国的颜面以及对外承诺言，可能引致的负面打击或有更重于此者，单就台湾当局对美国的依赖论，此举在道德上更有背信弃义之嫌。唯现实逼人，美国若无法从金融危机中脱困，且计无所出，减债论者拿台湾作生意的想法或将层出不穷，而且会愈来愈频繁。台湾的处境势将面临新的挑战，非仅美国不可再事依赖而已。这不仅是两岸互动的大事，也会是台湾未来何去何从的大关口。再以两岸和平发展论，美国所以会有停止对台军售论出现，潜台词就是两岸形势不再是军事对抗，藉由军售台湾以求保全东亚区域稳定的思维没有必要再居主流。联系两岸应否洽签两岸和平协定的话题，乃至两岸应否设立军事互信机制，彻底消除双方的敌意，反而更具有参照价值。

显然，中共对纽约时报的大肆报导说明：“弃台论”是中共希望看到的一个动向。很有可能，整个投书就是中共设计的舆论攻势。



二、俄罗斯官员支持“弃台论”


 中共不仅自己支持“弃台论”，还用俄国人的嘴来为自己提供服务。中共“环球网”2011年12月3日消息，引述了“俄罗斯之声电台网站”12月1日文章：通过出卖台湾来拯救（美国）经济？作者为安德列.卡尔捏耶夫。“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副所长”。 

安德列.卡尔捏耶夫的文章声称：

美国总统奥巴马如果迈出决定性一步可能解决美国经济问题并保证自己再次当选。只需要建议中国免除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务，作为交换，美国不再支持台湾。这是在纽约时报页面上刊登的引起热烈反响的意外建议。

拯救美国的新颖药方发明人是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研究员保罗•肯恩，他是伊拉克战争老战士，曾在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任职科技员工，从事过国际安全问题研究。可以质疑保罗•肯恩的建议的可行性，但应佩服纽约时报栏目作者的逻辑和慎密思维。 

已经将肯恩的建议称作“出卖台湾的交易”的评论家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肯恩有意让华盛顿在国家安全方面放弃陈腐观念，美国的实力主要依仗军力而不是经济竞争力。肯恩呼吁美国政府丢弃冷战思维并承认一个简单事实：经济繁荣对国家来说远比在军事领域取得成就的意义要大。 

这才是肯恩提出的交易的主题思想。美国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对中国来说，解决台湾问题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而且，台湾与中国大陆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与大陆统一不可避免。既然台湾早晚将与中国大陆统一，台湾岛对美国来说并不那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台湾海峡两岸对抗的减弱会使北京大大减少军费预算。与台湾相关的直接和间接中国军费每年在三百至五百亿美元之间。由此可见，在二十年时间里，完全有可能节约一万亿美元，这正好相当于北京能够免除的美国债务，保罗•肯恩认为。 

安德列.卡尔捏耶夫的结论认为：尽管有关出卖台湾的建议听起来很荒唐，但它距实际似乎并不遥远。“它反映出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加剧的某种潜在懊丧情绪。专家们讨论美国牺牲支持台湾来换取中方某些让步的场景是否现实。很多人觉得，这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因为，华盛顿在经济方面对北京高度依赖”。 




三、对于“弃台论”的反论


纽约时报的“弃台论”是中共希望看到的，但“弃台论”并不是美国政界所赞同的。

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现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日本研究主任葛林（Michael　Green）就认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方向及意图“已经超越台湾，东海、南海及钓鱼岛等”，比台湾更容易引发美中冲突的热点比比皆是，所以，美中两国冲突的热点“已非台湾”。

而纽约时报却别有用用心地认为：似乎只要排除了台湾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什么都可以解决了，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甚至胡说八道。

葛林指出：美国“不应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他说，如果美国在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上让步，中国大陆将认为美国“软弱”，还会“予取予求”。而奥巴马表现得的确“比较软弱”，愿意向中国示好。只是他的这些让步，中国“并不怎么领情”。在这样的纵容下，美国“弃台”的主张越来越盛行。例如有人也传说美军太平洋总部的备战重点已不再是台海，而开始转移到南海。这已引起部分相关人士对美国“弃台”的担忧。

不过在我们看来，相关人士对美国“弃台”的担忧纯属杞人忧天；因为美军太平洋总部的备战重点已不再是台海而开始扩大到南海。这表明，美国对抗中共的半径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或转移。

但是被中共收买的一些专家们却极力宣传说：即使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积极性也不会影响到华盛顿对台湾的兴趣的逐渐降低。他们说：美国已经拒绝向台湾出售F-16战机，因为卷入有可能突然进入白热化阶段的台湾冲突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又将是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和非常大的风险，这最终会葬送恢复美国危机后经济的希望。 

被中共收买的一些专家们到处宣传这样一种“哲学”：“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美国的武器不是抑制北京的因素，而是北京的金融实力，首先是对美国国债的巨额投资会迫使美国以另一种方式行事。在纽约时报刊登的文章中，肯恩援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麦克•马伦上将的一句名言“对我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我们的债务”。从这一角度来看，为了拯救美国经济而牺牲台湾的建议看起来并不完全像是幻想。”

被中共收买的上述“哲学”故意忽视了一个最大的可能：美国如果对中共发动一场战争，不就可以马上冻结中共所有的在美资产包括那个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但美国现在还不需要这么做，因为美国还有其他许多牌可以打。而且一万亿美元在美国的十五万亿国债里，不过只占百分之六.六六。



四、美国应该牺牲中国的民主？


2012年6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教授、华府新美国基金会资深学者利文(Anatol Lieven)的文章，指出美国军力转移到太平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正走在未来可能发生战争的路上，他引述澳洲国际事务专家怀特(Hugh White)的主张说，亚洲的权力和谐(concert of power)是避免美中对抗的最佳之道，也是唯一的途径。他发出恫吓说：万一发生战争，美国和中国都不会“战胜”，但会互相造成重大伤害，并伤害世界经济，若升高成核子战争，现代文明都将毁灭。

利文说，美国国防部长潘尼达说到2020年，60%的美国海军将部署在太平洋，欧巴马英九2011年11月宣布在澳洲设立美军基地，并表示美国将继续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范和尊重人权。中国领袖知道要在全球挑战美国，仍需数十年和巨大的海军支出，但即使到那时，中国也几乎必定失败，而在东亚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中国大部分历史中，此区域一直属于中国，中国在此区域与其他国家发生对岛屿主权的争执时，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掺入其中，在共产主义消亡后，中国成功地倚重民族主义为支持其统治的意识形态。……

为此，利文援引了澳洲国际事务专家怀特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选择：为何美国应该分享权力”(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指出为避免华府和北京的关系滑向对抗，东亚秩序必须建立红线，中美都必须同意不越过此线，这些红线中最重要的是保证：未获对方同意，不使用武力；最敏感的是中国必须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而华府可能必须承诺让台湾与中国统一。在这些争执中，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产生冲突，特别是越南。越南和此区域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敌意是美国最大的资产，也是最大的危险，这些中国的邻国要美国军力留在此区域，但如怀特所说，即使美国撤出，这些国家也极不可能屈服于中国的霸权。如果美国承诺与这些国家军事联盟，以对抗中国，美国将冒着卷入他们领土争执的危险。此外，中国必须承认美国在东亚现身的合法性，而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现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因此美国必须扬弃中国民主化的言论。 ……

我们认为，利文和怀特有关“美国必须扬弃中国民主化的言论”之类牺牲中国民主的建议，说明中共已经相当成功地收买和绑架了西方的舆论，在出卖台湾利益和出卖中国民主的道路上大有斩获。这也从反面说明：台湾利益和中国民主，是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而纽约时报，可能是“弃台论”的大本营，是中共海外舆论工作的的重点对象。



四、美国视中共为“新邪恶帝国”


美国与中国近年都标榜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而美国计画将六成的战舰部署到中国周边也声称“并非围堵中国”。但最新一期德国“明镜周刊”指出，美国已将中国视作新的“邪恶帝国”，将中国作为其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点，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螺旋式升级，只能希望双方建立解决双边冲突的制度化机制，以免爆发危机。

“德国之声”引述“明镜周刊”说，自从欧巴马上任美国总统以来，华盛顿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就对准北京。这位从人们心目中的“救世主”转向权力战术的美国总统，不仅继续其前任布希集中对付中国崛起的外交政策，甚至更加锋芒毕露。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思维而言，21世纪的中国在美国人看来越来越像20世纪的前苏联，即世界政治中的强大对手，意识形态上被升级为“邪恶帝国”。美国从伊拉克撤军，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在利比亚的相对克制，以及从德国撤军，都与集中精力应对中国的战略相关。

“明镜周刊”认为，美国国防部长潘尼达(Leon Panetta)的亚洲之行“明显表明这种新的尖锐化的态势”。美国和中国都在争夺对南中国海的影响，北京为了那里的利益越来越无所顾忌，将周边国家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汶莱及台湾都推向美国海军的怀抱。北京宣布这个海域为己所有，完全基于历史论据，因为这里15世纪属于中华帝国，而不顾联合国“海洋公约”对所有周边国家都同样承认的12海里领海或200海里经济区的最大范围。最近两年，中国渔船与越南和菲律宾渔船之间的冲突日益频繁，中国这个巨人对六个较小国家持续增加政治压力，要它们承认北京的要求。出于内政考虑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几乎排除了中国政府任何外交妥协的可能性，一旦中国当局擅自挑起冲突升级，南中国海就会成为危机地区。……

中共现在宣布将很快与阿富汗缔结战略伙伴关系，与潘尼达亚洲之行的同时，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俄罗斯和四个中亚国家元首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虽然这次会议“泡沫”多于实质性政治合作，然而姿态也是政治。不管中美怎样声称相互依存、经济上相互依赖以及中国的和平崛起，双方间的紧张势态正在螺旋式上升。中共领导人正处于不稳定的过渡阶段，美国在进行总统大选，目前只能希望双方在这个阶段过后更多地认识到建立解决双边冲突的制度化机制的必要性，以防亚洲的诸多冲突热点爆发危机。 



五、钓鱼台问题激化的大背景

 

中国大陆与日本在8月份就钓鱼台列屿问题爆发新一轮冲突，美国一再表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台及其周边海域，向中共施加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仅口头施加压力，而且在采取军事行动。

2012年8月23日华尔街日报报导，美国正计画大规模扩张在亚洲的飞弹防御部署，将在日本南部装一套X波段早期预警雷达系统，并可能在菲律宾也装设另一套，以联系飞弹防御战舰及陆上的飞弹拦截设备。一旦弧形防御系统完成，台湾自然也涵盖在内。美国官员虽表示此举是为了围堵北韩的威胁，但同时也用来反制中共军力的扩张，美国国会研究室飞弹防御专家席瑞斯明确表示：“我们说的是以北韩为焦点，实际上也着眼于亚洲更长期的大象，就是中国。” 

美国国防官员指出，新计画的核心，是在日本南部某个秘密岛屿上，部署强力的X波段早期预警雷达，而国防部正与日本磋商。一旦日本同意，雷达可在几个月内完成部署，可与2006年部署在日本北部青森县的X波段雷达系统互相支援。

美国太平洋指挥部正在评估在东南亚另外部署一套X波段雷达的可能地点，以建立弧形防御系统，如此将让美国及盟邦能更精准地追踪到任何从北韩或中国大陆发射的弹道飞弹。美国官员将可能部署雷达的地点聚焦于菲律宾。 

美国国防部没有忘记台湾，尤其担心台湾海峡两岸的军力日益失衡。美国国防部最新发表的大陆军力报告指出，中共已部署1000枚到1200枚短程飞弹对准台湾，并研发较长射程的巡弋飞弹及弹道飞弹，目标是打击930海里以外的移动船舰。美国官员表示，计画中的弧形X波段雷达系统，不仅能使美国涵盖整个北韩，还能够更深入到大陆内地，能够追踪、并至少能有限度地击退来自大陆的飞弹攻击，足以威慑中共不要尝试发动攻势。加州蒙特瑞国际研究学院东亚防止武器扩散计画负责人刘易士表示，在亚洲进行任何的飞弹防御部署，对大陆都是一项警讯，尤其当他们相信这些系统涵盖台湾时。他说，“如果在日本南部及菲律宾各部署一套，当然把台湾也涵盖在内。这也等于是确定美国能够对台湾提供飞弹防御。” 

美国可以出卖台湾，但是不会出卖自己。这是我们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判断的底线。进一步说，美国如果不出卖自己，也就很难出卖台湾，因为台湾和美国所共同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邪恶帝国。在阻止中共扩张的问题上，美国与台湾正如美国与日本一样，是休戚与共的。美国不大可能把太平洋战争流血流汗夺来的西太平洋霸权，拱手让与中共。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九节 谷开来案与中共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未有具体的召开时间，是由于中共希望谷开来案及王立军、薄熙来案完结后，再公布日期，减少事件对十八大的冲击。

谷开来案的审判是政治秀，而且是各派系妥协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十八大顺利召开。

在十八大前解决谷开来、薄熙来、刘志军等大案，可助新一届领导层树立“新人事、新威信”。 


一、谷开来案是一个序幕


作为王立军、薄熙来案件的定案序幕，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于8月20日被判死缓；紧接着22日，大陆传媒披露，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贪污案将于下月在辽宁开审，预料他会被判终身监禁。在十八大前解决谷开来、刘志军等大案，可助新一届领导层树立“新人事、新威信”。

不过，整个谷开来案的审判过程，都是在朗读中完成的，遵循了一本毫无演技的拙劣剧本。谷开来案的结果一出，民众表示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被追究的刑责和她的罪恶很不相乘，她的罪行远不止杀害海伍德一人这么简单。这一切只是在演戏。中共当局也自知摆不上台面，经不起民众的评论，因此在新浪发布宣判的结果的同时，关闭了所有评论。其原因无非是官方担心出现不合谐的声音，或是自惭形秽。这也说明中共现在的神经既紧张又脆弱，经不起刺激。 

谷开来的表现十分配合，很多人怀疑是“替身出演”，远远超过保命的需要。例如谷开来当庭表示这个判决“体现了我们法庭对法律的特别尊重、对现实的特别尊重、特别是对生命的特别尊重”。谷开来的这三个特别尊重足具讽刺意味，结果连新华社也自惭形秽了，把这几句话从新闻里删除了。

庭审中，一切都是按事先排练好的在演。法官像是个木偶，替背后的主子发声，法官此刻没有一点权力，不敢说错话，体现了中共“法制”的本质。法律的双重标准在此案中又一次得到体现，而中共对其它异已人士毫不客气的打压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给她个死缓已是个赏赐了，当然也是背后交易的结果，更重要的人物是薄熙来。真正的主角薄熙来被控制了这么久，始终都没有个罪名出来。薄本人喜欢凌驾于法律上做事，如今自已却同样被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手段所治。正如那句话，没有法制的国家，没有谁是安全的。


二、判谷开来，稳社会舆论


中共显然认为，对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的宣判，就排除了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之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就可以平息不利中共的社会舆论。舆论认为，谷开来在法庭上“表现良好”，这是将她的死缓今后改判成有期徒刑在创造条件。

谷开来遭到宣判后，北京独立学者高瑜说，对谷开来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并非意味着这就是谷开来的最后命运。围绕谷开来案的中国司法，不仅如此宽大，使她起死回生，而且还为她今后可能改为有期徒刑创造条件。接下来谷开来就等着逐步减刑吧，因为谷开来法庭上表现很好，而且不上诉，法院将会进一步施恩。为此高瑜为谷开来画出了一个“减刑路线图”。

高瑜称，在合肥对谷开来的审判是中国最大的徇私枉法事件。她以谷开来在法庭上的待遇为例。她说﹕“死刑犯人一般必须穿囚服，戴手铐脚镣。进去就这样，只要是杀人犯。因此我认为，合肥这种审判就是法院和公检法的最大徇私枉法。那里有资格起诉另外四个警察徇私枉法，法院就是徇私枉法，包庇谷开来的罪。更重要的是谷开来说她儿子受到威胁，而这种威胁只是一封电邮。”

中共自由派学者姚监复是哈佛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对谷开来的审判实现了必要的切割，其效果是稳定了十八大前的社会舆论。 他说﹕“审判接过和我以前估计的一样，把薄熙来跟谷开来切割开来。我想现在就是切割开来，开好十八大。稳妥地交权，不要影响到上层的世代交替的运作。这是大局，达到目的了。”至于合肥中院对谷开来宣判后中国民间的各种反应，姚监复说，中国是党管司法，再有不同的议论也是没有用的。他说：“中国是党绝对领导的，舆论的服从党的意志。中国的主流媒体会引导舆论。另外，我所听到的一般舆论反应并不太大。我周围的舆论说，法院给谷开来判的也是死刑嘛，只是缓刑两年，已经占了比较高的份量了。另外像英国和加拿大这些国家不是没有死刑吗？”


三、谷开来案是江胡温习的妥协


中共十八大前夕，谷开来案开审，有关薄熙来事件的一系列问题也在激烈的斗争中渐渐尘埃落定。薄熙来事件促使中共反思治党策略，中共将开始新一轮统一思想的行动。江泽民再度现身表态，要求党内学习历史。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与习近平在对待薄熙来以及“左”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薄熙来或将面临法律审判。习近平十八大的接班也成为忽隐忽现的筹码，很难预料中共是否重回改革开放的路线。

熟悉北京高层的人士透露，受薄熙来事件影响，中共党内将开始新一轮统一思想的行动。胡锦涛七月二十三日发表讲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强调，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与政治体制改革，标志着胡锦涛与温家宝、江泽民、习近平在对待薄熙来以及“左”的问题上，终于达成共识，薄熙来或将面临法律审判。

江泽民在七月末的一次表态，为中央对薄熙来事件统一思想“加码”。薄熙来事件促使中共反思治党策略。七月下旬，江泽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作序，要求“认真总结和发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必须注重汲取和运用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历史规律，正确借鉴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在中共十八大前夕，江泽民再度现身表态，要求党内学习历史，被认为这是江在十八大之前显示其影响力的身段之一，同时针对薄熙来事件发声，要求党内借此反思路线问题，借鉴文革教训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成就的经验，喻示十八大要坚持开放路线。同时，来自北京的多位自由派学者认为，相比江泽民时代，过去十年，中国社会在胡温体制下略显保守。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是江泽民与曾庆红等上一代中共核心与胡温领导集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因而，江泽民七月末的现身，体现了他对局势仍有影响力。而薄熙来事件曾被温家宝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以路线问题初次提出，随后经历过几次薄的支持者、左派阵营的小回潮。


四、中共计划切割薄、谷、王


北京时间9月19日，新华社通报《王立军案件庭审及案情始末》，将9月17日、18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立军案的审判进行了一个详细的通报。这是继9月18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判王立军案对外发布庭审情况后又一个官方通报。这篇通报向外界回答了在整个事件中，王立军为何滞留美领馆以及与谷开来杀人案有何关系等疑点。且在文中暗指薄熙来对谷开来杀人一事知情，并掌掴王立军，随后将王立军从公安局局长位置调离，并借此非法审查王身边工作人员，最终促使王立军叛逃美领馆。

这份通报中称，虽然王立军开始替谷开来隐藏了她杀人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二人没有矛盾。2011年8月12日，薄谷开来之子薄某某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人在重庆市区但不想见他，就让司机说自己在万州，结果薄某某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了车祸，薄谷开来因此对王立军很生气。“11•15”案件发生后，薄谷开来担心案情暴露、采取了毁证等一系列行动，王立军对薄谷开来不断折腾、知情面不断扩大产生不满。在2011年12月底，王立军身边4名工作人员被非法审查。王立军和薄谷开来的矛盾越来越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共在处理包括薄熙来问题、谷开来、张晓军杀人案、重庆警方四高层包庇案、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犯案等整个“重庆事件”时，进行了有步骤、有程序、意图明显的“切割”处理。也许在中共看来，通过这种切割处理的方式能够有效减少整个薄熙来事件对于中共乃至中国社会的震荡，以最小的幅度保证最大的稳定。


五、中共仍在辩论如何处置薄熙来


十八大即将召开，但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仍在激烈辩论是否对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进行刑事审判。不过，即使薄熙来受到刑事审判，他也可能逃过最严重的指控。

中国官方新华社19日傍晚发表长篇报道，披露王立军案始末，显示谷开来杀害英商海伍德之后，王、谷后来矛盾激化，王立军更被薄熙来扇了一记耳光，随后更被从公安局局长位置调离，最终上演了王立军叛逃美国领馆一幕。

但是报道中没有直接点薄熙来的名字。不过根据文章的描述，当时打王立军耳光的人就是薄熙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说，由于新华社的报道没有点薄熙来的名字，这显示中共还没有就如何处置薄熙来达成共识。薄智跃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有关薄熙来的报道故意使用非常含蓄的措辞，这样就给中央委员会留下回旋余地。”“薄熙来的支持率很高，不但是在老百姓中，而且在某些精英圈子内也是如此，因此需要特别谨慎。”

在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认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仍在继续，我认为薄熙来还有强势人物支持。这些人在施加压力，要求免除对薄熙来的刑事指控。”最近在四川爆发的反日示威中，可以看到一面横幅标语上写着，“钓鱼岛属于中国，薄熙来属于人民。”这显示，薄熙来仍然得到公众的支持。

北京的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表示，“既然薄熙来已经被指控掩盖谋杀案，我认为他将会受到刑事诉讼。”他说，“我认为，对薄熙来不会有进一步的控罪。我预计，他会被判十年监禁。”薄熙来的案情与过去十五年来另外两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案情相似，也就是在1995年去职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2006年遭免职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但是陈希同和陈良宇都是因为重大贪污罪名及公然违反党纪而遭到撤职。而薄熙来案还涉及额外因素，涉嫌包庇谋杀案罪犯。


六、围绕中共十八大的攻防战


围绕中共十八大的争斗十分复杂，内定再上层楼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9月初突然取消会见外宾的多次活动，两个星期内完全失踪，惹来外界对他情况的猜疑，甚至传出由国家主席胡锦涛爱将李克强接任总书记之说。

9月19日上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一行，“严正阐述钓鱼岛立场”，说“日本应该悬崖勒马”。习近平控诉说，八十一年前，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也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造成巨大创伤。日本国内一些政治势力非但不深刻反省对邻国和亚太国家造成的战争创伤，反而变本加厉、一错再错，演出“购岛”闹剧，公然质疑《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缺乏国际法效力，激化同邻国的领土争端，等等。国际社会绝不能容许日方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日方应该悬崖勒马，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错误言行。希望美方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谨言慎行，不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不要做任何可能激化矛盾和令局势更加复杂的事情。

更加蹊跷的是，在习近平此番“失踪”和“控诉”之前，8月14号出版的日本《朝日新闻》以占头版和国际版半个版面的两篇报道，揭露习近平的大姐齐桥桥利用与中共高干的关系，将在中国大陆得到的资金通过女儿张燕南转移到香港。现年三十四岁的张燕南利用名下两家房地产公司，于2007年到2009年期间多次以巨资抢购香港的高档房产。仅2009年，张燕南就以一次性付款一亿五千万港币购入浅水湾一栋三层楼别墅。习近平的家人以公司名义购入的五处高级公寓，三年间的投资回报已达到六十亿日元。

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说，中国红色贵族并非只有习近平一家。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九名成员中，至少有五人的子孙目前在美国留学。中共高级官员转移资金的方式多是先让子女留学，再由妻子带资金移民海外，最后是在本人贪腐行为有被发现危险时逃亡国外。


七、董建华“奉旨”爆料


对中共的“国家事务”一向口风密实的第一届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19日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领导人”身份在美国电视新闻网CNN播出的一段访问中，一反常态地直言习近平接班必无疑问，又说习近平“失踪”接近两周是因为背部受伤。董建华又相信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十八大退位后，仍会仿效前任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这个位置一段时间”。

董建华与习近平的关系颇为密切，习尤其倚重董建华帮助其家族洗钱，故此习今年二月访问美国时，董建华亦有随团访问，并与习近平一起会见了美国政要。

对董建华在CNN爆料不寻常的举动，外界普遍认为他是获得北京授权准许，公开透露中国高层人士内幕，目的是安抚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神秘失踪两个星期所引起的各种疑虑和猜测。在此同时，习近平在“背伤”两周之后，首次会见的外宾就是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帕内塔事后形容习身体状况良好。

在CNN的访问中，董建华被主持问到外界关注习近平曾“神秘失踪两周”传闻，董建华十分肯定地回应说，习是在运动中伤了自己，但现已康复，并重新投入工作。女主播追问“是哪里伤”，董明确地用手指自己后背说：“背部问题。”主持问：“如何受伤？”，董不假思索回应称：“我相信是游泳。”董建华态度轻松的说，媒体的报道很多都是臆测。他又为中共高层黑箱作业的行为模式辩解，指中国“领导人的健康问题不属于公众话题”，相信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和融入世界，“一切都会有变化”。

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如期接班，成为下任中国领导人，董说：“我一点也不怀疑。”并透露中共领导人交接班的十八大，将会在十月某个时候举行。当女主播追问习近平接班后胡锦涛是否还会留任中央军委主席时，董建华微笑地指出，他没有这方面信息，但“根据过往经验，他（胡锦涛）将会留任这个位置一段时间。”这是首次高级领导人透露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十八大退位后，仍会仿效前任江泽民的做法，掌握军权“过渡”。

不过有的大陆政治学者质疑胡锦涛留任军委主席的说法，指出董建华的讲话很可能是测试水温。香港有线电视引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指出，1989年六四后江泽民任总书记，5个月后邓小平才将军委主席交给江，是因情况特殊；2002年胡锦涛接江泽民任总书记，两年后江才将军委主席交给胡，是江想垂帘听政，现在胡又要仿效江交出党权续掌军权，“这对中共，对中国，都大不正常了”。


八、结论


围绕中共十八大的争斗十分复杂，中共十八大未有具体的召开时间，是由于中共希望谷开来案及王立军、薄熙来案完结后，再公布日期，减少事件对十八大的冲击。

谷开来案的审判是政治秀，而且是各派系妥协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十八大顺利召开。

在十八大前解决谷开来、薄熙来、刘志军等大案，可助新一届领导层树立“新人事、新威信”。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节 九二共识何以维持两岸和平二十年】


二十年前的1992年，台湾充满创意地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才衍生出“九二共识”。但是中共贾庆林却在二十年后画蛇添足 ，提出“一个国家”，试图抹杀“一个中国”的文化意涵，为“九二共识”凭添争议。不过这也从反面说明，“九二共识”的创意经得起时间考验。

中共凭借诈术取天下，诈术的核心就是“正话反说”，就是“奴役就是解放”，“独裁就是民主”。

要和中共打交道，就要懂得中共的“狼语”，就要懂得“和平就是战争”、“统一就是分裂”的辩证关系。


一、九二共识的来历

 

1992年8月1日，台湾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对于“一个中国”的定义作出解释：“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1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在此前提下，1992年10月两岸举行了香港会谈，也才有后来所谓的“九二共识”。

台湾的反对党质疑“九二共识”的存在。海基会顾问、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庞建国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解释说：“如果说九二共识这四个字的文字，的确没有在档上出现过。但是92年海基会和海协会为了处理事务性的问题，卡在主权认知的议题上，后来双方透过函件的往来，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双方对于'一个中国'的原则都接受，但是对于'一个中国'该怎么解释，双方可以各自表示自己的看法和立场。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后来简称为“九二共识”。 但到目前为止，台湾反对党仍不承认有“九二共识”。2012年总统大选前，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更提出“台湾共识”，意图取代“九二共识”。台湾团结联盟更是在去年向台北地检署按铃告发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等三人涉嫌伪造文书罪，台北地检署调查后，认为三人未涉及不法，予以签结。台湾团结联盟主席黄昆辉于7月30日再度具状向台北地检署声请继续侦查。北检表示，收状后会立即分案调查。

2012年7月28日，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哈尔滨开幕，中国大陆的“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致辞时提出“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这项说法企图偷梁换柱，和九二共识拉开了距离，这说明中共已经意识到九二共识对于中共的不利之处。


二、“两岸一国”的隐藏逻辑

 

大陆熟悉台湾的人士指出，大陆提出“两岸一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是对早前国台办主任王毅“聚同化异”的延续；意在摆脱“一中”对中共的陷阱作用，以便更清楚地推动“两岸同属一国”的统一定位。此外， “两岸一国”也是对台湾各方的试金石，可以透视台湾各方对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实质态度。可以说，“两岸一国”的提法看似简单，却内藏“杀招”，不失为一手“妙棋”。

但有批评者指出：“两岸一国”的提法，其实在否定“中华民国”存在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因为“两岸一国”的提法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还原为“大陆”与“台湾”这两个“口岸”，而在实质上否定了两者的国家地位。

其中隐藏的逻辑在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大陆”，如果有人自称是“大陆政协主席”，一定会让人不知所云的。因为说穿了“大陆与台湾”不过是“共产党控制区与国民党控制区”的地理名称，绝对不是政治实体的名称。

平心而论，“两岸”的提法虽然实事求是，但“两岸一国”毕竟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个理想，是两个称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岸”，在努力进化走向一个虚拟的共同体。

如果两岸都过于执着“一个中国”的原则，结果反而凸现了两个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事实。 


三、九二共识与台美同盟


2005年1月30日，率团出访的陈水扁在所罗门与台湾媒体茶叙谈及两岸关系时，声称从来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的一中原则，对岸批评台湾推动“公投”、“宪政改造”，是走向“法理台独”，这是误会、误导与误判。同时，陈水扁接受日媒专访，鼓吹美日台建安保同盟关系。陈水扁在专访中呼吁日本政府，不要过于顾虑中国的压力，要走自己的路，美、日、台之间更应该建立起安保同盟关系。

现在七年多过去了，事实证明陈水扁错了。

陈水扁把否认九二共识与台美安保同盟关系挂钩，犯了一个兵家的大忌。

这一点美国人就很清楚：“做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做”。美国大谈特谈在钓鱼台冲突中不选边，同时却出动航母与日本展开针对中共的军事演习。

而陈水扁既然说出了“台美安保同盟关系”的话，当然就办不成事情了。

九二共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台湾的利益。

目前美国宣示重返亚洲，不仅将加强海军部署，更针对中国战略核武，扩大导弹防御系统：在原有日本北部一套X波段预警雷达系统外，再在南部岛屿加装一套。五角大厦还“特别强调”，这是防北韩导弹威胁，并非“针对中国”。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北韩导弹实力有限，长射程导弹更数次试射失败。日本原有一套预警雷达已足应付，南部再装一套，针对目标不问可知。 

美国欲擒故纵的另一证明是，还打算在菲律宾再加装一套，小小北韩导弹，竟要如此大阵仗对付，当然不可能。更诡异的是，当被问到，日本增设雷达是否将台湾纳入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国防部却避而不答，含糊以对。 

其实美国和中国心理都清楚，台湾早已纳入反导系统。美国早已售台陆基爱国者三型反导导弹。2012年底即将完工的台湾新竹乐山基地“铺路爪”（Pave Paws）预警雷达，更是关键。 

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分成两个层次，一是防卫美国本土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另一是防卫美国海外基地和盟国的战区防御系统（TMD）。两种系统都各有预警雷达及猎杀系统，预警雷达是系统关键的“眼睛”，靠它侦测对手导弹的位置和路径。其次，才能利用陆基爱国者或海基标准导弹猎杀。 

铺路爪是NMD的预警雷达，日本部署的X波段雷达是TMD系统，前者层次高，价格贵，美国麻州、加州、阿拉斯加、格陵兰美军基地各有一套。涵盖可能攻击美国本土的太平洋、北极和大西洋空域。但因侦测距离只有5000公里，再因地球曲度关系，中国、俄罗斯发射导弹要上升到一定高度后，铺路爪才能侦知和计算，在分秒必争的核弹攻击中，影响反应机制。 

解决办法，是采取前进部署。不过因系统属极机密，美国目前只在英国和台湾兴建，英国可覆盖全欧，台湾可侦知中国。台湾铺路爪比日本X波段雷达对美中关系更棘手。乐山基地海拔2600公尺，居高临下，更易克服曲角问题，更快掌握中国导弹发射时机。其次，基地由美国操控，形成美国直接介入台湾防务。 

这样一来，台美安保同盟事实已经形成，根本不用声张，更不用通过否认九二共识来完成。相反，九二共识可以更好地掩护这一台美安保同盟关系。

美国把防卫本土、如此高端雷达拿给台湾，就像把台湾关系法当成美国的国内法，把台湾当成美国本土延伸。如果中共要武力犯台，不过美国这一关是显然不可的。

试想，美国为了一个荒无人烟的钓鱼台，都不惜出动两个航母编队，何况为了台湾这个宝岛？


四、中共舞剑，意在台湾


中共的“中评社”8月29日发表文章《两岸联合保钓是大是大非问题》，煽动“如果解放军打日本，台湾应该坚决对日本开战”。为此，

1、“尽快建立两岸军事协作机制问题是当前最大的选项。这是两岸民众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2、“在理论上承认了两岸同属一国后，在实践上则两岸军队就应该都为这个国家战斗，就可以联手共同保卫中国。解决了国家认同大原则，军队才有方向；军队有了方向，才会有战斗力。解放军之所以战斗力强大，是知道为保卫中国而战；台军也应该知道为保卫中国而战。”

3、此时解开两岸两军联手的结也正当其时，因为钓鱼岛局势正在变得恶化。上述两岸四地保钓人士登钓鱼岛捍卫中国主权之事目前尚未完结，日本方面还在做许多动作，如果铤而走险加大挑衅，中国将必须坚决反击。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应该表明坚定的立场，坚决地与大陆方面一同参与保钓行动。在必要的时侯，台军要协同解放军一道，共同巡逻钓鱼岛、共同出击打败日本侵略者。如果有美军协助日本，台军也要坚决迎战，保卫中国领土。”

这是中共说的一套。下面是中共做的一套：

中央社台北2012年9月22日电：国防部说当前两岸紧张局势虽缓，但在军事安全上，中共“未放弃以武力犯台”思维并未改变，台海安全情势仍充满变数。为此，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4日将邀请国防部部长高华柱作业务报告并备询。

根据国防部业务报告内容指出，中共并未降低对台战备整备，且国防支出持续呈现两位数成长，大幅挹注国防建设，规划于2020年建立犯台战力及具备第一、第二岛链作战优势。台湾国防部表示，这显示中共“未放弃以武力犯台”思维，台海安全只是一张纸糊的假像。

报告书从“情监侦能力”、“二炮打击能力”、“制空作战能力”、“制海作战能力”、“地面作战能力”、“资电作战能力”等面向评估中共军力发展。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共除研制及部署弹道及巡弋飞弹、岸置远端攻船与防空飞弹、两栖步战车及新一代机舰等武器，配合战机、防空飞弹部队前推从事轮战及三军联合登陆演练等作为。台湾军方说，这些都是共军为熟悉东南方向作战环境，规划在2020年具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

另外，报告书提到，鉴于台军受外来的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为反制多样性渗透情搜，台军目前已制发“中共情报单位吸收运用态样分析图”，撰编“红色警觉”保防系列辅教丛书，并策办“保防尖兵”典型表扬，提高官兵敌我认知与安全警觉。

对于上述发展，由大陆评论家认为：中共舞剑钓鱼岛，意在台湾总统府。其理由是：

1、如果美日在钓鱼岛争端前退缩了，不少已被收买的台胞就会依附中共，台湾就不战而下了；

2、如果美日在钓鱼岛争端前拒绝退让，那么中共就制造长期紧张，引诱台湾疏离美国、进入“保钓”的“中港台漩涡”，让台湾在事实上“回归祖国”。

3、只要中共突破了第一岛链，那时，不论谁在台湾总统府，都得受制于北京的“中央”。


五、九二共识支撑和平构架


中共凭借诈术取天下，诈术的核心就是“正话反说”：“奴役就是解放”，“独裁就是民主”。

要和中共打交道，就要懂得中共的“狼语”，就要懂得“和平就是战争”、“统一就是分裂”的辩证关系。

九二共识何以维持两岸和平二十年？

这是因为，九二共识创造了一个战略上的模糊空间，使得两岸都获得了一个转身的余地、一个转圆的空间，这样就可以避免把问题“弄僵”、把局势“搞砸”。九二共识使得“台湾问题”得以“搁置争议”，两岸经贸得以“共同开发”。

对比一下日本现政府，就知道台湾九二共识的相对成功：

日本强行推进“钓鱼台国有化”，使得自身和中共都失去了转身的机会，这样就失去了与中共关系的模糊空间。现在，大陆与日本双方都没有了转身的余地、转圆的空间，问题已经“弄僵”，很可能“搞砸”。只有美国窃喜，为了名正言顺地重返亚太地区，美国拒绝充当大陆与日本之间的调解人，以便继续从中渔利。

而台湾在无形之中正是通过九二共识的坚忍，才使得中共的祸水，东移日本。

现在台湾最要紧的，就是要在大陆与日本的角逐中，坚守壁上观的角色，绝不入场。这样，台湾就可以在中共与美日的双方拉拢下，享受来自双方的优惠。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十一节 习近平与中共派系消长】


引言


在有关“习近平与中共派系消长”的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大陆以外人士总结的“两个派系”说，一种是大陆以内人士总结的“五个中央”说，下面分头阐述。


第一部分：“两个派系”说


（一）中共18大落幕 派系消长待揭晓 


2012年11年15日中央社报导：中共十八大于14日选举中央委员，将于15日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14日先当选中央委员，图为习近平8日出席18大开幕式。中国共产党重大的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14日闭幕，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这个划时代的交班过程中，朝接掌未来10年领导权迈进了另一步。

大会并未立即公布新一届中央委员的完整名单，但国营传媒新华社报导的若干入选干部，已同时涵盖了据传相互争权的2个主要派系。但分析家指出，只有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务委员阵容，才能确定这种派系争权的结果。新科政治局常委将在15日亮相与媒体见面。

已届八旬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出现会场，由于他在政治上令人意外地卷土重来，外界将他视为足以影响接班人选的要角。至于另一派系则由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人马组成。

习近平被视为妥协下的人选，立场倾向江泽民，至于内定接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则被视为属于胡锦锦涛旗下派系。分析家说，尽管在人脉上大致泾渭分明的这两个派系相互较量，但大体上都主张大陆经济必须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同时必须继续箝制不同的政见。

大陆热门社群网站上对十八大的评论受到严格管制，许多贴文遭到封锁，但还是有些能回避管制，发表讽刺言论。一名网友写道：“快点闭会吧，我要谷歌回来。”这指的是在十八大期间，网上连接这个搜寻引擎经常有困难，而网友普遍将此归咎于当局的审查。

知名异议人士胡佳在网上张贴信件，批评共产党。他指称在家人遭到当局威胁后，他在十八大期间被迫离开北京。他的信中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个执政党，执政党必须通过民主选举，才能合法治理国家。”


（二）中共核心领导权力派系关系


中共核心领导圈中实际上有两大主要派系，如今在即将进行的中国权力移交之际，最重要的，莫过于派系之间是否能维持平衡。又如何维持平衡？

中共目前面临：社会不稳定、经济增长放缓、在政治进程问题上与公众看法日趋分岐、以及官员腐败等诸多问题。最高领导层中出现任何进一步的分裂，以及派系权力平衡被打破都可能严重地损害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也正因如此，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异常重要。

核心领导圈中的“团派”与“太子党”：

中国是共产党一党独大的国家，但是党的领导阶层却并不是团结的一块铁板。它的成员在思想、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政策倾向方面并非一致。

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两大主要的政治派系在权力、影响力和政策导向方面，彼此竞争对立。也正是这种分歧，在中国的一党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发展出某种类似检查以及平衡的机制。

当然，这种机制并不是民主架构中行政、司法、立法彼此监督平衡的制度性架构。这是一种新的结构，有时被称为中国的“一党、两派” ，但它却代表着中国已经告别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所特有的“政治强人”独裁模式。

其中一派是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民粹主义联盟”，另一派是早在江泽民时代崛起，现在以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政协主席贾庆林为首的“精英联盟”。

这四个人目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而两大政治阵营则在最高领导机构中分享席位以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

现在的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四名属于民粹主义联盟，另外五名则是精英联盟。

而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继任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也分别代表这两大阵营。而这两大阵营在社会经济和地域选区上也不同。

精英联盟中的高层领导人绝大部分来自有家庭背景的高干家庭。这些太子党通常从经济发展较好的沿海地区发迹。他们一般代表中国企业家的利益。

而在民粹主义联盟里，绝大部分人来自普通家庭，通常他们在不发达的内陆省份，积攒起政治领导经验。其中很多人通过在共青团工作，获得提升而被称为“团派”，经常表示对农民、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关心。

这两大阵营中的领导人在经验、履历和专长方面虽各不相同，但是却都认知到为了彼此共存，尤其特别是在处于危机关头时有妥协的必要共识。

现在中共应该就处于这样一个危机关头，起因恰恰是涉及派系领导人的丑闻。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属于太子党的薄熙来。另一个则是曾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尽管如此，两派之间仍然在考量到双方的利益彼此放下岐见而携手合作。

回头看看中国式的民主；中共重回强人政治的老路既不现实，也不可行。中国只有在进入战争状态或者经历长期的国内动荡才可能有产生政治强人的环境。当然，中国的低效率的集体领导和危险的独裁两者之间。中国发展出“一党两派”，尽管有其局限性，它却能逐渐克服政治体制的不足，为迈向中国式民主过渡进程打下基础。

在中共十八大会议上，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必须找到一条路，以确保习近平拥有强而有力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威，特别是要防止退任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干涉决策过程。

外界广泛揣测的政治局常委从九人减少为七人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意谓着负责中央宣传部门和政法工作的两个政治局常委职位可能被取消。这两者被认为是经济开放和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碍。

其次，政治局人数减少可能将扩大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更重要的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重大危机、民众对领导人在人事任命中的裙带关系日趋不满的情况下，中共应该接受更多的机制实行党内选举。

中共中央委员会应该可以从八名候选人中选出七名政治局常委。此举并不会改变权力的派系平衡。或者，全体中央委员可以选出25名政治局委员。在最高领导层的这种内部选举上，将能为新领导人提供新的合法性的基础。

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和其中的派系力量斗争的消长，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将在未来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部分：“五个中央”说


（一）胡锦涛“裸退”有何意义


有旅美侨胞在《洛城新语》里主张：给胡锦涛一点掌声：

中共“十八大”高层人事终于底定，各方之前的各种猜测，有人猜对，有人误判，但人事安排反映中共内部权斗，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不能没有关系，不能没有权力；许多外国人士称中国为“关系中国”、“特权中国”。当今中国搞得过头，做什么事情都要靠关系，找个好的工作靠关系，做生意靠关系，当官也是靠关系，犯罪不被法律制裁也是靠关系。更糟糕的是，没关系，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有关系，就万事亨通，不管做的事是否违法。

2010年山东省新泰市提拔六名副局长和一名法院副院长，七名年轻的干部中有六人属于“官二代”。这种案例年年都有，各地都有。现今中国，关系维系靠特权，有权就有关系，有权好办事。中国人在富起来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先富”，这一部分人就是共产党自己。在这种局势下，胡锦涛的裸退，就显得难能可贵；一但下台不掌权了，关系也就没有了，关系没了，在特权社会里寸步难行。也难怪一向刻薄的线民，有不少人为胡锦涛鼓掌。

不过也有旅美大陆同胞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里主张：胡锦涛“裸退”并非主动而为：

习近平出来以后，就给人与胡锦涛完全不同的感觉。虽然他的讲话，尤其是在后一部分，还是比较空洞的、一些传统的中共语言，但是，整体上给人感觉比较亲切，这可能也是因为胡锦涛过去做得实在太糟糕了，表情太僵硬了，所以现在大家赋予习近平很多希望。但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领导人亲切作风问题，而是要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造。要真正改革的话，我觉得习近平未必做出了很好的准备，但是，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比胡锦涛领导班子更能够吸收外面对中共的批评，他对现在中国社会现在严重的社会冲突也有比较深刻的感受。

 问：胡锦涛的名字没有再出现在新一届中央军委的名单上。这是否可以看作是胡锦涛在这次中共18大一个比较积极的表现？

答：我根本不认为是一个积极的表现。我不给予他任何值得肯定的评价，因为他完全是没有任何能力的人，选择他做领导人也是邓小平的一个极大的失误。胡锦涛根本不可能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因为他手下已经完全没有兵，没有将，没有他的人马，他的团队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几乎已经崩溃，他最亲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令计划没有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些都在我们的预估之中。所以，我不同意认为他是主动“裸退”，换来一个什么比较好的结果的说法，他没有任何条件与别人进行利益的交换，因为他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力量。

……

显然，按照大陆同胞的上述看法，不该给胡锦涛掌声，而应给胡锦涛一巴掌。

那么公允地说，到底应该给胡锦涛掌声呢？还是应该给胡锦涛一巴掌呢？

看来，这正是海外同胞和大陆同胞的分歧所在。

综合评分曰：从外交上看，胡锦涛得到的掌声比较多，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在上升；从内政上看，胡锦涛得到的巴掌比较多，因为中国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所以习近平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表示同情民众的疾苦并拍着胸脯表示要改善人民的苦况。胡锦涛自己当然深知大陆同胞的痛苦：所以他下台的时候，面容憔悴、神色晦暗，真正应了邓小平为邓后时代预备的谶语：韬光养晦。


（二）胡锦涛裸退与“中央混战”


有学者分析指出，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裸退”，这显示，他企图以身试法，解除“三个中央的混战局面”：

 2012年4月24日，美国网站“博讯新闻网”发表了大陆旅美学者谢选骏的署名评论文章，假借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称中国近几年出现了三个中共中央，互相掣肘造成了“政出多门”的乱象。他主张用普选的方式、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此前舆论界曾有“两个中央”之说，侧重点各不相同，均言之有理。

谢文表示，根据他1996年提出的“七十年理论”，一般政权在七十年左右都会发生一次脱胎换骨，甚至美国，也在独立建国七八十年的时候发生了分崩离析、重新改组的南北战争。法国1789年大革命到1870重建共和，也花了七八十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苏联建立）重建民主（苏联瓦解）也是七十多年，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到民主化（1987年），也是七十多年。而中共建政到现在也七十多年了，显然作者认为这次的薄熙来事件正是促使中国脱胎换骨的导火线，他说：“薄熙来事件标志着中共统治进入晚期。”他分析中共历年来的权力斗争，认为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乃至杨尚昆兄弟、北京头目陈希同，上海头目陈良宇，都是中共党内“政变”的牺牲品，这次轮到重庆头目薄熙来了。

对目前薄熙来事件的发生、发展的状况，该文形容是一场多方混战，中共各方势力透过外国媒体来释放真假消息的网路攻防战。由于中共当局实行新闻封锁，所以决战的主战场就移到了海外，这很像清朝末年，决战的主战场出现在租界里面，因为那时租界有治外法权保护的言论自由，可以办报纸。


（三）“三中央”与“两中央”


薄熙来事件表明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退回共产主义的“唱红打黑”的路线显然是走不通的。文革之前共产主义就已经走入了死胡同，结果毛泽东发动了文革，竭尽全力推行红色恐怖，把中国搞得更糟，濒临崩溃。而在今后，“唱红打黑”也不可能走通。另一个选择是坚持现行路线，维持当前已经形成的格局。显然，此路也已经不通，否则就不会有薄熙来的粉墨登场和全国人民的一片叫好了。邓小平那种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腐败路线，走了三十多年，流弊甚多、民怨沸腾，推动“中共统治进入晚期”了。

十八大之前，中国大陆已有“三个中共中央”：

1、江泽民代表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退而不休；

2、胡锦涛代表的第四代领导核心，即将退休；

3、习近平代表的第五代领带核心，即将上台。

上述“三个中央”之间互相掣肘，导致任何决策都无法贯彻执行，也正是这“三个中央”的存在，才导致出现了“薄熙来事件”和“习近平神隐”这样的乱局出现。

早先，大陆舆论界出现过“两个中央”的说法，认为中国近十几年的实际政治格局，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胡中央”和以政法委为核心，司法、维稳系统为实体的“第二中央”，而罗干、周永康先后成为这个“第二中央”的核心人物。尤其政法委书记进入政治局常委后，其对武警的指挥权再加上军队里当年遗留下来的江系人马的支持，使得这个“第二中央”权力大增，曾经足以与“胡中央”相抗衡。

果然，这次新的常委名单出来。政法委的代表消失了。对此，海外的亲共媒体喋喋不休地报导：胡锦涛与习近平相视微笑……不过胡锦涛是在苦笑，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胡锦涛裸退不是什么历史的主动，而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的被迫自宫。


四、“三中央”变“五中央”


2012年4月20日，“中共出现了三个中共中央”提出之后，引起各方关注。2012年4月28日，有人在网上发文，自问“到底有多少个党中央？”并且自答说：“中共已到了三中央，九常委，三十二个封疆大臣，乱党，乱国，乱民的末世之乱。”比“三中央”说更为细致。

其实，不论“三中央”说，还是“三中央，九常委，三十二个封疆大臣”说，都还是着眼于“十八大”之前的；如果放眼于“十八大”以后，三个中央的形成，会变成制度，如果这些退而不休的总书记们活得够长，以后还会形成四个中央、五个中央甚至更多的中央。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重演于未来中国，并非绝无可奈。中国的连台大戏将越来越热闹了，而“多中央”的状态所造成的社会分裂与军政共振，将日益剧烈。

“多中央”现象是邓小平的战略失误，但事到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总体演化的关键要素。

十八大终结、胡锦涛裸退，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出现了三个中共中央”的问题？

众说纷纭，静观其变。

不过初步看来，不管胡锦涛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胡锦涛个人的裸退能不能真的解散掉他以前领导过的那个“中央”，是不以胡锦涛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胡虽裸退，他的部下潜势力犹在。更何况胡锦涛裸退能否解散掉江泽民领导的那个“中央”，就更成问题了。

有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需要注意：

现在的中国大陆，除了江泽民代表的第三代中央、胡锦涛代表的第四代中央、习近平代表的第五代中央；另外还有两个中央：毛泽东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邓小平代表的第二代中央。

先说毛泽东代表的第一代中央，其人员虽然大部死亡，但毛像依然挂在天安门上，不仅阴魂不死，而且在年轻一代中还有人气，甚至为此捧出了一个新人领袖薄熙来同志，居然也像毛泽东一样唱红打黑、吃喝嫖赌。尽管现在薄熙来人在监狱，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即使被害了，继承人也在中央。

再看邓小平代表的第二代中央，其人员虽然不多，但乔石、万里、李瑞环等都还在。又有胡耀邦、赵紫阳的大名及其残余势力，其道德高地之占领，绝非江泽民等下辈的三个中央之可比也。

时机一到，毛泽东、邓小平的第一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即使不能“死灰复燃”，也能发挥“牵制作用”。

中国出现了五个中央，因此中国大陆充满了五个系统的导火索。


结语


综合评估：大陆以外人士总结的“两个派系”说，与大陆人士总结的“五个中央”说，各有不同的侧重：前者注重渊源，后者注重现状，其实“团派”与“太子党”（实为“官二代”）、“民粹主义联盟”与“精英联盟”的界限，到了他们的儿女身上就没有了：“团派”“民粹主义联盟”的儿女就都成为“太子党”与“精英联盟”了，就都成为“官二代”了。

这一变化在胡锦涛和温家宝及其子女的身上，体现得清楚不过了。

在这种意义上，胡锦涛和温家宝之子女，与习近平一样是属于“太子党”和“精英联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团派”与“民粹主义联盟”在他们第二代身上就瓦解了，因此，所谓共产党“一党有两派”，主要还是海外人士雾里看花的朦胧之美。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十二节 论中共十八大人事安排与政治改革之路】


中共“十八大”开完，习近平搭档李克强，组成新一届“领导班子”。外界都在关注：中国大陆这艘航船，在习李掌舵下将驶向何方？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大陆虽然“左右”晃动，但会按照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既定方针”继续走下去。习近平信誓旦旦地说：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多么不容易，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一、胡锦涛与李克强的矛盾


中共十八大11月8日正式开幕，胡锦涛作报告。整个报告老调重弹，空话、大话、废话连篇，就连在大会堂听报告十八大代表，感觉如同嚼蜡，昏昏欲睡。报告毫无新意，让海内外所有关注的媒体和人士都大跌眼镜，对中共政治改革有多大希望，就有多大失望。

胡锦涛在政治报告发言中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列入中共指导思想。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此前，“非毛化”的种种传闻，都被彻底否定。

胡锦涛报告中说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种看起来不偏不倚的道路，恰恰是要落实早先吴邦国的“五不搞”，不仅不要任何政治改革，而且还要大倒退。

尽管温家宝、汪洋、俞正声等人在小组发言中对反腐败、政治改革、财产公开等作了一些表示，但整体上十八大没有了政治改革新意。整个大戏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没有什么看头了。中共的人事安排重头戏还在后面，但是不管谁在台上，太上皇、太太上皇已经定下中国政治框架，习近平等新的中共领导群体难道还能有什么作为？

胡锦涛的讲话与2012年2月份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表的研究报告所做的结论背道而驰。有分析认为，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的改革派的圣经。

这份题为《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指出，如果中国大陆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就有面临经济危机的风险。报告建议的办法是：将中国国企交给资产管理机构监管，缩小庞大国企的规模，采取商业公司的经营方式。新一任总理的李克强却是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的主要支持者。现在虽然不清楚李克强对胡锦涛报告的真实态度如何，但是胡锦涛与李克强的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矛盾的是：胡锦涛是李克强的主要支持者，胡锦涛的讲话似乎反映了中国权力高层的分歧和斗争的复杂性，在高层，强硬派似乎占了上风，这令中层改革派感到困惑。


二、中共的两面派性质


胡锦涛与李克强的不同也好，矛盾也罢，高层强硬派和中层改革派之间的纠葛也罢，中国权力高层的分歧及其斗争的复杂性，其根源都在于中共自身的两面派性质。

这只要分析一下胡锦涛的演讲就一目了然了。

胡锦涛没有任何个性，他讲话的时候给人感觉不像是个政治领导人，而像是个公务员，一个普通的业务官僚。显然，胡锦涛是个机器人，胡锦涛代表共产党组织：

1、胡锦涛使用的都是共产党传统的语言，比如“矛盾”，“斗争”以及“武器”之类的辞汇，这是在二十一世纪，好像胡锦涛他们在国内有很多致命的敌人。

2、但是，胡锦涛他们在国外包括在台湾发表讲话的时候，却更多使用“合作”、“不对抗”、“战略伙伴关系”等辞汇。

这就体现了中共自身的两面派性质。

这一性质使得中共他们在国内与国外使用的辞汇有很大的差别，具有强烈的欺骗性质。

“十八大”上，胡锦涛讲话的重点当然是针对中国国内的情况。他的目的当然是要试图提高共产党的声誉，因为最近几个月来爆出的一大堆丑闻，使共产党的名誉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胡锦涛讲话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当然，他也讲到推动经济转型，改善民生等议题。当然，他讲话中最引人关注的可能就是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但是，他并没有明确他所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他说要给民众更多的权利，更多地听取民众的意见。但是，也没有提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还有，从胡锦涛的讲话中，我们能够听出他与江泽民之间的矛盾，比如说，他一直夸奖他自己的科学发展观，至少说了三四十次，他希望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而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只提到一两次而已，当然，他也没有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媒体《环球时报》11月6日发表文章《官民合作解决难题，中国必由之路》，文中提到官方需要更多依靠民间力量来解决问题，逐步实现政府和社会的平衡统一。11月7日，该报又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称中国大城市受访民众当中超过80%都支援北京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胡锦涛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老百姓所期待的政治改革，并非同样的内容。

很明显，胡锦涛的目标是在维护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他同老百姓的期待有所不同。胡锦涛在演讲的最后一部分讲到恢复党内民主的迫切性，这句话不免有些可笑，因为胡锦涛五年前就说过这句一模一样的话。这句话说与不说都一样，因为，很快就有许多人反对。没有人知道党内民主到底指的是什么。

党内民主的基本内容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来自列宁的理论，它是一种从上而下的关系，由上面决定下面，所以，共产党内部不存在什么民主，只有反民主。所以，胡锦涛所指的恢复党内民主，就是要坚持反民主。


三、“十八大”人事布局的几个意外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结束，人们关注的有关人事安排终于浮出了“水面”，但是其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 

1、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是公认的抓经济的好手，有“小朱镕基”之称。在当今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大陆经济持续下滑之际由他出任“第一副总理”才是对的。然而他却被转任“中纪委书记”一职去对付他原先的同僚、进行“反腐败”工作，使人大跌眼镜，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在李克强的身上。人们普遍认为王岐山的能力要在李克强之上，而且作风干练、锋芒毕露，为人太有“棱角”。这些特点让李克强难以接受，所以将王岐山调开换上没有什么“棱角”的张高丽，有助于李克强更好的掌控国务院。 

2、李源潮没有“入常”

作为“红二代”与“团派”的“双料”人物的李源潮是之前“入常”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而且中共的“中组部长”进入常委是顺理成章的，在中共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但是为什么这次却意外“出局”？评论认为：其中的根源在于习近平的身上。因为“中组部长”掌管着组织人事，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李源潮这次成功“入常”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臣”。过去五年习近平与李源潮一直搭档控制组织系统，由于他二人都非常“内敛”，外界也没有看出他门两人在这期间有什么不和，但是在这期间双方彼此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习近平认为李源潮并非是可以“驾驭”的角色，如果李源潮“入常”，会使习近平自己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产生障碍，所以用刘云山代替李源潮。而李源潮“出局”却成全了俞正声，因为李源潮的“出局”也相应的空出了一个“红二代”的位置。

3、汪洋“出局”

“东汪西薄”可以说是中国政坛上两个“新星”，他们分别是“左、右”两派的代表人物。随着薄熙来的倒台汪洋的“入常”似乎是顺理成章，然而偏偏出现了意外，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评论指出：这是因为中共当政的“邓派”认为：薄熙来错就错在不应该以下犯上，破坏中共从上至下的组织原则；但是薄熙来的“分蛋糕”的做法还是对的。也就是说薄熙来的“错”并不代表汪洋的“对”，中共虽然不能走薄熙来思想僵化的“老路”，但是也绝不会走汪洋的改旗易帜的“邪路”。

4、令计划

“十八大”的另一个看点是，丑闻缠身的胡锦涛亲信令计划虽然入选“中央委员会”，但是却不能进入“政治局”，甚至连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也没有能保住。应该说这是胡锦涛和政治对手讨价还价的结果。令计划的处置十分耐人寻味。假如他的丑闻是假的，胡锦涛一定会让他进入政治局；假如丑闻属实，但是他仍然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那么足以显示中共的人事安排是多么的荒谬。


四、胡锦涛的“裸退”显示两派对立


“十八大”上，胡锦涛不仅从“总书记”的职务上卸任，而且还同时让出了“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按照过去的惯例，老人在移交政治权力的过程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对军队的控制权。例如，邓小平和江泽民在退出中央常委会之后，都曾经保留了一段军委主席的职位。胡锦涛一反常规地进行“裸退”，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预料。

对胡锦涛的“裸退”有各式解释，有人解释为这是胡锦涛为了羞辱他的前任江泽民贪恋权位的政治举动；有人解释为这是胡锦涛为了换取政治对手在其他方面的妥协所作出的让步；也有人认为这是胡锦涛病重，无心恋栈，急于从他所无法控制的政治博弈中脱身的表现；或许以上都在胡锦涛的考虑之中，或许胡还有其他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胡锦涛裸退的举动为他赢得了掌声。

不过也要考虑到：在控制军队方面，胡锦涛并没有超出党的领袖身份之外的个人优势。在这一点上，他与当初的邓小平不可同日而语。从总书记的位置上离任而保留军委主席的位置，在政治上不仅不能给胡锦涛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只会是自取其辱。尤其是，干净果断的移交权力或许多多少少能够赢得习近平的好感，从而为日后在关键时刻与习的对话埋下一个正面的伏笔。

这一考虑，是因为新常委的人事安排中，退休十年的江泽民的人马再次占据绝大多数。习近平本人也是在江派人马的支持下，于五年前突然取代胡锦涛属意的李克强，而成为“总书记”的人选的；新常委中的张德江、俞振声、刘云山等三个人是经江泽民直接提拔在十年前进入政治局的；张高丽也是江泽民提拔和一路庇护的。至于王岐山，虽然一向被看作是前总理朱熔基的门徒，但是他与江的关系肯定比与胡的关系更密切。

虽然胡锦涛在政治局委员中安排了一些所谓的团派人马，尤其是将胡春华和孙政才这两位“60后”的新人作为“准隔代接班人”进行了安排。但是由于现在的常委班子基本上由江派控制，因此这一安排的最终成效还是一个未知数。按照成规，作为上一届的领导核心，胡锦涛的意见将会得到新一届领导人的尊重，但是当江、胡这两届前领导人的意见相左的时候，现任班子中两派力量的对比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五、政治改革遥遥无期


11月8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共“十八大”可谓“举国瞩目”。此前两天正值美国的大选日，美国大选是国际舆论关注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国大陆，原本该受关注的美国大选却被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冲淡了许多。占据中共各大媒体头版重要位置的几乎都是有关“十八大”的消息，虽然普遍不关心政治的中国民众对“十八大”并不感兴趣，但是，因为相关消息充斥媒体，很多人还是不得不看，“十八大”自然而然就成了最大的热点。这其中也多少包含了人们对于中共政治改革的期待。

不过，中共的“十八大”虽在形式上跟美国大选有些“相似”，但实质却截然不同。奥巴马的连任有充分的民意基础，而“十八大”上的最高权力交接却完全是暗箱操作的结果，中共的“选举”有名无实：依照中共的惯例，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十八大”之前已经敲定，会上的投票选举都只是代表们配合默契的一场表演而已。

在上几次中共的党代会之前，外界也好，中国民间也好，对于中共能否启动政治改革是满怀期望的，但是，一次次的期望最终都变成了失望。随着胡锦涛的“绝不走改旗易帜邪路”和吴邦国的“五不搞”之海誓山盟问世，纵然有温家宝的“十谈政治改革”，明眼人也能料定，在胡温这一届，政治改革注定无望。因为期望屡屡变成失望，所以，政治改革在“十八大”之前不再被舆论热炒，最令舆论关注的仅仅是谁在“十八大”时登上金字塔尖。

11月8日上午，姗姗来迟的“十八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跟以往不同的是，胡锦涛在向大会作报告时，不再念冗长的报告全文，而是只讲了报告的要点，这是为了照顾一大批江泽民时期的与会遗老。

中共自己也知道，时至今日官方需要更多依靠民间力量来解决问题，逐步实现政府和社会的平衡统一。可惜的是，尽管谁都知道政治改革于国于民利大于弊，但就是因为一大批把持着权力和社会财富的中共官场既得利益者担忧利益被剥夺，所以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阻挠政治改革，包括出现此次党代会的前总理朱镕基在内，都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是政治改革的最大绊脚石。“十八大”上，胡锦涛的表情依然严肃刻板，空话、套话连篇累牍，丝毫看不出的政治改革迹象。

可以肯定的是，在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中国依然会在专制漩涡中徘徊，而真正要启动政治改革，仍然需要民间的努力，只有当要求政治改革的公民社会足够强大了，政治改革才有可能排上中共高层的议事日程。 


六、中国大陆需要一个合法的政权


此次“十八大”的开幕式上，前朝遗老几乎是悉数出席，这是外界始料未及的，这种场景不能给人以团结的印象，只能给人以“中国大陆出了五个中央”的结论。

在中共派系林立的当下，这种场景其实更意味着高层激烈的斗争，因为没有一个派系能独大，所以才会出现这种貌似“团结”，实为“五胡乱华”的局面。

其实中国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消除官员的贪污腐败。而要解决贪腐问题的前提就是司法要独立，最理想的就是要做到三权分立，这大概是中国普通百姓最期望实行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北京是否有可能在维护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实行司法独立？

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

1、国营企业地位太高，国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太密切，所谓的政企分开完全没有执行，也不可能获得执行，因为既得利益团体太多了。

2、共产党希望在自己家里洗脏衣服，他们不希望有来自外面的机构来监督他们党内的活动。共产党就像一个不透明的秘密社会，外界不太清楚他们的官员的收入是多少，从哪里获得，他们的官员的职务是怎么被指定的。谁贪腐谁不贪腐这些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北京或许可以设置一个类似香港的廉政公署这样的机关，当然，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问题是北京的官员们是否会接受一定程度的透明。

中国大陆需要一个合法性不受质疑的民选老板，而不是七个缺乏合法性的“中央政治局领导”。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另起一页）



【第六章】

【2013年统独挣扎】

（另起一页）



【第一节 两岸和平协议内涵】


一、胡锦涛的政治遗嘱


胡锦涛即将下台，但谋台之心不死也。

中共新华网2012年11月8日发表报导称“胡锦涛：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

（十八大授权发布）胡锦涛表示，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

胡锦涛说，香港、澳门回归以来，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胡锦涛强调，中央政府将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定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经贸关系，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大团结，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他表示，我们坚信，香港同胞、澳门同胞不仅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把特别行政区管理好、建设好，也一定能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用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

胡锦涛指出，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他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胡锦涛说，我们要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经济合作，厚植共同利益。扩大文化交流，增强民族认同。密切人民往来，融洽同胞感情。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制度建设。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他还说，我们要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理应相互关爱信赖，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我们要切实保护台湾同胞权益，团结台湾同胞维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胡锦涛强调，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台独”分裂行径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必然走向彻底失败。

胡锦涛指出，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努力，就一定能在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原标题：(授权发布)胡锦涛：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

上述两个标题的做法，既显出中共的心虚，又显出其贪得无厌：假借“和平协议”来陈仓暗渡、贩卖“一国两制”的走私货物。


二、中共想促成胡锦涛遗愿


2012年12月13日，中共的“香港文汇报”发表消息称，在前一天北京举行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范丽青表示，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前景。她认为由两岸的学界和民间人士先行探讨，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她同时表示，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两岸的军事安全互信机制。 

在前一天的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马英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首度回应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议题，他表示，大陆方面应该首先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的实质内容，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范丽青表示，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前景。 

范丽青指出，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十八大报告说得很清楚，主要任务是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当前重点仍是推进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后续协商，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她说：“至于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这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视而不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两岸的学界和民间人士先行探讨，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途径，有利于找出彼此更多的交集，凝聚更多共识，增进双方互信，为今后妥善解决问题逐步创造条件。” 

两岸可探讨军事部署问题 

在两岸统合学会10日举办的“台北会谈”中，民进党的游盈隆提到，大陆应主动宣布终止两岸敌对状态，撤除对台部署的导弹，放弃武力解决两岸分歧与争议。 

对此，范丽青表示，大陆一向主张两岸的中国人应该竭力避免再度出现骨肉同胞兵戎相见，应当在和平的环境中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为此，大陆一直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减轻军事安全顾虑，并且提出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两岸的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在这一进程中，双方可以讨论有关军事部署的问题。”她还提到，民进党最大的问题就是“台独”问题。他们需要进一步拆除自己所设下的两岸交流障碍。 

范丽青的上述表示，显示胡锦涛虽然已经跛脚鸭，但中共依然想促成其政治遗愿，以便保持政策之一贯性。


三、中共喉舌的急不可待

 

紧接胡锦涛临近下台的最后部署，中共的“环球网”转载了“港媒”香港《大公报》2012年12月17日的文章说：“马英九为何在两岸和平协定前缩手缩脚？”，充满诸多诬蔑不实之词：

[原题：马英九应勇于担当]

如何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加强两岸合作交流，是包括两岸人民在内的每个同胞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两岸和平协议，本是由马英九在2010年6月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最先抛出，但日前其接受台媒专访时却表示，大陆应先提出两岸和平协定的实质内容，说明和平协定应扮演何种角色，可否让两岸关系比现在做得更好。此举令世人有些莫名其妙，借用马英九本人的话来说，这个问题相当吊诡。

出尔反尔自设藩篱

马英九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国际上、历史上和平协议多半涵盖停火、停战协定及和平条约，亦即针对结束敌对状态，开始规划战后双方关系。但早在1979年1月1日，大陆与美国建交时，宣布不再炮轰金门，两岸就已真正停火。

他接着表示，两岸经多年往来互动，观念、态度及行为早已改变，那还需要规划停火、停战、规划战后关系的和平协议？马英九认为，应思考有何种方式可让两岸和平发展下去。未来他将继续推动两岸交流政策，深化且扩大两岸和平发展。

马英九在质疑为什么还需要规划停火、停战、规划战后关系的和平协定后，又自相矛盾地说，两岸和平协议必须走务实道路，对双方皆有利，建立可长可久的关系，大陆应该先提出两岸和平协定的实质内容，说明和平协定将扮演何种角色，是否会让两岸的互动比现在更好。 

对此，台湾有媒体认为，中共十八大后对台湾升高政治促谈压力，马英九认为和平协议应该由先抛出的陆方提出实质内容再讨论，此无异把两岸政治变化球丢回对岸，就看北京如何接招？ 

在分析其中的缘由时，台媒认为，目前岛内政治气氛朝野对峙严重，内政事务百废待举，经济景气百业萧条，光是美牛、油电双涨、证所税复征的三大议题，就几乎瘫痪行政部门施政长达半年之久，公务人员退休年金问题亦让行政院与党籍立委间电光火石交错，国民党秘书长穿梭期间，调合鼎鼐，焦头烂额，倘若此时再挑起两岸和平协议的政治敏感神经，台湾千头万绪的内政课题，恐又会因此野火燎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马英九要求和平协定应该由先抛出的陆方提出实质内容再讨论之时，台湾不少学者已积极探讨如何拟定和平协定，而以台政大国关中心副研究员汤绍成为代表的台部分学者，更是已拟出两岸和平协定条文初稿。姑且不论内容如何，此举本身就是对马英九缩手缩脚、出尔反尔的讥讽。 

两岸和平协定不是你丢我捡、相互发牌丢球，攸关中华民族未来兴盛发展的长久之方，岂可儿戏，径以政治辞令推托搪塞，马英九先丢出议题却要大陆提出实质内容，倘若大陆真提了，难道台湾就能接受？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定，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马英九理应勇于担当，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加速两岸和平进程。 

勇于担当方可和平 

马英九一再强调不统、不独、不武，其实反映了他刻板的思维方式。台海惊涛骇浪的八年，胡锦涛、连战起到了非常大的稳定作用。胡锦涛的高瞻远瞩，宽广包容的胸怀；连战的不卑不亢，奋励不懈的精神，都值得两岸同胞的尊敬及肯定。作为当下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马英九更应学习和培养胡锦涛、连战的这种格局、品质，以强烈的使命感，担当起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重任。 

笔者认为，大凡政治家，最忌优柔寡断。目前马政府陷入经济发展和除旧布新的改革困境，更应以签订代表两岸正式言和的两岸和平协定为契机，促进两岸的交流，让两岸人民共用繁荣而和谐的成果，同时也使自己早日走出困境。 

……

从上述中共喉舌的言论看，其主人已经急不可待，要伸手探囊了。


四、统战工作深入台湾


中共不仅动员“港媒”上阵，还动员“台媒”冲锋。

“中国新闻网”2013年1月14日又出口转内销了“台媒：台湾愿意大陆引水到金门”的消息：

[原标题：台报：台愿意大陆引水金门 两岸和平协定通关口令]

中新网1月144日电 台湾《旺报》13日刊载评论指出，马英九近日松口，研议长达十余年的两岸通水终于出现契机。这是在两岸“大三通”之后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又一重大事件，“两岸通水若能顺利启动，无疑是签订两岸和平协议的重要通关口令。”

文章摘编如下：

在马英九松口，“两岸通水，很快定案”，研议长达十余年的两岸通水，终于出现契机。其象征的意义，远大于两岸全面“大三通”，特别是在两岸积极建立政治互信下，两岸通水，对未来推进两岸和平协议，将具重大推进里程碑。

大陆引水到金门，从李登辉时期研议到现在，已逾十数年，之所以停在研议阶段，问题不在工程技术上。当局一直把水当成重要民生物资，在两岸关系没有充分的互信下，把重要民生资源──水，交由大陆，一旦大陆断水，岂不是让大陆捏住金门喉咙。因此，两岸通水，台湾水利部门早就讲得很清楚，技术面、经济面可行，政策面待“陆委会”拍板。对“经济部”而言，立场也很清楚，就是当局必须确保金门其基本的用水量，也就是说要金门需保有一定的自给率。目前两岸通水方案，已送“陆委会”审议。

事实上，随着马英九在2008年上台，两岸关系进入前所未见的和缓，两岸在2010年6月30日签ECFA，经贸正常化、全面“大三通”也陆续实现，但两岸谈判正进入深水区，如何撤除彼此心防，积极建立两岸政治互信，一直是双方关系能否进一步推进的重要关卡。因此，两岸通水若能顺利启动，无疑是签订两岸和平协议的重要通关口令。 

…… 

上述言辞虽然诸多乖谬，但可以看出中共的思维特点，值得了解。


五、中共图谋政治谈判


2013年1月11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率团访问洛杉矶，中共“侨报”和“凤凰卫视”两家媒体在专访陈云林时就目前两岸关系中的三个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即两岸能否签署和平协议、两岸在海外能否“外交休兵”，以及大陆方面能否接受民进党访问大陆的要求提出了问题。陈云林就媒体的提问做出了详尽的回答，显示中共意在谋图政治谈判，这是其最新动向。

记者问：中共十八大后，两岸能签署和平协定吗？

答：两岸能否签署和平协议已不是一个新议题，在我们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曾主动地提出过。接下来，大家知道的是，2005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声明里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和平发展五项愿景，其中也提到了这一议题。两岸关系自2008年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出现的和平发展局面是两岸同胞都愿看到的。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把ECFA后续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协定方式固定下来。

两岸固有的一些政治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一向认为，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用积极的态度来尽快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当前，我们还是本着循序渐进、先经后政（的原则），把当前两岸同胞最关心、条件也比较成熟的问题，逐一地去解决，创造条件来逐步实现两岸的政治谈判。政治谈判的问题是双方的问题，双方一定要有一个进一步的共识才能实现。

记者问：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比较稳定，那么目前两岸在海外是否可以“外交休兵”？

答：两岸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听到台湾同胞对于参加一些国际间的重要活动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些想法，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关切表示理解，但我们对台湾参加国际活动的原则和立场一直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务实协商的办法来解决，我就不详谈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双方增加政治互信的基础上，防止上述我提到的那两条（的发生），在不让它们发生的情况下来逐步务实地解决一些问题。

记者问：如果现在民进党提出访问大陆的要求，大陆方面能否接受？

答：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对于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但民进党至今仍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主张，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也是阻碍民进党与我们进行党对党交流的症结所在。对于那些民进党人士，我们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多来大陆走走看看，增进了解。


六、建议反制中共如下


首先，用目前通行的“两岸”，取代较有争议的“一国”、“两国”，避开尚无定论的“两区”，而成为“两区”事实上的代词，较为可行。

其次，两岸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共正式承认这一点之前，两岸政治对话的时机并未成熟。

最后，中共十八大完成领导人新老交替后，“九二共识”仍是两岸交流最高指导原则。但其背后的动力，我们认为，是中共企图通过“两岸和平协议”来剥夺台湾的主权地位，而台湾则需要针对这一点作出预防。

在此构想之下，“两岸和平协议”的“内涵”，其实不及其“形式”来得重要。

何谓也？

第一，中共向来不尊重任何协议，因此任何国家或团体、个人，与中共订定任何协议并信守之，无异与虎谋皮，最近的悲剧就是美国让中共在民主化以前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果自身极为被动，几乎丧失全球领导地位；

第二，“协议内容”本身属于事务性的、技术性的，反倒是“协议签署人”的身份问题才是政治性的、法律性的——如果不理清签署人的身份就谈协定，协定内容再好，协定都是失败的。

第三，台湾的利多在于：利用中共内外交困、企图谋我而获得解困的时机，迫使中共承认：当年的内战就是由于阶级斗争的错误造成了兄弟相残，并保证能够永远不再重演这样的历史。

具体做法是：

1、指出“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2、现在一代人过去了，上述促成中共党内和解的文献，可以用来参考达成连杆 两岸之间的和解，其前提是：对两岸之间的历史问题作出若干决议，以便完成民族和解。

3、在类似于《海峡两岸关于中国近代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达成给予共识的和平协议。

4、两岸政治谈判，应该仿效1945年的“双十谈判”，由美国政府充当两岸政治谈判的调停人、担保人。

5、总的来说，两岸之间的任何政治谈判，不能割断历史，而要在当年发生错误的地方重新开始。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九日）


有关设想

《海峡两岸关于中国近代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附录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了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捩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〇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着改变，生产水准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〇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〇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〇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〇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准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〇年，各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准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准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宣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二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准。 

（11）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画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着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份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份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品质得到显着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份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份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画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〇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记忆体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份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〇年冬以后一直是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档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了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份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 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 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 

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 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 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 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思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 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年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份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 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 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份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标，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 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 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 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 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 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 当作是所谓有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像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像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伟大转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 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 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一、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一九八〇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二、党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党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分级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结合经济调整有步骤地进行。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树的历史功勋。 

四、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正在普遍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 ，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五中全会增补政治局常委委员，成立中央书记处，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为纠正不正之风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的舆论机关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由于调整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和实行党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强。 

此外，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军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27）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元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 资 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准，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 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 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 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 领导者给 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份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份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份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着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和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31）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 ，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2）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3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34）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35）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 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画、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份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份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份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份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俱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恢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民兵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 

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存死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36）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37）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准。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着，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38）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来源：北京央视国际网路



【第二节 从南周事件评大陆的新闻自由与宪政梦】


一、习近平立足未稳，各打五十大板


引发新年第一波新闻抗争的大陆《南方周末》事件暂时平息了，《南周》也依时出版了；然而，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没走，《南周》官媒的身份也没有变，大陆渴望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依然路漫漫。

据《南周》自己讲，事先送审新年献词这是第一次，《南周》的新年献词今年是第15年，这15年当中都没有事先送审过。也就是说从大陆的新闻检查制度来说，中共并没有做任何让步；如果说仅有的让步的话，仅仅是中止了广东的事前审稿，而且是对《南周》这次做得非常过分的事前审稿，以后不做了。如果说让步的话，仅仅是退回到了原来全国统一的做法。

新闻自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但在大陆却是最忌讳也最缺乏的。《南周》新年献词被官方篡改风波之所以愈闹愈大，并非事出无因，也不仅仅是针对庹震，而是媒体被官方长期粗暴干预的本能反抗，昭示社会对当局箝制新闻的不满已到了临界点。

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对习近平政权的试金石。

《南周》依时出版，但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却没走人，《南周》官媒的身份也没有变，表明习近平立足未稳，结果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把决战拖延到未来。


二、中共依靠全面打压媒体起家


《南周》是内地自由派的大本营，历来是中宣部的整肃物件，也是历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政治难题。但因《南周》在体制内外以及在西方均有广泛的影响力与支持者，当局每次对其整肃都异常谨慎，不敢上纲上线。当年奥巴马访华，曾拒绝了中共喉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官媒的访问，唯独接受了《南周》的专访，可见《南周》受西方青睐之程度。

其实，《南周》作为南方报业集团属下的一份子报，也是“党的喉舌”，只不过形象清新，较为开放、亲民而已。党管媒体是中共维护政权的重要手段，在当局看来，党管新闻乃天经地义，把新闻当成党的宣传也是一贯做法，报导内容被改被撤更是司空见惯，南方报业过去一年也曾有过上千篇稿件被删的纪录。从中共对付媒体手段而言，当局觉得这次对《南周》的处理并未越轨，算是克制。

问题是，今次《南周》推出“中国梦，宪政梦”的新年献词，要求兑现宪政和限权分权，无疑触动了当局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联想到早前数十名自由派学者连署要求推行政治改革，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两者前后呼应，显然是有备而来；《南周》新年献词被认为是政改“逼宫”而遭大幅删改，也就不足为奇了。

宪法权利，在大陆只供摆设。但落实宪政已成了当局是否真心推动政改的试金石。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早前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会上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准”。可惜，言犹在耳，《南周》的“宪政梦”就破灭了，这岂不是对第五代新政的一大讽刺？

“中国宪法”早就赋予人民出版、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百姓从未真正享受过，尤其是在大小媒体几乎全被当局严控的今天，新闻自由更成了只供摆设的奢侈品。《南周》风波发生后，官媒秉承中宣部的旨意对《南周》大加挞伐：《环球时报》警告，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政治现实下，不可能存在“自由媒体”；《中青报》说得更白，报纸就是党的宣传工具，党管媒体是“铁打原则”。如此不遮不掩，赤裸裸地道出了“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真相。

中共第五代上台执政没多久，就接连发生了当局粗暴打压新闻媒体以及《炎黄春秋》网站被强行关闭事件，这不仅大大打击中南海新贵在十八大后营造的改革和开明之风，更令民众特别是知识界人士对第五代在政治上的作为深感失望。

其实，《南周》的“中国梦，宪政梦”，更多的只是期许中国能在政治制度层面实现真正的进步，但在当局箝制媒体步步进逼的严峻现实中，新闻自由仍将是遥不可及的梦！


三、自由民主力量应全面支持媒体


《南周》并没有彻底结束，第一个是它还在持续发酵，还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持续发酵；第二个是《南周》事件所提出来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答。有人认为这一次胡春华出面调庭，双方妥协，比较好的解决了这场危机。

这个说法是最早来自《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前社长李伟东的微博。因为微博上用的都是替代词，把这些替代词要是用原来的辞汇替换出来，也就是说把它翻译出来，说的就是：《南周》的总编黄灿去职担责，宣传部不再审稿，明天正常出报，不追究年轻人的行为，事情和庹震无关。他说据说是胡舒立找了王岐山，王岐山找了胡春华协调出这个结果。他说：这是20多年来第一次媒体人的有限成功，更可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蝴蝶翅动。

一些媒体在报导的时候加上了“双方妥协”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双方”指的是谁？当然有一方是广东省委的宣传部和部长庹震，他的后台是中宣部，甚至是可能是刘云山，这个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另一方是谁？这个就值得商榷了。

开始的时候，一方是《南周》的部分编辑和记者，但是不应该包括《南周》的最高领导层。你像现在所披露的新年献词被审查，有人把它总结出来了说五步，那么前几步其实都是总编黄灿在修改，是他和省委宣传部在沟通，并不是编辑部。不过就是因为他是属于《南周》而不是党的宣传部门的，所以他也最容易被当作替罪羊被推出来。不管这个说法现在有没有核实，有没有证实，显然它是很容易被当作替罪羊的。

但是从这点来说的话也说明宣传部的这一方并没有做出让步，所以不存在双方妥协的问题。让步都是在《南周》这一方面，你像《南周》可能抗议不出报，结果现在出了报了。正常出报，这就是《南周》所做的妥协。

其他方面，宣传部门没有让出一步来。庹震继续出面主持宣传部长会议，要求庹震下台的呼声显然没有得到回应；不追究年轻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不秋后算帐，不管这个说法能不能兑现，它根本就谈不上让步。这是省委宣传部惹出来的事情，本来肇事一方是省委宣传部，应该他们被追究的，结果反过来说不追究《南周》的年轻人，这个怎么能够算让步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这里最关键的是宣传部不再审稿，这里指的是不再“事前”审稿，因为“事后”审稿是宣传部门一贯的作法，也不仅仅限制在广东，而是全国各地，从中共中央宣传部一直到各级宣传部门都是这么做的。关键是在事前审稿，而事前审稿弄到像这次《南周》这样的情况恐怕是不多见的，至少曝光出来的不多。多半是庹震近一年来在广东自己搞出来的名堂，当然是得到上面同意的，也有可能是上面指使的，这个就很难说，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点。


四、不经过一次民主革命就没有自由


但是《南周》本身没有取得成果并不表明这次抗争并没有用。八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社会各阶层广泛加入反对中共控制媒体、要求新闻自由的抗争。我们排除《南周》正式的自己的诉求，我们就讲这次整个社会抗争的诉求。另外，网路更普及了，而社交网路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普及。所以加在一起的话，这一次大家提出来的要求新闻自由的抗争还是很有意义的。

网路也是这样，本来中共的防火墙阻止了推特、facebook（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进入中国，因为它怕自由思想的影响。但是它为了阻止这些进入，它就在国内拷贝了类似的东西，比如说现在的微博。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国内的微博要比国外的推特好控制，要容易控制。所以它的原意是制造一个拷贝出来，那你就不会再去拼命的想用那些国外的社交媒体了，就用国内的，是为了方便控制。

但是当使用的人数和信息量达到了一定规模以后，比如说人数上亿以后，中共的控制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因为毕竟社交网路中共的反应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比起传统媒体以天计算，甚至以周计算，中共的控制就要难得多了。预先审查就很难，因为很多突发事件在这之前是没有预料的，也不能预设关键字来控制的；而事后审查也没有那么容易。

像这次《南周》事件就是民意的表达，在开始的时候通过微博等等社交媒体传播，然后再人走上大街。谁也没有想到两年前的茉莉花散步并没有被号召起来，或者说还没有开始就被打压下去了；而今天对《南周》支持也是属于上街的形式，但是却非常迅速地而且非常轻易地就出现了，而且实现了。并且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还打出了要求新闻自由的口号，远远超出了《南周》自己的诉求。

大部分人都承认这是1989年“六四”以来，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走上街要求新闻自由。这也不是说怎么设计出来的，而是说有多种因素组合起来以后造成了这么一个事件。血的教训已经告诉人们：不经过一次民主革命就没有自由。


五、中共“新领导层”无力政改


中共“新领导层”换汤不换药，不仅无心政改，也无力政改。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月22日在纽约举行“总统邮箱：中国换届与政权过渡”(The Presidential Inbox: China's Leadership Transition)座谈会，请三位中国问题专家讨论美国在面对正处极剧变化中的中国所应采取的心态及方针，提出中国崛起引发周边国家忧虑，而中国新领导层无力推动政改。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资深合伙人鲁瓦克(Edward Luttwak)表示，中国的对外政策在2010年出现了重大改变，“好似从冬眠沉睡中苏醒”，周边国家无不戒慎恐惧，“从近期日、韩、俄、越、菲、印、澳等国家整军备武的动作来看，一个新的北约(NATO)已初具雏形”；同时中共在集权体制下疯狂加速资本化，但必然带来更严重的权贵腐败。“阶级对立日益激化，如今共产党与人民的唯一共识与连结就只有民族主义，一致希望采取更强硬的对外政策”。

虽然表示中国成为世界强权的趋势不可逆转，但鲁瓦克认为如今中国民众及国际社会过分高估了中国“目前”的政经军事实力。鲁瓦克认为美国应“以不变应万变”，百分之百地支持亚洲协约盟友，静观其变。

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却表示，“新北约”即将出现的说法有些夸大，合作“默契”这种说法比较适宜，周边国家实在没有理由以军事同盟的方式与中国正面对抗。她表示逾5亿网民要求政治透明化，甚至争论该向台湾取经进行直选，操纵舆论民气的难度大幅提升，“但从各种迹象判断，红二代习近平应不会支持重大政改，即使他有心，中国集体统治的限制也会让他无法施展身手，近期中国应不会遭遇太大变革”。她认为美中应共寻透明且直接的交流沟通管道，清楚表明意向、保证可预期的行动、分享对方敏感资讯、平衡两国间施与受的关系。


六、中国的宪政梦需要后退而不是前进 


中国人的宪政梦从晚清做起分几个阶段，清朝末年的时候，人们努力想实现的、推动的是君主立宪，就是说实现的是一个君主宪政。然而由于满清固执的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把大量的改良派、君主立宪派赶到了革命党一边，到了最后它自己知道难以维持政权的时候才开始立宪，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为时过晚，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民国开始，由于晚清立宪从思想上、理念上到行动上，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社会大众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因此相对平稳的就过渡到了比较接近于西方现代的民主宪政。就是说君主立宪没有完成，但是它为后来的民主宪政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结果就比较平稳的过渡过来了。尤其是在民国开始的一、二十年，民主宪政是实行比较好的，当然后来由于中共割据造反又加上日本人的入侵，这个进程被阻止了、延缓了，或者被打断了。但是后来在台湾这个宪政得以延续完成；而在大陆则由于中共的统治，宪政的过程完全中断了。

宪政并不是说制定一部宪法就实现了，宪政是对统治者的限制。在君主宪政是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在民主宪政是对政府的限制。中共的宪法制定它本身就不符合宪政原则。中国现存的宪法是把中共置于宪法法律之上，把中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都塞进宪法并作为指导思想。所以这部宪法恰恰是被认为不是真正宪法的所谓名义宪法和字义宪法。

所谓“名义宪法”指的是不受限制的“无限政府”，通过宪法取得法律化的认可，就像中共宪法当中规定的马列毛指导思想和中共的统治地位，这就是名义宪法。而“字义宪法”则是在字面上和真正的宪法差不多，但是并不实施，就像中共的宪法里面规定的出版、结社、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这就是字义宪法，写在那个地方但不实行。因此在中国实行宪政至少有两个大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依法治国的问题，就是严格按照现行的宪法去执行。举例说，《宪法》三十五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集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依法治国的话就是先兑现宪法字面上的内容，让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怎么让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呢？取消中宣部、开放报禁；集社自由，就是开放党禁，让大家有权力组织政党、组织团体；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对藏人、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迫害，停止对家庭教会的迫害。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全方位的把中共所有的现行政策都反过来。想象一下，这难度有多大？

即使这可以实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废除中共宪法当中“名义宪法”的部分，就是把中共的指导思想、领导地位以及相应的条款全都从宪法中取消掉。这两步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宪政可言。

在“宪政梦”在时间轴上，其实需要的不是“前进”而是“后退”：后退64年，回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或者后退更远，后退个100年，到中华民国开始的时候实行的宪政就可以了，不需要前进。在空间上则有台湾的中华民国可以学习。所以做宪政梦其实也不是遥不可及的。


（2013年2月24日）



【第三节 微博力量与大陆民主化】


一、微博


微博（英语：microblogging或microblog），又称微网志，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140字），并可以公开发布的微型博客形式。它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随着发展，这些讯息可以用很多方式传送，包括短讯、即时讯息软体、电子邮件或网页。一些微博客也可以发布多媒体，如图片或影音剪辑和出版。

微博客的代表性网站是Twitter，这个词甚至已经成为了微博客的代名词。

微博客与传统的部落格不同，其档（例如：文本、音频或者录影）容量常较传统的部落格小，但用者还是会在相同的事务上和各自的原因运用它。许多微博客在一个面对面水准上提供短的评论或者关于公司的份额新闻：产品和服务。

在中国大陆，Twitter、Facebook和Plurk等中国境外微博被封锁，“饭否”等先进入市场的小型微博于2009年7月后受管理部门长时间关停。而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网易微博则是中国大陆的主流微博服务，其中以新浪微博的影响力最大，在中文里微博一词经常用以特指新浪微博。


二、微博的力量


2009年11月1日的一场大雪，让北京首都机场大量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部分航班乘客被困在机舱十几小时，既不能起飞也不能下飞机，情绪激动。这天，碰巧经历现场整个过程的创新工厂总裁、前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在新浪微博平台来了一场颇有影响力的“直播报导”：等了12个半小时，已经缺食物9小时，缺水3小时；有人在机舱里因缺氧而晕倒……在机舱内被困十几小时的情况下，他通过自己的笔记本和手机上网不间断地发布最新进展，真实记录的情况瞬间传播开去，引发众多网友和媒体的关注，而他的记录成为了首都机场延误航班事件中被传播最广的文字。

有人指出：李开复的“记录”通过笔记本和手机传递到新浪网上，进而互联网上人人皆知，这种随写随时发布的传播形式，即是国外已经流行的“微博”。这就是“微博”的力量。最初的“戒烟牙膏”就是在微博上宣传成功的。“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这是国内某微博的广告语。细微之处，有时候就是一吐为快，而对于用心者还能捕捉到意想不到的资讯呢。

新浪微博热只是中国微博热的一个侧影，据统计新浪微博已经有网友4000万，其庞大的“博手群”为中国微博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初的“揭露腐败”、打假、报导突发事件……等等就是这样发布的。虽然说“微博”是“微博客”的缩写，但是140字元的限制，其功能远远不能与博客相比较。如果说博客是在满足人们写的欲望，那么微博就是在满足人们“说”，只能是只言片语，可以说是“想说就写”。

与博客上面对面的表演不同，微型博客上是背对脸的交流。我们可以从其发展状况看到其力量，最近江西省抚州爆出的一桩地方丑闻吸引了全国人的关注。一个家庭被强行要求低于市场价的赔偿搬迁，其后三位家庭成员用汽油自焚，以示抗议。这一消息最初就是通过新浪微博传递开来的。现在上微博的不乏像姚晨、赵薇、黄健翔、易中天等众多引人关注的中国大陆公众人物。

但是其天生缺憾铸就了其一波三折的历程。2009年7月中旬开始，国内大批老牌微博产品（饭否、腾讯滔滔等）停止运营，一些新产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2010年国内微博迎来春天，微博像雨后春笋般崛起。新浪、网易、腾讯、搜狐四大门户网站均开设微博。

这样的发展，其目的是便于中共的集权管控。

中共对于新生媒体形式的态度是左右为难，企图用网路实名制用雨衣钳制。中国限制在互联网上不能自由发表言论，已经引起国际谴责任。

关键问题是已经有些人利用微博的功能，即借助微博这个平台开始向公众揭露腐败，当然是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这令地方中共无计可施，非常头疼：这些意欲到北京上访者因为地方中共派人的“围追堵截”而不能成行或达到目的，却利用“微博”这一迅速传播和扩散的特性上传，进而扩大影响。反正这已经使地方政府感到无计可施了。

没有人会对微博的作用熟视无睹。中共正确对待还能“为我所用”；反之就会招致更多更大的批评。关键问题是中共对于借助微博揭露腐败、促成民主的容忍度有多少？


三、微博力量与中共维稳


微博力量构成中共“维持稳定”的严重黑洞。

2011年7月23日的温州动车事故，中共铁道部受到微博舆论的力量指责，其中有的微博登上了7月25日的《纽约时报》，这条微薄已成为整个温州动车事故的经典评论；整个事件到今天不过一年有余，中共铁道部已经遭到裁撤——如果说有一个赢家，那毫无疑问是微博。正是通过微博，资讯得以第一时间快速传递并得以分享。

从微博上获取和动车相关资讯的，不只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这起事故通过微博迅速传播，民意通过微博彰显，再次验证了网路推动资讯公开、社会进步的力量。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话说，微博力量不微。《联合早报》的文章认为，网路不能全信，但是正因为有了网路与微博的监督空间，外界对于中共资讯的真实程度，反而可以更有信心，这是网路的另一种重要价值。

网民利用微博就列车惨剧向官员施压，这表明，早在那时，微博已经成为大陆民主化的推动力量，因为网民在微博上公布的细节与官方的解释存有不合之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此评价：“当草根民众可以比传统媒体更快地传播资讯时，社会就变得更加透明。”

这就是微博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资讯的传播不再是传统的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精英到平民、从沿海到内陆，而是变成没有确定中心的开放式的传播，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权威和平民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如果说，博客让不是记者的知识份子有了发表自己观点的地方，那么可以说微博让不是知识份子的普通人也可以表达自己。毕竟，写篇1500字的博文和140字的微博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正因为140字的微博快捷、简便，微博日益成为网民爆料的首选方式，对互联网舆论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就是微博的力量所在。它可以聚沙成塔，水滴石穿。这不是硬实力，而是软实力，用互联网评论家们的话说，这是“围观的力量”。在西方社会，如古希腊，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广场，谁要是有冤情、不满，就到广场振臂高呼；在古代中国，每个县衙门口都有一面鼓，谁要有事就可以击鼓让县太爷圣堂。

微博，就是西方的广场和中国击鼓之结合体。一方面，它吸引民意的关注，让一些事件得以公开，形成舆论，当对作恶者的批评或谴责到达一定的量级时，这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无形力量，因为社会本身有着趋正避邪的规律。另一方面，微博所反映的事件，很快会被官方所关注，从而得到迅速处理，当然，处理结果如果不公，也会在微博上被讨论、被批评。

“BBC”援引在中国拥有大约20万的微博粉丝的中国学者和评论人士章立凡话说：微博使传播资讯的管道发生了变化。“微博可以揭开事实的真相，没有人再能吓唬人，因为通过微博集体的智慧很快就会找到问题的答案。”


四、微博首次党代会


中共也知道了微博的威力，他们开始重视微博上的观点。

以2012年中共“十八大”为例，其“资讯传递”就用上了微博这种方式。外媒评论道，中共十八大成了“微博首次党代会”，中共把微博当成了最新宣传武器；国内网友则一语道破：不管是微博还是手机，都是换汤不换药，“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大陆微博上出现各种诸如十八大广告，十八新闻通道，发布对官员的采访，及“各省级领导向新浪微博网友表达执政心声”等政治宣传。很多外媒都注意到了这个中共对社交网路的利用。《华尔街邮报》评论道：“十七大时期，很多中共官员还不知道超链结和微话题是什么，但到了十八大，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接受社交媒体，希望它能够帮助引导公众舆论，激发人们对古板和照本宣科的党代会的热情。”

《泰晤士报》早前也称：“本次的党代会也可以说是首次受微博考验和关注的大会。”中共当局也希望能把微博当成自己宣传武器的一部份，鼓励中共部门以及官员开设微博帐户，即“与群众交流”。但是，从网友把30年前的报纸老标题贴到微博上和现在的形式对比就可以看出，当今的中国网民们认识到了，虽然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连中共都上网用微博发布消息了，方法是新的问题还是老的，汤换了药没有换。不变的仍然没有变——共党的高调没有变，共党的老问题没有变。

中国目前的网民有五亿之多。微博不仅让北京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到老百姓的手机上，也给中国老百姓提供一个调侃和批评官式宣传的管道。

《华尔街邮报》文章说，十八大分组讨论中，山东女代表陈叶翠说，“听总书记作报告时鼓掌35次，手都拍麻了”。宁夏女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研究所所长李健说，“听总书记报告，我流泪5次”。辽宁代表郭明义也表示自己听报告一直“热泪盈眶”。

针对十八大上的眼泪和鼓掌，网友“打酱油”调侃道：“想到这些人竟是我的同胞，我也控制不住地哭了。”网友王克勤讽刺道：“仿佛一夜回到了北朝鲜。”

网友质疑听报告不断流泪者是否“有眼疾”。郭明义的照片在网路上流传，被网友称为“流泪哥”。

还有很多网友转发的微博调侃说：“你今天鼓掌38次了吗？你今天流泪5次了吗？”另一些网友称这些十八大代表为“影帝”。

部份网民抨击十八大期间的严密安保，“周斌”在一张天安门安保照片下加上注释称：“如此气势磅礴……以为要去钓鱼岛了，结果是原地不动保卫18DA！！”

网友“道语真言”形容十八大的安保已“病入膏肓”，“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全国性的什么会议，也没见没收劳动工具的，但现在看到了——为迎接18DA，火车站没收农民工随身携带的劳动工具！”


五、微博与中国大陆


大陆社会矛盾问题成为中共十八大后外界关注的焦点，大陆网路近年普及，微博等新媒体对舆论产生不同以往的传播作用，该利用或防堵，是中共当局面临的课题。

长期以来，中共一贯强调媒体应作为党的喉舌，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各级宣传部牢牢掌控，尽管有相对开明的地方媒体，如南方集团，时时在新闻处理上打“擦边球”，但基本仍受监管。

大陆改革开放后，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出现城乡差距、贫富不均、贪腐盛行，使社会累积诸多不满与问题，在传统媒体受到管制的情况下，社会压力于是透过管制相对较松的网路发泄；另一方面，智慧型手机快速普及，可随时发讯的“微博”开始挑战官媒的新闻独占性，舆论传播的速度也因微博产生革命性影响。

据中国大陆互联网路（网际网路）资讯中心“第30次中国互联网路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大陆上网人口到2012年6月为止已达5.38亿，利用手机上网用户达到3.88亿；其中使用微博的人占手机上网中的43.8%，达2.74亿。

大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就指出，大陆自2011年以来，网路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不断拓展功能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全面推动大陆社会成长的新力量；大陆社会科学院也有报告指出，2010年重大社会事件逾2成由微博首发。

温州2011年7月发生动车追撞事故，事故发生后4分钟，第一条消息由微博发出；事发2天，新浪相关微博数量达535万8123条，腾讯相关微博数量达425万2346条。事故发生后，当局在事故现场将追撞的第一节车厢快速掩埋，引起微博上掩埋真相的批评，当地中共困于舆论压力，又把车头挖出来。

微博也在2012年广东乌坎村的抗争中发挥很大作用。在当局封锁村中道路后，微博成为村民对外传递消息、诉求的重要管道。

凡此种种，都让外界认为大陆新媒体成为中共对社会管制的一大突破口，也可能是另一条出路。面对微博等新媒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共当局一方面加强对微博的管控，另一方面也希望创新管理，加以利用。


六、微博与中国民主化


2013年中共“人大”、“政协”等“两会”，所面对的“新媒体环境”的现实是：中国大陆微博用户数突破5亿，微信用户数突破3亿——拥有如此庞大的基数，迫使“两会”成为“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全面开花的一次会议”。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首次派出记者上两会，并设立专门的微博编辑组，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人民网在微博上也专门开有“人民网两会报导”帐号；在人民大会堂，新华社设有新媒体报导中心。

微博上，时刻能刷到记者在其个人微博上发的两会图片。比如3月3日，十二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开幕会时，许多记者在微博上直播进程，或是会议内容，或是现场照片。记者们也常在个人微信中，分享自己所拍的采访片段。

“微时代”为人们带来了报导形式多样化的可能性，但是不可否认，新媒体手段层出不穷的同时也伴生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共宣传的难度增加了。

中共宣传官员对此叫苦不迭：

1、“微传播的碎片化也带来了报导的碎片化，许多记者围截堵访代表、委员，往往得到的只是片言只语，若是就此在微博上发出，没有前后语境，往往容易引发歧义。两会的采访场景通常是记录本（文字）、录音笔（声音）、相机（图片）并用，智慧手机则为及时报导提供可能性。自媒体与公众媒体报导的边界正在越来越模糊，却对记者的职业水准、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移动终端的普及，应用程式的层出，也将带来报导安全的威胁。设想一下，假如你是一名媒体微博的工作人员，如果你登陆了自己媒体的公众帐号，万一手机或平板电脑在会场丢失，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所有的公共帐号很容易被窃取。而往往记者们上会，又会带有多个移动终端，这又增加了丢失的可能性。”

3、“网路内容安全的隐患也一直存在。据观察，对于短新闻，记者们越来越喜欢用微信发稿，即时通讯工具、邮箱慢慢淡出。无论是交流资讯，还是往回传稿，其私密性是无法保证的。也难怪，3月5日上午，当全国人大代表、小米科技CEO雷军步入会场前被记者们围住提问时，他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即担忧手机安全——这将比电脑安全威胁还大。” 

如今，中国大陆网民有5亿，微博帐户3亿，而且这个扩张速度还在继续。中共的体制决定它无法善用这股力量，而社会的进步最后就会推动“瓦解中共”的民主进程。


（2013年3月22日）



【第四节 未来大陆外交政策与对台政策之竞合】


大陆外交政策与对台政策之所以充满吊诡，其根源在于中共政权的自身就处在一个缺乏法源的悖论之中。


一、竞合策略


《竞合策略》主要是增加互补者(complementors)的观念，运用互补者的策略可使结果变得更有价值，而且互补者的思想与资讯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创造价值的本质是合作，争取价值的本质是竞争；为创造价值，人们不可能单独行动，他们必须彼此互相依赖：“在做饼的时候，商场是合作；在分饼的时候，商场是战争。”换言之，商场既有战争又有和平。这迥异于古典主义的想法：“战争之后有和平，和平之后有战争，战争与和平是无穷尽的循环。”这句话和罗贯中所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都认为战争与和平，统一与分裂，只是相互交替，但不是同时存在的现象。

而在现代，战争与和平却是同时发生的。“必须同时合作与竞争”，发现将合作与竞争结合之后，所产生的动态关系，远大于个别的合作或竞争。

竞争和合作看起来是尖锐对立的两种关系，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常常看到在竞争与合作之外，还有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关系。

为描述这种现象，把“竞争”(competition)与“合作”(cooperation)两个字拆解出来，变成Co-opetition的新字。

。

“竞合策略”对于竞争和合作相互融合的微妙关系，有十分精彩的分析。

按照上述逻辑，大陆外交政策与对台政策之间，显然具有竞合问题。


二、极权主义面对的问题


极权主义社会面对的问题往往是通盘性质的，大陆自然也不例外。

例如，最近大陆的网络民调显示：七成人否定中共政权，这就会影响到来大陆外交政策与对台政策之竞合问题。

《人民日报》旗下杂志《人民论坛》4月就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倡导的“中国梦”做了一份网络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持否定态度的回答占7、8成。4月15日，该网络民意调查突然终止，无法再对问卷进行回答，网上也无法再浏览调查结果。

这份由《人民论坛》实施的调查问卷共设4个问题，收到了3000多人的回答。针对“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的设问，回答“完全同意”和“同意”的人合起来也就1成多。而“不同意”的人则超过了7成。

此外，针对“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吗”、“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您对‘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等问题，回答“不赞同”的人达到8成左右。

 在中国大陆的微博上，被删除前的该网络舆论调查的截图被频频转载，不断有网友评论说“敢（将这份调查结果）公布出来的负责人可真有勇气”等。

在共产党专政的模式下，大陆的外交政策与对台政策都不是最终的考量，惟有保住共产党专政，才是最终的考量。


三、政出多门的中共


大陆的外交政策要求打压台湾生存空间，但其对台政策却又要求暂缓打压，其间具有显然易见的冲突——因此存在竞合关系。

据十八大报告，暗示两岸“由经转政”时机已现：这表明，中共强硬派有企图争夺对台政策之主导权。

中共十八大于2012年11月14日闭幕，“一个中国框架”的新概念首次在十八大报告涉台部分提出。分析认为，此意味着大陆对两岸交往方向的全新定位：即经过台湾大选，大陆方面已经确信“九二共识”已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认同，因此，“由经转政”的时机已然出现。

在具体的两岸议题上，目前两岸已经进入所谓“深水区”，特别是两岸经济合作将面临更多涉及主权、司法、法律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单纯的“政经分离”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将为两岸平等协商带来更多不利影响。 

中共十八大报告涉台部分强调，应当“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提出了向包括政治在内的领域全面发展的诉求。由于台湾现在是由国民党“当家”，时空背景比“十六大”、“十七大”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纵深延展的有利时机，因而必须紧紧抓住，全力推动进行。 

上述动向不乏中共自身政出多门之影响。


四、中共缺乏自我检讨


中共向来缺乏自我检讨精神，现在，中共拒不自省自身政策摇摆多变，反而指责“马当局似乎是停步不前了”，并分析原因说，“其原因可能是对进行政治对话有疑虑，既担心会被大陆吃掉失去其独立的地位，又担心会遭到岛内独派势力的反制，流失选票，从而令国民党丧失长期执政的愿景。针对这种活思想，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涉台部分就提出了一个中国框架的新概念云云。

所谓“一个中国框架”最早见于贾庆林于2012年2月底在《2012年对台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在强调，“下一阶段要巩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框架，努力增进两岸政治互信。”此次胡锦涛又将“一国框架”列入十八大报告，此意味着大陆对两岸交往方向的全新定位：即经过台湾大选，大陆方面已经确信 “九二共识”已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认同，因此，“由经转政”的时机已然出现。 

中共认为：两岸关系自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进一步缓和，维持“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原则。但经过四年多的发展，大陆方面不能接受未来两岸关系仍然“只经不政”，台湾方面的“政经分离”思维也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目前两岸在政治议题上仍处在“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初级阶段，两岸如何由“求同存异”向“求同化异”，如何由“一中各表”向“一中同表”的更高层次迈进，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建立军事互信机制还是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对于台湾来说都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有难度并不等于不作为，而是应当继续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思路，在两岸的共同协商下逐步稳妥地推进。两岸在政治议题上达成共识的努力理应同步，不应背离，台湾方面更应当审时度势，在两岸政治议题上有一番作为。 

在具体的两岸议题上，目前两岸已经进入所谓“深水区”，特别是两岸经济合作将面临更多涉及主权、司法、法律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单纯的“政经分离”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将为两岸平等协商带来更多不利影响。两岸投保协议几经周折才得以完成，显示出两岸今后的商谈将面临更多挑战。另外，目前ECFA早期收获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后续协商谈判势必要加快。大陆方面之前单方面的让利也将会不断减少，两岸经济合作将更多的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更多体现平等互利原则。而台湾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不断加大，大陆方面让利缩小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台湾经济带来不利因素，本就积弱的台湾经济如何因应，对马当局及其执政团队形成重大考验。 


五、外交政策与对台布局之一

（台湾外交是中国内政？）


有政治评论指出：大陆企图把台湾的外交作为中国的来处理：

针对台湾试图加入国际民航组织（ＩＣＡＯ），并获美国联邦参众议院两外交委员会提案支持，中国国台办表示，“外国势力插手只会导致事情复杂化，我们坚决反对”。言下之意就是台湾的“外交”，如今已成了中国的“内政”。

事实上，从抗议台湾代表出席日本三一一追悼仪式开始，再到呼吁梵蒂冈应与台湾断交，以及施压印尼政府，阻止让台湾人士参与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ＪＩＤＤ）……中共一连串的作为显示出，中共对台的“外交让利”将逐步退场，取而代之的则是迫使台湾进入“一中框架”的力道，必然持续增强。

简言之，中国对台湾的外交空间，没有所谓平等与容忍，有的只是放长线钓大鱼。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国际社会中营造出两岸同属一中，且台湾唯北京政府是从的既定印象。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形，根源在于中共自身就处在一个悖论之中。


六、外交政策与对台布局之二

（外交下围棋 经贸下象棋）


中国人大与政协“两会”落幕，涉台人事大致底定，前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颜建发分析，“习李体制”涉台官员大多是外交、经贸背景出身，预料中国将继续强化两岸经贸，以“象棋”的“车马炮”逐渐吃掉台湾经济自主，同时也将以“围棋”的手法，全力围堵台湾的外交空间。

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私下里可以参考。

颜建发表示，中国对台政策具有延续性，但在专制体制下，领导人的风格仍有相当影响力；习近平成长在中国崛起的时期，具有君王的霸气，不时流露强烈民族主义的政治性格，倾向把台湾当成“征服的对象”。

颜建发说，观察习近平对台人事任命，新任对台领导小组秘书长杨洁篪曾任外交部长、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海协会长陈德铭则是前商务部长，预料习近平在外交方面，将以下围棋手法，全力围堵台湾国际空间；在对台关系方面，则以经贸加深台湾对中国的依赖，以象棋的“车马炮”逐渐把台湾吃掉。


七、外交政策与对台布局之三

（王毅出任外交部长）


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出任大陆外长，意味“知台派”地位强化，也意味台湾国际生存空间会有所变化。

这多少是因为，王毅在过去几年担任大陆国台办主任期间，表现出相当务实相当弹性的一些做法。人们也希望他能够把这样的做法带到外交部。在整个国际领域里面，过去几年，两岸的“外交休兵”实际上还是在持续进行的。

那么，未来的王毅，在台湾加入国际性组织方面，是采取开放行为或是限制行为呢？

这个恐怕王毅做不了主，甚至胡锦涛也做不了主：例如，2012年9月在海参威APEC会议上，连战先生曾向胡锦涛提到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提到台湾希望加入国际民航组织，胡锦涛当时表示，将深入研究。但是时至今日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大陆“还在考虑”、尚无进展。

不过，具有两岸工作背景的王毅出任外长，可能表明中国在外交战略中，将有意“处理”台湾问题。

我们同意以下说法：

习近平上来把王毅调去当外交部长，不是完全偶然，也不纯粹是为了解决日本的问题。这表明：中国正在思考如何处理台湾的问题。

两岸目前争执最大的问题，表面上是外交问题，是国际空间问题，实际上是中共能否通过消灭中华民国来使得自己获得历史合法性的问题。


八、外交政策与对台布局之四

（台湾与钓鱼岛之争）


中共企图利用“声东击西”执法，通过钓鱼岛之争来包围台湾。

2013年4月11日，中共“中评社”发文宣称：“台湾别在钓鱼岛之争中站错队”：

马英九原本是著名的“保钓”分子，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荣誉，近年在保钓问题上，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惟在美日压力和笼络下越来越趋于保守，最近曾多次公开强调“绝不与中国大陆联手保钓”。振兴中华最大事，应教两岸换新天。但愿马英九思之！勉之！ 

中共的目的在于分离台湾与美国日本的关系。

中共自己的《环球时报》早在2013年2月10日即有报道：“美国前官员：台湾加入钓鱼岛之争将惹美国不悦”：

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y Schriver)8日承认，美国虽然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选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中立。他以此劝告台湾不要在钓岛问题上“添乱”，否则美国会不高兴。当天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与“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举行的“美台关系论坛”上，薛瑞福谈到东海问题时，希望台湾发挥“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至少台湾“不应成为建设性解决方案的问题或障碍。”

薛瑞福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如何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三个方面：

第一，台湾应避免在钓岛问题上表现出与中国大陆有任何协作。他说，虽然美国在钓岛主权上不选边，但美国并不中立，因为美国是日本的盟友，有条约义务，“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这是前国务卿阿米蒂奇最近去东京和北京时已经表达很清楚的；而且美国从长远战略利益考虑，也没有愿望让钓鱼岛及其周边地区主权转向中国，因此台湾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大陆协作，否则美国不喜欢。

第二，台湾必须与东京积极合作，尽力改善“台日关系”。他表示，知道台湾夹在最大的经济伙伴中国大陆与最大的安全伙伴美日同盟之间很为难，但如果台湾从事任何活动引起与日本的问题，就会引起与美国的问题，损害“美台关系”。

第三，台湾应避免参与已经不确定、混乱的环境。他认为，中日钓岛之争已经很危险，如果台湾加入，给不确定性环境“添乱”，美国对台湾的看法就会非常负面。

显而易见，中共明知故问，就是想要见缝插针、设计扩大“台湾加入钓鱼岛之争惹美国不悦”的可能，进而松动台湾的安全防卫。


九、因应中共对台政策


1、尽管大陆外交政策与对台政策充满吊诡，但基本而言，中共对台政策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原因是在胡锦涛任内，自认两岸政策相当成功，两岸关系维持稳定，并有许多的进展。“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策，大陆虽不完全满意，但也可以接受。

2、目前习近平刚刚上任，权力尚未巩固，国内外又有许多更为迫切的议题需处理，毋须更改目前的两岸政策；因此可以预期，未来四年，两岸关系将可继续维持平稳及发展。

3、中共当前的战略目标是和平发展而非和平统一，两者的关系是因果相成，在报告中指出和平发展是“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对于台湾而言，此一战略的设计是有利的，中共当前对台将不以积极促统为目的，而是着重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台湾所承受的统一压力较轻。和平发展的时间可能很长，因为要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绝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两岸可以在无统一压力的情形下，持续发展和平的关系。但是，台湾方面也不要因此而忘记，北京并未放弃统一的目标，和平发展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最终仍是要面对统一的议题。

4、未来在经贸方面，大陆仍会继续落实ECFA的后续协商，完成货品贸易、服务贸易及争端解决机制的协商，扩大两岸资金的相互投资。在文化方面，大陆将会扩大两岸的文化交流，争取签订文化协议，在社会方面，大陆将会跨大两岸民间人士及社团的交流，包括增加陆客来台人数，邀请台湾各界人士至大陆交流参访，尤其是青年学子及中南部民众，以增进台湾人民对于大陆的了解及认同。


（2013年4月25日）



【第五节 台日渔业协议与东海和平】


一、中共企图“保护”台湾


2013年5月9日，台湾屏东琉球籍渔船“广大兴28号”遭菲律宾公务船开枪射击，船员洪石成身亡；台湾外交部对菲律宾提出严正抗议与谴责，要求菲方在最短时间内正式道歉、缉凶到案并提出赔偿。

中共“新华社”借题发挥遇害渔民侄女的话宣传说：“两岸联手护渔，你看菲律宾还敢不敢为非作歹？”——台湾渔船遭菲律宾公务船枪击事件发生以来，台渔民、各界人士和媒体呼吁当局转变立场，与大陆联手护渔，确保台渔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两岸中国人的合法权益。遭枪击身亡船员洪石成的侄女说，如果大陆在事发海域巡逻，“你看菲律宾还敢不敢为非作歹”。

由于此事引发两岸共同关注，中共《多维新闻》也立即鼓吹：“台渔民被菲扫射致死，大陆当需强势出头”，大陆“外交部”直接斥责菲方并敦促菲方紧急调查。

大陆中共为何对台湾渔民如此关怀？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或同胞感情，而是趁机向国际宣传“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为此，大陆外交部需要“强硬表态”，趁机“加强护渔力量”，多派军舰出航展现实力，通过打压菲律宾的嚣张气焰来扩大自己在东海的存在。《多维新闻》鼓吹：大陆秉承“民族大义”出手施压，除了可以获得两岸民众的好感，更可对近日表现不佳的马英九政府“予以警示”。

《多维新闻》还分析：在事件发生后，大陆有关人士的第一反应都推测，菲律宾慑于中国大陆的强大，只好将黄岩岛对峙中憋的气撒到台湾头上。显然，在菲律宾看来，台湾是弱小的且解决问题依赖美国，即便射杀台湾渔民最后还是美国出面调解，没有太大的政治和战争风险。而菲律宾更可通过扫射台湾渔船显示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强化针对中国大陆的谈判地位，维护其国内的士气。

特别是马英九政府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表现，更是说明问题。马英九为了所谓的“渔利”，被日本利用，成功离间了两岸。马英九政府在签署台日渔业协议后，更是多次表示拒绝两岸联手保钓。马英九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表现，使人们对其不抱希望。从马英九亲美友日的表现来看，在此次事件上，最终将是不了了之，而菲律宾最多给一点补偿。至于借大陆之力来捍卫渔民利益，这基本是不可能。马英九政府很怕对外造成他们与大陆“联手”维权的印象，在钓鱼岛争端中就是如此。而马英九如此抗拒两岸联手，一是担心岛内民进党说闲话，最主要的还是怕华盛顿不高兴。 

故而，对大陆而言，在此事件中，要从民族大义出发以“单独行动”对菲律宾施加强大压力。一是可以透过积极施压来赢取两岸民心，鼓舞民意；二是压制菲律宾的气焰，防止其错估形势，为解决南海问题服务。从菲律宾一贯的表现来看，其就是南海上“最野蛮”的国家。之前，它就曾射杀过台渔民。因此，它当受到坚决反制，这也是为了南海和平与稳定保持各方最低默契的需要。


二、大陆“保护”适得其反


毋庸讳言，台湾渔民被菲律宾扫射致死事件，确实打乱了台湾的外交部署，因为就在之前不到一周，台湾外交部5月3日刚刚表示：“台日渔业协议”落实“东海和平倡议”，两国搁置争议，以和平理性态度，在渔业安排上获致实质进展。

“台日渔业协议”让台湾渔民在这一海域内的作业权益获得保障，协议适用海域范围超过台湾面积两倍大，展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精神，国内及国际舆论都肯定这项成果，符合国家利益及国际期待。

外交部强调，钓鱼台列屿为中华民国固有领土，政府坚决维护钓鱼台列屿主权，国家一贯立场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台日签署渔业协议，中华民国在主权议题上绝无退让。“台日渔业协议”4月10日签署后，马英九总统4月11日接见日本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时，重申中华民国对钓鱼台列屿的立场；4月17日马英九出席“钓鱼台列屿议题国际研讨会”时，也再度阐述钓鱼台列屿的历史及法律证据，强调钓鱼台列屿为台湾附属岛屿、中华民国固有领土。

马英九就任后将台、日关系定位为“特别伙伴关系”，在两国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下，顺利签署“台日渔业协议”，解决双方17年来历经16次会谈悬而未决的争议，进而缔造两国更紧密与信赖的关系。日本前、现任政府都表示支持“东海和平倡议”，并肯定台湾为日本的重要伙伴。日本政府与人民对国人在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后的踊跃捐输与协助也铭感在心。

台日关系的上述发展肯定让中共不安，而菲律宾的射击事件，肯定让中共额手相庆。这是因为，台湾无需中共保护，中共的保护意在制造更多的麻烦，以便拉台湾下水，兵不血刃地占有台湾。


三、台日渔业委员会成绩卓著


有评论指出：5月10日我亚东关系协会与日本交流协会在台北举行之第17次渔业谈判达成协议，会后两会签署“台日渔业协定”，为纷扰长达17年的东海渔业问题划下休止符。根据此协议，我渔民于钓鱼台周边海域作业范围增加了4500平方公里，从此我渔民在钓鱼台12海浬外捕鱼，再也不用担心会遭到日本海巡舰只无理对待。

此次在不损及主权的情况下，台湾能就棘手的渔业问题与日方达成协议，实属难能可贵，不仅我渔民的补渔权益获得保障，双方并共设“台日渔业委员会”，同意以制度化方式，解决日后台日间渔业问题。

去年8月，有鉴于钓鱼台主权争议情势不断升高，政府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在钓鱼台议题上‘应自我克制、搁置争议、遵守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并研订“东海行为准则”，建立机制合作开发东海资源。’提出此构想之初，有人批评不切实际，如今“台日渔业协定”之签订，更证明了此构想之可行性。日前马英九在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举办，与美西学界人士的一场视讯会议中提到，希望能把台日渔业成功协商模式拓展到与其它利害关系国家的协商上，例如希望能与大陆方面就共同开发东海资源问题达成协议。

 尽管目前在钓鱼台主权问题上，仍有许多争议有待解决，但相较于部分右派人士的极端主张，马政府“东海和平倡议”所揭示和平处理原则，实为解决眼前现实问题的一方良药。此外，此一和平处理争议的原则，亦透过活路外交，在马政府过去执政的五年期间，达成了许多重要的成效。例如，自民国98年起，我国连续获邀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为我国自退出联合国以来首次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大会，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采购协定（GPA）、成为GPA会员，同时也参与国际卫生条例（IHR）。更重要的是，目前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共有132个国家或地区给予我国民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待遇，由2008年之54国增加至132国，增加78国，在各国加强反恐与提升安全措施的同时，我国民却能获此待遇，显示各国对我之肯定。

 日前，我两名高铁炸弹案嫌犯在极短时间内于大陆落网，并顺利遣返回台接受司法制裁，系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之具体成效。诚如马英九所言，在此案子上，尽管我们的效率再高，但如果没有大陆方面的合作，也没有办法顺利把嫌犯抓回来，而这一切都需要透过两岸平日制度化的交流与互信所累积，显示两岸关系正在稳定的轨道上进行。从最近“台日渔业协定”，至高铁炸弹案两名嫌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遣返回台，平心而论，我们必须给政府一些掌声，而这也显示政府唯有理性、务实执政，才能造福百姓。

上述评论甚是中肯，而促成台日渔业协议的，则是东海和平倡议的理念。


四、东海和平倡议理念深入人心


台日渔业委员会5月7日在台北国宾饭店举行会议，马英九总统主持国民党中山会报时，肯定台日渔业协议符合“东海和平倡议”精神。

台菲紧张局势未解，马英九总统5月14日提出以“东海和平倡议”类似的理念，希望在周边的海域，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总统说，中华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最近跟日本签署了渔业协定，透过和平的方式，解决40多年来的争议。马英九指出，“阁下是海军上将，非常了解在国际海洋法中，渔权是来自于主权，因此我们跟其他国家谈判渔权，当然是要以有主权为基础，这点在国际法上是非常明确的”。总统表示，换言之，要从主权出发才能谈渔权，但是主权如果有争议，争议的部分，倒不是不能先搁置，在渔权的协议中，订定适当的条文，搁置主权的争议，一样能先解决渔权的问题。

马英九说，“我国用这样的理念，提出东海和平倡议，目前至少已解决根本渔权的问题，我们也希望以类似的理念，能够在周边的海域，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正如马英九总统所说，台日渔业协议其实就是以他去年8月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为基础，建议在钓鱼台列屿主权争议上，各方以协商取代冲突。他主张分二阶段落实，第一阶段是三组双边协商，若是有结果，则可进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一组三边协商。 

马英九总统去年8月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同年11月间台日展开渔业协议的会谈，今年4月10日完成渔业协议签署，双方在不改变彼此对钓鱼台列屿主权的主张下，在东海划设有台湾两倍大的“协议适用海域”共同保护及管理渔业资源，渔民在这个海域内作业时，安全也可获得保障，这项协议不止是台日关系历史性的里程碑，也是为争端各方找出方式解决争议同时确保和平稳定的良好例证。 


五、东海和平倡议五个要点意义重大


回顾历史有助于继续前进：2012年8月5日，上午马英九总统出席“中日和约”生效6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就东海区域安全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以合适方式处理争端，维持东海和平。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吁各方自我控制。

当时马英九指出：“东海和平倡议一共有五点，就是相关各方第一，应该自我控制，不升高对立行动。第二，相关各方应该搁置争议，不放弃对话沟通。第三，相关各方应遵守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第四，相关各方应寻求共识，研订东海行为准则。第五，相关各方应建立机制，合作开发东海资源。”

2012年9月8日“今日新闻网”报道：马英九提“东海和平倡议”，日本称无法接受：

尽管马英九日前针对东海问题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主张，不过日本媒体7日消息称，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已经明白表示，日本坚持“钓鱼岛(专题)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的立场不会改变，日本无法接受台湾所提出的想法，不过他希望在不影响良好的日台关系下，为了东海的和平、安定，可以推动具体合作。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东海和平倡议已经具有深远的、广泛的、具有前瞻性的国际影响。

2013年5月14日上午（当地时间）尼加拉瓜国会以全数87票无异议通过声明，表达完全支持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所提“东海和平倡议”及其行动计画，强调已使陷于争端的台湾与日本签署渔业协议。

声明说，台日渔业协议让渔民可不受阻扰进行捕鱼，明白显示将歧见搁置一旁，共同合作开发钓鱼台海洋资源的可能性。声明中也赞扬中华民国优先以外交及和平解决争议途径解决钓鱼台争端，带给区域稳定、安全及和平的努力；另呼吁台湾、日本及中国大陆政府与人民继续深化马英九在和平倡议所提双边对话及多边谈判的友善安排，落实东海和平与合作，以确保人民福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尼加拉瓜国会与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期以来建立深厚坚实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互访频仍，立法院长王金平去年8月间率团赴萨尔瓦多，参加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国会议长论坛会议时，曾兼程到访尼国，并接受尼国会赠勋。

2013年5月14日，马英九总统接见多明尼加国防部长巴勒得上将等人时表示，政府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已解决和日本的渔权问题，也盼以类似理念，能在台湾周边海域建立和平合作关系。马英九说，在国际海洋法中，渔权是来自于主权，因此，中华民国和其他国家谈判渔权，当然要有主权为基础；换句话说，要从主权出发才能谈渔权，但主权如果有争议的话，倒不是不能先搁置争议，在渔权协议中，订定适当条文搁置主权争议，一样可以先解决渔权的问题。


六、东海和平倡议与琉球独立运动的兴起


以松岛泰胜（Yasukatsu Matsushima）为首的“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于5月15日宣告成立。

松岛曾于4月28日接受了日本媒体《人民新闻》的采访，并谈及了其建国方略与政治观点。“琉球共和国”政治主张的雏形开始有所显现。 

而综合日本媒体5月16日的报道，“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由冲绳县石垣岛出身的龙谷大学经济学教授松岛泰胜和冲绳国际大学副教授友知政树等人组织发起，由日本冲绳县当地政治家、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家以及市民团体成员组成的“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15日下午宣告成立。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该学会表示，将寻求冲绳独立并建立“琉球自治联邦共和国”，在研究他国独立经验的同时，将寻找机会向联合国直接陈述冲绳独立的意愿。日媒称，冲绳人公开成立“独立运动组织”，这还是第一次。 

据悉，“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将广泛吸纳冲绳民众入会，以期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方政党，并计划向联合国“脱离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申诉独立要求。

出生于冲绳的日本社民党国家对策委员长、众议院议员照屋宽德公开表示支持。他15日在博客上发表题为“终于要从大和走向独立了”的文章称：“冲绳还是独立的好。明治以来的近现代史中，冲绳总是受到当时政权的歧视。即使现在，冲绳人也没有被看成日本国民。” 

琉球独立运动的兴起虽然有其内部原因，但东海和平倡议的影响也对与琉球独立运动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作用显然有反馈回去，让台日渔业协议的签署有了一层新的助力。

短短半年时间，东海和平倡议已经发挥如此强大之威力，如果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2013年5月17日）



【第六节 什么是合情合理的两岸关系】


一、共促中华民族的复兴


有人认为：自从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于2005年4月，前往中国大陆从事“和平之旅”，并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五项共同愿景”后，国共两党之间即建立了高层对话的管道。国民党于2008年重新取得执政地位，两党高层对话持续进行，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日前落幕的“吴习会”，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却有可能为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但是，两岸关系要向前发展，大家不能通过损害对方来获得利益；而必须认真思考一些属于操作面的问题。针对这点，中共“十八大”提出两岸“合情合理”安排双方关系的概念，似乎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想法，但实际上这却是暗含杀机，决不意味着两岸互动真有可能从双方的“求同存异”，一步登上“存同化异”的台阶。 

所谓“情”，带有感性色彩，主观意识很浓；“合情”指的是合乎人之常情。但是共产党从来就是不见不过人情人性的，而台湾制定大陆政策时，是否曾考虑大陆和平崛起后，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众对于民主化的需求？大陆在制定对台政策时，显然是拒绝思考台湾要求扩大对外活动空间和免于受到武力威胁之恐惧的。 

“理”字带有理性的色彩，却无客观判断的标准。我们认为“理”包含普世的价值，即文明之理；理也包含特定的法律规范，也就是所谓的法理。“合理”讲求的是正不正当，即合不合乎道理。但这些理，共产党的内心是鄙视，他们不信有理走遍天下，不信政策合理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二、共产党的“合情合理”


2013年5月24日，中国大陆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北京会见了台湾联合报系董事长王文杉率领的联合报系访问团，并接受独家专访。这是张志军接任国台办主任两个月后，首次接受台湾媒体专访。对于什么是“合情合理的安排”，他语焉不详地说，考虑到现实问题以及一个中国的基础，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例如，“让台湾现在就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有难度；要大陆接受中华民国，无论从哪个角度，也不可能。”

这样，共产党既点出了建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性难题，但也释出顽固的信号，传达大陆要用“一中”框架强推“合情合理的政治关系”。

张志军老调重弹十八大政治报告，到建构国家尚未统一前的两岸政治关系、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商签和平协议等，这些都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张志军声称大陆鼓励民间的专家学者、智库先谈，由民间先行，找出破解难题之道，积累共识。但其实，大陆根本就没有真正民间的专家学者、智库，除非在监狱里面去寻找。这就注定了，与中共谈真诚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三、“一个中国”是个“影子国家”


2013年3月号《远见杂志》有篇《建构两岸和平合情合理的框架》，作者高希均，倡导“大屋顶中国”曰：“中国结”不是死结、大陆有“地理的中国、历史的中国”。

但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大陆在共产党统治下，已经分裂了“地理的中国”、毁灭了“历史的中国”——如果忘记了这一点，而与背叛了中国的中共去侈谈“中国”，就非常危险了。

所谓有了“大屋顶中国”，就避免了“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疑虑的说法，根本上是一厢情愿，也根本上无法减少台独的内耗。“大屋顶中国”的观念非常危险，严重脱离事实。

为什么呢？

因为“两岸”的意思，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华人社会；但现在，其中的大陆社会被出卖民族利益的共产党控制，因此“一个中国”完全是个“影子国家”。

要把中国从一个影子国家变成一个政治实体，就需要共产党作出历史性的改变，放弃反民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含糊了这一点，模糊了“汉贼不两立”的古训，中华民国就将彻底丧失历史的主动。


四、“实体中国”需要创造


由于满洲、西方、中共的轮番入侵，实体的中国实际上早已亡国。

有学者指出，实体的中国需要我们来创造；在此之前，“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

现在的华人社会，还远远无法构成“第三期中国文明”，还无法作为第一期中国文明（殷周至秦两汉）和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北朝至元明清）的继承者而出现。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华人社会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正如第二期中国文明受到印度西域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所谓“民族”，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单位，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单位；例如“英语民族”、“西班牙语民族”以至所谓“阿拉伯语民族”──是一些比“华人”更为松散的存在，甚至只是一些政治上的宣传口号。

命运共同体，这才是活生生的、正在创造中的生存共同体──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国的标志。

在这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末叶、二十一世纪初叶的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和中国大陆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就像奥地利人与德意志人不属一个国家一样。

国家，必然有着不可割的利益、共同经历的灾难和同舟共济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内部，无法兼容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因为一个国家若是容忍内部长期存在分裂状态和政治对立──它就只是一个影子国家了。这样一个“语言共同体”不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实体国家。现在的中国就是如此。


五、双方民意的统一


海峡两岸双方民意的统一，是任何形式的统一的前提；无奈中共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我们说台湾民意是北京中央政府关心的，但在‘民意不可用时’的特殊历史时期，不会受制于台湾民意做选择。”

这是一篇题为《台湾民意与两岸统一》的文章提出的：

中央对台政策强调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湾方面很多人主张两岸是否统一台湾民意说了算。到底台湾民意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向，是不是两岸统一必须要过台湾民意这一关，我们需要弄清楚。 

若非重大因素影响，“不统”的台湾民意不会改变。 

我们没有必要自欺欺人，我们必须正视台湾人对于两岸统一的基本民意：现阶段支持两岸统一的人只在四分之一以内，绝大多数主张维持现状或者台湾独立，或者说台湾民意基本上是个“不统”民意。 

台湾人的“不统”民意不是现在形成的，自1949年国民党去台湾以后就这样。蒋氏父子曾致力于国家统一，他们期待的是“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由台湾逐鹿中原统一全国。当时的台湾民意看起来绝大多数支持甚至追求统一，如果不设任何前提做民调，估计不主张统一的人在四分之一以内。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结论说当时的民意就是“统一”民意呢？其实任何民意都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的选择，离开了选择条件的设定就没有所谓的民意。蒋氏父子主政时期，所谓“统一”民意，只是设定在“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前提下，假若当时设定为大陆统一台湾或者“一国两制”共议统一方式和国名，反对统一的一定是台湾人的主流民意。甚至当时若设定“中华民国”统一中国或者两岸商定一个互惠的统一方式，大陆人民也不会接受国家统一。所以，其实即使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台湾也没有两岸真正的“统一”民意，实质还是“不统”民意。 

有一个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将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合法化其实是蒋经国去世之前亲自定下来的。我们有理由怀疑当时的蒋经国已有长期偏安抗拒统一的心理。

李登辉主政以后，虽然通过了“国统纲领”，那不是李登辉的想法，李登辉只是出于国民党内部强大的压力被迫同意的，李登辉的十二年就是稳步推进“去中国化”的十二年。民进党执政进一步大张旗鼓“去中国化”。马英九上台，中国意识并没有复归。

台湾人民认同两岸统一的未来趋势如何？一般推论，2016年以后，很难在台湾再生成有马英九一样或者比马英九更有使命感的致力于两岸融合的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的台湾人的“中国情怀”也会趋于淡漠。因此，总的趋势看，台湾人的“统一”民意可能更去弱化。

两岸和平发展，甚至全面深入的经济文化社会的融合，是否可以消融台湾人的“不统”观念，使大多数人趋向统一呢？我们的结论是：可能性很小。在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但每一次统一都是诉诸武力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少有一个完整“中央”治理的区域和平的被另一个区域接管的先例。有人把“两德”的统一归于此类，其实是一种误解。东德被西德接管，其实是“冷战”的结果，东德统治当局已经失去正当性，实质是西德战胜东德的结果，加上地缘的整体性一起造就了德国的统一。而台湾海峡两岸不大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除非台湾发生某种重大事件，如遭到外来军事侵略有生存危机等情事，台湾民意才有可能转向自愿合并到大陆以获得保护，否则很难想象台湾多数民意会转向统一。 

由上述文章可见，中共知道台湾人民不会同意“统一”，但中共还是要硬推统一，所以这哪里是什么统一，是企图单方面并吞。


六、“头衔问题”并非“称谓问题”


2013年5月29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在例行发布会上，就两岸领导人互访、两岸联合护渔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针对记者提出，马英九日前表示，只要头衔问题解决，两岸领导人会面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他也指出称谓问题短时间无法解决。杨毅表示，我们历来鼓励、支持两岸开展各领域、各层次的交往。至于两岸领导人互访的问题，由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况和需要来决定。双方可以为此创造条件，包括协商互访的适当身份问题。

杨毅这番表示完全是虚晃一枪，实际上，“头衔问题”并非“称谓问题”，而是国家定位问题。中共现在要把一个并不存在“影子国家”硬说成是一个“实体国家”，等于是无中生有、掩耳盗铃，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成了傻瓜。这个问题如何创造条件予以解决？这是解决不了的死结。

于是就出来了一个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2日参加企联（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见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台商代表时的一个闹剧，他对“合情合理安排”提出“具体陈述”：

“合情合理安排”得要两岸双方不停探索、讨论，且必须都向一个中国的目标去走；如果背向而行，“合情合理”安排的目标就出不来了。

俞正声这个滑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把问题交给了未来。


七、合情合理就是选举


“什么是合情合理的两岸关系”？那就是维持现状，不武不独；用俞正声的话来说，就是两岸双方不停探索、讨论，合作创建一个实体中国。

如果真要谈统一，那么大陆必须先举办一次民主选举。


（2013年6月28日）



【第七节 从欧习会到吴习会：解析美中台三方战略格局】


一、吴习会是国际政治的回响


吴习会紧接欧习会，似乎显示两岸关系是国际关系的有机构成，而不是一种能够脱离国际形势的“国家内部关系”。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受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委托，6月12日至14日，率领国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北京，会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双方将就当前两党与两岸关系广泛交换意见。

由于这场会晤紧接在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返回北京之后，吴习会紧接着欧习会登场，国民党人士指出，这当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涵，这个意涵，其实就是“台海政治是国际政治”。

国民党在2008年5月执政以来，吴伯雄先后代表国民党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进行五次会谈，其中前两次是以党主席身分，后三次代表马英九。 

这次是吴伯雄第六度率领国民党代表团与中共党中央举行正式会谈，也是习近平上任后的第一次，这次的“吴习会”将是具建设性的对话，代表两党持续重视国共平台的作用，与继续维护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大局的用心。

当然，这一格局是只能在国际政治的格局下，才能得到确保并且健康发展的；换言之，如果国际局势恶化，这一格局也难免破局。


二、马英九紧抓两岸政策


有评论指出：吴习会登场，体现了马英九紧抓两岸政策之“话语权”。

作为习近平上任后国共高层领导人首次会面，两岸关系发展似乎已从“浅水区”走到“深水区”，不可避免接触敏感的政治议题；是退是进，不仅考验两岸互信，也测试高层的智慧。

2008年“吴胡会”开启直航、陆客来台等两岸实质交流，扩大两岸红利；之后几次国共论坛吴伯雄也都成功完成任务，彰显国共平台功能。马英九说，国民党重返执政后，他都指派吴伯雄接待大陆来访宾客，并出席国共论坛；足见在两岸事务沟通上，吴伯雄确有一定的角色。

吴伯雄谦逊低调，过去几次精准传达高层意旨，发言也在设定范围内。不过，去年吴伯雄会见胡锦涛后，引发“一国两区”的发言风波，甚至导致美国对马政府“零意外”原则的关切。这也显示两岸高层的互动牵动甚广，但彼此的互信仍有盲点；因此，即使是马英九授权的代表，发言时亦得精准小心，如履薄冰，不能失了分寸。

马英九紧抓两岸政策话语权，“吴习会”从指定出席团员、筛选入府接见名单、到传递讯息内容，全都一手主导。为免意外，马英九请吴伯雄向习近平代转的内容亦保密到家，直到出发前一刻才派人以密封信件方式交给吴伯雄，其他团员一概不知。

马英九明白讲，两岸牵涉政治谈判对话时，“一定要有授权”，否则会引发外界误会；马英九这次强调授权，就是要替两党对话窗口做明确定位，避免不必要困扰。 

特别的是，2008年“吴胡会”前，马英九在总统府会见吴伯雄，当时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总统府秘书长詹春柏都在座；这次“吴习会”，苏起、詹春柏都是团员。“吴习会”继往开来，攸关未来两岸下一步；但两岸关系的发展，仍将受大陆寡头体制的瓶颈束缚，而无从获得独立、健康的发育。


三、两岸领袖会面不具条件


由于大陆寡头体制的瓶颈束缚，两岸领导人的会面，是极为艰难的，甚至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这都是没有可能的。就如马英九所说的，这“需要创造条件”，现在言之，为时过早。

我们认为，马英九所说的这个条件，应该就是大陆开放党禁报禁，和台湾同样进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只有这样，台湾才能和大陆站在对等竞争起跑线上。

换言之，大陆只有脱离“党天下”的红色恐怖，进入到民主的文明的发展阶段，两岸领导人的会面才有可能，否则，文明人类与野蛮政权即使会了面，也不可能达成有效的协议。

对此，马英九十分英明，他认为即使在总统职务卸任之后，即使以党主席身分赴大陆访问，也还需要再创造一些条件。 

在此之前，不明就里的评论者甚至误以为“马转向大陆示好”。

有评论指出，被经济学人周刊戏谑为断背山会的“欧习会”落幕，这个世界瞩目的非正式峰会没有共同声明，但出了一个有关氢氟碳化合物排放的协议宣布。由于这个峰会的起始及发展过程充满了种种奇异性，显示了同样是弱势领导者的习与欧巴马的不同表现风格。总结来看，此次非正式峰会显示习近平是有备而来步步进逼，欧巴马被打得溃不成军。

欧习会第一个怪异的地方，是事前几乎没有风声，时间还是从中国先宣布，更与礼尚往来的礼数不同。欧习会为外界所知，是在5月21日中方的宣布，接着美国安顾问唐尼龙(Tom Donilon)在5月26-28日紧急飞往中国协商细节。固然521在宣布前也必然也取得美国的同意，但这个消息的晴天霹雳，显示美方知情者甚少，否则之前追踪欧巴马会何时访中的媒体一定会有讯息。既然事前参与者少，宣布后又要在三星期内完成所有工作，美方会准备不及是必然的。


四、欧习会的“习盛欧衰”


习近平2012年2月才以“国家副主席”身分回应美国副总统拜登的邀约访美，因此这次应该是欧巴马回应习近平的邀约而回访中国，但却变成习近平以非正式峰会方式再度跑来美国。这是十分不符合外交常规的作法。以习近平没有架子注重实质议题来解释只是在欲盖弥彰，因为7月就要举行美中年度的“战略暨经济对话”，有什么话不能在那里不拘形式的好好讲吗，非要跑来美国不可，甚至不计较这只是一个非正式峰会？很可能习不愿意在中国，当着江、胡这些公公婆婆的面前举行美中峰会，以免谈话会受到干扰。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显示习近平一定在某些议题上与胡锦涛的立场不同，这可能包括习本身对“新型中美大国关系”以及对北韩态度的看法在内。同时这也显示了习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所以才会想避开国内大老的干扰。这都显示习比欧更急于想要峰会，且习本身也处于相对弱势的权力位置。

美方这次也对习近平竭尽方便。虽然第一夫人没出席峰会被认为是不是在给习裹小脚，但一个非正式峰会，地点还在距华府三千哩外的加州，如要第一夫人飞来陪习近平老婆以表示规格就有点太超过。欧巴马配合习近平访问拉美特别飞到加州作陪，让习近平回国的路径更方便，礼遇诚意十足，没啥可挑剔的。但明明是习近平比欧巴马更想要的峰会，美国都已经此配合，但在像网路安全、东海与南海海事安全等美国的主要关切题目，不仅看不到中方的善意回应，还被习近平以中国也是受害者、主权与核心利益毫不退让等语言打回去，欧巴马碰了一鼻子灰。更难堪的是，让杨洁篪在美国本土的个别对外记者会上说出中方对于东海、南海核心利益的坚持，以及对美要求禁止军售台湾的主张，让人感觉习近平在会议中不仅从容不迫的打发掉美方质疑，且在中国核心利益上也没丢失半步，这个记者会让习近平在对中国内部的宣传得满分。所以我们看到习拿到美方配合的面子，在核心问题的里子也没失分，与欧巴马的互动更释出不怕与美国对呛的胆量，并对中国内部的批评者展现强势领导的气势，是个成功的出口转内销，此行对习近平在中国的地位显然会有所提升。但在这些状况下，欧巴马还高兴的说这个欧习会“棒透了”。你说习的操作是不是很厉害！最倒楣的是欧巴马辛苦半天还是白忙一场，并让日、台、菲等盟邦怀疑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承诺与决心，“习盛欧衰”的状况相当明显。

会有这样的结果不是偶然。从一开始中方对会议时间的宣布就严重压缩了美国的准备时间，且针对美国在网安议题的咄咄逼人，就在欧习会召开之际“适时”出现前中情局雇员爆料美国国安局监听电话，及其与九大网路公司侦查一般百姓的大爆料。更在习近平飞离美国领空后，突然发现这个人的真实身分及其在香港的现居状况。说一个为网路自由奋斗的人会选择去网路封锁最滴水不漏的中国定居与寻求保护，应该没人会相信这种怪异的逻辑。再看到欧巴马此次几乎全盘皆输的窘境，你必须佩服言必称强国梦的习近平此趟的确是有备而来。

但欧巴马在欧习会的塞翁失“马”，台湾焉知非福。正因为杨洁篪的操作太过强势，导致美国事后赶紧派人消毒，但也被逼出了美国认为两岸关系必须在“双方均可接受的方式下持续进行”。在“维持现状”渐渐淡出美国台海经营的战略语言时，这可算是近五年来首度美国对中国的政治促谈攻势公开表达了不认同。


五、太平洋有足够空间


6月7至8日，加州安纳伯格庄园“欧习会”，习近平向欧巴马提出中美共同推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并重申“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北京意图在于：其一，将中国的国际地位由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之一，推进到与美国并列的两超多强格局下的“新型大国”；其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实践可从大平洋开始，由中美共管亚太取代美国主导。如此一来，钓鱼台与台湾自然包括在北京所欲的共管之列，二来中国亦可回避承担做为全球性G2的大国责任，先从做为太平洋G2施展身手。就此看来，一个美中竞争愈趋白热化的亚太，对台湾构成的挑战也将愈趋复杂。台湾在战略上须慎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

6月13日，中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吴习会”，这多少对台湾是个矮化的动作，但国民党相当大度，不以为忤，并随后提出涵盖深化两岸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及建构民族认同的“七项主张”。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13日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两人对两岸关系未来走向，分别丢出7项主张与4项坚持，面对对岸“一个中国框架”的诉求，吴伯雄也用“一个中国架构”来进行回应。

吴伯雄13日率团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习近平，两人交谈大约一个钟头，气氛相当融洽。此行除了是吴伯雄第6次率团访中外，也是习近平接班后，首次以领导人身分会见国民党重要干部。

根据国民党发布新闻稿，吴伯雄在会面中一共抛出7项主张，包括一、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的政治互信基础，二、强化两岸经济关系与经济整合，三、希望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活动，四、深化社会交流，积极促成两岸互设办事处

后续的三项主张，则为五、加强文化交流，推动教育协议，六、早日签署换汇协议，加强两岸金融合作，七、增强民族认同，祖先无从选择。

至于习近平的4项坚持，则为：一、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二、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三、坚持增进互信、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务实进取，四、坚持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

评论认为，国民党的意图在于：

其一，向中国新领导班底重申政治一中，换取两岸经贸交流的再扩大，以解决台湾经济问题。

其二，扈从中国设定的一中框架，由政治、经济物质层次，跨入文化与民族认同的精神层次。

显然，这与“新型大国关系”、“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是遥相呼应的。

如果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是对的，那么显然，“台湾海峡也有足够空间避免两岸冲突”。


六、台美中：朝向和平、合作


台、美、中共之党政高层密集性的会晤，透露出台美中三边关系朝向和平、合作方向前进的讯息。就历来美中领袖会谈以观，“欧习会”已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因为这是美中领袖首度“非正式”会谈。

中国共产党“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认为，“非正式”会谈显示两国关系已成熟到一定程度，有利于建立两国元首的个人信任关系。何况，“欧习会”的谈话内容也展现新的大国外交格局——“新合作模式”与“新大国关系”。

欧巴马期盼美中建立“新合作模式”，两度表示欢迎中国大陆持续和平崛起；同时强调双方在经济、北韩问题、核武扩散、气候变迁等方面需要合作，军事与政治对话也需要推向制度化、常态化。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习近平则指出，“为中美关系发展规划蓝图，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媒体披露的习近平谈话全文显示，双方就经贸往来、和平发展、重大战略性问题四度提及“合作”。

至于“吴习会”，吴伯雄向习近平表示，“相信两岸有足够的智慧，让炮火相向的日子永远不要再来”；习近平也指出，未来中共将“致力于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吴习谈话过程中，“和平”俨然成为共同语汇。

欧巴马政府高喊“亚洲再平衡”政策，台湾固是美国亚洲政策重要的一环，但并非其使力的核心部分，因为马英九就任以来，两岸关系大幅改善，以协商替代对抗，以协议促进交流，已让美国吃下一颗定心丸。另一方面，台湾虽有舆情认为，台湾如就领海议题与大陆联手，将造成美国对台湾不放心，但“欧习会”触及对台军售议题，欧巴马表示会继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显示台美关系处于美中建交以来的最佳状态。

大陆也许担心美国重启围堵政策，但从大陆领导人到国际关系学者论及“新型大国关系”时，都强调和平、合作、良性循环，显示对抗思维已然淡出，代之而起的是设法营造双赢局面。换言之，美中“异中求同”的和平发展方向，已跃居大陆主流观点，甚至成为对美政策的基础。相对的，美国也不讳言大陆和平崛起，在诸多层面寻求双方合作机会。尽管双方针对网路安全、经贸、对台军售等议题存在歧异，但“欧习会”实已标志“合作”才是两国交流主轴。

再者，从“吴习会”可以看出马英九两岸政策“不统，不独，不武”、坚持“九二共识”，已持续发生良性效用，两岸签署了十八项协议，更在商谈两岸互设办事处事宜，将两岸关系推向新的局面。国共两党在此氛围下，再度宣示共同朝“和平”方向发展。

过去美中、两岸关系动辄陷入“零合”僵局，但从“欧习会”、“吴习会”传达的讯息，可预见台美中三边友善的格局可望持续稳定发展。因此，台湾更宜掌握时机扩大格局，一方面从经贸层面持续巩固友善的三边关系；一方面在符合台湾核心利益的原则下，积极扩展台湾在国际舞台的空间。


（2013年7月27日）



【第八节 解读习近平的中国梦】


一、习近平“梦话”关键词


中共媒体曾经摘录分析习近平“梦话”关键词总结为以下几点：

1、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

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2、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

习近平强调，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3、 中国梦

习近平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4、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5、两个目标

习近平最后强调，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从上述五点看“习近平梦话”，体现了共产党似有挣扎的迹象。


二、中国梦与美国梦七大区别


在“十二届人大会议”上，习近平全面阐述了“中国梦”，共产党总结出与美国梦有七大区别：

1、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

较之中国，美国具有巨大的地理优势，三面环海，易守难攻，建国伊始就是一霸，历史上从未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征服，倒是常常主动出击攫取他国资源。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国家安全之忧，人民可以专心做自己发财致富的梦。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周边的环境一直极为险恶，历史上与周边国家的征战从没有停止过，几次被其他民族征服蹂躏。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国家的富强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所以中国梦必须把“国家富强”放在第一位。

2、中国梦的目的是民族振兴，美国梦的目的是个人成功

中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统称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生于兹养于兹，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对这块热土具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大家有一个共识，民族孱弱，任人欺凌，个人的尊严就会丧失，生命财产得不到保护，哪有幸福可言•美国的民族情况远比中国复杂，黑白两极对立，黑人长期受白人歧视，现在虽然法律上是平等了，但是骨子里的不平等是一时无法消除的，一件小事就可引起内部激烈的民族冲突。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人们没有乡土依恋，缺乏民族观念，自然也就只谈个人的成功。

3、中国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美国梦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才资源达到

“美国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独立宣言》，强调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梦”特别是强调，不管出身、不论阶级，每个人具有同等靠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而获得成功的机会。这对那些阶级分明的欧洲小国的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诱惑他们、鼓励他们来美国冒险。历史上，美国多次利用其他民族的人民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比如早期从非洲引进大量黑人搞种植，十九世纪利用中国劳力修铁路，现在又大量吸收墨西哥、东欧的人从事各种各样的体力工作，很多白人成了有闲阶级，整日打高尔夫享清福。然而，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的大国，不可能靠大量引进外来人才发展自己，所以习总书记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4、中国梦是群体的和谐幸福，美国梦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

中国人自古就有一个“家国”的概念，群体意识一直很浓，讲究的是“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之内，关系和睦，人人安康，自己才能幸福。所以中国人的幸福是群体意识的。在一个家庭内部，幸福是共享的;在一个国家内部，幸福也是共享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共同”来描绘中国梦的愿景：“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然而欧美文化则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

5、中国梦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美国梦只有现实的体验

实现中国梦的自信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历史。中华民族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上多次强盛，曾是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最近这些年帝王连续剧的繁荣，反映的就是大众这种心态。西方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其中一部分因素就是来自历史，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人具有再现历史的能力。一个历史上从没有强盛过的小国家，你吆喝得再厉害，别人也只会把你当做笑话看。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里就用了“复兴”这个词，其中就透露着乐观和自信。然而，美国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自建国起，靠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和人才逐渐变成一个超级大国，所以它的梦是把现实延续下去，不让挑战他的力量出现，一直可以做自己的美梦。

6、中国梦依赖群策群力，美国梦靠的是个性张扬

实现中国梦，要凝聚大家的力量，人人给力，踏实勤干，利用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朝一个方向努力。它靠的是集体的意识，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一句话，中国梦要靠全民族强大的合力来实现。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但是也是个喜欢折腾的民族，自毁力强大的民族，很多时候是发展一段，折腾一段，致使国家的发展可能不进则退。所以，现在要实现梦想，就必须统一大家的意识，明确一个目标，劲往一处使。然而美国自建国起就走的是一条务实的道路，就是简单追求个人富裕幸福，所以个人成功的合力构成了国家的强大。中国人可以办大事，但首先要统一意识。

7、中国梦是为了民族光荣，美国梦是为了个人荣耀

自鸦片战争以来，领土被侵占，人民被蹂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次次大灾难，这都是民族的创伤。近代史上，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民族有尊严，国家有安全，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今天，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掷地有声。没有这种历史痛的国家是很难理解中国人的这种渴望。美国就没有这种痛，所以它也不会做这种梦，因而，美国梦强调的是个人的富裕、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还要明确一点，美国梦经历变革，中国梦也是动态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期望也会改变，梦想也会有所不同。

从美国的方向看，“中国梦”完全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幽灵”，是中共企图继续奴役人民的宣言。


三、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


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可能沦为中国大陆的戈尔巴乔夫。

2013年，北京时间6月18日，报载“习近平亲自上阵，中共清党整风大幕开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京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七常委再次共同亮相。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出席主会场会议，出席人员级别之高近期罕见。 

习近平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盘石”，并言辞激烈地表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并称“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措辞之严厉也让舆论震惊。对党内“整风”推进最让中国民众记忆深刻的是曾在延安进行“整风”树立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以及经历过1980年代自由化思潮、“六四”运动的邓小平，而此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罕有触及“整风”，甚至有所避讳。如今，多年之后的习近平如此大张旗鼓搞党内整风肃清，足见其欲建“毛邓习”政治传承的自信。 

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还有人问到：“变革时代，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那么一定会被人认为“这个问题好蠢”。日益左倾的习近平，怎么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确实，习近平不可能自觉地成为戈尔巴乔夫，但是习近平却可能被迫地成为戈尔巴乔夫。

此话怎讲？

因为我们知道，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是民主派，戈尔巴乔一开始也是主张强化控制的，只是后来他的治理整顿受到全民的抵制，没有办法了，才被迫从民主改革中寻求突破口的。

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不在于习近平本人，而在于中国的公众是否愿意配合他的强化控制措施。

政治斗争不是“良心之间的博弈”，而是“实力之间的博弈”：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愿意改革，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有良心”，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无实力”——例如，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可能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混日子了，尽管他上台之初并不想推行民主改革，而想强化劳动纪律，但后来发现苏联的社会弊端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按照既定方针有效地治理整顿，于是才被迫走上了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

对此，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无怨无悔的，他现在还活着，大家看看他现在想法，就知道他后悔苏联的完蛋，就知道他当初的民主改革并不打算瓦解苏联，也不是出于良心的悔悟，而是出于强化管理的考虑。

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戈尔巴乔夫起初强化管理的老路，如果全国人民不再配合他，他就只有被迫走上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了。

具体分析一下，习近平之所以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习近平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良心，而是因为他没有邓小平、毛泽东那样的实力，所以他要真正和毛邓比肩，就只有推行民主改革，才能在毛的“建国”、邓的“经改”之上，树立“政改”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胡耀邦、赵紫阳的良心，也主要是在他们失势之后体现出来的，即使邓小平、毛泽东在他们失势的时候，也都体现过一定的良心——这种良心是人类的本能，只要没有被权力和金钱腐蚀的时候，任何人多少都会有一点的。

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政治良心，其实也是为中共的继续专政，寻求合法性与最佳方案，所以他们到死都没有脱离共产党，到死都没有回归中国民族。

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相同：

1、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太子党、高干亲戚；习近平通过父亲得到升迁、戈尔巴乔夫通过妻子赖莎的叔叔葛罗米柯得到升迁；

2、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在政权年满六十岁的时候继任的，习近平是在毛泽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是在斯大林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

上述两点决定了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具有类似的内政压力；而且，由于中国现在也是“世界老二”了，代替了1980年代苏联“世界老二”地位，因此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也具有类似的外交压力。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无论他表现得左还有表现得右，那都是他身不由己的，那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他自己的权力；这一点和二十多年前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什么不同。至于说到“民主思想”，现在的习近平也只会比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更多而不会更少，习近平毕竟在美国待过。所以，习近平究竟能否成为“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完全在于中国的公众对他的作为如何反应。

如果中国公众屈服于习近平强化纪律的高压措施，那么即使在美国待过的习近平也会放弃民主改革；如果中国公众像1980年代的苏联公众那样拒绝戈尔巴乔夫的高压措施那样拒绝习近平的高压措施，那么习近平就将作为“中国的民主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中国。


四、解读习近平的中国梦话


假如当今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的目的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那么，自习近平“登上大位”担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中共及其政府显然已经相当完满地达到了这一目的。 

在内政方面，在中国公众热切期待政治改革、强烈要求司法独立、弃绝中国当下这种让中共权贵盘剥国民大发横财的权贵资本主义之际，上台不久的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宣传部门下达禁令，禁止媒体自由报道评论、禁止中国学校教师对学生宣讲“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权贵资本主义”等话题。 

习近平甚至高调提出要继续肯定毛泽东统治中国的丰功伟绩。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当政时期，深受毛泽东独断专行无法无天之害，被毛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将近20年，其中5年戴着脚镣长期单独监禁，差点死在大牢里。死里逃生的习仲勋后来对毛泽东的统治提出了强烈的抨击和批判。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及其政府在内政方面的种种做法令中国公众和国际间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目瞪口呆，让许多中国政府的支持者摇头叹息，同时也让中共及其政府成为公众和网民用来玩黑色幽默、相互娱乐打趣的笑柄。 

看来，习近平出手“确实不凡”，一举超越了胡锦涛，遑论江泽民。

现在可以对习近平的“两个三十年”作一点小评了：习近平已经通过“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说”，踩住毛邓两个时代的脑袋（而胡锦涛、江泽民不过是邓小平时代的尾巴），只等在上“正反合”，极权主义就可以继续螺旋形地前进了。


（2013年8月15日）



【第九节 军事互信与撤除导弹评估】

（兼谈最近大陆国防部新称改变军事部署换美方停止对台军售）


一、军售换军力部署


中共“国防部长”常万全在访美期间，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提议，美国如果可以停止对台军售，北京就可考虑调整其军事部署。常万全在这里所称的“调整军事部署”，主要指的是撤除瞄准台湾的导弹。常万全同时建议美中双方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来针对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进行沟通，以化解障碍。不过美国国务院稍后证实，华盛顿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否认美中防务官员可能讨论改变对台军售政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莎琪表示，对台武器销售将继续进行。她说：“美国坚持依据台湾关系法所作出的承诺，向台湾出售必要的防御装备和相关服务，以便能使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我们认为，这种一贯政策有助于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不过，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


二、中共在独唱单双簧


尽管美方对军售换导弹没有兴趣，北京却一直没有完全放弃中美之间在军售和军力部署之间作一笔交易的想法。这次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提议，延续的也是江泽民、习近平的思路。

中共“国防部外事办主任”关友飞在华盛顿一场就中美国防部长会谈所作的吹风会上透露，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会谈中向美方提议，成立工作组讨论解决被中方视为中美两军交流三大障碍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美军机频繁对华抵近侦察的问题，以及美国对华歧视性法律的问题。特别是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中方重申以考虑调整对台军事部署来换取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关友飞还转述说，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回应时表示，成立工作组是个好建议。

不过美国国防部事后却表示，哈格尔与常万全并没有特别讨论建立工作组和停止对台军售的议题；美国对台军售的政策也没有任何变化。不愿具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还表示，是否停止对台军售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不可能在美国国防部这个层级作决定，而是必须由政府的最高层即美国总统咨询国会后才能作出决定。一个国防部无法做主的问题，如何通过成立工作组去解决呢？双方的认知显然是有距离。许多年来，每逢中美两军对话，中方总要提出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而美方则总会指出，中方对台军力部署的增强，是台湾寻求美国军售的直接原因。因此，如果要减少台湾军购的需求，北京不应该对美国提要求，而是应该减少对台的军事压力或威胁，减少台湾寻求美国军售的诱因。

华盛顿的一些两岸问题专家认为，中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军售换军事部署的提议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和片面思维，因为美国的行政部门受制于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的六项保证，绝对不可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中方作交易或答应中方的要求。即使奥巴马有这样的念头，美国国会也不会让他这么做，就连他的国安与外交幕僚也不会让他这么做。因此他们认为，无论是十一年前江泽民的提议，还是习近平六月初的提议，或是常万全本周的提议，对美方而言都是“Non-Starter”，用中文来说，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念想”。有人甚至认为，中方一再提出这种无法让人接受的提议，是对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生态缺乏应有的了解，其结果，说轻点是浪费口舌，说重点则是自取其辱。


三、“弃台论”与对台军售


美国的主流意见中，近年来出现的所谓“弃台论”也是跟对台军售有关系。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基廷海军上将就曾公开表示，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对台军售的问题；他认为，随着解放军的全面军事现代化，美国对台军售已经沦为一种“政治象征”，在军事上已经毫无意义。而中美两国在世界上需要合作的地方和领域越来越多，每次的对台军售对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特别是让中美两军关系倒退，他认为这实在是“得不偿失”。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两岸军事专家史文也持同样的观点。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葛雷泽更是明确表示，美国没有必要为了协防台湾，而甘冒与越来越强大的核大国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应该说，这些公开呼吁“重新思考”对台军售或“弃台”的公众人物或著名学者目前人数不多，声音也不够大。但是，这种声音的出现和存在不容忽视。美国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是现实的，也是会做交易的。当年美国为了应对苏联，选择与台北断交、与北京建交，就是一种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上、屈服于国际政治现实的先例。今天美国与在战场上交手了多年、被称为恐怖分子的塔利班代表谈判也是一种类似的现实主义做法。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会不会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在某个时刻与北京达成某种交易或默契？恐怕连美国政坛和学界最亲近台湾的人士都无法断言的。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北京政府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美方提出以美国对台军售换中方调整对台军事部署的提议。北京这么做，不是不知道美国的政治生态，而是更清楚美国爱做交易的现实性。美国与台北断交、与北京建交三十四年来，每一届美国政府都说，美国对两岸的政策没有变化。可是美国对两岸的态度和做法又有哪一天没有随着两岸各自的变化而变化的呢？当年不让李登辉重返母校被称为符合美国对两岸的政策，后来同意李登辉访美同样被称为符合美国对两岸的政策。今天，停止对台军售绝对不符合美国对两岸的政策；可是谁又能保证，日后明确或变相地停止或减少对台军售不会变成符合美国对两岸的政策呢？


四、军事互信与撤弹评估


军事互信与撤除导弹评估，是一个老话题了，在2010年左右就受到关注。

2010年7月，中国大陆开始探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声称“撤除对台导弹是可以商谈的”，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7月30日表示，在两岸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时，“甚么都可以谈”，包括探讨撤除中国导弹问题。这是中国军方首次公开场合提到，两岸军事合作与互信、军事部署，是两岸可以协商的。

共军“八一”建军节前夕，大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邀请中外记者参观北京军区工兵团，并与国防部、地震局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耿雁生在会上作上述表示。中国军方很少面对媒体，台湾记者连珠炮似地发问，包括：两岸军事对话是不是有新的进展？中国方面怎样规划有关互信机制的讨论？台湾朝野希望中国军方能够先撤出在福建沿海的导弹部署，中国有没有评估可能性？

耿雁生对上述问题，看着预先准备好的稿子说：“实现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我们一直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商讨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构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框架。”他说，为了稳定台海局势，减轻军事方面的一些顾虑，两岸可以就军事问题适时进行一些接触和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被追问目前两岸形成军事互信最大的困难点何在？耿雁生表示，也没有甚么困难点，要说简单也简单。只要两岸都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甚么事情都能谈。对于中美的军事合作、军事互信，耿雁生轻描淡写地表示，中美军事合作最大的难点，在于美国对台军售。

其实，中国大陆的千余枚导弹大多可机动部署，是否转移意义不大，因此上述表态其实只是一个政治花招。


五、北京逼停军售 迫台发展核武


当年对台断交、与中共建交的卡特总统曾向北京驻美大使柴泽民表示，“如果停止台美军售，台湾将被迫发展核武”。因为美国心里明白，如果停止台美军售，美国用以迁至台湾的筹码也就不能存在了。

而北京“国防部长”常万全却南辕北辙，近日访美时竟称倘若美国愿意停止对台军售，中国可考虑调整军事部署，并呼吁中美成立“专责工作小组”云云。

“国防部长”常万全所谓“调整军事部署”，主要指的当然是撤除在沿海附近对准台湾的飞弹部署。其实，早在2002年江泽民就曾当面对布什抛出“撤弹换军售说”了，到了今年六月习近平又向奥巴马当面再提，不过过去两次都没有得到白宫的任何回应。其实，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所触及的是中美台的核心利益，三方各有盘算。

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是北京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大陆一直宣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然而三十多年来看着最重要的友邦美国与台湾签订一纸又一纸的军售合约，金额高达五百亿美元，却无能为力，自然不是滋味。因此无需赘言，北京自然是想拔掉这根刺。

对美国而言，美国对台军售是《台湾关系法》中的承诺，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新着《论中国》中，指出1982年中美就美国对台军售所签署的《八一七公报》时，美方并未承诺停止对台军售，且强调美国遵守《八一七公报》的前提，是北京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话说如此，谁都明了，美国对台军售不仅仅是“承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美国长期在亚太区域的战略部署。此外，美国为了使北京默许其维持对台军售的持续，当年的卡特总统还曾向北京驻美大使柴泽民表示，“如果停止军售，台湾将被迫发展核武”。

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日前对媒体称，倘若北京认为台湾无需向美军购，应直接说服台北，虽然此言有“耍太极”之嫌，却也说中了要害——因为“中美联合公报”早已宣布，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之间的问题，既然如此，没有台湾的同意，谁也不能阻止台湾购买武器。


六、中共内部的疑义与异议


中共内部有文章指出，“拿军事部署交换对台军售，与割地赔银没两样”：

拿大陆军事部署的调整，交换美国停止对台军售，所谓的“军事部署”无非是导弹后撤，或者说导弹不对准台湾，不对准日本，这样一来台湾安全了，美日也跟着安全，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危险却相应增大，因此导弹后撤与割地赔银并没有什么两样。难道中国未打先败了吗？这么惨？难怪台湾媒体会用“釜底抽薪”、“吃惊”等字眼来形容大陆这一出人意料的决定。

拿军事部署的调整来交换美国停止对台军售不仅仅是割地赔银，同时也是肉包打狗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向美国购买先进武器是台湾军事发展的规划，同时也是军队改革计划的配套措施之一，而且这一计划已经实施了大半，不可能中途停止：

其一，台军兵员匮乏，连女兵都要上岛，为此马英九此前提出了“全募制”，但仍无法满足用兵需求，为了掩盖兵员的缺口，台湾决定今年再缩编4万，总兵力由原来的21万多缩减为17万多。为了使整体的军力不受影响，马英久只好在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上下功夫，这将间接地加大了军购需求。

其二，一些设备的更新是连续性的，比如雷达，它要求具有一定的密度和多角度配合，因此接下去台湾的雷达站将会越建越多，而这些雷达也要依赖从美进口。此外，台湾的武器装备是与美国是同一体系的，有些武器装备必须随美军的更新而更新、换代而换代，如通信、制导等装备。

其三，有些军事装备的进口都是隐形的，你看又看不到，见又见不着，如五六十年代台湾抽调一批的飞行员到美国进行U-2飞机的飞行培训，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驾驶U-2深入大陆腹地，给大陆一个措手不及。美台的军事合作经过六十多年的锤炼后会变得更加牢固、更加成熟，因此台飞行员驾驶F22甚至F35飞向大陆是顺理成章的事，之前台湾铺设“铺路爪”的时候就是沿用U-2模式，即先完成人员的培训，然后设备一到马上上马，马上投入运行，现在台湾还储备大量的雷达人员，为下部先进雷达的上马作准备，同时不排除台湾已储F22、F35甚至鱼鹰飞行员的可能性。由于台湾藏兵于美,因此“拿大陆军事部署的调整，交换美国停止对台军售”的作用相当有限。

对于包括台湾在内的南海问题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关键不是阻止其军购，而是要采取终极手段尽早地解决它，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会慢慢地发现，他们的敌对国家和地区在一天天地增多，敌对力量在一天天地增大，起初是台湾，接着是日本，接下来有可能是菲越。面对敌人，中国应当选择逐个击破，露头就打，把敌对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选择放虎归山，让它们慢慢地长大后走向联合，然后共同对付中国。

除台湾外，南海问题的相关国家都在扩大军备，今天的新闻传出连印尼都要向俄罗斯购买10艘的柴电潜艇，看来“群狼”正在崭露头脚，如果中国心慈手软，等这一群狼长大，中国准被咬死。


七、结论


从“先谈军事互信再谈撤除导弹” 到“改变军事部署换美方停止对台军售”，中共显示了一个清楚的逻辑，那就是玩弄“军事互信”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交换美方停止对台军售”，最终目的是废除台湾的武功，妄图“对台进行香港化”，谋图兵不血刃地占领台湾。

如此看来，北京借由国防部长常万全访美重提“撤弹换军售”是否别有政治意涵？美国是否真的可能改变对台湾军售的政策？美中两国是否正在酝酿建立平台“共管”台湾议题？两岸之间又要如何建立军事互信机制？……这些问题的前提多多少少都变得很虚了。

“美国和中共的防务官员在华盛顿会晤，讨论了建立联合工作组处理双方共同关系的问题”，大陆媒体还报道，“这个工作组将讨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但美国却否认了这样的说法。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会谈其实以公关性质为主。 

北京历来把“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把美国人插手两岸视为“干涉内政”，如今却愿意提出交换条件，颇有“以退为进”之意。对北京来说，两岸军力已渐失衡，并向中国大陆倾斜，因此中共其实并不在意台湾获得的美国武器本身，中共在意的是要切断台美之间的信任和联系——如果美国停止对台军售，美台关系下降，中共在操纵和掌控两岸关系发展方向的筹码将更多。

对美国来说，最高利益是确保两岸不战不和的对抗态势，但假如其最高战略利益有所调整，台湾这颗棋子会不会沦为弃子？美国会不会牺牲台湾利益，去获取更高的战略利益？这不能不让人担忧，也不能不让人有所预防，台美中的三角关系，显然进入新的拉锯战。


（2013年9月16日）



【第十节 习近平推丝路经济带的战略意涵】


一、习近平倡“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盛赞“中”哈传统友好，全面阐述“中国”对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政策，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习近平表示，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哈萨克斯坦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曾经为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20多年来，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优先方向。我们希望同中亚国家一道，不断增进互信、巩固友好、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为各国人民谋福祉。

习近平提出以下主张：要坚持世代友好，做和谐和睦的好邻居。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内外政策，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要坚定相互支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稳定等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合力打击“三股势力”、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要大力加强务实合作，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我们要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利益共同体。要以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野拓展区域合作，共创新的辉煌。通过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同欧亚经济共同体合作，我们可以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二、“丝路经济带”五条原则


中共传媒大力宣扬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发表演讲乙事，宣杨“中国”希望同中亚国家深入合作，加强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显然，习近平“呼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后面，不乏炒作成份和牟利考虑，例如，讲话一出，相关概念股票就受到拉抬：

陕西方面有：达刚路机、建设机械、秦岭水泥、西安旅游、西安民生等。

甘肃方面有：上峰水泥、祁连山、敦煌种业等。

宁夏方面有：宁夏建材、中银绒业等。 

新疆方面有：北新路桥、西部建设、新疆城建、国际实业等。

这是因为习近平提出了以下五条原则建议：

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就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交流，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和措施。

第二，加强道路联通。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

第三，加强贸易畅通。各方应该就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

第四，加强货币流通。推动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

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而“丝绸之路”概念股的重点方向正是道路、交通基建、贸易等，而且涉及到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等地区。


三、“多样经济”政治目的


香港“大公报”肉麻地吹捧习近平“提出的丝路宏图可谓高瞻远瞩气魄超凡，如予落实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面丰碑，故也应成为中国现代化及中国梦的重要环节”，但也不无讽刺地“希望当局能尽早提出具体方案”。

但大公报也无意透露了：“多样经济”后面其实隐藏着政治目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中亚国家访问，除促进双边关系外，还可藉此机会更充分地介绍中国对该地区的政策。中国与中亚的紧密关系，乃由应付宗教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及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的共同政治需要而开始，但从长远看，又必须由加强经贸合作而加以巩固和延续。可喜者是在这方面进展良多，互补双赢合作规模日大门路日广，中国已成了中亚国家的最主要经贸伙伴之一，能源合作更是重中之重。

习主席的访问，还把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他在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首度提出了亚欧国家应以创新模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冀能以此造福沿途各国人民。他建议以点带面，从线到片来逐步形成区域合作，特别要从加强几个项目起步，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等。建议的关键就在一个“通”字，有形的是道路、贸易和货币等的通，无形的则是政策与民心的通。两者间还可建立良性互动：无形的通要以有形的通为基础，有形的通则以无形的通为动力及导向来源。

丝路经济带总人口达三十亿，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举世无匹，由此带来的各种商机几近无限。无论在农矿能源等原产品生产、制造业以至各种服务业的领域，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既可产生前所未见的“规模经济”，还可从各国的政经状况多样性中，孕育出数目众多效益巨大的互补机遇，形成空前的“多样经济”。

当然，丝路经济带的意义远不止于钱财方面，还有巨大的地缘政经影响。首先，这可促进财经体系的全球化。因这可把一些相对封闭的地区，与国际化的地区拉近，使能融入全球财经体系中。

其次，这有助推动欧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沿途国家都涉及许多的国内及国际纷争，可引发动荡以至战争，但通过丝路经济带促成的合作，将可建立更多共同利益和协调机制，从而为调解纷争创造或扩大基础。

最后，强化亚欧联系还可恢复旧大陆主导国际事务的地位，从而有效抵制美国这个新大陆国家以霸权主义主导世界的妄图，并以推动交流、和平与发展来反制美国到处以煽风点火，激化矛盾来从中渔利的阴谋。二〇一一年时，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为了美军撤出阿富汗后作出部署，也曾提出过建立“新丝路”之说，但却一直难有发展。这不单是因美国已再无财力推广特大型国际项目，且为了伸延、巩固霸权主义的计划，也不会为各国人民接受。


四、“新丝路”反西方


习近平的“新丝路”除了得到大陆传媒的吹嘘，还受到中共海外宣传部门的拉抬，例如中共旗下的“欧洲时报”就在几天之后的2013年9月13日发表文章宣称“习近平‘新丝路’外交大气而细腻”，明显是一种个人崇拜式的阿谀；但同时也凸现了习近平的外交具有“反西方”的倾向，值得世人加以警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国展开系列国事访问，成果之丰富，意义之深远，为中国-中亚外交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同时，中国领导人成熟的外交理念、大气而细腻的外交手法也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为国际关系创新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习近平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要与中亚各国做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但不干涉对方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这样的宣示可谓大气磅礴，表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自信与自律。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以和平崛起的方式重返世界大国行列，与西方列强的崛起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外交领域的“三不”政策与历史上常见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大国外交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平等价值观及其道德力量成为中国外交成功的基础。

中亚各国地处古丝绸之路中间，拥有丰富的资源与璀璨的文化，历史上曾为沙俄及前苏联版图的一部分，独立后仍受俄罗斯影响较深。中亚与中国、中亚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和现实的相互需求关系。这些关系目前都处于良好的状态，拥有良好的前景。中国在处理与中亚国家关系时，充分照顾到了俄罗斯的感受。媒体普遍注意到，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十分精彩、富有诗意，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国际魅力和中国外交细腻的一面。应该说，其中最为细腻之处就是“三不”政策的宣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当时不在听众席上，但应该完全理解其中意涵。

与中国的“三不”政策相比，今天依然流行于西方的以军事威胁为手段的干涉主义更显得面目可憎。一些西方媒体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评价习近平的中亚之行“政治意义更大于经济利益”。

中国与中亚及俄罗斯之间合作的重点主要是经济和安全战略，其中以能源合作为龙头的经济合作乃是重中之重。这反映了中国的战略思想：首先，繁荣的边疆、邻国经济，是边疆稳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即便有些风吹草动也是暂时的、无足轻重的。同时，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包括“东突”在内的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势力以及贩毒等刑事犯罪的合作，也必须建立在共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其次，中国并不把所谓的“围堵中国战略”当作一回事。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在东北亚、南海问题上的确制造了一些麻烦，但无论是菲律宾的“牵制”还是日本的“钓鱼岛争端”都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大局。因此，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仍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反映在外交上也是如此。

习近平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气魄宏伟，勾画出欧亚大陆繁荣的前景。“新丝路版块”这个拥有3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习近平此访见证了多项建设合同的签署，这些项目将大幅提高中亚地区基础建设水平，成为“新丝路”上的“驿站”和“绿洲”。

习近平与土库曼斯坦总统共同为“复兴”气田一期工程竣工投产仪式剪彩，标志着中国与这个作为永久中立国的战略伙伴国家的能源合作继续深化。在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习近平指出要不断加深能源领域合作的同时，要大力开展其他产业、经贸合作，对双方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土库曼斯坦在盛情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之后不久，即与到访的日本领导人商谈天然气开发等经济领域合作，这表明中国与伙伴国的经济合作不具有排他性。

但是，中国与中亚各国明确约定，双方均不得加入、参与有损对方国家主权利益的组织和活动——这表明中国在睦邻友好与维护主权之间的清晰界限。

上述言论表明，中共企图把中亚细亚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向西部实行“中国的门罗主义”。


五、习近平欲联俄抗美日


早在今年2月，就有评论指出：“解外交危机 习近平欲联俄抗美日”：

2月1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祖马。当天，中共外长杨洁篪出访南非及俄罗斯。评论分析，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是为习近平首度外访俄国打前站，外界从中窥见中共未来的外交取向。

“联俄抗美”还体现在习近平首访莫斯科的安排上。

对于日本积极修复与美国同盟关系，中方也不甘示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3月接任国家主席之后就首先访问了俄罗斯，以增强中俄对抗西方的伙伴关系。

分析指出，习近平的前任领导人胡锦涛当年上任时，也是选择莫斯科为首访地点，但习近平此次访问俄罗斯，可被视为中国回应欧巴马政府把重心移转亚洲之举，比胡锦涛当年出访更具特殊意义。

分析说，习近平的俄国行，可在会晤欧巴马前，致力确保中俄关系良好。也有迹象显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廷将试着敲定双方长期寻求的能源协议，让俄罗斯提供石油与天然气给中国；此外，中国也可能在中日钓鱼台争端方面，寻求俄罗斯的协助。不仅如此，在习近平随俄罗斯之后所访问的坦尚尼亚、南非、刚果等国展开访，传统上也是反西方国家。

而现在，习近平又大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其实除了“多样经济”的经济谋图，还有“联俄抗美日”的政治目的——联系到中共与俄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勾搭，就更一目了然。


六、联俄抗美是战略错误


但事实上，联俄抗美是中国大陆的战略错误。

有评论指出：拉俄罗斯抗衡美国，其实也不是中共的什么秘密。“中国”外交部前高官以及东南亚问题专家都认为美国处处与中国为敌，俄罗斯才是真朋友。所以，2012年2月，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投下反对票，令国内外大感意外。这位大使告诉笔者，本来中国想弃权，但普京发现任由西方这样颠覆一个又一个政权很危险，于是电令俄罗斯外交官投反对票，然后通知中国，中国这才投了反对票。难怪，众多国际问题专家听说中国投反对票时，瞠目结舌，不知为何这么干。其实，中俄之间在国际舞台上还有诸多配合，许多人认为这样符合双方利益，两个弱者联合对付一个强者——古已有之。

但评论指出，不要以为这么干能给“中国”带来好处，恰恰相反，联俄抗美将是中国最大的战略错误。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是抢掠中国地盘最多的国家，而美国是二战中国要亡国灭种之际给予帮助最多的国家。中共窃据大陆之后，采取一边倒政策，彻底倒向苏联，结果一无所获，还在珍宝岛开战；改革开放和美国及其盟国做生意，融入西方体系后，经济才得以迅猛发展。苏联带给中国的是灾难和屈辱，而美国带给中国的是繁荣和尊严。

从政治体制看，俄罗斯表面是民主国家，实质是“警察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经常是出尔反尔，不讲信义。从经济方面看，更是如此，中美经济合作，中国赚了不少钱，大家对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看得清楚。再看看俄罗斯，领导一声令下，华商的财产就被俄罗斯警察抢走；中俄之间的管道，说改道就改道，毫不含糊。中国指望俄罗斯供应石油，更是天大的风险，俄罗斯倒是将扼住中国的咽喉，想断油就断油，想提价就提价。这就是俄罗斯人的卑劣性格，他们多疑、善变、警惕心强，融合了西方的勇猛和东方的狡黠，他们不止对中国如此，对谁都这样无耻无情。

从地缘政治看，中美更不应为敌。中美远隔重洋，应该是天然的盟友，一个富强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却未必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联俄抗美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反之，将让中国处于孤立地位，可能毁掉改革开放的成果，更有甚者，还可能面临更大的灾难。

从这种意义说，习近平推丝路经济带的战略意涵，对于共产党政权来说也许是个不祥之兆。


（2013年10月8日）



【第十一节 评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的两岸观】


“观天下”：中国需要保持稳定，日本持续衰落，美国气数未尽！


一、李光耀的“观天下”


2013年8月6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发布新书“李光耀观天下”（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报道称，李光耀这本最新的著作与以往李光耀的书籍相似，也是由他口述，新加坡英文媒体“海峡时报”的记者予以记录整理，但与过去书籍不同，李光耀在书中没有太多回忆，也没有太多涉及新加坡本身的发展，而是集中于他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及安全的看法。这本四百页厚的英文书共分十一个章节，主要收录了李光耀对世界大国和国际趋势的分析与见解，其中有各个章节分别涉及中国、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其中包括两岸关系的论述。 

李光耀曾任新加坡总理、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自称“新加坡国父”。他不仅是新加坡开国元老之一，也是现今新加坡政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新加坡报业董事长李文献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李光耀先生是一位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不让感情或意识形态影响他对国际关系的判断。他的一贯作风是，实实在在分析这个世界的现状，而不是设想世界应该怎么样。”

李文献当日在介绍新书时表示，新书基本上保留他谈话的原汁原味，“写的都是硬道理和真事实”，包含的是他近九十年的人生经验。“如果你读这本书，（你会发现）这是一本李光耀近九十年生命中各种经验的合集。”下面我们将看到，这基本属于阿谀奉承之辞。


二、李光耀如何“观天下”


已有评论指出：李光耀虽已耋耄之年，却多番重申其从政生涯的理念和方针，硬要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也持续对国际事务提出点评。或许李老自知大限将至，因此在其“李光耀观天下”中遣词用字尤其尖锐。

蓬勃的经济发展，看似任人唯贤的体制，执法之严厉，近乎零度的贪污以及币值日益高涨的新加坡元，让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收编工会、镇压学运，将各族母语教育连根拔起，以及打压在野党不遗余力，我们谈起岛国之时，却仿佛这些问题并不存在。但新加坡的成功毕竟是建立在一个单调的物质基础上：只要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是否具有人格尊严、能够自由思考，似乎也就并不重要。这其实和中共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并无不同，层次很低。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到李显龙，新加坡始终未曾摆脱人民行动党独尊精英的治国模式。

李光耀从来不相信政治多元性。马新分家以后，他曾公开表示“新加坡的未来掌握在你们（民众）、行政机关及以我和我的同僚为首的政治领导层手中”，这其中没有反对党的份。在“建构新加坡”（Constructing Singapore）一书中，澳洲学者Michael Barr和Zlatko Skrbis认为李光耀的治国手段充分反映了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观点，即“具创意的少数领导缺乏愿景的多数”的精英主义。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不讳言人民行动党的干部制度（cadre system）灵感来自于少数梵蒂冈主教以封闭而保守的方式遴选教宗的传统。对他而言，这个模式既有助于减低政治竞争，更产生思想一致的领导层。

如今，这个行之有年的干部制度日益与新加坡群众脱节。至今，仍然没有人清楚知道究竟人民行动党如何把精英党员纳入干部体系，而他们又根据何种标准投选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精英虽然待遇优渥，却缺乏独到的见解，也越发不了解民间的疾苦。鉴于团体思维（group think）的传统，即使有党员或干部感受到民众对房价高涨、移民过多的不满，也无法有效下情上达。于是，2011年5月大选掀起一阵反风，并延烧至今年初的榜鹅东补选。人民行动党未见吸取教训，反而迁怒于网络媒体，准备加速立法管制新闻网页。

这样的信念，也彻底表现在新加坡的语文政策上。用英语统一一个语言环境复杂的岛国，不但符合李光耀本身作为英语精英的利益，也加速取得经济效益。但另一个较不为人探讨的深层原因是李光耀壮年从政，被迫重新学习华语、闽南话和马来语的痛苦，导致他深信过分注重多种语文是负担而非资产。同样的，他反对方言，是不希望民众把心思花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因此，与其说他“敌视”方言，倒不如说他嫌弃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等“不具经济价值”，虽然这些才是早期大部分新加坡华人的生活语言，文化的根源。

而李光耀的务实精英主义落实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新加坡政府可以每年派遣数以百计的教师到中国学习“标准普通话”，甚至门户大开，把中国人请进来教华文，却依然不允许华文挑战英文的至尊地位。因为在李光耀看来，只需少数政府精英精通华文，一般人“能说能听”足矣。


三、李光耀强烈抵制“两党制”


反对“两党制”成了李光耀晚年最响亮的警告，这对中国共产党人似乎更有启迪意义。连资产阶级李光耀都极力反对新加坡引进“两党制”，为何热爱民主的中国人依然如此热衷这个无稽之谈？ 

李光耀在“观天下”中发出抵制在新加坡试行“两党制”的声音。李光耀称，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朝两党制方向前进，“我们将注定平庸”。中国内地有网站有评论，在分析香港政治坏境时称，媒体终究不肯放弃“民主自由”的政治正确，同为三代总理的声音，李光耀对两党制的批评未见香港媒体有所关注。（8月25日 观察者网）。这个分析发人深思。

李光耀为何强烈抵制新加坡试行“两党制”？他这般分析，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最好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而百年后的新加坡可能会沉沦、化为乌有。李光耀从人才的角度进行论证“两党制”行不通，也许不无道理？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当政的前几十年里，他在新加坡提倡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和制度，有人可能对价值观没有异议，但对“制度”有异议。其实，有分析人士评价，制度不只是选举那一个环节。除了选举之外，无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新加坡是迄今为止最西化的亚洲国家之一。对美国一向持尊崇态度的李光耀，为何对美国几百年来洋洋得意的“两党制”持否定态度，这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吗？

李光耀强烈抵制“两党制”，固然有他执政从政数十年来的阅历，但更多地从新加坡未来发展考虑。然而一个对美欧制度推崇备至的政治家，偏偏反对欧美最为推崇的“两党制”，这不能不引发中国共产党的兴趣。

但对“两岸观”这样一个题目而言，李光耀的立场却先天的将天平移向了中国大陆一方，这是我们在看他的两岸观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事实。


四、李光耀谬论枚举


显然，李光耀书中有许多信口开河的谬论，试列举如下：

谬论之一：

中国与美国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

“已深深投入自由市场经济怀抱的中国与美国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这是九十高龄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中美关系的最新判断。这种违背常识的话都说得出口，是昏聩呢还是精明呢。李光耀说，随着中国崛起，美国需要亚太再平衡，而新加坡可以从中寻求生存空间最大化，因为新加坡本身小到无法改变世界，所以“我们要在‘大树’之间周旋”。看来，正是这种小国心态，夸大和扭曲了某些东西。他为了周旋，竟然把书籍当作了不实的宣传：“已深深投入自由市场经济怀抱的中国与美国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这种违背常识的话，就是“在‘大树’之间周旋”的结果吧；“李光耀观天下”，就是“在‘大树’之间周旋”的结果吧。因此充满了权变的心思也就不足为奇的了。

谬论之二：

美国无须将中国视为敌人

中国国力持续上升以及美国将战略中心转向亚太的大背景下，有不少观察者担心，处于上升阶段的崛起国家与全球头号守成国家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然而，李光耀却“明确的判断”，中美不会发生战争。李光耀在书中写道，中美两国都不愿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两国各自都有核武库，所以它们清楚知道潜在的（战争）有可能造成极其灾难性的后果。”在李光耀看来，中国需要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以确保继续进入美国的市场、吸引美国的投资、得到美国的技术、与美国的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而美国也没有必要将中国塑造成一个长期敌人。但这显然是欺人之谈。

谬论之三：

中美三十年内不会冲突 

李光耀认为未来三十年内中国大陆和美国不会发生冲突，但之后两国可能为了争取主导西太平洋而有竞争关系。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需要美国做为他们的出口市场，还要把学生送到美国去，学习美国人做事的弹性，以及如何在挫折中迅速地站起来。李光耀还表示，得益于高效体制，美国在未来仍将保有竞争力，但终究得与别国分享老大的位子；而欧盟由于没有统一财政决策机构，因此虽仍保持完整的货币联盟，但将面临重重挑战。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胆敢预言未来三十年的事情，也只有李光耀说得出口。

谬论之四：

亚洲没有极为悬殊的贫富差距

谈及亚洲的政治局势，有人提问亚洲是否会出现如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李光耀认为亚洲没有出现像阿拉伯世界那样的状况。他说，亚洲和阿拉伯世界拥有完全不同的背景，他不认为亚洲会出现阿拉伯之春，因为亚洲没有极为悬殊的贫富差距，亚洲国家之间也没有出现同质性的问题。李光耀也还知道亚洲的经济快速成长并非理所当然，未来的路上还会有很多难题。 但实际上，中国大陆的贫富悬殊早已超过了阿拉伯国家。

谬论之五：

日本如果再拒绝引进移民就会灭亡

李光耀还判断，由于人口老龄化，日本“不得不沦为平庸”。对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在日本一章中，李光耀判断称，日本因其人口发展趋势，正在“走向平庸”，“人口统计学左右国家的命运，如果一国人口呈下滑趋势，你便失去活力。老年人不会去换他们的车和电视机。”李光耀在书中写道。李光耀强调老龄化将使经济失去活力。他称若自己是会讲英文的日本年轻人，会选择移民出去。这说明李光耀根本不懂日本，完全拿南洋人的心态在看日本。日本人没有像南洋人那样大举移民欧美，因此可见李光耀的判断和预测都是成问题的。

谬论之六：

中国若成自由民主国家就会崩溃 

李说中国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让人回想起其主导东亚的年代，“对东南亚，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像美国自1945年以来那样善意呢？新加坡对这个问题不确定。汶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或越南都不确定。亚洲很多中小国家很担忧中国可能想恢复昔日的帝国地位，他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李光耀说：“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十三亿人民不高兴了，请搞清自己的位置。”他认为，中国须避免犯下德日曾经的错误，“我相信中国领导人明白，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争就会失败。”

李光耀预测中国GDP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但创造力永远无法与美匹敌，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中国也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如果你相信中国将发生某种民主革命，你就错了。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除了多党制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但李光耀这个南洋人其实并不明白中国的事情：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五代宋，中国文化是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的；只是秦两汉和元明清的统一帝国，才改变了取消了这一允许。如果有一天，中国进入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全盛时期，并有幸成了一个基督教主导的国家，中国就能恢复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那样的创造力量。

谬论之七也是最大的谬论：

两岸终将和平统一

李光耀“观天下”指出，两岸经济整合将让两岸走在一起，中国大陆就无须动用武力，大陆与台湾未来终将统一。

李光耀书中有大篇幅关注美中关系，其中当然涉及台湾。他认为，台湾与大陆未来终将统一。其中原因之一为，台湾的国际命运早在1943年开罗宣言时就已经决定，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同意蒋介石，将台湾归还给当时的中华民国。

李光耀认为渐进的经济整合可以让两岸走在一起，中国大陆根本无须动用武力。他说，目前两岸的经济关系在总统马英九领导下逐渐成长，未来四年将持续发展。在国民党执政八年后，即使民进党拿下下届台湾政权并扭转政策方向，台湾的农民和企业家将承受苦果，民进党依然会输掉下次大选。台湾的命运仍将由两岸的现实力量以及美国是否介入而决定。但美国无须将中国视为敌人，他判断中美不会开战，更不致因台湾问题而发生战争。李光耀书中写道，中美两国都不愿兵戎相见，“两国各自都有核武库，所以它们清楚知道潜在的（战争）有可能造成极其灾难性的后果。” 李光耀说，中美之间最大的危机仍将是台湾问题。“但我不认为美国会为了让台湾独立，同中国爆发战争，这不值得……（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重新统一只是时间问题。”他并指出，由于美国有能力迫近中国海岸线十二海里范围内刺探中国情报，中国正努力确保其东部沿海地区免于被美国监视。“设想如果中国的航母接近美国的海岸，想必美国也会无法忍受的。所以你就可以了解中国人的感受了。”

事实上，李光耀不懂：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和平统一”的先例，以后也没有可能创造这个奇迹。


五、李光耀的最后警告对两岸关系的提醒


李光耀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一些正确的地方，例如他指出：中国若卷入战争将再次陨落沉沦很久。

李光耀表示，中国的强盛给国际社会带来许多好处，例如中国企业的投资。但中国的邻国开始感受到这个“苏醒后的巨人”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强硬，对美国在亚太的“老大”地位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谈到对中国“和平崛起、永远不称霸”的看法时，李光耀在书中称，“一种看法是，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会显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第一种做法，但同时也会显示力量。” 

李光耀“观天下”书中还称，邓小平坚信中国保持韬光养晦是明智的做法，“中国人知道他们还需三四十年才赶得上世界其他强国。他们的结论是，只要能维持现状、别惹怒现有强国，并跟所有国家做朋友，中国势必越来越强大”。李光耀称，这将让中国有空间去解决内部问题，并继续发展经济，“中国一旦被卷入战争，就有可能会发生内乱、冲突和导致秩序紊乱，那它将再次陨落，而这次可能会沉沦很久”。李光耀指出，对于中国人而言理性的考量是，“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才等到这个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何苦因为一时心急，而动摇渐进的崛起？”　 


六、结论


“李光耀观天下”被中共媒体“凤凰卫视”叫做“二十一世纪的隆中对”，只是不知谁是李光耀的刘备，谁是李光耀的诸葛亮。

但有一点是肯定：在两岸关系中，中共不论怎样权衡，都难以横下一条心，因小失大，为了霸占台湾而发动战争，结果物极必反，破碎了自己永远“执政”的春秋大梦。那样，中共就会重蹈隋炀帝的覆辙，灭亡了自己、开启了盛唐。


（2013年11月19日）



【第十二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改变中国吗？】


1、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表示，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2、在经济体制方面，全会的公报表示中国将继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3、中共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综合观察，这三点可以发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企图引导中国大陆走向后共时代的法西斯专政。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特别指出：“中国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职能，就是帮助中国大陆尽快地完成垄断“党内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主义体制。


一、三中全会的战场经济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11月12日下午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公报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尤其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法引发外媒关注。各大外媒不仅关注，还纷纷拿“三中全会公报”新闻放在了头版。多家外媒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声明中，市场经常扮演“基础”角色，如今措辞的变化意味着市场的地位有所提高。其他国家媒体也同样重视三中全会公报中的提及多次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显然，这是法西斯主义区别于共产主义的一大特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12日下午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公报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尤其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法引发外媒关注。各大外媒不仅关注，还纷纷拿“三中全会公报”新闻放在了头版。多家外媒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声明中，市场经常扮演“基础”角色，如今措辞的变化意味着市场的地位有所提高。其他国家媒体也同样重视三中全会公报中的提及多次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中共的“市场”毕竟是听命于战时体制的，所以依然是“伪市场经济•真战场经济”。


二、西方舆论看三中公报


西方各大媒体头版报道“三中全会公报”内容，以下为头版一览：

1、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中国承诺改革：三中全会公报承诺制定一系列财政和土地改革，放松投资管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时刻终于来了。过去4天，我们一直盯着新浪微博、《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广播，试图寻找会场上在讨论什么的信息。

2、英国路透社网站头版，中国誓言让市场占主导、2020年看成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周二闭幕，会议勾勒了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重点和路线图。中国共产党11月12日公布了未来10年的改革计划，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希望带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未来持续增长。

3、《纽约时报》报道，中国领导人承诺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这个决定来自共产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上。

4、日本共同社网站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进一步重视市场作用。

5、法国《世界报》报道，习近平加速经济“向右转”：中共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将内部发展定调为发展经济现代化为先，并采用了实用主义，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内争，这是个革命性的决议。2008年的三中全会(17届三中全会)努力衔接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而这一次三中全会，延续了35年前的11届三中全会，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一次巨大的改革，将中国更全面地推向市场经济。

6、英国广播公司网站(BBC)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深化改革方案：中国领导人刚结束了一场重要的会议，即三中全会，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7、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中国承诺深化改革：三中全会闭幕，中共将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预计经济增长7%，改革将加强国家安全。公报许多修辞与传统相似，但具体措施可能涉及切实的改变。中共在12日公布的一份旨在推进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宣称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并明确了各级党委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的“领导责任”。这份外界密切关注的文件勾勒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未来五年的改革构想。

8、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中国改革蓝图、市场与权力：持续四天的中共三中全会围绕改革主题展开。对于决议成果，世人期待甚高——然而结果却很模糊。虽然公报谈到很多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结论却是如何保持共产党的政权统治。


三、“极大改变中国未来”


CNN以“一日焦点”的形式报道三中全会，题为《改变中国？》：北京，11月12日：一位中国准军事化的巡逻员正在人民大会堂前巡逻。中共刚刚结束它的三中全会。中国观察家们密切关注这次会议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改革的起点，以往的中共三中全会都起到改革先锋作用。

正如德国《明镜》周刊所说，“虽然公报谈到很多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结论却是如何保持共产党的政权统治。”

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撰稿人，在点评三中全会时也明确指出：“对公有制经济的强调明显增强，土地制度改革或有突破。”

俄罗斯《生意人报》更是语带挖苦地指出：“一致通过改革决议”，这对刚刚脱离共产党专政不久的俄国人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舞台背景了。

多家英国媒体认为，这次会议出台的改革举措，将极大改变中国的未来。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论称，乐观者们抓住了三中全会公报中的一个词——中共承诺今后让市场在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若对这个词进行大胆解读，这确实有可能带来一系列深远的改革。如果市场力量在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释放，那么人们便可以想象：中国的价格和利率将会实现自由化，人民币最终可以完全兑换，中国国有企业的角色也将受到大幅度的限制。

路透社称，中国公布全面彻底的改革计划。根据这份改革文件，中国将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废除小城市和乡镇的居住限制、整合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征收一项环境税及采取其他措施。另外，中国还将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废除有争议的劳教制度。这份改革文件已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会议上获得批准，领导人们在早先公布的公报中承诺到2020年将看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定性”成果。

路透社还注意到，中国股市终于发挥了晴雨表的作用，沪市综指周五早盘暴涨逾2%，起因缘于市场预期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对中国起到长治久安的作用，是一枚重磅利好。

《每日电讯报》的报道也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方面的新举动，称中国宣布的决定“可能是中国20多年来最大的经济改革”。


四、“全面深化改革”


三中全会公报发布，日媒关注其中的“全面深化改革”：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昨天闭幕的三中全会在强调经济领域的市场作用的同时，决定设立应对国内外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显示出今后将把确保国家安全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在经济领域，为了今后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增长，会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三中全会公报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日本电视台以“三中全会闭幕 全面深化改革”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称，公报中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另外，报道还提到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强化国家的安全战略。

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称，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了防止腐败以及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等改革方针。报道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是对治安管理和安全保障的加强。

另外，日本《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都对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三中全会公报的发布进行了报道。

有好事者统计了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七次三中全会公报出现的“改革”字眼共计116次；不过，“改革”并非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排在前两位的是“经济”和“发展”，分别出现187次、173次。


五、十八三中真能改变中国？ 


按照中国的“人治”特点，十八届三中全会能不能改变中国，端看它能不能推出一个强悍的头领，所以，应该关心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能让习近平脱颖而出吗？

分析家指出：大陆官媒的频频渲染，似乎这场为期四天的保密大会打开大门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中国改革的新道路开启。从历史角度来看，35年前，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用“改革开放”打破了毛泽东的政治斗争格局，将中国引领到经济发展的轨道上，但同时也将中国带入GDP怪圈；而这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能否让改革加上自己的烙印，起步成为真正脱颖而出的中共第五代，也要看他能否破解邓小平时代遗留的改革问题。如果说未来的确会有“毛邓习”的发展路向，那么今天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就必须是一个重要的起跑线。 

舆论对大会的期待：顶层设计者制定出革命性的改革政策，解决当前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大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社会不满情绪、环境污染，还有政府过度管制扼杀创新和创造就业等等。可以使这个国家发生激动人心的变化，变得更公开、更平等、更自由，和遵守法治。可以说，满足以上要求就是这代中共领导者的最大功绩。但是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习近平至少要有三步棋需要走。 

第一步棋就是“循”。中共是一个特别注重历史的政党，几乎每位信任领导者的就职演说都要提到老一辈领导的伟大功绩，而且新人的政治思想也是对上一代甚至几代领导者的继承与发扬。在中共高层的前辈中，最突出的不过毛、邓二人了。习近平在“循”的表现上，自然是要先跟随二人的政治足迹：首先，习近平在2012年12月甫上任后即南下巡视广东等地。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南巡行经路线，和20年前的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路线中的广东段大致相同，由被认为是中共改革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陪同，并亲访邓南巡时期的地方老干部，也被媒体称为“新南巡”。而习此举也为其赢得了“年轻版邓小平”的赞誉。 

其次，曾有外媒评价称，若习近平行为作风上很有年轻版邓小平的派头，在思想深处则更趋向于毛泽东。譬如，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复兴中华的中国梦”等颇具渲染力的口号，让人感觉到他像毛泽东一样喜欢用“口号”渲染政策；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对党员干部展开“群众路线”教育，也是毛泽东1940年代在延安巩固权力时的政策。随后，在今年7月中旬，习近平到河北调研指导教育实践活动时，重申了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治党法宝。除此之外，10月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的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11日上，习近平也要求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重走“邓”的南巡路，还是继承毛泽东的治党思想，习近平这个年轻的后辈都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徒的“敬老”传统。但是单纯的继承，是不可能满足这个多变的世界的，想要在政治角逐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要有着真正自己的东西。而想要做到这层，他就要先走出第二步棋——破。 

但从习近平的表现来看，差得太远了。难怪不少大陆学者毫不讳言地指出，对本届的三中全会相当失望。


六、习近平能给出一个“安全的社会”吗？ 


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质疑不限于民间，也来自大陆官媒，2013年11月18日“光明网-法治频道•我有话说”栏目质疑：“三中全会能给文明带来一个‘安全的社会’吗？ ”——

公报只是纲领，是一种方向，关键在以后的逐步落实。一直以来，雷声大雨点小，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还会消弱群众对党与政府的信任与依靠。所以大幕刚刚开启，下一步的行动，才是关键。只有在确保政权稳固的基础上，一步步改，不向左，不向右，不走歪路，更不走邪路，才能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让司法更独立些，分利机制更加公平些，从而取信于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成立了最高级别的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了国安委，还有确保公正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等等信号，与世界接了轨，也与民心搭了桥。接天线与接地气的组合拳，就拿准了脉、下对了方。可以让一些逐渐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体制问题，不再成为让人无奈的发展壁垒，而成为发展的保障、进步的推力。

特别在这有了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信息化时代，更把改革的作用与影响，抬高到新的高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不能迅速发展成一种共识，凝集成一种力量，就看能否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发展路径，寻找新的发展增长点特别转折点，我们的“中国梦”才不会落空。深度改革的成果如何，在于顶层设计破冰，也在于全国共同参与。

其中“深度改革的成果如何，在于顶层设计破冰，也在于全国共同参与”一语，其实是对于习近平的警告；可见现在的大陆，已经不是“一言堂”的天下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否改变中国，就看习近平接下来如何唱戏了。


七、习近平左倾带来的社会影响 


早在8月21日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就发表专讯指出了习近平的左倾姿态带来的社会影响：

习近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在今日之中国至为重要。然而，最近几个月，习近平不仅发表了带有毛氏色彩的言论，还从毛泽东战术思想中汲取灵感，发起纠正党内不良风气的运动，并进一步限制对民主、法制和宪政等观点的讨论。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这意味着习近平在未来10年任期内都不会采取有力的政治改革。虽然不排除中国领导人此举是在为全面推动改革争取利益集团的支持，降低改革的政治成本，但令外界担忧的是，领导人这种左倾的姿态可能让中国的左派振奋鼓舞，反而未必有助于弥合已分裂的中国社会思潮。在习近平表现出明显的左倾姿态之际，中共当局正准备对薄熙来进行审判。有传言称，习近平与薄熙来的支持者和其他太子党达成了交易，薄熙来将对程度较轻的指控认罪，条件是不再针对他的家人和盟友采取进一步行动，也不再针对近年来攫取了家族财富的其他太子党成员。党内人士说，作为交换条件，许多薄熙来从前的支持者和几位强势太子党成员都全力支持习近平，以帮助习近平巩固领导地位、甚至超越前任。习近平的这种倾向让中国许多支持政治改革的右派人士不满，同时也让许多原薄熙来的拥护者感到鼓舞。支持薄熙来的左派经济学家胡鞍钢表示，毛主席对我们来说是个宝贵资源。另一位左派学者张宏良在近期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他对习主席的做法并不感到意外，新左派应该支持习主席，因为从习主席最近的讲话来看，他已经充分采纳了新左派的政治提议。 

一位习近平儿时的伙伴说，习近平开始显露出本色了，并认为这只是个开头。他表示，习近平和薄熙来都受到父辈经历的深刻影响。虽然经历过文革，但无论是习近平还是薄熙来都没有对一党制产生幻灭，相反，在青年时代，他们比许多同辈人更加努力地证明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坚定的信仰者，也因此更加了解如何在中国政治中向上攀升。

但是，不论习近平个人如何，作为一个政客，他毕竟是受到力量对比的摆布的，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习近平是否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取决于中国人民对他的反应。


（2013年12月20日）


（另起一页）


【第七章】

【2014年统独挣扎】


（另起一页）



【第一节 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显示中共对台敌意】


在中共充满对台敌意的现实之下，台湾即使没有任何对应措施，也需牢记对方的敌意是坚持到底的，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改变——这样的牢记有助于保护台湾的安全。


一、“解放军首次披露”的时机


中共“光明网”“时政频道”2013年12月17日转载中共“中国广播网”内幕文章：“解放军首次披露对台情报战线遭破坏细节”，说“解放军对台情报战线遭破坏细节披露，1100余人牺牲”，并附有“资料图：49年建国后，朱枫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后遭逮捕枪决。”（见本文附件） 

此文用冷战时期的腔调重提对台斗争，充分显示中共对台敌意不减当年。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广场占地3000平方米，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而建。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1100余人。 

据中国之声《国防时空》12月17日消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近日在风景优美的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 

广场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而建。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这些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英雄们，“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然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广场因山势而建，占地约3000平方米，坐西面东，视界开阔，气势雄伟。迎面是以黑白两色曲线隐喻海峡两岸的巨幅景观墙，中有毛泽东主席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沿着景观墙左右台阶拾级而上，两边的花岗岩墙壁上刻着到目前为止、经各方查找发现的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名字以阴文素镌，若隐若现，既暗合了隐蔽战线的斗争特质，也彰显其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其中更有许多留白和空格，以便未来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上去。 

广场正中昂然屹立一块长14米、高4米的纪念碑，正面是5组浮雕，再现隐蔽战线的5个突出战斗场景；浮雕前是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英雄塑像，用大实大虚的艺术手法展现了隐蔽战线先烈的丰功伟绩。背面镌刻主碑铭，全铭文217字，以典雅的文言文写就，微言大义，字字千钧。广场各显着位置，还分主题设置了5段铭文，镌刻在精制铜版上，分别是“忠魂”、“光影”、“家国”、“信义”、“追梦”，诗化语言铿锵有力，真挚感情浓烈炽热，读来让人热血沸腾，心潮难平。 

为表达对革命先辈的敬意，解放军联络系统发起了自愿捐款活动，许多文化界、艺术界、企业界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获悉后也纷纷慷慨解囊捐助，表达对英雄们的崇高敬意。民政部、国台办等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相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市园林局专门提供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用地。该广场落成后，将作为一处新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外开放，供广大民众参观、瞻仰。 

惹人好奇的，不是“解放军首次披露”，而是“解放军首次披露”的时机。那么，什么是“解放军首次披露”的时机呢？


二、“冷战报道”的现实背景


以上“冷战报道”（“解放军首次披露”）恐非空穴来风，且有现实背景：

法国广播公司2013年12月17日援引当天的“中国时报”报导，两岸曾在第三国展开秘密谈判，希望彼此交换被对方俘掳的情报员，台湾方面特地将一位刑期即将到期的共谍提前假释出狱，不料大陆方面却点名要台湾释放被大陆吸收成为间谍的台湾前陆军少将罗贤哲，导致谈判破局。

这是台湾国安单位首度证实两岸已经就交换被俘情报员展开谈判。据透露，换俘谈判的地点在东南亚，双方第一次提出名单，台湾希望对方释放2006年6月被中国国安部在越南边境诱捕的军情局前四处副处长朱恭训、徐昌国两位上校等人。但大陆却要求台湾释放目前在监服刑的台湾前陆军少将罗贤哲。

罗贤哲是台湾军方近五十年来被对岸策反的最高阶共谍，之前是台湾陆军通资处少将处长，2002年起担任驻泰武官期间，被大陆情报人员拍摄买春不雅照，转而成为中共间谍九年。他在台湾担任高阶将领，却长期泄漏包含美国对台军售机密的“博胜案”给大陆，被捕后被台湾当局判处无期徒刑，

距了解，台湾方面已经拒绝释放罗贤哲的要求，认为这是中共的谈判技巧，一开口就要求阶级最高的共谍。台湾方面也担心，如果释放罗贤哲，未来政府官员或高阶将领有样学样、以身试法，恐怕会形成国安大漏洞。不过两岸仍继续透过正式与非正式管道，积极谈判换俘事宜。

台湾希望大陆释放的两位军事情报局上校朱恭训、徐昌国，2006年5月被中共在越南边境非法诱捕后，被判无期徒刑进入广西监狱，现在换到某处软禁，一年可以会客四到六次，也可以在大陆国安人员监控下，外出到饭店与家属用餐会客。


三、台湾破坏一国两制


上述事件的本来已经就此打住，未料中共操纵的“香港媒体”《大公报》于2014年1月5日再启战端，渲染所谓的“台湾驻港间谍网全面启动，图谋破坏‘一国两制’”：

一度撤离香港、陷入半瘫痪的台湾特务机构已卷土重来，由台湾“国防部”辖下军情局第4处负责的驻港特务组织已全面启动，透过“政治黑金”作饵，渗透香港不同行业和政治组织，介入“占领中环”等活动，目的是破坏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制造国际舆论，以阻挠“一国两制”模式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大公报》记者经深入访查，揭开台湾驻港“4站1组”的谍网运作。 

2014年元旦早上，400多名有台湾背景的市民由不同团体组织，分乘十多辆车抵达香港屯门红楼，参与一年一度的元旦升旗活动。元旦升旗活动的主办人元朗区区议员麦业成致辞时高呼“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我们要把这种自由民主的花朵在香港遍地开花，争取香港真普选。”部分年轻人随后便拿着青天白日旗转往维多利亚公园，参加民阵主办的所谓“真普选”大游行。

区议员牵涉亲台组织 

麦业成是“台湾各大学香港校友会总会”会长，也是该次活动的主要推手；出席升旗活动的最大一个团体“香港荣光联谊会”，则是直接接受台湾“行政院”退辅会（“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资助，该会的领导人李崇威也出席了该次活动；麦、李两人在亲台组织中都有一定影响力。 

“近年我们已经很少参与香港的亲台活动，但一些亲台团体的负责人近期却经常主动来电，约我们饮茶、鼓励我们再度出山，参与香港政治事务和占中活动。”一名已不活跃的亲台小团体负责人向《大公报》透露。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台湾当局向“台独”倾斜，“反攻大陆”无望下，一度放弃在港澳、内地的“地下”与“地面”活动，且截断资助香港亲台团体的大水喉，此后香港的台湾势力极速走下坡，一些团体更因为失去金钱援助而关门大吉。在香港扎根半个世纪的台湾军事情报网络大大缩减，由过往逾10个情报站，缩减至名义上的4个，实际活动更少。 

但是，在陈水扁执政中期，即约2004年左右，台湾“国防部”辖下的军情局再度在香港投入大量资源，驻香港情报站再次活跃。他们四出收风，介入香港政治局势。去年开始趁有反对派策动“占中”的机会加强活动，台军情局驻港人员单独约见一些已退出江湖的右派人士，全力鼓动他们参与“占中”。 

图谋破坏香港“一国两制” 

“陈水扁执政后期，台湾当局内部普遍认同台湾的将来很大可能步香港的后尘，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在既无力‘反攻大陆’下，唯一可做的是让香港‘一国两制’的例子失败，令其失去对台湾借镜的作用，引起国际关注。在这指导原则下，驻港特务情报机构工作性质亦发生变化，由过往国民党党务系统有很大的指挥权，转而直属台湾‘国防部’军情局领导，即使两党轮替执政，有关政策也没有改变。”《大公报》引述来自台湾军情局消息人士透露。 

“亲台组织要重新活跃需要资金，动员组织人员也要钱，约人出来饮茶食饭要花费，租屋搞团体更是无财不行。国民党今时不同往日，本身资金已不多，所以这些钱都来源于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因为情报经费无须公开，批出款项也更为容易，除非是数以亿元计的资金，一般一千几百万元，军情局普通副处长级官员也可批出。”消息人士续说。 

黑金诱政客组织投靠 

《大公报》从熟悉台湾军情局运作的消息人士得悉，其中一个驻港多年的情报站运用情报经费全力支持某些香港亲台政客，“发出的支票全是美国花旗银行的，每张面额几万港元，原因是资金小、不起眼，获资助的香港政客无须花太大工夫来漂白。” 

调查发现，有关情报站隶属军情局第4处，编号“1100“站，实际负责特工指挥的副站长名苏紫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子，上校军阶，下属有2男1女情报官。 

消息人士续说：“苏在香港的国民党家庭长大，自小读亲台学校，因有强烈‘仇共’心态，于1982年被台湾情报人员吸纳，前往位于台北‘阳明山山仔后’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学校’入读第26期干部班，接受30个月的特务训练，毕业后任少尉情报官，并同时获发陆军军官学校（俗称黄埔军校）情报专科班证书，多年来一直驻守香港工作。” 

“占中取经”目的明显 

2006年5月军情局第4处副处长朱恭训上校、4处组长许昌国上校进入广西境内执行重大任务时被国安局拘捕，成为史上被中国大陆擒获的台湾最高级情报官员，而朱恭训与苏紫萍同属第4处的上下线，2人更是军事情报学校第26期的同班同学。 

“军情局第4处负责港澳及中国大陆的谍报，朱掌握大量港澳情报资料，事发时台湾非常紧张，香港谍报工作全部停止运作，像苏紫萍这类敏感人物更实时撤离，约半年后，军情局认为朱、许并无泄露太多机密，才放胆再次运作。” 

消息指出，目前台特在香港对多个行业和组织展开渗透，在“政治黑金”的诱惑下，已有不少政治人物和组织投靠效力。“占中”分子到台湾所谓“取经”的行径，也就不难理解。 

驻港特务待遇高人一等 

台湾军情局驻港的“1100”特务站副组长苏紫萍军阶上校，与早前被国安局拘捕的军情局第4处副处长同一军阶级数，原因是驻港台特的晋升机会和薪酬，都较台湾或驻其它地区的特务为高。 

据消息人士透露，香港和中国大陆都被视为“敌后区”，属最高危的军情任务，所以，每年“国防部”的晋升名额中都会优先拨出配额予驻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特工，而外派情报军人的工资亦比本土高，派到台湾岛外会比在台湾的高2倍、驻香港更是高出3倍。以苏紫萍身为上校、任情报站副站长为例，现时月薪高达13万港元，并有很高的个人应酬开销，供其参与各项上流社会活动。 

除军事情报站外，“国防部”还会委派一些军官驻港从事政战工作，主要负责统战、收风、物色特务，监察及指导亲台团体。《大公报》记者采访期间，发现1名女子经常出入香港荣光联谊会，该女也经常出席一些亲台团体的聚会，经了解，这名年约50岁的女子毕业于台湾“政治作战学校”，但出席公开场合时很少向他人介绍自己。消息人士表示，台湾当局除透过军情局在香港设立情报网络外，为了监视受台湾资助的亲台组织有否“越轨”行为，也由台“国防部”“政治作战局”派员到香港，专责监控亲台组织。 

“四站一组”涉40间谍 

经重整后，目前驻港的台湾情报网主要架构有4站1组和多名“直属员”，人数约在40人左右。当中4站1组的“国防部”编号分别是“1100站”、“1269站”、“1319站”和“1042组”；全部归军情局第4处管辖。 

《大公报》获得的消息指出，每站编制5人，均设站长、副站长，以及情报官（情报官主要由台湾人出任），当中的站长未必一定受过特工训练，反而会选择长袖善舞人士，方便渗透不同类型的组织，实际的谍报工作会由受过长时间训练的副站长负责，以“1100”站为例，实际工作执行人为副站长苏紫萍，她的手下有2男1女情报官。 

另“1042组”的编制为3人，专门负责传递机密信息、寄密函、调配物资，以及“敌后”单位的维护指导等。另外，有10多人为“直属员”，以个人为单位，直接向台湾军事情报局负责，当中有台湾人和香港土生土长人士。 

这批在港工作的特务无论是站长、情报官，还是直属员，全部属军方编制，是正职军人，迄今人数约40人，他们除介入香港事务、制造混乱，部分情报官和“直属员”还负责收集中国内地情报，并按内地省市的划分，各有不同的专属区域。 

我们认为，在近年来两岸关系大幅改善的情形下，登出以上的报道对于中共这个严控所谓“舆论导向”的极权政府来说，绝不寻常；相反，这是一个风向标，指示着中共两岸政策的预期走向。


四、“解放军首次披露”早有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上述种种的“冷战宣传”并非“换谍”事件引起的，因为早在2013年8月29日，中共军情机关控制的香港“凤凰网”属下的“历史频道”就登出了这样的歪曲报道：“国民党军妓史：86年16岁少女被逼每天服侍40名军官”，并且配有大量的照片和证件资料：

核心提示：一九八六年七月，庵前军官部曾有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女孩子接客，一时造成轰动，这个小姑娘，一天接客多到四十几个军官，三个月下来，接客次数超过三千次，赚了四、五十万元。后来，这位小姑娘的家人产生怀疑，才把事情掀了出来。原来，她是经人介绍去金门工作，却不知道是在“八三一”当军妓。后来，掮客被判了十个月徒刑。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佚名原题为：八三一“军中乐园”——台湾的军妓制度）

台湾国民党当局设立“军中特约茶室”的背景原因说法纷歧，军中乐园就是军中的妓女户，是因应现实需要而设置，亦普称“军中特约茶室”。1949年，国民党军数十万人撤退到台湾，随行亦有大批公务员，其中绝大部份都是单身汉，大批军队撤退到台湾，带来一些“人性”的问题。

这些孤身来台举目无亲且性欲正旺盛的男人们，苦闷无法排遣，忍受不了时，就骚扰良家妇女或嫖土娼，不是造成军民不和，就是性病严重泛滥，民以食为天，相同的，民也以色为地，吃饱了不找女人，两脚走在地上都是不踏实，“性”成为一项和吃饭一样严重的问题。

“军中乐园”制度，1950年开始成立，随后十余年内，随部队驻扎需要，或在营区内，或在营区附近，随驻设立；同步地，也随部对驻地更换或移动、或取消。1952年1月，台湾军方公布《勘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暂调条例》，严格规定在训或现役军人结婚的限制，对于庞大的性苦闷的军人强力约束，使其情欲不能循正常婚姻途径疏解，也只好到军中乐园发泄。更何况，以当年菲薄的薪饷，一般中下层官兵，也养不起一个家庭，因此，谈恋爱或说媒相亲来结婚，是一条艰辛之路。所以，军中乐园仍只定位在解决军士官兵的性欲问题上。

军中乐园最为历久不衰的，以外岛为最，这是因为外岛女人少，军事任务又频繁，官兵人多需求量大，所以“需要”支持“供应”，乐园一直十分兴盛。而本岛则以中南部民风闭塞，求偶不易而较为“茂盛”；北部则曾有某王姓大亨曾试图一搏，大赚军民皮肉钱，没想到民众要求太高，被迫关门儿改行做舞厅去了。以金、马外岛的某处军中乐园为例，可见一斑。

这座乐园建于山坡险峻的半山腰，“半山腰”恰符合“八三一”的谐音。远望是一长方形的深宅大院，颇有阳明山上豪华别墅的那么一点味道，四周绿树勃发，门口一簇簇玫瑰，仿佛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景象。进门客厅供奉福德正神，香火袅袅，厅堂正墙上，挂满妓女的玉照，并编上号码，左右后两排小房间是“接待室”。

墙上除挂着《娱乐规则》，要求官兵一律遵守外，大抵最令人发噱的是对联的“趣味”。像这一副对联，右联是“大丈夫效命疆场”，左联是“小女子献身国家”，横批“服务三军”。接待室每人一间，房首装有编号之绿灯，灯亮表示正在接客，房门必定紧闭，而内有怪异声音，反之则无。

小小的洞房内，大抵是一张双人大床，夏铺草席，冬铺被褥；床头有两只枕头，旁有小衣柜，茶几，上堆零星用品，墙上贴着中外明星的照片、海报。屋内小灯红暗，一般说来，屋内灯亮则外面房首灯也亮，灯光不想太亮者，取其昏红之下，小姐看起来较漂亮、气氛也相对比较迷人。老鸨或龟公在门口收钱，也有在头尾两端以便看管妓女，并有一间小小保健室，以便急需。金门“八三一”分布在小径、深坑、阳宅、庵前、东林等地，其中庵门前是总部，人数也较多。至于最前线的大二担、东西碇等，没有固定的乐园，只好定期派遣妓女“出任务”，事后再回台湾。乐园比较大而有规模者，分军官部、士官部、及战士部，设备、收费不同，当然，女服务生的水准、年龄、姿色亦大不相同；甚至有专供将、校级军官专用者，称为“高级班”，当然，其消费水平又不一样了。本岛的陈设亦大同小异，好坏则视部队大小而定。以高雄某基地为例，进门是弹子房，供消费士兵打弹子，抽烟等候，以免无聊。

弹子房正墙上一排放大照片，单独装框，上编号码而无名字，女子的面貌有好有差，由于多来自山地乡下，画妆打扮不脱三分土气；上面若写“请假”者，多表示月经期间不能接客。

墙旁有门，房门挂有规则须知等等，并设有售票处，士兵购票时也选定照片上的号码，缴了钱、拿了票即可入内办事。有些陈设较好的如凤山特约茶室，是一栋灰楼，甚具规模，楼下为战士部，楼上为官长部。每一层左面是茶座，右面是弹子房，供官兵消遣之用。

另外，屏东、台中也算是高级的。台中特约茶室设备甚佳，如军官部前挂着告示牌“非现役军官禁止进入”，而且要求军官若穿便服时凭身分证补给证购票，可见，当年军官便服在内消费是很平常的事。嘉义中庄的军中乐园，1953年正式设立。开幕之初，由上级发给每连四张“免费票”，算是开幕大优待，可是没有士兵敢厚着脸皮索取，最后由连指导员挑四名平日表现好的人，指派他们前往“实地观察”。习惯之后，也就生意兴隆、应接不暇了。

而茶室的《台中军官俱乐部管理规则》，于1958年颁布时，也明白表示是“为调剂军官生活，促进其身心健康，乃遵照国防部（46）年第〇四三二号令设置实施”。屏东的军中乐园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开张时，新楼楼上是官长部，有七个房间；楼下士兵部有卅四个房间，且布告严禁士兵购买官长票，姑娘“休息”贴纸为白色，表示生病或生理期。当时，屏东军中乐园是全台最嚣张的，甚至有姑娘的半裸广告招揽生意，其热门可想而知。

娱乐时间是官兵最重视的地方，一般以四十分钟为一个单位。以台中为例，其接待部即规定：接待时间每次为四十分钟，并以一次为限，到时请自动离室。但金门、马祖可能僧多粥少，娱乐券一张限用七分钟解决，超过十分钟必须加一张票，这一点时间，对生理上“发动慢”或天生异秉时间超长者，却是一个大麻烦。尤其是官兵薪饷低，一张票大约是他们月饷的十分之一，多买几张票，不免是个大负担。四十分钟内，姑娘多半希望愈快愈好，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卖“黄牛票”，收入私人口袋；但官兵都恨不得“进出”愈多次愈好，这其中的利益冲突，往往爆发不少事件。接客时间大概为上午八点到下午十一点，但各地略有调整；像外岛即调早在下午七、八点，其它时间则开放给一般民众使用；官兵过夜，则自营业结束起到次日早晨七时止。

收费依物价逐渐升涨，早期军官一张票廿五元，士官部二十元，战士部十元，这些收入，姑娘可得七成；本岛每星期工作六天，周一休假；但若开放给当地百姓，则收费往往加倍。一般来说，一周内，礼拜三，礼拜日生意最好，而每周四晚间，军医们威风凛凛地到“八三一”，逐一检查姑娘们看看有没有染上性病，这种例行检查，姑娘们是最讨厌的，因为，一旦查出有病就不能接客了，损失惨重。再加上军医们常会以“检查身体之实，行毛手毛脚之便”。

事实上，士官兵在买娱乐券时，都会随票附送一个保险套和一条口香糖。口香糖是供排队时间过长，咀嚼打发时间用的；保险套是为了卫生。但是在外岛，七分钟的“限时专送”，从进房脱鞋、脱衣裤，大概要一两分钟；穿回去又要一两分钟，中间只剩下三分钟。因此除非多买两张票，不然如此仓促时间下，外面售票员又猛按电铃催人；尤其是士官兵常欲火如焚，心急就不戴套子是常事，性病之流行在所难免。

国民党设立“军中乐园”的自我宣传德政之一是，这可以防止性病，但事实上效果却不彰，“军中乐园”虽然要求阿兵哥要戴卫生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有一次蒋经国问一个得了性病的老兵：“你为什么不愿意戴卫生套？”老兵夷然答道：“报告蒋主任，你穿袜子洗脚吗？”蒋经国闻之语塞。可见当时军中的“保险教育”推广的早，但阻力可不小。

军中乐园和姑娘们签的是合约，在外岛一期半年，期满可续约；本岛则签得更长。早年“八三一”劳军的姑娘是由偏远的山地找来，或以种种名目和款项，进入“八三一”，也造成原住民部落的严重问题。虽然在此之外，山地女子下到都市谋生不易而堕落风尘的大有人在。

本岛姑娘多为亲人卖到茶室，卖者拿走巨款，留下来的出卖灵肉者则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涯。而外岛人来源，有许多是本岛偷跑的私娼被捉到后，即被卖到外岛。其它据传也有女受刑犯自愿到外岛充当姑娘，经同意签字后前往，多以防害风化或吸毒罪者多；桃园当年发生鸳鸯大盗抢案，男的依军法判处死刑，女的便自愿到外岛献身报国，此一故事流传甚广。当然，也有许多是为了家庭生计，为了弟妹而自我牺牲，自动走入本岛或外岛军中乐园者，人生至此，也只有徒呼苍天了。

依金门防卫司令部人事资料统计，在1990年服务的姑娘，平均年龄为卅一点二岁，教育程度以小学、国中居多，高中、大专的虽有但仅寥寥数人。当然，若时间往前推个十几二十年，十五、六、七、八岁的少女也有。一九八六年七月，庵前军官部曾有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女孩子接客，一时造成轰动，这个小姑娘，一天接客多到四十几个军官，三个月下来，接客次数超过三千次，赚了四、五十万元。后来，这位小姑娘的家人产生怀疑，才把事情掀了出来。原来，她是经人介绍去金门工作，却不知道是在“八三一”当军妓。后来，掮客被判了十个月徒刑。

假使时间更推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八三一”的妓女被骗、被抢、被卖的比例更高，当时强迫女子卖身事属常见，尤其背后有个狠心的父母或困苦的家庭，凿比当时价位，一两万元就足以令她被一卖、再卖，永远也脱离不了皮肉生涯的锁炼。对于军妓的业绩，台湾本岛是以高压式来强迫管制，外岛则拥有“返台假”的大权，成为除了金钱收入外的最有力的控制王牌。

由于接客有下限而无上限，因此，太老、太丑、服务态度太差者，生意若不好，吃藤条、火烫等，是家常便饭；在军中发饷或国定假日，官兵蜂涌而至，一天接客二、三十次是平常的事，但如果超过五十次便有奖励。有些军中乐园甚至举行大比赛，七十次以上的优胜者，甚至还放鞭炮庆祝，真不知今世何世，令人慨叹。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正属于她们的日子，除了月事来临以外，大概也只有三八妇女节了，因为只有这一天她们可以拒绝接客，可以完全安静的休养！像是端午节、中秋节、各种国定假日，大家都在团圆，那她们呢？却得要“加强战备”，卖笑卖身，尤其是“九三军人节”这一天。姑娘从良在早年乱世中比较普遍，但过得下去的却是少数，马祖有一姑娘嫁给了老士官，却始终不肯跨出大门一步，怕见人，因为那里的战士几乎都买过她的票，试想想，走到大街上，满街的人都买过你，那滋味想必非人可忍受吧！

在“立委”强烈要求下，1990年11月30日深夜，军中乐园结束营业，正式走入历史。1989年9月30日在“立院”反对“军妓”存在的压力下，军方废除了“八三一”，但为避免官兵适应不良，还先行转手给民间经营一段时日，至次年11月底才正式结束营业。1992年11月11日，小金门西方村发生九岁女童遭士兵奸杀案，1993年10月12日再发生大金门阳宅村七十七岁老妇人遭战士强暴致死案，同年底国立金门高中也传出女生遭侵入校园的阿兵哥骚扰事件，一度让恢复“八三一”的声浪高涨，但最后终以不能再走回头路，结束一场争议。

（但是，经过鉴定，这些军妓照片都是日本人的。由此可见中共的惯于栽赃陷害的汉奸嘴脸，简直到了掩耳盗铃、不择手段的地步；同时也可看出，中共的具体办事人员为了迎合上级宣传指示而草率行事的马虎作风。）


五、中共完全没有与时俱进


以上中共种种“冷战宣传”表明，中共的性质完全没有与时俱进，其造谣生事、谋图不轨的脾性丝毫未改。

在中共充满对台敌意的现实之下，台湾即使没有任何对应措施，也需牢记对方的敌意是坚持到底的，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改变——这样的牢记有助于保护台湾的安全。


（2014年1月24日）



【第二节 王张会与两岸关系】


根据以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张会是在一个对台湾比较有利的时候进行的。这个有利不仅体现在两岸关系的本身上，还体现在各自的内政和外交方面，那就是大陆现在处处被动，相形之下台湾显得好整以暇，从容有余——所以台湾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对大陆多多施加正面的影响力，争取到对双方来说最好的结果。


一、两岸关系年后跨大步


2014年2月的热点新闻是“两岸关系年后跨大步”：

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峇里岛APEC会议期间，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与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的会谈中提及的“王张会”……到2月11日将在南京正式登场。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先生宣布，将前往南京进行四天访问，并会见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王郁琦四天的访问行程，包括到南京紫金山庄展开两岸事务首长会议涉及三项主题：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的人道探视、两岸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加强在陆台生的医疗保保障， 但不会签订备忘录等形式的文件，随后各自举行记者会。12日到中山陵谒陵，下午南京大学演讲、交流。13日转往上海，下午与智库座谈，并接受上海广播电台访问。14日访视上海台商子女学校，当天下午返台、并召开记者会说明，也会赴立法院报告此行。

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会见。尽管王郁琦表示，此行不谈高度敏感政治议题、也没有推动“马习会”的任务；但因为这是两岸事务主管官员首度正式会面，意味两岸关系将迈开一大步，还引起“将掀起两岸政治对话序幕”的传闻。

出访友邦的马英九总统在洪都拉斯表示，“王张会”是整体两岸关系提升的重要一步，在双方互不承认主权的状况下、不否定治权的目标上，更为迈进，这是两岸关系发展非走不可的路，否则两岸关系这条路走不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喉舌《新华社》在报导时，首次以“大陆委员会负责人”来称呼王郁琦，但外传大陆方面要求王郁琦此行有“不谈政治议题、不提中华民国、不提民主自由”三个前提。行政院长江宜桦表示，在与王郁琦讨论过程中，没听过有这种说法或有任何承诺，王郁琦也会以“陆委会主委”身分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王郁琦表示，他将在适当的场合说适当的话，“请大家拭目以待”。王郁琦强调，他是第一位登陆的台湾陆委会主委，任重道远。他会在适当场合讲适当的话，请拭目以待。

有意思的是，一向反对两岸政治对话、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洪财隆）却又批评说，若媒体报导的“三个前提”属实，将是严重失格的事。这使人觉得王郁琦此行确实腹背受敌、任务艰巨无比。且台湾立法院日前还做出决议，要求王郁琦此行不可和大陆谈“一个中国框架”。不过这一要求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陆委会抵挡中共无理要求的一个挡箭牌来使用。


二、承认中华民国的官方身分


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是有帮助的：2008年两岸恢复制度性协商后，签署的十九项协议基本已由两岸各主管机关对口负责主谈、陆委会协调、海峡交流基金会签署。这样的模式到了商谈两会互设办事机构时，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事实上，从两岸1987年开放探亲以来，各自的两岸事务主管部门从未正式直接接触。尽管两岸经济、法政等机关多少都因业务需求，与对岸沟通过；但陆委会与大陆国台办，仍需持续透过两岸两会（海基会和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从中传递讯息。

这次借着海基会、海协会互设办事机构议题，主管机关陆委会与国台办在沟过程中，开始建立直接沟通的管道，就各种议题直接联系，也开始进一步讨论设立常态性的沟通机制。

建立常态性沟通机制，端看两岸事务机关领导人互动的情况。王郁琦对此曾多次公开强调，访陆若与大陆官员见面，必须在能互称双方官衔的情况下。王郁琦对官衔称谓如此重视，体现出台湾具有更长远的两岸关系发展策略。

“王张会”是水温计，最终目的仍是未来的两岸领导人会面。这其中的玄机。就在于通过陆委会与国台办建立常态沟通的互访机制，来看看大陆能否正视中华民国的官方身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在“看看大陆能否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的官方身分”的意义上，张五岳说“王张会是1949年来两岸最重要突破”，才是对的。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长张五岳接受中共“中评社”访问时表示：“王张会”是两岸关系发展中重要大事，这也是2008年两岸关系取得和平稳定发展以来值得关注的大事，也是2014年两岸关系好的开始。张五岳对中评社记者解释说，“王张会”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是从事两岸事务主管的官员正式的会晤，这也是两岸关系从1949年以来，见证两岸关系最重大的历史进展与突破之一。 


三、球被打向了中共的营垒


事实上，从事两岸事务主管的官员正式的会晤，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两岸之间更高阶层的领导人早先业已会晤过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两岸领导人能否在公开场合对着国际舆论正式承认对方的官方身份，并用法律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正因为“两岸领导人能否在公开场合对着国际舆论正式承认对方的官方身份”具有决定意义，所以陆委会主委王郁琦才表示，若对方没称呼他的官衔，他会感到失望。

换言之，如果中共没有称呼王郁琦的官衔，就表示中共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中共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就表示王郁琦此行的性质变得模糊；如果王郁琦此行的性质变得模糊，就难免会让人感到失望了。那不仅是台湾的损失，更是中共的损失。——尤其在目前中共面对美日同盟的围剿之时。

对此，王郁琦说得非常清楚了：首先，身为第一位登陆的陆委会主委，他深感任重道远，盼此行能促进业务沟通、了解中国大陆社会不同层面发展，两岸关系进一步制度化；其次，对于在“王张会”后，中国大陆是否将在官方文件称呼他的官衔一事。

这样清晰的表达，使得中共没有了任何推诿的余地，从而把“两岸和平”的成败责任，都放在了中共的手上，球被打向了中共的营垒。

如果此次“王张会”无法达成“两岸互相承认”的丰硕成果，那么又如何呢？

在我们看来，那也可以就退而求其次，在海基会和海协会交流的基础上，脱下“民间交往”的白手套，直接建立陆委会与国台办的常态沟通机制，其功能并非“避免误会、更有效率”那样简单，而是朝向“两岸互相实际承认”的方向，虽然一时无法做到““两岸互相名义承认”，无法把在去年印度尼西亚峇里岛亚太经合会（APEC）期间，王郁琦与张志军自然互动、短暂寒暄，并以官衔互称的事实，化为一个法律结果出来。

不论王郁琦此行的法律结果如何，他去年提出的两岸事务主管机关负责人定期互访的构想，已经取得重大的事实收获。因为王郁琦毕竟是第一位以现任政府官员身分赴大陆访问的陆委会主委，对两岸关系常态化、也就是两岸政府的互相承认，具有重大意义。


四、中华民国的命脉所系


尽管马英九总统表示“王张会”不是在为“马习会”做准备，“王张会”本身也没有被赋予特殊任务；但是马英九也说，他不会排除与大陆领导人会面，但必须要创造有利条件，“这些条件都还在创造中”。

那么，这些条件中什么是首要的条件呢？在我们看来，那就是马英九所说的：“王张会”是两岸关系提升的重要一步，让双方能在互不承认主权情况下，在不否定治权的目标上向前迈进。他说：“这是两岸关系交往非走不可的路，否则路走不下去”。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条件中还包括着对于共产主义的历史性抵制。

2014年1月28日马英九总统一早前往洛杉矶西北的西米谷市里根总统图书馆参观，由主任杜克•布莱克伍德接待。他们登上里根生前的专机空军一号参观，还仔细观看了图书馆收藏的一堵柏林墙遗迹。马英九表示，里根总统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民主的迈进，会把共产主义丢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

马英九下午驱车前往洛杉矶中华会馆，会馆正面悬挂大型青天白日旗，小型的旗帜更是沿街都是。会馆当值主席伍尚齐和侨界人士列队迎接，还有舞狮鼓乐助兴，场面非常热烈。这是洛杉矶的中华会馆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总统级人物来访。伍尚齐说：“马英九总统今天下午光临会馆，这是中华会馆125周年来最高兴最荣幸的日子。因为这是中华民国对我们在海外的侨民的关心和爱护。”

马英九去年八月外访后过境洛杉矶，原来要把一面匾额亲自赠送给洛杉矶的中华会馆，但因为潭美台风来袭台湾，他临时决定把原定三天行程缩短为六小时，匾额则改由台湾驻美代表金溥聪代赠，马英九在致电当时的会馆主席马国威，除了道歉外，还承诺以后回来访问。他这次终于来到中华会馆，他所致赠的“文德兴国”匾额，已经在会馆大厅正门上方悬挂了将近半年。据会馆主席伍尚齐表示，他们把一份历史文件作为回礼。

伍尚齐说：“那个文件是1979年一月一号，我们中华会馆24个侨团发起的联合新闻，美国卡特总统和中共建交，表明我们中华会馆的立场，永远支持我们中华民国。”

抵制共产主义，是中华民国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民国永存光荣，甚至在美国都参与绥靖的时候，中华民国也是屹立不摇的；因为坚持抵制共产主义，是中华民国的命脉所系。

而两岸和平交流，就是瓦解共产主义的最大利器。


五、中共方面的紧张与恐惧


而两岸和平交流，就是瓦解共产主义的最大利器。这也可以从中共对和平演变的恐惧看得出来。

就在马英九出访友邦的同一天，中共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在28日业宣布，经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沟通协商，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将率团于2月11日至14日到南京、上海参访。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届时将与王郁琦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新华网报道，马晓光表示，这是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上，在近来两岸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并相信，两岸双方迈出的这重要一步，将有利于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张王会”即将举行，台湾媒体27日报道称会谈的主题有三：“两会互设办事处之人道探视”、“两岸新闻媒体长驻”、“两岸经济整合”。报道还说大陆当局要求“不能提政治议题；不能提‘中华民国’；不能提人权、民主、法治和‘总统’”云云。这本来是自由社会的媒体现象，但是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却小题大做，厉声质问说：“对台湾方面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来访，双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正在进行沟通和规划，这个时候，有人利用媒体做文章，居心何在？”真是仿佛如临大敌。

中共还声称：“张王会”一开始在台湾岛内就阻力重重，遭遇很多障碍，包括“立法院”日前做出决议，要求王郁琦登陆后避谈“一中”和“反台独”言论等。马晓光的表态显示，台湾有人不愿见到“张王会”顺利举行，还在意图进行干扰。中共还威胁说：“张王会”肩负重任，来之不易，这次会面是两岸关系提升重要一步。现在距离举行的时间仅有两个多星期，万勿节外生枝，否则，一旦破局，谁也承受不了。

中共的这种不宽容态度，与台湾的宽容态度形成相反的对比。这是差异，其实是由于双方内部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差异造成的。

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大陆境内的政治，风声鹤唳，到处抓人，人们不仅喝问：习近平，你到底要干什么？！

另方面，中共和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也逐渐加剧，甚至滑向战争的边缘……这一切不能不影响中共的心态，也不能不影响即将展开的王张会。


六、中共在内政方面的困难


最近大陆的评论家指出，心情很沉重。中国国内政治气氛就和铺天盖地、挥之不去的雾霾一样，令人窒息。 

首先，中共当局抓人，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当局在党内反腐整党，在党外以恐惧手段整治社会。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党外整治有三大打击运动，即打击网路谣言、打击宪政学者、打击公民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在这几方面，当局已经拘押和整治了他们认为的领头人，被拘押的有律师许志永、企业家薛蛮子和王功权，被整治的有学者张雪忠、夏业良等，被禁言被恐吓的有公知李伟东、荣剑、贺卫方等。 

中共当局在这三大严打运动中，大约有千人左右被拘或被捕。 

中共当局的严打运动和肆意抓人，在中国大陆引起普遍恐慌。公知、学者、企业家及其网民都在猜测，下一个会是谁？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这些猜测已经成了人们聚会的最常见话题。有人猜，下一轮打压可能会轮到五月散人、李开复等。一位著名学者说，等到抓到一千万人时，就会轮到他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说，抓了某某某，然后就会抓他。 

石扉客在微博微信上的最后帐号中叹道：“等后世写这段历史时，这应该是中国自有网有来，网民们最为恐惧的一段时光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和监狱只有一米资料线的距离。”其实不光是网民，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离监狱只有一米之遥。 

大家都知道薛蛮子被抓，嫖娼的罪行后面，他在网上的影响力才是真正的原因。许志永和王功权被抓，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只是一个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推动新公民运动。看来，习近平当局抓人，特别是抓和党的意志不同的人，可以任意编造任何理由，不必依法办事。 

几个月前，习近平还信誓旦旦地声言要依法治国，这真是讽刺！ 

其次，中国政治生态急遽恶化。和前两年相比，2013年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2011年时，左派和右派一齐高调批评胡锦涛击鼓传花不作为，现在回望，那时的思想界当真是在享受胡温十年执政期间前所未有之自由。 

2012年，薄熙来案突发，中共高层忙着分割薄突然倒台而腾出的权力份额，紧锣密鼓地凑集应对之策，颇有焦头烂额之状。那时的中国思想界、民间和海外媒体对中国大幅政治变动和即将上任的习李当局普遍抱有希望。未料，2013年新科皇帝上任，所有对中共新领导层的厚望，随着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档案和最近的严打运动，仅在几个月中就烟消云散了。 

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两年，一些公知被喝茶、被失踪是政治生态的家常便饭，但胡温执政初期，和民间还是有一段相对和谐的蜜月期。而习近平刚上台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对民间露出了张牙舞爪的面目。这几个月，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公开抓人，似乎也成了习式政治生态的家常便饭。 

中国大陆的学者和企业家们说，没想到绝望来的这么快。有些人本来对习近平执政走向还存有谨慎乐观，现在面对当局的三大严打运动全傻眼了。大家都在纳闷：习近平当局到底要干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这说明中共在内政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七、中共在外交方面的困难


在外交方面，中共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最新的事例，就是中共在厄秘日的联合压力下被迫取消了“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计划，并公开暗示不设南海识别区了。

大陆外交部虽未表明是否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但说“中方并未感受到来自东盟（东协）国家的空中安全威胁”。外国媒体对此解读为大陆暗示不会划设南海识别区的时候，大陆官媒却在2月3日对此解读予以转载、传播，等于是背书了。

路透社1日根据中国大陆外交部上述声明认为，大陆外交部暗示，没必要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虽然这是路透社1日的报导和猜测，但特殊的是，大陆官方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3日刊登了路透社上述报导与猜测，新华网和其他大陆媒体稍后也跟着转载上述报导。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月1日深夜透过外交部官网发表声明，就日本朝日新闻报导大陆正计画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指出，大陆完全有权根据自身面临的空中安全形势，采取包括划设防空识别区在内的任何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任何人都不能说三道四”。但洪磊也补充说，中方并未感受到来自东南亚国家协会国家的空中安全威胁；他还批评日本右翼势力近来再三炒作（大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纯粹是试图转移国际视线，以掩盖自身修宪扩军的图谋。

朝日新闻1月31日报导说，中共空军已经草拟方案，打算以西沙群岛为核心，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草案已经提供给军方高层讨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发言人相继对上述报导表态，反对大陆采取单方面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

大陆单方面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要求进入识别区的航空器都要事先向大陆通报后，外界都担心大陆会在另一同样有主权纠纷的南海划设识别区，再次激起区域军事紧张。总统马英九和外交部已数次重申，钓鱼台和南海诸岛都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希望各方透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共同开发。

显然，中共在亚洲近邻的外交方面，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相形之下，台湾却是好整以暇，从容有余。


八、对台湾比较的有利条件


根据上述诸多分析可以看出，王张会是在一个对台湾比较有利的时候进行的。

这个有利不仅体现在两岸关系的本身上，还体现在各自的内政和外交方面，那就是大陆现在处处被动，相形之下台湾显得好整以暇，从容有余——所以台湾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对大陆多多施加正面的影响力，争取到对双方来说最好的结果。


（2014年2月5日）



【第三节 反腐还是政治权谋】

【中共新一波整风运动的虚与实】


中共反腐是有，但同时也是政治权谋。中共新一波整风运动之虚，就是整肃吏治；中共新一波整风运动之之实，就是巩固习近平阵脚。


一、中共反腐之由来


中共现行之“反腐”，是指2012年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高层惩治打击政治腐败的决心，一批违法违纪官员相继被查办，而由微博等网络平台掀起的反腐风暴成为了社会新亮点，部分官员因网络曝光其违法违纪行为而落马。网络反腐促成了多地官员房叔紧急售房子现象。

回顾2013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发表讲话，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表露反腐决心。17日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说警示官员，并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此前11月9日，俞正声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称要树立平等观、反对特权，“我们的领导人一定要把职务的行为和非职务的行为分开。”）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专家座谈会，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卸任天津市委书记时，在天津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称：“今后，如果有人打着我的亲属、朋友或身边工作人员的旗号来办事，无论是真是假，还是三句话：一不要接待，二不要给情面，三决不允许给办事。”


二、公民压力是先决条件


习近平反腐，靠的不是历史自觉，而是因为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在他声称“自身硬”之前一年左右，2012年12月，一千多名律师、学者等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二百零五名中央委员自上而下公布财产，该信件被转交给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希望能在2013年人大会议上表决。此事件让中共极为尴尬，无异被置于舆论的被告席之上。

2013年4月，北京市四个公民袁冬、侯欣、张宝成和马新立采取切实行动，在北京西单文化广场拉横幅，要求官员公示个人财产。恼羞成怒的中共高策下令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集会”予以刑事拘留。

公众舆论也纷纷对此发表言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就说：网络反腐提高了腐败被发现的概率，这是网络反腐目前发挥的最主要功能。“动用法律惩治不实的网络爆料还是要慎重”，建议完善网络反腐基本建设平台。

新华网则阴阳怪气，刊出《网络反腐也需要制度做“靠山”》一文，指出网络反腐制度有待完善，如果只靠热情的网民、知道内幕的网民激情反腐，而没有制度来保障，即使喊破了嗓子，依然效果不佳。

新加坡《联合早报》：虽然微博爆料的内容有时难免带有偏激甚至戏剧性的夸张成分，但多名观察人士受访时指出，中国社会的互联网舆论环境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微博和网络平台已成为中国公众监督政府职能的政治参与工具，相信可为中国反腐倡廉带来正能量。


三、习近平家族巨额财产


习近平反腐，还有一个更为要命的杠杆，使得他不得不为，那就是对习近平家族贪腐案件的指证。

习近平大姊齐桥桥（随母姓），与大姊夫邓家贵为加拿大籍华人，是北京中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二姊齐安安（随母姓），与二姊夫吴龙长居澳洲墨尔本，为澳洲永久居民；亦是深圳大唐移动通信的实际拥有人，女儿吴雅凝（奥地利国籍，又名吴晓）和女婿Daniel Foa（英国人，中文名福大牛）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慈善基金会工作，哈德森清洁能源投资基金中国区副主席，51give.org网站老板。同母弟习远平，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并持有澳洲永久居民签证，是现任国际节能环保协会会长。

习近平现任妻子彭丽媛，中国女高音歌唱、歌剧表演艺术，现任总政歌舞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底经人介绍与习近平相识，1987年9月1日两人在厦门结婚，育有一女习明泽。习近平在福建省工作十七年间，彭丽媛的知名度比丈夫更高。

习近平独生女习明泽，生于1992年6月27日。中学时就读于杭州外国语学校；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往四川绵竹的汉旺东汽小学，参与抢救伤者、心理辅导的慈善义工。2009年8月，习明泽进入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同声传译专业。2010年，有报道称习明泽已经移民美国并在美国哈佛大学谂书。另据BBC在2013年6月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试图让女儿回国读大学，但女儿拒绝了。报载男朋友为中国首富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的独生子梁冶中。据英国每日邮报、美国华盛顿邮报、香港苹果日报等英美港台多家媒体报道，二十二岁的习明泽，2014年3月21日回国参加了习家接待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的晚宴,新闻亦证实习明泽仍留在哈佛大学读书。报道指，习明泽从这学期开始离开学校宿舍，转到East Cambrdige区用假名租了一间住所，保安十分严密。根据资料，今年应该是习明泽在哈佛本科的最后一年。两年前，英国每日邮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详细报道了习明泽在美国哈佛的留学生活：中国官方派员七天二十四小时严密保护。

2012年6月底，美国纽约彭博社刊文披露习近平家族至少3.7亿美元的投资，拥有价值17.3亿美元的稀土公司18%的间接持股，还有2020万美元的上市科技公司控股、在香港拥有逾5000万港元房产等巨额财富。报道还指出，这些资产都无法直接追踪到习近平、彭丽媛或他们的女儿习明泽身上，引起各方关注。报道称“在习近平在党内逐步攀升时候，他的亲属们将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巨额财富并不能追踪到习近平、彭丽媛、习明泽，主要由他的姐姐齐桥桥一家和妹夫吴龙以及习远平所有。然而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认为习近平的地位仍是他们能够取得巨额财富的重要原因：“如果你是中国某个要人的手足，人家会认为你可能是潜在的权力代理人，拼命巴结你，希望与权贵搭上关系。”彭博社的这篇报道让彭博财经网站在中国被屏蔽。可见中共当局对此相当紧张。

对于这篇报道，中共设在美国但由北京编辑新闻内容的“多维新闻网”特别指出：这些资产跟习近平本人没有关系，在习近平进入中共中央之前已被持有，有一些是1990年代的投资，同时指出习近平曾亲自出面，阻止国有企业同其妹夫吴龙的一项合同。

中共设在美国但由北京编辑新闻内容的明镜网发文指彭博社对习近平家族几项资产的关键历史渊源和经过并不了解，所披露的习家族财富数据不完整、不完全、不准确，也没有反映出习家负债的情况，因此不可靠的。《纽约时报》引用消息人士称，尽管习近平的威信很高，但中共内也有一部分反对他的人，希望能利用这类报道阻止其顺利接班，但恐为时已晚。


四、习近平力图巩固阵脚


习近平反腐，另有一个动机，那就是习近平力图自己的巩固阵脚。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去问李光耀：一代总理对中国、美国和全世界的深思》一书评价习近平：“习近平很内敛。不是说他不会跟你交谈，而是说他喜怒不形于色。不论你是否说了什么话惹恼他，他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比胡锦涛坚强。胡锦涛登上大位，没有经历过习近平那样的考验和磨难。”这个“钢铁般的意志”等于是把习近平形容为斯大林（愿意为钢铁）了。令人怀疑李光耀是否也被收买了？

这个怀疑是因为，习近平善于幕后活动。

从香港移居挪威的作家钟祖康在香港的“主场新闻”网站撰文指出，经过他详细审视覆阅之后发现，习的博士论文可能是其下属福建官员宁德市人大副主任刘慧宇代写。《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驻远东记者迈克尔•谢里丹的报道称，一份最近曝光的内部文件让人质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履历表上2002年获得的法学博士学位究竟是否货真价实，该记者并且认为习并未读完中学，而且其清华大学学历也是靠关系获得的，因此质疑其是否真正拥有学术能力。

因为其手下宣传团队大肆炒作其亲自打出租和亲自吃包子等个人秀事件，宣传痕迹太过明显，被《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的作者余杰在苹果日报上刊文称为新影帝。其当政一年，对互联网和新闻媒体进行了多次严打，特别以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九号文件和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中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为甚，全国抓了近万网民和记者，风声鹤唳，道路以目。

“六四”屠杀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贪污腐化十分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反腐查办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像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其实都是政治原因， 真正的腐败根本没有涉及。那最腐败的案件涉及到谁呢？其实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家属。现在最明显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周永康，一个是温家宝。有关涉及到这两个人的贪腐材料，西方媒体，甚至中国的媒体都披露了很多。周永康家族的问题很严重，温家宝家族的也不轻。此外，还有令计划。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反腐最终是不是要调查周永康、温家宝和令计划是最重要的三板斧，反腐只抓一个省委书记，抓一个政治局委员，大家都认为那只是小打小闹。

虽然有外电报道温家宝家族拥有巨额资产，但外电也披露了习近平家族的巨额资产。温家和习家发财致富无外乎都是借所谓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由计划转向市场的关口，权钱交易达到；如果追究温家宝家族的财产来历问题，朱镕基家族是否要追究？陈云家族是否要追究？邓小平家族追究不追究？因为现在看看，中改革开放以来，不管哪位政治局常委的家族都不是穷人；如果要追究温家宝家族的贪腐问题，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在中共内部发生。

这种局面对于力图建立“钢铁般的意志”的独裁的习近平，真是左右为难。因此他大力收买各种人物，来为自己涂脂抹粉。

从习近平的处境看，中共反腐同时也是政治权谋，中共新一波整风运动之实，就是巩固习近平阵脚。


五、中共政权风雨飘摇


不管习近平等共干是怎么想的，反腐还在继续，速度不断加快。海南副省长冀文林被查，成为马年首个落马省部级官员。仅十四小时内，陕西政协副主席祝作利（副部级）被查，如今又开查山西副书记。2013年中国的反腐工作无论涉及人数、层次都前所未有，中共自吹其力度可谓“史上最强”。

不过舆论也指出，这是“中央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以持续的反腐与改革，为2014开年。”也就是说，中共的“反腐”其实还是政治权谋，中共新一波的整风运动，主要是为了塑造习近平的个人形象，扩大其掌控局势的能量。

亦有部分国际评论担忧中共的反腐，其实质只是政治斗争，例如英国广播公司“How real is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BBC. 2013-9-4，英文），以及洛杉矶时报“Former China security chief Zhou Yongkang reportedly probed for graft.”（2013-12-16 英文）

应该说，这些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

中共的威权时代已经结束，虽然习近平力图通过“反腐”掌控局势，但其实已经举步维艰。

现在中共的威信日益低落，以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竟然敢于公开反对中共自肥的理论，含沙射影地指斥“宋代公务员工资最高却最腐败”。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时，听到这番话却不得不陪着笑脸，自称“知音”。

作家二月河用十六个字“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评价当前的反腐力度。表面上在赞扬习近平是“蛟龙”，其实在讥笑“蛟龙”习近平和贪官污吏的“鱼鳖”，都是一丘之貉。“蛟龙愤怒、鱼鳖惊慌”，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换汤不换药罢了。但同时显示了中共政权的风雨飘摇。

作家二月河说，有人主张高薪养廉，我不同意，从历史角度看，历史上工资最高的时候是宋朝，“公务员工资”是汉代的六倍、清代的十倍（真不知这个小说家是怎么换算出来的），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王岐山则很认真地听取二月河的发言，还不时点头予以附和。

二月河说：“《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这种信心。我写的书里有关雍正的反腐内容，对历史的反腐有一些认识，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变成教科书，比如古代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海南的海瑞，开封的包公，还有我们现代的共产党员的好干部焦裕禄书记。”说来说去，这个共党作家还是毫无现代法治观念，一肚子皇权清官思想。

听完了二月河的发言，王岐山说：“二月河的意思我听懂了，因为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他写的‘帝王系列’我认真看了。看了他的书，就能读懂他。知音是什么，知音是通过听音乐就能听懂作曲人想要表达什么。”他表示，现在中央下决心，要一年一年地坚持，将反腐倡廉工作一抓到底。

王岐山对在场的代表们说：“我关注着中州大地。河南人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河南人有深刻的文化底蕴和潜质，就应该有属于河南人的自信。”这是因为，大陆人普遍认为，河南人性喜欺诈，因此普遍鄙视河南人。王岐山还说：“郑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但论饭做得好吃，还是开封，那毕竟曾是宋都啊。”一副贪馋共干的样子跃然纸上。


六、王岐山的“反腐战争”


早在2013年12月，话说王岐山在湖北武汉“调研”，专程祭拜了中央纪委的前身，并发出“反腐”宣言之后，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应声落马，成为中共十八大后第十五个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去年，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刚刚倒台之际，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在铁杆心腹周本顺、李东生、吴永文前去宜昌视察，当时陪同的就有郭有明。

而王岐山为了配合习近平，也被迫几乎谢绝一切应酬，被一些老朋友认为摆官架子、不近人情等等。王岐山依靠姚依林的女儿姚明珊获得上位的机会，曾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混职，交游甚广，商界学界亦多故人。往日王岐山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但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都不敢前往。甚至中秋节朋友们送来的月饼都坚决不收，他的老婆姚明珊也将朋友夫人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

报导说，时日一长，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认为官大了不好相处就成了难题。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宁愿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王岐山夫妇几乎都不喝酒。这样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对于中共官员“无官不贪”的状况，公费大吃大喝不算什么，王岐山此举可谓不同。纪检是王此前工作经历中没有涉及过的领域，王岐山的思路不落窠臼，“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场的思维来……中国的官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岗位上应该说什么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官场其实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费脑子的”。

王岐山在中共内部被称为“救火队长”，凡是棘手的问题他都被派去做“先锋”。今年十八大上，熟识经济的王岐山出乎意料的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反腐”为习李“改革”开道。今年两会，王岐山再次响应习近平，升级中共的“反腐斗争”，发出“打持久战和歼灭战”，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新华网跟着评论：战争要死人的！ 

《经济学人》曾报导，从陆续倒台的地方干部看出，更大的腐败来自高层领导人，纵使打了老虎，高层领导人的替换更是存有潜在的不稳定后果（如薄熙来事件）。但值得庆幸的是，王岐山本身没有孩子，因此没有后顾之忧。这被称为“王岐山的反腐优势”，也许也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敢于充当这样的打手角色。

相比于王岐山，中共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就没有这么幸运。令本身是薄熙来案的操刀手之一，也因此而早就遭到江派的极端仇恨。2012年3月，令计划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儿子令谷“意外”死于车祸。北京高层消息人士称，“法拉利事件”实质是“令计划的儿子遭到政治谋杀，曾庆红、周永康藉此施放恐怖，威胁高层其他人对薄熙来案收手”。

而且王岐山在七常委内部表态自己不怕牵连，认为自己过去从政经历中无把柄在他人之手。但王岐山执掌反腐，威胁到其他常委“安全”。人望颇低的江派背景常委张德江、张高丽因地方任职被一些突发个案所牵涉，已退休常委的政治安全也成了大问题。

 

七、王岐山何以大权在握


王岐山能够大权在握、生杀予夺，据说还因为他与习近平曾盖一床被子，迹几断袖之谊。

自中共十八大后，王岐山出任中共中纪委书记，与习近平、李克强形成一个强势的权力联盟，先后有几十位省部级高官被调查，而且几乎都是江派人马。三中全会后，中纪委权力更是进一步增强，在无官不贪的中国官场王岐山实质掌控了中共官员的命符。有消息称，王岐山在陕西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就跟习近平关系不一般，习曾在王处借宿时被王“顺”走一本“外国经济书”，之后王岐山成为轰动一时的京城经济四小旦。

王岐山是出名爱看书之人，尤其爱看历史和西方经济学。六七十年代，习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陕西下乡插队当知青，一次习近平从北京返回延川时，因路途遥远就先到王岐山处借宿一夜，两人合盖一床被子，随身携带的一本外国经济学书籍被王扣了下来。

王岐山下乡分配到冯庄公社康坪村，在劳动之余，就拿个石板当桌子看理化数学。而从习近平那扣下来的外国经济学书，曾引起村民的特别关注。村里曾有人议论：哎呀他看的是什么书？外国的书，是不是“有问题”的书？

1979年底，考不上学校的王岐山通过上层的私人关系，得以作为实习研究员，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工作。

王岐山出任北京市长时，公开表示讨厌听别人讲套话，称“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

此外，王岐山还曾向下属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书。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在主持召开反腐座谈会时，向与会的八位学者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十九世纪撰写的，是在探讨1789年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托克维尔提出，路易十六的统治要比路易十四宽松得多，人们也觉得自由得多，甚至那个时期是法国最繁荣时期，并已开始改革，可是偏偏爆发了大革命。

有消息称，有接近高层圈内的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对法国大革命现象的最大感慨是“当旧制度的某些部份已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份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其实王岐山不懂历史，法国革命之所以发生，主要是与英国的对外战争失败所致，中共只要不对外扩张，不必过于惊慌。

引起王岐山恐惧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中共三中全会推出了“有目标、无步骤”的改革方案，中共为保政权不得不向民众作出让步的姿态，但是专制的本质并没有变化，现在民众并不满足这些改革措施，而是要求中共下台。目前中共进退两难，前后都是死局，这已成为中共政权无法摆脱的宿命。

从王岐山的所思所惧，也可以看出：中共反腐是有，中共新一波整风运动之虚，就是整肃吏治。


（2014年3月27日）



【第四节 习近平是中国的安德罗波夫？】


“习近平是中国的安德罗波夫还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类似的话题在国际媒体上已经延烧了一年有余了。


一、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中国启示


前几年从中国大陆出逃美国的女评论家何清涟，2013年2月7日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双周刊》上发表文章《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中国启示》指出，中南海似乎一直生活在苏联崩溃的魔咒之下，动辄就是要警惕中共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但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的诸般举措却总让人想起戈氏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只是安德罗波夫受天命之限，只有十五个月时间实施他的改革，因此历史没法证明他的改革是否会成功。习近平年富力强，有足够的时间实践他的政治抱负，时间将会证明他的政治理想是对还是错。

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处于半停滞状态，依靠出口能源、原材料与外国投资维持运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濒临崩溃；对东欧的控制已力不从心，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在科学技术上已降为二等强国。更严重的是，苏共越来越脱离群众。一位到过苏联的外国记者这样形容当时的苏联政治文化：“领导装模作样地相信马列，群众装模作样地拥护领导。”

习近平从前任手里接过的江山更为糟糕：“世界工厂”将成明日黄花；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矿产甚至粮食进口国；国内经济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发展房地产运行，前任为其留下了巨额债务及高居世界第一的货币发行量，经济严重泡沫化；生态环境濒临崩溃，食品安全十分堪忧；与邻国摩擦不断，在国际社会日显孤立；以“市场换技术”三十年，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侵犯知识产权之国。胡锦涛统治第一任期，中国人还玩“扮傻游戏”，假装拥护共产党，到习近平接掌时，微博已成为网民讽刺、批评中共政府的主要场所。每年群体性事件逾二十万起，维稳成了中共政府日常工作及第一要务。

安德罗波夫还算明白，在其主持的首次中央全会上承认，苏联统治集团高高在上，对自己所领导的社会一无所知，在内部讲话中甚至承认：“苏联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世界帝国主义，而是来自人民的困苦贫穷。”

习近平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大不相同。这可能是他接手政权之前，中共内部正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内部斗争，因此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两个半月以来，巡遍各军种，借此向世界表达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则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应对，唯一承认的问题是腐败，认为“纵容腐败必然亡党亡国”。

安氏改革与习氏新政之比较，安德罗波夫主要从事了三项“改革”：

一是雷厉风行地反腐肃贪，矛头直指官僚阶层。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九十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一百五十个州级领导人中，四十七名被撤职。安德罗波夫甚至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以及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以往关押“阶级敌人”的政治监狱，首次塞满了腐败官僚，极大地缓和了人民的愤怒情绪。因此，安德罗波夫被人民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的铁腕人物，同时也是“明君英主”.

二是大张旗鼓整顿劳动纪律，方法是禁止职工上班时酗酒并上街闲逛购物看电影。对这段历史，因为与中国无可比性，就不多谈了，有兴趣的可去看俄罗斯新电影《天神的忌妒》，这部电影对这段历史有详尽描绘。

三是尝试经济体制改革。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弊端尽显：劳动者的积极性难以调动、物质普遍短缺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安德罗波夫采取了三项措施以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1、推行农业集体和家庭承包制，鼓励多收获者多得；2、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广承包作业队；3、扩大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自主权，努力改善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这些改革取得了效果，1983年苏联工业产值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农业产值增长了5%,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3.5%;职工报酬有较明显增长；商店货架上不再空空如也。

安氏的经济改革已经被邓小平做过了，其余两项习近平倒也算是做了。一，习主张反腐，也表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但他面临的腐败早就不是安氏时期的苏联式腐败，即享受特供、多吃多拿之类；中国红色家族与贪官早就利用改革化公为私，积攒的财富动辄几十亿美元，有不少被存放至外国银行。到目前为止被抓的官员最高级别是副省级官员，以及一些劣迹斑斑的低层官员。二，习想刹住官场奢糜风，比如高官出行时禁铺红地毯，让中央颁布“八项规定”、“六项禁令”,遏制公款吃请之风。格力集团党委书记周少强因一顿喝12瓶洋酒被停职，算是撞在枪口上了。但据说有些宴请悄悄转到了内部餐厅，这些内部餐厅装修之精、标准之高堪比五星级饭店；还有的照常请客，只是要求酒楼对外不公布宴请单位名单。

经济方面，当拉动经济增长二十余年的“三驾马车”齐齐死火之后，新政府领导能够提出的经济发展思路竟然只有“新城镇化”一途，本质上仍然延续以往二十余年以房地产为龙头带动经济发展的老路。在房地产泡沫过大、几乎全由炒房囤房者为主要购买者的情况下，再走这条发展道路，实有点饮鸩止渴。

而两者的相同之处则是“警察治国”：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以来，仍然沿袭苏联一以贯之的“警察治国”的方针。这也是其职业习性使然。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来，在他长达十五年的领导下，克格勃茁壮成长，由惩罚机关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关，成了苏联的形象代言人。在他领导期间，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无须出示证据和法庭审判，想把人关多久就可以关多久，理由很简单：此人患了“改革社会妄想症”，或“道德说教癖”，或“对自己估计过高”。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安氏信奉“擒贼先擒王”，认为与其大规模搜捕、判刑、驱逐出境，倒不如将几个“首恶”严厉惩办，比如以暗杀、收买、驱逐、治成精神病等各种方式处理，余者自会不击而溃。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期间的“警察革命”，是把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对底层百姓，他也从未放松过管制。这种秘密警察统治，有如一座无形的高墙压在苏联人民的心灵上，并远比那座安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沉重。人们对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严、生的权利全被这堵高墙的阴影所笼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直到19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以公开性为特征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把这座高墙撞开了一个缺口。

只要不健忘，中国人应该记得，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曾发表一篇文章“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一亿，重症人数逾一千六百万”，显示了将正常人当作精神病收治的倾向。此前，以“六张网”为特征的“奥运安保模式”已成为中国各地举办大型活动时必然效法的安保模式。

戈尔巴乔夫正是看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改革的局限性及警察统治的严重后果，才倡导了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为苏联带来新生契机。

习近平接掌的中国，无论是国内政治关系、社会条件，还是人口及资源生态状况，均远不如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的苏联，而他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却又无法超越安德罗波夫。以中国现在的各种条件而论，且不论习近平本人是否有做“戈尔巴乔夫”的愿望，此时此境，只怕是想做也做不成了。


二、一位中国可以效仿的苏联领导人


2013年4月26日，“译言网”一篇翻译自“外交官杂志”（译者：fred-wu）的文章指出：“一位中国可以效仿的苏联领导人……并且，不是戈尔巴乔夫”。该文指出，安德罗波夫的模式似乎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不久，他们将会意识到那是一条无果之路。

自从习近平被选定作为中国的新领导人后四个半月以来，习近平先生一直几乎不间断地谈论恢复国家的经济改革。虽然他的品牌活动通常被认为是成功的，并且习近平似乎享受着一段和中国的民众的蜜月期，关于他的改革的含义还有许多未知之处。特别是，习近平的改革议程是否包括急需的政治改革（真正的民主化改革，不只是政府的装装样子）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

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习近平本人在公开场合也很少说明他的改革的实质。然而，据报道，2013年1月他在广东一个地方官员的会议上所说的话，表明他并不考虑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做一个完全彻底的整体性改变。根据泄露的笔记，习近平在对这些官员讲话中回顾了苏联的解体。应该是习近平详细阐述的长达二十年的旧历史主题事实上本身很有启发性。一个合理的猜测是，他可能会考虑着前苏联的领导人面临着的同样的挑战。但是他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的说法更透露出他的真实想法，如果不是令人不安的话。习近平警告他的听众们说，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奉，是苏联政权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因此，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在整个苏联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会站出来捍卫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大厦。

当然，人们能从这些所谓的评论中读懂很多东西。由于不知道传出的言论的特定的语境，从对习近平公平而言，他的消息存在切实的被扭曲的风险。然而，如果这些话是真实的，它们将会给那些期望习近平能重新平衡中国的改革策略，引入政治改革来约束执政党和官僚机构的权力的人带来困扰。

对于其他表明中国的新领导层即使不反对政治改革，也将会是非常谨慎的迹象，我们没大困难即可以看出来。排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第四位的俞正声，在3月中旬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一个仪式的咨询机构）主席，在他的当选后的感言中宣布中国“永远不会抄袭西方的模式”，有效地消除了对新领导团队政治方向的任何怀疑。

对香港人更加开放的政治大门也被封闭了。按照安排，香港将于2017年通过直接和有竞争的选举选出其特首，但是中国一位高级官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的主席乔小杨先生，将这种希望破灭了，他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说，北京在是否任命这样一个领导人上有最终决定权，即使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然而，通过这样的零碎的线索，看来中国新领导层了解的政治思维是晚期苏联政权的经验。尤其是，三个不同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显然对中南海的新主人的思想形成了重负。在经历了经济快速的增长和政治停滞的十年后，中国的新领导人显然没有心情去尝试另一个版本的勃列日涅夫模式，其实质是假装进行管理控制而实际上什么都不做。然而，意识到在一个僵化的政治体制中引进民主的巨大风险，他们更加痛恨激进的戈尔巴乔夫模式。

剩下的就是作为唯一可行的选择的安德罗波夫模式。尤里•安德罗波夫先生，克格勃首脑，在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死后成为苏共总书记。他立刻发起了一场反对腐败的运动，并且开始提拔具有改革头脑的年轻官员，其中之一是戈尔巴乔夫。不幸的是，安德罗波夫先生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在十五个月内死亡。因为他的过早死亡（他当时只有七十岁），没有人确切知道安德罗波夫先生是否能够通过一场改革运动，充分利用旧政权的内在力量，并且避开戈尔巴乔夫后来采取的致命的政治赌博以挽救苏联。

在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中，辩论历史的“反设事实”是徒劳无益的。对分析来说，重要的是安德罗波夫模式——从内部净化执政党——是否对中国有用。

不幸的是，无论苏联经验和当代中国的实践将表明，安德罗波夫模式是注定的一厢情愿的想法。熟悉苏联后期历史的人肯定会记住，戈尔巴乔夫没有以一个激进的改革者开始他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任期。在他的前两年，他追随着一条本质上是安德罗波夫模式的道路，并且回避民主改革。直到他意识到，共产党不可能从内部进行改革，他坚定地推出了公开性和拥抱民主改革。

当然，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的经济社会条件有极大的不同。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一个一党制后极权主义。归结为减少国家的权力和允许市场力量蓬勃发展的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限制政治精英的权力和特权。一位改革派领导人可能会尝试用道德劝说，敦促他的同僚们为了党的利益思考长远，作出短期的牺牲。对于一个充满愤世嫉俗者、投机分子、寻租者的执政党，这种吸引力是不可能起作用的。同样的领导人也可能使用党自身的秘密警察（苏联的克格勃或者中国共产党可怕的反腐机构），迫使其官员们保持一致。这种方法是极其昂贵的（因为它需要一支庞大的秘密特工和贪腐克星的大军来监视超过八千六百万共产党成员），而且最终会无效（谁来监督监督者？）。

然而，目前安德罗波夫模式似乎是一种对中国的新领导人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在政治停滞和政权自杀之间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问题是，在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条无果之路之前，时日不会很长。


三、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2013年6月20日，美国博讯新闻网发表了“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谢选骏）一文，指出2013年，北京时间6月18日，报载“习近平亲自上阵，中共清党整风大幕开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京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七常委再次共同亮相。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出席主会场会议，出席人员级别之高近期罕见。

习近平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盘石”，并言辞激烈地表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并称“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措辞之严厉也让舆论震惊。对党内“整风”推进最让中国民众记忆深刻的是曾在延安进行“整风”树立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以及经历过1980年代自由化思潮、“六四”运动的邓小平，而此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罕有触及“整风”，甚至有所避讳。如今，多年之后的习近平如此大张旗鼓搞党内整风肃清，足见其欲建“毛邓习”政治传承的自信。

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还有人问到：“变革时代，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那么一定会被人认为“这个问题好蠢”。日益左倾的习近平，怎么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确实，习近平不可能自觉地成为戈尔巴乔夫，但是习近平却可能被迫地成为戈尔巴乔夫。

此话怎讲？

因为我们知道，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是民主派，戈尔巴乔一开始也是主张强化控制的，只是后来他的治理整顿受到全民的抵制，没有办法了，才被迫从民主改革中寻求突破口的。

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不在于习近平本人，而在于中国的公众是否愿意配合他的强化控制措施。

政治斗争不是“良心之间的博弈”，而是“实力之间的博弈”：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愿意改革，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有良心”，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无实力”——例如，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可能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混日子了，尽管他上台之初并不想推行民主改革，而想强化劳动纪律，但后来发现苏联的社会弊端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按照既定方针有效地治理整顿，于是才被迫走上了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

对此，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无怨无悔的，他现在还活着，大家看看他现在想法，就知道他后悔苏联的完蛋，就知道他当初的民主改革并不打算瓦解苏联，也不是出于良心的悔悟，而是出于强化管理的考虑。

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戈尔巴乔夫起初强化管理的老路，如果全国人民不再配合他，他就只有被迫走上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了。

具体分析一下，习近平之所以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习近平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良心，而是因为他没有邓小平、毛泽东那样的实力，所以他要真正和毛邓比肩，就只有推行民主改革，才能在毛的“建国”、邓的“经改”之上，树立“政改”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胡耀邦、赵紫阳的良心，也主要是在他们失势之后体现出来的，即使邓小平、毛泽东在他们失势的时候，也都体现过一定的良心——这种良心是人类的本能，只要没有被权力和金钱腐蚀的时候，任何人多少都会有一点的。

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政治良心，其实也是为中共的继续专政，寻求合法性与最佳方案，所以他们到死都没有脱离共产党，到死都没有回归中国民族。

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相同：

1、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太子党、高干亲戚；习近平通过父亲得到升迁、戈尔巴乔夫通过妻子赖莎的叔叔葛罗米柯得到升迁；

2、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在政权年满六十岁的时候继任的，习近平是在毛泽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是在斯大林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

上述两点决定了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具有类似的内政压力；而且，由于中国现在也是“世界老二”了，代替了1980年代苏联“世界老二”地位，因此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也具有类似的外交压力。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无论他表现得左还有表现得右，那都是他身不由己的，那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他自己的权力；这一点和二十多年前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什么不同。至于说到“民主思想”，现在的习近平也只会比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更多而不会更少，习近平毕竟在美国待过。所以，习近平究竟能否成为“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完全在于中国的公众对他的作为如何反应。

如果中国公众屈服于习近平强化纪律的高压措施，那么即使在美国待过的习近平也会放弃民主改革；如果中国公众像1980年代的苏联公众那样拒绝戈尔巴乔夫的高压措施那样拒绝习近平的高压措施，那么习近平就将作为“中国的民主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中国。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习近平都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四、习近平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2013年8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中共对此甚为重视，立即在8月20日在“求是理论网”上翻译并予以转载。该文立意不同于谢文，但承认围绕着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位“戈尔巴乔夫”的话题，西方媒体上近来爆发了一场热烈争论。美国著名政经、外交类期刊《大西洋月刊》上周评论称，西方的“中国戈尔巴乔夫”情结由来已久，但从江泽民到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对苏联式的政治改革并不感兴趣。文章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早已远超戈尔巴乔夫，相比于俄罗斯的悲惨现状，中国自己的改革方式是非常明智的。

中共故意省略掉“博讯新闻网”上发表的谢文，而称这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大讨论首先由英国《卫报》挑起。其实到了8月10日，英国资深记者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才在《卫报》姗姗来迟地上发表文章称，他在2012年底的中国之旅中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回到了“1988年的苏联”。文章称，北京“798”里年轻人对政治讲话的漠视，以及前总理朱镕基满头灰发的“衰弱”形象，都让他感到中国正“处于激进变革的边缘”。

颇有人气的上海英文网站“上海人”（Shanghaiist）立即反驳了《卫报》的文章，称之为“本年度最幼稚的中国评论”。该网站11日的评论指出，那些异见分子，尤其是有国外背景的人，一直都在热情洋溢地谈论中国的“全盘改变”，然而这些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话语从未变成现实。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14日也加入了这场讨论，指出辛普森只是最近一个患上“中国戈尔巴乔夫妄想症”的西方人。文章称，这种以政客、政治学者和记者为易感人群的传染病，在1990年代以来的每一次中国领导人更迭之时都会爆发一次，把中国描述成将随苏联倒下的下一块多米诺骨牌。

《大西洋月刊》指出，这种论调的问题就在于，尽管外界议论纷纷，但从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习近平本人对政治改革抱有兴趣。习近平高调地打击腐败无疑是在安抚民愤，而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谨遵党的路线。在7月份一次关于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到要让中国的年轻人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导。

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戈尔巴乔夫。不过在此后的日子里，中国人一直把戈尔巴乔夫看做一个灾难。

那么西方这种“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情结”从何而来呢？文章认为，那是由于中西之间对苏联解体的认识存在根本性的鸿沟。对欧美而言，戈尔巴乔夫是英雄，他的改革终结了一个“邪恶帝国”，为俄罗斯引入了短暂的民主时期。但在中国人看来，戈尔巴乔夫是灾难，是警世的悲剧。在对苏联解体进行了详尽的检视后，中国认定戈尔巴乔夫是最终的诱因。中国当然意识到了制度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但戈尔巴乔夫是诱发苏联崩溃的催化剂。

西方人容易忽视的是，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其深度和广度早已远远超越戈尔巴乔夫所提议的改革内容，西方对选票的痴迷掩盖了中国改革的事实。但这样的深刻变革一直保持在经济领域——考虑到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悲惨命运，中国这样的改革策略无疑是明智的。

“《大西洋月刊》：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其实说的是中共自己的担心，因为无论如何，中共中的任何派别，都不希望习近平是自己的末日政权。


五、习近平是中国的“假戈尔巴乔夫”


在中国大量投资的德国媒体也不甘寂寞，加入了“习近平是中国的‘假戈尔巴乔夫’”的大合唱。

2013年9月21日，“德国之声”发表评论说，曾在中国内外被视为政改希望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三警告不要重蹈前苏联垮台的命运，背景何在？德语媒体认为，习近平对前苏联崩溃根本原因的分析不仅一厢情愿，而且片面，这可能是理解他目前言行的一把钥匙。

表面看，戈尔巴乔夫“公开”和“改革”口号是导致苏联垮台的直接原因。其实，当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1986年提出这一口号时，前苏联在制度上早已病入膏肓，难以为继，这是它一朝倾覆的深层原因。9月20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以“假戈尔巴乔夫”为题刊文指出，前苏联的垮台一直是同样以马列为圭臬的中国领导人的心病。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也不例外，他对前苏联垮台原因的分析表明，他不可能成为许多人曾希望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本人将中国的一党专制有可能象前苏联那样终结的可怕幽灵带入了讨论。去年年底，他在上任后不久发表的一次从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中，警告遭遇苏联同志们的命运，呼吁中共保持团结和战斗力。他对听众们强调，莫斯科的党员朋友们未能象真正的男子汉一样站出来阻止制度崩溃。他说，他不愿作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被写入史册。

这一在晚些时候经由非官方渠道传播开来的讲话埋葬了众多西方观察家的一个一厢情愿的幻想。在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前数星期，有关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曾成为中国国内外讨论的中心议题。中国的一些评论员们也判断说，胡、温时代是停滞和错失改革良机的十年。对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未来新领导层则寄予了政治开放的期待。仅靠经济改革无法推动中国继续前进。习近平被视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习近平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政治改革目前根本谈不上，但也不是保持现状和停滞。习关心的是，如何更新和强固现行制度。在中国，已经很久没有象现在这么如此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了。

有人说，习之强调毛主义基本信条与被罢黜的前官员薄熙来在重庆时所做的毫无二致，只不过，薄是以采用操控手法的民粹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习并不号召群众齐聚体育场，强迫他们大规模集会，而是要从上“纯洁”党的队伍。……

习做出了再度意识形态化的决定。然而，他并不能因此对社会和政治现实视而不见。只是，对“红色价值”的重温也是一种政治风险。

亚洲劳工市场继续拥有强大吸引力。许多德国青年有意前往中国就业。《商报》以“跃入凉水”为题发表一篇报道指出，有关中国，依然存有不少误解：随着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相关的培训机会也日渐增加，年轻的德国人可以通过它们为同中国人合作做准备，得到有关中国的国情和民情的介绍，提高对外国人在其中极易丢脸的那个远东文化的敏感度。文化间的误解依然巨大。普通的德国人知道什么是宫保鸡丁，但知道错综复杂的关系规则的人就不多了，而若没有这样的关系网，中国的日常经济生活便不可思议。对欧洲人来说，许多中国的风俗习惯犹如毛时代千人一面、身着制服的大众一样，让人难以理解。


六、“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之伪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虽然是主流的“国际舆论”，但却遭到中国大陆人士的批判。

2014年2月4日，设在加拿大的“天下论坛”发表文章称：“习近平必然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文章指出，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的地位至今还是是非难分。对西方和追求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戈尔巴乔夫是英雄，他的明智和勇气把这个与西方抗衡了七十年的红色帝国在短短的几年里就送进了博物馆。但对继续崇尚集权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苏联的崩溃是一个历史错误。戈尔巴乔夫本人要负主要的责任。习近平在谈到苏联的崩溃和戈尔巴乔夫时感叹，“竟然没一个男儿！”来拯救这个崩塌的大厦。

习近平和所有还在维护以前苏联为榜样的集权体制人们没有想到地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厦是由一个人建成地，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厦可以被一个人瞬间推倒。大厦顷刻的崩溃是因为大厦的根基早已被挖空，大厦的支柱早已被蛀空。戈尔巴乔夫只是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想的话，戈尔巴乔夫留在世间英名也许会暗淡些许。

习近平是男儿，是血性汉子。他注定是要把共产党这个旗子扛到最后。这在他从上任至今的种种作为里窥见其本性。他不惜血本镇压维权人士，限制言论自由，继续无结社，无言论自由的政策；同时又清理门户，反腐，剔出异己。他的左右出击的本意是维护共产党绝对统治，要让那面在克林姆林宫上落下的那面红色旗子在天安门上永远飘扬。

可他没有意识到的（他的智力和能力也不会允许他）的是他通过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做到了和戈尔巴乔夫一样的事情。那就是加速这个集权政党的崩溃。

当一个人要让一个没有了地基的大厦继续耸立时，他做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加速这个大厦的崩溃。戈尔巴乔夫只是捅了一指头；习近平是全身扑上这个大厦。

这个专制制度的崩溃是指日可待了。最近连中纪委在谈到反腐不力时都发现了这是因为“体制的障碍”（共产党也知道一党专制是问题了）。也就是害羞不好意思说这是一党专制的结果。但习近平的“男儿”精神是不允许任何体制改革的：共产党一党专制是腐败的根源，但这个体制又不能改变。这个狗咬自己尾巴的勾当是没法继续下去的。无论转了多少圈，最后还是同一个脑袋，同一个尾巴。

习近平所作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共产党这只疯狗的本性。

世界共产主义大厦的可以顺着戈尔巴乔夫的指头倒下，也可以随着习近平的拥抱倒下。

无论愿意不愿意，习近平都会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唯一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还可以安度晚年。

至于习近平在哪儿吃他的最后晚餐，这就不是我能预料到的了。


七、安德罗波夫困境亦是习近平的


2014年3月1日，香港的“明镜网”《外参月刊》“安德罗波夫困境亦是习近平的”一文质疑说：“习近平要走安德罗波夫的老路？”

该文再度炒作“戈尔巴乔夫”话题，具体分析说任何一种专制制度或极权专政的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民智力资源的贫乏和枯竭，这种枯竭现象越是上溯到领导层就越来得明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最大的“亮点”，是习近平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亲自领导这一巨无霸式的机构。中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同于美国的仅仅为总统提供安全政策方面的建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比当年苏联让人谈虎色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权力更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不仅不能表明习近平真有“自信”，反倒彰显出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首先，习近平试图通过该委员会的设置，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此机构的设立，使得习近平一举废除了御用学者胡鞍钢在胡锦涛时代总结的“无比优越”的“集体总统制”，让自己成为像毛泽东那样“一枝独秀”、“说一不二”的强人。

其次，官方对该委员会主要职能的解释是“对内”而不是“对外”。习近平上台之后，念兹在兹的关键任务，就是如何将镇压力量整合和扩大、将维稳政策升级换代。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想做而未能做成功的事情，习近平则终于梦想成真。

虽然习近平看不起无力拯救大厦倾倒、“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苏共，但他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延续中共寿命的想法，偏偏是跟苏共领袖安德罗波夫一脉相承。安德罗波夫执掌克格勃长达十五年之久，运用秘密警察如臂使指。之后，终于熬成苏共总书记，但执政不足两年便一命呜呼。即便其身体健康、持续掌权，但苏联旧体制土崩瓦解的趋势，他纵有三头六臂亦无法遏止。安德罗波夫的困境，亦是习近平的困境。而自以为聪明的习近平正在重蹈其覆辙。

曾经为苏共几届总书记提供外交政策建议、担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国际关系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中，对安德罗波夫时代作出了相当精辟的评述。阿氏与安德罗波夫长期保持亲密的关系，尽管他对安德罗波夫有不少袒护之词，但他也承认，包括安德罗波夫在内的几代苏共领导人，都“绝对的平庸”，“这样说既是指他们的天赋和才能，也指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


八、结语


上述种种分析虽然角度各异、观念不同，但都看到中共大陆确实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关头。“七十年魔咒”不是空穴来风的。任何一个政权，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其七十年左右都要陷入一个体质上的脱胎换骨，这是由人的生物周期决定的，祖孙三代的变化必然体现为政治体制的转折。甚至中华民国也是如此——1980年代的解严，正是发生在辛亥革命七十多年之后。

不论习近平是特务头子安德罗波夫还是太子党戈尔巴乔夫，中共红色江山即使没有退场，解严的时候也已经迫近了。


（2014年4月24日）



【第五节 大陆对两岸关系论述的转变】


大陆对两岸关系论述的转变，是基于台湾政党轮替的政治现实而发生的，这一点千万不能忽略不计。从这一点可以判断，中共对台政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战略主动性，成为战术上随机应变的投机活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是大陆对两岸关系论述的转变之基调。

中共政权在逐步淡化“一国两制”，已开始调整过去“中央∕特区”的主从关系，走向“两区∕一国”的关系，实际上正式承认了“南北朝”的现实。这就可以被表述为所谓的由“一统”向“互统”的历史转变。

大陆对两岸关系论述的转变，符合“新冷战”的转变。


一、大陆对台战略新思想出笼


早在2007年，中共就开始鼓吹“大陆对台战略新思想”，其主要背景为：

2005年以来，以胡锦涛为首“第四代中共领导集体”推出一系列对台工作新论断、新主张，其核心内容被列入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其自我吹嘘，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对台战略新思想的正式确立，对于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其主要内涵为：确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轴与目标

自2004年以来，大陆把对台工作重点由过去的“两岸平等协商、实现和平统一”，务实调整为“遏独维稳、和平发展”。2004年国台办受权发表的《5•17声明》明确指出，“坚决制止旨在分裂中国的台湾独立活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最紧迫的任务”，这是大陆对台工作战略调整的重要标志。2006年4月16日，胡锦涛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观”。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断，是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大步后撤，是大陆对台工作柔性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战略迎合世界潮流和台湾民意，是典型的“退一步”。

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终局论述”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一“过渡论述”的改变，透露大陆把“和平发展”摆在对台工作的首位，为缓解两岸紧张对峙关系提供了契机。


二、胡锦涛的“六点意见”


中共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成为时代的潮流，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两岸加快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也使两岸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因应国际形势，在坚持“和平崛起”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岸应该大力“和平发展”，并且应该把“和平发展”作为当前两岸关系的主题。“这就是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谋求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是中共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是实现中共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与西方国家周旋的权宜之计。

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六点意见”。“胡六点”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江泽民“八项主张”等解决台湾问题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2005年3月“胡四点”和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台湾问题论述的基础上，在近几年“对台工作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台方针政策的新论述。在台湾政局发展重大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发展处在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关键时刻，“胡六点”指明了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方向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有效途径。

中共认为：“胡六点”是指导新时期对台方针政策的纲领性文献，其发表和台湾方面善意的回应，表明两岸关系确已步入“和平发展期”。

但我们知道，和平发展其实不是大陆对台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迫于台湾主流民意的压力。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不得不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观”。 

在上述政策变动的表像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大陆对台指导思想所发生的变化。中共总结两岸二十多年来政治或社会交往的历史，认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发展两岸关系的第一准则。因此近年来，大陆开始重新认识维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现状的意义，把“和平发展”摆在对台工作的首位，加强了对两岸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加强了对台湾民情的调查研究，并在全面认识和把握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识两岸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情况，以更大的忍耐来增进两岸人民的交流，提升自身形象，更好地因应台海局势的演化。

比如，大陆明确了“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这是大陆首次针对台湾主要社会意识和思潮表达意见，具有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共在“遏制台独势力分裂活动”的同时，也注意到“体谅台湾同胞的历史遭遇”，“理解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情感”，“尊重台湾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全面思考如何在“一个中国框架”下，为两岸关系发展寻找新的契机。

再如，大陆不再把解决领土主权归属问题视为两岸关系的问题。胡锦涛明确指出，“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台湾问题是“19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也就是说，领土主权意义上的两岸一中是现状，不需要中共去追求，只是需要中共去维护，因此可以说，中共是通过诡辩来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

因此，中共对两岸关系论述的转变，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何正式结束两个政权之间的敌对状态，达成重新分配内政和外交空间安排的共识；

第二，如何解决与两岸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问题。

上述演变充分体现了大陆政权力图摆脱无法实现祖国统一的尴尬处境，而这一处境正是中共自己的早年政策所酿成的苦果。现在，中共除了祭出“坚持谋求两岸人民福祉”的旗号，声称中共对台政策有了“理论创新”和“思想突破”，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三、“敌国”观念开始化解


舆论已经意识到：两岸现实政治关系冲突的症结，“敌国”观念可说是其核心；而中共阶级斗争、六亲不认的政治思维所造成的政策意向，危害中华民族、造成社会灾难，更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中共经过将近百年的迷误，也多少认识到六亲不和的错误举措，害人害己，终于决心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在全球化时代，“敌国”概念是如何定义的？进一步而言，“敌国”概念在全球化时代，究竟能否成立？

通常而言，除非进入“战争状态”或是“准战争状态”，“敌国”概念作为一个“非常态”，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其实是有害的。而且往往构成政治人物及其所主导的政府与政策陷入困境的一个错误根源！尤其面对目前两岸关系状况与前景，用“敌国”来定义也是有违事实与情理的；同时是导致政策路线失误、造成政治情态混乱的主观意识之源。

从全球化的、后冷战时代的当今世界情势看，人类愈来愈成为“生命与命运共同体”，愈来愈向“地球村”转变，人类社会与个别国家所面临的各种深层挑战与危机，都具共同性和时代性，虽有程度的差别，却无根本的不同。因此政治人物的“敌国”观念，不但落伍陈旧，也是危险冲突的根源所在。“敌国”概念似乎该从人类政治学辞典上予以消除。

不错，两岸关系在本质上，处于历史政治与理论制度的敌对状况，并且卷入了世界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长期竞争漩涡。但现在冷战时代的“敌国”概念已然化解，政府与政治当权者也就无从以冷战思维来概括当前的两岸关系状态。

但是另一方面，大陆毕竟还有千枚导弹对准台湾，对此如何正确解读？在政策上把握应对与有效化解中共的威胁，才是关键所在。

退一步而言，即使两岸真的兵戎相见，两岸关系本质上也依然不是“敌国”，而只是“敌对的政府”与敌对的政治权力实体问题。虽然，“敌对的政府”与敌对的政治权力实体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生存资源与权益空间”的争夺，存在着价值系统与观念意识的“文明冲突”等；但两岸毕竟同文同种，民间交往最后终能化解这些障碍，这也是两岸关系从长期看来必然乐观的基础。 


四、新南北朝概念的出现


若从两岸人民政治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性及其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来论，虽然具有“协商政治或政治协商”的概念与形式：无论从国共在大陆“一九四五年宪政协商会议”，还是中共在大陆的“政治协商会议”（伪政协）独角戏形式，以及两岸国际交往中的政治对话与协商，乃至两岸“辜汪会”及近年来的两岸政党交流对话等等——都可以说，多多少少存在着政治协商形式的事实。

但是，目前两岸之间欠缺的一个政治整合，那就是一个能够真正超越或跨越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和强权政治意志与权益争夺的、符合全球时代理念精神和现代宪政制度原则实践的“构架”。

因为，两岸关系现况及其政治分歧冲突的根源，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大陆没有“宪政民主”的实践及其体制保障。因此两岸政府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合法整合的基础。两岸政府之间冲突对立的情势往往一触即发。这也反证了传统政治思维“定式”与惯性的负面影响的危害。

论者指出：“一中框架”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两岸关系的顶层设计，明显有别于过去的“一中原则”。过去的“一中”是一种前提论、原则论；现在的“一中”则是过程论、发展论。

由此，“中国统一”的内涵也由过去的“一统”转变为“互统”，也就是依据屋顶与梁柱的组合结构－允许一屋多房、一户多室的走向未来的统一。

在此意义上，大陆官方和一级智库皆指出，两岸统一不同于香港统一，香港统一是历史上不平等条约下领土割让后的回归，两岸的统一则是政治上国共内战终止后的历史和解。也就是说，香港并不构成一个“朝代”，而“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朝代”——“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并存，已经显示了南北朝的再现。由此可见，两岸统一和香港回归性质上并不相同。

若进一步探讨“统一”这一核心概念，过去的“统一”是一种“老南北朝概念”，即占领、支配、强加的统一预期，未来的统一概念则是“新南北朝概念”，即过程、双赢、互助的统一预期，是依托一个“和平发展期”作为过渡性设计，以互信合作、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为内涵的协商统一。

中共终于体认到：作为国家统一前特殊状况的两岸政治关系，不是单向的“支配关系”，而是多重的“组合关系”，它既有历史的发生与延续的时间关系，也有实力的对比与幅度的空间关系；就前者而言，两岸的政治关系是从“内战结束后的敌对关系”到“敌对终止后的分治关系”，由“分治后的交流关系”到“交流后的发展关系”，再到“发展后的统一关系”。

因此，大陆政权在逐步淡化“一国两制”，已开始调整过去“中央∕特区”的主从关系，走向“两区∕一国”的关系，正式承认了“南北朝”的现实。这就可以被表述为所谓的“互统”涵意。

至于所谓“合情合理的安排”，就是两岸的政治定位问题。依据大陆涉台系统的说法，“合情”是指两岸彼此关切，不将一方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另一方，既不脱离现实，也不罔顾大局，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所谓“合理”是指“合乎法理基础”。实际上，两岸目前已经各有政治定位的法理依据，台湾将两岸定位为“一国两区”，是依据宪法增修条文而来，亦即“宪法一中”；大陆将两岸定位在“两岸一国”，法理依据来自“反分裂国家法”。“合理”就是寻求两岸法理基础的嫁接，进而融合出“法理一中”的两岸定位。

“合情合理的安排”并非感性、柔软的诉求，而是正视现实和理性计算的产物。依据前述屋顶理论，“合情合理”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一国两政、一中互表”。


五、结论


大陆对两岸关系论述的转变，不是孤立的“内政问题”，而是与中共的“国际问题”环环相扣的。

明显的一个事实：随着大陆对两岸关系论述的转变，中共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迅速恶化，战术上是因为领土争端，战略上是对美争霸。而在“突破第一岛链”的意义上，中共明显采取了“对台绥靖政策”，执行了“跳岛战术”，也就是不与台外直接冲突，但通过对日冲突，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战线后方。

这是“兵不血刃的统一战略”。

换言之，只要美国在中日冲突中作出了让步，也就是等于出让了保卫台湾的权利。

这样，中共也就能够在“避免中华民族再次自相残杀的悲剧”的情况下，执行其蓄谋已久的统战。

毕竟，台湾比钓鱼岛和琉球列岛加起来的价值还要大得无比，中共再笨，也不会“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

从居安思危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中共与越南、菲律宾、日本的冲突，都看成是一种“佯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共舞剑可能意在台湾——从“逼退美国”的意义上，压越南、菲律宾、日本，与压台湾是一样的；而从凝聚民心、团结全球华人力量的角度看，压越南、菲律宾、日本，显然比直接压台湾，对中共要有利得多。

这也可以理解，中共为何一改“解决台湾问题”之后再出击周边各国的传统战略，而优先考虑与美日争衡海洋地带，再来考虑徐图台湾。这是与冷战时代很不一样的“新冷战”，是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导致的冷战。

大陆对两岸关系论述的转变，符合这一“新冷战”的转变；在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对台使用武力，显然不合时宜。


（2014年5月22日）



【第六节 南海争端中的大国博弈】


一、南海争端突然加剧


过去二、三十年，南海争端虽然存在，但矛盾一直未公开化，南海整体也保持较为平静的状态。但最近几年，南海问题逐渐凸显，如今甚至成为美国、日本、印度等国联合围剿中共的一块媒介。分析家认为，其原因有四：

1、中国大陆扩张与南海诸国既得利益冲突；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共海军、渔政、海监的舰船在南海活动日益频繁，与南海国家的冲突开始增多。

2、私自开发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在南海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甚至公开采取国际招标方式，以图将南海问题推向国际化。

3、各国试图通过武力来保证其长期占有变成既定事实。

4、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遏制中国的需求与南海周边国家南海利益诉求形成共振。

在南海争端中，以越南和菲律宾向中国大陆挑衅更为积极。这两个国家，其目的存在较大差异，我们不妨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越南历史上是中国领土，五代以后才独立，清末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政客较为反复无常，很容易恩将仇报。越南共占据中国二十九个南海岛屿，是南海既得利益最大获得者。近几年，因南海问题时常和中国发生摩擦。为了对抗中国，越南不惜2012年和美国一起搞联合军演。越南不断挑衅的总体目的是：将南海问题复杂化、扩大化、国际化，然后利用国际政治力量和国际舆论给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让步。因此，针对越南，中国大陆在军事上实施高压，迫使其不敢过度挑衅。

菲律宾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前，政治上总体亲华。前任总统阿罗约一直反美，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前的一些年，和中国大陆关系发展良好。在南海问题上也一直保持默契，并没有争夺得特别激烈。虽然阿基诺三世有华人血统，但其上台后，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不断向中国发起挑衅，迫使中国对黄岩岛实际控制。

菲律宾对中国的挑衅，有非常强烈的领导人政治取向色彩和短期利益驱使，并无长远战略思考，加上其总体实力过弱，中国大陆的应对策略，就是让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通过在挑衅中不断形成事实损失，遏制其气焰。


二、南海进入大国博弈时代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之后，日本不断将东海争端与南海争端连为一体，与菲律宾、越南加强合作，把南海的争吵扩大，就可以转移中国大陆的外交与战略资源，使中国不能全力对付日本。

看地图就知道，南海虽系太平洋的近海，但更像一个内湖，其地缘历史与西方的地中海有相似之处，号称“亚洲地中海”，都是一片比较封闭的水域。

西方地中海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内湖，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地中海北岸是基督教世界，而南岸则是伊斯兰世界，十六世纪之后，西班牙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将地中海分为东西两部分，在几百年前，大国都试图控制地中海东西两端的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和黑海海峡。时至今日，英国和西班牙还因直布罗陀海峡闹出不愉快。

南海比地中海更加破碎，这一地区集中了佛教、伊斯兰教和儒教三种文化，从地缘政治板块来看，东亚板块、印度板块以及西太平洋岛屿板块在南海地区汇聚。南海地区在历史上从未真正统一过，现在要构建稳定的南海地区秩序，也缺乏历史文化根基。

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前，南海地区是一片“公地”，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的商人往来于此，那时也没有主权的概念，中国的有效统治延伸到中南半岛的北部，而印尼、马来西亚则是伊斯兰文化圈，而印尼现在是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势力的进入，南海地区被殖民大国瓜分，英国、法国、荷兰、美国都是其中的博弈者，南海地区被分裂为几个殖民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这种势力范围的划分与殖民统治，也成为日后东南亚国家版图的基础。直到1970年代之前，各国都忙于国内政治建设，革命与建国是主题，海洋权益的意识还比较淡漠。直到联合国的报告提出，南海大陆架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加上1970年代国际关系的主体悄然变化，核武器之外的议题开始兴起，石油危机激发了人们的资源意识，而东南亚国家也从革命转向了经济建设。南海的岛礁问题开始升温，海洋主权意识觉醒，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则进一步加速了各国的岛礁争夺。

中国大陆限于经济与军事实力成为迟到者，迟到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错过了这场游戏，相反使得中国大陆变得特别焦虑。不过地缘政治的游戏永远处于进行时，1947年中国划定的九段线就是中国进入南海的入场券，而当中国入场之后，游戏规则也随之一变。


三、小国时代与大国博弈


按照一般的“常识”，大国往往能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占据优势。但是，从近几年南海争端的情况看，作为小国的菲律宾却能够屡屡抛出议题，占据主动，如从挑起黄岩岛争端，到东盟会议上抛出南海议题，再到将争端提交联合国海洋法庭，以及前些天菲海军将领声称正在探讨“移除”黄岩岛上中国放置的“混凝土砌块”的可能性。而作为大国的中国虽不乏维护主权的坚决之举，但多以守势示人，总体上比较被动。

这其中固然有两国政策的原因，如中国仍然没有摆脱“韬光养晦”的政策风格，而菲律宾政府则在阿基诺三世主政下充满了挑衅精神。但除此之外，或许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东亚政治中的一些特殊性。即在一些场合下，小国不仅不是一种弱点，反而是一种优势。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对南海争端以及相关国家的政策做出更正确的理解。

小国地位之所以能够在菲律宾身上变成优势，首先来自于当代环境下东亚海洋争端的特性。南海虽然是一个传统安全议题，武力的作用可能也仍然很关键。但在大部分的博弈时间里，起重要作用的不是实力与武力，而是规则。从《联合国海洋法》到《南海行为宣言》，再到拟议中的南海行为规则，谁能够率先制定规则，或是利用好规则，就能够在博弈中占据很大的主动权。而只要小国拥有良好的外交技巧与规则知识，其表现就能与大国相抗衡而不逊色。

万一规则博弈失效、实力甚至武力博弈登场，菲律宾又该怎么办？它不会担心，因为菲律宾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它身后却站着一个大国，那就是美国。美菲之间是军事同盟的关系，加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行战略东移、亚太再平衡，已经明确介入南海事务，从而给菲律宾与中国的博弈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有了美国的保障，菲律宾就能够在平时大玩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博弈，而避免争端发展到其不占优势的实力甚至武力博弈。

当然，菲律宾也知道，美国不可能在不触及其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为了它而与中国发生武力对抗。但即使菲律宾赢不了同中国的武力对抗，它还可以在舆论与道德的“战场”上轻易地战胜中国。这是因为，当发生国际争端时，国际社会对于小国往往会有一种自然同情，甚至忽视了事情本身的曲直。由于国际社会在人们眼中往往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大国往往代表的是霸权和蛮横，而小国则代表了弱势与被欺凌。特别是在争端本身是非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人们更加倾向于同情小国而指责大国。

更何况，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眼中，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中国大陆则是一个往往与专制等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更加加重了舆论与道德战场上对菲律宾的同情和对中国大陆的谴责，当意识形态的情绪上升时，南海争端本身的是非曲直反而变得不重要。

面对菲律宾的这种小国优势，拥有更大实力的中国大陆反而处于劣势。近些年来的中国策略虽然有所调整，如强化规则博弈、必要时敢用武力博弈，但仍远远不够，甚至有的行为还加大了国际社会对菲律宾的同情，从而放大了其优势。


四、南海与中国大陆海权


南海既是相对封闭的水域，但同时也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纽带，中国是太平洋国家，但是海权发展的方向却是在印度洋，长远来看，中国大陆企图成为两洋国家，而若不能在南海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新秩序，中国的海权将受到压抑，无处伸展。只是，南海虽是中国海权发展的关键，却也是软肋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需要经略南海，而不仅仅是与一些小国斗气。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一直流行冲破第一岛链进入印度洋，在这种思路之下，台湾就有了至为关键的战略价值。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现实表明，即便中国大陆冲出了第一岛链，也未必能够真正进入太平洋，因为美国在2012年以来的一系列部署，都在强化第二岛链。

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加剧，美军在日本的军事部署也有所强化。中国大陆面向太平洋的突破企图，将遭到日本和美国的联合压力。而未来太平洋地区将集中美军六成以上的力量，以中国大陆较弱的海军力量并不能与美国日本进行对抗，挑战头号海上霸权显然不智。

英国战略家李德•哈特主张迂回战略，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走向蓝水即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规避美国的锋芒、把力量转向南海以及印度洋，依然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南海地区秩序处于破碎状态，虽然东盟十国已经建立起多边联盟，并准备在2015年建立地区共同体，但是南海秩序并未因此而得以整合。与中国有岛礁争议的国家主要有越南、菲律宾，其他国家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闹僵。南海地区缺少一个主导性的国家，军事安全机制付诸阙如，冷战期间，美苏争霸，越南战争之后苏联占据金兰湾，美国据有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两大国的博弈让南海处于对立之中，而美国打造的军事同盟体系也并没有将南海周边国家纳入其中。冷战结束之后，菲律宾把美国海空军都赶出去了，美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联系也有所松弛。任何秩序的建立都需要暴力作为基础，而暴力才能提供真实可信的安全感，恰恰在这个基点上，南海是缺失的。

在中菲之间围绕黄岩岛和仁爱礁的博弈过程中，菲律宾一直处于焦虑之中，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未必是菲律宾的护身符。美国是全球性大国，不可能照顾到每个盟国的利益，即便美国愿意在中菲冲突的时候帮助菲律宾，中国也不会与菲律宾开战，美国也就没有军事介入的口实。


五、东海争端与南海争端之比较


虽然东海争端与南海争端并发，但二者的实质有很大的不同，东海既是海上主权之争，更是大国博弈，钓鱼岛争端不断升级，根本还是中日两大国的较量，中日力量易位，日本失掉了优越感。东海争端不仅关涉利益，更有尊严之争，回旋空间很小。另外，美国在东海问题上牵涉非常深，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或者美国给予日本军事支持都建立在一个根本前提之下，那就是日本的战败国地位，而这是东北亚秩序的根基所在。而美日军事同盟的存在则使中日之争越来越短兵相接，在很长时间里将难以缓和。

南海问题则有很大的不同，美国虽然与菲律宾、泰国有军事协定，跟越南的关系也不断热络，但是南海地区依然没有一个安全机制，军事权威是缺失的。这也为中国重塑南海秩序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南海周边国家比较多，各自利益不同，难以形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中国所重申的双边而非多边协调解决南海争端也有了可能性。中国坚持以外交途径解决南海争端，而南海的破碎性为中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空间。在最近一两年里，中国加大了周边国家外交，2013年甚至专门召开了周边工作外交的会议。

围绕南海问题，中国大陆的外交思路也日渐清晰：争取更多的朋友，孤立和遏制少数国家，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南海外交网络。柬埔寨是中国的铁哥们儿，2012年因为南海问题紧张，东盟外长会议都没有发表联合公报，2013年习近平、李克强接连访问东盟国家，深化了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关系。中越关系也有所缓和，中越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小组也开始运转起来。

外交必须以经济和军事作为后盾，中国大陆的市场网络已经延伸到东盟，中国大陆与东盟经济一体化不断提升，2013年中国大陆提出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为东盟国家升级基础设施提供信贷。南海曾经是贸易之海，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南海不仅是贸易之海，还是金融之海，人民币外交为南海问题的升级提供了一个制动闸。

2014年中国大陆首艘航母辽宁号编队前往南海地区进行科研和训练，这未尝不是一次航母外交，彰显中国在南海地区军事存在。航母不仅是作战平台，更是威慑的利器，南海地区不仅有美国航母穿梭，也有了中国航母的身影。中国航母的使命并非与美国航母PK，而是作为维权的手段、外交的资本。中共认为：“航母是中国开发南海资源，推动海上执法制度化的后盾，是南海秩序重建的暴力基石。”

但中共也清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南海地区难以建立一种以中国为主导的秩序，而南海则是中国海权兴衰的关键所在，中国除了缝合破碎的南海地缘秩序之外，别无他途。一百多年前，美国海权崛起之际，也是整合了加勒比海秩序，美西战争把西班牙赶出了加勒比海，进而打通了太平洋与大西洋。南海之于中国如加勒比海之于美国，而当年美国面对的西班牙与中国面对的美国决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一战定乾坤并不适合南海，中国需要动用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整合南海。


六、南海争端中的俄罗斯

 

最近南海问题的风头似乎超越了钓鱼岛争端。先是中越围绕西沙钻井平台爆发了数十年来罕见的政治冲突，越南反华示威让中越关系的发展按下了暂停键；此后菲律宾抓扣中国捕龟船，导致本来就充满龃龉的中菲关系雪上加霜。同时与越菲发生摩擦，使得中国的南海形势一度比较严峻。

在此背景下，人们只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对越南的声援、对菲律宾的袒护，却没有听到被视为是中国“战略伙伴”的俄罗斯对南海问题表态，更没有公开支持中国的立场。再延伸到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俄罗斯的态度也很“暧昧”。不过这并不表示俄罗斯对中国“三心二意”，而是有着复杂的政治和战略背景的。在笔者看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俄间关系与美菲不同。中俄并不是盟友，没有同盟条约；而美国和菲律宾是军事同盟，美日同盟也是众所周知。对同盟而言，彼此承担着政治支持乃至军事支持的条约任务，这是普通国际关系的一种最高级别形式。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尽管有着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表征，但双方并没有类似同盟国家的条约义务来绑定双方必须为另一方争取国际空间和国家利益。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媒体一直高调宣传中俄关系的积极面，外国媒体也经常“捧杀”中俄关系，甚至分析中俄之间是没有同盟条约的“同盟”，这似乎让很多人认为中俄的政治合作已经无所不包，中国的安全形势也会极大改善。但国际社会的现实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再好，也不会根本改善中国大陆的南海处境和东海处境。应该看到的现实是，中俄关系的存在本质还是基于暂时的利益，南海并不是俄罗斯利益最大化之处，也不是与中国非同盟关系的俄罗斯必须要介入的地方。中共也无法超越中俄关系本质，对俄罗斯做出过高期望。


七、结论


南海争端中的大国博弈，其关键因素是所谓的“中国崛起”。

由于中国正在逐步摆脱近代以来的不正常状态，故恢复其历史上的传统国力对比和传统势力范围圈，乃是一个时间问题。

基于此项考虑，“中国崛起”应该不是一个异常，而是一个回归正常的过程。

就中国历史的观察而言，中国向无海上扩张的传统；但是在欧美各国的刺激下，即使像日本这样也无海上扩张传统的中等国家，也可能发动声势浩大的太平洋战争。故南海争端如何发展，还是取决于大国博弈的结果。而在其中，美国显然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尤其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有观察家指出，“中国梦”的实质就是争衡美国，进而夺取美国的世界霸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可能使得南海争端走向直接的大国博弈。


（2014年6月6日）



【第七节 中共持续反腐打贪之政经效应】


（一）习近平的心理分析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伙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苍蝇、老虎一起打”，2013年12月20日大陆“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抓前，已有十五位省部级高官被查。

这一搭档，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王岐山没有后代，习近平没有男性继承人，具有明显的“华盛顿——列宁——希特勒情结”，一看到别人的子女扩权捞钱，就心里充满了憎恶。晚年毛泽东，也显然具有这一情结，非把多子并可能多孙的刘少奇、邓小平搞臭摧毁。即使毛的法定接班人林彪，也因为“儿子林立果选妃”而与毛泽东交恶，最终和他的爱子林立果一道葬身大漠。只有那个没有后代的周恩来，比较能被毛泽东接受，但也因为受到民众相对爱戴，而一再遭受毛的打击。

前事不忘，今事之师。

对于习近平这个露出独裁倾向的总书记而言，目前的反腐打贪，已经具有了毛泽东文革、邓小平改革的类似苗头，其产生政经效应几乎必不可免。


（二）落马官员每天一人下台


2013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公布，大陆“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因违纪受调查。中共香港《文汇报》21日报道吹嘘，中央反腐重拳再打“大老虎”。李东生是继蒋洁敏之后调查的第二位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亦是近年公安系统内以正部长级“落马”的最高层级官员。12月23日大陆媒体总结说：“中国年终反腐掀小高潮，打‘老虎’力道有增无减”。这个“反腐打贪”态势显示，“反腐+改革”是中共领导人的重点，而反腐重拳再打“大老虎”，起到震撼效应，力道有增无减。

美国出版的中文《世界日报》刊出报道《官不聊生？12月每天一个贪官落马》附和称，仅2013年12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涉及违纪落马的官员就有26人，换句话说，平均几乎每天一人下台。

在中国大陆，如果公开投选最大快人心政策，反腐与改革肯定都会高票当选。而自从上个月的三中全会后，领导人最有力、最明显的两个动作，一是反腐、二是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需要上下合力，成果又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简言之是“好说不好做”，因此能够最快速巩固民气的做法，唯有反腐。再者，改革要推进，所谓的“啃硬骨头”其实就是冲破阻力，而今最大的阻力无非官僚特殊利益、权贵特殊利益，此二者都是当前反腐的对象。

而查处贪官，更可以强化新任领导班子的权威、肃清老一届领导人的班底，对于习近平显然具有很大的诱惑。


（三）腐败高官中央委员会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 被查办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已近二三十人。其中包括蒋洁敏、李东生两位“正部级的中央委员”，也有李春城、王永春两位中央候补委员。从2013年11月19日开始，已经有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等六人因违法违纪正接受调查。黑龙江原副省长付晓光因公款饮酒致人死伤，被降为正局级。如果再加上此前落马的李春城、刘铁男、周镇宏、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蒋洁敏、王永春、季建业、廖少华、齐平景等人。

与此同时，针对“央企”的强力反腐也正在持续推进。除了持续发酵的中石油腐败窝案之外，中国远洋集团副总经理徐敏杰、中国铝业副总裁李东光等一批由中央管理的央企高管也陆续落马。中共的《大公报》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被誉为“反腐钦差”的中央巡视组自今年巡视制度改革以后，即扮演了强而有力的角色。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等人，都是被中央巡视组发现“腐败线索”继而落马的。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此次落马，也发生在中央第十巡视组初进驻该省后。中储粮董事长包克辛也在被巡视组完成对该公司巡视之后被免职。

如此看来，落马的共产党腐败高官，足以促成一个“共产党腐败高官中央委员会”了。


（四）反腐打贪能走多远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是一个研究中国反腐问题的美国专家，著有《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增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指出，中国共产党几乎从成立那天开始，就在同腐败作斗争。从1997年至2012年，中共更是多次发动反腐运动，常规地将大批官员送上审判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的报告数字显示，约有55万位官员因腐败或者渎职而落马，其中包括三名位高权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陈希同于1998年、陈良宇于2006年和薄熙来于2012年。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掌权后，展开了新一轮反腐运动。起初，此次反腐看上去和往届中国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反腐运动的模式并无太大差别，都强调反腐关乎中共生死存亡，禁止官员干部奢侈消费等强硬口号也屡见不鲜。

不过，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反腐斗争，已经不止是烟雾弹，自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最强硬的一次“实干”运动。习近平很可能成为邓小平时代的掘墓人，特别是他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认”的说法，更是显露了自己的欲充当“毛三世”的野心。

在2012年之前的近十年间，中国官员腐败渎职的总人数连续缓慢下降，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渎职数量也呈下降趋势。这其实说明，胡锦涛、温家宝这两个贪官头目，纵容手下的猢狲贪污腐败。

从今年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可知，去年中国的检察机关共立案调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37551件（51306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8.4%。被调查的中国在职县处级官员则上升了9.5%，从2390人增加至2618人。尽管在高调反腐的声势下，无论是被调查的县处级官员数量，还是案件总数，9%的增幅看上去并不显着，但绝对增加值还是很大的。

胡温领导结束前后的2012年，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数量出现小幅增长。到2013年，被查处的官员数量较2011年大幅增长16.2%，县处级官员数量则比2011年时上升了12.6%。更关键的是，被查处的厅局级官员比2011年增加了27.8%，是2004年以来的最大涨幅。2013年还有8名省部级高官因贪腐落马，比2012年多3位。共产党中纪委的报告亦称，因腐败而被纪律处分的党员增加了13.3%，尽管他们不一定都会面对司法惩罚。因此交由检察院起诉的官员和受到纪委调查的官员的数量变化，并不能反映出中共反腐运动的全貌。

在过去一年中，新闻报道中那些被调查的官员中，许多人受到的仍然是党内调查，尚未移交司法部门。而且根据自然年统计的数字也不是完美的参考指标，因为目前的反腐运动始于2012年年底，且已经持续到了2014年。尽管如此，数据似乎表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较过往力度更大，尤其是在高层官员间。

人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这轮反腐的打击目标，以及哪些人已被查处，对习近平究竟是在“打真老虎”还是“打纸老虎”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五）反腐打贪之四条战线


许多迹象表明，习近平可能用“反腐”作为通向独裁的阶梯；他也常将反腐比作“战争”。因此人们用战争术语来解读当前的这场运动，这场反腐运动有着四条不同的战线。

1、草根网络平台的反腐：游击战

在草根层面，中国共产党打的是一场游击战。爆料人和网民们使用社交媒体，曝光猖獗的贪腐行为。

尽管网络审查部队已经在不断努力，但与官员们腐败行为相关的内容还是在网络上病毒式地传播。它们包括官员在致命的高速公路事故现场面带笑容的视频、他们带着合法工资买不起的手表的照片，以及只有低廉报酬的低级别官员拥有数十家豪华公寓和别墅的证据，还有党员干部与情妇性爱游戏、酗酒和风流的视频。这些都迫使共产党和大陆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除和起诉官员。

但习近平在互联网上的反腐斗争实则是个丛林战。大部分被曝光的腐败官员都是低级别官员，被愚蠢和贪婪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要腐败必须保持谨慎。尽管如此，广为传播的病毒式视频已经表明，中国政府再也不能将反腐搞成一场表演——这类表演意在将公关效应最大化，而将对官僚体制的实质打击最小化。

2、针对中低级官员的反腐：持久战

在互联网上开展反腐游击战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在继续已持续了近二十年的针对中低级别官员腐败的持久战。这一战线上的反腐是阵地战：人员伤亡名单不断加长，但反腐内容缺乏实质进展。近年来，检察机关以经济犯罪起诉了约3.5万人，大部分是县处级以下的官员。2013年，在这一战线上的战斗似乎比过去几年力度稍大。根据媒体报道和纪委网站上公布的案件调查，这一层面的反腐似乎更像是圈禁“幼虎”，被抓的都是县处级以下的官员，以及常规反腐的对象——低级别的官员和干部，即大量的“苍蝇”。但目前，似乎中国政府尚未在这方面有任何真正的突破，被查处的贪腐官员的总数也已开始显着减少。

3、针对在华外企的商业反腐：第三条战线

习近平反腐的第三条战线则是打击商业贿赂，包括国内外商业机构的腐败行为。虽然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但是腐败往往涉及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一方面，官员作为供给方愿意用自己的手里的权力交换非法的个人利益；另一方面，个人或企业作为需求方愿意花钱让官员这么做。而且，企业可以利用官员给予他们的授权去谋求非法利益。比如说，企业的采购经理可以要求潜在的卖家给予回扣，而财务主管可以将公司的资金存入银行以方便提供贿赂。

中国大陆的检察官们自2006年起就开始涉足商业反腐，在2013年起诉了一些对官员和企业进行商业贿赂的公司和个人。2013年春天，检察部门加大了反腐力度并将目标扩展到外国企业。在中国（当然不仅是中国）做生意，贿赂和收取回扣一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近年来，美国和英国的检察官开始调查本国企业贿赂中国官员和企业的行为。2013年春天，中国的检察人员也参与进来，追查外国医药产品供应商漠视其销售团队违规操作以获取订单的行为，以及它们利用顾问和其它中间人，为保证签约所采取的规避监管的行为。2013年被中共检察院起诉的行贿人数增加了18.6%，从4650人增加到5515人，而因涉嫌商业贿赂而被检察院调查和判决的官员则有4549人。

4、针对高层的反腐：政治战

习近平反腐战争的最后一个领域则是“空战”，在这一领域，反腐常常变成派系斗争的武器。任何涉及高层官员的丑闻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这不是说他们没有为非作歹，而是说遭到揭露的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检察人员起码需要得到高层批准，才能调查涉嫌贪腐的高层官员。高层的丑闻自然会创造政治机遇，习近平目前的反腐斗争也不例外。

从中共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涉嫌谋杀尼尔•海伍德案曝光开始，一系列调查已经深入到石油行业和四川省的腐败问题，似乎还牵涉到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前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据内部人士称，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之前，周永康一直在努力争取让时任的重庆党委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红色太子党”薄熙来作为左派的接班人，去和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抗衡。

薄熙来的倒台显然让习近平少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对手。随着调查的深入，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公安部副部长助理郑少东、四川副省长郭永祥、湖北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吴永文等人均涉嫌腐败被调查，而这些人都在某一时期与周永康有工作关系，这让习近平及其他主张反腐的高层能除去周永康的亲信以及大量其安插在商业系统中的人员。

周永康的几位近亲被拘，他的儿子周斌也在其中。而目前看来，周斌被逮捕和起诉将只是时间问题，他被起诉的理由将是利用父亲的关系和权力在能源和房地产行业中建立商业帝国。还有传言称，周斌与四川的商业巨头刘汉也有关系。刘汉已被捕，被控是黑帮头目并涉嫌操纵一系列暴徒谋杀。

中共媒体和民间媒体中均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将会公布有关周永康的消息，而且很可能就在不久之后。若真如此，周永康将是习近平反腐运动中抓到的最大一只“老虎”。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不像之前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一样，是因偶然事件而暴露。这次是系统的行动，先找到幼虎并一步步套牢最大的老虎。

一般相信，随着徐才厚、令计划家族的覆灭，江泽民、胡锦涛残余势力已经开始受到触动。而此前李鹏家族的丑闻，也在发挥类似的作用。这意味着，习近平确实有可能切割邓小平时代及其主要旧属臣僚。为此，他忍痛割爱，首先让自己的家族退出了商业掠夺的行列。由此可见他很难善罢甘休了。


（六）反腐打贪之政经效应


舆论指出，中共政权具有政经方面的三大顽症：

首先是超支超编，严控经费支出：不断新建和改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用只增不减；政府所有收支无法纳入预算管理；所有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全部都是黑箱作业……

其次，权力寻租，没有制度篱笆：不公布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等高发腐败，没有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没有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第三，暗箱操作，拒绝透明：所有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全无详细公开；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房分配、医疗服务收费、高校招生、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招录等信息，无一明明白白地公示……

习近平发动的持续反腐打贪，恰逢“涸泽而渔”的发展模式已经山穷水尽，当然这绝不是一个巧合。反腐倡廉有助于遏制疯狂放贷、公费挥霍的末日狂欢，无形中为经济起到了降温的作用，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期待。一个可见的指标就是贪官纷纷将掠夺的房产脱手兑现，拿到西方国家购置地产，从而起到了大陆房市降温的作用。结果加速了中国大陆的经济降温，使得失业人口急剧上升，可能提前引爆中国大陆的全面社会危机。


（七）习近平结束邓小平时代


习近平企图结束邓小平时代，因此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不同于邓小平及其继承人江泽民与胡锦涛。

习近平此次反腐斗争涉及的官员层级之高，以及其中政治因素的比例之重，使其在程度和范围上区别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反腐斗争。当前的反腐无疑更能持续、力度也更大。

目前反腐斗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所有迹象均表明，更多的高级官员和干部，或许有四五十人，处于被调查、被开除党籍、被解职、或被检察院起诉的状态。习近平的反腐斗争到底会使多少人落马？或许想要看清这场斗争的规模和力度还需要几个月。不管未来几周或者几个月会发生什么，显然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不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

不过，目前要判断习近平反腐战争的长期政治影响还比较困难，这场战争显然还在激烈进行中。习近平的反腐战有三个目标：一是剔除已经腐败的官员。二是给想要贪腐的官员敲响警钟。从目前的诉讼和调查情况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反腐战很可能已经深入到中国腐败的不同层面，但能走多远还说不准。更难断言的是，这场斗争到底会不会起到“杀虎儆猴”的作用。第三个目标是想让公众相信，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在真正地惩治腐败，尤其对高层官员的腐败不会纵容。

惩治周永康这样的高官，甚至只是将他的亲信绳之于法，也许就能说服民众，中共这次治理贪污腐败是有决心的。但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还要看习近平后续的作为：如果它随着喧嚣和愤怒的消褪而结束，公众就有可能陷入对政府更深的怀疑，不再把这场运动当真，因为动用政治钢刀砍杀幼虎和苍蝇们，只是为了掩盖背后的制度原因。

这个制度原因，会贯穿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以及正在展开的习近平时代，会与中共，同生共死。那就是专制独裁的一党专政。


（八）中共会否二世而亡


评论家解龙将军曾经指出：中共可能二世而亡。

尤其考虑到，像中共一样暴虐无道的秦、隋两朝，都是二世而亡的。 

有人依据这个规律，1976年就预言毛二世华国锋必亡无疑，结果两年后一语中的。但是抢班夺权的邓小平并未推翻共产党朝代，反而自己做了加生饭：既不像毛三世，又不像邓一世；结果是垂帘听政，配上了他的历任跟班（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凑成了一个“邓小平时代”。这也使得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特别腐败。

暴虐无道的秦、隋二世而亡，却是中国历史的铁律，也是暴君挥之不去的梦魇，又有人依据这个规律，1989年预言邓二世江泽民必亡无疑。但是这个规律好像失灵了。不仅江泽民没有下台，还把政权传给了胡锦涛…… 

暴虐无道的中共真的可以逃避“二世而亡”的宿命吗？ 

非也。 

那么，中共如何二世而亡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解读“二世而亡”里的“二世”概念。 

在古代，君主制度是父子继承或兄弟继承的，“一世”就是一个领袖。

在现代，僭主制度却是“接班人”继承的，“一世”不是一个领袖，而是一条政治路线。 

如此看来，中共现在并无“第三代”、“第四代”，只有两条政治路线，毛路线和邓路线，也就是说，中共现在仍在处于“二世”的统治下！ 一个“邓小平时代”，其实就是一个“集体领导的共产党二世”。习近平企图结束邓小平时代，也就是结束二世、开创三世。

毛泽东、华国锋，算是“共一世”，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都属集体领导的“共二世”。 

“共一世”统治时间三十年：1949—1979年；“共二世”的统治时间也是三十年：1979—2009年。现在习近平异想天开，要“两个三十年互不否认”，梦想再来一个三十年独裁，搞出一个杂交了毛邓的“共三世”：自己享受资本主义，让人民忍受共产主义。但无巧不巧的是，这却在无意之间，为暴虐无道的中共“二世而亡”这一可能，埋下了命定的伏笔。


（2014年7月25日）



【第八节 习近平外交布局的战略思考】


习近平公然宣称其欣赏俄罗斯独裁者普亭，以其心机之深，等于是在昭告天下，他想当黄俄的普亭，犹如毛泽东想当黄俄的史达林。习近平外交布局的战略思考，中心就是制衡美国。不论是勾结俄国还是笼络东南亚国家，不论是拉拢欧盟还是潜入南美，都是基于这个思路。甚至派出几百万人殖民非洲……表面上看是吸收资源，实际上还是基于这个“制美”思路，是从1960年代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运动沿袭下来的老套。


（一）独裁者的外交姿态


独裁者作为全能政治的代表，应该是也必须是全能的，就像普亭能够拳击，习近平也能够足球，现在习近平只差学习普亭，捧一只动物在手里玩弄了。不过不要紧，他除了到处抓权，还可以玩玩外交，雪洗其被中共外交官的女儿离婚的往事。因此，作为全能的外交家，习近平“主席”的拉美之行，也就戴上了一顶高帽子：“推进全方位外交布局、开创国际关系更加民主的美好未来”。

多么奇怪，一个在国内不遗余力推行独裁的政权竟然要“开创国际关系更加民主”的未来，简直匪夷所思。面对这样的荒唐，2014年7月31日北京新华社是这样解套的：“7月中下旬，习近平应邀赴巴西出席砖头国家（BRICS）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国和拉美、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

习近平此次拉美之行，推动成立了“中国——拉共体（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开启中拉整体合作进程，推动砖头国家合作从概念向实体迈进，在进一步完善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访拉期间，习近平提出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倡议构建“１＋３＋６”（“一个规划”“三大引擎”和“六大领域”）合作新框架，并与秘鲁、巴西就开展连接大西洋、太平洋的两洋铁路合作发表声明，这些都为深化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认为，中国与拉共体关系发展，表明中国致力于同拉美开展整体性外交，中国希望复制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效。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于公元2000年在北京举行过，论坛涵盖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巴西举行砖头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在习近平的协调推动下，五国决定建立砖头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有评论认为，中国把设立砖头国家开发银行视为建立新金融秩序的一个布局，希望未来它能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道，弥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欧美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不足。

在巴西，习近平等砖头国家领导人还同南美国家领导人举行对话会，这是砖头国家继去年在南非德班与非洲领导人举行对话会后，与发展中国家的又一次集体对话，既体现了砖头机制的开放性、包容性，又加强了砖头国家同南美国家之间的纽带联系，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外交布局中“发展中国家”这个基础。

出席砖头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祖马、印度总理莫迪分别举行了双边会见，此外还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多边与双边交织、发展中国家同大国并进……习近平拉美之行，再次彰显的“全方位”特征。

自去年3月首访俄罗斯后，习近平先后飞赴非洲、美洲、中亚、东南亚、欧洲、东亚近邻南韩，到今年７月再度访问拉美，一年多时间里分别出席砖头国家领导人会晤、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到访路线勾勒出新时期中国外交布局的经纬脉络，也凝结着中共推销“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企图。


（二）全方位的自吹自擂


在习近平出动之前，其宣传机器已经开足了马力自吹自擂。

“中央”电视台、“中新网”7月14日自产自销地援引“香港《文汇报》”14日的文章称，砖头国家是第一个全球性、不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性协调机构，也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支上升力量。去年领导人会晤达成共识，要把砖头国家打造成就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重大问题进行全方位协调的机制。特别是，要在和平、发展、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形成发出共同的声音，努力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指示他们“分析”称，砖头国家和南美国家都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双方在南美大陆上聚首是第一次。这一安排生动体现出砖头国家加强同南美国家对话与合作的意愿，彰显了砖头国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砖头国家普遍遵循开放、包容的经济发展理念、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同时也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在此意义上，砖头国家合作不仅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习近平指示他们，习近平两年内第二次踏上西半球的土地，除了出席砖头会议，还将访问拉美四国并出席中拉领导人会晤。“中拉领导人”将围绕“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主题，就治国理政、中拉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流看法。此访对深化“中国”与拉美国家双边关系、推动中拉关系实现突破，完善中国整体外交布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香港《明报》显然不太买账，其14日的评论援引分析认为，砖头五国近期增速放缓，习近平不过是借此机会回应外界“唱衰”。


（三）不敢和美国进行零和竞争


“中国”积极参与并支持砖头国家合作，有意要建立一个反西方的国际联盟。通过强化砖头国家合作，中国共产党试图提升自己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近年来“中国”积极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新兴国家更多表决权，但这种改革的努力目前遇到很大阻力。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最多份额和决定性影响力。美国国会否决了给予新兴国家更多权限的方案。对于砖头国家来讲，建立一个非西方主导的全新金融机构，有利于增加它们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回旋余地。

中国大陆提升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关系，既有政治考虑也有经贸利益的考虑。此次拉美之行中，习近平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有关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形势大于实质，例如宣布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并于年内在北京举行首届部长级会议。这是继中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等建立跨区域外交对话之后，“中国全球外交布局”中的又一花瓶。

习近平访问的古巴和委内瑞拉是两个反美国家，有些分析人士可能据此判断习近平潜行拉美是为争夺“美国后院”而展开的反美外交。但从“中国外交的全球布局”来讲，中国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的零和竞争显然还不是时候。

中国与拉美国家强化交流，应该基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判断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针对美国只会被俄国利用。这是毛泽东的切肤之痛。习近平应该懂得不要重蹈覆辙。

虽然中美关系出现波折，但中共仍力图维持与美国长期稳定与合作的关系。在最近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致辞中，习近平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普林斯顿大学柯庆生教授（Thomas J. Christensen） 多次指出，中美应避免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把彼此的行为视为零和竞争。奥巴马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一贯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中国共产党压迫这个黑人左派，要他承认中共已由东亚区域大国逐渐演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霸权国家。例如二十年前中美负责非洲或拉美事务的官员彼此基本没有接触，但近年来相关官员交流增多，这有利于中美在全球层面加强妥协、“避免误判”。

中共则煽动“拉美国家应该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把拉美当成美国后院是不适当的提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承认“美国在拉美地区有重要利益关切”。总的来讲，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扩张到拉美地区的过程中，力图避免给外界一种与美国争夺后院的印象。


（四）在东南亚开展“亲和力外交”


去年10月以来，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访问东南亚。新一届领导层自上任以来，已经完成了包括俄罗斯、中亚、印度与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邻国的出访，至此，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基本完成了中国周边国家地区的外交布局。在出访中，中国领导人掀起“亲和力外交”旋风，以拉近与东盟民众之间的距离。

过去十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年均增长22%，双向投资新增额超过700亿美元。根据此次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东盟的成果来看，中国已经与东盟协议加快推进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电信、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泰国达成了被称做“高铁换大米”的政府合作项目，此外，中泰还同意通过连接经过老挝和缅甸的铁路网络，以及联通公路、港口和机场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这些涉及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将大举加快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除经济合作外，拉近与东盟民众的距离也是此次中国领导人出访东盟的重要“功课”。

10月4日，在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举行的欢迎午宴上，习近平提到歌手梁静茹时说，“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在中国广为人知，被许多中国歌迷认为是中国人。”梁静茹祖籍广东，这一身份与中马友谊高度契合，亦能在马来西亚的民众中产生共鸣。

无独有偶，10月11日，李克强在泰国国会发表演讲开始时，用泰语“萨瓦迪”（意为你们好）向议员们问好，赢得热烈掌声。谈及中泰两国关系，李克强用“走亲戚”来形容。此外，被翻译成泰语在泰国上映的中国电影《泰囧》也在席间反响热烈。15日，李克强经过酒店大堂主动走向认出他的民众，并应民众要求请保安为他和民众合影留念。

领导人出访时，到当地进行演讲、与民众交流无疑是促进友好的良方，提到当地的名人或特产、用当地语言问候，也往往被视为拉近距离的最好方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称此为“亲和力外交”。


（五）中共的“殖民非洲”


2013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来非洲的中国大陆人数量不断上升。据估计现在共有一百万中国人来非洲访问、工作或贸易，而十年前总人数只有几千人。

中国大陆到非洲的主要目的是寻求资源。中国从非洲进口的近八成是矿产。中国是非洲头号贸易伙伴，贸易额超过1660亿美元。但是这其中并非都是矿产。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产品种类很多，其中机械大概占了29%。

中国大陆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比贸易更难估算。去年“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经透露，投资额应该超过147亿美元，比2009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但几乎同时，中国在南非的各种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第一个数字是向政府报告的非洲投资数额，第二个则包括了从全世界避税地流向非洲的中国资金估算。

中国大陆直到最近还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几个大的资源富国，包括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南非、苏丹和赞比亚。但是诸如埃塞俄比亚和刚果这一类的资源稀缺国，现在却得到了更多的注意力。这不仅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非矿产行业，另外国有公司和民营企业也开始在非洲竞争，因为非洲的利润要比国内高得多。但是，在多个非洲国家，中国大陆人遭到驱逐。中国大陆到非洲的真实目的受到怀疑，中国在一些非洲大国眼中越来越不受欢迎，因为中国是个竞争者。南非总统长期以来与中国关系密切，但去年也受到国内的压力改变了姿态。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最近批评中国输出殖民主义。其他非洲国家幸灾乐祸，因为在过去在他们的市场上耀武扬威的正是南非和尼日利亚人。 

在一些非洲小国，虽然在农业、零售和小商品贸易等领域非洲商人仍然对中国人不满，但是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说，中国人带来了工作、技能，也向本地经济投入了资金。

赞比亚总统在2011年上台之前，一直批评中国大陆。但一坐上总统位置就改变了口气。他还把副总统派到北京去，讨论他领导的爱国阵线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中国对侵犯人权问题视而不见，但也没有破坏任何民主架构或传统。在津巴布韦，中国仍然保持与总统穆加贝的关系，但是也发展与反对派的联系。去年中国的接受了塞内加尔的民主化权力更替。 

中国大陆在非洲驻足而引起的其他各种恐慌现在证明是有依据的。中国出现在非洲引起武装冲突，没有扮演维持和平的角色，因为其动机仅仅是维护自身利益。


（六）打造社会主义帝国


2014年7月10日的德国《世界报》（Die Welt）指出：通过南海主权要求，中国企图增加三分之一领土面积。中国意图对本地区的捕鱼业和资源、首先是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进行控制。按照北京的计划，南海在未来将成为落实其政治贸易扩张、保障资源和能源载体供应的出发点。同时，也为其向南亚和非洲出口商品提供保障。为此，还制定了“丝绸之路”战略。该战略借助于经济走廊而将四十个亚、非、欧国家的三十亿人口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把世界上的一半人口纳入其中。

这表明“中国将打造新的伟大帝国”。

一些分析师担心，局势或很快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北京将逐渐道别不干涉原则。在不久前出版的地图上，面积为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海用中国主要领土的比例来进行描述。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独裁发展模式更加笃信了。美国《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这样写道。从各方面看，中国领导层更加坚信，以自由贸易和减少国家控制的“华盛顿共识”已被新的“北京共识”所取代。后者以重商主义和国家干涉为基础。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对抗使其力量对比以和平变更的可能性变得困难了。也许，中国领导人相信，因2008年经济危机和两场国外战争所造成的损失，美国已经失去国际领袖的权利。 

中国大陆在国际政治中的自以为是也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自信，在与日本针对钓鱼岛归属的争执方面尤其严重。这场争执的目的，也许恰恰是为了检验日美联盟的牢固性。美国使用武力，或成为令人恐怖的失算行为。中国和邻国及与美国的关系，并不一定非要走到直接对抗的地步。然而，邻国对假设的“中国威胁”的反应，要求本地区的政治领袖们，其中包括中国的领袖们，能够更加理性地用创造性的新手段来解决自己的争端，以避免军事冲突。《评论汇编》这样总结说。 

中国电子侦察局正在山上、岛屿和秘密城市中从事跟踪工作。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刊载的内容。解放军第三局直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对世界大部分通讯设施进行跟踪和分析。其关注点包括使馆的紧急报告、机构电邮和犯罪团伙的通讯。跟踪的目的是，发现外部威胁、在竞争中获取优势。据查，数十个这样的监控单位分布在全国各地。解放军三局共有十多万黑客、语言学家、分析师和军官。该机构的预算是一个迷，所有针对这一机构的咨询都石沉大海。官员们也否认中国从事网络间谍一说，相反，还借用斯诺登案件，指责美国是虚伪的。


（七）外交布局背后的战略思考


习近平公然宣称其欣赏俄罗斯独裁者普亭，以其心机之深，等于是在昭告天下，他想充当黄俄的普亭，犹如毛泽东想充当黄俄的史达林。习近平外交布局的战略思考，中心就是制衡美国。不论是勾结俄国还是笼络东南亚国家，不论是拉拢欧盟还是潜入南美，都是基于这个思路。甚至派出几百万人殖民非洲……表面上看是吸收资源，实际上还是基于这个思路，是从1960年代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运动沿袭下来的老套。

在1990年代，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在中国各地如厕是一件恐怖的体验。这样写道。那些有关肮脏简陋的厕所、充斥各种生活垃圾沟渠的讲述，让很多想到中国旅行的人望而却步。但现在情况已经大变，中国大多数城市中的厕所干净而舒适。但有的地方，却有消毒用的漂白粉味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科学院的五名学者从2011年开始培植出一种药剂，这种药剂可以吸收各种不良气味。而且，这种药剂的特点比现存的除臭剂便宜、除臭面积大，而且还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现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在中国有进入公共厕所的想法，可以按照香味的方向去找。这个笑话生动说明了中国大陆过犹不及的现实处境。

过犹不及，这种局部的装饰是建立在大面积的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的。大陆中国的厕所改变，其实也是“习近平外交布局”的一个象征。习近平外交捉襟见肘，表面的光鲜，掩盖不住内在的粗糙。


（2014年8月14日）



【第九节 北戴河会议与中共权力争夺】


一、北戴河非正式商讨国是


北戴河会议是指：1945年起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这个中共高层“非正式商讨国是”的活动，又称为“夏季峰会”。

北戴河是个远离北京权力中心，神秘、低调的避暑胜地。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北戴河会议”虽非正式会议，官方媒体也不公开报道，但在这里以“务虚”形式做出的决定，事关中国命运，甚至对世界产生影响。

北戴河会议在胡锦涛执政期间曾试图被取消，但这个被称为党内最高层的“务虚”会议，由于其重要性往往要超过中共的正式会议，尽管在中共法统里没有正式的地位，仍被保留下来。据信，2013年的北戴河会议就做出拿下周永康的决定。

2014年北戴河会议前夕，除李克强在云南视察灾区以外，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京都没有公开活动。公众因此才感觉，中共正在召开北戴河会议。

这次“务虚”会议上，中共高层讨论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依法治国”等议题。这次不公开的中共会议为的是达成政治交易、分配党内权力。中共的反腐将走多远，是对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和党内威信的检验。

中国大陆《第一财经日报》预测，今年的北戴河会议重点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今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探讨的“依法治国”问题。不过《亚洲新闻》预测说，这次北戴河会议将检验习近平领导中国继续全面反腐败运动的权威。

8月4日，吉林省长白山党报《长白山日报》刊登了习近平今年6月26日关于中央巡视工作的讲话，称习近平在评估当前反腐形势时指出，“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报道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这段耐人寻味的报道后来被删除。

百姓议论说：上次北戴河会议习的衣扣崩掉了，这次权利分配不均，搞不好谁的脑袋掉了。


二、周永康被拿来会前祭旗


7月29日，中共终于在坊间一直盛传周永康被拿下大约一年后，宣布这位前政治局常委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至此，文革后中共内部不成文的“刑不上常”的规定，随着周永康的落马，走进了历史。

在周永康被正式审查后，中共官媒《人民网》发表文章称，“打掉周永康，决不是反腐的句号，这只是阶段性的一步”。此说法被外界解读为，调查周永康只是反腐的第一步，下一只“大老虎”可能是周永康的后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尽管江泽民同意了拿下周永康的决定。

尽管习近平、王岐山力主的反腐取得了拿掉周永康这个“难啃的骨头”的标志性的胜利，向国民展示了中共反腐的决心，但习近平的反腐必然要触及和剥夺一大批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那些同党内精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利益集团和个人。

中共官媒发表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郭文亮的文章，指出中共反腐“打虎”力度不断加大，腐败分子不会坐以待毙。为保护既得利益，必然要负隅顽抗，因此中共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的联手反扑。

有报道说，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前政治局委员、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查处的房产、现金等财产均以数十亿，乃至上百亿人民币计算。中共腐败根深蒂固，究其根源在中共的最高层。中国所有腐败的根源都来自政治局常委这个集团，他们各自为政，各自有一个利益的王国。所以他们是中国腐败的一个根源。中国大陆腐败最大的老虎，是中共制度本身。习近平的反腐表面上似乎力度很大，但打掉的周永康和徐才厚都已退休，还不如他的前任胡锦涛拿下了在任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江泽民拿下在职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中国真正的贪官现在还在台上，真正的贪官在政治局，真正的贪官现在还在抓贪官。习近平的反腐败，只有共产党下台，才能真正成功。


三、秘而不宣的大老虎会议


秘而不宣的北戴河会议开完了，一切还是不清不楚的：表面上说，“高层就人事经济等达成一致”，其实拿得出来的，仅仅是“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激发市场活力是重点”。因为，真正的大老虎不在基层，就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就在北戴河会议的与会者内部。北戴河会议，与其说是“打老虎会议”，如不说是“大老虎会议”。

与8月上旬的集体隐身人不同了，8月下旬中共官方媒体关于高层政务活动报道日趋频繁，表明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官方媒体密集发文聚焦经济领域，探讨习近平关于“新常态”的表述，中国经济最大特点、最大动力、最大抓手等经济问题。中只要还被小心地掩盖。

中共的反腐行动揭露出一些腐败官员在海外拥有各种账户。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由于担心国内资本外流可能会给腐败官员提供将腐败资产在海外“洗白”的机会，中国近期不会放松对个人海外投资的控制。

中国的政治状态只要是还处在“阴谋”之中，中国就一定是内耗、恶性循环之中；习近平的行为是不是为了中国的政治走上“阳谋”之道，还难说呢。 

十三亿人的生活，就被这七个真正的大老虎控制，他们剥削穷人，他们践踏人权，他们不准说真话，他们不准有信仰，他们不准自由结社，他们不准自由选举，他们不准投票建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他们把的税款拿来镇压纳税人，他们把的资源拿来维稳。他们颠倒了中国一切的一切，他们假装什么也不怕，他们假装从不说谎。

公民不服从，新公民运动，言论自主自由运动，宗教自由将在中国大地大规模的展开，等待的共党的，只有解散这一条路。

那些对民主体制说三道四、凡外国必反的，倒正投了“北戴河枢密政治”的下怀。十三亿人，就被这么随着这几个人嘀嘀咕咕出的口令，稍息、立正、向前看、齐步走！阳光灿烂地揣着爱国情怀兜圈子，前赴后继、乐此不疲。 

有人以为习李王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们最近的“依法治国”提法应该是中共统治大陆以来一次比较鲜明的理念，真正能够一步步实施起来，中国应该是有希望通过不革命、不流血的方式过度到民主社会。当然，最大的风险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叛，他们财大气粗，还有一点枪杆子，而且海外还有一定势力，他们在军队中种下的软懒肿奢骄之痈应付外敌无力，制造内乱有余，他们完全有可能行刺改革派领袖，是可能的中国进步速度慢下来。


四、顶层思路掩饰独裁政治


据统计，习近平就任一年半来，公开发表自己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观点二十余次。上半年众多创新型的经济思路和政策实现了经济的企稳回升，新一届党中央集体的经济思路正逐步明晰。

多名专家认为，经济“顶层思路”雏形已现，在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大的背景下，局部微观调控、定向发力依旧是工作重点。“如何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激发市场活力是重点。”

强调“顶层设计”往往是独裁者的特点，与“老虎苍蝇都要打”的反腐和“软硬兼施”的大国外交布局一道，对改革的力推和经济发展的重视，其实是习近平“顶层设计”的烟幕。在其上任一个月后的首次离京考察中，他就连发五次讲话，强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且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但分析其醉翁之意的关键，其实不在改革，而在抓权、扩权、集权。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王兰军今年初发表《习近平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一文，称这些“新亮点”主要集中在十个方面，包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经略海洋，使海洋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科学推进改革的“五要”新思维；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等。

这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废话、空话。根据王兰军的分析，习近平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的16个部分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就有六个部分，占三分之一还多；在决定的60条改革措施中，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就有二十一条，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此外，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中央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成立了习近平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可以这样小结一下：众多“小组”其实是“顶层思路”的道具，而“顶层思路”掩饰的则是独裁政治的企图。


五、第三代独裁者的胃口


习近平上台伊始，就通过“毛的三十年与邓的三十年互不否定”一说，透露了意欲扮演第三代独裁者的胃口。通过这样的裁判口气，习近平把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打入了邓的一代，遑论邓小平夭折了的接班人胡耀邦与赵紫阳？

但独裁者也是不那么好当的，尤其是没有杀人越货经历的独裁者，成功的更是凤毛麟角。

这不就是吗？刚刚挺了两年不到，借纪念邓小平冥诞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终于向世界明确展示了自己“学邓”而非“宗毛”的政治取向。

自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说出来后，外界对习到底是学邓还是宗毛一直在争论。

2013年是毛之冥诞120年，引发许多猜测，以为习近平将走崇毛路线。但从今年纪念邓的活动规格来看，与去年毛泽东冥诞120周年相同，均由“中央”下发文件预作安排。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出生地，都有类似的活动举办。但一部电视剧《转折关头的邓小平》精心选取中共执政65年当中最阳光的8年时间，也是邓小平一生政治声誉达到颠峰状态的时段，使得纪念邓的活动远比去年纪念毛冥诞更形热闹。

习近平在纪念邓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展示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重大功绩之外，主要是浓墨重彩颂扬邓的改革开放伟业，通过肯定邓小平对毛与文革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习特别赞扬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问题之时，邓小平所起的关键作用。 

对两个三十年，习的讲话是如此处理：“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否定文革，但不否定毛泽东，从而不将中共拖入自身合法性危机，继续走邓的改革开放之路，是习已经确定的基调。那些希望习近平发动文革的毛左，以及担心中国会回到文革的人士，从此可以放下这一执念了。

后半段，习的讲话用了六个“我们纪念邓小平，就要学习……”的排比句，并非全是官样文章，可看作习近平倾注了感情的自我期许，比如“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等。为邓一生蒙上巨大阴影的六四屠城，即官方在邓去世后的悼词里予以肯定的“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纪念文章中居然一字未提及。 

邓小平终其一生，实际上从未担任中共及中国最高领导人，官方说法只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今年用与毛相等的规格纪念，其实是习近平政治上宗邓的明确表态，在中共奉为祖师级的两位领导人当中，他还是更想做邓式的政治强人。


六、习近平软化、暂停调查

 

舆论普遍认为，北戴河密会究竟结论怎样，外界无从知晓。但会议之后，针对外界关心的反腐议题，中共不同派系却释出不同信息：先是指三大家族（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获习近平的“免查”金牌，后又传出终止对前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和贺国强家族涉嫌贪腐的调查。佐证之一是，中共的香港“大公报”网站8月15日独家报导，为温家宝家族被指卷入前华润董事长宋林案“辟谣”；佐证之二是，被指遭查甚至被软禁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贺国强，日前藉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观赏福建编排的大型舞剧“丝海梦寻”露面，辟谣意味明显。 

中共反腐，在“大老虎”周永康落马后，还会不会打下“更大的老虎”，用执掌反腐大印的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黑话，说是“以后你就慢慢懂”，因为“反腐永远都在路上”。由于中共的腐败案，只要追根溯源，都牵扯到最高层，因此王岐山这个模棱两可的表态，只要结合习近平给退休元老画下的红线，就不难理解：给我让路则“高风亮节”，给我挡路则“身败名裂”。 

习近平给中共退休元老画红线，第一个迹象是，本周包括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和一些门户网站，及香港亲共媒体纷纷转载大陆“廉政瞭望”有关中共元老万里、田纪云等退休生活的报导，公开敦促元老们退休后“不问政事，安享晚年”。报导指万里离休后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田纪云则说“领导干部退休，关键是要‘休’” ，“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因为“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而且转得更好！” 

万里和田纪云是中共党内有名的开明派，与习近平目前全力推动的深化改革理念契合，两人近乎直白的喊话，颇有代习向江泽民、曾庆红、李鹏这些“退而不休”的大老发出间接警告的意味。而在北戴河会议前，中共内部就有派系透过海外媒体放话，指今年北戴河会议主要任务，就是粉碎“老人干政”的陈规。 

画红线的第二个迹象是，日前在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撰写“中兴领袖习近平”，被大陆几乎所有新闻网站以显要位置转载而暴红的香港学者伍俊飞，28日又在“南华早报”抛出一篇口气不凡的重头文章“华国锋：功成身退，君子风范”。 

文章把曾因坚持“两个凡是”而被邓小平弃如敝屣的前中共领导人华国锋，描绘成“把国家、民族和组织利益摆在首位，淡出权力中心，其角色转换促进邓公执政团队的成型”。文章最后更以疑似习近平办公室口吻，要求“中共各级干部，特别是像华国锋那样曾经大权在握的高层领导，应该学习华国锋的政治品质，急流勇退，严管家人，紧束亲友，不拉帮结派，不袒护部下，顺应历史潮流，在深改元年这一历史关头，支持习近平的反腐改制大业，为执政党再立新功”。 

伍俊飞现在的头衔是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但从该智库由大陆一家企业于2005年在香港创办，伍俊飞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的背景看，其文章大有来头。有人说，伍俊飞文章有如习办给退而不休的中共元老，尤其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劝退表”，因为文章所指“像华国锋那样曾经大权在握的高层领导”，目前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人，而胡锦涛2012年在中共18大上黯然“裸退”，被习近平给予“高风高节”颂扬。 

而江泽民“退而不休”、“干预朝政”，不仅导致“胡温体制”虚耗十年，成为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乱国乱军，腐败横行的根源，直到现在仍是习近平执政的羁绊。此次北戴河会议如没有在终结“老人干政”上取得决定性进展，未来中共反腐可能反不下去，以破解利益集团为核心的深化改革也只会是空话。 


七、军权未牢、屡提“听指挥”


美国“外交官”（The Diplomat）网站9月23日刊文指出，最近相继发生的中美战机南海对峙和中印军队在拉达克对峙事件表明，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尚未完全掌控解放军。为保证军队对他效忠，习近平在访问南亚回国后，立即对军队发表必须绝对忠诚于党的讲话，显示他对军队并不放心，在军队地位也不稳固。 

这篇题为《中国军队可能仍自行其是》的文章说，近来发生的事件显示中国军队并不完全服从于党的领导。习近平最近在对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强化号令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坚决听从指挥，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有效贯彻落实”。 

2012年11月上台后便党、政、军大权一把抓的习近平还特别指示军官们要“认真分析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内安全形势，认真研究世界新军事革命态势”。文章指出，习的讲话显示军队内部有不服从党的号令的情形，使他觉得有必要在军官面前特别强调服从指令的重要性。 

今年8月19日，解放军队一架歼11战机在南海拦截美军P-8侦察机，两机异常接近，据称歼11战机还曾在美机上方作出滚筒动作。美国延迟三天才公布这一事件，是因为美方研判，解放军军机这样的接近，习近平等中共现任领导层并未参与。美国官员指中方曾在今年3至5月，最少三次派战机在同一空域异常接近美军侦察机，每次历时四至五分钟。白宫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抗议，并未公布详细情况，只是想把军机正在冒险的讯息传递给中共领导层，认为让其进行内部提醒是更为现实的做法。 

日前习近平访问印度时对印度总理莫迪说，他并不清楚中印在克什米尔对峙的细节。而在从印度回国后他立即做了上述讲话，显示军方在拉达克行动事先也未与高层仔细协调。不过与前任胡锦涛不同的是，习近平此次是利用官方媒体，用直白的语言向军方传递他不满的信息。 

分析指出，向外界透露中国军队在印度、东南亚和东海的行动并非出自最高领导层授意，或许有助北京减轻外国的压力。但另一面却是，这将有损习近平试图打造的强势形象。 

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邻国来说，不管中共军方的行动是有意为之还是军方指挥官的自行其是，这样的消息都不会让他们舒服。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和美国的领导者和战略家们对如何破解中国领导层的黑箱操作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只想找出方法，如何有效应对中国日益强硬的军事行动。 


八、结论


长久以来就有一种舆论，说习近平的动作取决于公众对他的支持度。也就是说，习近平虽然想扮演伟人，但无寸尺之功，很难服众。于是，他想通过卖力的表演来累积权力资本。现在，中国大陆官场的成员大都不好好干活，把担子让习近平周围的那几个人自己担着，其余的人都在观望。正因为如此，新疆才会连连爆炸，因为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大家都无心工作了。

这就是中共北戴河会议以来中国的基本走向。 因此用“色厉内荏”、“骑虎难下”来形容中共当局的处境，实不为过。下一步，习近平再拿不出象样的治国方案，帮中共突破困境，恐怕只有走向“黔驴技穷”了。毕竟，“依法治国”是守成之事，并非开创之功。


（2014年9月27日）



【第十节 “一国两制”重现江湖：剖析习近平最新对台喊话】


一、“一国两制”，重现江湖 


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9月26日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多次强调“一国两制”方针，表示在涉及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大陆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会有任何妥协和动摇。

习近平于此四天之前，在9月22日会见了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率领的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强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

下面会说到，这两个时间，绝不是一个巧合。

自从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以来，大陆对台政策基本原则自己声称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但是细细观察则不然，其间其实起伏不定。近几年来，多谈的是胡锦涛时期开始强调的“和平发展”与习近平接班以来不断讲的“两岸一家亲”。而最近以来却有些微妙的变化了。说来荒唐；对大陆而言，对台湾声称的“一国两制”竟然基本上与“香港模式”画上等号。这真是匪夷所思，不知大陆领导人脑袋里灌的是什么水？

台湾既有军队，又有国号，还有国际关系，“一国两制”既不适用于两岸，也不会被台湾接受，原因很简单，台湾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三十八年业已存在。以习近平长年来对台事务的用功程度，对此应该再清楚不过。

习近平如今回头来，针对两岸关系大谈“一国两制”，无疑是在回头路，这与舆论指出习近平在其他各个领域大搞倒退复辟，似乎一脉相承也。


二、“一国两制”，自说自话


有舆论分析指出：习近平重提“一国两制”是在接见主张两岸统一的台湾团体，强调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方针，场合上并不奇怪，等于中共自己在自说自话，就和白日做梦一样，并不需要真正的听众。

此外，习近平9月22日会见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率领的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强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企图以此扑灭香港的民主运动。四天之后的9月26日，习近平又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多次强调“一国两制”方针，表示在涉及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大陆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会有任何妥协和动摇……这个话与其说是将给台湾听的，不如说是拿来向香港的民主运动喊话的。9月22日和9月26日这两个时间，绝不是一个巧合。

“一国两制”近来成为话题，还有一个小小的缘由。今年大陆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除了凸显习近平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免也会回顾邓小平当年主导中英香港地位谈判，提出将原本设计处理两岸关系的“一国两制”方针，先适用于香港的史实。此外，最近陆港之间为香港特首选举议题，演变出若干团体发起“占领中环”以及大学罢课的行动，让习近平的心念总是围绕着“一国两制”的梦魇。

但就两岸关系再做进一步观察，还有两项因素亦须估算。

首先，去年签署的服贸协议在立法院触礁之后，两岸关系的困境逐次浮现，今年的太阳花学运甚至触发经贸利害转为政治认同的危机。如今，两岸货贸协议进展缓慢，互设办事机构只能停在构想阶段，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躺在立法院不动，都使得过去六年积累的两岸互信，横遭逆风。

其次，两岸关系迈入深水区，不进则退，包道格、葛来仪、容安澜等三位背景与观点往往并非一致的美国智库专家，9月12日在于华府举行的研讨会中，均预言欧巴马政府在未来剩余的两年任期之内，应该会有新一波的对台军售。


三、“一国两制”，张冠李戴


习近平对台态度的微妙转变，可能还与香港事变直接有关。

自9月28日傍晚至9月29日凌晨，港警几十波的催泪弹未能驱散街头的抗议群众，香港自此进入官民街头对峙局面。但这却不是港版的天安门事件，因为香港不是高悬毛像的天安门所在之地，而是受到国际条约制约的国际化城市，连逃离美国政府控制的美国情报官员，都选择香港作为第一避难处。

香港占中事件与天安门事件，皆是人民争取民主的行动，且均以学生为主体，但两者多所不同。19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军以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血洗清场，学运领袖当天即四出奔逃，难以计数的参与者顷刻间就销声匿迹，延续两个多月的“民运”倒在血泊之间。但是，北京毕竟不敢用坦克及达姆弹对付香港人，民众撑过了29日凌晨的压制和驱离，参与者不必逃亡，“真假普选”的争议也会继续下去。在天安门事件，北京可以在形体及议题上一夕“消灭”抗争者；但在香港，抗争者的形体及议题不会消灭，而且可能继续放大。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始自邓小平对英国的承诺；但北京当局竟用“一国两制”来扼杀高度自治。基本法固称特首选举由“提名委员会”主持，但并未排除“公民提名”，更无“爱国爱港”的政治筛选。所以，北京其实可以用政党提名、选民连署及“最低得票门槛保证金”等方式来节制参选浮滥，再加上“绝对多数制”的规范，以香港与大陆的依存关系，如此应当就能避免走偏锋者参选浮滥或胜出。但北京对自己毫无信心，不敢冒险在香港尝试一个护守过半民意的政府，于是只敢愚昧地以“提名委员会”的“落闸筛选”手段来操控特首选举，竟使“程序正义”成了争议焦点。

第一，这明明是一个行不通的选择，但北京当局却选择了此策。第二，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政治灾难，但北京却自己挖坑跳下。至此，北京当局撕下了“一国两制”的面纱，露出了“一国两制”的骷髅。而“一国两制”本来就是邓小平的鬼话，就像他喋喋不休的“政治改革”一样，是为了麻痹英美的神经而专门提炼出来的神经毒气。

香港大学生于9月22日开始罢课当日，习近平在北京接见董建华、李嘉诚等港商代表，重申“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不变”；二十六日接见台湾统派团体，又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两场会面，皆是在为香港抗议情势的升高作准备，两场会面亦显示北京知道“一国两制”是台港共通的议题。香港动了，想要镇住台湾。香港情势升高会牵动台湾，是必然的发展；但习的“一国两制”谈话在台湾引起了相当负面的反应，甚至可能影响台湾十一月的选举情势，却恐是北京幕僚失算之处。在香港“一国两制”触礁之际，北京竟对台强调“一国两制”，这是何种政治思维？

可见，这一切均出自政治思维高度的问题。北京若以为可以用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手法来处理香港情势，这显然是一思维误区。再者，北京以“提名落闸/政治筛选”的手法来处理特首普选，使得“程序正义”成为港中争议焦点，这更是因小失大。又如，此次香港民众集会政府总部，但港警为阻挡群众进入，却将民众分隔在八处现场，反而扩大了冲击，这也是治丝益棼。

尤其，习近平接见台湾统派团体，放出“一国两制”的谈话，极其愚蠢地把香港的火烧向台湾。这也是治丝益棼。由于习近平政治思维的高度不够，不但不懂民主政治生态，甚至到了不知本末及利害的地步，以致非但无法灭火，反而是抱薪救火。

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波及台湾，显示北京当局完全昧于外台湾与香港的不同本质；中共还企图用“一国两制”来张冠李戴，其脱离台港民意实在是太远，大大落伍于网路时代。


四、“一国两制”，反面样板


纽约时报之社论指出，假如北京当局信守1997年香港回归前所作的政治承诺，香港街头今天可能就不会出现示威和催泪瓦斯、辣椒喷雾和警棍镇压的场面。当然，纽约时报社论的作者无法理解，这个如果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中共是一个混一天算一天的政权，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看菜吃饭、看人下手的。这是一种劫匪心态，无法长治久安的。

中共军1997年7月进入香港时，只有傻瓜才会相信北京会履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虽然英国与美国好比是香港移交协议的保证人，虽然香港当时已经是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而北京当局希望能将香港财富夺到自己手里。

伦敦与北京签署的协议，允许香港维持自由市场经济、独立审判的司法体系与其它权利，包括比大陆居民更多的公民权利，以及2017年由港人直选特首。但是北京的橡皮图章人大常委，却在8月底通过由“提名委员会”提名特首候选人的决议案，等于对普选加上框架，民众于是走上街头。

纽时社论指出，习近平作风强硬，对镇压民间运动毫不手软，也加紧管控香港的社群媒体和网络。如果示威群众不退，习近平会如何回应，目前不得而知，但很难不担心二十五年前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的历史重演。

倘若情势发展至此，纽时社论认为，除了港人受到伤害，在香港做生意的跨国企业也会因为政局不稳定而出走。其实，最近几个月以来，已有数家企业将总部由香港迁往新加坡。当然纽时社论没有说破的是，那其实是天赐一个良机给美国，得以对中国大陆进行全面制裁，就像现在对俄国进行的那样。这一制裁，可以把中国大陆重新封锁起来，让中共逐渐变得和伊朗一样贫穷，一次祛除美国的一大劲敌。

邓小平所提的“一国两制”，是想用操控大陆村官选举的类似方法来操控香港特首选举，这就暴露出：中共欲在台湾实施的“一国两制”，绝非是“大屋顶中国”，而是共产极权下的“特区”。所以评论指出：台港两地民间反对“一国两制”，这正是北京咎由自取。

香港的动荡不能不引起台湾的关切，看到香港的情况，北京政府一再吹嘘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民众眼里成为一个真正的泡沫了。


五、“一国两制”，夭折香港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兼行会成员、铁杆“梁粉”张志刚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一国两制”是否成功对香港“生死攸关”，“一国两制搞不好，香港就完蛋了，这是死亡的问题”。“一国两制”，夭折香港。

其实，“一国两制要是搞好了，香港完蛋得将会更快。因为张志刚毫不掩饰地贬低中共治港的政策支柱之一的“港人治港”之重要性：他说“一国两制”是房子的“结构”，“港人治港”只是“内部装修”。他批评，目前有人将社会、管治问题归咎“一国两制”，是偷换概念，因为这些都是地球上有的问题，更引述南韩朋友指当地有民主选举，仍有示威和抗议，认为“一国两制”是成功，而移民人数也是多年来最低。但是他不敢说，南韩是怎么对待示威游行的，香港又是怎么对待示威游行的。

香港人为什么从不急于发展民主到急需民主？台湾人为什么拒绝接受“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十七年，民众与中共越走越远，游行规模越来越大，一国两制已经走到尽头。台湾看到中共拒绝政改，只愿意和大陆经贸往来，反之，大陆民众对台湾民主却心生羡慕，大陆民众的公民意识也在觉醒、维权行动也日益高涨。由此观之，影响两岸三地融合甚至统一的，不是台独，也不是所谓的港独，而是中共的专制统治。

在香港普选争议上，中共及为中共辩护者最常见的说法是，港英时代一百多年都没有给香港民主，回归后有了民主循序渐进，为什么还要反对？评论人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撰文认为，其实中共掌权者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港英时代没有民主，市民对毫无认识的英国派来的港督的管治大体满意，而回归后有了一些选举，却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

李怡指出，二战后，港督杨慕琦曾试图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计划成立民选市议会下放政府权力，但碍于市民反应冷淡也得不到中国当局祝福，民选计划没有实现。1987年，回归有期而香港市民的民主意识有所提升，于是港英拟在1988年实行立法会部份议席直选，虽获市民广泛支持，但中共发动左派团体及喉舌全力反对，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更公开喊停，以致直选搁置。彭定康上场，力推政改，为此与中共谈判闹翻。从中英谈判开始至英国撤离前，英国都知道必须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香港的自由法治，而中共则基于极权政治的本质一直反对。

李怡说，三十多年的变化，是香港人对民主从不需要而发展到急需要的历程，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宗主国从民主法治国家转为专制人治国家的改变，这改变使香港文明趋沦落，也使香港人为捍卫自由法治而民主奋起。 

不过这个李怡到底还是个左派出身，不敢揭出中共的卖国、反对民族利益的老底。


六、“一国两制”，源出卖国


有人说，香港人民以前在英国统治下怎么不争取民主？讲这句话，暴露的是自己的无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殖民地哪会有民主？谁听说过哪个殖民地是民主国家吗？如果是那样，那还叫殖民地吗？虽然香港在英国统治下没有民主，但却有完善的法治，民众也享有新闻、出版、结社、示威等自由权利，所以民众尚能容忍。反观今天的大陆，中共对本国人民连外国殖民者还不如。另外，香港民众争普选，是因为香港回归前，中共承诺到2017年允许港人普选特首，这是它做出的承诺。中共现在一方面不断侵蚀着港人原有的法治和自由，又背弃承诺，港人眼看原有的权利在丧失，承诺的东西又跳票，他们能不起来反抗吗？

大家或会问，假若当时英国坚持给香港民主自治，中方会如何回应呢？1960年10月29日，当时出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与香港工会代表访京团聚会时，批评当时美国人建议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并警告英方：

“英国不会喜欢美国这个建议，是无容置疑的……美帝国主义者将永远不会成功。可是，若这个建议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时刻，我们将毫不犹疑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廖承志上述讲话的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权为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所有。

无知的中国左派，不去了解香港的历史。英国当年想给予香港建立自治政府，却被中共卖国政府强烈反对。

“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作者按：一如新加坡）的行动，中国均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状态，丝毫不变。”周恩来上述讲话的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权为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所有。

上述文件，可以解释为何其他英国殖民地，都逐步建立起民选本土政府，但香港仍依旧维持总督和殖民高官独裁（雅称为“行政主导”），立法局只有委任议员，只是在市政局设有民选议席，而有选举权的人数，从不超过当时总人口的12%。这情况到了1980年代中期，才有改变。

由此可见，邓小平后来摸着石头摸出来的“一国两制”，源出于中共的卖国行为，现在中共竟然异想天开，企图把解决殖民地遗留问题的狗皮膏药贴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老祖宗中华民国的头上，真是可谓大逆不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七、“一国两制”，绝不接受


对于中共数典忘祖的逆行，中华民国要是接受了，那真是太奇怪了；对于中共数典忘祖的逆行，中华民国绝不接受，这才合情合理。因此，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江宜桦9月26日回答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质询时回答，“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从来就不接受“一国两制”这样的政策。

实际上，中共要是真心推动一国两制，就应该把香港和澳门划归同属民主制度的台湾管理，才有诚意。相反，如果想用原先的欧洲殖民地香港、澳门作为诱饵来钓鱼上钩，那就是打算了算盘。

而且，从一个历史的纵深度来观察，为了中共自己的利益，也还是不要打台湾的算盘为妙。

道理十分简单：处理一个前英国殖民地香港，中共都患上了消化不良症，如果中共真的吞吃了台湾，那不步上隋炀帝的覆辙才叫见鬼——同意了南北朝的隋炀帝父子吃掉了南朝，自以为得计，结果却连同自己一起走进了坟墓。

传说隋炀帝下江南，突然梦见早已去世的陈后主，就知道自己吃饱了撑的并吞南朝究竟是什么结果了。那就叫做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悔不当初。

“一国两制”，不仅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还是中共的定时炸弹。


（2014年10月22日）



【第十一节 APEC观察：北京的思维与亚洲的未来】


北京政权在竭力维持专制暴政的同时，企图将独裁与开放结合起来，强力打造多边合作、互利共赢的假像，通过推销“符合各方最大利益的亚太自由贸易新制度”，来获得其他国家主权的默认，继续挣扎延续自己的寿命。


一、APEC的经济功能


时隔十三年，APEC再次来到中国。11月10日至1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包括高官会议和部长级会议在内的会议周则自11月5日起已然启幕。从其所采取的空前严格的安保、环保等举措来看，北京政府异常重视此次国际活动。这毕竟是北京新届领导人上任以来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最重要窗口。

与十三年前的上海峰会相比，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沧桑巨变。中国大陆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则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为应对。本次APEC会议前，各国政要和传媒纷纷发声，传递的信息相当纷乱，折射出变动中的国际秩序尚在寻找新的锚点，有竞争也有合作。

本届峰会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三大议题相辅相成：“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主题和议题的设置均紧扣本区域现实，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本届峰会为探讨符合亚太地区发展需要的合作机制提供了平台。

历经25年发展，APEC成为本地区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级别最高的合作机制。然而，应当承认，APEC机制面临挑战。亚太虽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区域内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型的艰巨任务。而APEC成员在如何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存在分歧，多项谈判举步不前。

本次峰会最为显着的分歧，当属各方对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态度。

据北京官方介绍，本届APEC会议期间将就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达成重要共识，并完成《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的制定。而由于受全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美国施压，亚太自贸区谈判将无缘APEC。北京商务部负责人回应称，建设亚太自贸区是21个成员的一致愿景，“不存在阻止和冲突的事”。

亚太自贸区的概念始于2006年APEC越南河内会议，美国起初非常热心，随后此议题近乎沉睡，在今年5月APEC青岛高官会上由北京再次提起。重启亚太自贸区，有利于进一步整合本地区各种双多边合作机制，尽可能减少各类自贸安排可能带来的重迭化、碎片化。它也并非另立炉灶，而是对TPP框架以更广阔的、开放式的回应，且更符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的目标，无非是在推进手法方面需要采取灵活措施，避免互疑。

北京国力日益增强，但在不少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并未随此提升。北京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希望在国际上“展示出更宽阔视野、更积极作为”，北京正在寻找能够扮演自信且有影响力角色的多边机制或机构。这既是北京自身发展需要，也符合世界一直以来对北京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期待。

目前，亚太地区存在东盟与北京（10+1）、东盟与中日韩（10+3）、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北京主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多种地区合作机制。应当说，这些机制有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一面，也有相互竞争的一面。哪些机制能够生存发展，直接取决于支持力量的大小，但归根到底，取决于哪种机制最能有效推进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竞争。而中共的专制加上习近平的独裁，显然距离这一点要求甚远。


二、APEC的政治功能


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来说，APEC与其说是经济活动，不如说是政治活动：APEC是其谋求改变中美关系进而改造亚太秩序的一个机会。

北京力求确立一种“平等的”规则体系，所以不像美国那样首先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免得陷入美式规则的思维框架，受到美国规则的束缚。

自2012年2月习近平“国家副主席”在华盛顿首次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到2013年6月两国首领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达成共识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再到此次APEC领导人峰会前夕，两国各自的观察家们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争论愈发激烈。

其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显然已经超越了两国双边关系的范畴，其影响和意义已经逐渐外溢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其他国家，这一关系能否构建成功，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内各国的利益而言都有着深远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历史上“朝贡体系”秩序的影响，中国人对待邻国具有一种“天朝上国”的心态，在看待亚洲其他国家的时候，总会产生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种心理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作用下，会逐渐内化到中国的地区战略和周边外交政策当中，并由此招来了周边国家有关“中国渴望重建东亚朝贡秩序”的担忧。这种担忧具体在于，中国对昔日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有一种天然的向往，但其他国家在经历了条约体系的改造和接受了主权平等原则的洗礼后，不愿再回到朝贡体系秩序中去，其结果就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对现有的地区体系、秩序和制度所持的观点不同，因而它们在这些制度中所具有的身份、角色就不同，对自己以及对方的角色定位就不同，那么它们对制度的认同程度、对对方友好/敌对的身份建构也就存在不同，并进而导致北京同周边国家在建立战略互信、培育共同的地区意识和认同感方面可能会遇到很大障碍，北京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困境和在固有的争端中的竞争关系不断上升。

北京企图由一个地区机制和秩序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一个主动塑造地区规则体系的领导力量。在经济上，北京希望自己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能够成为自己所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典范，并以此带动同日本和韩国自贸区的建设，抵制美国以亚太经济合作代替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对自己在此间领导权的压制，此外还着重推进“一路一带”的全面建设；在安全上，北京一方面加强自身军力建设，并提出“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战术思想和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向美国和周边国家强调自己安全疆界的前沿所在，另一方面则在巩固和完善自己所倡导的以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为代表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亚洲地区安全架构的构建，并提出自己的“亚洲新安全观”，努力在理念和规则方面引导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重塑；在政治上，北京一方面坚持同美国在构建一个“可操作的”、“相互确保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上协调努力，另一方面提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对此不断进行多方位阐述和理念建构。总之，当前北京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不断对亚洲地区秩序进行中共式的改造，虽然这种改造更多地还是概念性的，尚未大规模地具化为切实的协议文本，但这其中蕴含着规则性权力的能量，对亚洲“新秩序的塑造”具有某些影响。


三、从APEC看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大陆


时隔十三年，APEC会议再次光临中国大陆。11月7日，大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沈丹阳主持召开“APEC全球价值链促进亚太经济体合作与发展媒体吹风会”，成为媒体“围堵”的焦点人物，显示了“全球价值链”议题在此次APEC上的高人气。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指构成特定产品最终价值的所有价值节点按生产流程联接而成且贯穿全球多个国家的链条。在该链条上，产品的最终价值被分解成多个价值节段，由分散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多个企业所创造。这些价值段，分散在该产品从概念孕育到最终使用的各个生产阶段，包括理念生产、设计、制造、品牌、营销、配送以及售后服务。

目前，全球存在三大区域价值链：东亚——东南亚价值链，北美价值链和欧洲价值链，分别以中国大陆、美国和德国为中心。其中，美国在货物与服务出口总值、出口增加值方面均领先其他经济体，德国和中国大陆紧随其后。

在全球各大洲中，亚洲从全球价值链崛起中获益最多。不过，包括东亚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上处在相对弱势位置。在亚洲参与的全球价值链中，美国和日本处于顶端，直接向紧随其后的中国大陆提供关键部件和服务，并通过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向中国间接出口增加值；同中国所处位置相近的经济体包括台湾、南韩、新加坡。

中国大陆也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显着。中国从1995年开始奋起直追，2005年左右超过日本，成为亚洲地区价值链的首要中心。1995——2008年，中国大陆出口增加值增长约八倍，比出口总值增速快约两倍。中国大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按相关机构测算，中国大陆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上升缓慢，2011年为62%，低于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等绝大数资源类出口国；其二，中国大陆增加值贸易的迅猛增长主要来自总值贸易的快速扩张，而非国内增加值率的大幅提高；其三，近年来，中国大陆从全球价值链上低端逐渐升级，目前处于中低端，仅仅高于越南，甚至低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经济体，更加远低于日本和美国。这显示中国经济活动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知识密集度和合约密集度仍然较低，在高增加值率的研发、核心投入品的生产、营销和零售等高增加值环节仍然不具有比较优势。

总体来说，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相对较易地借助外力实现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但要进一步实现增加值率更高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必须长期、大量、自主积累知识资本，这是全球价值链升级和经济升级的关键决定因素，有赖于更好的创新机制、更好的商务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和思想市场）和质量更高的人力资本。显然，这并不容易。

全球价值链的意义如此重大，而亚太地区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方面正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此次APEC会议将全球价值链议题作为一大重点恰 逢其时。为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大陆早在今年APEC召开前几个月，就在青岛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和相关经济体一起推出了《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 链发展战略蓝图》。这一蓝图旨在为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确立政策指南和合作框架，内容涵盖了APEC经贸领域的主要合作议程。这个《战略蓝图》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首份全球价值链政策纲领性文件，为本次APEC各成员在APEC全球价值链方面展开合作，发挥了作用。

截止到目前， 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等国际组织都纷纷表示愿对APEC全球价值链议题提供技术与专业支持。上述全球价值链相关蓝图也在11月8日闭幕的APEC部长会议上得到了批准，一旦它在接下来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再得到批准，则亚太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合作升级前景将非常可观。

对中国大陆和众多亚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这将是扭转国际分工不利地位、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一大历史性契机，非常值得搏命。


四，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大陆案例分析


温州制鞋业在快速发展中遇到诸多问题，如土地成本高昂、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才短缺、环境污染、贸易摩擦频繁等。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温州制鞋业在品牌、研发和营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条： 

1、自主品牌相对缺乏。品牌是企业和产品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温州目前虽然拥有“康奈”、“奥康”、“红蜻蜓”等一批国内知名品牌，但依然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出口鞋多以贴牌加工为主，价值链中的大部分增值部分被全球采购商获取；温州营销的绝大部分鞋类产品也是面向中低端市场，与意大利、美国品牌相比，利润相差十几倍到几十倍。 

2、研发设计能力不足。在研发设计方面，温州制鞋产业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人才相对匮乏，尤其是制鞋的设计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温州中小制鞋企业制度不完善，人才培养不系统、不规范；二是温州城市人居环境欠佳，房价奇高，综合生活成本过高导致大部分专业人才流向宁波、杭州、上海等地；三是行业内存在严重的“挖人”现象，人才队伍建设不稳定，尤其是设计师的流动非常频繁。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缺乏自主创新。由于难以有效杜绝设计的模仿甚至抄袭，绝大多数温州鞋企都走模仿之路，本地企业很少能独立开发和设计出有创意、高品位的鞋样，国内模仿广州鞋，国际模仿意大利鞋，目前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温州鞋业自主研发、创自主品牌的重要“瓶颈”。 

3、产业内部竞争过度。温州作为中国鞋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制鞋企业高度集聚和产品雷同，产业内部过度竞争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国内市场上，温州的中、高档皮鞋销售基本集中在二、三线城市的市场，产品细分不够，直接加剧了制鞋企业在同一层面上的过度竞争；在国际市场上，一些企业为了争抢出口市场，不惜成本竞相杀价，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事件频繁发生。 

温州制鞋业如何转型升级？

以品牌建设嵌入全球价值链。世界知名跨国鞋企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制鞋业的中高端品牌也主要垄断在他们手中。温州制鞋业的升级应注重品牌建设，对于奥康、康奈等国内知名品牌企业，要加强与国外高端营销渠道的合作，突破国际品牌垄断，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提升；通过自主创建或收购国际品牌，摒弃单一的低价竞争手段，为温州本土鞋企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奠定基础。 

以研发提升产业竞争力。研发能力的强弱决定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利润空间。温州制鞋企业必须加大研发投入，逐步走向价值链的高端，推动产业不断升级： 

1、加大研发设计人才的培养。企业自身要重视研发设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政府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设立制鞋生产培训和科研机构，提高整体研发设计水平，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2、建设联合研发设计中心。推广康奈集团与SATRA合作建立鞋类研发设计中心的做法，通过与国外知名制鞋企业合作，设立联合研发设计中心，提升本土企业的研发设计水平。 

3、政府和行业协会要制定出台有关政策和行业标准，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规范企业间的竞争秩序，鼓励创新，引导制鞋业健康持续发展。 

以营销网络拓展产业升级空间。目前温州鞋业在国内营销网络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一定优势，今后要继续拓宽渠道，在全国、全球建立更为密集高效的营销网络。首先，通过互利合作，利用国外企业的销售渠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如奥康集团与意大利鞋业公司的合作，康奈集团借助海外加盟商开设连锁专卖店的方式。其次，利用虚拟经营模式，主动对接国际供货商、采购商，借力整合外部资源，突破中小企业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的瓶颈制约，开拓国际主流市场。最后，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鼓励有条件的温州本土鞋企到国外收购拥有良好营销渠道的零售企业或制鞋企业，快速建立起海外分销渠道和网络，拓展温州制鞋产业升级的空间。 

上述一厢情愿是否可以实现？在一个缺乏思想与信息的自由交流的社会里，这是极为困难的。


五、北京的思维与亚洲的未来


由于全球化的作用，“中国得以崛起”。不论中国大陆是用什么不光彩的方式崛起的，但只要其一旦崛起了，在某种程度上，北京的思维就多少会影响到亚洲的未来。

亚洲有两个未来，一个是政治开放、经济繁荣、军事和平，一个是政治紧张、经济混乱、军事冲突。

前者是正常思维的结果，后者则是非常思维的结果。前者尤其要求北京像其他国家一样具有正常思维，如果北京始终像现在这样缺乏正常思维，那么亚洲的未来只能充满了政治紧张、经济混乱、军事冲突。


（2014年11月27日）



【第十二节 习近平的岛国战略】


2014年11月17日，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刚主持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高峰会，随即前往南半球的澳洲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第9次高峰会，并对澳洲、纽西兰及斐济进行国是访问。

习近平这次访问值得注意，他在斐济与其他7个有邦交的太平洋岛国领袖举行双边和多边会议，连结到他上任后第2次出访地，是从加勒比海的千里达开始，即可反映出习式的小国外交。


（一）南太平洋的金钱外交


舆论指出：中共早期的外交工作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1970年代进入联合国后是以中华民国邦交国为主要攻略目标，19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则是拓展全球布局为主，二十一世纪以来，其针对有战略或经济价值的岛国外交，工作力道显着提升。

2013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前，先到千里达及其他拉美国家访问。被认为是布桩与挖角动作，企图以此松动美国的门罗主义，正式开启中共自己的门罗主义。

千里达是东加勒比海重要的岛国，盛产石油和天然气，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沥青湖，亦是世上最大的氨肥和甲醇出口国，就在他的总理刚表达对美国在当地经贸投资的不满，习近平迅速来到，企图接棒。习近平除了参加当地中资儿童医院动工外，也借机与8个东加勒比海国家的元首，举行双边会谈，以强化彼此的经贸合作关系。

大陆如此投资，当然是为他国内发展所需的原物料找来源，和确保他的海运路线畅通及保修，因为在交通和电信上的投资，除了可以造福该地区民众之外，另一方面更可以掌控当地的地质、水文及海洋资源等资料，为大陆进一步在该区域扎根做准备。

之前，两岸在南太平洋的金钱外交，曾引发澳洲政府的强烈不满，警告双方应有所节制。之后，两岸在该地区的攻防战稍歇。斐济是第一个与大陆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习近平的到访象征和实质意义兼具。

2006年大陆召开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在去年第二届论坛中，陆方宣布提供相关岛国重大建设所需，包括向有建交的岛国提供总价10亿美元优惠贷款﹔设立10亿美元专案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至2013年双边贸易的年平均成长是27.2％，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加63.9％，而这些国家的贸易对象，仍是以澳、纽、美等国家为主。

习近平的南太平洋之行是向相关岛国保证，所有援助的承诺都将到位。金权外交的象征意义在于，宣示中共大陆对小岛国家的重视；实质意义在于，为大陆未来的全球海军路线布桩，强化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及早完成国际战略布局。

大陆在台湾邦交国区域的活动，目的在于引发台湾邦交国的内部反应，期待以利诱之，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分别会见与“集体会晤”


11月22，习近平在斐济的楠迪分别会见一些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同他们就“发展双边友好合作”交换意见。

在会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莫里时，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中方尊重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愿同密方保持高层和各级别交往，加强治国理政交流，深化渔业、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技术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中方支持密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在会见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也为中萨关系指明了方向。我们赞赏萨摩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萨摩亚农渔业、旅游业资源丰富，中国有资金、技术、市场优势，双方要充分挖掘潜力，加强合作。中方愿意帮助萨摩亚发展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 

在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时，习近平指出，巴新是太平洋岛国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中国和巴新都是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拥有许多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中方视巴新为太平洋岛国地区重要合作伙伴，愿同巴新扩大农林渔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落实好拉姆镍矿、中石化公司和巴新液化天然气等重点合作项目，加强在亚太及太平洋岛国事务上协调配合。

在会见瓦努阿图总理纳图曼时，习近平指出，瓦努阿图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方赞赏瓦方将对华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支持瓦方维护自身权益、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瓦方特色农业独具优势，渔业资源得天独厚，希望瓦方充分利用中方提供的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扩大对华出口。中方愿意继续为瓦方培养各类人才，将一如既往支持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在会见库克群岛总理普纳时，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库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愿同库方加强合作，争取在渔业、矿业等领域促成更多实实在在的项目。拉罗汤加岛供水项目是中国、新西兰、库克群岛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开展的第一个三方合作项目，要推动项目早日完工，造福当地人民。中方积极考虑在库克群岛开设孔子学院，促进人文交流。

在会见汤加首相图伊瓦卡诺时，习近平指出，中汤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方珍视同汤加的友谊，支持汤加政府维护国内稳定、推进经济社会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愿意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人才培训等领域同汤方加强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内帮助汤加应对气候变化。

在会见纽埃总理塔拉吉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纽埃双边关系发展良好，中方愿同纽方继续扩大友好交流，加强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帮助纽埃加快发展。

习近平还分别同上述国家领导人一道见证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

在上述的官样文章和陈词滥调后面，其实涌动的是人民币攻势。其目标之一，意图瓦解台湾的邦交国，在国际领域完成“台湾问题香港化”的统战。

同时，上述“分别会见”是为下面要谈到的“集体会晤”作铺垫的；“集体会晤”才是习近平“岛国战略”的重中之重。


（三）习近平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22日在楠迪同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莫里、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瓦努阿图总理纳图曼、库克群岛总理普纳、汤加首相图伊瓦卡诺、纽埃总理塔拉吉等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俨然有召集会议的良好自我感觉，说的是“共商合作发展大计，一致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却自称是“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宣扬“新形势下中国深化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政策举措”，强调中国大陆是岛国真诚朋友和合作伙伴，意思是美国反而不够资格。

那么，习近平就这一“新形势”提出了什么“发展和提升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建议”呢？大致有以下几条：

第一，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方尊重各岛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岛国以自己的方式管理和决定地区事务，支持岛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二，加强高层交往。中方欢迎岛国领导人访华，为双方关系做好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愿同岛国扩大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对话交往，继续办好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机制性对话。

第三，深化务实合作。中方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我们真诚希望同各岛国分享发展经验和成果，真诚欢迎岛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愿同岛国深化经贸、农渔业、海洋、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将为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中方将继续支持岛国重大生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

第四，扩大人文交流。未来5年，中国将为岛国提供2000个奖学金和5000个各类研修培训名额。中方愿同岛国加强各界交流，继续派遣医疗队到有关岛国工作，鼓励更多中国游客赴岛国旅游。

第五，加强多边协调。中方愿同各岛国就全球治理、扶贫减灾、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道援助等问题加强沟通，维护双方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将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向岛国提供节能环保物资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开展地震海啸预警、海平面监测等合作。中方将继续积极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等岛国地区合作机制，支持岛国联合自强、互帮互助、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努力。

习近平这次太平洋岛国之行，象征意义在于宣示对小岛国家的重视，而实质意义可能也为大陆未来的全球海军路线布桩，强化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及早完成国际战略布局。


（四）许诺更多金钱投入


2013年，中共宣布提供相关岛国重大建设所需的资金，包括向有邦交的岛国提供总价十亿美元专案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而至去年双边贸易的年平均成长是百分之廿七点二，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六十三点二。

这次习近平则趁机指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虽然相距遥远，但双方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当前中国大陆和太平洋岛国传统友好更加牢固，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合作前景日益广阔，双方关系面临乘势而上的良好机遇。中国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重视只会加强、不会削弱，投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岛国领导人一致表示”，中方倡议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岛国提供了重要机遇，岛国人民对双方合作抱有期待，愿意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习近平还感谢斐济协助中国大陆开展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希望继续加强两国执法合作。

此外，习近平同斐济总理举行会谈，称中方将在斐济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企图提升软实力。习近平指出，我们欢迎更多斐济优势产品对华出口，支持斐方开发中国旅游市场，鼓励中国企业赴斐投资。中方将继续支持和帮助斐济应对气候变化。继续派遣医疗、文艺团组到斐济等岛国巡诊巡演。

显然，此举有助于彭丽媛搭建活动舞台，以消除宋祖英受到江泽民宠爱期间，在海外文艺界造成的恶劣影响。


（五）“集体会晤”与朝贡外交


中共自吹，习近平在访问斐济期间，有一项特殊安排：同多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集体会晤可以说是中国外交中的一个创新。

什么是集体会晤？

此前，北京外交部就此次出访在吹风会上的说法是：习近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在斐济同其他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分别举行双边会见，同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

这里实际上有三种形式的外交活动。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是多边外交；国事访问是双边外交；与岛国领导人的集体会晤则是“一对多”，中国是一方，其他国家作为整体是另一方。这从形式上接近“多边”，但从实质上更加接近于“双边”。

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称，“集体会晤”通常是一国领导人出访时，在时间非常紧、会晤对象又比较多的情形下，在某一出访地邀请周边国家领导人一同会晤。会晤对象通常有比较相似的利益诉求，面临有区域特点的共性问题。

但事实上，这种“一对多”的集体会晤多多少少体现了一种傲慢，是一种大国的无礼，连美国都不会这样。所以中共坦承说：“集体会晤是中国外交上的创新。”说穿了，就是“出访形式的朝贡外交”。

今年7月17日，习近平在巴西与拉美和加勒比多国领导人集体会晤，中国、巴西、拉共体“四驾马车”及其他一些拉美国家领导人出席。这次会晤由中方倡议，是中拉领导人的第一次集体会晤。

中共自吹：集体会晤形式灵活，不光有“高大上”的会谈，还有“接地气”的饭局。去年6月2日，习近平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时在西班牙港请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吃了顿午饭，特多、苏里南、圭亚那等多国领导人应邀出席。

2013年3月28日，在南非德班，习近平邀请非洲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早餐会。南非总统祖马、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参加早餐会。习近平说，这次早餐会举办的初衷就是想“听听非洲国家对发展中非关系的想法”。

中共宣传机构自问自答说：

集体会晤意义何在？

为什么有了双边和多边，还要有集体会晤的形式？

首先，集体会晤是中国外交上的创新，增加了中国外交的立体性。以今年7月中国与拉美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为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拉美研究中心研究员沈允熬认为，这次集体会晤“是破天荒的创举，为中国同拉美整体合作搭建了重要的新平台”。

其次，集体会晤提高了领导人出访的效率，习近平历次集体会晤都是满满的成果，比如中拉领导人在会晤中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最后，集体会晤是大国外交的一部分，有助于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以此次会晤为例，江瑞平说，这些岛国面临有共性的地区性问题，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对这些国家构成不小的威胁。习主席这次与岛国领导人的集体会晤，就谈到了气候变化问题，协助这些国家寻找解决之道，这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尽义务的大国形象。

中共的上述自吹反复强调，集体会晤可以说是“中国外交”中的一个创新；其实呢，这不过是企图复辟古代的朝贡外交。当然说起来还很可怜，“集体会晤”还是走出去拜访众国，距离“朝贡外交”坐在朝廷上接见众国，还有相当距离。


（六）朝贡外交与习近平的皇帝梦


就中共的传统而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所谓“岛国战略”是西方的观念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从中国的观念看，看到的则是朝贡外交。这样一来，“岛国战略”也许就会变成“郑和下西洋”那样无疾而终的摆谱。显然，对于习近平及其周围的共产党人，我们是无法要求他们能够用西方的现代的观念来理解事物的。习近平比较能够理解的似乎还是儒家和法家的那些东西，而不是现代的国际观。这就难怪纽约时报说，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习近平“一人说了算”的领导风格，习近平像是常委会里的“皇帝”，手下有“六个助手”（政治局常委）。习近平的皇帝梦还体现为这个共产党的孝子贤孙，竟然想宣扬一种变相的尊孔，来为自己的独裁制造一个正统的假像。

基于上述“习近平集体会晤类似郑和下西洋而不是瓦斯科•达•伽马（葡萄牙籍航海家）率先到达印度”的理解，岛国战略、朝贡外交是为了满足习近平的皇帝梦，就像“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满足朱棣的篡位欲。

如此看来，习近平不足惧也，因为历史表明，海外扩张需要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不是官僚资本可以胜任的。

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习近平的“岛国战略”更多体现为某种个人崇拜的鼓噪，某种用外交成就来树立内政权威的企图心。

这可以从《人民日报》记者杜尚泽的奉命制作《从雁栖湖到太平洋习近平主席大洋洲之行综述》一文，看得十分清楚。很明显，此文是贴身女记者杜尚泽在习近平本人的耳提面命之下炮制出笼的。

故而，此文反映了习近平本人的思路，也是打开习近平内心的一把钥匙。从这把钥匙打开的习近平的内心来看其岛国战略，更多流露的是太监郑和式的炫耀，而不是葡萄牙探险家和西方传统的实干。因此不难预测，要依靠这种太监郑和精神指导下的岛国战略去对抗美国的海上霸权，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美国海军不是孤立地游弋于世界的，而是葡萄牙探险家以来六百年西方军事传统的浓缩。中国大陆在进一步西方化以前，是没有可能称雄海洋世界的。在这方面，比中国大陆更为西方化的日本、苏联、德国，都先后失败了。我们又怎能指望一个草草崛起的内陆强权可以抗衡美国的海上霸权呢？


（201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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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从雁栖湖到太平洋习近平主席大洋洲之行综述》

《人民日报》女记者 杜尚泽

 

新华网北京11月27日电 北京，雁栖湖，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密集的元首会见告一段落。

布里斯班－堪培拉－霍巴特－悉尼－惠灵顿－奥克兰－楠迪。10天，3个国家，7个城市。习近平主席“旋风式”的访问，成为年度外交的压轴大戏，也为中国外交写下浓重一笔。

从雁栖湖畔到南太平洋岸，世界的目光追随着中国。2014年11月，中国的“外交月”。

访问期间，恰逢党的十八大召开两周年。看似时间的巧合，却蕴含着战略布局的深刻含义。

运筹帷幄，深耕细作。追寻习近平主席的足迹，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多边外交、主场外交……中国故事在世界回响，承前启后的外交格局日渐清晰。

23日，挥别楠迪。浩瀚的太平洋上空，飞机由南向北，在湛蓝苍穹划下一道壮美的航迹。大洋洲之行的帷幕徐徐落下……

把历史的镜头拉长，把俯瞰的视角变宽。大洋洲之行的4个维度——省州关系、国家关系、区域关系、全球关系，绣织着中国的世界观、世界的中国观。

国家关系篇：战略引领互信互利

善弈者谋势。元首外交，引领国家关系，尤需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澳大利亚，大洋洲领头羊。建交42年，中澳关系砥砺前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尚是总角之龄，声势却已如火如荼。

新西兰，对华合作开拓者。建交42年，中新共同创造了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史上多个“第一”。习近平主席用6个字评价中新关系：“示范性、开创性”。

斐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太平洋岛国中，它最早同中国建交，也最早迎来中国国家主席的国事访问。消息传遍大街小巷，举国上下欢欣鼓舞。

习近平主席到访，掀开历史性的一页：中澳、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澳宣布实质性结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新决定打造利益共同体；中国同包括斐济的8个太平洋岛国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互信互利，贯穿国家关系的一条主线。那些隆重热烈的场面，传递一种情感。

澳大利亚，细节的雕琢，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科斯格罗夫总督欢迎仪式安排在如茵草坪上。总督早早抵达，走上检阅台亲自“试镜”。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因习近平主席出席活动，一改庄严肃穆的底色，不但匠心独运布置了中国红，还请来了舞狮队，热闹纷呈。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客人尚在，阿博特总理赶赴霍巴特和悉尼，陪同习近平主席访问。离开澳大利亚前，总理夫妇到习近平主席夫妇下榻酒店，亲切话别。阿博特总理颇为动情：“我们一同度过了许多难忘时光，聆听了您的见解和主张。您的友好、热情、真诚、睿智使我获益匪浅，也打动了许多澳大利亚民众。”

新西兰，隆重的礼遇，表达最真挚的敬意。

迈特帕里总督的欢迎仪式上，毛利族长者向习近平主席行最高敬礼——“碰鼻礼”。毛利族人时而慷慨英勇、时而引吭高歌，仿佛诉说一段源远流长的情谊。总督听闻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到访：“按照毛利族人习俗，客人来3次就是一家人了”。习近平主席回答说：“中国也有句俗话，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是朋友。中新两国是好朋友。”

次日中午，新西兰各界举行欢迎招待会，毛利勇士和中国舞龙交相辉映，在两种古老文化标志引领下，习近平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入场。约翰•基总理致辞说：“您不是陌生人，而是一位故地重游的朋友，一位老朋友。”

访问期间，约翰•基总理全程陪同习近平主席的活动。深夜，总理夫妇在奥克兰机场迎接。次日赶赴惠灵顿，举行会谈。晚上，折返奥克兰，再聚于家宴。最后一日，总理陪同参加数场活动，又赴机场送行。

斐济，古老的仪式，诉说最真挚的情感。

楠迪机场，专机正在滑行，一道“水门”从天而降，寓意为贵宾洗尘。傍晚，姆拜尼马拉马总理在习近平主席下榻酒店，又专门请来原住民，呈上一场传统的欢迎仪式。

习近平主席身着“布拉衫”，端坐台上。用心倾听原住民的祝福歌谣，收下他们献上的鲸鱼牙、草席、洋格纳树。民风民俗、民情民意，浓郁得像那杯磨制的卡瓦汁，习近平主席慢饮而尽。

送别时，奈拉蒂考总统夫妇、姆拜尼马拉马总理夫妇共同来到机场，再一次握手、再一次拥抱、再一次恳谈、再一次为枝繁叶茂的中斐关系培土浇灌。

访问中有一个细节，习近平主席同阿博特总理见证两国文件签约，站了很久，习近平主席风趣地说：“累并快乐着，因为站得时间越长，说明合作成果越是丰硕。”

一叶知秋。务实合作的领域之宽、程度之深，不但建交之初难以预测，也是26年前难以想象的。

那年，在地方任职的他，来澳大利亚考察合作。墨尔本、堪培拉、悉尼，一路走来。

今天，前行的方向不变，道路却愈走愈宽广：

访澳期间，习近平主席同阿博特总理一道宣布，中澳实质性结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十年磨一剑。这将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达成的一份全面、高质量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朝野、媒体、民众一片赞誉。阿博特总理将其称为改变世界贸易格局之举。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在6年前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的基础上，中新再书大手笔。习近平主席引用“你我篮子在一起”的毛利族谚语，表达互利共赢的信念。而约翰•基总理，当听到记者关于“限制中国投资”的提问时，态度鲜明地说：“双向投资是互利的，我们绝不会感觉不舒服。”

国家关系有了新定位，贸易合作有了新突破……处处是机遇涌动，处处是潜力无限。

农牧业，一头连着中国的广阔市场、丰裕资金，一头牵着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先进技术、丰富资源。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基总理陪同下，来到奥克兰近郊，参观新西兰农牧业技术展。

长长的展台，汇聚了中新农牧业翘楚。奶源大数据、电脑灌溉、资本市场、以虫除虫……两位领导人边走边谈。

那些金额不大、却关乎千家万户的项目，习近平主席同样牵挂心头：中新库三方协议供水项目，进展如何？中斐小水电站和公路改造项目，成效怎样？姆拜尼马拉马总理动情地说，我们拥有改善民生的梦想，是中国让我们梦想成真。

在传统行业中拓展新天地。能源合作，进一步延伸产业链，统筹推进上下游一体化合作。金融合作，悉尼设立人民币清算银行，中国的银行落户新西兰。执法合作，双方态度积极，通过合作反腐败、追逃追赃。

在新兴领域中开拓新空间。极地合作方兴未艾。在习近平主席同澳大利亚、新西兰总理分别见证下，中澳、中新签署加强南极合作协议。

澳大利亚南极科考的母港——霍巴特港口，“雪龙”号科考船在执行第三十一次南极科考任务途中，停靠补给。

习近平主席登上甲板，走进船舱，来到展览厅、实验室。关怀极地科考、关注极地合作，更关心这些一走就是半年、战天斗地的科考人。

蓝天碧海，五星红旗猎猎，船员和科研人员伫立在甲板上列队欢送。

“一路顺利！”习近平主席朗声问候、奋力挥手。

“习主席好！”不知是谁一亮嗓子，千万声汇聚，响彻海岸。

省州关系篇：承接大势联通民心

遥远的塔斯马尼亚州，山水纯净、民风淳朴。那儿，习近平主席珍藏着两份心愿。

第一份，是历经13个春秋的夙愿。

2001年，当时的塔州州长培根到访福建，同习近平一道签署了建立友好省州关系20周年联合声明，并盛情邀请他到塔州走一走、看一看。

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13年过去了，我来履行我的承诺。”

培根英年早逝，习近平主席特意邀来他的家人，一叙旧情。

几张照片，相纸发黄，印记已淡。会见厅里的人们细细翻看，沉浸在回忆之中。习近平主席说起培根喜欢的《鼓浪屿之波》，说起访华时的那些朋友、那些故事。跨越千山万水的情谊，娓娓道来。

习近平主席的工作经历，见证着中澳、中新地方交往。福建省－塔州，浙江省－西澳大利亚州，上海市－昆士兰州。此前任职厦门期间，也恰逢厦门市和惠灵顿市建立友好城市。

忆及往事，他不禁感叹：“深知地方领导人责任之重、工作之不易，也深知地方交流对两国关系的促进作用。”访澳期间，他特意安排同昆士兰州州长纽曼，同塔州代州督布洛、州长霍奇曼，同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尔德一一见面。

数字见证速度。今天，中澳建立了94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中新建立了30多对。地方交往如雨后春笋、生机盎然。

机制化建设，水到渠成。在习近平主席推动下，中澳建立省州负责人交流合作机制，中新建立市长论坛机制。

一个首届论坛，一个启动仪式，习近平主席都在繁忙的日程中留出了时间，阿博特总理、约翰•基总理分别陪同。中澳、中新地方官员济济一堂，习近平主席娓娓道来。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省州关系发展要看两国的关系定位。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我们要找战略合作的契合点。”

“大战略必须分层次。中新关系仿佛一幅油画。油画有多绚烂，不仅取决于总体构图，也有赖于局部元素。”

“澳大利亚各地特色不一样、优势不一样，中国也是如此。各有千秋，要出好自己的牌，找准自己的优势，把握住最吸引眼球的地方。”

“地方是两国合作最基层、最务实的层面，要注重实效。你们是连接基层的通道，是惠及民生的最后一公里。”

“根深则本固，双边关系发展需要扎根地方、依靠地方、惠及地方。”

第二个心愿，是呵护那一株株被春风吹绿了的小树。

今年夏天，习近平主席收到16封塔州来信。

听闻他来访的消息，斯科奇－欧克伯恩学校正学中文的孩子们，每人用汉字写了一封信。

信里，有孩子们精心设计的、充满了童趣的访问路线。习近平主席在17日演讲中，一提起这件事，语气中满是温暖：

他们“特别提到了塔胡恩空中栈道、大峡￿，当然还有‘塔斯马尼亚恶魔’，还说如果去大峡￿的话还有可能捡到美丽的孔雀羽毛。这让我充满了好奇。”

“明天，我将去塔斯马尼亚州，这样我将走遍澳大利亚所有的州。”他幽默地补充一句：“是不是应该发给我一个证书？”

次日一早，塔州首府霍巴特。他和孩子们一起种下玉兰树苗，并收到一份珍贵礼物：穿着校服的可爱泰迪熊。

习近平主席对孩子们说：“希望你们到中国去。以后可以继续书信联系，分享你们的好消息。”

根在人民，源在交流。出访途中的点点滴滴，折射着民间交往的勃勃生机。

克赖斯特彻奇一群孩子的中国情，如春花之灿烂。

汶川地震后，这些可爱的孩子走上街头，拉小提琴募捐。2011年，克赖斯特彻奇发生地震，中国救援队火速驰援。患难与共的这份情，习近平主席写入文章，访问前夕刊登在《新西兰先驱报》上。

橄榄球球星玛阿•诺努的中国情，如盛夏之炙热。

惠灵顿，在记者会结束后，他来到讲台上，向习近平主席赠送了一件8号球衣。“欢迎你到中国去交流。”收到邀请，他答应得格外爽快：“我现在就可以去！”

格里菲斯大学马克林教授的中国情，如秋叶之静美。

半个世纪60多次访华，他在澳中之间奔波，孜孜不倦向澳大利亚、向世界介绍中国。阿博特总理举行的晚宴上，白发苍苍的他见到习近平主席，平静的笑容难掩激动。

旅游、教育、影视——民间交往的一座座桥梁。修桥铺路，让交往更畅快、更敞亮，是习近平主席同三国领导人的共识。增设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中澳、中新相互承认学历，中新签署首份电视合拍协议，中斐签署互免签证协议……一路走来，收获满仓的喜悦。

还有无数叫不出名字的百姓。习近平主席的到访，成了他们的中国日。

一张张淳朴的笑容，一个个动人的场景。处处是五星红旗高扬，寒风中、骄阳下，他们守在路边，等在门口。有些年轻人甚至追着车，欢快地跟跑。

千万句祝福不约而同地响起。习近平主席夫妇向他们久久挥手。汽车缓缓开动，走出很远，依然能望见那片热情的海洋。

离开楠迪的消息不胫而走，四面八方的百姓，把宾馆大厅挤了个水泄不通。他们齐声吟唱当地民谣：感谢您来到这里，我们会一直等候着您……余音温婉，回响耳畔。

区域关系篇：周边外交联通彼此

“中国是邻国。”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斐济，不止一次地听到这句话。他们引用“好邻居金不换”，表达对邻居中国的珍惜。

俯瞰地图，大洋洲踞南太，四周苍茫大海，北望亚洲、南扼南极。和中国虽不接壤，但跨海毗邻、交往久远，寄托着多少美好希望。

中国同样把它们视为大周边，亲诚惠容的理念一以贯之。

力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折射惠和容。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北连亚洲经济圈，南牵大洋洲经济圈。

世界经济总量排名中，中国是第二位，澳大利亚占第十二位。广泛的合作领域共享，描绘了一幅诱人的画卷。

这条纵贯太平洋的经济大走廊，联动亚太、统筹海陆、互济南北、面向全球。

身处其中，肩头是沉甸甸的担子。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协力推动。

一马当先的中新经贸合作，会不会被澳大利亚抢了风头、又抢了生意？

习近平主席对潜在的忧虑，毫不回避。在新西兰总理府共见记者时，他借着回答经贸合作的问题，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人在澳大利亚就问我，中澳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对中新经贸会不会影响。中国有13亿多人，市场大得很。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市场，恐怕新方供不应求。”

约翰•基总理在几个场合一再强调，“中国市场摆在那里，有足够的吸纳能力”；新西兰初级产业部部长盖伊也引用道，“中国市场大得很，只怕会供不应求”。

中澳、中新自由贸易协定，放在整个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宏大背景中去看，它只是一块刚刚完成的“拼图”。

雁栖湖畔，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扬帆启航。“亚洲各国就像一盏盏明灯,只有串联并联起来,才能让亚洲的夜空灯火辉煌。”

力改区域合作的碎片化，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再次引领这一话题。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开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启动丝路基金等途径为此作出贡献。

访问期间，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汇聚了无数目光，澳方和新方都表示，“将积极研究加入”、“积极参与亚投行建设”。

力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背后是中国机遇的持久带动力。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对亚太繁荣进步，更是意义非凡。“中国愿意分享发展机遇”，“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独行快，众行远。”

习近平主席几个月前的一句话，阿博特总理此时借来引用，意味深长。

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集体会晤，折射亲和诚。

中国倡议、中国邀请。斐济，历史性会晤。

22日傍晚，习近平主席结束一天的双边会见，在他下榻的酒店会议大厅，8位建交岛国领导人，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莫里、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瓦努阿图总理纳图曼、库克群岛总理普纳、汤加首相图伊瓦卡诺、纽埃总理塔拉吉，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亲切握手。

相聚之路，尽展诚意。莫里总统北上转机、辗转赶来。奥尼尔总理调整了国内的会议议程……斐济总统夫人由此感叹：“中国像块磁铁石，你们来到这儿，斐济才高朋满座。”

窗外，落日晚霞、海天一色。屋内，中国同8个太平洋建交岛国一致决定，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

习近平主席说：“中方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互助。”这席话，最是打动岛国的心扉。8个岛国中，人口最多不足百万，最少千余人；对照13亿多人的泱泱大国，他们感慨万千：“中国一贯重视岛国、尊重岛国、支持岛国。”

习近平主席宣布了支持岛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计划：“我们真诚希望同各岛国分享发展经验和成果，真诚欢迎岛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岛国领导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中国的举措实实在在，契合岛国实际需要，惠及岛国人民。

对小岛国而言，气候变化关系未来、决定存亡。他们赞赏中国为气候变化作出的表率。习近平主席进一步表示，中方将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为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岛国领导人纷纷感叹：“中国是岛国的真朋友，岛国愿做中国的好邻居。”

从北京雁栖湖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布里斯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再以楠迪太平洋岛国聚首画上句号。太平洋沿岸，由北向南，对亚太格局影响深远。

这片广袤区域的腾飞，有梦想助力。

中国梦和岛国梦携手并肩，中国梦和亚太梦息息相通。

全球关系篇：中国故事辐射世界

从雁栖湖到南太平洋；

从区域平台到全球舞台。

一路走来，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同事，向习近平讲述了他们眼中不同的中国故事。

在阿博特总理眼中，中国故事是“几亿人摆脱贫困”。他由衷感慨：“中国改革开放使几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进步。中国繁荣富强对世界意义重大。澳大利亚愿意做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

在约翰•基总理眼中，中国故事是“巨大机遇”。他多次强调：“新西兰钦佩中国非凡成就，相信中国发展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给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各国带来巨大机遇。”

在许许多多人眼中，中国故事是蒸蒸日上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在布里斯班，在楠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汇聚，一个不变的话题是：祝贺中国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占全球贸易额80%、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90%，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给了中国一个与全球“对表”的机会。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7.4%的增速，毫无悬念的一枝独秀。“每年增量相当于贡献了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

怎样把大国的经济贡献，转变成与之匹配的全球辐射力？

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同习近平主席短暂会见，他接连询问中国的治理经验。“希望欧方从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寻找更多机遇”。

一路走来，问得最多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改革正是一场分会的主题词。习近平主席应邀介绍。“改革需要有敢破敢立的政治勇气”，“需要发展方式的不断创新”，“需要平衡的政策组合”，“需要量体裁衣的政策导向”……会场屏息静听，倾听一个大国的心路历程。

规则话语权，一个持续升温的词。

《澳大利亚人报》一篇报道挖出了“独家”：多个国家都在争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但中国却是最终的选择。这一选择是在征询二十国集团成员广泛意见后达成的，这些成员都将中国作为自己的选择。

主办权的背后，是世界对中国的信心。

从“一带一路”应者云集，到亚洲安全观广受赞誉；从大国关系、周边关系的战略擘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鸣……国际上诸多媒体一再以这样的词句定义：“不一样的中国”。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再一次引领话题。

“互联互通”，从北京到布里斯班，一脉相承。“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得到与会领导人积极响应，他们高度评价中国提出的开放理念和举措，一致认为具有普遍示范作用。

“开放型经济”，从北京到布里斯班，相得益彰。在中国协调推动下，会议通过并发表联合公报，充分反映了中方的立场和主张。

有人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姊妹篇；也有媒体形容，它们是一台大戏的两个舞台。

习近平主席言简意赅：“它们互补、契合，相互促进。”

中国，不只是融入世界、适应世界，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世界。习近平主席的每一次国际舞台亮相，世界都会从字里行间把脉中国走向。

澳大利亚演讲，会场内，政要济济一堂；会场外，全球媒体正播报。

“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发展起来了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国际社会众说纷纭。有的对中国充分肯定，有的对中国充满信心，有的对中国忧心忡忡，有的则总是看不惯中国。”

“我想，这也正常，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其他人肯定要看看大块头要怎么走、怎么动，会不会撞到自己、会不会堵了自己的路、会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中国坚持共同发展，理念不会动摇；中国坚持促进亚太合作发展，政策不会动摇。”

世界期待，倾听中国故事；

世界期待，分享中国梦。

中国梦、亚太梦、世界梦。

从雁栖湖到太平洋，距离梦想又近一步。

（人民日报女记者杜尚泽，资料显示：《人民日报》国际部贴身跟随习近平的女记者杜尚泽，在《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账号以“杜小杜”的网名，发表了7篇有关习近平出访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的文章，以新媒体的语言和表现形式赢得关注。9月25日，她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一带一路，千年的时空穿越”，用另外一种风格和语言报道了习近平这次出访。杜小杜摇身一变杜尚泽，同一作者，同一主题，同一素材，在不同的呈现载体上风格迥异，从中可窥见当今中国最高层的文宣现实。）


（另起一页）

【第八章】

【2015年统独挣扎】

（另起一页）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前瞻】


一、人民币国际化渐入深水区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加速：2014年以来，与中国大陆人民币结算比例超10%的国家已经有50个，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英国《金融时报》敏锐感知到了大趋势，该报网站2014年12月9日以“中国甩开美元”为题发表长篇报道，强调中国逐渐停止增持美国国债，并加快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等步伐，人民币的崛起挑战了美元霸权，将深刻地改变世界金融结构。

据中国大陆“央行”统计，到2014年前三季度，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已经超过了4.8万亿，而2009年只有不到36亿元。SWIFT的报告显示，2014年7月份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1.57%，人民币在使用最多的全球支付货币中排名第七位。

五年来，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开了步伐。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究竟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或状态？未来需要进一步朝哪些方向发展和实施突破？未来进一步发展取决于哪些因素？是当下思考的问题。


二、下一个五年之前瞻


在下一个五年，金融领域跨境使用人民币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取决于六个方面的因素：

1、资本输出的需求与发展速度，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资本输出是带动本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上世纪二战后初期，美国“马歇尔”计划拉动美国对西欧投资，成为美元国际化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中国已经显示出贸易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转变的姿态。当前直接投资对外的步伐逐步加快，这意味着我国现在对外开放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越来越多的境内经济主体有意愿要进行跨境投资。中国已经开始展现出一个资本输出大国的面貌，2014年我国很可能成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未来这个步伐应该会稳定向前推进，而且速度还会有所加快，从长期看我国对外资本输出会越来越大。鉴于近年来人民币已经有了较大的升值，未来的币值会较为稳定，我国资本输出扩大将会持续带来使用人民币对外投资的需求，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新的重要的驱动力。

2、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程度。事实上，人民币在境外金融中心已经实现了资本和金融账户下的基本可兑换，因而才造就了离岸人民币市场；但在境内却仍有不小的限制，或为基本上可兑换。尽管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制度框架基本构成，但人民币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诸多限制的存在，必然制约人民币的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功能，导致人民币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便利性和避险性功能大大逊色于美元和欧元，国际社会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必然会减弱。目前，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程度不高，经济国际化的总体水平与资本输出巨大的潜在需求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两者目前未能很好地匹配。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程度涉及货币的可兑换性和资本移动的便利性等有关货币国际化的关键问题。这方面管制的逐步放开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反之亦然。

3、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下一个五年，人民币国际化要在金融领域中获得突破，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显得特别重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局部地区出现一些套汇套利的现像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如何使利率、汇率机制更加市场化，从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不同市场的差价推平。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将使人民币作为资金和货币的价格富有弹性，更好地调节市场的需求并有助于控制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这将会有效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反之，在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步伐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较为滞后，则境内人民币市场容易受到冲击，货币政策可能会承受较大的压力，甚至处在较为被动的状态。

4、境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是一个国家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元为什么能够持续成为国际货币？当然跟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实力和条件有关，同时也与美国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市场，尤其是衍生产品市场发达有关。当遇到危机时，用美元可以持有美国政府的债券，而美国政府债权信用程度是所有政府债券中最高的，因此美元往往在危机中能够保持坚挺并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其实，人们真正追逐的还不完全是美元，而是美国金融市场上提供的各种产品，各种信用级别比较高的投资产品。这说明，作为资产货币的投资和避险功能是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极其重要的属性。因此，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未来境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非常重要。没有便利投资、产品丰富、规模巨大和对外开放的金融市场，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度、市场深度和规模都不够，跟国际市场相比衍生产品相对比较单一。未来金融市场不仅需要规模扩大，深度拓展，尤其是衍生产品市场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而且还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使得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投资者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便利的投资，或者至少能运用这个市场控制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等，这对于下一步的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

5、中资跨国银行的全球发展水平。从各国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可以看到，本国银行体系在全球的拓展，为这个国家的货币在全球的布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台。借贷货币的推行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境内的商业银行及其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共同推进借贷业务，这是未来人民币作为借贷货币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通过全球布局的银行体系，不仅可以推进人民币的借贷业务，还可以提供支付结算等各方面的功能，这将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落地。目前，中资银行虽然全球排名靠前，但其国际化程度较为有限。5家大型银行跻身全球20强，但真正属于全球系统重要银行的仅有一家。中资银行国际化任重而道远。人民币国际化和中资银行国际化应同步、携手向前。

6、货币政策与货币环境的国内外趋同程度。从借贷功能看，目前国内外货币政策趋同程度不高，致使人民币借贷业务难以有效开展。如境内银行对境外项目的人民币进行贷款，因人民币利率明显高于境外主要国际货币，市场基本没有需求。香港离岸市场上也同样因为利率水平高的原因，人民币贷款需求十分有限。但未来市场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美国QE政策要退出，可能会走上逐步升息的道路。如果我国利率水平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美国逐步升息后，境内外利差会逐步缩小。若干年后，如果出现境内外利率差异水平逐步趋于缩小的状况，开展人民币境外贷款业务就可能会有空间。这种货币金融环境的出现取决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及其政策的变化，不应刻意去追求，毕竟整个经济体的宏观政策需要比起货币国际化需求来得更为重要。因此，只有等待合适的机会。未来应及时把握住可能出现的机遇，加快步伐推进人民币境外借贷业务。

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要在金融领域内获得突破与上述方面有着非常密切的逻辑关系。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已渐入深水区。能否成功渡过险滩很难定论，因为下一步所涉及的相关改革和开放，都是攻坚克难类型的工作，并伴有一定的风险。


三、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白皮书


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只有十年历史，在2014年底，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存款已接近1万亿，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共有149家。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推进，和离岸人民币存款的增长，显示了人民币的使用已经从大企业的层面渗透到中小企业和个人的层面。离岸人民币存款的快速增长，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存款增加，产品也发展起来，例如：企业贷款、保险等产品也纷纷出现，国际投资者也高度注意离岸人民币在香港，以至全球各地的发展，时至今日，国际金融媒体对人民币的关注度，一直有增无减，人民币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国际话题。

从全球的角度来说，随着离岸人民币业务这块饼越做越大，香港已不是唯一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也不应该是唯一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台湾、新加坡、伦敦、卢森堡、法兰克福等地方，慢慢变成有规模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也显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从国际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如今人民币不再单单是一种贸易结算货币，它在环球市场中已经慢慢巩固起其作为投资货币的地位。10月9日，英国成为首个发行人民币国债的西方国家，汇丰也是主要承销商之一。

2014年11月北京“中国银行”编制并发布了《中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白皮书（2014年度）》，通过市场调查揭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趋势。

为完成白皮书，中国银行进行了市场调查，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并有以下几个结论值得重视：

1、人民币国际化由大陆内生动力所推动。

2、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预期改善、前景乐观。

3、人民币境外流转效果显现。

4、人民币计价结算主动权明显增强。

5、金融服务产品不断丰富，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更加密切。

《白皮书》显示，金融服务需求逐步多元化。企业对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产品的需求逐渐多元化，境外人民币金融服务也更加普及，产品种类更趋丰富。两大类最为重要：

一类是贸易结算类产品。调查发现，跨境人民币结算和融资等传统产品，是受访企业中使用最为普及的产品。进一步推广人民币跨境使用，仍应着眼于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基础产品，进一步简化业务流程，提升资金结算的安全性、快捷性和便利性。境外设立的中资企业是跨境人民币结算使用比例最高的境外客户群体；跨国经营企业和“走出去”企业将成为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重要带动者。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将为相关企业带来更多的融资结算便利，为企业跨境经营提供可靠保障。

另类是外汇交易和现金管理类产品。调查显示，外汇交易、全球现金管理等组合产品是境内外受访企业在跨境交易中关注度较高的产品。其中，外汇交易产品是衔接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纽带，是管理汇率风险的重要工具；全球现金管理是便利跨国经营企业加强全球资金归集使用、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的重要手段。


四、人民币缺乏美圆的天时地利人和


从理论上讲，一国的货币称之为法币，是以政府的信用担保强制流通的，也就是说与贵金属脱钩的纸币只有在本国范围内才具有法定意义，而一种货币要走出国门被他国持有，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国际贸易间商品物权的让渡行为，即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时，商品的让渡与价格的实现脱节，于是买卖变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引申到国际贸易的行为而言，则是该货币的发行国输出货币，进口商品，形成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交易的另一方因出口商品，而换取了对方的货币——变成债权人，有了随时向货币发行国买入商品的权利，也有留待不时之需储备起来的行为。这是国际货币产生的简单原理，然而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五花八门，能在这种国际金融的混战中脱颖而出、登上国际金融霸主地位的强悍货币则必有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

如今，人民币走出国门缺乏当年美元出山的那种天时地利，却面临如下几个悖论：

1、国际贸易顺差与逆差的矛盾。

2、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矛盾。

3、对货币互换协议不必期望过高。

4、中国大陆货币政策面临考验。

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Impossible triangle)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如果一个国家想允许资本流动，又要求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难以保持汇率稳定，如果要求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然而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一个发行国际货币的主权国家不可或缺的对经济的调控手段。

过去，中国大陆的货币发行规模乃至信贷计划、现金投放量、利率管制等，都有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色彩，在本国范围内，各地方各部门协调一致，各类数据唾手可得，一切按章办事，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显着且立竿见影。可如今，人民币跨出国门，海外诸多国家与地区对人民币的容纳与吞吐都是一个随时受到各类因素影响的变量，如果人民币国际化，那么它的发行量就必须满足国内及海外的需求量，然而如此这般地大于本国经济发展规模的超额发行则会引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反之，若按国内的经济需求量发行，则不能满足海外诸国对其储备、交易的需求，令人民币国际化陷入“货币不足”困境，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称之为“特里芬难题的怪圈”，它的描述对任何一种走向海外的国际化货币都是适用的。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的开放，这可能面临国际投机资金攻击的风险，以及加大中国大陆货币政策调控难度，这一切都要未雨绸缪、沉着应对。例如，某一时期内的人民币汇率升降、境内外人民币市场利率的差异，都能引起以逐利为特征的海外人民币资金——“热钱”的大进大出或流程逆转。


五、美圆盘升，人民币国际化步履维艰

 

近期来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诡谲走势让人民币决战海外的“兵棋推演”陡增诸多变数。

一方面，金融危机来临时，企业之所以倒闭，在于其资金流的断裂，于是更多企业加入了对现金的追逐，或谓之“现金为王”。另一方面，许多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基于对市场流动性衰竭的恐惧，纷纷转向了积累美元储备的道路；而许多有较为雄厚外汇储备的国家，亦选择美国国债作为避风港，加大对美元的需求。更不用说G20国集团于4月初通过决议动辄1万亿美元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救援计划。结果是，危机来临并没有让美元贬值，反而一路走强。

事实证明，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危机国持有的美元储备不多而产生。这促成了危机受损国事后对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追求，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时的东南亚诸国因外汇储备较少而遭遇重创，如今，他们都相应地提高了外汇储备，提高了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而全世界的外汇储备从亚洲金融风暴过后的1998年的1.6万亿美元到2007年的6.4万亿美元，增加400%。这其中若按美元在整个外汇储备中64%的权重计算，则世界各国的美元储备从1万亿增加到4.3万亿美元。

本次危机中受挫的东欧诸国必定增大外汇储备、加入对美元的追逐。

如此说来，近期若美国经济触底反弹推动美元继续盘升，则人民币国际化当步履维艰。


六、以中国为中心的金融之梦


中国的去美元化战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2014年底开始提速。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金融改革十条措施，简称“融十条”。措施之一是如何处理中国3.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十多年以来相当一部分外储又流回了美国，帮美国降低了利率还支撑了美国西部经济增长。然而，新的措施指出，要“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中国装备‘走出去’。”

“中国正在实施其宏大战略，打破美国霸权，建设以中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而强有力的人民币便是一例。当然，很多因素都可能阻碍中国的雄心。但即使中国实现一半计划，也足以深刻改变美国国债、国际金融开发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英国《金融时报》这样说。


 （2015年1月29日）



【第二节 中国大陆中小学教孔孟的观察与省思】


一、中小学教孔孟，非关中华文化


大陆似乎愈来愈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教材，中共教育部今年将订定中小学“国学”标准化教材，九月新学年开始在大陆全面选修使用。

大陆中小学“国学”标准化教材范围广泛，从启蒙经典的“三字经”到军事谋略经典“孙子兵法”，都收录其中。这套“国学”教材将分廿五省出版，每省教材均为廿册，其中小学十二册、初中四册、高中四册。如此大范围、大规模地推出标准化传统文化教材，在大陆尚属首次。

分省教材除了国学经典、国学思想等，还有大陆廿五个各省的历史文化内容，占三成。例如，北京就列入了胡同文化，江苏有园林和名城名镇等主题。

大陆早年历经多起政治运动，造成中华文化浩劫，如今大陆仿佛重拾中华文化、提倡国学，从小扎根。

在台湾，中华文化一直保存良好，几年前大陆还到台湾取经，但近年在“去中国化”下，传统国学在教科书中已日益缩减，“五、六年级生”记忆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已不复见。这表明台湾正在大幅国际化，也预示大陆未来之发展方向。

这种矛盾现象，其实表明两岸正在趋同，随从不同方向，亦是“文化北伐”的显着成果。

但是大陆中小学教孔孟，却非关中华文化。这是为何？因为大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提倡有关，习近平2012年11月上任后，多次引用儒学经典名言。第一财经日报曾统计，两年来，习近平在海内外场合，共引用“论语”卅六次、“孟子”十次，“礼记”、“尚书”、“荀子”也各超过五次。

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2013年11月底，习近平参观山东曲阜孔府，在孔子研究院拿起放在桌上的“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两本书翻阅，说要“读一读”。种种都反映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重视”。

习近平“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强化共产一党专政，甚至具有废除集体领导、强化个人独裁甚至重回终身制之倾向。据研判，其目的是为了2012年以后拒绝退休或退而不休、继续掌权。

有人一针见血地质疑指出：习近平既然如此“热爱传统”，为何不恢复繁体字先，因为正确书写文字，是中华文化根基。

更有人指出：民族复兴唯在“创新”，习近平“复古”，知其然不知其所然。惟有“鉴古知今”，不重蹈独裁覆辙，方能“创新”！ 


二、“文化北伐”影响巨大


两年前的2013年，大陆着手引进中华民国的文化基本教材，这是“文化北伐”的正果之一。而“文化北伐”则是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对大陆地区所发挥的正面影响之一。

当时，大陆的“中华书局”正式引进台湾高中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中国文化基础教材”。这让人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历史上五胡辽金元等北方强敌逐一中国化的事实。

大陆引进版之教材与台湾原教材内容和体例基本一致，分上、下册，上册为“论语选读”，下册为“孟子选读”与“（大）学（中）庸选读”，分为22个单元，共计“论语”168章、“孟子”50章、“大学”4章、“中庸”4章。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是台湾高中生必读，大陆引进教材期望使大陆学生也能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显然，这是“去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以这份教材为基础，大陆的中华书局还将与北京四中、华南师大附中等一批大陆知名中学，共建中华传统文化（高中）教学研究基地，并逐步建立面向全大陆中小学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服务体系。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是台湾高中生必读，大陆引进教材期望使大陆学生也能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再只做苏联体制卵翼之下的亡国奴。

当时评论认为：官方不可能大规模推广儒家的，否则就是自己打脸。这些书只能作为课外读物。中国推广马列的唯一好处，就是打破了几千年的思想禁锢。现在的中国什么也不信，或者说信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拘束。想再回到封建时代是不可能了，反儒家的人很多。走极端都是不好的，盲目排斥西方更是愚昧。中国要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各领域都是。中国需要融合中西文化，再创造出更高的文明，不过这是兔子死掉以后的事了。其实这事你要仔细琢磨的话挺有趣的，兔子已经变色了，以前它推广的东西成了它最怕的东西，以前的糟粕成了它的救命稻草。看看国歌，看看国际歌，看看以前的口号，兔子在颤抖，所以改改是他们符合他们利益的。他们和封建帝王一样，梦想着江山永固，世代相传。”这里的“兔子”，就是中共干部称谓“同志”之陕西方言谐音。暗指习近平。

文化北伐的巨大影响在大陆一石激起千层浪：

大陆网友写道：我是福建的，我是90年代上的初中高中，那个时候教材里只有语文课文里有一些孔孟的文章，基本上教学只以教大家都读懂这些文章的意思为主，主要是通过这些让大家学一些古文常识，或者简单说就类似英语教学，让你学语法学翻译而已，并不是让你接受这些文章里面的思想，以此作为行为准则指导生活的。大陆真正的思想教育课，就是政治课，这门课绝对是对所有大陆人影响最深的一门课，虽然大家在读书的时候，都不喜欢上，而且特别讨厌背政治，但是如今大部分大陆人的国家观念，国际观念，民主观念，自由观念等等，基本就是被这门课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这门课主要是以马列毛邓思想为主，里面决口不提孔孟，即便有些是中国传统美德，也只说是民族的优良传统，但绝不提孔孟思想，儒家思想这些名词。所以对大陆来说，孔孟思想是只存在于民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些，类似于潜规则吧，但是政府基本不会直接拿到台面上明说，也不会要求大家都以孔孟之道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点和台湾，甚至日本，都大为不同吧。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大陆急于摆脱落后的局面，一种激进的做法吧，出发点还是好的，而且这样做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去除了中国人心里的一道枷锁，其实我感觉现在的中国人，虽说信仰缺失，但心里还是比较自由的，不会随便受那一学派的影响，主要是看那个观点有利自己，就用哪个观点。实用主义吧。

海外网友写道：看到诸位的发言让我确认大陆根本没有认真的培养国民的具备定水平的人格修养。是不是要说那值几文钱呢？“人格修养”之贵重全大陆没有人买得起，有好的“人格修养”今天上海地铁3号线不会因为高空飞来的太空包而停驶，因这事乘客与地铁公司要额外花多少钱呢？争强斗狠，眼里只有金钱，人们用金钱装饰自己，只要能赚到钱就是做任何事的最好理由，空气污秽，水源变质，官商勾结贪污横行，都是只知道抢夺金钱，除此之外人们不知道还有甚么事是重要的。请记住，是人在使用钱，不是钱在奴役人，人的本体是需要“修身、养性”来建构以人为主的本体，所以“人格修养”之贵重岂是金钱可以度量出来的。不要想辩驳了，先问问自己当四下无车，你站在十字街口，你能耐住性子等绿灯亮起才踏步过街吗？这是做一位文明的公民最起码的要求，你做得到吗？“人格修养”会让你以此为傲，人前人后我都是一个样子，四下无车，我依然坚持遵守交通规则。事缓则圆，非常科学，情绪激动互不相让，安静下来，心平气和，容易替争执找出一条合理解决之途，民主就是希望大家遇到问题透过协商、谈判，最后取得共识。 

大陆网友回答说：我很悲伤的告诉你们，我们确实对传统文化非常疏忽，小学课本里就开始批判四书五经，说是封建反动思想，初中高中虽然改进了一点，没有明显批判传统文化，但是却也没有明显提倡传统文化，语文课本里的传统典籍也只占很少一部分，所以才会出现现今社会上人们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现象，以及社会普遍的焦虑感和无归属感，长此以往，我们将会变成无根的民族，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儒家文化存在了至少2000多年，马列主义试验却没挨过一个世纪，这就是区别，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不长，但取得成就最大。大陆以前搞红色教育，批孔子批儒家，推马列……现在很多有识之士提倡要恢复传统文化，重建社会道德体系。但是官方这样做未免让人觉得他们要利用儒家来愚民，稳固统治。”

“文化北伐”、大陆中小学教孔孟，这一趋向势将进一步异化中共的外来政权性质。


三、共产党与中华文化势同水火


2014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以批孔起家的中共9月24日居然在北京举行二十多年来最高规格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 

习近平作为中共党魁、“国家主席”，亲自出席，发表长篇讲话，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向反对传统文化的中共突然高调纪念孔诞，将这一轮“孔子热”推向高潮，预示习近平将开启“尊孔时代”。回顾中国历史，这一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到诧异。

毛泽东向来反对孔子及的儒家思想，并且妄图用自己的“语录”取代儒家的“论语”。破四旧破坏孔庙孔林，迫害文人，毁坏文物，焚烧书藉，在全国各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文化遗产共享的全世界犯下了滔天罪行。文革后期毛发动“批林批孔”，过来人也是记忆犹新。

习近平标榜自己追随毛泽东，在毛诞时也高规格召开纪念会，同样发表长篇讲话，高度赞美毛泽东。但在马列思想理论越来越被人民唾弃时，习近平抬出孔子，试图填补社会上的信仰空白。他企图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危机四伏的专制洗白。 

然而，毛早就预言这种徒劳行为的结局。 

习近平的偶像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予老百姓，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显然，习近平的偶像毛泽东已经预见习近平即将完蛋。这可不好说是“境外反华势力的恶意诽谤”。 

“文化北伐”、大陆中小学教孔孟，不仅异化中共的外来政权性质，而且可能逐步瓦解中共的统治基础。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可能比习近平更有远见，毕竟毛才是中共之建政者。他知道一把屠刀即使不再杀人，也不会被人当作礼器使用。


四、习近平具有苏联情结


在政治上，人说习近平极左，是文革的残渣余孽。但实际上，他现在宣扬的许多东西并不见容于文革当时，因为他受的是文革前的小学教育，虽然缺乏西方文明的正面熏陶，却不乏苏联的外来影响和中国的传统影响。

从这次中国新年的“春节团拜会”来看，习近平、彭丽媛夫妇操作的“节目单”就暴露了习近平的“思想资源”是相当狭隘贫乏的：

一、交响乐《节日序曲》、《马刀舞曲》 

指挥：李心草 

演奏：中国交响乐团 

二、京剧演唱《精忠报国》（京剧《岳母刺字》选段） 

表演： 

岳母——袁慧琴 

岳飞——徐腾 

岳夫人——郑菲 

演奏：国家京剧院乐队 

三、舞蹈《迎春鼓舞》 

表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四、杂技《蹬技》 

表演：天津杂技团 

五、合唱《好样的》、《光荣与梦想》 

指挥：李默然 

演唱：北京市总工会劳动模范合唱团 

手风琴伴奏：杨屹等 

主持人：瞿弦和、周涛

上述“节目单”内容，除了中共自己的土产以外，还有苏联的《马刀舞曲》和传统的《岳母刺字》，独独少了点西方文明的宝贝。《光荣与梦想》的合唱，虽然是土共的特产，竟也充满了俄国腔。这样修养贫乏的领袖，真能带领中国大陆进入文明社会吗？

《马刀舞曲》不仅颂扬军国主义，而且阿谀俄国，这预示习近平正在走向对抗西方的危险方向。而俄国呢，即使连斯大林的走卒毛泽东晚年也深知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而几十年后自命接驳毛泽东的习近平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

俄国是中国最危险的宿敌，危险程度超过日本，而习近平政权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竟不惜引狼入室，谈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马刀舞曲》和《岳母刺字》，正是敌对：《马刀舞曲》是北方强敌的喧嚣，《岳母刺字》是抵抗北方强敌的情操——两手玩弄如此矛盾，玩世不恭或是愚昧无知，是对中华英烈的羞辱，那会是什么走向和什么结局？


五、各国纷停共记“孔子学院”


习近平的反西方、反现代、反民主，导致各国纷停共记“孔子学院”。

中共当局藉助被尊为万世师表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名声，在全球开办孔子学院进行国际渗透，引起外界的广泛注意和抵制，多伦多教学局叫停孔子学院，因为“价值观纷歧”。

继加拿大之后，美国亦酝酿消减由中国大陆输出的孔子学院。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108名教授联署，要求校方在孔子学院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约。联署指出，孔子学院的导师往往避谈六四或西藏独立等敏感议题，维持现行做法，有损学术自主。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2015年1月11日报道，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近日宣布将关闭孔子学院。该学院开办于2005年，是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网站发布通告说，大学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协议于2014年年底到期后不再续约，孔子学院将于6月30日关闭。

斯德哥尔摩大学在网站上说，如今的情况与10年前已不相同，当年对该校而言，与中国展开交流至关重要，“如今我们与中国已拥有完全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这样的合作显得多余”。该校副校长维丁对瑞典《每日新闻报》说：“通常来说，大学里设立的一个机构由另一个国家政府提供经费，确实是有问题的做法。”

瑞典将关闭欧洲首所孔子学院。瑞典是欧洲第一个成立孔子学院的国家。

孔子学院是中国在全球彰显“软实力”和推进中国文化的平台。但有一些批评人士认为，与英国文化协会和德国歌德学院这类同样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机构不同，中国大陆孔子学院往往直接设在其它国家的学校中，并由中国大陆政府提供经费、选派教师和确定教学材料。去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曾呼吁美国近百所大学取消与孔子学院的合作或进行重新谈判。他们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是宣传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有违学术自由。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月9日称，根据国家公开档案文件披露的信息，2005年，中国为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开设一个孔子学院，曾邀请时任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保罗•贝尔作为“特殊客人”飞往北京参加会议。中方支付了2000多美元的机票款，并为他支付数额不明的住宿费。福克斯新闻网评论说，这是中国劝说美国学校促进中国文化的长期活动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马歇尔•萨林斯最近正在帮助说服他的学校结束同中国的合作关系。他称旅行津贴是“中国用来说服美国学校的经济策略之一”。

一名曾在北欧驻华机构工作过的人士11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事实上，北欧国家在中国也开设跟孔子学院类似的文化教育机构，通过定期举办活动、培训课程、出国访学等途径，促进对华文化交流，部分经费、人员和教材由北欧国家政府提供支持。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在瑞典，孔子学院也并非唯一的外国文化交流机构。一些在瑞典的西班牙人成立西班牙学院，教授西班牙语。

随着中国大陆在经济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中文学习在瑞典近几年迅速升温，各行各业和不同年龄段的瑞典人都开始关注中文，一些瑞典父母甚至为自己的子女会说中文而深感骄傲和自豪。

孔子学院是被抽空价值的工具。孔子学院教的只是语言而不是中国文化，孔子学院的老师大部分是语言老师，基本不懂中国文化。对应的，来学习的学生也主要学习语言。孔子学院恰恰证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孔子学院只是赚中国的钱，赢得中国市场的工具。它的价值是不为人所理解和尊重的。这个责任首先在中国，有多少孔子学院的组织者、老师是懂中国文化的？连自己都不尊重、不了解，还指望世界了解、尊重你吗？孔子学院的整个尴尬处境就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尴尬之处。这是被抽离了价值的一个工具化的存在。


六、正宗孔孟可以排挤共产垃圾


孔子学院的遭遇不是孤立的，而是必然的。大陆中小学教孔孟乙事，也有类似的尴尬，这一点很快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因为共产党在大陆中小学教孔孟的乙事里隐藏了自己的私货，正如而孔子学院的“意识形态走私活动”也已逐渐被世人了解、识破、防堵甚至反制。

但是，共产党在大陆中小学教孔孟，还是有其积极意义，因为越到后来，现实越将迫使中共逐渐传授正宗的孔孟，被迫减少共产主义垃圾，使之不再污染中华大地。正宗孔孟具有排挤共产垃圾的积极作用。


（2015年2月22日）



【第三节 从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看中日关系】


一、2015年真是日本的鬼门关？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秋田浩之2015年1月9日撰文指出：《2015年是日本外交的“鬼门关”》，这是因为，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在欧美和亚洲各国纷纷回顾过去的情况下，日本的历史问题将一如既往地成为焦点所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此也早已有所准备。针对70周年这一节点构建怎样的外交框架，包括首相亲信在内，相关人员已悄悄地开始探讨。

俄罗斯将在5月份举行战胜德国的盛大庆典、中国则会在9月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普京与习近平准备相互参加对方的庆典。对于习近平的相邀，与欧美对立进一步加剧的普京大概不会拒绝。

习近平还再三希望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历史问题上共同对付日本。韩美外交人士坦白地讲：“考虑到美国在其中的因素，朴槿惠总统会比较慎重。但来自中方的诱惑相当强”。

秋田浩之警告说：对于这一系列历史外交方面的动向，日本需要加以特别注意。因为二战结束70周年正值中国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增强、中美国力差距不断缩小的节点上。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已开始给日本和其他亚洲各国的关系投下阴影。

在日本众院解散后的2014年11月下旬，日本和韩国的新闻工作者在韩国首尔举行了对话会。会议由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联合主办。会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两国对华路线问题上的错位。


二、日本对中国的警惕


日本如何应付这一句局面呢？

日方对中国的扩军和海上活动表示担忧，但韩国方面的态度似乎则有所不同。日方据此认为“韩国已经倒向中国”，但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在向韩国政府的一位外交智囊人士打探其真正想法时，他是这么回答的：“我们也知道独裁的中国靠不住。但明摆着的一点是不能和他们对立。我们不仅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如果惹恼了这个强大的家伙，还将无法实现与朝鲜的统一”。

在中国不断崛起、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韩方不得不把与中国友好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这一格局使得日韩接近变得更加困难。

中美国力“势均力敌”也让安倍期待中的与东南亚联合遇到重重阻力。“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是一个问题。但美国的力量出现动摇后，将无法抑制中国”,11月下旬在日本举行的日本与新加坡政府及民间对话中，相继出现这种担忧。

中国在南海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存在岛屿领土主权之争。但在看到美国政府“无暇顾及亚洲事务”之后，各国只剩下“与中国进行妥协”的选项。

“即使是最为反华的越南，也开始通过共产党的渠道寻求与中国和解。还有传闻称马来西亚、文莱也与北京达成了某种密约”，一位熟悉水面下外交活动的东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这样透露。

NHK电视台发表题为“日本政府将研究终战70周年首相谈话”的报道，表示日本政府将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定于8月15日终战7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安倍晋三首相谈话内容。

安倍曾表示“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和国际上都还没有定论”。

在这种情势下，日本要想加深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就得了解各国的这些内情，并不断进行与其相适应的细致合作。

于是，安倍提出了“俯瞰地球仪的外交”，试图摆脱东亚困境、在全世界穿梭。但开展外交活动时不仅具有放眼全球的宽广视野，还要有密切关注各国真正想法的放大镜下的视角。而这一点恰恰是日本人欠缺的。


三、日本天皇和安倍首相的矛盾


2015年新年第二天，日本明仁天皇首次在新年讲话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并呼吁国民要“认真学习自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一场战争的历史”。

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天皇给安倍敲响的警钟。《产经新闻》在文章《自民党总裁任期延长论浮出水面》中表示，迎接东京奥运的应该是安倍首相这一说法，只是自民党里安倍一派释放的烟雾弹，修宪议案的安全提出和通过，才是他们朝思暮想的终极目标，一切宣传和行动，其实都在围绕这个目标开展。

共同通讯社聚焦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之间历史恩怨与日美同盟的前景，在《展望：安倍将深化日美同盟并着力改善与中韩两国关系》一文中，文章认为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的关键年份。

由于中韩两国摆出了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日本的姿态，安倍晋三首相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态度或将受到考验。

《读卖新闻》在《异动的世界 国际需共同协作维持秩序》一文中质疑称，美国的领导力持续下滑的今天，国际秩序的变动与国际争端的显性化如何得到抑止？这是因为，乌克兰及中东战火蔓延，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席卷全球，中国军备扩张及进军海洋的速度异常活跃……日本面临的众多威胁均来自对现有国境线及国际法的挑战。

安倍曾表示他将贯彻过去日本政府关于战争的道歉，不过他是否沿用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谈话中，有关对日本殖民统治、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用语仍是一个未知数。

安倍指定了一个16人的顾问团，为他二战70周年的首相谈话提出建议。安倍政府近来要求美国出版商修改一部教科书对日本战时行为的描述，引发美国历史学者联名抗议。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的问题，一直是引起邻近的韩国、中国与日本不合的历史原因。

日本共同社2月19日报道称，根据多名日本政府官员透露，日本首相安倍计划4月底5月初访问美国与奥巴马英九举行首脑会谈，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向华盛顿介绍安倍战后70周年谈话的理念及拟定谈话内容的进展，希望在会谈之前先取得美方的理解。

报道说，预计中、韩两国在安倍的新谈话发表后可能“表达不满”，东京在事前希望先寻求美国的理解意在“打好预防针”。

日本天皇和安倍首相的矛盾，凸现了日本的困境。


四、日皇太子也加入政争


无独有偶，甚至连一向不问政治的日皇太子也加入政争。日本皇太子德仁2015年2月23日迎来55岁生日，不过他在记者会上却呼吁，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要谦卑地回首过去，并且正确地传承历史。

看来日皇家族比日本政客更加明了日本的传统及其脆弱性。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似乎寻求淡化对日本二战期间侵略行为的描述之际，日本皇太子德仁大唱反调敦促日本人民“正确地传承”二战历史。

德仁在他55岁生日记者会上针对有关纪念二战70周年的提问表示，他本人虽然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但“随着对战争的记忆正在逐渐消逝，人们谦卑地回顾过去，并将日本历经战争惨痛经验的那一代人的历史，正确地传承给那些对战争没有直接认识的人是极为重要的。”

日本皇室并没有政治实权，不过德仁皇太子的父亲明仁天皇为抚平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以他父亲裕仁为名发动的战争而造成的创伤付出了很多努力。

安倍首相正在为今年8月二战结束70周年将发表的首相谈话进行准备，这个谈话是否冲淡日本过去历任首相对二战期间日本皇军侵略行为的道歉，将受到美国、中国和韩国的密切检视及注意。

一个美国众议员访问团此前一个星期在东京表示，安倍首相的历史观是美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阴影。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访问团成员，民主党众议员黛安娜•迪盖特（Diana De Gette）的话表示，一些源自70年前二战期间的问题将造成美日关系的间隙。另一位成员，共和党议员詹姆斯•森森布雷那（James Sensenbrenner）也表示，安倍“改写历史”的史观伤害了日本与邻国的关系，这个情形“必须要让它冷却下来”。


五、日本特别关注中日关系


日本各大媒体对与战后70周年相关的内阁总理大臣谈话、中日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也是日媒关心的重点。

现在的问题是：2015年是日本作为“正常国家”的起点还是终点？

《每日新闻》在文章《战后70周年的历史与政治 勿固步自封》中指出，二战结束70年，国际社会及秩序已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中国的“大国化”及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文章称，日本绝不能容忍中国以渲染历史认识为手段达到其在国际社会上包围日本的做法。

于是，日本防卫重点是向西南转移，以遏制中国海军力量为目的。例如，日本在西南区域加强部署战机就是如此。中国大陆可能会对此表示抗拒，但目前在综合军力上，美日同盟占上风，中国要想突破美日的防线是很困难的。不过日本方面也需要做好准备，防止危机产生。

但是日本政客也须小心应对，切不可在中国的挑衅下冲动行事，走上肯定二战前日本所作所为的错误道路。 

2015年2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晚间在首相官邸召集协助他起草二战结束70周年讲话，即“安倍谈话”的专家首次开会。作为安倍的私人谘询机构，这一专家会议将向安倍提供“素材”，但谈话是否使用“殖民统治”“侵略”等关键词，由安倍决定。

中共对此的评论是：“五大论点态度暧昧”。

北京《京华时报》是“北京市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它报道说，专家会议共16名成员，包括10名学者、3名商界领袖、两名媒体记者和一名国际援助人员。专家会议将每月召开一次，总共5次左右，并在8月前向安倍汇总报告。会议代理主席北冈伸一25日在会后说，专家会议将思考能成为“安倍谈话”素材的内容，但不会决定安倍具体说什么。

“安倍谈话”将在今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70周年之际发表。安倍25日在会上给专家讨论“定调”，提出“安倍谈话”起草过程的“五大论点”，包括日本从历史吸取了哪些教训、日本战后如何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今后应当为地区和国际社会作出哪些贡献，强调谈话要“面向未来”，要重视他提出的“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唯独没有提及“道歉”。

分别于1995年和2005年发表的“村山讲话”和“小泉讲话”，明确承认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并表达反省和歉意。

北京认为各方劝告安培晋三切勿一意孤行，并评论说：日本政坛朝野、王室成员对安倍发出直接或间接劝告，希望“安倍谈话”能够明确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最大在野党党首冈田克也25日说，人们对安倍的历史观有“忧虑”，战后70周年首相讲话需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安倍应当把个人观点放在一旁，倾听各方意见。当天早些时候，自由民主党副总裁高村正彦说，“安倍谈话”如果能越清楚地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就越能着眼于“日本的未来”。先前，日本前国会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也公开表达类似意见。 

北京援引“日本共同社分析师报道”，如果“安倍谈话”出现“倒退”，将引发中国、南韩等亚洲邻国反对。今年是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安倍希望借此机会改善双边关系，实现与南韩总统朴槿惠的首脑会谈。如果“安倍谈话”没有继承“村山谈话”的历史认识，势必导致因“慰安妇”问题、历史问题而恶化的日韩关系更加紧张。


六、中日破冰要看“安倍谈话”谈什么 


代表中国大陆主流观点的“BWCHINESE中文网”2015年3月6日警告说： 中日危机破冰要看“安倍谈话”谈什么。它甚至代表“整个亚洲甚至世界”说：不只中国，整个亚洲，甚至世界都在等着安倍将如何表态。

这是因为，安倍晋三将于今年4月下旬访美，围绕战后70周年的日美关系问题，他计划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而中共是先给他打个预防针，警告他“中日危机管理机制是否能取得进展关键也取决于他的这次谈话”。

中共官方声称：去年11月份中共日本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中日关系开始缓慢解冻，此后双方官员的脑海里就有了一个明确目标：最终敲定一种磋商机制，使两国领导人能够在发生 海空紧急情况时进行交流沟通。这种海空磋商机制将向防止和处理危机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尤其在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地区。3月4日，中国一位将军对新华社说， 他认为这样的机制接近启动。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3月4日报道，从2012年起，中日原则上同意建立海上磋商机制，但是两国关系出现危机一直到最近没有很大进展。2014年9月在青岛和今年1月份在日本举行的会谈代表两年来朝着具体安排迈出了第一步。明确的目标是在今年底前让这种机制建立起来。报道还称，据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前主任钱利华说，这个目标可以达到。他对新华社说，中日两国国防部门在1月份的会议上就很多细节问题达成了共识，包括扩大协 议范围，从“海上联络机制”变成“海空联络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改动，因为中日越来越多地紧急出动飞机对有争议地区的巡逻飞行做出反应）。钱利华说， 启动这种机制的“基本技术条件”已经具备。

然而，钱利华又警告说：这种联络机制要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日本今后的行动，尤其是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将发表的声明。他说：“我们非常担心日本的政治走向……这个国家现在处在是维护和平宪法还是恢复军国主义的十字路 口。”他表示，中国将“密切关注”安倍发表的声明。他警告说，如果安倍远离日本前几位首相发表的声明，必将损害两国关系。其言外之意很清楚：如果安倍的声明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将危及中日磋商机制。

日本共同社3月4日报道称，安倍准备在4月下旬起的印度尼西亚、美国访问中努力消除自己是“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负面印象。

“我完全不是历史修正主义者。摆脱战后体制是对内政而言的，并不是要挑战战后体制之类的主张。”安倍预先已在3月3日的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吹风了，这是他被问及对新谈话的相关认识时说的。

在本届国会上，明显可以看出安倍对有关历史认识的答辩采用了慎之又慎的措辞。


七、仅11%日本人愿为国而战


日本共同社3月18日报道称，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的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当天公布一项国际舆论调查结果。针对“是否愿意为国而战”这一问题，参加调查的64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以11%排名倒数第一，而摩洛哥和斐济则以94%的比例高居榜首。另外，中国为71%、俄罗斯为59%、美国为44%、韩国为42%。日本媒体称，这个调查结果令最近猛踩战车油门的安倍（Abe Shinzo）政府颇为尴尬。 

据报道，该调查于2014年9月至12月实施，合计约6.2万人参与。其中，欧美国家普遍排名靠后，而巴基斯坦等局势不稳定的国家则位居前列。排在倒数第二的荷兰则为15%，与日本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为18%，比利时和意大利分别为19%和20%。调查显示，对于“如果你的国家被卷入战争，是否会主动参战”的提问，全世界有67%的男性和52%的女性回答“愿意”。 

日本政府对待战争的态度似乎与民意相反。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通过压制舆论、挟裹国会等手段，大力推动扩军备战的“新安保法制”。不难看出，日本政府已经打算彻底放开自卫队的手脚。在一片反战声浪中，安倍正在徐徐重启日本的“战争之门”。 

对此，日本各界对安倍政权日益警惕，反战声音不绝于耳。《东京新闻》以“管好自卫队拷问国民理性”为题发表社论说，政治优先于军事的和平主义，是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绝对不能允许动摇这一原则。现在，日本国民是否还有监督自卫队的理性。《读卖新闻》也在3月17日以“联合国成立70周年日本应积极参与和平构筑”为题发表社论。《赤旗报》更是号召爱好和平的民众3月22日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集会，举行“安倍政权NO!3.22大行动”。此后，《北海道新闻》《东京新闻》等媒体纷纷报道这一反战集会，截至目前，日本各地已经有数十个和平团体表态参加。但是，对于来自各界的反战声音，日本政府采取完全无视的态度，摆出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架势。 


八、结论


种种迹象显示：下个月将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最为关键的时刻。


（2015年3月25日）



【第四节 亚投行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意义与影响】


一、中共出乎意料赢得一场胜利？


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以下简称亚投行，或AIIB）的筹建，中国共产党看起来像是出乎意料地赢得了一场重大外交胜利。 

在这家由中共主导的新型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创始成员申报截止日期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刻，提交申请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激增，这显然大大超出了先前的预期。而这一事件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西方世界——被广泛解读为中美之间一次罕见的公开较量，最终以中共的全胜告终，甚至令中共自己都感到吃惊。美国的反对非但没有能够阻止它的大多数盟友加入亚投行，反而还招致了世界舆论——包括美国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批评。这使得欧巴马的美国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虽然主持亚投行筹建工作的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和中金公司前董事长金立群——他曾供职于亚洲开发银行(ADB)，据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不错——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众多国家间穿梭游说，但中国先前比较务实的目标只是争取尽可能多的亚洲邻国加入。 

不过，英国的投桃送怀使这个本来不太起眼的新生事物骤然升级为全球焦点。 

3月12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英国将加入AIIB。这不仅惹恼了对亚投行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华盛顿，甚至也让北京感到意外。中英两国官员直到最后一刻都认为，英国外交部门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多年以来，英国一直是美国最铁杆的盟友，这一双边关系还是整个西方同盟的重要基石之一。因此，白宫在第二天就罕见地公开谴责英国，称英国“几乎没有与美国磋商”就做出了这一决定，“这（不断迁就）不是同一个崛起中的强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 

但一心促成此事的英国财政大臣并不认为自己做得有什么不对。他宣称，“在亚投行的成立阶段就加入该行，会为英国和亚洲创造共同投资和增长的举世无双的机遇。”而且，英国在AIIB成立之初就加入，将有助于提升它的透明度，确保它在治理方面坚持高标准。 

当然，卡梅伦（DavidCameron）首相顶住自己内阁中外交部门的强烈反对，支持了奥斯本的主张，归根结底还是着眼于非常现实的利益考量。英国政府希望借同中国搞好关系来促进中国对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投资，并使伦敦在众多争取成为人民币海外离岸金融中心的城市中脱颖而出。一些英国官员甚至都不讳言，由于5月7日大选临近，保守党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行动，在七国集团(G7)就此达成共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之前率先加入亚投行。 

这也再一次清楚无误地展现了这个昔日被拿破仑轻蔑地讥讽为“小店主国家”的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根深蒂固的特性：它永远不会将意识形态放在现实利益、特别是商业利益之前。尤其是，对于这一代英国人来说，他们记忆里的英国早已没有了19世纪的帝国荣光。因此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加现实，那就是重振萧条的经济，卡梅伦和奥斯本都很清楚什么是选民们的首要关切。 

当被问及英国为何要罔顾美国的警告亲近中国时，英国政府强调，“这是英国的自主决定”，“我们加入的话又有什么可损失的呢？” 

英国的“倒戈”极大地鼓励了其他犹豫不决中的西方国家，短短一周内，瑞士、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相继宣布加入亚投行。急于游说中国将亚投行的欧洲分行设在本国的卢森堡甚至比英国提早一天就向中国提交了书面确认函，不过它当时希望北京方面暂不对外宣布此事。 


二、惟有日本站在了美国一边


在3月最后一个周末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筹建中的亚投行成为压过论坛主题的最大的热点，几乎每一个与会国家的代表都承诺支持它。稍后，俄罗斯、丹麦、巴西、荷兰等国陆续宣布加盟，欧盟委员会也明确表态，支持欧盟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亚洲经济大国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可能是比争取到英国更大的成功。 

这两个国家都在亚太地区，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最重要的，它们都是美国和日本的盟友。首尔和堪培拉一开始打算跟随美日，不加入亚投行。对它们来说，这是一件政治上十分棘手的事：一边是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急速发展的经贸往来，另一边是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和长期亲密友谊（韩国还存在一个与紧紧系于中国的“朝鲜问题”，习近平主席就任后借助于同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个人友谊使两国关系迅速升温），两者间的平衡必须格外小心才能处理好。澳大利亚政府内部的分歧也同英国一样，经济主管部门对亚投行十分热衷，而外交部门则疑虑重重。 

直到今年1月份新西兰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时，七国集团(G7)成员国还一致同意不加入亚投行，除非它们达成某种共识。但英国的单方面行动——据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政府是从中国政府、而非英国政府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在这条“反亚投行统一阵线”上撕开了一道裂缝，它帮助韩国和澳大利亚（尤其是后者）在最后一刻停止犹豫，倒向了中国一边。 

另一个因为内部争论而犹豫不决的亚太重要经济体台湾，则在3月31日截止期前几个小时申请加入。对两岸关系来说，这意味着新的机会和考验。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到截止日期，中国已收到47份加入亚投行的申请，其中约30份申请已获批准。这些想要获得创始成员国资格的国家包括了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的6个，20国集团（G20）中的14个，如前所述，还包括了美国主要传统盟友中的一大半。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批西欧国家的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中拥有3A级最高主权评级的国家现在至少有了三个：新加坡、英国和德国，这使得这家金融机构在尚未开始运营时就已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积累了广泛的信誉。 

最终，惟有日本站在了美国一边。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中国规定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当天无奈地表示，除非亚投行的治理标准确定下来，“否则日本除了对加入亚投行倍加谨慎之外别无选择”。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日本所作出的艰难抉择，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越是在美国的其他盟友接二连三地抽身而去时，日本就愈加认为自己应该站得离美国更近。下月即将访问华盛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话赤裸地表达了日本的忠诚：“美国现在知道，日本值得信赖。”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间的经济联系对长期陷于泥潭的日本经济的复苏以及“安倍经济学”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安倍保守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将中国视作最大的对手，而在这场对峙中得到美国的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但如同所有民主国家一样，日本国内的舆论也绝非铁板一块。许多日本经济界人士——特别是企业高管——认为，中国将要着力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而且加入亚投行还是修复两国关系的契机。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日本派出了强大阵容，并得到了中方的热情接待，多数与会者明确表达了对亚投行的支持。还有媒体报道说，在日本政府内部，以麻生太郎为首的一派实际上是支持日本加入亚投行的。 

因此，不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并不意味着日本真的不会加入它，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以普通成员国身份推迟几个月加入而已。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相当明确地对媒体说，他同意日本商界领袖的看法，即日本将最迟将在6月份加入这家由中国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 

而一旦连日本都加入了亚投行，那么，华盛顿很可能被迫软化立场，申请成为它的观察员。这是一位已经卸任的美国政府官员在博鳌说的。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已经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在许多人眼里，亚投行将成为世界银行、IMF的竞争对手，是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挑战。日本主导的亚开行也将与之直接竞争。也有观点认为，亚投行只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是中国加强其国际影响力的平台。


三、中共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日本《外交官》网站3月20日刊登韩国延世大学国际问题中心研究员金凯（Jin Kai）的文章，评论中国建设亚投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正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美国老牌盟友相继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们不禁想问：这是否预示着美国不可逆转的衰落？

实际上，和中国这个国力日益增强且雄心勃勃的国家竞争，亚投行一事并不一定表明美国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失败。而现在，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人们并未看到中美两国势均力敌。亚投行的成立也显示了现在的中国还只是一个地区大国。但是，我们也应该开始考虑，未来中国很可能在国际组织中起到真正的主导作用，比如世界基础设施银行(WIIB)以及类似的组织。而对美国自二战后建立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而言，这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巨大挑战。

同时，加入亚投行也并不一定表明这些美国盟友充分信任中国的金融实力和经验，更不会信任中国潜在的政治意图。但是这些西方大国的加入，对亚投行乃至中国都有显而易见的重大意义。并且，欧洲大国对做出这个决定也有着充分的理由。欧洲保守和改革党经济发言人凯•斯温伯恩(Kay Swinburne)告诉新华社称，“欧洲能够影响亚投行的运行方式从而协助亚洲重塑基础设施投资，并确保新兴银行能够在投资决定中涵盖管理体制和政策透明性的高尚准则。”

不管怎样，随着亚投行日以益增的影响力，中国能够有机会建立新兴国际多边组织，并且在其中发挥着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实际上，美国对华遏制的外交政策，特别在地区领土争端上的政策，以及对当今世界多边经济框架（如国际基金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负面甚至排他政策，都无意中帮助中国促成了这样的机会。

理想的情景是，中国手握资金，美国则拥有必要的管理能力和经验。这样的互补是不是可以为两国协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铺平了道路？但遗憾的是，两国政治的分歧支配着其政治理性。

现在认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主导世界金融体系还为时过早。两国都不应该对越来越多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而反应过度。不同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基金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亚投行实则还是一个区域性组织。

但是，量变可能会导致最终的质变。而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亚投行是否可能成功地发展扩大，最终成为中国主导的“世界基础设施银行”或其他国际性组织？长远来看，这对国际金融的领导地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四、亚投行成“大国博弈角力场”


中国似乎对建立新兴国际组织的计划颇具信心和决心。但问题是：下一步是什么呢？

要知道这一点，先看看中共自己怎么说。

龙永图：我觉得中国搞这个亚投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被逼出来的：一个原因，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展非常迟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应该说在大家的推动之下有一点进步，但是进步很迟缓。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有点被逼出来了，那么我（中国）只能够是“另起炉灶”，但是我们这个“另起炉灶”并不是说我们想搞一个独立王国，我们还是想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一个部分，用我们的话来讲，还是要想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并不是我们真是要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另搞一套。另搞一套，我觉得一个是没有效力，并且可能也是不能成功的。事实上，我们这一次搞亚投行，一个是表达对当前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迟缓，中国迟迟不能够在整个全球金融体系中，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这样一种frustrated，这样一种失望。另外一个更重要被逼出来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实在是太大，你不管是世行也好，亚行也好，根本不可能满足这样一些需求。

龙永图的上述说法开了一个头，中共《 青年参考 》（2015年4月1日4版）则认为亚投行成“大国博弈角力场”：

3月29日，丹麦贸易和发展部长摩根斯•延森告诉路透社，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世界秩序重大而令人兴奋的发展”。

更多成员国加入，意味着亚投行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对世界金融体系的热情背后“真正的政治意图”、“亚投行沦为中国的外交工具”。

事实上，各国媒体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围绕亚投行鼓噪，正是由于亚投行拥有更深层次的政治意义，象征着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今日俄罗斯”新闻网认为，西方“排队加入”亚投行证明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影响力，甚至宣称“美元正式丧失主导地位、中国多边金融机构获得压倒性胜利”。

正如美国《国际商业时报》所说，亚投行早已超越简单的经济范畴，演变为一场复杂的多边外交战和政治战，撬动了原有的国际关系秩序。换句话说，亚投行成了大国博弈的“角力场”。路透社称，在这局较量中被认为遭受重大挫折的美国努力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金融实力和自信。

华盛顿认为，亚投行不仅直接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证明了中国成为成熟的全球经济大国。现存国际体系领导者——美国的高度警惕丝毫不令人意外。

日本《外交官》杂志认为，亚投行标志着中国首次涉足一个重要的全球机构的领导和管理，使中美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紧张关系被推到台前，紧张局势可能在本世纪随着中国崛起而加剧。

不过，欧洲诸国以及澳、加、韩等美国的亲密盟友选择积极加入亚投行，是否就意味着站在了中国这边？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今日俄罗斯”称，积极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不忘强调，这不会影响它们与规模更大、更成熟的西方金融机构合作。

据美国《国际商业时报》报道，3月29日，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国葬与中国主办的博鳌亚洲论坛“撞车”，澳、加、印、以、日、韩、泰、英、新西兰等国领导人在时间并非绝对冲突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前者。

该报评论称，世界多国既不愿放弃亚投行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也不愿给外界留下“抛弃美国投入中国怀抱”的印象、得罪美国，改变国际关系现状。对博鳌论坛的巧妙回避，正是试图求得这样一种微妙平衡。

……

大家都知道，中共惯关于玩弄出口转内销的把戏，上述《青年参考》所转述的外国言论，其实代表的还是中共自己的想法。


五、如何看待亚投行背后的战略意图？


亚投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亚投行对中国大陆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化到底有哪些意义？亚投行的建立是否会造成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并对美元主导的经济体系产生哪些影响？这背后有无战略意图？若有，究竟又是什么？

支持观点认为：

亚投行主要有三个目的：人民币国际化、丝绸之路计划的大规模融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过剩产能的输出。

其实这三个是相辅相成的。

1、人民币国际化：美国强烈反对亚投行的原因就是这动了美元霸权的根本，有了竞争就谈不上霸权。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转移危机自然也是迫不得已，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一旦爆发，其他国家就有了规避风险的能力，到时候美国不但不能割羊毛，反而要自身承受货币贬值的危险。可以说触动了美国根本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人解决危机的途径不是只有发动金融战一条途径，目前中美利益结合的很深，通过与中国产业链的绑定来解决危机也是可以的，只不过美国要接受多极化世界以及自身霸权的缓慢衰落。而这也是美国很难接受的选项。

2、丝绸之路：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高，导致部分低端制造业开始外流，但是本身中国发展非常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成本依然很低，但是低端制造业进不去，原因就是目前世界的贸易通道都是依托海洋，来料加工面向出口的低端制造业只能在沿海地区发展。丝绸之路计划建立的是大陆贸易通道，而且高铁比海洋运输更有优势，这样一来使得中国内部对低端制造业的转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丝绸之路一旦搞成功，不仅可以解决美国把持贸易通道的问题，还使得西部大开发成为现实，而不是以前的雷声大雨点小。丝绸之路明显可以给各国带来实惠，但是需要的投资数额巨大，必须融资，所以亚投行这样的机构就成为必需。

3、产能输出：国内东部沿海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已过，而西部地区需求不足，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丝绸之路计划需要的大量建设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主导建立亚投行，可以保证各国在融资建设时，优先选择较大比例的中国基建企业，保证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这是金融话语权的优势。

反对观点认为：

第一，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账户没有放开，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货币尚且不能自由流通结算，谈何国际化？更何况亚投行的贷款不出意外依然会主要是美元贷款，人民币国际化从何而来？

第二，关于丝绸之路。可以同意亚投行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但是亚投行中国出资份额接近一半，决策机制却又很可能是一致同意通过，用这种方式给丝绸之路建设融资，效率和效果会怎样？

第三，关于输出过剩产能。这个可以同意，这也是认为亚投行能对中国带来的比较切实的利处之一。


六、结论


亚投行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意义与影响，目前其实基本上没有呈现。因为中共做事经常虎头蛇尾，再好的一个计划和起步，最后也可能弄得乱七八糟甚至无疾而终。

亚投行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意义与影响，说到底还看看中共如何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推动落实。

说的远一点，人们的考虑绝不仅仅在于亚投行战略上好不好，而是中共有没有本事执行这个战略。基础设施投资界有个类比，世界银行主导的IFC是正规军，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是游击队，那么中国大陆主导的亚投行又算是什么呢。

看看世界银行的IFC在菲律宾搞的马尼拉水处理项目，也可以看看曼谷的轨道交通项目，或者再近一点看看IFC投资前的兴业银行和投资后的兴业银行的对比……这些都是业内响当当，既改善当地民生又输出国内技术还取得良好经济受益的好项目。

与之相比，日本的亚开行虽然在东南亚也有不错的影响力，但和世行IFC一比就差了不少。这不是说我们预计中共的亚投行就一定比日本人的亚开行还不如。但说实话，很多事情在中国大陆上马的时候无论领导还是群众都热情高涨，但说实话毕竟不成熟，起步阶段一过就会出一堆问题。中共之前搞的很多机构都是这样。然后大家的热情就没了。

我们没有忘记，就在三年前，中共还要搞一个100亿美元的东盟合作基金，当时也是媒体铺天盖地的，虽说没有“中美争霸”这种新近的娱乐新闻的桥段……可是三年下来投了多少呢？说好的钱呢？没了，进了贪官的腰包了？


（2015年4月28日）



【第五节 安倍晋三访美对未来亚太区域情势之影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成为战后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上下院联合演说的日本领导者。他这场主旨名为《希望的同盟》的演说，更意味着亚太区域将随着美日同盟进化而步入全新的局面。

有一种说法是，安倍这次带着“三枝箭”前往美国：1、“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订，2、宣布日本政府对于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的立场，3、与美国总统欧巴马达成有关“泛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的最后谈判。实际上，安倍晋三访美的效应远大于此三方面，具有全球意义，且由于中共与俄国的地中海军事演习，而凸现了美日关系提升甚至对于欧洲的混沌局势，都有深远影响，所以特别值得予以关注。


一、安倍晋三访美强化美日安保


2015年4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傍晚乘专机从羽田机场启程访美，进行为期8天的国是访问。28日与欧巴马举行峰会，29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最为外界瞩目。在此次访问的同时，安保指针18年来首次修订，赋予日本自卫队更多参与区域及球任务；日本加入美军共同巡逻南海等涉及安全的问题则越加明朗，美日TPP谈判进一步突破。

另一观察重点是历史问题。今年适逢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姑且不论安倍能否真让邻国，尤其是中国和韩国，感受到面对历史问题有严肃反省诚意；毕竟，美国主流媒体也期待安倍能有足够行动，证明他和日本均希望超越过去，迈向未来。实际上，安倍在国内也承受同党以及反对人士相当压力。

欧巴马在迎接安倍到访，就刻意凸显过去两国由敌转友、坚固盟邦的成功经验。27日安倍抵达华府后，欧巴马英九罕见地邀请安倍前往林肯纪念馆参访。欧巴马表示，林肯纪念馆具有经历激烈冲突后和解的重要意义。对于安倍前往阿灵顿国家墓园，向二战阵亡将士致敬，欧巴马隔日在白宫记者会指出：历史应该超越，过去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两国应一起建立未来。

安倍此次访问华府是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第二次到访，2013年2月安倍首次前往华府与欧巴马举行峰会；2014年4月，欧巴马回访东京。此次欧巴马先在白宫以军礼迎接安倍，在峰会后并以极少举行的国宴款待，白宫资深官员特别指出，这是欧巴马上任6年来第8次举行的国宴。


二、美日联手关切南海发展


一年前在东京，欧巴马与安倍发表的联合声明就以《美日形塑未来及超越亚太》为题，开宗明义即指陈：两国关系植基于相互信任、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愿景、承诺高举民主价值、促进开放市场、深化两国文化及人民关系。这些都是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中，绝对看不到的亮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与日本为和平积极贡献外交政策，均是对抗中共的基石，而美日安保同盟更是保护亚太区域和平与繁荣的关键。

安倍晋三与欧巴马两人一同罕见地指出：美日同盟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显然是对中共与俄国的侵略行为的强烈警告。

在去年的联合声明中，美日还曾承认中共国可以在区域及全球事务扮演重要角色，而两国与中共国发展具成果及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彼此利益。但欧巴马在东京时却进一步说出美日安保范围涵盖尖阁群岛（钓鱼台）；在联合声明中也指出，完全支持运用外交与法律途径包括国际仲裁处理南海海事争端。欧巴马也提出亚太国家应该与中共国建立信心与安全措施。

这一次的情况显示美日关系进一步亲密：欧巴马与安倍在白宫进行两小时会谈后，一同出现在白宫玫瑰园召开户外记者会，举办时间正值正午。欧巴马用日文说出美日两国关系是“共同并且为着彼此”。两人一同指出，美日同盟已经进入新时代，安倍更表示美国与日本也有一个梦想，即是创造一个充满和平与繁荣的世界，而美日将为朝向新时代一起努力。安倍呼应了2013年美国国务卿凯瑞提出的太平洋梦，这明显是在应对习近平的中共国梦。

白宫联合记者会中，欧巴马特别强调，70年来美日两国不仅是盟邦也是真正的伙伴和朋友，他也指称，美日安保是此次两人白宫对谈的优先议题，经过18年来首次修订的美日安保指针的签署确认，未来美日关系已是非同以往的“全球伙伴”。欧巴马也赞赏安倍和他之间的友谊，感谢安倍执政带动日本经济活络并在全球安全等事务的贡献。

欧巴马与安倍的白宫记者会中，提及中共国的次数也不下于28次。欧巴马特别针对中共的威胁指出：毫无疑问地美日安保第五条条文涵盖尖阁群岛，美日也共同关切中共国在南海填土造陆与相关建构，应对此一发展，美日将联合信守自由航行、尊重国际法、和平解决争议、不使用强制作为的原则。美日峰会前，在G-7外长会议声明中，美日联手也将各国关切南海发展列入。


三、美日安保走出亚太迈向全球


华府期待日本能分担美国在亚太安全保障的责任，也希望与日本在飞弹防御、军事监测、反潜作战、反核武扩散以及后勤支援等面向进行更密切的军事整合。

“美日安保指南”再修订涉及最敏感的部份就是范围定义的问题。尽管日本再三保证自卫队海外派兵将基于最低必要性，而且是以防卫日本安全为目标，但范围也涵盖针对日本友好盟国的攻击可能造成对日本生存的威胁。如此充满弹性的定义指涉性强烈，放在终战70周年的时刻更加敏感，也难怪安倍政府近来频频强调此举并非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

藉由安倍到访，欧巴马再度公开表达对于中共国和平崛起的欢迎，但是对于中共国在东海及南海采取的主权主张，和涉及的海事争议所引发的紧张，他则指出不应视而不见。他并指陈，中共国有对其他涉及争议国家展示军事武力的作为，而强化美日安保并非引发这些紧张情势的挑衅。

“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订讨论，进行一年多，华府期待日本能分担美国在亚太安全保障的责任，化解诸如朝鲜半岛、东海、南海、恐布主义、网路战争等区域潜在可能危机。华府也希望与日本在飞弹防御、军事监测、反潜作战、反核武扩散以及后勤支援等面向进行更密切的军事整合。此一强化美日安全合作的工程需要安倍政府更明确的政策调整与修法工作。因此去年6月安倍先宣布解除集体自卫权，再来就是修订相关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法律。至于敏感且有高难度的宪法第9条修正尚须视国内民意走向与国际关切程度而定。


四、美日两国的认知差异


中国共产党连串的经济与军事扩张、企图取得亚洲霸权的行动，唤醒了美日同盟的重行布局，三月底中共国在亚投行成立的外交战场上成功拉拢美国最坚实的欧洲与亚太盟友对美国倒戈相向，使得感受边缘化危机的美日关系加速进入“蜜月期”。

美国在“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政策下，将与日本结合为更紧密的经济与军事同盟，以挽救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实力，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安全保障布署上，将会告别过往美日安保同盟关系中，由美国片面主导、日本单纯配合且武力行使仅限于对日本领土进行“专守防卫”的角色，提升为更积极的区域军事行动主体。

美日安全保障指针这次的改定是继1997年柯林顿政权后的再修正，主要目的在因应国际战略情势的变迁，而调整这部美日共同军事行动的法规依据，得以在今日全球与区域情势下更“无缝隙”与更“全球化”的部署。日本在去年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而成为可能积极行使军事行动的主体后，也将在美日同盟的新指针规范中负担维持和平的角色。但从美日两国对新安保指针的解读上，仍然可以观察到两国对于新指针适用的目的与期待有认知差异：美国希望日本自卫队可以在解除“专守防卫”的武力行使限制后，可以积极分担美国在全球布署行动中沉重的负担；但日本对于新安保指针的期待，则呈现非常重点式的区域防卫观点、着眼于针对中共国在东海和南海区域一连串改变现状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得以与美军进行更全方位的情搜、联系、扫雷乃至协力岛屿夺回作战。

美日两国之间存在的认知差异不难理解，因为两者对于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的核心认知本来就不同。对美国而言，美日同盟最大的意义，在于岛链防卫思维下，日本等国作为防止中共军事力量得以突破岛链封锁进入太平洋与美国争霸的关键盟友；但对日本而言，维持这个无天然资源的工业大国一路从印度洋经过南海、台湾周边海域、东海直到日本本土、占日本百分之九十的输入与百分之六十的输出的“海上生命线”不被中共支配，才是至关国家生死的防卫布署重点。


五、安倍国会演讲能否超越历史


安倍此行受到关注的另一焦点，是4月29日在在美国国会演说，1957年6月，安倍外祖父岸信介曾以首相身份在美国国会演讲，68年后，年近60的安倍以“迈向希望的联盟”（Toward an Alliance of Hope）为题，发表英文演说。安倍也提到珍珠港、班达纳、珊瑚海等相关战役，并以“永恒哀吊”（eternal condolences）向美军阵亡士兵及家属致意。他说：“历史是严酷的，发生了就无法再回复”，“我的内心有深深的懊悔（with deep repentance），站在此地默祷良久。”

安倍接续阐述日本与美国由敌转友的发展并表示：“战后日本一直秉持对战争的“深刻反省”（deep remorse）。我们的行动带给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遭受苦难，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目光移开。我将把过去前任首相对此表达的遗憾奉为圭臬。”安倍在万隆亚非会议60周年峰会上，用日文表达日本对战争的深刻反省，纽约时报翻译成英文remorse，并指出这与1985年德国首相柯尔的用词相同。


六、超越政治的经济对抗


中国共产党加大力道推出“亚投行”、“一带一路”、“中巴经济带”、“命运共同体”等，美国传统盟邦纷纷在各自利益考量下靠拢共产党中国，美日全球两大民主政体更紧密靠拢，在此时更具有高度意义。欧巴马与安倍在华府火力相连，公开表示并非反对亚投行，而是坚持此一大型国际合作机制应该要有更开放透明的运作规范。这是超越政治的经济对抗。

安倍访美给欧巴马聚焦亚太再平衡的再一次机会。今年以来，欧巴马一直深陷中东问题，无暇转向亚太。中国共产党的亚投行倡议声势浩大，美国传统盟邦陆续宣布加入提振中国共产党信心，欧巴马最后任期领导力备受挑战。安倍访美，欧巴马加大力道对外阐述：如果我们美国无法写下国际经贸的法则，则中共国将取而代之，写下他们的法则。

面对主张自由贸易的共和党国会多数，欧巴马的障碍反而是来自同党的民主党议员和反对自由贸易的工会与宗教团体的游说压力。经过白宫与国会两党领袖漫长的折冲协商，由哈契、莱恩与魏登三位议员联署修正提案的“快速通关”授权法案已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过，但是民主党使出程序性干扰，使得原法案条文加上许多强化透明性与国会谘商的但书，包括任何贸易协议必须公开60天供民众评议、总统签署协议前90天须通知国会、国会收到通知后30天不得进行相关程序等。也就是说，未来美国政府与他国谈判贸易协议纵使可加快速度，最长却可能拖延180天才生效。TPA预期无法在安倍到美国国会演说时顺利通过立法。

TPP谈判最后的关键除了卡在日本的农业和美国汽车市场开放之外，就是等待美国国会能否通过有利于行政部门“加速”与外国洽签经贸协议的《贸易授权法》。如果欧巴马想在卸任前留下TPP政绩，而安倍也愿意买单，“欧安会”后可望宣布谈判“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将功劳揽在身上，只是最终仍须走完国会生效这条路。


七、美日新同盟关系下的亚太新局


这个美日军事行动指针的更动，让台湾成为热点区域：中国共产党急欲控制南海、突破东海，所以近年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夺岛填海造陆工程、并在东海填海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不断透过设定防空识别区与频繁的海空侵入，企图取得东海海域的实际支配。而欧巴马的重返亚洲再平衡与安倍集体自卫权政治宣示、美日安保指针的修改，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首度作出具体回应。以加重美日同盟关系与全面军事部属，来回敬中国共产党的片面变更现状行动。

台湾位居东海与南海间的关键位置，再度成为美日与中共冲突的前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考上，会因在南海与东海遭遇美日的积极对应所产生的挫折，转向美日两国在防卫立场被迫模糊的台湾。

冷战时代，由于台湾地理上位处第一岛链中心点的关键位置，使得“台湾必须独立于中共国存在”得以作为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受到重视。但随着冷战结束，美中间发展为相互依存的大国关系、以及美中两国在亚洲政治经济影响力逐渐位移后，台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日渐萎缩，这其实才是台湾近年来在对美外交工作上不断遭遇挫折的主因。

但是从今以后，形势丕变，美日新同盟关系，开辟了的亚太新局，台湾的外交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时期。


八、台湾的新机遇


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体系下，现实上必须负担台湾维持现状的承诺，因此是台湾对抗中共威胁上的最大盟友，也因此奠定了“美中台”三方关系的思考格局。而近在咫尺的日本，虽具贸易上的重要性却相对不是外交上的重点。

这个认知的意义在于，美国确是这个区域唯一可能进行积极行动的国家；但在今后美日新同盟关系下，日本将会提升区域行动的主导地位，跨越领土与领海的范畴而行动。而台湾位处日本海上生命线的要冲，及作为东海与南海间的关键位置，必然再度成为日本关注的重点。 因此未来的台日关系，不再等于台美关系，相反基于台日两国在区域上更具共同的核心利益，未来的日本除将可能是台湾牵制中共的盟友外，也是台美关系的外交杠杆，可以防止台湾边缘化。因此，台湾与日本间的关系提升，已经来到关键时刻。这可能是台湾的新机遇。


（2015年5月20日）



【第六节 美中（共）南海角力对区域安全之影响】


一、中美南海对抗，赌注大、风险高


前美国空军学院哲学教授、太平洋美国特种作战指挥部高级政治顾问、美国空军退休军官詹森（William Johnson）日前在路透社网站发表文章说，大家对南中国海冲突应当知道以下几点： 

1、南中国海属于谁？ 

中共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是基于可追溯到夏代和汉朝的历史。中共以1947年国民政府勾画的“九段线”圈定了其主权范围。民国时期中共调查、命名了291个南中国海岛礁，并绘制了地图。美国主张南中国海是国际水域，主权应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该公约申明，有关国家不能声称拥有涨潮时被淹没的土地的主权，即使通过建筑手段使这类土地高于涨潮线也不行。 

2、中共为什么想控制南中国海？ 

控制南中国海可以使中共支配经过那里的主要贸易航路，如对中共最重要的石油进口航线等。控制那片海域，使中共可以切断或威胁切断所有经过那里的东亚、东南亚贸易航路，并将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拒之门外。南中国海海底可能蕴藏着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确立主权地位可以使中共获得一定水准的能源安全，以及远比现在高的能源自主性。 

3、谁已经在南中国海建造岛礁？ 

越南和菲律宾分别对21个和8个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并且在过去几十年中填海造岛或扩大岛礁原有面积。越南、菲律宾、台湾都在某些岛礁上有驻军。但越南声称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在涨潮时被淹没的沙洲、暗礁等处修建被称为“浮动岛”的建筑物。中共最迟加入扩建岛礁的行动，但规模则前所未见。最近18个月，据报导中共新扩建的岛礁面积，比相关国家历年来扩建的总面积还大。中共至少在其中一个人造岛礁部署了军事装备。中共官员表示，北京计画接着干。最重要的是，只有中共拥有足够的现代化军舰，为其领海领土要求提供保护。 

4、美国如何回应南中国海主权争执？ 

美国以前对东南亚国家扩建岛礁的行动，实际上没有反应，但对中共扩建岛礁则极力反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美国海军自二战以来即一直在区内活动，今后将将继续使用军舰和军机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滨海战斗舰“沃思堡号”和海军P-8“海神”侦察机等，已经对中共正在扩建的永曙礁进行了抵近侦察。 美国除了维护航行自由的使命，还着力强化地区盟国关系，帮助盟国增强情报搜集及侦察能力，向他们提供升级的武器装备，以对抗中共军队在质、量两方面的技术优势。与美国紧密合作的日本，也向越南和菲律宾提供军事装备。 

5、下一步世界期望什么？ 

美国和中共的对抗可能升级到某种程度。美国太平洋舰队策划官员准备派遣飞机和舰只，进入中共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领海内活动。滨海战斗舰“沃思堡号”和P-8“海神”侦察机已经逼近这个范围，中共虽表示反对，但没有采取敌对行动。中共已经声明将捍卫领土主权。如果北京当局对美国的行动熟视无睹，中共将在国内大失颜面。如果奥巴马政府摇摆不定，将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和盟国中，留下如同在中东、伊拉克、乌克兰等地那样，缺乏政策解决能力的不良印象。美国和中共双方的赌注都很大，并存在误判的风险。美国正在整合南中国海地区主要盟国的力量，希望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迫使中共暂时停手。 


二、崔天凯否认中美南海必有一战


北京“人民网”6月5日消息，6月4日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阿曼普”栏目专访，就南海局势等问题回答了主持人阿曼普的提问。崔天凯强调，南海岛礁建设是中共主权范围内的事，别的国家没有理由指责中共。并提出希望美方停止所有胁迫性的言行。针对南海局势所谓“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的言论，崔天凯表示，不应该让这样的个别问题主导中美关系，同时不认为中美会因为这个问题而走向对抗和冲突。

主持人 阿曼普质问：我想你刚才所谈和所用的措辞是想使当前局势降温。美方看上去似乎也在试图使局势降温，呼吁所有的地区盟友和朋友停止海上建设活动。但是，中共一份有政府背景的报纸称，如果美国的底线是中共必须停止目前的建设活动，那么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我想知道你对这些言论作何反应。真的吗？大使先生，一场战争？ 

崔天凯说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不应让分歧超越双方的共同利益和不断增长的合作需求。然后十分滑稽地谈到“气候变化将是中美合作的最好例证之一”。 好生狼狈的神态跃然而出。


三、中共海军军演就是骗上级


中共不敢与美争锋，因为自己身段不行。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导致400多条生命罹难。有海外媒体采访了一位中共退役的舰长苏某。苏舰长认为“东方之星”沉船，一个原因，不排除夜航时操作人员精神疲倦导致的操作失误。另一个原因是船的设计以及建造的品质问题导致这场灾难。此外，苏舰长还暴露了中共船舶建造及海军舰队的一系列丑闻。 

据苏舰长介绍，在中共船舶建造、营运似乎有一套很严密的体系。但是，这一切都是糊弄人的。地方船检与地方海事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前些年有的地方船检是一窝端。 以他服役的海军某部为例，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福建沿岸的舰船基本会被对方压制的失去战斗力。虽然距台湾只有两百多海里，但是如果全速行驶，一半以上的舰船要半途抛锚。不是动力、机械故障就是船体出问题。 

每次海上训练，装备完毕以后，舰艇开出一半必须就地抛锚。否则舰船不知哪个部位又要出问题，要不然就要在海上飘上几天回不了家。每次舰队必须按照远端奔袭的作战计画上报，训练的书面材料可以加工。剩下的油料，在锚点把油料与渔民换鸡、鸭、鱼什么的，让全舰的官兵痛饮一场，或者干脆把油卖给油贩子…… 

有些小艇载油量少，卖不了几个钱，就让上岸的士兵每人提一塑胶桶50升的油到岸上倒卖后吃、喝、嫖、赌。部队上的腐败比地方上更加过分。

2014年底，中共海军三大舰队在西太平洋进行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中2013年底刚入列、号称“中华神盾舰”的最新型导弹驱逐舰郑州舰的舱门居然被海浪冲开。两名海军试图用绳索捆绑舱门的时候被海浪打翻，一名海军被舱门击中头部，造成两颗门牙断裂，眉骨严重骨折。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接下来海军是用木桩顶门焊接，再用一群官兵拿脸盆掏水。 

豆腐渣工程已深入军队，很明显，战士的综合素质十分低劣。 


四、范长龙爬上美国核动力航母


“应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辛特拉的邀请”，中共“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于6月8日下午率团离京，对美国和古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在此次美洲访问的第一站——美国，范长龙的访问行程不仅包括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举行会谈，还包括参观多处美军基地及“雷根”号航母。显然，美国有意给中共上课，让他们见识一下真家伙，不要在面对美军时冲昏头脑，手足失措胡乱行动。

当地时间8日，范长龙抵达美国加州圣达戈，从这里正式开启为期6天的访美行程。这是范长龙就任军委副主席后首次访美，也是2013年以来第四位中央军委委员到访美国，前三位分别是国防部部长常万全、总参谋长房峰辉以及海军司令员吴胜利。

法新社9日报导称，抵达首日，范长龙便登上了“雷根”号核动力航母。有分析指出，虽然这一参访属“常规科目”，但颇具代表性，因为“雷根”号航母将替代“华盛顿”号航母，长期驻扎在日本横须贺军港。

范长龙当日还访问了美军太平洋舰队北岛航空基地。位于圣达戈的北岛海军航空站是美国海军航空兵的诞生地，这里的海军基地是美国两艘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母基地。

在前往华盛顿之前，范长龙还将前往西雅图参观波音工厂，并赴得州访问胡德堡军事基地。有军事专家就此指出，此次范长龙参观美军的几处基地与装备都具代表意义，可说除空军以外，其他军种的基地都会参观。由此可见，空军将是美军针对中共的杀手锏。


五、南海填岛，中共妥协


北京的外交部也在6月16日第一时间释出消息：“根据既定作业计画，中共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将于近期完成陆域吹填工程”，并表示此举“不针对任何国家，不会对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造成任何影响，也不会对南海的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无可指责”。言下之意似乎外界暂时就不必再谈“中共的南海造岛计画”。这似乎让剑拔弩张的中美间形成了“各退一步”的妥协。 

比起以往中共和他国在南海上旷日持久的纠缠，此番南海造岛“竣工”之迅速值得一提。但说到底，在华府和北京，除去冷冰冰的文告，剩下的东西恐怕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轻松。 

各家主流西方媒体中，《华尔街日报》无疑最为激进。在该报刊发的一则题为《中共在南海小岛上建筑军事设施》的报导里，该报根据中共外交部发布中的“中共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将于近期完成陆域吹填工程”与“中共南沙岛礁建设除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外”，得出了“中共正在对南海诸岛从填海转向建设军事和其他设施”的结论。不过，即便是半个月前强调北京在南海派驻强力武装的该报，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此举目前仅仅让菲律宾外交部表示“正等待北京的官方确认”，美国目前也对此并无明确对应。 

无独有偶，当北京宣布近期结束在南海的“陆域吹填工程”后，路透社也开始强调北京在南海的“7个岛礁”上展开了类似的行动，当然，报导没有指出中共在南沙诸岛也终究只有7个岛礁的实控能力。根据最新资料，以渚碧岛、永暑岛及美济岛为首的三岛伴随着数月工程，其大小早已超越南沙各岛，域外国家自然颇为眼红心热。这就让北京的公告“可能令菲律宾和美国感到紧张”。

颇有些诡吊的是，五角大楼分析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虽然“担心中共可能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妨碍船舶和飞机的自由通航”。但五角大楼的分析师也只是肯定了北京的建设能力可以铺设“长达3,000米”的跑道，以肯普为代表的英美专家认为无论习近平还是奥巴马都选择了一个战略，即“受控的升级”。

美联社甚至很乐观的认为，此次北京宣布“结束南海造岛”就是范长龙与新国防部长卡特唇枪舌剑后的成果，该社还借对几位北京专家的采访让自己坚定这种信念。在报导的最后，文章还不失时机的强调了习近平即将在2015年9月对美国展开一场国事访问，这就让北京的声明作为一种危机管理手段，有了“减少投机行为”与“降低紧张气氛”的效果高明。 


六， 北京出尔反尔继续建岛


不过，美国毕竟幼稚，没有看破中共的烟幕。

仅仅三天以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6月19日发现，中共目前仍然在南沙群岛进行吹填造陆作业。与此同时，据菲律宾媒体《马尼拉时报》6月20日报导，来自菲律宾巴丹省的当地渔民19日向当地政府通报，称他在菲律宾侵占的司令礁附近海域发现了中共海军和海警船只。

这名叫加巴昆甘(Donie Cabacungan)的渔民称，大约在一周前曾有一名来自菲律宾伊洛伊洛市的船长发来资讯，称有一条“舷号为29”的中共海军舰艇在驱赶他们离开司令礁。虽然有说法称这条舰艇很可能是马来西亚的军舰，但加巴昆甘强调，不断有中共舰艇“不断围绕该礁岛”，以防“我们在该区域捕鱼”。加巴昆甘说，虽然司令礁上有菲律宾军人驻扎，但由于中共海警人员的驱逐，他的渔船近日已无法靠近司令礁。

那么，怎么给自己找个台阶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亚洲顾问”葛来仪（Bonnie Glaser）只好自说自话的解嘲，中方曾经表态“南海工程即将完成”，但其中的时间点究竟在何时，是本月还是一年之后才能完工，尚没有人知晓，只能确定目前填海工程仍在进行中。

美国的这一口恶气如何出来？恐怕只能在军事部署上见个分晓了。


七、中共海军急召退伍士官复役


果不其然。中共海军总部近日发通知，急召最近两年退役的士官重新入役，而且要求六月底前回原部队报到。当局表面理由是，近年新军舰下水多，专业人员不足，但消息指或与最近南海局势有关，与美、日、澳洲三国在南海针对中共填海有动作相关。

所谓士官即职业士兵，高于普通士兵。多数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军人，士官不属军官序列，一般从服现役期满的士兵中选拔，也有从军外直接招募具有专业技能的公民成为士官。

士官实行工资制，并按照“国家和军队”规定享受津贴和补贴。服役期，下士、中士各3年，上士至二级军士长各四年，一级军士长则一直服役到退休。一般说能成为军士长已是非常不容易，都是部队基层不可缺少技术尖子，全军一级军士长更是比将军都少。

接近中共军方的消息人士指，海军总部的通知透过两个途径下发，一是由海军各部队政治部门直接与原来服役的士官联系，二是由地方武装部转告已回乡的各退役士官。通知要求，近两年退役的各级士官，接通知后马上回原部队报到。

有接到通知的退役士官透露，通知上列明要他们回营的理由是，近年新军舰下水服役较多，而专业技术人员不足，需要他们回去继续服役一段时间，回役年限由所在部队与当事人商定。不过，海军急召已退伍的士官复役，除部份原因确是上述，主要与目前南海局势相关。据透露，美国对中共在南海大规规填岛十分恼怒，决定不惜冒险要阻止中方的做法，目前美海、空军驻日本、菲律宾各基地都在为此备战，中方掌握情报显示，美方这次不再是空喊，故中央军委相当紧张。

消息人士指，虽然解放军判研事件尚未到要提升部队战备级别的水准，但“中央军委”指示海军必须要秣马厉兵，马上补足员额，作好应变准备。这就是海军要急召近两年退役的士官回营复役的背后原因。

近几年，中共海军战舰无论是开工建造数量还是下水数量，都是世界之最。总数量排世界第一，宣称“一年装备一个舰队，下水一个舰队，开工一个舰队”。“人民海军”在2013年开工建造052C、052D型导弹驱逐舰3艘，下水2艘，054A型导弹护卫舰开工3艘，下水2艘，056型轻型导弹护卫舰开工7艘，下水5艘，新型常规潜艇开工3艘，下水2艘，新型核潜艇开工3艘，下水1艘，扫猎雷舰开工2艘，下水1艘。海军由于很多舰上岗位都是技术性的，故需要士官较多。


八、美军布雷封锁 解放军扫雷曝“短板”


美国和中共在西太平洋与南海等地的海上对抗日渐升高，但中共军事评论罕见点出海军的“短板”，即扫雷能力严重不足，面对美军攻势布雷战法，海军舰队可能连港都出不去。

新浪军事6月18日刊登专文，分析美方攻势布雷战术，强调美军战机除了执行传统与核武攻击能力，中共军事研究不太注意的一项能力是攻势布雷。文章指出，相对于守势布雷，攻势布雷是主动进击、在敌方水域设置水雷，以封锁敌方基地、港口和航道。例如，B-52、B-1B、B-2轰炸机，都可携带大量MK-62 、MK-65水雷，执行攻势布雷。

虽然解放军陆基战机、防空系统不断升级，传统轰炸机很难突破，但B-2匿踪轰炸机仍然可能进入中共周边海域。同时，洛杉矶级核子攻击潜舰也有布雷能力，可以实施海空联合布雷。然而，中共海军专用扫雷舰目前仅有081型1艘、082型1艘、082II型2艘，以及扫雷能力较弱的综合型船舰，面对美军庞大布雷能力，解放军舰队无疑将遭遇巨大困境，甚至连海都出不了。 文章认为，中共的应对之道，一是研发匿踪机的攻击方法，二是形成强大的反潜能力，最终还是要开发部署更先进的扫雷舰。

但新闻评论指出：“在习近平的胡乱指挥之下，这根本不切实际。因为习近平是西北内陆地区来的旱鸭子，怎么懂得海军呢？他要蛮干，最多就是忽必烈征日失败的下场！”


九、大陆百姓对于美国的期待


由大陆线民在“美国之音”网站留言称：“美国别老为航行自由考虑，应更多地为中国人民考虑，为地区安全的长远利益考虑。眼下美国赶上了历史性的机遇，中共因为领土之争与周边国家在外交上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两岸关系面临民进党再度上台的危机，国内经济出现严重持续性衰退，各种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积蓄已久的各种民怨民意暗潮汹涌，中共内部独裁势力范围瓜分及重新洗牌的恶斗错综复杂、紧张激烈且胜负未卜，而中共的军队不仅几十年没有实战过一次，而且已经腐败到“通体烂透”的地步，所以，保持并持续增加对中共的强大军事压力是触发中共崩溃的绝好时机。借用《隆中对》中最后的表达模式，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只是，大陆线民可能期待过高，因为美国人未必看得懂，但是我们却不妨参考一下有关想法。不论如何，美中南海角力对区域安全之影响是多面的，台湾无法置身事外。

总的看来，如果中共继续妄动，结合俄国在欧洲的蠢动，不能排除“回到冷战格局”的结果。而一旦回到冷战格局，美国和台湾都将重获历史的主动。


（2015年6月24日）



【第七节 解读大陆国家安全法】


一、大陆国家安全法“高票通过”


2015年7月1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5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高票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安全立法是国家安全的基本法律保障。通过制定法律来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通行的做法。

但其实，这“高票通过”本身就是一个闹剧，是枪杆子下的木偶表演。

有记者问，1993年中共已制定了一部国家安全法，为什么时隔二十几年以后又再次制定一部新的这样的法律，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郑淑娜指出，考虑到199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法，主要是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的职权和以反间谍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已难以适应全面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需要。为此，2014年11月1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相应废止了原有的国家安全法，为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创造了条件。郑淑娜指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全面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需要制定一部应对国家安全各种威胁和风险，统领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的法律。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国家安全法的议案。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制定一部立足全局、统领国家安全各领域的基础性、全局性、综合性法律，适应大陆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新要求，是十分必要的。这部法的制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的领导体制，明确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任务，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制度，为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出一条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那么，如何正确解读这本新的大陆“国家安全法”呢？


二、“国家安全法”与大肆逮捕律师


对大陆“国家安全法”的最好解读，是看看这部“法律”通过以后，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情况：在过去两周里，中共政权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迄今中国全国各地已经两百多名律师及相关人士被刑事拘留、监视居住、约谈、传唤或失踪。中国大陆人权的恶化趋势已经震惊国际舆论！根据香港支联会整理的名单，截至7月13日凌晨，中共当局就已抓捕107名维权律师及相关人士。在过去两周被带走的人当中，有120多名律师。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编制的名单显示，其他的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律师家属和独立的维权人士。

中共政府和官方新闻媒体对此次行动的规模保持沉默，一味标榜针对锋锐事务所律师的指控推动了司法公正，并谴责反对拘捕行动的批评者。可是数字是不会骗人的：200多名大陆律师及其熟人遭到拘捕，其中20人仍然在押。

实际情况更为糟糕：一些律师在电视上示众，给出屈辱的口供，并被描绘成煽风点火的无耻之徒。共产党的官方报纸刊发了大量评论，谴责他们从事颠覆和欺诈活动。律师们称，这是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击。中共广泛打压维权律师，宣称他们利用有争议的案件中饱私囊、攻击共产党。

陷入困境的律师们表示，中共真正目的是诋毁和掐灭“维权”运动。在该运动中，有少数无畏的律师利用法律和公众压力，为在体制中处于弱势的客户提供支援。“感觉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大的袭击，” 遭到警方询问后获释的南方律师张磊说。 “看上去是依法办事，但这些被失踪的律师当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够会见到自己的律师。有200多人遭到问话和警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然而，自毛泽东逝世这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就是律师们并没有退缩。尽管警方施加了巨大压力，而且习近平上台后已经有一些律师遭到监禁，仍然有几十名律师写下请愿书，对此次拘捕行动予以谴责，并自愿为被警方羁押的人做辩护。

“我以前觉得当律师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48岁的商业律师余文生说。在最近遭到逮捕后，他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现在，我相信我们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去改变一个失灵的体制。他们的打压很猛烈，但我们维权律师会进行反击。”在余文生他们看来，中国未来的法治之路岌岌可危。48岁的商业律师余文生说。在最近遭到逮捕后，他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


三、新国安法形同政变


这几十年来，中国司法体系从毛泽东导致的法律废墟上建立起来，律师群体推动中国走走停停地接纳西式法理。这个政党国家几乎无所不能，而律师们的努力帮助普通中国民众赢得了些许保护，让异见者、公开的基督徒及非法征地的受害者拥有了一个难得的反击方式。

十几年前，中国新闻媒体甚至热烈赞扬维权律师说服了立法机关废止严苛的居留许可制度。但在大约两周前开始的这轮行动中，新闻报导把维权律师描述为贪图钱财的骗子、性侵犯者和满嘴脏话的流氓。这种大加鞭挞表明，共产党不仅决心瓦解维权运动，还要让它丧失合法性。

“这些行动步调一致，目的是抹黑整个维权律师群体，”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Carl Minzner）说。他还表示，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以及新闻媒体的压力来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社会问题上的做法“不会再被容忍”。

中国政府的矛头直指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客户包括异见艺术家艾未未、去年以分裂国家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以及人权活动者曹顺利。曹顺利在警方关押期间死亡，据报导是由于疾病没有得到救治。

中共当局拘押了锋锐律所的周世锋主任，以及该所的至少四名律师和一名行政助理。一名律师16岁的儿子被带走并羁押了两天，此前他正准备飞往澳大利亚上高中。该名律师的丈夫也遭到了拘押。中共称，周世锋及其同事组织人员到法院进行抗议，在网上制造舆论，以抹黑政府、恐吓法官并宣传自己。上周，周世锋的同事黄力群在国家级电视台上进行了供认，指责周世锋侵占公款，并把他描述为好色之徒，曾多次骚扰女员工。画面显示，周世锋本人也表示认罪。

中共官方新闻媒体的攻击毫不留情、耸人听闻。“在一些热点敏感事件的背后，总是藏有‘黑手’在推波助澜，”一家共产党党报上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但在这些所谓维权的事件中，少数律师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充当起破坏法治、扰乱社会秩序的帮凶。”

其实，真正乱来的不是律师，而是新国安法。因为新国安法改变了习近平前任的一些相对温和的做法，新国安法形同“反改革政变”。


四、习近平不得人心


自习近平于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当局监禁了数十名维权运动的支持者，还有一位知名律师浦志强自2014年5月以来一直被警方羁押了一年多，却没有进行审理。他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审判，几乎肯定会被定罪，像其他几位知名维权律师一样入狱。另外一些在具有政治争议性的案件中挑战政府的律师则遭到了骚扰、拘押、吊销律师证和失去客户的待遇。

然而，最近几年，愿意接手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师却越来越多。他们是中国27万名律师中的一小部分，但对公共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研究中国法律活动人士的学者艾华（Eva Pils）表示，中国的维权律师现在有300名，而十年前只有几十名。她说，“有其他律师已经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与那些人权律师是一致的。”商业律师余文生已开始从事危险的第二职业，成为维权人士。他表示，自己的这种转变始于去年10月，当时监狱管理人员非法禁止他探望客户。这名客户因为被控支援香港的亲民主示威活动而遭到扣押。

失望的余文生做了一些与自己个性不符的事情：他在这座位于北京郊区的看守所外进行抗议，自拍照片，并在中国的热门即时通讯应用微信上发布了这些图片。两天之后，他自己也被捕了。在三个月的关押期内，他大部分时间和死刑犯关在一起，还经受了长达17个小时的审讯，身体遭到摧残，致使他患上腹疝。他无法见律师，也一直没有被正式起诉。

余文生后来获得保释，但警方告诫他不要谈论关押期间的遭遇。余文生表示，他不会受此影响。“我知道他们随时可以过来把我带走，”他说。“我过去很害怕，但现在再也不会了。”

本轮拘捕行动受到一些中共官方法学权威的批评。他们警告，中国可能会逆转本已步履蹒跚的法治进程。“如果公权力机关动不动就把律师抓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国家律师健全的一个标志，”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在上周公布的演讲稿中说道。“反而是一个律师保护在责任方面的一个倒退。”他还表示，“只有律师自身的安全得到保障，律师才可能去尽到维护他人的权利。”可见，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多么不得人心。

然而，随着情况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律师感到幻灭，比如来自东北地区的59岁的律师迟夙生。她曾担任1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直到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是一个享有声望且可能带来诸多利益的头衔。不过，她的工作遭到扰乱和限制，就连没有政治色彩的案件也是如此，这让她愈发失望。“我一直有绝对的信心，总有一天会有一个法治国家到来，”她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但当我们教老百姓要遵守法律程式，依法律办事，我们就发现，人去了法院，但法院就不给他们受理案件。”

很多律师揶揄中共针对维权律师的那些指控，特别是宣称他们通过接维权案件敛财的说法。曾被监禁三个月无法与外界接触的律师余文生指着他破旧的办公室说，代理维权客户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回报，其中很多客户权利遭到剥夺，非常贫穷。“如果你想赚钱，”他说，“我建议你坚持做商业案件方面的工作。”


五、新国安法遭到声讨


大陆国家安全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国际舆论的愤怒声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发表书面声明指出：最近几天，中国公安人员有系统地拘留以和平方式捍卫他人权利的人，其中包括以合法方式挑战官方政策的人，我们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中国新的国家安全法被用来作为侵犯人权的法律依据，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我们强烈敦促中共政权尊重所有公民的权利，释放所有因寻求保护中国公民权利而被拘留的人。

美国国务院不仅谴责中共政权拘留维权律师及相关人士，并对新颁布的国安法表达关注。美国国务院指出：国安法范围广泛，担心中共当局以国安法作借口，侵犯人权。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倪伟平说：“中共政府十分关注维权人士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及他们运用社交媒体争取公众支持的能力。”

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后，不断收紧对公民社会的控制。近年来，中共当局已拘留数十个异见者，而西藏及维吾尔人亦指控中国政府打压少数民族。

新的《国家安全法》是如此含糊不清，其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这部“法律”针对的所谓“安全威胁”涵盖了网路空间、食品供应和宗教等多种领域。该法在其原先的“草案”基础上添加了一些内容，比如把太空、深海和极地地区（中国在加强自身在南极的存在）的资源勘探和开采列为国家安全问题。在新闻发布会上，郑淑娜为这处内容做了辩护，称西方国家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在颁布类似的法律。“在对上述领域进行资源勘探、科学考察和开发利用过程中，中国政府也有权依法保障自身相关活动、资产和人员的安全。”

该法第23条也阐述得比较宽泛，没有指明具体措施，提出要“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并“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不是一部象样的法律，而是中共担忧哪些方面可能会出问题的详细清单。”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东亚分部主任林伟（Nicholas Bequelin）说。

这是一个更大计画的组成部分：中国颁布这部法律时，正在开展更加广泛的立法工作，从而对中国的安全系统进行改革。去年12月，中国颁布实施《反间谍法》，取代1993年的《国家安全法》。目前进入立法程式的还有一部旨在规范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一部反恐法，以及对境外投资法的修订。


六、新国安法剑指台湾


新通过的国安法涉及的范围较旧的国安法为广，除了防范、制止惩治叛国、分裂国家、煽动颠覆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行为外，亦提及边防、海陆空、金融和经济体制、粮食安全、能源及网状讯安全及宗教等范畴，亦包括外太空、国际海底区域及极地。

新国安法进一步声称“港澳应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责任”。这意味着所谓的一国两制已经正式宣告最终破产了。

新国安法这样给香港发出了信号：根据郑淑娜的说法，不会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施该法。香港地区去年爆发了长达几个月的抗议活动，反对北京支持的选举方案。该方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香港政府随即发表声明称，未有计划根据这部新法来调整当地立法。

然而，该法确实提到了香港，称香港与澳门“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林伟表示，他认为这反映了北京的担忧情绪，即亲民主示威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使香港成为一个国家安全议题。

这是新国安法首次纳入港澳，而且剑指台湾：其中两条条文分别提及，“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分割，港澳与台湾都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以及港澳特区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这意味着，中共已经公开向台湾提出了“比照港澳”的荒谬要求。

涉及港澳的条文，如此剑指台湾：郑淑娜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当按照基本法的要求自行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有香港记者问，国家安全法第11条、第40条都首次有香港的出现。香港会就国家安全及时自行立法，请问为什么要把香港纳入到国家安全法？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安全法能够适用于香港？

郑淑娜说，国家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对两个特别行政区和港澳同胞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提出原则要求是必要的，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

郑淑娜强调，按照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港澳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港澳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当按照基本法的要求自行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郑淑娜表示，根据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规定，全国性法律除列于基本法附件三外，不在两个特别行政区实施。国家安全法并未列入两个基本法附件三。

郑淑娜指出，国家安全法对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作了原则性规定，两个基本法第23条对特区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也做了规定。


七、习近平导演了这场镇压


中共这次“新国家安全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提出“维护国家网路空间主权”，这表明习近平急于钳制言论、强化网路镇压措施。

当前，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面临广大人民的抵制，中共独裁统治遭遇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所谓的“非传统领域”安全日益凸显。中共“网路安全和资讯化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均在此背景下成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共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全面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需要制定一部应对国家安全各种威胁和风险，统领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的法律，即国家安全法。

新国安法的出台，有着习近平背景：中共高层多次对网路安全问题进行过表态。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网路安全和资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强调，没有网路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资讯化就没有现代化。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资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深刻阐明网路和资讯安全是中共十一项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可分割的核心内容。 

2014年7月，习近平在巴西演讲中特别提出了“资讯主权”的概念。他强调，虽然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个国家在资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资讯主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跟着表示，网路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路空间的体现和延伸，网路主权原则是中共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参与网路国际治理与合作所坚持的重要原则。因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

这种论调，明显是侵犯人权，是企图用主权的名义扼杀人权。


八、新国安法企图救亡图存


如何解读大陆国家安全法？

我们认为，正确解读大陆国家安全法的关键在于：这是中共在现代资讯社会的背景下企图救其亡而图其存的最后挣扎。为此，中共不仅加紧镇压国内民众，而且企图对外扩张。对外扩张甚至在国外从事大量非法活动，都是源于中国大陆的国内压力。例如中国大陆所进行的网路攻击，不仅危害国际秩序，而且是一种积极防卫，避免中共自身被西方渗透瓦解。

2014年12月，东非国家肯雅破获中国大陆网路攻击指挥部，在一座豪宅内部抓获了77个大陆籍的犯罪嫌疑人。他们以旅游签证到肯雅，但从事破坏网路和通讯的活动。肯雅《国家日报》（Daily Nation）报导称，这个网路指挥中心可以中断肯雅的通讯系统，而这些中国人正准备发起针对这个国家通讯系统的攻击。在这个豪宅内的先进软体可以入侵银行系统，甚至自动取款机。估计是非洲最大的网路破坏指挥中心。

此次抓捕事发于一场火灾，火灾中一名中国人死亡，警方发现这些人拥挤在房间中，并且有复杂的通讯工具。到12月2日，77名被捕中国人已经被指控。在3日，37名现身法庭，而另外40人被控非法运行无线站。法官下令继续关押10天。中共大使因此被肯雅外交部召唤，对事件给出解释。

此次事件说明中共的海外活动日益猖獗，具有全方位的强烈企图心。肯雅拥有东非的海岸线，这次事件是否和中共海上扩张、寻求远洋的海军基地相关，值得注意。

如果配合习近平在南海与美国的对抗，来观察上述动向，在进而解读大陆国家安全法，当发现中共“国安法”，正在为中共意欲进行的进行海外冒险，搭建一个大陆国内的军事平台。所谓欲攘外者 ，必先安内也。

美国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和中共已经没有多余的外交语言，日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直接空中巡视南海，无异向中共直接亮剑，向中共发出了最后通牒。

 

（2015年7月24日）



【第八节 日本新安保法与亚太情势发展】


一、日本通过新《安保法》


2015年5月15日，日本政府向国会众议院提交了包括1个新立法和10个修正法的安保相关法案《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两个月以后，日本众议院在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联手主导下，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安保法》，未来本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

安倍政府提出的安保法案共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联合国维和行动（PKO）合作法》等10部法律的修正案综合构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二是随时允许为应对国际争端的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的新法《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将解禁历届政权根据日本《宪法》第9条一直解释为禁止行使的集体自卫权。反对人士忧心的是，新法允许日本自卫队可赴海外作战，有损二战后70年来的和平路线。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表示，“新《安保法》势必让国安政策产生巨变。”他并强调，“新《安保法》是违反宪法的。”维新党代表松野赖久则强烈抨击指出，执政党尚未让民众充分了解新《安保法》的内容规章，就强行表决通过，是极不明智的决定。知名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更公开批评安倍执意通过新《安保法》的举措，认为安倍只是想“藉由重新修订宪法，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个历史性的伟人。”


二、冲击绥靖主义路线


安倍在表决过后向外界强调，日本目前的安全情势愈发严峻，修订这项法案是为了“保护日本人民，避免战争发生”。不过，新《安保法》的通过却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浪，根据《朝日新闻》民调统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率已下降5%，仅剩39%，更有高达56%的民众公开反对新《安保法》。外部形势方面，东亚邻国对日本迈向“军事正常国家”向来保持警戒；在钓鱼台列屿争端白热化之际，日本放宽自卫队海外军事行动的限制后，对东亚情势的发展与影响，殊值关注。

新《安保法》最重要的改变，是松绑了目前日本自卫队赴海外作战的限制。新的《安保法》写入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由于事关重大，本案备受日本国内舆论关注，民主党等反对阵营设法杯葛；而国会院外更集结了成千上万民众高声抗议“要安倍下台”。据日本宪法规定，法案在众院通过之后，如果60天之内没有在参院投票，则视同被否决，交由众院再次表决。未来本案若立法完成（日后该法案要等参院表决通过，才能正式实施），对日本二战后“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将会产生“重大转变”。


三、华盛顿支持是个关键


过去，安倍一向主张要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中对军事力量的限制，新安保法的通过，对安倍政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这显然与华府当前的亚洲政策有关。美日于1960年所签订的《美日安保条约》中，明确规范日本禁止派遣军事部队至海外，日本政府“不得使用武力威胁做为解决国际纷争”的选项。新《安保法》却放宽日本自卫权，允许国内自卫队以武力军援同盟国如美国，在各地展开军事行动。外媒曾转述，安倍晋三明确表示，新《安保法》的制定是“为了因应中共军事势力崛起”，且美国也支持这项法案；换言之，华府的立场绝对是关键因素。身为日本的盟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拒绝评论日本新《安保法》，仅表示这是日本的“国内事务”，不过也强调美国欢迎“日本为增进盟友关系的持续努力，以及在区域和国际安全活动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回顾历史，二战结束后日本败亡，被美军实质占领，由于东亚战后情势迅速变化，当时基于外交现实需要，调整了华府对日本在战后的地位安排，美国一方面要避免共产主义的蔓延，同时要让日本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据点。战后初期，美国驻日盟军总部（GHQ）为日本制定新宪法，否决了日方所提的天皇制宪草，1946年，GHQ向日方提出美版宪法草案，废除了日皇的政治、军事权。日方在此基础上，经过国会审议修订后，终于通过《日本国宪法》；该部宪法于1947年5月生效，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必须“放弃战争”、“不得维持军队武力”和“不拥有宣战权”等，这些特点使得该宪法也被称为“非战宪法”或“和平宪法”，其立意是从宪法的高度，来限制日本组建军队以及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右倾人士中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部“被美国强加的宪法”，但日本最大党自民党内亦广泛主张，现行宪法是美国起草，应予修订。


四、抑制中共在东亚影响


除了前述的历史因素外，近年日本国内争论不休的“专守防卫”，主要是围绕在美日同盟的军事议题上，具体而言，就是日本能否在美国受攻击时，出手协助美国抵御或参与美国对他国动武的行动；此“假想敌”不外乎是中共或北韩。由于近期东海事端频传，中共扩军之举让日本深感不安，这就让日本右倾人士认为，应该采取积极应对作为。可想而知，日本是希望在“不违宪”的情况下做扩大解释，来放宽行使集体自卫权，若日后“解禁”修法成真，这将是近年日本国内是否修改“和平宪法”的争议中，透过不直接抵触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的“释宪”手法，再次放宽日本在国际使用武力的限制，进而实现所谓“军事大国化”、“正常国家化”的政治诉求。

以现阶段日本自卫队的整体战力规模，基本是以“自卫队”之名来包装“军队”之实，姑不论当前情势是否有此迫切需要，以日本自卫队武装力量之强大，必然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关切。抛开与中共、南韩关系的不明确因素，目前日本全力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明显就是要在东亚竞逐的过程中抑制中共的影响力，这里面当然有华府的运用空间存在。的确，美“中”战略互疑无可改变，南海和北韩问题也让相关国家对中共强烈警惕，但不代表日本趁势发展所谓的“强军梦”，就能让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荣耀和幸福。

在现实上，现行的日本宪法“名义上”规定，日本不得发动战争、不得拥有军队，一旦修废（或是用释宪等手段），将被国际（特别是二战时曾经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视为“军国主义复辟”；上个世纪，日本军国主义路线已被证明是亡国灭种的败途，但其国内右倾分子从来就不关心周边国家的感受，更遑论应该明白告诉日本人民，修（释）宪的不确定负面影响既深且远。


五、美日同盟面临转型


为了防堵中共霸权，安倍要让日本成为“正常”的军事强权。不顾民众与在野党抗议，日本执政党仍于众议院强势通过两项案。若无意外，新安保法今秋可完成审议。未来日本一旦面临“存亡危机”，即可发动集体自卫权。在全球各地，只要与日本利益有关的军事冲突，自卫队就可能出现。即使面对民众在议会外抗议，以及反对党的退席抗议，日本安倍首相所领导的执政党，仍强势的在众议院中通过了两项安保法案。

不可否认，二战投降迄今，日本已度过70年的和平时期，有人认为关键是“和平宪法”，然而这说法显然是“高估”日本政治人物的“守法性”，真正的核心是因为美国的影响力始终存在。从未来区域安全的发展来看，若说迈向“军事正常国家”将会“引发战争”，此说也未免失之武断，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同时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安排中，还存有诸多变数（特别是美“中”关系发展）。可以预见的是，放宽自卫队海外军事行动的限制，不仅会更深化日本和邻国的不睦，美日同盟关系也将面临新的转型。

两大法案包括将自卫队原本对外出兵的相关法律，如《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重要影响事态法》（原《周边事态法》）、《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等修正组合成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另一个法案则针对协助盟国出兵，以因应国际争端的《国际和平支援法案》。

如果这两条法律按照程式，可能到今年秋天无意外的完成审议。这也代表日本自卫队在未来日本一旦面临“存亡危机”，即可发动集体自卫权。在与同盟国之间防卫协定方面，只要日本认定是“重要影响事态”，即可出兵为友军进行后勤支援，不再受地理限制。

过去日本曾经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提供海外后勤支援，而在这法案通过后，可以想见不仅是美国而已，只要与日本利益有关的军事冲突，就可能看到日本自卫队的出现。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鉴于军国主义造成日本战争挫败的破坏与民生雕敝，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奉行放弃武力战争的和平主义。即使在冷战期间，日本位居美苏对抗的第一线，仍然遵行此宪法。


六、新《安保法》政治意涵


防堵中共是新《安保法》最具体的目标。在过去，藉由美国核武与军力的延伸吓阻，日本安全获得保障，然而随着日本国力增强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摆脱宪法的制约及帮助美国巩固亚太地区的存在，成为日本新的选项。

安倍在第二次上台之后，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去面对日本国内外的安全问题，如美日同盟的责任分摊、日本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透过修宪及检讨安保相关法规内容，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并扩大参与国际活动的行动范围等，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

日本这一系列的改变，其诉求与正当性基础就来自于不断重申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威胁，以及日本对国际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安倍认为，日本如果不对世界和平与安定负起责任，未来世界就无法保护日本本身的和平。因此，安倍陆续对日本经济采取突破性作为，面对中国在东海问题的强势态度，安倍则强化国防军备提升与改革，争取美国的支持。

另在南海议题上，安倍主张日本应支持菲律宾及越南立场、提升与印度的军备合作、修改军备出口限制等。可见日本已经从过去被动防御的守势思维，转变为可针对自己与盟邦安全需求境外出兵的积极性国防政策。

明订放弃交战权，并宣示不保有军队的日本《宪法》第九条虽未废除，但是安倍回任总理大臣之后，运用中国威胁的提升与亚太战略环境变化的机会，透过宪法解释与修法，已经逐步改变美日安保防卫指针及日本国防政策的内涵。

此种做法被中共某些媒体扩大指摘为军国主义的复兴，虽然是具政治意图的夸大，但是日本强化军事地位，抗衡中共在亚太军事称霸的意图却也是很明显的。


七、新《安保法》军事后果


现在，美国要日分担军事压力，日人却担心招惹战祸。因为海外出兵的积极性，会让日本卷入战争的风险大幅提升。故在表决议场外，有数万民众聚集抗议，安倍的支持率也受到影响，最近跌到三成多。许多日本民众受到二次世界大战阴影的影响，极力反对改变和平主义的修法，他们担忧日本参与战争或海外出兵，造成日本青年的伤亡。

如果战争扩大将使日本原本稳定经济与生活因而受到冲击。这些忧虑都是情有可原，安倍必须要说服日本民众，在增强国家地位与提升国防的同时，如何能够避免战争。

美国乐见日本承担更多亚太安全的责任，但当然不希望日本因激进作为引起东北亚或东海的军事冲突。

不过，今年美日重新制定《防卫合作指针》，决定把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军事合作范围扩大到全球。此次自卫队出兵相关安保法律的通过，正呼应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需求，但不会让日本因为攻击性提升，激化亚太领土主权的争议。

“欧习会”前夕，美日似有意部署多面包围的军事情势，向中国下马威。随着日本国会上周通过新安保法、美日高调联手巡弋南海、越南与菲律宾可能合组抗中国联盟、台海危机可能再起、北韩可能再度进行核试与新型飞弹试射，中国未来面临新的军事压力或危机，必须作出艰难的抉择。 

未来，日本自卫队将以美国马首是瞻，譬如共同出兵剿灭“伊斯兰国”与凯达等恐怖组织，或合组联合舰队，巡弋国际水域。无疑，美日联手扮演世界员警角色，将成21世纪新常态，美国为日本恢复为军事大国，大开方便之门。 


八、北京反应软弱无力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不论日本采取何种积极性作为，北京必会表达反对态度，这已司空见惯。例如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近期会见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时，强调日本修改安保法，将对地区安全环境和战略稳定产生复杂影响。但除此之外，北京已经无计可施。

《人民日报》只是空洞质疑安倍是否要放弃专守防卫政策？是否要改变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否会在挑战战后和平国际秩序、走向军事大国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而这些反对态度比过去在钓鱼台冲突的反应都更软弱，以警惕言语居多，而且只是质问，而没有扣帽子式的谴责。这是因为，习近平举措失当，已经内外交困了。他的班底正忙于处理内部如股市、反腐政争、十九大人事安排等议题，无力挑起与日本之间的争端与冲突。

最近，美军两架B-52轰炸机日前成功执行中途不着陆、长达44小时、往返超过3万公里的轰炸演习任务。两机从美国路易士安纳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起飞，飞往澳洲北部靶场投下炸弹后，再返回基地，澳洲皇家空军和陆军也配合该项任务。五角大厦说，这是一次“轰炸机保证与威慑”(BAAD)任务，“透过这次飞行，美国展示自己维护亚太、印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能力”。这趟任务也被视为针对中国在南海日益强化的军力，与增强亚太盟友对美军的信心之举。

这是美军威慑北京，并非只有关岛基地可介入亚太局势，必要时，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透过空中加油也可抵达亚太地区执行任务。换言之，这是警示共军，即使它用导弹摧毁美国西太平洋海空军基地，美军也有能力从本土进行大规模报复攻击，更何况美国在全球都有海空军基地，海面下更有难以侦测的庞大核攻击潜舰舰队，必要时都可执行攻击任务。 

美日联手遏止中国共产党崛起，华府与东京也决定对亚太地区盟国与伙伴提供武器，同时要求盟国与伙伴不要与中国走得太近。 希望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喜莱莉．柯林顿曾警告坎培拉说，澳洲不应过度依赖中国市场，以免丧失自己的政策主导性。美国也透过日本对越南、菲律宾与印度提供武器，不乐见原是盟国的泰国向中国采购柴油动力潜舰。在华府政治压力下，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拉威日前表示，曼谷将暂缓向北京采购三艘潜舰。 美国早已不生产柴油动力潜舰，却透过日本出售澳洲先进的“苍龙级”潜舰。未来泰国或其他亚洲也可能循此一模式，向日本购买潜舰。 


九、亚太情势发展综观


在美日鼓励下，一些亚洲国家开始寻求不同方式的攻守同盟或军事合作。越南与菲律宾是最可能合组反中军事联盟的两国；越菲两国军队已举办多次篮球赛与联谊晚会等活动，目的显然是在培养互动默契，为未来攻守同盟铺路。 

最近一期《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期刊，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葛来仪与助理研究员维特罗发表“习近平的大游戏：中国与台湾会走向麻烦吗？”文章说，虽然蔡英文承诺维持台海现状，但北京仍担心她如果胜选会拒绝“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追求法理台独；一旦如此，北京当局会激烈反应，包括抢走台湾邦交国，甚至动武。 

但美日决意联手遏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突破，鼓励菲越合组抗中联盟，加上北韩可能再度核试与试射新型飞弹，台海危机可能再起，将迫使北京独裁政权同时面对东海、南海、黄海、台海“四海翻腾”的军事压力，在和与战之间，战则面对“战略机遇期”幻灭，须冒全面制裁大风险；和则可能被视为“纸老虎”，和战之间都是习近平痛苦的抉择。华盛顿在习近平访问前的上述战略部署，充满胜券在握的弦外之音。

 

（2015年8月29日）



【第九节 习近平阅兵大典：亲‘中’联盟成形？】


一、中俄与美日的对抗格局


“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是中共改变国共抗日历史诠释权的重要手段；而举办“大阅兵”，则是中国大陆企图摆脱过去被侵略的屈辱历史，证明自己俨已成为世界军事强权的图腾。

从出席天安门阅兵的国家元首名单来看，这次出席的国家大多是过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及中国大陆的传统盟友，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蒙古、巴基斯坦、埃及、柬埔寨及缅甸等；而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全告缺席，仅派部长层级或由当地国的大使代表出席。至于与中国正面临海域冲突的日本与菲律宾，更是表明拒绝出席这项活动。这场抗战纪念活动的大戏，仿佛就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运用的缩影。

从阅兵大典的规模来看，这次正式派遣军队参加天安门阅兵式的国家，主要是俄罗斯以及中国大陆所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包括古巴、埃及、墨西哥、蒙古、巴基斯坦等国。这些国家过去没有被日本侵略统治的经验，而如今则在庞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选择站在中国大陆的这一边，为阅兵典礼壮大声色。可见，在后冷战时期，中俄与美日相互对抗的格局，似乎又俨然成形。

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中国圈”已经形成，可以和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圈”分别看待。其实，这种看法相当幼稚，已经习近平现在还要依靠俄罗斯的“肩并肩”，才能向美日等国示威。


二、普亭赚了，习近平亏了


这次俄罗斯普亭赶赴北京抬轿，似乎是回报习近平2015年5月高调亮相红场阅兵，但实际上，普亭还是赚了，习近平还是亏了。由此可见普亭的智商要高于习近平。

前次5月红场阅兵，号称俄罗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阅兵，除了看热闹之外，也能看出目前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演变。 俄罗斯之所以要在这个时点进行大规模的秀肌肉运动，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西方国家的围堵。而中共，尚未受到制裁就和俄罗斯抱成一团，这不是等着美国制裁吗？所以说，普亭的智商要高于习近平，他拖习近平下水，然后伺机让他当替死鬼。这是俄国人耍弄中共的惯用手法了。

俄罗斯一直是个蒙古式的特殊存在，有史以来俄罗斯的生存之道就是要么强硬要么完蛋。因此，在外面对着美国围堵，在内面临着经济泥潭，普京必须要用强有力的手腕来证明自己领导下的俄罗斯仍然具有极强的威慑力。因此，超规模红场阅兵的举行，不单单是震慑乌克兰等亲美地区，也有助于缓解俄罗斯本身的问题。

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亦或者现在，俄罗斯这个的野蛮国家有个重要的特征——经济可以不行，饭可以吃不饱，但是面子上的事情不能不要。普京因此迷住了俄罗斯的下等民众。普京在国内达到了执政以来的巅峰期。民意调查数据，86%的受访者信任普京，认为普京胜任俄罗斯总统职位，甚至还有76%受访者希望普京继续连任，多个资料均创下十年新高。红场阅兵显然也是这种执政模式的延续。

在这个东欧缓冲区逐步被北约蚕食，小弟乌克兰内部去俄罗斯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对于俄国的支援就显得颇有含金量了。从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到2015年的红场阅兵，习近平都像跟班一样来到俄罗斯。似乎最高领导人的高调出席，标志着中俄的关系已经处于同盟状态。

作为俄罗斯战略伙伴，相互抱团反击美日新同盟，是这次中国参加阅兵大典的目的。而远离中国近海的中俄海军军演，可以看作是阅兵的延伸，二者都有回击美日同盟的政治含义。


三、遗忘战争摧残的残酷教训


5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红场阅兵，主要是针对欧洲战场的纳粹德国；而这次中俄两国移师至亚洲战场，自然是共同针对日本。吊诡的是，过去同样曾遭日本殖民统治的南北韩，在这次中共的抗战纪念活动上，却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

一向立场亲北京的朝鲜，在中国大陆处处刻意拉拢韩国的情况下，这次金正恩不但选择不出席北京的纪念活动，还在中共抗战纪念的庆典前夕，以炮击韩国来制造区域的紧张关系。北韩首领的缺席，代表中朝关系似乎有质变的迹象。这场天安门大阅兵，有如一面反光镜，反射出美中朝权力关系的变化。

反观身为美国军事同盟国的韩国，朴槿惠总统却无视来自美国的劝阻，决定出席北京的阅兵大典；连韩国籍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不顾日本政府的抗议，参加这次的抗战纪念活动。这显示，韩国在殖民历史及政治现实的权衡上，选择回归“反殖民”、“反侵略”的历史。而南北韩各自的政治盘算，让朝鲜半岛成为美中相互竞逐的前线。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希望中国不要总是扭住那段悲惨的历史不放，而是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和国际社会一道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北京政府一直强调，军演不针对今天的日本，只是纪念过去，纪念中国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但习近平在讲话中还是提到“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的残忍行为。

不过习近平不该忘记：当年的八年抗战，是国民政府所领导，这是铁铮铮的事实；中共的八路军扮演的是“敌后”游击角色，并假藉抗日来壮大自己的势力。然而，由于抗日主战场在中国，为抗日而牺牲的人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此一事实，使得抗日胜利时尚未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主客易位，中共将自己装扮成抗战的主力，这是历史的变调。中共这次大张旗鼓举办“大阅兵”，高调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除为对外宣扬国威，也是为了对内稳定军心。只是，在“大阅兵”的喧宾夺主下，逐渐掩盖了纪念抗日的初衷和反省，让外界只看到壮盛的军容，忽略了国共共同抗日的史实，只看到中美两大强权的角力，遗忘战争摧残的残酷教训。


四、“中”美之间的战略选边


随着“中国的崛起”，不少亚洲国家一直处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选边。近几年来，尤其2012年六月、九月，菲律宾与日本分别与中国在黄岩岛与钓鱼台起了明显而严重的争端后，这种氛围越来越浓厚。

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上升，诱使北京的霸道行径越来越突出，让存在于美中之间模糊而动态移动中的安全界线，日益明朗而固定化。9月3日中共首领习近平“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阅兵大典”所掀起的肃杀之气，又将这一条安全线更清楚地逼出来。阅兵后，中国大陆内部虚假民族主义报纸叫嚣“习近平的权力更巩固”，“中国梦与亚洲梦的图像也更清晰”，而对相反的言论立即封杀。

这次北京阅兵似乎剑指日本，其实还是做给中共内部看的，是习近平企图复辟终身制而上演的闹剧，但各种主客因素的激荡，最后上纲成为中美之间的较劲。这是因为，北京这次最期望美国参加，但美国并没搭理。据消息引述，当天现场播报人员所用的词汇，包括中国拥有“纽约杀手”的多弹头导弹，有强烈反美帝以及以美国为假想敌的意味。这次大阅兵的邀请，来与不来并非区分了“中国圈”与“美国圈”，而只是区分了“亲北京”与否，和“联盟”比起来，还差十万八千里。

即使俄罗斯总统普亭，并非全然“情义相挺”，也是因为西方制裁“三月不知肉味”，而到北京觅食来了。北京官媒的评价是：中俄关系目前正在高水准层面运转，进入成熟阶段，不只战略伙伴关系，而是“全面”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接着，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札尔巴耶夫、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寮国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等提前抵达北京，给足面子，被媒体称做“真铁杆”。其实呢，在这些“浓厚友谊”的背后，是北京给的不少银子发挥了铁杆作用。

与美国经济与安全关系紧密的韩国，派出女总统朴槿惠送温暖，则是因为抗衡日本的需要而贴近北京的。还有共产党越南，要证明专制政权的合法性，也派出“国家主席”张晋创送上面子。但北韩金正恩就未出席，使得中朝二共原有的裂痕日渐扩大。

在北京的银弹不起作用的地方，德、英、日甚至菲律宾这个小国，都由卸任的总统或首相“代表出席”，如德国前总理施若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菲律宾的埃斯特拉达，意味着这些国家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但安全上还是采取与中国保持距离而向美国倾斜的态度。新加坡派已退休5年的前副总理黄根成代表参加，显示向来与中国关系紧密的新加坡，也在浮动当中。

当然， 银弹拉出的“亲中”与否并非全面的一刀切，因为现在并非冷战时代，但中国的银弹确实分化了世界，这必留下痕迹。


五、杂牌来宾的阅兵


中共阅兵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名，名不正而言不顺，从历史到现实，都不合逻辑，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在其过程中的洋相百出、弄巧成拙。

这首推习近平。他乘敞篷车检阅大军，应该是威风一刻，然而，习并无军事经验，就像中共并未领到抗战。所以他表情黯淡、很不自在。他无精打采，于是中共的末日将临。他巴望眼前这一切赶紧结束，无论是由军人还是由装备组成的方队，尽快过去。显然，渴望通过这次大阅兵而显示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心下并非厌倦，而是心不在焉、心事重重。习的表情，还明显缺乏自信，甚至流露几分畏怯，他知道自己不配这个三军统帅的角色，预感到玩火者必自焚。

毫无军事经验的最高统帅，这就是滑稽。习近平竟用左手敬军礼，而且多次重复！揭示了这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部队在阅兵。依照共党自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例》，敬军礼应该用右手。身为其军委主席的习，如果说是不知道，那是严重渎职。检阅三军的习近平，神思恍惚、心慌意乱，既无霸气，也无豪气；而且也不亲切，毫无笑意。刚或柔，强悍或仁慈，两头都不沾边。苦心策划的大阅兵，因习近平个人表演失败而沦为闹剧。

有人说，习表情不自在，很大程度上，与全体政治老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有关。从前，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阅兵，绝无更老资格的政治老人占据天安门城楼、而对其虎视眈眈之情状。毛、邓大权在握，毫无疑问。对比之下，毛泽东的匪气，邓小平的流气，在习近平脸上找不到半点影子。有心比肩毛、邓的习，明显遭到心理重创。让包括江泽民、曾庆红、李鹏这类臭名昭著的政治老人全体登上天安门城楼，应该是党内各派争夺风头、习近平无法阻挡而被迫妥协的结果。这是习近平大阅兵落下的最大败笔。

至此，暴露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阶段性窘态：习近平并未取得压倒性胜利。北京官媒连番刊载影射江的文章，中央党校搬走江题词的石头，不过是习对江喊话：“请停止老人干政！”而并非习真能拿下江的实际。旧有的政治格局、三代同堂的政治框架并未打破，在相当程度上，习近平仍然受制于政治老人，或者，受制于政治老人安插在本届政府里的亲信和代言人。可以预见，高层权力斗争仍将继续，且未知鹿死谁手。如果习近平仍执意不与民间力量相结合，而仅仅在党内倒腾，未必有取胜的把握。

普京：紧靠习近平、而站在习的右边。据说，在俄国，右为尊。今年5月9日，习近平受邀到莫斯科出席红场大阅兵时，就是被安排紧靠普京、站在普京的右边。这次是一种回报，彼此给予对方最高礼遇。但，这也只是在西方大国领袖集体缺席的情况下，可以想见，如果美国总统出场，习近平右手那个位置，就肯定属于美国总统、而非俄国总统，正如去年11月在北京亚太首脑峰会(APEC)上所展现的那样。北京的实用主义，不过如此。由此也可折射中俄联盟关系的暂时性和脆弱性。

潘基文：如果北京阅兵当真是为了世界和平，大可以将联合国秘书长安排在紧靠习近平的显着位置上。结果，这个名义上统领各国的联合国之王，位置不如俄国和韩国总统，甚至还排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总统之后，委屈之至。更糟糕的是，联合国秘书长竟与苏丹总统同登天安门城楼，而后者是被国际法庭通缉的罪犯，而国际法庭是属于联合国的机构。如此安排，是对联合国秘书长的莫大讽刺和羞辱。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大多数拒绝出席北京大阅兵，身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却执意前往，乃是出于个人目的，他是韩国人，不仅受到近期韩国反日亲中风气影响，而且试图借机在韩国国内制造民意，以便在联合国卸任后，还可以在韩国政坛捞一把。日本指责潘基文偏离联合国中立原则，可谓在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潘基文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出席北京大阅兵，都是被利用，不折不扣地，当了一回“杂牌军”。不过，这也说明潘基文实际的身分还是代表他自己个人，所以无法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的正式礼遇。


六、中共失德问鼎，十分危险


习近平阅兵讲演宣布中国大陆裁军30万，这可能是为了安抚国际社会他热爱和平。和前任江泽民、胡锦涛一样，习近平在纪念大会和阅兵式全程身着中山装。在阅兵式开始前的演讲中，习近平把中国定义为二战中的“东方主战场”，强调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二战中，中国死伤人数为3500万，前苏联死亡人数为2700万。习近平的演讲依然延续了之前的标准外交辞汇，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不扩张、不把自己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国家人民”。

春秋时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阅兵故事，值得中共记住：楚庄王曾派兵包围东周首都洛阳，为扬威军力，竟然僭越举行阅兵，准备问鼎中原。周定王不得已，乃派特使王孙满，前往楚营慰劳。一见面，楚庄王直白地问王孙满，有关周天子九鼎的轻重、大小、形状等。对于楚庄王的野心，王孙满看在眼里，心中有数，他回答，以楚国现有的实力，自有能力铸造大鼎，但夏桀荒淫残暴，九鼎移到商朝。商纣王暴戾无道，九鼎又移到周朝。如果君王是有德之君，鼎再小，也重得无人能移。如果君王是无道之君，鼎再大也轻如秋毫，吹弹可移。总之，统治天下靠的是德行，不是靠九鼎。听了一席话后，楚庄王决定不再觊觎九鼎，撤兵回楚国。当然，我们无法希望习近平具有楚庄王的智慧。

中共失德，却向美国问鼎，造成十分危险的国际局势，如果再无反省能力，祸不旋踵而至矣！所以，即使亲“中”联盟尚无踪影，我们也还要提高战备思想，应对中共可能的军事冒险。


（2015年9月22日）



【第十节 习近平访美综合观察】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于2015年9月22日至9月28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第二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第一次是2013年），也是他个人第五次访问美国。访美期间，习近平出席由微软和中国互联网协会举办的中美互联网行业论坛，前往白宫会见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国务卿约翰•克里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同时还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一）习近平遭遇的抗议和欢迎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及其第二任夫人彭丽媛乘坐中国国际航空的飞机，在位于西雅图以北40公里、波音公司厂房附近的佩恩机场抵达美国，有一些欢迎者及美国华侨在习近平下榻的门外威士汀酒店手持标语和国旗，欢迎习近平访美；也有示威者在酒店外平静地挥动抗议标语，手持横幅在习近平车队驶经美国联邦法院时擂鼓抗议。

当天，习近平出席民间友好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晚宴，并发表他此次访问美国唯一一份政策演说。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诺，中国大陆将会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措施，避免带有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他表示，中国股市已开始自我修复、调节，人民币并没有继续贬值的基础。习近平亦在讲话中提及网路犯罪的问题，他表示中共政府不会鼓吹商业窃密，而是会坚定地保护网路安全，将与美国共同打击网路犯罪。他又威胁说，中美两国的对立和冲突可能会为两国以至全球带来灾难，希望两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能有所增加，不和与怀疑能够减少。

为表示亲善，习近平的讲话中引用了美国电视剧、电影等美国文化元素，例如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美国诗人华特•惠特曼等。他以海明威作品《老人与海》中渔夫与鱼搏斗的程节，比喻“建设中国” 的奋斗过程，并提到自己以前居住的穷困农村现在有所进步，说明中国梦就是指人民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避免提及霸权扩张问题。习近平亦提到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他指中国大陆的反贪腐行动不会引致权力斗争，没有《纸牌屋》（一出讲述政治斗争的美国电视剧）。但是他没有提到自己下令大肆逮捕要求公示官员财产的百姓。

难怪习近平在行程期间遭到许多大陆民众的抗议，他们呼吁习近平制止迫害；路透社报导，在习近平的酒店外，一些中共支持者，一度把巨大红旗遮盖上抗议者的蓝色横幅，以示对抗。


（二）习近平的参观活动与商贸会晤 


9月23日，习近平访问飞机制造商波音设于西雅图的工厂，并登上厦门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的机舱；他从客机的经济舱走到驾驶舱，波音公司的职员沿途为他讲解。习近平随后宣布，中国已经与波音公司达成协议，将会向波音购买250架波音737客机和50架广体飞机；中国的企业亦和波音签订协议，决定合资在中国兴建一座厂房，负责飞机的完工和涂装，令波音成为第二家在华设置厂房的外国飞机生产公司。

习近平又到访塔科马的林肯高级中学，他欢迎美国的学生到中国游览，又表示希望中美两国的青少年能增加彼此间的交往，携手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并向林肯高级中学送赠乒乓球用具和关于中国的书籍；该校的足球队把一件球衣送给习近平，一群学生演唱彭丽媛几十年前唱红的曲调《在希望的田野上》，以阿谀奉承欢迎习近平到访。但同时也遭遇抗议，抗议人士并鼓动美国学生共同参与。

当天，习近平出席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他表示中国提倡建设一个和平、安全、开放且合作的网际网路空间，又认为各国可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互联网政策；论坛参与者包括微软行政总裁萨蒂亚•纳德拉、苹果行政总裁提姆•库克、Facebook创始人马克•朱克伯格、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百度总裁张亚勤等科网企业高层，多家企业在论坛上签订协议和备忘录，Google, Uber优步两家公司则缺席。其中，朱克伯格以普通话在论坛上与习近平交谈；他事后在自己的Facebook上表示，这是他首次以外国语言、与世界级领袖对话。但是习近平同时却毫不留情切断Facebook等许多外国公司的网路，体现出一个独裁者的冷酷与虚伪。《华盛顿邮报》9月21日爆料称：参加互联网论坛的多家美国公司曾收到中共警告，如果没有顶级代表参加论坛拍马，其在华业务将会立即受损。

此外，习近平这天也参与了一场由前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举办的圆桌讨论，以及美国华侨举行的欢迎晚宴。

凡此种种，全是外交作秀，丝毫不影响习近平在中国国内胡作非为、大肆破坏国际规则。


（三）习近平遭遇访民拦截，狼狈不堪


9月24日，习近平和彭丽媛乘专机飞抵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获美国副总统拜登及其夫人欢迎；有美国小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二人献花，军乐队分别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国歌。其后，习近平来到白宫，与总统奥巴马、国务卿约翰•克里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共晋工作餐。

《东方日报》引述外媒，会后在白宫车道上，习近平遭遇大批访民申冤、拦截车队，其中三名访民一度突破封锁线，跑向习近平车队；外媒指，习近平透过车窗将事件清楚看在眼里，脸色凝重、目不转睛看着这些试图跑近车队的访民。访民高喊“还我财产，还我公道”等口号，要求习近平解决访民被强拆和强夺财产等问题；北京访民躺在车底下，阻拦车辆继续前进，警方随即将访民带到警戒线外并当场释放。也有欢迎习的队伍一度与访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终在员警劝阻后分开。后来又有访民拦截彭丽媛车队。

我们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一闹剧可能是美国政府故意让其发生，以便让习近平感到难堪的。这只要把美国政府对于同期访美的教皇的严密保安对照一下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在费城这一站，马路和人行道全部隔离封锁，市中心全部围上了铁网，铁网以外三个路口行人不得接近。相比之下，习近平得到的待遇就像一个普通的游客。孰轻孰重，冷暖自知。

现在，中共当局正在寻找出气筒，严厉惩罚手下的相关人员，中共住在纽约的情报系统正在受到全面清洗。


（四）习近平在白宫的会晤和国宴


9月25日，美方为习近平在白宫南草坪上举行欢迎仪式；其后，习近平和奥巴马在白宫会晤，并举行会谈。会谈期间，奥巴马表示美国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中国海的动态、深切担忧中国人权状况与新闻自由状况以及网路安全问题，他说：“我用坦率的措辞表达了以下强烈的观点：不允许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自由活动，关闭教堂、不允许少数民族享有同等待遇，这些做法在我们看来都是有问题的，这实际上也妨碍了中国及其民众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习近平则表示中美双方对以上问题存在分歧，但亦会继续进行对话；欧巴马则警告习近平，针对美国目标发动的网路攻击“必须停止”，否则美国将会以传统的执法手段，追查并惩罚那些骇客行为的实施者，并且可能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

会谈后，习近平和奥巴马举行联合记者会，双方决定承诺不会支持侵犯知识产权和商业窃密的行为，及时回应对方关于打击骇客的要求，并致力提倡网路行为准则。此外，中美两国继2014年后再次发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双方各自承诺在本国境内采取一些环境保护措施；例如，中国政府会推动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美方则会制定发电厂碳排放和电器效能的标准。

晚上，习近平和彭丽媛到白宫出席国宴，白宫方面邀请了华裔厨师罗慕娟设计一份加入中国元素的菜单；除了习近平伉俪外，朱克伯格、库克和前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均有出席这次国宴。席间，习近平表示他感受到中美两国的人民都对彼此友好，并希望两国之间的关系能够得以深化；奥巴马提到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关系、防治伊波拉病毒上的合作，以及两国在商贸和文化领域的往来，说明两国虽有分歧，但在不少议题上有共同利益需求。


（五）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9月26日，习近平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发展对消除冲突、保障人权和提升生活素质的重要性，表示中国将会成立南南合作支援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发展计划；他又表示，中国将会增加对最低度开发国家的投资，期望在2030前提升有关投资至120亿美元，并免除最低度开发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2015年年末到期而未偿还的无息贷款债务。这些银弹攻势，慷中国百姓之慨，却未经中国百姓授权同意，和毛泽东当年作为相似，完全是非法行为。

难怪习近平到访同时，数十位中国访民早已在其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旁边申冤，路口还有法轮功学员和中共自己组织的欢迎队伍。访民的展板和横幅遭到中领馆的人用五星旗阻挡、甚至把一些访民整个人裹了起来，已经喊哑了喉咙的访民继续高声喊叫、大声哭泣，一时间和使馆的人混战一团。真是把中国大陆的闹剧上演到了美国。等到习近平车队经过后，中使馆人员迅速消失，留下无人理睬的访民。这体现了典型的中共作风。

9月27日，习近平出席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行的全球妇女峰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习近平指，没有妇女的话便不会有人类和社会，但各地区仍未实现性别平等，男性和女性的机会和资源分配面临不公；他在会上宣布，中国将会向联合国妇女权能署提供1,000万美元的捐款，协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关于妇女和儿童健康的项目，推动提高女子教育比率，并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提供培训。

彭丽媛在当天分别出席联合国的“教育第一”和“每个妇女、每个儿童”倡议高级别会议，并在两场会议上发表讲话；她提到中国推动女子教育和防治爱滋病的工作，又表示中国将会支持联合国提出的“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极尽其乖巧卖唱之能事。

习近平亦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举行的“气候变化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他在会上宣布，中国将会加强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推动“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尽快开始运作，并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空口许诺、极尽乖巧，配合其第二任歌星夫人的演出。


（六）习近平访美的面面观


习近平访美前夕，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CECC）9月18日举行大型人权听证会，与会的专家及国会议员呼吁奥巴马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要求中共：停止“迫害” 法轮功、基督教徒、维吾尔人、人权律师、藏人等人士；停止“强摘器官” ；要求奥巴马提出和关注中共“非法拘禁” 、“酷刑折磨” 公民，“恢复” 法制、“中国网络自由” 等多面向人权自由议题。

9月2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峰会上进行了发言，提到中国在同月3日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又强调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复仇；习近平又主张构建以合作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人类共同体” ，反对国与国之间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行径，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和侵犯别国的内政与领土主权。他在讲话中亦提及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宣布成立旨在支援联合国工作的基金、向非洲联盟提供无偿军事援助。这些全都不是他的真心话，因为他正在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

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中美关系在习近平这次访问时高度紧张，虽然中国和美国在一些领域有共识和合作，但双方的分歧也日益增加；同时，教宗方济各的访美行程“刚巧” 在习近平访美时结束，美国传媒将会持续报导教宗访问的消息，因而降低对习近平这次访问的关注。教宗跟习近平同一天访美，习近平行程紧跟在教宗之后，德国媒体《商报》认为这安排不是偶然。《华尔街日报》引述专家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访问美国，是为了推动当地科技企业游说政府不要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指涉及骇客活动而作出报复，北京当局多次对美方的有关指控予以否认；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的用意是增进两国之间的信任，并释除彼此间的疑虑。


（七）习近平访美的主要成果


习近平访美之前，美国与中共关系高度紧张。

2015年8月3日纽约时报报导，由于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美国人事管理局网路遭到中共攻击，两千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讯被窃。奥巴马政府因此决定报复中国对美国的网路攻击，但是还不知如何掌握火候，既达到阻遏中国网路攻击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网路冲突升级。奥巴马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来自中国的网路攻击范围之广，势头之大，是不可用传统的反间谍手段对付的。但是，与会官员难以拿捏报复的分寸，如果提出外交抗议或者驱逐在美国的中国间谍，主要是象征性的手段，实际意义不大，而采取实质性的手段则令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美中两国网路冲突升级。

了解讨论情况的两名官员说，情报界讨论的最有创意的报复手段之一是，想办法打破中国政府用来压制不同声音的防火墙，以便向中国领导人显示，如果他们不收敛对美国的网路攻击，他们对国内政治话语的绝对控制就有被打破的危险。

习近平访美之后，两国关系未见丝毫改善，结果美国已经诉诸公开的军事威胁。

2015年10月8日，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的《海军时报》分别报导说，美国军舰将在两周内驶入南海人工岛12海里的水域，向中国发出强烈信号：美国不承认中国对该区域的领土主张。

路透社则援引中国共产党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新闻会上的发言表示，中国注意到这样的报导，中美在南海问题上保持着“非常彻底的沟通” 。她说：“我相信，美方非常清楚中国的有关原则立场。我们希望美方能客观，公正地看待目前南海的情况，并与中国一起，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真正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白宫拒绝就潜在机密的海军行动发表任何评论。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则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请其就此做出评论的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下旬访美时，他告诉习近平他对这些岛屿有“很大的担忧” 。习近平说，这些岛屿并未军事化，但华盛顿的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们说，军事化早已经开始，唯一的问题是中国准备在岛上装配多少军事硬体设施。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哈里斯说，这些岛屿的开发，包括建设一个跑道令人“高度关注” ，威胁了地区和平。

从上述动态不难看出：让美国彻底看清了中共的意图，这就是习近平访美所获得的主要成果。

（2015年10月26日）



【第十一节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观察】


一、十八届五中全会为何推迟


10月12日，北京官方宣布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到29日召开。相较以往历届五中全会，本届会期至少推迟了一周才举行。按中共惯例，五中全会一般多在每年10月上旬至中旬举行。如十七届五中全会于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举行，十六届五中全会在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举行，十五届五中全会在2000年10月9日至11日举行。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为何延迟召开？2015年10月16日的新闻报导指出：会期相较以往历届五中全会推迟了一周，是与中共高层人事变动有关，本届五中全会或将增补中央军委成员。香港“东网”10月15日发表文章称，每次五中全会会期，推迟或提前时，似乎都有重大人事高层变动。十七届五中全会，比以往推迟一周，会议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前到9月召开，会上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为中央军委委员；1989年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推迟到11月举行，当年增补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刘华清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杨白冰为中央军委秘书长。评论认为，本次五中全会增补中央军委副主席或军委委员，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有可能。

早在9月底，《香港商报》援引接近中共军方人士的消息说，此次五中全会主题有可能包括通报军队改革方案与实施情况，增补中央军委委员等。军委委员可能由原来的10名增加到15名。还有报导说，65岁的中共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可能成为军纪委书记。军纪委可能从总政治部独立出来，归军委管辖，这样刘源将成为军委委员，不需在65岁退休。刘源被认为在中共军中反腐中起了关键作用，协助习近平查办了谷俊山、徐才厚等。此外，南京军区司令蔡英挺、北京军区司令宋普选、二炮司令魏凤和、总政副主任吴昌德、副总参孙建国与戚建国、海军政委苗华、北京军区政委刘福连、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等等上将，都有进入中央军委的可能性，而且其资历也未必亚于刘源，同样值得注意。

至于政治局，现已有二十五名委员，但却未有候补委员，而以往历届政治局则都有候补委员。“东网”表示，由于天津市至今未有书记，代理书记的市长黄兴国应无望接任，亦不可能一直代理到中共十九大，天津书记人选不可能一直空缺。如外传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秘书长杨晶征会调任天津，他或有可能在本届五中全会上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一旦他空降天津，则不会再担任书记处书记，全会或还要增补一名书记处书记。

按惯例，直辖市市委书记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天津市委书记自1987年李瑞环兼任以，来几乎全部都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身兼。而目前，天津市长黄兴国为中央委员。黄兴国书记前面的一个“代”字，也让他得以以中央委员身份执掌天津。外界普遍认为，中共高层一直没有空降或由其他大员接任天津市委书记，目的就是等黄兴国顺利过渡之后，接任市委书记一职，进而跻身政治局。但天津港口8月12日的一场大爆炸，让原本大好的局面变的扑朔迷离。此后至今两个月后，原本已顺利度过危机的黄兴国再次遭遇“10月12日晚”的爆炸危机，让“悬在半空的”黄兴国处境变的更加微妙。


二、十八届五中全会，调整经济与人事


10月26日到29日，200多位中共“中央委员”，聚集在守卫森严的“京西宾馆”，举行一场为期四天的会议，周边实施了行人和车辆管制。只对官方新闻媒体的少数成员开放的这些秘密会议，将批准领导层的政策方案，并做出关键的人事任命。

这被称作“全会”的会议，产生“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成员，而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66年的历史中，很多改变中国大陆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这些会议上做出的。1989年6月，一场军事政变式的全体会议正式免除了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的职务。对于该如何处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抗议，赵紫阳与邓小平及其党羽存在分歧。

今年这次“全会”提出中国大陆下一个五年计划，是继续转变增长模式，减轻对出口和对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的广泛投资的依赖，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鉴于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对全世界的影响日益加大，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以下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大陆下一个五年计划。这让人想起了苏联时代的经济计画，下一个五年计划从2016年一直持续到2020年，将于明年3月得到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批准。但在提交全国人大之前，党的领导人必须批准主要事项。

第二，共产党已明确表示，新五年计划的重点是继续转变增长模式，减轻对出口和对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的广泛投资的依赖，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下一个五年计划将围绕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来制定。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期为7%，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最慢增速。巴克莱银行(Barclay’s)和野村证券(Nomura)预计，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最低目标将设在6.5%。

第三，新的五年计划会加大环保支出、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并推动金融领域进一步自由化，包括促进中国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在经历了今夏的股市崩盘、人民币贬值和2009年以来最慢的季度增速之后，此次全会讨论提振经济增长的短期措施。


三、五中全会是十九大的前哨战


共党的下一届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十九大，将在2017年年底举行。党代会结束后立即召开的一中全会，将选出下一届政治局。在中国，政治局的大约25名委员处于权力的巅峰。

虽然中国大陆媒体强调，人事问题并非五中全会的重点，但是，反腐行动中已经有多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落马。一般认为，中共军改、裁军以及打虎动作将进一步清洗徐才厚和郭伯雄原来在军中的余党。而一批习近平信任的军中新晋将领可能藉此得以上位。但是，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10月29日闭幕，但是，会议公报却未提及军队改革方案。10月30日，中共军中四大总部召开学习会，表态支持习近平，但也未提及军队改革具体问题。这表明，中共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未能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

中共军报微博10月31日报导称，中共军中总参谋长房峰辉在会议上重申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总政治部主任张阳表示，保持反腐高压态势，深刻吸取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重大案件教训；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在会上传习近平代表中共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总后勤部部长赵克石也做了讲话。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在会上表示，要站稳与腐败水火不容的原则立场，要坚决克服改革中各种利益的束缚和羁绊，正确对待利益得失。特别是在触及深层次体制矛盾和利益调整时，始终坚定地拥护改革、支持改革。

继中共军报连发文章动员提高军改认识和四大总部〝响应习近平号召〞之后，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又亲自撰文号召各部响应军改。此前有消息称，习近平军队人事和军改方案在中共〝五中全会〞受阻，或间接得到证实。 

11月12日，中共《人民日报》在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栏目，刊发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题为《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用近6000字的篇幅论述推进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此外，新闻盘点发现，自2015年10月27日至11月12日，中共军报共推出5篇关于军改文章，分别为：10月27日《忠诚，就是面对改革绝对服从》；10月29日《调整好心态保持“在状态”》；11月5日《利益得失算“大账”》；11月10日《用行动为军人荣誉增光添彩》；11月12日，《发扬“一切行动听指挥”好传统》。 

最新推出的文章指出，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如箭在弦；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按照习近平的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也就是牢固树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观念。 

早前热议的军队人事和军改方案未在中共“五中全会”公报中出现，当时就有观察分析认为习近平军队改革受阻。为期4天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10月29日闭幕，次日，中共军中四大总部召开学习会，表态支持习近平，也被认为说明同样问题。 

有分析指出，中共军中四大总部一把手在会议上重申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深刻吸取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重大案件教训；要站稳与腐败水火不容的原则立场，正确对待利益得失等，进一步反映中共五中全会上，军队改革受阻的原因，是江泽民派系残留势力仍在对抗习近平。 其实，早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之中，既有传闻军改未能在会上达成一致。10月28日，海外中文网站博闻社援引北京知情人士透露，五中全会对军队高层人事调整方面，争议较大，使中共高层提出的议案存在变数；另外，对军队改革方案，中共军中代表和地方代表看法迥异，甚至出现两极的相反看法。 


四、十九人事布局，五中全会流产

 

按照传统，每次五中全会都是研究确定五年规划，关乎大陆发展战略与布局，对急于扩权的习近平更是如此。上台以来，习近平在政治与外交方面“有声有色”、动荡不已，反观经济方面却乏善可陈、死气沉沉。过去三年来，中国大陆经济每况愈下，失业率不断攀升，尤其是早前的股灾更是消灭了大批社会中坚力量，大部分中产阶层深受其害。尽管第五代反腐败、惩贪官让百姓大大出了口虚假的气，但在“硬道理”经济上却没法让百姓得到好处，令民间开始积聚怨气，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正因为此，五中全会到底会释放出哪些利好消息，给大陆草民带来实惠，为进一步发展经济鼓足信心，极为关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9月3日宣布裁军30万，企图迫使“解放军”借机大换人马。北京消息人士称，解放军七大军区将合并为四大战区，解放军将成立海军总部、陆军总部和空军总部，解放军总参谋部将变成海陆空总指挥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将合并等等。

1976年毛泽东死后这些年来，几乎所有人事变动都发生在四中和五中全会上。即将于2017年底举行的中共19大，将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但外界相信，19大主要人事布局，在18届五中全会上就会敲定。因此，五中全会对习近平来说，是淘汰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拔擢的官员，让“习家军”全面上位的关键一役。按照中共过去的“七上八下”的规则，现任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除习近平、李克强外，其余五人都将退休。习近平一直企图在五中全会改变这一规则，让他最重要盟友、兼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继续留任，但遇到重重障碍，只能搁置下来。

中共之前有两届五中全会都是高层权斗的分水岭，此次五中全会习近平也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在此之前，习近平为篡党夺权，不惜搞乱大陆、改变游戏规则，甚至突破官场规则，立下官员“能上能下”的规定，企图不按牌理出牌。日前更颁布“不妄议中央”的封口令，企图重建一言堂。


五、范长龙上书习近平吁军改推后


2015年11月13日大陆独家头条新闻报导：由习近平亲自倡导的中共军队改革如箭在弦。但有鉴于改革方案在军队中高层引起的反应太强烈，抗拒心普遍，现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范长龙以个人名义上书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军委，要求将军改实施的时间延后两个月，以便有足够时间进行军改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范此举无疑于犯颜上谏，正被军方喉舌群起围攻。

中南海知情者透露，范长龙是以写信的方式，以个人名义给习近平和中央军委上书，他首先表示个人无条件拥护和支持军改方案，肯定军改方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对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但范上书表示，由于此次军改动作太大，军队中高层反应非常强烈，普遍存在抗拒心和疑虑。

范长龙在上书中具体罗列了一些军队中高层中，存在的抗拒心和疑虑的现象，例如裁减军队机关比例过高，人员沉向基层缺乏有效的机制，可能会导致主官随意妄为，从而培养新的军队腐败土壤；七大军区裁撤变四大战区后，原各大军区将领的去向漂渺，流动性极大，让他们感到前途渺茫，难以安心工作等等。他表示，在军队中高层普遍存在负面情绪的情况下，硬性实施推行军改方案，可能不利于军队稳定过渡，还可能会出现相反效果；范建议习主席和军委，对军改的实施的具体时间作一些调整，至少延后两个月，以便更充分地进行军改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上书还建议对军改方案细节作一些补充调整。

范长龙的上书已由习近平批转全体中央军委11名委员、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们阅示。目前未知习本人的态度为何，但消息人士判研，从解放军报近期连篇累赎发表文章，为军改摇旗吶喊、指责那些对军改患得患失者来看，范长龙的上书显然未获正面回应，“不敢说习近平龙颜大怒，但军队喉舌的表现看，基本上可以肯定，范副主席犯颜上谏，已经被否定了。”

范长龙原为济南军司令，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换届前夕，本来已到65岁退休年龄的他，在收拾好包袱、买好钓鱼杆准备退休安度晚年之时，突然鸿运当头，获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进入副国级领导人之列，有报道指，他是当时实质掌军的徐才厚、郭伯雄相中荐举上位的。但也有报道指，范长龙其实是习近平准备掌军前物色徐、郭的替代人物时，到各大军区走访，听说范已准备“钓鱼安老”，习对其“与世无争”之态大感兴趣，而临时看上他。不管如何，范这个军委副主席显然属过度安排，最多到2017年十九大，最快就是今年底他已年届68岁，铁定要退休。

军中消息人士指，范任军委副主席三年来，全力配合习近平铲除徐才厚、郭伯雄，肃整徐、郭在军中的余党，是得到习充分肯定的。“他这次为军改犯颜上书，相信习近平即便龙颜大怒，也不会拿他开刀。反正他已是要退休的人，自己是无所谓的了。”知情者说。


六、中共军改方案缩水、裁官减少


范长龙的军改上书看来还是震撼了习近平，迫使他有所收敛。

2015年11月16日大陆独家头条新闻再度报导指出：中共军改下月底启动，但是方案缩水、裁官减少。首先要动是军委直属机构，明年一月开始改四总部，二月动七大军区。由于此次军改动作很大，军队中高层将领意见太多，军改方案有所改动，包括原七大军区二级部门整编后保留，改为各战区所属二级局。改革比预期退步，裁减军官相对变少。

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此次军改方案在军队内部引起震荡属意料中事，但为保证改革成功，中央军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是将改革时间稍为延后，推到今年12月底启动；改革方案亦作了局部调整，顶层设计不变，即军委领导机构的改革不变，七大军区撤改为四大战区不变，但战区组成有所变化。消息透露，经军委主席习近平拍板决定，军队改革方案从下月底开始实施，首先要动的是军委直属机构，如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军事科学院等科研及教学机构的转轨；明年一月底开始对军委四总部改革。

军委总部改革方案诚如早前本社所透露，成立陆、海、空三军总部，原军委四总部大变身，总后与总装合并，组成新的后勤保障部门。总参谋部仿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升格，由三军总部首长和相关将领组成，为军委主席决策提供参谋意见。原四总部改编后成为军委办事机构，不再有一级许可权。消息形容，改革后的中央军委，基本上就是军委主席和总参谋部进行决策，副主席作用将大大弱化，甚至形同虚设。

军委总部改革后，明年二月将到七大军区撤销，改为东南西北四大战区。这部份是涉及面最广、与中下层将领利益关系最密切的改革。消息指，自从军改原则拍板定案后，各大军区就派人蹲守北京中央军委改革办“等待消息”，但迟迟没有等到回去复命的指示。现在改革日期终于落定。战区改革方案较原有所变动，原七大军区整编为四大战区后，四大战区下设二级部门，即原大军区的部门构机改建，为局级单位。消息形容，军改方案经调整后，比预期退步很大，裁减的将领将大幅减少，“主要是给军官们一种稍微稳定的感觉。但是该走的基本要走。”

本月底下月初，军纪委要宣布动一批“小老虎”，主要是校尉级军官，人数约有400多名，“这些人，有些是给上级挡子弹的，有的才涉案几千元，有些是违反八项规定，降级处理。军纪委此举，主要是为给军队改革祭旗。”消息形容，军队反腐同样令当官的人心惶惶。


七、习近平企图复辟终身制


习近平遇到重重阻力不是孤立的。

著名评论家刘东日前发表文章指出：“百余名筹安会僵尸百年赴会”，指出“逾百共干高官连署请求王岐山留任十九大！，这是百余名筹安会僵尸百年赴会”。

所谓“百余名筹安会僵尸百年赴会”， 是说“筹安会”在百年前鼓动袁世凯复辟帝制，百余名中共僵尸在百年后赴会跪求习近平的人肉盾牌王岐山留任十九大！王岐山留任十九大！这是为习近平复辟反动的终身制挡子弹的一着臭棋！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十八大以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带领纪委打虎的成绩可圈可点，截至目前，反腐渐进深水区，中国内地31个省再无例外，落马官员全覆盖。然而，“制度性反腐”议程推进事宜仍然任重而道远，两年之后的中共十九大颇受外界关注，十九大被指是习近平布局用人的重要时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去留亦成为焦点。消息称，十八届五中全会前夕，近百高官连署请求王岐山十九大留任。

由于王岐山在打虎风暴中的重要作用，当局高层已有诸多官员提请中纪委讨论其留任问题。消息称，在五中全会前夕，已有36名中央委员、22名候补中央委员、15名中纪委常委以及42名中纪委委员分别连署至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王岐山连任下届中纪委书记。

从外界猜测来看，横亘在王岐山连任道路上的最大阻力是他的年龄，因为生于1948年的王岐山到2017年时将69岁，超出“七上八下”的年龄划线2年。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体近日的一篇文章也有意或无意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指出中共有一项体制规律是：中纪委书记“能干到70岁退休”。如此的话，王岐山也就不受“七上八下”制约，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连任就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此外也有多方消息透露，习近平似乎有意废除当初设置的这条“七上八下”的内部规定。

另据中共党媒《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特意针对中纪委稍早刊文《纪委书记都能多干三年吗？》展开分析，称“中纪委官网今日发文颇有深意，用一种反而举证的方式，点破了长期以来纪检干部任用的不成文规定”：退休制度中有一个特殊条款，就是因工作需要且身体健康，可以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纪委就是这样一个极少数的“特殊群体”，按惯例，副部级的纪委书记或中纪委派驻各部委的纪检组长，可以干到63岁再退出领导干部，比其他60岁退休的副部级干部多干3年。文章还表示：“正部级以上的纪委干部，只有两人能干到70岁退休，一位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一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他们二位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他的中纪委副书记以往多是干满任期再卸任，届中即使到了65岁，也并没有被免”。

不过刘东警告说：“大家注意了！小心扒手！王岐山留任十九大！这是为习近平复辟反动的终身制挡子弹的一着臭棋！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筹安会在百年前鼓动袁世凯复辟帝制，没有好下场！百余名中共僵尸在百年后赴会跪求习近平的人肉盾牌王岐山留任十九大，也不会有好下场！”


八、短兵相接已经开始


最近，香港《东方日报》发表风向球社论鼓吹：“王岐山连任10年、习近平连任15年”：

中共十八大后，大陆三十一个省市都揪出大老虎，短时间内扭转了党风政风，成效显着，被誉为当代包公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功不可没，有关他在十九大进退的猜测不时引发各界关注。在五中全会前夕，已有三十六名中央委员、二十二名候补中央委员、十五名中纪委常委以及四十二名中纪委委员分别连署至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王岐山连任下届中纪委书记。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起码说明王岐山在党内外很受欢迎，不少人担心，反腐事业最后因人废事，功亏一篑，期望他宜将剩勇追穷寇，再接再厉，实现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根本转变。

目前横亘在王岐山连任道路上的最大阻力是他的年龄，因为生于一九四八年的王岐山到中共十九大时已六十九岁，超出“七上八下”的年龄划线两年。按照过去的“政治规矩”，王岐山届时必须退居二线。问题是，现在反腐正进入深水区，也是从人治反腐转变为制度反腐的关键时刻，包括官员财产公示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如果王岐山退休，整个制度改革和设计很可能变样，反腐整风虎头蛇尾，使中共再度陷入执政危机。

从目前情况看，中共内部也确实没有一个德高望重之人，能够接替王岐山这个岗位。王岐山曾任职多个岗位，至今没有任何贪腐传闻，这在中共官场是异类。而且王岐山没有任何子女后代，既没有给子女谋福利的压力，也没有被子女坑爹的可能，更不怕别人要胁利诱。同时，王岐山是元老姚依林的女婿，具有红二代的政治优势。姚依林是前政治局常委，在党内是老资格，在讲究论资排辈与家庭出身的中共官场，王岐山这个女婿身份可以傲视其他元老家族，在政治较量中具有较强的心理优势。另外，在反腐整风过程中，习近平给予王岐山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支持，习王两人默契配合，相得益彰，这是反腐整风能够顺利推动的关键。虽然王岐山个人想急流勇退，但是“反腐事业需要”，加上其“人才难得”，因此十九大留任的概率逐渐升高，如果届时习近平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相信王岐山也会“个人服从组织决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为其打破“七上八下”的规定，但又不会引发各界非议。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体近日一篇文章有意或无意地提到，中共有一项体制规律是省部级纪委书记可以干到六十三岁，中纪委书记“能干到七十岁退休”，似乎特意为王岐山“解套”。事实上，王岐山如果连任两届，以习近平现在的身体状况，更可以连任三届。

香港《东方日报》上述说法激起广泛愤怒， 全部评论一边倒地谴责习、王包藏祸心、不是东西：

网友“xu3331”写道： 现在更不懂了。法律、规章死死的，规矩，就灵活，但刚强调政治规矩，马上自己不守规矩？这鞋只有大大（习近平自称“大大”）穿合脚。

网友“daole”写道：里唆拉了一大泡，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感情是习大拿王二试刀呢，王二，千万不要上当，不要到时候死无葬身之地，姓习的不会给你收尸的。。。

网友“patience”写道：匪共自己给自己立牌坊，不觉得厚颜无耻！

网友“海外愚公”写道：劝进表大概会在十九大前出炉，为习大帝终身执政预作准备吧！

网友“爱党妈”写道：如果因为一个人退了，党妈就完蛋了，那这个党趁早散了吧，青年报不是说多数党员是坏人，就应该解散吗，只剩下王刀把一个人是好人，其他人都不行，这个比例早就该解散了。

网友“海哲”写道：厚颜无耻！

评论文章指出：“百年前，中南海上演“筹安会”劝进闹剧，百年后，中南海上演“连任会”劝进闹剧，可以断言：习近平的下场绝对不会比袁世凯更好！”

上述种种，都是短兵相接的舆论战，说明中共十九大的硝烟，已经开始冒起。


九、结论


平心而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有举措，确实都是以“复辟终身制”为中心的。

不论是对外挑衅还是对内镇压，都是习大大为了“复辟终身制”做出必要的准备。

这次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也不例外。

不过舆论也已指出，习近平大开历史倒车的举措，很可能走向齐奥塞斯库的不归之路。这也符合习近平的个人预期，因为他曾说苏联专制解体是因为没有一个男子汉。不过他忘记了，齐奥塞斯库就是一个男子汉。

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独裁者，由于拒绝改革，在1989年被革命推翻，夫妇二人同时被军事法庭处决掉了。齐奥塞斯库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头目中下场最为男子汉的。


（2015年11月18日）



【第十二节 美国与中共的南海危机】


（一）南海危机仍有对话契机否


围绕南海紧张局势，未来各方互动引发关注。中共媒体强力谴责美国派遣军舰进入南海挑衅，呼吁严惩美国侵犯主权。但中共政权反应显现克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继续呼吁对话。

奥巴马显现两手：一，美国海军继续在中共主张拥有领海主权的南海人工岛十二 海浬以内海域展开巡航。二，奥巴马继续开展外交努力的姿态，通过施压和对话来迫使中共停止建设人工岛。

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之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利斯11月上旬访问北京，与中共军方高层举行会谈。哈利斯密切参与了此次美国驱逐舰的“航行自由作战”计画。美国在政府高层和军方高层两个方面继续维持与中共的对话管道。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中美首脑会谈得以实现，预计中共也不会接受停止建造人工岛的要求，相关讨论将再次回到平行线。11月的首脑峰会距离9月下旬习奥两 人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共是否继续推进南海的人工岛建设和对美国企业的网路攻击，却都是奥巴马在会谈中要求立即停止的事宜。

奥巴马此次选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期间向南海派遣驱逐舰透露出报复的意思。不难想象得出，重视面子的中共领导层会感到不快。不过分析认为，在南海人工岛问题上，中美任何单方面的让步都很难想象。

 

（二）美国会重犯十四年前的错误吗


针对美国军舰最近在南海巡航，中共国防部长2015年11月 4日说，南海的自由航行问题不应被夸大，或者用作挑衅的借口。

东南亚国家联盟在马来西亚吉隆玻举行国防部长系列会议。中共国防部的微博说，中共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东南亚国防部长论坛上作上述表示。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说，东盟国家防务官员将不发表联合声明，因为他们没有达成共识。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东南亚国防部长论坛没有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共在南海活动的担忧。

美国将最近美国一艘军舰在南沙群岛的中共扩建岛礁附近行驶称作自由航行巡航。

美国商界不希望美国卷入南海冲突，例如《华尔街日报》10月22日发表题为《美国遭南海更强硬立场或引发南海危机》（The tougher U.S. st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ld make it a crisis zone）的文章，诡称美国很可能将挑战中共在南海争议区域的主权，而美军官很乐意看到奥巴马英九准备在南海秀肌肉。但是美国已经将美军进入中共南海新建岛礁十二海浬内的计画告知其在亚洲的盟友，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理查森（John Richardson）在东京表示，“美军战舰将进入这片国际海域，这不应该被北京视为挑衅行为。”理查森22日在接受美国防务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南中国海并不是中共的，而是所有人的。

奥巴马曾在白宫与习近平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航行和飞行，而习近平则坚持中共不会将南海军事化。 如果美军军舰进入中共岛礁十二海浬内，北京将如何应对？中共外交部已经警告美国勿进入中共领海。但美国官员预测中共的回应将不仅是尾随美国战舰，或许还将堵塞航道。

不过东南亚各国看到奥巴马准备在南海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后松了一口气。一名新加坡前高级官员称，美国以前分心了，如果美国保持警惕，中共不可能有机会进入南海，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撞南墙不回头。

中共在几年前就得出结论，对于南海争议岛屿，奥巴马政府只会说而不会做。该新加坡前官员预测，北京将加紧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因为他们担心下一任美国总统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会重犯十四年前的错误吗？

2001年4月1日愚人节，一架美国海军EP-3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侦查任务，中共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II战斗机跟踪导致撞机。本来美国会强化的南海军事存在，却在五个月以后的“九一一”恐袭后化为乌有，不仅如此，不懂中共事务的美国政府还应接中共进入WTO，结果帮助了中共的崛起！


（三）人造岛礁，招来军舰


10月27日，南海，美国军舰（“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十二海浬水域，巡航数小时。对比事发前后美中两国政府的言行，值得玩味。

美国采取这一行动前，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奉劝中方停止填海造岛。今年5月，美国派遣反潜侦察机（“海神”P8A）飞临中方自去年以来就擅自在南海填海造岛的三个岛礁。之后，美方持续警告和施压中方。受此压力，今年8月，中共宣布：已经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岛。但中共继续岛上建设，包括续建军用机场。

第二阶段，美国声言会抵近中共人造岛礁巡航，但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一则要给即将访美的习近平一个“大国领袖”的面子，二则希望借习近平访美之机（9月下旬），对中方进行最后一次劝说，争取达成某种化解危机的方案。但访美的习近平，依然显得无动于衷，老神在在，自说自话。以至于，中美双方在南海争端上毫无共识。

第三阶段，10月8日，美国放话将在两周内进入中共人造岛礁十二海浬范围做例行巡逻。提前两周放话，相当于给中方最后一次机会，促使后者收敛行为、改过从善。美国表现了一个文明大国的极限忍耐，苦口婆心，后发制人。

面对先礼后兵、沉着而来的美国军舰，中方的表态，前后三变。

其一，说硬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最早的口气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共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评标题是：“美军舰若闯南沙十二海浬，中共必反制。”文中甚至提出要开动“中共二炮的远程打击力量”。

其二，放软话。仅仅过了两天，中共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令人意外地宣示：“即使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方也决不轻言诉诸武力。”旋即遭众多中共线民炮轰：“软弱”、“卖国”、“不适合再担任军委副主席”。

中共民间的激烈民族主义情绪，原本由中共长年煽动而起，如今却作茧自缚，让中共自己下不了台。如果，有朝一日，中美两国当真开战，更可能地，并非因为中共政府愿意，乃是因为中共政府受激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和驱使，不得硬着头皮上。当然，挑起战端的祸根，并不在中共民间，而在中南海。后者为了巩固政权及其既得利益，蓄意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故意夸大和炒作外部“敌对势力”，藉以转移国内矛盾焦点。

中共军委副主席的软话，仅仅是针对美国而发，绝不可能针对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动辄撞毁、撞沉越南渔船，动辄明抢暗夺菲律宾岛礁，动辄赤裸裸地威胁台湾，全仗武力或变相武力。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原本就是中共的德性。连印度都看穿了这点，本月，印度首次邀请日本进入印度洋与印美举行三方联合军演，印方解说：“既然中国只相信实力……”意即，对一个不讲理的政权，单靠说理，已经无益。文明世界必须构建反制的实力。

其三，假装抗议。美国军舰抵近巡逻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态：“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声称：“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舰艇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美国大使，对美国军舰巡逻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环球时报》的社评标题变成：“劝闯十二海浬美军舰做做样子滚蛋”。标题虽然粗鲁而粗鄙，文中却劝说国内民众“别乱，别被气着。”并列举了八条理由，为中国政府的不作为做辩护。

中共政府的“抗议”，显然是做给中共民众看，表演政府的“愤怒”和“强硬”。官方喉舌的社评，才泄露了当局“大声公”、“软脚虾”的虚弱底气。难怪，立即被众多中共线民讥为“阿Q精神”（鲁迅描述的“精神胜利法”）。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贪生怕死，中共的无良本质再次暴露无遗。

由此形成新常态：美国随时随地巡航南海，中共人造岛礁形同虚设。从军事意义上而言，中共在南海中心填海造岛，并兴建军用机场等设施，胁迫诸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小国，固然可以形成某种军事上的先机和优势。但面对美国这样的强国，效果却完全相反。即便无战事，岛上设施、人员、活动，都在美国军机、军舰的密切监控之下，难有作为；一旦开战，这些人造岛礁，就像不能移动的固定“航母”，既动弹不得，也脱不了身，沦为美军的活靶子，准备迎受美国导弹的饱和攻击。耗费巨资兴建的这些人造岛礁，反而成为中共的经济和军事负担。到头来，中南海决策者们，只有暗自叫苦，如哑巴吃黄莲。


（四）南海危机，自取其辱


越来越多情况显示，南中国海是个比钓鱼台争议更危险的火药桶，中共随时可能在南海问题上狠狠摔上一跤。钓鱼台主权谁属当然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既有历史情仇，又有民族恩怨，更有纾缓内部政治压力的作用，中、日两国都不容易让步。但是，由于钓鱼岛不会有甚么新发展或动作，涉及争议的也只是中、日，只要两国不把问题升温，继续对主权及实际管治权来个各自表述，短期内问题失控的机会甚微。毕竟在中、日通盘关系中，钓鱼岛问题不过是微枝末节。

南海问题却不一样。首先，中共、菲律宾、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汶莱等直接受影响的国家固然会寸土必争，原来的亚太区霸主美国及它的盟友日本、澳洲同样不会坐视。这些不同利益、考虑加起来令争议不但复杂，要找合适的平台及方法解决更几乎不可能，真是要多难解有多难解。更重要的是，南海争议大有可能把中、美两个大国逼到前台，令它们来个直接竞争及对抗，随时来个擦枪走火的危局。

为甚么说南海问题随时变成中、美直接对垒呢？只要看看南海问题直接对阵双方实力如何悬殊就能明白。一方面是快速崛起的中国，它的经济实力固然巨大，在大量投入军费下，中共的海空军实力也来了个大跃进，令它有能力在南海采取较大规模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是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小国。它们军力有限，军备落后，即使只是守卫接近本土的海岛也有困难，更不要说争逐在茫茫大海中的岛礁。在如此强弱悬殊的情势下，越南、菲律宾只有寻找外援抑制中国。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跟日本眉来眼去，在东京访问时高调批评中共在南海岛礁大肆建设的做法形同纳粹侵略，就是想把区内强国日本拉进来平衡一下中共的压力。

当然，最有力、最能遏制中共的仍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越南、菲律宾拚命争取美国介入，菲方甚至提出重开苏碧湾基地让美军使用。现在中共积极在南海岛礁建设基地，这些国家将会更着力把美国拉进来。

另一方面，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令它不可能对南海争议坐视不理。应该看到，美国的重返亚洲策略（Pivot to Asia）有两个重要元素，其一是把更多美军特别是海空力量调派到亚洲，强化美国干预区内事务的能力；其次是强化跟区内盟友的军、政、经联系，组成一个亲美的强大同盟，以抑制任何新兴力量特别是中共。南海争议正正在考验重返亚洲策略是姿势还是实际，正好让区内国家观察美国是否真有决心保持在亚太区的影响力。假如美国退缩或不肯积极回应中国的“扩张”，美国的威信固然受到重大打击，区内国家更会重新盘算在中、美之间如何选边站。 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比以前进取得多的态度。九十年代中，中共跟菲律宾有岛礁争议时，美国的反应是表明不会选边站。可在最近的争议特别是中国大力开发岛礁问题上，美国不但立时派出P8-A侦察机到当地巡逻，美国国防官员包括国防部长卡特及太平洋海军司令更先后发言批评中共的做法，并强调美军将一如以往航行、飞越岛礁。当美军飞机舰艇一再穿越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时，中共不反应便显得软弱，难以向国人交代；若采取强硬军事回应又可能力有不逮，招致更大耻辱。如今纷争尺度不易拿捏，中共随时碰得一鼻子灰。


（五）南海遭围攻，硬撑到何时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玻举行的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连续两天会期，南海问题都成焦点，出现中共最不愿看到的：美国、越南、菲律宾、印尼、日本、印度、澳洲及马来西亚八国“围攻”中共，迫使与会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两次为中共的南海问题立场辩护。面对美国连连出招，且预期下任美国总统对南海问题可能更强硬，中共似不愿太早把手中的牌打尽，而是以拖待变，希望硬撑到欧巴马任期届满，观望下任总统提出新战略再回应。然而中共这样硬撑，是高招还是昏招？

东协和东亚峰会，美、日联手菲、越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共施压，本在预料之中。欧巴马英九不放过任何机会，多次要求中共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岛、停止将岛屿军事化，重申维护航行及飞越自由。连过去受惠于中共，在这个议题上较低调的印尼和马来西亚，这次也站出来附和美国立场。东协国家仅柬埔寨表态支持中共，主张由当事国之间解决，不能不说是中共外交努力的一大挫败，显示东协国家在美、日鼓动下，对中共在南海填海造岛，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有共同的担忧和立场。

面对多国围攻，李克强多次回应，辩称中共无意将南海地区军事化。中共的辩护可归纳为：一，中共只是仿照域内他国过去做法，填海造陆也只是在中共控制的岛礁，并未争夺他国控制的岛礁；二，中共在南沙群岛的扩建工程是为渔民提供国防庇护，岛礁设施主要是民用；三，中共扩建工程6月30日已完成，此后并未扩建新岛礁；四，南海岛礁如要去军事化，其他国家应该先做。

中共这些辩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然而，中共一直不愿明说，其他国家疑虑未消的是，造这些岛礁和填设飞机跑道，到底有什么战略意图，是不是配合航母建成后，增加南海的海空军事控制能力，再顺势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把南海变中共的“内海”，从而把美日军事力量逐出“第一岛链”？中共主张的南海“九段线”究竟只是说说而已，或只待时机成熟，就会强行实施？

北京决策当局似乎有一个假设，即欧巴马已是“跛鸭总统”，在最后一年任期内，考虑到与中共经济的水乳交融关系，很难在南海问题上再有强硬作为；且欧巴马政府过去一年来，释放的含混不清信号，让中共认为有以拖待变的空间。欧巴马在五角大厦提出的多个巡航计画中，选择最不具挑衅性的一个，即由“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关掉火炮，“无害通过”南沙群岛渚碧礁与美济礁十二浬海域，且事先还通知中共，这不仅被中共看作“无牙老虎”，还被北京解读为美国客观上承认中共对这些岛礁的主权，让与中共有领土主权争端的东协各国跳脚。

但上述做法已被国会检讨，相信接下来，美国舰艇在南海巡航方式必然改变。五角大厦已宣布，下月将再派舰艇巡弋南海，届时究竟会以何种方式，中共正密切关注，东协各国也在观察。

刘振民把美国的“高调介入”南海，称作是在“测试”中共反应。中共也有人建议，面对美国挑衅，中共应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策略来应对。但北京如果低估美国介入南海的决心，真以为美军巡航南海是“无牙老虎”，可继续硬撑下去，可能就大错特错。因为这牵涉美国在东亚战略利益和威信，不可能打折扣。必须指出：

首先，中共花费巨资填造了几个岛礁，并未赢得南海问题主导权。从军事角度看，填造出来的岛礁即使修建机场军港，但在美国军事介入下，如发生冲突将易攻难守，不堪一击。

其次，南海问题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从这次东协峰会和东亚峰会观察，美中未来在南海争夺，必然迫使各国选边站队，而且支持美国立场的国家只会越来越多，支持中共立场的国家越来越少，中共在南海问题有沦为“孤家寡人”的危险。这正是华府渴求的战略效果，有这样的效果为基础，美国才能最大限度孤立中共，最大限度地组织“亚太新北约”。

其三，中共仅停止造岛并不够，必须有更多打消各国疑虑的作为，继续拖下去，对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不利，也会“毒化”与各国的关系，影响中共的大国地位，对和平崛起不利。


（六）南海危机可能搞垮习近平


有评论指出，南海危机可能搞垮习近平。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共持续在南海造陆修岛，增强军事实力的做法，反应强烈，派出飞机战舰，施压中共，大有不惜一战的态势。而国内外华人媒体，纷纷炒作，烘托战争气氛，甚至扬言大战一触即发。各派粉墨登场，眼花缭乱。 

到底这场争端会以什么结果结束？是战争爆发吗？预测这一问题，需要对当前习大的政治状态有所了解。简单说，在中共高层，可能有主战主和派，唯有习，从自己的地位考虑，绝不能让战争爆发，否则立刻就会被背后势力搞垮，随时步胡耀邦赵紫阳的后尘。

习的反腐运动，缺少民主机制的配合，最终无法对抗庞大的官僚队伍，最重要的是无法让老人们释怀，担心百年之后习大的秋后算账。所以，从老人们的角度看，习近平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下一步，应该是如何让其体面下台，换一个形象温和，更贴心的，和老人关系更密切的人来完成最终的新老交替。这个人从各方面看，应该是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从南海目前的局势看，在茫茫大海中和美国真枪实弹，实现虚无缥缈的国家利益，共产党没有这个胆量，也不应该有这个兴趣。连钓鱼岛都不再过问了，还和越南菲律宾逞什么能？不论从短期，还是长远；不论从大局还是从地区，都不具有任何可见的战略利益，反倒是把自己弄得进退两难，尴尬异常。但共党媒体不断加温，刺激民众情绪，一步步升高战争语调，其背景绝对不会只是南海那样简单。 

这不禁让人想到去年的香港占中运动。本来香港选举要到2017年，香港局面平静，占中也只是少数人的政治姿态而已。但背后势力推波助澜，升高危机，搅乱香港局势，意图阻止习的反腐。如今的南海局势，应该具有同样的反习意图。 

但是这一次南海危机，不论其深度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香港占中事件。因为面临的是美国，贸然开战，胜败完全不能掌控；不开战，同样会给对方充足的倒习理由。如何在不予人口实的情况下消弭战祸，同时在对美关系上不出现大的倒退，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习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2015年12月8日）


（另起一页）

【附录】

（另起一页）



【附录之一】

【关于《08宪章》】


（其起草背景、发起人士、中共及国际反应、后续可能发展等等）


一、《08宪章》出现时机


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经济经过30年发展后出现显著滑坡，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逼近爆发的临界点。不仅如此，2009年还有许多敏感的周年纪念日：五四运动90周年、达赖喇嘛流亡和大饥荒50周年、“西单民主墙”3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镇压“法轮功”10周年和中共建政60周年等。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08宪章》在2008年12月8日发表了。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下面我们将谈到，这是经过了将近两年的酝酿和策划。

《08宪章》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历史关头的一个大事件。宪章根据普世的人权标准，向中国政府提出修改宪法、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等19项纲领，呼吁所有具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迄今为止，已有7200多人签名支持宪章，其中中国国内的签名人数占80%。在当局持续严厉镇压维权活动的情况下，人们仍用实名签署宪章，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对在中国进行社会政治变革的渴望。

中共当局对此如临大敌，唯恐《08宪章》成为聚集社会不满的一面旗帜。为此，当局指宪章“非法”，是“反动政治纲领”，声称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二、《08宪章》的起草背景


宪章是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晶。

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六四后被捕判刑的北京作家江棋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棋生说，刘晓波被拘留，很可能上面认为《08宪章》是他起草的：其实，宪章是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晶。在《08宪章》起草和征集签名过程中，我是知晓者和参与者之一。我手中最早的草案文本，落款日期是2007年1月17日，即紫阳先生逝世两周年忌日。”自那以后，历经两个春秋，多轮“数易其稿”。2008年11月14日，文本被最终定名为《08宪章》。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前夜，303位首批签署者发布了3000多字文本的《08宪章》。

江棋生说，毫不奇怪，最早感受到《08宪章》影响力和震撼力的，当推密切监控民间动向的中国官方。在事先截获《08宪章》（征求意见稿）后，由于恐惧和恼怒的交相发作，他们滥用警力动手抓人，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搞极不光彩的以言治罪。终于，在《世界人权宣言》问世60周年之际的12月8日晚上11时许，由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出面，对参与《08宪章》起草和征集签名的刘晓波和张祖桦同时逮捕。


三、《08宪章》的发起人士


中共认为，《08宪章》的后台是“独立中文笔会”。

1月10日上午，《08宪章》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秦耕，被海口市国保传唤走9个多小时，集中审问关于参与《08宪章》签署的有关事宜。从对秦耕审讯的提问来看，国保认为是刘晓波起草了《08宪章》，独立笔会有关人员参与组织了相应的发布等活动。总之，基本是追问刘晓波与独立笔会跟《08宪章》的关系。并且认为秦耕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回顾一下，2008年12月8日首次发布的“关于刘晓波、张祖桦失踪的紧急声明”，就是独立中文笔会的杰作。独立中文笔会一个月前就指出：此次“失踪”事件发生在12月10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共认为，种种迹象和证据表明，《08宪章》是独立中文笔会运作的一个专案，目的是通过签名运动，来进一步获得海外资金。


四、中共对《08宪章》的反应


宪章事发后，中共的第一步反应是快速逮捕审讯刘晓波、张祖桦两人，但很快又把张祖桦回家，而刘晓波被警方带走后，一直没有回家。

张祖桦自12月9日他被放回家就一直处于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负责监视他的岗哨有两天撤掉了，但从12月20日下午又恢复了，而他的电话每天会从晚上11点左右一直断到早上9点左右，张推测可能是监听的人怕辛苦，晚上要睡觉就把电话断掉了。

香港《苹果日报》2008年12月11日发自北京的消息，这次逮捕刘晓波，就是胡锦涛亲自下令的。胡锦涛认为，《08宪章》的要害在于第十八款：“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胡锦涛还认为：第十八款的要害在于其末句结论：“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因此，这已经不是什么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等“异议认识”，而是国家分裂的大原则问题！是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国家“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严重问题。胡锦涛最后作出结论说：所有签署者在事实上都犯下了叛国罪！需要严肃处理！

在胡锦涛的亲自布置下，刘晓波被高层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罪，《08宪章》的全体国内签名人陆续遭到传唤和威胁。一个月来，中共当局在持续拘押首批签署人之一的刘晓波外，还在全国各地动用警力，传唤、威胁、骚扰和监控《08宪章》的签署人，其中既有社会知名的学者、作家、教授、律师和异议人士，也有农民、工人、拆迁户、上访人士等普通民众。

这些被传唤、审讯的人，一般都被警方反复追问是如何看到《08宪章》的？是怎么签署《08宪章》的？对《08宪章》有什么看法？谁是《08宪章》的撰稿人与组织者？在一些地区，警方还要求签署人公开发表声明退出《08宪章》。在受到签署人的断然拒绝后，国保员警就宣称：《08宪章》攻击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涉嫌非法结社；如果继续往前走，后果严重；《08宪章》中有关联邦制的条款，性质很严重等等；通过这些恐吓来制造恐怖气氛。

警方还说莫少平律师是同案犯，没有为刘晓波辩护的资格。警方调用全国警力，对《08宪章》的国内签名人进行传唤；体制内的签名人则被其工作单位的负责人约谈。同时，《08宪章》遭到全免的网路封锁。美国公司Google也已经接受中共官方的要求，将“08宪章”设置为“关键字”，并做了遮罩。甚至比中国公司百度搜索还要积极。从12月26日晚上开始，中国大陆的百度、雅虎等搜索引擎上再也找不到《08宪章》的词条。


五、国际间对《08宪章》的反应


《08宪章》认为，2008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因此，酝酿了两年的《08宪章》选择此时发表，就是为了引起国际间的注意；而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而公众也知道2009年将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中共建政60周年、达赖喇嘛流亡和大饥荒50周年、“西单民主墙”3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镇压“法轮功”10周年等“中国大陆逢九必乱”的周期。

欧洲联盟12月16日对中国逮捕活动人士刘晓波表示“深切关注”。欧盟轮任主席国法国代表欧盟27国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公开刘晓波被捕的原因和他的现况。声明同时呼吁中国尊重刘晓波和被逮捕的活动人士的基本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原则。与此同时，美国也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禁的刘晓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干预中国的内政。中国当局至今没有证实是否拘留了刘晓波。 

12月23日，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全球一百多名知名学者、作家、人权工作者也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要求释放刘晓波。信中质疑北京警方抓捕过程违法，以及违反保障言论表达自由的国际公约；敦促胡锦涛信守加强法制、问政于民的承诺，停止使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种罪名迫害异议者。

2009年1月6日上午11时，超过百名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成员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举行集会，开展“中国遭受政治迫害者营救宣传年”系列活动之二：声援《08宪章》，要求中共释放刘晓波。他们说还将继续发起类似活动，宣传“民主建国”、“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思想。这样的活动值得鼓励与推广。


六、《08宪章》的后续发展


中共当局之所以全力封杀任何转载《08宪章》的网站、博客和签名信箱，恐吓同情者，是想竭力阻止各地维权和上访人士看到宪章。因为这两者的结合才能达到改朝换代、颜色革命的目的。

美国中文网站“博讯新闻网”发表署名文章指出，“08宪章宣告新新中国诞生”，认为大陆人民决不逃避“民主建国”的责任。该文指出：200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1949－2009年）的前夕，“取而代之”的号角已经响：类似于“建国大纲”的民主文献问世了。我们把这份文献的问世，看作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60大寿的前夕，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这就是303人发起签署的中国《08宪章》。它有一个核心：民主建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它明确指出：“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同样提出了民主建国的大纲。同时，《08宪章》还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08宪章》明确主张：“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这份民主文献表明，“民主建国”的意识已经高涨，已经成为海内海外仁人志士的“共同纲领”！所以《08宪章》传到海外第二天，海外华人学者以及各界人士都给予了积极回应，以署名公开信的方式支援《零八宪章》。公开信称，《08宪章》是“近年来罕见的民间政见之集合性表达”，让人看到“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之觉醒、勇气之提升和力量之壮大”，希望“中国当局能倾听社会之呼声，正视民意，从善如流，启动《08宪章》所倡言的制度改革”。让新的中国──“中华联邦共和国”尽早取代腐朽没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预期，这项发展会推动中国大陆的变革，甚至引起颜色革命、实现改朝换代。


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



【附录之二】

【西藏抗暴五十周年角力面面观】


西藏抗暴五十周年角力的两大主角是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中共政府。其他方面或作壁上观，或作为配角参与表现。但这次比较特殊的是，北京运用的是“以夷制夷”策略，来综合利用各种矛盾，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实现自身的我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夷制夷”的策略，不仅体现在宣扬“农奴解放日是西藏各族人民的重大政治节日”，从而挑拨汉人以外的其他民族与藏人的关系；而且体现在运用美国奴隶制度的污点，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困境，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在西藏问题上闭口。人们可以观察到，2008年以来，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表现，是西方各国中是最为低调。


一、双方攻防的主轴


为了预防2008年西藏事件的重演，北京中共政府采取主动措施，先发制人，在1月19日，运用投票机器，命令出席“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一致表决通过”《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此纪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这是1959年3月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之后，中共官方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值得重视的是，北京突出强调“这是西藏各族人民的一大胜利”，有其进一步剥夺藏人权利的迹象。

其要点在于，北京为强化国际宣传、获得道德主动；不惜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其灵感来源于，2008年7月29日，美国国会首次为曾实施奴隶制正式道歉。这使得中共觉得有机可乘，可以利用美国的历史缺点及道德软肋，发挥中共的软力量。那就是继续毛泽东路线、宣传“旧西藏惨无人道的农奴制”、“旧西藏令藏人不堪回首：人均寿命仅在三十六岁左右”。

西藏流亡政府则针锋相对，发起“西藏抗暴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号召不过藏历新年，来沉痛哀悼去年以及五十年前的藏人悲剧。估计到今年3月28日，这一对抗将达到高潮。这也是显示西藏流亡政府动员能力的一个难得机会。

北京的“以夷制夷”策略，不仅体现在宣扬“农奴解放日是西藏各族人民的重大政治节日”，从而挑拨汉人以外的其他民族与藏人的关系；而且体现在运用美国奴隶制度的历史污点，和金融危机的困境，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在西藏问题上闭口。人们可以观察到，2008年以来，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表现，是西方各国中是最为低调。这甚至连美国国会议员都看不下去了。

2月24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三位元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中午在国会大厦召开联合记者会，对美国国务卿希拉蕊•柯林顿淡化中国人权的言论提出批评。这三人分别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多夫•史密斯议员，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议员约瑟夫•皮茨。

克里斯多夫•史密斯议员表示：“柯林顿国务卿说保护中国人民的人权不能干扰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好像人权与那些问题毫无关连似的。但保护并推广人权应该是美国同中国这样极端恶劣的侵犯人权的国家外交关系的核心。约瑟夫•皮茨则表示：柯林顿国务卿的这番言论向那些在压制性政权下遭受人权迫害的人们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资讯。三位美国众议员还批评柯林顿在访问中国期间不但没有跟人权活动人士见面，在之前，美国也没有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针对中国进行人权普遍定期审查期间发言，这不但令人感到困扰，也令被监禁的异议人士感到泄气。


二、农奴解放日与反分裂国家法


“以夷制夷”的策略，还延伸到了藏人宗教势力范围的内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出马，亲自撰文纪念第十世班禅圆寂二十周年。声称“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藏传佛教杰出的领袖”悼念他……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亲切看望慰问了”十世班禅大师的母亲以及十世班禅大师的弟弟。

同时，继续煽动阶级仇恨，使用陈词滥调挑拨离间。北京举办一系列活动，包括“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展”，用以体现“西藏巨变”。声称“正是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西藏人权受到了剥夺和践踏。那些当年践踏过西藏人权的农奴主，他们的残余势力现在跑到国外去还在坚持搞分裂，他们还大言不惭的诋毁西藏人权”，鼓吹“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五十年，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以此证明如下部署有理有据：“五十年已成过往，西藏已告别政教合一的旧时代、迎来历史新的一页。不久前，为了纪念那一场改变百万农奴命运的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区立法机关将每年三月二十八日设立为“解放纪念日，将使西藏问题再受关注”。 

在假借《华尔街日报》宣传“解密达赖成长经历：西方老师奠定其分裂思想”的同时，也不忘推行怀柔政策，鼓吹“在京藏族同胞喜迎藏历土牛新年”，在北京出钱举办“藏历土牛新年茶话会”等等。更重要的是肃清周边地区、孤立西藏反抗势力。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问题研究员马加力说：“现在西藏的安全稳定形势面临一些挑战，对中国来说比较严峻。搞好与尼泊尔的关系能够让他们理解中国的政策。” 

有的北京观察家把“农奴解放日”与“反分裂国家法”，相提并论，认为这都是从法理上孤立对手的高招。

中共的《反分裂国家法》是2005年3月1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手通过，虽然两天以后就遭到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予以驳斥，但是中共现在认为，经过四年时间的检验，证明“《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法律、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的法律”，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这一招数是行之有效的，可以继续推广到西藏问题的解决上。其具体措施就是“农奴解放日”的制定出台。


三、两个招数出台时间都是三月


“农奴解放日”与“反分裂国家法”这两个招数的出台时间都是三月，为什么？因为中共通常在三月召开“人大”、“政协”等“两会”期间，都会面临政经双重夹击。

今年2009年，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的政协、人大会议，定于3月3日和5日先后召开。每年北京的“两会”，因负有议大政、定走向的任务，从来都是全社会瞩目的焦点。今年的“两会”，除了国际金融海啸已演化成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由不受影响，变得影响很大。经济的滑落，已有据可查，并进而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的稳定。还有就是今年有特殊的“周年政治”，既有中共建政一甲子、要举行大阅兵纪念，又有西藏事变周年、六四事件周年等政治敏感点。自然带来全面收紧，步步设防。

敏感期一旦到来，员警就会加紧控制民间活跃人士。而“两会”的临近，就是政治敏感期的正式到来，各地除因《零八宪章》继续传唤签名人外，还对其他活跃人士进行传唤和打压。年2月18日晚7点30分，湖南郴州市异议人士陈辉明被当地警方以几个月前签名呼吁释放郭泉为由传唤。2月20日下午，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河南许昌警方来到当地异议人士李朝勋，对李朝勋进行询问并作笔录，事后，员警还从李朝勋家抄走了他的电脑及部分档材料。2月22日下午，浙江省临海市公安局五、六名国保员警来到异议人士吴高兴家中，传唤吴高兴到公安局，并将他的电脑主机抄走。大约八个小时后，吴高兴才被放回。而吉林长春一位在校大学生赖国荣，因签署和宣传零八宪章，目前已被长春税务学院开除。这些都是近期发生的一些“小事”，说明北京当局已经草木皆兵。

在比较大的方面，北京当局的公安、国安系统，已经开始派遣特务人员到西藏“旅游”。四川国家安全厅一名干部透露，最近他们厅和公安厅都抽调一些精锐干警，以游客的身份进入西藏“旅游”，他说这次“旅游”，也是执行绝密任务，旅费全部报销，补助按照出勤的最高标准，如果西藏在3月10日左右不出事，那么他们就算是“公费旅游”了，但如果出现骚乱，他们会随时与当地国安和公安结合，加强当地警力，共同对付骚乱。

这位干部还透露，由于已经开始限制国内外游客在敏感的五十周年进入西藏，当局担心到时西藏的街道和旅馆空空荡荡，反而造成一种不稳定的迹象，但是现在放游客进入，又有很多风险。于是当局早前已经加强了三万多名武装军人从贵州、云南和四川悄悄进入西藏，公安和国安并没有接到类似的任务。这次抽调六个省的精干警员以便宜游客的身份进入西藏，实在是一举两得，既可以让他们作为游客“繁荣”西藏的街道，又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稳定民间及控制其他游客。


四、流亡政府吁取消西藏戒严


对于类似的动态，西藏流亡政府一定有其切肤之痛，因此呼吁北京中国取消对西藏的非正式戒严。这是来自2月21日的流亡政府消息。

而早在1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噶厦就已经呼吁藏人在西藏不要进行抗议活动，并避免任何将带来不必要的监禁，拘留和伤害的活动。噶厦并呼吁要求藏人在西藏避免任何与汉人的冲突。他们知道西藏的局势已经恶化、中共当局已增派部署更多的部队在西藏高原。特别突出的是西藏首府拉萨、拉卜楞（夏河）、热贡（同仁），康区理塘和西藏其他地区。中共当局最近的言论称，“将发动一场人民战争＂粉碎任何可能的抗议，尤其煽动种族紧张。当局拒绝允许游客参观西藏清楚地表明，西藏的情况并不稳定。

藏人并非放弃抗争，而是采取迂回策略。2月24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西藏境内外的全体藏人致函，支持和赞扬境内外藏人不庆祝新年的决心。 并祈祷“西藏正义斗争尽早获得圆满成果”。达赖喇嘛表示，在过去一年里，西藏三区民众在各地纷纷展开反抗中共政策的和平示威活动，从而上百名藏人失去生命，上千人遭受监禁和酷刑等极大的苦难，因此，今年绝对不是欢度新年的时刻，所以，对境内外藏人不庆祝新年喜庆活动的决心应给予支持和赞扬。 达赖喇嘛表示，“我们要把藏历新年要为“除恶行善、利益众生、自去年三月至今为民族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死难者取得圆满佛果位、正在遭受监禁和迫害的人们早日享有自由，以及为提升西藏全民福分及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共同祈祷和努力。 ”

流亡藏人响应号召，用大规模示威来取代欢庆新年。2月24日在印度达兰萨拉，超过一千名藏人举行了大规模示威，这一活动在西藏抗暴五十周年来临之际，以声援西藏境内正在遭受中共野蛮攻击、拘捕、判刑、关押之苦的藏人。他们指控：“中国政府的手指正对着西藏扣上扳机，成千上万的部队和武警，只要在接近3月10日时，如果有任何藏人的抗议，正枕戈待旦的准备血腥镇压；3月10日，是西藏抗暴五十周年，更是去年全藏和平示威的一周年。”

藏人及外国支持者，在示威游行中用中共前国家主席毛泽东和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肖像，作为藏历新年传统的驱鬼节替身物，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抛弃并焚烧；如同藏历新年的宗教传统仪式，藏人会在藏历新年的前二天的藏历12月29日，以这样的方式来驱赶恶鬼和坏运。


五、其他各方也在参与攻防

 

几个月来，“达赖喇嘛将分别会见法总统、波总理”、“中国抗议萨尔科齐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北京台北关系趋缓，希望明年访问台湾”、“德联盟党议员：中国拿达赖喇嘛当经济危机人质”……等标题充斥报端。从这些标题不难看到，西藏抗暴五十周年前夕，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中共政府之间的攻防战，已经延伸到世界各国。

2月25日，达赖喇嘛接受印度媒体访问时，再次表达希望访问台湾。显然，他希望以此分化日益紧密的两岸关系。他在前一天发表了书面的藏历新年贺词，当中提及西藏近期遭中国当局加强管制，企图令藏民不堪欺压而反抗，为官方提供武力取缔的机会。他呼吁藏民保持耐性、勿受挑衅，坚持非暴力原则。

流亡藏人组织“西藏青年大会”已经宣布2009年是“黑色之年”。因为仅仅今年1月，拉萨市至少逮捕八十一人，近六千人受到讯问。目前西藏当地局势严峻，北京员制造恐怖气氛以维护表面上的社会平静。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在北京的后院发生了。2月25日，BBC转引中国官方新华社报导，北京市中心闹市区王府井当天发生了三人汽车自焚事件。新华社英文电讯引述北京市政府发言人称，北京时间15时（格林尼治标准时间7时），在长安大街和王府井大街交口处，有三人在他们的小汽车内自焚。

路透社引述一名目击者说，当员警试图撬开银灰色小汽车的车门时，车内某种燃烧装置发生爆炸。目击者称，他们看见公安把一名男子从车里拖出来。有消息称，至少一名自焚男子来自新疆，且肇事私家车挂的是新疆车牌，两人被医护人员用担架抬走。外电报导自焚者应是维吾尔族人，有可能是疆独人士，质疑北京官方为淡化事件隐瞒部分内情。因过去屡传疆独及藏独分子争取独立，当局为力求局势稳定，高度紧张。倘今次事件证实为疆独分子自焚，则有别于疆独分子过去多采取汽车炸弹等恐怖袭击手法。去年两会期间，有疆独分子企图携汽油弹劫机，制造类似美国九一一的空难。因此北京当局刻意隐瞒王府井自焚案当事人身份。甚至说谎称，当事人的车辆“挂着内蒙古车牌”，其实记者了解到，车牌是新疆的：新B52402。另外证明，当事人来自新疆昌吉回民自治州，三个人的名字也是维吾尔族的。现在，受伤者都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住院治疗，但大夫、护士都被警告不得泄露情况。

2月26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西藏公安日前在西藏昌都地区一条桥底发现几公斤爆炸品，目前正展开调查，暂时未拒捕任何人。外电消息引述拉萨的僧侣称，由于“3.14”事件一周年的敏感日子临近，影响藏历新年的过年气氛，市面气氛较往时紧张，拉萨街头的保安措施明显加强，路口有武警把守。当局在与四川接壤的昌都地区一座桥下，发现有几公斤重的爆炸品，公安正在调查，目前没有拘捕任何人，但报导没有讲述该桥的具体位置。从地图看上看，昌都并不接近青藏铁路。昌都地区位于西藏东部，东与四川省接壤，东南面与云南接壤，北面与青海省交界。 

为防两会举行期间涌现上访暴乱潮，外传北京当局近日加强对访民进行搜查遣返；上海公安局也向访民发通知书，禁止在两会期间上访。正在北京的BBC中国事务编辑陈时荣分析说，在藏历新年当天发生在北京市中心的这一事件，无论其目的是否与西藏问题有关，无疑会令中国当局更加高度警惕，特别是在人大会议之前北京的治安会抓得更紧。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迅速发出英文电讯稿；事发地点王府井大街附近也非常平静。这些都说明中国当局已经吸取了去年三月拉萨骚乱的经验教训，对突发事件有所准备，而且希望占领舆论的主导权。


六、预测可能事件并分析影响


无疑，随着1959年3月西藏抗暴事件五十周年的临近，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中共政府双方正在摩拳擦掌。藏人虽然寡不敌众，但正如蒋总统1959年3月26日在《告西藏同胞书》中所宣示：“我深信共匪的武装暴力，纵能一时破坏你们的寺院，劫掠你们的城市，绝对不能毁灭你们革命的意志，和宗教的信仰。”藏人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抗暴运动不仅是为了藏族全体的生存，为了藏胞个人的自由，并且对于自由亚洲各民族、各宗教的自由与安全，担当了英勇无比的前锋。

当然，由于目前世界秩序受到金融危机的破坏，这一国际环境，使得西方各国即使同情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也无法做出超出2008年3月危机期间的实际支持。总的来看，若无意外情势出现，中共政权当可有惊无险地渡过这次西藏危机，但同时也使得西藏问题进一步暴露在国际视线下，从而不可避免地推动西藏问题进一步国际化。

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纷争不休的“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十二生肖铜像之一鼠首铜像拍卖”活动上，该项文物的所有者、已故法国时装大师圣罗兰的合伙人最近表示：愿意归还圆明园兽首，以换取中国遵守人权标准，改善西藏人民的处境。已故法国时装大师圣罗兰的伙伴贝杰（Pierre Bergé）2月 20日在法国表示：准备拍卖的圆明园兽首铜像可以归还中国，条件是中国遵守人权。贝杰要求北京把自由归还给西藏人，允许达赖喇嘛回到故里。贝杰是当天接受法国电台采访时作以上表示的。评论一般认为，这种说辞虽然是贝杰的脱困伎俩，但也说明西藏问题已经深入人心。

[这两件铜兽首（一尊兔首和一尊鼠首）原本是圆明园中的喷泉饰物，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将其掠走。北京认为这两件圆明园兽首是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期间瓜分中国的标志。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两件兽首铜像理应归还中国，因为它们是被侵略者掠走的。]


2009年2月26日星期四



【附录之三：新疆民变与胡锦涛提前回国——广东、新疆连锁暴力的深远影响】


因不满当局对广东韶关维汉群殴事件的处理，7月5日近万维吾尔族人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政府前抗议，遭到中共开枪镇压，死伤逾千。7月6日中午，中共官方罕见的抢先发布新闻，并公布140人死亡，828人受伤，但对出兵之事只字未提。7月7日官方又公布的消息称，截至7日凌晨，死亡人数上升至156人，包括129名男性和27名女性，受伤人数也从之前的828人上升到了1080人。报导还称，当地公安部门已逮捕1434人，其中男性1379人，女性55人。英国泰晤士报指出：156位死者中，有33位是维吾尔族人。这次骚动一开始是为悼念6月26日在广东省韶关旭日玩具厂汉人与维人的斗殴事件中，死亡的2名维族人，斗殴发生前，网路传言指出：维族人强暴汉人少女而免受刑事处分。


一、“外交无小事”已经过时


由于新疆发生骚乱，胡锦涛决定提前结束访问行程，返回北京。八国集团峰会将在胡锦涛缺席的情况下进行。新疆的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相互使用暴力，超过150人死亡，局势非常严重，尽管如此，胡锦涛从意大利启程回国还是让人非常惊讶。毕竟，他的政府总理温家宝还在北京，而且似乎安全力量也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为什么胡锦涛还要让国务委员戴秉国代替自己参与这次大国峰会呢？而且，胡锦涛对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也必须中止，日期将由中葡双方另行商定。按原定行程，胡锦涛本来还要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本是中美元首之间十分重要的会晤，现在一概终止了。

有两种彼此并不矛盾的说法对此进行解释。

第一种解释说，胡锦涛原本预计在拉奎拉峰会上可以受到隆重礼遇。因为中国是世界金融海啸之中的一座安定小岛，而且中国和印度已经在气候保护方面发出了做出让步的信号。但是，乌鲁木齐的骚乱使得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而胡锦涛显然并不愿意对此加以讨论。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就此做出表示，胡锦涛希望避免这种尴尬的场面。

第二种解释说，中国领导层认为形势异常严重，必须让国家最高元首回国坐镇。毕竟，这是多年来最为血腥的一次民族冲突，而且就发生在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前。

中共的传承是“外交无小事”，现在，胡锦涛抛下奥巴马提前回国，中共连外交都顾不上了，实在说明中国国内的局势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爆炸性。


二、新疆当局为何纵容暴行


既然中国的局势如此严峻，人们不禁要问：新疆当局为何一再延误时机、纵容暴行呢？根据中国新华网乌鲁木齐7月6日电，我们可以证实，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早在5日凌晨1时6分就接到报警，称有人在网络上散发非法集会信息，号召5日19时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进行非法集会。凌晨3时10分，指挥中心又接到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电话，称在其辖区内发现类似情况。新疆公安政法部门立即在自治区公安厅启动应急预案，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二道桥布置警力，以防不测。而新华网记者也在18时40分赶至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发现“有三五成群的人散布在广场上，人数明显多于平常，且多以男性青年为主。” 但是在这关键性的十几个小时，中共新疆当局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善良的人们不禁质疑：在这个关键性的十几个小时以内，当局到哪里去了？当局为何纵容暴行发生，而毫不作为？

当局纵容暴行发生的恶劣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另一路赶赴乌鲁木齐市老城区二道桥的记者遭遇严重堵车。据现场群众介绍，由广场向南的二道桥也出现大量人流聚集，部分聚集者情绪激动。有人目睹一辆101路公交车的车窗玻璃、车门被砸损，二道桥一带出现明显暴力情形。 

直到报警以后的十九个小时，20时许，乌鲁木齐始自人民广场的聚集事件才演变成为打砸抢烧事件。

善良的人们不禁质疑：这些打砸抢烧事件里，有没有新疆当局的影子？新疆当局真的没有干预？还是为了进行血腥镇压，做了“欲擒故纵”甚至“国会纵火案”那样的干预？

新疆自治区政府表示，七月五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部分地区的打砸抢烧杀严重暴力犯罪事实，是一起在境外“世维会”等“三股势力”组织直接煽动、策划下实施的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事件。但是对中共政府的诘问也在流传，甚至一名官员都认为：“既然政府早已经掌握了信息，为什么没有及时控制？”


三、“欲擒故纵”或是“国会纵火案”


不论新疆当局有无“欲擒故纵”甚至操作“国会纵火案”那样的干预，其“不作为”毕竟造成了恶劣后果：数千名暴徒分散在市区多处打砸抢烧，杀害数十名无辜群众，伤者数百人，砸毁烧毁数十辆机动车。20时50分，新华网记者在二道桥目睹了打、砸、抢、烧、杀情形，看到有人倒在血泊中，现场情形较为混乱。到了这个时候，新疆公安厅才装模作样地调集武警、特警赶赴现场“维护秩序”，驱散人群，并对施暴者进行抓捕，消防武警、医院救护车也才姗姗来迟地“赶往现场救治受伤群众”。

新华网的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警车被暴徒掀翻，暴徒蜂拥而上踩踏车辆，一名暴徒还将车辆点着，瞬间火光冲天，看到前来救援的特警队员，歹徒迅速逃散。在龙泉街，几名暴徒将一名路过的中年男子围住，二话没说便拳脚相加，这名受害者很快被打翻在地。一名穿着红色T恤衫的暴徒上前用刀猛刺受害者颈部，顿时鲜血直流，血腥场面令人发指。另一伙丧心病狂的暴徒还继续用砖头、石块砸向中年男子的头部。

在团结路高架桥下，躺着一位被暴力分子打伤的市民，血流满地；在新华南路的马路边，俯卧着一位刚被杀害的女性市民，身上还背着一个小包；在延安路昌乐园，一间洗脚屋被烧毁，两名员工被打死，横尸街头…… 

在自治区外经贸委大楼旁边,一个规模很大的烟酒店被暴力分子纵火烧掉,店面的玻璃窗发出震耳的炸裂声,惊慌失措的群众四处奔跑。一辆被暴力分子袭击过的出租车停在马路中央,司机满身是血躺在车中,生死不明。 

二道桥、新华南路、三屯碑、赛马场、新疆大学等现场,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乌鲁木齐赛马场、新疆大学、团结路、电视台、二道湾、幸福路等区域都发生暴力事件。在新疆大学,1000多人聚集在大学门口冲击,新疆大学周边的商店、饭馆和超市被砸毁和焚烧;天山区交警大队、地税局居民小区焚烧情况十分严重,一些居民在树林里面躲着，不敢回家,有些市民在部队驻地的大门口蹲着。 

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挑头者还是暴徒行动方案，都是训练好之后，精心准备而来。“在乌鲁木齐市区，很少找得到砖头，暴徒当天用来打砸的砖头是用卡车一车一车拉过来的”，一名受伤的妇女说：“这样明显的行动，政府事先居然不知道？”当局假装措手不及，导致暴徒为所欲为，民众死伤惨重。


四、中共地方当局罪责难逃


长期关注边疆问题的北京学者蒋兆勇认为，有一种无形的但是强大的势力，正藉韶关事件试图加深维汉矛盾，“从偶发的个别治安械斗事件中抽象出民族压迫话语，并以此作为动员框架，有组织地制造暴动”，“暴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激活维汉关系的边界，制造维汉‘敌我’”。另外，中共建政后，中央政府利用行政区划上的制衡，设立新疆兵团，曾有效地维持了新疆的稳定。近年来由于地方党政系统长期经营，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不惜欺下瞒上，把民族问题动辄归咎“分裂势力”，挟持中央政策，同时对少数民族干部不信任，使得新疆民族矛盾不断激化。 新疆当局纵容暴乱在前，血腥镇压在后，并且故意用强硬手段对付和平集会，从而激起民变，而民变又给当局提供了进一步镇压的借口。

鉴于上述的事态发展，有时事评论家已经指出：“中共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它滥用暴力已经达到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地步。不要谈论什么族群矛盾了，只有一个矛盾，就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任何想转移矛盾的言论都是在掩盖罪行、助纣为虐的。所谓的民族矛盾根本原因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我出生在青海多民族杂居地，各民族老百姓之间实际上相处很和睦，大家共同的仇敌就是共产党。只不过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更加有血性、斗志和底线原则罢了。这次事件望全球各地发起游行示威，法西斯头子胡某在意大利，望欧洲的哥们行动起来。也盼望开希重整雄风、全球声讨中共、赢回海外民心。”

胡锦涛中断欧洲行程，匆匆赶回北京。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害怕在海外遭遇令他尴尬的示威场面。

胡锦涛已经中断欧洲行程、匆匆赶回北京一事，说明两个情况，一是说明新疆暴乱确实不是中共高层有意挑起，二是说明中共高层企图向世界证明：新疆暴乱确实不是中共高层有意挑起。

但即使如此，中共地方当局却对血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仅指新疆当局，也包括广东当局。乌尔凯《中共广东当局在蓄意酝酿和挑起维、汉民族冲突》一文指出：这次新疆暴乱，其实是广东韶关香港资本厂家的维吾尔与汉人的工人冲突的延续，而且两地的冲突如今看来是有计划进行的。本来网络传言经过司法调查是可以解决的，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演变成一场暴力冲突，这其中的疑问很多。而最为奇怪的就是，这广东当局也像后来的新疆当局一样，听凭甚至激化了事态发展。


五、广东是新疆的预演


目前，从视频等相关资料来看韶关某工厂冲突发生时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就给了一些极端分子可乘之机，他们杀抢掠，无恶不作，不能排除维汉之间将来再次发生民族仇杀事件。这也是自新疆政府组织维吾尔人农村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维吾尔未婚女性）到汉族地区打工以来爆发的最严重的冲突，而且这场冲突很有可能还会在其他地区继续下去。以前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冲突，但这次冲突有所不同，几乎是在维吾尔民工到当地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不免让人认为这些冲突都是由一个极端组织或势力幕后操纵的。

我们发现，广东的6.26事件就要比以前的“冲突”更加有组织，那些参与事件的人们很快都被组织起来，手上拿着类似的凶器，棒子，在现场残忍的殴打维吾尔人。但不管组织这些冲突的幕后主使是谁，他们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那就是让维吾尔人在广东无法继续立足。

回顾一下这起事件，假设下列说法是真的，那么很明显，是中共广东当局在蓄意酝酿和挑起维、汉民族冲突，并用这一方式驱逐维吾尔人离开广东。其手段，就是用“故意对普通刑事案件不予处理”的阴谋手段，蓄意酝酿并挑起汉人对于维吾尔人的仇恨，造成民族冲突：

“新疆人在韶关旭日厂进行抢劫多次，6月14日发生第一宗强奸案。受害人向厂汇报事件之后，新疆强奸犯只是受到开除处理。刚过几天又再次发生一起强奸，一名女工在宿舍区被新疆人强行拖入宿舍多人强暴。此事报警之后新疆人只被关了几天就释放，似乎他们能够免受法律管制。此事还未平息，又再度发生了第三次的强奸。在向保安部门上报案情的时候，保安部居然拒绝受理。”

“终于，所有的汉人都站不住了。在6月25日晚上22点左右，数十人手提铁棍冲向新疆人宿舍殴打新疆人，局势一触即发，新疆人也提起管制刀具进行对抗。汉人们是一呼百应从开始的数十人增加至三百多人。每个汉人都奋不顾身的对新疆人疯狂报复，许多新疆人拔开铁网向后山逃跑，斗殴一直持续到零晨三点多，直到防暴队赶到鸣枪才停止。防暴队军卡约20台，警车30多部。两族双方都有数十人受重伤。据传有数名新疆人不治！现场一片狼藉，半人型大的血泊有数十处。宿舍区一百多间宿舍暴窗，四栋宿舍的消防栓被拆去打架，每栋宿舍一共7层。洒落一地的钢筋铁棒约二百多支，灭火筒一百多个全被打的弯曲凹凸。这一夜没有一人睡得着，许多刚进厂的和做暑期工的人都纷纷捡包袱走人。到6点时，我们在厂门口附近发现一名偷跑出来的新疆人，这时似乎除了厂工连附近的居民也了解了新疆人的恶行。所有在场的男人都一起围殴他，篮球般打的水泥路砖毫不留情的猛砸！还没打到20秒防暴队又再次赶赴现场，我们闻警立散。被殴的新疆佬已经倒在了血泊了。旭日厂宿舍区一百多名搞卫生工人整整用了两个小时才把遍地的血迹冲洗净。”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汉人怎么了？一个人的罪行即使属实，难道要该厂的全体维吾尔民工承担？甚至要所有的维吾尔人承担？这是什么逻辑？种族仇杀？这是中共广东当局在蓄意酝酿和挑起维、汉民族冲突！


六、暴乱的深远影响


苹果日报记者7月9日报道，为向读者提供更多新疆骚乱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响应当局向全世界宣布欢迎境外记者到当地采访的政策，本报记者前日辗转数千公里前往采访，但甫落机即被截住。数名自称“新闻办工作人员”礼貌地表示：由于当地情况紊乱，为策安全，请你回去。不管记者如何争辩，对方不为所动，唯一妥协，就是天未亮，航班未开，可暂寻地一宿，但仍不能入城，需到郊外找酒店。

更令记者惊讶是，拿出手机想与公司联络时，发现连信号也没有。这才明白，当局真用“断网、断国际电话”实施管制。据悉，全市只有一间酒店，被当局指定接待记者，那里可上网打国际电话，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记者临门而不能入，虽甚遗憾，但是却有其他收获。原来他被当局“礼送出关”等待登机时，在候机室想与数名维族乘客“交谈两句”，但对方一听记者是“从广东来的”，即时神情肃穆，面黑黑问：“你们广东人为甚么那么暴力，追打我们新疆人？！”让记者有口难辩、知趣告退。可见广东韶关事件的影响，已经变成了一道“历史的伤口”。在乌鲁木齐的外国记者发现，示威汉族人对西方记者不信任，而维族人则对汉族面孔的记者有敌意。虽然7月10日的香港文汇报引述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建英的谈话，认为当前新疆面临的已经不是传统的“东突伊斯兰运动”暴力恐怖，而是以热比娅等人为代表的“世维会”新型暴力恐怖，但是维族商贩们则避谈热比娅，并称其号召力不大。维族大学生则披露，是学生们的校门静坐，失控后引发了“7．5”骚乱，可见其模式十分接近二十年前的天安门惨案。

现在，胡锦涛已经提前结束访问行程，返回了北京，他立即调动万人大军空降新疆。但是，他镇压民变容易，要想消除促成民变的“地方利益”和“民族仇恨”，却不是他剩下的两年任期可以做到的。人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锦涛提倡的“和谐社会”，在中共各级组织的消极应付下，已经有效地成为一个“喝血社会”。

实际上，虽然还有两年任期，胡锦涛已经成为“跛脚领袖”。今年春天，杭州市长已经扬言：“胡锦涛还有什么？两年以后我还是市长，而胡锦涛就什么也不是了”。胡锦涛知道这个传言，却无可奈何。


2009年7月10日


（另起一页）


书名

中华民国的统独挣扎

第二卷（2008-2015）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Two（2008-2015）

（国民党与马英九的挣扎）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Ma Ying-jeou)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2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0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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