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经济决定论的迷雾，重新定位中美关系》（江炜《中美印象》2019年）报道：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倒退。
经济贸易领域是重灾区，贸易战的长期化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以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遭到美国政府的全球打压。
政治上，特朗普总统就任后不久就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触及底线，2019年又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屡屡对华发难，引起了中方的高度不满。
民间往来方面，情势也不容乐观。华人专家、留学生遭到美国司法机构的调查，赴美签证收紧，以及2018年中国赴美游客数量出现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都是不祥之兆。
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并不遥远的“美好时光”，2010年中国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扎卡里.卡拉贝尔的《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在中国颇有影响。作者通过分析两国20年经贸关系发展，得出了“中美两国经济已经融合为一个统一体”的结论。这一“历史终结论”的“中美关系版”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对中美两国“从此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充满了乐观情绪。十年之后的现实，却是阴霾密布的现实。
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就是从这类经济决定论开始的。
一、联系紧密的经贸关系遮蔽了潜在危机
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是毋庸置疑的，这和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日韩先行的“东亚模式”又一力作。东亚模式的精髓是货币紧盯美元、出口为导向、以美国市场为主要目标，这一紧盯美国的“配方”让这个人口超十亿的大国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提速。此后十年，中国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品生产和出口国家，继英、美、日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大工厂”。
但是，与英美当年产能和技术水平同步提高到世界之巅不同，中国的成就主要在于产能，研发能力、技术水平并未超越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就形成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中美分工模式——美国技术与设计，中国制造。产业链上游的研发、科技在美国，中国则以加工制造为主。中方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迅速扩充的产能支撑了GDP的高增长，美国则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大展身手。这种看上去似乎是各取所需的经济分工模式，看上去双方都可以满意，坚信产业分工带来的战略平衡将会长期稳定。这就是高度乐观的“中美国”理论受到普遍欢迎的理由。
但是，回顾人类历史，紧密的经贸关系从来都不是保持双边关系良好的充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贸易关系是紧密的，日本侵华战争之前中日贸易规模也很庞大，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对美国钢铁等产品可谓高度依赖，但是都没能阻止双方的交恶乃至走向战争。也就是说，把中美之间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石，是根本性的误判。这种“一俊遮百丑”的狭隘视角，导致了经贸领域以外的潜在冲突没有受重视，更没有得到系统性地排解，最终引发了两国关系紧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轮中美关系恶化不能完全归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强硬风格。
时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人把中美关系之间爆发的多重冲突理解为“美方在寻求中美贸易战的谈判筹码”,还是在“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惯性之下做出了误判。
二、中美在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中的“战略迷惘”
同样是“东亚模式”的经济后果导致的双边关系波折，日美之间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最终以1985年的“广场协定”结束。此后美日关系保持了长期的稳定，但是这一简明的结尾方式不大可能在此次中美冲突重演。因为日本和美国在国际秩序中各自的角色定位一向很清晰。经历了战后改造的日本，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支持美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角色清晰可信。因此，“广场协议”解决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纷争之后，双方再无战略上的冲突。但是，今天的中美两国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上存在“战略迷惘”，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问题首先出在美国。冷战结束的乐观情绪（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1815年“神圣同盟”的世界观在21世纪的复活。按照这一世界观，大对抗的胜利方结成的同盟将会成为世界的立法者，建立一套完美的世界法则。但是，现实世界从不接受终极答案，19世纪如此，21世纪也一样。
经历了“911”、“朝鲜核武问题”、“克里米亚争端”等一系列事件后，美国意识到自己面临了完全不同的国际局势。美国发现维护世界秩序的“管理成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为高昂了。这是因为，过去冷战中对抗双方各自结成联盟，苏联固然是强大的对手，却也承担了己方阵营的秩序维护，负担了自身势力范围的治理成本。苏联不复存在后，俄罗斯并没有继承这一“遗产”的能力和动力。“瓶中的妖魔”被放出来后，局势变得更为混沌不清。美国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以应付更多行为难以预测、不受国际秩序制约的敌对力量。
同时，冷战结束也导致了传统盟友的角色变化，德法主导的欧盟国家失去了继续“忍受”美国优先地位的前提，规制和约束美国行动能力的“反抗”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种“反抗”迅速蔓延开来。因此，表面上风光无比的“单极世界”，对美国而言并非胜任愉快，而是负担沉重。在这种形势下，所谓“孤立主义”的选项再次出现在美国政治主流中，并非意外。
美国到底是继续担当世界秩序主要维护者的角色，还是以独善其身的世界强国屹立于世？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在政策路线上明确选择了后者。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外交“进攻”，本质上却是以“抽身而退”为目标。可是，全球利益庞大且错综复杂的美国怎么退？退到什么程度？美国战略收缩后的空白将有谁来填补？这都是难以理清的问题。对美国、对世界，都是巨大的难题。处于战略定位转换期的美国，显得更为好斗而敏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角色定位模糊的身份焦虑。此时，“崛起的中国”成为了美国敏感的对象。
“崛起的中国”也存在重新审视和界定自身国际角色的战略选择。中美建交是双方对中国重归正常国际秩序的认可，奠定了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其后三十年间，中美之间虽然时常发生摩擦，但是总体而言中国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正常参与者，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对此，中国政府在双方关系恶化以来多次公开强调了“受益者”的身份。
这也的确是事实。没有战后国际秩序带来的和平环境、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崛起不可想象。但这不是任何一方的恩赐，而是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结果。而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又多了一个选项，那就是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更有话语权的新角色。
经济发展让中国有了更多的全球利益和更广阔国际视野，带来了新的诉求和关切，“新角色”选项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一“新角色”并没有日美同盟那样清晰的对美关系基础，定位也不清晰。到底是构建国际社会新一极的“质变”，还是活跃度更高的“量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冷战后的新国际秩序中，中美各自的角色定位是中美能否重建互信的基础，其中当然会涉及到经济议题，但是经济议题并非决定性的部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一味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思考对方的行为，那么误读和猜忌将是无穷无尽的麻烦。
三、陈旧的国际关系思维是双方沟通的最大障碍
其实，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升并非美国不可接受的结果。美国的忧虑无非是中国的“新角色”到底是怀有敌意的挑战者，还是可以沟通协调的竞争者，抑或是长期合作的伙伴？这种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应该在坦率、诚实的沟通中充分沟通。但是双方都存在一些陈旧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长期干扰中美外交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理解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殖民帝国争霸的思维模式。对“加害者”和“受害者”角色的高度敏感，歪曲了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解。最典型的是，忽视了美国承担全球秩序维护者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将其理解为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以统治全球为目标的“美国霸权”。从这一妖魔化的美国形象衍生出唯利是图、存在根本冲突的中美关系想象。
这种与时代脱节、充满历史主义臆想的陈旧思维极度危险。其危险性首先在于把中美关系定格在了“终极战争”的最终结局，热衷于底线不清、规则不明的权谋斗争。即便他们能够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也试图以马基耶维利式的权谋思维实现战胜美国的“战略目标”。出于这种阴暗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国际规则体系既不受重视，也不被信任，只是赢得“终极战争”的权宜之计。他们更不相信博弈双方能够实现双赢，而只接受零和博弈。令人忧虑的是，这种陈旧的殖民时代思维不只是观念上的误区，更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结合，不断干扰中美之间的沟通，对中国官方务实外交的努力形成了严重的干扰。在中美的外交沟通过程中，这种思维就像一个糟糕的翻译，一面将总是对美方的言行恶意揣测并进行大众传播，另一面时时发出高调的对抗杂音也让中方释出善意的努力化为泡影。
而美方的种种行为也表现出了思维上的落后，僵化的冷战思维也并不比中国的对手强多少。美国的部分政治精英“怀念冷战”，已经是公开化。在他们看来，“冷战模式”虽然谈不上令人愉快，但是提供了一套冰冷的秩序，看上去比复杂纷乱的现状更易于掌控。然而，这种想法也是严重脱离实际。冷战是两套不同体系之间的冲突，中美当下虽是“异梦”却是“同床”——相同的国际体系中相处，冲突加剧将会导致系统崩溃。
冷战爱好者着力渲染所谓“中俄+X”的“邪恶轴心”无论是哪个版本，都是无稽之谈。冷战的核心显然不是经济竞争，甚至不是意识形态对抗，而是美苏同为国际秩序输出者之间的角力。但中国与苏联迥然不同，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以绩效合法性为基础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无意成为苏联那样的秩序输出者或阵营组织者。而俄罗斯超低的生育率、复杂的内部矛盾、结构单一的孱弱经济，更像是垂死的帝国，而不是富有活力的竞争者，更不要说是对抗的轴心。更重要的是，信奉“文明冲突论”的冷战爱好者忽视了中俄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大于中美之间。
因此，即便按照冷战爱好者的剧本走向“中美脱钩”，美国不会看到所谓的“邪恶轴心”阵营取代苏东阵营的冷战角色，更不会在对抗中重现冷战格局的秩序井然，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更为混乱的世界，那肯定不会符合美国的利益。
总而言之，在中美关系的纠葛中，双方都有糟糕的队员在鼓动对抗升级，试图将本国的国际战略导向仇恨和压制对方的剧本。病态的思维干扰之下，加剧了双方的焦虑与猜疑，这是天真的经济决定论者忽视的“观念的力量”。
四、重新定位中美关系是一项长期任务
在目前的条件下，“修复中美关系”恐怕过于乐观。“观念的力量”本来就缺乏现实维度的思考，而是沉迷于宏大叙事的妄见。中美交恶对这类人而言，非但不是需要纠正的错误或及时补救的失误，而是理想中的进程。
而且，互相视为仇敌的两拨人马，却在对抗升级中不断强化了对方在自家阵营的话语权。典型的人物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前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他把美国同世界的关系比作锤子与钉子的关系，得出“美国爱敲打谁就敲打谁”的狂妄言论，堪称荒谬至极。但是博尔顿总是在美国对外冲突升级时获得更大的权力，这绝非因为他才干出众、能够带领美国赢得冲突。而是在冲突升级，让博尔顿早先的强硬立场看上去更加正确了。然而，实际上他除了能把事情搞得更糟之外，别无贡献。如果特朗普按照博尔顿的意见行事，现在要面对的不是两场战争，而是至少三场，甚至更多。幸好博尔顿已经离开了。
这种除了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别无贡献的人物和意见能够多大程度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将是未来局势的决定性因素。排除这种干扰，需要巨大的耐心，以及审视并明确自身战略定位的决心。
首先要决定的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命运，这主要取决于美国。这套庞大的国际体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将其推翻重塑的代价是否值得？如果美国不能审慎地做出决定，那对全世界而言都是灾难。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世界主要国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否认美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作用与地位、片面指责美国不负责任，于事无补。
其次，中国要把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和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提高国际形象的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一“内外兼修”的过程不只是创造了经济成就，而是中国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升。中美关系的“美好时光”与之息息相关，而不只是经济互补的单方面作用。中国固然不应为了迎合别国的标准做出改变，但是对于我有利的外部影响还是应该欣然接受。应该清晰地意识到维护主权与良好的国际交往、互动之间并没有冲突。
其三，美国对中国的国情要有更多理解和耐心，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上，不要轻易插手，那只会激怒中国主流社会。在对待中国企业、访问留学等民间交往方面，美国政府的收紧政策、定点打压极不明智。对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限制与打压，不仅有失风度，也是高度不自信的体现。至于对中国赴美留学及华人学者的刁难，更是糟糕透顶的政策。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没有理由如此过激反应。
总之，对中美双方而言，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逐步建立沟通和互信的机制可能是当下具有操作性的举措。例如经贸关系的谈判，更多地展现和解与合作的诚意，在有限而实际的目标上积极推进、诚实履约以积累沟通与交往的信心。就现阶段的情况而言，最重要的可能是不要扩大事态，尤其是美国进入竞选年后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情况，这对已经处于脆弱状态的中美关系是严峻的考验。
谢选骏指出：美国政府反对共产主义，却深中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毒素——《罗素》西方哲学史认为，这是由于资本与共产都是“理性主义”的。我认为，什么理性主义？就像加尔文主义的“拼命赚钱”一样，其实就是“钱串子”的特性。至于“拼命奉献”，那就是所谓的“以后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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