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筱赟 ：悼念舒芜：胡风才是真正的告密者》（三篇 共识网）报道：
编者按：舒芜，这位1955年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的人物，于2009年8月18日结束了他的有争议的一生。舒芜一生经历复杂，身后亦同样留下了众多争议。共识网特选录三篇观点不同的文章，供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网友和读者参考。
《盖棺难有定论——舒芜身后的是与非》（2010-01-20 陈云发、周筱赟等）报道：
舒芜先生走了，这位1955年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人物，于2009年8月18日结束了他的有争议的一生。此间观察家认为，与其他文化人不同的是，因为舒芜在“胡风集团”冤案的锻炼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后又曾受极左路线迫害，晚年从事文化研究，因此，这位文化学者生平事业较复杂，注定了盖棺难以论定。
舒芜是个多面人，他年轻时追求进步，从事革命文艺事业，晚年潜心文化研究，亦有所建树，尤其是他反对“国学”的提法，我是颇为赞赏的。但是，舒芜其他方面的成就再大，也难以掩盖他在“胡风案”中的失误。舒芜自1943年与胡风从仰慕到认识，又成为胡风赏识的学生与朋友，本来，他知道胡风与鲁迅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反党分子”，应该绝对信任胡风与他周围的学生、朋友（即后来的大批“胡风分子”），但是，在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浪潮中，舒芜交出了他手中保存的大量胡风和朋友们的信件，这些信件交到有关部门后，旋即变成胡风等人“反党”的证据，后来《人民日报》将这些材料加编者按摘录发表，胡风的问题也因此由“宗派集团”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并发展成为建国后以政治运动办法迫害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大的“批判潮”（头一次是批判《武训传》），如果说，批判《武训传》的处置方法尚局限在思想学术领域的话，那么，“胡风案”则将文化批判第一次“升格”到了“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从此以后，凡是文艺思想有“异端”而受批判的人，则便往往被列入“阶级敌人”、“反革命”之列。当然，这种斗争的升格，拍板决定权在最高层，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假如没有舒芜上交的信件，那么，文化界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没有这么严重。舒芜可以说他“没有想到”，这是真话，但也是假话，因为这些信件交出去后，肯定不可能产生好影响，很可能置朋友以危境、艰境，这些他是应该预料到的。他为批判胡风提供“炮弹”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这就有“出卖朋友”之嫌。打个比方：例如我们几个朋友在私下议论了领导，其中一个朋友把大家私下的话去报告了领导，难道报告者也可以辩称他觉得这样的举行不会发生后果吗？所以，舒芜交信件形同“政治告密”，这举动在他而言，有幼稚、简单和盲目信任的一面，但对“胡风案”的成形，却在关键时刻的起了“催化剂”作用，在这方面，他道理是有亏的，我们生活中若交上这样的朋友，也是很可怕的。
现在人们原谅舒芜，认为他不过是小人物，而且是“大形势”使然。这当然都对，但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小人物”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有时“小人物”的行动也会影响大局、促使大人物的大决策，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塞尔维亚“小人物”刺杀奥地利王太子而爆发的。中国的武昌起义导火索也是由“小人物”行动引发的。1957年的批判胡风，最初局限在文艺界，也就是周扬等“老左派”想泄30年代时在上海两个口号之争失败的“私愤”，借机打击一下鲁迅的学生、战友胡风、冯雪峰等人，羞辱他们一下，把他们的排挤出文化界领导层面而已，实际充其量也就是个宗派之争。但由于舒芜的告密，从这些私信中判断出了胡风“群体”的不可靠。当时胡风和他的朋友都是文化人，说话随便惯了，这是肯定的，所以他们的这些信件是不宜“阳光”的，外人看起来像是在搞“阴谋”，而其实胡风“群体”中这些人只不过是发点牢骚而已，并不是他们对政治大节发生怀疑或选择，所以，拿这些话当依据，“敌情”估计就会发生失误，就像假如把某对夫妻床帏间的话抖落出来，会让人觉得这两个人肯定是“淫乱分子”，若再议论国是、单位事、他人事，便就是“五毒俱全”了。舒芜作为文人、成年人、男人，应当预知交出信件肯定会给别人带来严重不利后果的，例如：人格上的、人际间的、上下级的、政治性的，等等，他固然不可预知、相信也绝不是主观上想诱导最高层把胡风问题性质定为“反革命分子”，但他是能预知胡风和他同伴会发生在政治、文化界处境尴尬或困窘的。对一群文人而言，被划成小集团宗派圈子亦是一种厄运，何况后来事精发展又有违于舒芜的初衷？舒芜干了这样的事，他能说自己没责任吗？平心而论，在历史的某些转折点上，有时候小人物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往往他们一个动作就能影响大人物扭转历史车轮的决策。在“胡风案”中，舒芜的举动影响了领袖对胡风们私人信件性质的判断，对“胡风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误导了领袖们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所以，舒芜是有自己的一本账的，尽管他也不是一个呼风唤雨者，胡风和他的朋友后来的厄运与他也无直接关系，但他确实在关键时刻提供了炮弹，再怎么辩护恐怕也难以洗请。当然，舒芜的这个举动也有他思想单纯的一面，他对组织信任，以为交材料就是向党交心；抑或还有个人患得患失的因素，所以，与一般的政治告密者、主观上背叛朋友的品质恶劣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他自己后也还是受“胡风案”牵连而被迫害，不是一个通过告密而完全得利者，所以，这件公案的历史论定依然还有争议的空间。
不过，由于舒芜的举动而给“胡风案”中的同志带来了灭顶之灾，许多人家破人亡，经历坎坷，有的英年早夭，所以，当年“胡风案”中受迫害而活下来的同志，便很少有人肯原谅他，大家都鄙夷其为人，这都容易理解。上世纪末，我曾在何满子先生家中听他谈舒芜，依然愤愤然地告诉我：舒芜近期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他们多人已决定至少写十篇文章予以驳斥和揭露，而且当时已发表了三、四篇。我想，人们宽恕舒芜行径的时候，不妨冷静听听当年众多的“胡风分子”的感受！
现在，何满子先生已早于舒芜而逝，两先生是否会在地下“打笔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当我们正在捍卫言论民主、捍卫宪法给予公民的隐私权、自由权利的时候，对舒芜当年的行为恐怕不宜寄于理解、同情甚至为之洗白。当然，舒芜先生其他方面的成就是客观存在，它们对于文化事业有益，应当肯定。但其人生某一阶段节操失误，也不必隐讳。作为其后人、亲属、学生，为舒芜先生的失误辩解、解释，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我们却不应该把他们为舒芜先生唱赞歌的话太认真，碍于亲情，他们是不可能客观评价舒芜先生的。
谢选骏指出：看来舒芜，这确实是条变色龙，但骨头始终是红的。
《1957，在劫难逃——从舒芜被打成右派谈起》（陈坚 紫金网）报道：
我说舒芜是“共和国第一告密者”，有没有冤枉他？没有！如果他活着，我当他面这样说，他也是不能否认的。上百人被逮捕，2000多人受牵连，虽说这个严重后果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但他的罪责还是难逃的。
舒芜是“胡风集团”里的“起义人员”。1955年在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之后，他没有受牢狱之灾；但在1957年仍然没有逃脱“反右派”这一劫，仍然被划为右派分子，仍然要去劳动改造。这就是“命”，伟大领袖早就安排像舒芜这样的知识分子做阶级敌人，你即便出卖灵魂、出卖自己、出卖亲人，出卖朋友，都没有用，还是要划你为阶级敌人没商量。
我比舒芜小10岁，如果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也只能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我也曾被怀疑为胡风分子，经过斗争审查，最后结论是“没有政治问题”。可是我仍然和舒芜一样，同样没有逃脱被划为右派的命运。舒芜出卖了朋友，我是出卖了亲人——为了和地主、资本家家庭划清界限，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奶奶断绝关系8年，直到被划为右派后才回家去看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一直是想不通的。李锐先生在《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一文中才给我揭示了谜底。原来伟大领袖压根儿就没有相信过我们，即使你把祖宗卖给他，把自己心肝肚肺剖给他看也是没有用的。
李锐文章里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来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在它1926年最早发表的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毛泽东始终对知识分子抱着警惕的态度，即使知识分子已被改造得惟命是从的了，他还是不信任的。他在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他的团结争取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他的斗争策略。
他除去以狭獈的极左的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看知识分子外，还最不喜欢知识分子的“翘尾巴”。什么是“翘尾巴”？就是喜欢独立思考，喜欢标新立异，不太听话，特别不喜欢知识分子的批评。1957年反右派对知识分子的整肃，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杀得知识分子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使知识分子才知道原来对敬爱的党是不能随便提意见的。
舒芜总算命大，他活到了87岁的高龄，并且还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但他如果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段经历，他一定还是会觉得很窝囊的。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为何仇恨知识分子？因为他是个洪秀全式的落第秀才。
《周筱赟 ：悼念舒芜：胡风才是真正的告密者》（南方都市报）报道：
核心提示：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
我们当然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但李辉等作家写的，只是煽情的文学传记，而非客观的新闻报道。
事实真相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属于被动，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很简单，你舒芜是我胡风提携的，竟然投靠我的死敌周扬，反对起我胡风来了，我胡风就要搞死舒芜的，揭发你是叛党分子，让你坐牢让你被枪毙！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
现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风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对体制者。胡风一向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文艺战士，说他反毛，简直是个笑话。胡风是想去舔屁沟却舔到脚丫子上去了。
为什么人们总是恨犹大，却不恨罗马总督？难道忘记了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不是犹大，而是罗马总督？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后代，他晚年一直在努力坚持五四精神，特别是1980年代后的30年，他作为一位重要文化人，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接到学者朱正先生从长沙发来的短信，告知舒芜先生于8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遗体告别仪式于8月24日上午举行。我回复说实在没有想到。我心里很难过，当即决定去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应该去送他最后一程。
一本揭开文化伤疤的书
我认识舒芜先生的文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读书》杂志的文章还没有如今这般艰涩，有很多名家在上面写一些平易近人但思想深刻的文章。张中行的《月是异邦明》、资中筠的《爱国的坐标》、舒芜的《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对于正处大学时代的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真正和舒芜先生本人有直接联系，是到2003年年初了。当时我正在复旦读博，对于女权主义思潮有一些私人的兴趣，我注意到舒芜发表过大量抨击男权主义、呼吁女性权利的文章。尤其令我吃惊的是，早在1956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男挑女”和“女挑男”》，指出女性同样也有追求男性的权利。他对白居易的“老流氓”批评、对《浮生六记》爱情观的批判、对《聊斋》作者男权思想的揭露，都是我这个自诩为“男性的女权主义者”的人从未想到过的。其时朱正先生正居北京，通过他的牵线，我和舒芜先生直接联系上了。
因为同样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质疑所谓的“国学热”，揭露历史和现实中女性的悲惨境遇，舒芜先生视我为忘年交，经常通过电子邮件讨论问题。当时舒芜先生已经年过八旬，但却用电脑写作，还喜欢玩玩电脑游戏。他喜欢上网，看到国内外一些社会时事报道，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群发，他对于未来中国的社会走向深感忧虑。我当时强烈建议他将平生倡导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文章结集一册，以广流布，为此我在2003年3月专门写了一封9千多字的长信向他陈述理由。
这就是200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哀妇人》一书的由来。他将书稿编成后，坚邀我做序，我觉得文坛前辈请晚辈后学写序完全不符合“潜规则”，再三推辞。后来实在惭愧的是，我还是写了一篇序言，且一写就写了4万多字。我在序言中说：
“舒芜先生深刻地揭露了这部男性针对女性的性奴役的中国历史的残酷与荒谬，而这又是与他强烈的时代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揭露历史上一切侮辱女性、歧视女性、凌虐女性的性道德的残酷性与虚伪性，并非是在为博物馆撰写供人观览的古物说明书，供今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充溢着对当下现实的人文关怀。因为这一切恶劣的思想并没有随历史而永久消逝，而是依然真真实实地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
为了写作这篇序言，我和他通信(电子邮件)往来讨论共计96封。我在序言中，不仅正面评价了他的女性思想，还批评了他的同情女性态度，实质上还是将女性视为弱者，而我认为这种弱者地位并不是天然的男女生理差别造成的，而是社会文化塑造的。舒芜先生尽管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并不以为忤，仍然将这篇长序置于卷首，真是有民国先贤之风。
胡风才是最早的告密者
就是这样一位正直、善良的老人，数十年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为某些自诩为“正人君子”之流所鄙视，不能见容于俗人，遭到众多“不明真相”的文学中年青年的误解。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
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那场对文化界影响甚巨的运动中，有2000多人受到波及，不少人家破人亡，而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我们当然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但是我们从李辉等和胡风案涉及人士关系密切的作家那里，获得的并非事实全部。那只是煽情的文学传记，而非客观的新闻报道。
痛骂舒芜者不愿提及或根本不知道的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
胡风说：“1950年冬他(即舒芜)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
“他(即舒芜)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的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
总结胡风的原话，胡风给舒芜的主要罪名是四项：
第一，舒芜是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的欺骗者。
第二，舒芜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
第三，舒芜对解放军和老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的不满。
第四，舒芜是通过空隙打进党的“破坏者”(内奸)。
这封俗称“三十万言书”的信，全称《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该信的第一、二、四部分均公开发表，唯独揭露舒芜的第三部分此前从未公布，仅见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胡风全集》第6卷第324-331页。白纸黑字俱在。
据《人民日报》社编辑叶瑶在胡风案平反后的回忆文章，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在整个文艺界被要求批判胡风的形势下，该报编辑叶瑶在领导要求下找到他家去要的，他能不交吗？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只是对方曾经是自己提携过的人，现在却不听话了，投靠自己的死敌周扬。两人的人品高下一清二楚。只是胡风判断错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自认为自己的文艺思想最符合马列主义，不满当时主管文艺的周扬。可是最高层却倾向了周扬这边。说穿了，就是胡风和周扬争夺马列文艺理论话语权的政治斗争。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
走不出的“胡风事件”
所谓的舒芜叛党问题，在胡风这封信第三部分公布之前，我从未与闻。这在1950年代的形势下，无疑是属于历史反革命。舒芜先生本人在后来文章上似乎从未解释过此事，许福芦的《舒芜口述自传》中也没有涉及。如果舒芜叛党行为属实，胡风如此检举揭发，就是要把舒芜置于死地，即使不被枪毙，也要坐牢。如果舒芜叛党并非事实，则胡风属于恶意构陷，性质无疑更加严重。舒芜究竟是否真的被清除出党，我一直有这个疑惑，但总是没好意思问，现在舒芜先生西归，也就无从问起了。
我并没有认为上交私人通信是正确的，我只是想强调，胡风早于舒芜一年就主动揭发舒芜，而且是叛党这样严重性质的问题，这是要坐牢乃至枪毙的！交信确实是舒芜一生最大的错误，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胡风案是反右乃至文革的前奏，舒芜先生的夫人陈沅芷，在中学当教师，文革之初便被中学生捆绑起来，活活打死。文革期间，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老师数量非常惊人。
总是有人说舒芜一直没有对交信表示忏悔，其实舒芜先生已经N次在文章中对此表示了忏悔，比如在《回归五四》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序言中，舒芜就说：“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你可以说他忏悔地还不够真诚，但你不可以说他没有表示忏悔。可是，同样在告密行为上走得更远的胡风一方，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忏悔，甚至几乎无人知道此事，尽管这从1999年开始，就是完全公开的材料。群众为什么总是“不明真相”？唯一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公开透明，或是有偏差的信息占据了舆论主流。
胡风案在1980年终于获得平反后，一些文人把胡风树为“高标”，为理想殉道的“圣人”，最早反抗体制者，通过贬斥舒芜抬高胡风。似乎胡风就是完全的受害者，这和文革后出现的很多伤痕文学作品的模式是一致的，即被打倒的老干部都是完全的受害者，只字不提他们在被打倒前也整过人。
现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风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对体制者。因为他是被毛定为反革命，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文化界的大运动，这种逻辑很可笑。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文艺战士的胡风反毛，简直是个笑话。胡风是想去舔屁沟却舔到脚丫子上去了。
1949年11月20日，胡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就激情彭湃地抒发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从开篇到结尾都在颂扬毛泽东。该诗见报后的第三天，胡风便收到了诗人王亚平的贺信，信中赞扬他“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不久，胡风就写信给舒芜，要他多向党组织靠拢，多听党的话，不久后胡风的文艺思想遭批判，舒芜就听命写了批判文章，引起提携过舒芜的胡风的严重不满。于是就有了胡风率先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之举。
胡风这些要舒芜听党的话的信件都在，在1990年代末，舒芜为了说明当时他写作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这类文章，文坛无数人都写过)的历史背景，在写作《回归五四》一书的后序中引用了胡风的原信。书还没正式出版，胡风的遗孀梅志就到处告状，说这是胡风的著作权，舒芜不能引用，并通过各种关系，要求和舒芜签订出版合同的上海某出版社不能出版该书。舒芜后来只能删除原信，该书辗转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
胡风案的受害者作家聂绀弩，晚年就和舒芜关系非常好。他是把这些都看穿了。1982年，聂绀弩诗赠舒芜：“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致信舒芜，说：“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愤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至于后来，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和当了几十年的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
是的，为什么人们总是恨犹大，却不恨罗马总督?难道忘记了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不是犹大，而是罗马总督?其实，只是因为那些人不敢去恨手握生杀大权的罗马总督而已。胡风事件也是如此。
舒芜先生生于1922年，享年87岁，也应该算是喜丧了。只是，他这一生，实在是太倒霉了。这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悲剧，被时代的洪流裹胁，对于个人命运的完全没有任何支配能力。在他这一辈人中，他是学问和才情最好的。他没有读过大学，但由于出身桐城方氏，家学渊源深厚，曾执教于大学，可惜因为环境的关系，未能尽其才。他被政治轻轻的利用，又被政治重重的抛弃。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我觉得最值得讨论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什么两个人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舒芜直到晚年，才看到胡风揭发他的文字段落)，都做出了类似的举动?胡风是主动揭发，欲置舒芜于死地，舒芜则是上交私人信件，成为对方治罪的证据。
这一两年来，舒芜先生的身体一直不好，不能经常上网，接电话又听不清声音，所以我和他联系也少了。我现在还记得我2004年10月去北京，他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晚年和女儿住在一起，当时已不良于行，他请我在家吃饺子。他的外孙女章章，当时只有六七岁吧，钢琴弹得非常好，我开始还以为是播放钢琴曲的唱片呢。
2009年8月21日初稿于广州，24日凌晨5时改定于北京旅次，距舒芜遗体告别仪式还有几个小时。8月30日凌晨再改于广州。
谢选骏指出：这些左翼文人，都是鲁迅都是党，所以他们的坑都自己挖的。现在他们及其家人友人互相咬，更加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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