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理想主義者抑或「世界級騙子」？》（尼尔·弗格森 2018/05/21）报道：
他是一個出生在德國的猶太人，少年時從納粹德國逃至美國。45年來，他經歷了個人的、哲學的、政治的教育，從一個曾被嘲笑的猶太難民變成了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
他天賦異稟，對歷史尤為敏銳，鍾愛並十分擅長運用歷史類比找到解決當前問題的途徑。從波士頓的哈佛校園到華盛頓的西翼辦公室，既是時事造英雄，也可以看作個人奮鬥的勝利果實。
1969年之前的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深受斯賓諾莎和康德影響。沒人能確定這個理想主義者在什麼時候轉變成了現實主義者。這個被稱為「地緣政治大師」「政壇常青樹」「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人，就是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
本文節選自《基辛格：理想主義者》。
《基辛格：理想主義者》導言（上）
說到底，我經歷的事不就是巧合嗎？老天在上，想當初我就是個默默無聞的教授。我怎麼可能尋思：「我要好好謀劃一番，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那豈不是愚蠢透頂……於是有人會說這是命中注定。出了事情大家總這麼說。沒出事情時誰也不會這麼說—還從未見過有人將沒有發生的事寫入歷史。
——1972年11月4日奧里婭娜·法拉奇採訪基辛格時的記錄
01
毫無疑問，現當代既受人敬重又遭人痛恨的政治家自然也包括美國國務卿，而其中沒有哪個人比得上基辛格。
1972年11月奧里婭娜·法拉奇採訪基辛格的時候，還不是他功成名就的政治生涯頂峰。幾年後，法拉奇諧謔地模仿當時雜誌封面的口吻寫道：
這是一個大名人、大要人、大福之人，他被稱作超人、超級明星、超級德國佬。看似有矛盾的盟國他能撮合到一起，看似無法簽署的協議他能簽下來，他能讓全世界屏住呼吸、安安靜靜，就好像所有國家都是他在哈佛教的學生。
此君令人難以置信、不可捉摸、無法忍受，他可以隨時面見毛澤東，隨時造訪克里姆林宮，只要他認為有必要，甚至可以深夜叫醒美國總統併到總統的臥室匯報。
這個人怪裏怪氣，戴一副角質邊框眼鏡，詹姆斯·邦德往他身邊一站立馬會顯得索然無味。邦德會開槍，會格鬥，會從飛馳的汽車上一躍而下，他一樣都不會，但是他會建議開戰，會促成停戰，自詡能改變世界命運，他也的確改變了世界命運。
1974年6月的一期《新聞周刊》封面的確刊登了基辛格「超級德國佬」的卡通形象，他一身超人打扮，緊身衣、披風一應俱全。接下來的幾期封面把他描繪成「白宮地下室掌門人」「尼克遜的特工」以及美國的格列佛—身邊圍滿了代表「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小人國人物。《時代》雜誌更為之神魂顛倒。基辛格在任期間至少上了15次《時代》封面。有一則介紹他的人物報道說，他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
當然，以上種種說法都有一絲戲謔成分。有個笑話自1972年年底就開始到處流傳：「想想吧，要是基辛格死了會怎麼樣。尼克遜就成美國總統了！」複合詞「尼克辛格」也時髦過一陣，暗示基辛格與尼克遜平起平坐。1972年出版的查爾斯·阿什曼所著的《基辛格：超級德國佬的冒險經歷》封面上，這位同名超級英雄衣衫不整，臉上的口紅印道破天機。
玩笑歸玩笑，當時基辛格的確是大名鼎鼎。在1972年蓋洛普民意測驗「最受崇拜的人索引」中他排名第四，1973年躍居第一。1973年5月，78%的美國人能認出基辛格，而一般只有總統、總統候選人、大牌體育明星和影視明星能擁有這種知名度。到1974年年中，根據哈里斯調查中心的常規調查結果，他的支持率已達85%，著實驚人。
美國所有的國務卿早晚都要接受查理·羅斯的專訪。上查理·羅斯的訪談節目將近40次的只有基辛格一人，這還不算他在肥皂劇《豪門恩怨》和脫口秀節目《科爾伯特報告》中的戲份。美國所有的國務卿都上過報紙的漫畫，只有基辛格有幸成為三部動畫片（《生化怪人》、《辛普森一家》和《惡搞之家》）中的卡通人物。
但是，早在1972年，基辛格就非常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名氣轉瞬之間就能變成惡名。他寬慰奧里婭娜·法拉奇道：「我造成的影響，我是說公眾對我的評價，對我毫無影響。」
我不想出人頭地，也沒去琢磨怎麼出人頭地。相反，如果你真想知道，說實話，出名不出名我根本不在乎。我一點兒也不怕失去喜歡我的公眾，我心裏怎麼想就怎麼說……如果我受公眾反應的干擾，如果我每一步都要算計，我將一事無成……我不是說自己永遠都是名人。事實上，名氣這個東西來得快，去得也快。
他的話沒錯。
名氣總是雙刃劍，成名了也會被人嘲笑。伍迪·艾倫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錄製了一檔30分鐘的「諷刺紀錄片」，他在片中嘲弄基辛格，片名為「臨危受命：哈維·沃林格的故事」。此前艾倫剛剛拍完《性愛寶典》，接著他匆匆忙忙寫好劇本拍完紀錄片，本計劃1972年2月播出，不過險些因為政治原因被叫停。（PBS聲稱那年有競選，不能播放該片，否則對其他候選人不公；實際上是因為這家政府資助的廣播公司無法說服艾倫不對總統夫人帕特·尼克遜的事情刨根問底，害怕惹惱了白宮。）
片子裏有一幕很典型，艾倫扮演的沃林格打電話要求「查禁《紐約時報》。這是一份紐約式的、親猶親共的左翼報紙，那還只是體育專欄」。還有一幕，有人問沃林格如何評論尼克遜總統的（真實）聲明，即「我們要結束（越南）戰爭，贏得和平」。艾倫吞吞吐吐地說：「尼克遜先生的意思是，就是，嗯，重要的是要打贏戰爭，同時要贏得和平；或者，至少是說，輸了戰爭也失去了和平；嗯，或者至少贏得部分和平，或贏得兩次和平，也許是失去幾次和平但打贏一部分戰爭。還有一種可能，打贏部分戰爭，或者輸掉一部分尼克遜先生。」
採訪人：華盛頓很多人都說您在社交生活中表現得極為活躍。
沃林格：這個太誇張了吧，我想，我……我……喜歡漂亮女人，我喜歡性愛，不過，嗯，必須是美國式性愛。我不喜歡非美國式性愛。
採訪人：那您怎麼辨別哪種是美國式性愛？
沃林格：如果你感到羞愧，那就是美國式性愛。知道吧，嗯，這一點很重要，如果你感到內疚……感到羞愧，我認為沒有內疚感的性愛是不好的，因為那樣簡直就成了快感。
PBS高管提出反對意見，說這部片子低俗。艾倫調侃道：「對於這屆政府很難說有什麼事不是低俗的。」
在尼克遜總統下台之前，拿尼克遜政府開涮老早就成了曼哈頓喜劇藝人的家常便飯。對基辛格來說，他在政府里的位置僅次於尼克遜，所以也就成為僅次於尼克遜的眾矢之的—哪家媒體都一樣。諷刺歌曲詞作者湯姆·萊勒當時寫的那些歌現在大多被人們遺忘了，但他有一句話另當別論。他說：「自從亨利·基辛格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政治諷刺作品就過時了。」
此前，法國歌手兼詞作者亨利·薩爾瓦多創作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基辛格，黎德壽》，諷刺美越談判毫無進展。漫畫家戴維·萊文繪製的基辛格漫畫也許最為辛辣，一共十多幅，其中有兩幅連左翼自由派的陣地《紐約書評》也覺得太過分了而不敢刊載：一幅是基辛格赤身裸體，背後滿是可怕的文身；另一幅畫的是基辛格在星條旗床罩下，樂滋滋地強暴一名裸體女郎，而女郎的頭就是地球。（維克托·納瓦斯基不顧下屬的抗議，在《國家》雜誌上刊登了第二幅漫畫。）
好像對於基辛格這個人物，僅僅提到他的名字，就會觸動一代人集體意識中的某個痛處。約瑟夫·海勒1979年出版的小說《像戈爾德一樣好》，主人公是已屆中年的英國文學教授布魯斯·戈爾德。這個戈爾德正在寫一本書，那本書正是：《基辛格》。
他是多麼熱愛而又憎恨這個發音帶噝噝聲的名字。
戈爾德對他嫉妒得要命，這且不說，從基辛格成為公眾人物的第一天起戈爾德就恨他，現在依然恨他。
艾瑞克·愛都為英國喜劇團體「巨蟒」寫的歌雖然有點兒傻裏傻氣，但也說明大洋彼岸的英國人也有這樣的體驗：
亨利·基辛格，
我是多麼想念你，
你是我夢中的博士。
你頭髮打卷，
通過眼鏡盯著人看，
滿肚子心眼兒，不擇手段。
整整一個時代都濃縮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的那一刻。那天，很多人一起觀看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拳擊賽，賽後愛都和滾石樂隊的羅尼·伍德在基辛格背後做「鬼臉」。基辛格一走，這兩位英國藝人便「大聲號叫，癱倒在地上」。
02
有人笑話基辛格。有人見了他會發愣。法拉奇這麼說他：「一條比冰還冰冷的鰻魚。天哪，這個人怎麼如此冷冰冰！」
整個訪談下來，他從未改變過那種面無表情的神態，那種嚴厲或諷刺的眼神，也從未改變那憂鬱、單調、一成不變的語氣。說話人的聲音高一點兒或低一點兒，錄音機上的指針都會隨之移動。但是他說話的時候錄音機總是沒什麼動靜，我只好時不時檢查機器，還好機器很正常。你知道雨水落在屋頂時的那種鬧心的咚咚聲吧？他的說話聲就像那種聲音。基本上他的思想也是如此。
要探訪新聞領域對基辛格的報道，很多時候你都會碰到這種有關他情緒失常的話語。法拉奇接著說，他是「伯特蘭·羅素所說的那種權力的最名副其實的寫照：如果他們說『去死吧』，我們就要死；如果他們說『活著吧』，我們就能活下來」。他的行為準則是「神神秘秘，專制主義，利用尚未甦醒過來發現自身權利的民眾的無知」。
有時候這種情緒失常便會演變成徹底的瘋狂。在一大批網站上都能找到對基辛格莫須有的指控，它們聲稱要揭露比爾德堡組織、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三邊委員會等組織的罪惡行徑，據說這些組織都是由光明會成立的，旨在為「世界政府」實施邪惡陰謀。這些指控至少分四派：仇英派、偏執反共派、狂想派，還有極左民粹派。
仇英派的觀點源自喬治城大學歷史學家卡羅爾·奎格利的作品。奎格利認為早在塞西爾·羅德斯和阿爾弗雷德·米爾納任職期間英國就對美國圖謀不軌，而J. P.摩根、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和《新共和》雜誌是三大主謀。按前托洛茨基分子林登·拉羅奇的話說，亨利·基辛格「爵士」一直就是一個「有影響的英國間諜」（證據是他獲得過榮譽爵位並於1982年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過演講）。拉羅奇的同事也聲稱基辛格在哈佛的導師威廉·揚德爾·艾略特屬於一個「頑固同黨網絡，他們通過文化和其他手段繼續策動英國國內反對美國的戰爭」。其目的是「摧毀美國和任何在近似美國的原則上建立的國家，在此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的『黑暗時代』，將中世紀的封建主義推廣到全世界」。該網絡整合了三K黨、田納西州聖堂武士、圓桌會議、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以及由基辛格主持的哈佛國際研討會。
還有一種指責同樣無憑無據，但性質更嚴重，直指基辛格是蘇聯間諜。加里·艾倫（約翰·伯奇協會成員、種族隔離主義者喬治·華萊士的演講撰稿人）認為，基辛格不僅是「美國集權力、金融、政治三大影響力於一體的最強大勢力洛克菲勒家族的代理人」，還是蘇聯克格勃組織中的共產黨分子，代號「博爾」。他混進白宮之後，就開展「陰謀活動」，「企圖通過延長越南戰爭，達到讓美國秘密進行單邊戰略裁軍的目的」。類似的指控也可見於一部名為《睡椅上的基辛格》（1975）的大部頭著作，該書作者是極端保守主義者、反女權主義者菲莉斯·施拉夫利和退休海軍上將切斯特·沃德，兩人指責基辛格拿「全體美國人民做克里姆林宮的人質」。說蘇聯人僱用基辛格在戰後德國工作的奇談怪論可以追溯到1976年艾倫·施湯在極右雜誌《美國言論》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援引波蘭變節軍官米高·戈樂涅沃斯基的證詞，說基辛格曾為一個代號為ODRA的蘇聯反間諜組織效力。戈樂涅沃斯基的證詞揭露至少有6名蘇聯間諜打入了西方情報機構，包括英國叛徒喬治·布萊克。布萊克在韓戰中被俘後「變節」，造成至少40名英國陸軍情報六局特工喪生。然而，對「博爾」的指控從未找到真憑實據，後來戈樂涅沃斯基自稱是尼古拉二世的兒子、俄國王位繼承人察列夫斯基·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於是就連他在神志清醒時說的話也徹底沒人相信了。
徹頭徹尾的狂想分子甚至連紀實性證據都不想拿出來。德克薩斯州記者吉姆·馬爾斯的暢銷書《秘密之治》認定基辛格參與了一場憑空想像的陰謀，其中涉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三邊委員會和共濟會。同樣，韋斯曼·托德·肖稱基辛格是「新世界秩序的建造大師……依然在世的、甚至是歷史上都排得上號的大惡人之一」。萊恩·霍羅威茨斷言基辛格參與了一起製藥公司的全球陰謀，蓄意傳播愛滋病病毒。這種斷言似乎建立在把基辛格的名字進行字母數字分解的基礎上（據說基辛格這個名字「可以解讀為666」）。據艾倫·瓦特說，基辛格參與「愛滋病計劃」的動機是想解決人口過剩問題，他還指責基辛格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抬頭有關。
一名顯然是精神錯亂的女作者化名「布賴斯·泰勒」發表文章，一口咬定在她小時候基辛格把她變成了一個「精神受控的奴隸」，經常逼她按照倒序吃字母麥片，帶她到迪士尼樂園「這是一個小世界」景點去玩。最瘋狂的要數戴維·艾克，他的「著名惡魔清單」里不僅有基辛格，還有阿斯特夫婦、布殊夫婦、克林頓夫婦、杜邦夫婦、哈布斯堡夫婦、甘迺迪夫婦、洛克菲勒夫婦、羅斯柴爾德夫婦，以及英國皇室所有成員—更不消說貝理雅、丘吉爾、希特拉、戈爾巴喬夫和斯大林了。（喜劇演員鮑勃·霍普也列了一份清單。）在艾克眼裏，基辛格是「光明會中最權威的幕後操縱者之一」。他不僅是「惡魔、精神控制者、虐童者、大規模屠殺和破壞性戰爭的首創者」，還是一個帶有「爬蟲血統的變形師」。艾克怕人們不懂，還解釋道：「當然，我說『惡魔』，是指這些人濫殺無辜。」
對這種胡說八道，沒有一個正常人會往心裏去。但是左派陰謀理論家提出的指控可就另當別論了，這些人說話可謂一言九鼎。霍華德·津恩在《美國人民的歷史》一書中認為，基辛格的智利政策至少部分是在為國際電話電報公司謀取經濟利益。這種抨擊一般都拿不出證據，只是無端地侮辱人。在津恩看來，基辛格「動不動就向戰爭和毀滅王子屈膝投降」。電影導演奧利弗·斯通和彼得·庫茨尼克合著的《躁動的帝國：不為人知的美國歷史》稱基辛格是個「精神病」（誠然這是引用尼克遜的說法）。「剛左」新聞學前輩亨特·S. 湯普森說他是「狡猾的小魔鬼，一個世界級騙子，說話有很濃的德國口音，位高權重，眼光非常敏銳，善於發現弱點」，還加了一句，「性變態」。一家中間偏左派的網站最近指控基辛格插手了2001年9月的「炭疽事件」，當時炭疽桿菌被郵寄到多家媒體和參議院辦公室，導致5人喪生。就基辛格研究而言，陰謀理論家和動畫連續劇《冒險兄弟》的創作者一樣，都為歷史知識提供了寶貴資料；劇中主人公是「一個身穿黑色制服的神秘人物，隨身攜帶一個醫藥包，還親切地稱之為『魔法殺人包』……他就是亨利·基凶格醫生」。
03
所有這些譏誚之詞乍看起來叫人摸不著頭腦。1969年1月20日到1975年11月3日，基辛格擔任過兩屆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先是在尼克遜手下，後來是在福特手下。1973年9月22日至1977年1月20日，基辛格出任國務卿—以非美裔身份擔任美國國務卿的第一人，行政權僅次於總統、副總統。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也不僅限於這幾年。1969年以前，他就被委以甘迺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的顧問和非官方特使的重任。
里根總統執政期間，基辛格任中美洲國家兩黨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在1983年至1985年間經常召開會議。1984年至1990年，基辛格任總統國外情報諮詢委員會委員。他還是綜合長期戰略委員會委員（1986—1988年）和國防政策委員會委員（2001年至今）。1973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授予基辛格和黎德壽二人諾貝爾和平獎，褒揚他們堅持談判，促成《巴黎和平協約》的簽署。4年後，基辛格獲得總統自由勳章，1986年又獲自由勳章。1995年他獲封具有聖米迦勒及聖佐治勳章的英國榮譽騎士指揮官。
誰也不能簡單地說他的這些職位和榮譽完全名不副實。基辛格負責（僅列舉幾項最明顯的成就）與蘇聯談判，簽訂了第一輪會談後的《限制戰略核武器條約》和《反彈道導彈條約》。基辛格在任期間，美國修訂了《核不擴散條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赫爾辛基最終法案》，《赫爾辛基最終法案》（儘管基辛格不大喜歡）第十條要求鐵幕雙方各簽約國「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良知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分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正是基辛格與周恩來一道開啟了中美外交的新篇章，中美建交可以說是冷戰時期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正是基辛格通過談判結束了阿以之間的贖罪日戰爭，正是他的穿梭外交為《戴維營協議》的簽訂鋪平了道路。
那麼，基辛格這個名字引起某些人刻骨銘心的敵意又該如何解釋？在紀錄片《審判亨利·基辛格》中，英國記者克里斯托弗·希欽斯居然指控基辛格「在印度支那、智利、阿根廷、塞浦路斯、東帝汶與其他幾個國家（其實他提到的其他國家只有一個：孟加拉國）犯下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宣稱基辛格「命令或准許軍隊殘害平民，派人暗殺不合作的政治家，綁架礙手礙腳的士兵、記者和神職人員，讓他們失蹤」。起訴書中，諸如種族滅絕、大規模屠殺、暗殺、謀殺等罪狀一應俱全。
希欽斯是一位很有才華的辯論家，但他的史學研究能力尚有爭議。然而，他提到的每一樁案例都有現成的經過更深入調查的研究支持，這些研究得出的判斷沒那麼言過其實，可以用作參考：威廉·肖克羅斯對柬埔寨「災難」和「罪行」的研究；加里·巴斯對血洗孟加拉國的研究；若澤·拉莫斯–奧爾塔對東帝汶的研究；喬納森·哈斯拉姆和彼得·科恩布魯對智利的研究；最後別忘了諾姆·喬姆斯基對1970—1971年中東錯失和平良機的研究。再者，上述對基辛格罪行的種種指控也並非無中生有，因為在2001年和2002年，阿根廷、智利、法國和西班牙等國的許多法官和律師紛紛要求基辛格至少就「禿鷹計劃」提出證據，那次由南美六國政府聯合實施的秘密行動致使許多左翼活動分子「失蹤」。有鑑於此，一提到基辛格的名字，有那麼多記者張口就說他是「大屠殺兇手」 「殺人犯」「魔鬼」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部傳記講述的是基辛格的前半生，到1969年為止，那一年他踏入白宮，擔任尼克遜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因此上面列舉的種種事件概不涉及，但是本書一定會涉及尼克遜之前的四位總統的外交政策。讀者往下翻閱便會清楚地看到，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指控每一屆政府都犯有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簡單舉一個例子，毫無疑問，1954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直接插手了推翻危地馬拉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政府的政變，還積極參與了隨後針對危地馬拉左派的暴力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喪生的人數（約200 000人）是1973年以後智利「失蹤」人數（2 279人）的100倍左右。但是即便你找遍圖書館也找不到《審判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這樣的書。布魯金斯學會的一項研究表明，在甘迺迪執政時期，美國政府採用軍事行動或威脅採用軍事行動的頻率是基辛格任職期間的三倍。這些干預既包括最終流產的入侵古巴行動，也包括越南共和國的血腥政變。但沒有一個偉大的辯論家敢於起訴時任美國國務卿臘斯克是戰爭犯。
1976年以後的美國政府也可作如是觀。在《政治雜耍》一書出版25年以後，威廉·肖克羅斯宣稱「『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後，美國別無選擇，只能推翻薩達姆，因為他常年向全世界公然挑釁，也是唯一讚美那場殘酷事件的國家領導人」。肖克羅斯與基辛格的朋友兼同事彼得·羅德曼合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紐約時報》上，他在文章中說：「如果美國在伊拉克吃了敗仗，伊斯蘭世界的極端分子將會有恃無恐，許多溫和友好的政府將會意志消沉甚至動盪失衡，而中東地區所有的衝突將進一步極端化。我們在伊拉克的行動對美國的信譽是一場嚴峻考驗。」你若把伊拉克換成越南，把伊斯蘭教換成共產黨，那肖克羅斯的觀點就跟基辛格1969年的觀點一模一樣，後者不同意對南越（越南共和國）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滅。同樣，希欽斯到晚年也發現世界上比美國強權更惡劣的事不可勝數，2005年時他竟然說「聯合部隊到達巴格達後，阿布格萊布監獄的條件明顯迅速改善」。
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會有雙重標準？有一個可能的答案，也許比較膚淺，那就是無論基辛格怎麼自我調侃，都不足以避開同時代人的妒忌。有一回，華盛頓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有個人走上前來對他說：「基辛格博士，我要謝謝你拯救了世界。」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說：「不用謝。」基辛格宣誓就任國務卿之後，記者們問該如何稱呼他。基辛格回答：「我不喜歡客套。你們叫我閣下也行。」 基辛格語錄清單有很多，無一例外都有下面幾句俏皮話：
大家一般都很驚訝，對於任何要求我三個小時不說話的論壇我都感興趣。
離職時間越久，越感到自己做得沒錯。
當名人的好處在於，如果你讓別人厭倦，他們會以為是自己有問題。
下星期不可能出現危機。我的日程已經排滿了。
這些俏皮話用的是同一個修辭手法—歸謬法。人們總抱怨基辛格很傲慢，所以基辛格總要說一些傲慢得近似明顯自嘲的話讓批評他的人消氣。那些看馬克斯兄弟的喜劇電影長大的人無疑都知道三兄弟中最小的格勞喬的影響。但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美國「反主流文化」盛行的年代，這代人認為馬克斯兄弟沒意思。基辛格最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話是：「不合法的事我們馬上就干，違反憲法的事等一等再干。」 很少有人聽出這句話是調侃，因為他在前面是這麼說的，「《信息自由法》頒佈之前，我開會時總愛說……」，官方「談話備忘錄」在這一段後面寫的是「笑聲」。如果基辛格在《信息自由法》頒佈之後真的「害怕說那種話」，他可能就不會說了。
在名人名言詞典里，基辛格名下的俏皮話比大多數專業喜劇明星還多。「九成的政治家敗壞了一成政治家的名聲。」「如果你八成的營業額是由你兩成的商品賣出來的，只要那兩成的商品好了。」 有句話簡直就像是出自伍迪·艾倫之口：「誰也贏不了兩性戰爭，化敵為友的事例簡直不勝枚舉。」還有他最精彩的一些警句值得恆久流傳：「要想做事有絕對的把握，你必須無所不知，或者一無所知。」「每次成功只不過是買到一張解決更大難題的門票。」這一條也許最有名：「權力是最好的春藥。」不過，基辛格的機智犀利似乎終究與他的名氣成反比。或許炫耀性慾不過是一個錯誤。他說權力能引起性慾的俏皮話其實也就是一種自嘲。談到跟他約會的女性，他曾說：「她們……只不過是看上了我的權力。但是哪天我沒有權力了會怎麼樣？她們才不會傻坐著陪我下棋呢！」這可不是唐璜那樣的風流男人說的話。基辛格對法拉奇說的一番話同樣也極為坦誠：
和黎德壽談話的時候我知道該怎麼做，跟女孩子在一起時我知道要做什麼。再說了，黎德壽根本不願意和我談判，因為我這個人是品行端正的典範……都說我輕佻……當然帶有一些誇張的成分……重要的是女人在我生活中佔多大分量，這是核心問題。說起來，根本就沒到那種程度。我認為女人不過是一種消遣，一種愛好。誰會在愛好上花太多時間！
此言不假。基辛格再婚之前會和很多美艷女人大大方方地共同進餐，用完甜點，基辛格就回白宮或國務院，這些女人一般都是自顧自地打著她們的小算盤。我們現在知道（見序言）這些關係中沒有任何一段超出朋友的範圍：基辛格愛的是南希·馬金尼斯，而為了保護自己的私隱，她也就沒跟報刊八卦專欄那些雲山霧罩的話較真。不過那些在演藝界嶄露頭角的年輕女演員，有了點兒小名氣，只會引起別人更多的妒忌。
有一句俏皮話基辛格是不會否認的。一次，電視脫口秀主持人芭芭拉·霍沃為女權主義者格洛麗亞·斯泰納姆舉行宴會，基辛格當眾宣佈：「我是個花心男人，你們不知道吧。」1972年1月的《生活》雜誌用一連兩版的篇幅刊登基辛格與女人們的合影，合影中不僅有斯泰納姆和霍沃，還有「電影新星」朱迪·布朗、「影星」薩曼莎·埃加、「電影演員」吉爾·聖約翰、「電視明星」馬洛·托馬斯、「新星」安格爾·湯姆金斯以及「大胸辣妹」瓊·威爾金森。基辛格約會的對象也並非全都是二流影視佳麗。想當年，挪威女演員麗芙·烏曼已獲得奧斯卡獎提名，而兩年後因為烏曼，基辛格錯失提名國務卿的良機。坎迪斯·伯根剛剛走紅的時候，兩人曾共進過晚餐，基辛格讓她產生了一種「紅塵知己的感覺—可能他讓每一個反戰女演員都產生了這種感覺」。
對於新聞媒體而言，這樣的報道叫人難以抵擋：邋裏邋遢的哈佛教授搖身一變，成為荷里活「帶著德國口音的加里·格蘭特」。當馬龍·白蘭度退出《教父》的紐約首映式時，執行製片人羅伯特·埃文斯二話不說給基辛格打了電話—基辛格古道熱腸，立刻坐飛機來救場，也不顧暴風雪的惡劣天氣。這還不算，第二天一大早他要召開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議在越南海防佈雷的問題，晚上還要秘密飛往莫斯科。
記者：基辛格博士，今晚您怎麼來了？
基辛格：有人要我來。
記者：誰啊？
基辛格：博比（埃文斯）。
記者：他給了一筆出場費，您無法拒絕是嗎？
基辛格：是的。
首映式結束，三人奮力穿過把現場圍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埃文斯一手拽著基辛格，一手拽著艾麗·麥古奧。
顯然，媒體之所以對這種事樂此不疲，跟他在電影首映式拋頭露面關係不大，主要還是對他下令在海防港布雷這類行徑抱有敵意。然而，他遭人怨恨也並非因為他執著於戰爭攻伐。早在1971年1月，專欄作家約瑟夫·克拉夫特就報道基辛格「最親密的朋友和同僚」逐漸看出他是個「可疑的人，是知識分子中的敗類」，因為「總統在大多數國際事務上走的是強硬路線，而他卻明目張胆地助紂為虐」。1970年5月，他的13位哈佛同事（包括弗朗西斯·巴托、威廉·凱普倫、保羅·多蒂、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理查德·諾伊施塔特、托馬斯·謝林和亞當·亞爾莫林斯基）專程來華盛頓找他面談。基辛格原本打算請他們在家裏吃午餐。殊不知，謝林一上來就要基辛格講講他們是什麼人。基辛格懵了。
他說：「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你們都是我在哈佛的好朋友。」
「不對，」謝林說，「我們是對白宮完全失去信心的一群人，白宮根本不能執行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這次來就是要告訴你這一點。我們不再是你的私人顧問任你擺佈了。」接著，大家輪番轟炸，每人指責了他5分鐘。
這群人表示之所以要跟基辛格分道揚鑣，原因是美國侵略柬埔寨。（他們的發言人謝林是這麼說的：「有兩種可能。要麼總統不明白……他在侵略別的國家；要麼他非常明白。真不知道哪一種更可怕。」）毫無疑問，謝林和他的同事們有充足的理由批評尼克遜的決定。然而，他們這樣和基辛格攤牌還是讓人感到有些蹊蹺。上面提到的這些人個個都有從政經驗，而且都身居要職。比如說，巴托曾任尼克遜總統的前任約翰遜總統的副國家安全顧問，近距離見證了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戰爭的升級。巴托曾對《哈佛深紅報》坦言：「我們哈佛大學的一些人長期在內部做工作。」 諾伊施塔特也承認「二三十年來……一直都把行政部門當作……自己的家……來華盛頓住亞當斯甘草酒店還要自己掏錢買單，這麼多年還是頭一回」。
對這些人來說，公開與基辛格決裂（事先跟記者打過預防針）是一種自我辯解，更不用說是一種自我保護了，因為哈佛大學里的學生極端分子已經開始鬧事了。諾伊施塔特告訴《哈佛深紅報》記者：「我想，還是說我們害怕了比較安全。」他沒明說怕什麼。其他人更直率。謝林說：「如果柬埔寨打贏了，那將是一場災難，不僅當我回家後我在哈佛的辦公室會被燒個精光，對這屆政府來說也是一場災難。」歷史學家歐內斯特·梅剛開完一個教師緊急會議，討論學生的考試要求。他匆匆趕過來，對基辛格說：「你這是在對內搞國家分裂啊！」他指的國家不是柬埔寨。在集體見過基辛格之後，好像是為了進一步表示他們對過去不當行為的悔悟，諾伊施塔特和其中另外兩人參加了由反戰狂熱分子埃弗里特·孟德爾遜發起的聲勢浩大的哈佛師生「和平行動罷課」。但是校園激進分子並未善罷甘休。當天，巴托和謝林辦公的國際事務中心被示威者入侵並「搗毀」。
基辛格：理想主義者（下）
04
批評基辛格的人雖然並非總是反對他的政策，但長期以來對他的行為方式很反感。認為他「野心勃勃」，「擅長搞關係，他的關係網幾乎遍及全世界」。他是「媒體的密友」。「一位知名記者曾一度抱怨，每次與基辛格談完話，三天之後才能恢復批判意識；不幸的是，三天之內他的專欄已經寫完了。」
聽說基辛格幾乎與陰險的尼克遜一樣酷愛神秘行動，（至少在哈佛師生看來）兩個人是沆瀣一氣。基辛格居然監聽他的手下，特別是莫頓·霍爾珀林。他是個馬屁精，竟然能對尼克遜那種強勢的反猶太主義傾向聽之任之。同時，又有一種深深的不安全感，總是要求尼克遜的參謀長H. R. 霍爾德曼向他保證總統離不開他：「幾乎每天如此，至少每周一次是肯定的……告訴他總統真的喜歡他，欣賞他，一分鐘都離不開他。」
對基辛格最無情的批評家之一、《紐約時報》記者安東尼·劉易斯曾經問道：「基辛格……怎麼會捲入這些人的陰謀中？他怎麼會作踐自己，說下流話，干竊聽這種事？」劉易斯認為，答案「無疑是這樣的：他只有這麼幹才能得到權力，保住權力——並且偷偷使用權力」。說來說去，基辛格就像是英國作家安東尼·鮑威爾的系列小說《伴隨時代音樂起舞》中的主人公肯尼思·威德莫普的美國版——既可恨又讓人無法抗拒。
還有一種可能，很多抨擊基辛格的話都出自那些和他結怨的人。比如，喬治·鮑爾說基辛格「以自我為中心，陰險」，他表達的是國務院一位知情人士的觀點，這個人討厭基辛格削弱現在已幾乎不為人知的前國務卿威廉·P. 羅傑斯的權力。
雷蒙德·加特霍夫也對基辛格心存不滿：美國和蘇聯在磋商《限制戰略核武器條約》時，基辛格採用了蘇聯大使這條「秘密渠道」，而他卻被蒙在鼓裏。也許大家還記得，漢斯·摩根索曾經說基辛格就像奧德修斯一樣，是「多面的，就是說『有很多面』或『有很多種外表』」。
因為這種特徵，朋友、敵人也好，同事、生人也罷，無不為他著迷。這一點暗藏著他成功的秘密。基辛格就像一個好演員，他並非在飾演今天的哈姆雷特或昨天的凱撒大帝，他就是今天的哈姆雷特和明天的凱撒大帝。
以色列媒體後來乾脆指責基辛格搞的是「雙面外交」。但是，摩根索批評基辛格真的就沒有一點兒私心嗎？他比基辛格大將近10歲，跟基辛格一樣有著德國猶太血統，至今被尊為美國外交政策「政治現實主義」派創始人。然而，他的華盛頓生涯（他擔任過約翰遜政府的國防部顧問）過早地畫上了句號，因為他堅決反對政府的越南路線。如果有什麼人不願意聽到基辛格被譽為大務實派，那當屬摩根索無疑。
批評基辛格的人都愛說他對民主基本上持敵對態度，至少是漠不關心的。摩根索寫道：「政治上恪守穩定，以為不穩定就是共產主義，這種理解必然導致以反對共產主義的名義壓制民眾的不滿……因此，在這個本質上不穩定的世界，致力於穩定的政策最終都把專制視為終極標準，以其作為撒手鐧。」類似情緒在諸多論戰中均有體現。在理查德·福爾克看來，基辛格之所以能成大事，是因為「他有本事避免別人對……國內醜事的惱人批評」，即他「會玩弄權術」，全世界的獨裁者聽到這個說法都會感到如釋重負。一個逃離第三帝國、在美國功成名就的人居然不喜歡民主，箇中原因現在還不甚明晰。
但是許多作家是這麼看待基辛格身上的矛盾現象的，用戴維·蘭多的話來說，基辛格是「魏瑪之子」，總也擺脫不了「革命和極度政治混亂的恐怖幽靈，以及一切可識別的權威的覆滅」。傑里米·蘇里寫道：「基辛格目睹了那些事件，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跟毀滅性的敵人交鋒，民主手段是軟弱無力的……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執政時採取具有個人魅力的、前瞻性的非民主決策。」因此他「經常與在他看來是危險的國內意見背道而馳。否則，他認為會重蹈20世紀30年代民主純粹主義者的覆轍，屈服於大眾政治的弱點與極端傾向……屈服於大街上遊行示威的人」。
後面我們將看到，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因為魏瑪共和國滅亡的時候基辛格還不到10歲，再怎麼早熟的孩子那時也不可能有什麼堅定的政見。他最早的政治記憶與下一屆政府有關。難道是因為他在希特拉時期長大，所以對民主抱有一些偏見？布魯斯·馬茲利什從心理分析的角度做解釋，說「認同侵略者」正是他「對待那段納粹經歷」的方法。然而，下面我們將看到，還可能有一種更簡單的解讀。
由此看來，那麼多人在批評基辛格的行為方式時總帶點兒微妙的反猶太主義的語氣，這對基辛格研究來說是一個諷刺，令人匪夷所思。寫基辛格的書讀得越多，越讓我想起20年前寫羅斯柴爾德家族史時要讀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書。19世紀，若其他的銀行貸款給戰時的保守主義政府或國家，似乎誰也不注意。但是一旦羅斯柴爾德家族這麼做了，那些寫時事評論的人就不免怒從中來。事實上，現今陰謀理論家的維多利亞時期先輩炮製了太多強烈反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言論，用多少個書架都裝不下（我們都知道，這些陰謀家到現在還動不動就扯到羅斯柴爾德家族）。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基辛格遭受猛烈批評莫不會與他是猶太人有關？基辛格跟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一樣，都是猶太人。
這不是說批評他的人都是反猶分子。有些批評羅斯柴爾德家族最猛烈的人本身也是猶太人。批評基辛格的人也有這種情況。海勒作品中的布魯斯·戈爾德教授痛恨基辛格，他提出「一個隱秘而非凡的假說：基辛格不是猶太人」——這個假說的部分依據是他父親的見解，「從來就沒有一個牛仔是猶太人」。
按照戈爾德的保守觀點，後人回憶基辛格時，不會把他當作像俾斯麥、梅特涅或卡斯爾雷一樣的人物，而是當作一個可恨的討厭鬼，對開戰津津樂道。一般猶太人對弱勢和苦難都有很強的同情心，而在他身上卻難得流露一二。這不是一個願意和笨蛋尼克遜跪拜耶和華的可愛猶太人，也不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居然冷酷無情地對待自由的智利人……真是個厚顏無恥的小人！
要說美國猶太人對這個可謂最傑出的猶太人之子懷有矛盾心理，那未免太輕描淡寫了。就連馬茲利什和蘇里這種仁厚的傳記作家在描述基辛格與尼克遜的關係時，也用到「法庭猶太人」「政策猶太人」等可疑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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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核心問題在於我們如何評價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既要看他的外交理論，也要看他的外交實踐。絕大多數評論家認為，他的外交理論非常明確。基辛格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意思是，按照安東尼·劉易斯對「基辛格主義」的定義，就是「迷戀秩序與權力，犧牲人道主義追求」。用馬文·卡爾布和伯納德·卡爾布的話來說，尼克遜和基辛格「兩個人總體上都持一種現實政治觀，認為實用主義高於道德準則」。
20世紀60年代，斯坦利·霍夫曼不僅僅是基辛格的同事，還是其朋友和崇拜者，對尼克遜任命基辛格為國家安全顧問表示歡迎。不過等基辛格出版第一部回憶錄之後，他也加入了認定基辛格是現實主義者的陣營。他在一則惡毒的評論中寫道，基辛格有「一種幾乎是魔鬼般的心理直覺，一種把握性格暗流的本能，能洞悉他人的欲望和致命傷」。他還有一種「操縱權力的天賦——善於利用對手的優缺點」。
他是否在地緣政治以外還有什麼其他設想，他為了製造平衡、約束搗亂者而工於心計、精於獎懲，這樣做是否旨在實現某種理想中的世界秩序，這些可以任憑大家臆測……他的世界裏只有權力二字，平衡不僅是秩序的先決條件，不僅是正義的前提條件，平衡就是秩序，就等於正義。
霍夫曼和很多學識不夠淵博的作者一樣，認定尼克遜和基辛格（前者在本能上，後者在智識上）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謀政治家，這些人認為要保全國家，必須欺騙國內外對手，不能心慈手軟」。這種判斷多次重複出現。沃爾特·艾薩克森就說：「追求權力的現實政治與秘密外交手腕……是基辛格政策的基石。」 約翰·加迪斯認為尼克遜–基辛格組合是「地緣政治對意識形態的勝利」，他們兩人認為美國國家利益始終至高無上。蘇里說，基辛格「對理想主義話語是鐵石心腸，因為現實主義強調廣泛使用武力，隨時準備使用武力，而理想主義則對此不以為然」。他總是將「國家需要置於道德顧慮之上」。
基辛格是個不講道德的現實主義者的看法在人們心中已經根深蒂固了，即一個不肯犧牲一丁點兒美國利益的強硬的現實政治大師，絕大多數作者簡單地認為基辛格是在效仿他的「英雄」梅特涅和俾斯麥。基辛格的確寫過這兩個人，一個是在20世紀50年代，一個是在20世紀60年代。但是只有那些沒讀過他文章的人（或隨意曲解他意思的人）才可能聯想到他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模仿這兩個人在外交政策上的做法。
「基凶格」研究中有件事很蹊蹺，相較而言，很少有人重視他的著作《核武器與對外政策》。書中，作者表現得毫無感情，老謀深算，主張分級使用核武器，這很容易叫人抓住把柄，證明基辛格博士其實就是斯坦利·庫布里克電影裏奇愛博士的原型。但是批評基辛格的人卻寧願談其他戰場，也不願談中歐戰場，要知道中歐可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核心衝突區，即便爆發一場有限核戰爭也會將它夷為廢墟。
06
冷戰是基辛格學術生涯和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這是一場核武器競賽，不止一次險些演變成一場毀滅性的熱核戰爭。在某些方面，這也是美蘇兩大強國之間的一場競賽，兩國軍隊遍及全世界，但很少面對面兵戎相見。這是兩種經濟體制，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競爭，1959年尼克遜與赫魯曉夫的「廚房辯論」即為明證。這是兩個情報機構之間的生死大博弈，在伊恩·弗萊明的《007》系列小說中得到美化，在約翰·勒卡雷的諜戰小說中倒是演繹得比較準確。這是一場文化之戰，喋喋不休的教授、巡迴演出的爵士樂隊、投靠敵國的芭蕾舞演員逐一粉墨登場。然而歸根結底，冷戰是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一邊是美國憲法所暗含的啟蒙理論，一邊是一代代蘇聯領導人所宣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冷戰時期的大規模迫害事件在華盛頓找不到，在美國的西歐盟國的首都也很少見。
我們從瓦西里·米特羅欣帶到西方的秘密文件中獲悉，克格勃的國際間諜和顛覆組織活動極為廣泛，手段極為兇殘。在全球冷戰時期，也就是在那段與歐洲帝國衰落緊密相關的時期，蘇聯幾乎每次都是先發制人，美國只能力所能及地予以報復。這種報復無疑有很多花樣，手段齷齪。
格雷厄姆·格林在作品《文靜的美國人》中進行的諷刺一點兒都不錯，書中那個美國人談到「第三勢力」時誰都能聽出來那種帝國主義腔調。但是談到經濟發展和政治自由時，他說只有美國贏了，美國人民及其子孫後代的生活才會更好。所以批評美國政策的人必須拿出證據，證明不干涉政策（就是西班牙內戰期間蘇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偏袒一方時西方力量採取的策略，還有後來德國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時期西方國家所採取的那套政策）能夠產生更好的結果。
正如基辛格對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我們要先考慮「沒有發生的事情的歷史」，然後才能評價發生過的事情的歷史。我們不僅要考慮美國政府在冷戰時期行為的後果，也要考慮如果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可能出現什麼後果。
假如1945年以後，美國根本不採取喬治·凱南的遏制戰略而是回到原來的孤立主義，情況又將如何？反之，假如美國置加速核戰爭的風險於不顧，總想在與蘇聯的競爭中扳回一局，採取更為激進的策略，那又將怎樣？這兩種路線當時都有人鼓吹，正如基辛格任職期間既有人提倡要採取更強硬的政策，也有人提倡更折中一些的策略。任何指責決策者的人都必須拿出有效證據，證明自己認為好的政策使得美軍的海外傷亡人數為零或比較少，對世界其他國家不會造成很大的負面二階效應。
更重要的是，在那些戰略意義不大的國家（要描述阿根廷、孟加拉國、柬埔寨、智利、塞浦路斯和東帝汶也沒有其他好辦法）所出現的死亡人數也必須納入對這個問題的考慮：如果採取不一樣的決策，又會對美國與戰略意義重大的國家（如蘇聯、中國及西歐大國）之間的關係產生何種影響？因為，基辛格本人曾經說過，政治家跟法官不同，法官可以對不同的個案做不同的判斷。在冷戰時期制定重大策略，要與心懷叵測而軍力強大的對手進行持久鬥爭，在這種環境下必須同時考慮各種情況。
從這一點來看，冷戰最大的疑團在於，美國雖然是最後的贏家，但這場戰爭為何曠日持久？美國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遠遠比蘇聯富有（根據現有的最可靠數據估計，整個冷戰時期蘇聯的平均經濟實力不到美國的2/5），而科技上幾乎總是走在前面，政治制度和流行文化也明顯更具吸引力，在基辛格被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前夕，美國就已經是一個強大帝國，不過是「受人歡迎的帝國」，而不是盛氣凌人的帝國。世界上有64個國家有美國駐軍。美國與其中至少48個國家有聯盟條約。美國軍隊不僅整體裝備精良，無可匹敵，而且不怕動用武力。
據一項研究估計，1946—1965年，美國在海外武裝干預的單起事件多達168個。美國軍隊長期駐紮在世界的一些主要國家，包括「二戰」兩大侵略國德國和日本。然而，冷戰註定要再持續20年。況且，在整個超級大國對抗的時代，美國將自身意志強加於別國的日子更難過。一項對冷戰時期美國7次軍事干預所做的評估顯示，就建立穩定民主制度而言美國僅成功了4次：「二戰」後的聯邦德國和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格林納達和巴拿馬。即便把這個清單擴展一下，算上引人注目的韓國，越戰慘敗的刺鼻煙雲也一直籠罩著美國的歷史。
1947年夏，喬治·凱南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匿名文章《蘇聯行動的根源》，這是他所謂的「遏制」策略的根本性文本之一。凱南語出驚人，他將蘇聯勢力比作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商界豪門。
托馬斯·曼認為，人類的制度經常在內部實際上已腐朽透頂的時候卻對外表現出極為輝煌的樣貌，他把布登勃洛克家族比作天上的一顆星，這顆星雖然實際上在很久以前已不復存在，但卻照得這個世界非常明亮。誰能保證克里姆林宮投射到西方各國不滿民眾身上的強光不是一顆正趨於暗淡的星星散射出的強烈餘光？依然存在一種可能，蘇聯內部就蘊藏著腐朽的種子，這些種子已經孕育得非常成熟了。
凱南寫這番話時43歲，而1991年12月蘇聯最終解體時他已87歲。
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冷戰這麼漫長，這麼難以應對？本書引人入勝的一大特點在於，基辛格在從政生涯一開始就拒不接受歷史唯物主義和經濟決定論，而他能夠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冷戰無關經濟，甚至也無關核儲備，更無關坦克師。冷戰主要是一個理想問題。
07
批評基辛格的人幾乎眾口一詞，說他是個現實主義者，真的嗎？問題的答案意義重大。因為假如他事實上不是梅特涅或俾斯麥再世，他的決策行為就不應該用常規的現實主義標準來評價：是否可以為了在最大限度上滿足美國利益而不擇手段？羅伯特·卡普蘭寫道：「現實主義講的是外交政策中的終極道德抱負—通過有利的權力平衡避免戰爭……基辛格是歐式現實主義者，他考慮道德倫理問題比大多數自命為道德家的人都多。」 馬茲利什曾質疑基辛格的「更高道德目標」，卡普蘭持相似觀點，這兩個人比那些陰謀理論家誹謗基辛格非道德、不道義更接近問題的核心，但依然與真相相去甚遠。
1976年，有人問基辛格如何評價自己的政治成就，他答道：「我總想找到一個高於一切的概念，當然，有沒有做到需要歷史學家判斷。」毫無疑問，下面我們會看到1969年基辛格踏進白宮時是有這個概念的。其實，之前20年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在設計、定義這一概念。
他有句名言：「身處高位是教人如何決策，不是教人實質性的東西。大多數高官離職時的所感所思也就是他們任職時的所感所思，他們學到的是如何做決定，不是做什麼樣的決定。」而這番話也道出了現代學術研究標準的大部分內涵，在那些自告奮勇評判基辛格的人中，真正把他發表的作品瀏覽過一遍的人寥寥無幾。1969年以前，基辛格出版了4部有分量的著作，在《外交事務》等雜誌上發表過十多篇重要文章，在報紙上也發表了數量相當可觀的文章。從事學者（即便這個學者後來做了高官）傳記寫作的人，其首要任務理應是閱讀傳主的作品。閱讀基辛格的作品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資本有兩個基礎：歷史研究和理想主義哲學研究。
基辛格在戰爭時期的導師弗里茨·克雷默曾這樣描述愛徒，說他「是歷史的知音。這種本領再聰明也學不來。它是上帝的禮物」。他的哈佛同事約翰·斯托辛格回憶兩人讀研究生第一年見面時的情景：「他很強勢，說歷史永遠都重要。他引用修昔底德的話宣稱，現在雖然不會完完全全地重複過去，但必定與過去相似。因此，未來也必定如此……當務之急……我們應該研究歷史，才能明白國家興衰、人類成敗的原因何在。」這將是基辛格一生的主題。
基辛格與那一代其他大多數歷史研究者唯一的不同在於，他敬畏歷史勝過敬畏理論，或者說，基辛格外交政策理論包含這樣一個特別的認知，即國家和國家政要是根據自身對歷史的理解而採取行動的，舍此你便無法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
但是基辛格在成為歷史學家之前還有另一種身份，那就是歷史哲學家。大多數根本性的誤解正滋生於此。像幾乎所有研究基辛格的學者一樣，法拉奇想當然地認為基辛格受馬基雅維利的影響很大，因而也崇拜梅特涅。基辛格在回答她的問題時很坦誠，也很有啟發性：
說實話，在現代社會，馬基雅維利那一套很少有人接受，也很難有用武之地。我發現他身上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是其考慮親王意願的方式。雖然有意思，但還沒達到影響我的程度。你想知道誰對我影響最大，我告訴你兩個哲學家的名字：斯賓諾莎和康德。真不知道你怎麼會把我跟馬基雅維利聯繫在一起。還有人竟然把我和梅特涅的名字聯繫在一起。這太幼稚了。關於梅特涅我只寫過一本書，而針對19世紀國際秩序的建立與崩潰我寫過好多本書，梅特涅這本只是該系列的第一本。最後一本寫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僅此而已。可以說，我和梅特涅毫無共同點。
據我所知，只有一位傳記作家完全聽懂了那番坦率回答的含義。基辛格壓根兒就不是馬基雅維利式的現實主義者，實際上他自從政生涯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他在本科階段就沉迷於德國大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的哲學著作。的確，歷史學家彼得·迪克森早在1978年就指出，基辛格自認為「比康德還康德」。
他未發表的大四學業論文《歷史的意義》從根本上就是對康德歷史哲學的批評，毫不留情，卻發自肺腑。論文完成快30年了，基辛格依然會引用康德的話來解釋他何以發現外交政策上「兩種道德原則之間存在明顯的分歧」：一方面有責任捍衛自由，另一方面必須與對手共存。迪克森認為，雖然人們習慣將基辛格歸為現實主義者，但他受理想主義的影響比摩根索喜歡的那種「現實主義」要大得多。我認為這是真的。
事實上，基辛格91歲時出版的《世界秩序》一書大量引用康德的觀點即為明證。同時，我認為眾多傳記作家都沒能看出基辛格奉行理想主義，這一點即便不是致命的問題，也嚴重損害了他們對基辛格的歷史評價的準確性。
話得說清楚，我不是說年輕時期的基辛格是理想主義者，這個詞不是通常描述美國外交政策傳統時所指的那種意思，即強調「武力」從屬於超越國家層面的法律和法庭。我用的是「理想主義」這個詞的哲學意義，這可以回溯到阿那克薩哥拉和柏拉圖所屬的那一哲學流派，即認為（用康德的話說）「我們絕對不能保證我們推定的外部經驗究竟是不是純粹的想像」，因為「外部事物的現實經不起嚴格的證實」。
不用說，並非所有的理想主義者都是康德那樣的人。柏拉圖認為物質是真實的，獨立於人的感官而存在。伯克萊主教認定現實存在於人的大腦中，經驗本身是幻覺。相反，在康德的「超驗」理想主義中，「整個物質世界只不過是我們自身這個主體意識中的現象化外觀」，但也存在本體這種東西，或者說「事物本身」，這是由大腦在經驗而非「純理性」基礎上想像而成的現象。
下面我們將看到，基辛格對康德的解讀深遠地影響了他自己的思想，這不僅是因為他懷疑鼓吹資本主義優越性的各種唯物論，而美國社會科學家提出這些唯物論是想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對黑格爾提出的那種理想主義毫無興趣；黑格爾的理論是一種歷史綜合論，正命題和反命題辯證融合，推動世界勢不可當地向前發展。在基辛格眼裏，最重大的歷史問題是，康德對人類困境（個體會自由面對有意義的道德困境）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能與哲學家對世界終究註定走向「永久和平」的看法調和起來。1973年9月24日，也就是基辛格被確認擔任美國國務卿兩天之後，他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的演講中提到康德的文章，這絕不是心血來潮。
兩百年前，哲學家康德預言永久和平終究會到來——不是人的道德願望的產物，就是現實必要的結果。過去看來像是烏托邦，明天很可能就變成現實，很快就會別無選擇。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聯合國憲章》所描繪的世界究竟會變成我們設想的模樣，還是會出現由我們的短視所引發的災難性後果。
大家知道，冷戰結束時並沒有出現災難。現在回過頭來看，儘管世界仍然遠未實現永久和平，但顯然太平了一些，除了中東、北非，世界各地有組織的暴力活動顯著減少。這種結局在多大程度上歸功於基辛格所說的設想這一問題至少到目前還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現在我可以說的是，如果用戰爭導致的死亡總人數來衡量，那麼世界性暴力事件數量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激增，但1971—1976年已急劇減少。
迪克森很有前瞻性，他預見了如果冷戰真的（事實也的確如此）結束了，並且沒有出現什麼流血犧牲，基辛格所說的那種困境會是怎樣的情景：
基辛格認為不和可以暗中促成合作，主張國家要自我約束，他把外交政策描述為不同等級的責任，這些都旨在為……美國整體政治文化注入一種目標意識……是想在美國人開始嚴重質疑美國的世界地位的關鍵節點恢復歷史的意義……基辛格政治哲學與所有戰後政策的基本原理有嚴重分歧，而後者的根本思想是美國能拯救世界，能保證自由和民主……如果有朝一日美國真的履行了救世主的職責，那麼基辛格將被視為持失敗主義態度的領導人，一個低估民主理想與原則的魅力和意義的歷史悲觀主義者。
所以在蘇聯威脅仿佛變魔術一般消失之後，才開始有人對基辛格進行最嚴厲的譴責，這也絕非偶然。
08
近20年來，我花了大量時間深入了解權力的本質和戰爭與和平的原因。起初我重點關注的是德意志帝國和大英帝國，漂洋過海（大西洋）之後，我的注意力也許是無可避免地就轉向了這個不敢說出自己名字的奇怪帝國——美國。不提其他，我對美國的批評是超乎黨派的。
2001年，我把克林頓的外交政策總結為「沒有用盡全力」，因為這屆政府過於關注國內謠言，過於排斥傷亡，沒有運用好美國的強大作戰能力。三年後，在布殊政府派軍佔領伊拉克初期，我發表了一篇思考美國困境的文章：繼承了英國自由帝國主義傳統，相信自由貿易和代議政府的優勢，但是受限於（這一點也許是致命的）三個赤字——財政赤字（因為不斷攀升的福利津貼和債務必然會佔用可用於維護國家安全的資源）、人力赤字（因為沒有太多美國人願意花太長時間去應對那些熱帶地區的窮困國家）以及最重要的一點，注意力赤字（因為任何對外國的重大干預在四年任期內都會降低支持率）。我預測了布殊的繼任者將採取的政策方向——「立即脫離先發制人原則和單邊主義實踐」，而那時根本不知道下一任總統是誰。我同時預測了美國即將撤軍會帶來哪些後果。
然而，我在研究基辛格的生平和其當權時代的過程中，逐步意識到自己的方法不夠精細。特別是我沒有注意到美國外交政策中歷史赤字的重大作用：關鍵決策者不僅對其他國家的過去幾乎一無所知，對自己國家的過去也幾乎一無所知。更有甚者，他們常常並不知道自己的無知有什麼錯。最要命的是，他們只對歷史略知一二，所以信心滿滿，但又因所知甚少，還達不到理解的程度。有一位官員在2003年年初肯定地告訴我，薩達姆下台後的伊拉克將來會跟g 下台後的波蘭非常相似，太多美國名流就像這位官員一樣，根本不理解歷史類比的價值與危險。
本書是一位知識分子的傳記，但又不僅僅是一部知識分子的傳記，因為在基辛格的思想演變過程中，研究和經驗極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相互影響。因此，我漸漸把這部傳記當作德國人所說的教育小說—既有哲理又帶感情的教育故事。
故事分為5個部分。第一部分先講基辛格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童年時代，後來被迫移民來到美國，再後來以美國士兵身份回到德國。第二部分介紹基辛格在哈佛的早期生涯，讀本科，讀博士，當上初級教授，同時也介紹他向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提交核策略那篇文章後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情況。第三部分介紹他的早期顧問經歷，先是做總統候選人納爾遜·洛克菲勒的顧問，後來做甘迺迪總統的顧問。第四部分講他去往越南的曲折道路，而他也意識到美國無法成為越戰的贏家。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後一部分，詳細介紹他經歷的各種事件，直到最後他完全出人意料地被尼克遜任命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基辛格酷愛讀書，因此他的一部分學識不言而喻得益於作家，包括康德和赫爾曼·卡恩。然而從多方面來看，對他影響最大的不是書，而是人，他的精神導師，第一引路人是弗里茨·克雷默——如果說基辛格是浮士德，克雷默就是魔鬼靡菲斯特。除了導師的教導，他的親身經歷也讓他受益匪淺。
我的研究結論是，1969年1月基辛格踏入白宮時，已具備一些至關重要的思想資本，其中至少包括四條準則：一是他感到從最具戰略性的選擇中能看到其中惡的成分是多還是少；二是他認為歷史為其他參與者的自我認知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類比和啟示；三是他意識到有些行動方案的政治回報可能比不作為或報復性回報要少，儘管後者的最終成本可能會比較大；最後一條，他覺察到俾斯麥代表的那種外交政策中的現實主義訴求危機重重，尤其會導致眾叛親離，而政治家也容易陷入一味追求權力的泥淖。
谢选骏指出：上文察觉到了基辛格的寡廉鲜耻，却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寡廉鲜耻可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犹太人通过里应外合，把清教精神的美国变成利欲熏心的迦太基，并因此注定要在世界主导权的争夺战里惨遭败北，最后通过“迦太基战争”，沦为罗马的殖民地。警惕，犹太人把美国变成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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