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与间接路线——谈李德·哈特及其战略思想》2020-10-08 CISS读书社）报道：
李德·哈特是与克劳塞维茨齐名的军事思想家。如果说克劳塞维兹是19世纪欧美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影响了以老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军人，并随着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胜利，扩散到整个欧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李德?哈特则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与富勒等人开创的“机械化战争”理论推动德军“闪电战”思想的形成，改变了战争样式。他独创的“间接路线”成为西方军事战略的理论范式，影响了多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思维模式。他的名著《战略论：间接路线》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马汉的《海权论》、孙武的《孙子兵法》，一同在军事学山巅之上闪耀着理论光辉，成为有志为将者的必读书。
一、
哈特的理论贡献之一，是界定了战术、战略、大战略、政策四个概念，理清了几者间的关系，作出了区分。
哈特重点讨论的是战略。在他眼中，战略就是“为将之道”，从而将战略限定在单纯的军事战略范畴。他将战略定义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1]而“当军事工具的运用，最后终于和实际战斗合而为一的时候，此时如何处理和控制那些直接行动的方法，遂被称为战术”。[2]大战略则是“指导如何进行战争的政策”，任务是“协调和指导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的一切力量，使其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3]。
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哈特和老毛奇观点一致。老毛奇认为，“总参谋部的任务是在战争打响前谋划战争，战斗一旦打响，总参谋部只给各军领导规定战略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执行方式由各军领导自己决定，由他们发挥主动性。”在哈特和老毛奇看来，战略是谋划战争，战术是遂行战争。在时间上，以战斗打响为界，战略在前，战斗在后。
关于战略与大战略的关系，哈特以军事为界，战略运用军事工具，而大战略运用一切工具，包括人力、经济、精神等资源和外交、经济、宣传等手段，军事只是大战略使用工具的其中一种，军事战略是大战略的一部分。在视角上，战略以战争的地平线为界，只管战争，而大战略的视角却要超越战争，看到战后的和平。战略研究以赢得军事胜利为限度，而大战略必须具有更深远的观念——赢得和平。哈特指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较好的和平”。“假如你只是集中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这样的和平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和平，蕴含着另一次战争的细菌。”[4]哈特批评的矛头显然指向凡尔赛条约。赢了战争，输了和平，不正是那一代欧洲领导人没有区分战略和大战略的恶果吗？
在大战略之上，哈特认为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政策。此刻，克劳塞维兹的身影出现了。哈特以克劳塞维茨“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5]作为立论基础，他认为，政策决定了战争的目的，决定了大战略的目标，还决定了各种工具的使用，包括使用还是不使用以及多大程度使用战争工具。
简单总结下，哈特建构了一个政治军事关系结构，政策是顶层设计，决定战争的目标；大战略使用一切工具来实现目标；战略作为大战略的一部分，通过谋划战争行动来实现目标；战略确定后，进入具体战争，也就是战术。
通过如上区分，哈特界定了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的分工。战争是军人的事，将领的任务是制定战略、执行战术，而政策和大战略则是政治家的事。军事指挥官受命于政治领导人指挥战争，政治领导人确定并告之军事指挥官战争的目的，军事指挥官运用军事工具达成目标，政府不应干涉军事指挥官如何运用他的工具，军事指挥官也不应插手政治领导人制定政策和实施大战略。
职业军人出身的哈特理想中的军政关系是各司其职、相互尊重彼此专业领域，而不是军政不分、相互跨界。他在另一本名著《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军将领谈二战》中，对希特勒干预东线德军前线指挥官的军事战略和一线指挥提出了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哈特主张将领必须了解政治。他比较了一般将领与“统治者将领”在战略上的区别，认为只有像拿破仑和普鲁士的腓特烈这样拥有绝对地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才有资格单纯从军事角度思考战略，而作为民主政府公仆的一般将领，其所有军事努力都必须仰仗雇主的支持和信任，在时间和成本上的自主权都更小，在制定战略上必须看老百姓“脸色”，必须让军事目标适应手段。
二、
哈特的理论贡献之二，是提出了“间接路线”。他通过对希波战争以来西方历史上30场战争、280个战役的研究，发现其中只有6个是用直接路线，即集中兵力直接进攻敌军主力获胜的，而其余均为间接路线制胜。他将间接路线发展为8条公理，正面6条是：
1、调整目标以适应手段；
2、心中经常保持目标而计划则应适应环境；
3、选择敌方期待最低的路线或方向；
4、利用抵抗最小的路线；
5、采取能同时到达几个目标的路线；
6、计划和部署必须有弹性而能适应环境；
反面2条是：
7、当对方有备时勿倾全力作孤注一掷的攻击；
8、失败后勿用同一路线或同一形式再发动攻击。[6]
哈特对一战胜利原因的分析，最能说明他的“间接路线”致胜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将一战决定性落幕的日子定为1914年8月2日。当天凌晨，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下令动员英国海军。而那一天，大战还未真正打响。虽然英国海军在整个一战期间打得最大战役只是不成功的日德兰海战，但哈特认为，正是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比起任何其他因素，包括西线的几次大会战，为协约国赢得战争营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基于间接路线，哈特对一战英军战略提出了批评。他对西线长年的战壕战深恶痛绝，不仅支持丘吉尔提出的攻击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后来的加利波利登陆，更质问为什么没有采纳时任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海军上将提出的波罗的海计划，即在德国海岸实施两栖作战，直取柏林。在哈特看来，西线马恩河、索姆河、凡尔登等大会战，都是直接路线，除了沉重的伤亡，对赢得战争作用并非决定性的，而对加利波利、巴尔干、波罗的海等敌人防线的薄弱环节发动奇袭的间接路线，才有缩短战争进程的希望。
基于对间接路线的研究，哈特对进攻与防御、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行军路线选择、作战与后勤等关系做了独特阐述。
关于攻与守，哈特认为，主动攻击往往并非是致胜关键，通过己方军力调动、设置诱饵陷阱等方式，迫使敌人处于不利的地理位置，或在补给线被威胁、与后方基地联系被切断等困境下，被剥夺行动自由，失去心理平衡，被迫发动攻击，而己方采取战术性守势，通常会占得优势。这方面的战例包括西庇阿对汉尼拔的扎马会战，俄军面对入侵的拿破仑大军的避战。
关于战斗与运动以及行军路线的选择，哈特发现，真正的名将总是宁愿选取最危险困难的间接路线，而绝不愿意走直接的路线。天然的障碍，不管如何险阻，其危险性和不确定性也赶不上一次战斗。任何自然条件都可以计算，任何障碍都可以逾越，只有人类的抵抗力却是唯一的例外。宁愿选择最艰险的路径，也不能让敌人“有备”。“指挥官应该多用运动，少用战斗，以来获得决定性的结果。”[7]“跳过敌人的阻力，而而不要推翻它。”[8]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军意大利，二战西线战场德军从阿登山区侵入法国。
关于兵力的使用，在前机械化时代，哈特推荐拿破仑，认为拿破仑常胜的关键在于认清了兵力机动性和流动性的无上价值。他总结拿破仑惯用的作战手段：一是迅速调动部队，把打击力量集中在选定要点上。二是故意分散兵力，引诱敌人也分散兵力，然后再突然集中兵力。哈特发现，拿破仑经常有计划地派遣数个支队，部队行动总是以威胁两个以上的目标为原则。三是发展了师的建制，将一个军分成几个师分头行动，在延伸兵力时不暴露意图，在运动或向侧翼攻击时不显露自己的侧翼，包围敌人时不脱节。以上3点，加上对炮兵的集中使用、“就食于敌”的后勤战术和大革命激发的法军爱国主义热情，使得拿破仑在战场上无往不利。在机械化时代，哈特欣赏古德里安在法国战场上先对马斯河防线、后对马恩河防线的突破，认为古德里安开创了不畏侧翼受敌、强调突破、迅速深入重地的坦克战法，充分发挥了坦克这一新武器的特征，是坦克战的“大师”。
关于战斗与后勤，哈特认为，间接路线通常都包括一种后勤的军事行动，以敌方军队的补给来源为攻击对象。哈特推崇南北战争时的北方将领谢尔曼，认为他在西部战线切断南军交通线，相比格兰特将军击败里士满敌军主力，对结束内战更具决定性作用，将道也更胜一筹。
三、
哈特的理论贡献之三，是强调人的作用，突出智力、心理因素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
在哈特的时代，已经出现了核武器，战争高度物质化了，各种武器决定论甚嚣其上，哈特却反其道而行之，反复强调人、智力、心理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指出“战争目标是敌方统治者的心理，而非其军队的躯壳，胜负双方的平衡是随着心理上的印象而转移，至于物质上的打击，只具有间接的影响。”[9]
哈特推荐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认为“战略的完善境界，就是要产生决定性后果，而不需要任何严重性的战斗”。[10]他认为开西方战争史这方面先河的是东罗马将领贝利撒留对波斯人的战争。当20万波斯大军入侵叙利亚时，贝利撒留兵力虽少却迅速前进，使对方误以来的仅是大军前哨。他将部队部署在威胁到波斯大军由叙利亚南下巴基斯坦的关键点上，始终威胁着波斯人的侧翼。他的心理战使波斯人担心交通线被切断，自动放弃了目标，一战未打就撤军回国，不再需要任何物质性行动。
哈特认为，一战在1918年结束的原因在于8月8日英军第四军对亚眠的奇袭，是对德军领导层挥出的一记重拳，使鲁登道夫从心理上失去了对胜利的希望，而此时德军物质上并没有呈现出败势。鲁登道夫自己承认，“8月8日是德国陆军战史上的黑日。这是我们战力衰微的开始，战争必将终结。”[11]他报告德皇及其他政治领袖，和平协商必须展开。在对德军失败的见解方面，哈特显然比希特勒高明。在一战中当下士的希特勒只看到德军军事上未露出败势，就将德军的失败归咎于国内的11月罪人，制造了德国被政客出卖、将胜利拱手让出的“神话”。哈特则明确指出，“战争目标并非敌军本身，而是敌军高层与其政府之心智；胜败的分际在于心智而非肉体。”[12]
通过对心理因素的强调，哈特形成了间接路线的自洽逻辑：首先剥夺敌人行动自由，继而动摇对方的心理，使之丧失对胜利的希望，最终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实现己方的战争目标，至此，战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进入大战略阶段，目的是争取一个更好的和平。
四、
哈特的思想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
窃以为有三。
一是为“战略”正本清源。今天，“战略”一词被严重滥用，凡是稍微重要点的事，都被冠以战略之名，战略性思维、战略决策、战略重要性…………，各种与战略并无多少关联的事都被冠以战略之名，各种计划、规划也都以战略的名义出现，真是多少文件以战略之名行之！没有清晰的定义，没有边界的战略研究，难以产生真正的战略。哈特的定义与分层，让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明了战略的使命。他的大战略概念更接近于今天的战略。战略是决策者和为他们服务的政策研究者，为实现确定的政治目标，对各种资源和手段，包括军事、经济、外交、内政等的统筹谋划。战略是对抗性，用于与对手的博弈；战略是有代价的，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战略是有条件的，手段服从于目标，有时目标也需要根据手段来设定；战略是有目的的，服务于政策；战略也是动态的，要根据敌我情况、目标和手段变化来调整；战略是艺术，而非科学，胜利靠得是善用和整合一切资源，成功依赖各种行动的圆满协调。
二是思想方法。间接路线、攻心为上、弹性防御等等，哈特给出了一套赢得胜利的方法，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更加广泛的国际关系、安全领域都适用，不仅让我们在回顾历史时有了分析胜败得失的工具，更在应对现实问题时有了思考的方向、遵循的原则，能够将层出不穷的新因素有序地纳入分析框架。
三是向历史学习的态度。哈特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他对军政关系、间接路线的论述，可以看到英国政治文化、海军战略的影响。他对一战协约国战略的批评，与其以上尉身份在西线作战的经历相关。他对闪电战的推崇，源自于其坦克作战研究工作。但恰恰是他对历史的研究、对战争普遍规律性的认识和提炼，使其思想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与孙子、克劳塞维茨等军事思想家站在了一起。今天，量子、人工智能、算法战等新知识、新技术突飞猛进，让社会形态、战争样式发生着巨大变革，人们忙于学习各种新武器、新装备，思想和历史研究被淹没在复杂的技术装备中。“技术条件让时代改变了，从刻板的历史中学不以任何东西了。”这种说法让人想起100年前英国海上战略讨论中技术学派和历史学派的争论。对此，前人已有精彩论述。英国海军将领伊舍说过，“历史是写给学究们和扶手椅中的战略家看的。政客和军人都在黑暗中摸索。”
最后，让我们用哈特的话来结束。“历史作为路标，作用有限，它虽能指示正确方向，但并不能提供详细的道路情况，但历史作为警告牌，其消极价值比较明确。历史可以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即使不能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13]
文章注释
[1]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战略论：间接路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版。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克劳塞维兹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2015年1月出版。
[6]同1。
[7]同1。
[8]同1。
[9]李德?哈特著，林光余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10]同1。
[11]同9。
[12]同9。
[13]同1。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李德哈特只知“在大战略之上，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政策”，却不知“在政策之上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哲学、宗教”——所以受他蛊惑的现代世界就陷入了机会主义和一片混乱，演出了一幕幕的朝秦暮楚的战国绞杀。例如，共产党中国为了摆脱贫困，就改变了政策，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但却同时奉行“四个坚持”，拒绝改变哲学、宗教，结果经济改革的大战略只能半途而废。所以在我看来，“政治改革”、“政治现代化”都是不行的，因为它们不懂必须进行“哲学改革”、“宗教改革”、“改变其志”，这当然也包括了“改变旗帜”。
【谢选骏全集241卷《间接路线与内在的敌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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