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

《马雅：斯大林与罗斯福的关系之谜》（微史记 2023 06 10）报道：

写在前面 ：70年前的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病逝，享年74岁。斯大林的政治生涯，改变了一个时代；斯大林的猝然离世，也带来了一个时代的改变。我们特此刊登本号资深作者马雅女士的一篇文章，以志铭记。

1945年2月，当雅尔塔会议结束时，斯大林（1878-1953）眼望着被轮椅推走渐行渐远的罗斯福，不禁失声叹息：“命运怎会对他这么不公！” 而斯大林不是个轻易流露感情的人。

1945年4月，雅尔塔会议后才几周，罗斯福离世。斯大林闻讯，竟然掉了泪。沉默许久后，斯大林说：“他一定是被人下了毒。” 斯大林声称，应对罗斯福进行尸检。

回溯1943年11月，美苏英“三巨头”在德黑兰举行第一次会谈，罗斯福与斯大林第一次见了面。

一开始，苏、英两国都向罗斯福发出邀请，入住本国的大使馆。但罗斯福为了避免偏向，选择留在美国公使馆。而由于罗斯福身体不便，苏方首席外交代表莫洛托夫则建议，会谈就在美国公使馆举行。可当天下午，莫洛托夫又紧急召见美、英驻苏大使，告知他们：“据苏联截获的情报，希特勒想趁“三巨头”聚会之机，把他们连锅端。” 莫洛托夫补充道，“特务们由降落伞空降，其中有几人已被捕，但仍有几人在逃。”于是，苏方又建议：罗斯福应当转移到苏联或者英国的大使馆内，以确保安全。

美方认为这情报多出于苏方的捏造，至少是夸大其词。但考虑到美公使馆地处德黑兰另一端，距离苏、英两国大使馆路途较远；美方一来不愿承担万一出事的责任，二来不愿给外界留下置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安危于不顾的印象，所以同意了罗斯福的转移。

由于苏联大使馆有几千人的保卫，且临近英国大使馆，因此苏方提议，罗斯福不妨住进苏联大使馆的官邸。当然，此方案对苏联最有利。这样，斯大林既不必冒出门的风险，苏方还可方便地获取美方情报。

美方的保安和幕僚，显然对此安排有警觉。这不但把罗斯福完全“置于俄国人之手”，并且他与助手们的商谈，也很容易被苏方窃听。丘吉尔闻风后，更是嗤之以鼻。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罗斯福竟欣然应邀前往，住进了苏联驻伊朗的大使馆，妥妥地成为斯大林的“囊中之物”。

难道罗斯福一时心血来潮，正像丘吉尔眼里的二百五，对这老共党“投怀送抱”？为了解答疑问，读者有必要了解一下罗斯福其人其事。

罗斯福（1882-1945）祖上是早期西欧（荷、法）移民北美的清教徒，有三百年的家世。其父系出过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那样的能人；其母系中的姥爷，在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发过横财。罗斯福是在哈佛、哥伦比亚受的教育。早年，他担任海军部长助理时，曾被威尔逊总统世界大同的国际主义所熏陶。后来，罗斯福因罹患脊髓灰质炎，导致下肢瘫痪。

在命运的至暗时刻，他抓住契机，从上流社会脱身，投入政治，重新开拓人生。时值美国的大萧条，初任纽约州长的罗斯福，马上启动了政府的救济项目。而自从1933年当选总统起，他再接再厉，对内推行“新政”，在美国开创了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福利社会的先河。

外交上，罗斯福也不循规蹈矩。在他看来，苏联基本上还是俄国，而俄国不像欧洲其他列强那样，彼此不断争战，并不断地向海外扩张。固然，苏联搞阶级斗争和公有制，是个专制国家；但苏联对外来威胁的惧怕，恐甚于它向外输出革命的野心。同时，罗斯福相信，苏联的共产主义宣传与实践，有悖于美国的传统理念，美国人民也不吃那一套。

可罗斯福心里真正惦记的，还是怎样应对当时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因此，现实主义的他，认为应当利用俄国，来抗衡德日。当然，他也有别的盘算：苏联是广大的市场，有助于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况且，通过给苏联的经济援助，也好嘚瑟一下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优越。

所以，罗斯福一上台，就承认了苏联，而且帮助苏联在3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尽管同期，斯大林在农村强制施行“集体化”，并对党政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清洗”。1939年8月，苏联甚至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罗斯福小心翼翼地留有余地，并没把门对苏联封死。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莎”的突然袭击，动用5百万左右的兵力，3600部坦克，2700架飞机，和7000门大炮，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罗斯福的助手们大都预言：苏联顶多能撑几个月，但罗斯福不以为然。两天之内，他就下令给予苏联紧急援助。接着，他派亲信哈利.霍普金斯去莫斯科，面晤斯大林，实地考察。在国内，罗斯福游说国会，对苏联适用租赁条约，就像对盟友英国一样，享受慷慨的军援。

其后3年半，美国给了苏联110亿美元的战争援助。尽管这只占苏联战时国民生产总值的7%，但它至关重要。特别是战争的头一年，德军长驱直入，到年底已距离离莫斯科仅15英里之遥。在俄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罗斯福政府雪里送炭，大大提高了苏联军民的士气。

其实，罗斯福的举措遭致国内强烈抵制。原因如下：如果苏联马上崩溃，这大量的军用物资，岂不落入德军之手？英国在1941年的秋夏，仍迫切需要援助；远东的局势也不容乐观，也需要足够的资源，以备万一；罗斯福还要加强美国本土的防务。且不说，民间的反共情绪，和孤立主义者们的指控：罗斯福支持苏联，他想拖美国下水，卷入欧战。

尽管阻力重重，罗斯福杀伐决断，因为他坚信：苏联在东线把纳粹拖得越久，英美盟军就越有可能扭转战争的走向。战争才爆发，他就对一个助手说：德国进攻俄国，这不只是战争暂时的重心转移，它可能意味着“欧洲从纳粹手中，得到解放”。

随着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美国直接参与二战，美国人自己也在战场上牺牲。这促使罗斯福将斯大林化敌为友的意愿，变得更为明确紧迫。他从军事和外交上，双管齐下：1942年，美国开辟了北非的“第二战场”，以减轻德国在东线对俄国的压力。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又宣布盟军只接受轴心国的“无条件投降”。这算对苏联表了态：盟军不会撂下苏联不管，而是把苏联与盟军绑定。

由于承认苏联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苏军最终在极其残酷的东线，牺牲了8百万以上的将士，以及判断美苏关系是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罗斯福遂刻意培育他与斯大林的私人关系。除了1941年夏，德国刚入侵苏联，罗斯福就派亲信作为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之外，当年10月，罗斯福又主动倡议：两国首脑应当尽早会晤。

再来看看斯大林其人其事：

不像叼着银勺出世的罗斯福，斯大林出生于沙俄格鲁吉亚的贫困家庭，只受过东方正教学校的教育。他早年参加革命时，为了筹募基金，曾抢劫银行获得巨款 (相当于140万美元)，但全部交公。他被捕过7次，被流放6次。后来，斯大林追随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主办党报《真理报》和掩护列宁逃亡国外等业绩，引起了高层重视与提拔。

十月革命爆发时，斯大林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列宁组织暴动。革命成功后，他担任总书记，闷声管理党务与人事。他在党内的劲敌托洛斯基，则担任红军总司令，南征北战，声名在外。

斯大林的名字意为“钢铁”，他确实性格刚毅。因顾虑到斯大林为人处事的简单粗暴，列宁曾建议应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然而，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逐渐掌握了党政大权，清除了他党内的反对势力，包括被列宁看好的托洛斯基。（抛开权力之争，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分歧是：托洛斯基主张世界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斯大林则主张先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一旦巩固了政权，斯大林马上着手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全力推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村的集体化。工业化－把苏联这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为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苏联30年代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工业国。但是，农业却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发生了以乌克兰为重灾区的大饥荒。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资本主义深度失望，把他们的目光移向苏联。这致使当年左翼思潮，在全球大流行。所以，不能排除，在罗斯福政府的决策层里，他的助手和顾问们，也深受其影响。

1934年7月，英国作家威尔斯对斯大林进行了专访。像他在著名的《联共党史》中那样，斯大林立场鲜明地宣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否认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道路。但他倒是对罗斯福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只不过，斯大林认为：罗斯福枉费心机，他的改良主义挽救不了垂死的资本主义。

从1937年起，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斯大林在党内进行“大清洗”。肃反的扩大化，给苏联的党政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基于对形势这种内忧外患的估计，为避免腹背受敌，1939年8月，斯大林又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但在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以闪电战突袭苏联。这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震惊的他，从公共视野消失了近两个星期。虽然，斯大林对局势有严重误判，而党政的高层，仍旧恳请他出来，继续做他们的领导。

1941年11月7日，德国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在纷飞的大雪中，斯大林在红场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还发表了激情的爱国主义的演讲。他列举历史上民族英雄，如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俄国名将，民心大振。阅兵后，红军奔赴前方。

毕竟苏联的工业化，积累了雄厚的重工业和军工基础，加上保家卫国的人气，苏联人终于挺住纳粹的强攻。时至 1942年8月-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苏联扭转了战争的趋势，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战役的胜利，使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空前振奋。

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三巨头会面时，连反共老手丘吉尔，都以乔治六世的名义，献给斯大林铸有斯大林格勒字样的宝剑，来表达对苏联的敬意。而斯大林对罗斯福代表的国家，心存感念。在酒会上，斯大林举杯称颂：“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些机器（原话），我们打不赢这场仗！” 而到了1944年6月，在接见美国商会会长时，斯大林还说：“我要是出生在美国，我就会做一个实业家。”

然而，在丘吉尔看来，罗斯福对斯大林过于轻信，就像未谙世故的大二学生，举止轻浮幼稚。熟谙欧洲地缘政治、经营数百年帝国的丘吉尔，当然明晰斯大林壶里买的是什么药：首先，他是推行推行革命的共产党，本来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死对头。黄鼠狼给鸡拜年，能有什么好？其次，斯大林代表的是俄国——那个永远走不进欧洲文明，永远摆脱不掉荒蛮、暴政的国家。

可在罗斯福眼里，丘吉尔虽是统治世界的盎撒精英，却“廉颇老矣”。他透着十九世纪政客那种机关算尽的老奸巨猾，常在战术上斤斤计较，耍一些雕虫小技，可缺乏二十世纪的战略眼光。罗斯福认为，丘吉尔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过是为了保住大英帝国过时的既得利益。

按说，美英本是亲兄弟，照常理应当一起玩。因此，丘吉尔对罗斯福给斯大林献殷勤，一开始笑掉大牙，到后来却笑不出来。丘吉尔意识到，苏美两国力量的上升，会削减英国在战争和战后的地位。他的疑惧有道理。因为战争的头两年，英国在战场上有更多的抗德军队，所以在英美的伙伴关系中，英国是老大。等到了1943年11月，当“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聚会时，英美之间的位置已经互换，美国将在欧洲战场演主角儿。

进而，战局的发展，已让人们心知肚明：苏联不但能在战争中挺下来，而且在战后的作用，也举足轻重。所以，罗斯福一再向斯大林示意：美英不会背地里合伙另搞一套，来对付苏联。所以，罗斯福有意利用德黑兰会议，与斯大林建立颇为特殊的双边关系，而这关系独立于他原与丘吉尔之间的牢固纽带。

在德黑兰，罗斯福曾多次谋求与斯大林的私人会晤，却回避与丘吉尔私下讨论。他甚至不忌讳当着斯大林的面，表示不同意丘吉尔的意见。比如，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企图加强英美在意大利和东部地中海联合行动的建议。相反，在美英应聚焦于1944年春夏诺曼底登陆的策划上，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倒达成了共识。仍在酝酿中的诺曼底登陆，有助于在东线作战的苏军，使之得到必要的喘息。

罗斯福是不是昏了头，养虎为患？可罗斯福自信满满：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他都有能力与之共事或“缠斗”，我行我自由民主之素。确实，罗斯福既没有丘吉尔老大帝国的历史包袱，也没有斯大林四面受敌的心理负担。在会议期间，为了活跃气氛，打开僵局，罗斯福惯于跟丘吉尔打趣，比如说：“ 昨晚温斯顿没睡好觉，情绪激惹，所以今儿一早就从床的另一边下了地。” 这类笑话连铁面人斯大林，也都能被逗得偷着乐。三人私下相处时，罗斯福带着斯大林，常拿丘吉尔寻开心。有时惹得丘吉尔不乐意了，他俩就在一起，好言哄劝。而在背地里，罗斯福又跟丘吉尔一起，管斯大林叫“乔叔叔”，引起斯大林假装不悦。

通过小恶作剧的人物互动，罗斯福用他的人格魅力去软化、拉拢斯大林，以期必要时来共同对付丘吉尔。这有点像几个住校的男生，组成了一个“三人帮”，凌驾在全班其他的男生们之上。而在这个“帮”里，还得细分谁跟谁是一头儿，谁又是真正的老大。斯大林对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可还有什么比推举罗斯福当会议主席，能更贴切地表达心意？于是，当三巨头排排坐，拍正式合影时，罗斯福总是坐在正中央。

据罗斯福的印象，斯大林体格坚实，一双大手就跟垒球队员的一样，而他金色的目光如蜜。这当然不是阶级敌人们，从斯大林眼中所见的铁样冷光。然而，又不得不承认，罗斯福也真有两下子，曾短暂地打开过斯大林这扇紧闭的心灵之窗。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三巨头”再次相聚，这也是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第二次和最后一次见面。此时欧战对盟军来说，已经胜利在望；可日军仍在远东负隅顽抗，看来攻打日本的本土之战，势在必行。罗斯福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已经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在雅尔塔，罗斯福基本上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让苏联接受了联合国的原则，并让斯大林给他作出承诺：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之内，向日本开战。

然而，后来的人们，特别是共和党，谴责罗斯福背叛了东欧，导致“铁幕”的降落，导致其后几十年东欧与西方隔绝。事实上，在雅尔塔三巨头签署了欧洲解放宣言和对波兰的宣言，声称：所有原德占区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并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波兰人民尽早地进行不受限制的自由普选。但是无可否认，英美确实同意了斯大林对波兰边界重新划分的要求：即苏联吞并波兰东部，而把波兰的边界向西推移，从战败的德国那里得到领土，来作为补偿。同时，英美也未能坚持恢复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要求。这三国原是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被苏联一股脑儿地实行“苏维埃化”的。

可1945年严峻的现实却是：苏军通过漫长可怖的血战，直捣柏林，它实际上已经占据东欧大部。苏军以不计生命代价的方式，战胜了德军，赢得了地盘，其实力地位已然成为既成事实。除非英美组成联军对抗苏军，否则斯大林在东欧终究要占上风。事实上，这些落入斯大林之手的国家，没有自由选举的机会，只有接受苏式政权这一条出路。

话又说回来，那些谴责罗斯福取悦斯大林的政客们，如果当年自己在位，就能忍心把无数美英的子弟兵投入战争的绞肉机？而不宁愿把这血战的“殊荣”让给红军，让他们去攻克柏林？！

这正如同罗斯福允许苏联分裂中国的外蒙古，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以此作为交易，苏联同意出兵中国东北。从而，美军也避免了在中国土地上，与日军王牌——关东军寸土必争的惨烈前景。

这可好，苏军在欧洲、亚洲都替美军打了仗，美国少死了多少人！瞧瞧人家罗斯福与斯大林这朋友交的，不但合算，而且双赢。这就是领袖的素质。

在他最后的时光，罗斯福关注二战中美苏暂时的协同，是否会转化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持续力量。虽然他对苏联的体制不存幻想，但希望因两国在二战中的合作，会使日后一旦战争的危机来临，双方仍能享用曾经合作过的红利。

尽管罗斯福未能眼见二战的胜利及其他后果，但他主动与斯大林沟通，并伸出援手，确保了苏联在腥风血雨的二战中，同美国站在一起。知否知否：丘吉尔曾有过与纳粹结盟，把苏联灭掉的次选方案？

罗斯福被一些历史学家、他的政敌、甚至幕僚，描绘为冷酷、阴险、报复心强的政客。这些评价不全是政策上的歧见，也包括对他人格的诟病。

试举例如下：

1941年3月，他促使国会通过了“租赁条约”，使美国得以用50艘陈旧的驱逐舰，换取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海军基地，其目的是间接地在军事上支持与德国作战的英国。这其实违背了美国的宪法。因为国会通过的“中立法”，其一是要求美国政府在欧战中保持中立，其二此条约应当经过双方政府的批准，而不能由单边决定。罗斯福明知故犯，曾私下里对助手说：“我可能会因此被弹劾。”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虽然美国政府至今未公开承认，但有解密的档案提示，罗斯福可能事先已获知相关情报。但为了让孤立主义者们闭嘴，并引导大多数美国人民支持参战，则必须有敌人对本土的攻击。其结果美军死亡2403人，受伤1178人；平民死伤百余人；同时被击沉4艘战列舰和2艘驱逐舰，被炸毁飞机188架，而受损的建筑、船只和飞机更多。

众所周知，在美对轴心国宣战以后，美国的日裔公民（主要在加州）被关入拘留营。同样是轴心国的德、意族裔公民，却大都能幸免于难。这里姑且不论有无种族主义的因素卷入，但历史学家争议，罗斯福需要德、意后裔，以及加州其他非日裔族群的选票，以确保他的连任。

1937年，罗斯福“新政”中的劳工法，曾遭到最高法院中保守势力的反对。于是，罗斯福背着国会和内阁，黑箱作业，企图以兑水的方式，稀释最高法院的名额，来达到其法案通过的目的。

为了实施其激进的新政，并使美国投身二战，罗斯福打破了华盛顿立下的不得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规矩，空前绝后地连任了四届。而且，他在竞选中，打压、排斥民主党内的同仁，对从前的恩师、战友乃至下属，也绝不手下留情。

诚然，在真正的保守派看来，罗斯福的“罪过”，还远不止于此。是他首先提出“房屋”“医疗”和“教育”，都是美国人权的概念。比如，他的“退伍军人权利法”，给二战的老兵们提供了诸多优惠。批评者说：罗斯福利用职权，拿各种甜头，收买选民。从此，政客们大行其道，导致当前国库的日益亏空。

更有甚者攻击他：“新政”从来没有把失业率降到8%以下，经济危机直到二战，才得到真正解决。由于战争，军工复合体（艾森豪威尔为此命名）得以横空出世，从此屡试不爽，独步天下。

也许正因如此，在罗斯福心目中，他跟斯大林都是一路杀来，斩关夺隘，威风凛凛的真男儿；又都代表着朝气蓬勃、地大物博的新生大国，而不似老气横秋的老大帝国。罗斯福的新政：他的凯恩斯主义，他的大政府小市场，他的福利社会的设想，虽不能与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等号，却多少似曾相识。顺带插一句，斯大林同样身有残疾，儿时的天花，给他留下麻脸、左臂变形和走路轻微一拐一瘸的缺陷。与此同时，这两人都深藏不露，自命心志高远，卓尔不群，所以不择手段。

再放眼世界，罗斯福望见了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美国可以与俄罗斯一起，把国际的大棋局推翻了重来。根据零和博弈论，有赢家必有输家。斯大林也定有此意。这相见恨晚，这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惺惺相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历史上，只有近三十年后，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可与之类比，从此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斯大林趣闻三则：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一次三巨头共进晚餐，斯大林体恤译员们的幸苦，建议让他们也有机会休息一下，填填肚子。当即，丘吉尔举杯赞同：“来，全世界的译员联合起来！我们失去的只是听众，而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的世界！” 对丘吉尔的机敏，斯大林报以微笑。

仍然在德黑兰，斯大林在会议上留意到，丘吉尔与他的外相艾登互递纸条，随后再搓成团抛进字纸篓。会议结束，斯大林令其部下，从字纸篓中拣出纸团，研究一下英国人到底鼓捣些啥名堂。结果打开来一看，艾登说：“温斯顿，你裤裆的链子开了。” 丘吉尔回答：“你放心，小鹰不会从窝里掉下来。” 斯大林听罢，哈哈大笑。

到了波茨坦会议时，丘吉尔已经落选，由工党的艾德里代替，外相是工会领袖贝文。一次，恰好贝文与斯大林同在洗手间。仗着工人背景，贝文跟斯大林卖弄他的幽默：“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生产工具。” 斯大林沉吟片刻，跟进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是一样滴。”

谢选骏指出：上述毛共文章，意欲披露真相，终究功亏一篑——因为它还不懂得，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

《罗斯福的失误让世界浪费了44年》（思芦随笔 2022-09-22）报道：

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纪的叙事史，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冷战、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灭亡，几个帝国的崩塌。许多历史事件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影响。盖棺仍未论定，对20世纪的解读必然深深影响我们对今天世界的展望。一本描写我们亲身经历的时代的叙事史。本书史实详实，文笔生动，洞见深邃，有许多正史没有的秘辛。是很少能读到的历史巨著。

         

雅尔塔会议：中国是雅尔塔的主要受害者，最终导致政权的颠覆。中国并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尽管它是盟友，直到8月14日才把会议条款详细告知中国。当时苏联已经宣战，协议已不可更改。斯大林什么都不付出便得到了他的漫天要价，美英怎么也不能证明放弃他们最重要的原则的道理，哪怕是以刚性的军事需要作为理由。

罗斯福把中国带入了“四巨头”体系；尽管方便的时候他总是把中国忽略掉，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关于日本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上，这一协定把苏联人带入了中国东北。后来，大概是感到内疚，他见到蒋介石，“我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想要印度支那吗？’他说：‘那对我们没什么用。我们不想要。它们不是中国的。’”

罗斯福说：关于斯大林“以他这样位高权重者的品德，他不会试图吞并任何地方，而且会为了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跟我携手合作。”后来罗斯福抡起拳头猛捶自己的轮椅：“我们没法跟斯大林做生意。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句诺言。”他告诉一位记者：斯大林要么并没有掌控一切，要么“是个说话不算数的家伙”。罗斯福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同意波兰选举，但他并不支持英国的要求：对投票进行国际监督。他宣布：所有美国军队都将在两年之内撤出欧洲；这正是斯大林想要听到的。冷战可以说是雅尔塔会议的直接后果，美国为罗斯福的错觉和轻浮付出高昂的代价。

罗斯福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鼓励艾森豪威尔迅速向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推进，像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他的部队挺进的程度将事实上决定战后的地图。他强调：“我不愿意为了纯粹的政治的目的而让美国人冒生命危险。”蒙哥马利将军难过地写道：“美国人不懂，如果在政治上输掉这场战争的话，在战略上打赢战争就没多大用处。”艾森豪威尔屈从于苏联的反对，命令美军在距布拉格两个小时的地点止步不前，导致布拉格被苏联轻松地在三天后单独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从此被纳入苏联阵营。才有可能发生以后的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捷克人民又失去了44年自由。与苏联的狡猾地违反协议相反，美国忠实而愚纳地遵守和苏联的协议。讽刺的是，苏联宣传后来把美军描绘为蓄意拒绝向布拉格进军，听任纳粹杀害捷克爱国者。

在解放欧洲期间落入盟军之手的任何苏联国民都必须归还给苏联，不管本人愿不愿意。10%的“德国”战俘实际上是苏联人。大多数人不想回去。结果，数十万人被交给斯大林。第一批一万人当中，只有12个人是自愿的。

丘吉尔通过他在1944年10月在莫斯科的讨价还价，从而有效地、几乎单枪匹马地把极权主义排除在地中海之外——这是他对人类自由最后的伟大贡献。

朝鲜战争：1950年1月12日，迪安·艾奇逊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通十分愚蠢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似乎把台湾、印度支那和朝鲜都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外。艾奇逊认为：中国和苏联很快就会互掐起来。苏联对“中国北方四省”（外蒙古、内蒙古、新疆和满洲）的“吞并”是一个最重要事实。美国千万不要与中国为敌，并因此把“正义的怒火和中国人民的仇恨从苏联人那里转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事实上，艾奇逊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他不知道，就在他发表演说的时候，苏联归还东北铁路和旅顺港的谈判正在进行。斯大林把新中国政权与苏联集团绑在一起，不是通过威胁恐吓和经济机器，而是通过提高远东的军事温度。苏联在朝鲜进行了一场有限的代理人战争，把中苏关系的决裂推迟了10年。

韩战的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就是重整军备的加速。尽管捷克和柏林危机把美国推入了一套共同防御体系，但正是朝鲜，导致了持久的军备竞赛。杜鲁门发现，让国会为冷战拨款十分困难。1950财年的国防支出只有177亿美元。朝鲜战争彻底改变了国会和国民对国防的态度：国防拨款跃升至1952财年的440亿美元，第二年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军费增长使得战术核武器的发展、向德国增派4个师、海外空军基地的迅速建造、战略空军指挥部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核动力航母舰队和传统作战部队的机动能力成为可能。到1951年2月，美国飞机生产回到了1944年的最高水平。美国的盟国也开始重新武装自己，德国的重整军备成为现实。如果说冷战是从波兰开始的，那么它在朝鲜达到了成熟，并让全世界卷入其中。实际上，斯大林使世界两极化了。

麦卡锡主义能够施行由于两个因素：首先是美国诽谤法律的不完善，允许媒体发表未经证实的指控而不受惩罚。媒体把滥用变成了丑闻，正如1970年代它们把水门事件放大成了政治迫害。其次是某些机构在屈服于当时盛行的非理性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怯懦，尤其是在好莱坞和华盛顿。它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将在1965～1975年重蹈覆辙，表现为大学向学生暴力投降。把麦卡锡主义跟苏联相比较是富有教益的。麦卡锡没有警察。他没有执行权。相反，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政府都竭尽全力给他设置障碍。尤其是，麦卡锡并没有参与法律过程。他没有法庭。事实上，法庭完全不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法庭抵制麦卡锡主义，其行为根本不像20年后它们受到水门事件歇斯底里的强烈影响。作为最后的手段，麦卡锡的武器是大肆宣扬；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大肆宣扬是把双刃剑。麦卡锡被大肆宣扬给毁了。

艾森豪威尔是20世纪最成功的美国总统，他统治美国的时期（1953～1961年）是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繁荣的几年。他试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只不过是一个立宪君主，把决策权托付给他的同事们，托付给国会，热衷于尽可能把最多的时间用在打高尔夫球上。他被看作一个心肠很好、智力有限、愚昧无知、不善辞令的人，常常很软弱，始终很懒惰。艾森豪威尔搞的是假授权。他并没有把外交政策托付给国务卿杜勒斯，他从很多杜勒斯毫不知情的来源得到建议，并把一根秘密的缰绳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杜勒斯每天打电话向他汇报，即便身在国外。艾森豪威尔阅读了大量的官方文件，与外交界、商界和军界的高层朋友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他把杜勒斯当个仆人来用。杜勒斯和亚当斯是主角的看法是艾森豪威尔故意造成的，因为犯错时可以归咎于他们，因此保护了总统。反过来，艾森豪威尔有时候也利用他在政治上很天真这个名声，把下属的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例如，当杜勒斯在1953年任命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为驻伦敦大使上犯了一连串错误的时候。他经常假装无知。实际上，他十分狡猾，在跟很难对付的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他总是假装误解他自己的翻译。他的秘密会议记录显示，他的思路清晰有力。他对演讲稿撰写人的草稿和杜勒斯演讲稿所做的修订表明，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英语。丘吉尔是能够欣赏他的真正价值的少数人之一。可以说，他们是20世纪中叶两位最伟大的政治家。

在美国，和平向来是一个赢得选票的话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记录中有一个富有教益的对比。1916年，威尔逊因为承诺让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而赢得了大选，第二年，美国成为交战国。1940年，罗斯福以同样的承诺赢得了同样的结果。1964年，林登·约翰逊以一份和平竞选政纲（反对共和党“战争贩子”）赢得大选，很快就把越南冲突变成了一场重要战争。1952年的艾森豪威尔和1972年的理查德·尼克松是20世纪仅有的兑现了和平承诺的总统。

第三世界：在一个政府反对者总是消失在夜幕中从此杳无音信的国家，很难看出甘地的方法如何能应用。如果没有自由的媒体和集会的权利，不仅诉诸外部舆论不可能，而且发起群众运动也是不可能的。在苏联，甘地这样的人在哪里呢？甘地的事业生涯所证明的只不过是：英国的统治是克制的，而且愿意让位。

苏加诺面对一个问题时总是用一个短语来解决。他会把短语变成首字母缩写，再由一群受过良好训练的文盲反复咏唱。他用Konsepsi（马来语：概念）治国。

纳赛尔是“万隆那一代”最典型的成员：擅长辞令，但别的方面乏善可陈。像苏加诺一样，他在发明口号和头衔上也才华横溢：他经常改变他所创立的那个党的名称，以及他所商谈的阿拉伯联邦的名称。他的特长是操纵群众。他夸夸其谈的修辞深受欢迎，尤其是对学生。他似乎有本事唆使开罗的乌合之众有节奏地反复呼喊他希望听到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经常天天花样翻新。

中东阿以冲突：英国和印度一样严厉措施使用得太少。数字表明，1945年8月至1947年9月（不算大卫王酒店的死亡人数），有141个英国人死于非命，44个阿拉伯人、25个犹太非恐怖分子、外加37个犹太恐怖分子在枪战中被杀，只有7个人被处死（两个人在监狱里自杀）。犹太恐怖主义让英国人转向反犹。当撤军开始时，官兵们都密谋把武器、岗哨和供应品交给阿拉伯人。实际上，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让犹太人付出了耶路撒冷老城和约旦河西岸的代价，这两个地方直到1967年才被占领。

阿以冲突产生了50多万阿拉伯难民（联合国的数字是大约65万；以色列的数字是53.8万）。也制造了数字相当的犹太难民。1948～1957年，10个阿拉伯国家的56.7万犹太人被迫逃离到以色列。到1960年，犹太难民已在以色列重新定居。阿拉伯难民原本也可以同样定居下来。然而，阿拉伯国家宁愿让难民一直待在难民营里，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一直作为人证留在那里，直到夺回巴勒斯坦，而且，他们也是1956、1967和1973年发动进一步战争的正当理由。

在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中等强国靠良好的公共关系生存，而不是靠战舰。

长远来看，苏伊士运河危机真正的输家是美国。艾森豪威尔帮助准备好了一根强有力的鞭子，它将抽打美国自己的后背，这根鞭子就是“国际舆论”这个宣传性的概念，最早在万隆会议上被清楚地表达出来，如今，通过艾森豪威尔自己的行动，它被转交给了联合国。

突尼斯民族解放阵线真正痛恨的是自己一方的和平人士。在战争的前25年里，他们只杀死了1035个欧洲人，却杀死了6352个阿拉伯人。事实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略就是要把穆斯林群众置于恐怖的夹层中。一方面，民族解放阵线的杀手取代了温和派。另一方面，民族解放阵线的暴行就是打算激怒法国人实施野蛮的报复，并以此把穆斯林人口赶进极端主义的阵营。

谢选骏指出：“罗斯福抡起拳头猛捶自己的轮椅：‘我们没法跟斯大林做生意。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句诺言。’他告诉一位记者：斯大林要么并没有掌控一切，要么‘是个说话不算数的家伙’。”按照“罗斯福对斯大林的上述两个判断”，去看看罗斯福本人，他推卸了自己在雅尔塔所感的一切勾当的历史责任，所以我看罗斯福，要么是个病入膏肓的瘫子，要么是个不择手段的斯大林主义者——事实上罗斯福兼而有之。

《厄尔·白劳德：共产主义的推销员》（2011年09月21日  中国青年报）报道：

1938年5月30日，美国《时代》周刊将封面位置给了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记者写道，一方面，白劳德将马克思和斯大林的黑白素描画像挂在办公桌后面，另一方面，别人送给他的47岁生日礼物，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国家文件。

白劳德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之一，就是他是一个崇拜罗斯福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是那类典型的共产主义信徒，11岁辍学打工，在监狱里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一度憎恶美国社会并参与美国共产党的地下运动。

他崇拜斯大林，却又是当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异端。他早早就抛弃了鼓动工人暴动的主张，而建立了名为“人民阵线”的民主左派联盟。他对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大加赞赏，甚至认为一般意义上的阶级矛盾在美国并不尖锐，因此，从1936年前后开始，他开始宣扬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理论：美国共产党不应该通过工人运动、而应该通过选举竞争和妥协改良来实现掌权的愿望。

到1944年，他甚至提议解散美国共产党，将其改组为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主张放弃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接受美国现存的制度，并与资产阶级政府长期合作。

在外人看来，白劳德始终是个矛盾的人。他中等身材，绿眼睛，经常穿着灰衣服，看上去很整洁，而且每天要工作12到15小时。但同时，在传记作者Ryan的笔下，他又极端虚荣，而且是个“不计后果的好色之徒”。

白劳德试图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美国式民主间做出调和，得罪了革命和保守两方。警察曾经在他一下火车就把他逮捕，却说不出什么清楚的理由；警员向他扔过鸡蛋和西红柿；大学则纷纷禁止他演讲。据说，由于他对罗斯福的赞扬太多，以至于罗斯福不得不几次通过各种渠道表示，他实在不希望白劳德再对自己表示赞扬了，因为这会让总统先生感到尴尬。

他的共产党同志对他也没好到哪里去，几乎没有人认他是朋友。他最亲密的伙伴毫不犹豫地离他而去。在他被美国共产党开除之后，他去莫斯科为自己辩解时，莫斯科却要求他自己出路费。他在各国共产主义者那里遭到诟病。直到如今，在大多数中文材料里，他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叛徒”，并被认为对共产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造成了巨大破坏。

事实上，在白劳德主张以民主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的时期，美国共产党员人数上升，影响也稳定增长，他本人也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这是美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社会上受到的最高礼遇。用传记作者Ryan的话说，白劳德“为美国共产党带来了它既没有听说过也再不可能获得的合法性”。他虽然不是最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但“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最伟大的推销员”。

这个推销员常常陷入左右两难的境地。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度要求白劳德采取行动对抗罗斯福。白劳德便故意拖延。他很想让美国共产党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竞选者，因此不愿意再做社会的敌人；但同时，出于很多现实考虑，他不能冒犯莫斯科——他的妹妹为苏联特工组织NKVD工作，他的妻子过去的革命经历也许不能被美国移民局容纳，他自己也为苏联做过很少一些工作。

到最后，美国政府不喜欢他，共产党也开始嫌弃他。美国政府以护照造假之名逮捕了他，并判刑四年。1946年2月，解散后又重新成立的美国共产党开除了他。

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白劳德成了反共杂志的顾问，以及反对马克思学说在美国应用的演说家。不过，当迫害左翼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时，已经被开除的白劳德面对质问时，拒绝指控自己以前的共产党同志是苏联间谍。

谢选骏指出：白劳德为何里外不是人？因为，“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但这却是一个不能说破的事情。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报道：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承蒙接见，不胜感谢。不久以前我去过美国，和罗斯福总统作了次长谈，我想弄明白什么是他的领导思想。现在我来拜访你，是想详细地问一问：你在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世界……

斯大林：做得还很不够……

威尔斯：我有时候游历全世界，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斯大林：像你这样的大活动家，并不是“普通人”。当然，只有历史才能表明一个大活动家的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你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世界的。

威尔斯：我不是故意谦逊。我是指我竭力用普通人的眼光，而不是用有党派的政治家或十分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眼光来看世界。这次美国之行，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旧的金融界在崩溃，全国的经济生活以新的方式在改造。列宁当年曾经说过，要“学习做生意”，要向资本家学习这一点。现在资本家应当向你们学习，以便领会社会主义精神。我以为，在美国，问题是在于进行深刻的改造，是在于建立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你和罗斯福是从两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但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有没有思想上的联系、思想上的血缘关系呢？例如，我在华盛顿就曾经看到了这里所进行的事情：扩大管理机关，建立许多新的国家调节机关，组织无所不包的社会服务部门。象贵国一样，那里也是领导本领不够。

斯大林：美国的目的和我们苏联的目的不同。美国人所追求的目的，是从经济紊乱、经济危机的基地上产生的。美国人希望不改变经济基础，而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摆脱危机。他们力求把现存的经济制度所招致的破坏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我们国家里，你知道，旧的经济基础已被破坏，建立起了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基础。即使你所说的那些美国人能够部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这种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他们还保存着这种一定要导致而且不能不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制度。因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谈不到改造社会，谈不到消灭这种产生无政府状态和危机的旧的社会制度，而只是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这些美国人主观上也许认为他们是在改造社会，但是客观上在他们那里还保留着现今的社会基础。所以，客观上是不可能对社会进行任何改造的。

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能有的。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计划经济力求消灭失业现象。我们假定，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把失业现象减少到某种最低限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资本家，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完全消灭失业现象，消灭失业后备军，因为失业后备军的使命，就是压制劳动市场，保证工资比较低廉的劳动力。你看，这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破绽。其次，计划经济要求加强产品为人民群众所特别需要的那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可是你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扩大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动机来进行的，哪一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比较高，资本就流向哪一个经济部门。你永远不能迫使资本家自己受损失，同意较低的利润率，以便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那么你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

威尔斯：你的话有好多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着重指出，如果整个国家接受计划经济原则，如果政府逐渐地、一步步地开始彻底实行这个原则，那么最终金融寡头就会消灭，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就会建立起来。罗斯福的“新政”口号具有巨大的效果，而且据我看来，那是社会主义的口号。我觉得不要强调两个世界的对抗，要在当前环境下力求确立一切建设性力量间的共同语言。

斯大林：当我说在保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下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原则时，我丝毫不想以此贬低罗斯福的卓越的个人品质——他的主动、勇敢和坚决。毫无疑问，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脑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说，我相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个信念绝不意味着怀疑罗斯福总统个人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精神。但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目的。当然，在理论上并不排斥这样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逐渐地、一步步地走向你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解释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个目的。但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意味着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利润的代表者，稍微加强一下国民经济的调节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罗斯福或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其他首脑，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完全失败。要知道银行不在罗斯福手中，工业不在他手中，大企业、大农场不在他手中。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无论是铁路也好，商船也好，都掌握在私有主手中。最后，熟练劳动者大军、工程师和技师，他们也都不在罗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中，他们都是为私有主工作。不可忘记国家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职能。这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的机关，征收捐税的机构。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经济手中。因此，不管罗斯福有多大的精力和能力，我担心他不会达到你所说的目的，要是他真有这个目的的话。也许，经过几代以后，可以稍微接近于这个目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少有可能的。

威尔斯：也许我比你更相信从经济上说明政治。由于各种发明和现代科学，强大的力量得到了利用，这些力量导致把人类集体更好地组织起来，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即导致社会主义。不管社会理论如何，把个人行动加以组织和调整，已成为客观的必然。如果从国家监督银行开始，进而监督运输业，监督重工业，监督一般工业，监督商业等等，那么这种无所不包的监督就等于把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国有化了。这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要知道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是象黑与白那样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有着许多中间阶段。有与土匪行为相近的个人主义，也有与社会主义意义相同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实现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经济组织者、熟练的技术知识分子，而这种知识分子是可以一步步地争取到社会主义组织原则方面来的。这是最主要的。因为首先是组织，然后才是社会主义。组织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组织，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只是一种思想罢了。

斯大林：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下，“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是难道能否认阶级之间的对立，有产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吗？一方面是有产者阶级，他们掌握着银行、工厂、矿山、运输业、殖民地种植园。这些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以外，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他们不服从集体的意志，他们力求使任何集体都服从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是穷人阶级、被剥削者阶级，他们没有工厂，没有银行，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他们被剥夺了满足自己最起码的需要的可能性。这些互相对立的利益和欲望，怎么能调和起来呢？据我所知，罗斯福并没有找到调和这些利益的途径。经验告诉我们，这也是不可能的。你对于美国的情况要比我知道得清楚些，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主要是根据书报来观察美国情形。但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方面，我却有一点经验，这种经验告诉我，如果罗斯福真的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满足无产者阶级的利益，那么资本家就会拿别的总统来代替他。资本家们会说，总统可以上台下台，我们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如果某一总统不能保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另找一个。总统能拿什么来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呢？

威尔斯：我反对这样简单化地把人类分为穷人和富人。当然，有专以发财为目的的一类人。但是这些人，难道不也象在这里一样被认为是障碍物吗？有一些人不是以发财为目的，他们有一定数量的钱，希望投资，由此获得利润，但是根本不认为这是自己活动的目的，这种人难道在西方很少吗？这些人把投资看作一种很勉强的必要。有一些有才干的和忠心耿耿的工程师、经济组织者，他们的活动不是受发财而完全是受其他刺激推动的，这种工程师、经济组织者难道很少吗？据我看来，有一个为数众多的实在是能干的人们组成的阶级，他们意识到现存制度的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使命是在将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起巨大的作用。近几年来，关于必须在广大的工程师、飞行员中间和军事技术界等等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我已做了许多，想了许多。对这些人作直截了当的阶级斗争宣传，是没有用的。这些人懂得这个变为血泊的世界是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但是他们认为你们搞阶级斗争的那种粗陋的对立是毫无意义的。

斯大林：你反对简单化地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当然，有中间阶层，也有你所说的技术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有很诚实的好人。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诚实的坏人。什么人都有。但是人类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不否认中间阶层的存在，这些中间阶层不是站在这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方面，便是在这一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场。但是，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的这一基本划分和两个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忽视事实。这一斗争正在进行，而且还要进行下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由无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来决定的。

威尔斯：但是劳动的、劳动效率很高的、可是并不穷的人难道很少吗？

斯大林：当然也有小土地占有者、手工业者、小商人，但决定各国命运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生产社会一切必需品的劳动群众。

威尔斯：但是要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资本家。有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也有甘愿牺牲的资本家。例如，老摩根，他就是只想发财，他简直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只是把财富聚积在自己手中。可是我们看一下洛克菲勒，他是出色的组织者，他是组织石油销售的模范，值得仿效的榜样。或者看一下福特。当然，福特是很狡猾的，自私自利的，但他不是你们正要学习的合理化生产的热情的组织者吗？我要着重指出，最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对于苏联的社会舆论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其原因首先就是日本的态度和德国的事件。但也有不单是从国际政治产生的其他一些原因。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广大的各界人民认识了以私人营利为基础的制度正在瓦解。在这些条件下，我以为不应该过于强调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抗，而应该竭力把一切建设性运动、一切建设性力量尽可能地结合起来。我觉得我比你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认为世界离开旧制度死亡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斯大林：当我说到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时，我根本不打算以此来说明，他们都是一无所能的最不中用的人。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无疑是具有很大的组织能力的，这一点我绝不想否认。我们苏联人向资本家学习很多东西。就说这个被你说得那么糟糕的摩根，无疑也是优秀的能干的组织者。但是，如果说到立志改造世界的人们，那么，在那些一心一意专事营利的人中间，当然是找不到这种人的。我们和那些专事营利的人站在对立的两极上。你说到福特。当然，他是能干的生产组织者。可是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怎样对待工人阶级的吗？难道你不知道他毫无道理地把多少工人抛到街头吗？资本家是和利润血肉相连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和利润分开。资本主义将被工人阶级所消灭，而不是被生产“组织者”、不是被技术知识分子所消灭，因为这一阶层不能起独立的作用。要知道，工程师、生产组织者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而是按照别人的命令、按照主人的利益所要求的去做工作的。当然也有例外，这个阶层中间也有摆脱了资本主义欺骗的人。技术知识分子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创造“奇迹”，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利益。但是他们也能带来巨大的害处。我们苏联人对于技术知识分子有不少切身的经验。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抗拒这一建设，实行怠工。我们曾经多方努力把技术知识分子吸引到这一建设中来，对他们用了各种办法。经过不少的时间，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才走上了积极帮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们当中优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前列了。我们有了这一经验，就决不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造成危害，又能创造“奇迹”。当然，如果经过一次突击就能使技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脱离资本主义世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是空想。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据你看来，比方在英国和法国，这种人是很多的吗？不，愿意同自己的主人决裂而去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的呀!

此外，要改造世界，就应该有政权，这一点难道可以忽视吗？威尔斯先生，我觉得你非常低估政权问题，你根本没有想到它。要知道即使有美好愿望的人，如果不能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和没有掌握政权，他们能做出什么来呢？最多他们只能协助夺取政权的新阶级，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世界翻转过来的。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这个阶级可以代替资本家阶级，成为象资本家阶级那样握有充分权力的主人。这样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当然，应该接受技术知识分子的帮助，而反过来又应该给技术知识分子以帮助。但是不应该认为技术知识分子能起独立的历史作用。改造世界是一个巨大、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要完成这个巨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远航必须有大船。

威尔斯：是的，但要远航，就必须有船长和领航员。

斯大林：对的，但要远航，首先就必须有大船。要是没有船，那么领航员算什么呢？是一个没有事做的人。

威尔斯：大船就是人类，而并不是阶级。

斯大林：威尔斯先生，看来，你是从一切人都是好人这个前提出发的。可是我没有忘记，有很多的坏人。我不相信资产阶级的好心。

威尔斯：我回想起几十年以前技术知识分子的情形。那时候技术知识分子很少，但是事情很多，每个工程师、技师、知识分子都找得到应用自己知识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个最不革命的阶级。今天技术知识分子太多，他们的情绪急剧地改变了。以前甚至听也不愿听革命言论的熟练知识分子，现在对革命言论感到兴趣了。不久以前我应邀参加了我们英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皇家学会的宴会。主席的演说赞成社会计划化和科学管理。三十来年以前，该学会甚至没有人会听我刚才说的话。而现在领导该学会的，是具有革命观点和主张科学地改造人类社会的人。你们宣传阶级斗争，是没有估计到这些事实的。情绪在改变。

斯大林：是的，我知道这一点，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陷入了绝境。资本家正在找寻但又找不到一个摆脱绝境的出路，这个出路是要符合这个阶级的尊严、这个阶级的利益的。他们可以部分地爬出危机，但是他们是找不到可以使他们昂着头走出来而根本不损害资本主义利益的出路的。当然，广大的技术知识界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开始觉悟到，他们跟那个能够指出摆脱绝境的出路的阶级有共同的利益。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什么是革命，而且在实践上是怎样，你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是否群众自己会在某个时候举行起义呢？你是否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少数人进行的这一事实是确定的真理呢？

斯大林：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干劲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也会束手无策。

威尔斯：哪怕是消极的支持吗？也许是下意识的支持吧？

斯大林：部分地也依靠半本能的支持，依靠半自觉的支持。但是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威尔斯：我观察了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我觉得这种宣传在现代条件下听起来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这种主张以暴力推翻社会制度的宣传，只有在某一暴政实行绝对统治的时代才是适当的。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统治的制度反正在毁坏，本来在解体，就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暴乱上，而应该放在效率上，放在本领上，放在生产率上。我觉得暴乱的调子已经陈腐了。在那些建设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看来，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是一种障碍。

斯大林：当然，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这是真的。然而人们正在作新的挣扎，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捍卫、拯救这个正在灭亡的制度，这也是真的。你从正确的认识中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你正确地认定旧世界是在毁坏。但是你认为它在自行崩溃，那就不对了。不，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保卫它，以防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他们，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制度的侵犯。

是的，你说旧社会制度在毁坏，这是对的，但是它不会自行崩溃。例如，就拿法西斯主义来说吧。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企图用暴力来维持旧世界的反动力量。你对法西斯分子将怎样办呢？劝告他们吗？说服他们吗？但要知道这对他们是不会有丝毫效力的。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尽力防止正在灭亡的旧制度击溃你们，别让旧制度给你们的双手戴上镣铐，你们是要用这双手去推翻这个旧制度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共产党人不能不估计到这些事实。

威尔斯：不过请你注意看一看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要知道这不简单地是制度的崩溃。这是那种蜕变为露骨暴徒行为的反动暴力的爆发。我觉得，在谈到跟这些反动的愚笨的暴徒冲突时，社会主义者应当诉诸法律，并且不要把警察看作敌人，而要支持警察跟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觉得，不可简单地用旧的、呆板的、暴乱的社会主义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行动。

斯大林：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这个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已经衰亡的阶级不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请你回忆一下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说过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了吗？然而难道不需要克伦威尔用暴力去粉碎旧制度吗？

威尔斯：克伦威尔是依靠宪法和以立宪制度的名义行动的。

斯大林：为了宪法他采用了暴力，处决了国王，解散了议会，逮捕了一些人，杀了另一些人!

再从我国历史中举个例子吧。难道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不是知道沙皇制度在腐朽，在崩溃吗？然而为了推翻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啊!

而十月革命呢？难道知道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指出了唯一正确出路的人还少吗？难道人们不懂得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吗？但是你知道，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我们进行了多么大的抵抗，我们流了多少血啊!

或者再看一看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在1789年以前很久，许多人就已经知道，王权和农奴制度腐朽到了什么地步。但是没有人民起义，没有阶级冲突，你对它们就没有办法而且也不可能有办法。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直到最后才相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要他们确信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坏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的阶级拿起武器，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使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

威尔斯：但领导法国大革命的还有不少律师。

斯大林：难道你否认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吗》难道法国大革命是律师的革命，而不是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保卫了第三等级的利益并取得了胜利的人民革命吗》难道法国大革命领袖中间的律师们，是按照旧制度的法律行动吗？难道他们没有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法制吗？

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共产党人掌握了这个历史经验。共产党人是会欢迎资产阶级自愿地退出舞台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而应当加以击溃的统帅呢？作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你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正是一种革命的合适方法。

威尔斯：我绝不否认暴力的必要性，但是我认为斗争形式应当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现存法律所给予的可能性，应当保卫这种可能性不受反动的侵犯。旧秩序之所以用不着加以瓦解，是因为它本身正在充分地瓦解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反对秩序、反对法律的斗争，是一种陈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我有意地要夸张一点，以便更清楚地显示真理。我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如下：第一，我拥护秩序，第二，既然现存制度不保证秩序，我就要抨击它;第三，我认为宣传阶级斗争思想，会把社会主义同恰好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们隔离开来。

斯大林：为了进行巨大的严重的社会事业，必须有一个主力、支柱、革命阶级。其次，必须把辅佐力量对这个主力的援助组织起来，这个辅佐力量在目前情况下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力量也可以加入的政党。你刚才说到“受过教育的人们”。但你所指的是哪一种受过教育的人呢？不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在十月革命时代的俄国，难道站在旧秩序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是很少的吗？有很多受过很高教育的人站在旧制度方面，替旧制度服务，他们维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很明显，蠢才是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的。我并不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地，我却强调他们的作用。问题只在于，说的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各种各样的。

威尔斯：如果不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那就不可能有革命。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例子，它不曾触动旧的教育制度，因而它从未成为共和国;另一个是英国工党的例子，它坚持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的决心不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意见。

现在让我来回答你所提出的三点：

第一，对于革命来说，主要的就是要有社会支柱。这个革命支柱就是工人阶级。

第二，必须有辅佐的力量，共产党人把这种力量称作党。具有知识的工人以及技术知识分子中间跟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分子，都可以加入这个党。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是强有力的。如果他们反对工人阶级，那么他们就变成毫不足道的人了。

第三，必须有政权作为改革的杠杆。新政权建立新法制、新秩序，这种秩序就是革命秩序。

我不是拥护任何的秩序。我只拥护与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秩序。如果旧制度的某些法律可以被利用来为争取新秩序而斗争，那就应当也利用旧法制。你说既然现存制度不保证人民所必需的秩序，就应该加以抨击;对你的这个意见，我是没有丝毫异议的。

最后，如果你认为共产党人醉心于暴力，那就不对了。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让位给工人阶级，那么共产党人是会乐意放弃暴力方法的。但是历史经验是否定这个假设的。

威尔斯：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阶级自愿把政权让给另一个阶级的例子。在1830年到1870年这个时期中，未经过任何残酷斗争便发生了贵族自愿把政权转交给资产阶级的过程，贵族的影响到十八世纪末还是很大的，而资产阶级则是君主制的多情的支柱。政权的这一转移，后来便导向金融寡头统治的确立。

斯大林：可是你不知不觉地从革命问题转到改良问题了。这不是同一个东西。你是否认为宪章运动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改良事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呢？

威尔斯：宪章派做的事情很少，而且已经消声匿迹了。

斯大林：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宪章派和他们所组织的罢工运动曾起了巨大作用，曾经迫使统治阶级在选举制度方面、在消灭所谓“衰败城镇”[“衰败城镇”，是指英国18世紀末和19世纪初一些人口减少但仍沿袭旧制享有选举议员权利的小城镇和乡村。这种特权后被取消。——编者注]和实行“宪章”某几条方面作了许多让步。宪章派曾经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并且促使一部分统治阶级为了避免重大的震动而作了一些让步，实行了一些改良。一般地应该说，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英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贵族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看来，从维持他们的政权看来，都是最聪明、最圆滑的。我们就从现代历史上举一个例子吧。比如1926年英国总罢工。当时工联总理事会号召罢工，任何资产阶级遇到这种事件，首先就会逮捕工联领袖。英国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从他们的利益看来，他们是做得很聪明的。不论在美国、德国、法国，我都不能想象资产阶级方面会有这样圆滑的阶级战略。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英国统治阶级从来不惜实行若干小的让步和改良。但是以为这些改良是革命，那就错了。

威尔斯：关于我国的统治阶级，你的评价比我的要高。但是一般讲来，小的革命和大的改良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很大呢？改良不是小的革命吗？

斯大林：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作革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通过改良，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使一种制度悄悄地过渡到另一种制度来实现。

威尔斯：我很感谢你这次谈话，因为它对我有很大的意义。你在给我解释时，大概回忆起了你在革命前的地下小组里阐明社会主义原理的情形。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物，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每一句话是千百万人注意听的。这就是你和罗斯福。其他的人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不会有人登载，不会有人理会。我还不能评价贵国所进行的事情，因为我昨天才到这里。不过我已经看见了健康的人们的幸福面容，我知道你们正在进行一种非常重大的事业。跟1920年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斯大林：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更聪明些，那么我们做的事情也许还多些。

威尔斯：不，如果人们全都更聪明些。不妨想出一个改造人类头脑的五年计划，因为人类头脑显然还缺少为完善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很多东西。(笑声)

斯大林：你是不是打算出席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呢？

威尔斯：可惜得很，我杂务在身，只能在苏联逗留一星期。我这次来是为了会晤你，我对我们的谈话深为满意。但是我打算跟我能够会见的苏联作家谈谈他们能否参加笔会的问题。这是高尔斯华绥所创立的一个国际作家组织，在他逝世以后我就担任了主席。这个组织还是很薄弱的，可是它在很多国家里都有分会，因而(这是更重要的)该会会员的言论可以广泛地发表出来。这个组织坚持有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权利，连反对的意见也在内。我打算和马克西姆·高尔基谈一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允许有这样广泛的自由。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这一点叫作“自我批评”。它在苏联是广泛地运用的。如果你有什么愿望的话，我是乐意帮助的。

威尔斯：谢谢。

斯大林：谢谢你和我的谈话。

克·乌曼斯基 记录

谢选骏指出：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斯大林也是一个罗斯福主义者——一个为了夺取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残废人。

（《谢选骏全集245卷》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