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晦涩》（《中国科学报》 2020-06-04 韩连庆）报道：
哲学家们知道，适度的晦涩既是思想表达的需要，也是思想深刻的标志。哲学史上流传下来的著作都是晦涩的。如果你写得淡如白水，谁还会研究你？
1831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去世，享年61岁，死因是流行性霍乱。
那年的欧洲流行霍乱。夏天的时候，黑格尔一家人离开柏林，跑到乡下避难，等到秋季学期开学时，才重新回到柏林。一个周日的早晨，黑格尔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医生起初认为不是霍乱，后来病情加剧，几位医生会诊后，确诊为霍乱。三天之后，黑格尔病逝。
黑格尔的遗孀却对他的死因表示怀疑。她曾对他的妹妹说：“你能从这些东西里面看到一丝霍乱的症状吗？”黑格尔死于“没有外部症状的”霍乱。法国电影《屋顶上的轻骑兵》就是以这场霍乱为背景，讲述了一个“霍乱时期的典雅爱情（courtly love）”的故事。电影中染上霍乱的症状是发高烧和呕吐。
黑格尔11岁的时候，他的家乡斯图加特屡遭瘟疫的袭击，死亡率很高，他的母亲就是死于一场痢疾。尽管黑格尔活下来了，但却一直受到痢疾后遗症的折磨。
黑格尔死后，当地的“霍乱管理委员会”封锁了黑格尔的住处，按照当时的规定进行了消毒。两天之后，黑格尔的葬礼在柏林举行。法国哲学家雅克·董特所写的《黑格尔传》以这场“不同寻常的葬礼”为开端描写黑格尔的一生。他说，黑格尔总是从反面去理解事物，所以如果理解了黑格尔的死，就能更清晰地理解他的生。
董特推测，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宣布为霍乱致死可以免除很多怀疑，尸体可以被迅速地处理掉，也可以防止事后的纠纷。“无论如何，黑格尔至死都始终保持着他的内在性格特征：矛盾和犹豫。”
读到这里，不禁吊起了我的胃口：难道黑格尔死于一场“阴谋”？我期待作者为此能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但又怕落入流俗的窠臼。在随后的章节中，作者似乎忘了这个话题，直到进入黑格尔晚年的章节才又回应了这个话题，认为霍乱或许是黑格尔的“代用毒药”，使他避免了最糟糕的状况。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用“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来描写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也曾用“他出生、他写书、他死去”作为自己的简历，似乎哲学家们都是在思考和写作中度过一生的。
可是，亚里士多德教导过亚历山大大帝，成了“帝王之师”；海德格尔在希特勒上台后出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试图改革大学教育，他的“纳粹问题”至今还是个烫手的话题；齐泽克也曾参选过斯洛文尼亚的总统，别人想请他担任文化部长，而他却说自己想当秘密警察局的局长。哲学家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
死前的黑格尔担任柏林大学的校长，声誉如日中天，当时的人尊称他为“哲学家先生”。不过他也开始感觉到了“高处不胜寒”。从表面上看，黑格尔是体制内统治权力的“同谋”。他赞成君主立宪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历史评价中，都被认为是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背叛，是开历史的倒车，是落后的封建思想的表现。
但是，黑格尔又经常和反对普鲁士政权的人搅合在一起，以至于当局几乎在每一个案件的卷宗中都能找到黑格尔的名字。在日常的教学中，黑格尔经常传授一些“秘密口授”的思想，被认为含有反宗教和反政府的倾向，遭到了检举。
黑格尔的这些行为引起了教会和普鲁士政府的怀疑，他开始受到攻击和排挤。他的有些学生不像他那样谨小慎微，试图将思想诉诸行动，可黑格尔又谴责他们的排外主义、排犹主义和盲目的暴力是“德国式的愚蠢”。其实马克思早就把这个问题看穿了，他曾说：“在黑格尔与宗教、政府等等之间，不可能是和解的问题。”
在董特的这部传记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叫“入世”，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大背景出发，描写了一个在“思考”和“写书”之外积极入世的黑格尔。由于被认为宣扬无神论和支持各种反政府的政治活动，他与教会和普鲁士政权的冲突逐渐白热化。所以董特才认为，“在黑格尔临终之时，破裂的临界点似乎就要来临了……人们通常认为他死得‘是时候’”。
理解了黑格尔的死，再来看他的“生”。黑格尔的哲学以晦涩著称，甚至被认为就是一些“字谜”。即使与他同时代的歌德也曾说过，黑格尔的精神如此杰出，但却很难表述自己。
晦涩是哲学的代名词，这是从康德开始的，就连黑格尔也指责康德的不可理解，可他又搞了一套比康德还晦涩的体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预言，由于社会发展和职业分工的需要，将来会出现“哲学家”的行业。这也是从康德开始的。
哲学成了一种职业，自然需要一些晦涩的“黑话术语”，以显得这是个专业的“圈子”。哲学家们知道，适度的晦涩既是思想表达的需要，也是思想深刻的标志。哲学史上流传下来的著作都是晦涩的。如果你写得淡如白水，谁还会研究你？
黑格尔年轻时写的读书笔记和日记还是很清楚的，可是一旦写作哲学就变得晦涩了。所以董特认为，黑格尔似乎是养成了晦涩的“天赋”，他能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晦涩。
在黑格尔生活的年代，有专门的“拆信局”审查信件。他在与友人通信时，不得不用一些隐晦的语言和反话来讨论问题。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拥护当时的“长子继承制”，因为他要是不这样说，这部著作根本无法出版。黑格尔既用晦涩来阐述他的思想，也用晦涩来规避各种风险和隐藏思想的锋芒。
董特认为，最大的晦涩乃是那些不明显的晦涩，也就是说，读黑格尔的著作时，那些我们自以为读“明白”的地方，才是真正“晦涩”的地方。黑格尔有句名言“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例如一个腐败的政府是“合理的”。他所说的“现实”指的是理念的实现，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实现了国家理念的政府才是合理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黑格尔的霍乱病是假的；不过在我看来，黑格尔的一生所言，都是霍乱病人胡言乱语。岂有它哉。尤其是，他所使用的语言，是“和马才说的德语”。
《是谁用德语跟马说话？》（梁老师的德语课 2018-12-27）报道：
在我们德语界，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德语感觉像是马在说话”。被很多人引以为笑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句话的背后故事。
据说这句话和一个人有关系。他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00-1558，德语是Karl V.，即卡尔五世）。对于他到底算不算德国人，一直都是一个疑问。从他的父亲那边来看，他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但他不是纯粹的奥地利血统。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也是他的帝国的核心。但他的母语却是法语，因为他是在“低地国家”（包括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长大的。他除了法语之外，还精通拉丁语和东佛兰芒语，而相较之下，他的德语只是局限于一些词汇。至于西班牙语，则是要等到他成年之后才花了很多力气进行学习。
但是，作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其实也是他权力的核心区域，所以他一直将西班牙语看作是他王位的直接体现。因此，他在罗马和教皇也不用拉丁语交流，而是用西班牙语。到了德意志境内，他也要求人们用西班牙语来欢迎他。这多多少少也让一些德国人感觉到不太舒服。所以，有一次，卡尔五世的西班牙公使来被派到波兰宫廷，在和德国同事闲聊时，他说：上帝将亚当夏娃驱赶出伊甸园时，一定用的是德语。因为德语是这样一种铿锵有力的语言。而德国人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说了这样一句话：没错，蛇引诱夏娃用的一定是西班牙语。
很快，这句话就在欧洲传开了。在罗马，有个意大利作者故意写了一出戏剧，在里面，上帝使用铿锵的德语，亚当使用人性化的意大利语，夏娃使用充满魅力的法语，而蛇则使用的是西班牙语。这个故事让当时的西班牙人很恼火，对此一直愤愤不平。于是，大概到了1600年左右，他们决定利用他们的伟大国王查理五世说事，给他杜撰出来了一个名言：
Hablo español con Dios, italiano con las mujeres,
francés con los hombres, y alemán a mi caballo.
—Emperador del Sacro Romano Carlos V
朕用西班牙语向天主祈祷，用意大利语对女士调情，用法语和绅士寒暄，用德语调教朕的马匹。
于是，慢慢的，这句贬低德语，但对其他语言都还有一定敬意的话语在欧洲逐渐传播开来。因为三十年战争后的德国却是乏善可陈，于是沦为了被嘲笑的对象。这句话用德语是这样的：
Spanisch spreche ich mit Gott, Italienisch mit Frauen, Französisch mit Männern und Deutsch mit meinem Pferd.
这就是这句话的由来，虽然它是杜撰的，但确实很流行。
谢选骏指出：马仔黄俄为德国祖宗漂白西地，不遗余力。而在我看来，欧洲人虽然互咬，但在华人看来同属胡言。
《黑格尔与霍乱》（2021-01-20 吴兴人）报道：
哲学家黑格尔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却不幸死于当时的流行病霍乱，享年61岁，他比马克思少活了四年。
1831年，霍乱在英国的桑德兰港口首次突袭登陆。此后，到1854年，英国前后流行了四次大霍乱。瘟疫的突临与和高病死率，使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如临黑夜。在黑格尔61岁生日那天，也因为霍乱的流行，前来道贺的友人寥寥无几。黑格尔的学生，一位不太知名的诗人，海因利希奥古斯特·斯提哥利茨却在黑格尔生日那天给他的老师写了一首题为《呈黑格尔》祝寿诗：“在诸神下界的午夜来临，请接受我的祝福吧，精神王国的君主，我不断地从内心，欢愉地对您赞颂，愿师尊万福。”这个生辰及以前，黑格尔的威名显赫达到了顶峰，也正是这一年，黑格尔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1831年，流行性霍乱虽已不再猖獗，但还是造成了柏林市民大量的死亡。黑格尔在这一年的夏天，像许多人一样为了逃避危险，暂时躲避到了乡下。但到了柏林大学秋季学期开学时，黑格尔重新回到了校园内，照常给学生讲课。当时他的身体状况看上去不错，在课堂上，他一如既往地凭借着机智而幽默的谈吐，吸引着每位柏林大学听课的青年学生。然而，过了一周，黑格尔突感身体不适，谢绝了当日原本要会面的朋友。后因病情加重，请了医生前来看病。医生起初还很乐观，认为不是霍乱。然而，当晚病情急转直下，医生们赶来会诊，确诊了黑格尔的确患上了可怕的霍乱，并开药治疗。可是，疫病无情，在第三天晚上，黑格尔便悄然离世，没有痛苦，似乎是在睡眠中离开的。而叔本华得以逃生,一直到1860年逝世，多活了29年。
11月16日那天一早，柏林街头行人寥寥。黑格尔的尸体被放置在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灵车后面，由他的遗孀与两个合法的儿子牵引着，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送葬队伍。在那个霍乱流行、尽量避免外出的年代，参加黑格尔葬礼的人都有一份格外的勇气。
谢选骏指出：如果黑格尔不是死于霍乱，那是死于什么呢？死于天理不容吗？黑格尔为何捏造辩证法？因为“有合法的儿子就有非法的儿子”——
《你不知道的黑格尔》（谢盛友 2008年1月2日）报道：
我把餐馆的窗户打开，依窗外望，班贝克雷格尼茨河对岸的州立图书馆，曾经是拿破仑的行宫。
1807年，37岁的黑格尔是《班贝克日报》的总编辑，他亲眼看到了雷格尼茨河边的拿破仑。那时的拿破仑皇帝正率领他那支不可一世的法国军队与普鲁士征战，然而奇怪的是，黑格尔却似乎对这位“敌人”充满崇敬之情。有一天，身材矮小的拿破仑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地从黑格尔以及其他班贝克市民面前经过时，站在街边角落里的黑格尔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城。当我看见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时，真令我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骑在马背上，他在这里，集中在这一点上他要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
黑格尔这句感叹变成了传世名言。
黑格尔还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Was vernue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enftig.)。此句出自《权利的哲学纲要》一书（《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
我尝试把这句话重新翻译一下：理性就是现实，现实需要理智。
我之所以这样翻译，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德国历史现实和黑格尔当时的现实生活。
当年的黑格尔生活潦倒，得到歌德的关照，在耶拿找到一门教书的差事，不过月薪才100塔勒(当时德国的货币)。拿破仑大军压城，士兵到处烧杀无数，黑格尔为了抢救自己的作品，带着未完成的《精神现象学》手稿逃亡，后来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帮助他找到《班贝克日报》任总编辑的肥差事。但是，黑格尔由于不满巴伐利亚的独裁统治，更加不满巴伐利亚的新闻检查制度，当《班贝克日报》总编辑一年后就辞职不干了。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再给他找到纽伦堡文理中学校长一职。
黑格尔在班贝克完成了他的《精神现象学》，但是，他的生活仍然拮据，这时他和家庭庸人的私生子出生，他还是尽职抚养自己的儿子，但后来儿子仍然认为黑格尔这个父亲“无情”，最后父子决裂。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西方社会中引入真正的自由。但正因为是绝对的初次，它也是绝对激进的。因为在革命消灭了它的对立面后，革命所唤起的暴力高潮无法自我平抑，结局是无路可去的革命最终自食其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毁于残暴的恐怖统治。所以，黑格尔又说：“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现，只不过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闹剧。”
历史总是在对过失的自我学习中前行的：正是这种经验，也只能在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一个由自由公民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职责，又能实现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宪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现。
黑格尔被后人利用，历史学家将黑格尔学派分为两个阵营，黑格尔右派和左派。右派追随者拥护福音正统的宗教观念，拥护后拿破仑时代的政治保守主义。
现代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基本上是右派黑格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邦德国政府、班贝克市政府和班贝克大学每年六七月份都举行“黑格尔周”，每次一个主题，全球黑格尔学家蜂拥而来，研讨黑格尔和社会现实。
黑格尔左派，有时也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继承黑格尔学说中的革命成分，在宗教方面主张无神论，在政治领域主张自由民主，其中包括费尔巴哈和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这些年轻的黑格尔信徒经常在柏林的希贝尔酒吧聚会、争论，这里的氛围造就了对以后150年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们，形成了无神论、人文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基本观念。
奇怪的是，没有一位黑格尔左派(包括马克思)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追随者，反而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者。
乔治·卢卡奇对黑格尔有一个发现，他将黑格尔的理论带到马克思经典中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0年）中论述“阶级意识”。根据卢卡奇的阐述，每个阶级都有一个确定的阶级意识。自由主义哲学的意识基于个人主义与社会契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则不同，它不是起源而是目标，它是必须透过阶级斗争去赢得的。
国内科技部的代表团来班贝克，由我陪同，他们个个都是厅局级干部，我带他们从大教堂一路走来，到达黑格尔故居。“噢，这就是黑格尔，他对马克思影响很大，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
“进去里面看一看嘛，黑格尔和家庭庸人的私生子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那有什么了不起，陈良宇还有十六个情妇呢。不用了，没有时间。”厅局级干部继续谈论他们的“北京帮”“上海帮”，陈希同、黄菊、陈良宇。 站在黑格尔面前， 他们根本不顾黑格尔的存在。
谢选骏指出：左派右派都是黑格尔的崽子，一个私生的，一个官宣的。卡尔马克思算私生子，自己又搞出一堆私生子，淫乱世界各个国度。
《黑格尔的爱情：太阳下面没有新事物，既折磨他人又折磨自己是爱情》（2022-11-14）报道：
黑格尔 (公元1770年8月27日—公元1831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 柏林大学（今日的柏林洪堡大学）的曾经校长。是德国19世纪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建立了世界哲学史上最为庞大的客观唯心体系，极大的丰富了辩证法。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代表作品：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法哲学原理。
“只折磨自己是单相思，只折磨他人是虐待狂，既折磨他人又折磨自己是爱情。”
黑格尔对于爱情的思考充满了理性的色彩，这和他的情感经历息息相关。
黑格尔曾在一个房产主的家里当过房客，房产主的妻子叫克里斯蒂安娜·布克哈特。后来，克里斯蒂安娜·布克哈特怀上并为黑格尔生下了孩子， 费歇尔。黑格尔向克里斯蒂安娜承诺，一旦她成了寡妇，他就同她结婚。克里斯蒂安娜默从了这个诺言，让黑格尔清清白白地走了。其实也说不上是克里斯蒂安娜默从了诺言，或许她本就不怎么在乎，毕竟， 费歇尔已经是她的第三个私生子了。
显然，黑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兑现他的诺言。反而是随着他的成就愈发伟大，他的地位愈发崇高，他愈发不关心他的第一个孩子，后来甚至断绝了与他的父子关系。
在黑格尔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他已经事业有成，思想也在不断走向成熟。但是长年累月的工作，让他忘记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成家。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是一艘漂泊着的小船，如今他需要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港湾。
于是，他坦率地写信给自己的好友尼特哈狱尔，希望他和他的夫人能为自己物色一个生活伴侣。然而，还没有等到朋友们伸出援助的手，黑格尔便情有所钟。他的意中人是一位出身于纽伦堡世家的贤淑的小姐玛丽 · 冯 · 图赫尔。
虽然玛丽姑娘比黑格尔年轻二十岁左右，但是年龄的悬殊并没有妨碍她对这位大哲学家的爱慕之情。1811年 4 月16 日，哲学家正式向她求婚，她以羞怯而敬畏的眼光注视着这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和阅历丰富的求婚者，感到将自己的终身依托给这个可靠的、成熟的人是会幸福的。没有同家庭成员商议，她就答应了他的求婚。玛丽的允婚使哲学家受宠若惊，当天晚上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黑格尔便把喜讯告诉给尼特哈默尔。
黑格尔颇费周折地获得了女方父母同意后，两人于1811年9月结婚。婚后夫妻一直感情很好，家庭和睦。他们育有多位子女。
婚后的琐碎生活并没有让黑格尔停下创作思考的脚步，相反他的著作《美学》《逻辑学》《法哲学》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不仅如此，黑格尔还虐得一手好狗，他在婚后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一有公职，二有爱妻，人生在世，夫复何求。”
黑格尔与玛丽结婚后把已经十岁的私生子费歇尔接回到家中，在此之前费歇尔都是在孤儿院中度过的。因为理性的存在，黑格尔成为了一位严厉的父亲，虽然他对长子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当他听人说到费歇尔偷钱这件事，就果断地与费歇尔脱离了父子关系，并把他赶出家门，最后费歇尔在很年轻时就悲惨死亡了。
1826年，56岁的黑格尔享受着天伦之乐。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已经是美满丰收。他生日的时候，朋友们为他热烈地庆祝了一次。他们到赌场里面尽情地玩一顿，黑格尔玩一种类似桥牌的纸牌游戏十分尽兴，以至于到了午夜还浑然不知。
12点的时候，朋友们一同举杯，在一通叮叮当当的杯子碰撞声中，黑格尔开心地像个孩子。那一刻的黑格尔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伟大哲人，他只是所有世俗幸福中的一份子。
1829年，黑格尔当上了柏林大学的校长，事业达到巅峰，他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就职演说。但可惜的是，仅仅在柏林大学校长的位子上干了两年，黑格尔就因为感染霍乱与世长辞了。
没有天生的伟人，也没有完美的英雄。作为“人”的黑格尔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他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缺点，有自己的癖好。认识到生活中的黑格尔是一位平凡的人，才更能凸显他作为哲学家、思想家成就的伟大。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屎劲歌诵黑格尔，因为马克思也有一个私生子，而且也被他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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