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有一部<殉难者传>》（胡平）报道：
4月5日清明节，北京的一些朋友举行集会，纪念张志新殉难35周年。今年4月29日，是林昭就义42周年，也有人在准备纪念。著名艺术家严正学已经制作好林昭塑像和张志新塑像。此外，还有人在纪念李九莲，纪念钟海源。
上述几位女性都是殉难者。她们都是因为勇敢地表达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而惨遭专制政权杀害。她们是为思想而死，可是她们以身相殉的思想却被封杀，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为人知。尤其是林昭，连她的死刑都是秘密执行的。
我曾经感慨道：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能大名鼎鼎，是因为他们反对的专制暴政还不那么专制不那么暴政。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极权主义一手遮天，切断了一切自由的信息交流。极权主义制造了大量的匿名死亡，它甚至还要抹去人们的记忆，使历史成为空白。阿伦特说：西方在最黑暗的时期，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早期的罗马人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仍然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难者列传，教会得势后迫害异教徒，但是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唯有极权主义才制造匿名的死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死亡，连同死者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在周围人中的记忆――都被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这真是绝对的恐怖。生活在极权社会里的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的孤寂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那么感到无力，都那么容易屈从。
在极权统治下，死亡并非都是匿名的，杀戮并非都是秘密的。因为极权统治者要禁止思想，要让人民不敢思想，这就需要杀鸡给猴看，如果猴子们没看见，鸡岂不是就白杀了？所以极权统治者常常要把杀戮搞得大张旗鼓，张贴布告，召开万人公判大会，游街示众。过去的暴君也搞以言治罪，但他们至少还允许别人留下遗言或者喊一声口号。毛时代甚至要割断临刑者的喉咙，唯恐他／她喊出“反动口号”。在毛时代的处决公告里，思想犯的罪行叙述照例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该犯一贯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党和伟大领袖”云云。它只让你知道哪种思想是危险的，是有罪的，但不让你知道那种思想的具体内容，因为它怕的是思想本身的力量。这才叫真正的扼杀思想。对于思想的勇士而言，死不足惧，但若是把你的思想也一并杀死，让你的死无法产生它应该产生的意义，那才是最最悲哀的。
只有在最黑暗的阶段过去之后，我们才渐渐知道了这些殉难者，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也亏得还有些文字侥幸地保留了下来，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们的思想。当我们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而深受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一定还有很多很多英勇的名字，连同他们的思想，业已湮没无闻。
记得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披露报端，诗人韩瀚写了一首短诗：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如今，又过去了30年。当年那一代苟活者多半业已走完人生之路，归于寂灭。而永远年轻的张志新们却仍能令我们感到震撼。此一生彼一生，孰长孰短？一位西班牙诗人说得好：“唯有死者永生。”我想，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尽力搜集殉难者的故事。死者不能再说话，生者的责任就是使他们的名字、思想和事迹广为流传，永存世间。我们应该有一部《殉难者传》。（2010年5月3日）
谢选骏指出：《殉难者传》很有必要。这是对抗阿伦特所不懂的除忆诅咒（Damnatio memoriae）或称为记录抹煞之刑的有效方法。——这个拉丁词语按字面上的解释是“记忆上的惩罚”，意指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消某些人和某些事物的存在。名声的上层人士死后，经由罗马元老院通过决议，消除特定公众人士的功迹记录。由此可见，现代极权主义的做法并无创意，也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
网文《除忆诅咒》报道：
除忆诅咒（Damnatio memoriae），或称为记录抹煞之刑，是一个拉丁文词语。按字面上的解释是“记忆上的惩罚”，意指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消某些人和某些事物的存在。通常对于叛国者、或败坏罗马帝国名声的上层人士死后，经由元老院通过决议，消除特定公众人士的功迹记录。对被加上除忆诅咒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最严重的耻辱。
简介编辑
该词语最主要用于古罗马时期，由元老院立法通过对于某些已故人士的惩罚，消除他们在世时的一切功迹，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一样。这些遭到除忆之刑的人士，在其生前曾经出现过的铭文、雕像、货币、文字记录等等，全都要被销毁、抹去或改写。
实行
在古罗马时期，当一位罗马精英阶层的公民（特别是从事政治方面），或帝国时期的罗马皇帝，在他们犯下严重过错并亡故之后，由元老院讨论并决议是否对其施以这种惩罚。这是一种对于已故公民最严厉的惩罚。
但在实行上，除忆诅咒有时并不容易施行。所有政治人物都有其盟友与政敌，因此这种消除当事人一切存在证据事物的作法，在实际上不可能做得相当彻底。比如，罗马元老院已决议对遇刺身亡的前任皇帝卡利古拉施以记录抹煞，但继任的皇帝克劳狄乌斯却表明反对；尼禄败亡之际也被元老院宣布为人民公敌，但其后的维特里乌斯却公开地尊崇他；号称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在晚年趋于残暴，元老院在其死后提议对其施以记录抹煞，经安敦宁·毕尤的劝说才作罢。唯一一位受到官方施以该项抹煞之刑、并且未受后人恢复名声的是帝国的皇帝图密善 。
类似惯例
叶若夫陪同斯大林的照片，叶若夫失势后，很快从照片上被抹去。
古埃及新王朝中，哈特谢普苏特以女性身份担任法老；在她过世之后，后继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为消灭曾有女性当政的证据，下令刮除她在神庙中的铭刻。此外，信仰阿顿并实施宗教改革的法老阿肯纳顿，在他死后也被后继者斥为“异端”，并将他的纪念铭文上的“王名章（Cartouche）”加以涂抹，以此对后人表示“惩戒”。
近代照相术兴起，许多政治人物在后来的生涯失势之后，可能会在许多档案照相片中被“修改”而消失，让后人误判他过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著名例子有苏联政治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又如油画《开国大典》便是这么一个例子。
第一幅（左上）是董希文创作的原始版本，站在前排是当时的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自左至右分别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在朱德身后，还重点描绘了两位人物周恩来和林伯渠。
1955年，高岗事件发生后，董希文奉命将画中的高岗删除，原位以一盆鲜花代替。也就是第二幅图（左下）。
到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倒，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出现在画中自然就成了政治不正确。于是在1968年，董希文再次奉命将刘少奇删除，以董必武填补空缺。这就是第三幅图（右上）。
再到后来，那是1970年了，中央文革小组命令将几幅革命历史画“刷新备用”，其中就有《开国大典》。由于董希文病重，只能由他的学生来进行。然而，他的学生不愿意在老师的画作上改动，于是就重新临摹了一幅，根据政治要求进行了修改。这回被刷掉的人是林伯渠（见第四幅图，右下），据说这是江青的命令，她忌恨林伯渠当年反对她与毛泽东结婚。
谢选骏指出：其实，类似除忆诅咒（Damnatio memoriae）和记录抹煞的行动，还有比罗马更早的起源。
《圣经旧约·出埃及記》32:33：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
《圣经新约·启示录》3:5：那得胜的，将要同样穿上白衣，我绝不从生命册上抹去他的名字；而且我将要在我父面前、在我父的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字。
当然，《圣经》所记的除忆诅咒和记录抹煞，是神主导的“自然过程”，而不是人主导的“社会工程”。但无论如何，除忆诅咒和记录抹煞，自古有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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