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艺术>——对当今人类的质问》（Seaborgium 评论 论科学与艺术 2011-12-31 2008年06月06日 星期五 23:57）报道：
作为十八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卢梭的最早一篇作品，《论艺术与科学》对于初步接近，探索这位大师的思想，我想，是很有意义的，于是，在老师的推荐下，我找到了这本何兆武教授翻译的薄薄的小册子，静下心来细细品味。
1749年盛夏，卢梭由问桑尼去巴黎访问他的好友、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途中小憩的时候偶然翻阅到一份《法兰西信使报》，看到上面再有第戎学院的一篇《论艺术与科学的复兴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一时有感，就构成了这篇论文的论点。而且正好在卢梭见到狄德罗之后谈及此事时，也得到了狄德罗的鼓励。论文写成之后，也曾交狄德罗阅读，狄德罗深感兴趣，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最终，卢梭的这篇文章获得了1750年第戎学院的奖金，而且更重要的是，卢梭因这篇文章便一炮走红，他的发迹正是由此开始的。
据说卢梭最初本想从正面回答这个征题的，但狄德罗劝他说从正面做文章大家都会，不如反面立意，卢梭听取了狄德罗的劝告，才确定了这篇文章的主旨。但是按何兆武老师的看法，这种说法并无根据，因为这篇文章所发挥的主旨和卢梭后来一贯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并且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他后来思想体系的一个前导。
作为初步接触哲学，接触卢梭思想的我，也不用考虑上述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而是仅仅去认真阅读，思考，体味这篇文章的内容。
这篇文章的论题是以疑问的形式提出的，而卢梭在序言中就明确的给出了坚决的否定回答：科学与艺术的复兴不但不助于敦风化俗，而且反而是伤风败俗的。
正如卢梭在序言的开头提及到，这个论题历来就是及其人们讨论的最崇高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他在这篇论文中要讨论的乃是人类幸福所攸关的真理之一。
卢梭其实已经预料到人们将很难宽恕他所采取的大胆立场，因为他所反对的恰恰是人人都尊崇的事物，而且他同时也觉得他所要说的话是难以得体的，因为他所作的这篇论文正是在欧洲最博学的团体之一面前贬斥科学，在一所著名学院里颂扬无知，并且还要把对学术研究的蔑视与对真正有学识的人的尊敬调和在一起，对于这些矛盾，这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然而他也同时解释到：“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并且同时说道：“忠诚对于善人要比博学对于学者更可贵的多。”
的确，他的这个思想是贯穿于这篇论文的始终的，卢梭在这篇论文之中反对科学与艺术的发展的原因即是有关道德的问题，宗其主旨，卢梭认为正是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到来并且不断繁荣发展，人类从愚昧无知过渡到了有知识有文化，与此同时的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人类的道德风尚随之败坏，并且越来越堕落，而人类的道德正是作为人的人性的关键内容，也是人类幸福的关键所在！
他凭借他丰富的学识，列举了许多人类发展过程之中的事例，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脱离了一无所有之境却走向了道德败坏的深渊。其中大部分事例是一个王朝或者部落的衰落正是由于其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并且它们最终都是被另外一个没有科学艺术文明的完全归于自然的部落所打败并取代。其中包括名闻遐迩的塞所思特里斯所统治的古埃及自从成为哲学与美术之母后，不久就被古波斯的罔比斯，以及后来被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最后被土耳其所征服；也包括居住过曾经亮度战胜过亚洲的英雄们的希腊，随着艺术的进步、风尚的解体，永远是博学、永远是淫逸和永远是被奴役的它，就在不断的革命中不断更换着主人。“德莫迪尼斯的全部雄辩竟再也鼓舞不起来一个已经被奢侈和艺术所耗竭的身躯了。”同样还包括古罗马，它曾是德行的殿堂，却在一群优秀的诗人出现之后，变成了“罪恶的深渊”，被异族所轻蔑和野蛮人所玩弄了。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卢梭在这篇论文中还举到了中国，不过，在这里中国是以反面材料出现的：
“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国家的最高禄位。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够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有不可征服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是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粗野的鞑勯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所满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是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们吗？”
在读到这一段时，我的心里隐隐作痛，且不说这篇论文的中心主体了，只是感觉到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士的眼中原来就是这么个形象，这么个模样！
这些都是作为反例而出现在《论艺术与科学》之中的，而卢梭当然从正面也举了很多的例证，说那些为数不多的民族并没有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他们以自己的德行造就了幸福并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比如：早期的波斯人，古代默契欧洲大陆上的塞种人，日耳曼人，等等等等。
卢梭就是这样就历史经验方面，验证了科学与艺术的作用是伤风败俗的，在第二部分，他又就艺术与科学的本身来论证这一点，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
“事实上，无论我们怎样翻遍世界的纪年史，也无论我们怎样再以哲学的探索来补充无法确定的编年史，都不会发现人类知识的起源能有一种史符合我们所愿望的那一种观点的。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所有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的。”
初读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但细细品味，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些科学难道不正是如此的吗？如此辨证而有趣的看法，也就只有卢梭这位哲学伟人能够想得出来了！
其实，虽然在表观上，通篇是在批判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但我们更深层次看到的并不是一味地去驳斥科学与艺术，就如之前提到过的，他是在呼唤道德！也许是在卢梭所处时代的特征，这种对道德的需求，对道德的呼唤，对人类的正堕落入深渊的道德的提醒是必要的，而刚好在那个时代中科学与艺术恰恰在经历着一场复兴运动，于是，卢梭也正好借此来谴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的虚伪的科学和腐朽的艺术，也即是在抨击以社会不平等为基础的贵族统治阶级的所谓“文明”，因为，人类必定是在发展在进步的，人类的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也就成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流向，刻意地阻挠历史的前进，只会被这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因此，尽管卢梭以坚定的笔锋强烈有力地论证了艺术与科学的发展只会伤风败俗，但我们并不是就因此而停止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因此而复古，甚至于回复到人类最原始的自然状态了，人类需要发展，人类需要科学，人类需要艺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卢梭的这篇文章的价值，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正是值得我们类所好好思考的，尤其在我们当今这个科技、社会迅猛发展的时代中，比如最最本质的幸福问题，与道德问题。
几千万年以来，人类确实在进步，尤其今天，进步得如此之快令人窒息，我们欣喜地解决了许多问题，用我们特有的力量改造自然为向着我们人类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以前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甚至未曾想到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心理问题，道德问题等等一系列的严峻形势，人类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如何走向幸福，卢梭在这篇《论艺术与科学》中严肃地质问着当代的人类。
谢选骏指出：我不知道如此低劣一本文稿，为何能够得奖？大概因为“正因为它低劣，所以才能得奖”。但是无论如何，正是由于得了奖，才有了卢梭后来的连续写作——他的精神病因此得奖而彻底诱发起来了！此后的法国历史，就是在一个精神病患的引导前进的历史了！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e on the Sciences and Arts，1749）>小摘要》（江绪林 评论 论科学与艺术 2013-03-21 19:35:35）报道：
[按语：《论科学与艺术，1749》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第一部作品，应第戎学院（Academie de Dijon）征文而作并于1750年获得奖金。在这篇不长的论文中，卢梭提出了一个普遍命题：科学和艺术的复兴败坏了德行。理由有两类：一类是历史证据，埃及、希腊、罗马等伴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兴盛而沦为被奴役者并罪恶充斥，相反早期波斯人、日耳曼人和斯巴达则在无知中具有德行和自由；另一类则直接分析科学和艺术源于罪恶，而且也导致闲逸、奢侈腐化和责任心缺失。
《论科学与艺术》的论述是粗糙的，但在自然与习俗之间却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比，并一直影响到诸如《社会契约论》等作品。难以准确锁定出卢梭那理想的自然或自然状态的根源，但对日耳曼人、斯巴达人和老加图的纯朴和武勇的推崇或许构成了卢梭乌托邦的来源，同时也不排斥圣经伊甸园传统的间接存在。卢梭谈及塔西佗时的一句话或许透露了卢梭乌托邦的主要旨趣：“由于厌倦于记叙一个文明、富饶而骄奢淫逸的民族的种种罪行和黑暗，遂转而寄情于描写日耳曼人的单纯、清白与德行（Such were the Germans, whose simplicity, innocence, and virtue gave respite to a writer weary of detailing the crimes and heinous deeds of an enlightened, wealthy, and lewd nation）。”在以纯朴和无辜来反对科学和艺术的做法中，或许可以说：卢梭是真正的贱民，而贱民以及贱民视角决定性地进入、影响甚至支配了公共论述和公共政治。]
卢梭此书要回答的问题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有助于敦风化俗呢，还是伤风败俗呢（Has the revival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arts contributed to improving or corrupting morality）？”[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页17，下同]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会伤风败俗并贬斥科学，不过又说：“我自谓我所攻击的并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面前保卫德行（It is not science, I said to myself, that I am attacking; it is virtue that I am defending before virtuous men）。”[18]并且自认是在捍卫真理。
第1部分
在简述了文艺复兴使欧洲从野蛮中摆脱出来后，卢梭为文明和社会给出了一个相当阴郁的视角，“身体的需要乃是社会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社会的装饰。政府与法律为人民集体提供了安全与福祉；而科学、文学和艺术，由于它们不那么专制因而也许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了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看来人们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们成为了人们所谓的文明民族（The needs of the body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those of the mind its ornamentation. While government and law provide for the security and well-being of people in their collective life, the sciences, letters, and arts—less despotic though perhaps more powerful—wrap garlands of flowers around the chains that weigh people down. They stifle the sense of freedom that people once had and for which they sensed that they were born, making them love their own servitude, and turning them into what is called a civilized people）。”[20-21；这句话后来重新响彻在《社会契约论》开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这里提及的自由后面的描述似乎表明是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式的自由或托克维尔笔下北方民族的自由。]因此科学文艺使得人“没有任何德行而装出一切有德行的外表。”[21]
“德行是灵魂的力量与生气（External apparel is no less foreign to virtue than strength and vigor are to the soul）。”[22]在艺术还没有形塑我们之前，“我们的风尚是粗朴的，然而却是自然的（our morals were rough-hewn but natural）。”[23]而艺术风尚则带来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我们再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而就在这种永恒的束缚之下，人们在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群体之中既然都处于同样的环境，也就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23，这里卢梭使得自然与习俗形成强烈对比]失去了真诚，然而许多的罪恶以德行的名义被装饰起来。“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virtues）也就消逝了。”[25-6；或许卢梭的灵魂被过于搅动了，没有余下安息的部分了么？]而卢梭认为这是一个普遍命题。
卢梭给出了一系列的历史证据。埃及自从哲学和美术繁荣后就持续成为被征服者；希腊的艺术进步腐蚀了心灵，被奴役；辉煌的罗马到了Ennius和Ovid作家时代后，就堕落为蛮族所蹂躏；东罗马帝国的虽是科学和艺术的藏身之所，却有着最黑暗的腐化和罪恶；中国的被奴役。这里举的例子可见卢梭是以古老的政治自由人民为典范来理解德行的。
接下来卢梭给出了正面的历史证据：早期的波斯人、Scythians，以及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的日耳曼人和早期的罗马人。这里提及塔西佗时的一句话或许透露了卢梭的旨趣：“由于厌倦于记叙一个文明、富饶而骄奢淫逸的民族的种种罪行和黑暗，遂转而寄情于描写日耳曼人的单纯、清白与德行（Such were the Germans, whose simplicity, innocence, and virtue gave respite to a writer weary of detailing the crimes and heinous deeds of an enlightened, wealthy, and lewd nation）。”[29]这些人蔑视虚伪的高谈阔论。在此卢梭特别推重了斯巴达，“它那幸福的无知以及它那法律的贤明…斯巴达，你永远是对空洞理论的羞辱。”[31]雅典为颓靡的后人留下惊人作品，而斯巴达则是德行的化身。卢梭列举了苏格拉底作为抗议腐化潮流的贤者。但认为苏格拉底在赞美无知则似乎是一种误解？老Cato在罗马起着跟苏格拉底在希腊的类似作用。
但是科学、艺术和辩证法还是流行起来了，“自从学者在我们中间开始出现以后，好人就不见了。”[35]卢梭呼吁了Fabricius来谴责现时代。脱离永恒智慧为我们所安排的幸福的无知（blissful ignorance），其惩罚就是陷入骄奢淫逸和奴役。[37，但德行与无知之间似乎并无卢梭设想的必然关系，这个结论未必靠谱啊。]“人类本来就是邪恶的；假如他们竟然不幸天生就有知识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更坏了（Men are perverse; but they would be far worse if they had had the misfortune to be born learned）。”[38]
然而科学与德行真的不相容，正直维系于无知么？为了支持这一令人惊异的论点，卢梭需要进一步考察科学和艺术本身。
第2部分
天文学源于迷信，辩论术源于野心和仇恨，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所有这一切，甚至道德哲学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和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vices）诞生的。”[39]这从科学和艺术的目的上可以看出，譬如法理学处理非正义。而“人人如果只是讲究自己做人的责任与自然的需要，人人只能有时间为祖国、为不幸者、为朋友而效力，那么谁还会把自己的一生用之于毫无结果的思辨（barren speculation）呢？”[40，对思辨的排斥绝对是新颖的；反理性，反启蒙，不信任理性。]
科学达到真理之路有诸多危险，也没有真理的标志，发现了真理也不一定能好好应用。科学的效果更危险，滋生闲逸（Idleness）。研究或真理也无用，“假如你们从未教给我们任何这类事物的话，我们是否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治理不善，不那么巩固，不那么繁荣或者是更加邪恶了呢？”[41-42]在《社会契约论》卷3章9中更以人口多少作为政治好坏的最重要标志。可见卢梭蔑视真理，因为无用。然而，不仅如此，有学识者“以他们那些致命的诡辩武装起自己以后，就在摇撼着信仰的基础并在毁灭德性了。他们鄙夷地嘲笑祖国、宗教这些古老的字眼，并且把他们的才智和哲学都用于毁灭和玷污人间一切神圣的事物。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从心底里仇恨德行或者我们的信条，而是因为他们仇视公认的见解。”[42]
罪恶之一就是奢侈（luxury）。奢侈会败坏心灵，而奢侈者的命运是被征服；在学士才人中引起矫揉造作。“奢侈必然的后果——风尚的解体（dissolution of morality）——翻过来又引起了趣味的腐化（corruption of taste）。”[46]勇敢和尚武的德行会消失，“科学研究都更会软化和削弱勇气，而不是加强和鼓舞勇气。”[49]这里卢梭描绘了从一个另类的伊甸园的坠落，“追怀太古时代的纯朴的景象。那是一幅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丽景色，我们不断地在回顾它，并且离开了它我们就不能不感到遗憾。”[47]
科学教养“对于道德品质（moral qualities）就更加有害了。”[51]从最初的岁月起，毫无意义的教育在虚饰我们的精神，腐蚀着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责任心被遗漏了。我们“并不知道高尚、正直、节制、人道、勇敢这些名词究竟是什么。”[51]在注解中卢梭举了波斯的教育为例：最聪明、最正直、最有节操和最勇敢的四个人教育王子，“他们全都教给他善良，但没有一个人教给他学问。”[52]才智的不同和德行的败坏导致了可悲的不平等（deplorable inequality）和种种危险，“德行就会消沉而且湮没于潦倒无闻之中。…到处都要偏爱赏心悦目的才华而不爱真实有用的才华的原故了。”[54]（卢梭在这里不忘对第戎学院拍马，学院规训文人洁身自好。）卢梭随后抨击了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学说的不确定和虚无，并且呼吁：“全能的上帝啊…请把我们从我们祖先的那些知识与致命的艺术里面解救出来吧；请赐还给我们那种无知、无辜和贫穷吧，唯有这些东西才会使我们幸福，并且在你的面前也才是可贵的。”[58]
但随后卢梭做了一个奇怪的让步，在某种意义上赞美了科学和艺术。把不配接近科学的芸芸众生阻拦在科学的圣堂之外，只让那些伟大的人物去从事科学和艺术的研究。同时君主应该招纳贤士，让权力与智慧结合，“被高贵的情操所激发的，并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在共同努力的德行、科学和权威，都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60]这里卢梭明确重述了柏拉图的哲人王观念。
但对于普通俗人，应该只管尽义务。“德行…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吗？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反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这就是真正的哲学，让我们学会满足于这种哲学吧！”[61]将名人们誉为雅典，自诩俗人为斯巴达之后，卢梭呼吁：“让他们知道怎样好好地说，让我们知道怎样好好地去做吧。”[61]
谢选骏指出：我感兴趣的不是卢梭，而是“卢梭为何风靡法国、征服了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而后拿破仑征服了欧洲”，正如我感兴趣的不是尼采，而是“尼采为何风靡德国、征服了希特勒，而后希特勒征服了欧洲”——我的答案是欧洲思想背叛了基督教，因此欧洲政治陷入了疯狂、迷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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