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独裁者”就是“总书记”

《评论 | 胡平：为什么要他们用笔记？》（自由亚洲电台 2023.07.10）报道

日前从推特上看到CCTV新闻联播的一个片断：习近平端坐中央，发表讲话；左右两侧分别坐着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每个人都在毕恭毕敬地用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

这种画面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不过这也只是习近平上台这几年才有的画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没有这种画面。习近平上台之初也还没有这种画面。但这决不是习近平的首创。习近平是跟北韩金正恩学的。我们从北韩发的的新闻中就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或者在室内，或者在室外，金正恩或者坐着，或者站着，只要一讲话，跟随左右的文武官员都赶快掏出笔记本，拿起笔来记。

看到这样的画面，感到十分荒谬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拿笔来记？在电子录音这么普及这么方便的今天，为什么还要求大家回到手工时代用笔记呢？在现场用笔记，很容易出差错，很容易有遗漏，为什么不录音呢？在场的都是大领导，手下没有秘书吗？当场录音，下来叫秘书整理成文不行吗？特别是党中央，党中央一不缺钱二不缺人，党中央完全可以在现场录音，然后把讲话整理出来和印出来发给大家。干嘛不呢？在毛时代，在邓江胡时代，当局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到了习近平时代还要人用笔记呢？这里必定是有原因有讲究的。

习近平讲话，左右官员低头用笔记。这幅画面很抢眼。习近平要的就是这种画面。这幅画面显示的是，习近平天纵英武，金口玉言，句句是真理。文武大臣无不心悦诚服，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既然连政治局常委这么大的官都对习近平毕恭毕敬，佩服得五体投地，别人还敢不服么？美国总统拜登说了一句习近平是“独裁者”，中共立刻激烈反驳。其实就看看这幅习近平讲话、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低头用笔记的画面，就是对“独裁者”这三个字最好的图解。

除了表示对领袖的崇拜与顺从外，这种画面还有别的政治意涵。

1、没叫你传达，因此你不能告诉别人。2、领袖发了指示，必须领会领袖意图，遵循领袖的指示办事。3、事情办好了，自然归功于领袖，是领袖英明。4、事情没办好，照领袖指示办事把事情办砸了，你可不能归咎于领袖，因为领袖的那些指示没留下白纸黑字也没有录音，你的笔记只是你自己写的，不能算数，事情办砸了只能怪自己，领袖不负责任。一切功劳归于领袖，一切过错归于别人。领袖只揽功不担责。

不错，我们知道，领袖发表讲话，中央常常要在事后印发有关讲话的的文件或纪要，但是这类印发的文件或纪要常常会对一些关键的话进行打磨，使它们变得模糊些圆滑些，从而使得领袖更容易推脱责任。在现场，领袖的讲话很可能是比较直白的。不直白，下面的人听不懂，不解其意；但是太直白了事后很难推脱责任，所以中央要做这么一种安排，一方面要大家当场用笔记，尽可能原汁原味地领会领导意图，另一方面又把领导的讲话整理成文字，以文件或纪要的方式印发下去，因为印发的文件或纪经过了精心的打磨，这就使得领袖更容易推脱责任，而你的现场笔记只是你自己记的，不能算凭据。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和录音录像，外人和后人看不到这背后的猫腻。

通过这一幅画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专制独裁的运作特点。

谢选骏指出：人说——英文的dictator来自拉丁文，出自古罗马，本意就是领袖讲，下属们记录。中国人把英文的dictator翻译成独裁者。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就看看这幅习近平讲话、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低头用笔记的画面，就是对“独裁者”这三个字最好的图解。”

我看——14世纪末， dictatour，指的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首席法官”，源自古法语 dictator，直接源自拉丁语 dictator，是 dictare 的动作名词，表示“经常说，规定”，是 dicere 的频频形式，表示“说，讲话”（源自 PIE 词根 *deik-，表示“展示”，也表示“庄重地宣布”）。在拉丁语中， dictator 是罗马共和国中临时被赋予绝对权力的法官； 这个历史意义是英语中最早的意义。从大约1600年开始，它转义为“绝对统治者，拥有无限政府权力的人”； 从1590年代开始，它的转义为“在任何领域拥有绝对权力或权威的人”。 

……

上面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独裁者”为何就是“总书记”，或曰，“总书记”怎么变成了“独裁者”——

《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2009-04-08 郑异凡）报道：

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关于斯大林怎样走上权力的巅峰，其内幕却鲜为人知。本文试图解开这一谜团。

无可替代的斯维尔德洛夫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国务活动上，无法分身处理党务。好在有斯维尔德洛夫挑起了这副担子，担任了中央书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有过人的记忆力和惊人的组织能力，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季诺维也夫在谈到斯维尔德洛夫时说：“有时觉得，正如二月革命胜利后弗·伊（列宁）带着整个革命的现成政治图纸回到俄国一样，斯维尔德洛夫也是带着有现成的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安排计划的整个党的工作的现成的组织图纸从遥远的流放地回来的。”

托洛茨基说：“当时所有的机关团体在草创时期都向他（斯维尔德洛夫）要人，而这种首次分配党的干部的工作需要这个人有非常灵活机智的头脑才行，不能依靠机关、记录和档案，因为这一切都还非常不充分……解决这类问题要求有特殊的心理直觉……

‘去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着办！——在很多场合伊里奇都在电话中这样建议。解决首要的实际问题的办法之一，按照不成文法，都是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着办。”

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这时候，在他领导下已建立了4个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50个省委，350个县委，1139个乡委。1917年全国只有577个支部，到1919年初已经有8000个左右。

在俄共八大上本来准备由斯维尔德洛夫作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的，但因他病逝，只好由列宁来作。列宁在大会上说：“我甚至不能讲出他要讲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只好完全信赖并有充分理由信赖常常一个人就能做出决定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斯维尔德洛夫的突然去世确实是俄共无可挽回的损失。列宁说，他“一个人就完全领导了要一批人才能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最大的工作部门”，“在解决许多重大的实际组织问题时，只要他说一句话，不必召开任何会议，问题就得到了明确的彻底的解决”。“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俄共决定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个人的才能上，下决心建立一套组织系统，凭借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工作。俄共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前两个机构是新设的，书记处是在原有基础上改组的。

俄共中央机关和书记处情况

先说一下“书记”的来源。书记一词的俄文是Секретарь，按字典的解释是：（1）处理机关团体或个人业务信函、公文的人员，也就是通常说的秘书；（2）会议的记录员书记员，也就是文书；（3）选举出来的组织领导人（通常是政党），即现在党的书记。前两释义是此词的本义，第三种释义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

俄共当年设书记一职的本意是强调这不是官职，仅仅是从事文案工作、处理来往公文和信函的秘书工作。不过发展到后来，书记作为秘书、文书之类的称呼同大权在握的官方身份有点不相称，于是Секретарь一词的概念就一分为二：在中文里，一个是专管办文、处理日常事务的，仍称“秘书”；一个是掌握权力的长官，称“书记”。俄文用的还是同一个词，所以在翻译时需要加以辨别。

从苏共书记职能的演变也可以看出词义的上述变化。

书记处设立得较早，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的8月6（19）日设立了书记处。当天的会议记录写道：“工作的组织部分由书记处负责，应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书记处的成员为：捷尔任斯基、越飞、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和斯塔索娃。”

按照《苏共中央通报》的说法，那时书记处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的集体组织，而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中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小组，中央委员们通过书记处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书记处组织党的情报信息系统，调节党员干部的分配，从事中央委员会的通信联络工作，统计和监督党的资金，执行其他组织职能。实际上俄共八大之前实际从事书记工作的只有两人，即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

1919年1月16日首次设立组织局，成员为弗拉基米尔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

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正式规定中央机关为三个：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其他中央委员可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发言权。政治局就紧急问题作出决定，每两周向中央例行全会报告工作。组织局也由5名委员组成。每一位组织局委员主管相应的一个部的工作。组织局每周召开会议应不少于3次。组织局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书记处由1名责任书记和5名技术书记（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组成，斯塔索娃任责任书记。书记处下设立若干部，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此决定写入1919年12月召开的俄共第八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

俄共八大后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是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候补委员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里宁。组织局委员是：别洛博罗多夫、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和斯塔索娃。书记处由斯塔索娃担任责任书记。

1920年4月5日，俄共九大后的中央全会选举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为中央书记，他们同时也是组织局委员。此3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支持托洛茨基、布哈林的主张，俄共十大后失去了书记和组织局委员的职务。接替他们担任书记处书记的是米海伊洛夫、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1921年正式确定：“书记处的决定，如组织局委员中无人表示反对，则可视为组织局的决定。”这就明显扩大了书记处的权限。

随着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其编制也不断扩大。斯维尔德洛夫任书记时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员。到1919年12月，书记处人员扩大到80名，3个月后为120名，1920年3月增加到602名。从1919年3月起，中央书记处开始组建下属部门，首先成立总务部。1919年6月在总务部的基础上成立财务部和事务管理部，还成立了信息部、登记分配部、组织指导部、检察侦查部、学校教育部、妇女工作部、出版部，等等。

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后就开始取代中央全会。1919年4月到11月，按规定应召开16次中央全会，实际上仅召开了6次。政治局单独开了29次会，还同组织局一起召开了19次联席会议，组织局单独召开了110次会议。

“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当时的《真理报》只有“责任编辑”，没有总编辑的说法。领导该报的布哈林的职务是“责任编辑”。

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首次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

斯大林当选总书记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也不出色，甚至可以说很差。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才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从列宁的辩解看，似乎还要斯大林继续兼职下去，看不出另有安排。因为如果那时已打算让他担任总书记的专职，并打算解除他的人民委员职务，那就用不着为斯大林的兼职辩解，说无人可代替之类的话了。

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列宁提名的。

列宁对斯大林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缺点是清楚的。还在俄共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她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三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塔·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在任命斯大林之际，列宁认为，需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职权范围，严格限于党务，同时决定尽快解除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务。列宁起草的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中写道：“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

1922年4月25日，解除了斯大林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一职却一直担任到1923年 7月该部撤销为止。

那时候许多人并不把“总书记”的职务当做一回事，觉得这是纯属机关性质的，并非很高级的职务。

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1922年8月，俄共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设立由委员5人至7人组成的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设立由中央委员3人组成的书记处（这3个中央委员经常在书记处工作）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这时候虽然已经有“总书记”的设置，但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职务。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

列宁的这段话当然没错，但是也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没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使斯大林拥有了“无限权力”。

谢选骏指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本来就是“秘书处负责人”，中文为了表示区别，把“秘书处”翻译成了“书记处”——“秘书”成为“书记”，秘书头就成为总书记了。由此可见，“总书记”这个职务和传达指示有关，而“独裁者”这个职务也和传达指示有关——这两者的雷同恐怕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和“组织的运作要靠文件指示”的特点息息相关。

奇怪的不是“独裁者就是总书记”或曰“总书记就是独裁者”，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独裁者”成为了一个骂人的话。大约是从希特勒战败以后。因为在此之前，列宁还公开宣称“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对自己的独裁者身份相当自豪。而希特勒正是追随列宁的脚步，但是通过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具有德国特色的独裁者”的。本来呢，希特勒的这种角色，只会在俄罗斯、土耳其这种东方国家才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