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魏斐德到底是谁给喂肥的

谢选骏：魏斐德到底是谁给喂肥的

《魏斐德：地下室里长出来的历史学家》（单读 2017-12-12）报道：

   

魏斐德是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他讲一口字正腔圆的汉语，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喜欢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游逛。大多数人所习惯的历史叙述或许还停留在中学课本里枯燥而生硬的年表和解说，他却凭着自己的专注、热忱、以及史学家的想象力，在书写与讲述中传达历史的份量和魅力。今天是他诞辰八十周年，单读获魏斐德遗孀梁禾授权，刊发几年前《新史记》对她做的采访，纪念魏斐德为中国历史研究所作的贡献。

“魏斐德对我说，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穷追不舍，到灯光昏暗的地下室、到空气闭塞的阁楼翻找档案了吧。没有扫描仪，没有复印机，全靠抄写。为什么坚持下来？就是这些档案所透露的历史奥秘吸引着我们啊！”——梁禾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1937 - 2006 ）是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讲座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他不仅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美国历史家协会主席；而且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研究中国史——从清朝开国历史，到戴笠和国民党特工。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出版魏斐德一部部专著，人们也慢慢熟悉了他晚年的伴侣、他的助手兼部分作品的中译者梁禾。

《新史记》记者通过电话专访居住在加州的梁禾博士。

梁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而后赴美留学获意大利文学博士，在美国诸大学执教十多年，并长期从事意大利文和英文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文学评论。魏斐德逝世后，她整理、翻译其遗著，是中英文版《讲述中国历史》和《红星照耀上海城》的主编。

与其说是对梁禾专访，不如说是听梁禾阐发。《新史记》记者提前准备了一个采访提纲，用电子邮件发给梁禾，但在电话交谈中，快人快语的梁禾无须记者提问来开啓思路，无数感受、颖悟与印象在她胸中积攒了太久，仿佛决堤洪水，滔滔奔涌。

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叙述

首先我得说，我是文学人，却不是史学工作者，只是跟着先生，一点一点地懂了很多，对历史叙述也有了感觉。

叙述一个凭空想象的故事，与历史也就是“一线之隔”，这个“一线”，就是 possibility（可能性）。小说是写出一种可能性，历史就是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但是如何客观地将史实叙述出来，很需要功夫——一线之隔的小说那一边可以有充分的想象空间，历史这一边就有很多约束。

我本来对文学感兴趣，进入历史之后，历史书让我感到了份量和魅力。精彩的历史叙述让人们身临其境，可把遥远的故事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之中，而这个叙事本身应该能向人阐明为什么要了解、要关注那一段过去岁月。这是我跟着先生——包括在他身后——学到的一点心得：历史叙述的奥秘何在。

斐德非常有热忱，他认为热忱是人生的一种资源。但作为历史学家，光有热忱还不够，还得有想象力和判断力，置身于自己所研究的历史场景之中，才能在笔下展现久远的往昔。他讲述元朝入侵中原，他写康熙皇帝射箭膂力如何惊人，如何一定要出去骑马，详细描绘拉弓的力度，射箭的准确，马如何强壮，人如何勇猛……想象力的来源，就是他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兴趣。他喜欢中国历史，也喜欢中国人，体会到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溢于言表，谦卑的表象下很有深度，需要去挖掘——热忱和想象，是史学家的要素。

▲ 2001 年，深夜工作的魏斐德。

很多史学界人士说，跟着魏教授才明白：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叙述！我读中学时老师一讲历史，我的脑子就不转了——不是皇帝就是朝代，春秋战国、焚书坑儒……跟我有什麽关系？记那些东西干嘛？历史对我来说，就是一堆僵死数据的罗列、或者博物馆的刻板解说。历史是我当时学得最差的一门课！

他忙他的历史，我读我的文学

我后来陶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绘画和音乐和论文里，那些论文都写得很美，对人性有很深洞察，绝不像中国那些八股。与斐德结婚之后，他忙他的历史，我读我的文学。后来跟他参加一些活动，在他引导下认识了一大批中国历史学者和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他写了东西，会给我看，聊这些话题，一点一点将我吸引进去。

我与他认识，是在美国北卡一个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y Center），这个机构每年资助一些学者到这里交流和研究。1990 年时，我先生——那时还不是我的先生——受邀在那儿写出了“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上海警察》。我那时在位于北卡的杜克大学和北卡大学两边同时当讲师，一边还在写博士论文，日程紧张得要命，个人生活压缩到零……那时美国东岸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多，魏斐德从加州来到这边，中心让我也参加接待。我开头没同意，哪抽得出空儿啊。可他们不停打来电话坚持要我去，我只好去了。一进门，看见正坐在沙发上的斐德，一下就打动了我，可以说一见钟情吧，尽管那时我有归属，有很爱我的丈夫。

魏斐德与东岸学者很不同，那些教授等级森严，打着领带，裤缝笔挺，他穿着很随意，一看就是充满活力那种类型。我那时靠意大利语在学术圈生存，英文还在赶紧学，但他特别能理解我和另一个中国人的窘迫，也不管周围很多教授，马上就来照顾“弱势群体”，跟我们讲起中文——北京话。他的中文，先在美国的语言中心学了一点，然后到台湾待了四年，在那里做研究，领导斯坦福大学在台湾的语言中心，自己请了一位爱新觉罗家族的亲属、1949 年之后流落到台湾的孙老师给他上中文课。他的国语发音比你我还标准，字正腔圆，一见中国人开口是这么个味儿：“这位您怎么样啊？”他学了文言文，马上就用，到布店里就说：“吾欲买帛。”（笑）

▲ 九十年代初的魏斐德。

与邓小平握手说“酱油酱油”

他从哈佛毕业之后就到了法国政治学院拿到硕士。冷战时期中美是敌对的，斐德认为，政治上的敌对，很多情况之下都是因为不了解。究竟是不是敌人？如何化解敌意？第一步是要去了解，这是知识群体首要的责任。他说，对太平洋彼岸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家，敌对了半天，我们得先搞清楚啊。后来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几次试图和解都失败，他也说，可惜到了晚年，要是还年轻，我就去学阿拉伯文，把穆斯林文化搞清楚。

当年中国不允许美国人进去，他就从历史开始：掌握他们的语言，看他们怎么叙述自己的故事？他在法国不觉得有挑战，他的法文说得跟法国人一样好；他觉得还是学中文好，更有挑战，更新鲜，别人也不会将他当中国人，长着一张西方面孔么。

他最大的洋相是那次接待邓小平，握手时想说“久仰久仰”，一不小心，说成“酱油酱油”了！邓小平看着他，他想，坏了，这两个词又搞混了，赶快说“久仰”，邓小平才释然。

七十年代初，他出版《中华帝国的衰落》，经久不衰，到现在还是美国和西方大学的教材，中文版最近又出了简、繁体版；关于中国当代，写过论文总有几百篇吧；五部书：“上海三部曲”，《间谍王——戴笠和国民党特工》，还写过《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他说，中国上个世纪经历过三次革命，建立三个政权：1911 年推翻满清之后袁世凯领导的共和国，1927 年蒋介石与中共决裂之后领导的民国，1949 年中共建立的新政权。他研究蒋介石政权南京十年的书，就是《上海警察》。斐德认为，政权的形成和解构、维持和崩溃，有很多方面值得探究，蒋介石的首都是在南京，但是经济基础是在国际性大都市上海。蒋管理统治的秘诀，体现在这里。推翻政权，夺取政权，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但是要维持政权，是更大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警察的作用就很重要了。

《上海警察》叙述的是 1927 年到 1937 年；第二部《上海歹土》虽然短，写的是一个最复杂的汪精卫时期。“歹土”指的沪西一带，当初很荒凉混乱，有英租界，法租界，也有中国人地盘，这里有傀儡政府，李士群的“76号”，有国民党和中共地下党，政治暗杀十分血腥。警察如何在其中运作？

▲ “上海三部曲”：《红星照耀上海城》《上海歹土》《上海警察》，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

为汪精卫留下重新诠释的空间

有意思的是，他完成这部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朝野对汪精卫有固定的看法：大汉奸，傀儡政府头儿。但斐德凭着历史学家的敏感，为汪精卫留下了一个重新定位和诠释的空间：假若历史资料全部公开，他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这是斐德的睿智，他写到汪精卫，认为不那么简单，“汉奸”是打引号的。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怎么会定期向潘汉年、向中共通报情况？每当日本人要到江苏一带清剿，李士群就会通知中共安全转移。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合作，不是潘汉年的个人魅力、搞好私人关系能解释的。斐德有自己的解读，不过，除非寻找到史料来证实，他不会说。他对汪精卫政权与中共、与潘汉年的关系很感兴趣，可惜他没做完。

斐德不做 small talk，他关注宏大叙事，对比国民党和中共政权：国民党蒋介石那些人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留学外国，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念的召唤，有精忠报国的精神，共产党与国民党是难兄难弟，连口号都一样，为什么几次国共合作，都崩了？他一直苦苦追寻答案。

魏斐德写上海的第三部《红星照耀上海城》时，发生了“911”，随后布什打响了伊拉克战争。美国军队很快打下了巴格达，但我们都看到了，真正的挑战是打下之后怎么办？中国的1949 年，是两个政治势力更复杂的博弈。上海市民虽然拥护共产党，但是这个城市毕竟在国民党手里管治了那么多年。政权交替基本顺利，斐德非常关注，怎么做到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怎么征服城市？他认为，不亚于农村包围城市重要性的，就是城市的地下工作。

多少政权在崩溃时，不甘心新政权来接管，就全炸了烧了，留下一片废墟。可上海没有这样。若中共没有打入警察内部，潜伏多少年，不断地了解内情、进行宣传、策反，做好铺垫，怎能在解放关头，一举接管全部警察？中共出奇制胜的一招，就是控制警察。到后来，对军警控制运用得非常专业化，成为维持政权的关键。斐德从这里看到的，正是政权的维持、巩固、崩坏的折射。

在写“上海三部曲”的过程当中，他写了戴笠和国民党特工。魏斐德的一位学生，也是后来的柏克利同事，来自台湾政治人物家庭，她为斐德打开了一些台湾的门窗，他可以去查阅到别人无法看到的台湾部分机要资料。辛亥百年，台湾当局公布了军统全部档案，人们发现，全世界写戴笠的书和文章那麽多，唯独魏斐德的这本经得起档案的验证。

▲ 2017 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魏斐德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洪业：清朝开国史》。

历史档案魅力何在？

魏斐德关注潘汉年是早年埋下的种籽。八十年代，他曾经被酝酿提名当美国驻华大使，后来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派之争，他被左审右审弄得很累，最后觉得搞政治，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太严格，还是当学者吧。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筹建文化处，又被北大周培源校长亲自请去，成了北大第一个教中国历史的外国教授。他兴奋得很，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游逛，天冷了，他跟北京老百姓一样，戴上大口罩，穿上厚厚几层棉毛裤……他了解到大量文化习俗的细节——历史是要靠细节来支撑的。

那时他的前妻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做外籍专家，正写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记。北外的助教小马来当翻译，小马的父亲是潘汉年的手下。小马跟斐德讲起家世，斐德觉得这很有挖头：他从小马的父亲一步一步追索到潘汉年……

他也从美国这方面找材料。当年的发小、同学，有的是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斐德通过他们，获得了克格勃的潘汉年、陈云当年与共产国际联系的资料。后来我们还计划到莫斯科去查档案，但是叶利钦时代控制得很严，签证特别复杂。到了普京时代，才发现这些资料很值钱，也可以交换。他这时已经只能坐轮椅了，到那些古老城市并不方便。后来对方寄过来很多资料，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写完。

潘汉年三十年代中期绕道抵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方面并不认识他，谁知道是什么人派来的？要进行一系列 interview。看那份笔录，我难以描述内心激动：我 1956 年出生时，故乡的这位副市长就被抓走，谁也不知其下落，成为一个神秘甚至恐怖的疑团。突然我看到 20 多岁的潘汉年回答问题的笔迹！对方软硬兼施要查他的底细，他则想方设法赢得对方信任，又不能泄露自己党的机密。在回答中他体现了尊严和很高的素质。我心潮澎湃。斐德对我说，你明白我们史学家为什么要穷追不舍，到灯光昏暗的地下室、到空气闭塞的阁楼翻找档案了吧。没有扫描仪，没有复印机，全靠抄写、拍照。为什么我们坚持下来？就是这些档案所透露的历史奥秘吸引着我们啊！

▲ 2002 年，上海。

没有精神贵族，社会不会提升

斐德很大气，很贵族气——我说的不是装束，而是精神上。每个人跟他打交道，都感觉是跟一个不凡的人打交道。他的文字也有一种贵族气，中西方读者都能感觉到。这来源于他深广的知识底蕴，超越学院政治和各种利益的境界，还有精神上的大气与豪迈：既然站到这个领域，就定要保持这个领域的高度。他踏实治学，不拉拉扯扯，不趋炎附势，他认爲搞裙带呀、猫匿呀，专业质量就成了牺牲品。

所谓“贵族”，与“精英”概念还不一样。有一定知识，就可以说是精英；但是贵族，是精神上的，气质上的。斐德治学和做人紧密结合。他有理想，有做人原则，有责任感，有英雄主义。没有精神贵族，这个社会是不会提升的！

1963 年，他还在攻博士时，写了篇小论文《一个历史学家的肖像》，写的是法国马克·布劳克，布劳克对法国的深远影响，不仅源于他本人对法国历史的经典研究和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1934 年当布劳克终获索邦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席位，总算可以清静地沉浸在专业生涯了，却正如斐德告诉我们的：他作为荣誉军团的骑兵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39 年，他虽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却志愿上前线抵抗德国法西斯，又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最后被捕，被害。布劳克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斐德，从青年到老年。真诚热爱史学的斐德坚定地认爲：史学家必须要有良知，而不能只将历史看成一个饭碗。

他认为，如果你有某种特别条件、渠道，能看到一些难得史料，披露出来，这只是一个工匠。谈得上大师，得有通过叙事阐释历史的功力。后现代派有人认为，哪有什么真实，真实都是人为的。但维柯在《新科学》中说，历史是能够探索真实的，因为历史是我们自己走过的路途。学术并非道德至上、道德唯一，但是不能没有道德的评判和坚守。

这种精神，在美国已经衰落，在中国就更匮乏了！

▲ 2002 年，上海。

罗曼蒂克的傻瓜

斐德是一个真诚、憨厚的孩子。我跟他说，要吵架一定要用中文吵，若用英文吵，他就占优势；一开口用中文吵呢，他字正腔圆，我们就再也吵不下去了！

后现代的今天是不注重爱的时代，中国更每况愈下，30 年改革之后，商品经济压挤下，爱变得越来越生疏、越稀缺。但他自称一辈子都是个罗曼蒂克的傻瓜，我跟他一样，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既得利益，所以最终能走到一起。

刚才说，我们是一见钟情，但我们当时各有羁绊，我的婚姻还没结束——我前一次婚姻很温馨，前夫非常优秀，对我非常好，他精通中英文，为我校译……但但我对他没有那种 chemistry，我老认为自己情商比较低，不会爱，可又没什么理由去打破婚姻。斐德虽已经离婚，是独身，但他这样有魅力的男人很招女人爱，也在很麻烦的、痛苦的、藕断丝连的关系中挣扎。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到处旅行，他是作为少年才子，进哈佛时才 16 岁。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十分完满，碰到我那会儿，爱情是他生活中唯一塌陷的角落，但他认命。我见到斐德，觉得冥冥中等待的人就在眼前，可我又觉得两人太悬殊了，他是学术大师，我连博士都还没拿到，在全世界势利的眼光看来，想必我看上的是他的权力、地位、名声……我很怕舆论！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斐德开刀出了医疗事故，左腿一条神经被切断了，他再也不能站立，只能坐轮椅。我为此焦虑痛苦，我的前夫看到就说：三个人痛苦不如两个人幸福，你去吧，我来处理善后。

很偶然地，斐德与前夫见面了，我做了介绍，他们谈了十分钟，分手之后，我坐上斐德的车，他沈默许久，对我说：你为我竟然放弃了这么好的一个男人！真不敢相信！前夫给斐德的震撼远超我的想象。

因为斐德残疾，我们的生活当然受到限制；在心理上却是无边无际的。我真不知道我有这么大的能耐，而且这麽快乐，为他做所有的事我都愿意。别人也对他说：你失去一条腿，但是你找到了真的爱情。在一次学术年会上人们对斐德和我的新婚

聚会祝贺，要斐德致辞，本来他是见惯大场面，很会讲话的人，却泣不成声。我只好拿起话筒自我介绍：我不是学中文的，也不是他的学生，又拿自己开玩笑。没想到人们热烈鼓掌，排队来跟我拥抱祝福……

▲ 梁禾和魏斐德的合照。

斐德是个航海家，过去驾船的能力很强，他也有船，他不喜欢小港湾，喜欢到大海。他一条腿没了，我就要弥补，要让他恢复旅行能力。好在他是左腿坏了，右腿开车没问题。我们北到温哥华，南到墨西哥边境、圣地亚哥，在加州一号公路上，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茫茫大海和田园农舍……世界如此壮观，时光如此美丽！

那时我就预感到他的生命不会太长，他自己也知道。看到我教书跑去跑来，就问我：我们都不是很追求物质的人，如果你喜欢教书，那么就去干吧；但是你最喜欢做什么？我最喜欢写作，最喜欢跟他在一起。而教书评职称，就得忽略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我们的生活也受到很大限制，何苦呢！

与他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了，一天必须要当 48 小时来珍惜，我毅然辞掉了教职。自由了！我们到了台湾、里斯本……许多人有爱的能力，但没机会开发。而我潜在的爱被开掘了，我非常感激。可它又这么短促！

谢选骏指出：魏斐德在北京……好像鼹鼠……钻地下室……它是谁给“喂肥的”？魏斐德，是谁给喂肥的？还要送上一个邓文迪式的女人，一个可能是负有特殊任务的……那么请问，魏斐德只可能是哪里给喂肥的？还不清楚吗。

《欧立德：追忆我的老师魏斐德》（葛畅 译 2018-05-06 澎湃新闻 》报道：

欧立德（Mark C. Elliot）耶鲁大学学士、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师从魏斐德，专攻清史。曾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密歇根大学。2003年起至今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任中国与中亚史讲座教授，现任哈佛大学副校长，主管国际事务。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杰出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研究名誉教授，于2006年9月14日因癌症逝于俄勒冈州奥斯维戈湖，享年68岁，离开了他的妻子梁禾，他的妹妹苏·法夸尔（Sue Farquhar），三个孩子：弗雷德里克三世、马修和莎拉，以及两个孙辈。

魏斐德被学界亲切地称为“斐德”（Fred），是几十年来美国汉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研究者、完美的故事讲述人、循循善诱的导师，自1966年执教以来，培育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魏斐德在中国思想发展和社会制度发展方面，尤其在引导重建1970年和1980年代中美学者学术交流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魏斐德于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获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等许多其他享有盛名的奖项。他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1986—1989）和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92），并在1990年到2001年间的11年间任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在他2006年5月退休之际，学校授予他伯克利最高奖章，作为他光荣的职业生涯的恰当总结。他广博的历史视野、深入分析的能力、清楚阐明复杂问题的天赋，以及他伟大的幽默感和个人魅力，使他永远是一个广受欢迎的作家、评论家、顾问和发言人。人人都意欲撷其才华之一叶，却又往往望其项背，不能与之比肩。

鲜衣怒马少年游

魏斐德1937年12月12日生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他后来注意到那一天正是日本侵略南京之日）。从他来自堪萨斯一个富裕家庭的母亲玛格丽特那里，他继承到了谦逊的品德和爱讲笑话的性格；从他父亲，由广告公司主管改行做小说家和编剧的老弗雷德里克那里，他获得了对文学、历史和电影的爱好，以及强烈的好胜心。

少年时期

10岁前，他在堪萨斯城和曼哈顿接受了相当传统的教育。在老弗雷德里克（作为海军飞行员在太平洋被击落并被送回美国疗养）出版的两本书《上岸许可》（Shore Leave）（1943）和《小贩》（The Hucksters）（1946）大获成功后，他们的家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小贩》因大肆揭露了纽约广告行业内幕而成为畅销书，还被打造了明星演员克拉克·盖博的主流公司搬上了银幕。

这些突如其来的好运使他的父亲老弗雷德里克成为富人，并把家庭带入了一个新的轨迹，带领全家走出纽约，周游世界。从此，魏斐德开始了他在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和西班牙等不同地区非常规和高度国际化的教育，这段经历培育了他对冒险和未有尽头的旅行的强烈兴趣。直到61岁时因医疗事故而迫使他坐上轮椅（很难说他因此受到了限制），他一直在路上，始终是国际学术界中一个活跃的人物。他的外语极好，游学的少年时代也培养了他对外语的热爱。当他在劳德代尔堡预备学校完成学业时，魏斐德已经掌握了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以及一些拉丁文、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在大学里他又学了俄语，当然，后来他还学了汉语和日语。

在他短暂的一生里，魏斐德是一位求知若渴的学者，但绝非一个书呆子。他游泳，玩竞技帆船，还是一位优秀的滑雪者，与孩子们和朋友们共享其乐。十几岁时，他也曾学过武术，记得他曾告诉我，那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在哈瓦那参加军事训练的时候，作为一个外国佬，他时常需要自卫。

如上所言，魏斐德过着所谓的“自在生活”。魏斐德的少年时代最大冒险当然是同他父亲追溯哥伦布的路线在西印度群岛帆船航行了一年。1992年年底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在华盛顿特区一个拥挤的舞厅中，魏斐德对这段航程中涉及的航行地点娓娓道来。他荣任了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这仅是第二次由汉学家当选这个职位。

虽不及那段远航那般传奇，他一位高中时代的朋友撰写的回忆录中也透露了魏斐德的一些故事：斐德开着林肯大陆敞篷车，装点着劳德代尔堡阳光灿烂的林荫大道；也时常能看见他穿着一条褪色的Levis牛仔裤——那正是当时最时髦的打扮。他是学校最大的名人，然而他广受喜爱和钦佩的同时，也能平等、没有偏见地对待每个人，这一点即使是我们这些后来才认识他的人也深信不疑。

崭露锋芒

魏斐德带着国家奖学金被哈佛大学本科录取，并在1955年开始了学业。那时他已经决心要以学术为毕生志业，因为这可以使他稳定地从事他所挚爱的写作事业。2006年AAS在他即将退休之际为他举办的庆祝会上提到，在1955年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中魏斐德曾说过：“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像我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小说家，但我打算先拿到历史博士学位，这样我才能得到写作的学术背景。”

他的研究集中在他已经非常熟悉的欧洲历史和文学，他父亲经常强调其重要性，还会在餐桌上考他关于希罗多德、吉本和卡莱尔的问题。魏斐德本科时用笔名出版的《皇家棕榈大道17号》（17 Royal Palms Drive）（他自称卖得比他任何一部学术书籍都要好）中的一幕捕捉到了他父亲老弗雷德里克对他严格的智识期望的冰山一角：

我说，“爸， 嗯……我今晚可以开车送你到阿诺德，然后自己用一会儿车吗？”

“你明天晚上不是要出门吗？”

“是的，但是……”

“也许今晚你最好待在家里读一点柏拉图。”

即使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还需承担管理责任，自律感也始终贯彻他的生活。他总是规律性地早起写作几小时，也经常工作直到深夜。

1959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拿着托尔奖学金前往巴黎索邦大学政治学院，计划在那里研究苏联政治。然而到了巴黎，他发现自己被法属印度支那研究所吸引，并通过那扇门，进入到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大四时，偶然同毕业生保罗·科恩的一次谈话，点醒了他或有机会拜在费正清门下。于是魏斐德决定跟随费正清的最早的学生之一约瑟夫·列文森从事研究，而不是回到哈佛。列文森当时刚刚出版了他里程碑式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1960年秋天他和他第一任妻子一起搬到了伯克利（他们1957 年上大三的时候结婚的）。天才的魏斐德在第五年就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在1965年初他写给他哈佛同学们的信函中，他自己总结那些年的事：

我于1962年初（在伯克利）取得了中国现代史的硕士学位并攻读博士，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了孩子，撰写并出版了小说，开始投资当地的房地产。1963年春天，我以不错的成绩通过博士考试，和我的家人搬到台北，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继续学习汉语并撰写我的论文。去年9月我们离开中国台湾开始探索世界之旅：日本、中国香港、东南亚、印度、欧洲，现在我在伦敦，今年6月要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答辩。7月我们将回到伯克利，我将在那里担任历史系助理教授职务。

60年代在伯克利时期的魏斐德

那篇博士论文《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成为了魏斐德首部历史著作，1966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说，这是在夏季的佛罗里达“充分构思完成的作品”，甚至也许具有小说性和电影特质。此书立即被誉为经典。

1965年魏斐德加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并在此安家度过了余生。但他从不会长时间停止漂泊。从1967年到1968年，他和他的家人移居中国台湾，在那里的一年他在台湾大学接管了汉语言研究校际课程项目。他汉语说得本就不错，那段时间里他又提高了自己的现代汉语知识水平，并且在被称为“亲王”的刘毓鋆（爱新觉罗·毓鋆）的指导下，熟悉了很多经典文本。

从台湾回到伯克利后不久的1969年，魏斐德的老师列文森突发意外不幸溺水身亡，于是他便接管了系里的中国史研究项目。在工作上他得心应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天赋又有旺盛的精力，再加上他系内系外的诸多长期合作的同事也是如虎添翼，尤其是艾伯华、弗朗茨·舒曼、罗伯特·斯卡拉宾诺和吉德炜，使得伯克利发展成为了美国汉学的中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天才的历史学家

魏斐德作为历史学家的视野和胆魄是惊人的。当然很少有人能预言，他将持续进行19世纪中叶地方社会分崩离析压力下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或许不是魏斐德最广为流传的著作，但它展示了其跨越欧洲和中国传统的视野宽度，勇敢地参与关于当代中国面临政治危机的思考与研究。

魏斐德的研究从20世纪跳回清朝时期，写作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仍然是《自治的代价》，它追踪被政治疏离的、曾经被视为全能的中国士大夫被不幸贬谪的历史，不难发现这篇于1972年发表在《代达罗斯》的文章反映了魏斐德及其他美国学者不得不面对的困境。1975年，他与卡洛琳·格兰特（他的第二任妻子，于1974年结婚）合编了一部具有影响力的论文集《中华帝制的冲突和控制》，选编ACLS会议中那些论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社会秩序和国家的论文。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还完成了一本教科书《中华帝制的衰落》的写作，主要介绍清朝的历史。

魏斐德讲述，他写这本书是一个夏天和家人在希腊度假的时候，面临出版社的截稿期限，他全凭记忆而没有参考书的帮助完成了这本书。提到献辞“致小弗雷迪，驱赶寇拉的人”，他解释说，他的习惯是在户外写作，在阳台上，一天午饭后他发现他家养的山羊寇拉拿他放在桌上的打印稿当午餐吃。为防止这样的意外再次发生而影响计划安排，他指定他的儿子驱赶寇拉。

旅行还在继续。1976—1977年在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一年，以及1980—1982年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两年，使他有机会推进这个10年前就开始业已着眼的项目：完整地叙述明清嬗代的过程。《洪业》于1985年出版，是一部1300页、需要分为两册专门盒装的大部头（为致敬马修·阿诺德，原题为《在黑暗的平原上》）。也许没有比本书能更好地证明魏斐德的叙事能力的作品了。这本书讲述了那场往返跨越长城的运动，记录了一系列非比寻常的历史人物（许多名字比如多尔衮，首次被引入到英语中），实至名归地获得了亚洲研究协会的列文森奖。《洪业》不仅开启了清早期历史一项新研究的大门，也在其值得瞩目的第一章，预示了中国向世界历史的融合。

他一直许诺要写一本关于18 世纪乾隆腐败统治的书，也于2001 年在哈佛大学就此方面发表过一篇论文。尽管他从未完全脱离清朝这一话题，但魏斐德余下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用于探索20 世纪早期中国的犯罪、间谍和腐败。在绝妙而精密的三部曲：《上海警察》、《上海歹土》和《红星照耀上海城》这组大作中，他重写了与《洪业》相同的主题：共产党在上海的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政治斗争、对权力的渴求和个人的弱小。只要看过他这些领域的研究，没人会怀疑他对在华盛顿和上海发现秘密警察档案的钟爱。读者也油然信服，对于掌控中国政治和盘绕在对“乱”的恐惧的可怕力量，魏斐德拥有十足的把握。在他去世之前， 魏斐德完成了《红星照耀上海城》的草稿，这是一本讲述上海情报工作的故事，从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魏斐德同史景迁和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教学生涯遵循着大致相似的轨迹，他们的书籍和文章通过精雕细琢、仔细的研究、尖锐的争论，展现了强大力量和新颖格局，深刻影响了这部分历史的研究。例如对民国史研究，他的贡献是建设了一个独立于上一代的学术研究领域。听闻魏斐德去世的噩耗，耶鲁大学的史景迁写道：

一直以来，斐德于我而言是吟游诗人和秘密特工的美妙结合。正如同他真正想要成为的那一类小说家一样，他选择分裂成不同溯流的故事，然后领读者们进出于内容丰富的脚注之中，进入他独特的、将次要情节作为注解穿插在主要情节的写作风格当中。同时，他还是一位真正的浪漫主义史学家——他把悲怆的情绪视为过去生活的中心。20世纪早期的上海是最适合他的：劳动战争、犯罪集团、鸦片、美女和秘密谍报。但是他也热爱17世纪，所向无敌的清兵扫除一切对立方，当他们露营到汉人的城墙外时，无法逃脱命运的中国文人们只是轻抚着琵琶。在我看来，魏斐德无疑是近30年内最出色的中国近代史学家。

尽管魏斐徳的确有他浪漫的一面，但在论争中他也有相当激烈的一面。一些思考对他来说都十分重要，我们见证了90 年代初有关对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应用。这一点在魏斐徳的职业生涯中的体现可以参照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的评价。他在1964年与魏斐徳相识，作为毕业生的他们发现了彼此对于19世纪的反叛与革命精神起源的共同兴趣。孔飞力评价道：

斐德是极少的坚持将晚期帝国和近代史这两个领域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拒绝局限在狭窄的路子里，并且鄙弃任何一个不能归属于一个更大范畴的个体问题。他广阔的视野和广博多样的知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典范。他写或做的一切事情中，没有任何一件是琐碎无意义的。

的确，魏斐徳似乎对他所研究的一切内容的政治指向都有一种直觉式的领悟力，而他自己的政治信仰却以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方式进行转变。年轻时，他想象自己正位于一场与共产党对立的战斗中（他深爱的古巴当时正位于卡斯特罗的控制之下），起码也动了加入中情局的念头。当他在伯克利修读学位时，校园论争与他在台湾的经历让他直接接触到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军队调度，这致使他在冷战中转向了明确反对美国的政治干预的立场。1997年他曾对一位采访者说道：“尽管我是一名年轻的共和党，但我一生都在为民主党投票。”他的自由政治主张让他在中美关系中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幕后英雄。他也是1979 年吉米·卡特与邓小平签订成立的中美大学生交流互换项目的协调人之一。魏斐徳同时也在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担任数个领导职位，并作为对外关系和亚洲协会理事会的一名长期成员，频繁地在政府委员会之前对当代中国作出阐释。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集体合作”者，而是希望做一个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1970—1980年代他经常为《纽约书评》撰文就是一个证明。

良师益友 润物无声

他有很多头衔，对他来说最契合的一个就是老师。除了他无能效仿的天才的健谈力，魏斐德在这一点上最大的天赋是做一个热情细心的倾听者。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他对每个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都展现了真诚的尊重，并且有能力激发学生内在的自信。他依靠他和学生的共生关系来紧跟最新的学术研究趋势，享受他们的陪伴和来自他们的批评，并把他从学生那儿获取的东西认真地记录在自己的书上。在魏斐德身边，如果你停下来想想他是多么聪明、有多么惊人的记忆力，是很容易被吓倒的。但他并不因此而居高临下。对我自己来说，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能够如此保持富有人性和温暖才是非凡。一年一度的亚洲研究协会会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举行，在招待会上魏斐德鲜明地展现了他这一品质：他主持星期六晚上的非正式会议，吸引了大量朋友们、学生们、崇拜者环绕在他身边。

他也是一个出色的通信者。也许是由于他有使用录音机来口述札记、备忘录和信件，然后被可信赖的助手记录下来的习惯，自然而然地和我一样，在这个领域里有很多人拥有了一大堆来自魏斐德的来信，从每封信中都仿佛可以听到他独特的声音，好像他本人就和你处在同一个房间里。

如此众多的学生将他看做导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的“魏斐德派”是否存在。乍一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然而，看到非常众多的论文都曾由他指导，且进一步的调查表明，的确有一些因素在团结着魏斐德的学生：深究档案；对叙述非同寻常的尊重；挑战约定俗成说法的意愿。是魏斐德造就了我们，还是说我们因其所做的学问而迷上他，已经无从辨明了。不管怎样，作为我读的魏斐德的第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以其引人入胜的内部视角审视英国帝国主义对广东乡村社会的影响，它处理历史渊源、谨慎组织的细节和宏观层面分析的精湛技巧，给人留下强有力的印象，为他带来了许多求学的门生，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魏斐德都展现了极高的学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西方的中国史和中国研究领域正因为他的高水准才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在过去20年里，他的许多书和文章的翻译也使他在中国学术界受到尊重，并被赋予了外国汉学家少有人企及的学术地位。他的早逝，带走了一位指路明灯式的人物。他走后，谁还能继续为我们讲故事呢？

本文摘录自《魏斐德——壮阔人生远航者》，梁禾 编，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标题为《他走后，谁还能继续为我们讲故事呢》

谢选骏指出：魏斐德不仅吹捧毛泽东，还久仰邓小平——他不仅因此被“喂肥的”了，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职业学生”渗透美国，营造了一个“白左世界”。魏斐德是谁给喂肥的？还不清楚吗？否则的话，人民出版社、澎湃新闻网，会为他卖力鼓吹吗？现在的问题仅仅是——魏斐德，到底是哪个部门给喂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