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话语权》报道：
话语权即说话的权力。依据主体不同，话语权分为：政党话语权、国家话语权、民族话语权。
释义
主体有无话语权、话语权大小，取决于主体的智慧、学识、实力。话语权最根本的，是智慧；智慧中最根本的，是思维方式。以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为代表的线性、非对称、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奠定了西方话语权的基础。以对称逻辑思维方式为代表的对称、非线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奠定了中华民族话语权的基础。
要素
1，你站的位置足够显眼，大家都能看到你。
2，你的声音足够大，大家都能听到你的话。
掌握
话语权是掌握在媒体控制者的手里，掌握在拥有经济权的人手里。他们一般学有所成，控制着媒体和其他经济实体，而他们想说的，一定和自己有关。
主要方面
话语权是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话语理论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使得我们有必要从传播的角度来思考媒介话语权对传播信息内容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行为产生的作用。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工具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中国古代并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君无戏言”之类的古语。传统中，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意识形态是由一个人、一个集团或一种文化支持的一系列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设想和期望——一系列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想法，一种价值体系。它与某种哲学思想不同，一种意识形态很自然成为一个行动的方案。就大众传播的意义上说，它对一种文化的灌输十分彻底，以至于其成员根本意识不到还可以分享其它一些人的设想。一种意识形态能被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世界运行或是世界应当如此运行的自然法则。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从系列即定的物质利益中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表现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并且，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是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属于意识范畴之内，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将其制度化，固定化。并让被统治阶级成员接受下来，作为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而在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此类意识形态就会有意无意的传播出去，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有形无形的隐含在信息内容之中，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播中最基本的潜在力量无时无刻的存在着，而且在不断的改变受众的观点。现代批评家伯顿（1990）认为：意识形态附加着对世界和人、集团之间权力关系的独特看法的一系列信仰。每个人都有某类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对他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什么是对与错、世界是怎样一回事以及他如何才能被改造成更好的地方的观念，这些世界观受到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大多被认为是平常的东西，其中也蕴含了意识形态的内容.例如：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人们普遍认为，自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自杀者死后会进地狱。在这种普遍观点的认识中，如果有人提出说自杀是一种善行，大多数人就会对这种观点持以抵触的态度，所以在基督社会中，这种观点只能是处于弱势地位。除非当这种观点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强势话语权。
媒介话语权与媒介价值
媒介的话语权是指媒介在对受众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一般来说，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话语权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比如，随着信息传播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媒介帝国主义开始产生，媒介帝国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信息传播的不平等而向另一个或几个国家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媒介帝国主义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到了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也分别用无线电波传播自己的思想意识，以此互相抗衡。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之音（VOA）用66个超大功率的发射台对全球广播。而且，由于卫星技术的发展，西方的意识形态还在第三世界得到强化，导致本地文化的丧失，而发达国家的电视媒介有迎合消费主义的大都市里的中产阶级要求，媒介所倡导的品位、志趣、时尚、生活方式都有全部西方化。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报刊发表的国际新闻，有90%来自西方“四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的新闻报道71%关于美国，9.6%关于欧洲，关于非洲的报道不到1.8%。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经讽刺的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应该被允许参加美国的总统选举。因为他们与北美公民一样受到同样多的有关候选人信息的媒体轰炸；另一种是媒介之间的话语权控制，传统四大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中电视曾独占鳌头。1924年，英国科学家贝尔德发明了第一台电视机。不到80年的时间，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从有线电视到卫星传输，电视如今日渐成为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中国，至2003年止，全国共有49套卫星电视节目（中央台13套，教育2套，省级34套）有广播电台1272家，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93.65%，覆盖人口10亿。在传统的四大媒体中，电视媒体从其面向社会，面向家庭，传播速度快以及不受年龄文化限制而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随着媒体发展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到来，网络传播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媒体的影响将变得有限。
媒介价值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媒介传播所引起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另一层是指媒介传播信息过重中隐含的一些价值观或社会意识形态。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分为“所指”与“能指”。能指（signifier）是物理形式，所指（signified）是与能指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心理上的概念。所指与能指只是由于要分析的目标才被截然分开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结合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它们的关系显得极其正常与自然。由于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一些媒介在传播信息的时候并会隐含一些价值观，尽管看起来是客观公正的，而实际上或多或少的隐含有深层次的内容。罗兰，巴特在他的《神话学》中描述到：“…在封面上，一个穿着法国军服年轻黑人正在敬礼，眼睛上扬……但是我看得非常真切，我清楚地看见它对于我的意指：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因此面对一个更大的符号学系统：有一个能指，它自身已经凭着前一个系统（一个黑人士兵正在进么法国式的敬礼）；还有所指（在这里是法国和军事的一种有目的的混合）；最后，通过能指而呈现出所指——法兰西帝国”。对于巴特而言，这张照片歪曲了法国殖民剥削的历史事实，从而构成了一个神话“法兰西帝国它仅仅是一个事实，看这位优秀的黑人，他正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行礼。” 不仅如此，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所传输外界的信息是由把关人控制的。一些个人主观倾向不可避免的渗入信息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曾指出：“美联社每天通过世界通讯服务从纽约向亚洲发送9万个单词，反过来亚洲每天只向全世界传送1.9万个单词。一个对于1977年某一天委内瑞拉本土的新闻只有7条，并且这些新闻是经过美联社或合众国际社转发的，而这两者也都是美国机构。”所以媒介价值中无可辟免的隐含有一些倾向性的价值观。而当这种倾向性的价值观传播给受众时，并起到了话语权的现实作用。
媒介传播内容中隐喻的价值观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受众对前重要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这是我们在研究电视传播活动中运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英国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对此进行研究，它们发现电视传播内容中，信息表达的不是充分的公正，而是和一定阶级相关的先验假设和观点，并且在对于70年代的晚期产业关系的研究中，格拉斯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挑选了三种类型的偏见。首先，媒介的偏见在对社会“现实”的误导中显示出来：例如过分强调罢工对于英国糟糕的经济经状况所承担的责任，在这些误导之中，汽车厂之类的产业被给予大量的新闻报道。第二，媒介是在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致 中发挥着作用。第三，媒介认为工人阶级的声音应从新闻的制作中清除出去。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客观公正背后隐藏的偏见。我们说，任何媒介所传播的信息都是经过把关人的。
背景介绍
大卫·麦克奎恩的观点
大卫·麦克奎恩在《理解电视》中曾说：“所有的再现在任何时刻都只能有一个单一的视点。”他认为，媒介所传播的信息（1）都是有选择性的；（2）有限制，受镜框制约的；（3）单意性的（只有一个视点）；（4）是机械性加工润饰的结果。展现给观众的信息远非整个情景或背景，而是包含了全体中非常有限的部分。
理查·戴尔的观点
理查·戴尔（1985）也提出了电视表现四个方面： 电视表现作为世界真实的一种再表现，它首先要服从于电视的选择和艺术的审美，电视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作为代表性的典型的现实世界，电视表现的种族矛盾、妇女儿童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有代表性问题，电视表现的第三个方面是每时被平等再现的民主概念，第四个方面并是观众方面，既电视表现给谁看，为谁而表现。
媒介传播出的信息都经过把关人取舍
由此可见，媒介传播出去的信息都是经过把关人取舍的再现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已，这里的“把关”就是按照一定标准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选择，它体现的是媒介组织的立场和方针，个人也一般是从媒介组织的角度定位出 行使“把关”权的，因而个人因素在其中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对次要的。总的来说，对“把关”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个定位角度，即社会角色定位、专业角色定位和传播对象定位。社会角色定位关注的是媒介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从把关的角度而言主要体现在对信息的倾向性及其传播效果的质量上：专业角色定位关注的是业务水准，真实性、准确性、明晰性、时效性、组合性是其决定取舍的主要标准，传播对象的定位角度：关注的却是信息的服务，它是从满足目标群体需求和兴趣的角度出发对信息进行取舍。三个定位角度决定把关人如何对信息进行把关取舍。
价值观
画面上
这主要从电视媒体来说，许多摄像镜头中，由女权主义者、民运分子、恐怖主义等等组成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通常都是消极的、颓废的、凶狠的或是可鄙的形象，摄像机通常会挑出最简单的和最易于辨识的形象：晃动标语牌的女权运用者、目光凶狠的恐怖主义分子、颓废的民权运用者等等，而且这些形象大量出现在自持公正报道的新闻节目之中，这种被嫁接过的真实的再现，让受众感受到了这些人群的危险性，由于让受众对抗其影响。而这种节目传播方式的另一种结果就是远离这些运用的大众更加的抵制类运动。在当今的失衡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发达国家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的信息量，只有很少量的部分。而即使便是这些少量的部分，还大多是有关暴力，毒品，贩卖人口，冲突的报道。可以相信，发达国家民众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是何等的片面性。
声音上
粤语已经成为中国极流行的地方方言，在电视剧或电影的表现中，一旦节目汇中的某个角色发音中带有粤语语音，大多的电视剧或电影都把他（她）放在一个富有的商人位置。事实上，更由于粤语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粤语的流行，而媒介的这种表现，更加推进了粤语的流行，从而极易给受众造成一种印象：能说粤语是一种象征。在好莱坞电影中，偏有东方口音的亚裔表现的都是一些反面角色：犯罪、妓女、下层员工，而相反，能说一口纯正美语的人必定是一个上流绅士。这种语音表现极容易给受众造成一种刻板印象。
文字编排上
按照对文体的重视程度，报纸编排次序不尽相同。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同时，世界上还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由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人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次战争中，其他的国际事件大多被忽略了。在文字编排上的自我审查制度也有助于在不同媒介，同类媒介不同载体中实现‘异口同声’，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可以让观众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响。
研究指出
对这些基本程式的书写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巨大飞跃。道格拉斯媒介研究小组曾指出，在关于工人罢工的报道中，动词“拒绝”“要求”在涉及工会和工人的报道中常被使用。而“提议”或“许诺”等更为肯定积极的词语则出现在雇主身上。研究小组把这种偏见出现的原因归因于无意识的职业习惯和媒介从业人员的阶级背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电视中表现的偏见相当严重，已经违背了它理应均衡报道的职责。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电视机构的过度等级化，发现了在他们与“官方的”和“可接受的”信息来源之间存在的紧密的联系，而这导致了新闻总是倾向于给予某些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优先权。
话语权是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
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对于权力的理解，以科尔曼为代表的“信任——权威”模式认为，权力只能存在于群体中，权力是个人基于利益的权衡由信任（尽管在具体个体上并不总表现如此）而出让对自身一定行动的控制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约束机制，也就是说个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让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他人掌控的一种社会行为。
媒介价值和社会舆论影响社会行为
媒体的话语权就是受众出于对个体自己或整个社会发展的形势考虑，将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媒体来间接控制（尽管有时候是非自愿的），而这种控制是潜在的，它通过社会的职能部门来完成最终的行为，因为人们并没有给予媒体直接的权力，他只是通过媒介价值和形成的社会舆论影响了社会行为。
公司高管代表公司决策层的一些言论
补充一点，还有公司高管代表公司决策层的一些言论和代表决策层利益的言论。
思考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部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时，一再强调要掌握话语权。那么，究竟什么是话语权？我们党为什么强调要掌握话语权？怎样才能拥有话语权？如何做大做强话语权？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几个问题。
什么是话语权
定义
仅从字面上理解，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这样的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例如，对已有事态的解释权、对自我利益要求的申诉权、对违法违规的举报权、对欺骗压迫的抗议权、对政治主张的阐发权、对虚假事件的揭露权、对罪恶事实的控诉权、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权等等，都属于话语权。
发展历史
随着人们对话语功能和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对话语权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葛兰西曾因领导工人革命斗争而被捕，从1926年开始，被长期关押。在监狱中，他对争取“文化领导权”即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来瓦解资产阶级的集体意志，从而为最终夺取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创造历史条件。
引申
法国哲学家福柯上世纪70年代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话语的秩序》，他写道：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应当说，福柯对话语功能和本质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是交际工具，而且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并能直接体现为“权力”。显然，福柯的观点比较接近今天我们对“话语权”功能和本质的认识。
谢选骏指出：人说“对于追求民主的社会来说，话语权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的象征。话语权的下放也意味着阶级的平等和权力的下放，权力不再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但是话语权能够过度的下放吗？如何一个社会的教育水平达不到，话语权的下放引起的会是恐慌和不理解，也会造成不好的舆论。你觉得话语权下放是好还是坏？”又有人说，“中国话语权，不走西方掠夺路，我们自我革命。”
我看这个“自我革命”，怎么听起来就像“自我阉割”？因为它不懂得，“话语权”不是属于“国家”的，而是属于“个人”的——是技术升级和升级了的技术扩散造成了话语权的下放，而不是什么“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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