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宗教改革是殖民主义的产物

《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与欧洲地缘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环球扫描 2022.04.02）报道：

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的15世纪，宗教在塑造欧洲文化中继续发挥着最强大作用。几乎每个普通人都相信上帝和来世。当时人们不可能理解无神论的概念，因为欧洲远没有中华文明发达和先进。宗教为生活中最深层的问题提供解答，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以宗教信仰为指南。宗教仪式标志着一个人的出生、青春期、婚姻和死亡，宗教代表着欧洲的政治秩序。

宗教改革溯源

宗教改革，是由于教廷在腐败、商业繁荣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欧洲政治秩序的衰落下欧洲政治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由于洗牌需要，导致了国家力量对民间宗教改革运动的选择性支持（或者维护）。

16世纪发生在北欧地区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主要由路德和加尔文领衔。当时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传统历史观鼓吹的、让欧洲人获得宗教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是要重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被道德堕落所彻底摧毁的基督教信仰，使其重新成为统一北欧思想界的新的“精神鸦片”。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对路德宗教改革的局限性、不彻底性和欺骗性加以揭示：“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信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信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尼采更为直截了当。在尼采看来，“宗教改革”不过是“世俗本能的最具欺骗性的爆发之一”：“一些强大的、变得不可遏制的、彻底庸俗的欲望想要爆发出来；所急需的无非是一些托词，尤其是要虚构一些大话，有了此类大话，这些野蛮动物就可以得到解放了。”

如果说南欧地区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商业繁荣的意大利所展开的一场“彻底的去道德化运动”和人性的极度奢华、腐败、堕落、凶残的体现，那么北欧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在保守和贫困潦倒的北方地区的一种扭曲的折射。

一方面，重建宗教对人的思想统治权威以拾回人民对上帝的虔诚，另一方面与天主教会争夺对世俗财富的控制权，才是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因此，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满足了北欧地区君主统治者们的需要，因而新教很快成为北欧重商主义国家的国教。18世纪德国大文豪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君主急欲实行宗教改革是为了谋求独立，指望从教会创立者那里获取丰厚的猎获品。”

欧洲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源于罗马天主教内部的分裂，以及欧洲各国王室利用这个分裂展开的对主导欧洲政治秩序的教会权力的争夺，尤其是附属于宗教的政治和商业利益的争夺。在一个只有宗教才能掌握民心的年代，谁掌握了宗教，谁就掌握了真正的政治统治权。人类历史上，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任何宗教或者宗教流派都很难长期流行开来。

16世纪，欧洲对宗教改革的巨大社会与政治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十字军东征导致的道德堕落、教廷腐败，以及民间和黑社会不择手段的商业致富行为，包括天主教教会滥发赎罪券，教皇公开利用赎罪券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北欧人希望脱离南欧天主教对财富的控制而另立“中央”，获得对巨额教会财产和自身财产的独立自主控制权。

（2）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堕落所引发的梅毒泛滥，破坏了整个社会（包括上层贵族阶级）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细胞；因而北欧宗教精英提出了向基督教“道德原教旨主义”与“禁欲主义”回归的必要性，从而促成了清教徒运动的产生。

（3）对葡萄牙、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地主权“分一杯羹”的强烈渴望。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运动的拉动，以及欧洲热兵器战争对木材砍伐业和冶金采矿业的拉动，导致了波罗的海北欧国家经济圈的经济振兴——经济繁荣必然导致北欧王室脱离罗马天主教控制的企图；而寻求经济独立的最好保障是军队和意识形态，它们都是新的政治秩序的脊梁。

首先，文艺复兴末期在北欧地区所引发的宗教改革，不是流行历史观所粉饰的“思想解放”，事实上，新教比天主教更加仇视科学，更加强调宗教专制；由于罗马教廷的权力腐败和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必然从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产生一种独立抗衡力量，要求重建宗教的道德权威，以重树基督教在欧洲人心目中的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是极其成功的。但是从“思想解放”和冲破宗教对人们思想的终极束缚来说，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即便到了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仍然统治着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以至于尼采还需要公开站出来呼吁：“上帝已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个时候离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已经整整过去了300多年。

其次，方兴未艾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给南欧国家带来的巨大商业和政治利益，使得北欧国家强烈要求改革罗马教皇们为了自身利益而赋予南欧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垄断秩序。它们之所以愿意支持新教改革，不是出于道德的考量（例如同情新教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毫无道德可言，是一个公认的道德败坏的专制暴君），而是出于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动机。新大陆的发现和亚洲新航线的开通，为富有十字军强盗精神的所有北欧野蛮国家，注入了参与这场“打砸抢掠”游戏的强心针，推动了北欧国家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而独立的政治诉求。如果不能参与全球殖民并形成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北欧国家将无法与南欧国家竞争。而国家竞争需要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需要独立自主的税收体制和职业军队，需要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和地缘政治。也就是说，北欧的国家力量借机于民间的宗教改革呼声，发动了一场对罗马天主教统治和财富垄断势力的反叛。在英国，引发宗教改革的不是路德，而是亨利八世。亨利八世表面上是出于反抗罗马教廷对他重婚的阻拦而宣布脱离天主教和接受新教，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而不是出于天主教道德堕落这个原因。

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教廷的腐败和意大利政治的混乱失序，给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几点教训。第一，以宗教维持社会秩序。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搞了政教合一，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第二，从罗马天主教的政治控制下独立出来，获得管理自己国家宗教的主权，才能实现在经济利益上的独立。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罗马教皇的袒护下，通过对美洲和亚洲的巧取豪夺获得的天量财富，使得北欧国家垂涎欲滴。北欧王室的经济利益诉求，就是要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发动的全球殖民征服中分一杯羹，以在自己统治下的国土上实现国富兵强的目的。

凡是企图摆脱罗马天主教控制的北欧国家，都看到了支持新教的好处。英国王室充分利用宗教改革这场分裂天主教的政治运动，为此不惜与土耳其穆斯林结成统一战线，向罗马教廷以及支持者（比如西班牙和法国）宣战。并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动用皇室特许的海盗）跻身于这场全球殖民运动之中，因为英国人身上照样流淌着十字军东征的热血，不可能目睹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整个地球；来自东方的财富，包括金银、香料、丝绸、陶瓷，不能仅仅属于受到罗马教皇庇护的南欧海盗。

北欧国家宗教发展靠国家力量的支持

北欧国家宗教改革的动机是对欧洲财富的再分配意志的体现，其成果得益于国家力量的介入。它所充分体现的，是通过血缘联系的碎片化的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与斗争。

在大航海开启以后的时代，欧洲各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但是每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获得商业利益的机缘有巨大差别。这导致了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然而在罗马教皇垄断宗教的时代，要想夺权就必须创立新的教派，或夺得对《圣经》的新的解释权。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诞生并及时获得了北欧国家力量的支持和欢迎。

基督教本身的诞生历史清楚地说明了国家力量的作用。基督教从创立直到古罗马皇帝皈依基督教之前，一直都是一个很小的东方教派。但是在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在经历了一次“异象”后决心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因此登上了西方世界历史舞台。不到一个世纪，基督教已经取代各种异教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并以罗马的影响力为中介，将“基督的启示”传遍欧洲。欧洲新一代“蛮族”首领纷纷皈依，他们提出主张，认为自己拥有作为国王统治部落的神授权利。强大的统一者查理曼自封“神圣的”统治者，他有权并有责任捍卫和支持基督教信仰。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前夜，拉丁基督教（因为其经文及宗教礼仪采用拉丁语而得名）几乎已经渗透至西方的各个角落。可见，古罗马帝国最重要而持久的遗产便是欧洲的基督教化。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的海战反映了在国家力量的崛起下，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世界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过程。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也继续了这个权力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教派冲突是次要的，而地缘政治的考量、国家利益和国家霸业的图谋才是主要的。

自15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皇室对民间通过海外掠夺来追求物质财富进行鼓励，推动了全民“大殖民”运动。为了皇室与国民的财富收入，国家出面对本国海盗进行公开鼓励，使其“合法化”和“国有化”，同时鼓励他们对邻国商队进行掠夺和抢劫。路德宗教改革强调，信徒可以通过私人财富积累而进入天堂，这是宗教意识和国家权力对这个掠夺时代背景的一个反映。所谓宗教的“世俗化”，其实就是为了贪图商业利益实施的彻底“去道德化”。

比如，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北欧偏远国家要想崛起，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全球殖民的盛宴中分一杯羹，就必须凝聚民心，寻求独立，并以某种方式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把民心从对罗马教皇的忠诚和对以西班牙天主教势力为核心的权力结构的服从，引导到对本国政府的忠诚与服从，从而形成以国家而不是以教皇为向心力的新的权力中心。这种上下一心组织起来的国家，才有能力出去竞争打天下。这就拉开了荷兰与英国对天主教公开的宗教背叛和宗教改革的序幕。

1534年，英格兰的“最高法令”宣布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是“英格兰教会在地球上唯一的最高领导人”，代替了教皇的权威。任何效忠罗马教皇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欺君叛国，并将以“叛国罪”论处。正是在这个法令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斗士、英国著名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和英国天主教主教、红衣主教和剑桥大学校长约翰· 费希尔，因坚持对天主教罗马教皇的忠诚和不赞同这个“最高法令”而被处死。因此两人都被罗马天主教廷追认为“圣徒”和为天主教献身的“殉道者”。“最高法令”颁布之后，爱尔兰从1536年开始被英国王室直接控制，而苏格兰也在1560年的宗教改革后宣布取消天主教，天主教活动在苏格兰成为非法。

亨利八世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决定，是经过精心策划和计算的：脱离罗马控制以后，英格兰可以不用向罗马捐税，可以获得罗马教皇在英格兰控制的土地，从而大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亨利八世用这笔节约出来的财富大兴土木和投入国家军事防御工事，一方面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应对来自法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军事威胁。

1568年，荷兰向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起的独立革命和“八十年战争”（1568—1648），又称“荷兰起义”，不过是紧步英国的后尘而已。

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除了宗教残杀和迫害以外，杀戮和掠夺成性的海盗也成为欧洲各国王室认可的职业，受到王室特许甚至直接成为建立皇家海军的基础和前身。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把十字军东征中对伊斯兰教徒的宗教迫害、种族屠杀、土地掠夺，转化为欧洲各国之间和各国向欧洲以外整个世界的战争、掠夺和征服。

这个新时代的战争和征服，同以往蒙古帝国西征和奥斯曼帝国北征不同，主要以控制商业通道和贸易利润为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发现物质财富的真正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不一定是金银财宝和土地本身，而是奴役劳动这个能够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通过控制种植园奴隶和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商品贸易，欧洲人能够获得远比金银和土地本身还要多得多的财富。因此欧洲人改造和发扬光大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度，发明了各种形式的“三角贸易”模式，比如把黑人从非洲贩卖到美洲，让他们种植甘蔗、棉花和咖啡，再把产品贩卖回欧洲大陆赚取不菲的巨额利润。他们也从事亚洲的三角贸易，用美洲掠夺来的金银换取中国人和印度人生产的纺织品、丝绸、陶瓷、茶叶，再将这些商品运回欧洲换成美洲殖民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这一切都需要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和保护。

宗教在维持地缘政治秩序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小山（2017）指出，宗教自由在16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宗教在维持16世纪的政治秩序时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因此，欧洲创新精神在这个时期的解放（释放），并不是西方史中所说是由路德或加尔文宗教改革所推动，而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机器，为了抗衡外部征服力量而采取的军备竞赛和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所推动。战争的动员和组织以及筹集资源的需要，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庞大的军备开支需要财政预算和资源调动，巨大的财政支出，只有依靠商业和海外贸易所获得的暴利才能够负担。这个历史性的、在皇室主导下的，从统治臣民内心的灵魂世界，向征服广大的海外物质世界和贸易通道的转变，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对美洲资源的掠夺而一发不可收拾。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Tilly，1992）。第一个改变是欧洲国家规模的转变。在中世纪末期，天主教统治者为了赢得与伊斯兰教派和城邦国家间的血腥竞争，不断提高行政管理能力，更频繁地增加税收。但是，最具戏剧性的发展出现在1500年之后，这也是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军事革命的军事技术发展的结果。这场遍及整个欧洲的军备竞赛是火药的传入和引进带来的，迫使统治者通过大力增加财政和行政管理能力来适应新技术下的军备竞赛，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供养大规模的军队。为了维持专业化的更大规模的军队，必须增加新税种和创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管理体系。于是税收体系发生了转变，从封建制度下非常规的和去中心化的税收体系变成更加标准化的和中央集权化体系（马克·小山，2017）。这是支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的唯一方法。欧洲军队规模的扩大对国家财政能力和税收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每次军事对抗的军队人数不过是数千人，但是在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中，法国集结的军队已经超过万人。1600年，法国军队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40万人。西班牙军队达到20万人，占西班牙总人口的2.5％。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中国清朝需要有800万至1000万军队，才能全方位对抗欧洲并加入欧洲海外殖民扩张的战争游戏。

欧洲的第二个改变是1600年后欧洲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国家的权力机构不再是贵族和教会，而是君主权威所代表的国家。国家意味着权力向君主的集中和新型官僚体系的壮大，这个过程带来了其他重要后果。它意味着教会治国管理模式被逐步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推行更普遍的法律法规。法律体系变得越来越标准化，税收变得更加规范。一旦发生这样的机构制度改变，统治精英的意见开始更倾向于支持宗教自由。

但是宗教自由并不是不信教的自由，并不是取缔宗教迫害。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新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仇恨、杀戮与流血冲突并没有因“宗教自由”而减轻。比如加尔文对西班牙医生、自然科学家米歇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的迫害就是一例。塞尔维特在医学史上以发现肺循环的功能而闻名，他也否认三位一体，这让他成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共同敌人。加尔文与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人密谋，以其提出异端邪说的罪名迫害塞尔维特。当塞尔维特因背叛宗教理念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引起了欧洲新教徒们的欢呼（马克·小山，2017）。

信奉新教的宗教改革家们并不尊重科学，也不关注当时的科学发现。比如当路德获悉哥白尼将日心说到处私下传播时，感到极为震怒。路德说：“大家都要听这么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讲话，他处心积虑要证明天空或苍穹、太阳和月亮不转，而是地球转。……这蠢材想要把天文这门学科全部颠倒；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大地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太阳。”新教国家比旧教国家有更多的思想自由，不是因为新教更加令人思想解放，而是因为新教国家中的牧师的权力比国王小的缘故。所以罗素指出：“新教的重要性不在于树立异端，而在于分裂教派；因为教派分裂造成国家教会，而国家教会的力量够不上控制世俗政权。”

路德仇视科学和加尔文迫害异教徒的例子，说明新教本身并非指向宗教自由的道路。美国的清教徒也只相信清教徒的宗教自由；在确保宗教一致性和对异教徒以及无神论者的迫害方面，他们比很多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更加严厉和残酷。

因此，欧洲近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由宗教改革所推动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要求相应的经济基础的推动。这个经济基础就是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或“重商国家主义”。而推动欧洲国家重商主义建立的物质力量，来自中国商品的诱人倒手贸易所提供的超额利润，和来自中国的火药所引发的热兵器战争。

火药带来的新型战争模式消灭了封建贵族、摧毁了保护他们的城堡，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所以，是国家竞争体系下的跨国军备竞赛、商业竞争和贸易扩张，反过来强化了欧洲各国的自由主义趋向。任何有实践意义的宗教自由，既不是来自哲学家的论证也不是来自新教信仰的性质本身，而是来自17世纪之后由于工商业的跨国竞争和百姓生活的世俗化，使得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已做不到要求民间维持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因为新教也变得越来越派别林立。

历史学家马克·小山（2017）指出，即便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各国王室对于宗教自由的宽容态度，也不是由于启蒙运动本身，而且由于国家权力的崛起而发生改变的。因此，“不是培尔、斯宾诺莎、洛克的观点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而是为了行政管理和战争而筹集资源的需要。对于越来越强大的财政和军事国家而言，宗教一致性和迫害只是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和效率过于低下而已”。

对于来自北欧的国家力量和新教的冲击，南欧的西班牙和法国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回应。天主教耶稣教会也实施自强型自我改革，反腐倡廉，以捍卫天主教的权威和原教旨的纯洁。

由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丛林竞争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条件有利于个人发展，然而不利于社会稳定。

但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从意大利的不稳定中受益。比如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吸取了意大利挥霍无度、盛极而衰的教训，一方面坚持贯彻十字军东征精神，为传播天主教赴汤蹈火，另一方面将商业利益看成王室的最高追求目标。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发展战略鼓励民间经商，另一方面实行政教合一以维护政治稳定。它们不打算为追求意大利那种艺术上的繁荣和“个性解放”而忍受“凶杀和混乱”，而是决意完成十字军东征的未竟事业，将“圣战”目标推进到地球另一端那无尽的前沿和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

谢选骏指出：上文追随马克思和尼采等德国杂种的无神论魔鬼，来研究宗教改革，虽然也把地理大发现列为宗教改革条件之一，却完全没有提及“宗教改革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或“地理大发现是宗教改革的导火线”。这都是因为上文所宗师的马克思尼采等德国杂狗，都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正是因为海外殖民活动改变了欧洲内部的力量平衡，宗教改革才蓄势待发了。

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衰落，和此前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引起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因为社会的注意焦点和精力发泄的渠道转移了，从内在的人文主义转向了外在的经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