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光析：“李克強悲剧”并未落幕》（2023年10月27日 吴国光 美国之音或VOA）报道：
半年多之前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李克强在年仅68岁的时候猝然去世，舆论震惊。编辑希望我写写这个话题，碍难推辞，只是心中五味杂陈，不知从何说起。
一代人的悲哀
不能说没有酸楚和悲哀。四十五年前，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我和李克强同时进入了北京大学，他在法律系，我在中文系。那个时代的校园很活跃，我们入学之后不久就相互认识了，关系虽不密切，但也时有过从。去年夏天搬家到加州，整理旧物时，我还发现大学时代日记里记有几笔和他的交往。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同学。
大学毕业之后，我们来往不多。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我参加中共十三大筹备过程中的政治改革政策设计，某天到团中央座谈如何改革群团组织，刘延东、刘奇葆出面接待，与他们同为团中央书记的李克强专门过来与我寒暄了一番。不过，那时我已经从北大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些对他的不满，起因在于：1986年冬天有一场全国性学潮，李克强专程到北大坐镇，严令要控制住校园，决不能让北大学生上街。为了所谓政治前途，看来李克强已经放弃原有的独立思考能力了。
八九去国，随后我与血腥镇压了学生和民众的中共彻底决裂，再次见到李克强就是任教香港的时候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了。那时他已经贵为河南省长，陪同江泽民视察的时候，完全没有了当年校园里的意气风发，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相，说不上奴颜婢膝，却也看得出慎微逢迎。现在回头来看，他的人生悲剧，那时已经渐入戏骨。
当然，不仅仅是李克强这样做。多少当年的青春志士，后来都走上了这样的人生道路：为了当官，为了发财，为了权势，为了名利，不断地扭曲自己，直到扭曲成党国所需要、所信任、所赏识、至少是所不排斥的人材。以这样的价值观来看，李克强还被视为七七级一代人中最为成功的，毕竟坐上了总理宝座。曾经最有希望、也最有历练而可能推动中国走出毛共黑暗的一代人，如果以李克强为标杆，那真正是一代人的悲哀。
共产党制度是毁灭良知的
公平地说，即使是身为中共高官的李克强也还应该良知未泯。舆论还记得他关于中国有六亿人口每月收入仅一千元人民币的实话，网民这当口也在重复他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的无奈之言。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总理任上曾经回忆起毛时代农民出外乞讨还需要党组织开介绍信的事情，以此说明中国不能倒退到毛时代。李克强在安徽长大，并曾经在凤阳插队，毛时代那里的农民每年冬天都要出外讨饭，一年的收成不足以填饱一年间的肚皮。那个时代，我在家乡鲁南地区生活，冬天里常能见到这些操着皖中或苏北口音挨家挨户叩门乞讨的人们。这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而李克强没有忘记它，这就是良知还在了。
然而，这正是李克强人生悲剧的又一体现。他应该知道，良知是与共产党体制难以相容的。也许，他有想过，有一天当自己当上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时，他可以改变这种体制，使之与良知相容？确实，他一度非常接近登上最高权力的位置，但决赛中输给了习近平。问题是，习近平是靠什么赢得那个位置呢？有人说是善于装孙子，有人说是身为红二代，更关键的是江泽民曾庆红为了阻击胡锦涛选择的接班人李克强而选择了习近平。很明显，这一过程如何展开，本身就是中共制度所决定的。为什么江泽民曾庆红就比胡锦涛更有力量来决定是李还是习？还不是因为他们掌控军队，掌控政法，也掌控党机器。一个掌控暴力机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怎么可能与良知相容？怎么可能容许你去改变这种体制？
既然不相容，还要去适应，这就难免出现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剧。也许那里有两个李克强：一个李克强不断扭曲自己以在中共体制内沿着权力等级步步攀升，一个李克强还保留了一些常识、良知和对于民众的同情心。殊不知，后者在共产党权力场上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当习近平和李克强在2012-13年开始了十年共事的时候，李克强黑不过习近平，坏不过习近平，因此也就必定被习近平欺侮。重复一句：这不是习近平的本事，而是共产党制度所决定的。所谓制度，就是游戏规则。按这套游戏规则玩，越黑越坏就越是能赢。
活得憋屈，死得窝囊——也是斯大林逻辑的一种表现
李克强的从政生涯固然是一场悲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他已经以不到官定退休年龄而提前退出领导层之后的短短七个月后，他的人生会这样突然地落下帷幕，为悲剧再加一层！68岁，对当今的人们来说仍在盛年；中共高官保健条件那么好，更是个个高寿如龟。李克强的死，其中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手脚呢？人们可以这样质疑，但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对此，我只能说：被谋害死也好，因为多年心情压抑、感觉窝囊而引发病情去世也好，政治人物的生活乃至生死都必定是有某些政治因素在内的。从斯大林时代怪案连连，到毛泽东当年整王明，再到周恩来不能及时开刀治癌，活得憋屈并死得窝囊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多了去了，也都是“斯大林逻辑”的一种表现！
可是，在共产党制度下，谁又不是活得憋屈、死得窝囊呢！想一想“铁链女”，那活得岂止是憋屈？想一想新冠疫情中的千万逝者，那死得岂止是窝囊！或者说，前几个月还志得意满的秦刚，现在难道就活得不憋屈吗？若干年后的习近平，谁又敢说他会死得不窝囊呢？因此说，尽管李克强的人生悲剧已经嘎然谢幕，但“李克强悲剧”远未落幕。
《讨论》
第一人、Jack@jackqzq
请教吴老师，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人为了自己的名利放弃原则，放弃独立思考，争先恐后出卖人格，积极投身中共，从而让中共执政70多年屹立不倒？“李克强悲剧”不落幕是正常现象吗？
第二人、Guoguang Wu / 吴国光@guoguang_wu
谢谢你的问题，一个很大很尖端的问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有人说是因为共产党的洗脑。我一直有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想透，希望以后有机会进一步研究并把所思写出来??
第三人、陳軍@chenjunnyc
如果我非常尖锐的回答吴先生的问题，我的观察是，在这个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体制的某些阶段因为辅佐这个体制能在上房行走的人，或王安娜在自己的推特简历上列出自己“政协委员”头衔，蔡霞不觉得她的党校身份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志安仍为自己央视工作的经历而自豪来看，几乎绝大部分的国人，包括在这里问问题的人，都不是因为深刻的道德感或敏锐的认知能力，而主动选择了和体制决裂，反而是因为一度和自己相关的体制开始妨碍到了他们自己现实利益后，所做出的反应。
大部分的情况下，选择进入体制，远比主动和体制决裂带来的安全及实惠多得多，尤其在见识过魏京生，滕彪，任志强们所付出的代价后····当然还有一些高手选择和体制共舞，他们能利用体制和自己高超的生存技艺，为自己获得舞台，鲜花和名声。
这我可以开出更长的一串名单来：其中最值得去讨论的是被陈丹青力捧的作家木心，晚年“流亡回到祖国怀抱”的装傻，几进几出的艾未未，前不久回归的北岛，此刻当红的梁文道，晚年出来反共的周孝正，跟共产党做生意失败的袁弓夷，最近失言的严歌苓，及到了安全自由世界才成为反贼的各种同胞们·····
在我看来他们这些人，通常相信两种迷思和选择：
1，只有进入体制才能改造体制，这点在是我18岁之后和上海一批所谓“补墙派”争论的最多的内容。（他们中很多人做到高官，有些人64下台，有些仍在位置上，到了副国级）；
2，他们觉得可以和体制周旋的同时，仍能保持住自己的一点良心，至少不作恶。
有第一种迷思的人，只有当体制某天做的恶超过了他们道德可以承受的范围，或者他们在体制中支持的那一派失势，迫使他们和体制决裂；第二种人，不到体制的铁拳直接砸在脑上，走头无路时，他们完全可以和这个体制相安无事一辈子。
简单究其原因的话，首先是整个中国社会从历史到现实，道德资源和精神资源历来非常匮乏（以哈维尔为一极，桑塔格为另外一极的标准衡量）。如果从中国有自己所谓先天下之忧后忧的情怀来看，中国的文人志士至少存在在两个部分的问题：一个是这里的天下常常讲的是，天子治下的天下，文人的功名成就在于能否辅佐这个天下。这就成了大部分人选择进入体制的一个底层逻辑。虽然这其中也有中国式的道德观，只是其标准和今天我们说的道德感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个是这种认知存在着巨大的悖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自我投射出来的天下观，让他们看不清楚在他们1，想扮演的角色；2，可能扮演的角色；3，应该扮演的角色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关系。结果必然是因为体制过于强大，他们无法承担自许的角色而失败，同时因为没有扮演应该的社会角色而失职。
结果必然是，他们想承担和希望承担的角色，和自己实际的能力包括专业要求的知识不相称。而前者的错觉又让他们不理解自己本该扮演的角色，比如批评权力，争取基本自由，捍卫人权和维护公义等。
在现实世界的各种落差和角色错位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我们自然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特有的多重人格。他们一方面可以是对这个体制认识最深的人（我们随便看看这次就李克强之死后国人里里外外的评论就知道明白人有多少），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是最现实的人，最犬儒的人。他们身上强烈的现世生存的要求，可以让他们的精神部分完全不露痕迹，而道德部分在可视的意义上基本瘫痪。
我很期待吴国光先生能够早早写一篇专论，把所思所想跟我们分享。我自己思考和观察这个问题也有几十年了，因目前时间精力有限，先写一点思路给各位参考。
最后的一点建议是，从基本哲学思辩的角度出发，一个人需要非常诚实的回溯自己整个成长经历，其中哪些影响和经验塑造了自己的人格，在人生最关键部分的选择上，究竟占优先的价值尺度为何？
我以为，不经过这样一个自我苛责的过程，我们就会很容易为自己找到各种的借口，从而将自己过往缺失合理化。
第四人、王庆民@zhengyichangcun
我评价过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很多人都存在这种问题，即并不反思自身作为既得利益者的问题，乃至为既得利益身份和所得自豪。不一定明显但是若隐若现的自豪。更缺乏原罪意识和忏悔。周舵就是例子：
关于周舵一些言论和思想的评价
看到有关周舵先生反对左翼、反对政治狂热、批判大众愚昧的言论，有些感触，在此评论一二。
周舵先生曾经是中国民主化的先锋之一，且即便六四之后至今也不忘初心，致力于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值得赞誉。而他所发的一些文章、言论，见解也颇为有理、深刻、系统，这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还是比较难得的。
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我不能同意，甚至觉得应该强烈批判。
例如周舵反左翼和反政治狂热，还说大众愚昧不配民主之类的观点，其反映的价值观和思想感情，就是颇为偏颇乃至充满谬误的。
其实，在一部分事实判断上，我与周舵的观点是类似的乃至颇为认同的。我也认为民众愚昧，主张精英治理、专家治国、强人训政，对民粹政治也颇为厌恶。
但事实判断类似，不等于价值判断类似，甚至对相同事实的反应和变革路径选择是完全相反的。周舵及持类似看法的人，从这样的事实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民众愚昧残忍、民粹可耻，所以鄙夷民众、放弃大众史观、摒弃进步主义与宏大叙事、压制甚至恶意浇灭国民政治热情、默许保守政权镇压大众的反抗，由精英阶层在维护既得利益基础上统治国家，然后逐渐形成并不平等、但好于中共这种极权统治的模式。说白了就是哈耶克、里根、撒切尔、皮诺切特那一套。
而我从事实判断中得出的结论则是，民众愚昧残忍，那是因为专制者和精英阶层强取豪夺、迫害大众、洗脑人民所致，人民应该被同情和改造，知识分子应该启蒙和鼓舞大众，激发政治热情、推动民权浪潮，而非鄙夷不屑、加大弹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臣父子”。
而民粹政治虽然可恶，但起码在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精英与民众脱节、自私自利内部抱团、对社会民情冷漠无知造成的。发达国家民粹泛滥，除了野心家利用阴谋论和仇恨言论煽动民众等原因外，也有建制人物不接地气等原因。面对这样的现实，应做的是改进民主和建制体系，促进公平和谐，而非一味排斥侮辱。
而精英学者治国是过渡手段，而非终极形态。而且具体运作中，精英学者必须接受监督、服务人民，有更强的责任心和承担更多义务（当然也可以得到相对更多的回报，但所得应与付出相匹配），而不是成为人民之上的作威作福者。这些人必须在价值观、道德、责任等方面有超过常人的水准和付出，才配接受人民委托，否则人民可以推翻他们。长远而言，精英的权力要逐渐削弱，最终过渡到真正的全民政治。
我对大众的看法和态度，基本与鲁迅先生一样。鲁迅先生也对民众愚昧残忍颇有认识和批判，甚至其认识和批判超越绝大多数人。但鲁迅却并未因此厌弃大众、鼓吹浇灭人民的革命热情，相反却因此更加理解和同情民众，更加主张启蒙和革命。
周舵及类似身份立场的人士，对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判断一部分很正确，但价值选择却相当错误乃至反动，这反映了其权贵精英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和立场。他们的确比一般的红N代们要好，有民主人权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固守既得利益、持保守价值观，与人类文明的方向相悖，与平民大众脱节。他们还鄙夷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左翼思潮，好像觉得世界逆行而他们则是在正确方向，可见其知识欠缺、德行有限、顽固不明。
周舵等人认为中共的蜕变、中国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已证明左翼理想的虚幻、社会主义的破产。可他们只看到中国朝鲜等国的悲剧，却并未注意到或者有意忽略西欧北欧等国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大政府模式的大获成功。不仅发达国家，拉美的巴西智利秘鲁等发展中国家，最近数十年大多数时候也是左翼执政，都兼顾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这些都说明左翼理想并非虚幻，只是需要坚持民主法治、社会自由、和平非暴力的底线，以及根据现实对原旨思想有所修正、勇于妥协，虽不能实现100%的“社会主义”，但能让现实最大程度接近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
周舵等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鲜有对自身既得利益的自我反思，一方面反对中共专制极权，一方面却时常的、若隐若现的以地位和利益自豪，并以各种方式维护之。其价值观的保守倾向即是表现之一。哪怕其所获利益中的大部分，都是不公不义所得（虽然往往没有直接作恶，以间接得利居多）。这些人还大都集中在蓟辽地区，也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利益原因、社会环境原因、地域文化原因。
当然，周舵先生对专制的批判、为弘扬民主人权所做的贡献，尤其六四时保护学生的举动，还是颇为值得赞扬的。他现在所做的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也是应该被支持的。即便其一些观点立场并不完全正确，更不进步，但只要相对中共极权较好（或者说相对不坏），就可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下有限度的支持之。
周舵相关文章：《警惕左翼精英“情怀”》（略）
王庆民@zhengyichangcun
刘晓波全家其实都是中共既得利益者。虽然他参与反叛中共，但本质上还是中共东北集团底色的、反汉反进步反平权的保守分子
王庆民@zhengyichangcun
Sep 6 Replying to @zhengyichangcun
刘晓波父亲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干部，既得利益者，工贵。刘晓波也是干部工贵既得利益者
刘晓波家属虽然也受了一点苦，但相对于99.9%政治犯家人，尤其709律师妻子，那还是好太多了。德国总理都亲自营救。其他人呢？
刘晓波的那位知名家属，得到陆港台欧美各方帮助支持，花费了多少资源人力物力。
然后这几年关于中国民主民权民生，她一句话没有说、一件事没有做。当然无可厚非，但并不是无可非议。
且不说中国老百姓多惨，其他多少政治犯家属绝望何地？
付出和所得要匹配，要推己及人、报恩情传爱心。
否则，那就不配
我早就公开批评过。看看其他许多政治犯和亲属，包括那些鼎力支持亲人抗争的，都什么处境。王全璋妻子李文足、许志永女友李翘楚、叶海燕丈夫……很多都非常艰难痛苦。然后这些人没有得救，一个基本没参与政治的，被超级资源帮助。这对吗？
刘霞死了丈夫，好像多么委屈。全中国比她惨的女性起码超过80%。这些人怎么办？
这种人心里就没有人民、没有弱势群体，没有责任心
谢选骏指出：回到问题的开始——“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人为了自己的名利放弃原则，放弃独立思考，争先恐后出卖人格，积极投身中共，从而让中共执政70多年屹立不倒？”
答曰——因为中国的现代汉人=马列黄俄=满蒙亡国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废垃。
既然现代汉人=马列黄俄=满蒙亡国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废垃——那么，结论只有一个了：只有上帝的福音才能变废为宝、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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