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督教根源》（kelsos，2007年7月26日 译者：乡下人进城）报道：
前言/引言
第一部分：救赎者的再来——基督毁灭恶的盛宴
第二部分：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根源
第三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作为救世主
第四部分：穿冲锋队制服的耶稣追随者
第五部分：集中营里的救助士、牧师和主教
第六部分：希特勒篡权前的基督教种族卫生——优生学
第七部分：教会反纳粹斗争的童话和其他传说
第八部分：教会支持反犹太人
第九部分：总结
前言/引言
前言
当今德国社会的基本共识中包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妖魔化，对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政党和个人的妖魔化。面对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这么一个并不让人舒服的任务，这种共识提供了一条舒服的出路。当国家社会主义被等同于恶魔的时候，它就已经脱离了分析研究的范畴。这样，与纳粹主义划清界限的态度和避免批评新起的或继承的相应的政策和说教的态度就可以并行不悖。所以，这样的传统必须打破，必须寻找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源，寻找从属于纳粹意识形态的思维传统和模式的的来源。
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现代的反基督教意识形态吗？甚至是欧洲社会中的陌生体吗？这一说教的引诱者和追随者是远离了西方基督教特色的传统文化的新异教徒吗？特别需要考察的是，纳粹的反犹主义根源何在？为了看清这些问题，首先要大致了解西方传统。
引言
多数现代基督徒对犹太人都很宽容，如同对自然宗教、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宽容一样。这类基督徒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他们漠视自己的圣经的大部分内容，或者根本就不读圣经。另有一些基督徒坚持认为，圣经所说并非圣经的本意。这样的态度对当今中部欧洲的基督徒、甚至对西方文化的大部分来说都是典型的。但是，类似的态度在基督教历史上通常只存在于边缘团体，这些团体自身通常也是受到官方教会迫害的少数派，比如从17世纪开始主要移民到美国的贵格会（今天的SocietyofFriends，即公谊会），以下所述将不提这些小团体。
基督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迫害过各种各样的群体，经常是把他们斩尽杀绝：异端、原住民、女巫、异教徒、穆斯林以及其他的许许多多。所有这些群体中，有一个民族群体区别于其他被迫害群体，毕竟这个群体从基督教的最早期就开始经受顽固而不断的迫害，从古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犹太人。
基督教的反犹主义以圣经中大量的片断为基础，其中，约翰福音和使徒行传是新约中反犹倾向特别严重的。犹太人几乎总是作为整体被形容为耶稣或其门徒的敌人，比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约翰福音5:16-18），“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约翰福音7:1），“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毁谤”（使徒行传13:45），“但犹太人挑唆虔敬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同上50），“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夥成群，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同上，17:5），等等。（乡下人注：以上引文中的“犹太人”，在德文版中都前加定冠词，指整体的犹太人。）
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是“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2:15），同时，几乎所有读过圣经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历史性可疑的耶稣是按照罗马的方式被杀死的，也就是说，他不是被犹太人处死的（有时，不得不问的是，基督徒们为什么不对处死耶稣感恩戴德，因为，耶稣不被处死就不会有基督教这个宗教，也就谈不上什么救赎了）。
事实上，公元一世纪的犹太人对耶稣及其门徒丝毫不感兴趣，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不论是塔穆德还是其他古代犹太文献，都没有留下证明耶稣或其追随者在当时的现实中扮演过什么值得一提的角色的证据。塔穆德中个别片断提到了拿撒勒的耶稣，把他叫做
JoshuabenPantera，说他是一个罗马雇佣兵的私生子。但是，这些片断都是在Gemara，而不是在Mishnah中，这就是说，这些文字可能来自公元4-7世纪，不能被看作是历史证据，而更可能是古代史晚期的拉比们对基督教越来越强烈地攻击拉比神学并加强对犹太人的迫害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事实上，基督教对犹太人的迫害早在屡遭腐败指控的基督教制度化之前就已经开始，新约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今人乐于理想化的原始教会，这种迫害就已经开始。
要是相信耶稣或者新约的说法，那么犹太人甚至来自魔鬼（约翰福音8:44），“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提多书1:16；天主教思高本作“他们是可憎恶的，悖逆的，在一切善事上是无用的”），他们“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帖撒罗尼迦前书2:15；“与众人为敌”德文版作“与所有的人为敌”）。所以，后代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就顺理成章了：“愿你们的血归到你们的头上”（使徒行传18:6），“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提多书1:10-11）。
或许我们会想，深信圣经的基督徒读过全本圣经后肯定都是反犹分子。令人惊讶的是，事实并不如此。尽管历史上最著名的反犹分子多数同时也是狂信的基督徒，但是任何时期都有虔诚的基督徒反对迫害犹太人，有时甚至保护犹太人免受基督教主内弟兄的攻击，今天美国的新教内众多的原教旨主义流派可以说具有表范性。他们尽管相信圣经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理，却反对反犹主义，而且在行动上也如此。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部分：救赎者的再来——基督毁灭恶的盛宴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他们对犹太人有自己的计划。
忠于圣经的基督徒大多相信一个作为救赎者和拯救者的神还要再来，他的再来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的末日，在善与恶的最后的决战中，体现为人格化的敌基督的所有恶被消灭（顺便提一句，许多信教的犹太人也相信类似的东西，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所等待的是救世主的第一次出现，而且，他们所等待的当然不是耶稣；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弥赛亚的等待也不那么急迫，如果弥赛亚晚点儿来也无所谓。）
这场世界末日的灾难过后，将会是幸福与和平的千年帝国：天国或上帝的国里没有恶，上帝是其中唯一的主人。基督教中相信末日灾难的流派被称为千禧年主义派。Maranatha（来啊，主！）是基督徒祈祷世界末日快快到来的祈祷词。
这种末日信仰主要以约翰的启示录为基础，而约翰的启示录自己又是集结了旧有的不同的世界末日预言而成的，比如但以理书和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就此，英国宗教学家Maccoby写道：“关于敌基督的末日神话的最有影响力的形式可以如此简述：这个世界的最后日子里，将会出现一个领导魔鬼的军队向基督的军队开战的人物，而这个敌基督是一个犹太人，他最重要的追随者就是犹太人。他自己将是基督的一个魔鬼般的摹仿者，因为，他的母亲，一个犹太娼妇，直接因撒旦受孕。他在巴比伦出生，将前往巴勒斯坦地区，在那里接受魔术训练。“最终，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将重建耶路撒冷的神殿，统治一个包括全世界的犹太帝国，但是正在他的权力最高峰，基督就重来了。基督率领基督教军队向敌基督开战，战胜敌基督，并将他所有的追随者消灭掉，包括全部的犹太民族。”（HyamMaccoby,TheSacredExecutioner,London:ThamesandHudson1982，172）
基督徒从来就是把自己认为属魔鬼的人解释为敌基督。历史上，基督教社会总是不断出现千禧年运动和教派，这种教派的追随者大多坚信基督马上就要重来，所以世界末日近在眼前。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使得一些这样的教派消失，大多数当然是被天主教当作异端完全消灭，但是有少数一些至今还存在，比如耶和华见证人。
这类末日灾难观念曾经经常导致血腥战争和残暴行为。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敌基督是一个穆斯林就是肯定的了，几百年以后，所谓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当时的教皇身上又看到了敌基督。他给后世带来的影响包括至少蹂躏了欧洲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其间，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把对方的军队看作敌基督的大军。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的许多统治者来说，其臣民能够掀起或放弃对某些边缘群体或特定民族的仇恨，是很有利的。末日思维模式在现代的体现的例子包括嚣张的反共产主义宣传，包括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女巫绞杀到直接把苏联称为“魔鬼帝国”的里根时代。尽管如此，根据对新约文字的字面诠释，基督教对恶魔的联想中流传最广的，还是把犹太人视为恶魔，所以，自从基督徒敢于在罗马帝国公开露面以后，对犹太人的血腥残杀就成了基督教历史的一部分。
就迫害犹太人这一话题，没有任何攻击基督教嫌疑的HansKüng指出：“西欧在前三次东征时宰杀犹太人，消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1548/49年（应该是1348/49？），德意志帝国消灭300个犹太人社区……后来老年的马丁·路德发表煽动仇恨犹太人的丑陋文章——宗教改革后的犹太人迫害，在东欧的犹太人屠杀……要在这里再现犹太民族四个世纪的受难和死亡史，再现直到纳粹时期消灭了犹太民族三分之一的群体狂热的历史，这属于不自量力……纳粹主义的反犹措施中没有新的——通过特殊服装进行标示，禁止从业，禁止通婚，劫掠，驱逐，集中营，屠杀，焚烧——所有这些，基督教的中世纪就已经有过（第四次公教大会，1215年！），在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时期也有过，新增加的只是采取这些措施的种族主义理由。(KC195ff)
对这位当代的著名神学家的坦诚，我们只有一点可以补充：对最初几个世纪基督教的迫害犹太人运动，对圣经里已经出现的反犹主义，对古代教父文献中的反犹主义神学根源，教会太乐于隐瞒了。马丁·路德就已经建议：“应该驱逐所有的犹太人，以便与犹太人及其危害隔离，也就是说要把国家变得没有任何犹太痕迹。如果当时的王侯贵族听从了他的建议，那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16世纪就已经作为宗教改革的后果得以实现了。”(GV42)
今天的护教士更乐于使用属于神学范畴的“反犹主义”这一概念，以便与据说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反闪族主义”划清界限。但事实上，现代以种族主义为理由的对犹太人的丑事，只不过是两千年来以神学理由为依据的基督教犹太仇恨的继续，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神学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教父们的反犹主义最晚在公元四世纪(Chrysostomos)就已经转变成了反闪族主义，其实际显现是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屠杀。(GV9)
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不论是出于种族主义还是神学的原因受到歧视或被谋杀，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此外，纳粹对犹太人的定义表面上看起来是种族主义的，比如通过犹太父母或祖父母，但实际上是通过这些先人的宗教来界定犹太人：“1933年4月11日颁发的法律中，非雅利安血统这个概念用于任何一个有犹太人祖父母或祖父母中的一位是犹太人的人，而祖父母信仰犹太教的人就是犹太人。”(HD43f)
把人群分为非犹太人、半犹太人和全犹太人的做法也不是现代的发明；早在纳粹主义之前四个世纪，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就已经单单以血统为依据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并且已经要求出具血统证明，就是所谓的limpiezadesangre(HP244)以避免可能的迫害。在天主教军队把信仰伊斯兰的Mauren赶出西班牙后，保证天主教信仰的统一和纯洁，是西班牙宗教裁判存在的基础和任务。当时的口号是：“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位君王，一种信仰”，其后的数百年间，信仰天主教的统治者还要重提这个口号。(DF)
历史进程中虽然不断有个别的犹太人受到迫害、严刑拷打甚或被杀害，有时甚至是数以千计，但是，犹太人作为受诅咒的非信徒，作为永久的犹太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又必须被保留，因为，基督教世界观还需要犹太人在世界末日扮演预定的角色。出于这个原因，消灭所有的犹太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犹太民族只有通过救世主自己的手才能得到彻底消灭，而且是在建立“神的国度”之前，甚至可以说是作为神的国度的前奏（在这方面，犹太人在善与恶的最后决战中作为恶的势力被消灭，与犹太人认基督为主并因此取得进入神的国度的资格，效果是一样的，两者都意味着犹太民族的灭绝。）
第二部分：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根源
基督徒要想最终彻底消灭犹太民族，必须等待救世主的再来，必须等待神的千年帝国到来。谁要是怀疑希特勒被看成了这样的救世主，谁要是怀疑30年代在德国广泛流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观念来自这种基督教信念，那么他要么是没有勇气、要么是没有机会来研究这一世界观的细节。
从基督教几乎两千年的历史这个背景上看，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可以天衣无缝地归入基督教不定期出现的末日运动的行列，尽管它已经远离了它的神学基础，甚至已经难以再用“基督教运动“这个词汇来加以概括。除了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它也受了其他的影响，比如作为装饰物的一丁点儿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耳曼神话，但是这些对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影响不大。就此，Maccoby写道：“国家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千禧年主义教条，尽管它是用世俗的概念表达出来的。其核心理念中的‘千年帝国’就直接来自千禧年运动（千禧年的这一概念又来自约翰启示录的20:4-6），纳粹用于形容灭绝犹太人政策的‘最终解决’很难不让人想到末日论的喧嚣，而所谓的最终解决就是指清除人类的种族污染……只有犹太人是注定要被彻底消灭的，另外的‘劣等种族’比如斯拉夫人，虽然应该被剥夺领导层及其文化精英，但随后要作为奴隶服务于主人种族，所以还要保留下来……希特勒作为一位半神的形象，其地位与再来的基督是可以类比的。所以，如同在基督与敌基督最后决战的神话中一样，希特勒这个角色的一个任务，就是让这个世界最终从恶的势力中解放出来，而恶的势力就是犹太人。
纳粹就是以这种方式用种族主义的词汇来描述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精髓——最终克服恶的。他们把斗争的对象定为犹太人，这是基督教多少个世纪说教的直接结果。在这种说教中，犹太人被诬蔑为恶魔的民族，必须占有特殊的地位。”[MS175]
即使在希特勒自己的作品中，也能发现他的世界观的神学来源的痕迹：
“所以我相信我现在的行为符合全能的造物主的旨意：我抵抗犹太人，就是在为主的业绩奋斗。”
这句话来自他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这句话可以多多少少帮助我们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狂想是从什么意义上认为“犹太人”在攫取“世界统治”的。[HM70ff]
（只是顺便提一句：为伽利略平反，天主教会用了四个世纪的时间，但是至今没有开除希特勒的教籍。）
同样，遭受纳粹迫害的族群与天主教会一千多年来所迫害的族群没有多大区别，这很引人注目，却不是值得诧异的事：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同性恋者（被指责为“违反自然的淫乱”的人）、异端和哲学家（偏离教义者、批判者和知识分子）以及女巫（帮助流产的女人、女权运动者），从整体上讲是努力改善这个世界的人（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人权运动者以及死刑和奴隶制的反对者）。
而把恶从世界上清除出去的观念（把恶人在火炉中烧掉）在福音书中也不止一次被提到：
马太
13
13:36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13:37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13:38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13:40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13: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在这个比喻里，把对手称为杂草（稗子）并要丢在火炉里烧掉的，是耶稣自己。而对于德国来说，现在又把“基督教价值观”当成抵抗政治极端主义和不宽容的堡垒来加以宣扬，这才是一个特别的丑闻。
福音书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说法，相反，这种关系得到了自认为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纳粹分子公开的字面诠释，这一点在他们对犹太人和不服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督徒的口诛笔伐中能够得到明确地证明。比如，“冲锋队员”报第37期在1934年9月针对敢于批评纳粹德国的一个基督教反对党的党报写道：
“这类懦弱的牢骚分子必须要加以阻止。他们是国家的害虫，是基督教的害虫。我们健康的民族背离了基督教就是他们的过错，因为，人民所了解的宗教完全不同于这种缩头龟和虚伪的麦墨洛克奴仆所说的宗教。这类从事‘反对派’的假基督徒是德意志民族最糟糕的杂草。应该怎么对付杂草，福音书中说得很明确：要薅出来消灭掉。”[DS37]
许多著名的纳粹口号也来自基督教用于或直接取自福音书，比如“不支持我们的，就是与我们为敌的”，就直接取材于马太福音12:30（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同样，希特勒的许多演讲也是如此。“时候将到”几乎是他演讲时的口头禅。这种表达我们可以作为耶稣的预言在新约里找到：“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事奉神”（约翰福音16:2）、“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6:25）、“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约翰福音16:32）、“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约翰福音5:25），等等。
希特勒预言道：“时候将到，我定要回击，而且加上利息和利息的利息”（1942年11月8日演讲）、“那时刻将到，那些已经用嘴占领了世界的先生们，必将用武器来坚持”（1940年11月8日演讲）、“我毫不怀疑，最后时候将到，我们将成功地接受考验，时候也将到，全能者必将象很久以前一样重新赐福于我们”（1944年11月12日演讲）、“时候将到，我们必将来到大战阵亡者的墓前，说：战友们，你们并不是白白地阵亡了”（1941年11月8日），等等。[RB66f]
其实，希特勒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再生宣教士（“醒来吧，德国！”），如同社民党报1933年以嘲讽的口气所说，他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战地宣教士”(RB25)。
在纪念纳粹歌手霍斯特·韦塞尔的一次活动中，希特勒庆祝“死亡英雄的复活”，并充满激情地宣告：“战友们，举起旗帜：在这一方石碑下安息的霍斯特·韦塞尔没有死，他的灵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并肩前进。”
耶稣在教训为拉撒路悲伤的门徒时用的是类似的语言：“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将生，即使他马上就要死；生而信我的，将永远不会死亡。”（约翰福音11:25-26；根据德文路德版翻译。中文版作：“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吕振中本作：“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有古卷无此语)。信我的人就使死了，也必活过来；凡活着而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
希特勒在一次葬礼上声称：“我们的死者又活了。他们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灵里，而是活生生地与我们一道前进。要让这死者进入我们民族永垂不朽的殉难者的行列，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时刻的誓言。他的死将为我们的民族带来百万倍的生。”[RB23]
教会声称，古代教会受难者的血造就了教会的种子，希特勒对“党的受难者”的夸耀也类似：“他们所流的血，变成了第三帝国洗礼的圣水。”[RB23]
后来纳粹占领东欧地区进行移民的“东部生存空间”政策也有圣经的背景，清除或奴役“劣等民族”，就成了德意志“主人种族”注定的角色。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旧约里的上帝命令他的“选民”占领迦南、消灭那里“拜偶像”的七族的模式。一直到现代、甚至到当代，对外侵略的都可以自诩为“选民”、自诩为“真正的以色列”，比如塞尔维亚的东正教。
即使是第三帝国令人恐惧的的法官都有基督教宗教裁判的先驱，他们的任务是维护法律，而且是维护唯一正确的信仰的纯洁性、清除偏离“正道”者。为了排除人民对最后胜利和纳粹主义的疑虑，弗莱斯勒手下的纳粹人民法院可以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者一样不要起诉的检察官和辩护人，检察官就是法官自己，判决在审判前就已经作出，所以辩护律师也多余。
如果说纳粹只是曲解了圣经才会这样行动，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如同其他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基督教教诲的欧洲人一样，德国人没有多少能力来抵挡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即使我们不能准确地说，纳粹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很难说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利用了教会的宗教仪式或新约中的耶稣话语，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基督教衍生出来的东西和圣经道德伦理这么适合做纳粹意识形态的基石？
基督教文过饰非的一个特别令人难堪的例子是撒母耳记下12:31的翻译。马丁·路德翻译这一段的时候还无所顾忌：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铁耙下、铁斧下，把他们在砖窑里烧掉。大卫待亚扪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这里希伯来文的原文意思不是很清楚，但是路德的翻译与1560年的日内瓦译本以及英语国家直到现在还通行的几种译本一致，其中包括著名的KJV。但是，战后的德语路德圣经里自然就变成了“……让他们在砖窑劳作”。
先不用说希伯来原文是怎么说的，一千多年间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并不觉得这样的段落有什么不妥，即使现代神学家也还要把这么一个大卫作为榜样推荐（大卫对歌利亚）给信徒，尽管大卫的众多“事迹”即使在道德水平不怎么高的情况下都需要掩饰美化。[BD]
第四部分：穿冲锋队制服的耶稣追随者
早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之前，“德国基督徒”就已经公布以下指导方针，这方针在1933年7月23日的教会选举中以绝大多数赞同票得到接受：
1932年6月6日“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的指导方针
1、
指导方针欲向所有信仰的德国人指出建立教会新秩序的途径和目标……
2、
我们为争取“德国新教教会联盟”下属的29个教会和并为帝国新教教会而奋斗，我们进军的口号和目标是：
对外一致，精神强大
基督事业，团结保卫
对内丰富，多种多样
各循呼唤，各有其行
3、
“德国基督徒”不想成为现今意义上的教会政党，而是面向所有德国类的新教基督徒。议会主义的时代过去了，在教会里也过去了。
[……]
6、我们要求更改教会协议（政治条款），反对反宗教和反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各色各等的基督教-社会跟屁虫。教会协议所缺乏的是信靠上帝的勇气和教会的使命。通往神的国的路只能是战斗、十字架和牺牲，而不是虚假的和平。
7、种族、民族精神和民族是上帝赠与并托付给我们的生活秩序，维护这秩序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所以，种族混杂必须得到反对。德国对外传教的经验长期以来就在向德意志民族呼吁：“保持你们的种族纯洁！”并且告诉我们，基督信仰不是摧毁一个种族，而是使这个种族得到深化和圣化。
[……]
9、向犹太人传教对我们的民族精神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是陌生血液进入我们民族躯体的大门，与对外传教相比没有存在的理由。只要犹太人拥有德国国籍，只要种族混淆和杂种化的威胁因此而存在，我们就拒绝面向犹太人的传教。圣经也记载了神怒和不给予的爱。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婚姻尤其要禁止。
10、我们所要的是扎根于民族精神的新教教会，拒绝基督教的世界公民精神。这种精神所萌生的和平主义、国际、共济会等腐败现象，我们要通过信仰上帝所赋予我们的民族使命来加以克服。新教神职人员禁止成为共济会成员。
[KS110f]
1933年10月，新教的“救助会共同体”组建，其成员包括不同的新教救助组织，共有5万女护理人员。1933年11月15日，共同体举行第一次会议。1948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教会国内传教的书介绍救助会共同体时写道：
“他们服务的热情体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敌对势力的进攻都是无效的。”
[KS42]
事实上，当时教会自己的《新教救助协会报》在报道这次众多的纳粹头子作为嘉宾出席的会议的时候都是另外的口气：
大柏林区副主任、国务委员G·rlitzer作为戈培尔的代表赞扬救助会成员：“如果能看到救助会共同体支持希特勒，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将会非常高兴。”
女救助会员报：“柏林主教D.Karow向会议致词说：‘……我们已经听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强有力的话语。请允许我把教会的姐妹们比作冲锋队。’”
纳粹的攻击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次会议已经把自己看作纳粹运动的一部分。会议结束时，Zehlendorf救助协会主席Gro·mann牧师如此评价救助会：“希特勒获取政权时，救助士们轻松地松了口气。能够在新国家尽力，他们为此感谢领袖……如果说冲锋队是帝国的政治士兵，那么我们的姐妹们就是教会的士兵，是她们服务之爱的士兵。”
[KS42]
1933年，（独立教会的）的救助士也在马堡庆祝总部Hebron成立25周年，一同庆祝的还有当地的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女青年组织……
德国共同救助协会当时的领导人TheophilKrawielitzki牧师在庆祝活动结束时表示：“灵魂啊，你在基督教经历了开始，经历了皈依和再生了吗？在冲锋队或者党卫军经历开始，这是很美妙的。利用11月5日之前的机会吧，免得你们迟到！今天，与耶稣的后继者一道可以共创开始……”
[KS49]
男性救助士当然不甘落后。
1933年9月13日，德国第9届救助士大会在汉堡举行，4200名救助士的大约1000名代表到会，其中成群成队的代表身穿冲锋队队服。
……
做大会主报告的是东普鲁士牧师、即将上任的国内传教中心主任HorstSchirmacher，报告的题目是“作为进攻的救助”。对他来说，救助士都是斗士……他认为，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救助士，他们在过去几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统治下[指的是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经受了近乎超人的斗争的考验：那些养育院的教育工作者……要是一个坏小子挨了一记耳光——这常常是解救他们痉挛般的心灵状态的唯一办法——看着马克思主义的德国是如何的咆哮！当他们通过老式的军官学校和士官学校的教育方式把雷厉风行的普鲁士军人精神融入自己的教育工作时，他们经受什么样的辱骂！”
Schirmacher接着说：“服务与战斗，这就是新教救助。你们是耶稣基督的冲锋队，教会的党卫军，你们是向困苦、绝望、颓废、罪恶和堕落进攻的勇敢的冲锋队和党卫军。我们欢迎你们到来。”
[KS57]
1934年4月，路德宗国内传教所月报——施特凡修院月报报道：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是新教救助机构的一所公益学校，要把学生培养为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第三帝国忠实的臣仆、严肃的新教路德宗信徒。令我们欣慰的是，这些目标里不存在不和谐。路德的信仰和希特勒的奋斗体现为，只有当我们在上帝作为恩赐和任务赋予我们的秩序中以反自由化和有机协调的方式行动，我们的民族才能屹立。”
[KS68]
这也正是天主教这个等级组织的观点，其教义问答手册中写道：
问：什么是自由原则？
答：1789年提出的那些：所谓的民族自决、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以及普世道德等等。
问：自由主义原则的后果是什么？
答：世俗学校、不虔诚并下流的期刊、非教会缔结的婚姻……
问：应该怎么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无政府主义和这类邪教？
答：它们与天主教信仰矛盾，不符合正义和美德……
问：根本就不存在善的自由主义吗？
答：不存在，因为，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是死罪，是反基督教的。
[KK166-167]
第五部分：集中营里的救助士、牧师和主教
早在1933年期间，“千年帝国”内就到处建了集中营，开始的时候是利用已有的居民楼、工业楼房、简易平房等，被关押的人大多数属于一直被教会及其神职人员视为斗争对象的人。
1933年9月，汉堡的RauhesHaus[JohannHinrichWichern成立的国内传教机构总部，今天称为救助所]庆祝一百周年，国内传教中心的主任提出要求：“救助所要进劳动营。”（乡下人注：纳粹时期的集中营也包括强制劳动营）北德Segeberg县的Rickling教养院这时候早已先行一步：他们1933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小集中营。
如同其他所有救助士一样，Rickling救助所的主任CarlBarharn牧师也丝毫不为魏玛共和国被颠覆而悲伤。他于1933年6月写道，新教救助机构在14年间度过了“巴比伦囚虏时期外来精神”的统治，现在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他如同获得解放一般地向他的救助士们宣告，议会主义终于终结了。
[KS61]
1933年，天主教的主教们也认为有必要对集中营表态，所以于1933年夏天在Fulda召开主教联席会议。
1933年8月29-31日举行的主教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里写道：“集中营领导方面据说不反对在集中营举办礼拜，教会方面必须根据需要提出申请。”这种“灵魂关怀”的态度，主教们在随后几年里也将保持。1935年8月20日，主教们在给希特勒的一封备忘信中也顺便提到了集中营。他们抱怨说：“在集中营，囚犯们已经有大约9个月不允许接受忏悔圣事了。”
……
三年后，Breslau红衣主教AdolfBertram试图为解决这个问题寻求方案。1938年7月22日，他以德国主教团的名义“恳请”秘密警察“做出规定，允许集中营中的天主教囚犯定期参加礼拜，允许神职人员为病人提供精神抚慰、有可能的话接受临终忏悔。”[……]
有一位主教曾获准参观纳粹的集中营：主教Berning博士。
1936年7月26日，Ems报报道（配有照片），Berning博士、主教代理神甫Lange博士(Osnabrück)、主教助理J·ger、埃森的监狱牧师Buchholz、集中营牧师Heidkamp参观了Emsland的集中营。
参观开始于下午2点，晚上在AschendorferMoor的2号营结束。Berning博士在集中营的报告厅主持了弥撒，在向囚犯们讲话时，他宣布，愿上帝祝福民族、祖国和新帝国的建设事业。
Berning在集中营的留言簿上留言，随后在集中营食堂请守卫人员吃晚餐，其间再次讲话。他对集中营长官和“亲爱的冲锋队员们”说：
“我自己就是Emsland人，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才认识到故乡最美好的一面……谢谢诸位向我展示第三帝国所塑造的故乡。长时间以来，Emsland沉睡于玫瑰丛中，直到梦中王子来把它唤醒，这王子就是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来自于我们的领袖希特勒的倡议和远见。让我们为我们的祖国、故乡和我们的领袖三呼
SiegHeil！”
夜间11点左右，Berning向他亲爱的冲锋队员们告别。
[KS108f]
（乡下人注：近来，这家报纸的报道被说成是纳粹的蓄意捏造：http://www.studiengesellschaft-e.../Texte/Berning.html）
德国高级牧羊人的这些话，如果不是因为与世界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相关，恐怕几乎要让人发笑了。
但是，教会与人类历史上另外的许多暴行密切相连，这种传统不也是事实吗？信天主教的独裁者在其他一些国家建立了集中营而不见有任何一个主教抗议过，这不也是事实吗？这些天主教独裁者中包括西班牙的弗朗哥、克罗地亚的独裁者AntePaveli·、二战后南越没有民主授权的天主教总统吴庭艳以及智利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原新教神职人员PaulSch·fer在智利建立的ColoniaDignidad不仅是德意志帝国传统的延续，而且也是皮诺切特的智利盖世太保DINA的行刑逼供中心）。
第六部分：希特勒篡权前的基督教种族卫生——优生学
现在，以安乐死为名消灭所谓的疯人院以及其他抚养院的住员，是纳粹被控所犯罪行中最著名的一类。不大为人所知的是，早在1933年之前，教会方面就已经在热烈讨论如何对待“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的问题，参与讨论的基督徒根本不需要纳粹给他们补课，毕竟，对教会社会机构中的“遗传病病人”和其他为“民族健康部分”或国家“带来负担的存在”“采取绝育措施、最后加以消灭，这种观念的先导者正是这些基督徒，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纳粹的政治强迫”。
从总体上来看，让“弱智者”住进抚养院，并不一定仅仅是为当事人着想，这可以通过“在许多方面可以被看作纳粹时期新教救助所下属机构的典型”的[SD169]吕贝克Vorwerk教养院表现出来。早在1914年，教养院的院长PaulBurwick在其第一份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在为让受教养人住进教养院寻找原因：
成年的受教养者特别需要保护，他们为不同方面带来的危险使他们面临最可怕的暴力。他们没有依靠，很容易处于下风。优生学和基督教的爱坚决要求保护这些可怜人，而只有在拥有教育和培训得到保证的工作人员的地方，这种保护才能得到保障。
[SD185]
号称的对民族健康的担忧，其实首先来源于“小市民的身体仇视态度和性的双重道德”[SD185]，其理由是牵强附会的遏制卖淫：
女性弱智青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比男性更严重的道德威胁，所以，出于优生学的原因，让她们进驻抚养院是必须的。
[SD184]
她们（岁数较大的受养育者）很容易也常常进入卖淫业，我特别指那些女性弱智青年，他们对我们的民族而言是一个严重的种族健康危险。
[SD183]
“卖淫”的“道德威胁”被夸张为对社会的威胁（这里首先是指弱智人员可能的弱智后代，而不是指精神病人！），所以，在十多年后的1932年，Burwick在其年度报告中就可以如此描述受教养人员：
必须不断反复特别强调的是，这类人员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意味着威胁，劣质、悲惨、甚至犯罪通过他们流传给后代。
[SD186]
这种逻辑的结果，就是要求采取与纳粹宣传无异的措施。早在1928/29年，该教养院的年度报告就已经要求：
安乐死、优生、拘留法，一系列比迄今为止更为严厉的措施，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深刻影响我们的民族生活。这是一个民族出于基本的生存利益最严肃地提出的要求。
[SD186]
Burwick所代表的自然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的。
早在1926年，“德国天主教疗养与教养机构灵魂抚慰者协会”的年会上就已经就“避免无生存价值的生存大量上升的预防性灵魂抚慰”进行了讨论，道德神学家
JosephMayer博士作为来宾参加了年会。
……
1927年，Mayer成为《明爱——明爱学与明爱工作杂志》的主笔，同年，就是1927年，他发表《精神病人的法定绝育》一书，其中对病人和智障者的描述属于最严重的那种。我们只需引用其中的三个地方：
“精神病患者、道德（！）疯子和其他劣等存在，没有权力生孩子，如同他们没有权力纵火一样。”
“遗传性的精神病人从其性欲来看，与没有理智的野兽处于同一水平。”
“如果一个人对整体构成了威胁，当整体会因为某一个过失而面临堕落时，那么为了挽救整体利益而把他杀掉，就是值得赞扬的。”
[KS99]
这种非人道的的话与圣经中的某些段落相似，这并非偶然——原始教会在与对手斗争时使用的就是类似的词汇：
彼得后书
2:12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
在今天被称为抵抗战士的教会高层领导人中，这样的思维也非常广泛，比如德国至今还有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的慕尼黑红衣主教Faulhaber：
他在和Muckermann谈话时承认，国家可以采取措施免受遗传病患者的危害，但仅仅是关押相关人员。Muckermann回答说，社民党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花费太大。Faulhaber在1933年底的结论：
“今天不需要再顾及社会民主党。因为国家为拘押犯建立了集中营，这种集中营也同样可以用来通过绝育措施消除民族共同体的害虫。”
[KS101]
1931年4月，德国新教国内传教中心的HansHarmsen召集“第一届安乐死专业会议”，病人、残疾人、需要照料者径直被看作劣等生命或社会不容者……
“安乐死专业会议”——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个词汇的意义也在变化——于1931年5月18-20日在黑森Treysa的救助所举行，8位医生和10个救助机构的领导人应邀参加会议，与会者商定对会议内容严格保密[……]。
在讨论“消灭无生存价值的生命”（会议记录原文如此：VernichtunglebensunwertenLebens）时，Harmsen说：“如果有一个委员会决定人的生死，我们能够认可这个委员会吗？我们给了国家消灭人的生命的权利，消灭罪犯、在战争中杀人，为什么要拒绝国家拥有消灭成为负担的生存的权利呢？”会议记录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现，十位救助机构领导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亵渎上帝的……
在Treysa的讨论中，国内传教中心的代表反复表明对国内传教机构的受养育者不利的立场。Harmsen认为，“我们是否必须以巨大的花费使我们机构的住院人员的生存率远远高于自生自灭的外部世界”，这是很可疑的。他补充说：“在我们的机构，死亡率远比在外部世界更有利（！）。”
……
“如果我们拒绝为这些人提供医疗救护，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
第二天，1931年5月19日，讨论的议题是绝育，由柏林威廉皇帝人类学研究所的Otmarv.Verschuer博士作主报告。Verschuer最著名的助手是后来在奥斯维辛用孪生子和侏儒做实验的JosefMengele博士……
“我们作为以师傅为榜样的基督徒，要做好为博爱而献出生命的准备。博爱的范围包括已经出生的孩子，所以，我们应该扩展博爱的范围，要包括未出生的孩子。我认为，完全有理由要求人作出比牺牲生命更小的牺牲，就是出于对生出来以后有病的孩子的爱放弃生育后代。这样，出于基督教的博爱，绝育必须被看作是合理的。”
[KS84-87]
很明显，“消灭无生存价值的生命”早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在新教救助机构的神学家中得到了讨论。
首先是牧师们同意对相关人员采取绝育措施。德国最大的养育院主任FriedrichvonBodelschwingh牧师认为（会议记录原文）：
“因服务于上帝的王国我们得到了自己的躯体……‘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等等，这说明，上帝所赋予的躯体的功能，必须绝对服从，如果这些功能引诱人走向邪恶、摧毁上帝的王国的这个或那个肢体，那么就有可能或有义务进行消灭。所以，如果绝育措施仅仅是因为不得已才得到认可，这会使我恐惧，我认为，绝育措施是一种义务，是与耶稣的旨意相符的。如果所有的条件都具备、界限也分明，那么，如果有躯体归我负责，我将会有勇气顺从神意将他人的躯体消灭掉。”
[KS88]
专业会议最后虽然拒绝“消灭无生存价值的生命”，但是，当德国养育院和抚养院的病人通过毒针或毒气被大量谋杀的时候，教会代表们不仅不抗议，反而或迟疑或情愿地服务于这种“爱的做功”。
从1942年到1945年盟军占领德国，将抚养院的残疾儿童和成年人饿死或毒死的抚养院中包括Allg·u的Irsee县疯人院，这是Kaufbeuren抚养院的分部，现代明爱团体的创始人圣VincentdePaul的慈善组织的女天主教徒在此从事抚养工作。在Irsee，护士们偶尔会给挨饿的病人增加一点儿额外的食物，但是最后还是把受害者移交给马上就要把他们毒死的下一站。个别情况下，修女们还看着受害者被打毒针，有些修女转开头不看或者事先离开房间。嬷嬷Irmengard1948年在一次作证时说：
“G·rtner博士做注射时我在场。”（奥格斯堡检察院Ks.1/49号案，48年5月15日证词）
4月，事先在Grafeneck和Hadamar毒气营参与大屠杀的女护士PaulinaKnei·ler来到Irsee。她直到1934年还是一家新教教会唱诗班的成员、儿童礼拜的帮手，在Irsee的任务是杀害病人。天主教神职人员与她达成一项协议：
“我对Pauline‘姐妹’提出要求……取得一项成果，就是，她通知我哪位病人必须要接受（临终忏悔）。”
[KS185]
第七部分：教会反纳粹斗争的童话和其他传说
今天提起反思纳粹时代，总要纪念反对纳粹犯罪政策的抵抗斗士，纪念许多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人，这时候，尤其是教会头面人物和虔诚的基督徒总要受到赞誉。事实上，今天所提到的许多人中，只有极少数真正从事了反法西斯的抵抗活动。
比如，很少有人知道，“承信教会”（国内多译为悔罪教会——乡下人注）只不过是在教会内部的斗争中是“德国基督徒”的反对派，比如在对待新教教会内犹太裔德国人的态度上，也就是说在对待自己人的一部分的问题上。如何对待未受洗的犹太人根本就不是问题。反驳他人指责自己对纳粹德国缺乏忠义的，正是“承信教会”自己。
对新教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即使在神学问题上与“德国基督徒”作对的牧师，往往同时也是纳粹党员，比如威廉·尼默勒。他1945年后发表大量的文章介绍“承信教会”的抵抗活动，事实上，他自己从1923年起就是纳粹党员，因为在教会选举时投了“德国基督徒”的反对票，于1933年7月19日以违犯党纪的名义被开除出党，为此，他上诉党法院，并获得成功：1934年9月21日党法院决定撤销开除他出党的决定。
“维斯特伐伦报”报道1933年5月20日的一次包括比勒菲尔德帝国铁路党卫队队旗的开旗仪式：
“然后党内同志尼默勒牧师为三面崭新的万字旗举行开旗仪式……众人举手，宣誓忠于象征统一的万字旗，开旗仪式在霍斯特·威瑟尔之歌中进行。”
[KS113f]
威廉的哥哥马丁·尼默勒一样毫无保留地忠于领袖和帝国。纳粹德国宣布退出国联后，希特勒于10月15日收到声援电报，署名者之一就是马丁·尼默勒：
“在民族和祖国的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向领袖致敬。我们对维护德国荣誉的勇敢行为和明确的话语表示感谢。谨以不属于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的2500多名新教牧师的名义，宣示忠顺并祈求的挂念。”
[BW4]
随后数年里，承信教会在其正式刊物《年轻教会》多次发表这类声明：
“承信教会对萨尔兰民意表决的态度：……对我们的民族和祖国、对我们的国家的忠诚，是对上帝的话语的顺从。”
1935年，87
纪念希特勒夺权两周年：
“德国新教教会内的承信共同体要求其追随者，为纪念领袖和帝国首相1月30日接管政权两周年，在纪念日前的星期天礼拜时为领袖祈祷，表达对上帝让领袖为民族的福祉在这两年之内所成就的一切的谢意，祈求在上帝的赐福下取得更多的成就。”
1935年，133
1937年祝贺领袖生日：
4月20日，将不会有任何一间新教教会和任何一个新教徒家庭没有为领袖和帝国首相祈祷过。新教徒请求主上帝通过赐福引导领袖的事业……
1937年，354
[BW24f]
今天另一种传播较广的说法是，教会仅仅是在第三帝国初期被“蒙骗”才随了大流，后来才发现纳粹独裁的“真面目”，但是组织有效的抵抗已经太晚了。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教会代表对纳粹措施提出抗议，是在不得不承认希特勒不想履行对教会所作的承诺后的反应。一直到战争最后年月，教会广泛阶层都谈不上拒绝纳粹制度。
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非法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地区。11天之后，1939年3月26日，“德国基督徒国家教会联盟”代表以及不同团体的牧师和平信徒签署“哥德堡声明”。声明中称：“国家社会主义取消教会的政治权利诉求，让所有的人遵循符合德意志民族物种（！）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这是在世界观-政治方面继续路德的事业，使我们在信仰方面重新获得对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理解。”
[KS138f]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袭击波兰，随军主教JustusRarkowski自豪地宣告，天主教的“战争牧师”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帝国境内所有教区的”许多教会与教团神职人员甚至“未经教会上级负责人的允许”报名参加陆军的心灵抚慰工作。
[KS141f]
承信教会也为战争欢欣鼓舞。尽管马丁·尼默勒1939年已经被捕，教会依旧为领袖欢呼。承信教会在会刊《年轻教会》发表此类声明：
“战争祈祷……保护德意志战争力量，为所有属于战争力量的人赋予勇敢气概……赐福并以强壮的臂膀保护我们的领袖免受一切包围他的危险……”
1940年，45
（进攻挪威后）
“我们充满感激地仰望领袖及其再次在正确的时刻排除了危险的军队”
1940年，217
（进攻法国）
“集体祈祷……如同赐福给先祖们勇敢和至死的忠诚，现在赐福我们的民族奋起保卫德意志土地、抵抗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敌人吧。感谢你赠与我们的所有战斗胜利，继续帮助我们吧，忠诚的上帝……”
“意想不到的、伟大的胜利进军……这是前线士兵的时刻……为了最终胜利，民族要求最终的努力！在这一时刻，任何人不许袖手旁观。”
1940年，278
“这是胜利的时刻……德国人民满怀敬仰向领袖和他的士兵欢呼……世界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他的诫律……就是决定世界史进程的伟大律法，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1940年，312
（战胜法国）
“……这是德意志民族可以自豪地写进史书的光辉的一页……在这一时刻，德国人民满怀感激和对上帝的谦卑深深地向神鞠躬……”
1940年，341
[BW25f]
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东欧战俘。与英美战俘不同，他们不可能指望得到人道的对待。多数被迫做苦工的战俘们的非人生活，并不是迫使德国高层牧者表态的理由。
富尔达主教联席会议主席、枢机主教AdolfBertram的表态，和在对集中营囚犯问题上的说法一样。1941年1月17日，他写信给帝国教会事务部，说，异常多的波兰人在德意志生存空间在德国人中间走动，是否应该通过有效的心灵抚慰手段——指忏悔——“尽可能强化对他们的道德影响”，还是“让他们因为没有心灵抚慰而陷入道德堕落”，在这个问题上，国家部门不应该等闲视之。
直到1944年8月5日，他还写信给德国主教团，说波兰劳工中的野婚和私生子数量增加，“其他的不道德情况也出现了”。但是，波兰劳工在德国被当作奴隶使用，他一个字都不提。他感兴趣的，只是这些受害者的道德。
[KS141]
如果考虑到他有可能是字面理解他的圣经，那么他这种态度就顺理成章了：原来德文圣经中的奴隶字样，在现代版本中才改成了不那么惹眼的“仆人”。
第八部分：教会支持反犹太人
纳粹开始采取反犹措施的时候，教会代表不仅顺从，而且积极顺从。纳粹关于雅利安血统的法律规定只适用于国家部门，而老普鲁士联盟的新教总会则通过教会自己的立法来补充纳粹立法。1933年9月5-6日，总会在柏林举行，通过“神职人员与教会公务员法律关系法”：
第一条（1）只有受过规定的训练并毫无保留地维护民族国家和德国新教教会的人才可以成为教会管理机构的神职人员或公务员。（2）不是雅利安血统或与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结婚的人不允许成为教会管理机构的神职人员或公务员。与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结婚的神职人员或公务员必须解雇。是否是雅利安血统，依帝国法律而定。
“德国基督徒”步调一致化（纳粹德国的专用术语
Gleichschaltung）的疯狂在1933年秋季达到顶峰，柏林牧师马丁·尼默勒被迫呼吁德国牧师成立“受困牧师联盟”，[……]每一位成员通过自己的签字首先承认，“雅利安条款在教会内的运用带来了信条的损害”。
但是，对于从1924年起就不断投票选纳粹的尼默勒和其他“受困牧师联盟”的牧师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纳粹帝国采取的反犹措施，甚至连支持新教教会内的“非雅利安”教徒都谈不上。
1933年11月2日，尼默勒发表“教会对雅利安问题的几点看法”：基督教共同体中包含了改教皈依的犹太人，这一事实“要求我们这个深受犹太民族影响的民族高度自我否认”，所以，可以“要求犹太裔的公务员面临普遍的‘软弱’在适当的时刻保持克制，以避免麻烦。如果今天有非雅利安种的牧师占据教会领导层的职务或在人民委员会占居特别突出的地位，这不会带来好处”。
[KS113ff]
随后不久，尼默勒组建的“受困牧师联盟”针对缺乏对领袖的忠诚的指责公开表态。1933年11月13日，联盟发表声明，称：
受困牧师联盟的成员无条件地与民族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站在一起。他们为自己被教会的反对者逼迫站出来发表这种不言而喻的声明而感到耻辱。
[BW23]
1935年，被正式称为“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荣誉保护法”的所谓的纽伦堡种族法颁布。帝国公民法中规定，犹太人和其他“陌生种类”的人被取消德国国籍，另一部法律也被称为血统保护法，它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相近种类的人结婚或发生性关系，违者监禁。
1952年，威廉·尼默勒出版“承信教会”一书，为这个教会当时的成员开脱。他写道：
1935年9月15日颁布“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荣誉保护法”时，德国基督教毫无准备，不论哪个教派都没有能力团结起来抵抗新的立法。
[KS124]
事实上，德国的基督教并非毫无准备。不仅仅是两大教会的代表人物早就在高谈种族清洁，纳粹的种族法说到底也不过是教会早先在中世纪禁止犹太人与当地人通婚的规定的翻版，只不过是所用的词汇不同而已。比如马堡的神学教授、德国神学自由派最重要的期刊“基督世界”的发行人马丁·拉德在1935年11月1日就“血统保护法”评论道：
“这样，雅利安特征毫无疑问的族系，其种族纯洁得到了保障”。对于“纯犹太人”，国家可以任意而为，但是，受了洗的犹太人有权力受到保护。他对处置“半雅利安人”的建议：“他们唯一得救（！）的办法是移民，最保险的方法是集体移民到其他国家。”
读者稍微仔细一些就能注意到，这里所谓的种族学说白了就是基督教神学的怪胎，要不然，一个受了洗的犹太人怎么能突然一下成了“半雅利安人”呢！
吵得四分五裂的承信教会中的达勒姆派的领导曾在1936年5月28日给希特勒写了一份备忘录，文件在6月4日送达帝国首相府。这份秘密备忘录被称为是教会第二届临时领导和帝国兄弟共议会的手笔，[……]
其中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是：“如果基督徒在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框架内被强加以仇恨犹太人的反闪族主义，那么基督教的戒命是爱你的邻人。”
纳粹官方部门对这份备忘录未作反应，所以，国外媒体7月印发这份备忘录后，各方更为惊讶。承信教会的“教会第二届临时领导”请盖世太保侦寻泄密人员。
8月23日，承信教会在礼拜时向信众介绍了情况，但是没有提及上面那句教会在1945年后引以自豪的话。
教会临时领导的办公室主任弗里德里希·维斯勒博士被怀疑向外国媒体泄漏了备忘录，9月16日，承信教会令他暂时休职，10月初，他被盖世太保逮捕，10月底，承信教会再次与他划清界限，正式解雇被盖世太保关押的维斯勒。
同年11月18日到19日夜间，维斯勒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死于刑讯后遗症，承信教会没有为这位受洗的犹太人伸出救援之手，甚至没有为自己的第一位牺牲者祈祷。[乡人补注：德国教会直到2005年才在萨克森豪森树立“被他的教会所遗弃”的纪念牌，正式纪念这位受害者——见2005年2月20日柏林明镜日报报道]
[KS125f]
这样，教会不怎么关心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受害者，充其量只是关心涉及到教会仪式和实际工作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少数教会代表真正为解救受害者努力，但是正是这些实际伸出救援之手的人却因此被教会抛弃。
1941年夏末，纳粹已经开始做屠杀犹太人的准备。1941年9月1日，“犹太人标志警规”颁布。根据这项规定，所有6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配戴犹太星（但被禁止佩带勋章）。
柏林主教团下属的救助所（由BernhardLichtenberg领导：乡人注：这是公开反纳粹的少数天主教神职人员之一，1943年死于押送达豪集中营途中）最初是天主教犹太人移民国外的咨询处，1941年夏禁止犹太人移民国外后，成了绝望者的避难所。1941年9月5日，救助所描述道：“法律公布后三天之内，就有天主教和信教的非雅利安人和雅利安人、牧师和平信徒满怀忧虑地询问法律对教会生活带来的影响：1、做礼拜时是否也必须在教堂内戴犹太星？2、犹太人是否可以参加礼拜，尽管他们佩戴犹太星？……”
救助所给柏林主教团的汇报中还写道：“另一方面，他们也准备承受因为到教堂礼拜时面临的非天主教徒的逼迫，认为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一个时机，用以不顾任何危险和迫害，通过明显的忠于基督真正的教会的象征，为犹太民族对基督所作的一切赎罪。即使头脑冷静的人也能通过犹太标志看出来，一场对犹太人的屠杀正在准备之中……”
一种荒谬却很普遍的观念：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作对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赎罪！
枢机主教Bertram并不怎么关心“犹太”天主教徒们的绝望。1941年11月17日，他就信天主教的“非雅利安人”写信给慕尼黑的枢机主教Faulhaber，说：“顺便说一句，主教团更应该利用自己微弱的影响力关注其他对教会更重要的事务、尤其是关注怎样有效阻止天主教青年教育中的反基督教和反教会的影响这种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这种说法让我们担忧。”
[KS143ff]
显然，令主教担忧的不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或部分德国军队在被占领地区的暴行这样的罪恶本身，而是揭露这种暴行的“反基督教和反教会宣传”带来的后果。
1941年12月17日，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正在被送到东欧，萨克森、黑森-拿骚、墨克伦堡、施勒斯维希-霍尔斯泰因、安哈尔特、图林根和吕贝克的教会领导共同声明：对信新教的犹太人也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他们也必须被“驱逐出的意志地区”，“种族犹太基督徒”在教会里没有“空间和权利”。
[KS148]
不能忘记的是，这种“最严厉的措施”是什么。克拉考警区边防警一位刑警警官关于枪毙犹太人的供词：
“边防警察局的成员除了少数几个例外，都愿意参加枪毙犹太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盛宴！今天他们可以说这说那，当时他们一个都没缺。……我再重申一次：谁要是相信当时的人只是很不情愿地执行了消灭犹太人的任务，那么他对历史不了解。对犹太人的仇恨太大了，那是复仇，是要他们的金钱和细软。”
[KJ78]
一位褐衫军冲锋队长这样讲述1941年8月枪毙大约90个父母已经被谋杀的犹太孩子：
“军队已经挖好一个坑。一辆拖车把孩子们拉来……他们被安排到坑边，然后被枪毙，倒在坑里。被打中什么地方的都有，都掉进了坑里。那场景惨不忍睹。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场景，永远不会感到轻松。特别是一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小姑娘我不会忘记。她一直都拉着我的手，最后也被枪毙了。”
[KJ145]
在帝国境内，虽然1940年已经有不同的关于屠杀暴行的消息传到高层牧者的耳中，他们不仅仅是对精神病人被谋杀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没有人承认知道这些暴行，别人也不想知道详情。
1943年4月10，枢机主教Bertram送给希特勒的不是对屠杀犹太人的抗议，而是预祝希特勒生日愉快：“您的担心就是我们的担心……我们的担心，只有明白布尔什维克主义会给祖国带来的不幸的人才能明白，只有认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深刻区别的人才能理解。”
……
1944年2月2日，弗莱堡大主教Konrad Groeber给教皇PiusXII递交长篇现状报告。这位与主教团其他六位成员自1934年就是党卫军促进会员的主教，甚至可以从曼海姆被轰炸中获取积极的东西。当时数千名曼海姆儿童被疏散到巴登，这位大主教认为，与父母的分离对孩子们来说“常常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孩子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温暖的天主教环境，而曼海姆直到现代还是一个危险的共产主义巢穴”。
这位弗莱堡的大主教向教皇介绍他的除夕日“布道词”说：“我阐释到，新的民族观念没有认清基督教的本质。尽管犹太教认为以色列民族是神意和召唤的承受者和中介者，但犹太教并不是。基督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斗争以及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证明基督当时反对那个时代的犹太教，使徒行传证明，犹太人的仇恨在基督教早期迫害了基督徒……”
在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时候，这位Gr·ber主教在教堂里没有发表反对屠杀犹太人的看法，反倒是宣讲基督徒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
直到1944年，这位弗莱堡的大主教还在向教皇汇报纳粹主义的好处：“我们并没有忽视新世界观中好的东西，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能发现，其中最好的东西就是基督教的翻版[原文如此！]”
[KS157f]
这一尖锐的说法，或许并不是有意说出来的，但是，其准确性在许多研究纳粹的史学著作中却至今还没有达到。
第九部分：总结
以上不过是现有材料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些材料已经很明确地显示，与如今反复宣称的并广泛传播的观点不同的是，多数基督徒尤其是其高层牧人根本就谈不上反对希特勒攫取政权、摧毁第一个德国民主政体，纳粹主义也不是什么诱惑德国基督徒的反基督教意识形态，更多地试图阻止希特勒掌权的大多是非基督徒、非教会人物、无神论者、犹太人、共产党人、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
而对于多数基督徒来说，希特勒来得正是时候。在他们看来，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及其长年不断地辩论的议会，太“自由”、太“议会主义”、甚至太“马克思主义”，希特勒把他们从民选代表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对他们来说，希特勒就是救世主，是终于可以重新带来法律和秩序、使祖国摆脱民主、犹太人、共产党人和一切非基督教的和非德意志影响的正确人选，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希特勒也会通过重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恢复德国人因一战失败而丢失的民族自豪感，摆脱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耻辱。
这么一种世界观不是由少数几个稀奇古怪的极端分子建立起来的，多少个世纪的基督教思维、基督教千禧年主义以及基督教对思想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无神论和自由主义的敌视，为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开拓了肥沃的土壤。
这种基督教思维的“财富”，我们今天还能在基督徒圈子里看到，比如在美国的新教原教旨主义和其他极端分子圈子。最后，我们可以看看美国最著名的电视传教士、美国前总统候选人和原教旨主义组织ChristianCoalition的创始人以及电视节目The700Club的主持人PatRobertson的说法：
“有人说，我们对天主教、长老会、卫理公会等等等等应该和气。废话！对敌基督的灵，我没必要和气。我可以爱那些观点错误的人，但是我没必要对他们和气。”
PatRobertson,The700Club，1991年1月14日
“共产主义是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怪胎。”
PatRobertson，TheNewWorldOrder,1991,
S.17
“酒鬼、毒品贩子、共产党人、无神论者、New-Age追随者、撒旦崇拜者、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压迫人民的独裁者、吝啬的换钱人（=犹太人）、闹革命的杀手、通奸者和同性恋占上风，怎么能有和平呢？”
PatRobertson,"TheNewWorldOrder"1991,
S.227
如同纳粹继承基督教圣经的传统把犹太人称为秕子甚至害虫一样，他对政治上的异见分子也采用类似的污蔑手法：
“白蚁已经接管政权，这是不应该的。来一次神的熏烤的时机已经成熟。”
Pat Robertson,imNewYork Magazine，1986年8月18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的结果是，他自己现在反倒被常常说成为“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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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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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督教根源”——我看说这话的人似乎不懂，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基督教，包括敌基督的基督教……你说的是哪一种基督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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