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宫廷政变建国史略
导论
宫廷政变与禅让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建国方式虽然离不开“军阀建国”的实力，但是细分下来，还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除了秦汉以后的神汉建国和始终如一的少数民族建国，还有一种就是宫廷政变建国，而多数通过宫廷政变建立国家的努力，都要通过古代传说说中的“禅让”仪式来举行。
这就是“受禅（禅让制）”。其传说依据说这是中国上古时期推举部落首领的一种方式，即部落各个人表决，以多数决定。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
在帝尧与帝舜“禅让”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四岳”，按历史化说法是“四方长老”，但其神话前身则为“四方山神”。远古“四岳”与近代“五岳”(五座象征天柱的大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之间，实有自然崇拜上的有机联系。就此而言，促成“人文上帝”(尧、舜）间权力更迭的力量，并不来自人间的荐贤与“禅让”，而是来自神界的革命——不同民族的至上神轮流坐庄。这种种情形，与圣经的启示哪有什么共同性呢？“共同的上帝”实在是今人的杜撰而非历史的实情。
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是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据说首领要躲在树林中，然后由族人拥戴他出来。但另一种说法是，禅让制只是到禹就终止了，他建立了第一个世袭朝代——夏朝。
但是在汉朝以后，禅让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了。这已经不是部落推举拥戴了，而是经过推举拥戴伪装的宫廷政变。这些伪装成“禅让”、最后导致改朝换代的宫廷政变包括：
8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
220年，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
265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
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南朝宋武帝刘裕；
479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
502年，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
557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
550年，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北齐文宣帝高洋；
557年，西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
581年，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619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907年，唐哀帝李祝禅让给后梁太祖朱全忠；
960年，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
（一）
所谓禅让（shàn ràng）：“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
“禅让”又可分“内禅”与“外禅”，“内禅”为帝王将帝位让给同姓人，“外禅”为禅位于外姓，造成改朝换代，如尧让位于舜。
尧是黄帝以后比较著名部落联盟首领，尧去世后，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位置让于舜，推舜为帝。这种让位，历史上称为“禅让”。
唐尧传位给虞舜，同时传了允执厥中四个字；虞舜传位给大禹，同时传了尧舜十六字心传（简称中华心法），成为五千年治国的国家哲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概况
中国上古五帝时代（前2337—211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后半期。年代数据参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下同）产生中国领导人的制度。在实行“禅让”制度之前，即在“三皇时代”（前2607—2338年），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血统。
禅让的传说
继位制，国家最高领导人在风姓家族中产生。该制度于前2338年被废除。五帝时代是所谓“公天下”时代，实行一种“拟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这是一种非血统的或称“拟血统”的王位继承制。从黄帝开始，王位基本上不传于嫡系长子。黄帝姬姓，禅位于嬴姓少昊；少昊禅位于黄帝的孙子颛顼；颛顼先传位于嫡长子（称“孺帝”）；孺帝早夭；帝位由颛顼族子喾继承，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帝喾传位于儿子帝挚；帝挚禅位于异母弟伊祁姓的尧；帝尧禅位于姚姓的舜；帝舜禅位于姒姓的禹。
相传尧年老的时候，举行部落联盟议事会，各部落领袖都推举舜为继承人。尧便对舜进行了3年考核，认为他可以胜任，就命舜摄政。舜的政绩得到各方肯定，于是帝尧举行禅让仪式，在祖庙里的祖宗牌位前大力推荐舜来做自己的继承人。尧死后，便由舜继任为国家领导人。舜继位后，也用同样的方式选拔国家领导人。经过治水考验，各方意见认同大禹的表现，于是帝舜举行禅让仪式，在祖庙里的祖宗牌位前大力推荐大禹做自己的继承人。禹在舜死后便成为国家领导人。禹继位后也以同样方式先后指定了皋陶、伯益作候补继承人，只是似乎没有正式举行过正式的禅让仪式。这种经过各方诸侯以民主协商的方式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作法，反映了中国五帝时代复杂的部族政治现状，是部族政治角力的结果。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废除了传统的部落“禅让”制，杀死益而称王，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禹传子代替了以前的禅让制度，由禅让制变成王位的世袭制。以后历代相沿。禅让制名存实亡（所谓“名存实亡”，是指后代王朝开国实行世袭制前，仍然有一次重大的“禅让”仪式，如商朝开国的时候，商汤召开三千诸侯大会，会上商汤“三让王位”；明朝开国的时候，朱元璋也曾“三让王位”。“三让王位”与其说是政治表演，不如说是远古禅让制度的孑遗）。
传说时代
传说黄帝以后，在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出观了尧、舜、禹三个著名的领袖。关于他们“禅让”的故事，古书有不少记载。
尧，号陶唐氏，是帝喾的儿子、黄帝的五世孙，居住在西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一带）。尧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菜作汤，夏天披件粗麻衣，冬天只加块鹿皮御寒，衣服、鞋子不到破烂不堪绝不更换。老百姓拥护他，如爱“父母日月”一般。
尧在位七十年后，年纪老了。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有人推荐丹朱继位，尧不同意。后来尧又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讨论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大家都推举虞舜，说他是个德才兼备、很能干的人物。尧很高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并考验了三年才将帝位禅让给舜。
舜，号有虞氏，传说是颛顼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生于诸冯（在今山东省境内）。舜接位后，亲自耕田、打渔、制陶，深受大家爱戴。他通过部落联盟会议，让八元管土地，八恺管教化，契管民事，益管山林川泽，伯夷管祭祀，皋陶作刑，完善了社会管理制度。他也仿照尧的样子召开继位人选会议，民主讨论。大家推举禹来做继承人。舜到晚年身体不好，依旧到南方各地去巡视，竟病死在苍梧（今湖南境内）的途中。舜死后，禹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反映了上古中国的民主制度。[1]?
战国时期
前316年，燕王姬哙禅让给国相子之，双双被杀。
前299年，赵武灵王赵雍禅让给儿子赵惠文王赵何（内禅），自称主父，但经沙丘宫变被活活饿死。
秦汉至唐
8年，刘婴禅让给“摄皇帝”王莽，被更始帝刘玄诛杀。
220年，汉献帝刘协禅让给魏文帝曹丕，善终。
265年，魏元帝曹奂禅让给晋武帝司马炎，善终。曹丕和晋武帝这一点还是好的，优待前朝皇帝。
301年，晋惠帝司马衷禅让给赵王司马伦（内禅），虽然后来复位，却还是被人毒死。
399年，凉太祖吕光禅让给儿子凉隐王吕绍（内禅），吕老头想得挺好，但还难免兄弟相残。
403年，晋安帝司马德宗禅让给楚武悼帝桓玄，复位。
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被刘裕杀死。
471年，魏献文帝拓跋弘禅让给儿子魏孝文帝元宏（内禅），被冯太后逼迫自杀或被冯太后毒死。
479年，宋顺帝刘准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被监视士兵误杀。
502年，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梁武帝萧衍，被萧衍杀死。
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被陈霸先杀死。
550年，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齐文宣帝高洋，被高洋毒死。
551年，萧栋禅让给侯景，被梁元帝淹死。
557年，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周孝闵帝宇文觉，被宇文护杀死。
565年，齐武成帝高湛禅让给儿子齐后主高纬（内禅），好酒及色，在位五年就腻了。
577年，齐后主高纬禅让给儿子齐幼主高恒（内禅），危急中推卸责任，难免被俘被杀。
579年，周宣帝宇文赟禅让给儿子周静帝宇文阐（内禅），和高湛一样，好酒及色。
581年，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文帝杨坚，不是亲外孙，否则下手不会这么狠。
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死得不明不白，病死或者被杀。
619年，隋恭帝杨侗禅让给王世充，被王世充勒死。南北朝时的篡位者都太狠毒，一定要斩草除根，自己的子孙也很快遭报应。
626年，唐高祖李渊禅位给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内禅），无法调和手足矛盾，酿成惨剧。
705年，武曌禅让给儿子唐中宗李显（内禅），张柬之等五个郡王虽然逼着老太太让位，自己难免被流放诛杀。
710年，唐殇帝李重茂禅让给叔叔唐睿宗李旦（内禅），受哥哥李重福叛乱的牵连而被贬，不久莫名死去。
712年，唐睿宗李旦禅位给儿子唐玄宗李隆基（内禅），自己本来无意皇位，牛气儿子想干就让他来吧。
805年，唐顺宗李诵禅让给儿子唐宪宗李纯（内禅），身体太差，被宦官逼迫退位。
900年，唐昭宗李晔禅让给儿子德王李裕（内禅），政变中被儿子取代，再次政变复位，最终死于强臣朱温之手。
907年，唐哀帝李柷禅让给梁太祖朱温，被朱温毒死。
五代至清
937年，吴睿帝杨溥禅让给唐烈祖李昪，被幽禁至死。
951年，后汉太后李三娘下诰将汉朝皇位禅让周太祖郭威，皇帝逃跑死在外边，女人被逼无奈。
960年，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敌兵来攻，领兵大将却返身搞兵变。年仅二十死去，虽然国灭已经十三年，死因却很让人怀疑。
1223年，夏神宗李遵顼禅让给儿子夏献宗李德旺（内禅），外敌太强，不想做亡国之君。
1125年，宋徽宗赵佶禅位给儿子宋钦宗赵桓（内禅），外敌太强，把自己搞的烂摊子交给儿子。被俘虏囚禁而死。
1130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给儿子宋简宗赵旉（内禅），兵变中传给儿子，后复位，这唯一的儿子不久被吓死。
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养子宋孝宗赵昚（内禅），老头好不容易弄死岳飞，偏安一隅，干了三十多年，累了，传给干儿子。
1189年，宋孝宗赵昚禅位给儿子宋光宗赵惇
（内禅），干爹死了自己也不想干了。
1194年，宋光宗赵惇禅位给儿子宋宁宗赵括（内禅），精神失常，疯子皇帝，被群臣逼迫退位。
1234年，金哀宗完颜守绪禅位给金末帝完颜承麟（内禅），国破在即，不想当亡国之君，自缢身死。
1795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禅位给儿子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内禅），禅位后仍然把持朝政，实际上执政63年。
（二）
中国朝代禅让顺序
中国历史王朝禅位第一次顺序（前202年—589年）
汉朝（前202年—220年）220年，汉献帝刘协禅让给魏文帝曹丕
魏朝（220年—265年）265年，魏元帝曹奂禅让给晋武帝司马炎
晋朝（266年—420年）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
宋朝（420年—479年）479年，宋顺帝刘准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
齐朝（479年—502年）502年，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梁武帝萧衍
梁朝（502年—557年）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
陈朝（557年—589年）589年，陈朝灭亡
中国历史王朝禅位第二次顺序（386年—923年）
魏朝（386年—557年）557年，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周孝闵帝宇文觉
周朝（386年—557年）581年，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文帝杨坚
隋朝（386年—557年）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唐朝（618年—690年）907年，唐哀帝李柷禅让给梁太祖朱温
梁朝（907年—923年）923年，梁朝灭亡
中国历史王朝禅位第三次顺序（947年—1279年）
汉朝（947年—951年）951年，后汉皇太后李三娘下诰将汉朝皇位禅让给周太祖郭威
周朝（951年—960年）960年，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此例存疑，因为在后周“禅让”以前，赵匡胤已经黄袍加身自称天子 。）
宋朝（960年—1279年）1279年，宋朝灭亡
内禅(nèi shàn) 是古代东亚国家实行的一种君位传承制度。在世袭制王朝下，君主将君位禅让与其家族里的人，称“内禅”。因其是在本家族内进行，故得此名。
君主禅位后，一般在其称号前加“上”或“太上”，以示更高的尊敬。在皇帝制的国家，称“上皇”，“太上皇”或“太上皇帝”；在国王制的国家，则称“上王”或“太上王”；在天皇制的国家，为“太上天皇”，不过有时与皇帝制的国家的情况相同。
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君主在禅让后并没有专门的称谓。赵武灵王退位后，自称“主父”，但此称呼并未流行开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追尊先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太上皇”之称始见史籍。汉时，高祖尊其父刘太公为太上皇，刘太公是第一位生前享有“太上皇”称号的人。晋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控制政府后迫惠帝禅位，并尊其为太上皇。“太上皇”开始作为君主内禅后的专门的称谓。后随中国的不断使用，其他东亚国家也开始接受。
在有些时候下，君主禅位后，不在其称号前加“上”或“太上”，而是自创新的称号。如北周宣帝退位后，称天元皇帝。这都是特例。
在日本，内禅后天皇出家为僧，称“太上法皇”或“法皇”。
多个内禅者并存
君主内禅后未死，而新的君主后来也内禅，造成多个内禅者并存，就需要用一种新的称谓方式。
在中国，只有过两个内禅者并存的情况。处理方法是，称最早内禅者为“无上皇”。而在朝鲜，则是搞一个折中方案，最早内禅者称“太上王”，晚的称“上王”（朝鲜是国王制国家）。
在日本，多个内禅者并存的情况很常见。但由于日本实行院政制度，天皇内禅后称“院”，故有称谓如下：
1.两位上皇（或法皇）时，
前前任天皇称一院（或本院）
前任天皇称新院
2.三位上皇（或法皇）时,
前前前任天皇称一院（或本院）
前前任天皇称中院
前任天皇称新院
内禅者的正室
君主内禅后，其正室的称谓是在原有称号前加“太上”，即使与新君主是母子关系，也不称其为太后。如果内禅者与其正室是新皇帝的父母（至少名义上的），而新皇帝的祖母还在世，则新皇帝的祖母不称为太皇太后，称皇太后。因为太上皇后的出现，导致皇太后的称谓出现了空缺，必须由新皇帝的祖母来填补。
内禅制衍生出的制度
日本的院政制
院政， 日语意为“退隐的政府”。院政是指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由太上天皇(皈依佛门后称法皇)亲掌国政的政治制度。始于1086年11月，是时，白河天皇为抵制外戚藤原氏，让位于年仅8岁的堀河天皇而成为太上天皇，在居处建立院厅，任命别当、判官代、主典代、藏人等院厅官吏，及设置保卫太上天皇和院厅的北面武士。国政大权悉归院厅。因院厅拥有摄政、关白(见摄关政治)以上的权威，受到为藤原氏压抑的贵族的支持。因此，院政也指中央权威逐渐崩溃的一段时期，天下听命于引退天皇的律令，而不是当朝的天皇。自1086年院厅建立至1192年(一说1185) 镰仓幕府建立的百余年间,史称院政时代。
越南的上皇制
陈朝越南13世纪至14世纪期间所建立的皇朝，首都位于升龙，即今日的河内。
陈朝吸取前代吴、丁、黎、李诸氏皆被权臣篡夺的教训，同时也为了避免争夺皇位发生内讧，实行太上皇与皇帝二主共治的制度，并做为有陈一代的定制。即帝有子既长，即使之继承正位当皇帝，而父则退居北宫是为“太上皇”，但国家大事，则多由“太上皇”决定。大体上皇帝居于首都升龙城，太上皇居于南方天长府，“盖内以防篡弑，外以策国防”。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家由于对越南陈朝的“上皇制”不了解，对陈朝的世系和帝王名字经常搞成一团乱麻。
越南封建时代史家吴士连对这项影响陈朝政局的习惯，则有以下一段论述：“ 自夏禹传子之后，父子继，兄殁弟承，永为常法。陈氏家法，乃异于是，子既长，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圣慈官，以上皇称，同听政，其实但传大器，以定后事，备仓卒尔，事皆取决于上皇，嗣主无异于皇太子也。”
（三）
《这十三位开国君主称帝是前任禅让的不单靠武力，最后一位很意外》（2017-2-4嘉佑风云）说：
中国是个朝代更替频繁的国家，寿命长的两百多年，短的几年就要改朝换代，虽然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在古代有个事很奇怪，明明已经是大权在握，已经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了，但是非要搞个禅让的仪式。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汉献帝因人心归属于魏，便召集文武百官，在汉高祖庙祭告。派御使大夫捧着玉玺把皇位禅让给魏王。在策命书中说：“天命无常，只归有德之人。汉朝气数已尽，到了我这一代，天下大乱。幸亏魏武王神明英武，拯救国家危难之中，保护我祖宗庙宇平安，全国百姓都感激武王的厚赐。你继承先王的事业把他发扬光大。天命所归，我把皇位让给您。您应接受大礼，做天子，顺应天命。
汉献帝禅让曹丕
天意如此，我们老刘家气数已尽，上天要我把皇位传给你，你要接受不能拒绝。比直接抢文明的多，所以很多皇帝，明明是抢的，武力胁迫的，也要走个禅让程序，看下有哪些开国帝王走过这个流程。
第一位 王莽
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王政君是汉元帝的老婆，汉元帝去世之后，王政君把自己的兄弟侄子，都安排到中央做官，王氏家族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外戚势力强大的结果就是，大到了王政君都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后来王莽去要传国玉玺的时候，老太太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把玉玺扔在地上，据说还摔坏一个角。
王莽做了十五年的皇帝，虽然做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越改越乱，改的天下大乱，最终被绿林军杀死。王莽即是新朝的开国之君也是亡国之君。
第二位曹丕篡汉
老刘家，家大业大，到了东汉后期又有很多人惦记上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成功控制了汉献帝，但是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曹操一死，曹丕立刻动员汉献帝退位。不过和其他亡国之君比，曹丕对汉献帝还是不错的，不仅没杀，还给了封地和特权。
第三位 曹奂禅位司马炎
曹魏政权是得于禅让，终于禅让。禅让来的江山，最后又让了出去。曹奂也是祖宗积德，虽是亡国之君但是最后善终。
第四位 宋武帝刘裕
西晋灭亡之后，中原的士族拥护司马睿建立东晋，这个时期的帝王权力都不大，所以整个东晋的皇帝过的都很郁闷。到了后来，东晋出了位将军刘裕，对内平定内乱，对外灭掉了南燕和后秦，这么大的功劳不当皇帝不行。所以东晋的末代皇帝就禅位给了刘裕。刘裕被称为南朝第一帝，不过禅让方面刘裕做的不地道，人家江山都让出去了，你还把东晋的末代皇帝给杀了。从此之后，禅让出帝位的末代皇帝再没有善终的了。
第五位 宋顺帝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
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四个朝代都有个共同点，就是武将掌握实权，然后逼前任皇帝禅位。南朝的宋实力虽然强，但是经不住内部的折腾，后来宋不行了，就轮到了萧道成。
第六位 齐和帝禅让给梁武帝萧衍
齐是南朝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仅存在了23年。后来被梁武帝萧衍成功篡位，梁武帝萧衍不是别人，正是琅琊榜中的那位皇帝。
第七位 魏孝静帝禅让给齐文宣帝高洋
南朝和北朝就像是商量好的，南朝皇位轮流做，北面也没闲着，北魏虽然统一了北方，没多久就分裂了，分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实际掌控者就是高欢父子，后来高欢的儿子高洋，让东魏的末代皇帝禅位给了他。
顺便提一句，有句话叫做快刀斩乱麻，就是出自高洋之口。
第八位 梁敬帝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
由于梁武帝萧衍错误招了一个人，侯景。直接导致了梁朝的灭亡，梁武帝本人被饿死，后来继位的儿子被侯景所杀。南朝的陈霸先率军平定叛乱，成功之后自然是取而代之。
第九位 魏恭帝禅让给周孝闵帝宇文觉
这里的魏指的就是西魏，东魏被取代了，西魏的掌控者也等不及了，557年，宇文觉接受禅位，建立北周。
第十位 周静帝禅位给隋文帝杨坚
这个禅位比较特殊，他们不单纯是君臣之间的禅位，还有亲戚关系，按照辈分周静帝应该叫隋文帝一声外公。（不是亲的）外孙把皇位禅让给了外公，这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第十一位 隋恭帝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隋朝其实不是二世而亡，还有第三位皇帝，李渊起兵攻入长安之后，就拥护杨侑做了隋朝的皇帝就是隋恭帝，隋炀帝被人杀死之后，李渊就让隋恭帝禅位给他了。
第十二位 唐哀帝禅让给朱温
唐朝灭亡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五代十国，这个时期禅让的传统依然存在，经过黄巢起义，唐王朝已经是被折腾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的朱温算是当时实力最大的割据势力，而且控制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历史上禅位的那一幕很快开始了重演。
朱温在后期比较荒淫，儿子们为了争夺地位，争先把自己媳妇送给老爹享用。
第十三位 宋太祖赵匡胤
五代十国时期最有作为的君主，就是后周世宗柴荣了。可惜英年早逝。柴荣去世之后，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掌握禁军，在出征的路上黄袍加身，留给柴宗训的只剩下禅让一条路了。
赵匡胤是最后一位，通过禅让方式继位的皇帝，从此之后禅让这个方式，在历史上算是绝迹了，当然了老子禅让给儿子是另外一种情况。
（四）
而“禅让”仪式的前奏，就是“加九锡”。
“锡”同“赐”。九锡是汉朝、晋朝等朝代皇帝给即将篡位的臣子发出的九种最高赏赐。九锡包括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三百人的护卫军），四锡乐器，五锡纳陛（陛即台阶），六锡朱户（朱漆大门），七锡弓矢，八锡斧钺，九锡秬鬯（音炬倡，黑黍所酿的香酒。）这些物件通常是天子才能使用，赏赐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
九锡传说始于周代：《汉书》武帝纪注张晏曰：“九锡，经本无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汉书》王莽传注张晏曰：“宗臣有勋劳为上公，国所宗者也。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赐也。”传说齐桓公曾接受其中的二锡：《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而曹操却宣传认为周公是受九锡的第一人，“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辞九锡令》，《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其实，九锡于汉代形成，历史上第一位被授予九锡的大臣是准备发动宫廷政变篡位的王莽，元始五年五月，富平侯张纯为首九百零二名公卿大夫、博士、列侯、议郎等一起向太皇太后上书，称颂王莽功德可比伊尹和周公，请加“九锡”。因自王莽始，受九锡者之后大多篡位，故之后功臣多拒受九锡以避嫌。但又通过九锡而预告即将篡位。
例如，生前受九锡：
王莽被汉朝授九锡，王莽后篡汉建新朝。
东汉末年交州牧士燮被曹操以汉廷名义加九锡，其实是曹操意欲为自己篡位开辟道路。
曹操被汉朝授九锡，其子曹丕后篡汉建魏。
孙权名义上降曹魏被授九锡，数年后称帝建立东吴。
司马昭被曹魏授九锡，后来其子司马炎建晋朝。
晋惠帝加赵王司马伦九锡，司马伦矫诏晋惠帝禅位，自称皇帝。
西晋齐王司马冏功居第一，加九锡。
西晋东海王司马越受九锡。
西晋陈敏自加九锡，其后占有吴越之地起兵反叛。
前赵刘曜遣使拜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进爵赵公，次年石勒建立后赵。
后赵海阳王石弘授石虎九锡，石虎篡位继后赵武帝之后杀死石弘。
后秦文桓帝姚兴，册封藩属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礼。
北魏节闵帝元恭在尔朱荣死后追赠他黄钺、相国、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晋王，赐给九锡。
桓玄受东晋九锡，后起兵作乱，篡晋建楚。
南梁豫章王萧栋给侯景加九锡，封为汉王，同年侯景逼萧栋禅让。
南朝四朝（即宋、齐、梁、陈）开国皇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曾从前朝受九锡，其后再篡位夺朝。
东魏元善见追赠高欢为相国，进爵齐王，备九锡殊礼，后来高欢之子高洋篡位建立北齐。
杨坚从北周接受九锡，后建立隋朝。
李渊从隋朝接受九锡，后建立唐朝。
王世充要求隋朝皇泰主杨侗给予九锡成功，后废杨侗自立为帝，建郑国。
死后受九锡：北魏任城王元澄死后被赐给九锡。
拒绝接受九锡的名人：
孙权授曹魏附庸公孙渊九锡，试图拉拢，但公孙渊怕孙权远水救不了近火，杀封赏来使。
蜀汉丞相诸葛亮拒李严封赏九锡的建议，表示要先灭曹魏再受封。
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推翻曹爽，被朝廷赐相国、郡公，加九锡，但都拒绝了。
司马颖两次拒绝九锡。
《礼记》记载认为：
一曰车马。指金车大辂（lù 车辕上用来挽车的横木），和兵车戎辂；玄牡二驷，即黑马八匹。其德可行者赐以车马。
二曰衣服。指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xì，鞋）一双。能安民者赐之。
三曰乐县。指定音、校音器具。使民和乐者赐之。亦作“乐悬”。
四曰朱户。指红漆大门。 民众多者赐之。
五曰纳陛。有两种说法。一是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使登升者不露身，犹贵宾专用通道。二是阶高较矮的木阶梯，使登阶别太陡，这两种说法都不甚具体。能进善者赐以纳陛。
六曰虎贲（bēn）。守门之军虎贲卫士若干人，或谓三百人；也指虎贲卫士所执武器，戟、铩之类。能退恶者赐虎贲。
七曰弓矢。彤弓矢百，玄弓矢千。指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 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曰斧钺。 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曰秬（jù）鬯（chàng）。指供祭礼用的香酒，以稀见的黑黍和郁金草酿成。孝道备者赐之。
《后汉书·袁绍传》注引《礼含文嘉》曰：“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之士百人，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历史上有不少功臣拒受九锡以避嫌，譬如李严曾向诸葛亮试探劝进受九锡，诸葛亮回答要灭魏之后再接受。《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回答：“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魏,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体现出高人一等的智慧。
（五）
《还原真相：中国古代12次禅让谁是真心自愿让贤》（2016年1月10日历史真相）说：
禅让中的「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禅让很有特色，权力转让，不见血腥，颇有中华礼让之风的特色。表面上是自愿，其实多为被迫。
但是，中国历史上12次禅让以上，有没有一次是真心自愿让位的呢？
1、尧禅让于舜，史料明确记载的第一次禅让。
尧在位七十年后，年纪老了。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有人推荐丹朱继位，尧不同意。后来尧又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讨论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大家都推举虞舜，说他是个德才兼备、很能干的人物。尧很高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并考验了二十八年才将帝位禅让给舜。
2、舜禅让于禹。
舜通过部落联盟会议，让八元管土地，八恺管教化，契管民事，伯益管山林川泽，伯夷管祭祀，皋陶作刑，完善了社会管理制度。他也仿照尧的样子召开继位人选会议，民主讨论。大家推举禹来做继承人。舜到晚年身体不好，依旧到南方各地去巡视，竟病死在苍梧(今湖南境内)的途中。舜死后，禹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3、西汉末年，汉少帝刘婴禅让于王莽，王莽建立新朝。
公元6年三月，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婴」，以效仿周公摄政旧事，为代汉做准备。此后数年间，关于王莽代汉称帝的符命图谶频繁出现。公元8年(居摄三年)，梓潼人哀章制作铜匮，内藏《天帝行玺金匮图》与《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伪托汉高祖遗命，令王莽称帝。于是王莽便到高帝祠庙接受铜匮，然后戴上王冠觐见太皇太后，坐在未央宫前殿，即天子位，定国号为「新」。
4、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禅让于曹丕，曹丕建立曹魏政权。
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并逼早已徒具虚名的汉献帝「禅让」。同年十月，汉献帝宣布退位并将皇位「禅让」给曹丕。曹丕故作推辞，在「三让」之后才「答允」接受。十月二十九日，曹丕登坛受禅称帝，立国号为大魏，改元黄初，是为魏文帝，封业已退位的献帝为山阳公。
5、曹魏常道乡公曹奂禅让于司马炎，司马炎建立晋朝并统一天下，即所谓的三国归晋。265年8月司马炎继承晋王的爵位。次年1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国号晋。
6、南朝：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于宋武帝刘裕、宋顺帝刘准禅让于齐高帝萧道成、齐和帝萧宝融禅让于梁武帝萧衍、梁敬帝萧方智禅让于陈武帝陈霸先。
7、北朝：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于北齐文宣帝高洋、西魏恭帝拓跋廓禅让于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于隋文帝杨坚。
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皇帝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但是偏偏都选择了最讲礼仪的禅让，也是极大讽刺。
8、唐高祖李渊禅位于太宗李世民。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建成、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尔后李渊让出军政大权予秦王，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八月初九甲子日(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
9、唐朝末年，唐哀帝李柷禅让于梁太祖朱温。
因担心38 岁的唐昭宗有朝一日会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朱温下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杀掉昭宗，借皇后之命立13 岁的李柷为帝，是为昭宣帝。天佑四年(907年)四月，朱温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昭宣帝禅位，朱温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庙号太祖。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
10、宋太祖赵匡胤黄桥兵变，周恭帝柴宗训禅让于赵匡胤。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后周宰相范质等人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
11、 宋徽宗赵佶禅让于儿子宋钦宗赵桓。
赵桓，宋高宗赵构异母兄。在金兵大举入侵汴京之际，宋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宋钦宗。最终被金人俘虏、贬为庶人。
12、 清帝乾隆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嘉庆。
嘉庆元年(1796年) 正月，举行归政大典，自为太上皇帝，授玺后，礼部鸿胪寺官员诣天安门城楼，恭宣嘉庆帝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弘历在禅位之后仍居住在养心殿掌控朝政。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告诉他们：「朕虽然归政于皇帝，大事还是我办。」举千叟宴以太上皇莅之。
（六）
《你不知道的“被禅让”皇帝的结局》说：
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后，刘裕建立的是南朝宋，不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这就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北方就是少数民族入侵（五胡乱华），而南方则是汉人的朝代更替，分别为宋齐梁陈，而北方就乱的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轮番上演，最后统一北方的是隋朝，隋朝灭陈，进而统一了中国，好景不长，隋朝只传了两代，就被唐朝取代了，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段时间“被禅让”的皇帝的结局吧。
首先来看看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四个朝代的更替都伴随着被禅让，只有到了南朝陈，被北朝的隋灭亡，才没有继续玩禅让这一套。
在刘裕建立南朝宋50年后，厄运必然降临到他的子孙头上，479年，宋顺帝刘准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被监视的士兵“误杀”。至于是不是误杀，大家自己用脚趾头想一想也能想明白是怎么回事，萧道成建立南朝齐大概20多年后，轮到自己子孙被禅让了，502年，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梁武帝萧衍，萧宝融托他祖先的福，命运更加的悲惨，毫不掩饰地被萧衍杀死，萧衍的后代也没好到哪里去，五十多年后的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也是一样的命运，毫不掩饰地被杀死。
相对于南朝的干净利落，北朝可就没那么清爽了。
首先是在550年，东魏的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齐文宣帝高洋，禅位后次年被高洋以毒酒毒死，年仅二十八岁，谥号孝静皇帝。而高洋前期也算是个明主吧，整顿吏治，发展农业，修建长城，但是执政后期以功业自矜，纵欲酗酒，残暴滥杀，大兴土木，赏费无度，最终饮酒过度而暴毙，终年三十一岁（又说三十四岁），庙号显祖，谥号文宣皇帝。
557年十个神奇的年份，这一年，南北朝都发生了禅让，好像是商量好的，南朝是梁陈朝代更迭，而北朝则是西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不过西魏恭帝元廓也没有好下场，被宇文护杀死。
这个时候的北朝同时存在的是北齐和北周，两个政权都不稳定，都发生了多次内部禅让：
565年，齐武成帝高湛禅让给儿子齐后主高纬（内禅），高湛好酒及色，由于是内禅，所以并没有被杀死，但是却因酒色过度而死，时年三十二岁。然而高纬也并没有振作，仅过了12年，577年，齐后主高纬禅让给儿子齐幼主高恒（内禅），高纬和高恒被北周武帝宇文邕赐死。
北周这边，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个英主。他诛杀了权臣宇文护，灭了北齐，不过他却是个短命鬼，准备讨伐突厥的时候病死了，时年仅36岁，他的子孙不像他这么争气，宇文邕的儿子宇文赟在578年即位，便沉溺于酒色，第二年宇文赟便禅让给儿子周静帝宇文阐（内禅），自称天元皇帝，但仍掌控朝权。但是酒色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宇文赟次年病逝，时年二十二岁。比他老爹更加短命。
而宇文赟的早逝，给了杨坚机会，由于宇文阐即位只有六岁，造成了主弱臣强，于是杨坚抓住机会，81年，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文帝杨坚，而杨坚也是个狠角色，禅让的当年就杨坚派人害死宇文阐，时年九岁。
众所周知，隋朝也是个短命的王朝，在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死得不明不白，病死或者被杀。被杀的可能性比较大，病死只是一个官方说法。
而且隋朝真的很倒霉，发生了两次禅让，在619年，隋恭帝杨侗禅让给王世充，被王世充勒死。
相比南北朝，唐朝的禅让大多数都是内禅！
首先就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手足相残，唐高祖李渊禅位给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内禅）。李渊终老。
而后就是，李世民的儿媳妇武则天禅让给儿子唐中宗李显（内禅），张柬之等五个郡王虽然逼着武则天让位，但始终没有实力和勇气杀死武则天，武则天最后病死。
唐殇帝李重茂禅让给叔叔唐睿宗李旦（内禅），受哥哥李重福叛乱的牵连而被贬，不久莫名死去。
唐睿宗李旦禅位给儿子唐玄宗李隆基（内禅），自己本来无意皇位，牛气儿子想干就让他来吧。
唐顺宗李诵禅让给儿子唐宪宗李纯（内禅），身体太差，被宦官逼迫退位。
而到了907年，辉煌的唐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唐哀帝李柷禅让给梁太祖朱温，被朱温毒死。而朱温建立梁，史称后梁，开启了五代十国的乱象。
（七）
谢选骏指出：禅让制度虽然充满阴谋，但毕竟是一种“政权和平转移”，引起的社会动荡较小。禅让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政治的流行款式，还与古代先秦的政治理想有关。
《尚书》中的《尧典》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道统神话（区别于原始宗教神话）的最重要的经典。《尧典》虽是伪书（伪《古文尚书》并因此从中分出一部《舜典》），但却发挥了积极的现实作用。它涉及的多层面内容跨越了夏、商、周三代，成书年代历经有周八百余年。因此，它反映着先秦时代中国民族的最深刻的一些理想。《尧典》以尧、舜两位“远古神祇——近古帝王”的活动为主要描写对象。而尧与舜，恰恰被视为古代“圣人——天子”的典型形象。这就为我们展示了“天子”观念的原始内涵：
“稽（考）古帝尧，曰放勋。钦文明（文，除有“文明”、“章法”等含义，还指宇宙的秩序，如“天文”的“文”）；思安安（蔡沈释“安安”为无所勉强、顺乎自然）。允恭克让（“克让”，指能够让贤引退），光被四表（光耀四方大地），格于上下（沟通上天与人间）。克明俊（“俊”，古上帝名，引申意为“大而突出者”）德，以亲九族（九族，指宗族、大家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指百官族姓、国家支柱）。百姓昭明（指社会政治健康），协和万邦（万邦，指大文化圈内的所有政治实体与自治单位）。黎民于变时雍（天下人民因天子而获得普遍的和平）。”
这些德行，有不少是上帝之子特有的功能如“格于上下”、“光被四表”等等。而开宗明义，展示的恰是天子神圣性：他谦恭地从明悟宇宙秩序中获得了启示，思想因而倾乎自然的节律。他忠于神圣的使命，但不眷恋世俗的权势，他的人格之光照耀四极，沟通神人两界……中国道统神话中强烈的世俗伦理精神，使天子获得了一种大自然能力，他不同于宗教神话中神格的超自然能力。因此，天子的社会政治功能，大于他的神圣宗教功能。
天子对社会群体所发挥的影响，则被后来的儒学政治论（如号称“孔氏遗书”的《礼记·大学》篇），悄悄吸取了：“克明俊德被”被引申为“修身”,“以亲九族”伸发为“齐家”，“平章百姓”则是“治国”的原始说法；而“协和万邦”则是“平天下”观念的不那么战国味十足的措辞……儒家的创新之处仅在于，把天子不乏神秘性的“德”换成了儒士刻苦力行的“学”。《尧典》的道统神话在此被儒士们的政治哲学取代了。但此哲学理想，实有神话理想的澜源，殆无疑义。
天子，作为在天人之际“格于上下”的全能沟通者，擅长与天象的启示相感应，他以此调节人类的行为及其节律，以期顺天而应命。天子的创造，不在于个体的发挥，而首先体现为历法的创造及运用——“敬授人时”。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一调合天人关系的基本创造，使农耕民族的生活得以“顺乎天时”、合乎自然，更能应付环境压力、生存压力。其次，天子的创造落实到调理大地的规划上——大地是人的生存空间，治理它，得使人的生活切乎地利。这在《尧典》中，具体化为天子尧对洪水的治理计划。最后，天子禹更以自己的才具出色实现了这一使命。
综合《尧典》给天子描述出的图式，可以说：
天子的头两个步骤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天子是从自己对天意、天命的感应中再生的，他来自人民中。因此，他的道路是艰辛的，同时也是“上升”的。
《尧典》对舜的兴起所作的描写，同样具有深刻的象征性。天子舜生于逆境，发展了坚忍的美德和广泛的才能，最后经过神话式的典型考验，获得社会群体的承认，执掌神圣统治的权柄：
“谨（诚）徽（美）五典（即五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即总理一切事物），百揆时叙（秩序井然）。宾于四门（担任外交工作）,四门穆穆（受到异邦的尊重）。纳于大麓（山脚，引申为旷野、荒山野岭），烈风雷雨弗迷。……正月上日（初一），受终（“禅让”）于文祖（尧）。在（察）璇玑玉衡（天文仪器或是象征天体运行的法器），以齐七政（日，月、五星）。肆（遂）类（特殊情况下的祭天之礼）于上帝，湮（神字旁——祭天之礼）于六宗（受祭的大神），望（一种祭祀）于山川、遍于群神。”
就这样，天子——这人类探索自然、协调自己与自然关系的特殊眼睛——经过离群索居的考验，终于握得了神圣事物（如祭祀上帝）的特权，成为直到人类群体活动的有力之手。
（我们记得，这与《福音书》上关于耶稣基督遭受魔鬼撤旦的诱惑，在旷野禁食四十天的记载，不乏相似。）
在《尧典》中，这只不乏神秘意味的手，大规模涉入一个新的领域——即着力协调人与家族之间关系、家族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世俗领域，修订历法、检查礼器（祭仪与礼仪中必备）和厘定度量衡（这象征为世界确立规范）、四出巡视、划分行政区域、制定并实施刑法，最后，逐次流放了四种危险的敌人：共工、欢兜、三苗、鲧。如此这般，天下大治。……
天子的社会事业与文化使命，不会因其世俗性的死亡而中断。尧死之后，舜的世俗化职能及社会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因此，他成为道统神话范畴中的天子向政治哲学范畴中的天子过渡的中介。这样，天子职能中沟通人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关系的一元，至少与其沟通国家与神、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元，等量齐观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元越来越多地包括着前一元。“天理”越来越成为“人礼”的变相。
尽管道统化、历史化、世俗化程度如此之深，但在舜和他的“廷臣”如后稷（周始祖）、契（殷始祖）、皋陶、益、朱、虎、熊、罴、夔、龙等神话形象之间，仍然存有显见的演变关系。维系这些关联的核心力量是，一群“远古神祗——近古庭臣”受到道统的强烈吸引和内外压力的持续驱使，下降为人，充当“天子的仆从”，去实现“天之明命”。
中国历史文化的晨曦，就这样破开了它的浑沌态。
……
在现代思想看来，禅让制要比世袭制时髦得多，尤其是对全球政府而言。
有人把中共现行的僭主专政的继承制度叫做“禅让制”，也有人从共产主义的的军事民主制或军事寡头制的角度去观察之，但是在我看来，这都是受了古代神话传说的框架影响所致。
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
中国宫廷政变建国史略
导论
宫廷政变与禅让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建国方式虽然离不开“军阀建国”的实力，但是细分下来，还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除了秦汉以后的神汉建国和始终如一的少数民族建国，还有一种就是宫廷政变建国，而多数通过宫廷政变建立国家的努力，都要通过古代传说说中的“禅让”仪式来举行。
这就是“受禅（禅让制）”。其传说依据说这是中国上古时期推举部落首领的一种方式，即部落各个人表决，以多数决定。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
在帝尧与帝舜“禅让”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四岳”，按历史化说法是“四方长老”，但其神话前身则为“四方山神”。远古“四岳”与近代“五岳”(五座象征天柱的大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之间，实有自然崇拜上的有机联系。就此而言，促成“人文上帝”(尧、舜）间权力更迭的力量，并不来自人间的荐贤与“禅让”，而是来自神界的革命——不同民族的至上神轮流坐庄。这种种情形，与圣经的启示哪有什么共同性呢？“共同的上帝”实在是今人的杜撰而非历史的实情。
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是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据说首领要躲在树林中，然后由族人拥戴他出来。但另一种说法是，禅让制只是到禹就终止了，他建立了第一个世袭朝代——夏朝。
但是在汉朝以后，禅让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了。这已经不是部落推举拥戴了，而是经过推举拥戴伪装的宫廷政变。这些伪装成“禅让”、最后导致改朝换代的宫廷政变包括：
8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
220年，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
265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
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南朝宋武帝刘裕；
479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
502年，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
557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
550年，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北齐文宣帝高洋；
557年，西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
581年，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619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907年，唐哀帝李祝禅让给后梁太祖朱全忠；
960年，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
（一）
所谓禅让（shàn ràng）：“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
“禅让”又可分“内禅”与“外禅”，“内禅”为帝王将帝位让给同姓人，“外禅”为禅位于外姓，造成改朝换代，如尧让位于舜。
尧是黄帝以后比较著名部落联盟首领，尧去世后，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位置让于舜，推舜为帝。这种让位，历史上称为“禅让”。
唐尧传位给虞舜，同时传了允执厥中四个字；虞舜传位给大禹，同时传了尧舜十六字心传（简称中华心法），成为五千年治国的国家哲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概况
中国上古五帝时代（前2337—211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后半期。年代数据参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下同）产生中国领导人的制度。在实行“禅让”制度之前，即在“三皇时代”（前2607—2338年），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血统。
禅让的传说
继位制，国家最高领导人在风姓家族中产生。该制度于前2338年被废除。五帝时代是所谓“公天下”时代，实行一种“拟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这是一种非血统的或称“拟血统”的王位继承制。从黄帝开始，王位基本上不传于嫡系长子。黄帝姬姓，禅位于嬴姓少昊；少昊禅位于黄帝的孙子颛顼；颛顼先传位于嫡长子（称“孺帝”）；孺帝早夭；帝位由颛顼族子喾继承，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帝喾传位于儿子帝挚；帝挚禅位于异母弟伊祁姓的尧；帝尧禅位于姚姓的舜；帝舜禅位于姒姓的禹。
相传尧年老的时候，举行部落联盟议事会，各部落领袖都推举舜为继承人。尧便对舜进行了3年考核，认为他可以胜任，就命舜摄政。舜的政绩得到各方肯定，于是帝尧举行禅让仪式，在祖庙里的祖宗牌位前大力推荐舜来做自己的继承人。尧死后，便由舜继任为国家领导人。舜继位后，也用同样的方式选拔国家领导人。经过治水考验，各方意见认同大禹的表现，于是帝舜举行禅让仪式，在祖庙里的祖宗牌位前大力推荐大禹做自己的继承人。禹在舜死后便成为国家领导人。禹继位后也以同样方式先后指定了皋陶、伯益作候补继承人，只是似乎没有正式举行过正式的禅让仪式。这种经过各方诸侯以民主协商的方式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作法，反映了中国五帝时代复杂的部族政治现状，是部族政治角力的结果。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废除了传统的部落“禅让”制，杀死益而称王，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禹传子代替了以前的禅让制度，由禅让制变成王位的世袭制。以后历代相沿。禅让制名存实亡（所谓“名存实亡”，是指后代王朝开国实行世袭制前，仍然有一次重大的“禅让”仪式，如商朝开国的时候，商汤召开三千诸侯大会，会上商汤“三让王位”；明朝开国的时候，朱元璋也曾“三让王位”。“三让王位”与其说是政治表演，不如说是远古禅让制度的孑遗）。
传说时代
传说黄帝以后，在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出观了尧、舜、禹三个著名的领袖。关于他们“禅让”的故事，古书有不少记载。
尧，号陶唐氏，是帝喾的儿子、黄帝的五世孙，居住在西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一带）。尧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菜作汤，夏天披件粗麻衣，冬天只加块鹿皮御寒，衣服、鞋子不到破烂不堪绝不更换。老百姓拥护他，如爱“父母日月”一般。
尧在位七十年后，年纪老了。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有人推荐丹朱继位，尧不同意。后来尧又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讨论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大家都推举虞舜，说他是个德才兼备、很能干的人物。尧很高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并考验了三年才将帝位禅让给舜。
舜，号有虞氏，传说是颛顼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生于诸冯（在今山东省境内）。舜接位后，亲自耕田、打渔、制陶，深受大家爱戴。他通过部落联盟会议，让八元管土地，八恺管教化，契管民事，益管山林川泽，伯夷管祭祀，皋陶作刑，完善了社会管理制度。他也仿照尧的样子召开继位人选会议，民主讨论。大家推举禹来做继承人。舜到晚年身体不好，依旧到南方各地去巡视，竟病死在苍梧（今湖南境内）的途中。舜死后，禹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反映了上古中国的民主制度。[1]?
战国时期
前316年，燕王姬哙禅让给国相子之，双双被杀。
前299年，赵武灵王赵雍禅让给儿子赵惠文王赵何（内禅），自称主父，但经沙丘宫变被活活饿死。
秦汉至唐
8年，刘婴禅让给“摄皇帝”王莽，被更始帝刘玄诛杀。
220年，汉献帝刘协禅让给魏文帝曹丕，善终。
265年，魏元帝曹奂禅让给晋武帝司马炎，善终。曹丕和晋武帝这一点还是好的，优待前朝皇帝。
301年，晋惠帝司马衷禅让给赵王司马伦（内禅），虽然后来复位，却还是被人毒死。
399年，凉太祖吕光禅让给儿子凉隐王吕绍（内禅），吕老头想得挺好，但还难免兄弟相残。
403年，晋安帝司马德宗禅让给楚武悼帝桓玄，复位。
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被刘裕杀死。
471年，魏献文帝拓跋弘禅让给儿子魏孝文帝元宏（内禅），被冯太后逼迫自杀或被冯太后毒死。
479年，宋顺帝刘准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被监视士兵误杀。
502年，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梁武帝萧衍，被萧衍杀死。
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被陈霸先杀死。
550年，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齐文宣帝高洋，被高洋毒死。
551年，萧栋禅让给侯景，被梁元帝淹死。
557年，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周孝闵帝宇文觉，被宇文护杀死。
565年，齐武成帝高湛禅让给儿子齐后主高纬（内禅），好酒及色，在位五年就腻了。
577年，齐后主高纬禅让给儿子齐幼主高恒（内禅），危急中推卸责任，难免被俘被杀。
579年，周宣帝宇文赟禅让给儿子周静帝宇文阐（内禅），和高湛一样，好酒及色。
581年，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文帝杨坚，不是亲外孙，否则下手不会这么狠。
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死得不明不白，病死或者被杀。
619年，隋恭帝杨侗禅让给王世充，被王世充勒死。南北朝时的篡位者都太狠毒，一定要斩草除根，自己的子孙也很快遭报应。
626年，唐高祖李渊禅位给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内禅），无法调和手足矛盾，酿成惨剧。
705年，武曌禅让给儿子唐中宗李显（内禅），张柬之等五个郡王虽然逼着老太太让位，自己难免被流放诛杀。
710年，唐殇帝李重茂禅让给叔叔唐睿宗李旦（内禅），受哥哥李重福叛乱的牵连而被贬，不久莫名死去。
712年，唐睿宗李旦禅位给儿子唐玄宗李隆基（内禅），自己本来无意皇位，牛气儿子想干就让他来吧。
805年，唐顺宗李诵禅让给儿子唐宪宗李纯（内禅），身体太差，被宦官逼迫退位。
900年，唐昭宗李晔禅让给儿子德王李裕（内禅），政变中被儿子取代，再次政变复位，最终死于强臣朱温之手。
907年，唐哀帝李柷禅让给梁太祖朱温，被朱温毒死。
五代至清
937年，吴睿帝杨溥禅让给唐烈祖李昪，被幽禁至死。
951年，后汉太后李三娘下诰将汉朝皇位禅让周太祖郭威，皇帝逃跑死在外边，女人被逼无奈。
960年，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敌兵来攻，领兵大将却返身搞兵变。年仅二十死去，虽然国灭已经十三年，死因却很让人怀疑。
1223年，夏神宗李遵顼禅让给儿子夏献宗李德旺（内禅），外敌太强，不想做亡国之君。
1125年，宋徽宗赵佶禅位给儿子宋钦宗赵桓（内禅），外敌太强，把自己搞的烂摊子交给儿子。被俘虏囚禁而死。
1130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给儿子宋简宗赵旉（内禅），兵变中传给儿子，后复位，这唯一的儿子不久被吓死。
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养子宋孝宗赵昚（内禅），老头好不容易弄死岳飞，偏安一隅，干了三十多年，累了，传给干儿子。
1189年，宋孝宗赵昚禅位给儿子宋光宗赵惇
（内禅），干爹死了自己也不想干了。
1194年，宋光宗赵惇禅位给儿子宋宁宗赵括（内禅），精神失常，疯子皇帝，被群臣逼迫退位。
1234年，金哀宗完颜守绪禅位给金末帝完颜承麟（内禅），国破在即，不想当亡国之君，自缢身死。
1795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禅位给儿子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内禅），禅位后仍然把持朝政，实际上执政63年。
（二）
中国朝代禅让顺序
中国历史王朝禅位第一次顺序（前202年—589年）
汉朝（前202年—220年）220年，汉献帝刘协禅让给魏文帝曹丕
魏朝（220年—265年）265年，魏元帝曹奂禅让给晋武帝司马炎
晋朝（266年—420年）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
宋朝（420年—479年）479年，宋顺帝刘准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
齐朝（479年—502年）502年，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梁武帝萧衍
梁朝（502年—557年）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
陈朝（557年—589年）589年，陈朝灭亡
中国历史王朝禅位第二次顺序（386年—923年）
魏朝（386年—557年）557年，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周孝闵帝宇文觉
周朝（386年—557年）581年，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文帝杨坚
隋朝（386年—557年）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唐朝（618年—690年）907年，唐哀帝李柷禅让给梁太祖朱温
梁朝（907年—923年）923年，梁朝灭亡
中国历史王朝禅位第三次顺序（947年—1279年）
汉朝（947年—951年）951年，后汉皇太后李三娘下诰将汉朝皇位禅让给周太祖郭威
周朝（951年—960年）960年，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此例存疑，因为在后周“禅让”以前，赵匡胤已经黄袍加身自称天子 。）
宋朝（960年—1279年）1279年，宋朝灭亡
内禅(nèi shàn) 是古代东亚国家实行的一种君位传承制度。在世袭制王朝下，君主将君位禅让与其家族里的人，称“内禅”。因其是在本家族内进行，故得此名。
君主禅位后，一般在其称号前加“上”或“太上”，以示更高的尊敬。在皇帝制的国家，称“上皇”，“太上皇”或“太上皇帝”；在国王制的国家，则称“上王”或“太上王”；在天皇制的国家，为“太上天皇”，不过有时与皇帝制的国家的情况相同。
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君主在禅让后并没有专门的称谓。赵武灵王退位后，自称“主父”，但此称呼并未流行开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追尊先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太上皇”之称始见史籍。汉时，高祖尊其父刘太公为太上皇，刘太公是第一位生前享有“太上皇”称号的人。晋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控制政府后迫惠帝禅位，并尊其为太上皇。“太上皇”开始作为君主内禅后的专门的称谓。后随中国的不断使用，其他东亚国家也开始接受。
在有些时候下，君主禅位后，不在其称号前加“上”或“太上”，而是自创新的称号。如北周宣帝退位后，称天元皇帝。这都是特例。
在日本，内禅后天皇出家为僧，称“太上法皇”或“法皇”。
多个内禅者并存
君主内禅后未死，而新的君主后来也内禅，造成多个内禅者并存，就需要用一种新的称谓方式。
在中国，只有过两个内禅者并存的情况。处理方法是，称最早内禅者为“无上皇”。而在朝鲜，则是搞一个折中方案，最早内禅者称“太上王”，晚的称“上王”（朝鲜是国王制国家）。
在日本，多个内禅者并存的情况很常见。但由于日本实行院政制度，天皇内禅后称“院”，故有称谓如下：
1.两位上皇（或法皇）时，
前前任天皇称一院（或本院）
前任天皇称新院
2.三位上皇（或法皇）时,
前前前任天皇称一院（或本院）
前前任天皇称中院
前任天皇称新院
内禅者的正室
君主内禅后，其正室的称谓是在原有称号前加“太上”，即使与新君主是母子关系，也不称其为太后。如果内禅者与其正室是新皇帝的父母（至少名义上的），而新皇帝的祖母还在世，则新皇帝的祖母不称为太皇太后，称皇太后。因为太上皇后的出现，导致皇太后的称谓出现了空缺，必须由新皇帝的祖母来填补。
内禅制衍生出的制度
日本的院政制
院政， 日语意为“退隐的政府”。院政是指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由太上天皇(皈依佛门后称法皇)亲掌国政的政治制度。始于1086年11月，是时，白河天皇为抵制外戚藤原氏，让位于年仅8岁的堀河天皇而成为太上天皇，在居处建立院厅，任命别当、判官代、主典代、藏人等院厅官吏，及设置保卫太上天皇和院厅的北面武士。国政大权悉归院厅。因院厅拥有摄政、关白(见摄关政治)以上的权威，受到为藤原氏压抑的贵族的支持。因此，院政也指中央权威逐渐崩溃的一段时期，天下听命于引退天皇的律令，而不是当朝的天皇。自1086年院厅建立至1192年(一说1185) 镰仓幕府建立的百余年间,史称院政时代。
越南的上皇制
陈朝越南13世纪至14世纪期间所建立的皇朝，首都位于升龙，即今日的河内。
陈朝吸取前代吴、丁、黎、李诸氏皆被权臣篡夺的教训，同时也为了避免争夺皇位发生内讧，实行太上皇与皇帝二主共治的制度，并做为有陈一代的定制。即帝有子既长，即使之继承正位当皇帝，而父则退居北宫是为“太上皇”，但国家大事，则多由“太上皇”决定。大体上皇帝居于首都升龙城，太上皇居于南方天长府，“盖内以防篡弑，外以策国防”。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家由于对越南陈朝的“上皇制”不了解，对陈朝的世系和帝王名字经常搞成一团乱麻。
越南封建时代史家吴士连对这项影响陈朝政局的习惯，则有以下一段论述：“ 自夏禹传子之后，父子继，兄殁弟承，永为常法。陈氏家法，乃异于是，子既长，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圣慈官，以上皇称，同听政，其实但传大器，以定后事，备仓卒尔，事皆取决于上皇，嗣主无异于皇太子也。”
（三）
《这十三位开国君主称帝是前任禅让的不单靠武力，最后一位很意外》（2017-2-4嘉佑风云）说：
中国是个朝代更替频繁的国家，寿命长的两百多年，短的几年就要改朝换代，虽然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在古代有个事很奇怪，明明已经是大权在握，已经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了，但是非要搞个禅让的仪式。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汉献帝因人心归属于魏，便召集文武百官，在汉高祖庙祭告。派御使大夫捧着玉玺把皇位禅让给魏王。在策命书中说：“天命无常，只归有德之人。汉朝气数已尽，到了我这一代，天下大乱。幸亏魏武王神明英武，拯救国家危难之中，保护我祖宗庙宇平安，全国百姓都感激武王的厚赐。你继承先王的事业把他发扬光大。天命所归，我把皇位让给您。您应接受大礼，做天子，顺应天命。
汉献帝禅让曹丕
天意如此，我们老刘家气数已尽，上天要我把皇位传给你，你要接受不能拒绝。比直接抢文明的多，所以很多皇帝，明明是抢的，武力胁迫的，也要走个禅让程序，看下有哪些开国帝王走过这个流程。
第一位 王莽
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王政君是汉元帝的老婆，汉元帝去世之后，王政君把自己的兄弟侄子，都安排到中央做官，王氏家族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外戚势力强大的结果就是，大到了王政君都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后来王莽去要传国玉玺的时候，老太太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把玉玺扔在地上，据说还摔坏一个角。
王莽做了十五年的皇帝，虽然做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越改越乱，改的天下大乱，最终被绿林军杀死。王莽即是新朝的开国之君也是亡国之君。
第二位曹丕篡汉
老刘家，家大业大，到了东汉后期又有很多人惦记上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成功控制了汉献帝，但是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曹操一死，曹丕立刻动员汉献帝退位。不过和其他亡国之君比，曹丕对汉献帝还是不错的，不仅没杀，还给了封地和特权。
第三位 曹奂禅位司马炎
曹魏政权是得于禅让，终于禅让。禅让来的江山，最后又让了出去。曹奂也是祖宗积德，虽是亡国之君但是最后善终。
第四位 宋武帝刘裕
西晋灭亡之后，中原的士族拥护司马睿建立东晋，这个时期的帝王权力都不大，所以整个东晋的皇帝过的都很郁闷。到了后来，东晋出了位将军刘裕，对内平定内乱，对外灭掉了南燕和后秦，这么大的功劳不当皇帝不行。所以东晋的末代皇帝就禅位给了刘裕。刘裕被称为南朝第一帝，不过禅让方面刘裕做的不地道，人家江山都让出去了，你还把东晋的末代皇帝给杀了。从此之后，禅让出帝位的末代皇帝再没有善终的了。
第五位 宋顺帝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
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四个朝代都有个共同点，就是武将掌握实权，然后逼前任皇帝禅位。南朝的宋实力虽然强，但是经不住内部的折腾，后来宋不行了，就轮到了萧道成。
第六位 齐和帝禅让给梁武帝萧衍
齐是南朝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仅存在了23年。后来被梁武帝萧衍成功篡位，梁武帝萧衍不是别人，正是琅琊榜中的那位皇帝。
第七位 魏孝静帝禅让给齐文宣帝高洋
南朝和北朝就像是商量好的，南朝皇位轮流做，北面也没闲着，北魏虽然统一了北方，没多久就分裂了，分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实际掌控者就是高欢父子，后来高欢的儿子高洋，让东魏的末代皇帝禅位给了他。
顺便提一句，有句话叫做快刀斩乱麻，就是出自高洋之口。
第八位 梁敬帝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
由于梁武帝萧衍错误招了一个人，侯景。直接导致了梁朝的灭亡，梁武帝本人被饿死，后来继位的儿子被侯景所杀。南朝的陈霸先率军平定叛乱，成功之后自然是取而代之。
第九位 魏恭帝禅让给周孝闵帝宇文觉
这里的魏指的就是西魏，东魏被取代了，西魏的掌控者也等不及了，557年，宇文觉接受禅位，建立北周。
第十位 周静帝禅位给隋文帝杨坚
这个禅位比较特殊，他们不单纯是君臣之间的禅位，还有亲戚关系，按照辈分周静帝应该叫隋文帝一声外公。（不是亲的）外孙把皇位禅让给了外公，这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第十一位 隋恭帝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隋朝其实不是二世而亡，还有第三位皇帝，李渊起兵攻入长安之后，就拥护杨侑做了隋朝的皇帝就是隋恭帝，隋炀帝被人杀死之后，李渊就让隋恭帝禅位给他了。
第十二位 唐哀帝禅让给朱温
唐朝灭亡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五代十国，这个时期禅让的传统依然存在，经过黄巢起义，唐王朝已经是被折腾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的朱温算是当时实力最大的割据势力，而且控制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历史上禅位的那一幕很快开始了重演。
朱温在后期比较荒淫，儿子们为了争夺地位，争先把自己媳妇送给老爹享用。
第十三位 宋太祖赵匡胤
五代十国时期最有作为的君主，就是后周世宗柴荣了。可惜英年早逝。柴荣去世之后，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掌握禁军，在出征的路上黄袍加身，留给柴宗训的只剩下禅让一条路了。
赵匡胤是最后一位，通过禅让方式继位的皇帝，从此之后禅让这个方式，在历史上算是绝迹了，当然了老子禅让给儿子是另外一种情况。
（四）
而“禅让”仪式的前奏，就是“加九锡”。
“锡”同“赐”。九锡是汉朝、晋朝等朝代皇帝给即将篡位的臣子发出的九种最高赏赐。九锡包括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三百人的护卫军），四锡乐器，五锡纳陛（陛即台阶），六锡朱户（朱漆大门），七锡弓矢，八锡斧钺，九锡秬鬯（音炬倡，黑黍所酿的香酒。）这些物件通常是天子才能使用，赏赐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
九锡传说始于周代：《汉书》武帝纪注张晏曰：“九锡，经本无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汉书》王莽传注张晏曰：“宗臣有勋劳为上公，国所宗者也。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赐也。”传说齐桓公曾接受其中的二锡：《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而曹操却宣传认为周公是受九锡的第一人，“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辞九锡令》，《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其实，九锡于汉代形成，历史上第一位被授予九锡的大臣是准备发动宫廷政变篡位的王莽，元始五年五月，富平侯张纯为首九百零二名公卿大夫、博士、列侯、议郎等一起向太皇太后上书，称颂王莽功德可比伊尹和周公，请加“九锡”。因自王莽始，受九锡者之后大多篡位，故之后功臣多拒受九锡以避嫌。但又通过九锡而预告即将篡位。
例如，生前受九锡：
王莽被汉朝授九锡，王莽后篡汉建新朝。
东汉末年交州牧士燮被曹操以汉廷名义加九锡，其实是曹操意欲为自己篡位开辟道路。
曹操被汉朝授九锡，其子曹丕后篡汉建魏。
孙权名义上降曹魏被授九锡，数年后称帝建立东吴。
司马昭被曹魏授九锡，后来其子司马炎建晋朝。
晋惠帝加赵王司马伦九锡，司马伦矫诏晋惠帝禅位，自称皇帝。
西晋齐王司马冏功居第一，加九锡。
西晋东海王司马越受九锡。
西晋陈敏自加九锡，其后占有吴越之地起兵反叛。
前赵刘曜遣使拜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进爵赵公，次年石勒建立后赵。
后赵海阳王石弘授石虎九锡，石虎篡位继后赵武帝之后杀死石弘。
后秦文桓帝姚兴，册封藩属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礼。
北魏节闵帝元恭在尔朱荣死后追赠他黄钺、相国、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晋王，赐给九锡。
桓玄受东晋九锡，后起兵作乱，篡晋建楚。
南梁豫章王萧栋给侯景加九锡，封为汉王，同年侯景逼萧栋禅让。
南朝四朝（即宋、齐、梁、陈）开国皇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曾从前朝受九锡，其后再篡位夺朝。
东魏元善见追赠高欢为相国，进爵齐王，备九锡殊礼，后来高欢之子高洋篡位建立北齐。
杨坚从北周接受九锡，后建立隋朝。
李渊从隋朝接受九锡，后建立唐朝。
王世充要求隋朝皇泰主杨侗给予九锡成功，后废杨侗自立为帝，建郑国。
死后受九锡：北魏任城王元澄死后被赐给九锡。
拒绝接受九锡的名人：
孙权授曹魏附庸公孙渊九锡，试图拉拢，但公孙渊怕孙权远水救不了近火，杀封赏来使。
蜀汉丞相诸葛亮拒李严封赏九锡的建议，表示要先灭曹魏再受封。
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推翻曹爽，被朝廷赐相国、郡公，加九锡，但都拒绝了。
司马颖两次拒绝九锡。
《礼记》记载认为：
一曰车马。指金车大辂（lù 车辕上用来挽车的横木），和兵车戎辂；玄牡二驷，即黑马八匹。其德可行者赐以车马。
二曰衣服。指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xì，鞋）一双。能安民者赐之。
三曰乐县。指定音、校音器具。使民和乐者赐之。亦作“乐悬”。
四曰朱户。指红漆大门。 民众多者赐之。
五曰纳陛。有两种说法。一是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使登升者不露身，犹贵宾专用通道。二是阶高较矮的木阶梯，使登阶别太陡，这两种说法都不甚具体。能进善者赐以纳陛。
六曰虎贲（bēn）。守门之军虎贲卫士若干人，或谓三百人；也指虎贲卫士所执武器，戟、铩之类。能退恶者赐虎贲。
七曰弓矢。彤弓矢百，玄弓矢千。指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 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曰斧钺。 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曰秬（jù）鬯（chàng）。指供祭礼用的香酒，以稀见的黑黍和郁金草酿成。孝道备者赐之。
《后汉书·袁绍传》注引《礼含文嘉》曰：“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之士百人，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历史上有不少功臣拒受九锡以避嫌，譬如李严曾向诸葛亮试探劝进受九锡，诸葛亮回答要灭魏之后再接受。《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回答：“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魏,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体现出高人一等的智慧。
（五）
《还原真相：中国古代12次禅让谁是真心自愿让贤》（2016年1月10日历史真相）说：
禅让中的「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禅让很有特色，权力转让，不见血腥，颇有中华礼让之风的特色。表面上是自愿，其实多为被迫。
但是，中国历史上12次禅让以上，有没有一次是真心自愿让位的呢？
1、尧禅让于舜，史料明确记载的第一次禅让。
尧在位七十年后，年纪老了。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有人推荐丹朱继位，尧不同意。后来尧又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讨论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大家都推举虞舜，说他是个德才兼备、很能干的人物。尧很高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并考验了二十八年才将帝位禅让给舜。
2、舜禅让于禹。
舜通过部落联盟会议，让八元管土地，八恺管教化，契管民事，伯益管山林川泽，伯夷管祭祀，皋陶作刑，完善了社会管理制度。他也仿照尧的样子召开继位人选会议，民主讨论。大家推举禹来做继承人。舜到晚年身体不好，依旧到南方各地去巡视，竟病死在苍梧(今湖南境内)的途中。舜死后，禹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3、西汉末年，汉少帝刘婴禅让于王莽，王莽建立新朝。
公元6年三月，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婴」，以效仿周公摄政旧事，为代汉做准备。此后数年间，关于王莽代汉称帝的符命图谶频繁出现。公元8年(居摄三年)，梓潼人哀章制作铜匮，内藏《天帝行玺金匮图》与《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伪托汉高祖遗命，令王莽称帝。于是王莽便到高帝祠庙接受铜匮，然后戴上王冠觐见太皇太后，坐在未央宫前殿，即天子位，定国号为「新」。
4、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禅让于曹丕，曹丕建立曹魏政权。
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并逼早已徒具虚名的汉献帝「禅让」。同年十月，汉献帝宣布退位并将皇位「禅让」给曹丕。曹丕故作推辞，在「三让」之后才「答允」接受。十月二十九日，曹丕登坛受禅称帝，立国号为大魏，改元黄初，是为魏文帝，封业已退位的献帝为山阳公。
5、曹魏常道乡公曹奂禅让于司马炎，司马炎建立晋朝并统一天下，即所谓的三国归晋。265年8月司马炎继承晋王的爵位。次年1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国号晋。
6、南朝：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于宋武帝刘裕、宋顺帝刘准禅让于齐高帝萧道成、齐和帝萧宝融禅让于梁武帝萧衍、梁敬帝萧方智禅让于陈武帝陈霸先。
7、北朝：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于北齐文宣帝高洋、西魏恭帝拓跋廓禅让于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于隋文帝杨坚。
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皇帝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但是偏偏都选择了最讲礼仪的禅让，也是极大讽刺。
8、唐高祖李渊禅位于太宗李世民。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建成、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尔后李渊让出军政大权予秦王，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八月初九甲子日(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
9、唐朝末年，唐哀帝李柷禅让于梁太祖朱温。
因担心38 岁的唐昭宗有朝一日会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朱温下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杀掉昭宗，借皇后之命立13 岁的李柷为帝，是为昭宣帝。天佑四年(907年)四月，朱温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昭宣帝禅位，朱温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庙号太祖。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
10、宋太祖赵匡胤黄桥兵变，周恭帝柴宗训禅让于赵匡胤。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后周宰相范质等人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
11、 宋徽宗赵佶禅让于儿子宋钦宗赵桓。
赵桓，宋高宗赵构异母兄。在金兵大举入侵汴京之际，宋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宋钦宗。最终被金人俘虏、贬为庶人。
12、 清帝乾隆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嘉庆。
嘉庆元年(1796年) 正月，举行归政大典，自为太上皇帝，授玺后，礼部鸿胪寺官员诣天安门城楼，恭宣嘉庆帝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弘历在禅位之后仍居住在养心殿掌控朝政。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告诉他们：「朕虽然归政于皇帝，大事还是我办。」举千叟宴以太上皇莅之。
（六）
《你不知道的“被禅让”皇帝的结局》说：
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后，刘裕建立的是南朝宋，不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这就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北方就是少数民族入侵（五胡乱华），而南方则是汉人的朝代更替，分别为宋齐梁陈，而北方就乱的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轮番上演，最后统一北方的是隋朝，隋朝灭陈，进而统一了中国，好景不长，隋朝只传了两代，就被唐朝取代了，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段时间“被禅让”的皇帝的结局吧。
首先来看看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四个朝代的更替都伴随着被禅让，只有到了南朝陈，被北朝的隋灭亡，才没有继续玩禅让这一套。
在刘裕建立南朝宋50年后，厄运必然降临到他的子孙头上，479年，宋顺帝刘准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被监视的士兵“误杀”。至于是不是误杀，大家自己用脚趾头想一想也能想明白是怎么回事，萧道成建立南朝齐大概20多年后，轮到自己子孙被禅让了，502年，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梁武帝萧衍，萧宝融托他祖先的福，命运更加的悲惨，毫不掩饰地被萧衍杀死，萧衍的后代也没好到哪里去，五十多年后的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陈武帝陈霸先，也是一样的命运，毫不掩饰地被杀死。
相对于南朝的干净利落，北朝可就没那么清爽了。
首先是在550年，东魏的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齐文宣帝高洋，禅位后次年被高洋以毒酒毒死，年仅二十八岁，谥号孝静皇帝。而高洋前期也算是个明主吧，整顿吏治，发展农业，修建长城，但是执政后期以功业自矜，纵欲酗酒，残暴滥杀，大兴土木，赏费无度，最终饮酒过度而暴毙，终年三十一岁（又说三十四岁），庙号显祖，谥号文宣皇帝。
557年十个神奇的年份，这一年，南北朝都发生了禅让，好像是商量好的，南朝是梁陈朝代更迭，而北朝则是西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不过西魏恭帝元廓也没有好下场，被宇文护杀死。
这个时候的北朝同时存在的是北齐和北周，两个政权都不稳定，都发生了多次内部禅让：
565年，齐武成帝高湛禅让给儿子齐后主高纬（内禅），高湛好酒及色，由于是内禅，所以并没有被杀死，但是却因酒色过度而死，时年三十二岁。然而高纬也并没有振作，仅过了12年，577年，齐后主高纬禅让给儿子齐幼主高恒（内禅），高纬和高恒被北周武帝宇文邕赐死。
北周这边，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个英主。他诛杀了权臣宇文护，灭了北齐，不过他却是个短命鬼，准备讨伐突厥的时候病死了，时年仅36岁，他的子孙不像他这么争气，宇文邕的儿子宇文赟在578年即位，便沉溺于酒色，第二年宇文赟便禅让给儿子周静帝宇文阐（内禅），自称天元皇帝，但仍掌控朝权。但是酒色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宇文赟次年病逝，时年二十二岁。比他老爹更加短命。
而宇文赟的早逝，给了杨坚机会，由于宇文阐即位只有六岁，造成了主弱臣强，于是杨坚抓住机会，81年，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文帝杨坚，而杨坚也是个狠角色，禅让的当年就杨坚派人害死宇文阐，时年九岁。
众所周知，隋朝也是个短命的王朝，在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死得不明不白，病死或者被杀。被杀的可能性比较大，病死只是一个官方说法。
而且隋朝真的很倒霉，发生了两次禅让，在619年，隋恭帝杨侗禅让给王世充，被王世充勒死。
相比南北朝，唐朝的禅让大多数都是内禅！
首先就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手足相残，唐高祖李渊禅位给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内禅）。李渊终老。
而后就是，李世民的儿媳妇武则天禅让给儿子唐中宗李显（内禅），张柬之等五个郡王虽然逼着武则天让位，但始终没有实力和勇气杀死武则天，武则天最后病死。
唐殇帝李重茂禅让给叔叔唐睿宗李旦（内禅），受哥哥李重福叛乱的牵连而被贬，不久莫名死去。
唐睿宗李旦禅位给儿子唐玄宗李隆基（内禅），自己本来无意皇位，牛气儿子想干就让他来吧。
唐顺宗李诵禅让给儿子唐宪宗李纯（内禅），身体太差，被宦官逼迫退位。
而到了907年，辉煌的唐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唐哀帝李柷禅让给梁太祖朱温，被朱温毒死。而朱温建立梁，史称后梁，开启了五代十国的乱象。
（七）
谢选骏指出：禅让制度虽然充满阴谋，但毕竟是一种“政权和平转移”，引起的社会动荡较小。禅让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政治的流行款式，还与古代先秦的政治理想有关。
《尚书》中的《尧典》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道统神话（区别于原始宗教神话）的最重要的经典。《尧典》虽是伪书（伪《古文尚书》并因此从中分出一部《舜典》），但却发挥了积极的现实作用。它涉及的多层面内容跨越了夏、商、周三代，成书年代历经有周八百余年。因此，它反映着先秦时代中国民族的最深刻的一些理想。《尧典》以尧、舜两位“远古神祇——近古帝王”的活动为主要描写对象。而尧与舜，恰恰被视为古代“圣人——天子”的典型形象。这就为我们展示了“天子”观念的原始内涵：
“稽（考）古帝尧，曰放勋。钦文明（文，除有“文明”、“章法”等含义，还指宇宙的秩序，如“天文”的“文”）；思安安（蔡沈释“安安”为无所勉强、顺乎自然）。允恭克让（“克让”，指能够让贤引退），光被四表（光耀四方大地），格于上下（沟通上天与人间）。克明俊（“俊”，古上帝名，引申意为“大而突出者”）德，以亲九族（九族，指宗族、大家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指百官族姓、国家支柱）。百姓昭明（指社会政治健康），协和万邦（万邦，指大文化圈内的所有政治实体与自治单位）。黎民于变时雍（天下人民因天子而获得普遍的和平）。”
这些德行，有不少是上帝之子特有的功能如“格于上下”、“光被四表”等等。而开宗明义，展示的恰是天子神圣性：他谦恭地从明悟宇宙秩序中获得了启示，思想因而倾乎自然的节律。他忠于神圣的使命，但不眷恋世俗的权势，他的人格之光照耀四极，沟通神人两界……中国道统神话中强烈的世俗伦理精神，使天子获得了一种大自然能力，他不同于宗教神话中神格的超自然能力。因此，天子的社会政治功能，大于他的神圣宗教功能。
天子对社会群体所发挥的影响，则被后来的儒学政治论（如号称“孔氏遗书”的《礼记·大学》篇），悄悄吸取了：“克明俊德被”被引申为“修身”,“以亲九族”伸发为“齐家”，“平章百姓”则是“治国”的原始说法；而“协和万邦”则是“平天下”观念的不那么战国味十足的措辞……儒家的创新之处仅在于，把天子不乏神秘性的“德”换成了儒士刻苦力行的“学”。《尧典》的道统神话在此被儒士们的政治哲学取代了。但此哲学理想，实有神话理想的澜源，殆无疑义。
天子，作为在天人之际“格于上下”的全能沟通者，擅长与天象的启示相感应，他以此调节人类的行为及其节律，以期顺天而应命。天子的创造，不在于个体的发挥，而首先体现为历法的创造及运用——“敬授人时”。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一调合天人关系的基本创造，使农耕民族的生活得以“顺乎天时”、合乎自然，更能应付环境压力、生存压力。其次，天子的创造落实到调理大地的规划上——大地是人的生存空间，治理它，得使人的生活切乎地利。这在《尧典》中，具体化为天子尧对洪水的治理计划。最后，天子禹更以自己的才具出色实现了这一使命。
综合《尧典》给天子描述出的图式，可以说：
天子的头两个步骤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天子是从自己对天意、天命的感应中再生的，他来自人民中。因此，他的道路是艰辛的，同时也是“上升”的。
《尧典》对舜的兴起所作的描写，同样具有深刻的象征性。天子舜生于逆境，发展了坚忍的美德和广泛的才能，最后经过神话式的典型考验，获得社会群体的承认，执掌神圣统治的权柄：
“谨（诚）徽（美）五典（即五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即总理一切事物），百揆时叙（秩序井然）。宾于四门（担任外交工作）,四门穆穆（受到异邦的尊重）。纳于大麓（山脚，引申为旷野、荒山野岭），烈风雷雨弗迷。……正月上日（初一），受终（“禅让”）于文祖（尧）。在（察）璇玑玉衡（天文仪器或是象征天体运行的法器），以齐七政（日，月、五星）。肆（遂）类（特殊情况下的祭天之礼）于上帝，湮（神字旁——祭天之礼）于六宗（受祭的大神），望（一种祭祀）于山川、遍于群神。”
就这样，天子——这人类探索自然、协调自己与自然关系的特殊眼睛——经过离群索居的考验，终于握得了神圣事物（如祭祀上帝）的特权，成为直到人类群体活动的有力之手。
（我们记得，这与《福音书》上关于耶稣基督遭受魔鬼撤旦的诱惑，在旷野禁食四十天的记载，不乏相似。）
在《尧典》中，这只不乏神秘意味的手，大规模涉入一个新的领域——即着力协调人与家族之间关系、家族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世俗领域，修订历法、检查礼器（祭仪与礼仪中必备）和厘定度量衡（这象征为世界确立规范）、四出巡视、划分行政区域、制定并实施刑法，最后，逐次流放了四种危险的敌人：共工、欢兜、三苗、鲧。如此这般，天下大治。……
天子的社会事业与文化使命，不会因其世俗性的死亡而中断。尧死之后，舜的世俗化职能及社会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因此，他成为道统神话范畴中的天子向政治哲学范畴中的天子过渡的中介。这样，天子职能中沟通人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关系的一元，至少与其沟通国家与神、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元，等量齐观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元越来越多地包括着前一元。“天理”越来越成为“人礼”的变相。
尽管道统化、历史化、世俗化程度如此之深，但在舜和他的“廷臣”如后稷（周始祖）、契（殷始祖）、皋陶、益、朱、虎、熊、罴、夔、龙等神话形象之间，仍然存有显见的演变关系。维系这些关联的核心力量是，一群“远古神祗——近古庭臣”受到道统的强烈吸引和内外压力的持续驱使，下降为人，充当“天子的仆从”，去实现“天之明命”。
中国历史文化的晨曦，就这样破开了它的浑沌态。
……
在现代思想看来，禅让制要比世袭制时髦得多，尤其是对全球政府而言。
有人把中共现行的僭主专政的继承制度叫做“禅让制”，也有人从共产主义的的军事民主制或军事寡头制的角度去观察之，但是在我看来，这都是受了古代神话传说的框架影响所致。
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
谢选骏：五朝政治不倒翁的经典秘传
《枯荣鉴》
冯道
圆通卷一
善恶有名，智者不拘也。
善恶这种事儿都有个定义，但真正有智慧的人根本不理会。
天理有常，明者不弃也。
世上什么事儿都有个规律，真正的明白人不会随意视而不见、自以为是。
道之靡通，易者无虞也。
是不是合乎道理，顺应变化的人根本也不关心这个。
惜名者伤其名，惜身者全其身。
珍视名声者，名誉易损，爱惜自己者，保全自身。
名利无咎，逐之非罪，过乃人也。
名利不是坏事，追名逐利也不是罪过，以此为恶是人的主观想法而已。
君子非贵，小人非贱，贵贱莫以名世。
君子没什么可自以为尊贵的，小人也没什么低贱的，尊贵还是低贱都是虚名，不足以称道一世。
君子无得，小人无失，得失无由心也。 君子不一定就能得到什么，小人也不一定会失去什么，得到、失去，跟思想境界也毫无关系。
名者皆虚，利者惑人，人所难拒哉。 名誉都是虚的，利益才能真正诱人，是人就难以抗拒。
荣或为君子，枯必为小人。 事成显贵的，有可能会被传颂为君子；身败落魄的，必定会被当作小人。
君子无及，小人乃众，众不可敌矣。 因此，君子永远是少数（因为即使成功也不都是君子），小人永远是多数，多数人的力量，无可抗拒。
名可易事难易也，心可易命难易也，人不患君子，何患小人焉？
名誉容易转变，思想境界可以变化，但事情的成败、人生的命运，却难以更改。反正君子小人不是根本问题，你觉得当君子受苦没有什么不好，当小人来享福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反正名誉根本都不靠谱。
闻达卷二
仕不计善恶，迁无论奸小。 做官不做官，升职不升职这类事情，根本不是以善还是恶、君子还是小人来作为判断标准的。
悦上者荣，悦下者蹇。 让上边的领导高兴的，日子必定好过；让下边的群众高兴的，碰到的困难却会更多。
君子悦下，上不惑名。 君子让下边的群众高兴，可上头的领导并不觉得你在群众里的好名声有什么意义。
小人悦上，下不惩恶。 小人讨好上头的领导，下边的群众可能会反感，但是，这样的反感并不能对你有任何损伤。
下以直为美，上以媚为忠。 下边的群众以道德高尚刚正不阿为美德，上头的领导会把谄媚顺应当做忠诚。
直而无媚，上疑也；媚而无直，下弃也。
道德高尚，但是毫不顺应领导，上头就该不信任你了；顺应领导，但是让下头人觉得你不地道，下头人就该反对你了。
上疑祸本，下弃毁誉，荣者皆有小人之谓，盖固本而舍末也。 可是，上头不信任你，你就完了——这是根本，下头反对你，顶多是给你来个坏名誉——无所谓的事儿。因此，那些功成名就大富大贵的人都难免被人称作小人，就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保住根本，顾不得那些没有意义的名誉了。
富贵有常，其道乃实。
想富贵么？规律很简单：一切从实际出发。
福祸非命，其道乃察。 祸福其实并非命运注定，也有规律可循：看你是否善于观察和判断。
实不为虚名所羁，察不以奸行为耻。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别受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名的束缚。善于观察判断，就别老以坏人坏事为耻辱，那会搞得很不客观。
无羁无耻，荣之义也。 没有名誉的羁绊，没有耻辱感的束缚，你离显贵发达也就不远了。
求名者莫仕，位非名也。 要是真想追求名誉，你就别去当官，好名誉不是当官儿可以当出来的。
求官者莫名，德非荣也。 要是真想当官，你就别管什么名誉了，道德高尚跟富贵荣华是两码事儿。
君子言心，小人攻心，其道不同，其效自异哉。 君子讲的是道德、理念，小人则专门对付这种道德理念，价值观不同，行为不同，结果自然不同。
解厄卷三
无忧则患烈也。 什么都不操心，你就离倒霉不远了。
忧国者失身，忧己者安命。 不过，操心根操心不一样。为国家操心的人，只能把自己搭上；为自己操心的人，却能乐享安然。
祸之人拒，然亦人纳；祸之人怨，然亦人遇。 祸事是人不想要的，但也是人自找的，人人都讨厌有祸事，但人人都难免碰上。
君子非恶，患事无休；小人不贤，余庆弗绝。 君子不做坏事儿，但倒霉事儿一个接一个，小人不干什么好事儿，却能够常年乐乐呵呵。
上不离心，非小人难为；下不结怨，非君子勿论。 让上头领导对自己完全放心，不是小人就难以做到；让下头群众不怨恨自己，不是君子您就别想了。
祸于上，无辩自罪者全。祸于下，争而罪人者免。 上头要找别扭的时候，只有装孙子认罪才能保全自己；要是下头起了负面意见，就只有抢先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装好人，才能免去责任。
君子不党，其祸无援也。小人利交，其利人助也。 君子不爱拉帮结伙，所以，真有了祸事，没人会帮助君子。小人有一大帮酒肉朋友，成事解围，全都靠这帮人帮助。
道义失之无惩，祸无解处必困，君子莫能改之，小人或可谅矣。 不讲道义不会造成什么实际的恶果，有了祸事没人帮可就必然倒霉。做君子倒了霉只能束手无措，所以，大家选择做小人，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交结卷四
智不拒贤，明不远恶，善恶咸用也。 真正的聪明人不拒绝好人，也不疏远坏人，这两款都有用。
顺则为友，逆则为敌，敌友常易也。 都是拿顺应自己的人当朋友，拿反对自己的人当敌人——敌人朋友是随时可以转化的。
贵以识人者贵，贱以养奸者贱。 用尊重的态度看待别人的人，日后将发达显贵，用轻贱的态度对待别人，日后难免潦倒。
贵不自贵，贱不自贱，贵贱易焉。 显贵的人不自重，不知道摆出个尊贵的样子来，而潦倒的人不做轻贱别人的贱事儿，贵贱就该掉个儿了。
贵不贱人，贱不贵人，贵贱久焉。 显贵的人永远不轻视别人，潦倒的人永远不尊重别人，贵贱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人冀人愚而自明，示人以愚，其谋乃大。 人盼着别人傻自己聪明，但还是成天装傻给人看，这是真正有主意的人。
人忌人明而自愚，智无潜藏，其害无止。 不乐意别人机灵自己傻，就玩儿命抖机灵，这就纯属作死。
明不接愚，愚者勿长其明。 聪明的人不接触傻子，接触傻子不会让聪明人变得更聪明。
智不结怨，仇者无惧其智。 有智慧的人不跟人结仇，仇人不会因为你聪明就怕你。
君子仁交，惟忧仁不尽善。小人阴结，惟患阴不制的。 君子人用仁义与人交往，生怕自己不够仁义；小人满怀阴损与人交往，生怕阴损的不够，达不到目的。
君子弗胜小人，殆于此也。 君子注定吃小人的亏，就是因为这个。
节仪卷五
外君子而内小人者，真小人也。 外表君子作派，内心小人肚肠的，这是真小人。
外小人而内君子者，真君子也。 行事手段并不比小人差，内心却有君子情怀的，这才配称真君子。
德高者不矜，义重者轻害。 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高自居，就不太知道保重自己，看重仁义的人太重仁义，总是忽视自己面对的危害。
人慕君子，行则小人，君子难为也。 人们满嘴说的都是仰慕君子，办出来的却还都是小人事儿，那谁要真当君子，谁就该倒霉了。
人怨小人，实则忘义，小人无羁也。 人们口口声声憎恶小人，实际上做事情还是不仁不义，也就是说，做小人其实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憎恶全是空喊。
难为获寡，无羁利丰，是以人皆小人也。 可谁也不愿意当倒霉蛋，因为倒霉蛋比别人倒霉，谁都愿意没有任何阻碍，因为没有任何阻碍就比别人牛B，所以，所有人就都成了小人了。
位高节低，人贱义薄。 社会阶层越高，气节越低——因为要装孙子；人越贫贱，义气越是狗屁——因为先要活着。
君子不堪辱其志，小人不堪坏其身。 君子最受不了的是精神屈辱，小人最受不了的是身体上的困苦。
君子避于乱也，小人达于朝堂。 所以，一有乱子，君子就躲起来自保高洁去了，小人却常能当上国家领导。
节不抵金，人困难为君子。 气节比不上金钱实在，所以，人一穷了，就做不成君子——因为讲不起气节。
义不抵命，势危难拒小人。 义气也不如生命重要，所以，身处危困就没办法不当小人，因为活命更重要。
不畏人言，惟计利害，此非节义之道，然生之道焉。 不管别人如何夸奖或批评，只管自己的利益存亡，这不是追求气节仁义的道理，却是能让你安身立命、生存下来的道理。
明鉴卷六
福不察非福，祸不预必祸。 有福气，可你自己不知道，这就白费。有祸事，你自己不能预先避免，那就准得倒霉。
福祸先知，事尽济耳。 要是福祸都能提前预知，那就牛B了。
施小信而大诈逞，窥小处而大谋定。 偶尔装装实在，大阴谋就能得逞；多偷偷看看细节，大的决策就能搞定。
事不可绝，言不能尽，至亲亦戒也。 做事情要留后路，说话要留半句，纵然是亲爹也得防着点儿。
佯惧实忍，外恭内忌，奸人亦惑也。 心里头有火儿也要憋着，假装畏惧，心里头满是仇恨也得藏着，假装恭敬，您要能这么办，坏心眼儿再多的人也得上当。
知戒近福，惑人远祸，俟变则存矣。 知道克制自己的表现、学会迷惑人，就可以少惹事儿、多成事儿了——反正就是得会变化、会掩饰，您就放心大胆的活着吧。
私人惟用，其利致远。 只跟用得上的人套近乎，讲交情，这是可以长远地对你有利的。
天恩难测，惟财可恃。 别指望领导的保护，包括领导在内的一切都是钱的孙子。
以奸治奸，奸灭自安。 用坏人治坏人，坏人被整死了，整人的那位自己也知道了厉害，也就老实了。
伏恶勿善，其患不生。 别干什么坏事儿，但也别傻了吧唧干什么好事儿，这样就能永远不惹事儿。
计非金者莫施，人非智者弗谋，愚者当戒哉。 计策不牛逼，就别一条道走到黑；要是知道谁傻B，就别跟丫商量事儿，珍惜生命，远离傻B——如果您自己脑子就不怎么好使，那就更得注意以上这两条儿。
谤言卷七
人微不诤，才庸不荐。 职位低贱的人，没必要老给他提意见帮助他成长，真没什么本事的那些货，也别到处瞎推荐，推了也没用——该整的要整，该毁的要毁。
攻其人忌，人难容也。 攻击一个人，就找他最遭人羡慕嫉妒恨的那一点，大伙儿就都帮你毁他了。
陷其窘地人自污，谤之易也。 或者把他推到一个进退两难怎么办都只有难办的境地，别人就会替你开始戳他脊梁骨了，这是简易诽谤法。
善其仇者人莫识，谤之奇也。 好好对待那些跟他有仇的人，他们早晚会跳出来毁他，而别人又不知道跟你有关系，这就又上一个层次，算是奇招了。
究其末事人未察，谤之实也。 把别人不知道的他干过的各种小事儿揪出来，挑出毛病公诸于世，这是实在有效的毁谤法。
设其恶言人弗辩，谤之成也。 把关于他的种种坏话全给散播出去，真真假假的谁也分辨不了，这算直接毁谤成功了。
谤而不辩，其事自明，人恶稍减也。 被人毁谤，要是不争辩，只等事实慢慢儿冒出来，旁人的厌恶或许还能稍微减少一些。
谤而强辩，其事反浊，人怨益增也。 可要是他非争辩不可，只能是越描越黑，纯属找死。
失之上者，下必毁之；失之下者，上必疑之。 上头对谁印象不好了，你看着吧，很快下边的人也该开始毁他了。同样，要是下头的人对谁不满意了，上头很快也将对这人产生怀疑。
假天责人掩私，假民言事见信，人者尽惑焉。 借助上头的意见打压别人实现自己的目的，或者借助下头的舆论来说事儿讨取上头的信任，任谁都得上当。
示伪卷八
无伪则无真也。 没有虚假，也就没有真实。
真不忌伪，伪不代真，忌其莫辩。 真的不怕假的，因为假的无论如何也真不了，怕的是真真假假掺合一块儿分不清楚。
伪不足自祸，真无忌人恶。 虚伪却又虚伪的不够，那就会给自己惹祸；真诚要是真诚到毫无忌讳，那就是缺心眼儿。
顺其上者，伪非过焉。 顺应上头的意思，哪怕是装的，也不是什么过错。 逆其上者，真亦罪焉。 悖逆上头的意思，哪怕是真诚，也是找倒霉。
求忌直也，曲之乃得。 要求什么东西，别说的太直了，用点技巧含蓄点，才容易成功。
拒忌明也，婉之无失。 拒绝什么东西，也别有什么说什么，委婉点儿，照样能达到目的。
忠主仁也，君子仁不弃旧。 “忠”往往会指向“仁”，仁厚的人不忍弃旧，自然也就忠了； 仁主行也，小人行弗怀恩。 “仁”往往就要起而行之，君子知道通过行动来感恩，这就是仁，而小人就不会这样。
君子困不惑人，小人达则背主，伪之故，非困达也。 君子落魄了也不会骗人，小人一发达了就开始在主子背后耍花活，这是因为君子不虚伪、小人虚伪，跟发达不发达毫无关系。
俗礼，不拘者非伪；事恶，守诺者非信。物异而情易矣。 如果是虚礼俗套，一副浑不吝偏不服就跟别人不一样的姿态，也不算什么虚伪，明明是坏事儿，还说一不二一条道走到黑的，也算不上什么实诚，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降心卷九
以智治人，智穷人背也。 用智慧来管理下属，智慧什么时候枯竭了，那些人也就都背弃你了。
伏人慑心，其志无改矣。 改用攻心，让他们从心里、从灵魂深处被慑服住，那么无论什么时候他们也不会改变方向了。
上宠者弗明贵，上怨者休暗结。 被上头宠信的人，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被上头瞧不上的，也别私下解党与上头作对。
术不显则功成，谋暗用则致胜。 权谋手段，隐蔽的好才能成功，要悄悄地来，打枪地不要。
君子制于亲，亲为质自从也。 君子的弱点在于他们珍爱亲属，拿他们亲属做人质相要挟，也就从了。
小人畏于烈，奸恒施自败也。 小人的弱点在于害怕比他们更狠的，你就比他们更恶毒，他们就服了。
理不直言，谏非善辩，无嫌乃及焉。 说理、劝谏不一定是有什么说什么或者跟人争辩，别遭人恨才能达到目的。
情非彰示，事不昭显，顺变乃就焉。 有什么态度、做什么事情，也没必要先弄得天下人都知道，顺应形势该藏着就藏着才能成功。
仁堪诛君子，义不灭小人，仁义戒滥也。 仁义二字，能够拖累死君子，却灭不掉小人，还是不要滥施仁义，适度才好。
恩莫弃贤者，威亦施奸恶，恩威戒偏也。 施好处别忘了那些你以为不喜欢好处的好人，惩罚措施也别忘了给那些谄媚的坏人来点儿，好事儿坏事儿得掺合者来，得让吃肉的也挨挨板子，挨板子的也来点儿肉尝尝。
揣知卷十
善察者知人，善思者知心。 善于观察，就能了解人，善于思考，你才能理解人。
知人不惧，知心堪御。 了解了他们，你就不会怕他们了；理解了他们，你就已经能搞定他们了。
知不示人，示人者祸也。 智慧别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看见就会惹祸。
密而测之，人忌处解矣。 偷偷地猜度、揣测，不让他们知道，人们对你的嫉恨就会消除掉。
君子惑于微，不惑于大。 君子总是在大事儿上明白，小事儿上糊涂。
小人虑于近，不虑于远。 小人总是在眼前事儿上考虑多，未来的事儿上考虑少。
设疑而惑，真伪可鉴焉。 掌握了这个规律，制造些问题给他们，看看他们的反应，你就知道谁真诚谁虚伪，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了。
附贵而缘，殃祸可避焉。 然后认准你觉得有前途的、能富贵的，攀附一下，以后的祸事就可以避免了。
结左右以观情，无不知也。 结交各路朋友，留神各路的消息和反映，那就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了。
置险难以绝念，无不破哉。 常如身处险境般心存忧患，抛掉无关的累赘想法——恭喜您，您已经神光护体，攻无不克了。
附录
冯道（882年－954年），字可道，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泊头市交河镇）人。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卒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五代时期政治家、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曾经侍奉五朝、八姓（八个家族）、十三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前后为官四十多年，堪称中国官场史上的不倒翁。
冯道生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混乱的时代：五代十国。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权不断更替，南方则分裂成几个小国。冯道事奉过5朝10个皇帝。882年，冯道生于瀛州的景城，他自称为长乐县（今蓟县）世族冯氏的后人。冯道青年时孝顺好学，性格节俭刻苦。
冯道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卢龙节度使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李存勗，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
后来李存勗灭后梁，建立后唐（923年），即任命冯道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李存勗死后，李嗣源继位（926年），是为后唐明宗，拜冯道为端明殿学士，后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也就是相当于宰相的职位。
后唐明宗过世之后，儿子李从厚继位（933年）。四个月后，李嗣源的义子李从珂起兵篡位。虽然说在纷乱的五代中，兵变造反早非奇事，但冯道却在这次事件上，扮演了一个违反中国忠君思想的角色。当他知道李从珂造反，皇帝逃往石敬瑭的军中，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前去护驾皇帝，而是带著文武百官迎接新的皇帝，于是李从珂得以顺利登基，是为后唐末帝（934年）。
有违所料，李从珂并没有重用冯道，而且免去了他的宰相之位，让他到大荔去当节度使，后来又召他回朝，给他当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司空。不久后，石敬瑭借助契丹的力量起兵造反，夺取了帝位，建立后晋（936年），冯道又恢复了宰相的官职，并且受命出使契丹，以表两国友好。
相对于中原的纷乱，契丹显得兵强马壮，而后晋得以建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得到契丹的帮助。后晋必须依附在契丹之下才得以存活，因此冯道的出使成了一个向契丹示好的关键。在他从契丹回来之后，石敬瑭便把枢密使废掉，并入中书省，于是军政大权都集于冯道一人身上。
后晋的命运，就像五代中的任何一朝一样都是短暂的。不久之后（946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率大军南下，灭了后晋。冯道凭著他圆滑的处事态度，在和耶律德光会面之后，又当上了辽的太师。
辽在中原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太久，由于地区人民的反抗，使得辽于不久后即撤兵北还。趁此契机，昔日石敬瑭的部下刘知远夺权称帝，建立了后汉（947年），而为了拉拢前朝遗老，刘知远封冯道为太师。就像五代常见的模式一样，刘知远的手下郭威后来起兵篡位，建立了后周（951年），同样也封冯道为中书令。954年，冯道以七十三岁高龄过世，后周世宗为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追封瀛王，谥文懿。冯道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捻掌镇。
932年，后唐下令编纂并初次刊印九经，这可能不是冯道的主意，而是由另一丞相李愚提出的。冯道虽身为丞相，却往往避免在财政及军事上作决定，不去过问，以免和当权者冲突。他忠于儒家思想，认为只要恢复传统，不必有所革新，就可以解决国家问题。
冯道著有《河间集》5卷，文集6卷及诗集10卷，但都不存于后世。晚年的冯道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属于回忆录性质，文中将他历代当过的官职一一列举并引以为荣，而其在自叙中自称“长乐老”一事，不论在生前后世都引起过争议。不过也有说法认为，这个自称仅是取自于他的出身地长乐郡(今河北省冀县)。
他的另一著作《荣枯鉴》，曾国藩对之的评论是“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的一部官场秘笈，并称此书“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实乃二千年不二之异书也。”但《荣枯鉴》可能是一部托名冯道的当代伪书。在宋朝以来的各种艺文志及书目中，都不见有此书；2005年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前，也未见此书出版，或在其他著作中提及。若此书为当代新发现，学术界必当有所反应，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其实，包括《荣枯鉴》在内的“天下无谋”书系中的各种谋略之书，都存在此问题。因此，此书可能是当代人托名冯道的伪作；曾国藩的评语，亦不见于其文集，当也是后人附会。
冯道在同时代人心目中，是有操守的儒者，甚至是模范丞相。北宋时，《五代通录》作者范质、薛居正《旧五代史》、吴处厚《青箱杂记》都曾赞扬冯道。范质崇拜冯道，吴处厚则认为冯道有益于世。
欧阳修《新五代史》指出冯道是五代时道德沦亡的表征，感叹当时著名儒者亦欠缺忠贞。司马光《资治通鉴》批评不论冯道做过多少好事，亦等于没有做，因为他只是苟活于世。从此冯道成为历史上典型的贰臣，为世人嘲笑。清代《续通志》把失节的文武官吏分为十类，冯道列入最坏一类，受指责为“懵大伦而不知耻”。历史上曾为冯道辩护的只有王世贞、李贽、温璜等寥寥几人。
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依忠君观念，对冯道在多个王朝出侍要职的作为非常不齿，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就认为冯道“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则说他“乃奸臣之尤”。可以说在历史上每逢提起冯道，往往都只有负面的评价。然而除了事君不忠这点饱受批评外，冯道在事亲、济民、主政、提携贤良上的表现，却又能符合传统中君子、圣贤的行为标准，这使他既在五代有着“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的声望。
谢选骏指出：五朝政治不倒翁的秘传经典《枯荣鉴》的横空出世，说明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比较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社会，还要混乱无度。所以，才会把五代时期对于冯道的评价（“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化为一部掷地有声的经典读物《枯荣鉴》。
谢选骏：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来俊臣主义者”
斯大林的肃反运动、毛泽东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以善于罗织罪名著称，这“死猫恶人”（斯大林毛泽东二人）因此被人尊为“整人专家”。其实，考察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这“死猫恶人”（斯大林毛泽东二人）有位辈分很高的先行者——那就是武周酷吏来俊臣。那才是真正的整人专家，相形之下，这“死猫恶人”（斯大林毛泽东二人）不过是照本宣科的“来俊臣主义者”。
《罗织经》是武周酷吏来俊臣所著的一部专讲如何罗织罪名，陷害杀人的书。酷吏周兴临死之际，看过此书，自叹弗如，竟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此书，冷汗直冒，却不敢喊冤；马阴女皇（母马阴部）武则天面对此书，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杀机遂生。
时至今日，《罗织经》此书亦被看做阴谋学的扛鼎之作。
原文及翻译
阅人卷第一
【原文】人之情多矫，世之俗多伪，岂可信乎？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耻其匿怨而友人也。
【译文】人们的情感许多是做出来的，世间的习俗许多是虚假的怎么可以相信呢？孔子说：“甜言蜜语、和颜悦色、毕恭毕敬，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可耻的是他们心中藏着怨恨，表面却与人要好的虚伪行径。
【原文】人者多欲，其性尚私。成事享其功，败事委其过，且圣人弗能逾者，概人之本然也。
【译文】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事情成功了便享受功劳，事情失败了便推托过错，圣人尚且不能超越这一点，这大概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吧。
【原文】多欲则贪，尚私则枉，其罪遂生。民之畏惩，吏之惧祸，或以敛行；但有机变，孰难料也。
【译文】欲望多了就会起贪心，极端自私就会有偏差，罪恶从此便产生了。老百姓害怕惩罚，官吏恐遭祸患，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一旦有了机缘变故，谁都无法预料了。
【原文】为害常因不察，致祸归于不忍。桓公溺臣，身死实哀；夫差存越，终丧其吴。亲无过父子，然广逆恒有；恩莫逾君臣，则莽奸弗绝。是以人心多诈，不可视其表；世事寡情，善者终无功。信人莫若信己，防人毋存幸念。此道不修，夫庸为智者乎？
【译文】人们受害常常是因为对人没有仔细的察验，人们遭受祸患往往是由于对人心慈手软。齐桓公过份相信他的臣子，以致死亡实在让人哀痛。吴王夫差没有吞并越国，最后却导致吴国的灭亡。关系亲密没有超过父子的，可是像杨广那样的逆子却总是存在；施以恩德没有超过君对臣的，但是像王莽那样的奸臣起却从未断绝。因此说人的内心隐含着太多的欺骗，不能光看他的外表。世上的事缺少情爱，做好事的人最后却得不到功劳。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防范别人不要心存侥幸。这种技艺不学习，难道还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吗？
事上卷第二
【原文】为上者疑，为下者惧。上下背德，祸必兴焉。
【译文】上司的疑心重，下属的恐惧就多。上司和下属的心意不一致，祸事便由此产生了。
【原文】上者骄，安其心以顺。上者懮，去其患以忠。顺不避媚，忠不忌曲，虽为人诟亦不可少为也。上所予，自可取，生死于人，安能逆乎？是以智者善窥上意，愚者固持己见，福祸相异，咸于此耳。
【译文】高高在上的人骄傲，顺从他可使其心安。高高在上的人懮虑，忠于他可使其免除懮患。顺从不要回避献媚，忠心不要忌讳无理，虽然遭人诋毁也不能少做。上司能给你什么，自然能拿回什么，生死都控于人手，怎么能违背他们呢？因此有智能的人擅长暗中猜度上司的心意，愚蠢的人只坚持自己的见解，他们福祸不同，都是源于这个原因。
【原文】人主莫喜强臣，臣下戒怀妄念。臣强则死，念妄则亡。周公尚畏焉，况他人乎？
【译文】当主子的没有喜欢手下的人势力过于强大，当臣子的要戒除心中存有的非分之想。臣子权势过大会招致死祸，想法荒谬会导致灭亡。周公姬旦尚且惧怕这些，何况是其它人呢？
【原文】上无不智，臣无至贤。功归上，罪归己。戒惕弗弃，智勇弗显。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诚如是也，非徒上宠，而又宠无衰矣。
【译文】上司没有不聪明的，下属绝无最有德行的。功劳让给上司，罪过留给自己。戒备警惕之心不要丢失，聪明和勇敢不要显露。虽然是最亲近的人也要忍心断绝，纵然是干邪恶的事也不躲避。如果真的做到这样，不但上司会宠爱有加，而且宠信不会衰减。
治下卷第三
【原文】甘居人下者鲜。御之失谋，非犯，则篡耳。
【译文】自愿处于下属的人很少。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如果没有计谋，不是下级抵触上级，就是下级夺取上级的权力。
【原文】上无威，下生乱。威成于礼，恃以刑，失之纵。私勿与人，谋必辟。幸非一人，专固害。机心信隐，交接靡密，庶下者知威而畏也。
【译文】上司没有威严，下属就会闹出祸事。威严从礼仪中树立，依赖于刑罚，放任它就会丧失。秘密的事不要让人参与，参与谋划的人一定要清除。宠信不要固定在一个人的身上，让一个人专权一定会带来祸害。心思一定要隐藏起来，与人交往不能过分亲密，希望下属由此感知上司的威严而生敬畏。
【原文】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下有所求，其心必进，迁之宜缓，速则满矣。上有所欲，其神若亲，礼下勿辞，拒者无助矣。
【译文】下属依附上司才能成就志向，上司依靠下属才能取得功名。下属有贪求的东西，他的心自然会要求上进，提升他应该慢慢的来，太快他就满足了。上司有想使用的人，他的神态要亲切，以礼相待下属不要推辞，不这样做就没有人协助他了。
【原文】人有所好，以好诱之无不取，人有所惧，以惧迫之无不纳。才可用者，非大害而隐忍。其不可制，果大材而亦诛。赏勿吝，以坠其志。罚适时，以警其心。恩威同施，才德相较，苟无功，得无天耶？
【译文】人有喜好的东西，用喜好的东西引诱他没有收伏不了的。人有惧怕的东西，用惧怕的东西逼迫他没有不接受的。有才能可以使用的人，没有大的害处要暗中容忍。其人不能驯服，确实是才能出众的也要诛杀。赏赐不要吝惜，用此消磨他们的意志。惩罚要适合时宜，以此让他的心得到告诫。恩惠和威力一起施行，才能和品德互相比较，如果这样做还没有成效，莫非这就是天意吧？
控权卷第四
【原文】权者，人莫离也。取之非易，守之尤艰；智不足弗得，谋有失竟患，死生事也。
【译文】权力，是人们不可以缺少的。获取权力不容易，保住权力更加艰难；智慧欠缺的人不能得到，谋略不当的人最终却能带来祸患，这是关系生死的大事。
【原文】假天用事，名之顺也。自绝于天，敌之罪也。民有其愚，权有其智。德之不昭，人所难附焉。
【译文】借用天意行事，名义上才适合正道。逆天而行，自作自受，这是敌人的罪名。让老百姓愚昧无知，这是掌权者的聪明之处。恩惠不显示出来，人们就很难依从了。
【原文】乱世用能，平则去患。盛事惟忠，庸则自从。名可易，实必争；名实悖之，权之丧矣。嗜权逾命者，莫敢不为；权之弗让也，其求乃极。机为要，无机自毁；事可绝，人伦亦灭。利禄为羁，去其实害；赏以虚名，收其本心。若此为之，权无不得，亦无失也。
【译文】混乱动荡的时代要使用有能力的人，天下平定了要铲除他们以绝后患。大治时期只使用忠于自己的人，平庸无才的人最易掌握和归顺。名称可以改变，实权必须力争；名称和实权完全相反，权力就丧失了。酷好权力超过他性命的人，是没有什么不敢做；权力没有主动让给别人的，所以争夺它的方法无所不用。时机十分重要，时机不当就会自取灭亡；事情可以做绝，尊卑长幼也能狠心灭杀。用钱财爵禄来拘束他们，以消除他们可能造成的实际危害；用虚假的名位来赏赐他们，以收买他们的人心。如果这样行事，什么权力都可以获得，也不会失去。
制敌卷第五
【原文】人皆有敌也。敌者，利害相冲，死生弗容；未察之无以辨友，非制之无以成业。此大害也，必绝之。
【译文】人都有敌人的。敌人，是与他有利害冲突，生死不能兼容的人。不能认清敌人就无法分辨朋友，不能制伏敌人就不能成就事业，这是最大的祸害，一定要根除它。
【原文】君子敌小人，亦小人也。小人友君子，亦君子也。名为虚，智者不计毁誉；利为上，愚者惟求良善。
【译文】君子和小人为敌，也就变成小人了。小人和君子友善，也就变成君子了。名声是虚的，有智能的人不会计较别人的毁谤和称赞；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愚蠢的人才只是求取好的善名。
【原文】众之敌，未可谓吾敌；上之敌，虽吾友亦敌也。亲之故，不可道吾亲；刑之故，向吾亲亦弃也。惑敌于不觉，待时也。制敌于未动，先机也。构敌于为乱，不赦也。害敌于淫邪，不耻也。敌之大，无过不知；祸之烈，友敌为甚。使视人若寇，待亲如疏，接友逾仇，纵人之恶余，而避其害，何损焉？
【译文】人们共同的敌人，不能说一定是我的敌人；上司的敌人，虽然是我的朋友也要与他为敌。亲戚的缘故，不能说就是我该亲近的人；刑罚的缘故，如果是我的亲人也要舍弃。在不知不觉中迷惑敌人，以等待时机。在敌人没有行动的时候制伏他，这就是抢先占有有利时机。在犯上作乱上构陷敌人，这是不能赦免的罪名。在淫秽邪恶之事上加害敌人，这最能让人鄙视他。最大的敌人，是没有比不知道谁是敌人更大的了；最深的祸害，以和敌人友善最为严重。假如把天下人看得像强盗一样，对待亲人像陌生人一样，交接朋友超过了对仇人的态度，纵然人们厌恶我，却能躲避祸害，又有什么损失呢？
固荣卷第六
【原文】荣宠有初，鲜有终者；吉凶无常，智者少祸。荣宠非命，谋之而后善；吉凶择人，慎之方消愆。
【译文】显达和宠幸有开始的时候，能保持到最后的就很少了；吉利和凶险没有不变的，有智能的人才能减少祸事。显达和宠幸不是命里就有的，先有谋划后才有成；吉利和凶险是选择人的，谨慎小心才能消灾免祸。
【原文】君命无违，荣之本也，智者舍身亦存续。后不乏人，荣之方久，贤者自苦亦惠嗣。官无定主，百变以悦其君。君有幸臣，无由亦须结纳。人孰无亲，罪人慎察其宗。人有贤愚，任人勿求过己。
【译文】君主的命令不要违抗，这是显达的根本，有智能的人宁肯牺牲自己也要让显达延续下去。后代不缺乏人材，显达才可持久，贤明的人情愿自己吃苦也要惠及后人。官位没有固定的主人，用机智多变取悦他的君主。君主都有宠幸的臣子，没有什么原由也必须和他们结交往来。人都有三亲六故，惩罚人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审察他的家族。人有贤明和愚蠢之别，任用人不要要求他们的才能高过自己。
【原文】荣所众羡，亦引众怨。示上以足，示下以惠，怨自削减。大仇必去，小人勿轻，祸不可伏。喜怒无踪，慎思及远，人所难图焉。
【译文】显达为众人所羡慕，也能引发众人的怨恨。对上司要表示心满意足，对手下要施以恩惠，怨恨自然就会减少了。大的仇人一定要铲除，无耻小人不要轻视，祸患就不能隐藏。高兴和愤怒的心情不露踪迹，谨慎思考放眼远处，人们就很难图谋他了。
保身卷第七
【原文】世之道，人不自害而人害也；人之道，人不恕己而自恕也。
【译文】世间的道理，人们不伤害自己却遭到别人的伤害；做人的道理，别人不原谅自己而自己却能原谅。
【原文】君子惜名，小人爱身。好名羁行，重利无亏。名德不昭，毁谤无损其身；义仁莫名，奸邪不以为患。阳以赞人，置其难堪而不觉；阴以行私，攻其讳处而自存。
【译文】君子爱惜名誉，小人爱护自己。喜好名誉就会束缚人的行为，重视利益就不会吃亏。名望和德行不显示，诽谤就不能损害他本身的清誉；义气和仁德不显露，奸诈邪恶的人就不会把他视为祸患。表面上赞美别人，让他难以忍受却不知真意；背地里为达私利，攻击他最忌讳的地方而保存自己。
【原文】庶人莫与官争，贵人不结人怨。弱则保命，不可作强；强则敛翼，休求尽善。罪己宜苛，人怜不致大害。责人勿厉，小惠或有大得。
【译文】老百姓不要与官府争斗，富贵的人不要轻易和人结下怨仇。身为弱者要保全性命，不能逞强显能；身为强者要收敛羽翼，不可求取完美无缺。责备自己应该苛刻，使人怜悯就不会招致大的祸害。责罚他人不要过于严厉，小的恩惠有时能带来大的收获。
【原文】恶无定议，莫以恶为恶者显；善无定评，勿以善为善者安。自怜人怜，自弃人弃。心无滞碍，害不侵矣。
【译文】恶没有固定的说法，不把恶当作恶的显达；善没有固定的评判，不把善视为善的人平安。自己怜惜自己别人才会怜惜，自己厌弃自己别人自会厌弃。思想没有停滞阻碍，祸害就无法侵犯了。
察奸卷第八
【原文】奸不自招，忠不自辩。奸者祸国，忠者祸身。
【译文】奸臣不会自己招认，忠臣不能自己辩解。奸臣损害国家，忠臣损害自身。
【原文】无智无以成奸，其智阴也。有善无以为奸，其知存也。
【译文】没有智谋不能成为奸臣，他们的智谋都是阴险的。心存良善不会成为奸臣，他们的良知没有丧失。
【原文】智不逾奸，伐之莫胜；知不至大，奸者难拒。忠奸堪易也。上所用者，奸亦为忠；上所弃者，忠亦为奸。
【译文】智谋不超过奸臣，讨伐他就不能获胜；良知不深远广大，对奸臣就难以抗拒。忠臣和奸臣是可以变换的。君主任用信任的人，虽然是奸臣也被看做忠臣；君主抛弃不用的人，即使是忠臣也被视为奸臣。
【原文】势变而人非，时迁而奸异，其名难恃，惟上堪恃耳。好恶生奸也。人之敌，非奸亦奸；人之友，其奸亦忠。
【译文】时势变了人就不同，时间变了奸臣就有分别，忠奸的名称难以依赖，只有君主才可作为依仗。喜欢和厌恶产生奸臣。人们的敌人，不是奸臣的也被视为奸臣；人们的朋友，是奸臣的也被视为忠臣。
【原文】道同方获其利，道异惟受其害。奸有益，人皆可为奸；忠致祸，人难为忠。奸众而忠寡，世之实也；言忠而恶奸，世之表也。
【译文】道义相同才能获得利益，道义不同只有得到灾害。当奸臣有好处，人们都可以成为奸臣；当忠臣招致祸患，人们就很难做忠臣了。奸臣多而忠臣少，这是世间真实的状况；说自己是忠臣而厌恶奸臣，这是世间表面的现象。
【原文】惟上惟己，去表求实，奸者自见矣。
【译文】只献媚君主就是为了自己，去除表面探求实质，奸臣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了。
谋划卷第九
【原文】上不谋臣，下或不治；下不谋上，其身难晋；臣不谋僚，敌者勿去。官无恒友，祸存斯虚，势之所然，智者弗怠焉。料敌以远，须谋于今；去贼以尽，其谋无忌。欺君为大，加诸罪无可免；枉法不容，纵其为祸方惩。
【译文】君主不用计谋统御臣子，有的下属就无法治理；下属不用计谋对君主，他们自身的官职就难以晋升；官员不用计谋对付同僚，他的敌人不能铲除。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祸患常在片刻之间，这是形势的必然，有智能的人对此不能松懈。预料敌人能达到远处，必须要在今天谋划；铲除贼人要达到全歼，他的谋划就不能有所忌讳。欺骗君主是大罪，把这个罪名强加在别人身上他就不能幸免；破坏法律不能宽容，放纵他以致出生祸乱才加以惩罚。
【原文】上谋臣以势，势不济者以术。下谋上以术，术有穷者以力。臣谋以智，智无及者以害。事贵密焉，不密祸己；行贵速焉，缓则人先。其功反罪，弥消其根；其言设缪，益增人厌。行之不辍，不亦无敌乎？
【译文】君主凭借权势谋划臣子，势力衰弱的时候要依靠权术。下属依靠权术谋划君主，权术穷尽的时候就凭借实力。臣子用智计谋划同僚，智计达不到的时候就用伤害。事情贵在保守秘密，不能保守秘密，就祸及自身；行动贵在迅速快捷，缓慢拖拉就让别人占了先机。设定一个荒谬的说法诬指是他说的，这最能增加人们的厌恶。谋划行为不停止，不是没有敌手了吗？
问罪卷第十
【原文】法之善恶，莫以文也，乃其行焉；刑之本哉，非罚罪也，乃明罪焉。
【译文】法律的好坏，不在条文本身，而是它的执行；刑罚的根本，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是如何确定犯罪。
【原文】人皆可罪，罪人须定其人。罪不自招，密而举之则显。上不容罪，无谕则待，有谕则逮。人辩乃常，审之勿悯，刑之非轻，无不招也。或以拒死，畏罪释耳。人无不党，罪一人可举其众；供必无缺，善修之毋违其真。事至此也，罪可成矣。
【译文】人都是可以定罪的，加罪于人必须先确定对象。罪行不会自动暴露，密告并检举他就会让罪行显现。君主不会容忍犯罪，没有谕旨就耐心等待，有谕旨就马上逮捕。人们自辨无罪是正常的，审讯他们不要心存怜悯，刑罚他们不能出手轻微，这样做他们就没有不招认的。有的人因为拒不认罪被责打致死，这种情况可用畏罪自杀来解释说明。人没有不结党营私的，给一人定罪便可揭发出他的同伙；供状必须没有破绽，把被告供状编撰修补使之不违反真实。事情做到这样，罪案就可以成立了。
【原文】人异而心异，择其弱者以攻之，其神必溃。
【译文】人不同他们的思想就有差异，选择他们的薄弱之处加以攻击，他们的精神就会崩溃。
【原文】身同而惧同，以其至畏而刑之，其人固屈。怜不可存，怜人者无证其忠。友宜重惩，援友者惟其害。
【译文】人的身体相同害怕责罚也相同，用他最畏惧的东西给他动刑，他就一定会屈服。不可以存有怜惜，怜惜别人的人并不能以此证明他的忠正。朋友应该从重惩处，帮助朋友的人只能给他自己招来祸害。
【原文】罪人或免人罪，难为亦为也。
【译文】加罪于人或许能避免被人加罪，此事虽不容易也要勉为其难了。
刑罚卷第十一
【原文】致人于死，莫逾构其反也；诱人以服，非刑之无得焉。刑有术，罚尚变，无所不施，人皆授首矣。
【译文】让人达到死亡的境地，没有比构陷他谋反更能奏效的事了；诱导人们做到服从，不刑罚他们就达不到目的。刑讯是讲究方法的，责罚贵在有所变化，施行的手段没有限制，人们就都会伏法认罪了。
【原文】智者畏祸，愚者惧刑；言以诛人，刑之极也。明者识时，顽者辩理；势以待人，罚之肇也。
【译文】有智能的人畏惧祸事，愚笨的人害怕刑罚；用言语来杀人，这是刑罚中最高明的。聪明的人能认清当前的客观形势，愚顽的人却一味辩说有理与无理；按照形势的要求对待他人，这是责罚人的出发点。
【原文】死之能受，痛之难忍，刑人取其不堪。士不耐辱，人患株亲，罚人伐其不甘。人不言罪，加其罪逾彼；证不可得，伪其证率真。刑有不及，陷无不至；不患罪无名，患上不疑也。
【译文】死亡可以接受，痛苦难以忍耐，给人动刑选取他们不能忍受的。读书人忍耐不了屈辱，人们都担心株连自己的亲人，惩罚人要攻取他们不情愿处。人们不承认有罪，就此加害他的罪名比原来的罪名还大；证据不能得到，伪造证据大概像真的一样。刑罚有做不到的地方，诬陷却什么都可以做到；不要担心给人加罪没有名义，只担心君主没有猜疑之心。
【原文】人刑者非人也，罚人者非罚也。非人乃贱，非罚乃贵。贱则鱼肉，贵则生死。人之取舍，无乃得此乎？
【译文】被人用刑的人会受到非人的待遇，惩罚别人的人自己也会避免惩罚。遭受非人的待遇就低贱，不受惩罚就高贵。低贱的人就任人宰割，高贵的人就主宰别人的生死命运。人们的选择态度和行为，恐怕是源于此吧？
瓜蔓卷第十二
【原文】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
【译文】事情不是很大，就不能让人震惊。案件不是牵扯人多，功劳就不能显现。君主用它来求取安定，臣子用它来邀功取宠，这里的冤情一定会有，却是不可能避免的。
【原文】荣以荣人者荣，祸以祸人者祸。荣非己莫恃，祸惟他勿纵。罪无实者，他罪可代；恶无彰者，人恶以附。心之患者，置敌一党；情之怨者，陷其奸邪。
【译文】真正显达是能让他人也显达的显达，真正的祸患是能使他人也致祸的祸患。不是自己挣来的显达不要倚仗，只要是他人的祸患就不要放过。罪名没有实证，用其它的罪名来替代；恶行没有显露，用他人的恶行来依附。心腹的祸害，把他诬指为是敌人的同伙；情感上怨恨的人，陷害他是奸诈邪恶的小人。
【原文】官之友，民之敌；亲之友，仇之敌，敌者无常也。荣之友，败之敌；贱之友，贵之敌，友者有时也。是以权不可废，废则失本，情不可滥，滥则人忌；人不可密，密则疑生；心不可托，托则祸伏。智者不招己害，能者寻隙求功。饵之以逮，事无悖矣。
【译文】官吏的朋友，在以官吏为敌的百姓眼里便是帮凶；亲人的朋友，在和亲人有仇的仇人眼中也成了敌人，所以说敌人是变化不定的。显达时的朋友，败落时就是敌人；贫贱时的朋友，富贵时就是敌人，所以说朋友是暂时的。因此说权力是不可废弃的，废弃了就失掉了根本；同情心是不能随便施予的，太随便了就会招人忌恨；与人交往不能过于亲密，太亲密就会产生疑虑；心里话不能说出来，毫无保留就潜藏着祸患。有智能的人不会为自己招来祸害，有能力的人总是寻找别人的漏洞以求取功劳。引诱他们上钩再据此把他们逮捕，事情就没有悖理之说了。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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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是由武则天时唐朝酷吏来俊臣，万国俊所著，实际上就是“整人经”，“害人经”，教他们的门徒如何编造罪状，安排情节，描绘细节，陷害无辜的人。他们还争相发明了刑讯办法，名目繁多，可谓整人有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为何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武则天称帝以后，仍然保持着强烈的防范心理，酷吏政治在武周初期以更大规模迅速发展，甚至到了不可控制的程度。
中宗复位后，在神龙元年（705年）三月八日的诏书中，开列了一张二十七人的酷吏名单。其中大部分人作为酷吏的主要活动，都是在武则天称帝之后进行的。在武则天恐怖政策的指导下，迎来了酷吏政治的高潮，相应的刑罚手段也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来俊臣的发家在天授年间（690-692年），并很快成为酷吏集团的首领。天授元年，他因告密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二年擢拜左台御史中丞。来俊臣身上集中体现了酷吏的两大特点，一是善于告密与罗织罪状，二是极端残忍。
来俊臣罗织罪状的方法其实并不高明。具体做法是，招集无赖数百人，让他们共同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在各地同时告发，造成证据互补，欺上瞒下。他还与同党一起对告密深入研究，编撰出一本《告密罗织经》，从原理到技术都有详细的介绍。采用他们介绍的方法，诬告的成功率极高。一旦遇有无法落实的案件，人们都说：“只要交给来俊臣推勘，一定能查获实情。”
武则天在洛阳皇城西面的丽景门内设立推事院，专门交由来俊臣等负责审判大案，号为“新开门”。只要被送往新开门受审，没有人能够清白出来。所以来俊臣的同党侍御史王弘义得意地将丽景门戏称为“例竟门”，言下之意是，入此门者必死无疑。
来俊臣等还发明了许多拷讯囚徒的严刑酷法。或以醋灌鼻，关押到地牢中；或将人放到瓮中，在瓮的四周烧火烤炙，并绝其粮食，致使有的人被迫抽衣絮而食之；或者将人投到粪秽之中，备受荼毒。他还同索元礼等创造了十号大枷，冠以叫人听而生畏的名字：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还有一种用铁笼头连着枷锁的刑具，轮转于地，囚犯转眼间即闷绝身亡。还有许多的刑罚，都是将人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唐朝酷吏发明的酷刑
武则天称帝以后的滥刑维持了七年时间，到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来俊臣被处以极刑，酷吏政治才告结束。
这一时期内酷吏经办的政治案件，主要的有二十多宗，被整肃的主要对象是反对派官僚，包括一大批宰相。他们被整肃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纯属诬陷，有的则因贪赃枉法，有的因为与来俊臣等有私怨，有的则牵连于皇位继承问题。
这一时期滥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酷吏自身也不断受惩处。表明武则天既利用酷吏，又不允许他们走得太远。
天授二年（691年）正月，御史中丞代理御史台长官的李嗣真上疏请求抑制酷吏、恤狱慎刑。武则天虽未能完全听得进去，但在稍后的一、二月间，同时处决了恶贯满盈的大酷吏丘神勣、周兴、索元礼。
丘神勣在垂拱四年镇压琅琊王李冲起兵后，挥刀尽杀博州官吏，破千余家，后来又参与审讯制狱；周兴是武则天称帝以前以宗室为主要整肃对象的恐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索元礼是许多残酷刑罚的发明人，扬州起兵后在洛州牧院首按制狱，心性残忍，甚于虎狼，欠下了累累血债。丘神勣下狱后伏诛，索元礼是武则天为了安慰人心而杀的，周兴之罪按律当死，武则天念其前功，改流岭外，在路上被仇家所杀。同时处置这三名酷吏，标志着武则天在控制监刑的问题上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天授三年一月，来俊臣等与武承嗣合谋，罗告宰相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以及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七人，以谋反罪将他们批捕下狱。由于狄仁杰首先承认“反是实”而未及时行刑，赢得了机会，并拆下被头帛巾书写冤状，经狱吏转呈家人后由其子拆出，向武则天诉冤。后来，三个月前被处死的宰相乐思晦的不满十岁的儿子求见，武则天深受触动，召问狄仁杰。七人于是幸免一死，被免官或流放。在此案的处理过程中，酷吏们的种种劣迹多有败露，武则天不得不对滥刑的做法重加考虑。狄仁杰等人的被免死，毕竟又在控制滥刑问题上前进了一步。
同年（天授三，如意元，长寿元，692年）夏秋间，朝中抑制酷吏的呼声四起。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请退酷吏任宽平；右补阙朱敬则上疏以为革命之后众心已定，请省刑尚宽；侍御史周矩上疏揭露酷吏的残暴行径，请缓刑用仁。武则天一改过去对此类奏疏不予理睬的态度，加以肯定并有所采纳。对酷吏政治持反对态度的李昭德被拜为宰相，还指派监察御史严善思去按问一些有疑的在押犯人，查出被迫假伏罪的八百五十余人。
一时间，罗织之党为之不振，制狱稍衰。这一年正是武则天在七十余岁高龄身体好转、心情愉快的时候。为了纪念牙齿再生，改元长寿。
当年，被赐名为武家臣的酷吏来子珣被流放爱州（今越南靖化）而死。
长寿二年（693年）正月，侍御史徐有功因为担保皇嗣德妃窦氏之母无罪，被诬告为党同恶逆，酷吏们为其定罪绞刑。徐有功处之泰然，并乘武则天召问之机，再次声明“好生，圣人之大德”的道理。武则天因此免除了窦母庞氏及其诸子的死罪。徐有功也幸免于难，当时被除名之后，不久又起用为左司郎中，后来官至司刑少卿，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许多无辜之人，为抑制酷吏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年二月，酷吏侍御史侯思止以违反民间蓄锦的规定，被宰相李昭德收审，杖杀于朝堂。
在此前后，酷吏们迫于受抑制、打击的不利形势，再次制造事端，利用武则天对此前受到整肃的宗室、大臣及家属们的防范心理，上告被安置于岭南的流人阴谋造反。两年前傅游艺就曾建议武则天尽杀岭南流人，以绝后患。既然收到了他们谋反的报告，武则天决定派遣司刑（大理寺，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前往按问。万国俊是洛阳人，是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曾参与编造《告密罗织经》，与来俊臣同按制狱。他来到广州以后，把附近流人召到一起，假传制命逼令自尽。流人号呼，称冤不服。万国俊将三百余人驱赶到一处河湾一次全部杀死。然后捏造他们造反的证据，回京复命之时，乘机煽风点火，说：“诸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及早采取措施，恐怕后果严重。”
分布在剑南、黔中、安南等地的流人，是流放各地的犯人，本来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武则天没有冷静下来作仔细研究，再次表现出一个封建帝王的权力欲和残忍的本性。在万国俊的煽动下，武则天派出一批使巨，分赴各地处理流人谋反事件。这些人看到万国俊因为杀人多而得到提拔，争相仿效，展开了一场屠杀竞赛。结果，最多的杀了九百人，有的杀了七百人，最少的也达到五百人。甚至有的流人是早年被放、而不是在武则天革命前后因罪流放的，也在这场杀人比赛中无辜毙命。武则天后来有所醒悟，制止了这种滥杀，下制规定：“被六道便所杀之家口未归者，并递还本管。”万国俊、刘光业等出使六人后来也都不得善终，不久相继惨死。
武则天逝世以后流行一种说法，认为遣使杀流人是她一种有意的安排，并乘机收拾外派的酷吏，达到灭绝流人和清除酷吏一箭双雕的目的。《资治通鉴考异》引唐人潘远《纪闻》载录了旨在说明武则天此种用意的这个故事。不过，其中穿凿的痕迹很明显，是在否定武则天的政治气氛下，利用了民间的一种传闻。杀流人事件，主要还是酷吏集团为了制造不稳定的气氛，以摆脱有可能被抛弃受整肃的被动局面而制造的。这是一场真正的阴谋。当然，武则天也要对此负主要责任。
但是，结束恐怖政治的步伐并末因此停止。第二年（长寿三，延载元，694年），来俊臣因贪污罪下狱，由御史中丞贬为殿中丞，九月再贬为同州参军。同时，酷吏王弘义也被流放琼州，紧接着被杖杀。
自来俊臣外贬之后，酷吏沉寂了几年。后来由于一桩谋反案，使酷吏复又猖撅了大约半年时间。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正月，箕州刺史刘思礼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的事件被明堂县尉吉顼得知。吉顼写状告诉了已调任合宫县尉的来俊臣，便其上疏告变。来俊臣重新受到重用。
刘思礼是太原元谋功臣刘世龙之侄。术士张憬藏看其相曰，当历箕州而位至太师。若先当上箕州刺史，然后太师之位亦可求得。于是刘思礼怂恿綦连耀阴结朝士图谋不轨，并暗定君臣之契。当时王勃之兄王勒任凤阁舍人兼知天官（吏部）侍郎事，负责官员选任，安排刘思礼做了箕州刺史。王之弟监察御史王助将此事告诉了吉顼，不料被揭发。
武则天让河内王武懿宗负责审查。武懿宗实际上也是一个未列入酷吏名单的大酷吏，自天授年间以来，多次审理大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仅次于周兴、来俊臣。他答应刘思礼，只要把朝中与自已不和的那些人都牵连进去，就可免死。结果刘思礼广引包括宰相李元素、孙元亨在内的海内名士三十六家，都被武懿宗屈打成招，全部族诛，亲党连坐被流放者达千余人。来俊臣因此得到了提升。
在此前后，来俊臣也迎来了他的末日。他与秋官侍郎皇甫文备诬告宰相李昭德谋反，昭德下狱。但他起用之后变本加厉，又进一步诬告武氏诸王、太平公主以及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哲，完全摆出了鱼死网破的拼命架势。
河东人卫逐忠首先揭发来俊臣的诬妄，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也乘机揭发其罪。在宰相王及善及新受信用的吉顼等人的劝说下，武则天批准了法司的判决，将来俊臣与李昭德同时弃市。李昭德之死当另有原因，而来俊臣被处决确实大快人心，仇家争啃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踏成泥。武则天迫于公众舆论，下制公布其罪恶，全家抄没。来俊臣问斩之后，党徒也都配流岭南，标志着酷吏政治的结束。
作品影响
唐朝酷吏来俊臣所撰的《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次必然的孽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
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
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
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集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
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何以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懂国人的心理必须要看古书啊，古人早已经总结好了世代不变的道理。据史载，整人专家周兴临死之际，看过《罗织经》自叹弗如，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罗织经》，冷汗迭出，却不敢喊冤；雄才女皇武则天面对《罗织经》，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遂生杀机。难怪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南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一部《罗织经》。”来俊臣、万国俊之流早已丧命，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害人哲学和封建遗毒并未彻底消亡。本着让世人认清奸人面目，识破恶人伎俩，存留历史真实，从反面认知人性的目的，我们在保留本书原貌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对全书作了逐段逐句的解释评议。为了让读者更深入、更形象地了解和识别恶人的手段，吸取教训，我们在每一释评之后，又根据史实，编写了相关的事典。这样使读者可以从反面汲取有益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世象中，能防诬反骗，识破伎俩，勿受其害，此为本书出版之目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奸人的“智慧”不可忽视。他们害人无数，一方面源于他们心狠手辣、无耻之极；另一方面，奸人的心机和手段实不乏“高明”。正直善良的人们如果小看了他们，难免会吃亏上当、遭其暗算。从这个意义上说，揭穿奸人的害人把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人们洞悉其奸，勿受其害。正所谓，防天花需种牛痘；只有了解邪恶，才能战胜邪恶。
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织经》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酷吏自己总结的书，对我们今天了解酷吏政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阅读这些文字能够使我们更感性的认识酷吏政治，从而更进一步的了解则天一朝的历史原貌。因此，不可否认，这部书还是有相当的史学价值的。
作者简介
来俊臣（651—697），是唐朝武则天武周时期的一名著名酷吏。来俊臣出生于公元651年，于公元697年逝世。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任侍御史、左御史中丞。少时凶险，不事生产，他因告密得武则天信任。他和羽党共撰《罗织经》，作为告密的典范，罗织人罪，陷害无辜。他们实行广泛的秘密侦查，集整人之大成，是请君入瓮的发明者。历史上最著名的酷吏，请君入瓮的发明者来俊臣所著；乃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孽生出来的集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是一部酷吏赤裸裸施酷行恶的告白。
谢选骏指出：看看杨坚、李渊、李世民、武则天的宫廷政变、受禅篡位的系列作为，看看想想当代中国政治的种种怪现象，许多不能理解的事情就能“立马”明白了。
2017年9月19日星期二
谢选骏：郭沫若捏造西周奴隶社会
《王肃作伪和郭沫若受骗背后的现实逻辑》（2014年4月3日《法人》）报道：
张军
湖北经济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出版有《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民国学人散说》《民国那些大师》等学术专著；另创作有《蒋介石五大主力兴亡实录》(大陆版、台湾版)《血战大武汉》《陈诚：1940-1943》(大陆版、台湾版)等多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2010年11月受哈佛大学邀请进行学术访问；2011年3月在凤凰卫视[微博]制作的纪录片《凤凰大视野·雄关漫道》中担任评说嘉宾。
当学术被乔装打扮并被用作某种利益工具时，它蒙住的是世人一时的眼睛，不可能是人们永久的心灵，真相必以本来面目示人
王肃是何许人？他作了什么伪？郭沫若是一代考古大家、学界泰斗，他受过谁的骗？他又因何而受骗？确实，要把这些弯弯绕绕的事情说清楚，还真得需要一点耐心。
官场势力何以让王肃以假乱真
先说说王肃的人和事。王肃字子雍，是东汉末年的著名经学家。那时候，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种不同的经学派别因对五经——《诗经》《尚书》《周易》《礼经》《春秋》的看法大相径庭，而争持不下。汉武帝时期，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提出“推明孔子，抑黜百家”。具体来说，也就是今文经学因此被立为官学，成为官方统治经学，盛极一时，而古文经学则门前冷落，势衰道微。
西汉末年，这一状况渐有改变。原因就在于，首先是古文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受令为国家整理图书，一批古文经学因此被整理了出来，加之刘歆与西汉末年掌握实权的外戚王莽关系很好，古文经学由此被立为官学，地位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这时期，古文经学出了一个超绝千古的大学问家郑玄。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此人年少时即喜爱经学，精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礼记》《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如此博学，他当然颇为自负，因而二十岁左右时，他即认为山东一带已无人能够教他，于是就干脆西入函谷关，师事马融。马融是当时的大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他为人旷达任性，不拘礼节。郑玄在马融门下共三年。郑玄学成回去之后，一方面授徒传经，弟子自四方来者多至数千人；另一方面则遍注群经，“所注《周易》《毛诗》《仪礼》《礼经》《春秋》《论语》《孝经》《尚书》《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古文经学一时在山东一带广为传播。
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治今文经学，学问极为广博，凡天文历象、草木虫鱼、礼乐制度、文教赋税、酒膳饮食、农商医卜等，无不了然于胸，且又能融会贯通，时人称他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界领袖，在流传至今的《十三经注疏》中，直接取用郑玄之笺注的就有四种，间接取用他所笺注的亦有两三种，特别是他笺注的《仪礼》《礼记》《周礼》，更为历代注解家所依重。
常言说，树大招风。郑玄的学术地位和成就，自然引起了王肃的不满和忌恨，王肃常常在自己的著述中故意与郑注唱反调，凡是郑注不同于他人解说的地方，王肃多采他人之说，以驳难郑玄。
不仅如此，王肃还依附政治力量来排挤郑玄的学说。当时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昭和司马炎势焰熏天，渐有取代曹魏皇权之势，而王肃的女儿又是司马昭的小妾，王肃遂依靠司马氏的力量，压制郑玄的学说，以便把自己抬到经学权威的位置。
更可恶的是，他为了彻底打败郑玄的学说，竟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孙之口，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圣证论》等，以为自己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孔子后代孔安国的名义，编造的《古文尚书》，经东晋豫章内史梅赜之手上奏朝廷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是真的。直到清代康熙时，考据学家阎若璩用他的深厚而扎实的功力，以一篇《尚书古文疏证》，才揭开了《古文尚书》的真面目。也就是说，王肃的伪书，骗了后人一千五百余年！
郭沫若受骗是出于政治需要吗
现在该说一说郭沫若上当的事了。
事情的起因是，197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其中新疆地区提供的两件文物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一件是背面为察合台文的诗笺，写有白居易的《卖炭翁》诗，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一件是作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诗，署“纥坎曼尔”。其一为《忆学字》：“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其二为《教子》：“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1309.30, -1.50, -0.11%)。早知书中黄金贵，高招明灯念五更。”其三为《诉豺狼》：“东家豺狼恶，食吾馕，饮吾血。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
据说，这两件文物是1959年10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同志，在若羌县米兰古城(唐时属安西都护府)考古时发现的。
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十年至十五年即公元815年至820年，也就是说，在一千一百年前的新疆，竟然有了反映民族感情融洽、反抗阶级压迫和学习进步诗人诗作的汉文抄件，这个影响该是何其巨大！
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同时又是历史研究巨擘的郭沫若当然欣喜异常。他在看过原件之后，就将这两件文书命名为《坎曼尔诗笺》，并于1971年12月19日写下《〈坎曼尔诗笺〉试探》(1972年4月30日又补写了两则“追忆”)一文，发表在《文物》1972年第2期上，《坎曼尔诗笺》由此成为轰动一时的考古界乃至整个学界的重大成果，《唐诗选》《全唐诗补逸》(孙望主编)、《全唐诗续补遗》(童养年主编)等均录入了“坎曼尔”创作的这三首诗，当时的中小学课本也选入此诗作，甚至后来的高考也将这些诗歌作为考题。
但盛名之下，质疑亦随之而来。先是历史学家张政琅认为，“坛”、“谷”等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推行的简化字，何以出现在唐朝？“东家”喻指“地主”也不是唐时的称谓。继而肖之兴于1980年11月18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坎曼尔诗笺〉年代的疑问》一文，认为“坎曼尔所写正楷，使用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体”；“馕”字作为简化字，出现很晚，民国时期编写的《辞源》《辞海》都没有收入该字；坎曼尔是“伊斯兰特有的名字”，而伊斯兰教直到十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传入新疆，如果坎曼尔真的是九世纪的新疆居民，怎么会提前取个伊斯兰教的名字呢？此外，肖之兴还提出，《坎曼尔诗笺》的背面是察合台文，它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才逐渐形成的文字，汉文书写应早于察合台文，但从诗笺书写的墨迹来看，汉字墨迹渗透了察合台文，书写时间应晚于察合台文，于理不符；且元和年间的前后相当长时期内，米兰为吐蕃人占据，回纥人尚未进入天山之南，此地既无汉人，又无回纥人，何来书写汉文诗的诗笺呢？！
应该说，张、肖二人的说法理由充足，推断合理，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和郭沫若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的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同。
此事直到十年后的1991年，中国社科院杨镰经过八年的调查取证，终将此事弄了个水落石出！原来，这两件所谓的文物确是作伪的“产品”，制造者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的L先生(真名叫李征)，参与者是其同事S先生(真名叫施惠昌，时任博物馆保管组负责人)，S先生在杨镰耐心劝说下，还写了一份作伪经过的说明(此时L先生已去世)，原文如下：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从西大桥搬到现址以后，L同志就曾叫我代抄过诗篇。大约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间，一次L来找，让我把一些诗句抄在两张纸上，他还把要抄的内容用另外一张纸写好给我看。抄这个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大约十年以后，想不到它竟成了‘文物’，印在书的封面上。他当年写诗的纸也没有保存下来。为了不继续贻误后人，我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杨镰同志。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我应L之求，无意中书写的”。
至此，所谓“坎曼尔诗笺”，真相大白！所有关于“坎曼尔诗笺”的疑团也因此烟消云散！
然而，另一个疑团却又在人们的心中陡地生起，那就是以郭沫若的学识和历史鉴别能力，这位甲骨文[微博]界的“四堂”之一(郭沫若、董作宾、王国维、罗振玉是甲骨文界的四位卓有影响的人物，因他们的字号中均有一个“堂”字，故有“四堂”之说)，何以栽在两张漏洞百出的残纸片上呢？
是他没有察觉到这中间的问题吗？看来不完全是。因为在《〈坎曼尔诗笺〉试探》中，就简体字问题，他已有所发现，不过却曲予周说道：“诗中有几个简笔字。如‘诗坛’‘五谷’等，从唐代以来一直流传到现代，民间简化汉字的生命力于此可见。”对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流传情况，郭沫若应该更有发言权，因为1971年，他曾出版过专著《李白与杜甫》。他应该和其他研究唐代文学的人一样都清楚：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接受，往往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比较、思考、过滤和认可的过程的。李白、杜甫在世时，他们在时人中的文学地位远没有今天这么高，李杜作为唐诗的最高成就的代表是宋朝以后的事，至于说白居易那就更在其次的了。也就是说，在李杜诗歌尚未时人所认可的情况下，一个维吾尔族诗人何以有如此高的鉴赏力和预判力，认定他们的诗作代表着唐诗的最高成就？且还李杜连称？这看来不是用郭沫若一时疏忽大意而受骗就能掩盖过去的，这里当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隐含其中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史学大家马失前蹄呢？现在人们的一个普遍看法就是：郭沫若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有意“受骗”的。此话怎讲？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自从中苏两党爆发“九论”之后，中苏两国的关系也随之恶化，双方之间边境冲突不断，中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苏联人的鼓动下蠢蠢欲动，不时制造紧张的民族关系，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抛出“中国的北界是万里长城，西界从来没有超出过甘肃和四川”的谬论，大有借机分裂中国的企图。
其次，从国内形势来看，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琴弦还紧绷着，反映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文艺作品还是“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主旋律，而《坎曼尔诗笺》的主体内容既符合民族团结、反击“苏修帝国主义”宣传的需要，又符合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的需要，自然会得到郭沫若的特别青睐。
正因如此，所以他对“坎曼尔”的三首诗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一首《忆学字》写祖父孙三代学汉文的经过。开头一句‘古来汉人为吾师’，表示了民族感情的融洽，甚素朴，非常动人。”“第二首《教子》是坎曼尔教训自己的儿子。把这首诗和前一首联系起来看，足见坎曼尔的祖孙父子四代都在学习汉文”。“元和十年上距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之死五十三年，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之死四十五年，而李杜的诗歌已为西域的兄弟民族所‘欣赏’，文化普及程度的深且广，难道不会使人大大地睁开眼睛吗？”“第三首《诉豺狼》是痛骂恶霸地主的诗，非常痛快，也非常尖锐，有声有色，诗没有押韵，但确是一首绝妙好辞。”
湖北经济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出版有《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民国学人散说》《民国那些大师》等学术专著；另创作有《蒋介石五大主力兴亡实录》(大陆版、台湾版)《血战大武汉》《陈诚：1940-1943》(大陆版、台湾版)等多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2010年11月受哈佛大学邀请进行学术访问；2011年3月在凤凰卫视[微博]制作的纪录片《凤凰大视野·雄关漫道》中担任评说嘉宾。
当学术被乔装打扮并被用作某种利益工具时，它蒙住的是世人一时的眼睛，不可能是人们永久的心灵，真相必以本来面目示人
王肃是何许人？他作了什么伪？郭沫若是一代考古大家、学界泰斗，他受过谁的骗？他又因何而受骗？确实，要把这些弯弯绕绕的事情说清楚，还真得需要一点耐心。
官场势力何以让王肃以假乱真
先说说王肃的人和事。王肃字子雍，是东汉末年的著名经学家。那时候，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种不同的经学派别因对五经——《诗经》《尚书》《周易》《礼经》《春秋》的看法大相径庭，而争持不下。汉武帝时期，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提出“推明孔子，抑黜百家”。具体来说，也就是今文经学因此被立为官学，成为官方统治经学，盛极一时，而古文经学则门前冷落，势衰道微。
西汉末年，这一状况渐有改变。原因就在于，首先是古文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受令为国家整理图书，一批古文经学因此被整理了出来，加之刘歆与西汉末年掌握实权的外戚王莽关系很好，古文经学由此被立为官学，地位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这时期，古文经学出了一个超绝千古的大学问家郑玄。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此人年少时即喜爱经学，精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礼记》《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如此博学，他当然颇为自负，因而二十岁左右时，他即认为山东一带已无人能够教他，于是就干脆西入函谷关，师事马融。马融是当时的大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他为人旷达任性，不拘礼节。郑玄在马融门下共三年。郑玄学成回去之后，一方面授徒传经，弟子自四方来者多至数千人；另一方面则遍注群经，“所注《周易》《毛诗》《仪礼》《礼经》《春秋》《论语》《孝经》《尚书》《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古文经学一时在山东一带广为传播。
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治今文经学，学问极为广博，凡天文历象、草木虫鱼、礼乐制度、文教赋税、酒膳饮食、农商医卜等，无不了然于胸，且又能融会贯通，时人称他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界领袖，在流传至今的《十三经注疏》中，直接取用郑玄之笺注的就有四种，间接取用他所笺注的亦有两三种，特别是他笺注的《仪礼》《礼记》《周礼》，更为历代注解家所依重。
常言说，树大招风。郑玄的学术地位和成就，自然引起了王肃的不满和忌恨，王肃常常在自己的著述中故意与郑注唱反调，凡是郑注不同于他人解说的地方，王肃多采他人之说，以驳难郑玄。
不仅如此，王肃还依附政治力量来排挤郑玄的学说。当时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昭和司马炎势焰熏天，渐有取代曹魏皇权之势，而王肃的女儿又是司马昭的小妾，王肃遂依靠司马氏的力量，压制郑玄的学说，以便把自己抬到经学权威的位置。
更可恶的是，他为了彻底打败郑玄的学说，竟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孙之口，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圣证论》等，以为自己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孔子后代孔安国的名义，编造的《古文尚书》，经东晋豫章内史梅赜之手上奏朝廷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是真的。直到清代康熙时，考据学家阎若璩用他的深厚而扎实的功力，以一篇《尚书古文疏证》，才揭开了《古文尚书》的真面目。也就是说，王肃的伪书，骗了后人一千五百余年！
郭沫若受骗是出于政治需要吗
现在该说一说郭沫若上当的事了。
事情的起因是，197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其中新疆地区提供的两件文物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一件是背面为察合台文的诗笺，写有白居易的《卖炭翁》诗，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一件是作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诗，署“纥坎曼尔”。其一为《忆学字》：“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其二为《教子》：“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1309.30, -1.50, -0.11%)。早知书中黄金贵，高招明灯念五更。”其三为《诉豺狼》：“东家豺狼恶，食吾馕，饮吾血。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
据说，这两件文物是1959年10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同志，在若羌县米兰古城(唐时属安西都护府)考古时发现的。
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十年至十五年即公元815年至820年，也就是说，在一千一百年前的新疆，竟然有了反映民族感情融洽、反抗阶级压迫和学习进步诗人诗作的汉文抄件，这个影响该是何其巨大！
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同时又是历史研究巨擘的郭沫若当然欣喜异常。他在看过原件之后，就将这两件文书命名为《坎曼尔诗笺》，并于1971年12月19日写下《〈坎曼尔诗笺〉试探》(1972年4月30日又补写了两则“追忆”)一文，发表在《文物》1972年第2期上，《坎曼尔诗笺》由此成为轰动一时的考古界乃至整个学界的重大成果，《唐诗选》《全唐诗补逸》(孙望主编)、《全唐诗续补遗》(童养年主编)等均录入了“坎曼尔”创作的这三首诗，当时的中小学课本也选入此诗作，甚至后来的高考也将这些诗歌作为考题。
但盛名之下，质疑亦随之而来。先是历史学家张政琅认为，“坛”、“谷”等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推行的简化字，何以出现在唐朝？“东家”喻指“地主”也不是唐时的称谓。继而肖之兴于1980年11月18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坎曼尔诗笺〉年代的疑问》一文，认为“坎曼尔所写正楷，使用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体”；“馕”字作为简化字，出现很晚，民国时期编写的《辞源》《辞海》都没有收入该字；坎曼尔是“伊斯兰特有的名字”，而伊斯兰教直到十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传入新疆，如果坎曼尔真的是九世纪的新疆居民，怎么会提前取个伊斯兰教的名字呢？此外，肖之兴还提出，《坎曼尔诗笺》的背面是察合台文，它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才逐渐形成的文字，汉文书写应早于察合台文，但从诗笺书写的墨迹来看，汉字墨迹渗透了察合台文，书写时间应晚于察合台文，于理不符；且元和年间的前后相当长时期内，米兰为吐蕃人占据，回纥人尚未进入天山之南，此地既无汉人，又无回纥人，何来书写汉文诗的诗笺呢？！
应该说，张、肖二人的说法理由充足，推断合理，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和郭沫若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的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同。
此事直到十年后的1991年，中国社科院杨镰经过八年的调查取证，终将此事弄了个水落石出！原来，这两件所谓的文物确是作伪的“产品”，制造者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的L先生(真名叫李征)，参与者是其同事S先生(真名叫施惠昌，时任博物馆保管组负责人)，S先生在杨镰耐心劝说下，还写了一份作伪经过的说明(此时L先生已去世)，原文如下：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从西大桥搬到现址以后，L同志就曾叫我代抄过诗篇。大约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间，一次L来找，让我把一些诗句抄在两张纸上，他还把要抄的内容用另外一张纸写好给我看。抄这个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大约十年以后，想不到它竟成了‘文物’，印在书的封面上。他当年写诗的纸也没有保存下来。为了不继续贻误后人，我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杨镰同志。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我应L之求，无意中书写的”。
至此，所谓“坎曼尔诗笺”，真相大白！所有关于“坎曼尔诗笺”的疑团也因此烟消云散！
然而，另一个疑团却又在人们的心中陡地生起，那就是以郭沫若的学识和历史鉴别能力，这位甲骨文[微博]界的“四堂”之一(郭沫若、董作宾、王国维、罗振玉是甲骨文界的四位卓有影响的人物，因他们的字号中均有一个“堂”字，故有“四堂”之说)，何以栽在两张漏洞百出的残纸片上呢？
是他没有察觉到这中间的问题吗？看来不完全是。因为在《〈坎曼尔诗笺〉试探》中，就简体字问题，他已有所发现，不过却曲予周说道：“诗中有几个简笔字。如‘诗坛’‘五谷’等，从唐代以来一直流传到现代，民间简化汉字的生命力于此可见。”对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流传情况，郭沫若应该更有发言权，因为1971年，他曾出版过专著《李白与杜甫》。他应该和其他研究唐代文学的人一样都清楚：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接受，往往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比较、思考、过滤和认可的过程的。李白、杜甫在世时，他们在时人中的文学地位远没有今天这么高，李杜作为唐诗的最高成就的代表是宋朝以后的事，至于说白居易那就更在其次的了。也就是说，在李杜诗歌尚未时人所认可的情况下，一个维吾尔族诗人何以有如此高的鉴赏力和预判力，认定他们的诗作代表着唐诗的最高成就？且还李杜连称？这看来不是用郭沫若一时疏忽大意而受骗就能掩盖过去的，这里当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隐含其中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史学大家马失前蹄呢？现在人们的一个普遍看法就是：郭沫若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有意“受骗”的。此话怎讲？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自从中苏两党爆发“九论”之后，中苏两国的关系也随之恶化，双方之间边境冲突不断，中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苏联人的鼓动下蠢蠢欲动，不时制造紧张的民族关系，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抛出“中国的北界是万里长城，西界从来没有超出过甘肃和四川”的谬论，大有借机分裂中国的企图。
其次，从国内形势来看，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琴弦还紧绷着，反映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文艺作品还是“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主旋律，而《坎曼尔诗笺》的主体内容既符合民族团结、反击“苏修帝国主义”宣传的需要，又符合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的需要，自然会得到郭沫若的特别青睐。
正因如此，所以他对“坎曼尔”的三首诗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一首《忆学字》写祖父孙三代学汉文的经过。开头一句‘古来汉人为吾师’，表示了民族感情的融洽，甚素朴，非常动人。”“第二首《教子》是坎曼尔教训自己的儿子。把这首诗和前一首联系起来看，足见坎曼尔的祖孙父子四代都在学习汉文”。“元和十年上距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之死五十三年，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之死四十五年，而李杜的诗歌已为西域的兄弟民族所‘欣赏’，文化普及程度的深且广，难道不会使人大大地睁开眼睛吗？”“第三首《诉豺狼》是痛骂恶霸地主的诗，非常痛快，也非常尖锐，有声有色，诗没有押韵，但确是一首绝妙好辞。”
对于“坎曼尔”所抄的《卖炭翁》，郭沫若认为，这“可能是《卖炭翁》新乐府存世最古抄件”。“元和十五年即公元820年，于时白居易(公元772-847年)还生存着，年四十八岁。白居易的诗在他生前已大受欢迎，远传至高丽和日本。相传新罗王愿以百多金购买白居易的一首诗，现在又得到西域坎曼尔的抄件，我看倒不仅价值百金，直可称为无价之宝了。”他进而赞扬道：“坎曼尔这位兄弟民族的古人是值得尊敬的，他既抄存了白居易有进步的意义的《卖炭翁》，又还有他自己做的痛骂恶霸地主的《诉豺狼》，有这双重保证，无论怎么说，他应该是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还有他那种民族融洽的感情也是高度令人感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在他的心坎中，看来是完全冰消雪化了。”
就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坎曼尔”，连同几首人为制作的《坎曼尔诗笺》，配合着政治宣传的需要，被论证成了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了，学术也成了骗术的代言人了。尽管我们不能说作伪者的原意就是坏的，它与今天许多做假文物以牟利也不同，郭沫若的受骗更有客观原因使然，然而，学术追求的是真，假的终究还是假的。当学术被乔装打扮并被用作某种利益的工具时，它蒙住的是世人一时的眼睛，不可能是人们永久的心灵，真相还是会以它的本来面目呈现给世人的。在这一点上，王肃作伪也好，郭沫若受骗也罢，其结果最终都是一样的。
就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坎曼尔”，连同几首人为制作的《坎曼尔诗笺》，配合着政治宣传的需要，被论证成了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了，学术也成了骗术的代言人了。尽管我们不能说作伪者的原意就是坏的，它与今天许多做假文物以牟利也不同，郭沫若的受骗更有客观原因使然，然而，学术追求的是真，假的终究还是假的。当学术被乔装打扮并被用作某种利益的工具时，它蒙住的是世人一时的眼睛，不可能是人们永久的心灵，真相还是会以它的本来面目呈现给世人的。在这一点上，王肃作伪也好，郭沫若受骗也罢，其结果最终都是一样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揭露郭沫若作伪始末，其实，郭沫若的作伪，主要领域还不在此，甚至不在甲骨文和其他考证，而在于“历史理论”方面。例如，郭沫若为了迎合毛泽东，竟然捏造了“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胡说。对此郭沫若劣迹，我早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发现了——
《古代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质疑郭沫若的史学研究》
［原编者按：本文是谢选骏先生 1972 年 10 月间的旧作，这是首次发表。中共建政后曾经多次发起有关 “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 的讨论，目的是用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强行肢解中国历史，以便为自己暴力夺权的行为制造理论根据。谢选骏这篇文章则指出中国先秦时代没有马克思所说的奴隶社会，而秦汉以后的社会主流却是马克思没有涉及的 “ 无封建的封建社会 ” 。因而本文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适用于中国。］
谢选骏
一，缘起
最近，我读了《红旗》杂志1972年7期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受到启发去思考一些问题，但读完之后察觉这篇短文对问题的解答其实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首先，该文谈到西周中叶有“五名奴隶等于一匹马加一束丝”的行情，因此得出西周亦是奴隶社会的结论。但是我们根据破四旧运动的扫荡所剩余下来的一些零星资料，也不难发现，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早在13世纪，经过自己的海外营业所，在威尼斯经营奴隶贸易，而奴隶主要是在外高加索收买的。但它那时已初具所谓“资产阶级国家的雏形”。可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竟然拥有大规模奴隶贸易，也肯定有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因为奴隶主是不会让奴隶们吃干饭的。我们不禁想知道：当时盛行奴隶贸易的意大利各个共和国，都是“奴隶制”的吗？而后来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是黑奴贸易的盛极一时，但史家们也并不因此而称北美殖民地或美利坚合众国为“奴隶制社会与奴隶制时代”，相反却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一定要依据奴役现象的存在，来定义西周是奴隶社会，是不是有些奇怪？是否有些没有“一视同仁”？
其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的社会制度在18世纪基本上被定义为“属于封建的”，但是其社会生活中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占有却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奴隶贸易和奴隶占有就是“奴隶制”的特征，那么，一个社会是否可以同时属于两个社会？因此可以叫做“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就像近代中国被叫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此推演下来，非洲、美洲和澳洲的土著民族是否生活在“四分之一原始社会、四分之一奴隶社会、四分之一封建社会、四分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中？
最后，18世纪下半叶俄国女皇卡德林二世在位时曾将80余万农奴赠予她的宠臣，当时俄国“国家农民”（类似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数量反不及“私人农奴”之多。但当时的俄国已被现代的研究者认为“处于封建制度即将灭亡”之时。有不少证据表明，西周的“奴隶”和俄国的“农奴”其实是一回事，正如俄国近代的农奴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是一回事──如果西周算是“奴隶社会”，那么欧洲中世纪为什么就一定是“封建社会”，为什么古希腊罗马就一定是“奴隶社会”，为什么古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之间就有了一个截然的“历史分期”？
首先，该文谈到西周中叶有“五名奴隶等于一匹马加一束丝”的行情，因此得出西周亦是奴隶社会的结论。但是我们根据破四旧运动的扫荡所剩余下来的一些零星资料，也不难发现，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早在13世纪，经过自己的海外营业所，在威尼斯经营奴隶贸易，而奴隶主要是在外高加索收买的。但它那时已初具所谓“资产阶级国家的雏形”。可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竟然拥有大规模奴隶贸易，也肯定有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因为奴隶主是不会让奴隶们吃干饭的。我们不禁想知道：当时盛行奴隶贸易的意大利各个共和国，都是“奴隶制”的吗？而后来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是黑奴贸易的盛极一时，但史家们也并不因此而称北美殖民地或美利坚合众国为“奴隶制社会与奴隶制时代”，相反却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一定要依据奴役现象的存在，来定义西周是奴隶社会，是不是有些奇怪？是否有些没有“一视同仁”？
其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的社会制度在18世纪基本上被定义为“属于封建的”，但是其社会生活中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占有却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奴隶贸易和奴隶占有就是“奴隶制”的特征，那么，一个社会是否可以同时属于两个社会？因此可以叫做“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就像近代中国被叫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此推演下来，非洲、美洲和澳洲的土著民族是否生活在“四分之一原始社会、四分之一奴隶社会、四分之一封建社会、四分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中？
最后，18世纪下半叶俄国女皇卡德林二世在位时曾将80余万农奴赠予她的宠臣，当时俄国“国家农民”（类似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数量反不及“私人农奴”之多。但当时的俄国已被现代的研究者认为“处于封建制度即将灭亡”之时。有不少证据表明，西周的“奴隶”和俄国的“农奴”其实是一回事，正如俄国近代的农奴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是一回事──如果西周算是“奴隶社会”，那么欧洲中世纪为什么就一定是“封建社会”，为什么古希腊罗马就一定是“奴隶社会”，为什么古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之间就有了一个截然的“历史分期”？
二，质疑之一
我们认为，西周封建制下的与秦汉官僚制下的奴隶交易和农奴拥有，其实与近代俄国和中世纪欧洲的上述情况有很大的类似。那么，能不能因西周甚至汉代仍有大量官奴、私奴的存在，而断其为“奴隶社会”？正如能不能因为美国与俄国有大量奴隶交易和农奴拥有而断其为“奴隶社会”呢？
平心而论，不论哪一个朝代，不论在哪一种经济基础之下，奴隶（指丧失自由或遭到无偿的强迫劳动者而言）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虏（希腊罗马尤其这样），其次为罪犯与囚徒，还有自卖者与被卖者。换句话，不论哪种经济基础都没有截然的分界，只有大体的政治概念上的分类而已。就连近代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白奴”，白奴不是种族奴役的产物，不是殖民地的产物，而是债务奴隶。后来经过司法改革，欠债的无赖可以坐牢，从而成为公共奴隶，但不可以成为私人奴隶。在后来，欠债而无其它违法行为的，也无须坐牢，所以现在谋求破产保护的人数急剧增加，不少无赖甚至故意这样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即使如此，监狱里的罪犯还是没有自由，我们是否可以根据监狱里的奴役现象来定义现代社会为“半奴隶社会”呢？可见“奴隶”这词的字义也在不断更新，“奴隶制”的根本定义似乎也不容易捉摸了。“奴隶制”如此，“封建制”也经常被弄得模棱两可。例如下文即将谈到的“无封建的封建制”就是这样。
但社会发展史上究竟有无一条“普遍真理”呢？这正是郭沫若的文中所谈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与封建农奴的原则区别，不很显著。”但事实既然不很显著，那么如何作出这一区别并进而作出定义呢。郭沫若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来作为论据说明问题：“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对此仔细体会了许久，仍是不得要领。
恩格斯曾经写道：“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马恩全集21卷450页）这样看来，农业奴隶主与封建主的区别，就更小了。其实在一个民族内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间的经济分野皆非截然的，甚至现代社会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那就是监狱制度和强迫劳动，但不能因此说现代社会也是“奴隶制”的。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错综复杂，那么如何定义一个社会的“制度”呢？理论家们认为，这就须看“主流”。结果国家本质取决于政治革命的分野。即使在奴隶制的罗马国内，封建的生产关系也在滋长着，不过无一个政治与社会的革命来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尽管罗马末期有许多封建性因素，但罗马帝国仍只能算奴隶制国家了。于是恩格斯的上述教导被作为研讨这一问题的宗旨，一切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取得土地既是封建主义的特征，而不是奴隶制的特征，那么根据周初的论工行赏的分封土地就足以证明周代是封建制国家，因为奴隶制国家是不该把“土地与农奴的封赏”列为主要的统治方法的。
平心而论，不论哪一个朝代，不论在哪一种经济基础之下，奴隶（指丧失自由或遭到无偿的强迫劳动者而言）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虏（希腊罗马尤其这样），其次为罪犯与囚徒，还有自卖者与被卖者。换句话，不论哪种经济基础都没有截然的分界，只有大体的政治概念上的分类而已。就连近代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白奴”，白奴不是种族奴役的产物，不是殖民地的产物，而是债务奴隶。后来经过司法改革，欠债的无赖可以坐牢，从而成为公共奴隶，但不可以成为私人奴隶。在后来，欠债而无其它违法行为的，也无须坐牢，所以现在谋求破产保护的人数急剧增加，不少无赖甚至故意这样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即使如此，监狱里的罪犯还是没有自由，我们是否可以根据监狱里的奴役现象来定义现代社会为“半奴隶社会”呢？可见“奴隶”这词的字义也在不断更新，“奴隶制”的根本定义似乎也不容易捉摸了。“奴隶制”如此，“封建制”也经常被弄得模棱两可。例如下文即将谈到的“无封建的封建制”就是这样。
但社会发展史上究竟有无一条“普遍真理”呢？这正是郭沫若的文中所谈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与封建农奴的原则区别，不很显著。”但事实既然不很显著，那么如何作出这一区别并进而作出定义呢。郭沫若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来作为论据说明问题：“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对此仔细体会了许久，仍是不得要领。
恩格斯曾经写道：“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马恩全集21卷450页）这样看来，农业奴隶主与封建主的区别，就更小了。其实在一个民族内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间的经济分野皆非截然的，甚至现代社会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那就是监狱制度和强迫劳动，但不能因此说现代社会也是“奴隶制”的。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错综复杂，那么如何定义一个社会的“制度”呢？理论家们认为，这就须看“主流”。结果国家本质取决于政治革命的分野。即使在奴隶制的罗马国内，封建的生产关系也在滋长着，不过无一个政治与社会的革命来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尽管罗马末期有许多封建性因素，但罗马帝国仍只能算奴隶制国家了。于是恩格斯的上述教导被作为研讨这一问题的宗旨，一切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取得土地既是封建主义的特征，而不是奴隶制的特征，那么根据周初的论工行赏的分封土地就足以证明周代是封建制国家，因为奴隶制国家是不该把“土地与农奴的封赏”列为主要的统治方法的。
三，质疑之二
退一步讲，如把周初的大封建解释为“部落殖民”，也是不妥的。首先，原始部落并不懂得也无能力进行有计划的殖民，他们只会本能的掠取和占领较富庶的地区，而非有意识地展开殖民活动。其次，殖民开始于城市文明，以古希腊罗马而论，殖民有两种：1、由国家推行，在于解决内部矛盾与增加国家能力，预防外部敌人的威胁入侵等等。2、人民自行集合，由于生活艰难而寻找出路所致。但不论是前后哪种类型，殖民地即使在名义上都不是“总督”的私产。总督只是中央行政的代表而已：与周初的大封建有天渊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大封建不是委任管理，而是论功封赏。总督再有全权，显然不包括主权，毕竟与公侯伯子男的主权在握相去甚远。且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民间往来甚密，不像周初王室与封侯各国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官方层面的。周初大封建则与欧洲日耳曼中世纪初叶封建领主对其附庸大加封赏有本质的类似。
而所谓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在殷周时代是土地国有制，“国有”这个概念，往往指“政权所有制”，如“国王所有”、“全民所有”等。像殷代的“国有”可能表现为“全民（公社）所有”；在周初则表现为“国王（天子）所有”。殷代的全民所有与近代的全民所有，形式不尽相同，但同样不是私人占有；而是组织占有、单位占有。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是组织的区别、单位的区别。
周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这是典型的封建制，不同于秦汉到清末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是允许土地买卖、人口流动的。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内部，并不存在欧洲意义的“自由民阶级”；即使奴隶主也缺乏欧洲意义的法权保障。但无论如何，允许土地买卖、人口流动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比起不允许土地买卖、人口流动的封建制，还是拥有较多的自由；社会各个阶级由于商业关系和金钱的润滑作用，也较为平等。
大封建不是委任管理，而是论功封赏。总督再有全权，显然不包括主权，毕竟与公侯伯子男的主权在握相去甚远。且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民间往来甚密，不像周初王室与封侯各国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官方层面的。周初大封建则与欧洲日耳曼中世纪初叶封建领主对其附庸大加封赏有本质的类似。
而所谓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在殷周时代是土地国有制，“国有”这个概念，往往指“政权所有制”，如“国王所有”、“全民所有”等。像殷代的“国有”可能表现为“全民（公社）所有”；在周初则表现为“国王（天子）所有”。殷代的全民所有与近代的全民所有，形式不尽相同，但同样不是私人占有；而是组织占有、单位占有。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是组织的区别、单位的区别。
周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这是典型的封建制，不同于秦汉到清末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是允许土地买卖、人口流动的。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内部，并不存在欧洲意义的“自由民阶级”；即使奴隶主也缺乏欧洲意义的法权保障。但无论如何，允许土地买卖、人口流动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比起不允许土地买卖、人口流动的封建制，还是拥有较多的自由；社会各个阶级由于商业关系和金钱的润滑作用，也较为平等。
四，质疑之三
相对于欧洲的法治传统，人治的中国在殷周间所谓“百工”、“百官”者，不仅是国家与王朝的官职，而且是为领主们管理庄园与手工业的高级家奴，这一特点在比殷周更为原始的近代彝族社会也可看出。不论殷代可能的“奴隶制”与西周的典型“封建制”，其官僚阶级与“百官”职能和秦汉以后官僚社会的官僚阶级与“百官”职能，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秦汉之前的中国是类似欧洲与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那样的封建社会。在先秦的官僚阶层和王权之间的封建贵族，在秦汉以后基本上荡然无存。
对现代彝族社会的观察，可知黑彝（主人）和白彝（奴隶）的对比是15％与85％之分。最初多数奴隶主之间并无统一的领袖，更谈不上领袖的“专制”了。黑彝（主人）和白彝（奴隶）之分基于种族区别，因此在理论上，每个自由民都可以成为奴隶主；奴隶主只能在其份内行使权力。对殷周的考古也可多少印证：主人与奴隶的区别和种族背景有关，主要不是起源于阶级分化。
在我们看来，阶级斗争很可能是在种族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相反，“是阶级斗争造成了民族斗争”。对外征服导致对内压迫，日后，由于对内（被俘的敌人即奴隶）阶级斗争、对外（尚未被俘的奴隶即敌人）民族斗争的加剧，需要统一首领以保障主人的私有财产，因此强有力的大奴隶主作为首领才出现了。形式多异、内容实同的对外目标，是无论怎样伟大的首领都不得不盯视的。
在这种意义上，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没有分封土地的惯例，其掠夺对象主要是奴隶而非土地。且以某一民族或是奴隶主集团为权力中心，因而很少出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向心现象。否则，为什么周灭殷后即使给予“殷顽”许多土地及奴隶而没有进行暴力专政，殷顽仍是积极反抗，不肯就范呢？因为他们过去就是有土地、有奴隶的统治民族，所以不满意殷亡后被剥夺的处境。
其实就从殷王对于农业生产的参与和关心来说，也可说明他和庄园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他本人就是大庄园之主。可以想见他的领地一定很大，而领地一大，他就不会亲自下田了，正如现代的无产阶级领袖也不会自己劳动的。如把殷末土地实际上的私有制、伴随奴隶掠夺而来的私有制解释成马克公社式的东西是不科学的，无论如何马克公社不发达的生产力，既不能供应奴隶主中央们的挥霍，也不够支付边区扩张的战费。马克公社的普遍存在和理论家们所说的“庞大的专制王权”（殷末），也是不相适应的。
对现代彝族社会的观察，可知黑彝（主人）和白彝（奴隶）的对比是15％与85％之分。最初多数奴隶主之间并无统一的领袖，更谈不上领袖的“专制”了。黑彝（主人）和白彝（奴隶）之分基于种族区别，因此在理论上，每个自由民都可以成为奴隶主；奴隶主只能在其份内行使权力。对殷周的考古也可多少印证：主人与奴隶的区别和种族背景有关，主要不是起源于阶级分化。
在我们看来，阶级斗争很可能是在种族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相反，“是阶级斗争造成了民族斗争”。对外征服导致对内压迫，日后，由于对内（被俘的敌人即奴隶）阶级斗争、对外（尚未被俘的奴隶即敌人）民族斗争的加剧，需要统一首领以保障主人的私有财产，因此强有力的大奴隶主作为首领才出现了。形式多异、内容实同的对外目标，是无论怎样伟大的首领都不得不盯视的。
在这种意义上，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没有分封土地的惯例，其掠夺对象主要是奴隶而非土地。且以某一民族或是奴隶主集团为权力中心，因而很少出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向心现象。否则，为什么周灭殷后即使给予“殷顽”许多土地及奴隶而没有进行暴力专政，殷顽仍是积极反抗，不肯就范呢？因为他们过去就是有土地、有奴隶的统治民族，所以不满意殷亡后被剥夺的处境。
其实就从殷王对于农业生产的参与和关心来说，也可说明他和庄园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他本人就是大庄园之主。可以想见他的领地一定很大，而领地一大，他就不会亲自下田了，正如现代的无产阶级领袖也不会自己劳动的。如把殷末土地实际上的私有制、伴随奴隶掠夺而来的私有制解释成马克公社式的东西是不科学的，无论如何马克公社不发达的生产力，既不能供应奴隶主中央们的挥霍，也不够支付边区扩张的战费。马克公社的普遍存在和理论家们所说的“庞大的专制王权”（殷末），也是不相适应的。
五，思考之一
使得人们误认先秦中国也是“奴隶制”国家，可能是由于某些历史现象的相似性造成的错觉。尽管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民族的多种条件如国际交往、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地理环境、人口物产皆有差异，但相对于它们之间的民族如印度次大陆、两河流域、北非等地宗教传统占据上风而言，中国和欧洲的政治传统和历史意识确实相对突出。
举出一个例子。
古代罗马社会发展，表现在政治上分为三大阶段，即王政时代、共和时代、专政时代。我认为同样被目为“奴隶社会”的殷代和先殷时代，也存在三个类似的阶段：
1、王政时代：类似于罗马的王政时代，殷代王政时代的传说成分也是压倒一切的。其大致为商汤及其前代的数百年间，也包括传说中的夏代。王政时代的奴隶掠夺战争可能还不致于太激烈；但随着奴隶掠夺战争的日趋激烈化，“王政制”即酋长制，将被“共和制”即多酋长制代替。因为“王政”时代掠奴战争不致太激烈化，所以有可能同时出现几个王政国家。例如殷和先殷可能并存过几个王政制国家，严格的说就是酋长制下的部落。
例如──
A、“有易杀殷侯子亥”，可能就是当时的一场“国际战争”。（《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B、“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可能就是当时的三国演义。（据《竹书纪年》：“帝泄元年辛未，帝即位。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殷人报焉。”）
C、“伐蒙山有施氏进妹喜”，可能就是当时的“国际和亲”。（《国语·晋语一》说：“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D、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竹书纪年》帝癸三十一。《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商颂》笺：“昆吾、夏桀同时诛也。”详孔疏。《尚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
在先秦，所谓“侯”与“夷”，多指其它部落而言。尤其先殷时代频繁的奴隶掠夺战争，是文明累积的必要前提，存留迄今的古代战争的零星记载，可以印证这一点。而“王政”其实就是要限制奴隶掠夺战争，缔造更为普遍的秩序，更为和平的秩序，那就是贸易与交换的秩序。这一秩序在商汤时达到顶点。所以殷人被称为“商”也许不是偶然的，“商”而非“战”，正是对于奴隶制度的限制，正是王政时代的要素。
2、共和时代：殷代共和显然不同于罗马共和，有其实而无其名，主要体现为各个贵族领主之间的势力均衡。力量的均势造成了王政的衰落和实际上的共和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寡头政治，和二十世纪的中国有某种相似。这种格局下的“王”，处于无权与徒有虚名的地位，和二十世纪的“人民”有某种相似。殷代共和大致在殷初至殷中叶即商汤之孙太甲到小乙之间的400余年间，这期间古代酋长的王政制崩溃了。可以想见，由于殷代“奴隶制”比古罗马奴隶制更为原始，且文明程度也不像后者那样因为吸取了诸多先进民族的现成文化而显得较高。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贵族领主的共和与支持，“伊尹放逐太甲”是如何进行的，而太甲最终得以还都又作何解释？显然，伊尹和太甲各自得到了一些高级贵族的坚定支持。随着文明的扩张和内外矛盾的尖锐化，国家需要加强，因此帝制将代之而兴矣。例如：伊尹放逐太甲，且太甲复归后依然事事以保衡马首是瞻，意味着王权的投降。王位虽未倾覆，却向权臣们屈服了。随后数百年战争，都是王权不振的结果。而要振兴王权，就必须除掉权臣伊尹。所以关于伊尹的命运，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竹书纪年》说，太甲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但沈约的按语却说：“伊尹自立，盖误以摄政为真尔。”）七年，王濳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但沈约的按语又说：“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参照《竹书纪年》沃丁八年“祠保衡”的记载，沈约的说法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
3、帝国时代：由武丁至帝辛间的200余年间，此时君权加强，到殷末时即使政治危机尚未到来，但这时君权也已达到高点。由于蛮族不堪压迫和对领土的要求，便联合起来武装入侵商朝。连年战争和狂饮乱舞削弱了帝国，国家就从顶点一下子跌落。虽然殷代没有古罗马那样的“奴隶制”，但要一下子消灭它也是不容易的。例如殷顽就大有人在。鉴于此，周人便并行了两种经济制度，分别管制殷顽及其盟友和周人自己的封建体系，作为“帝国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前者如王师克鬼方（《竹书纪年》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五十年，征豕韦，克之。”（《竹书纪年》）正如郭沫若所说：“在他（周文王）的祖父（即古公亶父）的一代，周人还是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并没有怎样进步的文化，就是文王尽管是一族的长者，而他还亲自看牛放马，种田打杀。”（《青铜时代》71页）可见关于周初的文治武功，多少含有周朝末年甚至是现代人的理想成分。其实那时的民族是只会按照自己当时的面目，而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理论去改造世界的。
举出一个例子。
古代罗马社会发展，表现在政治上分为三大阶段，即王政时代、共和时代、专政时代。我认为同样被目为“奴隶社会”的殷代和先殷时代，也存在三个类似的阶段：
1、王政时代：类似于罗马的王政时代，殷代王政时代的传说成分也是压倒一切的。其大致为商汤及其前代的数百年间，也包括传说中的夏代。王政时代的奴隶掠夺战争可能还不致于太激烈；但随着奴隶掠夺战争的日趋激烈化，“王政制”即酋长制，将被“共和制”即多酋长制代替。因为“王政”时代掠奴战争不致太激烈化，所以有可能同时出现几个王政国家。例如殷和先殷可能并存过几个王政制国家，严格的说就是酋长制下的部落。
例如──
A、“有易杀殷侯子亥”，可能就是当时的一场“国际战争”。（《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B、“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可能就是当时的三国演义。（据《竹书纪年》：“帝泄元年辛未，帝即位。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殷人报焉。”）
C、“伐蒙山有施氏进妹喜”，可能就是当时的“国际和亲”。（《国语·晋语一》说：“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D、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竹书纪年》帝癸三十一。《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商颂》笺：“昆吾、夏桀同时诛也。”详孔疏。《尚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
在先秦，所谓“侯”与“夷”，多指其它部落而言。尤其先殷时代频繁的奴隶掠夺战争，是文明累积的必要前提，存留迄今的古代战争的零星记载，可以印证这一点。而“王政”其实就是要限制奴隶掠夺战争，缔造更为普遍的秩序，更为和平的秩序，那就是贸易与交换的秩序。这一秩序在商汤时达到顶点。所以殷人被称为“商”也许不是偶然的，“商”而非“战”，正是对于奴隶制度的限制，正是王政时代的要素。
2、共和时代：殷代共和显然不同于罗马共和，有其实而无其名，主要体现为各个贵族领主之间的势力均衡。力量的均势造成了王政的衰落和实际上的共和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寡头政治，和二十世纪的中国有某种相似。这种格局下的“王”，处于无权与徒有虚名的地位，和二十世纪的“人民”有某种相似。殷代共和大致在殷初至殷中叶即商汤之孙太甲到小乙之间的400余年间，这期间古代酋长的王政制崩溃了。可以想见，由于殷代“奴隶制”比古罗马奴隶制更为原始，且文明程度也不像后者那样因为吸取了诸多先进民族的现成文化而显得较高。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贵族领主的共和与支持，“伊尹放逐太甲”是如何进行的，而太甲最终得以还都又作何解释？显然，伊尹和太甲各自得到了一些高级贵族的坚定支持。随着文明的扩张和内外矛盾的尖锐化，国家需要加强，因此帝制将代之而兴矣。例如：伊尹放逐太甲，且太甲复归后依然事事以保衡马首是瞻，意味着王权的投降。王位虽未倾覆，却向权臣们屈服了。随后数百年战争，都是王权不振的结果。而要振兴王权，就必须除掉权臣伊尹。所以关于伊尹的命运，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竹书纪年》说，太甲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但沈约的按语却说：“伊尹自立，盖误以摄政为真尔。”）七年，王濳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但沈约的按语又说：“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参照《竹书纪年》沃丁八年“祠保衡”的记载，沈约的说法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
3、帝国时代：由武丁至帝辛间的200余年间，此时君权加强，到殷末时即使政治危机尚未到来，但这时君权也已达到高点。由于蛮族不堪压迫和对领土的要求，便联合起来武装入侵商朝。连年战争和狂饮乱舞削弱了帝国，国家就从顶点一下子跌落。虽然殷代没有古罗马那样的“奴隶制”，但要一下子消灭它也是不容易的。例如殷顽就大有人在。鉴于此，周人便并行了两种经济制度，分别管制殷顽及其盟友和周人自己的封建体系，作为“帝国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前者如王师克鬼方（《竹书纪年》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五十年，征豕韦，克之。”（《竹书纪年》）正如郭沫若所说：“在他（周文王）的祖父（即古公亶父）的一代，周人还是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并没有怎样进步的文化，就是文王尽管是一族的长者，而他还亲自看牛放马，种田打杀。”（《青铜时代》71页）可见关于周初的文治武功，多少含有周朝末年甚至是现代人的理想成分。其实那时的民族是只会按照自己当时的面目，而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理论去改造世界的。
六，思考之二
古罗马发展史上有王政、共和、帝国三阶段，使得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发展完全。不像殷代文明的发展遭到周人的外来征服的强行中断，因此相对十分原始。考其原因，无非是外国的先进文化由于地理障碍等原因，没有能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所幸世界历史上除了中国几乎无一民族国家能从原始社会连续地发展到现代社会，几乎所有民族与国家比较灿烂的只是一个时期、处在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之下。像那些曾经给与欧洲国家的发展以重大影响的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等“奴隶制”国家，都比古希腊与罗马社会来的原始，可见吸收外国现成的文化比单独自己创造文化，其进步要快速得多。
中国先秦的井田制与分封制度，正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初的庄园制与封建制度。两者同样是在“多民族”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发展过程与其结果则存在“小异”。郭沫若文中也谈到，列国兼并、诸侯国内阶级斗争的剧烈情景，也正与英国12世纪封建王权的加强相类似，不过前者表现为诸侯间的兼并、以达统一，后者表现为由王权去达到统一。实质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要求打破封建状态。析其不同的原因，因为中国地大，能力不大的周室反能控制小片发达地区。以致大片不发达地区（控制权在诸侯）发达后，即在多方面超过周室，以致王室不能驾驱；英国地小，王室得以控制大片土地以战胜诸侯。此外，欧洲封建制的崩溃是由于城市的发展，周代末期的春秋时代，封建制的崩溃是由于农业的广泛发展，荒地的大量开垦使得诸侯势力的发展出现失衡。以致周朝王室不能像欧洲王室那样去利用封建领主与“第三阶级”的矛盾来扩充王权。
那时的中国是先秦封建制与秦以后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交替的时代，虽然将齐国的商业都会临淄，在前期发展和后期发展的两种状况来断言那就是革命前与革命后的两种状况并无充分根据，但仍可想象在先秦社会发生过封建制向无封建的封建社会的转化过程。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文说，“春秋和战国之交，恰好是古代社会的发展由量变与到质变的时期，当时的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天子倒楣了，诸侯起来，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来，卿大夫倒楣了，陪臣执国命，一直发展到陈胜、吴广以农民起义而称王。刘邦、项羽以破产户和游手好闲者而做到霸王与皇帝，在历史舞台上短短的两百多年间，翻腾着轩然大波，这决不是什么和平过渡”；但在我们看来，这也完全可以是封建制向无封建的封建社会的革命脉动，而不必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巨大变造。
其主要原因，与其说是资本活动的增加、商业的繁荣所致，不如说是列国争霸所致。否则，如何解释秦汉以后中国社会资本活动和商业繁荣的持续增加，却再也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呢？
中国先秦的井田制与分封制度，正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初的庄园制与封建制度。两者同样是在“多民族”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发展过程与其结果则存在“小异”。郭沫若文中也谈到，列国兼并、诸侯国内阶级斗争的剧烈情景，也正与英国12世纪封建王权的加强相类似，不过前者表现为诸侯间的兼并、以达统一，后者表现为由王权去达到统一。实质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要求打破封建状态。析其不同的原因，因为中国地大，能力不大的周室反能控制小片发达地区。以致大片不发达地区（控制权在诸侯）发达后，即在多方面超过周室，以致王室不能驾驱；英国地小，王室得以控制大片土地以战胜诸侯。此外，欧洲封建制的崩溃是由于城市的发展，周代末期的春秋时代，封建制的崩溃是由于农业的广泛发展，荒地的大量开垦使得诸侯势力的发展出现失衡。以致周朝王室不能像欧洲王室那样去利用封建领主与“第三阶级”的矛盾来扩充王权。
那时的中国是先秦封建制与秦以后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交替的时代，虽然将齐国的商业都会临淄，在前期发展和后期发展的两种状况来断言那就是革命前与革命后的两种状况并无充分根据，但仍可想象在先秦社会发生过封建制向无封建的封建社会的转化过程。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文说，“春秋和战国之交，恰好是古代社会的发展由量变与到质变的时期，当时的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天子倒楣了，诸侯起来，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来，卿大夫倒楣了，陪臣执国命，一直发展到陈胜、吴广以农民起义而称王。刘邦、项羽以破产户和游手好闲者而做到霸王与皇帝，在历史舞台上短短的两百多年间，翻腾着轩然大波，这决不是什么和平过渡”；但在我们看来，这也完全可以是封建制向无封建的封建社会的革命脉动，而不必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巨大变造。
其主要原因，与其说是资本活动的增加、商业的繁荣所致，不如说是列国争霸所致。否则，如何解释秦汉以后中国社会资本活动和商业繁荣的持续增加，却再也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呢？
七，思考之三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由于政治统一的时间远远大于地方自治的时间，工商阶级即使在商业活动中也无法获得独立的、主导的地位，而不得不听凭政治领导如土地领主和军阀势力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也使得中国的地主、官僚兼有欧洲商人的特点，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些特点对后代中国的发展，影响颇大，不能忽视。
表现在土地关系上则为废除多级领主间的赏赐制度（实由分封领土──分取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而得以自由买卖（一般而论，封建制的土地不得买卖）为资本的发展在农村打下了基础。如果不承认以上事实，则对于中国秦汉以后2000余年“无封建的封建社会”难于理解。
例如王莽政权，正是鉴于西汉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土地可买卖、人口可流动而导致的中间阶层消解、社会两极分化，为了缓解社会僵硬化的趋势，而实施了一些“社会主义改造”。后来中国特有的土地危机，每每激发这样的企图：恢复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开始消亡的封建社会主义如井田制。结果即使得逞于一时，也终因时迁事异而遭惨败。所谓“得逞于一时”，也是借助于蛮族入侵的，如五胡尤其是鲜卑的均田制，以及蒙古和满洲的圈地运动（以及日本的军管和苏联的国营）。而像西晋的分封诸王由于缺乏这样的蛮族社会基础，很快就导致“八王之乱”的政治惨剧。
此外，周代还确立了父终子及且是长子继承的传位法，这象征着封建制的金字塔结构以王权作为自己的冠冕。而在殷代，只是在它的末期才确立了父终长子继承的习惯，而此前兄终弟及甚至王族内婚的传位法一直都是根深蒂固的。那时的君王本身负有军事掠夺战争的直接任务，这就要求比较有能力的王族中人来担任君王，而不像后代那样平庸的皇帝可用宰臣辅佐。随着社会专业化程度的上升，西周的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已彻底瓦解了，战国兼并战是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的综合斗争。最后导致“无封建的封建社会”的来到。
世界多民族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多歧多异的，因多种发展条件不同，就更显千变万化、不可捉摸了。即使“从野蛮到文明”这一主轴的发展进程及其形式，也并不确定。文明经常倒退，黑暗战胜光明。不论急缓、长短、明显、暧昧，生死往复的机会大体上其实是均等的。
表现在土地关系上则为废除多级领主间的赏赐制度（实由分封领土──分取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而得以自由买卖（一般而论，封建制的土地不得买卖）为资本的发展在农村打下了基础。如果不承认以上事实，则对于中国秦汉以后2000余年“无封建的封建社会”难于理解。
例如王莽政权，正是鉴于西汉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土地可买卖、人口可流动而导致的中间阶层消解、社会两极分化，为了缓解社会僵硬化的趋势，而实施了一些“社会主义改造”。后来中国特有的土地危机，每每激发这样的企图：恢复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开始消亡的封建社会主义如井田制。结果即使得逞于一时，也终因时迁事异而遭惨败。所谓“得逞于一时”，也是借助于蛮族入侵的，如五胡尤其是鲜卑的均田制，以及蒙古和满洲的圈地运动（以及日本的军管和苏联的国营）。而像西晋的分封诸王由于缺乏这样的蛮族社会基础，很快就导致“八王之乱”的政治惨剧。
此外，周代还确立了父终子及且是长子继承的传位法，这象征着封建制的金字塔结构以王权作为自己的冠冕。而在殷代，只是在它的末期才确立了父终长子继承的习惯，而此前兄终弟及甚至王族内婚的传位法一直都是根深蒂固的。那时的君王本身负有军事掠夺战争的直接任务，这就要求比较有能力的王族中人来担任君王，而不像后代那样平庸的皇帝可用宰臣辅佐。随着社会专业化程度的上升，西周的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已彻底瓦解了，战国兼并战是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的综合斗争。最后导致“无封建的封建社会”的来到。
世界多民族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多歧多异的，因多种发展条件不同，就更显千变万化、不可捉摸了。即使“从野蛮到文明”这一主轴的发展进程及其形式，也并不确定。文明经常倒退，黑暗战胜光明。不论急缓、长短、明显、暧昧，生死往复的机会大体上其实是均等的。
八，比较之一
本来，如按希腊的先例，部落社会的多利斯人侵入克里特、迈锡尼等奴隶制国家以后，继续其旧制发展，也如落后的满清入侵先进的明朝以后，继续其旧制发展──落后的周人征服并接管了先进的殷朝统治，仍将在其旧制的基础上向前继续发展。很难设想，落后的周人能够“在奴隶制的基础迅速发展出先进的封建制来”。因为这在“社会发展”的逻辑上无法讲通。因此范文澜主张殷代是奴隶制、西周是封建制，在“社会发展”的逻辑上无法讲通。尤其考虑到，即使殷代存在“奴隶制”，也比罗马奴隶制原始，其发展与危机无法与罗马的高度成熟相提并论；甚至没有企及克里特与迈锡尼奴隶制的发展程度。
恩格斯所说：“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提高到普及地位，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立叶最早指出的，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因此之故，这种形式大大胜过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切不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又归功于什么呢？”（《马恩全集》21卷，177－178页）但是这种“野蛮带来解放”的情况，恐怕只是一种理论家的想象，否则成吉思汗就是文明人类的最大功臣了。事实上，野蛮带来的就是野蛮，而不是解放。流动的多利斯人野蛮地摧毁迈锡尼文明，不像周人毕竟臣服在殷朝之下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入主中原，这种差别多少有点像蒙古人与满洲人的差别。
殷代自武丁以后中央政权就渐失天威，即使青铜器也显示出颓败的风格，可以想见统一的文化、军事、经济、政治等中心并不稳定。由于殷代文明尚未发展到成熟和腐败的地步；并且周人少，殷人多，周治殷更加不易。周人采用殷朝及其与国较能接受的封建制（分封农奴连同土地给大姓大族），而不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消灭殷朝“多士”的特权，确立了中国政治的妥协传统。为了降低反抗，需要一个越长越好的过渡期，这过渡期当在穆王时结束。可以说，周初的“分封”便由此而产生了，到周穆王以后更加确立起来。
以下取自《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的大事记，可以看出殷末周初各个“封建国家”之间的角逐：
太丁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历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王嘉季历之功，锡之圭瓒、秬鬯，九命为伯，既而执诸塞库。季历困而死，因谓文丁杀季历。
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邘侯。
九年，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作琼室，立玉门。
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游于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
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发营镐。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周文王）薨。
四十四年，西伯发（周武王）伐黎。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孟津而还。王囚箕子，杀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师次于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从周师伐殷。（《唐书历志》引《纪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
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命监殷。遂狩于管。作《大武乐》。
十三年，巢伯来宾。遂大封诸侯。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墠，作《金縢》。
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初狩方岳，诰于沬邑。冬，迁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来朝。秋，王师灭蒲姑。
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遂伐奄。灭蒲始。
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
六年，大搜于岐阳。
七年，周公复政于王。春二月，王如丰。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冬，王归自东都。
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禽父、齐侯伋迁庶殷于鲁。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
九年，肃慎氏来朝，王使荣伯锡肃慎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越裳氏来朝。周文公出居于丰。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丰。唐叔献嘉禾，王命唐叔归禾于周文公。王命周平公治东都。王锡韩侯命。
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
十四年，秦师围曲城，克之。冬，洛邑告成。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从。
二十四年，于越来宾。
二十五年，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宾。
以上几个步骤是殷周政权交替的关键之处，也是“封建制确立的关键”。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终于确立了中央王国与地区方国之间的分野与秩序。
上述大概分法虽然缺少严格的考古资料的佐证，但古人的历史资料本身是不可能为了“预表”后人的历史观念而造作出来的。当然，东西方历史现象的“实质”即使相近，它们的发展过程、表现形式及其激烈程度，也必然互异。此外，周初由于畜奴制与封建制的并行，在二者交替过程中，各种战争尤为复杂与激烈，如周王室与徐、淮、楚等殷的原先属国之间的斗争。周成王的孙子──昭王就是由于讨伐不纳贡的楚国而“崩于汉”的（《初学纪》七引《纪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那时还在西周盛世呢。到穆王以后，由于封建制确立和巩固，诸侯国日益巩固强盛，中央王权反而更加衰落。而诸侯国之间为了彼此争夺土地而进行的战争，逐渐成了主流。中央王权为了扩张文明而进行的讨伐性战争，日益后继无力。而当封建制下的诸侯国系统开始有计划地兼并土地和属民的时候，封建制也就逐渐走向崩溃；而秦汉以后成为主流的郡县制也就逐渐形成了。
恩格斯所说：“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提高到普及地位，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立叶最早指出的，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因此之故，这种形式大大胜过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切不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又归功于什么呢？”（《马恩全集》21卷，177－178页）但是这种“野蛮带来解放”的情况，恐怕只是一种理论家的想象，否则成吉思汗就是文明人类的最大功臣了。事实上，野蛮带来的就是野蛮，而不是解放。流动的多利斯人野蛮地摧毁迈锡尼文明，不像周人毕竟臣服在殷朝之下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入主中原，这种差别多少有点像蒙古人与满洲人的差别。
殷代自武丁以后中央政权就渐失天威，即使青铜器也显示出颓败的风格，可以想见统一的文化、军事、经济、政治等中心并不稳定。由于殷代文明尚未发展到成熟和腐败的地步；并且周人少，殷人多，周治殷更加不易。周人采用殷朝及其与国较能接受的封建制（分封农奴连同土地给大姓大族），而不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消灭殷朝“多士”的特权，确立了中国政治的妥协传统。为了降低反抗，需要一个越长越好的过渡期，这过渡期当在穆王时结束。可以说，周初的“分封”便由此而产生了，到周穆王以后更加确立起来。
以下取自《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的大事记，可以看出殷末周初各个“封建国家”之间的角逐：
太丁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历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王嘉季历之功，锡之圭瓒、秬鬯，九命为伯，既而执诸塞库。季历困而死，因谓文丁杀季历。
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邘侯。
九年，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作琼室，立玉门。
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游于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
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发营镐。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周文王）薨。
四十四年，西伯发（周武王）伐黎。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孟津而还。王囚箕子，杀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师次于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从周师伐殷。（《唐书历志》引《纪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
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命监殷。遂狩于管。作《大武乐》。
十三年，巢伯来宾。遂大封诸侯。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墠，作《金縢》。
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初狩方岳，诰于沬邑。冬，迁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来朝。秋，王师灭蒲姑。
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遂伐奄。灭蒲始。
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
六年，大搜于岐阳。
七年，周公复政于王。春二月，王如丰。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冬，王归自东都。
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禽父、齐侯伋迁庶殷于鲁。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
九年，肃慎氏来朝，王使荣伯锡肃慎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越裳氏来朝。周文公出居于丰。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丰。唐叔献嘉禾，王命唐叔归禾于周文公。王命周平公治东都。王锡韩侯命。
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
十四年，秦师围曲城，克之。冬，洛邑告成。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从。
二十四年，于越来宾。
二十五年，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宾。
以上几个步骤是殷周政权交替的关键之处，也是“封建制确立的关键”。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终于确立了中央王国与地区方国之间的分野与秩序。
上述大概分法虽然缺少严格的考古资料的佐证，但古人的历史资料本身是不可能为了“预表”后人的历史观念而造作出来的。当然，东西方历史现象的“实质”即使相近，它们的发展过程、表现形式及其激烈程度，也必然互异。此外，周初由于畜奴制与封建制的并行，在二者交替过程中，各种战争尤为复杂与激烈，如周王室与徐、淮、楚等殷的原先属国之间的斗争。周成王的孙子──昭王就是由于讨伐不纳贡的楚国而“崩于汉”的（《初学纪》七引《纪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那时还在西周盛世呢。到穆王以后，由于封建制确立和巩固，诸侯国日益巩固强盛，中央王权反而更加衰落。而诸侯国之间为了彼此争夺土地而进行的战争，逐渐成了主流。中央王权为了扩张文明而进行的讨伐性战争，日益后继无力。而当封建制下的诸侯国系统开始有计划地兼并土地和属民的时候，封建制也就逐渐走向崩溃；而秦汉以后成为主流的郡县制也就逐渐形成了。
九，比较之二
在其他国家，如信仰回教的奥斯曼帝国和彼此分裂的基督教欧洲的交往中，奴隶贸易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北非的回教徒大肆掳获欧洲的基督徒、作为奴隶贩卖到土耳其的宫廷和军队，包括奴隶在内的大批基本商品的运转，主要取决于“封建国家”彼此之间或其内部的社会分工。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奴隶贸易”是“封建国家”的日常业务！“奴隶贸易”并不仅仅属于“奴隶制社会”。
这多少与殷王朝与一些地方部落国家的关系相似。例如殷末的社会繁荣，很大程度依靠对于东南夷的掠夺战争。到了周代，诸侯国之间的、诸侯国与周王室之间的贸易运转，也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分工紧密联系，而和掠夺战争互相配合。其实发动掠夺战争的一方也是在进行国际贸易：出口自己的战斗力，进口敌人的战利品。
中国封建制比较典型的是周代，其晚期商业活动要比欧洲早期封建时代的商业活动还要频繁。但总的来说，中国工商业阶级相对缺少独立性，自治城市的传统几乎没有。不像欧洲，封建制的瓦解更迭的主要结果就是工商阶级的解放，与农奴的人身自由（而不是奴隶的解放）。春秋末年庶人地位的提高，有军功者可进升为“士”的事例，以及“民为贵”的思想，也并不能给与中国的平民以近代欧洲那样的机会。尽管封建等级制度在秦汉以后日益瓦解，但工商阶级的发展及其权利的扩大，远远不及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加强那样快。结果王权和官僚机构结合，造成“无封建的封建社会”。
相反，如果中国工商业阶级能够发展到政治合作的地步，如果中国工商业阶级有力量反击“无封建的封建社会”下的王权和官僚，而不是由于被样样官办甚至宦官专政彻底击垮的话，中国早该在汉代而不是明代就可以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这种“资本主义”必然与欧洲近代的资本主义具有大不相同的内容。例如，虽然缺乏大机器生产与大工业革命，但仍然具有重商的性质，不失为“资本主义”的性质。从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二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逻辑的。如俄罗斯从十三世纪开始，铁的使用才开始广泛，用铁制造犁头、犁刀和巴齿，而此前由于铁的昂贵，这些东西是用橡木制造的。这是十三世纪的俄国在农具技术方面的最大成就，而在11世纪以后俄国已开始成为封建国家。相比之下，公元前的古希腊与古罗马，虽为“奴隶制国家”，但已盛行铁器。并且希腊世界甚至由氏族制向奴隶制的过渡期间，即开始了铁器的广泛使用。由此看来，即使没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国家结构。而且，资本主义开始时也并没有大机器生产，只是在十九世纪的蒸汽机带动的大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大机器生产。
这多少与殷王朝与一些地方部落国家的关系相似。例如殷末的社会繁荣，很大程度依靠对于东南夷的掠夺战争。到了周代，诸侯国之间的、诸侯国与周王室之间的贸易运转，也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分工紧密联系，而和掠夺战争互相配合。其实发动掠夺战争的一方也是在进行国际贸易：出口自己的战斗力，进口敌人的战利品。
中国封建制比较典型的是周代，其晚期商业活动要比欧洲早期封建时代的商业活动还要频繁。但总的来说，中国工商业阶级相对缺少独立性，自治城市的传统几乎没有。不像欧洲，封建制的瓦解更迭的主要结果就是工商阶级的解放，与农奴的人身自由（而不是奴隶的解放）。春秋末年庶人地位的提高，有军功者可进升为“士”的事例，以及“民为贵”的思想，也并不能给与中国的平民以近代欧洲那样的机会。尽管封建等级制度在秦汉以后日益瓦解，但工商阶级的发展及其权利的扩大，远远不及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加强那样快。结果王权和官僚机构结合，造成“无封建的封建社会”。
相反，如果中国工商业阶级能够发展到政治合作的地步，如果中国工商业阶级有力量反击“无封建的封建社会”下的王权和官僚，而不是由于被样样官办甚至宦官专政彻底击垮的话，中国早该在汉代而不是明代就可以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这种“资本主义”必然与欧洲近代的资本主义具有大不相同的内容。例如，虽然缺乏大机器生产与大工业革命，但仍然具有重商的性质，不失为“资本主义”的性质。从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二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逻辑的。如俄罗斯从十三世纪开始，铁的使用才开始广泛，用铁制造犁头、犁刀和巴齿，而此前由于铁的昂贵，这些东西是用橡木制造的。这是十三世纪的俄国在农具技术方面的最大成就，而在11世纪以后俄国已开始成为封建国家。相比之下，公元前的古希腊与古罗马，虽为“奴隶制国家”，但已盛行铁器。并且希腊世界甚至由氏族制向奴隶制的过渡期间，即开始了铁器的广泛使用。由此看来，即使没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国家结构。而且，资本主义开始时也并没有大机器生产，只是在十九世纪的蒸汽机带动的大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大机器生产。
十，没有结束的问题
由上可见，周代中国是一个由无数农奴与不自由的手工业者集合而成的“拼盘式的封建国家”，工商业的发展是随之而来的，像十九世纪以前的俄国和中世纪的欧洲。但就目前文献可考的范围讲，周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还是封建制度的，没有证据表明它是“奴隶制”主导的。至于周代以前的殷代，也很难依据奴隶的存在而论断它是“奴隶社会”，就像无法认定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和民主改革前的俄国是奴隶社会。
就封建制度而言，可以说周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发展起来的，至于“封建生产方式”与“封建经济”除了是从分封建国这种制度下派生的以外，并无实质意义。从全中国历史来看，封建制度商鞅变法以后就大体瓦解了，而基本结束于汉武帝的“推恩法”。后来入侵中国的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复活过封建制度，但为期甚短的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地中海世界许多奴隶制国家都是被蛮族摧毁的，而不是自己进化为封家国家的。其内部原因可能基于：如果这奴隶社会尚未发育完全，入侵的蛮族将代其发展下去，但这奴隶制国家如果已临末路，则将就此寿终正寝。但殷与周之间的纷争好像与此不同，多少有些“争霸中原”的意味，所以周鉴于殷的弊病而实行改革，不同于蛮族入侵的掠杀优先。
在郭沫若的著作中，由于过度注重阶级斗争，而缺乏文明演变的观念，因此无法就以下问题获得深入的研究和有效的澄清：
1、殷周间的语言、风俗有何具体差别？是后来逐渐消除了民族差别，抑或原来就只是方言方国的差别？
2、殷周两族间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的区别，是否使之可以划归两个独立的民族？
3、周对殷的入侵到底具有“掠夺性质”，还是“反抗性质”？是侵略战争还是反侵略战争？或者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而在我们看来，孔子距离殷亡已经500余年，尚且被视为殷人后裔，想必殷周之间的区别原先并不是方国性质的，而是要大得多。由此可以推测，方国系统也就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是在周文明普及之后逐渐形成的。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范文澜等人会误解西周封建制度成形之前的殷代，是“奴隶制”的──范文澜照搬欧洲封建制度之前的希腊罗马奴隶制，到西周封建制度之前的殷代了。
1972年10月
───────
参考书目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
《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年）著。
《马恩全集》21卷
郭沫若《中国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就封建制度而言，可以说周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发展起来的，至于“封建生产方式”与“封建经济”除了是从分封建国这种制度下派生的以外，并无实质意义。从全中国历史来看，封建制度商鞅变法以后就大体瓦解了，而基本结束于汉武帝的“推恩法”。后来入侵中国的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复活过封建制度，但为期甚短的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地中海世界许多奴隶制国家都是被蛮族摧毁的，而不是自己进化为封家国家的。其内部原因可能基于：如果这奴隶社会尚未发育完全，入侵的蛮族将代其发展下去，但这奴隶制国家如果已临末路，则将就此寿终正寝。但殷与周之间的纷争好像与此不同，多少有些“争霸中原”的意味，所以周鉴于殷的弊病而实行改革，不同于蛮族入侵的掠杀优先。
在郭沫若的著作中，由于过度注重阶级斗争，而缺乏文明演变的观念，因此无法就以下问题获得深入的研究和有效的澄清：
1、殷周间的语言、风俗有何具体差别？是后来逐渐消除了民族差别，抑或原来就只是方言方国的差别？
2、殷周两族间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的区别，是否使之可以划归两个独立的民族？
3、周对殷的入侵到底具有“掠夺性质”，还是“反抗性质”？是侵略战争还是反侵略战争？或者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而在我们看来，孔子距离殷亡已经500余年，尚且被视为殷人后裔，想必殷周之间的区别原先并不是方国性质的，而是要大得多。由此可以推测，方国系统也就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是在周文明普及之后逐渐形成的。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范文澜等人会误解西周封建制度成形之前的殷代，是“奴隶制”的──范文澜照搬欧洲封建制度之前的希腊罗马奴隶制，到西周封建制度之前的殷代了。
1972年10月
───────
参考书目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
《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年）著。
《马恩全集》21卷
郭沫若《中国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谢选骏：古代的天子图式
《尚书》中的《尧典》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道统神话（区别于原始宗教神话）的最重要的经典。它的多层面内容跨越了夏、商、周三代，成书年代历经有周八百余年。因此，它反映着先秦时代中国民族的最深刻的一些理想。《尧典》，以尧、舜两位“远古神祇——近古帝王”的活动为主要描写对象（伪《古文尚书》并因此从中分出一部《舜典》）。而尧与舜，恰恰被视为古代“圣人——天子”的典型形象。这就为我们展示了“天子”观念的原始内涵：
“稽（考）古帝尧，曰放勋。钦文明（文，除有“文明”、“章法”等含义，还指宇宙的秩序，如“天文”的“文”）；思安安（蔡沈释“安安”为无所勉强、顺乎自然）。允恭克让（“克让”，指能够让贤引退），光被四表（光耀四方大地），格于上下（沟通上天与人间）。克明俊（“俊”，古上帝名，引申意为“大而突出者”）德，以亲九族（九族，指宗族、大家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指百官族姓、国家支柱）。百姓昭明（指社会政治健康），协和万邦（万邦，指大文化圈内的所有政治实体与自治单位）。黎民于变时雍（天下人民因天子而获得普遍的和平）。”
这些德行，有不少是上帝之子特有的功能如“格于上下”、“光被四表”等等。而开宗明义，展示的恰是天子神圣性：他谦恭地从明悟宇宙秩序中获得了启示，思想因而倾乎自然的节律。他忠于神圣的使命，但不眷恋世俗的权势，他的人格之光照耀四极，沟通神人两界……中国道统神话中强烈的世俗伦理精神，使天子获得了一种大自然能力，他不同于宗教神话中神格的超自然能力。因此，天子的社会政治功能，大于他的神圣宗教功能。
天子对社会群体所发挥的影响，则被后来的儒学政治论（如号称“孔氏遗书”的《礼记·大学》篇），悄悄吸取了：“克明俊德被”被引申为“修身”,“以亲九族”伸发为“齐家”，“平章百姓”则是“治国”的原始说法；而“协和万邦”则是“平天下”观念的不那么战国味十足的措辞……儒家的创新之处仅在于，把天子不乏神秘性的“德”换成了儒士刻苦力行的“学”。《尧典》的道统神话在此被儒士们的政治哲学取代了。但此哲学理想，实有神话理想的澜源，殆无疑义。
天子，作为在天人之际“格于上下”的全能沟通者，擅长与天象的启示相感应，他以此调节人类的行为及其节律，以期顺天而应命。天子的创造，不在于个体的发挥，而首先体现为历法的创造及运用——“敬授人时”。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一调合天人关系的基本创造，使农耕民族的生活得以“顺乎天时”、合乎自然，更能应付环境压力、生存压力。其次，天子的创造落实到调理大地的规划上——大地是人的生存空间，治理它，得使人的生活切乎地利。这在《尧典》中，具体化为天子尧对洪水的治理计划。最后，天子禹更以自己的才具出色实现了这一使命。
综合《尧典》给天子描述出的图式，可以说：
天子的头两个步骤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天子是从自己对天意、天命的感应中再生的，他来自人民中。因此，他的道路是艰辛的，同时也是“上升”的。
《尧典》对舜的兴起所作的描写，同样具有深刻的象征性。天子舜生于逆境，发展了坚忍的美德和广泛的才能，最后经过神话式的典型考验，获得社会群体的承认，执掌神圣统治的权柄：
“谨（诚）徽（美）五典（即五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即总理一切事物），百揆时叙（秩序井然）。宾于四门（担任外交工作）,四门穆穆（受到异邦的尊重）。纳于大麓（山脚，引申为旷野、荒山野岭），烈风雷雨弗迷。……正月上日（初一），受终（“禅让”）于文祖（尧）。在（察）璇玑玉衡（天文仪器或是象征天体运行的法器），以齐七政（日，月、五星）。肆（遂）类（特殊情况下的祭天之礼）于上帝，湮（神字旁——祭天之礼）于六宗（受祭的大神），望（一种祭祀）于山川、遍于群神。”
就这样，天子——这人类探索自然、协调自己与自然关系的特殊眼睛——经过离群索居的考验，终于握得了神圣事物（如祭祀上帝）的特权，成为直到人类群体活动的有力之手。
（我们记得，这与《福音书》上关于耶稣基督遭受魔鬼撤旦的诱惑，在旷野禁食四十天的记载，不乏相似。）
在《尧典》中，这只不乏神秘意味的手，大规模涉入一个新的领域——即着力协调人与家族之间关系、家族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世俗领域，修订历法、检查礼器（祭仪与礼仪中必备）和厘定度量衡（这象征为世界确立规范）、四出巡视、划分行政区域、制定并实施刑法，最后，逐次流放了四种危险的敌人：共工、欢兜、三苗、鲧。如此这般，天下大治。……
天子的社会事业与文化使命，不会因其世俗性的死亡而中断。尧死之后，舜的世俗化职能及社会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因此，他成为道统神话范畴中的天子向政治哲学范畴中的天子过渡的中介。这样，天子职能中沟通人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关系的一元，至少与其沟通国家与神、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元，等量齐观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元越来越多地包括着前一元。“天理”越来越成为“人礼”的变相。
尽管道统化、历史化、世俗化程度如此之深，但在舜和他的“廷臣”如后稷（周始祖）、契（殷始祖）、皋陶、益、朱、虎、熊、罴、夔、龙等神话形象之间，仍然存有显见的演变关系。维系这些关联的核心力量是，一群“远古神祇——近古庭臣”受到道统的强烈吸引和内外压力的持续驱使，下降为人，充当“天子的仆从”，去实现“天之明命”。
中国历史文化的晨曦，就这样破开了它的浑沌态。
摘自
谢选骏
《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
全书目录
第一章 启示的力量……………… 2--18
1--1 文化之源……………………………… 3
1--2 民族命运的印记……………………… 8
1--3 当代生活的解毒剂…………………… 12
第二章 圣典的表象……………………20--59
2--1 古代文化的"通例"…………………… 21
2--2 日本的比照…………………………… 26
2--3 《山海经》及其他…………………… 28
2--4 务实的倾向…………………………… 33
2--5 传说的性质…………………………… 38
2--6 《史记》与传统……………………… 44
2--7 家族主义的表现……………………… 49
2--8 家族主义的流弊……………………… 54
第三章 意味深长的分裂………………62--89
3--1 二元并立……………………………… 63
3--2 伏羲、女娲的形象…………………… 67
3--3 显赫的日月之神……………………… 71
3--4 分裂的意味…………………………… 74
3--5 文化心理的两面……………………… 78
3--6 灵魂分裂的两个阶段………………… 83
第四章 主神的缺如………………… 92--115
4--1 至上神问题…………………………… 93
4--2 赵简子的梦…………………………… 98
4--3 自然之神及其他……………………… 100
4--4 人类始祖的来历……………………… 102
4--5 神的风格与族系……………………… 105
4--6 系列及出路…………………………… 109
第五章 混杂的场景…………………… 118--154
5--1 主题的变迁…………………………… 119
5--2 角色的移位…………………………… 125
5--3 错落的映像…………………………… 131
5--4 黄帝的身影…………………………… 136
5--5 涿鹿之战的例证……………………… 143
5--6 "少典氏帝系"………………………… 147
第六章 文化精神和孔子的使命……… 156--193
6--1 古史神话的精神……………………… 157
6--2 "天命"与"命运"……………………… 159
6--3 独立精神的失落……………………… 165
6--4 中国文化的模式……………………… 170
6--5 孔子之谜……………………………… 176
6--6 殷周文化的结晶……………………… 181
6--7 现世精神的先行者…………………… 188
第七章 《尚书》中的回声……………196--220
7--1 《尧典》与众神的变形……………… 197
7--2 天命观的诞生与发展………………… 201
7--3 先秦文化转换的地理政治背景……… 211
第八章 神----人----神…………… 222--239
8--1 精神的天梯…………………………… 223
8--2 人格化的理想………………………… 228
8--3 古代的天子图式……………………… 234
第九章 展望………………………… 242--254
9--1 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 243
9--2 "天子"为世界带来的启示…………… 248
空寂的神殿
----中国文化之源
谢选骏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X960mm l/32 印张10插页5字数 132 千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一220一00019一7/C·11
统一书号: l7118·187 印数: 1一100,000
定价: 1.78元
《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
71
神话与民族精神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一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one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谢选骏先生1986年在中国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的影印本，内容涉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希腊－罗马、希伯莱、北欧、日本等处的神话研究，并与中国的汉语典籍所体现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作了深入浅出的比较研究。全书三十余万字。
《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1986年的出版，直接影响了1988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河殇》1988年的播出，促进了1989年中国的民主风潮，而“六四镇压”激发全球抗议并促成了共产党世界的总崩溃。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en Cultural Zones】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and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86. The book consists of Mr. Xie's studies on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of the Egyptians, the Mesopotamians, the Indians, the Greeks, the Romans, the Jewish, the Northern Europeans and the Japanese, and is also a comparative study, in penetrating and simple terms, between the above-mentioned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and those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There are over 300,000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book.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had a direct influence on 【River Elegy】, the TV series of political commentary, the broadcast of which in 1988 encouraged China's pro-democracy unrests in 1989, the most notable of which was the June 4 unrest in Beijing, the suppression of which led to global protests and speeded up collapse of Communism world-wide.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
（另起一页）
72
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Temple of Emptiness
--the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二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two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谢选骏先生1987年在中国出版的《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的影印本，内容涉及中国汉语典籍所体现的神话，以及它对中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和影响。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The Temple of Emptiness - the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and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87.
The book consists of Mr. Xie's studies on the myths embodi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as well as its manifestation and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I
73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weet Spring on Desert
——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三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three
内容简介
这是谢选骏先生1987年在中国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的影印本，内容是哲学随笔。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南方赤色·夏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二部，内容探讨了“文化的本体和宇宙的本原”，体现了作者谢选骏25岁至29岁时的“理论探索和思想模型”。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weet Spring on Desert——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Red to the South——A Book of Summer) 】is Part 2 of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ok explores the noumenon of culture and principle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Xie Xuanjun the author'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mode of thinking from age 25 to age 29.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II
74
秦人与楚魂的对话
——对《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对话》的诘难（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
——A Criticism of "Dialogue" between Toynbee and Daisaku Ikeda】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四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four
内容简介
这是谢选骏先生1988年在中国出版的《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的影印本。内容是对于《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对话》所进行的诘难。
此书主要部分，见于《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西方白色·秋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三部，内容涉及“历史与社会”诸多方面，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33岁时对于各种问题的广泛看法和“思想对话”。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 （以下用斜体）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以上用斜体），Content is for "Toynbee and Daisaku Daisaku dialogue" for criticism.
The main part of this book, found in the （以下用斜体）The Historic Dome——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 (White to the West-- A Book of Autumn) （以上用斜体）is Part 3 of （以下用斜体）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以上用斜体）.The book touches upon various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and reflects Xie Xuanjun the author's views on broad range of issues and related dialogues at the age of 33.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V
75
中国神话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Chinese mythology】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五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five
内容简介
这是谢选骏先生1989年在中国出版的《中国神话》的影印本。内容是对中国不同的多个民族的神话进行了分类研究，其中包括创世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神话的舞台、神话的演变、神话的特色等。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Chinese mythology】, The content is to China's many different ethnic myths were classified research.Including the myth of creation, the myth of flood, the myth of hero, the stage of myth, the evolution of myth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yth. This is Mr. Xie Xuanjun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89.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
76
生命──放歌？悲歌？/中国神话传说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Anonymous lament of life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六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six
内容简介
1989 年六四大屠杀以后，由于作者被禁止出版名单，这里的两本书，
只能用匿名的方式出版。
1、〖被囚禁的思想〗（《被囚禁的时代》第一部） 一书，是1988 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而从1980 年以前的私人笔记中整理出来，1989 年春修改完毕，准备1989 年当年出版。但是“六四屠杀事件”以后，上
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上级指示，把作者已经列入黑名单，不得出版新的著
作了。由于该出版社毁约单方面取消出版协议，拒不出版本书，只得暂
时搁浅出版事宜。到了1993 年，有好事者将此稿送到深圳“海天出版社”，
改名《生命──放歌？悲歌？》，用笔名“玄峻”（谐音“选骏”）出版。
2、〖中国神话传说〗则是为一套丛书匿名撰写的。笔名“叶名”，
纪念六四的死难者，意思是他们的名字只能写在叶子上，随风飘扬了。
A Synopsis of the book
Since the Holocaust on June 4, 1989, since the author was banned from publishing the list, the two books here can only be published anonymously.
1、Imprisoned Thoughts(Part One of Imprisoned Era) is a book by Mr. Xie, the contents of which were sorted out of Mr Xie's personal notes before 1980, at the suggestion by t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e revision of the book was completed in the spring of 1989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published. The publication was scheduled for the same year. Mr Xie was black-listed, however, by the authorities after the June 4 incident, and the Publishing House was forbidden to publish new books by Mr. Xie. The Publishing House actually tore up the agreement on publication unilaterally,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was shelved. In 1993, some interested people handed over the manuscripts of the book to the Haitian Publishing House, changing the title of the book into Life-- Singing with a Resounding Voice as Well as With a Lament, adopting the pen-name of Xuan Jun for me--homophonic with Mr. Xie's first name.
2、Chinese myths and legendsare written in an anonymous way for a series of books. Under the pseudonym "Ye Ming", to commemorate the massacre of the victims of June Fourth, meaning that their name can only be written on the leaves, the wind fluttered.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I
77
联想与印证──对中国思想的重新理解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Understanding Originality of the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by Association and Corroboration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七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seven
内容简介
谢选骏的《联想与印证──中国思想的理解过程》，通过对于神话、《诗经》
《洪范》《乐记》《周礼》《老子》《孙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十篇“阅读”
和“解释”，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于古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的理解过程。
全书作于1977 年到1988 年之间，1989 年“六四”以后被禁止出版，1994 年
曾经匿名“玄峻”得以初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of Xie Xuanjun's ── Understanding Originality of the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by
Association and Corroboration ── exemplifies how a modern Chinese scholar tries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 originality of ancient Chinese thinking by reading and deciphering
Chinese mythology and the following ten works ：Classics of Poetry，Hong Fan，Yue
Ji，Zhou Li，Lao Zi，Sun Zi，Zhuang Zi，Xun Zi，and Han Fei Zi. The book
was written between 1977 and 1988, was banned after the June 4th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first printed in 1994 under the pseudonym of Xun Jun（ 玄峻），
and is now published in a facsimile reprint.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II
78
向东方——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Bid farewell to history: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Complex"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八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eight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
河心理”》，原来计划在1989 年出版。“六四屠杀”事件以后，出版社单
方面毁约。1996 年，该文集改名《向东方》，匿名“疏野”出版。其中
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是为电视政论片《河殇》写作的第一稿。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the collection of Mr. Xie Xuanjun "to the East", formerly
known as Bid farewell to history: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Complex",
Originally planned to be published in 1989. after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the publisher unilaterally breach of contract. In 1996, the book was renamed
"to the East", anonymous "Shu Ye"( 疏野) published. "Shu Ye"( 疏野) is Xie
Xuanjun Newspaper column under the pen name. This book second chapter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Complex", is the first draft for the television political
film "River Elegy"( 河殇) .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III
79
零点哲学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九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nine
内容简介
本书是《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北方黑色──冬天的书）的第一稿。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四部，内容涉及“人生哲学和宇宙现象”方面的问题，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28 岁至35 岁时对于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表达。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On the Circular Image of the World (Black to the North——A Book of Winter) is Part 4 of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book touches upon issues related to philosophy on human life and phenomena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the views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28 to age 35.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X
80
天子七书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even books about
Tian Zi
(the Son of Heaven)
谢选骏
1994年原版
2016年影印版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十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
内容简介
《天子七书》原名《天子·世界征服者的奏折》，是谢选骏先生1979年——1991年间的作品。“七书”包括：天子永恒者、天子和他的四季、天子的人格、天子的神格、天子崇拜、天子的仆从、祈祷天子。1994年由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利通图书有限公司发行。
A Synopsis of the Book
Seven books about Tian Zi(the Son of Heaven)（ 以上用斜体）formerly known as （以下用斜体）A Memorial to Throne about Tian Zi(the Son of Heaven)or Conqueror of the World（以上用斜体）. These seven books include: Tian Zi eternal, Tian Zi and his four seasons, the personality of Tian Zi, the godhead of Tian Zi, Tian Zi worship, the servant of Tian Zi, praying Tian Zi. These seven books is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between 1979 and 1991, published in 1994 by Hong Kong Publishing Hous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irculated by the Litong Books Company, Ltd.
（另起一页）
版权页
书名
天子七书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even books about
Tian Zi
(the Son of Heaven)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定价
US$69
2016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16 First Edition
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
谢选骏：数学成绩中的种族因素
《美国学生数学成绩为什么差》（程映虹）说：
美国著名政治讽刺网站“洋葱”2013年2月刊出了一篇煞有介事的“报道”，题目是“中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落后于美国高中生”。“报道”称，根据“国际教育评估协会”在麻州核桃山发表的最新报告，中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开始落后于美国高中生。
“对于中国这是一个警示信号”，该“协会”的发言人说。“很简单，如果他们小学三年级学生受到的教育只相当于美国的高中教育，将来他们怎么可能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占优呢？”“报道”接着说：除了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和新几内亚的10岁到12岁年龄组的儿童，其数学和物理考分也开始稍稍落后于美国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个结果在这些国家引起了普遍的担心，很多人对自己国家小学基础教育的质量产生了严重的疑问。
“报道”进一步说，中国的反应尤其激烈。很多中国人呼吁对基础教育全面改革，对教师实行更严格的考核，延长学期，增加更有效果的教学材料。中国教育部负责人袁贵仁说：“坦率地说，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扭转这个趋势。”否则，“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13岁的孩子为上美国的大学做好准备呢？”
政治讽刺挖苦到这个地步，表现了美国文化深刻的幽默感。“麻州核桃山”这个地名暗讽美国东部教育重镇主张与国际接轨的自由派文化精英，而把教育明明很落后的“新几内亚”和韩、日、德等国放在一起，则是对这些“先进国家”的搞笑。但其中最“受伤”的，当然是中国，中国被描绘成一个用分数和名次拔苗助长的社会，最具有讽刺性的还属要把8岁的孩子送到美国来读大学——忙了半天，中国的小学成了美国大学的预备班。
【学生数学成绩差——美国的国家形象】
讽刺归讽刺，美国中小学生数学成绩差，已在国际上定格为美国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几乎每过一年半载，国际新闻界就会报道在最近的国际竞赛或国际评估中，美国学生或名落孙山或总体排名在很多国家之后。与美国学生形成对照的，往往是中国或总体来说东亚的学生，还有新加坡和西欧等一些国家的学生。很多中国人相信，中国小学生的数学教育拿到美国来应付初中是没有问题的。
在美国国内，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公共讨论的话题。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竞争更多地反映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而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给了不少国家后来居上迅速超越美国的有利条件，实际上，美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比冷战时期更复杂、更激烈。在这种国际竞争中，国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人口整体的智力发展无疑是个长期因素。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美国人不是不懂，但具体落实到数学教育上，几十年来不进反退。
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度，美国基础教育中的一些学科（数学尤甚）为何长期以来一直较差，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学科在国家范围内的整体水平差，一定有它制度和文化上的原因，反过来也如此，就像凡是中国人都知道为什么中国学生的数学比很多国家的同龄人要强，其原因何在一样。这和人种没有关系，东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以数学强著称的国民并不特别聪明，除了极少数天才，多数是被塑造成这样的。
笔者对数学教育完全是外行，但在美国社会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美国教育界对在数学教育中应怎样改革或提高，是有很多具体专业的讨论的，外行难以置喙。例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美国数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最终目标不清楚：小学、初中和高中究竟应该让学生掌握多少数学知识和技能，在实践中含糊不清。有的说美国数学教育的一个倾向是重过程轻概念，老师只要求学生一步步按照过程来演算，而不是从整体概念上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思维受到限制，容易觉得数学就是牢记那些法则，难以培养对它的兴趣。这里，我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长时段、制度性和文化性的原因提出一点看法，供关心这个问题的中国读者参考。这里的讨论只涉及美国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一般的水准要高于公立学校，但它的对象主要是精英家庭和对宗教有特别要求的家庭的孩子，总体上只吸收百分之十几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不是这个国家教育体制的主体部分。
【联邦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飘渺”的存在】
首先，我想说不光是数学，在小学甚至初中的知识灌输和方法培养的整体强度（指教的压力和学的效果）上，美国学校都要弱于中国学校。数学问题必须放在这个整体上观察才说得清楚。很多亚洲和东欧国家的新移民来到美国后，常常会通过自己的子女在美国学校中的表现获得自信甚至优越感，因为他们的孩子在数学和科学上成绩一般高于美国本土的学生。很多人因此会认为美国孩子懒，被宠坏了，美国老师工作不努力，或认为美国孩子的思维方式有问题，尤其表现在数学上，等等。这些问题从现象上看不是都没有根据，但问题是如何理解。
从制度上说，由于联邦制把教育权基本下放到了州，美国的教育在国家水平上就没有一个系统的目标，尤其在面临世界性竞争、迫切需要有全国统一的战略目标时。美国联邦教育委员会主要起一个协调的作用，只为各州的基础教育制定一些建议性的目标和原则。它的权威和知名度，更不用说掌握的资源，远不及中国的教育部。在“举国一致”的发展模式中，中国教育部的意志可以一直贯彻到小学的教室，而站在美国小学教室里，联邦教育委员会只是一个“飘渺”的存在，真正受重视的是本州的教育总监和本州的议会。在联邦制下，美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州和相对保守的州之间，在教育目标和财政支持上存在着实际差别，即使在同一个州，各个市县的公立中小学之间也有很大差别，这从各地（州市县）从税收中提取作为教育经费的比重就可以看得出来。
制度原因之二，是美国公立学校本身的问题。举个实例，对美国中小学尤其是小学有一定了解的华人家长，都会觉得教师布置的作业量远远不够。很多时候，小学四、五年级的小孩回家后，家长根据中国的习惯问有没有家庭作业，回答竟然是没有。其实，我接触到的很多美国家长对此也很不满。不少华人家长因为文化差异、谋生压力等，平时无暇了解美国社会，不知道其实美国家长对小学教育的松垮现状可能比他们意见还大。 美国初等教育对学生的压力不够可能有两个制度上的原因。第一，教师在美国这个职业竞争很强烈的社会中有些例外，它既是铁饭碗，但待遇又不和业绩挂钩，学校内部教师之间不像中国那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各项考核中看成绩比名次。第二，教师有教师工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工作积极性，造成了对学生的低要求。与中国学制相比，美国的小学本来全年上课的天数就不足，而且每天实际上课的时间也要缩水一两个小时，但很多公立学校还找出理由来设立“教师进修日”等名目，放学生回家。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公共舆论对公立教师整体很有看法，认为他们由于缺乏竞争而懒惰，不肯在提高教学效果上下功夫。在美国左右和自由保守两派的对立中，教师无疑都倾向于前者，是民主党的票仓，这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而保守派一直呼吁从法律上削弱教师工会的权力，减少保护，增强竞争。
除了制度的原因，还有社会原因，即种族和阶级差别带来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多族群和移民社会，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各个族群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富”的观念并非对所有族群的人有同样的影响。非裔和西裔人口集中的社区，学校的要求一般低于平均水平；白人和亚裔集中的地方则相反。这种局面时间长了，也就积重难返，成为教育制度中的痼疾，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性的保护。这无疑从整体上拖了美国教育的后腿。
【美国教室：孩子们的第二家庭】
除了这些制度和社会的原因，我想，美国学校教育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显得力度不够，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值得读者思考。在美国，小学教育和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要比在中国小得多。走进美国的小学教室，你会感觉到浓厚的生活气息。中国的教室是全体学生面对老师，教室内只有整齐排列的四五十张课桌椅和老师的讲台，这样的教室在美国到了中学才会有。美国的小学教室基本是几张座椅围绕一张桌子，几位学生分成一个组，一个教室有几个这样的圈圈，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空间（如橱柜之类）放置衣服、用具和书籍。教师也有属于自己的讲台和写字台——美国的小学教师一般是没有自己办公室的，他们和学生同享一个空间。学生的教科书不用带回家，放在教室里供几届学生轮着使用。所有作业和学生的品行纪录都放在老师的办公区域，开家长会时，家长可以随时检查。在教室里，学生除了学习，还有丰富的人际关系活动，例如给同学庆生（可以把蛋糕带进教室给全班分享），每逢情人节相互送礼物（即使是小学生），甚至做游戏等。
这样一个教室和中国教室相比，更像是一个家庭。它的功能不止是上课、做作业和考试，而是让孩子们感到这是他们的第二家庭。和中国学校的班级以某年级某班相称不一样，美国的班级是以主讲老师的名字来命名的，某先生、某女士、某小姐，他们就像是孩子的监护人。教学时老师也尽量用生动的形式，包括用做游戏来进行。这样人性化的教学环境当然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学习气氛。一进中国的教室，孩子们就感觉这是一个和家庭以及邻里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际环境，到了这里，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和精力只能往学习上贯注，他们的观念是在教室里应该分秒必争。毫无疑问，对于严格的训练来说（用中国话说是“上规矩”），尤其是那些难以通过趣味和生动的方法灌输给孩子的抽象知识，中国的教学环境无疑更有效果。而美国小学的很多活动，在习惯了中国教育制度的人看来会百思不解：难道这也是教育吗？这不是玩吗？这样能学到什么知识呢？
美国小学教室内的活动如此安排，是建立在“童年”这一人生阶段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上的。一年有两百多天的时间，七八岁的儿童每天要规规矩矩、正襟危坐朝着同一个方向，“眼睛看老师，耳朵听老师，嘴巴闭起来”，这从美国文化看来是无法接受的。美国文化也不能接受“生活的这一个阶段就是为了下一个阶段作准备”这样的观念，它强调人的不同生活阶段各有它独立的地位。儿童时代童稚初开，是为了享受生活而非承担压力的，哪怕在学校也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教室环境如此安排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对儿童——甚至不单是儿童——最常说的话是“好好玩”和“玩得开心吗”，而不是“听老师话”或“遵守纪律”。
这种生活态度看重人生的愉悦，当然就不利于向儿童灌输大量与他们实际生活无关的抽象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游乐场和竞技场的区别，也是夏令营和军训营的区别。
如此重视童年生活本身价值的“美国特色”，总的来说，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的学科在早期教育中的效果。有些因素本身虽值得推崇和借鉴，尤其是初等教育应尽量照顾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在知识灌输和方法训练上让他们相对轻松，让其个性也获得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但这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变得像是不合时宜的奢侈品，在那些不惜以牺牲童年生活拼命竞争的国家面前变得越来越负担不起。这个问题最终涉及一个社会的价值选择，就像今天为了反恐，必须在相当程度上牺牲个人隐私和便利一样。
美国学生固然抽象思维差，但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动手能力强，团体协作意识强，这也是公认的。这两点都是在初等教育中培养起来的，一定意义上是用数学成绩差换来的，这和中国学生的情况正好倒过来。中国学生成绩再好，往往是一个人从小就被灌满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和乐趣。美国小学生相互是玩伴，中国已经是竞争对手。中国是一个牡丹园，开满了用化肥催生和除虫出来的同一品种的鲜花；而美国是一个百花园，有不同的花色，也有灌木和杂草。
【高深的数学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大】
再具体来说，我想美国社会的三大意识形态传统，即平等主义、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的纠结，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对数学教育的重视。
美国的平等主义体现在初等教育的数学教育中，就是迁就中等程度的学生。具体表现在不是尽量把一个班级的“普罗大众”往少数成绩好的学生那个方向去引导或施压，而是尽量照顾他们现有的程度，并把重点放在帮助落后生提高成绩上。毫不奇怪，很多中国家长对美国小学数学教学的程度之低和进展之慢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这样的数学教育当然容易缺乏生机和挑战。中国数学教育不但承认而且提倡的“心算”在美国很难受到推崇也和这个因素有关。网上有关数学教育的讨论中，一位美国网民说他小时候心算很好，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他的几位数学老师都要求他在同学面前一步步用“手算”把心算过程列出来，让大家都看得懂，结果他反而常常出错，后来就对数学失去了兴趣。 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布·费克多前两年发表过一个有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平等主义给数学教育带来的问题和后果。费克多的研究证明，美国数学教育失败，是因为它为了平等牺牲了效率，或者说为了普罗大众而牺牲了精英，而从长远看普罗大众也没有得益。他说很多老师有一个误解，认为那些数学天份稍高的学生总是会自己努力或一直保持这个成绩的，但这完全错了。这些学生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很多人就慢慢变得和一般学生一样，到头来美国大学很多对数学有特别要求的学科常常缺乏生源。他认为近两届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个也不拉下”计划也犯了这个错误。
一些刚移民来到美国的华人家长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子女的数学水平超过了美国同学，当他们要求美国老师给自己的小孩额外加点压力时，很多美国老师觉得不解——你孩子的成绩已经是班上最好的了，还要再加什么？换句话说，作为老师，他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每个人“达标”就行了。
平等主义就是反精英主义。与此相联系，美国也是一个有着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点很多只看到美国高端科技和发达的人文学术的人可能会吃惊。实际上，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发达，而是多元化。所谓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对很多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应用价值的学科和知识，报怀疑、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主张教育应该多和生活相结合。美国文化虽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但它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抽象思维发展得很晚，在西方科学的“祭师”（即抽象思维）和“工匠”这两种传统中，美国代表的更多的是后者，它的重要人物都是工匠型的，如最早的富兰克林和后来的福特、莱特兄弟等。直到今天，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很多人都不是在美国受初等教育甚至大学本科教育的。
受这种传统的影响，高深一点的数学（不是算术）被看作是智力的奢侈，逻辑的游戏，让少数人去发展可以，让多数学生去花功夫则是浪费时间，长大后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前面提到的费多克教授的文章中就说，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合进了美国公共教育的观念，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学科的发展。
【对数学的要求：美国不足，中国过剩】
以数学为坐标，对比中美两国的初等甚至中等教育，美国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比不能到此为止。应该说，如果美国是不足，那么中国则是过剩，尤以今天的“奥数”热为甚。一个不足一个过剩，说明两国初等教育的整体目标很不一样，彼此都为自己的目标付出了代价，都应该以对方作为借鉴。和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学科不一样，数学除了培养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外，在实际生活中主要是一门工具，所使用的范围很有限。中国初等教育的数学比美国要高深，这一方面有利于人的早期逻辑思维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的灌输和强化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又确实让孩子们的童年和少年付出了太大代价。而且对于多数人来说，辛辛苦苦学得的那些数学知识在将来的日常生活中不过是“屠龙之技”，而物理、化学、生物等多少还是有用的，或者只要你想发现它的用处就能发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GRE一般测试中包括数学，其含义值得在这里一提。GRE一般测试有三个项目，第一即语言理解能力；第二即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三即对基本数量关系的理解和处理能力，这基本是考你的算术和数学。所谓“一般测试”就是不管你考哪个专业，是必考的。中国和其他重视数学的国家到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这一级，人文和社科类是不包括数学的，而美国虽然之前不如你重视，但此刻却必考。考什么呢？即使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内容基本上不超过初中水平，而另外两个科目的程度设定为大学本科毕业，它们之间隔了8年的教育程度！这就说明，美国教育制度基本是把数学作为工具来看的。可以说，一般人的生活经验都可以证明，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数学知识确实不超过初中数学的水平。这种对待数学的态度，虽然是实用主义，但又未尝不可以拿来给对它“始严终弃”的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参考。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谢选骏指出：关于“美国学生数学成绩为什么差”的讨论中，完全掩盖了种族问题。大家知道，美国虽是一个“白人为主”的国家，但是这个刻板印象已经过时了。事实上，在美国出生的儿童中，“非白人”的数目已经超过了“白人”。而“非白人”的大宗，并非华人等东亚人或数学上课的印度人，而是数学很差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美国黑人，只有85分。而按照其他专家的看法，中国人的智商比美国白人的100分还高一些，大约有105左右。为什么美国黑人的智商只有85分？因为美国黑人是非洲黑人与欧洲白人的混血，而非洲黑人的平均智商只有70分——（100+70）÷2=85分。而美国学生中的黑人比例和拉丁美洲人比例，各占将近百分之十五，再加上北美印第安人和夏威夷人等，总数超过三分之一，而在学童中的比例更是将近一半的——这种情况，不得不拉低美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我在美国商店里经常可以看到，拉丁美洲人收银员的数学反应能力，比华人收银员慢得多，所需时间超出一倍以上。虽然收银机一般都是自动算账，但有时候算错了需要更改时，明显可以看出这一差别。由此看来，“数学成绩中的种族因素”确确实实应该受到重视。而这一因素，在中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在美国官方定义里，西班牙语裔统指来自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及中南美洲其他西班牙语地区的人和他们的后裔。2010年，西班牙语裔的人口在美国市区第一次超过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每六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西班牙语裔人。预计到2050年，西语裔人口将占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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