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荧屏能够改变基因吗

 《“一块屏幕”改变命运？不能夸大在线教育的公平促进作用》（教育思想网 

2018-12-14）报道：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刷屏了，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在线教育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的改变，很多人感动地得出“在线教育可以促进教育公平”的结论。但是，在线教育真的是引发巨变的“那只蝴蝶”吗？

“一块屏幕”有多少可能改变命运

诚然，“互联网+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让贫困学生享有优质资源，但我们绝不能夸大在线教育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

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无法跟上成都七中孩子的步伐，下课后失声痛哭，‘实在太难了’。很多学生看着直播，困得不行，不得不站在教室后面，因为站着不容易睡着。”

对此，冰川号张丰评价道：“课堂直播内容只是应试教育的一个手段，而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他们所付出的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努力，睡更少的觉，做更多的题。这些努力当然也很感人，但我们终须知道，这是应试，不是真正的教育，它的意义还谈不上‘打开一个世界’。人生的道路很漫长，又岂是一块屏幕可以照亮。”

成都七中的一位教育者说：“成都七中的课堂教学是应试法宝，确实精彩，但那恰恰不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课堂之外，这些学生所受的教育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而恰恰又是这一部分，在拉大而不是减小城乡教育的鸿沟。”

在线教育要促进教育公平，不是服务于贫困地区的升学教育，这无法带来农村教育的根本改变，也最多只能让少数学生受惠，而应该是服务于怎样能给所有乡村孩子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没有老师，在线课程资源对于学生来说可能只是一堆“废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如果简单地认为，只要采用在线教育，就能补上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那么必定会导致教育投入的偏差，重视硬件投入而忽视人的投入，由于没有人而让现代教育技术变摆设。

学习不是给学生看在线直播那么简单，要有教师组织，并且结合直播课进行讲解、辅导，这从根本上就要求乡村有足够的教师，教师能利用在线课程资源，组织教学。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 “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这也说明，在线教育中教师的重要程度，如果没有学校的教师配合、支撑，学生自己跟着网课学，很难起到效果。教师问题仍然是乡村教育的核心问题，这是绕不开的问题。

办好乡村教育，还是要踏踏实实办好学校

在线教育可以为乡村教育提供教育资源，但办好乡村教育，必须踏踏实实办好学校。

国外乡村教育会利用在线教育资源的前提是，乡村有充足的教师配备，由教师组织学生学习在线课程。而我国的乡村，由于乡村教师待遇低，乡村教师匮乏，乡村生活环境差，很多青壮年外出打工，留下孩子在家里。要解决这些孩子的教育，必须立足如何办好乡村学校，而不是发展在线教育，那是花大量的钱（配在线教育设备）打水漂。

从现实看，在线教育的作用非常有限，缩小城乡差距，加强乡村教师队伍投入和建设，改革乡村教育内容，才是关键。这是我国在发展乡村教育时，必须清醒认识的现实。

谢选骏指出： 荧屏能够改变基因吗？不能。那么，教育就能改变命运吗？事实上，正如荧屏无法改变命运，教育同样不能改变命运……“荧屏能够改变命运”，不过是在线教育的广告；“教育能够改变命运”，不过是一个榨取教育经费的花招。因为，决定命运的是基因而不是教育；教育最多是开发了基因的潜力，除此之外无法创造奇迹的。穷人要改变命运，有胆量的就敢于触碰法律的红线，就像那些白手起家的巨富们和老革命们一样；至于没有胆量的就吸毒，加入每年几十万人的枉死队伍。因为使人穷困的不是境遇，而是缺乏致富的基因。

谢选骏：邓小平不懂所有制决定分配制

《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2014年08月22日 罗思义）报道：

20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的邓小平。从实际结果来看，自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

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20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的邓小平。

从实际结果来看，自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如下仅列举中国创造的部分记录：

中国实现了主要经济体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

中国实现了主要经济体历史上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

中国带领6.2亿人摆脱贫困；

中国创造了单年最大的产出增长记录，按照国际可比价格计算，其2010年实际产出总额增长了11260亿美元，而单年第二大产出增长记录是由美国在1999年创下的，当年其产出总额增长了5670亿美元。也即是说，中国实现了人类史上单年产出总额超任何国家2倍的记录。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 ，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美国人口的7倍。 

总的来说，中国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影响了最多的人口。

尽管这的确是事实，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人认为这样无与伦比的成就仅仅应归功于“实用主义”，因为中国没有总体经济理论、概念或真正了解经济学(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变化)的领导人！如果真如此， 全球应立即放弃对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增长成就是在不懂经济学的领导人带领下实现的，那么经济学这门学科显然就毫无实用价值！

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完全是似是而非。就应用而论，邓小平的经济政策无疑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其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明证；就基础而论，邓小平的经济政策则非常具有理论性，正如邓小平在其作品里所说：“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显然，与同一历史背景下的西方和其他经济学家相比，邓小平取得的杰出的实际成就是以明确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

众所周知，1949年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模式是借鉴苏联。中国当时的选择是合理的，因为苏联当时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

苏联1929年后的成就的确非凡。在1929-39 年间，苏联GDP年增长率达到6%，这是迄今为止主要经济体所能达到的最快增速，是同期美国增长率的近2倍。尽管苏联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破坏，但到1949年就已恢复至其战前的生产水平。

苏联取得史无前例的增长成就的原理一目了然。从1929年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苏联实行了任何国家以前从未尝试过的经济政策——国家建设是以封闭的计划管制经济为基础。资源不是按价格，而是按计划分配——钢厂不在市场上购买铁矿石，而是由行政决定分配数量。外贸降至最低限度。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甚至如餐馆等的小规模私营企业也是采用公有制。小农场主的持有权被取消，农业形式改为以大型的集体农场为单位。

尽管斯大林口头上声称，他的经济政策是走“马克思主义路线”，但斯大林的体系实际上与马克思本人的理念根本不一致。苏联1929年实施的经济调控政策是用计划分配原材料一步取代价格分配，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用“使用价值”一步取代“交换价值”。

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文字里的“一步一步”显示，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与此相反的是，苏联1929 年基本上将所有的财产充公国有。

“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派生自“社会化”(即大型)生产，而非小农生产。然而，苏联1929年后就将小规模的农户地块收归国有，在行政撤消之前。结果，在抑制小规模私人生产的同时，大规模生产的优势被国家自己消灭了，造成了苏联经济自我封闭的特性：美国飞机制造商，如波音，能销售到全世界市场，但苏联制造商，如伊尔，只能为小得多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生产产品。

苏联经济学家曾指出，这样的问题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批评”相比苏联当时已经过检验的经济成就显得吹毛求疵。

194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29年，全球经济崩溃而产生了众多的“独裁”国家或者帝国。美国，英国，日本，纳粹德国由于关税壁垒切断了彼此的联系。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在没有替代体系的情况下崩溃了。在全球经济处于混乱的这段时期，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表现远优于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步恢复。新的国际支付体系，美元本位制建立。关税也随之降低。没有放开计划体系的苏联经济与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相比实在是太小，也无法融入其中——因为全球经济波动是无法计划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效率低下和消费品质量低劣，是源于斯大林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他看来：工业快速发展能最大化地提高投资产出率。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美国，但却远低于日本或韩国，因为他们的产品能销往全球市场。

但尽管苏联经济领先陷入危机，自由市场体系，现存的另一种发展体系，也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困境。在1973 年“石油价格危机”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幅放缓。美国经济受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而放缓，而此次危机积累的巨额债务最终引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苏联从1992年引入自由市场模式，结果造成历史上和平时期主要经济体遭受最大的经济危机——俄罗斯GDP下降30%。

眼看这两种主要的经济模式都发生了重大问题，为免重蹈任一种覆辙，邓小平另辟蹊径推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政策，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构建的模式是从借鉴苏联模式退回到马克思主义路线。邓小平1978年后对中国经济作的的深层分析， 频繁地用到的字面措辞，是引自马克思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后者这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曾引起最为广泛的讨论。

以马克思的分析为例，可以看出这两者间的密切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至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马克思提倡按劳分配原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但他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随著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後，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邓小平1978 年后的政策构想几乎是一字不变地源自马克思的话：“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至于按劳分配原则，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他还指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但既然邓小平在某种意义上退回到马克思主义路线，他就必须解决许多马克思从未预料到的现代经济问题。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曾对一些现代经济问题进行过理论分析。他在作出“投资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结论时指出：“产出波动……几乎完全是取决于现时投资量”(统计数据已充分证实了凯恩斯的结论)。因为他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投资融资是靠借款，因此他主张低利率以刺激投资。但他也认为，单靠这些不足以维持投资水平。因此，政府必须在设定投资水平时发挥直接的作用：“我现在对仅仅利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多少有点怀疑。我希望看到国家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组织投资。”他还指出：“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现时投资量的职责安全可靠地放在私人手中。”

但凯恩斯也意识到，如果现时投资量是由国家设定，那么这意味着投资将对解决就业发挥大作用：“我感觉到，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将证明是确保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

凯恩斯指出，“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并不意味着消灭私营企业，而是国家投资和私营企业投资协作：“这并不排除政府当局和私人主动性合作的一切折中和馈赠的形式……保证充分就业所必要的中央控制，当然会扩大政府的职能。”因此，凯恩斯设想的经济是有私营企业存在的，但国有企业在在设定总体投资水平时具有充分优势。

但凯恩斯的分析仍处于纯粹的理论研究阶段。由于一个无法逾越的原因，其无法在西方得到切实执行，这也是西方“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自己的作品几乎毫无联系的原因。资本投资是“生产资料”。如果最重要的投资决策不是由私人投资决定，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将会不复存在。虽然凯恩斯已完成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但它不能在其所生活的社会得到切实执行。

然而，凯恩斯在西方无法逾越的障碍对邓小平来说没有问题，因为他没有打算建立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说明的是，没有证据显示邓小平的经济理念是受到了凯恩斯的直接影响。但邓小平的理念完全是源自于马克思，这导致他的经济结构与凯恩斯相同。国家保持大型(即社会化)经济部门的所有权，从而确保控制投资水平的能力，同时规模较小的经济部门(非社会化生产)被开放为私有或非国有制。也即是说，国家不需要拥有总体经济，只需要足够大到能设定总体投资水平。

显然，中国1978年起实行的政策是用小规模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接着，随后实行的被称为"抓大放小"的政策，保留了大型国有企业，对小型国有企业则放开为非国有/私有制。因此，尽管创建了一批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但国有企业仍足够大到设定总体投资水平，即国有企业仍然维持主导地位。正如《华尔街日报》概述：“大多数经济体可以用两种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有第三种选择……加快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凯恩斯理论中设想的经济结构被邓小平在实践中实现了。

邓小平的经济结构同时解决了从重工业转移资源和制造丰富消费产品供应的问题。因为重工业属于国有，这个行业的价格可以由国家控制。与此同时，放开对农业和轻工消费品产业的限制，带动了农业和消费品行业的价格相对上涨，资源也流入这些行业促进其产量猛增。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受益于削减军费开支获得的财政补贴，免受了价格上涨而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负面损失。。这种结构创造的异乎寻常的增长速度转化为大规模储蓄。然后，这种良性循环反过来能在新的基础上融资为建设重工业服务。

在引入小规模“非社会化”生产的同时，中国经济还实行了对国际开放战略，这让其得以参与最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分享全球化红利。

因此，邓小平的经济政策绝不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而是将基本的理论原则结合自身具体国情，从而去解决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这帮助中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

邓小平经济体系独有的综合性特点也解释了走回头路必然会导致经济问题的原因。重回管制经济会造成无法利用小规模生产优势和结合全球经济市场的优势。任何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体系将会失去国家设定投资水平的能力，从而再现凯恩斯和邓小平已找到解决办法的危机。简而言之，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像邓小平一样，能将实践成功的经济政策与这样深刻的经济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追求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带领逾6.2亿人摆脱贫困。他也为人类整体福祉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但还不止这些，邓小平还有另一个成就。二十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而是邓小平和那些随他一起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人。

（作者为“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谢选骏指出：这个作者是条白痴走狗，见钱摇尾，只看经济数字增长，不看社会形势恶化，更不看生态环境毁灭。当然，上述作者的白痴也是来自邓小平的白痴——他不懂得，或故意装作不懂——所有制决定分配制，一份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邓小平白痴不懂所有制决定分配制，更不懂分配制的结果会反过去决定了所有制的形态——所以他的改革注定了是一盘自相矛盾的死棋！

谢选骏：炮舰政策与强权意志

《孟晚舟案疑只瞄准加国 北京讨好美国》（2018-12-19 法广）报道：

因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案发酵传中国可能抓捕了第3名加拿大人之际，传出中国大批购买美国大豆为即将召开的中美贸易对话会议铺垫氛围消息。作为贸易停战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开始第二轮采购美国大豆。中国一家国有企业昨天交易购买了约90万吨大豆，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将于明年1月至3月出货。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发言人证实了中国的采购，路透社今天说，中国开始贸易战暂停以来的第二轮美国大豆采购。四位了解交易情况的交易员以及美国大豆出口协会(USSEC)称，中国进口商周二重返美国大豆市场，着手两国同意暂停贸易战以来的第二轮采购。

这些交易再次证明，中国正在兑现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一项贸易战休战协议的一部分。

这轮新的采购提振了周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指标大豆期货价格，不过中国采购速度慢于预期限制了涨势。

尚不清楚中国会购买多少大豆。上周，中国多家国有公司订购了逾150万吨美国大豆，船期从1月至3月不等，为六个月来中国首次大规模采购美国大豆。

一位交易商说，中国国有企业周二购买了15批船货，或约90万吨，发货日期为1-3月，交易价值超过3亿美元。

据路透社说，美国大豆出口协会(USSEC)一位发言人证实中方恢复采购，这位人士引述在中国的消息来源，但不清楚购买数量。

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和美湾出口终端大豆价格上涨1.5%，新一波采购行动促使出口商争抢由铁路或驳船从中西部产区运出来的供应。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上涨约0.3%。

自12月1日习特会以来，销售量一直令交易商失望，他们本预计会有大得多的采购量，以吸收美国创记录大量收成产生的庞大大豆库存。而特朗普上周在路透专访中表示，中国正在购买“大量”美国大豆。报道说，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报复性关税的措施依然在实施，这限制了中国民间大豆进口商向美国采买的兴致。

中国去年进口了3,170万吨美国大豆，占美国出口量的近60%，交易额达到122.5亿美元。

特朗普周一称，他已批准发放120亿美元农户资助计划中的第二批款项。

报道指，近日的采购对农户没有多大帮助，但在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前，确实展现了善意的姿态。美国在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和工业补贴方面，对中国有许多抱怨。

谢选骏指出：许多中文翻译者不求甚解，把尼采的“强权意志”翻译成为“权力意志”，文理不通。实际上，强权意志来自炮舰政策，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自弱肉强食，目前的中美关系当作是解。

《加拿大外交部宣布其第三名公民在中国被捕》（2018年12月19日 转载法广RFI 呢喃）报道：

加拿大国家邮报本周三引述该国外交部的消息称，华为孟晚舟事件之后，第三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中国外交部表示不知情。

继前外交官员康明凯和企业家斯帕沃在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逮捕之后，加拿大方面宣称其第三名公民日前在华被捕。这一消息首先由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引述该国外交部的消息称“已经在本周二确认，加拿大第三名公民受到中国政府的拘押，但无法证实该事件和华为首席财务官风波相连”。加拿大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出于信息保护的考虑，无法透露更多细节，但的确涉事的是一位加拿大公民”。在同一篇报道中，加拿大国家邮报称，暂时无法获取这第三名被中国逮捕的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信息，但“第三方消息显示，这不是一名外交官员，在中国也没有生意”。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将保护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我们寻求知道他们被逮捕的原因，并将和中国合作，向中国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本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加拿大方面所宣布的其第三名公民在华被捕的消息表示不知情。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处于取保候审的阶段，她被禁止离开加拿大，等待明年年初举行的听证会，届时她或将被裁定需被引渡到美国，接受美国指控其违反对伊朗制裁的相关审讯，若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刑三十年。

谢选骏指出：炮舰政策与强权意志的背后，必须要有一个航母舰队，加拿大不懂这点，所以两面不是人了。

网文《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具体内涵与意义是什么？》（作者：Seigentlich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585821/answer/187418482）解答说：

“权力意志”，英文是will to power，德文是Will zu Macht，will 理解为desire，zu 最好理解为朝向/towards，Macht无论质还是量都不是永恒固定的状态。 中文“权力意志”中的“权力”翻译得不是很好，容易引起普通人的误解，好像will to power和政治权力有关似的，其实指的是一种强力。但也不要简单在心理学上将“权力意志”理解为欲望、心理活动、人的意愿，更不要理解成物理学意义上的力量。“权力意志”揭示的是：人在本质上是一直要追求力量的，追求到后会释放，如果人失去力量就又会不断追求新的力量。这个权力意志不断上升/人不断汲取力量再释放的过程没有尽头，人需要不断地克服任何阻力/自我克服（self-overcoming）

尼采认为任何一种存在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一种权力意志：

“道德”归根结底是权力意志的各种形态。power本来就是需要向上/释放的，如果力量无法释放/不能征服自己和所在的环境，力量就会反过来塑造自己的内心，不断开掘自己的内心世界，孕育了我们的各种道德观。（很大程度上，权力意志不能向外扩张，是因为强有力的外在组织形式——国家，尼采认为国家是突然出现的，导致人的权力意志一下子没法向外扩张，只能内在化；如果国家是缓慢地出现的，人就可以适应，不会克服不了阻力了。）

任何认识knowing都是一种权力意志，truth只是我们设定的结果。一般而言，哲学（家）当然是要追求真理truth的，并且认为knowing并不认识knowing自身，我们认识的是truth。尼采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knowing 和truth二者是等同的。柏拉图以来metaphysics的哲学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的认知/认识knowing 都只是一种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Will zu Macht（追求力量的意愿），truth也不过是权力意志所创造、设定的，真理和上帝一样是人类的发明（尼采有一本著作《人性，太人性的》就是讲这一点）。

哲学自然也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到过：一切都是权力意志，哲学是一种最强的权力意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哲学要追求truth，而truth真理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排他性的、独断的（我认为我是真的，那么你一定是假的），要规定人生活的意义、规定全盘性的东西，完全不能怀疑。哲学家要追求的就是这种最高最神圣的东西。

从根本而言，尼采说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就是一种interpretation。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客观自在的东西，德国古典语文学界曾经试图要把文本text和解释interpretation区分开来，好像存在独立自在的text似的，但尼采说无论是文本text还是解释interpretation，都是will to power;will to power既是文本，又是文本的解释——用康德的话来说，既是本原thing in itself又是现象appearance。任何life都是在不断的解释Interpretating，即giving meaning/creating meaning，这样的creating meaning与已有的meaning有冲突和克服，要克服既有的所有meaning，这个过程没有终点。在这个意义上life就是will to power。也就是说，权力意志本身是要追求意义和价值的，但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是永恒的超越/值得生命完全否定自己来追求，如果这样的话，生命就会衰退，导致虚无主义。一切意义和价值都是临时的，等待另外一个价值来覆盖／改写。无论人／自然世界，都处于不断地再解释、再评估、再否定的过程（比如柏拉图-基督教-马克思共产主义等等，它们给人提供了目的、意义、用处、价值、功能，但会被新的will to power改写、取代，说明新的任何一种解释都是一种will to power，没有一个自在的end。）

尼采提出了“视角主义”这个概念，意为life必然是视角主义的，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世界，没有离开自己life 的客观真理知识。如果要追求客观性，life一定处于degeneration衰败的状态，will to power再也不能为自己提供perspective。真正的客观性就是在视角之中。（只有用权力意志这种interpretation，才能克服本体与现象等二元对立的观念，因为权力意志本身就是perspective。）

总而言之，尼采认为life=will to power=interpretation。最高的权力意志体现在有限生命不断重复时都能热爱生命到这个程度：我的生命一次不够，我希望有来世，希望再活再活一辈子，哪怕每次生命重复、一点都不变化。

作者：Aster Dracula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585821/answer/537510824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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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Macht（权力）这个概念马上就会使人产生负面的联想。正因为如此，我国学者一般都不愿将 der Wille zur Macht 译为“权力意志”，而是译为“强力意志”，甚至“冲撞意志”等等，以避免误解。但既然 der Wille zur Macht 是尼采的核心概念，自然不能光从字面意义上来考虑它的译法，更要根据它在尼采哲学中的特殊意义来决定如何翻译为好。张汝伦以为译为“权力”更能突出Macht一词的涵义。他说：“做主人，就是有权力，而不是一般的力或强力。有力者或有强力者未必是主人，只有有权力者才是主人。只有有权力，而不是强力，才能为自己设定条件，即价值。因此，der Wille zur Macht 只有译为‘权力意志’才能将这一术语言所蕴含的征服、掌控、克服和支配的意蕴表达出来。”

这里所谓的权力并非指政治权力，也非指武力的物理强制力，而是指一种蕴涵一切可能、突破一切阻碍、积极向上的内在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完全由本能驱使，权力意志指的不仅是生命的原则，还是创造过程的原则，或者不如说生命就是创造的过程。权力意志实际就是生命力。为什么这种力量是世界和人的根本呢？尼采并没有做过多的本体论论证。权力意志与其说是形而上学的本体，不如说是一种经验的概括，带有假设性质。在他的眼里，世界处于万类竞长、生生不息的状态，这就已经证明了能动的生命意志的普遍存在和支配作用。

我们看到，叔本华在说明意志的本体地位时，尚且使用了类比推理，但尼采不需要任何理性的推理和证明。权力意志虽然是来自他自己主观体验的经验假说，但它的真理性在尼采看来却不成问题，无须讨论。他说：“如果一个哲学家总是把生命的权利看成是一个问题，那么就要对他的哲学家资格提出异议，给他的智慧打上问号。对生命的肯定或否定归根到底不可能是真的，生命只能作为表征而有价值，仅仅作为表征而被考察。”就是说，对生命的态度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根据生命经验来判断生命的价值，这虽然是经验假说，但与知识性的经验假说不同，这是生命对自身的肯定，是强者的自我设定。

人的生命是一种冲动、冲力、创造力，或者说是一种不断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扩张的倾向。尼采把生命的这种倾向看作是生命的愿望、意志。但他不同意叔本华把生命意志归结为追求生存的意志，而认为生命的本质并非追求生存，而是发挥其生命力。它由此认为生命意志就是表现、释放、改善、增长生命力本身的意志，即“权力意志”。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是指宇宙万物所共有的释放和扩张自己力量的欲望，进行创造的欲望，占有、支配他物的力量。尼采把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能当作人的一切认识和行动的动力和标准，这意味着把权力意志当作动力和标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权力意志决定了在人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从各种肉体的过程到最高级的精神活动无不是权力意志的表现。

尼采由人的生命取决于权力意志，进而推论出生物的本质也是权力意志。生物有机体摄取营养就是为了表现其生命力而去占有和吞噬环境。不仅具有生命的有机物的本质是权力意志，一切自然事物和自然过程的本质也都是权力意志。例如物理学中所讲的引力和斥力的对立其实就是不同的权力意志的争夺；化学中讲的分解和化合无非是一种权力意志“侵占”、“征服”另一种权力意志。总之，从人到动物、动物到植物以至无机界，一切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权力意志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抗强欺弱的关系，强弱权力之争构成了整个宇宙的过程。与叔本华不同，尼采不仅不赞成、而且竭力反对将意志世界看作杀现象世界之外的自在之物的世界。

他的权力意志论是用人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生命（生命力）来解释它们的生成变化，而不是把生命当作具体的、现实的人和物之外或之后的实在、或者说自在之物。人及其世界虽然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但权力意志又是处于人和世界的存在本身之中。在尼采看来，叔本华由于把生存意志当作自在之物，势必把意志和人的关系看作一种外在关系。人在意志面前仍像在“世界本质”、“宇宙精神”、“绝对观念”、“神”面前一样处于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地位。人对于“意志”只能抱着一种顺应、否定、放弃的消极态度，只能用否定、放弃甚至毁灭生命来克服意志。尼采企图克服叔本华的这种消极悲观倾向。

他认为，人作为权力意志或者说作为非理性的生命力与人的现实存在不是分裂的。人的欲望、激情、本能冲动与人的肉体存在及人的思想和行动是构成个人存在的统一整体。这样的人将不再是叔本华所说的那种因受求生意志的支配而消极被动的人，而是不断地创造生命本身的价值的积极主动的人。人生诚然是痛苦的，但这是悲剧的，而不是悲观的。为了使意志主义由叔本华式的消极被动的哲学变成积极主动的哲学，尼采反对把人的意志归结为自我保存，而主张要增长、改善、超越、创造自身。他认为，如果把生命意志仅仅归结为自我保存，那就会使人因循苟且、无所作为、逆来顺受，最后必然悲观厌世。

而如果把“增长”、“改善”、“超越”本身当作意志的本质，那就会使人积极主动。尼采认为人不能满足于“已经如此”，而要代之以“我愿如此”。尼采之提出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也正是基于对人生的能动性、创造性的一种肯定，因为重估意味着重建，而重建正意味着人的奋发有为。人之给予事物以意义，意味着给自己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也就给了自己以意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但他又强调权力意志不是一种目的论的本原，权力意志并不朝向某种确定的目的，它作为一种不断改善、扩张、增长的生命力、冲力并无确定的终极的方向。它永远不是作为一种确定的存在物、实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不断的生成、变化的活动、倾向而存在。

而这一点正是它不能是一种单纯地追求自我保存，即求生的意志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自我保存、求生，那倾向、活动九会停滞，生命就会终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尼采不满意达尔文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把生命理解为自我保存，并且过分地强调了外在因素的作用。尼采的权力意志主张个人为了发挥自己的权力意志可以而且应当支配、征服、剥夺、同化异己者、把异己者当作自己的工具、沦为自己的奴隶来说，它极易为反动势力所利用，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等反动派也正由此把尼采当作其理论先驱。在尼采眼里，世界在本质上、根源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权力意志。首先，权力意志是一切现实生命都具有的“追求权力的意志”。

作为世界本质的权力意志是与现实感性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意志力量，而不是传统形而上学那种超感性的、非生命的概念。其次，权力意志来自于人对世界的直观体验，而不是那种通过概念思辨而得到的东西。在尼采看来，当我们通过世界的万类竞长、生生不息的状态而体验到一种追求更大力量的生命意志的普遍存在和支配作用时，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体验而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感性世界是唯一真正的世界，它是一个充满矛盾、异质性、偶然性和无序性的世界，是充满着激情、欲望和痛苦的世界。万物处在一个生成、流变和往复之中。

在尼采看来，意志是这个世界的本原，但意志并不因此就建立起另一个高于现实的理想世界。与叔本华相比，尼采的意志并不贬低、否定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相反，意志要肯定这个世界，要使这个感性世界神圣化。按照尼采的哲学思想，将意志削弱到近乎于零的状态实际是弱者的表现，是奴隶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对叔本华的艺术观持批判态度。在尼采看来，一切感性的东西都是最真实的、欲求也不例外。欲求恰恰是需要肯定和追求的东西。不满、有缺陷的欲求恰好是刺激充盈、饱满的意志去创造的现实性因素。权力意志在本性上总是不断地追求更大的权力，不断向自身的更高阶段跃升，从而它总是要超越自己的现存状态。

谢选骏指出：上文已经临门但还没有入门，因此他指从哲学角度探讨哲学，没有从生命角度探讨哲学——其作者甚至不懂，尼采的大学时代是个“英国狂”粉丝，喜欢穿戴英国服饰、模仿英国腔调，因为尼采是达尔文主义者，就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样。因此我主张，与其把“will to power”（德文Will zu Macht）翻译成为强权意志，还不如直接翻译成为“炮舰政策”！

谢选骏：“反革命暴乱”万岁——迎接“六四”三十周年！

《五万字记录改开40年 六四仍为“暴乱”》（2018年12月19日 转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华社发表文章，以五万多字记录四十年来的大事。习近平主政六年来所发生的事占了四成篇幅。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却着墨不多。对六四事件，文章重新沿用以往的定性。

这篇名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事记”的文章长五万四千多字。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只有六年，但文章却以四成篇幅，记录他主政以来的事务。

但是，在那之前三十四年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以前的说法有出入，甚至只字不提。譬如1982年，人大颁布“八二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到了近年中国政治发生翻天覆地改变，全国人大三月表决通过修宪案，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新华社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提及。

至于邓小平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提出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规定任何领导干部不能无限期任职。在新华社的文章中被浓缩为“必须改革现行领导和组织制度的弊端。

1986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大事记”没有提及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因此而下台，连胡耀邦在1989年4月去世也不提。

学者： 中共在修改历史

独立历史学者批评“大事记”实际上是改写历史： “现任领导人只在任6年，但是对他的宣传比例，超过以往的34年，这是不正常的。前两天在大会堂的文艺汇演，上篇是34年，下篇是6年，感觉上就是在修改历史，然后在造神。”他说两位原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官媒基于“政治正确” 低调处理2人的事迹。“像赵紫阳，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以及对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贡献。胡、赵都是属于不正常的下台。现在在党史上本就很难书写，都跟最忌讳的六四事件有关。所以你看，“大事记”对六四事件也是寥寥数笔带过。这个都是敏感话题，他们要极力回避。” 

重提“反革命暴乱“只会令民众更反感——“大事记”提到六四事件时，指这是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国家政权和人民根本利益。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当局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度定性六四事件为“动乱”与“反革命暴乱”，他对此表示愤怒。蔡耀昌：“显示了中共极左意识形态和势力重新当道，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引发更大的民众反弹，这是对六四死难者家属更大的侮辱。对中国的发展肯定会有负面作用。”他促请中国政府还原六四真相和追究责任，否则会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把六四屠杀称作“镇压反革命暴乱”，其实是历史的表扬！何以见得？因为，中国百年革命的先驱者谭嗣同早就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六四的死难者用他们的生命和青春，揭示了一个基本的真理——社会不流血，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进步！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无法突破，就是因为缺乏青春能量的无私爆发！

谭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明明可以选择像康梁那样亡命天涯的“生”，谭嗣同为何要留下来慷慨赴死？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每每读起这首让人荡气回肠的诗句，眼前总会浮现出英雄义士谭嗣同那张瘦削的面容来。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

1870年（同治九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求学经历

1877年（光绪三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维新之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创作仁学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维新志士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但龟儿子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该死的西太后。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英勇就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参与变法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批判旧文化、旧思想。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满清罗网，有它突出的进步性。

思想体系

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师友众多，强调兼收并蓄。 谭嗣同在《仁学》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来源中包括了经学、理学、佛学、诸子学和西学。经学提倡今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以及明末遗民王船山、黄宗羲等的思想；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既有宗教、哲学又有政治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

仁学之论

谭嗣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于南京“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仁学》是一部将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书五十篇，分为二卷，五万余字。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哲学

《仁学》作为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书中谭嗣同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在《仁学》中，谭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 

主要作品

谭嗣同代表著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剑胆琴心

在中国的历史上，谭嗣同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悲悯的关怀，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路。

乡邻撰联

有湘人余德泉撰写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狱中题壁》的诗意。

“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

亲属成员

父亲：谭继洵（1823—1901），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伪职。

生母：徐五缘（？—1876），为其父正室，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幼年谭嗣同刻苦学习。

夫人：李闰（1865——1925），清朝户部主事李篁仙之女，李闰在谭嗣同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

浏阳故居

谭嗣同的浏阳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区北正南路98号，始建于明末清初，主体原占地2100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762平方米，通高8米，大小房舍24间，南北朝向，全木结构，工艺精美，古朴庄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风格。故居原为周姓房产，后由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买下。1859年（咸丰九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中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官阶显赫，奉旨命名其宅为“大夫第官邸”，因此谭嗣同故居又简称“大夫第”。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谭嗣同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北京故居

谭嗣同的北京故居即浏阳会馆，又叫“莽苍苍斋”，位于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谭嗣同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他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浏阳会馆正房五间现仍存，北面两间为谭嗣同当年所居。 

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清末变法“六君子”，为救国捐躯，却在刑场被围观亡国奴百姓扔白菜帮子！

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时，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烈日高照下的刑场上人山人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日子之一，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等维新变法志士即将在这里被处斩，这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而谭嗣同则被称为“支那变法第一烈士”（梁启超语）。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通过新的总结表态，再次肯定了“六四”的不朽性质。六四牺牲的烈士们，其实个个都是谭嗣同那样的君子——但愿他们的流血牺牲，是中国结束百年革命的第一滴血！就像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流血牺牲，是百年革命的第一滴血！因此我说了——“反革命暴乱”就是好！所以“反革命暴乱”才能万岁！天安门屠杀的受难者们万万岁！“反革命暴乱”，就是要结束中国流血不断的百年革命！要创造一个文明的第三中国！要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那时，挑动内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被铲除，整合天下的“文明诞生纪念碑”将会矗立。

谢选骏：共产党母亲任凭强者蹂躏

《习近平这一年 权力登天光环黯淡》（安德烈 18-12-2018）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人民大会堂，12月10日——

今年是中共改开四十周年，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对这一打开中国与世界隔离之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加以论述。在中南海12月18日也要大庆这个日子的时候，官媒歌颂有加：“壮阔山河，一路改革”，却把四十年落脚在习近平当权这几年。但是，谁也没料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会陷入一个前景难测危机四伏的时期，习近平19大以来权力达致顶点的强人光环也开始黯淡。201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终身制 一夜回到40年前

不少观察人士指出，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是习近平开始在国内在西方引发重大警惕或者说引发美国绝望的重大步骤。中共十九大至两会，习近平在亲信王岐山协助下，完成党天下向“习天下”演变，邓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共内部纠错机制都在这一年被逐一抛弃。所谓党内纠错机制概括起来包括：废除领导人终身制，隔代指定接班人制，七上八下制等等。之所以割除旧习，中共最高领导人十年一换，是邓以“三上三下”之亲身遭遇，总结毛把中国差点推入万劫不复境地的血腥历史教训之后得出的一套不至于使一党毁于一人之手的中共内部纠错机制。历史的吊诡在于，父亲深受毛迫害，四十年前垂垂老矣之际终得以与邓站在一起，开辟深圳，大胆改革的习仲勋，大约没想到靠其生前声望直升而上的儿子习近平，在中国四十年后今日成为互联网大国，网络高速公路遍及，华为5G引领全球之后，成了堪称与毛泽东不相上下的“帝王”。无论从实际地位到不顾历史真实的歌功颂德，瞒天过海的个人迷信都与毛时期不相上下，以至于连中共改革开放的鼻祖邓小平也被轻视。

中共今天在纪念四十年前那场改革，那场改革的确有着丰富的历史指向，对中共而言，它使得中共得以在“保江山”情形下推行经济现代化，带领中国走向富强；对希望与世界潮流接轨的民主人士而言，这场改革显然透视出一种未来中国实现转型的可能性，以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最为典型。政治保守，经济开放无法调和，这种多元的可能性最终在八九六四期间遭遇极大的破坏。但其后中国民间对中国可能实现宪政的希望一直没有幻灭，零八宪章的诞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出现就是例证。

但是，习在2018年毁掉了那种看起来即便很保守的希望，这不仅是中共党内的某种希望共产党“延年益寿”的希望，那些希望共产党长久统治的人，不希望毁坏邓建立起来的有效替换制度。至少，当一个“独裁者”如毛泽东一般腐朽的时候，还存在着替换的希望。至于中共党内改革派，胡赵后虽无旗帜，但改革的思潮一直在暗涌。习粉碎九龙治水，妄议中央成大罪；中国民间的遭遇更惨，刘晓波成为死在囚禁中的诺贝尔奖得主，律师大批被抓，新疆维族被当成异己被送进“再教育中心”改造。

 

这一年，强人统治把有可能良性的，理性的，柔性的改良的桥梁也给拆掉了。

 

中美关系败坏

 

前面所说的主要是对内部的影响，其实，这一年，一如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是，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一个因素还来自中国以外，最典型的就是中美关系的败坏，这一破坏直接催发经济寒冬效应。

不久前，在毛晚期作为美中破冰的信使，当年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1月初在北京一个老朋友聚会的场合说的一句话令人不寒而栗：“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稍有历史感的人都知道，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从封闭到走向世界，从加入世贸到成为第二大国，与中美之间存在的那种明智的你中有我斗而不破的微妙关系无法分开。但是这一年年终的时候，中国人普遍知道习近平接受了美方指定的九十天大限，九十天大限就是在三月一日到期的时候，如果中方不能按照特习会达成的承诺，进行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惩罚性税率将从三月二日起提升之百分之二十五。其实，九十天大限已不仅仅是税率提升的问题，它意味着习近平领导的中国的前景危险四伏。

从以牙还牙到接受九十天大限，而且是习近平亲自接受当场接受，仅仅几周前，观察人士都很难想象强人习近平会走到这一地步。造成这一切提前发生或者有可能避免而没有避免的直接因素便是中美关系的严重对立。对立的直接体现便是中美贸易战越战越凶，导致中国经济局面凶险。最后，中方被迫休战，接受“屈辱”的九十天和谈。

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注定要有一战，在2018年全面爆发，而且没有指望的爆发，在不少党内的反对派看来，仍然与习近平的个人领导作风有极大关系。

首先，习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在中美关系，南海争端，人权领域咄咄逼人。中美贸易争端，起初谈判时习采取寸土不让，以牙还牙的策略，迫使特朗普税率节节提高，从最初的500亿提升到两千五百亿，而且还使得特朗普有一把两千六百五十七亿的利剑在手。

习近平的强硬或者误判，使得美国开始绝望，美国彭斯副总统10月初的演说一清二楚，美国并不指望中共江山变色，但是美国希望中国沿着邓小平开辟的改革之路、市场经济走下去，这虽然是一种威权之路，至少给西方世界留下中国有一日可能会变革的希望。

中国学者荣剑认为：中国今年初“两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处理新疆问题的方式、打压民间基督教、压制公共言论空间和屡屡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逐步强化了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和亲华反华学者们的一个共识：中国正在偏离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之路，正在重新回到毛的老路上去。

在邓江时期，中美通过谈判，人权领域中方往往会有一些实际的让步，到了习时期，人权不仅不让步，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也至死不放，终于迫使一个本来期望中国只要沿着邓小平改革路线走，并不期望中国早日走上自由民主的美国与中国全面对抗。纽约时报17日在“中国为何对国际批评越来越无动于衷”指出，曾经有一段时间，党内对国际反冲效应的顾虑约束了中共的行为，或至少影响了中共为自己的行为公开辩护时的说法，但现在，北京对普遍存在的国际谴责不屑一顾。“这种强硬态度可能正在让中国在海外失去支持，甚至使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温和派没有了友好的声音……”

 

这一切，导致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几乎走上不可调和之路，这一点与四十年前邓小平的设想完全不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十月初内部讲话暗示习近平不要狂妄自大，大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

 

经济恶果

尽管人民日报还在避讳，力图反击“唱衰”，“经济寒冬”这一词汇已成为中国舆论广泛使用的一个描述经济局面的词汇，广告量大幅减少，工厂大批裁员，企业准备外迁等等，金融危机暗伏，十月以来，即便从官方渠道释放的经济信息也越来越坏。已经再也无法用形势大好来掩盖，自力更生从习近平之口说出，从另一个侧面便暗示了一个勒紧裤腰带的毛时代现象复生的可能。一些中国经济人士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恶果其实才刚刚显现。

北京还可以为自己辩护，2018年中国准备经济转型，扩大内需市场，不在单纯追求出口和GDP。但是，中国经济在下半年局面如此严峻，经济数字“难看”，经济寒冬提前来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消费和工业增速大幅下跌，甚至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增长速度。这不能不说与习近平误判形势，贸易大战有直接而全面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向松祚近日演讲中表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仍然说是6.5%，但据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的一个研究小组内部报告，一种测算今年的GDP增速到目前為止是1.67%，另外一种测算是负值。他认为，今年中国在三件事情发生严重的误判，最突出的是中美贸易战。

纽约时报周五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连续几个月持续下滑可能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带来上台后的最大挑战。习近平现在是内外交困。

对外，从欢迎中国加入世界发展潮流，到西方一个个对中国睁大了警惕的眼睛，中国今后面临的国际生存条件将更加严苛；对内，今年中国“两会”以后的党内斗争已化作阴险的暗流，在经济环境不佳直接影响基层民众生存的现实情况下，独揽大权且废除任期制从而把中共全党也置于险境的习近平，他的强人统治正遭遇着来自各种力量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我早就说过了，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因为共产党已经无以为继了，他势必引起根本性的变革。至于他走向何方？那要看中国公众的反应而定，怪不了别人的。但是就“出人意外”的崛起而言，习近平带来的改变，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这种类似现象表明，共产党根本不是一个战斗集体，而是一个任凭强者蹂躏的受害妇女——只要当权派一声令下，共产党立即匍匐在地，“要她干啥她干啥”，难怪雷锋把党比作他早死的母亲。所以在俄罗斯，叶利钦一声令下，共产党立即解散，连吭都没吭一声就死掉了。

谢选骏：投资人不是施恩不求回报的恩人

《改革40年 中共忘了让中国崛起的5类恩人》（2018-12-18 看中国）报道：

40年前，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时，没人知道，数亿人摆脱了赤贫，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入到世界中产阶级的行列。然而这也使得中共自满并剑拔弩张。中国共产党不应当忘记，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全世界让中国富起来的。这种富强是以压缩中国百姓的利益、牺牲竞争对手特别是美国的利益为代价的。

1984年6月24日，中国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右二）在北京与朋友打桥牌

彭博社专栏作家夏马（Mihir Sharma）撰文称，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种自鸣得意的态度看待国家的崛起，为其治理模式——国家资本主义陶醉并辩护。根据彭博社数据，在过去40年，中国GDP翻了80倍，但是全世界已逐渐注意到，中国的富强并非中共的功劳。

勤劳的中国人民

夏马强调，勤劳的中国人民，才是驱动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驱动力，是过往那些抓住改革开放门缝透气的乡镇小企业主；是无数离乡背井、不计恶劣工作环境辛勤劳作的工人；还有那些在珠江三角洲、在上海的咖啡馆里，用餐巾纸起草高科技商业计划的聪明中国人。

政府有多富，民就有多穷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付一夫8月撰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百姓财富增长的不同步，该微信文章已被删除。文章称，中国国家财政收入超速增长，而国人工资收入占比低。2017年，中国人均GDP近9,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12,000美元），但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进行对比，情况便全然不同。事实上，中国老百姓手中可花的钱远远没有想像中那么多，因日渐上涨的房价、医疗，和教育等成本，让绝大多数国人的身上背负巨额债务。

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债务占GDP的比重在1996年仅3%，2008年为18%，此后6年间翻了一倍，达到36.4%，到了2017年已高达49%。

家庭债物高企对于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月入三万活得却像月入三千”，便是最好的答案。

世界各国的投资

夏马（Mihir Sharma）表示，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投资也为中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过去几十年来，各国公司决定向中国投资，用各国人的储蓄给中国大量注资，这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后的工业超级大国。各国政府和大公司以为，让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便会促使中国走上经济开放、自由民主，和全球化的道路，中国巨大的市场也会给他们带来应有的回报。

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系统

如果没有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系统，中国也不会成为基础设施融资的来源。夏马认为，如果不是全世界使科技更加有利可图，中国不可能建立强大的科技业。“一带一路”计划目的是将中国资本和产能过剩出口到全球经济中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部分地区。

美国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演讲时说，在1970年代，美国大学开始培训新一代的中国工程师、商业领袖、学者和官员。美国在2001年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北京只是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

彭斯说，“中国共产党也使用了与自由公平贸易不符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关税、配额、货币操纵、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工业补贴。这些政策建立了中国制造业的基本，而以竞争对手特别是美国的利益为代价。”

彭斯表示，中国的行为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贸易赤字，去年这个数字是3750亿，几乎占我们全球贸易赤字的一半。就像川普总统说的，我们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

西方的美好愿望破灭

夏马表示，西方的美好愿望破灭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共产党寻求日益增强其对内专制主义和对外的侵略性。全世界意外发现，中国成了充满仇恨与攻击性的巨人，中国共产党从中取得了威权并咄咄逼人。夏马也表示，最近一连串华为的事件，说明了中国的成长，仍然不能置身于世界之外。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有理，但搞错了一个概念——这些例举的都是投资人，而不是施恩不求回报的恩人。投资人都是为了报酬而“施恩”的，因此不是恩人，包括许多逼迫孩子苦学苦干来为自己扬名立万、衣锦还乡、仗势欺人、荣宗耀祖的父母在内。那么，谁是“让中国崛起的恩人”呢？我认为，只有那些为中国的崛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与青春的人们——包括死在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奉献。

谢选骏：反黑英雄都是黑帮分子吗

《川普推文炮火四射：通俄案调查是骗局 柯恩是鼠辈》（编译张玉琴综合2018年12月17日）报道： 

 

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有无通俄案的特检官穆勒连连出手，最新传出他有意再度要约谈川普总统。

上任不到两年，川普总统的选前选后生活与生意，遭到检方全面调查，成为他总统任上的标签。图为川普总统15日到华府军人公墓凭吊一战阵亡军人。

川普16日连发推文表示，前司法部长塞辛斯任由特别检察官调查通俄案毫无阻拦，「应该感到羞愧」；他并抨击与穆勒达成认罪协议的前私人律师柯恩是「鼠辈」。川普推文攻击通俄案调查是「民主党的骗局」，「对我们国家糟糕极了」。川普说：「民众开始看出和了解这出猎巫戏码是怎么回事。」他接着表示：「塞辛斯从一开始即纵容这个骗局发生，他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穆勒的通俄案调查目前受牵连的包括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佛林、前外交政策顾问帕帕多普洛斯、前竞选总干事马纳福、马纳福副手盖兹、川普前私人律师柯恩，以及20余名俄国人。

为川普集团效命多年的柯恩，上周被判刑三年，涉及罪名包括银行诈欺、税务诈欺和竞选财务违法，柯恩声称，所有作为都是依循川普的指示。川普否认指示柯恩做违法之事，并推文说：「记住，在联邦调查局做出绝对无法想象和从未听过的事（突击柯恩住家和办公室），非法发动猎巫行动后，柯恩已成为‘鼠辈’（Rat）」。柯恩的法律顾问戴维斯反击表示，川普称柯恩为「鼠辈」的口气俨然像似黑帮分子，戴维斯说：「身为政府体制的最高执法官员，却指称向政府坦白真相的人为‘鼠辈’，这是黑帮而非总统的口吻。」

此外，川普还推文敦促法院应研判国家广播公司及其节目「周六夜现场」（SNL）是否合法，「周六夜现场」年底推出模仿电影「风云人物」（Its a Wonderful Life）的幽默短剧，假想川普从未当选总统，他参加的圣诞派对中，喜莱莉?柯林顿成为总统，并藉由与班史提勒扮演的柯恩、劳勃狄尼洛扮演的穆勒和麦特戴蒙扮演的卡瓦诺的接触，川普获知，为了大家着想，他最好别当总统。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总统的口吻现在像是黑帮的了？因为他的处境像是黑帮的了。由此可见，反黑英雄到黑帮分子，只是瞬间而已。

《朱利安尼：川普不会与穆勒面谈 除非踏过我的尸体》（编译张玉琴╱综合2018年12月17日）报道：

川普总统私人律师朱利安尼16日在电视受访时表示，川普不会接受与特检官穆勒会谈。

随着有关川普总统的各项调查节节进逼，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16日连番抨击通俄案特别检察官穆勒和纽约联邦检察官，他讥称对方「是个笑话」，并扬言川普不会与穆勒调查小组面谈，除非「我死」。

朱利安尼说，穆勒使用的伎俩，例如与川普前国家安全顾问佛林达成认罪协议，令他「作呕」。他在「福斯周日新闻」中说，川普不会同意接受穆勒调查小组的约谈，他说：「他们是个笑话，除非从我尸体踏过。」

穆勒一直要求与川普面谈，上月，白宫针对与俄勾结问题，以书面答复穆勒，但白宫一直避而不谈干预司法的提问。

朱利安尼讽刺表示，他们没有询问总统的，只剩下「1986年、1987年那晚几张未付的停车罚单」。

川普若正式回绝穆勒的面谈要求，理论上，穆勒的调查小组可发传票，强迫川普作证，但这么做势必会引发法律争战。

对于川普前私人律师柯恩承认，受川普指示，付封口费给艳星丹尼尔斯等两名女子，朱利安尼批评柯恩是「病态骗子」（pathological liar）。他对川普和柯恩说词不同表示：「何者才是真相？我想我知道何者是真相，除非你是上帝，你永远无法知道真相是什么。」

朱利安尼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还表示，川普在2016年1月后曾与柯恩谈及莫斯科川普大楼兴建事宜。他似乎指的是川普给穆勒的书面答复，朱利安尼说：「他提供的回答，涵盖时间到2016年11月，他说，他与柯恩讨论过此事，总统未作任何隐瞒。」

至于为何与川普之前声称双方讨论此事最后时间为2016年1月，朱利安尼说：「除非你真的坐下回答问题，回想过去，检视手头文件 …你不会知道事情经过。」

CNN稍后要求朱利安尼就此事做更清楚说明，朱利安尼表示，川普告诉穆勒调查小组，他和柯恩曾讨论莫斯科川普大楼计画，但未明确指出是何时。朱利安尼说，川普不记得两人何时有此谈话，但他告诉穆勒，这项谈话肯定发生于2016年大选期间的某个时候。朱利安尼补充说，这个谈话可能发生在2016年6月或7月。

谢选骏指出：朱利安尼曾任纽约市长，大力扫黑；但是我就奇怪，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为何如此打击意大利黑帮。现在看来，他的成功可能因为他很熟悉黑帮的作业。反黑英雄都与黑帮分子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也许是的，反黑与黑帮，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中国大陆的王立军也是如此。举一反三——美国国父华盛顿还出身于英国军官，人民领袖毛泽东其实是一个恶霸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