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希腊精神真的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吗？》（张晓群）说：
学术界一般认为：西方文明的传统是两个，一个是希腊精神，一个是基督教精神。而所谓“传统”，即是一种“一贯如此”的状况，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西方文明——政治文明、法律文明、道德文明、思维方式、社会生活观念等——是以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为主线的。本文仅仅分析希腊精神的状况，认为：希腊精神绝不是两千多年以来西方文明的一条主线。希腊精神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主线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在近代以前，在欧洲的总体社会进程中，希腊精神仅仅是昙花一现。
1．“正雅典精神”和“负雅典精神”
什么是“希腊精神”？那是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半岛上的一些“城邦国家”体现出的社会精神。其实，那些为数众多、大小不等的各个城邦国家，各自具有的社会精神相差很大，粗略划分一下，一种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一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
斯巴达的政治是一种贵族寡头的统治，真正掌握权利、制定决策的是五个长官（Ephorate）。贡斯当说：“斯巴达政府是一个禁欲主义的贵族政府，五长官团的权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因此，他们的特权会变成某种不堪忍受的暴政。”强调纪律，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斯巴达以军事立国，也就是说，斯巴达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不断地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夺取大量的土地，把被征服者们变成奴隶、或其他形式的被压迫者。斯巴达的面积在所有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大，这就是对它如此执着于军事事业的回报。而斯巴达社会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当然就是斯巴达人，他们只占斯巴达社会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第二个等级叫作“周围的居民”，他们是那些自愿臣服于斯巴达的人群。第三个等级就是“苦力”或隶农，处于奴隶或半奴隶的状况。
事实上，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以军事立国是最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简直可以说是一条“客观规律”。在以后的一、两千年里，斯巴达人的行径被无数个其他民族重复着：雅典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耳曼人、高卢人、盎格鲁－萨克逊人、突厥人、蒙古人、斯拉夫人、维京人、东征的十字军。他们都曾经去征服别人，然后占有别人的土地，把别人变成奴隶或隶农；当然他们自己也都曾经被别人征服过。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无师自通的，就像吃饭一样。在当时农业社会的条件下，一个民族或一个集团如果想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只有两条路：种地和征服别人。种地安全一些，但辛苦而且所得甚微，还很可能被别人征服和奴役；去军事征服别人固然是个危险性很高的行业，但回报也高。一场成功的战争既增加个人财富也增加公共财富，增加他们所分享的奴隶、隶农、贡赋和土地，生活马上就可以上一个档次。利用肢体力量去攻击其他动物是动物界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早期人类发明了武器去攻击别人，攻击成功后攫取对方的财富，这种行为模式和动物的行为模式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凡是以农业（比如5世纪的日耳曼人）、渔业（比如公元1000年以前的北欧人）、牧业（比如中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这样一些以不需要分工合作的生产方式为主体的社会，从事生产和从事军事征服是同样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农业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军事征服十分频繁，从中国的历代王朝到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等等，它们都是通过军事征服形成的。对此，孔德说：“所有理性的对政治的研究都证明人类具有一种原始性的对军事生活的倾向。”他认为：“军事活动为早期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最简单最便利的手段。军事手段持久地、广泛地被传统社会的人们使用，说明它对于当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功用。”可以说，在当时十分低下的物质生产力状态下，战争成为了一些民族的“生产力”。
当然，这些民族可以向比尔·盖茨学习，向麦当劳学习，进行商业的而不是军事的扩张。可是，一直到14、15世纪，欧洲人都根本不知道现代工商业为何物，就像19世纪的慈禧太后不知道电灯为何物一样。人类发展工商业，要比发展农林牧副渔业困难不知多少倍。但没有工商业，人仍然要生存、要发展，仍然想过舒服日子，而且想过一种有优越感的生活，没有谁会甘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苦日子、乃至做农奴。所以那时的欧洲人，还有西亚人、北非人，只要对生活有追求的，就是要打仗。打仗最光荣。从罗马到巴黎，那些雄伟壮丽的凯旋门都是为纪念打仗成功而盖的。
在欧洲历史上，工商业是在农业和军事这两种占压倒性地位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夹缝中逐渐地、极为艰难地生长出来，直到近代，它在欧洲才基本成形。只有当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工商业不再是社会中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性行为模式时，人们才开始选择：从事农业呢？还是从事工商业呢？还是去打仗呢？西方中古社会经济史权威汤普逊（J.W.Thompson）描述公元5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时说：“他们真是做一天吃一天，食粮是他们永远存在的问题。人口的数量太多，不可能由贫瘠的土地维持。由于情势所迫，他们变得不安定、飘泊和好战，他们实行杀婴和进行战争。”他们最终在穆罕默德的指引下，成就了一番阿拉伯帝国的伟业。今天，阿拉伯国家当然不再需要打仗了，她只要使劲儿开采石油就行。这是因为，分工协作的工商业已经在今天的地球上成为了普遍性的行为模式，这样，选择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并加入进去，往往好过进行战争。
所以贡斯当说：“战争的出现先于商业。战争与商业只不过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两个不同的手段――这个目标就是得到自己欲求的东西。经验引导人诉诸商业。经验向他证明：战争，即运用自己的强力反对他人的强力，使他可能遭受形形色色的障碍与失败，而商业则是求得他人权益符合自己适当权益的一种较为温和但较为确定的方法。”生活在18、19世纪之交法国的贡斯当宣称“一个商业代替战争的时代必然会到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一时代。”
而雅典精神则和斯巴达精神迥然不同。雅典的军事性比斯巴达弱很多，而且它的商业十分发达。她是彻底的民主政治，并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从而创造了辉煌的哲学。在当时几万（也有学者认为是十几万）雅典公民中，他们的社会观念是自由、乐观、世俗主义、理性主义的，为人的肉体和思维感到骄傲，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如果说个人要服从什么的话，他只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意志。雅典人的宗教也是看重现世和注重实际的，只服务于人的福祉。雅典虽然有僧侣，但没有教会主义，而且雅典的僧侣阶层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雅典人从没有让僧侣们用他们的教义来限制思想自由。雅典人尊崇智慧，尊崇自由探究的精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领域不能自由探讨，没有什么领域可以在理性探究的范围之外。理智高于信仰，逻辑和科学高于迷信。显然，我们一般说的作为西方文明传统的“希腊精神”，绝不是指斯巴达精神，而是指“雅典精神”。因此，准确地说，本文的题目应该是“雅典精神真的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吗？”
为了更为明确，我把雅典精神又称为“正雅典精神”，以和“负雅典精神”对立和对比。所谓“负雅典精神”，那就是严格地恪守某种宗教教义或思想学说，贬低人的肉体和思维的价值，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在政治观念上，奉行君主集权，并有一个强大的僧侣集团对君主集权提供支持。在奉行这种精神的社会体中，这种精神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扩大国家权威和提高教士地位的工具。
从欧洲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19世纪以前的整个欧洲，较为充分的民主制只在公元前5、4世纪、在雅典这一弹丸之地闪现了那么一下，虽然在后来中世纪一些欧洲的自治城市里，也存在过程度不等的民主，但都不如雅典的民主完备充分。较为充分的民主制在欧洲的下一次出现，是在19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从欧洲摆脱原始文明直到近代之初的两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欧洲政治状况的主流是专制国王、战争、人身依附、骑士、贵族、农奴，我把它们称作：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力量造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它和民主这种通过每个人的自愿结合造成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正好相反。同样，欧洲开始使用理性进行思考，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也是自近代始，并且和尊奉信仰的基督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2．正负雅典精神分别属于近现代欧洲和古代中世纪的欧洲
近代以来的西方人，还有很多非西方人，谈起雅典精神，都是充满崇敬之情的。德国诗人雪莱说：“我们（注：指西方人）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都是植根在希腊。”但美国的世界史权威伯恩斯在引述完雪莱的这番话以后，冷静地指出：没有哪个清醒的学者会接受雪莱这番有着太多感情色彩的话。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不是那么简单。西方精神，是属于“正雅典精神”还是“负雅典精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说“属于”还是“不属于”。这就像，当我们问“人能不能喂奶？”，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能”还是“不能”，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女人和男人就不一样，我们只能这样回答：女人能喂奶但男人不行。所以，准确的回答应该是：近代以前的西方文明总体上属于“负雅典精神”，近代以后的西方文明总体上属于“正雅典精神”。
在古代和中世纪，在欧洲大地上流行过的精神体系林林总总，有原始日耳曼民族的文化，有斯巴达文化，有罗马帝国的文化，有斯多葛主义，有犬儒主义，有基督教，有卡尔文和路德的新教。雅典精神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且从来没有占到优势地位，甚至在古希腊的文明总体中，雅典精神都很难说占了优势地位。从总体上说，这段历史时期的欧洲，占优势地位的是基督教精神，再就是封建主义，领主和国王对百姓的压迫，专制，好战精神，迷信，等等。虽然从12、13世纪开始，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开始研究从阿拉伯传回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这种研究始终是在基督教的框架中进行的，所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所以，西方历史学家把中世纪称作“黑暗时代”，其实中世纪以前的罗马帝国还不一样是“黑暗时代”？还不是君主专制、宗教迫害？为什么被称作“黑暗时代”？因为那些西方历史学家都是出生在近代以后的，在价值观上都是属于“正雅典精神”的，自然就把以前的欧洲，除了雅典，都看作是漆黑一团。就像当年的雅典人看斯巴达人一样，甚至就像今天一些偏执的美国人看中国人一样。
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的广大欧洲，雅典文明只是在一个极特定的地域、一段极短暂的时间、一个极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在一小群人（几万或十几万）中流行的一种极例外的社会精神类型。在她之前的是遍布欧洲的部落、氏族，与她同时代的有斯巴达、早期罗马，在她之后的是罗马帝国，是欧洲中世纪。全部都和雅典精神格格不入。如果说古代和中世纪几千年的欧洲是漫漫长夜的话，那么，雅典精神只是夜空中划过的一颗流星，稍瞬即逝。就像我国的晋商在明朝时就已很发达了，晋商们所经营的金融业已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在1840年以前，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1840年以前的中国经济，还是农业占95％以上的比重的，晋商的金融业只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
历史学所描述的，应该是所记叙地区的总体面貌，所以，欧洲历史学在讲述欧洲古代史时，就不应该让古希腊文明占那么大的篇幅，就像讲中国古代经济史，就不能用一大半的篇幅讲晋商一样；否则，就会给读者一个非常错误的印象：中国古代的金融业好发达呀！简直和今天的香港差不多吗！而我认为，西方古代史用很大篇幅讲罗马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从公元前后到5世纪，罗马控制了大半个欧洲的版图，而雅典的控制范围，从来就没有超出希腊半岛。这就像中国历史中，一定要花很大的篇幅讲秦朝和汉朝，但不能化很大的篇幅讲战国时期的齐国或楚国一样。
但是，自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经济中工商业比重的逐渐加大，欧洲文明的社会精神，逐步由“负雅典精神”转变为“正雅典精神”。那时的欧洲人开始学习雅典人的民主和理性，并通过洛克、培根、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工作把雅典精神迅速地发扬广大。所以说，近代以来，“正雅典精神”在欧洲文明中占了压倒性优势地位。就像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金融业已经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了。
有位朋友看了我写的这段话，提出了一个反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当时的欧洲也是只在一个局部地区发生的，可在西方近代史中则要用大量篇幅写她，这又怎么解释呢？我的看法是：法国大革命和雅典文明，在她们各自的时代，对于整个欧洲所发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如前所述，在公元前5、4世纪，雅典的民主和理性精神，并没有辐射到欧洲其他地区，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总体上是“负雅典精神”。但法国大革命则对当时的整个欧洲大陆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把当时整个欧洲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法国大革命确实带来了很多的血腥、暴力、动荡，就像公元前73年发生在罗马的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所带来的一样。但是，在当时整个欧洲处于中世纪末期的社会背景下，法国大革命给整个欧洲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有三点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其一，法国大革命狠狠地打击了法国的专制君主制度，这一点迅速波及到欧洲其他国家。首先是西班牙人在1808年反对约瑟夫·波拿巴的起义，随即是1820年到1831年之间，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波兰等国，相继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动乱，它们都是被相似的政治自由理想所鼓舞，反对本国的专制国王。这以后，在欧洲，已经很少有哪个国王敢于再宣称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利了。其二，法国大革命废除了贵族们大部分的封建特权和农奴制，这同样为当时的其他欧洲人民做出了表率。其三，1794年法国实施的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政策，不仅为法国，而且也为其他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和政治的最后分离，开了先例。所以，西方近代史用大量篇幅写法国大革命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她对当时整个欧洲的社会状况有着巨大的辐射性作用。
虽然雅典文明的出现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特例，但并不能说它的出现就是全无原因可循的。比如雅典的民主状态。氏族部落的政治都是十分民主的，而国家都是从氏族部落演进而来的，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如果该氏族部落和外界的交战越频繁，部落首领（即后来的国王）的权利就会越大，原来的民主机制就会被破坏得越厉害，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的氏族部落身上；但雅典的对外战争一直较少，这使得原来氏族部落的民主传统一直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雅典商业的发达。在那个时代，全世界普遍地都处于农业文明，但这不排除有的地方商业比较发达，雅典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而凡是商业发达的地区，自由平等的空气都比较浓厚，民主的观念也容易被人们认同，这一点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中也得到体现。
3．正负雅典精神是一组时代的范畴，而不是一组地域性的范畴。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负雅典精神是一组时代的范畴，而不是一组地域性的范畴。我们决不能说：西方文明就是“正雅典精神”，东方文明就是“负雅典精神”。因为事实告诉我们，西方文明在近代以前就是“负雅典精神”的，而今天的东方，亚洲四小龙，加上日本，都大致可以说是“正雅典精神”了，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正雅典精神”的比例也正在越来越大。
可是，把正负雅典精神看成是一组地域范畴的说法流传甚广。我看西方学者写的历史书，动不动就是：“专制主义这种东方思想”“东方人的那种迷信”“东方人那种君主至上的理念”，好像“专制主义”“迷信”“君主至上”都是东方人的专利一样。甚至一说起13世纪的黑死病就一口咬定是从东方传过去的。每当看到这样的话我就十分生气。我生气并不是因为我是东方人所以感到了侮辱（当然也不完全排除这个因素），如果是事实，我也就认了。但只要读几本欧洲历史就知道，这种说法完全不是事实。后来我不生气了，因为我理解了那些西方学者，他们之所以犯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有白人的种族自尊心。今天千千万万热爱民主自由的西方人，一想到他们列祖列宗的文化是专制的、愚昧的、没有自由的，可能就感到脸上无光，见人就矮半截。于是他们就有意无意地对他们几千年来的充斥着专制、压迫、战争、愚昧的黑暗历史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夸大他们历史中光彩的一面。比如夸大古希腊文明，而且在古希腊文明中尽量少提斯巴达，多提雅典。要不然就把“专制、迷信”等等从遗传基因上划出去，划给东方人，这样就可以说明：我们西方人从老祖宗起就是血统纯正的，罗马帝国和中世纪之所以那么专制、愚昧和黑暗，是因为传染了源自东方的“专制、迷信”这些可怕的病毒。所以，把正负雅典精神看作是地域范畴的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但可以让西方人心里舒服，所以也就在西方学界流传开了。
理解归理解，可不顾事实总不是太好。我觉得这些西方人应该多向澳大利亚人学习。今天的澳洲人普遍信奉的价值观是：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是，我们都知道，澳洲人的祖先大都是英联邦的罪犯，被流放到澳洲来的。这其实也没什么吗。我接触到的几个澳洲人，谈起这一历史，他们都挺坦然的。问题还有另一面：西方学者中流行这种错误说法情有可原，东方学者中为什么也有很多跟着附和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对西方历史了解的较少。他们非常熟悉西方历史近现代的情况，而对近代以前的西方历史可能就不是很熟。结果，就轻易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在我看的钱穆的书中，当把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相比时，都是说“欧洲近代以来”或“欧洲近现代”，这些准确的用词反映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
4，不能用思想史代替社会发展史。
雅典哲人们的思想，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西方后来的哲学思想大都可以从雅典思想中找到源头；但这不等于说，雅典社会在近现代以前的欧洲历史上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雅典的社会状况就是近现代以前欧洲历史的常态。这就像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学说也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极重要地位，中国后来的哲学思想大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中找到源头；但这不等于说，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春秋战国的社会状况就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同样，雅典哲人们的思想，并不是近现代以前欧洲人思想的常态，用雅典哲人们的思想作为西方人自古以来思想的代表，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就像，用诸子百家的思想作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思想的代表，也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一样。把思想史当成了社会史，是把正负雅典精神当作地域性概念的一个原因。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论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读这段话，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甚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估计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如果仅仅是把中国古代和希腊古代相比较，上述这段话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推广，把古希腊人的思想当作古代欧洲人的思想，把古希腊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当作古代欧洲人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和中国古代相对应的，其实应该是欧洲的罗马时代和封建时代；而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农业文明，则是西方史学界的共识。所以欧洲的这两个时代，完全适用冯先生上述那段话的后半段对中国古代的分析：以农业为生，土地是根本财富，社会经济的思想都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我绝无意轻视雅典文明的巨大意义。当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真正需要正雅典精神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哲人们就会发现：雅典哲人们已经提供了现成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当近代之初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们、启蒙思想家们，准备书写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可以直接从雅典哲人们的思想中汲取大量的养料；这就像我们今天中国的思想者们，可以直接从西方社会思想中汲取大量的养料一样。古雅典文明虽然只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存在了短短一、二百年，但她却具有跨越时空的文明意义；受惠于她的，绝不仅仅是近现代的西方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无数的人，都受益于她。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雅典文明在整个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5．任何文明，都是在演化或者进化着的。
当我们说正负雅典精神是一对时代范畴时，是对西方文明持一种演化或进化的观点。从古至今，西方文明一直是在变化着。14、15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合法地烧死了成千上万持有异端思想的人，而现在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内容；中世纪时基督教会一直禁止收取利息，搞得那些意大利银行家在贷款时一个个像作贼似的，但现在贷款收取利息不是变成天经地义的了吗？现在西方人沸沸扬扬地要禁止克隆人，但谁能说500年以后，欧洲人看克隆人，会不会就像今天他们看试管婴儿一样的平常呢？不仅是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也是在变化着的，在伊斯兰国家中，戴面纱的女性不是在逐步减少吗？
文明和狗不同，一只纯种的德国牧羊犬因为基因优良，其多少代子孙都可以因此而性能卓越。可是任何一个较大地域范围的文明，都是从野蛮愚昧开始的，她们在这一点上大同小异。按照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里的说法，她们都是从分工简单的机械团结，发展到分工合作复杂严密的有机团结；按照孔德在《实证主义哲学》里的说法，她们都是从宗教时代和军事化时代，发展到科学时代和工商业时代；按照滕尼斯（Ferdinard Toennies）在《Gema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里的说法，她们都是从乡村社会发展到城市社会。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她们都是从负雅典精神，发展到正雅典精神。而欧洲开始形成一个具有较大地域范围的统一的文明体，是从罗马帝国开始的。罗马时代，就是一个分工简单的机械团结的时代，一个宗教时代和军事化时代，一个负雅典精神的时代，一个以乡村为经济社会生活主体的时代。
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和中国的秦汉唐宋元明清各朝，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上最相似的社会政治体，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大帝，就相当于我们的秦皇汉武，我们的康熙大帝。当然，这些已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中了。
谢选骏指出：我说“正负雅典精神”的说法是故弄玄虚——因为古人早有类似的概念，但是分别用“雅典精神”和“斯巴达精神”来表述，当然更为简明清晰，也更合乎历史。那么，作者何以弃用“雅典精神”和“斯巴达精神”的正常表述，而采用了不伦不类、费人猜疑的“正雅典精神”和“负雅典精神”的说法呢？我猜测，可能就是为了那位鼠首两端的“自由主义者”张目，要用“正确错误”的正负划分来定夺历史。那位鼠首两端的“自由主义者”是谁呢？
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年10月25日-1830年12月8日)，“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
贡斯当出身于瑞士洛桑一个法裔贵族家庭。先辈原是法国新教徒。南特敕令废除后，为躲避宗教迫害而逃到瑞士。贡斯当出生几天后，母亲便去世了。父亲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接受了不止一个家庭教师的培养，并从十四岁开始，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1782年就读于德国的埃尔那根大学，1783年至1785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读书。贡斯当在爱丁堡大学时期，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贡斯当受到亚当·斯密（1723—1790）、亚当·佛格森等著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在苏格兰所受的教育奠定了他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对英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终生不渝的推崇，孟德斯鸠和贡斯当是法国思想家中难得的两个在思想气质上偏向英美思想的人。
……
尽管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有所评价，但严格地说，在1895年以前，他只是大革命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改变这一状况的契机是他与斯塔尔夫人的关系。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内克的女儿，出色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文学家。贡斯当于1794年在瑞士结识了比他大一岁的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1766–1817年），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充满感情风暴的“浪漫关系”。这一关系对贡斯当一生有深刻影响。斯塔尔夫人不仅帮助了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而且也激发了他的文学激情。贡斯当的著名小说《阿道尔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他与斯塔尔夫人关系的自传性作品。1795年，贡斯当随斯塔尔夫人来到巴黎后，立即卷人法国的政治生活。他是斯塔尔夫人沙龙里的中坚人物，该沙龙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与斯塔尔夫人一道，极力维护热月党人的统治，抨击反革命的保王党人以及雅各宾派从左右两方面对温和政权的威胁。从1796年开始，贡斯当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著。其中最重要者当属《论当前法国的力量和赞同它的必要性》（1796）。在这部论著中，他极力鼓吹“结束革命”。他写道，“我强烈希望结束这场革命，因为继续革命会伤害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主张加强我们的共和国的原因。人类命运中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事业都与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拿破仑执政初期，贡斯当对拿破仑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做保卫共和国与革命成果的人物。在这一时期，贡斯当被任命为立法院的委员。然而，随着拿破仑日益抛弃自由主义的外衣，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贡斯当变成了拿破仑的反对派。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拿破仑的独裁，被欧洲各种反对拿破仑的力量视为英雄。1802年，他被拿破仑赶出立法院。1803年，斯塔尔夫人也被拿破仑勒令离开巴黎。他们两人被迫离开巴黎，开始过流亡的生活。
在流亡期间，贡斯当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写作。1806年，他完成了一部系统讨论政治问题的著作的初稿。这部初稿后来发展为《适用于所有代议制的政治原则》，于1815年发表。1806年，他写作了著名小说《阿道尔夫》。1807年，他翻译了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坦》。1813年，在拿破仑政权垮台前夕，他出版了抨击拿破仑的两个小册子：《论征服的精神》与《论僭主政治》。
1814年，贡斯当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回到巴黎，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他赞成复辟，并为争取建立君主立宪制而努力。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时，他先出逃，然后又应拿破仑的邀请担任议员，为拿破仑草拟了一部宪法，并于1815年最终发表了《适用于所有代议制的政治原则》。
拿破仑在滑铁卢被最终击败后，波旁王朝再度复辟，法国政治走向反动。正像贡斯当描述的那样，法国政治由一批极端的保皇党人控制。在会议中，人们看到的仅仅是“外省贵族的傲慢，王室贵族的无知以及追名逐利者的贪婪”。波旁王朝政权的目标是“逐步剥夺法国民族在1789年争来并于1814年得到进一步保障的所有权利”。面对波旁王朝的反动，贡斯当再次扮演了反对派的角色。从1815年至1830年逝世，他一直是法国自由派的领袖人物。他曾当选为议员，利用议会讲坛抨击波旁王朝的反动政策。他创办杂志，发表文章与小册子，阐述自由派的主张。他到处发表演讲，其中最重要者为1819年的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次演讲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贡斯当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这篇演讲关系颇大。
贡斯当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了波旁王朝的覆灭。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他以多病之躯参加了革命。他为路易-菲力浦的上台作了巨大的努力，并与基佐一道起草了宣布路易-菲力浦为国王的《告人民书》。路易-菲力浦给他的回报是任命他为国务会议中一个部门的主席，并赠给他20万法郎以偿还赌债。1830年11月，贡斯当逝世。法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谢选骏指出：贡斯当的生平告诉我们——也许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就是通常所说的“风派人物”，他们依违在两个阵营之间，通过鼠首两端的行事为人，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来承受尽可能小的压力。在中国，这种人曾被叫做“第三势力”。但在国共两党的夹击下，不久就丧权辱身，两面都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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