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美国的皇族化与帝国化

《美国：通往独裁之路》（大西洋月刊 MARCH 2017）报道：

[提要] 现在万事俱备，这份攻略可供唐纳德·特朗普引领美国走上反自由主义之路——这是2021年，特朗普总统即将宣誓就职连任。这位第45任总统在过去的四年间明显地衰老了许多。在为数不多的公开露面中，他极度依赖于女儿伊万卡（Ivanka Trump）的搀扶。但是他很幸运，无需大力竞选来谋求连任。他一直是位广受民众欢迎的总统：利用大减税，大开销，大赤字成功地玩了个老套的经济扩张魔术。特朗普任期内，工资——尤其是没有大学文凭的男性的工资——有大幅度的增长，即使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已经开始侵蚀这项增长带来的实利。这位总统的支持者们赞许他限制移民的政策和特朗普工程基建计划。

与此同时，来自该总统的批评者们的抗议和抱怨却难以找到听众。参议院对于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俄国黑客入侵的调查陷入没有结果的党派争吵。对特朗普涉嫌公私利益冲突问题的担忧激发了华府争论但从未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对“特朗普工程”及其它项目中的舞弊行为和自我交易的指控也同样为人们所不屑一顾。特朗普总统定期在推特上发布新工厂开张和大招工的通告，一再重复“我给你们带来了工作。”选民们似乎很相信他的话，也很感恩。

多数美国人凭直觉感到他们的总统及其亲属在过去的四年里越发暴富了。但是关于贪污受贿的传闻很容易被漠视，因为特朗普从未公布他的税表，无人知晓真相。

再说，难道不是人人如此吗？就在2018年国会选举的前夜，“维基解密”公布了民主党主要议员们数年的投资报表，显示他们的投资回报长期以来一直都高于大盘。随着对内线交易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指控四处充斥，公众陷入厌倦与愤世嫉俗之中。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两院，而特朗普的忠实追随者们将他之前的领导者撂到一边。

商业界早早地接受了教训。据报道，一次在特朗普一条愤怒的推文导致他公司的市值暴跌数十亿之后，这位总统曾对他的一位主要联邦承包商说，"你是来为我干活的，不是来批评我的。” 聪明的商业界领袖们于是开始把任何好消息都归功于特朗普的个人领导力，同时避免任何可能引起总统或其家庭成员不快的言论。

媒体也已变得对特朗普明显地友好得多了。其时，AT&T与时代华纳（Time Warner）的合并已经推迟了一年多，在此期间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加倍努力地尝试着满足特朗普对“公平报道”的定义。根据与司法部达成的解决反垄断控诉的协议，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已经出让了他在华盛顿邮报的股权。这家报纸的新主人——位于斯洛伐克的一个投资者组织——关闭了该报的印刷版，将报纸的重心转移到对都市政治和生活方式的报道。

同时，社交媒体上谣言疯传，日甚一日。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要弄清事实真相很费功夫。

当然，没人废除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人照旧可以直言不讳——只要他们能忍受自己的脸书和推特时间线上留满来自挺川网喷大军的污言秽语和疯狂威胁。不想与喷子打交道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诸如Snapchat和Instagram之类不大涉及政治的社交媒体。

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的媒体仍旧能找到精英听众。他们的调查仍旧能获得普利兹奖；他们的记者接受邀请去参加关于腐败、数字化新闻的标准、北约的终结、民粹威权主义的兴起等问题的焦虑不安的讨论会。然而不知为何，所有这些热切的努力与美国政治越来越不相干。特朗普总统通过他的推特帐户直接与人们交流，将他的支持者引向福克斯（Fox News）或布莱巴特（Breitbart）新闻网上对他有利的信息。

怨也罢，忧也罢，与四年前相比，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变化比人们害怕的或希望的都要少很多。不管共和党人的计划如何雄心勃勃，与大多数人切身相关的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基本没变。预料中的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浪潮从未真正发生。数目庞大的非法劳动力仍然滞留在这个国家；双方的默契是：只要这些移民避开政治，保持低头闭嘴，没人会大费周折的去找他们。“现代国家的控制者与其说是受益于以权力迫害无辜者，倒不如说是受益于以权力保护有罪者。”
在大多数州里，非洲裔美国人、年轻一代、以及新入籍的移民感觉投票越来越困难。但尽管有很多关于民权倒退的说法，美国的大型企业仍然在追求录用员工的多样化。同性婚姻仍然是这块土地上的法律。美国人说“圣诞快乐”不比特朗普就职前多，也不比那时少。

人们开玩笑说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局监听他们，但他们并不十分认真；毕竟，今天的色情短信在美国并不比四年前少。不过，在黑客攻击和信息泄漏——尤其对于那些政治上直言不讳的人——不断发生的这些日子里，在你的电邮或电话里说话小心一点毕竟是有益的常识。什么时候政治不曾是肮脏的生意？什么时候有钱和有权的人不是想怎样就怎样？聪明的做法是对政治言论充耳不闻，各人自扫门前雪，享受一个相对繁荣的时代，把问题留给喜欢惹事生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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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一台“自动运行的机器”——在1888年的一次演讲中，詹姆斯·罗素·洛艾尔（James Russell Lowell，本刊创始人之一）对这种美好的假设提出了异议。事实上洛艾尔是对的，权力分立制衡是一个比喻，并不是一种机制。

上文设想的情形，和下文将要描述的所有情况，只有除唐纳德·特朗普以外的很多人都让其发生，才会变成事实。如果公民个人和国家官员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些情况就能够被制止。这里讲述的故事，如查尔斯·狄更斯的“未來圣诞幽灵”一般，不是将来的必然，只是一种可能。其他路径仍然开放。美国人民将要决定这个国家所要走的道路。

任何一个社会，甚至如美国这般富有和幸运，都不能保证一个成功的未来。当美国先辈写下 “永恒的警惕是自由的代价”等字句，绝不是为了给未来汽车保险杠贴纸提供陈词滥调。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以威权为常态的社会，那时的统治者惯于把国家的权力和资产占为己有。

今日，社会政治权力的操作固然与当年不同，但是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迥异。拉里·戴蒙特 （Larry Diamond），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把过去的十年描述为“民主衰退”的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在减少。在很多尚存的民主国家里，治理的质量已然下降。

2010年以来的匈牙利是一个先例，也给未来的政治强人提供了蓝图。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也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签署国。它有民主选举，互联网无须审查，然而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这种政权过渡一般是非暴力性的，甚至经常缺乏戏剧性。持不同政见者并没有被杀害或者监禁，虽然其中很多人会受到建筑检查和税务审计的骚扰。如果他们在政府做事，或者服务于某些可以被政府施压的公司，表达自己意见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移民出境，有资产者也可以把财产带走。一天又一天，政府运作依赖诱导多于恐吓。法庭充斥着政权的盟友，并且对这样的盟友宽大为怀。政府的朋友以高价承包国家的合同，也能够从中央银行以很优惠的条件借款。局内人因为这样的偏袒越来越富有，而局外人因为整个经济的下滑而受苦。有一个精明的观察者最近从匈牙利访问回来，告诉我说： “现代国家的控制者与其说是受益于以权力迫害无辜者，倒不如说是受益于以权力保护有罪者。”

匈牙利的奥班·维克多，已故的前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与南非的雅各布·祖玛全部将他们的国家由自由民主制变为盗贼统治。世界范围内，民主正在丧失阵地。（肖恩 戛鲁普；艾利 昆立夫/摄像；柴斯诺；盖帝图像）
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总理对匈牙利的统治仍然需要依靠选举。这些选举多多少少还是开放和自由的—— 至少在选票统计的意义上是准确的。但是选举并不公平。选举人制度的游戏规则使得在台上的掌权者明里暗里得益； 独立媒体在政府压力下失去广告收入； 每年越来越多的媒体机关到了政府的合作者手中； 面对坏消息时，政府巧妙地制造无穷无尽的争端来维持民众支持，使得文化上保守的匈牙利人感到被自由主义者、外国人和犹太人误解和伤害。

民主渐行渐远的类似情况也在这些国家发生： 纳尔逊·曼德拉继承者统治的南非，暴徒盗犯乌戈·查韦斯掌权的委内瑞拉，以及大开杀戒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管辖的菲律宾。在波兰，类似的变化正在开始。如果法国民族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当选总统，那么法国也难逃命运。

在伊斯兰世界之外，二十一世纪并不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主导的时代。十九世纪宏伟的乌托邦愿景已经不再风行。二十世纪噩梦般的极权主义试验项目也被推翻或者分崩离析，只剩下如古巴和北韩等过时的残余。如今在世界传播的是一种压迫式的盗贼政体。领导人的动机已经不再是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疯狂“理想主义”，而是贪婪。这样的统治者减少了对恐怖手段的依赖，转而利用对规则的扭曲，对信息的操纵，以及与精英的合作。

美国不容置疑地拥有一个非常牢固的民主制度，然而没有一个人类的设计能防止所有的篡改，更不用说宪政民主。美国制度中有很多功能，能够非常强烈地抑制滥用职权: 联邦政府内的权力划分；联邦和各州政府之间的职权分工；联邦机构以其独立性自豪； 司法制度庞大，复杂，并有能力抵抗不当的影响。

如果这些发生在洪都拉斯，我们都会一眼认出它。但是现在发生在美国，却使我们困惑了。然而，美国制度也有容易被攻破的脆弱性。虽然其存在已为人熟知，却不会由此减弱其危险性。在这些弱点中最高危的是对掌握巨大的权力的总统私德的依赖。英国总理如果失去议会多数的支持，会瞬间失去权力。然而另一方面，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制约，最重要的是其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服务公众的精神。如果缺乏这些素质的人物当上了总统，会是什么后果？

我们在过去的一代已经亲见美国政治制度被破坏的不祥征兆：国会的共和党人在2013年宁愿把美国国债推到违约的边缘，只为在预算谈判中得分； 而奥巴马总统行使单方面行政权给予数百万在美非法移民合法身份，尽管他之前自己承认总统并没有这个权力。

然而唐纳德·特朗普代表的，远比这些更加激进。是谁的上台过程十有八九至少部分归功于外国敌对情报势力的隐蔽干预？ 是谁用霸凌式的平台对付批评他的个人？是谁创造出名不符实的“盲目信托”，邀请其子女参与并混淆公私事务？谁能够不知如何地逼迫同一政党里持不同意见者要么支持他的决定，要么对其无可奈何？ 如果这些发生在洪都拉斯，我们都会一眼认出它。但是现在发生在美国，却使我们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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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必须以雄心来平衡。” 200多年前，《联邦主义者文集》作者们用这些话阐明了美国宪政制度最重要的保障。接着他们加上了这项承诺：“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须占支配地位。”国会制定法律，拨付资金，批准总统任命。国会可以传唤记录，问讯官员，甚至弹劾他们。国会可以保护美国政体不受专横总统的危害。

但真的会如此吗？

随着政治的两极化，国会越来越变得只是对反对党总统进行制约。最近几任在国会享有本党多数的总统——如奥巴马在2009和2010年，小布什从2003到2006年——通常都遇事无阻。而在特朗普内阁时期，国会的监督多半会更加无力。

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之间离奇的角色颠倒是令人担心监督无力的第一个原因。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新上任的总统满怀热切的政策想法，因而是总统必须适应——并常常容忍——国会议员们的人性瑕疵和品德缺陷，以利推进自己的议程。这一次却得是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来担当推进和容忍的角色。

特朗普对国会共和党人的想法缺乏兴趣，不分享他们的意识形态，也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只要对自己有利，他能够而且会在一瞬间对他们背信弃义。然而他们已经到了这一步，他们数年甚至数十年以来的所有希望临近实现。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全都归功于特朗普在少数几个州——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赢得关键选票的能力，而这为一个无法赢得全国普选多数票的政党提供了成为有决策权的国会多数党的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们的所有项目和计划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因素，恰恰是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的同一个X因子：唐纳德·特朗普，以及他出了名的反复无常的个性。令特朗普兴奋的是他的支持率，他的财富，他的权力。终有一天，为了更有利于达到他这些目的，他会抛弃传统的共和党，转而支持一个即兴组建的民粹联盟，并将国家主义与慷慨大方的社会支出相结合——这样的组合对于象波兰这种地方的独裁者曾行之有效。谁会怀疑特朗普不会这么做？不是保罗·瑞安，也不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继1840年约翰·泰勒（John Tyler）政府之后，国会多数党不得不担心他们的总统会叛离他们而不是反过来，这还是第一次。

一个执意想要凌驾于法律之上为自己和党羽谋私利的总统有许多手段。涉及总统的丑闻同样也可能摧毁国会共和党领导人多年来想要完成的功业。然而，不管他们如何熟练地管理其它事情，他们没法阻止这样的丑闻。不过有一件事他们可以做：尽可能地视而不见。“你对班农（Steve Bannon）进入白宫担不担心？”CNN的塔珀（Jake Tapper）在十一月问过瑞安。“我不认识班农，所以我不担心，”这位众议院议长回答，“我相信唐纳德（特朗普）的判断力。”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CBS）“60分钟”节目上被问到是否相信特朗普宣称的有“数百万”非法选票存在时，瑞安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不大关注这些事情。”

那特朗普的公私利益冲突问题呢？“这不是我在国会所担心的问题，” 瑞安对CNBC说。特朗普应该“想怎么就怎么”处理他自己的问题。

瑞安是吃过一番苦头才学乖的。特朗普以前谈论他如何骚扰女性的视屏曝光后，瑞安说他将不再为特朗普助选。不到10天，瑞安在共和党人中的净支持率下降了28个百分点。作为曾是党内无懈可击的人物，他突然发现45%的共和党人不喜欢自己了。

随着瑞安所看重的一些计划越来越接近总统的签署，国会对总统的屈膝顺从很可能会日益更甚。无论是面对关于俄罗斯黑客攻击民主党内部通信的指控，还是关于特朗普家族敛财自肥或为特朗普生意伙伴提供优惠的指控，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们都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强征为特朗普的卫道士。

历史上，与众议院相比，参议院为异议者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然而，连参议院也将发现自己处于压力之下。参议院的两位最重要的对特朗普抱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亚利桑那州的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和德克萨斯的特德·克鲁兹（Ted Cruz），将面临2018年的连任竞选。他们将不愿意触怒一位本党的总统，尤其是总统所在党为了惩戒异议者输得起一两个席位的时候。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是一个比保罗·瑞安更注重结果的政客，而且他的妻子赵小兰已被提名了一个内阁职位，这可能会使他进一步偏向特朗普。

雄心会对抗雄心，直到雄心发现遵从更有利于帮助他实现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作为本当制约总统权力的立法机构，反而成为总统最强有力的推手。

国会议员们将被迫就范，不仅由于党的领导集团和捐款者的强制，而且还因为福克斯新闻台势不可挡的影响力。特朗普与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并不是2016年唯一一次专横傲慢的男人与克制忍耐的女人之争；同样性质的竞争也发生在福克斯的哈尼提（Sean Hannity）与凯利（Megyn Kelly）之间。在这两个事件中，早期迹象似乎都更青睐女性这方。然而，最终却是男性一方获胜，哈尼提甚至比特朗普赢得更大。哈尼提肆无忌惮地把他的脱口秀节目变成了特朗普的资讯广告，该节目在福克斯电视网中的收视率排名在2016年10月中旬跃居首位。凯利的节目下跌至第五位，甚至排在下午5点播出的圆桌评论节目“这五位”（The Five）之后。当然，凯利后来转危为安，但福克斯也吸取了教训：特朗普能赚眼球，批评性的报道不能。大选之后，该电视网把以前属于凯利的9点档给了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与哈尼提如出一轍的特朗普粉。

从典型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角度来看，福克斯依旧强大无比：对于共和党政治家，它是从他们所关心的选民那里获取知名度和肯定的最重要资源。在2009年茶党运动的酝酿期间，南卡罗来纳州的鲍勃·英格利斯（Bob Inglis）触犯了福克斯：他批评了格伦·贝克（Glenn Beck），并在一次民众集会上叫人们关掉格伦·贝克的节目。他被嘘声淹没，下一年又在初选中败落，只得到29%的选票。这个结果是对一位毫无丑闻的在位议员毁灭性的否决。

福克斯的强大还要归功于一整个航母舰队的援军：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智囊团、保守派网站和社交媒体公众人物，如今甚至包括了以往被社会唾弃的Breitbart和Alex Jones之类。只要这个舰队目标一致，除非公众舆论急剧转向反对总统，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对特朗普总统的监督极可能是谨慎、有限和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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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并不会一上手就着手建立一个威权政府。他当总统似乎首当其冲的要务是中饱私囊。但在中饱私囊的过程中，他还需要面对法律的挑战。特朗普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他无论如何都会想要报复批评他的人。他会构建一个保护自己报复他人的国家机器。这个过程开始时会是杂乱无章和见机行事的，但进程会加速，因为别无选择。

如果国会不作为，特朗普能做什么？一个更好的问题是，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

用法律约束一位不合作的总统有多难呢？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十二月的一次电台采访上，这位比特朗普还口无遮拦的前任议长谈到了特朗普把女儿和女婿带进白宫的问题。这是否违反反裙带关系的法律原则呢？纽特说：“说句实话，总统有非常开放的赦免权。他完全可以说，‘我想让他们做我的顾问；如果有人要因为裙带关系找他们麻烦，我就赦免他俩。’从技术层面，按照宪法他是有这个权力的。”

纽特所说的是事实，同时也揭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虽然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法制的有效性依赖于执行者的能力和操守。一个执意想要凌驾于法律之上为自己和党羽谋私利的总统有许多手段。

赦免权就是这些手段之一。手握赦免权的总统不仅可以荫蔽自己的家人，也可以保护一切维护他的利益、掩盖他的错误的人。此外，任免权也是这些手段之一。总统可任命或者罢免国税局局长。他可以任命或者罢免在内阁和联邦各主要机构负责监管内部运作的监察长们。他可以任命或罢免93位手握联邦起诉权的联邦地区检察官。他还可以任免司法部长、副部长、刑事局局长。

当然，这些权力都有相应的限制，有些是宪法上的，有些是习俗上的，譬如国会对于官员任命的批准权。但是这些限制在未来很可能会不如过去那么有效。

按照惯例，对联邦地区检察官这样的肥缺，总统在任命这个职位时都会找本党当地的参议员商量。但这次情况比较特殊。对特朗普来说，纽约和新泽西的检察官任命至关重要——他主要的产业和生意往来都集中在这里，然而这两个州都没有共和党参议员。虽说佛罗里达检察官的任命也同样重要，因为那里有马阿拉歌庄园（Mar-a-Lago）和特朗普的很多地产，但那里的共和党参议员恰恰是特朗普最蔑视的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

从联邦执法机构到广义的公务员群体，独立性和职业操守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这个传统对总统的行政权起着约束作用。但是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些传统可能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长期以来，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一直在敦促政府简化开除公务员的流程。听上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如果上述改革在接下来的两年发生，时间点将会非常敏感。官僚机构的运转是内部政治力量和职业操守相制衡的结果。如果在政治力量进击的时候对官僚组织进行改革，很有可能打破维持两者平衡的结构。由于曾披露俄罗斯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帮助而触怒总统，情报机构将会处在一个尤其容易被报复的位置。“你们也能看出来，特朗普很喜欢开除人。” 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在七月党代会对一屋子共和党金主开玩笑说。这将会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巨大权力。


特朗普家庭成员——梅拉尼娅，伊凡卡，艾立克和小唐纳德——聆听十月份位于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第二场总统辩论。……法院当然也是权力制衡的重要环节，虽然它们会被偏向现任总统的法官们逐渐占满。但让总统为他自己的金融违规行为负责已经难上加难。特朗普曾在11月22日对纽约时报记者宣称，总统并不像一般的行政系统人员一样受到利益冲突原则的限制。他并没有说错。

从吉米·卡特之后的每一任总统都自愿公布税表，以平衡这一特权。在一月十一日的记者会上，特朗普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愿意遵从这一传统。他的律师坚持声称公众需要了解的一切都已经体现在他按照法律必须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里。但是只要扫一眼这份报告，就可以看出缺陷。这份报告是为股票和证券撰写的，包括抵押负债、延期高管补偿等信息，却并没有为我们解开特朗普企业复杂的合作和品牌授权网络。真相都在税表里，但不会让我们看到。

更甚者，民选官员的受贿非常难以起诉；2016年最高法院的一起判例让起诉难上加难。最高法院以8-0多数逆转了前任佛吉尼亚州长鲍勃·麦克唐奈尔（Bob McDonnell）受贿案。麦克唐奈尔及其夫人曾经接受现金和奢侈品，随后帮送礼者与能够为他提供帮助的官员牵线搭桥。陪审团甚至接受了“送礼”和“办事”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过去许多未能成功定罪的贪腐案都败在这一环。麦克唐奈尔夫妇曾被定罪20多条罪名。

但是最高法院称次级法院对法律条文的解读过于宽泛。次级法院援引的法律条文只覆盖“官方行为”。法院对于官方行为有严格的定义，并判决“仅仅是安排会议，与其他官员沟通，或组织活动并不算在‘官方行为’之内”。

特朗普已经摆出了一副要混淆政府活动与商业活动的架势；其大胆程度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只有苏联解体后的共和国领导人能够匹敌。他的家族借政治手段中饱私囊的行为在过渡阶段已经可见端倪，在四年任期内也很有可能再露苗头。特朗普的印度合作伙伴与新任总统在特朗普大厦合影留念、发上脸书，向他们的家乡人炫耀他们如今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阿根廷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在接受阿根廷总统的贺电时，提到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新建的特朗普大楼的工程进度（随后被阿根廷总统发言人否认）。特朗普的女儿直接参与了特朗普与日本首相的会面——一个很有用的会面，因为她同时也在与日本一家国有银行大量注资的公司进行执照谈判。

引人联想，令人不安。但在麦克唐奈尔案之后还能说这是违法的吗？有多少能直接被总统罢免的官员愿意陪上乌纱帽发起调查？

特朗普执政的几年，宪法中的薪酬条例可能会被重复提起：“美国不得授予贵族爵位。凡在美国政府下受俸或任职之人，未经国会之许可，不得接受外国国王或君主之任何礼物，俸禄，官职或者爵位。”

但这个条例有很多的漏洞。第一，它只适用于总统本人，并不覆盖他的家人。第二，它只限制来自外国政府和国家企业的收益，而不包括私有企业。第三，特朗普的律师称这只覆盖礼物和爵位，不包括商业交易。第四，“国会的许可”是什么意思？如果国会知道一个“俸禄”的存在，但拒绝采取行动制止，是否可以算作是一种许可？最后，如何强制执行该条例？有人能把特郎普总统告上法庭要求判决吗？谁来做？怎么做？法庭会受理吗？这个条例似乎假定有积极的国会和警惕的公民群体存在。但如果不存在呢？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一个关键点是，特朗普不止会利用他的权力喂饱他自己的钱包，他还会喂饱很多其他人的钱包，不仅包括位高权重者，并且为了公众形象有时也会包括一些相对无权无势的人。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保持稳定，但它最终因乌戈·查韦斯长期利用国家资源给他的支持者发放各种好处，被偏袒政治败坏了。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甚至有固定的节目来播送人民获得新房屋和免费家具喜极而泣、感激涕零的样子。美国人最近也预览了这个节目的美国版——印第安纳州开利公司（Carrier）的员工对着摄像机感谢当时的候任总统特朗普保住了他们的工作。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他甚至还没有就职总统，就来跟我们公司谈判。”TJ·布雷，一位32岁的开利公司员工对《财富》杂志称，“我很震惊。很多工人都很震惊。我们没法相信好事终于发生在我们头上。感觉我们这些小人物终于赢了一次。”

特朗普会竭力在他的任期内营造凸显他慷慨大方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贪腐不要紧，因为规则制度不要紧。他会努力把经济上的好处和个人恩惠紧密联系起来。他会创造出一批死忠支持者，并把其他人牵扯进他的贪腐行为中。长此以往，这是会颠覆民主和法治的根本要因。如果引不起大众的关注，特朗普可以随意任免的司法部门调查者的权力将进一步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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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我们的公民们从那些威胁我们社区的犯罪、恐袭和无法无天中解放出来。” 唐纳德·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说。然后，这位刚获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列出了一系列的袭击和暴行，尤其是针对警察的那些。

“当我们达拉斯的警官被如此残忍地处决的时候，美国备受震惊。达拉斯之后，我们持续不断地看到对执法警员的威胁和暴力。最近这些天，司法人员被枪击和杀害的案件发生在在佐治亚，密苏里，威斯康星，堪萨斯，密歇根，田纳西。

“这个星期天，更多的警察在路易斯安那的巴吞鲁日城（Baton Rouge）遭到枪击。三个警察被杀死，还有三个伤得非常，非常，严重。对警察的攻击是对所有美国人的攻击。对每一个威胁着我们街道的安宁和我们警察的安全的人，我有话对你们说：当我明年宣誓就职的时候，我要恢复我们国家的法律和秩序。”

从特朗普的话语中，你绝对不会了解到在奥巴马任期内警察遇害案件的年均数量比1990年代早期要低接近三分之一。这与总的暴力犯罪下降趋势一致，实为美国社会之福。2014年和2015年警察遇害数比历史最低的2013年稍高，但也只是增高到2012年的水平。毕竟不可能每年都创历史最佳。

相当多的人错误地以为，犯罪已经失控，美国大地上到处游荡着恐怖分子，警察经常性被枪杀。这种误解是唐纳德·特朗普的一笔可观的政治资产。特朗普的选民中有78%相信在奥巴马任期内治安恶化了。

社会动荡对特朗普政权来说不是麻烦，而是资源。特朗普不会压制它，而是会张扬它。在真正的警察国家里，统治者靠监控和压制来维持权力。但在民主倒退的国家，这不是统治者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方式。促成现代非自由政权产生的，是极化，而不是迫害。或许是靠狡诈，或许是靠直觉，特朗普懂得这一点。

每当特朗普遭遇到什么麻烦，他的应对方法就是挑起一个分裂社会的斗争。当华尔街日报发表关于特朗普的女婿贾瑞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超乎寻常的公私利益冲突的文章的第二天早晨，特朗普就发推说焚烧国旗的人应该坐牢或者被取消公民身份。那个晚上，就好像计划好了似的，一小群奇怪的人在纽约的特朗普国际酒店门口对着照相机焚烧国旗。猜猜哪个故事会主宰第二天的新闻运转？

社会动荡对特朗普政权来说不是麻烦，而是资源。特朗普不会压制它，而是会张扬它——保守派娱乐——公愤制造联合体会热切地帮助特朗普。移民抗议者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珍视黑人生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者打着反警察口号——这样的反对派图景，正是特朗普希望他的支持者看到的。抗议者越出格，特朗普越满意。

算计好的激怒是政治上的老伎俩，但是美国政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如此积极和频繁地使用，也没有人像他这样获得如此的成功。如果特朗普政权采用严酷的执法，这样会帮助特朗普，不是因为严酷执法能够压制造反，而是因为它能够燃起更多的造反，印证特朗普在共和党大会讲话里反复描述的末日乱世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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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密西根大急流城的支持者们在一场特朗普选后答谢之旅现场……在十二月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提到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然后他们说：‘你知道他杀死过记者，’”，特朗普对听众说。“我不喜欢这样。我完全反对这样。另外，我痛恨这些家伙中的一些人，不过我不会杀死他们。我恨他们。不，我想，不——这些人，老实说——我诚实地说。我诚实地说。我绝不会杀死他们。我绝不会。啊，我想想——不，不会，我不会。我绝不会杀死他们。不过我真的痛恨他们。”

在特朗普就职前过渡时期早期，尼克·道维斯（Nic Dawes），一位在南非工作过的记者，给美国媒体提出了一个不祥的警告（文章链接）。“你们做好准备被蔑称为“反对党”，他写到，“主意很简单：构陷问责新闻业为党派服务，然后人们就不认为新闻业是可靠的了。”

倒退中的民主体制的统治者厌恶独立媒体，但他们不可能消灭独立媒体。就像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和他的党员所做的那样，他们会用恐吓不友好的记者的方法来抑制媒体对批判性报道的胃口。不过，更多情况下，现代强人会试图诋毁整个新闻行业，他们否认独立评判是存在的。所有的报道都有目的性。真相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各种为了夺权的竞争。

虚假新闻的提供者往媒体空间塞满稀奇古怪的捏造的谣言和厚颜无耻的抵赖，他们希望用正义的怒火来动员潜在的支持者，也可以让潜在的反对者丧失士气，感觉所有人都撒谎，什么都没用。对试图窃国者来说，与其用虚假信念来欺骗追随者，不如散布愤世嫉俗的情绪。因为，虚假信息的信众得知真相后会理想破灭；而那些认为万事都是谎言的人，在谣言被揭穿的时候一点也不会义愤填膺。灌输愤世嫉俗情绪起到的效果是打破了以下这两种媒体的区别：那些不完美但尽力去报道真相的媒体，和那些为牟利或意识形态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媒体。《纽约时报》将会变成大众心目中的《今日俄罗斯》（RT，俄罗斯的外宣机构）；《华盛顿邮报》变成了布莱巴特（Breitbart，大型另类右翼媒体）；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PR）变成了Infowars（一个虚假新闻网站）。

下面这个极为令人不安的新闻，是这种伪造手段的极好的例子。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间，加州缓慢的计票过程，逐渐把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普选总票数的差距越拉越大：一百万，一百五十万，两百万，两百五十万。特朗普的得票率的最终数字，低于1960年的理查德·尼克松，2000年的阿尔·戈尔，2004年的约翰·克里，1976年的杰拉德·福特，2012年的米特·罗姆尼，仅仅略微高于1988年的迈克尔·杜卡基斯。（注：这些都是总统大选中输掉的候选人。）

这个结果显然让当选总统万般难受。11月27日，特朗普发了一个推特声称他其实“赢了普选票，如果把那几百万非法投票者的票减掉的话”。随后他又发了一连串不断升级的推特和转推来加强他的这个惊人的，完全凭空捏造的声明。

这种令人屏息的大胆指控让人难以想像。如果是真的，最少也需要开始一个犯罪调查，而且跨多个州。但是当然这个指责完全是假的。除了他自己受伤的情感和互联网上臭名昭著的假新闻网站的废料之外，特朗普没有一丁丁点的证据。但是当这位侯任总统利用他的地位来发布这个疯狂的指责之后，对很多人来说，非法投票成了一个事实。與观公司（YouGov）的一个民调显示，至12月1日，43%的共和党选民认定了2016年有数百万的非法投票。

一个明显的谎言忽然之间就变成了有争议的可能性。当CNN的杰夫·泽勒尼（Jeff Zeleny）在11月28日正确地报道特朗普的推特毫无根据时，福克斯电视台的肖恩·哈尼提指责泽勒尼有媒体偏见 - 而后敦促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对白宫新闻团采用新手段，来惩罚泽勒尼这样的记者。“我觉得是时候重新考虑媒体并且改变传统的白宫和媒体的关系了，” 哈尼提说。“我今晚对媒体的话很简单：你们完蛋了。你们是虚假的，有自己的目的，串通一气，现在都暴露了。你们就是虚假新闻机构。”

这可不仅仅是哈尼提的特异性脑电波。前一天的早晨，小布什政府的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Ari Fleischer）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一个类似的主意，建议白宫可以取消那些“太自由派或不公正”的媒体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的资格。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建议特朗普完全取消开新闻发布会。

推特，不需经由媒体的介导，已被证明是特朗普极端有效的通讯工具。煽动那些带有潜在暴力倾向的推特拥趸来对抗那些媒体评论分析员，已经成为特朗普执政的标准手段。梅根·凯利责怪特朗普和他的社交媒体总监煽动他的粉丝来对抗她，以至于她不得不聘用武装保镖来保护她的家庭。我和一些资金充足的特朗普支持者交谈时，谈到照搬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和俄罗斯的普京控制社交媒体空间的手段，也就是聘用一支网喷大军，恐吓那些批评人士，并用暴风雨般的攻势来散布疑惑和虚假信息。维基解密特别工作组最近发了一个推（随后又很快删除），暗示它会建立一个数据库来追踪推特上所有认证用户的个人与财务信息，而这些认证用户，很多都是主要媒体的记者的帐号。不难想象，这些采集的信息可以如何被用来进行骚扰或恐吓。

即便如此，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会直接把媒体赶走。他太渴望被媒体注意了。但是他和他的团队已经通告了一个新型政府-媒体关系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所有的批评，按照定义，就是对抗，所有的批评者都会被视为敌人来对待。

生于俄罗斯的记者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在纽约书评杂志网络版有一篇文章，非常精彩地指出了唐纳德·特朗普和他无比崇拜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个共同点。“撒谎就是讯息”，她写道。“并不仅仅是普京和特朗普都撒谎，而是他们用相同的方式、为相同的目的撒谎：明目张胆，将权力置于真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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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喧嚣的群众运动——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遗留给我们一种对21世纪的威权主义的过时的想象。

不论其它方面会发生什么，就像美国人再不会手摇留声机或跳火鸡快步舞一样，他们也再不会在阅兵式上集合走方阵了。在一个几乎没人步行上班的社会，为什么还要鼓动年轻人统一着装来占领大街？如果你想要称王称霸，你会让你的帝国冲锋队（注：星球大战里的storm troopers）到网上去，那才是更重要的流量。群众煽动家们再不需要挺立在麦克风前演说几个小时，只需要在手机上发推说谎就够了。

“民粹推动的民主制度倒退是很难对抗的”，两位政治学家安德烈·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和埃里克·弗朗茨（Erica Frantz）去年写道（文章链接）。“因为它是细微的渐进的，不会出现一个单个的时刻来激发起广泛的抵抗或焦点议题使反抗力量得以凝聚……民主制度被零零碎碎地侵蚀，因此，也只会激起碎片化的抵抗。” 他们的这个观察根植于从菲律宾到匈牙利等许多国家的经历。我们这里也可能适用。

如果人们撤回到私人生活中去，如果批评者声音逐渐减弱，如果愤世嫉俗成为常见病，腐败就会慢慢变得更加厚颜无耻，对反对者的威吓就会变得更强烈。那些用来保证可问责性或防止贪污或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就会被削弱。

如果总统使用他的职位给他和他的家庭攫取几十亿的财富，他的支持者们就会感觉有能力来攫取几百万。如果他成功地使用权力来惩罚敌人，他的继承者们就会效仿他的手段。

如果公民们得知生意场或公职场的成功取决于总统或他的统治集团的恩惠，那么会变化的就不止是美国的政治。经济也会败坏，整个社会也随之败坏。这个社会接受了贪污是常态，和当权者的关系比规则更重要，理论上合法的言论和行为会受惩罚——这样的文化很难重新回到宪政主义，自由，和公共诚信。

那个被无数次辩论的问题 “唐纳德·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吗？”并不容易回答。他的身上当然带有法西斯的成分：社会被二分为朋友和敌人；爆棚的雄性和对暴力的喜爱；认定人生就是为获得主宰权的斗争，只有一些人能赢，其他人必须输。

不过把法西斯这样的邪恶标签放到特朗普身上也有一些不协调甚至荒谬之处。他对被关注的渴望强烈到令人可怜的程度，毫无廉耻的以自我为中心，毫无专注力。法西斯主义推崇坚韧，牺牲，和斗争——这些品质很少能与特朗普联系起来。

对试图窃国者来说，与其用虚假信念来欺骗追随者，不如散布愤世嫉俗的情绪。或许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或许关于特朗普更好的问题并不是“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他会对我们做什么？”

所有的早期迹象都表明，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会侵蚀公共诚信与法治，并且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西方联盟和世界民主规范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这种破坏已经开始了，并且很难在短期内被修复。至于能容忍多少破坏发生是一个开放问题，也是近期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极其个人的问题，因为它的答案取决于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你会做什么？你呢？而你呢？

当然我们愿意去相信最终结局会没问题。但是，此时此刻，这个可爱的习惯性的美式假设，恰恰是最终结局能够得以挽回的最大障碍。如果故事的结局是我们的共和国没有受到大的损伤，那不会是因为我们臆想了危险，而会是因为公民们发起了抵抗。

我们之中那些因为意识形态或党派或别的原因倾向于赞成特朗普总统和他的议程的人，更应该肩负起抵抗的责任。未来的几年不仅危险，也充满诱惑：这是一个罕有的政治机会来推进多数美国人通常会反对的议程。谁知道这样的机会何时能够再次出现？

宪政政体的基石在于人们都认同：政治体制的最根本在于信守规则。规则比结果更重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希拉里·克林顿多赢了数百万张选票但仍然认输给特朗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加州这样的大州尽管几乎以2:1的比例反对特朗普，但仍然接受了联邦政府的权威。

或许现代保守主义之父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这段话值得遵从。“如果日后我被指责忽视了我的选民的‘利益’”，戈德华特在《保守主义者的良心》中写道，“我会回答说我认为他们的主要利益是自由，这才是我为之尽最大努力的事业。” 那些容许以使宪政制度遭受缓慢腐蚀为代价来达到减税或医疗改革目的的保守主义者，应该谨记这段话。

特朗普将会做的最恶劣和最颠覆的很多事情也将是非常受欢迎的。选民喜欢那些为了让开立公司（Carrier，美国空调厂家）把工作岗位留在印第安纳州而给出的威逼利诱。自1789年起，明智的美国领袖们用了巨大的聪明才智建立起这套体制，以保护选民整体不受到因自己一时兴起的肆意举动的伤害：法庭，军队里的职业军人，公务员，联储局——并且用宪法保障，尤其是权利法案，作为这一切的基石。唐纳德·特朗普比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总统，至少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时期算起，都更加热衷于颠覆这些体制。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对一件事最依赖：公众的漠不关系。在九月份被问起选民是否希望他公开税表的时候特朗普说：“我认为没人在乎”。“没人在乎这个”，他在十一月份的60分钟节目中又如此重复。海外投资涉及的公私利益冲突？特朗普在11月21日发推特说他相信选民也不在乎这个：“在选举之前大家都知道我在全世界各处都有房产生意。只有那些骗子媒体把这当成大事似的！”

特朗普认为美国人毫不在乎他们的民主制度以及这个民主制度依赖的惯例常规。未来四年会发生什么，就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看法是否成立。如果美国人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就可以约束住他。

公众意见，公众审查，公众压力，仍然在美国政治体制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在一月份，突如其来的选民的愤怒阻止了废止独立的国会道德操守办公室的企图。这种防御需要被重复很多很多次。在本期杂志的另一篇文章里，乔纳森·劳奇（Jonathan Rauch）描述了美国人正在建立的一些防御网。

养成给你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本地办公室打电话的习惯，尤其是你住在红州的话。敦促你的参议员保证在选择检察官和法官的时候是根据其独立性，并且使他们的独立性得到保障。支持立法在总统不情愿的情况下强制财政部公布他的税表。敦促新的立法来澄清薪酬条款也适用于总统的直接亲属，并且不仅仅适用于直接来自外国政府的礼物，也适用于从与外国政府关联的企业来的酬劳。责成称职的专业人员来独立调查外国情报部门在2016大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些机构与任何美国公民（如果有的话）的联系。表达你对那些受到社交媒体的喷子攻击的记者的支持与理解，尤其是那些最常被当作靶子的女性记者。褒扬那些因为拒绝执行不合理命令而被开除或强制辞职的公务员。认真提防官员有罪不罚的文化的兴起，提防那些掌权者的朋友和支持者们践踏本应被所有人遵守的法律。

某些公民想象着在加固的堡垒里抵抗暴君，这样的人没有弄明白在现代官僚国家里自由是如何受到威胁的：不是靠勒令和暴力，而是靠缓慢的，打击士气的腐败和骗局。保卫自由的方式不是靠业余武器，而是靠不懈地坚持要求美国各种机构及掌管人的诚实，廉正和职业精神。我们正在经历着今世所见过的对美国自由政府的最危险的挑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你和我。不要害怕。这个危险的时刻，也正是你身为一个公民和一个美国人的最好时刻。#

作者：大卫·弗洛姆 （David Frum），《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智库“政策交流”主席。2001-02年任小布什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

谢选骏指出：川普就任总统后，白宫和政府官位仿佛成川普家产了。川普连日在中东、欧洲访问，夫妻、女儿女婿和沙特阿拉伯王室交际，国王、亲王、王子、公主齐聚一堂，和川普家族拉关系，但美国总统是否也皇族化，引起讨论。

《纽约时报》以《川普一家的外交之行，呈现权力家族化的美国》（2017年5月23日）为题报导，指白宫快沦为家族企业。目前白宫血缘关系与政策顾问，出现不容忽视的重迭，川普眼中两者几乎没有区别。

外人看来，川普把治理国家当成办企业，误解总统大选只是选总统，不是选皇帝，胜选并不意味国家变自己的「产业」，可为所欲为。他要求联调局长柯米「效忠」、官员不听话就开除；把女儿、女婿都纳为高级顾问，搬进白宫西厢上班。库许纳介入和中国修好谈判，可能和「通俄」有关联、电话介入上千亿元的对沙乌地军售，被质疑超越法律界线的风险很高，川普家族却毫无警觉。

权力和外交都家族化，川普游走在灰色地带。美国政坛虽重视「家庭关系」，历史上有名的政治世家，如民主党甘乃迪家族、柯林顿夫妻，共和党的布希家族都是例子，他们都曾垄断权力。

但和川普不同的是，这些政治家族做法和分际拿捏比川普高明。譬如先后在白宫、国会或地方任职，各有选票基础和职司，不给外人包揽印象。外交场合，西方人夫妻一同亮相属正常；外访时家人如要搭便车跟随去旅游，有些地方需自费，并避免公开活动，有些场合须避嫌，不招摇。

打个比方，如果习近平、彭丽媛外访，兄弟姊妹或三大姑、八大姨都跟随；或陈水扁出访，吴淑珍因车祸后遗症宿疾，但儿子陈致中、女儿陈幸妤和女婿赵建铭都随团参加，并公然介入政事，无论专制或民主体制，恐怕民众都无法忍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荒谬举动。

美国人似乎授给总统很大权力，可聘用政治顾问，介入国家机密操作。川普迄今表现，只信任自家人，疏远外人。伊凡卡、库许纳深入参与白宫决策。外交场合，周旋在与沙国、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政要之间，仿佛代表美国人民。但美国人谁授权他们这样做？这样和「家天下」有何区别？非常荒谬不得体。

当然，以川普家族财力，他们可以是义务无给职，不支薪。但国家名器这样用，不是不支薪就没问题。川普家族在为长远利益布局。库许纳介入惯例有高额回扣的军售，伺机建立和各国王室、领导层关系，即使川普卸任后，都能运用在商场，无往不利。

这些法外和公众看不到的经营，美国不是没法律可管，国会也不会永远沉默。或许是风暴正酝酿中，川普家族却愈陷愈深，毫无自觉。

……

谢选骏指出：美国政府的家族化与帝国化并非始自川普，而是大小布什、克林顿夫妻以来的一个趋势，是二十一世纪美国的总体趋势，也可以说是“第四美国”的一个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不是美国独力产生的，而是全球化的一个综合结果。正如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是全球化加速度、全球化压力的综合结果。美国如果不能充分地皇族化与帝国化，就无法有效地领导世界，就无法镇压全球社会的骚乱势力，也无法安慰全球社会对于君权的普遍渴望。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的皇族化与帝国化，与伊斯兰国的崛起是一体两面的映象，是全球最终走向统一的不可缺少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