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1月31日题为《美囯人对超级富豪的爱与恨》的文章说,美国人向来崇尚财富。索罗斯说:“在美国比欧洲更容易致富,因为欧洲人嫉妒富豪,美国人则努力效仿。”但是由于经济和就业持续低迷,一些美国人对超级富豪大把撒钱救济他国贫民的做法由赞赏变为反感,甚至有些怨恨。
近来,美囯人对富豪的感觉,似乎有所改変,由爱转恨,日趋恶劣。媒体岀现了许多抨击富豪的言论,尤其是那些身价亿万的新超级富豪。说来奇怪,如果依照美国人推崇的个人打拼精神,这些新的超级富豪,似乎更应该受到尊敬。不同于那些含着银匙出世,生来富有的旧富豪,他们多数是白手起家,创业致富。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肯吃苦耐劳。他们开发的创新产品与科技,如电脑、手机、基因操控等,提升了经济生产力,解决了不少长久困扰人类的难题。
比起往日的美国富豪,他们的慈善精神,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目标更为宏大,经营的方式更有效益。例如,比尔·盖茨许诺捐出个人财产的98%,沃伦·巴菲特许诺捐出99%。两人还共同发起一项捐献运动,号召《福布斯》“全美最富有的400人”排行榜上的所有富豪,共同宣誓,在其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并到世界各地劝捐。
这些富豪使用自己财富的方式恰似他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具有企业性质。他们不仅向杰出的慈善组织或现有机构捐赠,而且运用自己的财富去测试解决大问题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已被称为“慈善资本主义”。 他们胸襟似乎更为宽阔,视天下为一家,很多慈善项目,都是针对现在世界上最逼切的人道、生态问题。这方面的努力,也表现在他们积极推动的国际聚会。例如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今年主题就是“改善世界现状: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构”。
有“世界的幕后政府”之称的比尔德伯格俱乐部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商讨全球性议题。又如TED大会、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的“太阳谷聚会”、阿斯彭研究所的“理念节”以及谷歌公司的“时代精神会议”等。这些知识精英的聚会,旨在分享各领域的前沿资讯,希望群策群力,交流商议,碰撞出解救人类困境的各种方案。在这类型的聚会上,最有效的通行证既不是名望也不是金钱,而是“新新事物”——一种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的洞察力、算法或技术。
全美富豪多半集中在五个州
金融危机爆发前10年的普遍繁荣的神话不仅与个人有关,而且与地理位置有关。 各地的人们似乎都富裕起来了,从康涅狄格州的对冲基金经理,到亚利桑那州的建筑承包商,再到科罗拉多州的抵押经纪人。
当然,大家都知道,成功只属于少数人,而且财富仍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区。
财富研究机构Wealth-X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在全美拥有30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人中,有一半多居住在5个州,分别是加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其中,约1/3居住在加州和纽约州。这么多超级富豪居住在最大的州内,当然并不让人惊讶。
Wealth-X研究所长米勒说,尽管超级富豪大多居住在5大州内,但研究数据还显示,数量惊人的超级富豪居住在较小、不太起眼的州内。他说,除阿拉斯加州、特拉华州、北达科他州和缅因州外,所有其它州都住着至少100位拥有3000万美元或更多可投资资产的人。米勒说,确实在多数人一般想不到的一些州居住着一群富人。
这真是一针见血。但整体来说,美国财富地图看起来很像财富和收入分配图,大量富豪坐在其余美国民众的头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拥有这么多富人,也没能避免许多最富有的州陷入预算危机。例如加州,由于政府严重缺钱,新上任的州长布朗正打算大量裁员和削减社会福利。
富豪新世界观让美国人反感
有趣的是,这种人类一家、不分国籍人种的天下大同精神,最引起一些美国人的反感。他们称之为“超级精英的反叛”。他们埋怨这些棈英,不先照顾自己的国人,而把大把金钱拿去救济第三世界贫民。他们形客这些富豪的慈善事业,像一个两头重的哑铃,不是资助高端学术研究,就是救济发展中国家最贫苦的人民,对美国国内身处困境的民众,却视如不见。他们非常不满这些超级富豪以世界公民的姿态自居,责骂他们忘本。在美国经济与就业持续低迷时,这些全球化的“族类”,由于自已特殊的优裕环境,已日渐脫离了美国的普罗大众。他们对社会经济事务的视角与态度,与一般民众格格不入。例如,一名对冲基金高管说,美国中产阶级规模萎缩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观点是,“如果世界经济的变革让中国和印度的4个人摆脱贫困,并跻身中产阶级之列,美国才有一人被挤出中产圈,这并不是一项很坏的交易。”
另一个例子是,一位美国网络总裁说:“我们美国人要求的薪水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如果你希望获得10倍的薪水,那你就要创造10倍的价值。这样说听起来有些苛刻,但美国中产阶级可能已到了减薪的时候。”美国人对这种貌似公允的良心话,最为痛恨。
路透社的全球资深编辑克里斯蒂娜·弗里认为,金融危机以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促使美国超级富豪与一般民众之间的沟壑,变质为烫热的政治议题。“当大家都有一份工作,又能利用飙升的房价,通过家庭资产贷款资助来享受旅游休假时,崇拜超级富豪,那是一回事;但是,当失业率达到10%,房屋价值暴跌,而华尔街的高管却几乎立即回到危机前的薪酬水平,这就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与愤怒。”
现在美国大企业的收益已经回升,问题是,推动成长的是“全球化”;赚钱的是这些企业的海外业务。国内中产阶级萎缩、失业严重、收入两极化加剧。加上资金大量流向营业成本低廉的新兴国家,就业率无力回升,中小企业前景黯淡。
很多美国人都知道,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成长,帮助了数以亿计的第三世界人民脱离贫困。可是,这一次世界经济收益的重新分配,对美国广大民众而言,只见其弊,不见其利。于是,他们对那些从全球化获得暴利的“超级富豪”越看越不顺眼。“超级英雄”的形象遂日渐被妖魔化为“超级恶棍”。那些“世界大同、全球一家”的高调子也越来越显得刺耳。更有人危言耸听地说,美国已落入全球富豪统治集团的掌控之中。
相信意识进化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意识随着生产技术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进化,不但认知思维方式愈趋复杂,道德意识与世界观都会随着改变。当社会从游猎部落发展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时,人们的世界观也跟着从“万物有灵论”进化到“神话期”、“理性期”;道德意识也会从“自我中心”、“族群/国家中心”进化到“世界中心”。
现在世界济已进入全球化的资讯时代,拥有先进意识的“新人类”出现,实不足为奇。根据社会心理学家贝克(Don Beck)的研究调查,估计世界人口约20%强的人已进入“世界中心”的阶段。这些人在考量事物时,采用的是全球/全人类观点。这样的人,在欧美环保、人权、前沿科技、学术圈子最常见到。某些超级富豪的言行,似乎也颇符合这个模型。
煽动家塞缪尔·亨廷顿在2004年就写过一篇题为《死灵魂:美国精英的非民族化》(Dead Souls: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的文章,指出了这个“全球意识”逐渐浮现的趋势。那正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一书问世的时候。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免不了要经过难熬的阵痛。后果将如何,会不会胎死腹中、难产?那就要看这些先知先觉者,如何去平衡囯内政治与全球发展之间的冲突。
谢选骏指出:耶稣早在福音书里就说过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在产业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的富人,他们的多数财宝都是从海外获得的,所以他们才会爱别国的人超过了爱美国人。不是他们真的爱人,而是他们真的爱钱。他们的慈善行为,不过是逃税的幌子。就像台湾商人为了赢利,就搬到大陆去住,那是追逐财宝和利润,不是因为爱大陆的血汗工人。美囯人为何开始仇富,是因为美国富人和美国的穷人不再合组食物链了,贫富之间的食物链,已经转移到全球的平台上去了。所以美国富豪的“爱美国人民”,已经换成了“爱全球人民”了——这不是真的爱他们,而是真的爱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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