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产党纠结于红色帝国

《研究红色帝国的三个视角——兼评彭佩奥演讲》（2020年08月04日 博客主机）报道：

研究红色帝国的三个视角、兼评蓬佩奥讲演和中国民主的未来

在纽约思想者俱乐部、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共同主办

“断交还是外交：‘习近平外交思想’”ZOOM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2020年8月2日张博树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演讲《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民运界的朋友一片喝彩，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共檄文，是自由世界吹响的号角。我的判断不是这样。虽然蓬的讲演使用了大量冷战意识形态语言，我也不否认美国政界确有一批人持坚定的反共立场，但这个讲演有深刻的美国国内政治背景，相当程度上是在配合川普竞选连任，特别是在疫情仍然猖獗、川普民意持续走低的情形下，这一点不可不察。此外，蓬的讲演对中国形势特别是当下中国民意做出重大误判，如果真的据此制定美国对华政策，将导致非常危险的结果。

为了比较充分地论证以上观点，我想从我本人一直使用的“红色帝国”概念的再梳理谈起。今天这个会的主题不是“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么？对“红色帝国”概念的梳理也算扣住这个主题吧。

从三个不同视角看红色帝国

大家知道，红色帝国的概念最早由李伟东于2013年秋提出，我比伟东稍晚，是2013年11月。就个人而言，在下曾先后在三个不同视角上理解、分析红色帝国。第一个视角是国内改革者的视角。2012年秋习近平上台后的一段时间，很多自由派人士对他抱有期待，期待习像他的老爹那样成为改革的推动者，甚至重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主化创造条件。经过近一年的观察，我否定了这种期待，而提出观察中国需要另外一种框架，即红色帝国框架，基本意思是习要干的，绝非走向民主，而是坚持共产党的千秋万代，为此他在内政方面力图实现党国中兴，外交方面要实现红色帝国崛起，具体口号是“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外交政策层面也更多主动出击而非韬光养晦。这是2013年到2014年我的主要强调点。第二个视角是世界公民的视角，主要体现在我于2015年到2018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强调要点：中国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党国政体，在很多场合，党国政体绑架了民族国家而成为北京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嘴上讲“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通过带有威权特点的“中国模式”的输出对自由民主体制构成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世界应该抵制红色帝国的威胁，中国民主化的实现也将有助于维护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原则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以上观点我至今仍然认为是对的，应该坚持。第三个视角则是历史研究者的视角，对我本人来说，这个视角的凸显是2018年以来的事情，因为写作《从五四到六四》第二卷而深入研究并重新梳理了1500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深感我们这个国家从前现代皇权制度和天朝体系、中经可怕的衰落而走向现代的艰难。本人最近在不同场合反复指出，百年来，现代中国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建设一个自立、富足、强大的国家以终结“百年国耻”，再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以实现制度现代化意义上的文明转换，二者本来应该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器物现代化要求制度的现代化，反过来，制度的现代化又有助于器物现代化的更好发展。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往往以其内部的民主化为前提，民族国家建设应该和宪政民主建设并辔而行。在晚清和民国两大历史时段，我们的先贤曾坚信这个道理并勉力而为，可惜总的说失败多于成功。袁世凯、蒋介石都有过在权威主义转型框架内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机会，但都由于内部遭遇挑战、外部环境严苛、加上转型行动者自身的种种弱点而功亏一篑。早期民国的南北分裂造成典型的“失败国家”，中央政府竟靠借债度日，既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失败，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败。国民党党国以党治为手段，宪政为目的，架构本来不错，又逢外敌入侵、内乱不断、胜利后自身变腐而到底败给了共产党。共产党也经历过折腾，这里不细讲，但到底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如今，共产党执政已经70余年，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的民主事业依旧艰难，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却获得长足发展，国力有了巨大增长，4亿人进入中产群体，GDP已经是世界第二。无论人们怎样解释这个事实（比如，70年的国内和平无内战，40年的改革开放，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快车，相对友善的国际环境，甚至中共体制的某种“优点”，等等），[1] 中国40年来的经济成功本身都使我们面临以下三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民主化本应助力于民族国家建设，是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条件，现实却是中国崛起于专制的党国框架内，它正在成为党国拒绝民主化的理由，甚至为所谓“中国特色”或非民主发展模式提供了根据。

第二个悖论：国民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和人民向往民主本不矛盾，但在“百年国耻”背景和党国框架内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功，又让很多国人（包括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出洋留过学的青年人）自觉或非自觉地偏向民族主义立场，甚至怀疑民主的价值。

第三个悖论：作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者，我们固然反对党国用统治集团利益绑架民族国家，甚至号召民主世界抵制红色帝国的威胁，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今中国民族国家的成就是百年来无数先贤的企盼，是亿万中国劳动者汗水和智慧的结晶，而且，在当今这个新丛林世界里，中国有其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需要捍卫，我们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

以上三点，是红色帝国第三个研究视角带给我们的思考。我承认，它颇具挑战性，甚至让我很纠结。

美国：民主灯塔还是新丛林斗士？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美国曾经是民主灯塔，尤其在冷战年代。当然，即便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也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考量，这一点不必讳言，只不过冷战年代两者的冲突并不明显，这得益于当时美国的超强实力，也得益于那一代美国政治家的睿智、清晰的民主价值观和对世界的责任感。冷战后的30年，美国遇到新的挑战，由反恐引发的中东一系列战事把美国拖入阿富汗、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泥潭中，面对崛起的中国和重燃大国梦的俄国，相对实力在下降的美国开始有力不从心之感。更麻烦的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他的无知、自私加上任性，已经对美国造成重创，而国会、白宫行政团队、最高法院对现任总统的制约乏力，则充分暴露了美国宪政体制的弱点和美国民主的倒退。川普对新闻界毫不掩饰的打压，在一个民主国家是闻所未闻的；川普用各种手段收买、施压国会议员，最终让共和党臣服于这个反建制的“素人”总统，导致“通俄门调查”无果、弹劾案失败、国会对总统的制衡彻底失灵，是坍塌中的美国民主惊心动魄的一幕；川普对极右翼白人种族主义的偏袒、对移民问题的偏持，已经造成美国大众的深度分裂；在国际场合，川普基于狭隘的（而且在很多方面并不正确的）国家利益考量不断“退群”，向盟友收取“保护费”，无原则地吹捧普京、习近平、金正恩等独裁者，在气候变化、新冠抗疫等重大公共安全领域放弃美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总之，川普治下的美国不再是世界的民主灯塔，倒更像一个新丛林的斗士，而且还是个很蹩脚的斗士，以商人式的小聪明和对手斤斤计较，无论对手是传统盟友，还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考虑到这一切，人们会质疑蓬佩奥的讲演是否真的代表川普本人的立场？还是说，美国官场中的鹰派正在利用新冠疫情蔓延、经济下滑、国内矛盾凸显、川普选情岌岌可危之际，挟持这个本无价值关怀的总统走上反共的轨道？或是说，川普也认定向中共/中国宣战是一种不错的选战策略，而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局部热战？而无论是以上设想中的哪一种，这个演讲都不值得认真对待。不是说蓬佩奥不应对北京极权体制提出批评，也不是说川普政府自身的作为让这种批评充满反讽，而是说，这个演讲推出的背景不对。美国有超过400万人染疫、15万人死亡，1000多万人失业，国内反种族歧视运动依然汹涌。大选在即，美国政客放着这些重大内政不去处理，却偏要在这个时间向另一个国家/政体宣战，意欲何为？蓬佩奥半鹰派、半川普式的表述，尤其令人倒胃口。

北京的“底气”

难怪北京不会太在乎蓬佩奥的歇斯底里，它甚至会在暗中叫好，庆幸美国政客在帮中南海的忙。在很多民运人士看来，蓬佩奥讲演的一个“亮点”是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蓬佩奥自己也讲，“我们还必须与中国人民进行接触，并赋予他们力量，---他们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我在冷战时期长大并在陆军服役，如果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共产党人几乎总是撒谎，他们撒的最大的一个谎言是，要认为他们是在为14亿被监视、压迫和恐吓得不敢说出真相的人民说话”。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可以把这理解为美国反共人士的善意，但至少他们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们并不了解今天的中国人，以为中国人只是“被监视、压迫和恐吓得不敢说出真相”的一群。中国有没有“被监视、压迫和恐吓”的问题？当然有，否则它就不是极权国家了。但如果认为共产党除了压迫别的什么都没做，那就是对共产党统治极大的误解。事实上，从毛时代的世界革命到今天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这是中共合法性基础和民众动员形式的重要转换，虽然根本上讲出于统治者维护自身权力的需要，但这个合法性转换总的说是成功的。当权者完全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习上台后的这些年，固然强力打压自由知识分子，但在强力反贪腐、减少官民冲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同样不遗余力。尊重市场原则意味着人们可以致富发财，只要你不反对共产党，挣多少钱都没人管你，这和毛泽东年代已经是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中共成功地抓住了“百年国耻”这个重要遗产，反复宣导“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国复兴逻辑，无论对中国的精英层还是老百姓，这个逻辑都是奏效的，因为爱国爱自己的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情感，中国人也不例外，更何况40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普通百姓生活的改善都在证明“富起来”、“强起来”是一个事实。官宣刻意刻画的“美帝国主义”形象和美国霸权形象又从反面强化着这种效果。这种刻画曾经充斥谎言（比如“抗美援朝战争”的缘起），但如今川普政府的不少作为正在坐实北京对美国的霸权指控。当美国的飞机、军舰不断抵近中国海岸侦查甚至不足100公里时，当美国刻意打压华为、不允许世界上任何使用美国产品（哪怕只是一颗螺钉）的厂商向华为供货时，当美国疫情泛滥而众多美国政客（包括蓬佩奥）要把这一切“甩锅”给中国、向中国“追责”时，你想想普通中国民众会是什么反应？如果真的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对法广7月26日的一则报道感到意外，当时正值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被关（此乃北京政府对美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报复），法广报道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成都人扎堆围观美领馆，警方阻止人们‘看上去太高兴’”。

这就是北京的“底气”，它知道在民族主义意义上，自己拥有民意。所以面对美方的一再挑衅，习显得很有“定力”，他不会随着川普或蓬佩奥起舞。内心里，习和他的团队巴不得川普再次胜选，当然也在做川普选情危及而狗急跳墙的准备。总之，北京不会主动刺激华盛顿而尽量克制，过了11月大选再说。北京也意识到中美战略对抗将是今后的长期趋势，这一点不管谁当美国总统都不会变，所以其长期战略布局一刻也不会放松，最近《纽约时报》披露的中国和伊朗的未来25年4000亿美元交易就是例证之一。

中国民众的双重性

关于民意，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做些补充，否则不完整。

我们看到，如果把蓬佩奥的演讲视为一个严肃作品，那么他对自尼克松以来50年美国对华接触政策通通以失败论，是错误的，经不住推敲的。且不说尼克松1972年打开中国国门时美方有自己的战略需求，那就是联华制苏，即便1989年后美国继续与中共保持交往，也不能说是完全错的，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除了“接触”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可以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美国对华政策“长期绥靖”是缺乏基本历史感。蓬佩奥说，“我们一直在追寻的接触政策没有在中国境内带来尼克松总统所希望引导的那种改变”，其实，中国已经改变了太多。严格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众具有双重性：有民族主义高昂的一面，也有民主化潜能积累的一面，否则就不会有1980年代的自由化运动，就不会有1989年学生市民的抗争，就不会有零八宪章，就不会有维权运动和新公民运动。今天的共产党当权者也并非不知这一点。当香港200万人上街，以和平方式反修例、争取双普选时，官媒严禁报道，一个字也看不到，为什么呢？它怕唤起内地对香港民众的同情，导致关于民主的共振效应。北京一定要等到出现了勇武派、打砸抢和“香港独立”标语，才全力出击，排山倒海般地“反港独”，攻击“颜色革命”。必须承认，中南海的文宣这次又是成功的，它再次利用了内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而遮蔽、歪曲了香港的民主诉求。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内地民众和不少海外留学生站在政府立场上批评香港的“闹事”和“港独分子”。这当然也构成了某种“民意”，而且，就其反映大陆民众一般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言，这个“民意”是真实的。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北京政府惧怕民众知道香港争自由、争民主的真相，故意引导舆论避开这个层面，又证明官方自己也清楚民主、自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制内外的强劲诉求，是同样强有力的“民意”，虽多次打击而生生不息。在某些场合，官方甚至不得不重视、承认、乃至部分回应这样的民意，比如，在“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事件和“发哨人”艾芬医生事件引发的两次网络风暴中，民众的愤怒像火山般爆发，官方并没有采用强力阻止的愚蠢手段，而是用了相对柔软的疏导办法，显然他们也知道在疫情泛滥、人命关天的特殊时刻，民意是不可欺的。

理解中国民众、中国民意的这种双重性，对思考中国未来、设计中国转型战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当然，近年来，要求自由民主的民意由于中国模式的某种“成功”和美国民主自身的倒退、特别是这次中美抗疫不同结果的比较，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尤其受过中高等教育的青年）产生某些惶惑，而似有衰退之势，这并不奇怪，恰恰可以解释何以民族主义（甚至狭隘的新国家主义）在新一代中国青年中有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美国政治家对中国民意的这种变化也不可不察。如果他们以为中国14亿人或至少大多数人都像王丹魏京生（这两位受邀出席了蓬佩奥的演讲会）一样骨子里是反共的，并且据此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那就大错特错了。

总结

红色帝国乃是一个历史纵深感极强且充满张力的概念。红色帝国内含的党国专制一面固然要否定，但在红色帝国框架下实现的中国崛起却又是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士必须承认的现实，并且把它当做未来民主中国应该接纳的正面遗产加以发扬。毕竟，未来的民主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民族国家，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要捍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是有民族情怀的民主事业追求者，否则，他就不可能和14亿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话也不会在中国民众那里获得响应。讲得更具体些，今日中国崛起从历史角度看，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它与红色帝国属性的相互缠绕是一种历史生成的结果，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立场，有其历史的尴尬成分在。这个红色帝国靠外力是消灭不了的，外力的新丛林式打压，只会有助于当政者用民族主义动员14亿国民。只有内部变化，才是中国改变的唯一可能。中国的宪政自由主义不能自外于民族主义，而应该倡导能让14亿人信服的、更加宽广的、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相结合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将克服仅仅立基于“雪耻”的狭隘性，克服党国赋予它的种种阴暗，而拥有更加博大的情怀。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只能建立在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双赢的基础上。自由主义要想真正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也必须同时高举民族复兴与民主化两面旗帜。

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主追求者又必须拥有世界眼光。蓬佩奥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

共产中国，共产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站在美国人立场，这话本身并不错。我甚至要说，这也正是中国民主化的世界意义之所在。从本文关于现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的立论出发，中国民主化的意义就在于：在已有的民族国家建设成就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和重构，从而最终实现现代中国两大历史使命的统一，这是就中国国内意义而言。在国际层面，中国民主化的成功，将彻底终结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为建设全球民主共同体创造基础。另外，面对这个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征的新丛林世界，未来民主中国应该和其他民主国家一起，各自克服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有限性，承担起建设人类地球村的更多职责，用黑格尔式语言，这是在建构现代国家理性的同时建构世界理性。

回到当下，就美国对华政策而言，我以为蓬佩奥目前宣布的“不信任加核查”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过去的历届美国政府在理解北京政权意识形态的坚韧和顽固方面，确实有天真之处，所以我才在《红色帝国的逻辑》一书序言中表扬了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进展和战略转变。但，清楚意识到红色帝国对民主世界的威胁不等于要放弃和它的接触，因为不接触就等于放弃了影响它的机会。更何况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高度互溶互动的世界，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世界。如果世界真的因中美对抗而彻底一分为二，绝非这个地球所能承受，弄不好将是文明的末日。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给未来美国的政治家和决策者提出下列建议：继续在人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批评北京政府的专制性，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领域与中共公开论辩、竞争，在经济交往领域迫使北京遵守规则，与此同时，尊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发展的权利，理解中国作为资源输入国家在海外战略资源安全等方面的合理关切，在世界公共事务上继续与北京对话、合作。要意识到，与中国完全“脱钩”，打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做不到的，更何况以新丛林为出发点的打压本身就缺乏道义根据。就政治层面言，在不同制度的共存中实现对专制体制的改变仍然是世界民主共同体的艰巨任务，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今后还会持续相当一个时期。改变以保持接触为前提，以和中国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的合作为前提，也以西方民主体制自身的反省和不断进步为前提。另外，要学会谦逊，像“我们这些世界上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引导中国做出改变”或“我们必须以更具创造性而且更为强势的方式引导中国做出改变”之类的话语就显得过于直白了些，即便出于好意，“引导”这样的词也会让接受者产生不愉快的联想，尤其对于一个正在提升“民族自信”的群体（不管你如何解释这种“自信”）。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是现代人类或迟或早都要经历的过程，先行者可以也应该帮助后来者，但自己把自己放在“引导者”的位置上却极可能让自己犯错误。当年的马歇尔就是前鉴。

[1] 中共体制在中国经济成功方面是否有贡献？毛式动员型极权体制和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曾极大压抑了生产增长，在这个意义上，邓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认可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同时意味着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是市场原则，是市场原则驱动下亿万普通中国民众的辛勤创造，共产党的贡献只在于终于承认了它。当然，中央集权型的行政体制在动员力和行政效能上有其优点，运用适当也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中国的非民主体制压抑创造性也是事实，尽管这种效应往往是隐性的，很难量化衡量。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言，可谓“共产党纠结于红色帝国”，他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们希望红色帝国不要太红，免得不能持久；因为红色帝国一垮，他们的退休金就没有了！他们人在美国，心系红区，活得真累。他们企图两头通吃，却会两头落空，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