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托克维尔是个大傻逼

《王岐山错了 这并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2020-04-21 夏闻）报道：

 

王岐山于2018年10月24日参观耶路撒冷的Yad Vashem大屠杀纪念馆，背景是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的受害者们的照片。……王岐山前些年主管反腐时，他在中共高层中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曾引发外界不少好奇和联想。现在看来，王岐山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王岐山推荐此书的原因——首先，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民间群体抗争事件频频爆发，从规模到数量都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共高层紧迫的感受到了中共制度处在险境中，他们害怕一场大革命正在快速到来。再一个，王岐山当时主导反腐，他也是在告诉党内。反腐，也是为了避免大革命到来。因为当时“闷声发大财”是党内的默认共识，高层和党内对反腐有普遍的不满。王岐山推荐这本书，是在告诉他们，如果大革命到来，船翻了大家一起都要完蛋。那么与一起完蛋的结局相比，拿下一些党内“同志”，堵住一些人的财路就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当然，反腐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习近平巩固权力扫清政敌。随着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王岐山的反腐也结束了。但这并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习近平、王岐山的影响结束。 

当局避免大革命的思路——大革命是每一位当权者都为之恐惧的事，那么在权力巩固后，习近平、王岐山等对避免大革命采取了什么思路呢？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一个论点是，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当某些之前制度不合理的部分废除时，人们对制度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 

习近平、王岐山可能从这里“吸取了反面教训”。人们曾经寄希望于习近平在巩固权力后，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使中国靠拢普世价值。但现实中发生的却是相反，改革并没有发生，当局反而强调要“有定力”，强调“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18世纪出现的哲学，这种新出现的意识形态是反传统宗教、反传统习俗的。18世纪法国出现的那些哲学家、作家成了“国家的首要政治家”，他们的思想深入大众，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就连贵族也把这当成了学问上的精神娱乐，接受和相信这种反传统习俗的新兴哲学。 

几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哲学已经为1789年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完成了舆论和思想准备。托克维尔认为在对待思想问题上，旧制度既不够专制，也不够自由。不够专制使得各种非法出版物到后来几乎不受阻碍地传播。不够自由又使得各种攻击政府和王室的文字找到了靶子，其言辞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 

而在对待反宗教的问题上，权威机构行动不力，消极被动，甚至合谋串通，它出版了所有手稿，使所有反宗教出版物流传开来。 

北京当局可能也是从这里也吸取了“反面教训”，所以近年来北京高压打压言论自由、迫害人权律师、迫害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从而死保中共意识形态。 

做法为何无效？那么，这样做的后果，达到了习近平、王岐山等人当初的预想了吗？现任当局是权力稳固、高枕无忧了吗？ 我们看到现实中发生的，和这种预期正好相反，几十年不遇、百年不遇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频频到来，现当局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而这场因中共而爆发的瘟疫，祸及世界，所造成的严重事态还在发展中，后果已经对中共非常不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前中国面临的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问题，而是“恶制度与大淘汰”的问题。当权者并不需要从托克维尔的分析里去找保住权力的秘诀，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就有答案。中华文明中一直认为道德和善恶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这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基本要素。 

整个20世纪，日本、德国、前苏联等的命运，也都演绎和证实了这个规律：不尊重生命的邪恶政权就是命不久长，尽管在其走入坟墓的那一刻到来之前，它们都曾经强大。而中共对信仰团体的群体灭绝，甚至活摘贩卖民众器官，已经到了邪恶的极致，中共已经用它的恶行，在未来的史书里写清楚了它灭亡的原因。上天灭亡一个邪恶政权和集团的方式，不一定是大革命，很可能是人们之前想不到的方式，再好的打算也会失算，邪恶政权和集团被淘汰的命运逃无可逃。如果非要从托克维尔上面所论述的方面吸取正面教训的话，那就是：首先，中共体制的确无法改革，哪怕是渐进式的，所以为了避免为其陪葬，唯一的选项就是快速终结它。再者，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那么血腥、暴力，正是因为其所信奉的反宗教、反传统的哲学，使人们灵魂空空荡荡，行为就像是精神失常。要避免这一点，就要恢复传统信仰和文化，发扬那种推崇原谅宽容、尊重生命的价值观。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不懂，王岐山固然错了，但是托克维尔依然是个大傻逼！托克维尔的愚蠢就在于，他自以为聪明，以为改变一下政治制度或是施政手法，政权就可以长生不老了——这个大傻逼哪里知道，改变政治制度或是施政手法，只能使得政权的死法不同，例如把横着死变成了竖着死，把逆天而死变成了顺天而死——把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变成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但是绝对不能避免他们的政权灭亡。

《中国正经历“文革以来最大的一次崩溃”》（德国之声 2020-04-20）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据最新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得到了德语媒体的广泛关注。部分媒体以“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崩溃”为题，撰文分析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其中有批评性的质疑，也有乐观的展望。

德国《世界报》经济版在线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粉饰过后剩下些什么？文革以来最大的一次崩溃"（Was bleibt nach Chinas … Absturz seit der Kulturrevolution）。该文章指出，受新冠病毒影响，中国第一季度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崩溃。如今政府的说法是，已经成功扭转了局势。但北京的做法难免让人存疑--因为公布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该报的金融板块记者Frank Stocker写道："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不仅仅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在公关和政治宣传领域也是如此"。作者举例称："德国在新冠危机中帮助意大利的时候是静默无声，不做任何张扬的。当中国向伦巴第大区送去几名医生的时候，有十几个摄影队陪伴。"

作者随后写到："但在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方面，北京的做法就更加巧妙了。周五公布的第一季度数字就表明了这点。经济增长缩水了6.8%。但是中国政府成功的让三月份数据明显好转这件事成为关注焦点。""被突出表述的是，国家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当然是显著的。"作者指出："然而第一季度的中国经济还是下降了6.8%。这是1967年以来最差的一次。当时在谋杀肆虐、火光冲天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据说只缩水了5.8%。"作者随后质疑中国经济工业生产总值的真实性，援引法国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姚伟(Wei Yao)写到："今年一月和二月之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还缩水了13.5%，3月份的幅度就减少至1.1%。也就是说，三月份的工业生产总值只比去年第四季度少低3%。"

姚伟向该报表示："这就非常令人惊讶，因为中国从三月开始才逐渐放松封锁政策。湖北作为危机省份，从3月底4月初才开始逐渐解封。如果说，3月份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公司还处于停业状态，生产活动刚刚逐渐起步，那到了三月底的时候就应该已经处于全力运转的状态，才能实现这样的增长率。"作者随后指出："最重要的是：北京政府用心并且有力的做法抑制了疫情，并且成功的让经济实现了全面且快速的复苏。尤其是中国股市的表现，证实了这种说法。"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本身就是被打理过的——在描述了新公布的经济缩水数字没有对中国股市产生负面影响，"国家队"再次入市，提振市场信心后，文章写道："尽管如此，北京方面也警告称不能抱有过于乐观的情绪。因为未来的发展局势依然艰难——当然不是因为北京政府的过失。问题更多在于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而这些，都会给中国带来影响。"

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也发文关注中国最新公布的经济下滑数字。同样也以"文革以来最糟糕崩溃"（Der schlimmste Absturz seit der Kulturrevolution）为题。文章在导语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从开年以来急剧下滑——但经济学家们已经看到了黑暗中的一点希望，对于德国来说，这种希望也非常重要。"作者在文章开头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写道："当一切还都正常的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增长数据时，各路专家们关注的是铁打不动的6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与上一个季度相比，哪怕多了或者少了0.1%都会被认为是经济复苏或衰退的标志。同时有许多经济家认为，这样的统计数字本身就是被打理过的。""所以说，统计局本周五公布的这个数字就更令人瞩目：负6.8%。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经济今年前三个月与2019年同期相比据说下滑了这么多。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甚至下滑接近10%。这是从1976年以来就没有过的事情，那一年是文革浩劫的最后一年。"作者随后评述称："这一消息如今正式得到证实：新冠病毒已经让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熄火。中国的数字让人能够窥见到等待着仍处于封城状态下的西方国家的将是什么。但仍然有些观察人士从最新公布的数字中看到了希望。因为从细节上来说，整体的情况没有像预想中的那样糟糕。"

与《世界报》一样，《明镜周刊》的文章也关注了最新公布的工业产值数据，并积极评价者这一数字。作者认为："尤其是3月份的数据看上去相当不错。这个月工业生产总值与2019年3月相比只低了1.1%。在一二月份下降了13.5%之后，这一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数据图标又直冲向上。"文章在结尾援引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师克莱默写道："对于德国出口业来说，还是有一点'希望的迹象'的。他认为，在美国和欧洲才刚刚进入新冠萧条期的时候，遥远东方的客户们可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谢选骏指出：政权和个人一样，年纪到了必然会死的！文革的时候（1966年），中共虽然错得离谱，毕竟只有四十多岁（1921年建党）或十七八岁（1949年建国），所以还有一个改正重来的机会；现在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1966年——2020年），中共已经百岁降临，它还有可能重起炉灶吗？

网文《波旁王朝》报道：

波旁王朝（法语：Maison de Bourbon）是一个在欧洲历史上曾断断续续地统治纳瓦拉（1555－1848）、法国（1589－1792、1814－1830）、西班牙（1700－1808、1813－1868、1875－1931、1975年至今）、那不勒斯与西西里（1734-1816）、卢森堡（1964年至今）等国和意大利若干公国的跨国王朝。由于其父系祖先为卡佩王室成员，因此亦称卡佩王朝波旁分支。 此外，由于近代波旁王室的成员多以保守和反动著称，因此在美式英语中“波旁”一词一度成为极端保守主义者的代称。 

起源——波旁王室，顾名思义便是起缘于法国中部的波旁地区。而这个采邑最早出现于13世纪初，是法王一位家臣，也即是今天波旁王室成员的母系祖先的私人封地。而其成员的父系祖先可追溯到来自卡佩王室（House of Capet, 987年－1328年）的法王路易九世。路易九世之子克莱蒙伯爵罗贝尔与其子孙通过他和波旁领地的女继承人勃艮第的比阿特丽斯的婚姻，获得了对波旁公国的统治权。他们二人的长子路易在1327年获封为波旁公爵。自此以后，他的子孙以封国波旁为姓，因此这次受封被视为波旁王室的起源。 虽然波旁的主系家族在1523年，因其公爵查理三世涉嫌叛国，而被褫夺爵位，失去领地。但其波旁家族分支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亦已获得不少其他爵位。而当中的拉马尔什-旺多姆分支（La Marche-Vend?me），成为了日后波旁王室的主轴。 

起家于纳瓦尔——自1523年起，由于出现继承人问题的争议，波旁公国的爵位一直空缺，其资产暂时归属法国王室。1527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将波旁公国以及公爵爵位授予旺多姆公爵查理。自此，拉马尔什-旺多姆分支获得了波旁公国，而这个公国也是波旁家族日后夺得法国王位的重要资本。 

查理的儿子，第9代波旁公爵安托万·德·波旁于1548年10月12日与纳瓦拉女王储让娜·达布雷特结婚。他们的长子亨利·德·波旁在1572年母亲去世后继承了纳瓦拉王国，是为纳瓦拉国王恩里克三世，自此波旁家族入主了这个王国。虽然此时的纳瓦拉的疆域只是全盛时期的一小半，但足以成为日后波旁家族争夺法国王位的重要基地。 

入主法兰西——鲁本斯的画作：《伊夫里之战中的亨利四世》。伊夫里之战是法国宗教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役；此役的胜利将信新教的亨利四世推上了王位，波旁王朝随即开始。亨利·德·波旁跟随身为纳瓦拉王国女王的母亲信奉新教克尔文宗的雨格诺派，母亲过世后，他继位为纳瓦拉国王，由于他同时为法国贵族的身份，就成为了法国新教雨格诺派的领袖，而波旁家族的其他分支和主导法国政坛的吉斯家族信奉天主教，亨利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残酷的法国宗教战争。为求自保，亨利数次宣称改宗天主教，但私底下依旧保持自己对雨格诺派的忠诚。 

宗教战争不但造成大量法国平民伤亡，也间接导致了瓦卢瓦-昂古莱姆家族的人丁凋零。昂古莱姆王朝的第二代君主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都成为了法国国王，而当中弗朗索瓦二世和查理九世皆在青年早逝。他们的弟弟亨利三世继承了王位，而他们最小的弟弟，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成为王储。1584年，弗朗索瓦王储年少病逝，按照萨利克继承法法国王位只可传予于格·卡佩男性系后裔中的男子，而波旁家族就是第一顺位家族。 

波旁家族的另一个分支，布赛特分支（Bourbon-Busset）与亨利所属的拉马尔什-旺多姆分支相比，更亲近于当权的瓦卢瓦-昂古莱姆家族；只是布赛特家族的祖先，因婚姻未获法王路易十一的批准，而被取消王位继承资格。亨利·德·波旁由此成为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他具有的雨格诺派背景，导致很多法国天主教的不满，将他软禁在法国宫廷，接受王室的庇护。 

1589年，亨利三世遇刺身亡后，亨利·德·波旁顺利即位为法国国王，为亨利四世，纳瓦拉王国亦同时并入法国。此后，纳瓦拉国王成了续任法王众多头衔的其中一个。 

亨利四世成了法王之后，主动结束了困扰法国多年的宗教战争，令法国的经济得以复苏。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了南特敕令，施行宗教宽容政策，令很多信奉基督新教的手工业者留在法国，促进了法国经济的繁荣。但亨利四世的宗教宽容政策，随着他的驾崩而被终止施行。 

争夺西班牙——1700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最后的男嗣卡洛斯二世的去世，结束了哈布斯堡王朝对西班牙历5代的统治。卡洛斯二世生前在群臣逼迫之下，立下遗诏，把王位传给了他的甥孙安茹公爵腓力，腓力是波旁王室成员、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王后玛丽-泰蕾丝（卡洛斯二世异母姐）之次孙，而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大公。 

路易十四随即将次孙推上西班牙王位，是为西班牙王腓力五世。而路易十四捍卫孙儿继承权的强硬立场，导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于1702年爆发。战事持续到1711年，此时波旁王室已在西班牙站稳，且表示愿意为英、荷两国商人提供贸易优惠和保障，加上神圣罗马帝国约瑟夫一世去世，查理大公登基为神圣罗马皇帝，列强为了欧洲的均衡发展，倒戈支持腓力，哈布斯堡联军瓦解。1714年，西奥两国签署和约，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承认波旁王室入主西班牙，但腓力五世及其后代必须放弃对法国的王位继承权，西班牙帝国与法兰西王国永远不可以拥戴同一个君主。自此，西法两国波旁王室正式分家，也揭开了波旁王室对西班牙断断续续统治三百余载的首页。 

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宗教宽容时期随着亨利四世的驾崩而逝去，随后的波旁君主恢复了对基督新教徒的压迫，导致大量信奉雨格诺派的手工业者离开法国，加上王室生活挥霍，国家连年用兵，导致法国经济逐渐走下坡。而随经济衰退而来的还有社会矛盾，税制不公、政府腐败和罗马天主教会特权等因素都增加了法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美国独立战争引起民主思潮和法国国内的启蒙运动思潮，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催化剂。 

1789年，由于法国王室的财政问题，法王路易十六被迫重开三级议会，但增税的要求遭到否决，导致法资产阶级和王室的武装斗争开始。初时资产阶级代表仅是将国家体制由君主专制转为君主立宪制，但亦遭到欧洲列强的反对，继而借机入侵法国。而此时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东尼）涉嫌向娘家奥地利通风报信，惹来极大民愤。波旁王朝终于在1792年8月10日被巴黎民众的起义推翻。最终，路易十六在1793年1月21日成为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送上断头台的君主。 

在路易十六被处决后，部分保王党人士宣称其长子，王太子路易?查理为法王路易十七。但那时法国已为共和国，这宣称也无实际效用。而路易十七也没熬过法国大革命，于1795年在狱中死去，得年10岁。此后，路易十六的弟弟，流亡俄罗斯帝国的普罗旺斯伯爵路易成为王位继承人。 

王朝复辟时期——“旧政权”（ancien Régime）时期的波旁王室旗帜──“白旗”（drapeau blanc）。法国大革命期间不健全的政府制度，使拿破仑这个野心家夺权称帝。但拿破仑的霸业并不能维持很久。1814年，拿破仑倒台，在反法同盟和法国国内拿破仑军中的新贵的奉迎下，流亡于英国的普罗旺斯伯爵返国即位为法王路易十八。不过在军队和资产阶级的压力下，路易十八被迫接受一部倾向自由主义的宪法。但封建王朝的好景不长，拿破仑于1815年3月杀回巴黎，重建帝国，立百日皇朝，路易十八落荒而逃。在滑铁卢战役过后，路易十八才得以复位。而他和他的弟弟查理十世一直致力维护保王党在国会的势力。而一些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策，亦因被认为倾向于自由主义而被两人废除。然而当时的共和革命观念深入人心，这些举动令波旁王朝渐失民心，最终导致1830年七月革命的爆发。 

波旁-奥尔良王朝——查理十世保守的政策在1830年终于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线。在那一年法王查理十世试图推行镇压法令，因此使得国民叛变，史称“七月革命”。革命过后，法国国会让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三世以法王路易十三的次子菲利普第八代孙的身份继承王位，正式称号为“法兰西人的国王”路易·菲利普，称为七月王朝。由于他以波旁-奥尔良为姓氏，因此他的七月王朝亦被称为波旁-奥尔良王朝。 路易·菲利普采取中间路线，但依然无法解决法国经济持续衰退的问题。1846年的工农业萧条，引致发生1848年二月革命，令他被迫退位。自此以后，没有任何一位波旁王室或其分支成员能再次统治法国，法国波旁王朝自始正式落下帷幕。 

家族现况——1830年革命后，查理十世被迫逊位。但拥护他的保王党人拒绝承认这个决定，继续奉他和他的子孙为法王。而路易·菲利普在1848年退位后，他的支持者也继续拥护他和他的子孙为法王。因此，法国的保王党分裂两个支持不同觎位王子的派系，一个是支持查理十世和其后代的正统派（Légitimisme）和支持路易·菲利普一系的奥尔良派（Orléanisme）。而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伯爵亨利去世，根据法国基于萨利克法的传位法则，王位继承权应首先给予与尚博伯爵血缘最近的同姓堂亲，讽刺的是这个角色却是当时奥尔良派的首领巴黎伯爵菲利普。正统派支持者并不想和奥尔良派合流，因此不惜否认当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放弃对法国王位继承权决定的合法性，拥立伯爵在西班牙的堂亲，西班牙王位卡洛斯派首领莫提逊伯爵胡安·卡洛斯·玛利亚·伊斯杜拉为他们的首领。 

由于莫提逊伯爵对法国王位的继承合法性备受质疑，不少正统派的保王党人转而支持奥尔良派，再加上莫提逊伯爵的曾孙圣海梅公爵阿方索·卡洛斯在1936年无嗣而亡，不受欢迎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成为正统派领袖，令奥尔良派成为波旁保王党的主流。正统派今日的首领是安茹公爵路易斯·阿方索，他是西班牙波旁王朝的阿方索十三世的次子塞戈维亚公爵海梅·德·波旁的长孙。而奥尔良派的首领巴黎伯爵让四世，是法王路易·菲利普的第六代子孙。 

谢选骏指出：仔细看看“年代表”就可以知道了——导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于1702年爆发。战事持续到1711年，此时波旁王室已在西班牙站稳，且表示愿意为英、荷两国商人提供贸易优惠和保障，加上神圣罗马帝国约瑟夫一世去世，查理大公登基为神圣罗马皇帝，列强为了欧洲的均衡发展，倒戈支持腓力，哈布斯堡联军瓦解。从1714年西奥两国签署和约、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承认波旁王室入主西班牙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引起民主思潮和法国国内的启蒙运动思潮——正好是七十五年！比苏联的寿命（1917年——1991年）多了一年。这就是我所发现的“七十年周期。七十年周期才是法国大革命的宿命。托克维尔这个大傻逼的愚蠢就在于，他自以为聪明，以为改变一下政治制度或是施政手法，政权就可以长生不老了——这个大傻逼哪里知道，改变政治制度或是施政手法，只能使得政权的死法不同，但是绝对不能避免他们的灭亡。即便像美国这样的联邦，虽然挺过了四个“七十年周期”了，但是每过七八十年，还是要经历一次腥风血雨的“大革命”——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再到大萧条新政，再到经融危机武汉病毒……都是如此。

网文《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报道：

亚历西斯-夏尔-昂利·克雷莱尔·德托克维尔（法语：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是法国思想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外交部长、众议院议员。以《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闻名于世。 

托克维尔致力于探讨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托克维尔以他游历美国的经验，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出发，探索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根源，这本书成为早期社会学的重要著作之一。书中提出以私人慈善而非政府来协助穷人的主张，也对于日后的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有着深远影响。托克维尔曾积极投入法国政治，包括了从七月王朝（1830-1848）至第二共和国（1849-1851），但在1851年的政变后他便退出了政坛，并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但只完成了全书的第一卷便去世了。 

托克维尔的家族是在诺曼底一处的地主贵族，当地许多地方都以托克维尔家族为名。在取得法律的学位后，托克维尔获得任命为凡尔赛法庭的实习文官。他在那里认识担任检察官的古斯塔夫·德·博蒙，两人成为了亲密的好友，并且在之后合作写下了许多著作。在1831年两人被一同送到美国以考察美国的刑法和监狱制度。在这趟旅程中，他们两人写下了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Etats-Unis et de son application en France（《论美国的刑事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 1832）。回到法国之后，托克维尔成为了一名律师，并且将他游历美国的见闻记载成书，于1835年发表了这本经典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受到空前的好评，不久后也被译为英文，使托克维尔在美法两地都大为知名。这本书也成为社会学的早期模型，使他于1837年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殊荣，并且在1841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托克维尔相当鄙视当时的七月王朝（1830-1848），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跨入政界。他当选了芒什省的议员，并一直担任这个职位到1851年为止。在议会里，他大力替废奴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观点辩护，但他同时也支持路易·菲利普政权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托克维尔在1842年也当选为芒什省的总参事。 

除了美国之外，托克维尔还曾前往英格兰考察，写下了Memoir on Pauperism一书。在1841年至1846年之间他也游历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的第一趟旅程使他写下了Travail sur l'Algérie，在书中他批评法国的殖民化模型。身为废除主义者，他主张应以英国的非直接统治的模型来管理殖民地，而不是将不同的人口混合在一起。他甚至主张应该在欧洲殖民者与阿拉伯人之间实行种族分离，让两边都有独立的立法体制以实行自治（他的主张在半世纪后的1881年原住民法里被实行）。 

在七月王朝于1848年的2月革命中垮台后，托克维尔于同年当选国民议会的议员，他在议会里参与起草第二共和国新宪法（1848-1851）。他也支持两院制以及对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普选权，因为乡村地区的广大农业人口通常支持保守的政治立场，能够抗衡巴黎都市地区的劳工人口，以免巴黎市的革命情绪影响全国政治，普选权的扩张同时使托克维尔的选票从原本的700大幅增加至160,000人。

在第二共和国里，托克维尔与保守派的秩序党结盟，对抗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在二月革命的骚乱后不久，他认为一场处于支持“民主和社会共和国”的劳工人口与由乡村人口和贵族构成的保守派之间的血腥冲突是难以避免了。如同他所预见的，两大社会群体间的紧绷关系最后爆发了1848年的6月大暴动。托克维尔选择支持路易斯·卡芬雅克将军所领导的镇暴行动，卡芬雅克最后宣布了紧急状态并且暂时冻结了宪法的法条。尽管身为卡芬雅克以及保守派的支持者，托克维尔仍然接受了奥迪隆·巴罗政府的邀请，在1849年6月至10月间担任法国外交部的部长。由于与总统拿破仑三世理念不合，他在就任后数个月便辞职而去，但仍担任国民议会议员。 

托克维尔支持波旁王朝的复位，反对拿破仑家族的第二帝国（1851-1871）。他在1851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路易斯·卡芬雅克对抗拿破仑三世。在选举之后，新当选的拿破仑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会。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以对抗政变，但却被拿破仑以“叛国罪”为名逮捕。在遭拘禁一小段时间后托克维尔获得释放，接着他完全退出了政坛，与他的英裔妻子Marie Mottley一同隐居于乡间的托克维尔城堡（chateau de Tocqueville）。在那里他也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了全书的第一卷，但在撰写第二卷的期间因病去世。 

谢选骏指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当权派来说也许还有点借鉴；但对历史家来说却毫无价值。可是这个混混硬要冒充历史学家。至于他的《论美国的民主》更是一派胡言，他明明只是一个记者，却要扮演政治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