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人类无法摆脱灭绝的宿命

《人类如何摆脱灭绝的宿命？》（2020-04-26 金融时报）报道：

仅六分之一的胜算听起来并不理想，即使对一个简单的碰运气的游戏来说。但如果这是人类灭绝的可能性，你也许会说我们陷入了困境。然而，哲学家托比·奥德(Toby Ord)在新书《悬崖》(The Precipice)中指出，我们的处境的确如此。这本书讲述了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如今面临的惨淡生存机会。

那些对灾难忧心忡忡的人已经够提心吊胆的了，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正继续在全球肆虐，让人对未来几个月会发生的事情产生许多可怕的想象。美国的教堂现已关闭，但不久前报纸上刊登的枪支商店外排起长队的照片，表明许多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即将到来的普遍社会动荡做准备。

从灾难片或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路》(The Road)等小说中，人们已经熟悉了末日后世界崩溃的景象。奥德更关心的是其所谓“人类能否存续”的问题：这是没有“后续”的末日；我们所有人就此消亡。因此，他计算出人类在本世纪完全灭亡的可能性为：六分之一。“这并不是一个我们必须费点劲才能时刻记在脑中的小概率事件，像死于车祸那样的概率，而是像掷色子或俄罗斯轮盘赌那样很容易就会发生的事情。”

作为“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奥德也是牛津大学(Oxford)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的一名研究员，鉴于他对于人类命运的上述计算，该机构的工作氛围想必十分阴郁。他的书汇总了各种世界末日的场景，从行星撞地球到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的宇宙中“星球大爆炸”连带摧毁地球。更令人惊恐的是人为的、“人类活动导致的”威胁，特别是气候变化、整体环境灾难、核战争、生物技术及人工智能。

这些都是新出现的风险，在20世纪末，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被奥德称为“悬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极有可能集体灭绝。“哪怕我对这些风险规模的估计只是大致准确，面对这样的风险，我们也生存不了许多个世纪了。”他写道。“要么人类将自身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将风险降低到可持续的水平，要么我们就自我毁灭。”

许多人也许会挑剔奥德估算的准确性，但令人心情沉重的是，他传达出的文明毁灭的概率不断增大的信息很有说服力，他行文的清晰更加强了他的说服力。在他描述的各位带来灾祸的骑士中，他最担心的是“失控的人工智能”，他认为未来智能机器灭绝其人类小弟的可能性有十分之一，这一情景也令企业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已故的科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等人忧心忡忡。他其次担心的是大流行病，并回顾了14世纪黑死病如何吞噬掉多达一半的欧洲人口，或更早的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如何在公元541年席卷拜占庭帝国，令全球人口减少了3%。相比之下，当下的新冠疫情是温和的，虽然它也让我们略微感受了一下更致命的毒株可能会带来的那种大规模破坏力。

然而，真正的危险是人为制造的，特别是生物武器或在实验室中实现变异的病毒。早在2012年，荷兰病毒学家罗恩·富希耶(Ron Fouchier)就用H5N1病毒做了一项实验，H5N1是一种极其致命的禽流感病毒毒株，感染这种毒株的人类死亡率高达一半以上，尽管这种毒株迄今尚不能人传人。“他在每十只一组的若干组雪貂中传播了这种病。”奥德写道。当这种病传染给最后一只雪貂时，他的H5N1毒株已可以在哺乳动物之间直接传播。”即使不考虑被用于军事生物武器的风险，富希耶的实验也引发了哗然，凸显出这一实验引发灾难的可能性。

中国武汉市和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的医院里混乱的景象使这种风险不难想象。然而这些景象并没有解决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大多数人太容易忽视那些可能导致暂时性社会崩溃的风险了，更不用说可能灭绝人类的灾难的风险了。奥利弗·莱特温(Oliver Letwin)的《末日来临时》(Apocalypse How？)仅勾勒出一个场景：2037年新年前夜，一个虚构的诡异“太空天气”磁脉冲摧毁了英国的互联网、电力及其他重要网络，造成社会一片混乱、无数人丧生。莱特温曾是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首相任期内一位头脑敏捷的政府大臣，负责英国的灾备工作，其考虑的事情包括一切突发事件，从自然灾害到邪恶外部势力干涉，后者类似于2015年和2016年俄罗斯发动的摧毁了乌克兰电力系统的网络攻击。

其更有力的论据涉及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日益增长的脆弱性，因为相互连结的复杂技术网络已经支撑着人类近乎一切的社会系统。不久的将来，从远程医疗到自动驾驶汽车等一切事物都联网时，网络发生连锁式崩溃的风险还会更大。莱特温写道：“假如电网和互联网在20世纪30年代末崩溃，而我们却没有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的话，我们所知的这种生活很可能也会跟着瘫痪。”

在《一切都将崩溃》(How Everything Can Collapse)一书中，类似的担忧也困扰着巴勃罗·塞尔维涅(Pablo Servigne)和拉斐尔·史蒂文斯(Raphal Stevens)，尽管这种困扰的程度更大。这本书最初于2015年出版，现在才从法语翻译成英语，两位作者是左翼活动人士，并在一个他们半开玩笑地称之为“崩溃学”的新兴领域从事研究工作。该学说涉及领域广泛，从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系统的风险到国际金融不稳定性风险。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生态问题，即地球生态系统承担的过重负担，从气候危机到生物多样性的崩溃，后者如今迫使中国的一些农民为植物人工授粉，因为蜜蜂数量减少了。

五次大规模的灭绝给我们星球45亿年的历史留下了伤痕，最近一次是6500万年前恐龙的灭绝。一些科学家认为，广泛的恶习与物种灭绝正在导致第六次大灭绝——“全新世灭绝事件”，四分之三的物种消失。《一切都将崩溃》的两位作者写道：“我们还没到那种地步，但正在飞快地接近这一数字。”所有这些距今更近的潜在灾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全球化与科技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新冠病毒的爆发即是如此，其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运输更加一体化的结果，这种一体化比本世纪初爆发“非典”(SARS)时更深了。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让人类的互联程度与环境压力空前提高，这让真正的全球性灾难如今变得更容易想象。

世界末日一词源于希腊语“天启”(apokalyptein)，意为揭露或显示——这一词根选得极妙，因为人们对灾难的思考方式往往反映出其对当下的焦虑。宗教中的末日景象聚焦于来自复仇神灵的炫目光芒上，上世纪核打击的潜在毁灭性取代了这种炫光。如今的崩溃景象更为渐进，无论是大流行病的蔓延还是地球的持续变暖。塞尔维涅和史蒂文斯表示：“今天，气候和环境灾难没那么触目惊心了，但却已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我们应如何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有些人主动出击，马克·奥康奈尔(Mark O'Connell)《末日启示录》(Notes from an Apocalypse)的主题，就愉快了窥视了一下全球一些为即将到来的社会或政治秩序崩坏“做准备的人们”的世界。从出售给北达科他州富有幸存者的翻新的核掩体，到参观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游客，奥康奈这本4月出版的书是一场苦涩而有趣的世界末日之旅。

最近几周，新加坡和台湾等亚洲国家与地区看上去像避难地一样，全力抵抗病毒的输入。但在由衷担心灾难降临的国家中，总会有新西兰。PayPal的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只是在新西兰买房置地的众多信奉自由主义的亿万富翁和硅谷企业家之一，奥康奈尔将新西兰形容为“民族国家的方舟，世界末日不安浪潮中的一个避难岛”。他写得尤其精彩的部分是美国生存专家的怪癖：这是一种几乎纯男性的亚文化，热衷于精心打点装满求生装备的“逃生包”，并在网上论坛上聊“TEOTWAWKI”（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或“TSHTF”时（你或许猜得出这是什么）的正确做法。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对复杂自由的城市社会将走向何方的深深焦虑。“灾备者不是为他们的恐惧做准备：而是为他们的幻想做准备”，他写道。“文明的崩溃意味着回归崇尚阳刚之气的模式——如今这种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没多少用武之地了，回归一个男人……可以徒手搭建厕所或用弓弩保护妻儿不受侵犯的世界。”

这似乎很荒谬，奥康奈尔也不遗余力地描写这种荒谬。但这让人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那怎样准备是明智的呢？特别是考虑到政客们很难关注那些低概率且复杂的风险，或气候变化等无法在数十年内感受到其全面影响的风险。

塞尔维涅和史蒂文斯在“城镇转型”运动中看到了希望，该运动致力于建立低碳社区，在灾难来临前努力实现本地的自给自足。他们几乎一定能从“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活动中发现许多值得钦佩的地方，“反抗灭绝”活动人士呼吁实施极端的旅行限制、大幅减少消费，这与当下为遏制冠状病毒采取的封锁措施非常相似。

更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二人在考虑“崩溃论者”(collapsnik)的那些观点：“崩溃论者”想要在现在有意制造经济崩溃，通过这一荒谬的努力阻止未来更严重的环境灾难。从最近几周蔓延到世界各地的真实危机中，人们应足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做法的危险，尤其是其将造成的极端政治反弹。正如莱特温认为的：“自由民主国家是脆弱的，煽动者蠢蠢欲动，我们绝不应检验自由民主体系在这种规模的灾难面前是否固若金汤。”

莱特温本人更实际，他建议加强国际协作，特别是在一项新的联合国(UN)全球网络保护公约上。他的另一个重要想法则较为老派，具体来说就是各国政府应投资于基础备用网络，从业余无线电设备到老式的2G电信网络，这些网络或许能在暂时性的危机期间派上用场——“当无所不能的一流技术失灵时，这些‘修修补补凑合用’的系统还可以为我们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

奥德的构想也以实用为主，包括发起新的对应人类生存危机的国际协作，以及减缓及管理风险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这些大多需要钱。监督禁用生物武器的国际机构每年的预算只有100万美元出头。他指出：“人类每年吃冰激凌的钱，比花在确保我们开发的技术不会毁灭自己还多。”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更多地投资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等由专家领导的全球机构（无论如何，这些机构在未来几年都应掌握更多的资源）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这场死亡人数骇人的大流行病带来的一个值得欢迎的后果应该是，生存专家想象出的一些狂乱的情景也应让我们其他人更容易想象。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个体的孤军奋战是没有希望取代资源充足的全球集体灾备的。

顾名思义，人类的灭顶之灾将是空前绝后的。然而，我们的世界仍充斥着曾经辉煌的文明的废墟，这些文明确实在某一时刻终结了，曾导致这些文明终结的原因大多是现代社会有能力避免的。我们这个文明得以幸存的几率可能远远超过六分之一。但发生严重灾难的几率也远高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

四部关于人类处于十字路口的著作——《悬崖：生存危机与人类的未来》(The Precipice: Existential Risk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托比·奥德，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出版，建议零售价25英镑，480页——托比·奥德的阴郁之作计算出人类在本世纪灭绝的可能性有六分之一，其论据令人信服。

《末日来临时？科技与灾难的威胁》(Apocalypse How?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Disaster)，奥利弗·莱特温，大西洋出版社(Atlantic)出版，建议零售价14.99英镑，256页——曾帮助英国进行灾备的奥利弗·莱特温看到了科技网络连锁式崩溃的可怕前景。

《末日启示录：一场世界末日的个人之旅》(Notes from an Apocalypse: A Personal 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Back)，马克·奥康奈尔，格兰达出版社(Granta)出版，建议零售价14.99英镑，258页——马克·奥康奈尔在这场苦涩而有趣的世界末日之旅中愉快地一窥生存专家的世界。

《一切都将崩溃》(How Everything Can Collapse)，巴勃罗·塞尔维涅和拉斐尔·史蒂文斯（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译），Polity出版社出版，建议零售价14.99英镑，250页——活动人士审视了负担过重的地球自然系统，从气候危机到生物多样性的崩溃。

【本文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实践型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in practice)，写有《亿万富翁拉吉》(The Billionaire Raj)一书。】

谢选骏指出：金融玩家无法理解——人类无法摆脱灭绝的宿命！从无神论的进化论来说，作为类的人必须灭绝，而后人才能进化成为更高的生命。从有神论的神秘主义来说，那就是选民！因此，种族主义者们的奴隶最终都要落空的，看看老恐龙们的下场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