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北京之春”为何不能成活

《“布拉格之春”与“北京之春”》（2020年5月2日 综合新闻）报道：

再过一个月就是“六四”三十一周年了，美國資深媒体人杰克·波索比克（Jack Posobiec日前在推特貼出一張捷克布拉格一處廣場展出六四事件看板的照片，可以说是今年六四纪念最早的热身。纵观今日之世界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市政府会放“六四”看版纪念“六四”，唯有有着光荣民主历史的布拉格。一个久违的名字“布拉格之春”又跳动在人们的面前。该照片虽是去年六四三十周年，同时又为捷克天鹅绒革命三十周年。他在这个时候推出，除了纪念六四与天鹅绒革命以外，更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今年1月20捷克议长库贝尔猝死。库贝尔的遗孀与女儿2月26日接受捷克电视台采访爆料，库贝克在今年1月20日在办公室猝死，让他无法完成原订2月的访台计划。并指控两封由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及捷克总统发给库贝克的威胁信函，是导致他猝死的关键因素。

除了威胁信，他的妻女还透露，1月7日库贝尔参加中共使馆举办的新年宴会时，被大使张健敏叫到办公室，当面威胁让他不要去台湾，他回来后坐卧不安，三天后就在办公室猝死。这位“天鹅绒革命”的参与者曾经说过，“共党统治的时代我都达成目标了，民主时代没人能指使我”。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没有倒在捷克的专制制度之下，却死在捷克已经民主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血案，世所罕见，震惊国际。

如果库贝尔仅仅遭受中共使馆威胁还能理解。最近几年中共外交部门威胁那些与台湾亲善的西方政治人物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像库贝尔这样级别的政治人物访问台湾，对欧洲对世界都会有示范效应，如果成功，对中共的所谓核心利益必然是当头一棒，中共必然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出一切手段进行阻止。但是作为自己本国的总统，却与中共一起狼狈为奸，威胁自己的国民议会的议长，那就不同寻常了。这已不是什么政见不同，也不是滥用总统权力，这是里通外国，活活逼死一个民议代表的议长。

捷克总统泽曼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最亲中的，甚至一位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中国超级富商，叶简明成为他的私人顾问，他执政的7年中努力实现中国在捷克的各项投资，推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甚至捷克最大的媒体集团，中信公司参股占了57%为中共所掌控。而协助中信集团成功收购股权的两位主要关键人物之一竟是捷克前国防部长，目前担任中资拥有的斯拉法亚足球俱乐部主席的雅罗斯拉夫 泰福迪克（Jaroslav Tvrdik) 另一位是现任总统顾问马丁 纳什德里（Martin Nejedly）。泽曼的亲中得到习近平赞赏，称其在涉华问题上公开仗义执言。什么是涉华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台湾。

捷克是共产国家中最早开始民主化运动的国家，1968年1月5日开始到该年8月21日的民主浪潮，以苏联镇压告终，史称“布拉格之春”。当时很多中国青年都以“布拉格之春”为精神力量，走上反抗中共专制的道路。1979年的那场“民主墙”运动也称“北京之春”，《北京之春》杂志之名也源自那场运动，“北京之春”与“布拉格之春”有着精神上的血脉关系。二十年后中国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又影响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结束了共产专制成为民主国家。没想到三十年后民主的捷克又一头栽倒在中共专制的怀抱，逼死了坚持自由，毋使正义蒙尘的议长库贝尔。

历史是如此徘徊，现实是如此无情，长使英雄泪满襟。“布拉格之春”败，“北京之春”继，掀六四民运，“六四民运”败，“天鹅绒革命”继。“天鹅绒革命”又拜倒在专制中国之下。好在历史新的一页又开始了，泽曼曾经说要让捷克成为中共在欧洲“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但这艘航空母舰触礁了。去年11月新任布拉格市长贺端普中断了与北京的姐妹关系，当他把“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展版放上街头时，“布拉格之春”与“北京之春”又续上了血脉关系。

谢选骏指出：“北京之春”为何不能成活？因为“‘北京之春’与‘布拉格之春’有着精神上的血脉关系”——就像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着血脉关系、《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有着血脉关系一样——但是，这样的嫁接却注定要死。因为这样的嫁接要想成活，只有依靠不断的运动；因为这样的自作自受违背了自然。而事实证明，只有从传统中生长的东西，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病毒危机证明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已失败》（2020-05-03 上报）报道：

大约50年前，尼克森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共政权的美国总统，他创造了历史。1972年2月，尼克森的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因为它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使中共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环。尼克森说：“ 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但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中美关系就能取得突破。这样不仅对中国和美国有益，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利。”

当时的想法是，随着中国向美国开放，这两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会繁荣，而且在与西方民主国家接触时，中国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也会得到改变。当然，我们知道经济方面发生了什么。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军事强国。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繁荣对个人权利和民主改革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因为它帮助中共领导人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控制。为了从中国获利，世界愿意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这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如今中共已成为世界上压制最严重的政权之一。在残酷对待其公民和少数族裔的同时，中国还限制了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公民权利。即使武汉病毒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也继续在“再教育”营地中被囚禁。

现在，全世界都在为中共侵犯人权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正是由于中共无视言论自由，武汉病毒大流行使数十亿人遭受了数十年的苦难。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一个野生动物市场，甚至如某些报导所暗示的那样，在武汉的测试实验室中也曾出现过。

言论自由不仅仅是表达的权利，它也包括发出异议和公开对公民至关重要的资讯的权利。控制资讯或散佈虚假资讯的极权主义政权可能对数百万人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如果中共珍视新闻自由和资讯自由，那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在病毒爆发的第一时间（可能早在2019年11月），中共会根据武汉医务人员的报告，而不是试图掩盖该病毒的出现。中共也将早日采取积极措施，停止通过武汉进出中国大陆的旅行。此外，中共将欢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协助，调查该病毒的作用机制，启动寻找疫苗的程式，从而保护世界各地的公民。

现在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美国及其民主盟友应该扭转尼克森的接触政策，要么要求中共改变，要么与它脱钩。展望未来，任何主要的全球经济在继续侵犯其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同时，都不应与世界其他地区融合。替代方案不仅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死亡，而且是全世界数千万日常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谢选骏指出：“北京之春”是在美国的绥靖政策也就是“接触政策”的烤箱里烘培出来的，病毒危机既然证明了美国对中共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那就更加揭示了“北京之春”为何不能成活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