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社会录【谢选骏全集第175卷】

河殇社会录

"River Elegy" Social Record

2021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5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本书搜集了四十篇有关《河殇》及其社会影响的文字。

Synopsis

This book has collected forty articles about "River Elegy"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

（另起一页）

目录

01、《沉思录》选登 谢选骏的自由肃不清

02、余世存非常道：权贵们选择只“暂住中国”？

03、“公知”是什么意思？

04、“六四”是最大的《河殇》——纪念“六四”19周年、《河殇》20周年

05、“中国社会正在走向解体”的现实

06、把属于历史的还给历史——《河殇》出台内情及其大辩论

07、《河殇》的原始面目重校

08、《河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09、《河殇》骂皇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10、《河殤》與《走出延安精神》──紀念“六四民運”十五周年和“延安精神的祖國蘇聯”解體十三周年

11、1989年：河殇—天安门—柏林围墙

12、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

13、2008奥运与中国人权

14、八九民运、六四事件 简史

15、未完成的涅槃——痛忆包遵信

16、丑年岁末纽约各界人士讨论刘晓波判决案

17、戴晴的“和解论”预定夭折

18、当代中国学术地图标尺

19、弗兰克：美女是怎样成为国家的敌人的

20、改革开放夭折的历史回顾展览

21、高王凌：一洗凡马万古空

22、哥大中国论坛讨论新疆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

23、《河殇》（维基百科）

24、"河殤"：一种社会政治现象

25、极右派批布什：布什正在建设一个共产党国家？

26、纪念一位有完整独立人格的中国学者 

27、季羡林怎样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28、疆藏骚乱原因剖析暨新加坡经验的启示

29、介绍《当代学术年谱》

30、历史发展的主脉与长城的象征意义

31、十八年：未尽的思考——对比《河殇》与《大国崛起》

32、苏联帝国的势力范围是如何崩溃的？

33、文史：《神话与民族精神》是《河殇》的思想资源

34、熙和：中国民间的海权力量

35、习近平原来也是《河殇》的信徒

36、致杜智富先生

37、中国宪政民主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38、中国央视《河殇》与原初第一稿 

39、中國接受「河殤」觀念 走向遠洋防衛

40、媚日情结或曰阉者的梦呓：九十年代的伪民族主义论说（何新、王小东第五纵队集团批判）

附录、《河殇》的蔚蓝色冲到了钓鱼岛

（另起一页）

河殇社会录

"River Elegy" Social Record

【01、《沉思录》选登 谢选骏的自由肃不清】

杨子立

今天登出十多年前左祸蔓延时的四篇批判稿《肃清谢选骏的自由》，很有意思。那时我还是中学生，朦胧觉着《河殇》讲述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尽管还不完全理解，但对一个青春少年正在成长的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起了非常大的鼓舞作用。

很快是反自由化，南巡，反对走回头路，接着是不争论，然后是经济上的持续资本主义化和政治上的僵化。直到今天，自由主义打起政治民主化的大旗，新左派祭起社会公正的法宝，也有少数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想起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好时光。

今天再看谢选骏的自由，明摆着就是现代民主国家最起码的自由：思想自由。而当时的反对者，反对的也就是思想的自由，那是个把马列主义当成真理代名词的时代。如果今天有人开会讨论思想自由的罪恶，那是好事，因为道理越辩越明。可是这些文章当时张贴在坦克的履带前，又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呢？

好在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了，在世界上反对或支持某种思想不再会有性命或牢狱之忧的潮流下，今天总算可以就事论事为谢选骏的自由辩护几句了。

请看刘明翰教授的标题：否定基本原则、 全盘西化的鼓噪。但刘先生是否记得马克思主义是彻底西化的产物？中国本土何来马克思这一德国犹太人呢？还把他的主义奉为国教，当成判断一切是非正误的标准。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既然刘先生自己坚持的就是彻底西化的东西，又何必指责别人的言论是“ 全盘西化的鼓噪”呢？

“直接反对我国基本原则，有严重政治错误”。刘明翰教授的意思是马列主义是宪法规定的国教，任何否定国教的言论都是错误的。请问，如果《宪法》规定的原则都不允许讨论的话，那么又哪里有《宪法》的修改呢？马克思主义政权在中国建立以来仅《宪法》就出了四版，每次修改都有对原来的条文的否定或修正。那么这些不同于原宪法的意见是怎样出笼的呢？难道没有一个人率先提出不同于原宪法条文的意见吗？这些先提意见的人都犯了“违反宪法罪”应该被处罚吗？远的不说，原来我国的宪法有实行计划经济的条文，邓小平南巡时提出我国也应该搞市场经济，是否违反了宪法？任何一个懂得（普遍意义上的）宪法的人都应该明白，提出不同于宪法规定条文的意见是每个公民的固有权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之间可以互相辩论，但假如以“违反基本原则”为理由剥夺对方的发言权，其实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违反宪法的主体不可能是个人，只能是政府。个人应该遵守的是宪法之下的具体法律。

刘明翰教授本来是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谢选骏的反马克思主义，突然又好像中国传统文明的卫道士反击外来文明的侵犯，岂不知自己的大脑早已经成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俘虏。

刘明翰教授在细节上也不忘把谢选骏的自由打上帝国主义的标签。他的依据是“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中的“重新”二字。谁都知道，黄土高原现在几乎寸草不生，在《河殇》里代表了黄色农业文明的衰落，而衰落之前是秦王朝时期的森林覆盖大地的生机，到鸦片战争时已经少有翠绿的一片沟壑了。这“重新”二字在自然意义上指重新焕发秦汉唐时期（黄土高原被森林覆盖，并且国都在长安）的生机，文化意义上是重新建立秦汉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刘明翰竟然把这重新的前一次生机认为是鸦片战争！到底是谁在以鸦片战争为黄河文明的光荣？

谢选骏的自由如果说是西化，还谈不上全盘，可是刘明翰把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当成绝对的和惟一的真理不是更彻底的西化么？

再看曲春郊的“《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宣扬了什么？”一文。

文章开头立论：这个“意识形态工具论能够成立吗？”回答是:否。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文如此，可能有错别字和错的符号）可笑！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他理论错误的原因。谢选骏本来就不赞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判断是非正误的标准，曲春郊本来应该跟谢选骏辩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是错不了的。但却把要辩论的结论当成了天然正确的前提。这怎么能说服谢选骏呢？连在校学生恐怕都说服不了。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不该发生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而事实上又发生了，那么是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这个饥荒的发生就是错误的，或者就不曾发生呢？是理论检验事实，还是事实检验理论？

曲引用谢选骏原文：“破除意识形态的神话，废除把意识形态当作目标的宿命论，承认意识形态的工具性质。”。原文中没有主语。显然，这个主语不是个人，因为个人把自己信仰的意识形态不会当成神话，也无法废除真正的个人信仰的目标，也不会承认自己信仰的东西仅仅是工具。这个主语应该是国家。因为引文没有引上下文，所以不知道真正的主语是什么，只能是推测。假如真的是个人，曲根本就不必费大力气了，因为一个人并不信仰只是拿来做幌子的主义根本就不是他的意识形态。况且意识形态这个词本身对国家而言才是有意义的。

既然主语是国家不是个人，那么，把意识形态当作国家目标就应该废除。国家的宪法根本就不应该规定某某理论体系是指导思想。一般的宪法都明文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示威等自由，至于思想自由更是天然的，就像人有呼吸的自由一样是根本不用宪法规定的。把某某主义当成国家目标，不惜损害公民的各种宪法规定的自由，本来就是非常现象，非废除之不可达到人民自由的真正目的。有人说，资本主义宪法不也规定了自由主义的各种原则吗？事实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个自由国家在宪法中写进自由主义或任何其他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无论是什么主义，都是不可严格界定的哲学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宪法是法律，它只定义权利、义务、国家结构等能明确规范的事物。如果和某个主义的主张重合比较多，那是该主义归纳出宪法规定原则的结果，而不是宪法主动适应它的结果。我个人追求自由主义，但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确实仅仅把自由主义当成工具，而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英美是自由主义国家，但没有一个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因为被指责为背叛自由主义而下台。相反，被指责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下台的共产党干部却不可胜数。

曲文说：“因此，为了实现 ‘富国强兵’这个目标，可以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意》文看来，依靠社会主义这个工具是不可能实现“富国强兵”这个目标的，因此必须抛弃。由此可见，“宣扬‘意识形态工具’论的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对曲来说，证明了对手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就成功了，但并没有证明谢的结论是错的，或者说，还是老方法：因为背离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错误的，是必须反对的。如果听众都是像法轮功学员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到此为止就行了。可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多了，更多的却是追求”富国强兵”或者民主公正幸福等实际利益的庸俗主义者。面对这些听众，证明到谢和马克思相背，与其说是驳斥了谢，不如说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错误的。

曲文后面的论证千篇一律：谢的思想自由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其他思想都是错的。这种论证和没有论证又有什么区别呢？

刘晋玺处长果然是处长风范。没有教授和院长的文雅含蓄，一眼看出严肃的阶级斗争。刘处长发现的公式：意识形态学术化+意识形态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揭露谢选骏的资产阶级本质是一针见血。要不是有这个公式，别人充其量会想到等号的右边是自由化，那里能想到自由化前面还隐藏着个极其危险的“资产阶级”呢？

学习了刘处长这公式，恐怕聪明点的中国人都会举一反三。盖摩天大楼是否资产阶级现代化呢？参加联合国是否资产阶级全球化呢？穿西服打领带是否资产阶级文明化呢？提拔到西方留过学的干部是否资产阶级年轻化呢？村民自治选村长是否资产阶级民主化呢？更要命的是，引进外资是否资产阶级资本化呢？

看来阶级斗争的危险到处都是，刘处长有如此锐利的眼光，竟然仅仅是处长，要是再早二十年，恐怕中央文革的组长位置也盛不下了。

刘书林先生批驳谢选骏的“富国强兵”作为目的，确实批到了点子上，击中了谢选骏的难言之隐。如果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要公正的替谢选骏辩护，确实很困难。感谢互连网的发展给了我一个机会。

把“富国强兵”当作建国目的，诚然如刘先生所说，把它看成“东西方的陈铜烂铁”也并无不当。可是谢选骏写《神话》的目的真的就是要提倡把“富国强兵”当成国家最高纲领吗？正如前三位马克思主义者揭示的那样，我也认为此文目的是废除马克思主义的国教地位，提倡思想自由。谢为了说服别人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工具，就搬来了一个更具有可见性的目标“富国强兵”。我不知道这个目标的提出是谢本身的国家主义理想造成的，还是谢为了满足一般民众的理解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谢提出一个更符合现代自由国家的目标，比如：民主普选、公民权利、宪政分权，在当时的反自由化气氛下和至今存在的审查制度下，他的文章还能发表吗？提“富国强兵”还有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还能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拉开点距离，以便能达到发表的目的。我宁肯相信他是一个自由化分子也不相信谢选骏是个国家至上的极右分子。相信刘先生从《河殇》的“蔚蓝色文明”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接下来，刘先生用科学社会主义必要的调整期来为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来辩护。从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来看，刘先生对事实本身的认识是清醒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弱点就是把社会形态划分成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块，这并不是很有意义的划分。为什么这么说呢？资本主义代表资本生产利润的生产方式，通俗的说，就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概念模糊了经济上的自由程度，政治上的民主程度，以及法制和宪政等严重影响社会公正和协调发展的因素。无论是政治极权的纳粹德国还是经济高度国有化的印度，或是政治不民主但经济很自由的香港，抑或既民主又自由的美国，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如果撇开其民主和自由等因素归为一类研究，得不出有价值的结论。因此，刘先生说资本主义发展了多少年才到达稳定形态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先进的国家在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道路上处于探索者地位，来回反复稳定下来需要很多年，而后起的国家和地区吸取他们的教训，并且在国际和平的大气候下直接朝着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建设，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追赶上发达国家。比如亚洲四小龙和以色列等国。有些国家先建设民主，有些国家更重视自由。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了南美、东南亚、东欧、印度等后起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得出了很值得中国借鉴学习的结论。假如学者们还都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世界还分成两大阵营，把共产党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大锅里一起烩，那就不会得到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任何有用的经验，必然导致故步自封，重蹈覆辙。

刘先生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这和许多摆数字的学术文章有冲突。以中国为例，60年代初，中国的GDP和日本一样高。到80年代末，中国是日本的1/8（5000亿/40000亿美元）。按30年算，每年日本高出7.2个百分点才可能达到。而中国报道的每年的GDP增长平均为10%左右，日本却是5-10%之间。这除了说明每年虚报增长率，还能说明什么？所以请刘先生不要太相信我国统计部门每年的或每个地方的数字报告，这些统计部门不是上帝，也要靠党给饭吃。况且，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东欧苏联的崩溃发端于经济上的长期停滞导致人民普遍不满。

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就不是简单的把国家划分成马克思主义国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国家两类，而是根据其经济自由程度、政治民主程度、国家法治程度等因素具体划分其先进和落后。按照这些标准划分靠前的国家，就繁荣昌盛，明列后位的国家往往经济停滞，或严重腐败，或两极分化，或毫无生机。

刘先生按是否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标准划分出这两类社会，并说一定要发展一定时期才能作比较，这种说法并不科学。法西斯主义国家只存在了十几年便灭亡了，难道能说因为没有给法西斯主义足够长的发展时期吗？假如法西斯主义国家不灭亡，但发现长期专制不好，又回复了一些民主，延长些寿命，难道就此能得出结论：任何事物都不会一帆风顺，法西斯主义也要经过在实践中发展？假如法西斯主义国家放弃了专制独裁和种族主义政策，难道就不能说这个国家已经放弃了法西斯主义，回到了民主社会大家庭，而是评价为民主的法西斯主义吗？

不要以为以上提问是天方夜谈，假如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不是侵略成性被外部力量消灭，而是像共产主义一样各自在自己国家打江山坐江山，那么今天或许德国人真的在谈要不要引进一些资本主义措施作为法西斯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补充呢！

2000年12月10日──原载《沉思录》

从一元和多元到解读新左派——与韩毓海先生商榷 杨子立

《沉思录》选登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致“马克思主义网站”king2000.net管理员 杨子立

《沉思录》选登 给杨平先生的信 杨子立

《沉思录》选登 记一个北大旁听生——为民主理念而身陷牢笼的刘宪立 杨子立

台独、民主和美国——兼驳“哈佛中国人” 杨子立

《沉思录》选登 我看台湾问题 杨子立

《沉思录》选登 人命关天 岂能撞了白撞 杨子立

《沉思录》选登 高巍和“时事社”的故事 杨子立

《沉思录》选登 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吗？ 杨子立

《沉思录》选登 大公无私——道德幻象 杨子立

《沉思录》目录 杨子立

惩罚先于过错——读杨子立文集《沉思录》 曹长青

迎接杨子立——杨子立《沉思录》序 廖天琪

杨子立的《沉思录》前言 路坤

【02、余世存非常道：权贵们选择只“暂住中国”？】

为什么权贵们选择只“暂住中国”？用谢选骏的一个观点来解释，现代世界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中国文明”。谢说，“中国文明已死”。今日世界的冲突，乃是同一个现代文明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激荡。权贵们明白今天的文明认同和归宿。只有腐儒们会去想象地方传统文明的复活和胜利，他们的孩子会反了他们。

2011年2月24日，谢选骏在纽约发表了《茉莉花革命破除“文明冲突论”》，谢选骏指出：

（一）茉莉花革命的合理性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年，这一年必将载入史册，但是这首先不是由于中国，更不是由于一百年前的故事；而是由于中国以西万里之遥的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最近发生了谢选骏期待已久的民主化浪潮：茉莉花革命。

2010年12月17日 突尼斯青年小贩布瓦吉吉在西迪布宰德市政府前自焚抗议，事件迅速引起邻近地方和全国示威。最终导致2011年1月14日总统本阿里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令，并提出六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不过本阿里当天就逃亡至沙特阿拉伯，结束他长达二十三年的极权统治。

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多个城市数以千计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总统穆巴拉克结束其长达三十年的统治。1月28日约旦数千民众在首都安曼举行示威，要求政经改革。1月29日 穆巴拉克委派军队情报部长苏莱曼出任副总统，并改组内阁。埃及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呼吁穆巴拉克下台。2月1日穆巴拉克公布不会在九月大选寻求连任。2月6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与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对派人士会面。2月7日互联网搜寻器公司谷歌在中东的市务部行政人员古尼姆获释，他于一月底被政府拘禁。2月8日数以万计民众在开罗及其他城市举行示威，示威者人数是两周来最多。2月11日穆巴拉克表示愿意下台，军方接手管治国家。

2月12日阿尔及利亚爆发万人大示威，要求民主改革。2月13日埃及军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解散国会、终止宪法、接管政府六个月，直到选出新总统和国会。2月14日 伊朗发生两年来最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有数万人参与，与警方发生冲突，两人身亡。巴林数千什叶派群众一连两天举行反政府示威，遭逊尼派主导的保安部队以催泪气体及铅弹镇压，造成两名示威者死亡，青年纷在网上号召示威罢工，呼吁推翻巴林国王及政府。2月15日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发生反政府示威活动并引发警民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2月16日沙特阿拉伯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沙特、约旦和叙利亚军队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迅雷不及掩耳、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一轮世界民主化浪潮开始了：2011年1、2月间，茉莉花革命的大火从非洲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一直烧到了亚洲：也门、巴林、约旦、伊朗。突尼斯和埃及和平推翻独裁政权后，中东、北非民情激动，统治者如坐针毡，严阵以待。最激烈的战斗终于在利比亚爆发，政府竟然出动轰炸机对付示威者，死伤几千人之后依然胜负未绝。阿拉伯抗议之火继续蔓延。最新的着火点已经窜到了南美洲的古巴和东亚朝鲜（为粮食问题）和中国（2011年2月20日开始的“中国茉莉花革命”）。

有分析认为，这一波阿拉伯革命不会重蹈三十多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老路，大多属于逊尼派的阿拉伯青年一代更接近同属逊尼派的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而不是什叶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谢选骏之所以期待伊斯兰世界发生民主革命，是因为它可以印证谢选骏长期以来的一个看法：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类似，本质上并不是反对现代文明的，相反，那不过是一些落后国家或失败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或成功国家的过程里，发生的一种“酸葡萄”式的变态反应。作为变态反应的伊斯兰主义，和作为变态反应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类似，表面上是反西方的，骨子里却是急速西方化的，这就是独夫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过列宁没有想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全国电气化”这一经济基础迟早会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个上层建筑。

结果，苏联在实现了电气化之后，不得不进行民主化；中国也在在按照这一条路线走。历史已经表明：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过后，其社会比之前更容易西方化而不是相反。而伊斯兰主义也是这样。霍梅尼政权和基地组织的作战方式及其精神与其说是接近“伊斯兰教的”，不如说更加接近列宁与神风特攻队，黑寡妇的自杀攻击与董存瑞、黄继光的自杀攻击十分神似。

上述事实，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的。因为亨廷顿的这个“文明冲突”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种族净化”的翻版，本身就是“伊斯兰教式的”，是对霍梅尼革命的回声。作为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霍梅尼革命给亨廷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二）伊斯兰主义与共产主义

但是谢选骏并不同意现代世界还有一个单独存在的“伊斯兰文明”，正如谢选骏认为“中国文明已死”。因此现在世界上发生的，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同样一个现代文明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的激荡。

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中，谢选骏曾经指出：

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次一等的日本天皇主义、中国文革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某些人的眼中，它们都是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抗者在历史上出现的，保守的主流工业文明力量不遗余力地攻击它们，把它们描述成违背西方文化“人本主义优良传统”的怪物，其实呢，这些变态反应是在保守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民主力量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非主流工业文明”。

在谢选骏看来，上述“酸葡萄”变态反应的诸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作为西方文明化的自然延伸则是同一的。所谓的西方文明的人本主义是什么呢？是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它可以具有主流形式的个人主义与纵欲主义，也可以具有非主流文明的集体主义和清教主义。但即使后者，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大不相同的：中国人本精神并不奉行清教主义，而是遵循中庸哲学，其社会理想不同于西欧近代之社会主义概念，可名之为“王道秩序”。在谢选骏看来，一种文化的根本命运取决于其精神方向而非其皮相的样式。

德国哲学家康德对犹太教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伊斯兰教提供线索。

康德认为犹太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法典。1793年他在《纯粹理性内的宗教》里写道：“犹太教只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些人以政治法规为框架组成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种教派。”尤其是，“任何宗教都必须建立在来世信仰的基础上，但犹太教缺乏这种信仰，因而根本不是一种宗教。”一些世俗化的回教徒对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宣告脱离伊斯兰教的伊朗学者阿里·斯纳写道：“伊斯兰教不是一种宗教，把它当成宗教导致了数百万人丧生。伊斯兰教是一种为了征服世界而进行的政治运动。伊斯兰教的目的仅有一个：要么同化，要么毁灭。”

“安拉神”对伊斯兰教来说，类似于“历史必然性”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宿命的预定的主宰力量，这与历史教化在中国文明中只是人文的、可变的、生长的辅助力量，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化只宣告自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历史必然性却把自己打扮成命运的化身。

至于伊斯兰主义，其扩张借口，正如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借口，是以“圣战”口号来抵抗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堕落所引起的肉欲综合症，以捍卫自己的社会免遭腐蚀。但是这种努力是不会成功的，正如西方社会自己的基督教也没有能够摆脱世俗化的腐蚀一样。发动九一一袭击前夕，那些自杀的伊斯兰战士进行了违背其教规的花天酒地，这和“荆轲刺秦王”前夕所干的没有两样，完全是世俗性质的。

从康德看待犹太教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革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难发现后者与伊斯兰教的相似，例如文革清教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阶级斗争与恐怖主义等等。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犹太教的延伸──作为法典、国家和政治运动，而不是作为教义、教派和精神运动。同时，中国还像俄国一样，继承了蒙古统治的奴化教育，比俄国更甚的是，在俄国反击蒙古的“殖民东进的五百年”（从1480年摆脱蒙古统治到1991年允许蒙古自立）时代，中国却进一步被满洲人灭亡，整整屈服了两百六十七年，接着被列强“轮番进出”直到如今还在苏联共产党的残迹之下。

（三）中国文明与世界

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中，谢选骏还曾指出：

现代全球世界处于“欧洲化末期”，有如布匿战争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处于“希腊化末期”……欧洲的影响已经浸透了全世界每个角落，然而欧洲扩张与发洩精力的历史性运动，已经反过来造成欧洲衰落的原因。从匈奴人入侵欧洲的年代（370年前后）直到奥斯曼人的大举西进欧洲的时代（1389年前后），欧洲人所酝酿的精力和由之升华的精神；但从哥伦布西进美洲（1492年）到希特勒西撤自杀（1945年），这四百多年的欧洲扩张进程则消耗殆尽了欧洲的精力和精神：希特勒本来是想在欧洲从事殖民勾当的──他把斯拉夫人当作黑人来贩卖、奴役、配种、杂交，把犹太人当作印第安人来灭绝和屠杀，因为他发现到海外开拓殖民地远远不如在欧洲本土开拓殖民地有利可图，强迫白人弟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进行义务劳动显然比奴役黑人更加过瘾。只是经过希特勒一役，战后的优势已完全移到欧洲的两翼边区──美国与俄国这两块欧洲殖民地的手中了。这两国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欧洲，且随着历史的进程，它们各自国内的非欧因素，还将日益抬头、不断增长。白人的出生率一百年来日渐低下，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加迅速暴跌。为了避免冲突，欧洲因素需要下降，非欧势力需要兴起。现代世界进入了“欧化末期”，但罗马的阴影尚未投下，甚至可以成为未来罗马的整合势力也尚未明示在地平线上。这是由于“第三世界”的存在。不论把“第三世界”定义为“不结盟国家”也好，定义为“不发达国家也好”：反正世界的这一部分，现代中国都在其中，要想达到欧洲及美国的水平──从而使得世界各洲达成某种程度的均衡，至少还要几十年。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新的全球中心不得不推迟兴起，以便真正具有全球的代表性。也就是说，西方化、世俗化、民主化的浪潮不进行到底、实现其逻辑的自我完成，并全面展示其优缺点、甚至耗尽全球资源，是不会发生根本转折的。

中国现在是被强行纳入了欧洲文明的世界体系：但它也是这个体系中濡染欧洲精神最少、被麻醉得较浅的一员，甚至连目前反西方最为激烈的伊斯兰教世界，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和欧洲文明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1，早期的阿拉伯多神异教与亚伯拉罕以前的犹太人崇拜的月神为主的多神异教，同出闪族宗教之源；

2，伊斯兰教具有旧约宗教和新约信仰的前提背景；

3，哈里发帝国广泛吸取了希腊罗马的文明；

4，一千四百年来伊斯兰教世界从未与欧洲文明停止过正面接触。

因为以上四点而相对说来，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要比伊斯兰教文明与欧洲文明更为疏远、更为异质。在“文明互补”的意义上，中国文明可能收揽欧洲文明之潜能，较为雄厚。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的敌对，更多是一种“兄弟阋墙”的内斗，是邻居之间的互残，是高加索人内部的优胜劣败，而很难具有创造性意义。中国则由于其与欧洲文明的更大异质性而不同于伊斯兰教的文明：等到中国终于埋葬了封闭心态而无畏地面对外部世界，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就会开始，那时的文明主流将不再是欧洲，甚至不是半欧化的伊斯兰教，而是全然的非欧力量、单却与欧洲文明平行发展的中国文明──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将表现为“东西合璧”……

（四）民主化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在谢选骏看来，伊斯兰主义反对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及其民主政治，正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反对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及其民主政治一样，是不会成功的。现在的茉莉花革命即将证明这一点。

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挑战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对西方构挑战十分相似，是后来的堕落者对先行的堕落者的拒绝，但那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在闭关锁国甚至武装入侵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过后的苏联─东欧和法西斯主义过后德——意——日（还有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一大堆号称“新权威主义”的军事独裁政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民主化以前的南韩和台湾），迟早会“改过自新”、“向西方寻求真理”，比赛放纵肉欲的能力，社会开放和腐化堕落同时进行，就好像早期的英——法一样。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在这一个阶段，中国需要融入世界，需要民主化、宪政化。只有经历了民主化和宪政化的中国，才能充分融入世界。只有充分融入世界，中国才能在各个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样一个中国，才可能负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整合与大同的历史使命。

为了在各个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了负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整合与大同的历史使命，中国需要民主化和宪政化，并且越快开始越好。

我们总结的历史经验就是：新势力比老势力更善于发展老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如巴比伦人发展了苏美尔文明，雅利安人发展了达罗毗荼文明，希腊人发展了前希腊土著文明，罗马人发展了希腊文明，日耳曼人（广泛殖民德国、奥地利、北欧、英国、俄罗斯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发展了希腊罗马文明使成现代欧洲文明，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发展了中国文明，东南亚发展了印度文明，即使美洲印第安文明内部也是此起彼伏、交互兴替的。一个原来并不具备那种文明素质的民族，反而比原来创造了那种文明类型的民族，更能有效地把那种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形态与新的历史激流中──随着时间的进程，这种接力赛式的推进将是自发的，而不仅仅是外来影响的，于是，一个更能完成这种推进运动的民族，就起而掌握那些创造了该文明的民族的命运了。

如果说，二十世界的西方化先后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被消化这样两个阶段，那么二十一世纪西方化的对象就主要是伊斯兰世界和黑非洲了。可以预测，新罗马兴起于现在的“第三世界”，其可能性要大于兴起于欧洲和美、俄等欧化严重的地区。我们的这一推测，是由巴比伦、罗马、波斯、阿拉伯、秦汉等统一帝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它们所统一的世界，对于它们而来，差不多都是“异种”的“化外之地”；而被它们所统一的文明世界，是差不多一直把它们视为“野蛮人”的！这无非证明了一个倾向：一个世界的弊端，常常要由另一个世界来予以“纠正”！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现代，欧洲势力和非欧势力正在互相刺激……等到历史潮流终于荡平了欧洲、美俄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文明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不是文化性格的差异）时，“新文化战的一击”才能使全球世界在政治上归于一统，从而解决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

（五）第三期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就会形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谢选骏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我们要不要现代化？》一文中已经指出：

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区别于第二期文明即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区别于第一期中国文明即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

谢选骏当时指出，由于中国比日本较多历史包袱，很明显，中国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步履，相当周折与蹒跚。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年）在其著作《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出版）中写道，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和中国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却不免浅显、浮面。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写的篇章却又惊人地丰富，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正是赖肖尔率先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道路。这位具有先知气质的学者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 ”这种论点是否对几十年后中国的社会试验产生过引导作用，我无法断言，但无疑两者的逻辑却不乏相似。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则指出了中国的一个困境和一条出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与努力守卫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调和这两种方向悖反的目标则极端困难。他认为出路在于，全面工业化的自我控制节度，即拒绝猛烈地推进“过量工业化”。体现在避免以机械化排斥其他社会生产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既非西方式“爆炸型”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流动性”与中国文明“稳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走出第三条道路”。这大概就是赖肖尔所说的文化精神上独立的新文明吧！ 

正是在这种分析下，晚年的汤因比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脱工业化以后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不仅是儒学的、政治型的，也是老庄的、宗教式的。“顺从自然而生活，倾听自然的安排，万事都会有始有终。这是一种宗教。”宗教的自然观，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当然谢选骏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国民素质的体现，而非游离于典籍上的浮尘之光。儒释道的根本力量也在于此：“中国国民是世界上最具坚韧力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考虑十年以后的事时，中国人已在考虑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了。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火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

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等中国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进入脱工业化的后现代社会时，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时候了。 

二十二年以来，世事沧桑，但谢选骏没有放弃这样的观点。而且通过二十来年的经历谢选骏还发现：第三期中国文明，需要有第三中国来实现。所谓第三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第一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中国）之后的，一个更为成熟的现代中国。只有这样，新的中国文明才能从“纸上谈兵”的阶段，进入“世纪操作”的阶段。

但愿茉莉花革命，可以为第三中国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

可以说，谢选骏的上述观念，理清了许多问题。

【03、“公知”是什么意思？】

标签：社会2013-07-10 15:36 星期三

“公知”，从字面可以理解为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缩略词或简称，较精确的定义应该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有一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不过，“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在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推出的一个概念，似乎又不同于西方社会的“Public Intellectual”。

“公知”一词似乎更是对那些貌似公正博学，自视甚高，以天下评判为已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诲人不倦的一群文化人的称谓。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工作室”自2005年起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此活动声称其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

通常，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其中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绝大部分。公知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非常关心一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自认为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所以人们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

目前，冠以“公知”之名传播的价值观体系，其核心是以民粹思维为主导的底层思维模式，主张社会公平、正义，诉求民主平权，体现了中国社会底层、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群对改善自身生存环境、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诉求。

底层一方面渴望进入社会主流层面，将自身的价值观体系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底层在主流社会缺乏话语权，又没有能力改善生存现状，希望通过获取一定的话语权，来达到自己改善生存现状的目的。“公知”一词在一定程度的解决了上述两类的矛盾。

“公知”便于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来传播，也容易被人当成权威人物。而主流社会赋予了权威人物很大的话语权，那么一旦“公知”被成功包装，在其传播价值观的过程中，就比较容易被误认为拥有主流社会的话语权。这样一来，底层的上述两种诉求都得到了解决。包装一批底层的意见领袖，赋予其各种公平正义的道德标签，试图通过批量生产“近似权威”或“冒牌权威”来融入主流社会，符合当下中国社会底层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因此“公知”实质上也可以视为是底层的“意见领袖”。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分化、矛盾加剧，具备民粹思维的人与日俱增。而过去，民粹思维在舆论中还没有份额，因此潜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当前中国的传媒日渐发达，与之相关的商业机会被逐渐开发出来，不少“公知”通过这一身份发家致富，同时也有大批人才涌入，希望通过传媒业的辅助走上这一捞金道路。

在网络逐渐发达以后，曾几何时，与“专家”（砖家）、“教授”（叫兽）等词汇一样，“公知”也渐渐成了带贬义的词汇。在很多语境中，“公知”往往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他们甚至遭到关于动机的指责，一些观点相左者认为他们“被外国收买”、“搞乱中国”等等。

因此，当代在网络和微博中，当第三方提到“公知”时，多含有讥讽的意思。

网友评论:我要评论

回复  2013-07-10 15:38星雨里

改革的当代，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够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没有绝迹，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他们发出了一些嘀咕，也几乎没有被人听见。

人们可以推出一个名单，说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种群在当下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公众的视野中退出，现罗列几个例子如下：

2000年10月30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谈论“基金黑幕”；

2000年11月3日，秦晖教授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结合当时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他命名的“黄宗羲定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两会”上被共和国新任总理温家宝提及，引发了“两会”代表、媒体和学术界对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切关注；

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孙志刚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加速了中国政府废除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的步伐。

回复  2013-07-10 15:39星雨里

近年出台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髦路数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认为拥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和完美。现时的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那时，他们是比如今的明星更加明星的人物。今天，令人晕眩的市场经济又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迅速回到边缘。而此刻，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转型期面临着最多问题，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的时期，推出这样一个专题，意在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呼吁：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们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

当然，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没有缺点，有时他们的缺点确实有些让人不可饶恕的意味。不过，网络上有些传说至今恐怕也难有定论。

推出这50人，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这个名单的人就一定不是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的大多数集中在北京，也并不意味着外省的批判精神的缺席和苍白；50人中的女性比例较小，亦并不意味着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匮乏，实际上她们正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活力，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声音；50人中的入选者年龄偏大，也不意味着年轻的知识分子会永远稚嫩下去。

回复  2013-07-10 15:40星雨里

如今，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不多，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公知”的人更少，因为，许多人把公共知识分子浓缩为“公知”，实际上就给公共知识分子贴上了一个贬义的标签——臭、假、恶、丑。

起初，用这个概念衡量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发现他们都是教学、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如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张维迎、张曙光，社会学界的郑也夫、李强、李银河，法学界的朱苏力、贺卫方、冯象、季卫东，文史哲学界的汪晖、秦晖、钱理群、徐友渔、雷颐、甘阳，政治学界的刘军宁、俞可平等人，这些人都具备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能够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向公众传达出个人独立而真实的意见，且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获得公众和媒体的大力推崇，占据了“意见市场”的多数份额。

到了2004年，公共知识分子的名气在《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活动中达到了新的高点。在媒体和学界的携手努力下，公共知识分子终于大大方方地走向了中国历史的前台，这是知识分子争取市场话语权的一次重要博弈成果。在知识分子欢呼的同时，掌控意识形态的人士却拉响了刺耳的警笛。

同年底，《光明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理论文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其实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也没有价值中立的批判精神，“其实质是要通过宣扬所谓的知识自主性来与我们党和国家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甚至还有人评论这次评选是“学术选美与无盐当选”，由此可见，在当时，公共知识分子登台演戏的难度有多大。

在“意见市场”博弈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不光在嘴巴上说，其实也在行动，而且获得了一些令人欢喜的成果。在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吴市场”、“厉股份”等新词语让民众对市场经济多了一份亲近和期待。

回复  2013-07-10 15:40星雨里

近年来，“左”派骂右派是“公知”，右派骂“左”派是“五毛”，你来我往，互贴标签，争斗得不亦乐乎。殊不知，在争斗中，公共知识分子的骂名就在民众中产生了，尤其在一些年轻人心中，一听到“公知”就来气。

客观上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媒体平台上扮演的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只是观点有分歧而已，如司马南在海南大学演讲时就骂“公知”好为人师，而他在当时当地恰恰在扮演为人师的角色。

对所谓“公知”的攻击，一般来自几个方面：一种是审判式的，一般是公开的主流媒体上某种观念代言人的受命作文。他们动用话语特权，以一种一成不变的观念和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有争议的现象进行审判。这一类观点往往强词夺理而又外强中干，一旦脱离了其话语特权的保护层，就会变得弱不禁风。另一种是标签式的。这种手法无须论证、无须理由地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变成一个贬义词，就跟多年流行的“臭老九”、“汉奸”、“四类分子”之类的词汇一样，然后将这样一个脏词扔到对手的身上，自己似乎变得纯洁了并且大获全胜。这种阿Q式的手法，一般出现在网络口水战里。

随着“公知”恶名的传播，“左”派、右派的思想在民众中的理性传播、客观讨论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而双方都没有倾听对方话语的勇气和耐心，又使双方之间产生更大的敌意，而这种敌意的蔓延也不利于民众理性素养的培育。相反，一种火药味十足的斗争思维却在民众中广泛地传播、孕育。

放大公共知识分子缺点的还有媒体因素。在媒体的聚焦下，公共知识分子的缺点、低级错误很容易被放大，让民众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有时甚至让民众感觉到不可饶恕。再加上一些人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在媒体上招摇撞骗，貌似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以各种科学、专业的名义进行利益代言，有时还由于学艺不精、随意跨界发表粗浅言论被人揭穿，让他们很容易遭受民众的鄙夷和唾骂，以至于连那些真正有独立学术立场的人也被捎带着污名化了。

客观地看待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呕心沥血所取得的理性成果，以及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缺点的原因，才算公平。片面地送他们一顶“公知”的帽子，不加任何客观分析，对其污名化，肯定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转不利。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群体的变化能够像知识分子的变化那样隐喻“社会”的结构裂变。如今，“公知”一词迅速贬值，甚至成为了被公众戏谑的对象。然而真正为知识人所痛心的，却是这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之中，无法被清晰辨认的操守与良心。

回复  2013-07-10 15:42星雨里

“公知”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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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专业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宁尚彬、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注：以上名单完全转自网络）

回复  2013-07-10 15:43星雨里

★按照年份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注：以上名单完全转自网络）

回复  2013-07-10 15:44星雨里

——以上资料来自网络，仅供参考。

【04、“六四”是最大的《河殇》——纪念“六四”19周年、《河殇》20周年】

和薪

2008年六四

一、“六四”印证《河殇》，《河殇》预言“六四”

二十年前的六月，1988，6：《河殇》播出。十九年前的六月，1989，6：“六四”发生。“六四”与《河殇》之间正好相隔一年，这其中是否有着因果关系，或是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见仁见智，众口不一。但是十九年来，有关的话题却一直没有停止。“六四”，《河殇》，像是一道永恒的伤口，搁在中国人的良心上。

而我今天就要说说，十九年来未尽的思考：“六四”是最大的《河殇》。

历史上有关争论一直不休：到底是预言触发了历史的玄机，还是历史首先通过预言来表达自己？

但是“六四”与《河殇》，《河殇》与“六四”，却是明明白白的众所周知了：“六四”印证了《河殇》所言不虚，而《河殇》则预见了中国社会的陷阱，“六四”的爆发不过是这个“黄河文明即将死亡”的总危机的一个部分罢了。

人们怀念“激情如火的1980年代”，那好像一个黄金时期，因为那时的“文化热”有如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席卷大地，冲毁了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的思想壁垒，从而把启蒙的种子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在那个激情如火的岁月里，学者们中间流行以文化传统来解读中国现实，并力图从中找出一条中国的自我拯救之路。黑格尔曾言，哲学的兴起，乃是起因于现实世界的没落。“文化热”在1980年代的出现，暗示着年轻的共和国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上步履维艰，迷思重重。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是幼稚的盲人摸象，失去了对于现实的准确判断，但也反映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僵化教条的超越。

1980年代的“文化热”在1988年的一部风靡全球华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19年后的今天，《河殇》这部片子在许多人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中国现实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在这个时候，发展本身固然重要，而发展的方向则尤为重要。习惯于读史并以史为鉴的中国人，这一次又拿起了历史。

到了2006年，同样充满思考的《大国崛起》问世了。不过，不同于《河殇》对中国文化史的解读，这一次，《大国崛起》选择了英、美、法、德、俄等大国的崛起之道作为考察对象。与《河殇》相比，这部同样非常优秀的片子引起的轰动也毫不逊色。民间舆论不一而足，尽管很难说得上客观与理性，但却至少总体上反映了这两部片子的重要性。

笔者试图在本文中比较《河殇》与《大国崛起》，并力图证明，20年来，我们的人民在不断地成熟、进步和更趋于理性；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与这20年来的反思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不断自我反思，不断自我超越，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之道。

二、从民间思考到官方主导：知识分子的位置问题

细细想来，《河殇》可以视为一种民间思考，苏晓康、谢选骏、王鲁湘、金观涛等人，并非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学者，而正是这些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者，主创了《河殇》。如今的学界，斯人不再。这些学者在整部《河殇》的创作中，以历史文化传统引发真思考；不管这里面有着多少西方文化尤其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烙印，都有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真切关怀在时刻激励和推动着他们。《河殇》第一集，坐在演播室的谢选骏（时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一脸凝重，反复思考、斟酌才说出一段话：“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文化反思，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历史依据和扎实的学术基础，但当谢选骏削瘦的脸庞、紧皱的眉头出现在电视上时，很难说得出电视面前的观众会有怎样的感受。还有金观涛等人看似学术化的“呼吁”：“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无终止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中国人的启发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来代替动荡。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来。”这样一部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作品，以两名中国人为了夺得黄河首漂权开始，喊出“中国人是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并在配音中不断重复使用悲凉的语调和悲愤的语气，使得十几年后，仍有人不断在网络上回忆起这部片子所能煽起的感动与愤恨。

而谁都不可否认，《大国崛起》有着明显的官方痕迹。为了实地拍摄，为了在纪录片中安插入为数众多的学者、官员采访，将近三年，《大国崛起》的录制才得以完成，其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没有官方的承认与大力支持，这是不可想象的。与《河殇》的分集创作、主创人员的思想不统一，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的“粗制滥造”不同，《大国崛起》目标明确，主题思想统一，制作非常精良，颇能代表央视的政府喉舌的实力。在《大国崛起》播出之后，其同名书籍随即上市并热卖，主流纸质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而在网上，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新浪更是专门辟出专题讨论“《大国崛起》热”，另外还在网上持续播出。细细观察这部片子，里面被采访的学者们，完全从专业化的角度来讨论历史事实，冷静得让18年前的那些学者们无法接受。可以说，这部片子中的学者、教授只是承担了知识传承的角色，而没有附加进多少情感因素。而对于观众而言，没有了道德上的感召力，也没有了最容易激起的内心情感波动，剩下的就是平静的学习和思考，实际上，这也是这部片子获得好评的最重要因素。

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知识分子最应该反思的，而这一点，也恰是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所最为看重的。对意识形态的把握，甚于一切敌友划分（施米特语）的其他表现形式。回想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大规模的知识运动，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即所谓“轴心时代”。相对于古希腊哲人的远离政治，先秦的知识分子们却多少与政治直接相关。比如孔子，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论语》与《左传》将他解读为一个雄心勃勃而终遭离弃的失败政治家。《论语》里面所体现出的担当精神，实际上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前赴后继走向官场，而科层制也恰好为这种救世情怀提供了场所，两相合拍，儒法一体，中国的政治文化自成一独特景观。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在这种表面上的经世济民思想背后，也潜藏着儒家的革命伦理思想。儒家向以遵循天道人伦为基础，一旦统治者达不到这种标准，那么传统知识分子往往成为社会动乱的思想先导——寻求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儒家革命精神的基点。法家的祖师爷商鞅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因此在《商君书》中明显提出了对儒生“玄谈浮论”的不屑、警惕与愤恨，尽管本质上，他在当时依然是与儒生同等的社会地位：为求得一官半职、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奔走。他的悲惨结局，也正是他的知识分子角色所注定的。孔子杀少正卯，或许出于对“巧言令色”者们不利于礼法秩序的重建的考虑；而商鞅下令逐杀儒生，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实用论”，也就是为了意识形态的树立；到最后商鞅的被杀，则多少是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对知识分子权威代替统治者自身权威的深深恐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知识分子在与政治的纠缠中，既构成了统治政权的正当化符号，也成为统治者面前的“定时炸弹”。自商鞅变法以来，跪谏、上书与坑杀、文字狱，让整个中国历史看起来不断循环往复，毫无新意可言。

很显然，在《河殇》的创作中，谢选骏、金观涛们也还是没能逃脱出这种知识分子的救世情怀的笼罩。这部太过贴近于政治现实的政论片，马上起到了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们所意想不到的效果。而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也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境遇有关。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是：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何谓也？堂堂知识分子，在古代那叫“士大夫”，如今却不如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这让人如何忍受？实际上在《河殇》中，主创人员多次自然地流露出这种不满。反观《大国崛起》，接受采访的学者、教授完全是职业化的、专业化的，里面看不到任何的思考，所有的镜头不过是在平静地介绍历史知识。或许只有身处于有闲阶级，真正对知识的追求才能实现。在1980年代的学者以及今天的某些学者看来，就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理性与冷静，而身处于中国厚重的传统的他们，并没有对自己的位置给予充分的反思——尽管在《河殇》中间，他们近乎崇拜地按照黑格尔历史哲学来反思中国文化（有些解说词完全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历史地地理基础”一章的原话，这一点下文我们将再次述及）。如今在学界，仍然有着许多的社会活动家，在怀着一颗炽热的心的同时，也沉醉于知识精英的“卡里斯玛型统治”，不能自拔。韦伯曾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极力反对在讲台上涉及政治，正是出于此种考虑。

除了救世情怀与利益考虑之外，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这场文化救国的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欲望也必须加以重视，这也是解读中国历史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千百年来的科层制，锻炼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给了他们相当多的荣耀和财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这一切，是因为他们手握着皇帝所赐的乌纱与权杖。假如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不能像刘晓波那样，深刻反思自身知识光环掩盖下的低层次欲望和控制能力，民主的实现仍然只会是一个梦想。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如今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相当成熟，能够理性地对待自己的社会角色。知识分子在社会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学院产业化的红火，可能是出于政府的“恩威并施”，并因而与历史传统毫无二致；也或许，这种表面上的学术繁荣恰恰掩盖了民主的基本表现——言论自由。这些评断，是短短20年所不能给出的，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来理解。然而笔者认为，从公众演讲台退回到三尺教台，是一种防守，更是对自身角色的本真回归。对于现代基本理念的教育，绝不在于登高一呼、众者云集，而恰在于潜移默化，代代相传。

三、从黄色文化到蓝色文化：防御与开放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如果说近代自然权利精神的本土生长，还只能算是对传统文化的“改良”；那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意识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从外部的视角来反观中国：一个古老文明孕育下的泱泱大国，何至于斯？而从西方的文化制度来反思中国，最为有力也最为直接的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专门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把中国文化摆在最前面也是最低层次进行思考。且不论《历史哲学》目的在于树立欧洲中心论、日耳曼民族神意论还是在于其他，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和分析，绝对是入木三分的。

在《历史哲学》的“绪论”部分，黑格尔专门讲解了“历史的地理基础”。黑格尔认为，地理上的差别往往导致民族精神产生、发展的不同，因而可以将地理上的差别看作思想本质上的差别。而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这些特殊的地理差别可以分为：干燥（无水、少水）的高地、草原、平原；巨川、大江流经的平原流域；以及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在第一类地理环境之下，缺少水的元素，便如泥土一样坚固，闭关自守，偶尔会有冲动，但是旋即回复。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例证就是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而在第二类环境之下，由于被长江大河灌溉，土地就较为肥沃，农业有了较为稳固的基础，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国家便易于形成。但是，由于对肥沃、宽广土地的过于迷恋，没有危机意识，则容易养成懈怠、守成的性格。在海岸流域，因为没有广阔的牧场，也没有肥沃的良田，只有从大海中寻求出路。海战最初是海岸线国家之间的互相掠夺，到了大航海时代，这个最初被视为分割元素的水，转变为最重要的连接元素。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的崛起，无不与航海新发现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对于黑格尔而言，土元素似乎代表着稳固的逻各斯，而水元素则似乎代表着灵动的努斯，对水元素的发现与利用，表明了人类自身的长足进步。以此理论分析，中国显然是属于第二类地理环境：依赖性强，束缚在土地上，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结构超稳定。

《河殇》和《大国崛起》采取的立场都是黑格尔式的，对蔚蓝色文明的呼唤充斥着这两部片子。但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河殇》着重考察黄河文明所决定的国民性与社会结构，并时时把这种沉痛反思贯穿到对当前的政治现实的评论中，立场仍然是防御的；而《大国崛起》则偏重于对西方大国崛起之路的细致考察，立场显得极为开放。

出于对政治现实的真切关怀，《河殇》的语调显得格外沉重，借古讽今、以史论政的知识分子传统在这部片子中再次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如对龙的分析，“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份；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么，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著。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象一样复杂。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著实地放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电视画面：舞龙)。这真是一种绝 

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又如对黄土地的分析：“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後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由此看来，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乃是黄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住的是黄土山下挖的窑洞，喝的是黄泥汤的水。古时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当了皇帝，就要穿黄袍，走黄道，住的是黄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后呢？统统都赴黄泉。”等等。到了高潮部分，纪录片的作者们就开始呼吁了：“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 

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许会责怪我们的祖先：你们为什么那么眷恋大陆，始终没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河殇》的这种分析方式，完全套用黑格尔的术语，并因为作者的不同甚至表现出相互冲突的一面。比如有的作者表达了深深的悲哀，认为黄河文明在入海口处就已被阻塞，像得了血栓的重症病人，已经无药可救；也有的作者则心有不甘，强力呼吁，蔚蓝色的工商业文明已经向我们走来，如果再抓不住这种机遇，就会像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老文明一样灭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此部片子里面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至于年轻的作者们无法消除这种看似无法辩解的对中国文明的判断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实际上，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心头无不压着黑格尔的这种判断。耻辱感可以使人奋进，也可以使人颓废，更可以使人走向一种人格上的分裂。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试图从儒家传统文化生发出新道来，这是一种选择，但如今看起来却难以令人信服；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这又是一种选择，但事实证明，激烈的文化变革和激进的政治变革同样行不通。显然，《河殇》的作者们即使没有完全采取这种全面西化的立场，也不免令人横加指责。《河殇》一方面否定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呼吁蓝色文明的到来，但是，对于何为蓝色文明及其具体道路，完全没有思考。所有的不满、愤恨，很容易变成一种无聊的、孩子气的、撒娇的姿态。

因此在笔者看来，《河殇》的创作，仍然是防御心理在起着巨大作用。所谓防御心理，无非是对外敌的恐惧和不满。《河殇》中对长城的分析，极为精确地指出了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面对匈奴的一次次入侵，很少有皇帝会选择主动出击的方式，将敌人彻底打垮；而对中原肥沃土地的留恋，则促使他们固守本土，把一面长长的墙筑起来，既把敌人栏在外面，也阻碍了自己往外发展进取的脚步。甚至在明朝，当倭寇海上而来登陆抢劫时，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筑起长城。到了清末，外敌入侵，如梦初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变法图强，但秉持的仍然是这种防御心理——“师夷长技以制夷”，显然是城墙挡不住坚船利炮之后的无奈之举。《河殇》的创作，虽然有着对蓝色文明的呼吁，但是更重要的则是对黄色文明本身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只是一种沸腾的民意，其指向还是内部的问题。

《大国崛起》则显示出了一种真正的大国心态。这种心态，我们很难猜测是一种故意做出来的舆论宣传，当然也不能简单判断为中国政治家在思想上的成熟。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各方大国的细致考察，则显示出了一种了解别人和超越别人的冲动，这种冲动，无疑让民间的舆论为之振奋不已。海洋文明所代表的理念，正是这种向外探求和超越的冲动。且看黑格尔的论断，“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垠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种机警，不是宫廷斗争的尔虞我诈，而是尊重规则的进取之心、对自我利益的全力维护以及必要的妥协。

《河殇》那里的内部针对性，在这里已经当然无存；而对他国的细致考察，则凸现出一种难得的成熟与理性。有许多观众评论《大国崛起》掩盖了伴随海洋文明的血腥、残酷，这种批评是正当的，无疑，在西方大国的崛起道路上，旧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一被打破，每前进一步，脚印里必然是淋漓的鲜血。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从来不会有、以后也将不会有所谓“和平崛起”，敌友划分仍然是政治的本质，国家间的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主奴关系只有在理念的世界里才能消除。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采取如下立场：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壮大自己，以自己的力量震慑已在与潜在的敌人。实际上，已经有日本的媒体在评论《大国崛起》时惊呼：军国主义，绝对的军国主义！

而笔者更愿意将之解释为一种真正开放的姿态：你们进得来，我们也能走得出去。

四、蓝色文明对国家内部的要求：可能被忽略的问题

蓝色—海洋文明是一种裹挟一切的力量，其表现就是资本控制不住的冲动。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资本发展，乃是现代国家兴起的必经之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冲突争斗，伴随的不应当是黄色文明的彻底败落，而是在吸取海洋文明优质因子下的“重生”。那么在这样一种理论前提下，就必须考虑蓝色文明的冲击究竟会对一个古老民族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换言之，如果不可避免地走向海洋，去迎接资本的力量并培育资本向外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必须作出怎么的对策？如果我们不能思考这一点，《河殇》与《大国崛起》在自己的创作目的影响下，所自主或不自主地掩盖的问题就可能无法揭示出来。

在《河殇》中，擅长讽喻的知识分子们看准了一点，要想持续不断地推动改革的进行，必须时刻把握这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国富民强，因此，旧有政治体制下遗留的诸多问题必须解决。创作成员苏晓康后来说，引发《河殇》创作的基本因素有二：一是当时大陆的社会情绪；二是知识界的文化讨论。因此，所谓的“文化热”，不过是掩盖这些知识分子真正所想的面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无不指向现有的政治体制弊端。蓝色文明以资本为代言人，冲击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牧歌田园情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种力量面前显得弱不禁风。资本要获得通行无阻的力量，其后面必然有着强大的政府支持，因而资本的力量参与政治就是蓝色文明的必然要求。金观涛说的不错，中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形成了以文官科层制为基础的超稳定结构。儒法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勾结，使得王朝历代更迭，社会政治结构却从未松动。重农抑商，扶植文官，是历代帝王巩固自己政权的屡试不爽的手段。《河殇》的创作者们深谙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于是就大声疾呼。殊不知，《河殇》的创作却忽略和掩盖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改革固然可以自上而下，但是没有思想上的清醒认识和一个成熟的执政党，这一切还都是空中楼阁。从领导层方面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遇，党内思想在执政理念上高度统一，那么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必然会遭到反对，甚至会使得这种党内冲突异常激烈地显现出来。同时，权力的明争暗斗，早就渗透到了国人的潜意识中，这个时候，仅靠学者的登高一呼，便不免鱼龙混杂，使整个改革场面陷入十分尴尬和悲惨的境地。

如果说《河殇》忽略了蓝色文明所需要的政治稳定性，而不是注意妥协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大国崛起》则在客观上有可能造成普通民众的盲目乐观心态，因而忽略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困难性。我之所以说《大过崛起》客观上造成——不能简单论断为有意导向——民众的盲目乐观心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其一，《大国崛起》的收看者与评论者，没有包括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而后两者所代表的区域，几乎是当前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地方。然而，当前的这些评论者，几乎都是借着知识的光环而与最下层的民众脱离，即使有些看似真切关怀的调查研究，也因为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而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其二，在当前的网络时代，民族主义的热情得到了肆无忌惮的表达，很多网上评论以为中国已经是大国，足以抗衡美日，而《大国崛起》就是一份针对西方大国的宣战书，就足以证明虚幻的民族主义受到了多么大的鼓舞。其三，内部的问题重重，而经济一旦不能良性循环，往外谋求“不正当的”出路就是一个执政党最无奈的选择。西方的历史表明，一个共同体内部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往往会走军国主义的道路，而走这条道路的最直接办法，就是培育民族主义思潮。近十几年的改革，为政府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创造了非常大的基础，但是这种发展，却没有触及政治层面，一旦快速的经济发展无法持续，资本的力量不能在政府中得到体现，这种表面繁荣必然幻灭。由此，《大国崛起》的出现，虽然显示了政治决策层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思考，也显示了向西方学习的魄力，但是在客观上，很多重要的问题被掩盖了。甚至是这种大国心态本身，转移了最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处于改革开放最关键时刻的执政党而言，狠抓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这对保持自己的执政合法性非常重要。这种改革的民主化趋向，很难说能够迎合最广大人民的权利意识，但却是在保证稳定前提下逐步迈向崛起之道的必然一环。要坚持先富带动后富，就必须贯彻真正的商业意识，先迎合资本的天然政治要求：对于资本而言，把握不了政治的方向，便难以在中国扎根。

五、结语

对比《河殇》和《大国崛起》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其一，我们没有亲身经历1980年代的激情如火；其二，我们也没能对当前的现实作一个充分的考察；最后，甚至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还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坚实的立场。基于以上原因，上面的表述不仅显得语言混乱，逻辑上也很难做到清晰，当然，这是作者本人所难以把握的。然而，或许这些拉杂的分析、评论作为一种直接的心理感触，就获得了他自身的力量和基石。

最后奉上《河殇》最后的呼唤（这种呼唤本身又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的命运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清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2008年6月4日北京

【05、“中国社会正在走向解体”的现实】

读报会

据《东方日报》2012年6月26日报道，广东中山沙溪镇25日数千四川人骚乱，打翻警车及破坏街头杂物。警方出动防暴队镇压，最少造成30人受伤。起因是一名13岁四川少年被治安队捆绑，激起四川民工怒火，上街破坏泄忿。 

有分析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支撑了该国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也推高了通胀，令债务增加，引发了另外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社会动荡，根据中国学者孙立平的统计，2010中国共发生18万起抗议事件。 

社会动荡不仅限于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抗议活动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不公现象，包括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开发商侵占土地，以及建筑公司拖欠工资等。比如，广东陆丰上周发生数百位民众，因政府强行征收村民土地用于开发项目而进行激烈抗争。又如2011年6月，广东增城的城管将一名摊贩孕妇推倒在地，民工愤而火烧政府的办公大楼。 

发布2010年抗议事件数字的孙立平教授，以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为大陆学术界所知。他曾撰文表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即权力失控、道德沦丧和社会认同与社会向心力的急剧流失。有分析称，中国社会形势的紧张程度和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在不断增加。早在1980年代，中国学者谢选骏就提出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解体”的学说，是孙立平教授的思想来源。 

在1988年发表于《中国青年论坛》的、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广遭批判的《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略论意识形态的学术化》一文中，谢选骏写道： 

气功的流行表明社会规则的松弛和社会规范的模糊。就是说，气功的热潮是出现在社会解体的大趋向中的。历史上的许多“乱世”和王朝末年都提供了各种神秘主义和参禅气功活动的最佳土壤。人们越来越只关心自己，以免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掷到那个摸不着边际的社会解体带来的混乱之中去。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危险的。 推动意识形态解体趋势的，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与天灾人祸等一系列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压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即正统）意识形态的僵化，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官方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不肯自我调整、反要社会无休止地俯就自己的陈言，结果激起社会的叛逆精神或曰“逆反心理”。但强大的正统压力并不允许这反作用力以建设性的方式（如积极地多元对话和新意识形态建设，出现，结果这股受压抑的力量转向消解性的方向──如各种出世的神秘主义思潮便是。而气功又恰是较为适中的交接点：它以神秘思想为宗旨，又拥有具体的实践性，并有明显的身心效应。于是气功热在避世的时尚中，异军突起，为天下先。 

今天，“中国社会正在走向解体”的现实，印证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解体”的学说。 

 

【06、把属于历史的还给历史——《河殇》出台内情及其大辩论】

刘水

有关1980年代，有太多的记忆从心头溢出。我一直对“苦难是最大的财富”抱有怀疑。没有人可以选择命运，没有人能够抹去时代所施加的烙印。不经意的过往的些许波澜，都能荡开心灵颤栗的一刻。1989年，是一本书，一本黄封皮的小册子。让我惊讶的不是书名本身引起的悬念，而是勾起14年前读到这本书时刻骨铭心的震撼记忆。1988年，先期播放的专题片在校园掀起旋风，随后出版的辑录解说词的小册子，校团委免费派送，人手一册。《河殇》封面的底色是亮黄色的黄河，一条小木船在河水里摇摆，大大的、手写的两个黑体字“河殇”扭曲在封面上侧。

非黑即白，非错即对的价值判断，遮掩在那个年代通用的意识形态阴影下。一把《河殇》水，醍醐贯顶。它急迫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反思黄河文化、华夏文明，将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推向极致……

1989年6月，我从北京返校后，这本小册子被查封，连同珍贵的学潮照片一并被警察没收了。且成为把我投进监牢的“反革命”罪证之一。

我几乎在一年间成熟了。

近日，看见一篇关于《河殇》出台前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重在厘清了《河殇》出台内情和主创者的重要史实，以及主创者谢选骏先生对王小东批判的回应，是对黄河（中原）文明、长城精神、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再次深刻阐释。抛开他们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河殇》对中国自由民主运动起到很好的引导和见证作用，相信对经历八九年六四风雨的人，是一份迟来的慰藉，对后来者依然有教化作用。八九年六四是中共永远的耻辱和罪恶，历史教科书和舆论宣传中，完全雪藏了发生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国大陆一九七零年代中后期、八、九十年代出生者，几乎都不了解这段屠杀的历史。独裁者为什么向自己的人民举起屠刀，是有必然的文化政治逻辑的，节选的这篇文章给出了部分答案。

（谢选骏先生的这篇力作《河殇内情》在大陆依然难见天日。故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小标题为作者所加。人称代词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或直道其名。）

一、《河殇》主旨是民族的爱国的：批越苛爱越深

看到王小东的文章，谢选骏知道自己可能忽略了：王小东的立场是随“机”应变的。例如，王小东在中央电视台1988年播放《河殇分镜头稿》时，确实曾对《河殇分镜头稿》推崇不已：“《河殇》对长城的议论，足以击毁延续多年的盲目崇拜，使长城从华夏精神之象征惨跌成帝王愚痴的蠢动。”

王小东在以“秋田草”联名发表的《激情的阴影》中明确宣布过：“我们不想否定《河殇》的进步意义”，所以他现在回顾说：“说实话，我在写《激情的阴影》时还对《河殇》的作者心怀敬意”。 

然而过了12年，还是同个王小东，摇身一变，又用红灯区的通用语言去这样诬蔑他曾经“心怀敬意”的进步意义：“《河殇》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而已。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山本五十六写在两个螺旋桨叶上的对子：‘不自惜身命，龙鲛跃四溟’。这个对子的文学水平很一般，但我认为，同样是讲‘蔚蓝色’，山本五十六的这个对子远比《河殇》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见《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 

姑且不说山本五十六的“对子”根本不是什么对子。为什么王小东老是捏造事实来“说理”？（就像他把不是对子的“山本五十六语录”吹捧成对子一样。）

《河殇》什么时候“谈做妓女可以赚钱”？时隔12年，王棍子先生还在利用人们的健忘来继续其诬蔑不实之词，可以想见他当初奉旨批判时，是多么不顾事实了。王小东虽然声称大批判集子《河殇百谬》十分拙劣，但实际上他栽赃陷害的伪造手法，比《河殇百谬》的断章取义，更加恶毒。王小东不知出于哪一种变态心理，老是声称用黑社会来保护妓女才合理。听说他去过日本美国等地，可能在红灯区作过某种“社会调查”？但这是他自己的经验，不是《河殇》的理论，请不要把“王小东理论”强加于人。

王小东一面打出中国民族主义的旗号，一面又站在供奉日寇的靖国神社的“同志立场”上，津津乐道地表扬那些血迹斑斑的日寇，把他们文理不通的文字说成是“对子”！王小东这种文盲加流氓的做法，与其“官方学者”的身份似乎有些不太协调。俨然一个门洞钻出了两个王小东，但哪个是真的？人格分裂到这种地步，还来谈论什么“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真是学界的耻辱。

王小东在他所答非所问的答复中，拒不回答谢选骏的提问：为什么要用对《河殇》进行妖魔化的方式，来宣扬日寇军头山本五十六不成体统的“真谛”？山本五十六有那么值得纪念吗？靖国神社有那么高大经典吗？王小东所答非所问，反而混淆视听、倒打一耙，说“《河殇》撰稿人谢选骏自己承认《河殇分镜头稿》是卖国的”。其实，谢选骏那是套用王小东等伪民族主义者们的逻辑在讽刺他们缺乏逻辑训练。如果按照伪民族主义者们标签习惯，王小东敢于在北京香山颂扬山本五十六，就是汉奸行为，就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但谢选骏不想拿这个帽子扣他，不想学王小东等辈的强词夺理。而王小东却把讽刺和幽默也照单全收了，真是“善于吸收”的秋田草！

王小东不信中央电视台仅仅支付给谢选骏200块人民币河殇稿费，那么他为什么不在北京就地查证呢？至于他断言谢选骏实际所得“恐怕就要超出这个数字的2000倍”，有什么证据呢？这种凭空捏造事实的伪造作伪者，所宣扬的“中国民族主义”显然是一种“伪民族主义”，他们自称“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其实他们的心身都是造谣惑众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是苏联老大哥们当年一手调教训练出来的。王小东这种斯大林主义的产物们就是用这种无中生有的方式来作出“社会学报告”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们也是以这种信口开河的方式来谈论国际政治、谈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以前谢选骏还以为斯大林主义的产物们掌握了什么谢选骏不知道的研究数据，现在看来很可能都是王小东们自己拍拍脑袋、凭空杜撰的。难怪王小东们的言论可以这么耸人听闻！ 

至于他所说的其他好处，中央电视台请谢选骏参与电视片《河殇》撰稿之前，谢选骏已经出版了四本书（《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的起源》、《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二十一世界>的诘难》），发表了100多万字作品，而电视片《河殇》的播出也没有使谢选骏从副教授破格提拨为正教授。谢选骏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官倒；反倒是一年以后因文字而入狱。谢选骏没有逃避文字狱，谢选骏和自己的人民一起受苦。那时候，王小东在干什么？顺便说一句，谢选骏在八九民运期间没有写过一张传单、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本来不至于入狱——不是因为《河殇》，又是因为什么！而现在的著名新左派甘阳先生，当时虽然写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宣言之类的激烈文字，号召“推翻反动政府”，竟然逍遥法外、毫毛无伤。可见河殇撰稿人的罪名，比什么都大，只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也算“其他好处”？那时候，王小东们又在干什么？ 

六四过后四个月，谢选骏的妻子临产，谢选骏才被假释回家，由于受到惊吓，小孩迄今病弱……请问卧在北京香山下宣扬山本五十六思想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王小东，这样的好处你敢要吗？别说你不敢，就是你们的师父都不敢。

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删改歪曲

谢选骏想谈一谈，中国的传播媒体，应对《河殇》事件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事实上，不仅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大报有责任，就是连《羊城晚报》这样的地方报纸，都有责任。《河殇分镜头稿》播出后，《羊城晚报》找谢选骏约稿，谢选骏就写了《我与<河殇>》应之，文中就谈到了谢选骏单独写作的《河殇第一稿》与《河殇分镜头稿》的思想异同。谢选骏还清楚记得，当他和远志明从《河殇》拍摄现场出来时，对远说：“你和苏晓康是老共产党员了（另外两位《河殇》撰稿人王鲁湘和张钢也是），所以你们成了国际主义者。我则是民族主义者”；远与谢争辩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国际主义才是正途，马克思主义只是没有做好，但其立意是好的云云……远志明那时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不太正宗，但至少是同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遗憾的是，谢选骏的这些回忆文字，被《羊城晚报》大笔一挥，不见了！谢选骏去哪里可以控告中央电视台？去哪里可以控告《羊城晚报》？它们当时（恐怕现在也一样）都是代表各级“组织”的。中国那时还没有民告官的可能（现在有可能吗）。

虽然媒体如此，但谢选骏仍然做了力所能及的事：1988年10月6日，《光明日报》的“学者访谈录”采访谢选骏，谢选骏借机发表了《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一文，明确提出：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具体来说：“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其原理在于：“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如现在是吸收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如未来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此外，谢选骏还尽力在《龙年的悲怆》（论文集，1988年）、《学术百家》（杂志，1989年1期）等处，摘要发表了《走出黄河心理》（河殇第一稿）；并在《向东方》文集中全文刊载了《走出黄河心理》（河殇第一稿）。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不是谢选骏现在凭空杜撰的。但这些声音却似乎被人故意忽略了。谢选骏不能不认为，中央电视台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这种角色，下面谢选骏举出一些电视片《河殇》出台的前后的例子，来略为说明：

三、《河殇》的理论资源来自谢选骏

1987年12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的青年导演夏骏和报告文学家苏晓康，来到谢选骏那权且充当宿舍的办公室，提出了一个令谢选骏感到惊奇的建议：参与他们正在策划的六集电视连续节目《大血脉》的制作。谢选骏并不认识他们，在人际关系决定一切的中国，为什么请谢选骏出山呢？他们解释说，《大血脉》构想原是风光篇《黄河》的解说，但后来进度太慢，《黄河》已经在中央电视台放完了。现在他们要挽救这个项目，只有改变写作方向，从文艺性的变成思想性的，这样说服电视台继续维持这个摄制组。因为夏骏从导演系刚刚毕业，想干一番事业，不能第一步就此夭折掉。 

而苏晓康是报告文学新星，在广播学院担任讲师，文笔不错，但对文明史的比较研究诸领域却很陌生；王鲁湘是美学研究者，也刚刚从北大毕业不久。他们因为看过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其中有关黄河文明和航海文明、长城精神与浮士德精神、天子——超人——弥赛亚等比较研究很感兴趣，觉得谢选骏可以帮助摄制组开阔思路、提供资料、撰写剧本、邀请学者、参与制作。尤其是夏骏，极力呼吁谢选骏以此为社会做点贡献。 

谢选骏觉得好像不该拒绝一个青年这样的请求，谢选骏还记得自己毕业前后顾此失彼的狼狈处境，就答应去看看。就这样，坐上他们的车，一起来到位于军事博物馆旁的《河殇》摄制组。北师院的青年教师王鲁湘，正在那里等着。他们让谢选骏观赏电视片《黄河》，并向谢选骏介绍了背景性材料。之后，大家就开始探讨的基本主题，决定扬弃风光篇的老套，改采文化反思的方式（并不是以后所说的政论片）。谈了不久，谢选骏就发现这三位朋友对谢选骏那两本书中的思路确实相当熟悉，这样，大家的话题便迅速集中了起来：沿着长城、黄河文明，展开了对中华龙文化源流的思索，沿着对世界文明诸模式迁化变异的轨迹，探讨航海文明和黄河的蔚蓝色出路。

这样的讨论进行了几次。大约一周之后，他们提议谢选骏来写一个脚本。这样谢选骏一个人大约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写作了《走出黄河心理》（文稿两万多字，原名为《走出延安精神》，后考虑到无法通过政治审查，所以用“黄河心理”来代替“延安精神”，用黄河来指代延安。是为《河殇第一稿》，区别于《河殇分镜头稿》，后来单独发表在《学术百家》杂志、《龙年的悲怆》、《向东方》（论文集，原名为《走出黄河心理》，后再度被迫改名出版）。当时谢选骏所在单位全国文联的研究部门正在主办一个学术会议，谢选骏就用《走出黄河心理》（文稿两万多字）作为会议论文，这样打印了100份，给了摄制组人手一份，其余交给了学术会议。由于是为电视脚本而作，跳跃性较大，作为会议论文是比较勉强的。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大家说应该进行分镜头写作了。于是决定谢选骏、苏晓康、王鲁湘各人负责两集。谢选骏负责的是第一集和第六集。这样，谢选骏就需要住到军事博物馆招待所去，摄制组在那里租了几间房子，王鲁湘、夏骏已经在那里吃、住了不少日子。（顺便说一句，由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雇佣了军人身份的技师，所以才联系到军博住，后来才通过军报发表了论争文字；并不是你们自己惯于依靠的特殊政治关系）可是谢选骏所在单位要求中央电视台出资3000人民币，租用谢选骏一个月，否则不同意给假。而中央电视台却不肯出钱，于是谢选骏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谢选骏想呢，既然自己已经写了《走出黄河心理》（河殇第一稿），那么分镜头稿就少写一集吧；一经提出，大家都爽快地同意了。当然，由于最后一集最难收尾，于是还是要由谢选骏来写。谢选骏就把《第一稿》中有关“蔚蓝色”的部分集中起来，准备作为分镜头稿的第六集交差。就在这时，作家出版社的经理柳萌，因为谢选骏的妻子不能下乡支教，利用刚刚试用的招聘制，蛮横地解除了她的编辑职务，谢选骏的妻子无法和这个无赖理论，只能天天在那间办公室兼作卧室、饭厅的小屋中对着谢选骏以泪洗面，弄得谢选骏五心烦躁，无法写作。 

而摄制组催稿很急。没有办法，只有找两个人来帮忙。于是谢选骏给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方鸣打电话，要他帮忙找两位作者朋友，一位姓李，一位姓姚（住在中央党校里面的）；可是这两位联络不上。正在为难的时候，方鸣说，远志明在薛德震这里呢，薛德震是人民出版社的总编，与远志明合写过书，也是远志明入读中国人民大学的推荐人。谢选骏说，那就找远志明好了。谢选骏虽然没有见过远志明，但因为远志明有一本手稿想在谢选骏担任副总编的民办的《文化哲学丛书》出，谢选骏负责终审，觉得文笔还可以，就答应了。 

远志明到谢选骏办公室来后，谢选骏说还要找一个人与远志明合作第六集，这样谢选骏就可以不参加《分镜头稿》的写作了。但远志明表示还是想与谢选骏合作，也不希望再有其他人参与进来，为了尊重远志明的意见，谢选骏只好写半集。过了两天，远志明找到谢选骏，给谢选骏稿子，很兴奋地告诉谢选骏，“我一个晚上就写完了。”

谢选骏一看，似乎不够理想，但实在没有时间了，只好难为王鲁湘他们了。苏晓康后来为此责怪谢选骏说：“怎么搞的，几乎是我重写的！”谢选骏看了一下，远志明的原稿保留的确实不多。但远志明在《第六集》中的出场却很成功，所以多少弥补了缺憾。 

又过了一些日子，夏骏又来找谢选骏，说是谢选骏还得负责寻找学者到第一集和第六集里来发言，因为第一集和第六集，本来就是谢选骏的任务。谢选骏也得在电视中代表学界发言。因为所在单位不肯让谢选骏请假参与，所以只用“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的名义，而不以“研究部副研究员”的名义发言。 

四、《河殇》命名者是王鲁湘

拍摄完了电视片《河殇》中的学者发言，谢选骏以为一切都结束了。谁知有一天，王鲁湘又来找谢选骏，说是只有谢选骏才能解决这个难题：给电视片命名！如果沿用摄制组邀请谢选骏参与之前所构想的那个“大血脉”当然不行，因为主题思想已经完全不同了。而谢选骏的《第一稿》原来叫“走出黄河”，大家认为也不够提神。谢选骏说，你找苏晓康一起来。可是夏骏和王鲁湘告诉谢选骏说，苏晓康被江西的《百花洲》杂志找到外地修改稿件去了！ 

原来，有两位作者（其中一位叫陈放？）合作了一部《乌托邦祭》，投稿到《百花洲》杂志，杂志社觉得文采不够，决定请苏晓康前往润饰一番，希望这样比较好卖。这样苏晓康就丢下电视片，匆匆走了。而那天下午必须定名。怎么办呢？谢选骏建议说，以“巨灵”来命名电视片，因为巨灵是黄河转折处的一个著名典故。相传，巨灵是巨神，是主导黄河的河神，他主导奔腾的黄河，在征途中劈开挡住道路的雄伟华山。（见《水经注·河水》）。《晋书·左贵嫔传》对此记载说“峨峨华岳，峻极泰清，巨灵导流，河渎是经。”古代诗人则赞叹他说“河看大禹凿，山见巨灵开。” （赵彦昭《登骊山》诗） 

谢选骏对王鲁湘说：“巨灵”不仅象征了黄河那恣肆无情、吞没一切的性格，也传神地活画出了中国专制主义目空一切的风采；黄河，很像《史记·秦始皇本纪》御前会议里的秦始皇： 

“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专制主义者十分注意创立新名词，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同上） 

“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多么伟大啊！然而，这种伟大的横暴是以牺牲民族活力为代价的。所以在电视片《河殇》第一集，轮到谢选骏出场，谢选骏就批判专制皇帝的黄河性格。可惜中央电视台过敏反应，大笔一挥，成为虎头蛇尾。 

谢选骏还指出，黄河——皇帝的横暴性格，也是现代中国种种苦难之渊源。用“巨灵”作题，可以较好表达我们对黄河文明的反思，是积极面的画龙点睛。谢选骏说完之后，王鲁湘突然由此想到，那么用“河殇”岂不更好。因为黄河的巨灵，千百年来已经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谢选骏觉得当时正流行一部名为“国殇”的作品，“河殇”似有重复之嫌。再说“河殇”似乎疲弱消沉了一些。过了一些日子，苏晓康回来了，也提不出更好的建议，就附议确认了“河殇”。 

谢选骏的感觉还是对的，“河殇”好像一个陷阱，彻底塌陷了《河殇》撰稿人们的命运，他们也仿佛成了古往今来漫长的河殇队伍的一员，继续加长了黄河受害者的名单。黄河啊黄河，不仅住在你的旁边要身受其害，即使连谈论谈论你都十分危险！你看，远志明的原稿在《河殇》中几乎没有保留多少，但只要他榜上有名，就逃不过“河殇”的致命的吸引。至于谢选骏，虽然只是写了半集《分镜头稿》，还被改动甚大，而对“河殇”的命名（巨灵）也没有被采纳，但结果又怎么样呢？谢选骏没有外逃避难，但党的报刊不照样对谢选骏进行大批判吗？ 

五、谢选骏意在传播思想，不在乎署名

王小东谴责谢选骏为什么没有在电视片《河殇》红得发紫的时候宣布和它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河殇》从来没有红得发紫，它一出来就充满争议，很快就遭到批判。谢选骏也是激于王小东等“有来头的批判”，起而为《河殇》的不完美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只是在“六四”之前，这种批判和赞扬一起被中止了，理由不是为了保护电视片，而是类似于九十年代初的“姓资姓社不争论”，免得引起社会思想的萌动。在这种情况下，谢选骏又怎能违背帮助夏骏等年轻一代的初衷，去作出这样的宣布呢？ 

再者，如果谢选骏在那时公布真相，有可能被人们误解为是不同意电视片《河殇》的署名方式，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河殇分镜头稿》所援引的行文、所吸收的思想、所借用的象征（如“蔚蓝色”、“黄河心理”、“长城精神”、“龙——皇帝——圣人崇拜”等等），来源于谢选骏的《河殇第一稿》、《神话与民族精神》、《空寂的神殿》。而谢选骏当时是想传播正确的思想，并不在乎正确的署名方式。为了顾全大局，谢选骏就只好按下不表。 

谢选骏的这种态度，是真实的。所以谢选骏从来没有打着“河殇撰稿人”的名义去活动什么东西。举个例子：谢选骏是五位河殇撰稿人中唯一一个再没有和任何电视片制作打过交道的人。而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谢选骏回避河殇撰稿人这样的介绍，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因为谢选骏高尚，而是因为谢选骏尊重事实。 

电视片《河殇》播出后，好些了解谢选骏的朋友，都说参与《河殇》是谢选骏学术思想的一个退步，有人甚至说谢选骏从思想的高处坠落了。谢选骏跟他们解释说电视片《河殇》是宣传性的、大众化的、工具性的，不是学术性的、书斋化的、真理性的……谢选骏虽然不完全同意其中的修改，它在文词上很是激昂，造成了轰动效应，但确实给《河殇百谬》一类甚至给王小东们的攻击，留下了某些把柄；但木已成舟，中央电视台在剪辑完成之前，并没有把《分镜头稿》给谢选骏看过，征求谢选骏的意见。这是中央电视台的问题，不是谢选骏的问题。王小东应该知道现在，12年之后，世纪交替之际，谢选骏再来谈这段陈年往事，并不是为了置身事外甚至摆脱干系。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十一年前，在谢选骏遭到拘捕的时候，或是假释结束之后，就会这么做了，甚至可以为了邀赏而反戈一击，像王小东那样出尔反尔地辱骂《河殇》。那时，电视片《河殇》的其他撰稿人外逃避难，全部罪责都由谢选骏和王鲁湘来承担，谢选骏逃避了吗？谢选骏现在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实在是因为再也看不下去王小东们喋喋不休地无耻攻击，他就像当年罗马元老院的老伽图那样晚年不保，每次演说完毕，有事没事都要高呼“必须毁灭迦太基”；而且王小东一边咒骂《河殇》，一边却宣扬日寇的靖国神社！ 

王小东就是那压断了骆驼背的最后一根草——不论他到底是不是日本栽培的秋田草。王小东使谢选骏打破了一直保持的沉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王小东们的诬蔑就俨然成了“卑贱者最聪明”的真理。但常言道了，“血写的历史，是无法用墨写的谎言来掩盖的。”

六、关于民族主义及其它

王小东说他光荣地接受了民族主义称号；谢选骏呢，当然可以对其所谓“抵抗主流知识份子的勇气”表示惊讶，但谁知道他的抵抗是什么？就是在共和国卫士的保护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进行清算斗争？他自称在“重重围剿下至今仍旧十分艰难困苦”地对抗“中外权势集团”，难道这些“中外权势集团”竟然如此无能，迄今为止解雇不了这样一个秋田的草，而且乘风直上、官运亨通？ 

至于说到民族主义，王小东最多也只是拾人牙慧罢了：除了上面所引《光明日报》1988年10月6日《回归祖辈的文化》一文，明确提出的“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的奋斗目标，早在电视片《河殇》策划之前的1987年中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山东文艺出版社)中，谢选骏已经宣告： 

“西方文化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思想和眼光，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回旋余地。既有力量对客体文化(西方文化)的系统进行拒绝，也有力量将之恰当拿来，为我所用：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第481页) 

谢选骏怎么到了《河殇》中就成了全盘西化论者了呢？！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还预告：“中国文化心灵的创造力量，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蛰伏冬眠之后，会倏然复苏。到处是一片春回大地的光景，到处有生的力量在喧腾，到处回荡着精神独立的声音。它在诉说……但你却无法确认它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其实这无关宏旨。重要的不在于说的是什么，而在于它想说、它敢说，并且说了……于是，有价值的、可确认的东西，才得以随之而出。”(《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第482页) 这不恰好是对电视片《河殇》“众说纷纭”现象的无意预告吗？正因为它是无意的预告，所以是真实准确的，不是阳谋策划的。 

在《书林》杂志1989年4期上谢选骏进一步作了民族主义的宣告：“是的，中国民族在近代所遭遇的不幸，也许只是其漫长历史上的一段短暂插曲而已。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世界历史的激烈竞争中连续保持千年的强盛，此理至明，中国又何能独外？但这个道理并不能反过来为不肖子孙们的懒惰、愚昧、低能、腐朽、奸佞做辩护，不能为他们心安理得地躺在祖宗的墓碑上酣然沉睡提供一顶心情保护伞。我愿做一个民族主义者。至于道路，则不拘一格。” 

可见，即使在民族主义的言说上，王小东也是姗姗来迟者——假如他这个日本秋田的草真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电视片《河殇》虽然在表达上有些漏洞，但谢选骏始终觉得它的原始出发点是民族本位的，正如谢选骏1988年写的： 

“关于《河殇》意义等等，人们已是议论纷纷。《河殇》的原始出发点究竟是什么？简洁的说来，这原始出发点就是对黄河养育的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作一番清理与思考。这当然不可能像有的同志所误解的那样是‘民族虚无主义的’。 什么是民族？须知民族是一个不断生成和扩张着的开放性概念。假如有人把一切来自域外的技术和观念、物产和风俗，通通拒之于国门之外，那么我们的文明在许多方面就会一下子退化到石器时代。甚至，连最为经典、最为国粹的殷周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也有来自域外的痕迹呢！因此，民族虚无主义不是一个吸收国际因素的问题，而是一个唾弃民族自尊心的问题。”(见《羊城晚报》1988年7月21日) 

七、黄河文明及龙文化

不错，正是在上述原始出发点上，《河殇第一稿》与《河殇分镜头稿》是一致的！例如对龙文化的反省：《河殇第一稿——第五集——历史·民族·图腾物》这样写道：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问。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素。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通途。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

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自信的人民。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入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受到崇拜的龙，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底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因此，不论你把龙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早期图腾崇拜的遗迹(也就是血缘崇拜的遗迹)，还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它都具有上述的双重的奴性含义。〗 

这是民族虚无主义吗？当然不是。这是批判民族的奴性——是“奴性虚无主义”！中华民族，不是注定要永远屈服在奴性之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

八、中国精神伦理的内核：内陆防范型文明

王小东断章取义、歪曲了谢选骏的原话。谢选骏说“《河殇分镜头稿》和我毫无关系”指的是《河殇分镜头稿》的定稿程序与谢选骏没有关系。至于《河殇分镜头稿》的产生过程，众所周知，河殇的三大象征（长城精神、蔚蓝色、龙与黄河）来源于《神话与民族精神》、《空寂的神殿》、《河殇第一稿》等，远志明先生和苏晓康先生都在他们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谢选骏怎么会否认这一切呢？他只摘引一句，却省略了谢选骏紧接着的话，王小东这位日本秋田背景的“学者”怎么能这样“做学问”呢？除非他的“做学问”只是用文字充当跑官、买官、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看《神话与民族精神——第八章反思的余论之六——<坊记>、<大禹谟>与“长城精神”》一节（也是全书最后的话）： 

〖在遍布全球的内陆式伦理社会中，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最为彻底世俗伦理的形式。它采取了直接的人文形式，而非间接的神权形式。尽管它在本质上限制和压抑人的欲望和个性，与希腊式的人文主义、现世主义有方向上的不同——但却摈弃了古代世界通行的神权政治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文化心理分裂的结果之一。 

中国古代的礼教文明，是“内陆防范型文明”社会的典型产物。礼的根本作用，即在于“防”。《札记·坊记》开篇明义地写道：“君子之道，辟(譬)则坊欤？坊(动词，同防，意为提防)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坊欲。”作者用“坊”来比喻自己心目里民族传统中人类的防范心理。“坊”作动词解，有规范、遏制、固定的意思，但无引伸、刺激、变更之义。 

从精神实质上说，“坊”是消极的，是防范型社会的理想。它把“防范恶”置于“开拓善”之上。它认为：“恶”是不能用“善”来抵消的。“恶”一经铸下，便无可挽回。因此“防范恶”成为最高的理想。至于善，相形之下反倒显得可有可无了。善，仅仅被理解为无恶之境。“坊”，把不足当作最大弱点，是求稳妥、怕冒险的心态在作祟。而当旧心理看见新事物时，首先是注意到它的不足，因为新事物的不足，总是更多人们的心理对它感到更不习惯。不足之外，最大的毛病被认为是逾，即超越既定的规范、方针。干份外事是逾，走新路也是逾，凡此种种，都属“恶”，都在防范、抑制、杜绝之列。 

这样一种老态龙钟的价值观，扼杀了文化的生机。它无孔不入地浸逼到人的灵魂，斩尽杀绝一切萌芽。它在古代的体系神话中，已有早熟的老化表现，这就是中国神话中特别强烈的伦理至上观，以及恪守正统的古板思想。如原始的天命思想，本来不无许可．追求社会政治变革的积极精神，但由于它并不具有海洋式多元文化的内涵，由于它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终于在封建社会走势、僵化的总趋势中，日趋泥古，成为正统思想的堡垒。“天命”，成为既定秩序的辩护士。“天命”，坠落了。“天子”，被封建专制暴君窃取为专用代词，它朴素的内质已被人遗忘了。 

《书经·大禹谟》(伪书，但不乏传说内容)，有一段话宣布了神话式的社会理想，其代表性不亚于《礼记·礼运》篇里的大同论：

“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嘉言罔攸伏”——似乎近于言论自由。“稽于众，舍己从人” ——近乎广开言路与民主政治。“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近乎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的思想。“惟帝时克”指出这一理想合乎自然规律，是在上帝庇佑下实现的。好像很接近西方式的社会理想，甚至等于基督教。

然而，其中“野无遗贤”之说，却泄露了中国伦理社会的天机。这句陈套，几千年来反复出现、并变奏于各种繁多的社会政治著作、通俗演义小说和历史戏剧中，成为对封建政治清明的最高赞颂。但它背后，却隐藏着独裁政治的文化一元论。

“野无遗贤、“礼贤下士”，是说要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网罗到朝廷里，其动机与其说是珍爱才智、宏扬拓展文化，毋宁说是为了稳定统治者的秩序——控制一切有活力的人。这样，即便汇集了各方人才，但把他们充塞到刻求一律化的朝廷，实则更为彻底地堵死了文化多元发展的通道，是对文化创新的釜底抽薪。 

这一神话式的社会理想，很可能是对西周“学在官府“制度的回味。所幸，这个网罗才智烩于一锅的计划，实行起来不免打了很大的折扣，否则中国文化早就面临大萧条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巨人——诸子——的活动正是基于对这一理想的破坏。诸子的“恶”，促进了先秦文化的大发展。由这基本的歧异入手分析，则不难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与近代社会理想相去遥远。它是典型的防卫型理想，“把各种见解和贤达之士内缩于宫廷，通过社会慈善的姿态来凝聚国力，而不以创造力开辟文明的领域，以外扩的热情到异地去搜寻实力。

古代中国上层文化的这些特性，是其生存处境的特定产物： 

“关于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阿·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册，第92页） 

气候和地势对神话与文化民族精神的影响，不限于色调一类的皮相，而足以促成某种气质。说到底，人的生产活动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包括气候、地势等地理因素)而发的，而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则受到地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交叉作用的制约。 

隋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个重心一直座落在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流域。隋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军事中心却滞留在北方，且不是洛阳这类中部的城市，而选择了北京这个边境战略要点。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的重心相脱离的态势，造成了物资运输上的严重困难，肩负着南粮北运任务的漕运(通过大运河)繁忙之至，耗费极大。但两个重心相分离这一事实，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最大原因即在于：自然地理的气候条件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首先，气候的干旱和草原周期性的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紧伴随着严重干旱、草地干枯，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中亚、印度、中东、欧洲等农耕地带，受到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大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行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是饥饿，和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干旱使农耕人面临双重压力：1，游牧人的入侵；2，干旱对农业的影响。

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封建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这些例证，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只是问题的表面，实质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土地(即生存空间)的斗争。于是中原人有不断南移的趋势，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来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的生活。一部中国史，写满了有关两方面时而斗争、时而妥协、时而和平共处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万里长城”只是中国文明五方范围内部（中原、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的游牧人与农耕人，在历史上的临时分界线，而不是“中国文化圈的边界”。因此这条分界也是不固定的，明代的长城与秦代的长城即南北错落相隔一、二百公里之遥。鄂尔多斯草原，现在是游牧区，但考古学者，已在那里发掘出了秦汉时代农耕社会的遗址，表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明代长城比秦代长城靠南，并不像通常假设的，是由于明朝的国势不及秦朝强盛而是用一个实例说明了：随着华北地区的日益干旱化，游牧地带自然地整个南移。游牧与农耕的界限——长城——因而同步南移了。 

修筑长城，因此也成为东亚农耕社会一个重要的防卫手段。长城因此也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今天以长城命名或作商标广告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主要有三：

(1)长城历史悠久。2300年以来历尽沧桑，为我国现存的地面上最大的古老建筑。

(2)长城工艺伟大。是从月球上唯一可凭肉眼能见的人造物（神五航飞员杨利伟证实：在太空肉眼不能看见长城。何况在月球更不能看见长城——刘水注）。尤其在工艺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我们的祖先造出如此巍峨的奇迹，而令今人叹为观止！

(3)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长城的精神与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相通，即防御思想。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只要入侵的游牧势力一旦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铁蹄践踏的心理堤坊。 

渐渐地，在民族的内心深处，便相应形成了长城精神。长城，不仅成为我们的物质象征，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象征。长城精神的一般特点是：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重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命，不冒风险……与欧洲航海民族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坊”在文化上的含义与“长城”同属防卫型，各自漾溢着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所不同的仅仅是防的对象：“坊”所防在内部，用以维持等级制度，巩固统治权力和既定秩序；“长城”所防在外部，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尤其是区分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

长城的修筑和防御思想的胜利，合乎历史条件造成的情理。看一眼地图便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中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上无险隘可守。此外，由于农耕技术的限制，它也难以去垦殖气候寒冷、干燥的草原地带。故而，只能死死抓住已有的农耕区域这一生存空间。这便是修筑万里长城的根本原因。 

在古代中国东商沿海，并不存在强大的海上文明的能力，等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相继东来时，我国文明的内陆气质早已定型了。它只注意来自陆地上的危险，对海上的威胁则视为“癣疥之患”。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曾断言：英国的海上入侵只是小小的祸患，而陆上的俄罗斯才是对中国的根本威胁。 

从总体看，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极为相似：都以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为主要生存空间；都要防卫和抵御周围游牧人的侵扰、攻击甚至征服。在受到的压力上中国与埃及相近似。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西部沙漠中的古代利比亚人(他们金发碧眼，不像现代北非的含族柏柏尔人)。正如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草原。但两河流域却是一个四冲之地，在它的东、北、西二面，都面临压力。历史上，两河流域曾数易其主，各民族轮番统治不下十余次之多(从6000年前苏美尔人、经历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伊朗人直到今天的阿拉伯人)。古今历史上最成功地抵御了异族势力的侵略和同化的民族，还是要属中国农耕民族。 

无论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社会，都以宗教意识妆扮起来的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形态不同。对于抵抗来自游牧人的压力及征服，现世意识支配下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意识支配下的神权政治，效率更高。所以，埃及、巴比伦的文明早已毁于异族征服，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存。此外，汉字的规范力量，中国政治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也为闭关自守创造了地缘上的条件。

在封建时代比较单一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完成了它“凝聚农耕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使命，否则，它就不会受到持久的崇奉，成为我中华民族性格中的重大要素。然而，在今天这样多变化、高效率、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便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束缚我们民族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我们民族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热爱和平，这是美德。它的基本精神是不倾向于外扩，它对保留既定之事物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但对开创未定之物，则持怀疑态度。这些品质，如果是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离的空间中，当不致构成危害；但面对当前世界历史上此起彼伏的文化、经济的广泛交流，和政治、军事的扩张浪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势头的冲击，我们又该如何？

在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中，总愿过着“长治久安”的生活，把平平安安视为最大的幸福。这固然与几千年来缺乏法治、刀兵战乱、异族入侵等重重灾难有关，但是否也有精神上的老化倾向？征服空间、控制外在的世界，是人类的理想，要有效地实现它，必先控制和征服自己的惰性。对新事物持畏惧、怀疑、反感的态度，而习惯于墨守陈规，这是精神上老态龙钟的表现。这种老化不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而是伴随着封建社会文明的日趋没落而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之中！现代的世界，是推崇科学、技术、效率、力量的动态世界：它要把握现在。与此相反，在我们民族浸染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心理深层，却是看重伦理、模式的古老静态，用经过美化的“过去”来衡量和规范活生生的“现在”，总想求得一个安乐窝，过安逸的生活。故而被目为一头“睡狮”。这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心理状态，与“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多么格格不入；更会妨碍发现新航道的创造性活动。 

变——是一切事物的生命所在，开拓的锋芒所向，必将刺破防卫的盾牌。寻求新航道的远征，即使不那么合乎传统观念，也总比固守阵地更切实际——因为这是向前的出路! 

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变的时代和多样的挑战，而对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再思考，有助于负荷着沉重历史负累的民族，轻装前进。长城精神有它历史上积极的一面，也有它现实中消极的一面。因此，对它反思、扬弃，让一种新的精神振兴中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官方文人王小东，《河殇分镜头稿》中有关长城精神的论说，就脱胎于此，只要你看得懂汉字，又不断章取义，就知道《神话与民族精神》的上述论说，可是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极力鼓吹民族复兴、振兴中华的百年大计的。谢选骏又怎么会否认《河殇分镜头稿》和它的关系呢！ 

只是后来的发展不同：《河殇分镜头稿》是沿着国际主义的方向，修改了《河殇第一稿》的民族主义方向；这一修改过程及其结果，当然是与谢选骏毫无关系的。 

而你们把这国际主义方向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逆向种族主义……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谢选骏的问题。谢选骏否认与此修改过程和最后定稿有关，不是王小东所谓的“胆小”，而是尊重事实。牢都坐过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九、奉劝王小东

谢选骏现在厘清中央电视台修改《河殇第一稿》为《河殇分镜头稿》的责任——是在王小东的百般谩骂下，试图还原一个历史真相：挑起这场论争的是王小东，不是谢选骏。谢选骏特别看不惯王小东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却在北京处心积虑歌颂中国民族的死敌。谢选骏想知道：究竟是谁命令王小东或开恩允许他这么做的？否则他岂敢公然颂扬山本五十六？（顺便说一句，王小东还是个极不诚实的人。例如，《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本来是“房宁、王小东、宋强等”合著的，而且他的排名还是个老二。但是，到了王小东自己发表在博客里的自传，竟然这本书列为他自己的著作：“王小东，1955年12月生，没赶上‘老三届’，也不属于下一代，算是中间层。……著有《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著作，另有《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等译著。”如此剽窃自己合伙人的著作权，可能就是他留学日本的最大收获。例如有的日本教授竟然在课堂上教训中国留日学生说“汉字是日本人发明的”。）

12年前，王小东借助攻击电视片《河殇》，开始在学术上的起步。（王小东自述：“我开头根本没地方发表文章，只能在一些会议上唱唱反调。直至1988年才在《中国青年报》找到机会发表了一篇批评《河殇》的文章。这还是走了后门：编辑是朋友，把我的文章放到了影视版，而不是理论版，躲开了总编的审查。”）现在，王小东已经会走了，请不要再诬蔑帮助你起步的《河殇》。尤其不要再通过诬蔑《河殇》，来颂扬中国民族的死敌。《河殇》是民族本位的。《河殇第一稿》是民族本位的，《河殇分镜头稿》的原始出发点也是民族本位的。 

要知道，在王小东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民族主义的征途”之前七八年，谢选骏已经作了民族主义的宣告了。这次让谢选骏打破沉默的，是王小东这位伪民族主义者怎么可以在北京的“皇城根下”吹捧靖国神社这样的坏地方和山本五十六这样的坏人，以破坏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大计！王小东们，你们不要老是趴在香山脚下煽风点火，而要学会闭嘴，让真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真的民族主义者，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有多大的利益可图，都不会吹捧民族的死敌。公派出国留学日本的王小东应该及早回头。不可再度吹捧山本五十六或其他血债累累的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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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属于历史的还给历史——<河殇>出台内情及其大辩论》，原载《新世纪》2003年8月22日，2006年3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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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水个人履历及主要创作年表

刘水，男，1965年9月出生于中国甘肃省庆阳市一个军人家庭。 

1989年5—6月，参与、组织兰州学运，参加北京民运，遭通缉。同年因“反革命宣传组织罪”，在甘肃省劳教所劳教15个月；被甘肃财经院校开除学籍。 

1994年“6·4”五周年，在海南省海口市，因主编《六四事件大写真》、《海南黑社会纪实》，被控“反革命宣传罪、诈骗罪”，被决定劳动教养3年，1996年3月提前出狱。 

1998年11月，在深圳市参与并组织“自由学习论坛”，接济出狱朋友，在海外媒体公开发表致全国人大公开信，被深圳警方视为不欢迎人士，指控为“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回原籍。 

2004年5月，第四次入狱，被深圳警方指控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裁决收容教育两年，2005年11月提前出狱。 

1990年以来，除入狱外，曾在海口《证券信息周刊》、香港大公报《大周刊》深圳总编部、《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深圳晚报》等数家媒体任记者、编辑。短暂出任工业杂志《玩具世界》主编。警方屡向他供职的媒体施压，多次被辞退。 

19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多次获奖；1992年2月，主持中国首届“六盘山杯”诗歌大奖赛。 

大量新闻作品见于曾任职的报纸和周刊；2002年始，在海内外中文媒体撰写时事评论文章。 

1993年3月，出版诗集《走上街头》（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 

2000年，长篇纪实文学《裸模风波──中国首宗环保行为艺术事件全纪录》，在《广州文艺》等报刊连载，并初选入“2000年度中国最佳报告文学集”。2004年3月，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同名单行本。 

2003年9月始,写作自传《愤怒的成长》（原名《海边的岩石：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十年》），在海内外网站连载；同时写作《监狱手记》（暂名），在海外网站连载。 

一贯秉持自由知识分子写作立场，为言论自由鼓与呼。 

现为自由作家，客居中国深圳市。

【07、《河殇》的原始面目重校──《河殇解说词第一稿》】

（原名《走出“黄河心理”》，1988年1月，北京）

 

本稿曾经收入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取名《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该文集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定1988年冬季出版。“六四”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出版合约。1996年，该文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由于谢选骏先生依然名列禁止出版著作的名单，《向东方》无法直接署名，只能匿名“疏野”出版。 

“疏野”取意为谢选骏先生1987年至1989年间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疏野书话》。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资讯的流通更加方便无碍，因此特将它上网，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提供那个时代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河殇》创造经过的具体轨迹，帮助澄清有关《河殇》的种种误解和不实之词，以此方便研究者的使用，并满足一般读者的兴趣。 

  

第一集 

黄河，一个象征 

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这本来来一个常识，可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地下考古新发现，这一常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最近，在辽河流域有了重大的突破──据认为公元前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非常成熟的龙的造型。面对这比之夏代还要古老的证据，人们猜测纷纷，认为辽河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发祥地。此外，在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区，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仿佛与这些新发现的事实相呼应，有关“楚文化”研究的兴趣，也形成了一阵热潮。因为楚文化，仿佛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一种混和或中介，对它日益增长着的关注，暗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这一观念已受到了强烈的动摇。 

最新的消息是：据新华社上海1988年1月2日上海新发现三座“良渚”古墓有陪葬奴隶，有关专家推论，夏王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已经出现奴隶制。距今4500年前的“良堵”文化，先于被定论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400年。这三座古墓是上海考古队在西郊青浦县福泉山发掘的。 

这些事实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是否业已充分到足以否决中原文化的主导性程度，则值得怀疑。起码，它忽略了两个要点: 

一、根据“陪葬奴隶”的存在去推论奴隶制的存在，是颇为冒失的。因为这忘记了：陪葬者的存在，是一种宗教制度的产物，而奴隶制却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把宗教现象和经济现象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以人殉葬的风俗，在我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直到解放以前，但我们不能据此推论说中国明清时代社会，仍然奴隶制度之下。更何况，对一些原始民族的实地考察表明，有许多陪葬者生前非但不是奴隶，而且还是显贵人物。 

二、我国地大物博，区域性文化（方国文化、地方文化）非常丰富，且源远流长。其中有的甚至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且能追溯到一万几千年之前。这种文化发生学上的多元性，及其必然包括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原先落后的地区，后来又迅速发达，等等），相对于我国的幅员之大、住民之多而言，是十分自然的。对文化的总体命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起源的早晚，而是哪一种文化方式占领了主导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方式同化于自己。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考察表上，如果一种文化模式起源甚早，但却被后来居上的其他文化所统治并被同化掉了，那么后来居上的文化就比起源更早的文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要点，我们可以说，周代文化比殷代文化对中国总体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也正是凭借这种观点，中原文化，比其他可能具有更早起源的地万文化，更具重要性。因为中原文化最终成为中国的统治文化，其他地方文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里，相继同化于中原文化，以此再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总体。在这里，统治的与被统治的、主导的与受主导的文化，虽然终于同化在一起，但对总体文明的构成、贡献却有所不同──前者大于后者。 

根据一则同样新颖的报告，人们还可以“重新发现”中原文化主导论的价值：“有关考古学家和有关的古文字学家研究证明：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它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以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为标志，中原地区在我国古代率先进大了有文字的历史时期。”（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7日） 

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文字的出现也许要比青铜器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更大的推动力，甚至要比宗教观念的形成更富于社会纽带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文明积累从此可以加速度前进的新时代开始。有了文字，信息及其传递，就可以成倍成倍地递增。从而，产生突破原始构架的文化能量。 

中原文化主导性的重新确认，肯定了黄河（和它所冲积的“原”及“黄土高原”）对中国文化生成的决定作用。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话当然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为基础。在早期的中国文明刚刚透出晨光的日子里，广袤的黄土冲积地带，就成了中国民族休养生息、文治武功的巨大腹地。 

有人把黄土冲积带比做“中国文化的子宫”，也正是基于此种经验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上述的比喻却也有“翻版”之嫌：“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这就是翻版的原型？但是，与其说黄河象仁慈的母亲，毋宁说它象是横暴的、酒鬼般的父亲。 

我们知道，黄河与中华民族、伏尔加河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 

一、中国文化是独立起源的，而俄罗斯文化则是来自外国（匈奴文化、拜占庭文化、北欧文化等等）的启蒙。 

二、黄河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统治民族们活动的主要舞台，而伏尔加河则不过是俄罗斯扩张势力抵达东方之后开拓的一片新疆土。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伏尔加河很少扭曲俄罗斯文化的命运，更少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黄河却对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干预，且多是造成破坏性的支配。黄河像一条暴怒的龙，常常恣意妄为，破坏人类的生活。这生活原先是在它的孕育之下成长的。 

黄河的这种矛盾性格，在催眠和暗示中，塑造了中国命运的基本旋律：创造──破坏──再生。“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是由间歇期的“无律随机的冲动”，衔接而成的！ 

黄河，因此成为中国的象征。 

第二集 

二元归一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 

人们曾经坚信，宇宙空间是蔚蓝色的。可是，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离开地球进入宇宙空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宇宙和自身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蔚蓝色并不是宇宙的颜色，而恰恰是地球本身的颜色！ 

原始世界观认为，生命的原色是红的，因为他们看见动物体内流出的液体是红色的。他们幻想，生命的衰败，可能和红色的失落有关。为了表达对生命的眷恋，为了寻求复活和永生，他们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但是，认为生命之色是红色的观念，却是一个古老的迷信。 

生命的本色并不是红的，许多昆虫体内流动的，就不是红色的血液，而是多种颜色的生命之水。 

动物世界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红色的血液更是罕见。生命所依附的大气与水，使地球成为蔚蓝。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当人们展望世界，天空是蔚蓝色的，大海的波涛也是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国，而是人类的故乡。 

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存在表明，人身上的许多特征，都与海洋哺乳动物的特性有关。人的眼泪和汗是咸的，人的手指之间有一种蹼的退化遗迹，人身上的毛发很少…… 

根据这种假说，人类的优势和幸运，正在于他是一种从海洋里重新退回到大陆上的生灵。他的祖先曾因大地的灾变而遁入大海，当他重新回到大地，诸多的不适应，伴随着陌生和恐惧，构成他独特的命运。这迫使他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 

毫无疑问，人类的文明是在陆地上发展起来的。人本身的进化过程，也是在陆地上实现的。东非猿人、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的整个历程，都表明了这一点。渔猎的、采集的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近代的工业文明，都是立足于大地之基。但是，人类的文明从来也没有与海洋绝边缘。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波利尼西亚人横渡整个太平洋抵达复活节岛。而马来人则穿越整个印度洋而移民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这是一万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凭借今天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航海工具实现的。人们不禁要问，支持这种活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信念？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 

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 

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 

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 

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河伯与北海若的这段遭遇，当然只是神话的插曲。但它是否对人类的文明史轨迹有一种提示意义呢？百川归海，内河的文明是否注定都要碰上大海的文明呢？ 

从现代世界史看，是这样的。中国文明的中心，深植在内陆的沃土之中；单一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因素，逐渐被压抑了下去。这使封建中国的生活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土地。黄色代替了蔚蓝色而成为统治的颜色，“黄袍加身”，成了攫取统治权力的象征。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自龙，中央有黄龙。 

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区别于各种以农耕和内河交通为特点的大陆文明。这一新文明是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成长的，迄今未衰。就这样，蔚蓝色不仅获得了地球生命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全民性的、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从民族活动的地域上把人类的文明分成了两大单元：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虽也离不开陆上基地，但却以海洋为通道，在岛屿和沿海地区之间展开其活动。因此，与那些以河流为通道的大河文明和以湖泊为通道的高原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第三集 

“黄河心理”的透析 

中华民族的统治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的双重力量（孕育与破坏），那绵延无尽的挑战，笼罩大地的毁灭性阴影，催生了中国民族特有的“黄河心理”，为它塑造了多重相应的文化构造。中国人，迄今仍是不自觉地处于这种心理的围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自我，又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黄河心理”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就是崇拜龙。龙和许多民族神话中的至上神祗不同。它没有人的形体，也没有人的精神。龙对人，是完全的异己力量。因此，和崇拜神人同形的偶像的那一系列文明相比，古代的中国文明，应该说是相对缺乏人道主义的。 

“黄河心理”和龙的崇拜，可以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它鼓励了摆脱不掉它的人们的那种惰性的依附心理；另外，也在绝境中推动他们自强不息的创造活动。 

黄河的泛滥是没有节律的，因此，与其他孕育了古代文明的那些巨大河流，如尼罗河和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恒河和五河（印度河等）流域等等不同，黄河泛滥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而只造成普遍的社会灾难。这种绝境中的苦难，召唤了一种凭藉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的现世精神。即，不仁慈的大自然，反倒激活了一种现世主义的生活态度。在古代宗教文明比比皆是的环境中，这种特殊的史官文化又是难能可贵的。 

相比之下，古代希伯莱人的《圣经》中，寻求神所赐予的“流蜜流奶的地方”成为一项民族性的追求。那时，游牧的希伯莱人所渴望的乐园，是一片丰美的草地。 

古代中国人，没有得天独厚的丰美草原，只得依靠汗水，把那片举目无边的黄土原，灌注成为二等耕地。对生活在古代中国文明环境中的居民来说，生活是不仁慈的；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向善的终级性的宗教信仰，而改取一种自救的、伦理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非宗教的宗教”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精神具有一种真正自强不息的倾向。它拒绝把命运托付给神。 

然而，在黄河那难以控御、不守规范的暴力面前，人的自强不息毕竟是有限的，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祭河”就成为统治王朝一项经常性的官方活动。从那以后，祭祀黄河以至献媚于龙神，便成了一种深不可拔的习俗。从《史记》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为河伯娶妻（以童女活祭黄河河神）的习俗，已有两千多年了。甚至在当代影片《黄土地》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对于祭龙神求雨场景的大肆表现。祭祀黄河是一种民俗其表、宗教其里的为，但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风俗和宗教的根源，无非潜藏于人的心中。而崇拜黄河，就是崇拜其毁灭性的力量；并企图通过人的献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这当然体现了人在文明无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的退缩，这种无可奈何的退缩，最终只有退到崇拜暴力权威与“恶”的套中去，以便在献媚中求得心理上的庇护。 

古代中国人没有受到基督教非恶主义的“毒害”，因此，他们是原始的、天生的“尼采主义者”。对于不能掌握命运而只是被命运任意蹂躏的无权者来说，崇拜“恶”的心理，确实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洞识。这洞识在自信能够掌握命运的大无畏者看来，也许是虚幻的。但它确实能为普普通通的凡人，为那些被命运控制的人们，被恶势力摆布的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这就是企图通过与暴力的对话甚至是与恶势力的同化，去减轻以致消除自身的软弱，并以此渡过危机。 

在个人力量和集体力量都难以抵抗的黄河暴力面前，悠久的历史养成彻底的屈从。这一心理习惯很轻易就转化到人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上去。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深刻地指出，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构成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理所当然，这一基础也就构成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神话式背景：人的活动必须与“天意”结合起来，人的历史必须要经过超历史的重新描绘──然后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审查是特别严厉的。结果，历史是文学化了的、幻想的、甚至神化了的历史；而人的现实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神化的善恶二分法所切割。在天意的隐秘推动下，世俗的善恶模式被神化，但却远远不是固定住：它是因人而异、因情设施的；仲裁的标尺尽在权势者的一念之差，其心血来潮，用以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衡量甚至扩及到了自然现象的领域，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与人事无关的科学研究。甚至连人类的技术活动也要受到善恶要求（伦理压力）的摆布。这样，科学和技术在古代中国就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一边倒”之下，甚至没有建立异端裁判所的必要。因为，中国的异端根本无须审判就可以被随意地消灭干净。中国的异端甚至长不到受审的标准就早已夭折了。因为大大小小的裁判所无所不在，它寓于“千夫指”之中，它成了一项无须证明的习俗。 

当然，对于社会的健全发展来说，善恶的准则，是必要的，没有它，社会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致的、普遍的行为规范，从而很难避免陷于内乱。但是，中国式的善恶二分法，却与“法治绝对主义”的观念无缘。严格说来，它只是相对的：只有空间上的一元化，没有时间的延续性；所以，连中国的历法和纪元，都是因朝代而改变的！一个皇帝一个纪元，甚至一个心血来潮一个新纪元！ 

中国社会中的善恶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带有对象性，它是因事、因时而异的，它很少被时空相交的纵横网络给固定住（就像希腊、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之网那样绝对），而成为一种悬念。它本身始终只是一个实力的范畴，从来没有上升为一种宗教。或说，它从来只是一种“工具的理性”，而没有成为一种“本体的理性”。 

缺乏绝对正义观念，即善恶准则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中，不是一个偶然的缺失。探讨其起源，不难发现，那是被黄河的横暴存在，给一再否决了的。中国文化本来也许有机会形成宗教式的、普遍而绝对的、作为本体而存在的“正义”──这可以从它也曾获得了工具性善恶观念这一事实看出一些端倪来；但是，这一可能的发展却在过于强大的压力下夭折了。这一夭折，是在黄河的横暴所培育的“黄河心理的围困”下，完成的。 

黄河的存在，不仅否定了绝对正义，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的价值。因为黄河的势力既是文明无法控制的，更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改造的──你只能用小修小补、见机行事去应付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比方说，人们逐年增高堤坝，但却无法疏浚河床本身；人们可以人工开堤，把洪灾引向破坏后果较小的方面，但是却无法正本清源、澄清黄水。这种现实，既给中国人以小处的聪明，又使在大处显得愚钝。不，并不是愚钝，而是过于聪明，从而探知了可能性的底牌，于是终于放弃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再去从事那一时一地看起来难以实现的伟大。放弃了超现实事物的追求，结果陷在俗务与务俗中。 

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拜利教，拜安全教。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人能力的大幅度增长，是被自己的“聪明”结束缚住的！这也许就是“文化早熟”的悲剧性后果──文化早熟。使一个民族迷信机巧。 

中国文化的此种精神，并非全无教益，它起码使得绝对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行于中国。因此，在现代工业文明急速发展带来多重副作用的当今多事之秋，欧洲人已越来越看清绝对主义、机械主义可能和已经包含的危害，开始推崇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洋人的这种评价却不足以证明“黄河心理”突然焕发青春了。因为这种推崇对洋人来说，只是一种文化的引人和互补；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追随此种推崇却不啻一种火上浇油。因为，“黄河心理”的后裔需要的虽然也是引入和互补，但却是另类补剂──面对变革，在民族的生活中，需要确立本体型的而非仅仅工具理性型的善恶准则！这也就是倡导法治的内在要求。 

法治，不应再被视为玩于股掌上的工具，而应被尊为一种境界、一个自在的目的。 

缺乏绝对正义，缺乏法治状态，使“黄河心理”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破财免灾论”。在它看来，一个生活者，奋斗者，若不遭受同等量的损失或不幸，那么他的奋斗所获得的收益，就显得十分可疑。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幸福的生活而没有预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么他从此就会生活在不幸的阴影之下。严格地说，这不仅是对失去幸福的恐惧，还暗合着对幸福状态轻易得到的怀疑、甚至恐惧，这是于基督徒式的罪恶感和负疚心理不同的。这一恐惧变成了长期的精神担忧，其结果是足以抵消他所获得的现实幸福。 

勘探一下破财免灾论的起源吧。 

黄河在给予时，就暗合着夺走的阴谋了。黄河的给予，就体现为它的水：而黄河的夺走，则体现为大量泥沙。是黄河的泥沙造成洪水泛滥。泥沙和水是搅混在一起来到人间的。人们首先接触的是水，对泥沙所包含的危险，并非感受得那么直接，然而，等你对预定的阴谋有了切身体会时，那时一切也都为时已晚……不，这不是阴谋，这已经是赤裸裸的阳谋了！即红太阳般的的谋略。 

黄河，远东世界这个自然存在着的暴君，也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暴君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个促使人们沉默地予以接受的典范。这个伟大的导师教导他所滋润出来的子民说：“要想有所收获，就得付出同等量的牺牲。”在此种理论指导下，有许多牺牲恰恰是作为收获之后的“报应”而人为摊派到世间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否定了人的创造能力，难怪有的西方人自夸说，“创造”这一观念是西方文化（包括希伯莱文化）的一种特性。 

在“黄河心理”看来，人生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仅是一项有限的循环流变。即，把牺牲改变为收获，或者是在收获之后得到业报。一切生活，沦为有来则有往的循环作业，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无休无止，一项典型的“东方式的智慧”，就在黄河的示范性压力下诞生了。 

然而，这种东方式的智慧，却是一种受虐心理的典型表现。 

它已经是国民性，而不再仅仅是病。

这种受虐心理，是黄河的双重性格促成的，其后果就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循环──人们被迫受到黄河母亲的虐待（“母亲”与“虐待”的循环），从而养成了上述的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心理。然后，这种心理又反转循回，引导人们到生活中去寻求并发展那种习于虐待甚至爱好虐待的倾向！

深受此种心理麻醉的人们，默默地受苦，甚至默默地等死，受虐终于升华为爱虐了。人们不再自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他们把默默地受苦、默默地等死，看成无法更替的命运，甚至奉为一种美德（如“能吃苦耐劳的人”这一赞誉），从而萌发了一种奇特的奴隶性格。而这些，在一个大无畏者看来，并不是命运，而只不过是一种卑贱的生活态度罢了。当然，如果我们被这种生活态度支配；那么，这种生活态度也就成了──种无法更替的命运了。因为“态度”，将把人带到一种特定的处境中去。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自身！ 

一个事物自身就这样似乎由它自身而得到了论证。因为人们总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这意思是说，事实比雄辩更为雄辩，所以任何雄辩在事实面前；就变为多余之物了。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命题，却是一种悖论，因为事实与雄辩不同，正如存在与意识、语言不同一样──两个性质的事物（事实与雄辩）是无法相提并论、确切做比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事物是无法由其自身存在而得到无须论证的特权的，实践经常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四运动取消了统治文化的特权；现在，是取消“黄河心理”的特权的时候了。对存在的论证，绝不属于，更不等同于它自身。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这一存在，并不能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即使我们在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一倾向的许多证据，它们实际上也只是这一受虐倾向造成的后果。正如，你无法从对缠足与辫子的爱好中，证明小脚与辫子的合理性与永久价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从存在到证明（即，从事实到雄辩）的系统循环一旦建立起来，也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它自我供养，从此变得富于柔韧性。且能成功地排除万难（即多种多样的不合于此循环的思维和行为），且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合理性。人们看到自己既受到孕育、又遭到迫害的复杂处境，无可奈何之余，把这种处境奉为天经地义，用现代语言说，把它变成一项“客观规律”。那么，凡是不合于此项客观规律的思维、行为和人与事，必定要受到这客观规律的裁判，以至惩罚。 

举例来说，当习俗看到一个人获得成功而又没有吃够足量的苦头，便认为他仿佛获得了不义之财。这时，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要迫他“付出所欠的那一笔债”。也就是说，它把人的成就看成一项额外的油水，而且，还是一项非份的、预支的油水。现在，是要他为此收获作出牺牲、付出“应有的代价”的时候了！ 

这种态度真是对人类的讽刺，讽刺他多么善于被自身创造的幻象所激动，并受其役使。对于不了解“黄河心理”的受虐倾问的局外人（如欧洲人）来说，他们可以称此为“东方式的嫉妒”，或者“红眼病”。 

但我们却想到，这种态度既不单单是嫉妒，更不单单是红眼病。因为嫉妒是一种激情，而红眼病作为一种病态应是列于少数派之流。可是，要求人们为成就作出牺牲的这项社会习惯，在中国却是普遍的，是民族的价值标准！它既不是激情，又不是少数，因此，若称为嫉妒或红眼病，就是用词不当，或是将错就错。“通病”原不是病，而是我们的国民性！ 

这种用词不当和将错就错，还在悄悄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呢！这就是积极掩盖“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以便它在合理化中万世长存。实际上，这也是“黄河心理”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要求保护它的独占地位不受外力影响，它要求它的吃人权力得到“合乎自然”的延续。 

第四集 

两种选择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第五集 

历史·民族·“图腾物”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问。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 

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游击能力。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了，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 

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目信的人民。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人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受到崇拜的龙，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 

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 

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 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因此，不论你把龙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早期图腾崇拜的遗迹（也就是血缘崇拜的遗迹），还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它都具有上述的双重的奴性含义。 

第六集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未来

黄河的存在，黄河与人交织而成的命运之网，使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性。 

因此，与西方精神不同，中国精神从来没有萌生过征服自然、无限制地驾驭自然的奢望。它的最高理想，仅仅是更圆顺地与自然协调关系，以便在其中获得一个较为舒服的位置。这使中国思想明显地带有相对的、现世的、小康的享乐色彩，而不具绝对主义的超越特性。 

“人定胜天”的意思是说，“人定则胜天”，人的定意要胜过天的赐福；而不是普遍误读的“人一定战胜天”。 

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表朗人类（严格地说，是现代社会的意识）正在重新认识自然、着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 

对于在黄河心理的孕育下长起来的我们来说，最好不要把这种国际新思潮与黄河心理的旧取向等同起来，因为前者是在急剧工业化的过程中爆发的一种反思；而后者却是在传统农耕的经营方式下残留的无意识。也许，对于那些“过度”工业化了的社会来说，摄取一些黄河心理的落后要素，是不乏教益的，因为那可以达到一种中和。 

同样显而易见。对我们来说，类似的过程，将是尽力从黄河心理的受虐中走出，面对海洋，面对新世界，从另一种方式，达到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而非欧美的后现代化的焦虑所赞许）的新中和。 

这样，过度工业化的社会和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将在各自的基础上，从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到一起，面对这个充满新意的时代。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态度（可分别称为“浮土德精神”与“黄河心理”），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 

从鸦片战争时代迫于外力的开放，到而今发自内部压力的开放，历史走完了一个圆，从而显示了它的进步。 

两种开放的形势当然不同，但都是面向世界即面向蔚蓝色的行动。 

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在这两极运动的交界线上，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是个策略问题，即中华民族如何更有效地对付列强的挑战。 

但是很快地，这两极运动将分道扬镳，各自的指向不再相同：一个是退回古老的农业文明，一个是朝向新兴的国际文明；一个是在固步自封中坐吃山空，一个是在锐意进取中与世界对流。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把人引入不同的命运。文化的历史表明，民族是精神的载体，而作为“民族脊梁”的先进分子则天生负有一种脊梁般的使命，这就是表达民族的精神，把国家推向日新自强的路。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份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 

当人们说到“知识份子”这个字眼的时候，不仅指代一种知识的保存者、应用者，还指代知识的洗涤者、创新者，甚至指代民族的脊梁。一个够格的知识份子，必定是民族的一节脊梁，是社会的批判者──这是从社会功能上去看。 

从文化功能上看知识份子，就会发现两种知识份子。一种主要肩负传播的使命，他们是教师、翻译工作者；还有一种肩负设计与制作的使命，他们是思想家和工程师，是文化的创造者。实际生活领域中的知识份子，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分担这两种使命。 

知识份子问题不仅是个社会措施问题，也不仅是个让长官来使用人才和安置就业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的晴雨表。被称作“知识份子”的那种人，是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能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 

知识份子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前奏。 

知识份子和社会，在交互作用中变化。 

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份子被区分为新旧两种。 

今天，我们无疑是更为推崇“五四”以后的新知识份子，因为他们代表近代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们却也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旧两种知识份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上，“五四”以前的旧知识份子，其实要比“五四”以后的新知识份子，具有更大的力量。 

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知识份子越新，他的社会影响力反倒越小！这是令人深感不安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所激起的深刻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知识份子大起影响的显著例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以知识份子为先驱的。 

有人把知识份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份子打击知识份子”。这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 

知识份子社会影响力的消长，从另面说明了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文化的需求的变化幅度。知识份子群体内部团结并形成一股的合力，也是从一个侧面指示出这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内在的有机系统。可怕的不是政策的失败，而是失败所意味的沉沦。 

沉沦和沉沦中涌现的超巨量腐败，是令人绝望的，但沉沦也激发了崛起的力量。 

上升和下降，永远是在交替中进行，以便用这两种方式的总和，去完成世界运动的鼎沸过程。 

我们的自信心只能表现在，相信中国文明及其传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力量曾被一再证明。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是走出黄河的时候了！ 

[《走出“黄河心理”》，小山扫描录入校对，原载谢选骏《向东方》文集第二章，敦煌出版社1996年版（http://www.geocities.com/xiexuanjun）]

  

2--1 黄河，一个象征…………………… （6） 

2--2 二元归一…………………………… （19） 

2--3 黄河心理的透析…………………… （22） 

2--4 两种选择…………………………… （30） 

2--5 历史·民族·“图腾物”…………（33） 

2--6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未来…………… （37）

如题。

 

【08、《河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河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这部片子可以说是那场八九风波的思想导火索

北京联盟 http://www.010lm.com/时间:2014-09-19 20:16点击: 次

河殇，是在以振兴中华为民族精神支柱的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的产物，窃以为之后再无超越它的电视政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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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河殇》共分六集，如今在网络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河殇的电视解说词剧本，Youtube上也有该纪录片可供观赏——虽然这片子现在看似乎仅有 “怀旧” 的意义。现在回头看，《河殇》的制作水平非常生涩——资料不严谨、论证也不充分、时不时地搂不住就要下定义，还有危言耸听的嫌疑，水平还不如现在微博上没混出来又爱咋呼的人 ——但是我们好歹刚从不讲理的年代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也就算不得什么大错儿。

这部片子是第一部名正言顺 “反思” 中华民族现状的片子，考虑到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以 “天朝上国” 自居，又一直有一种 “不知道为什么但中华民族就是最棒的民族” 的神秘种族论，所以这片子也算打了不少人一记闷棍（并让许多人跳起来骂）。1988年的时候文化碰撞正激烈，背地里又是暗潮涌动，借文艺作品开路又是我党的斗争老传统……所以当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

在我看来，《河殇》算是标准的项庄舞剑，黄土文明也好、蓝色文明也罢，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罢，最后的着眼点都落在第六集结尾的呼唤民主和自由上——就这么简单。

但我仍然建议提问者自己试着用 google 搜索一下，这个过程非常简单，除了你可能要学习一下翻墙——反正你今后肯定会用得到翻墙！

最后声明，1988年的时候我还小，我还小，别以为我知道这些就是个中年人……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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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这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即使现在看起来也非常震撼。关于河殇的一些基本资料，可以在各种百科里面找到，我就不再这里重复了。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1. 如果你无法理解那个年代的那场风波，看过之后你就完全明白了。也就彻底理解了什么叫做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以前看一些文章颂扬改革，宣传解放思想，总觉得有吹捧嫌疑，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形势下，真看不出来我们的思想文化有什么解放的地方，相反是越来越束缚了。但八十年代和现在大有不同，那是邓公掌天下的时候，他受过左的苦，所以改革的决心也最大。杨万里和赵紫阳都算是意气风发的改革领袖。伴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涌入，这些巨变对中国的震荡可想而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彻底反省。一直反省到我们深深扎根的黄土地。河殇明确指出我们的文明没落了，黄河文明像希腊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不可逆转的没落了。我们出土的文物再精美，都只能无情的嘲笑炎黄子孙的无能。所以我们无需用五千年的灿烂来沾沾自喜，而应该拿出勇气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瞧瞧这句话，是何等的胸襟和气魄，而现在我们依然沉浸泱泱中华的梦力，依然用老祖先的那点东西来标榜我们是多么优秀的种子，动不动用五千年来吹捧自己，今人创造不出现代文化，就动不动把农业文明灿烂的孔老二思想搬出来在现在社会里摆弄。真的是让人叹惋不易。

2.片中把我们的黄色文明和西方海洋文明进行了对比，但并没有明确指出孰好孰坏，但接着又指出西方的海洋文明也同样没落过，但他们把海洋文明专为工业文明，从而创造了现代文明。公开呼吁我们放下成见和观念，学习西方，因为，我们真的是不行了。这句话说出来容易，但你要知道，这是在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而且是赵紫阳亲自点名 要求重播，当时思想氛围的活跃和改革的势头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氛围里年轻人的活力自然就激发出来了。

3.说一下这部纪录片的影响。这部片子可以说是那场风波的思想导火索。它直接促使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反思自己的祖国，反思我们的文化，反思整个历史。于是年轻人开始迫切要求改变这一落后现状，迫切要求学习西方的文化，这就和当时我们的体制起了冲突，然后就有了反革命暴动（原来定罪，风波是后来为弱化历史而改的）。

4.就写这么多，我工科出身，难免有不当之处，各位看官勿喷，也诚心愿与各位多多交流。

PS: 我这里有这个纪录片，不过不太清楚，有需要的可以留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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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这是上个世纪很特殊的一部政论片。

当时我还在上小学，记得是张家声解说的，收敛的男低音，很具骨骼感和立体感，这个节目最初吸引我的，就是他的声音。

印象很深的是最后一集，名字叫 “蔚蓝色”，主题是大陆文明已经走向末路，必须拥抱海洋文明。

很奇怪，已经20多年过去了，这一集的某些画面和背景音乐，在头脑里还非常清晰。

如果想看，在网上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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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抽离了当年的时代背景来看这部片子，怎么形容呢，就像在一大杯橙汁里挑出两三个果粒，再怎么认真咀嚼，也不可能是橙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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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1988年，河殇在CCTV上映时，我上初中，每一集都看，之后买了一本《河殇论》，一直保存到现在。从1988到2014，每过几年就会上yuetube去复习，以至于很多解说词都能背下来了。

很多予以负面评价的，其实没有完整看过6集。历史学家马勇说得好：我们对历史知道得有多远，我们对未来就能看到得有多远。

河殇是在以振兴中华为民族精神支柱的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的产物，窃以为之后再无超越它的电视政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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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河殇-中华文化反思录》88年底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共六集《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蔚蓝色》。观看此片请勿带上任何个人偏见，一部能深深影响上亿中国文人甚至普通国人长达十数年之久的片子，不是我们这些人乃至我辈人可以下定论的。要想彻底理解该片，请参阅以下两本书《改革与新思维-戈尔巴乔夫》《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如果再看上一部《人间正道是沧桑》，顺便再品味品味《问道楼观》。就不难发现，《河殇》的本意其实就在于几个字-反思，觉醒，重塑。请相信我们的文化像大海一样，有一种自我修复和自我净化的能力。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相信的话，观看《河殇》就容易掉进全盘西化的误区。《河殇》这部作品本身并没有误区，只是观看者自身钻进误区而已。说的直白些，把《河殇》当文化反思录来看，就会深刻一点，但非要把它当政论片来看，就难免要看的内心激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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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现在的年轻人当真已经不知道这部片子了么？

终于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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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老师放过第一集 著名的蓝色和黄色的比喻就在那集出现

道理是没错的 但论证道理的方法和比喻却非常牵强 而且视角永远锁定在脏乱差的黄土高坡的农民上 高雅的士文化完全不见踪影 是一个毫无审美力可言的纪录片

（《河殇》的背景是1980年代当下中国之败落状态！）

总而言之偏见而不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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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以下来源于人人网日志《从「河殇」「大国崛起」到「复兴路上」》作者鲁平

《大国崛起》这部政论性纪录片最初我没有从头看过，是徐世伟告诉我的，当时已经演完法国了，我是接着看的，后来买了部碟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来，很偶然，有一次从长沙回北京的火车上，那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列火车，是从广州东开往包头的慢车，在硬座车厢，我捡了一份别人扔的杂志，上面有介绍《复兴之路》这部政论性纪录片的报道，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有人反映《大国崛起》没有拍中国，这是缺陷，因此中央电视台补充的，多么滑稽呀。

这两部政论性纪录片，让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6集政论性纪录片——《河殇》。我这个年龄的人看过《河殇》的人很少了，听说过得都不多。在对赵紫阳进行全盘批判后，这部在赵紫阳治下的纪录片被全面封杀，主创人员全部流亡海外。这部纪录片我第一次看是在美国亚特兰大。

先介绍一下《河殇》，这部电视纪录片是由6部分构成的。从对黄河引出的对中华文明的全面反思，和与西方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进行对比后，无情而深刻的批判以及反思了中华文明和中国人，以及抒发了对西方文明和制度的向往。这部纪录片在播出后，轰动中国，并且得到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高层的赏识，在赵紫阳总书记访问朝鲜时，将这部纪录片的录像带作为国礼赠送给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并称：“很值得一看！”至今为止，中国没有一部电视作品得到过如此高的荣誉。同时，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重播了两次，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一股《河殇》热席卷了神州的大学校园，解说词也被印成单行本发行。之后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很多学生都是念着《河殇》的解说词走向了天安门，中共元老指责《河殇》是一部思想先导型作品，为政治风波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舆论责任。很多中共元老都撰文批判《河殇》， 比较著名的是以王震为首的一批人以笔名“易家言（谐音一家言）”撰写的《<河殇>宣扬了什么》和邓力群的《赵紫阳和他的<河殇>》。苏晓康、谢选骏、金观涛、王鲁湘等创作人均遭受牢狱之灾或流亡海外。从此，《河殇》被尘封。80年代的大学生无人不知道《河殇》，无人没看过《河殇》，无人不追捧《河殇》，一股反思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仿佛中国的文艺复兴之门就要打开，但是一切戛然而止。今天我们读着《河殇》，文字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中华民族——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

剔，把它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著实地放

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舞龙的场面)。这真是一种绝

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再说说《大国崛起》。在我看来，《大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河殇》的影响的。不过，这次中央电视台变聪明了，《河殇》最大的失误就是做了中西的比较，而在歌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大国崛起》并没有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欧美与同时期的中国进行比较。这就很巧妙的躲过了政治审查。不过，《大国崛起》拍摄的是十分不错的，很透彻、很公平的评价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自由、博爱这些普适观念对人类进步的影响，进而表达了对西方工业革命和民主自由的向往。在剧中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说假话。

不过，让人失望的是，这部政论性纪录片远远没有《河殇》的影响大。看过的人也不多，绝大多数看过的人是因为高考的备考，政治老师放映。大学生，一个民族知识的主体很少有人看过。听说过的人相信也不在多数。中央电视台也没有再重播。

在香港念书的一个同学问过我，中国实现民主需要什么条件。

我想，要有充足的舆论基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干部基础。只有在大多数中国人能够在舆论的引导下主动反思中国的5000年和新中国的60年，之后再有知识分子创造性的提出坚实的理论，之后再在干部阶层里有敢为人先的精神，中国的民主有希望。

80年代的这一代远不如80年代的那一代。但我以生在80年代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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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文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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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为什么大家不能就事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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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河殇 ：痛苦反思中华文明。

当时，档内右翼通过央视告诉全体国民，中华文明已严重落伍于西方世界，中国若想有希望有前途，赶上西方，必须拥抱西方文明，在经济上走市场化道路，政治上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管理国家的成熟方法。这些想法现在看来也非常难得。 后来，经济上确实在一步步朝市场化方向不断迈进，不过档对可能失去永远执政的地位比较恐惧，导致政治上非常谨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政治应该也会走向现代化。

有人说，大国崛起是河殇2.0版，点评近代以来主要强国的崛起过程，相比河殇，档比当年可自信多了，毕竟国力已今非昔比。当代中国经济还有不少的改革空间，政治也需要变得阳光化，向西方学习还需要坚持，保持政治基本稳定也是必须的。 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会有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千万不要做敌人，祝福中国能和平崛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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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某政治运动导火索......之一，个人感觉里面讲的相当于现在的喷，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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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本人70年代生，童年有幸生活在中国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80年代，80年代是中国建国后最好的年代，没有之一。那个年代思想大解放，新旧思想各自碰撞，产生的大量现在看起来都不落后的文艺作品、文学作品、另外也中国动画片最辉煌的年代，题材广泛，技法一流。《河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那个年代年轻人思想单纯、赋予热情、敢想敢说。河殇从民族自身问题给青年指出了一条出路，要敢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也间接推动了当时的出国潮。但是很不幸，80年代的美好因为一些事件突然终止，河殇也作为全盘西化的反动教材被禁止。中国从此走上了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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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现在电脑里就有，毕竟八十年代的片子，不必苛刻其制作水平，但其论调充斥着右倾的味道，完全以地理因素来决定“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以至于一味地反传统，很多观点没有经过论证就下结论。个人认为当初的封禁是必要的，但正是因为其禁片的身份，反而引起了现在一些年轻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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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复：

好像去年看的。感觉画面技术挺烂的，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都这水平。至于思想性可能当时还不错吧。

【09、《河殇》骂皇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 史式 

这是一篇写了20年的文章。1994年2月，我在《人民政协报》上读到一篇反对皇帝戏的短评，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写文章响应一下。但转念一想，皇帝戏越拍越多，可能只是一时现象，反对的呼声多了，一定能够得到纠正的。

而在此之前的6年，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更早触及了这个问题。《河殇》第一集，坐在演播室的谢选骏（时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一脸凝重，反复思考、斟酌才说出一段话： 

“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文化反思，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和扎实的学术基础，当谢选骏削瘦的脸庞、紧皱的眉头出现在电视上时，对电视面前的观众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为当时的中国，正是邓小平罢免了胡耀邦、推行“垂帘听政”的黑暗时刻。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10多年来，皇帝戏不是逐渐降温，反而急剧升温。黄金时段，屏幕上几乎是皇帝戏一统天下。几乎一打开电视机，就听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看到皇帝脚下跪着的黑压压一片。由于编导的卖力，戏也逐渐升格，从故事、戏说升为历史、正剧，一部片子的投资从几百万升到几千万。一些有名的暴君，竟然被捧成盖世英雄。

10年来，我和数以百计的友人认真探讨过皇帝戏的问题，其中有我同辈朋友、年轻朋友和学生，有历史学者、影视编导和国际友人，有大陆的，也有台湾和海外的。我们在多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包括海内外的学术会议以及政协会议、民主党派会议。不少热心人建议把这个问题联名写成提案。但最终决定还是先写一篇文章，把皇帝戏的负面作用说深说透，等到大家有了共识，再采取下一步行动。这就是现在才发表此文的原因。说是“十年磨一剑”也可，锋芒所指，就是屏幕上的皇帝戏。要郑重申明的是，磨此剑者，非我一人，而是我的许多良师益友。文章的意见，是大家的，我只是执笔者而已。

当年的批评掷地有声

《人民政协报》1994年2月12日刊登的短评《屏幕上的“皇帝热”该降温》，至今仍然值得一读，兹摘录于下：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皇帝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花名册上有名有姓的皇帝就有二百多个。

如今在电视屏幕上却办起了“皇帝展”。有不少的电视剧编导者热衷于皇帝题材，争先恐后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皇帝戏。先是《末代皇帝》，后是《雍正皇帝》，接着是《戏说乾隆》、《唐明皇》、《朱元璋》、《秦始皇》、《康熙大帝》以及新近投拍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武则天》，可谓一发不可收拾。好像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史上，除了皇帝以外，再没有值得赞颂的人。

正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吟诗的李白没人拍，造纸的蔡伦没人理，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没人问，一代神医华佗没人写，编导者们却对皇帝这样痴迷，真有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况且，屏幕中出现的皇帝，要么风流倜傥，要么智勇过人，要么扶植艺术，要么爱护百姓。威严起来是天神，慈祥起来是圣母。不仅如此，导演在他的“阐述”中还要特别再加上一句：“皇帝也是人呵！”

以天地为私物，以万民为私有的皇帝要是值得同情、值得称颂的话，那么小偷、强盗、杀人犯、吸血鬼为什么还要被人们唾弃呢？美国的电影编导们尚且把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拍得活灵活现，我们的电视剧编导们为什么要把正面的特写镜头一再对准皇上呢？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皇帝在人们心中不成为丑陋的人，民主与良知就没有地位。以推翻封建腐朽帝制为己任的孙中山先生有言：天下为公。一语道破皇帝们家天下的极端自私卑鄙。但愿屏幕中的皇帝热能够降降温。

文章言简意赅，态度鲜明，激愤之言掷地有声。

看来，要评价皇帝戏，首先要解决“如何评价中国皇帝”的问题。

皇帝是什么东西？

皇帝是什么东西？学者早有定论。2004年5月，拙著《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出版；2004年12月，拙文《皇帝是个什么东西》发表于台湾《历史》月刊。我在一书一文中所持主要观点如次：

─中国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自秦以来所实行的皇帝制度却完全违背了这一理想，实行的是“帝制之行也，天下为私”。秦虽二世即亡，却把这个最坏的制度留在华夏大地，为祸二千余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清朝，“皇帝”总算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余毒一直阴魂不散。

─明末清初，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就一针见血地把“皇帝”称为盗贼，天下之大害。他们目睹明清易代，国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后，深刻地认识到：所以造成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并非某些君臣个人的过错，而是摧残人性极不人道的皇帝制度所致。专制是万恶之源，作为专制代表的皇帝，从本质上说就是独夫、民贼。盗贼杀人越货，总还有一点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在犯罪。而皇帝打天下，视奴役、屠杀老百姓为理所当然，泰然自若。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来越骄横，任意妄为，无拘无束。老百姓长期受压，逆来顺受，养成一种奴性，谨小慎微，畏首畏尾。如此反复，恶性循环，成了二千余年来愚昧、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皇帝是中国的土特产，与外国的emperor、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国政治早熟，宗教观念却淡薄，无法形成与君权分庭抗礼的教权。自有皇帝以来，君权恶性膨胀，人权民权无由产生，教权也成不了气候，皇帝一人君临天下，任意妄为。隋炀帝杨广以一人之力在短短两三年就把一个庞大的帝国折腾得土崩瓦解，这种事例在外国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皇帝制度，认为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之私产，亿万臣民，都是皇帝一人之奴仆。皇帝一人之时间、精力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以有限对无穷，累死也办不好，何况他们常常“不早朝”，甚者有（如明神宗）一二十年不上朝的。许多时候，都是皇帝在权旁落，小人得志。因此，皇帝制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温床。

─别以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在皇帝专制时代才发展起来，在秦始皇称帝以前，中华已经有了好几千年的文明史。文明发展得最快的时代是战国。秦灭六国以前，关东各国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秦则是野蛮的、落后的。秦是军国，依靠暴力征服六国，推行暴政，激起百姓的反抗，统一之后才十几年就被推翻了。从此戴上了帝制桎梏的中华民族发展举步为艰，一直难有舒畅的日子。中华民族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远在二千多年前，发明创造独步世界，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后来受到了帝制的钳制，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变缓，到了15世纪以后，明显落后于西方。有人统计，截至15世纪，在世界300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中，中国的占了三分之二。可惜此后我们就一蹶不振了。如果轻信“正史”的话，认为帝制也有其好处，那就是上当受骗，自欺欺人！

请听民间一片反对声

近10年来，我发现老百姓强烈反对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腐败，第二就是皇帝戏。反腐败问题，人人皆知，不必多说；反对皇帝戏，你不深入民间，绝对想不到民情会如此激昂。

以下辑录的，是一些代表性的意见，有的是友人来信，有的是友人寄来的已发表的文章，有的是从书刊中搜集的。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方之光会长来信：“鬼化农民起义的结果，是使帝王将相又充斥荧屏。春节前后，《汉武大帝》、《大明王朝》、《秦王李世民》等等，不一而足。曾问过一些专家《汉武大帝》代表先进文化吗。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该片大力宣传专制、宣传权术、宣传民族仇视……”

魏文彬《精神上的皇权复辟》：“帝制被推翻了这么多年，埋在地下的封建帝王们绝对想不到，在业已进入21世纪，中国已加入WTO之后，‘与国际接轨’口号叫得震天价响时，竟还会有人为他们极力辩护、翻案！如果他们不能起于黄泉之下再做皇帝，绝对会给这些人加官封爵，让他们做‘高级奴才’。无论扭到哪个频道，荧屏上都可见到男人头上拖着长辫子，‘万岁’、‘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真让人不知究竟置身于何朝何代，有时光倒流之感……精神上的皇权复辟有愈‘演’愈烈之势。”

杨伟《清宫大戏乱纷纷，误人子弟实堪忧》：“近年来，清宫大戏一部接一部地播出，黄马褂、大辫子可谓占尽央视、省视荧屏风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不绝于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你方唱罢我登台，刀光剑影、尔虞我诈，似乎努尔哈赤的皇室传人都是把江山社稷时时放在心间，殚精竭虑，爱民如子，哄得一般观众特别是对历史不甚清楚的年轻人在肃肃然，飘飘然中像阿Q一般忘却历史的苦难……当年满洲贵族铁骑南下，兵锋所至，生灵涂炭，扬州暴行，惨绝人寰……强制剃发，杀人如麻，江阴、嘉定两城血流成河……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一哄而上的一部部清宫大戏的编导们为什么如此卖力地动情地肉麻地替封建君主隐恶扬善，扬幡招魂？”

曾伯炎《可厌的皇帝热》：“历史上，最不好的就是皇帝，那种垄断权力物力人力的强横，特别是用他一个脑袋代替万千个头脑思考决策天下大事，倒行逆施与胡作非为……也算精神产品的影视产品，颇像在同现代唱对台戏。……如果外国人回去谈观感，说中国崇皇意识还在，岂不给现代中国又罩上封建阴影了吗？这种与现代唱对台戏的皇帝热不可谓不怵目惊心。这么热下去，只会加深观众的臣民意识，不可能增加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吧！”

傅白芦《电视剧·错别字·下跪》：“《康熙王朝》更妙，歌词作者假亡灵之口反复寄托自己的祝愿：‘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不图万岁万岁万万岁，只要五百年，够谦慎的。倘若果有上苍而上苍又俯允了这虔诚的求祷，让康熙真的再活五百年，那么，不仅没有为某些人所拜倒的雍正、乾隆的出现，而且不可能有孙中山等先行者创造的中华民国，更不可能有无数先驱先烈流汗流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就依旧是‘皇皇天朝’顽固地统治着。电视剧这般‘创意求新’出于什么心态，对封建专制制度如此留恋基于何种原因，我不愿去揣测，只是深深地忧虑着，我们这些平凡百姓，男的要蓄辫子，女的要缠着双足，黑黑压压地跪成一片，战战兢兢地匍匐地上，恭谨地喊着皇帝万岁、主子吉祥，卑贱万分，也会觉得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周泉《重编历史意味着什么》：“从知识界对于历史剧的反应，至少我们看到一部分的社会情绪。许多知识分子相继发表文章，反对古装历史戏充满电视荧屏的现象。这些有识之士认为：这些历史剧反映的君权至上的伦理观念，其治理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与现代民主自由的普遍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因而有学者呼吁：让更多的反思专制主义黑暗、树立启蒙精神的历史剧问世。”

秦海《文字狱的“盛世”》：“充斥在电影、电视屏幕上的康熙戏、雍正戏、乾隆戏（戏说的除外）都基本上在这一康乾‘盛世’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导。出现在屏幕上的他们也一个个英明、伟大、正确……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都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期的文字狱盛于康、雍、乾三朝代。如果称此三朝为‘盛世’的话，倒不如说是‘文字狱的盛世’。”

魏明伦《劝君少刺秦始皇─评点＜英雄＞＝：“张艺谋的《英雄》大获成功了，其成功之道在于创新。新在哪里？至少有三：其一，古今一切刺秦的题材，或多或少含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意义，《英雄》独具慧眼，刺秦刺出了歌颂秦始皇，维护封建的主题。更妙的是用现代化高科技托举出如此古老崇高的主题。其二，中外许多商业片、武打片，乃至《卧虎藏龙》，都是形式大于内容，都是远离重大政治。《英雄》独辟蹊径，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最后突出政治，是商业片、武打片中罕见的重大政治题材。其三，当前许多充斥‘帝王崇拜’的影视剧，过于一本正经，观赏性不够，娱乐性不到极致。《英雄》独占鳌头，娱乐性登峰造极，是寓教于乐的最高境界。大哉，《英雄》！票房收入当以亿万计算；当然，也有为数上亿的当代青年在潜移默化之中吸取‘帝王崇拜’之精髓。”

杨金帮《说破“英雄”是杀人》：“‘封建帝王赞颂曲’秦鸣了若干年，如今以《英雄》为里程碑，走到了一个新阶段……两组镜头相映入眼：一组是军强马壮的秦军的凌厉箭雨漫天而来，摧毁一切。另一组是手无寸铁、奔跑哀号着纷纷中箭惨亡的赵国百姓（影片不是同情后者，而是让后者衬托秦军的军威）。影片把全副武装的军队大规模杀戮平民百姓的过程拍摄得如此威武雄壮……从未有哪部影片胆敢把杀戮平民的军队当成正面歌颂形象的。而《英雄》则在新中国影视史上首创奇观，把军队杀戮平民之事‘英雄’化了，‘美’化了。当年的秦军敢这么干，并不奇怪，可是当代的编导敢这么歌颂，真是奇了。”

上述各人的声音无须再加任何注脚，已足以振聋发聩了。

皇帝戏从哪些方面危害国家民族

皇帝戏危害国家民族，误人子弟，至少有以下四毒。

第一，皇帝戏阻碍了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其重要基础是老百姓具有健康的公民意识，知识为国家要尽哪些义务，享有哪些权利。如果思想深处还保留封建臣民意识，一事当前，先想的是少管闲事，少操闲心，免谈国事，莫论军情，则法律中公民权利的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为了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国家正在努力宣传公民权利，培养百姓的公民意识，但那些热心的编导们偏要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设置一只拦路虎─皇帝戏。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正史’的作用是：一、为统治者统治臣民提供借鉴、为专制皇帝培养忠顺臣民。”也就是说，“正史”是专制王朝灌输臣民意识的教科书。现在一般人费时读“正史”的不多了，皇帝戏正好取代了正史的作用，时时在宣传帝制的好处，培养电视观众的“臣民意识”。

政治不去干预皇帝戏，皇帝戏却要来干预政治。时代要走向民主，皇帝戏却导入封建意识，怎不令人忧心！

第二，皇帝戏败坏社会风气，引致道德滑坡。皇帝制度本来就是摧残人性极不人道的恶劣制度，这种制度下的皇帝，必然是极端自私卑鄙惯用阴谋诡计的人物。皇帝戏以之作为榜样大肆宣传，自然会对社会风气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戏中情节告诉我们，在争夺帝位的斗争中，胜利者得到一切，失败者则输得干干净净。因此，要胜利，就得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得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顾身前，不顾身后，只要利益，不讲道德。

第三，皇帝戏摧残民族精神。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都会通过这些英雄人物长期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一些皇帝戏的编导却是另一种思维：唯有皇帝才是英雄，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的人物都成了皇帝的玩物。例如《汉武大帝》一剧中，屡次亲手制造冤案的刘彻是英雄，而苏武、张骞、司马迁这些光辉形象，却在皇权的笼罩之下，成了黯淡无光的小人物。从剧中不难看出，编导们崇拜皇帝，轻视臣民；崇拜权势，轻视贡献。这和我们的民族精神正好反其道而行。

第四，皇帝戏干扰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

皇帝戏泛滥留下的隐患

皇帝戏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而有一种隐忧，人们可能尚未察觉，那就是皇帝戏对国家目前的对外关系与对台工作正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建设，愿意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这是国家领导人在重要国际场合反复讲过的话，深为国际友人所理解。但是，世界上有那么一股暗流，包括国际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强大。他们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提出什么“中国威胁论”，一再策动遏制中国、围堵中国、禁运、禁售，给我们的建设和发展设置障碍。我们近百年来一直是战争的受害者，老百姓承受了极大的战争苦难。现在全国上下一心，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和平，争取发展。但为什么总是受到误解，这就不能不考虑一些影视作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电视剧《英雄》歌颂暴君，视暴君为英雄，以军队屠杀平民的血腥场面作为“艺术”，供人欣赏。这样，会不会给人以中国人野蛮、嗜杀、专制、落后的印象？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所描绘的强迫沿海居民迁徙、猛攻台湾、脱离史实丑化郑氏政权的情节，会不会让台湾同胞产生疑虑，产生反感？这都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中国人不认为秦始皇是英雄，而认为他是暴君。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同情孟姜女，反对秦始皇。历史上汉武帝亦非上乘人物，后人认为他爱声色，好神仙，好大喜功，挥霍无度，虽然打败过匈奴，也只能称为“惨胜”。他用兵几十年，把文、景两帝的积蓄耗尽，造成民生困敝，人口减半。他晚年下了罪己诏，承认“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人家自己都诚心悔过，而影视制作人又为了什么不惜违背史实，为人文过饰非！

在《新民周刊》一篇对《康熙王朝》编剧朱苏进的专访文章中，这位朱编剧居然说：“写帝王还要写出他的天道精神和帝王情怀，那种君临天下的浩然正气……”这实在是荒唐不过了。魏文彪先生说：“天道者，公理也，难道封建帝王还会崇尚公理？”“浩然之气”是孟子说的，《正气歌》是文天祥写的，封建帝王难道也有“浩然正气”和朱氏所说的“正气”？一些编导如此歌颂帝王，已经到了超乎理性的地步。而且居然敢叫康熙说出“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话，难道说，还希望君主制度在神州大地上延续到2222年（1722＋500）？这样的信口开河，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感！这岂不是贻人口实，授人指责我们崇尚专制之柄？读者诸君是否想过，国内皇帝戏如此泛滥，艺坛上对封建帝王的膜拜讴歌哪些喧嚣，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给我国的对外关系又将速来怎样不利的影响！

其实，从根本上解决皇帝戏泛滥的问题并不难。人们不反对历史剧，只反对皇帝戏。像过去拍的《甲午风云》就很好，它歌颂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不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人们也不反对传统的皇帝戏，因为那不仅是历史，而且是健康有益的，既然成了保留剧目，人民群众自然喜欢。人们只反对那些奴才气十足的新编皇帝戏，反对某些编导们不顾历史事实的心血来潮。中国大小皇帝一共不过二三百个，史学家不妨根据史实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公开探讨，尽可能地取得共识，这样创作影视作品与历史小说就有了参考。行“天下为私”之道的皇帝本质是“大盗”，但是大盗也会有些可圈可点的言行，如刘秀善待功臣，执法严格；赵匡胤不杀上书言事人与重视文治等等。至于如周泉在《重编历史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所说的“有学者呼吁：让更多的反思专制主义黑暗、树立启蒙精神的历史剧问世”，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唯一的历史记载从未中断的国家，几千年的古籍是巨大的宝库，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希望这个宝贵的资源不要再被那些无视历史、罔顾国家民族利益的编导们糟蹋。我们热切期盼有正义感有学识有道德良知的艺术家们，创作出更多弘扬民族精神的影视精品。

皇帝戏宣扬封建专制，培植“臣民意识”，摧残民族精神，毒化当代人尤其青少年一代的心灵，遗祸久远，弊莫大下焉！皇帝戏泛滥成灾，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实为当今文坛艺坛上的咄咄怪事，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愤慨和猛烈抨击，理所当然地，也应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警觉和关注。我们期待有关方面有所行动，有所举措，有效制止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皇帝戏的泛滥与国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驰，与先进文化格格不入。担负着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营养重任的屏幕应当得到净化，屏幕上的“皇帝热”应当降温，屏幕上的皇帝戏可以休矣！

看来，《河殇》骂皇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具有真正的先见之明；而更早触及了这个“政权问题”的《河殇》遭到邓小平等老人集团及其继承人等的秋后算账，更是说明皇帝的阴魂直到今天依然阴魂不散。

【10、《河殤》與《走出延安精神》──紀念“六四民運”十五周年和“延安精神的祖國蘇聯”解體十三周年】

趙建國

2003年12月1日

提要：　

﹒一，六四、《河殤》與《走出延安精神》

﹒二，《河殤》的原意是批判“延安精神”

﹒三，《河殤解說詞第一稿》的故事

﹒四，故事背後的故事

﹒五，中華民族要突破長城的限制，進擊全球

﹒六，《河殤》的先行思想《神話與民族精神》

﹒七，結束語

《河殤》與《走出延安精神》

紀念“六四民運”十五周年和“延安精神的祖國蘇聯”解體十三周年

作者:趙建國

[按]《河殤》與其說是政論，或政論片，不如說是一首詩，一首帶哲理的詩。讓我們欣賞這首飽含政治熱情的哲理詩，而不要用論文標準苛求它。——網路文摘編者 2003-1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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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面對九一一事件開啟的“恐怖戰爭時代”，健忘的世人好像淡忘了冷戰和蘇聯帝國的垮臺那一段歷史。其實這相當短視。

由於中共政權的存在，冷戰實際上沒有徹底結束，搜集了國際共產主義殘餘勢力如越南共、高麗共、古巴共之散兵遊勇的中共政權，正企圖結合蘇共殘餘勢力，先掌握住俄國，再徐圖恢復，如破壞國際反恐戰爭，施展國際陰謀等。

因為說到底，國際共產主義就是國際恐怖主義的一種，支持國際恐怖主義，就是支持國際共產主義事業。

在這一特別的時刻，我們紀念“延安精神”的祖國蘇聯死亡十二周年，是很有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的。回顧是為了展望。知道了蘇聯所哺育的“延安精神”對中華民族的危害，也就明白了延安精神所主導的中共改革，到底能走多遠，到底能不能走出它自己挖掘的致命陷阱。

一，六四、《河殤》與《走出延安精神》△

一九八九年在北京爆發的六四運動，其有像其象徵符號胡耀邦一樣屬於中共體制內部的力量參與，但是六四屠城的血腥卻警醒了東歐的人民，七月八月九月直到十二月，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每個月至少有一個共產黨政權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應聲倒地！六四的鮮血沒有白流──它彙入了消除社會專制主義的世界洪流，它必將在消除中國社會專制主義的民主運動中，警醒世人。 (64檔案-89)

東歐和蘇聯極權統治的崩潰，是從六四屠城的坦克轟鳴中開始的。

那麽，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的坦克轟鳴又是怎樣埋下伏筆的呢？原來是出於一九八八年播出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的呐喊。《河殤》激發了整個中國爭取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鎮壓和平抗議的“六四大屠殺事件”，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憤慨，沖倒了柏林牆，

觸發了東歐和蘇聯陣營的土崩瓦解。無怪中共喉舌《人民日報》要宣佈，“《河殤》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反革命暴亂的藍圖”。

電視政論片《河殤》是一九八八年六月間在北京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有些讀者可能還不知道，以前流行的《河殤解說詞》，實際上只是《河殤解說詞分鏡頭稿》。在這之前還有一個更早的版本《走出黃河心理》（原名《走出延安精神》），作為《河殤解說詞第一稿》。《河殤解說詞第一稿》是《河殤解說詞分鏡頭稿》的共同作者謝選駿先生，一九八八年一月單獨為《河殤》攝製組寫作的，共有六集。其主要內容後來納入《河殤解說詞分鏡頭稿》（也是六集），尤其其中的有關黃河、龍、蔚藍色的著名論述，被稱為“《河殤》的象徵符號”。而《河殤解說詞分鏡頭稿》中有關長城的內容，則來源於謝選駿先生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神話與民族精神》（山東文藝出版社）和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空寂的神殿》（四川人民出版社）。 (六四檔案-2004)

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由於電視形式的局限，《河殤解說詞分鏡頭稿》中的一些史學爭議和政治爭議，在《河殤解說詞第一稿》（見《向東方》文集，一九九六年敦煌文藝出版社）是基本沒有的。相對來說，《河殤解說詞第一稿》側重于學術性和文化性。

對比閱讀《河殤解說詞第一稿》和《河殤分鏡頭解說詞》，是很有意思的。它提供了那個時代的思想演變過程以及《河殤》創造經過的具體軌跡。《河殤解說詞第一稿》的第三集黃河心理的透析》曾經單獨發表在《學術百家》雜誌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並收入《龍年的悲愴》一書（三聯書店一九八八年版）。而《河殤解說詞第一稿》全文則收入謝選駿先生的文集《向東方》（參見www.cn.geocities.com/xiexuanjun/2）。 (64memo.com′89)

《向東方》文集原名《為歷史送行：走出“黃河心理”》，原定一九八八年冬季出版。“六四”事件以後，遼寧人民出版社單方面中止出版過程。

一九九六年，該文集由敦煌文藝出版社“當代思想者文庫”出版，改名《向東方》。由於謝選駿先生依然名列禁書名單，無法直接署名，只得匿名“疏野”出版。“疏野”取意為謝選駿先生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在《光明日報》的書評專欄《疏野書評》。

二，《河殤》的原意是批判“延安精神”△

電視政論片《河殤》在一九八八年播出之後，許多當事人不解，為什麽三十年代的常敗將軍、鴉片旅（龜縮在延安地區專門種植鴉片販賣到國統區和淪陷區坑害同胞、謀取暴利的八路軍三五九旅，被中共宣傳為“大生產運動”的樣板）旅長、五十年代的新疆軍墾首領、八十年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王震，突然對《河殤》大感興趣，但是卻用極為下等的語言四處辱駡《河殤》，直至指控“《河殤》的作者和我們共產黨有殺父之仇”。 這種指控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的中國，都足以致人於死地。 (64memo.com - 1989)

原來，一九八八年五六月間在中共“中央電視臺”播出的電視政論片《河殤》，其第一稿原來叫做《走出“延安精神”》，是謝選駿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底到八八年一月間單獨一人執筆完成的。後來考慮到政治敏感性，改名為《走出“黃河心理”》。

儘管該稿用文化批判的“黃河心理”取代了政治批判的“延安精神”，但是老狐狸王震還是憑藉他多年來在新疆開辦勞改農場、殘酷迫害“思想犯”的看家本領，嗅出了電視片《河殤》依據《走出“延安精神”》的分鏡頭稿拍攝而成的異己味道。

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共更把《河殤》定為“反革命暴亂的藍圖”，同時組織大批判班子，炮製《河殤百謬》等大批判文稿予以文革式批判。

但是，歷史的車輪是不可阻擋的。

“六四”大屠殺雖然使中國的和平抗議者倒在血泊之中，但其殘暴性卻揭開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不合理性。於是，正在開始解凍的東歐各國的人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共產黨的暴行。六月、七月、八月……十二月，從匈牙利到羅馬尼亞，各國共產黨政權紛紛倒臺，著名的柏林牆也垮掉了，東西德國的重新統一，成為冷戰結束的標誌！再過了兩年，現代專制政權萬惡之源蘇聯，也在類似“六四”的連夜巷戰中被起義的人民一舉摧毀！暴君毛澤東的爺爺“列寧同志”以及毛的乾爹史達林的銅像，也終於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箱。 (六四檔案/89)

“六四”的鮮血沒有白流！在近代史上，中國人民第二次用自己的鮮血，幫助其他國家的人民獲得了解放和自由（第一次是在二戰中幫助東南亞人民從日寇獲得解放）！

六四的烈士們，你們可以安息了！你們的英靈已經化合在世界歷史的波濤中，滾滾向前！……

王維林隻身擋坦克的肖像，所體現的中華民族的不屈服精神，是不朽的。

三，《河殤解說詞第一稿》的故事△

歷史經常是充滿偶然性的。

在電視政論片《河殤》於一九八八年六月播放之前半年，在謝選駿先生單獨為河殤攝製組撰寫的《河殤解說詞第一稿.第二集.二元歸一》（參見《向東方》文集，www.cn.geocities.com/xiexuanjun/2）中這樣寫道：

“中國，這是一個瀕臨西太平洋的國家，它雄踞歐亞大陸的東部，一舉囊括了綿長的海岸線和廣袤的腹地。這個無法選擇的命運，使它註定受到兩股力量的競相吸引：它在內陸的安詳與穩定，和海洋的奇異與激情之間，躑躅徘徊。”

“遠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興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躍著一個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

“中國古代的統治文明起源於內陸，但中國文明的整體則包含著豐富的海洋生活成份。殷商時代通行於中國的貨幣，就是海洋生物的貝殼。早在仰韶時代，酋長的墓室就由拼組成龍虎圖案的貝殼來裝點。可以推測，為了保證這種貨幣供應，在當時的殷王朝統治中心，即現今的黃河中游一帶與大海之間，已存在固定的商路。生活在西元前四世紀到三世紀之間的中國哲學家莊周，曾經在一篇題為《秋水》的作品中表現了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異。黃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漲水的時候，他看到黃河之大與天下之美都包容於己了。狂喜之下，他盡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隨著他的歎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來了，對他說：不能和井蛙談論大海，因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盤；不能和夏天的蟲子探討冬天的冰雪，因為它除了自己的時代，便一無所知；也不能和專業學者去談論真正的哲學，因為他受到知識與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終於沖決了河道的壅塞，得見大海的寬宏博大。當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進入了一個更高更宏偉的境界……” (64memo.com′89)

所以當時中共的文丐們要據此批判說，古代哲學家莊子與他的河伯，也是“極端崇拜西方文明”、鼓吹“逆向種族主義”和讓中國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就是極為荒謬的了。

再請看《河殤解說詞第一稿.第二集.二元歸一》：

“秦漢時代的中國龍，有五種基本的顏色：北方有黑龍，東方有青龍，南方有赤龍，西方有白龍，中央有黃龍。而明清以來的定式，使黃龍成了至高無上者。但黃色的歷史性勝利，內陸文明因素對海洋文明因素的絕對控制──則是以整個民族的衰敗，為代價的。……中國的軀體是黃色的，但心靈卻受到蔚藍色的召喚。千百年來，它正是時時想掙脫這矛盾的羈絆和糾纏，而建立了一個人類歷史上綿延最悠久的內陸文明。” (64memo.com/2004)

中共文丐就此引申論斷說，秦漢時代和更早的蓬萊文化、河姆渡文化的海洋因素活躍的中國，是數典忘祖的、“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附庸國”，顯然是“文革邏輯”──那時，中共是把“封”“資”“修”拿來一起批判的，除了炫耀自己和“領袖”的無知以外，幾乎一無所長。

《河殤解說詞第一稿.第四集.兩種選擇》（參見《向東方》文集）則更為深入地討論過中國自己的蔚藍色文明（而不是什麽“西方的蔚藍色”）的來龍去脈，並預言它的歷史命運：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國文化主體的華夏民族，從中國西北部遷徙而侵入中原，爾後再次第進入東部沿海地帶，他們是大陸文化的代表。與此相對，原先居於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土著民族，因為生活在亞洲地中海沿岸，他們的文化，也就富於海洋文化特性。”

“中國大陸內部，自古以來就有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之爭。這除了有許多考古資料可資證明外，在神話等古文化系統上亦有若干證明，其結果顯為‘昆侖神話’與‘蓬萊神話’。相反力量的逐鹿，增進了早期文明的活力，並左右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例如，秦朝統一中國，也就結束了北部亞洲地中海（這以臺灣島為界，臺灣以北的中國海叫‘北地中海’，臺灣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區域的海洋文化和內陸文化的鬥爭：其結果，是以秦為代表的內陸文化的徹底勝利。” (64memo.com / 2004)

“戰國時代的楚國和齊國，曾是強于秦國的‘世界大國’：無論是齊文化還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帶有中國海洋文化特點。但最終統一中國的是來自內陸腹地的騎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統一，並未永遠結束中國內部的海權與陸權之爭，而是掀開了新的一頁：亞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亞洲北部內陸強權的鬥爭。這時，形勢從北中國的東(海洋文化)、西(內陸文化)之爭，轉為整個亞洲地中海區的南(海洋文化)、北(內陸文化)之爭，其表現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國以南的百越地區伸展勢力並最終殖民同化。” (64檔案′89)

“始皇的內外對調移民，隔絕海外交通，是大陸文化對於海洋文化所實行的消極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時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認同和延續。”

“在中國的大地上，蔚藍色並未從此完全消失，它不過是在黃色的強權重壓下，暫時隱退了。中國的歷史一再表明，固執於閉關自守的黃色，與主倡走問世界的蔚藍色，是始終並存並互相角逐的。”

批判“河殤的蔚藍色”為“逆向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代言人”的人們，難道可以把楚國和齊國抵抗秦始皇的征服、甚至把項羽和陳勝吳廣為代表的沿海地帶起義反秦（反抗來自黃土高原的野蠻征服，不論它是西戎精神還是延安精神，不論它是秦始皇之法還是毛澤東思想）的抗暴活動，一概歸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急先鋒”嗎？

事實上，《河殤解說詞第一稿》呼喚的蔚藍色，是中國的蔚藍色，而不是日寇走卒王小東和他的主子山本五十六的蔚藍色，更不是西方殖民主義的蔚藍色。 所以《河殤》日文版的翻譯者曾經親口告訴謝選駿先生，他認為“《河殤》有大中華主義的傾向”，也就是中華民族主義的傾向，他解讀，《河殤》鼓動中國民族要放棄長城時代的防衛退縮、採取外向型的海上擴張政策。 (64memo.com - 2004)

正如謝選駿先生在《王小東在事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html）所說的，這就是王小東所崇拜的山本五十六的故國的漢學家的看法；這和所謂“民族虛無主義”的左帽，顯然是風牛馬不相及的。《河殤》有好幾個日文版，為什麽？因為日本人已經對《河殤》號召中國人要走出黃河的局限、不要再躲在長城後面任人宰割的呼籲，深感不安了！日本人，顯然比王小東們這些到日本去求學的中國人，更清楚地認識到，中華民族勇敢走向海上擴張的那一天，就是永遠結束日本對華威脅的的日子了！那一天，南京大屠殺的的血債，將被償還。 (64memo反貪倡廉 / 89)

雖然“蔚藍色”的主題在謝選駿先生撰寫的《河殤解說詞第一稿》（以下簡稱《河殤第一稿》）中佔有主要地位，但它本來不是壓軸戲；原來第一稿的《第六集》談的是環境保護和知識份子問題！

“知識是一個民族自新自強的有力手段，而知識份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復興運動的有力前鋒。納粹德國滅亡波蘭的計畫凸現出了一個手段：要毀滅一個民族，必先消滅它的知識份子。這正如要奴役一個人，必先麻痹他的思想意識。”──這難道不是在暗示毛澤東思想這一馬列主義的“木馬計”，歷來借用“政治運動”的名義，對中華民族所發動的殲滅戰？

“有人把知識份子問題簡單理解成‘知識份子脫離實際’或者‘知識份子打擊知識份子’。這顯然是不對的。但這也多少含有一點真情：知識界的騷動，實際上是整個社會動湯、混亂甚至最終解體的伴生現象。”──這難道不是對八九民主運動的準確預言嗎？

“中國人的自信，就在他敢於吸取一切異己的力量，然後再使之同化於己。” ──這難道不是由衷期待中國民族即將擺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奴役嗎？

既然聽命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買辦和思想買辦們們沒有力量“吸取異己的力量，然後再使之同化於己”，當然就只好走上“要毀滅一個民族，必先消滅它的知識份子。這正如要奴役一個人，必先麻痹他的思想意識”的宿命道路了。

四，故事背後的故事△

《河殤》播出不久，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回歸祖輩的文化──訪謝選駿》一文，明確提出：

“無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對西方文化，我們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結構性的模仿。我們回歸祖輩文化，是作為‘現代人’的回歸；我們吸入西方文化，是作為‘中國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結構卻要我們自己創造。我們既獨立于西方文化，又獨立于傳統文化，這樣我們才有極大的自由。我提出回歸祖輩的文化，只是想為重建現代中國文化找一個‘胎盤’，一個自由度和依託力結合得較適中的文化洞窟；至於‘嬰兒’的成長，各種養份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歸傳統只是一種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內容是讓中國一百五十年以來的復興之夢成為現實，其結果是傳統文化這株老樹在現代長出新枝、開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會提供某種他們所需要的但又無法生產出來的東西。” (六四檔案/2004)

具體來說：“我說回歸祖輩的文化，中國是回歸到秦以前的中國文化。那時中國的社會心態是年輕的、文化精神是朝氣蓬勃的。這種文化精神概括起來就是‘日新其德’。戰國時七雄並列，社會是多元化的，機會是均等的，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大家都想統一中國，誰能招攬人材，誰能給新的文化因數以豐潤的土壤，誰就有強大的競爭力：人們的主體意識強，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義務與權力之間，都是雙向交換的，‘士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發人的創造力。此地無法施展的才能，可以發揮到別處去；每個人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都很強烈，與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相伴生的就是‘獻身精神’。先秦文化的這種特徵與秦至清‘長城一統文化’是截然不同的，這就是我所說的祖輩文化。而秦至清的長城一統文化則相當於‘父輩的文化’，近代反傳統主義的矛頭所向即是父輩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今天讀起來仍然使人感奮不已，這是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寶貴財富。” （參見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BJ/54.html） (六四檔案/89)

據謝選駿先生《就王小東關於〈河殤〉的疑問談〈河殤〉的內情》（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2.html）回憶，早先，謝選駿先生曾經考慮以“巨靈”來為電視片命名。因為“巨靈”是黃河轉折處的一個著名典故。

相傳，巨靈是巨神，是主導黃河的河神，他主導奔騰的黃河，在征途中劈開擋住道路的雄偉華山。（見《水經注.河水》）。《晉書.左貴嬪傳》對此記載說“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古代詩人則讚歎他說"河看大禹鑿，山見巨靈開。"（趙彥昭《登驪山》詩）

當時，謝選駿對《河殤分鏡頭稿》的另外一位合作者王魯湘說，“巨靈”不僅象徵了黃河那恣肆無情、吞沒一切的性格，也傳神地活畫出了中國專制主義目空一切的血染的風采：黃河，很像《史記.秦始皇本紀》御前會議裏飛揚跋扈的秦始皇：

“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誥’，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專制主義者十分注意創立新名詞，認為“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參見謝選駿《就王小東關於〈河殤〉的疑問談〈河殤〉的內情》，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2.html） (64memo反貪倡廉 - 89)

在秦始皇的這一片段身上，難道我們看不到文革毛澤東的影子嗎？

“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等等對於秦始皇的描述，顯然被借用來批判中國共產黨殘民以逞的專橫跋扈。然而，這種偉大的橫暴是以犧牲民族活力為代價的。所以在電視片《河殤》第一集，輪到謝選駿出場，他就專門批判了專制皇帝的黃河性格，其實是專門批判了中國共產黨的延安精神。可惜中央電視臺的政治嗅覺和王震一樣靈敏，大筆一揮，成為虎頭蛇尾。 (64memo.com-1989)

謝選駿還指出，黃河皇帝（延安精神）的橫暴性格，也是現代中國種種苦難之淵源。用“巨靈”作題，可以較好表達我們對黃河文明的反思，是積極面的畫龍點睛。等到他說完之後，王魯湘受到啟發，突然由此想到，那麽用“河殤”來命名豈不更好？因為黃河的巨靈，千百年來已經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參見謝選駿《就王小東關於〈河殤〉的疑問談〈河殤〉內情》，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2.html） (64memo.com - 1989)

如《河殤第一稿－.第五集.歷史、民族、“圖騰物”》這樣寫道：

“黃河，既是中國歷史的厄運，又是中國民族的幸運。在早期，黃河所培育的黃土地帶，使中國古文明得以‘早熟’。因為它鬆軟，宜於原始的木質工具進行農耕的開發。因此，早在新石器時代，那裏便發展了農業文明。而進入青銅器時代之後，由於青銅大都用於兵器和禮器，原始的農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國早期文明的基礎，仍是黃土地帶。因此中華精神文明的水準之高，與當時生產工具技術水準之低，形成令人驚詫的反差。同時，精神文明的上層建築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礎設施(技術)的薄弱狀態更為突出。這不僅有礙于基礎文明的自然發展，還以沉重的負擔，窒息了這一發展。 (64memo.com - 1989)

這也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中國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術的傾向。原先，黃河上游的黃土地是更適宜於遊牧而不適宜於農耕的，因為那裏的降雨量較低，而土質過於鬆軟，易於發生水土流失。但是，農耕的西漸進程一旦開始，便不可阻擋了。人們必須得在這片不再適宜耕作計程車地上(只有極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掙扎，以求得延續。從此，早期的財富成為一項擺脫不掉的負累。 (六四檔案 / 2004)

黃河代表著一種自然力，但這絕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們知道，人所創造的文明，具有一種抵禦自然力、甚至駕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隨著文明的發展，隨著人對自然力進行利用的不斷提升、方法不斷增多，一般說來，自然力對人所構成的危害，會發生遞減現象。但是，黃河卻是特殊的自然力，這突出表現在它對人類的危害是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現相反的即遞增趨向。如果我們把人的文明發展簡化成‘遊獵遊牧方式’、‘定居農業’、‘工商業文明方式’等三段式，來檢驗黃河對人類危害遞增異常現象，情勢就甚為明晰。 (64memo.com-89)

在早期的遊牧遊獵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動物群落而走，不斷變化自己的生息之地。這時，黃河的洪災對他造成的危害尚為有限。因為洪水來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農耕時代，人們已相對失去了自由遷移的機會，他對土地的投資和依附同時增加了，無法輕易離開自己的固定家園。因此在黃災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計走為上’的通途。逃荒的農民，不可與游徙的獵人、牧民同日而語，因為他已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資料。但在黃河的壓力下，農民的逃荒卻幾乎成為一種日課。 (64memo.com / 89)

根據同樣的理由，在近代工業文明造成的環境中，黃河的危險性也與工業投資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漲。現代文明，還無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黃河的萬法，它最多只是把黃河決堤的危險延遲，但同時,卻在無形中增大了危機總爆發時的破壞能量。”（參見《向東方文集.河殤第一稿》）

顯然，這裏對中共假借工業化大肆破壞環境和生態平衡的做法，提出了警告。

緊接下來，“與現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黃河的情況相反，工業卻在黃河流域投入越來越大的資金，這無異于把黃河威脅的對象擴大化了。其結果是生活在黃河流域的現代工業人，比過去的農業祖先更脆弱。當他受到黃河氾濫的打擊時便顯現出來了。

一個證據是，人們常用人工決堤的方法，把黃水的氾濫從城市引向農村，或從發達的地區引向貧困地區，以此來減少總體損失。這一處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類確實受到洪災日益增長的威脅。所以，人們犧牲落後地區，保護發達地區。

黃河是‘缺乏自製力的怪龍’。確實，只要你見過黃河那狂放的水勢、驚心動魄的呼嘯，就會同意這一看法。會同意說，‘中國龍的原型就是奔騰不息的黃河！’

從形態上看，黃河與龍有許多近似，它們的性格都是不可預測的暴虐，它們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們的態度都是盛氣淩人的……現代學者們常常縱論古代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的精神表現’。但他們是否做過一些橫向的比較呢？其實，中國人所崇拜的龍──占統治地位的精神象徵──就大大否定了這種關於人文主義精神表現的假說。因為龍並不是人文精神的體現，而是一種自然力的超人象徵，是一種與人對立卻迫使人屈從於它的神秘勢力。也就是說，崇拜這異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種充滿自信的人民。”（參見《向東方文集.河殤第一稿》） (64memo.com/2004)

這裏則是以“龍”來指代“紅太陽真龍主席”，以“崇拜這異己力量”來指代中共大力推行的個人崇拜。

下面這一段的隱喻性更為明顯：

“民間節日，是很能體現民族精神的。節日慶典飽含了集體意識和傳統思想，例如，流行我國各地的民間節日的慶祝活動中，舞龍和龍舞都是一項必不可少的保留節目。現在，隨著華人向世界的流散，龍舞和舞龍也被帶到天涯海角，成為華人社區生活的一項標誌。不論海內外，舞龍和龍舞都成了中國民間文化的重要象徵。這就透現了我們以上分析的‘黃河心理’。 (Memoir Tiananmen / 89)

首先，舞龍和龍舞是一種原始的集體活動。在這種活動裏，個人的性靈被淹沒了，你必須按照一-律的節奏和姿態去活動。甚至連歡樂也必須一致，不得有半點差池。其次，隨著個性的壓制，人凝固為某種異已力量、異化象徵──龍的從屬。隨著龍舞達到高潮，在鼓樂齊鳴中，在萬眾歡騰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個巨型的，與人對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聳立在地平線上，並化人每個人的血液中，成了我們文化的樣板甚至社會理想的‘圖騰標誌’。就這樣，幾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徵，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參見《向東方文集.河殤第一稿》） (64檔案-89)

這裏的“舞龍和龍舞”，是暗示中共土八路進城狂歡的“扭秧歌”。“黃河心理”是暗示“延安精神”，“龍的從屬”是暗示“廣大革命群眾”，而“一個巨型的，與人對立的怪物”，則是暗示“血淋淋的大救星毛澤東”。確實，在中國大陸的具體環境下，那時和現在都是只能走這麽遠了。如有為大膽的突破，肯定鋃鐺入獄，哪里會有發表出來的可能！

下面就是具體的說明了：

“受到崇拜的龍，不是個死擺設，而是統治力量的符號，也是奴隸心理的象徵。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個無限的威靈；就後者而言，它傾注一片無言的順從。” （參見《向東方文集.河殤第一稿》）

既然不是死擺設，就是迄今依然在統治中國大陸人民的紅色恐怖的無限威靈了！

下面一段，更是奇妙的、對於六四以後直到今日的中國大陸的人民精神具有預言性的描述：

“黃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對人是一項災雅。但人是奇妙的，他從來就不是被動地承受災難的生物。他會奮起反抗，甚至在反抗無濟於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時，他也不會停止作為。他的努力轉向了：奴隸狀態把抵抗行為解釋成了一樁愚笨的事，而把屈從化為一項美德，以此來安撫自己受到徹底傷害而無法復原的心靈。於是，‘自尊心’被發明出來了。人，是個體的人。因此集體主義的終極含義，最多也只能是：‘在集體中尋求自我’。與此相應，人是有尊嚴的人。因此，人類徹底的、由衷的屈從形式，也只能終極地體現為‘在受到崇拜的物件中，尋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說，崇拜和信仰，成了人類自尊心的最後防線。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說明人的自尊心已經無法再行退避了──在這防線後邊，綿延著那良心崩解的荒蕪狀態。對一個徹底的非信仰者（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識，需要強盛的體魄作為後盾)來說，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義形式的）無異於軟弱的表現，是失卻自信後的托庇。對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個組織機體的人來說，情況恰恰相反，‘他們在組織與教條中，找到了安慰。’也就是說，受到此種慰問的人，是在組織化信仰加崇拜儀式中，撿回了變形的自我！” （參見《向東方文集.河殤第一稿》） (64memo反貪倡廉-1989)

這裏所說的“自尊心”不就十分類似現今人們所說的“愛國賊”嗎？

這種批判是所謂“民族虛無主義”嗎？當然不是。這是在批判民族的奴性，因而說是“奴性虛無主義”更為恰當。它等於宣告，中華民族，是不可能永遠屈服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所規定的奴性框架之下的！

五，中華民族要突破長城的限制，進擊全球△

正如一位《河殤解說詞分鏡頭稿》的合作撰寫人說的，“《河殤》中關於黃河、長城和龍的議論，都出自謝選駿的手筆。”（《〈河殤〉創作群今何在》，多維週刊2000年6月9日，總第 2 期）凡此都見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神話與民族精神》（山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空寂的神殿》（四川人民出版社）。而“蔚藍色”的提法則赫然見於“河殤解說詞第一稿”《走出“延安精神”》中。如此就構成了“河殤的四大象徵”──龍、長城、黃河、蔚藍色。《河殤分鏡頭稿》的合作者遠志明先生和蘇曉康先生都在他們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過。 (64檔案/2004)

查考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神話與民族精神.第八章.反思的餘論之六：〈坊記〉、〈大禹謨〉與“長城精神”》一節（也是全書最後的話），謝選駿先生寫到：

“在遍佈全球的內陸式倫理社會中，中國古代文化具有最為徹底世俗倫理的形式。它採取了直接的人文形式，而非間接的神權形式。儘管它在本質上限制和壓抑人的欲望和個性，與希臘式的人文主義、現世主義有方向上的不同──但卻擯棄了古代世界通行的神權政治形式。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文化心理分裂的結果之一。

中國古代的‘禮教’文明，是‘內陸防範型文明’社會的典型產物。禮的根本作用，即在於‘防’。《禮記·坊記》開篇明義地寫道：‘君子之道，辟(譬)則坊歟？坊(動詞，同防，意為提防)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逾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坊欲。’作者用‘坊’來比喻自己心目裏民族傳統中人類的防範心理。‘坊’作動詞解，有規範、遏制、固定的意思，但無引伸、刺激、變更之義。 (64memo反貪倡廉 / 89)

從精神實質上說，‘坊’是消極的，是防範型社會的理想。它把‘防範惡’置於‘開拓善’之上。它認為：‘惡’是不能用‘善’來抵消的。‘惡’一經鑄下，便無可挽回。因此‘防範惡’成為最高的理想。至於善，相形之下反倒顯得可有可無了。善，僅僅被理解為無惡之境。‘坊’，把‘不足’當作最大弱點，是求穩妥、怕冒險的心態在作祟。而當舊心理看見新事物時，首先是注意到它的‘不足’。因為新事物的‘不足’總使更多的人們對它感到更不習慣。‘不足’之外，最大的毛病被認為是‘逾’，即超越既定的規範、方針。幹份外事是‘逾’，走新路也是‘逾’，凡此種種，都屬‘惡’，都在防範、抑制、杜絕之列。”（參見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SJshenhua) (64memo中華富強′89)

這裏所指控的，其實是毛派份子的清教主義。

正如謝選駿先生在《光明日報》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發表的《回歸祖輩的文化》所言：

“問：我們的政治生活中存在腐敗現象，意識形態也有陳腐觀念，它們阻礙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程。很多人把這些腐敗現象和陳腐觀念說成反封建不徹底的結果。您同意這種看法嗎？

答：我對這種看法持保留態度。在中國傳統中，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是一致的；而我們現實中的不合理現象卻是實際做法和意識形態相矛盾的表現。比如，我們在思想理論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實際工作中卻常常搞官僚主義和家長制；我們在思想理論上提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在制度中卻又給以權謀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機；傳統中國社會搞鄉紳自治，追求穩定，而我們是運動接連不斷。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鬥爭，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學者把我國建國以來的許多極左做法，歸結為清教主義和戰時共產主義的影響。我則認為這是人欲的惡性膨脹和‘反文化綜合症’，它們和封建主義的聯繫並不密切。 …… (64檔案 / 89)

問：長期以來，‘民族主義’似乎已成了貶義詞。您說‘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和秦以後的‘天下意識’以及現在人們常掛在口頭上的‘世界公民意識、球籍意識’有何區別和聯繫。

答：‘天下意識’是秦實行長城大一統的產物。做‘天下之民’，在國家強盛時唯我獨尊，不思進取;而在國家衰弱時，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榮辱不驚、反應遲鈍，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義和做‘國家之民’，則是錙銖必計，爭強好勝。當前，我們要當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國際交往和國家事務中有地位，必須先具備強烈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通過競爭和獻身，使國家富強起來。不錯，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有狂熱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個國家和民族起飛時，這種狂熱和非理性卻常常是需要的。鴉片戰爭驚破了中國人作為‘天下之民’的好夢，現在我們要補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課。舉個很小的例子，如果每個人都有‘國家──民族意識’，那麽目前在和外商談判時的許多有損國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絕了。”（參見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BJ/54.html） (64memo.com/2004)

這是《河殤》播出僅僅三個月後的“聲明”，意在澄清對於《河殤》的種種誤解。作為顯然的對中共政治的直接批判，在當時則是十分大膽和罕見的，由於發表在當時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最經常閱讀的《光明日報》上，對僅僅半年以後興起的八九民主運動”，發揮了直接作用。

六，《河殤》的先行思想《神話與民族精神》△

正如前此兩年出版的《神話與民族精神》業已宣說的“河殤思想”──“長城精神的批判”所說：

中共意識形態“這樣一種老態龍鍾的價值觀，扼殺了文化的生機。它無孔不入地浸逼到人的靈魂，斬盡殺絕一切萌芽。它在古代的體系神話中，已有早熟的老化表現，這就是中國神話中特別強烈的倫理至上觀，以及恪守正統的古板思想。如原始的‘天命’思想，本來不無許可．追求社會政治變革的積極精神，但由於它並不具有海洋式多元文化的內涵，由於它文化上的保守主義，終於在封建社會走勢、僵化的總趨勢中，日趨泥古，成為正統思想的堡壘。‘天命’，成為既定秩序的辯護士。天命，墜落了。‘天子‘，被專制暴君竊取為專用代詞，它樸素的內質已被人遺忘了。 (64memo中華富強′89)

《書經.大禹謨》(偽書，但不乏傳說內容)，有一段話宣佈了神話式的社會理想，其代表性不亞於《禮記·禮運》篇裏的大同論：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於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言罔攸伏’──似乎近于言論自由。‘稽於眾，舍己從人’──近乎廣開言路與民主政治。‘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近乎社會正義和社會福利的思想。‘惟帝時克’──指出這一理想合乎自然規律，是在上帝庇佑下實現的。好像很接近西方式的社會理想，甚至等於基督教。 (64memo.com / 89)

然而，其中‘野無遺賢’之說，卻洩露了專制社會的天機。這句陳套，幾千年來反復出現、並變奏於各種繁多的社會政治著作、通俗演義小說和歷史戲劇中，成為對帝國政治清明的最高讚頌。但它背後，卻隱藏著獨裁政治的文化一元論。

‘野無遺賢’、‘禮賢下士’，是說要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網羅到朝庭裏，其動機與其說是珍愛才智、宏揚拓展文化，毋寧說是為了穩定統治者的秩序──控制一切有活力的人。這樣，即便彙集了各方人才，但把他們充塞到刻求一律化的朝庭，實則更為徹底地堵死了文化多元發展的通道，是對文化創新的‘釜底抽薪’。

這一神話式的社會理想，很可能是對西周‘學在官府’制度的回味。所幸，這個網羅才智燴於一鍋的計畫，實行起來不免打了很大的折扣，否則中國文化早就面臨‘大蕭條’了。春秋戰國時的文化巨人──諸子──的活動正是基於對這一理想的破壞。諸子的‘惡’，促進了先秦文化的大發展。由這基本的歧異入手分析，則不難看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理想與近代社會理想相去遙遠。它是典型的防衛型理想──把各種見解和賢達之士內縮於宮廷，通過社會慈善的姿態來凝聚國力，而不以創造力開闢文明的領域，以外擴的熱情到異地去搜尋實力。 (六四檔案 / 2004)

中國上層文化的這些特性，是其生存處境的特定產物：

‘關於黃河下游的古代中國文明的起源。我們發現人類在這裏所要應付的自然環境的挑戰要比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嚴重得多。人們把它變成古代中國文明搖籃地方的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澤、叢林和洪水的災難之外，還有更大得多的氣候上的災難，它不斷地在夏季的酷熱和冬季的嚴寒之間變換。’（阿·湯因比《歷史研究》，索麥維爾節本上冊，第92頁） (64memo中華富強/2004)

氣候和地勢對神話與文化民族精神的影響，不限於色調一類的皮相，而足以促成某種氣質。說到底，人的生產活動是針對他們所面臨的生存處境(包括氣候、地勢等地理因素)而發的，而人的經濟生活方式，則受到地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交叉作用的制約。

隋唐之前的古代中國文明的整個重心一直座落在華北平原、黃河中下游流域。隋唐以後，經濟文化重心不斷南移，但政治軍事中心卻滯留在北方，且不是洛陽這類中部的城市，而選擇了北京這個邊境戰略要點。經濟文化與政治軍事的重心相脫離的態勢，造成了物資運輸上的嚴重困難，肩負著‘南糧北運’任務的‘漕運’(通過大運河)繁忙之至，耗費極大。但兩個重心相分離這一事實，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最大原因即在於：自然地理的氣候條件發生了嚴峻的變化。 (六四檔案 - 2004)

有史以來，中國北部即處於一個持續而緩慢的乾旱過程中。其間不乏‘回潮’時期，但總趨勢是，許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漸漸乾涸得滴水不見，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臥世間。這個自然過程，對東亞大陸的社會文化的發展過程，投下了長長的陰影。首先，氣候的乾旱和草原週期性的枯萎，迫使漠北遊牧民族南侵，對中原農業地帶構成經常的威脅，並不時帶來毀滅性的入主。根據歷史記載，歷史上著名的遊牧民族大侵襲，大都是緊緊伴隨著嚴重乾旱、草地乾枯，牲畜大批死亡而開始，呈現明顯的週期性。而在中國、中亞、印度、中東、歐洲等農耕地帶，受到歐、亞北部草原勢力侵襲的時間表上，往往呈現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大擴張，就是在同一世代裏先後向不同方向進行的。當然遊牧人要組織一次成功的大規模入侵，離不開強有力的頭領和精明的組織者，但其原動力卻是饑餓，和造成饑餓的災難性氣候。 (64memo.com - 2004)

其次，乾旱使農耕人面臨雙重壓力：

一，遊牧人的入侵和乾旱對農業的影響。每一個建立在農耕地帶的王朝；甚至是出身於遊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幾個政權，以及遼、金、元、清等諸朝，都面臨一個相同的防衛問題：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遊牧勢力繼續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權大力推行漢化改革，阻止同族鮮卑人繼續南下，結果引起六鎮大起義’。這些例證，說明在我國歷史上，‘民族鬥爭’只是問題的表面，實質是農耕人與遊牧人因乾旱壓力爭奪土地（即‘生存空間’）的鬥爭。於是中原人有不斷南移的趨勢，先是往東南沿海地帶和嶺南地區遷移，到了明、清以來進而飄浮過海，移民南洋…… (六四檔案′89)

綜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國內部，從來就包含著遊牧與農耕這二元的生活。一部中國史，寫滿了有關兩方面時而鬥爭、時而妥協、時而和平共處的內容……。在這種意義上，‘萬里長城’只是中國文明五方範圍（中原、北狄、南蠻、東夷、西戎）內的遊牧人與農耕人，在歷史上的臨時分界線，而不是中國文化圈的邊界’。因此這條分界也是不固定的。

明代的長城與秦代的長城即南北錯落相隔一、二百公里之遙。鄂爾多斯草原，現在是遊牧區，但考古學者，已在那裏發掘出了秦漢時代農耕社會的遺址，表明同一地區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變遷。明代長城比秦代長城靠南，並不象通常假設的，是由於明朝的國勢不及秦朝強盛而是用一個實例說明了：隨著華北地區的日益乾旱化，遊牧地帶自然地整個南移。遊牧與農耕的界限──長城──因而同步南移了。 (64memo.com / 2004)

修築長城，因此也成為東亞農耕社會一個重要的防衛手段。長城因此也被視為民族的象徵。今天以長城命名或作商標廣告的現象比比皆是。其原因主要有三:

(1)長城歷史悠久。兩千三百年以來歷盡滄桑，為我國現存的地面上最大的古老建築。

(2)長城工藝偉大。是從月球上唯一可憑肉眼能見的人造物。尤其在工藝能力相對低下的古代，我們的祖先造出如此巍峨的奇跡，而令今人歎為觀止！

(3)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於，‘長城的精神’與我們民族內心深處的精神相通，即‘防禦思想’。長城，不帶進攻性質，完全著眼於防衛。在歷史上，只要入侵的遊牧勢力一旦離開長城腳下，長城的軍事價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了──它提供了一道抵禦鐵蹄踐踏的心理‘堤坊’。

漸漸地，在民族的內心深處，便相應形成了‘長城精神’。長城，不僅成為我們的物質象徵，也成了我們的精神象徵。‘長城精神’的一般特點是：長於保守，拙於進取；注重防衛手段，缺乏出擊精神；推重道德，輕視效率；安貧樂命，不冒風險……與歐洲航海民族（從維京海盜到英語民族）的海盜精神’"正好相反。‘坊’在文化上的含義與‘長城’同屬‘防衛型’，各自漾溢著"防患於未然"的古老智慧。所不同的僅僅是"防"的物件：‘坊’所防在內部，用以維持等級制度，鞏固統治權力和既定秩序；‘長城’所防在外部，用以抵禦異族入侵，尤其是區分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樣式。 (64memo.com′89)

長城的修築和防禦思想的勝利，合乎歷史條件造成的情理’。看一眼地圖便不難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區域“中原”，基本上是一片沖積平原。在面對歐亞大陸廣袤、縱深的腹地中經常噴湧出的遊牧人壓力時，它基本上無險隘可守。此外，由於農耕技術的限制，它也難以去墾殖氣候寒冷、乾燥的草原地帶。故而，只能死死抓住已有的農耕區域這一生存空間。這便是修築‘萬里長城’的根本原因。 (64檔案′89)

在古代中國東商沿海，並不存在強大的海上文明的勢力，等到阿拉伯人、印度人、歐洲人相繼東來時，我國文明的內陸氣質早已定型了。它只注意來自陸地上的危險，對海上的威脅則視為‘癬疥之患’。滿清要員林則徐就是一個典型例證，他曾斷言，英國的海上入侵只是小小的禍患，而陸上的俄羅斯才是對中國的根本威脅。

從總體看，古代中國農耕社會所面臨的生存環境，與古代埃及、兩河流域極為相似：都以一、兩條大河的沖積平原為主要生存空間；都要防衛和抵禦周圍遊牧人的侵擾、攻擊甚至征服。在受到的壓力上中國與埃及相近似。埃及這個文明古國受到的壓力，主要來自西部沙漠中的古代利比亞人（他們金髮碧眼，不像現代北非的含族柏柏爾人）。正如針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壓力，主要來自北方草原。但兩河流域卻是一個四沖之地”，在它的東、北、西二面，都面臨壓力。歷史上，兩河流域曾數易其主，各民族輪番統治不下十餘次之多（從六千年前蘇美爾人、經歷阿卡德人、巴比倫人、亞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馬其頓人、伊朗人直到今天的阿拉伯人）。古今歷史上最成功地抵禦了異族勢力的侵略和同化的民族，還是要屬中國農耕民族。無論古埃及還是古巴比倫社會，都以宗教意識妝扮起來的神權政治占統治地位，與中國古代倫理政治形態不同。對於抵抗來自遊牧人的壓力及征服，現世意識支配下的倫理政治，較之宗教意識支配下的神權政治，效率更高。所以，埃及、巴比倫的文明早已毀於異族征服，唯有中國文明得以延存。此外，漢字的規範力量，中國政治地理上相對與世隔絕和自成一體，也為閉關自守創造了地緣上的條件。 (64memo.com / 89)

在帝國時代比較單一的社會環境中，‘長城精神’完成了它凝聚農耕社會文化共同體’這一歷史使命，否則，它就不會受到持久的崇奉，成為我中華民族性格中的重大要素。然而，在今天這樣多變化、高效率、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便可能自覺不自覺地束縛我們民族積極開拓、面向未來的創新實踐。我們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上熱愛和平，這是美德。它的基本精神是不傾向於外擴，它對保留既定之事物有堅定不移的決心，但對開創未定之物，則持懷疑態度。這些品質，如果是生活在一個與世隔離的空間中，當不致構成危害；但面對當前世界歷史上此起彼伏的文化、經濟的廣泛交流，和政治、軍事的擴張浪潮，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勢頭的衝擊，我們又該如何？(64memo祖國萬歲-2004)

在我們民族的傳統心理中，總願過著‘長治久安’的生活，把平平安安視為最大的幸福。這固然與幾千年來缺乏法治、刀兵戰亂、異族入侵等重重災難有關，但是否也有精神上的老化傾向？征服空間、控制外在的世界，是人類的理想，要有效地實現它，必先控制和征服自己的惰性。對新事物持畏懼、懷疑、反感的態度，而習慣於墨守陳規，這是精神上老態龍鍾的表現。這種老化不是我們民族與生俱來的，而是伴隨著封建社會文明的日趨沒落而逐漸滲透到我們的靈魂之中！現代的世界，是推崇科學、技術、效率、力量的動態世界：它要把握‘現在’。與此相反，在我們民族浸染著傳統文化觀念的心理深層，卻是看重‘倫理’、‘模式’的古老靜態，用經過美化的‘過去’來衡量和規範活生生的‘現在’，總想求得一個安樂窩，過安逸的生活──故而被目為一頭‘睡獅’。這種安於現狀，不求進取的心理狀態，與面向未來的時代精神多麽格格不入；更會妨礙發現新航道的創造性活動。 (六四檔案 / 89)

要知道，‘變’──才是一切事物的生命所在，‘開拓’的鋒芒所向，必將刺破‘防衛’的盾牌。尋求新航道的遠征，即使不那麽合乎傳統觀念，也總比‘固守陣地’更切實際──因為這是向前的出路!

我們正面臨一個巨變的時代和多樣的挑戰，而對神話與民族精神的再思考，有助於負荷著沉重歷史負累的民族，輕裝前進。長城精神有它歷史上積極的一面，也有它現實中消極的一面。因此，對它反思、揚棄，讓一種新的精神振興中華，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以上見《神話與民族精神──幾個文化圈的比較》第八章，第二節，山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網路版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SJ） (Memoir Tiananmen′89)

這種新的精神是什麽？顯然是自由的、外擴的、航海的、全球性的，而偏偏不可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所規定的教條。

七，結束語△

在《神話與民族精神》出版十七年、電視片《河殤》播出後的十五年、“延安精神”的祖國蘇聯死亡十二周年後的當今看來，情況已經再清楚不過了：

東歐和蘇聯的內陸極權統治，是從這裏開始倒塌的：

從《走出“延安精神”》，產生了《河殤》解說詞和電視政論片《河殤》。而中央電視臺播放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無意中激發了爭取民主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鎮壓和平抗議的“六四大屠殺事件”，則激起全世界人民的良知和憤慨，沖倒了柏林牆，觸發了東歐和蘇聯陣營的土崩瓦解。

東歐和蘇聯陣營的土崩瓦解，對中國根本不像共產黨所說的是什麽“悲劇”。相反，東歐和蘇聯陣營的土崩瓦解，解除了中國民族的心腹大患。因為蘇聯帝國，實際上是滿清、蒙古、突厥、鮮卑、匈奴、獫狁等草原內陸霸權的繼承者，蘇聯對中國的威脅、滲透和征服，事實證明從頭到尾給中國帶來的是綿延一個世紀災難，儘管這個災難是紅色的！

偉大的中國，不是命中註定要屈服在蘇聯這樣野蠻的國際共產主義勢力的奴役之下的！

感謝命運！

《河殤第一稿──走出延安精神》一石激起千層浪，就這樣，帶著對中國歷史的祝福，重新出發了……

2003年12月1日(網路文摘)12/05/03

【11、1989年：河殇—天安门—柏林围墙】

李·达菲尔德：天安门鲜血推倒了柏林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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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李·达菲尔德／我可以说是幸运的，1989年6月4日，我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同一天我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

当时，我刚刚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报道了波兰大选的新闻，漫步在华沙的维多利亚广场，我思索着这个选举是否真的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

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和其他记者一样，我也在报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新闻会受到多大的关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惊。 

达菲尔德：天安门阴影清晰地印在记者的脑海中 

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另一个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最后证明，波兰选举的确是欧洲共产主义阵营走向末日的开始，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天安门模式"

五个月之后，我目睹了柏林围墙的倒塌。但事实上，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笼罩在东柏林的上空。

10月初，我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庆典。而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详的征兆。

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广场模式"解决问题，共产主义政权内部也出现了这种声音。

在东欧的外国记者更有同感，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亲历了那个难忘之夜。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接见姚依林的时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

东柏林的政治异议领袖告诉记者，政府高层官员提醒了他们："别忘了中国刚发生了什么"，是威胁还是劝解，只有听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

周末的东德40周年庆祝活动演变成了街头示威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这一幕幕却是在贵宾戈尔巴乔夫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这位苏联领导人几个月前在北京刚刚遇到过类似的场面，这次他又成为抗议人士的焦点。他听到东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们！"

千钧一发

那个周末的抗议活动后来发展成每个周一晚在莱比锡的示威。

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

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然而，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

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当晚的示威。

此外，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媒体透露，莱比锡示威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也因为苏联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

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

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

柏林墙事件10年后，我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历史轨迹

为什么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

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

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 

1989年柏林墙前的达菲尔德：见证东西半球不一样的历史轨迹 

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

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

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

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后20年的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惊人的增长，不过这也付出了代价：经济受到"牛仔资本主义"的驱使；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等。

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扩张，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外界也担心北京日益倾向用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的百姓无法像欧洲人那样自由地讨论问题。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仍有着我们1989年在东欧一样的牢骚--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众无法公开表达意见。

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碍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经济活动。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记忆永存。然而就像20年前一样，我们对于哪怕即将发生的事情，也总是那么知之甚少。

主动权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手中，但谁都无法知道历史会是怎样发展：是像当年东欧那样，人民从厌恶、不满，发展到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还是会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

但是我们的看法是：天安门鲜血不仅推倒了柏林围墙，而且最终将推倒天安门上的邪恶偶像。毛泽东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终将被滚滚洪流淹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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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1989年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目前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新闻学讲师。刚刚出版了专著：《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 

关键字： 天安门 柏林围墙 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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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河殇》与《走出延安精神》

——纪念“六四民运”十五周年和“延安精神的祖国苏联”解体十三周年

作者：赵建国

今天，面对九一一事件开啓的“恐怖战争时代”，健忘的世人好像淡忘了冷战和苏联帝国的垮台那一段历史。其实这相当短视。

由于中共政权的存在，冷战实际上没有彻底结束，搜集了国际共産主义残余势力如越南共、高丽共、古巴共之散兵游勇的中共政权，正企图结合苏共残余势力，先掌握住俄国，再徐图恢复，如破坏国际反恐战争，施展国际阴谋等。

因爲说到底，国际共産主义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种，支援国际恐怖主义，就是支援国际共産主义事业。

在这一特别的时刻，我们纪念“延安精神”的祖国苏联死亡十二周年，是很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的。回顾是爲了展望。知道了苏联所哺育的“延安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也就明白了延安精神所主导的中共改革，到底能走多远，到底能不能走出它自己挖掘的致命陷阱。

一，六四、《河殇》与《走出延安精神》

一九八九年在北京爆发的六四运动，其有像其象征符号胡耀邦一样属于中共体制内部的力量参与，但是六四屠城的血腥却警醒了东欧的人民，七月八月九月直到十二月，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每个月至少有一个共产党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应声倒地！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它汇入了消除社会专制主义的世界洪流，它必将在消除中国社会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中，警醒世人。

东欧和苏联极权统治的崩溃，是从六四屠城的坦克轰鸣中开始的。那麽，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的坦克轰鸣又是怎样埋下伏笔的呢？原来是出于一九八八年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呐喊。《河殇》激发了整个中国争取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镇压和平抗议的“六四大屠杀事件”，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慨，冲倒了柏林墙，触发了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无怪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要宣布，“《河殇》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反革命暴乱的蓝图”。

电视政论片《河殇》是一九八八年六月间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有些读者可能还不知道，以前流行的《河殇解说词》，实际上只是《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走出黄河心理》（原名《走出延安精神》），作爲《河殇解说词第一稿》。《河殇解说词第一稿》是《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的共同作者谢选骏先生，一九八八年一月单独爲《河殇》摄制组写作的，共有六集。其主要内容后来纳入《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也是六集），尤其其中的有关黄河、龙、蔚蓝色的著名论述，被称爲“《河殇》的象征符号”。而《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中有关长城的内容，则来源于谢选骏先生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和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空寂的神殿》（四川人民出版社）。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由于电视形式的局限，《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中的一些史学争议和政治争议，在《河殇解说词第一稿》（见《向东方》文集，一九九六年敦煌文艺出版社）是基本没有的。相对来说，《河殇解说词第一稿》侧重于学术性和文化性。

对比阅读《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和《河殇分镜头解说词》，是很有意思的。它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河殇》创造经过的具体轨迹。《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的第三集黄河心理的透析》曾经单独发表在《学术百家》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并收入《龙年的悲怆》一书（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版）。而《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全文则收入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参见www.cn.geocities.com/xiexuanjun/2）。

《向东方》文集原名《爲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定一九八八年冬季出版。“六四”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单方面中止出版过程。一九九六年，该文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由于谢选骏先生依然名列禁书名单，无法直接署名，只得匿名“疏野”出版。“疏野”取意爲谢选骏先生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疏野书评》。 

二，《河殇》的原意是批判“延安精神” 

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一九八八年播出之后，许多当事人不解，爲什麽三十年代的常败将军、鸦片旅（龟缩在延安地区专门种植鸦片贩卖到国统区和沦陷区坑害同胞、谋取暴利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被中共宣传爲“大生産运动”的样板）旅长、五十年代的新疆军垦首领、八十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震，突然对《河殇》大感兴趣，但是却用极爲下等的语言四处辱駡《河殇》，直至指控“《河殇》的作者和我们共产党有杀父之仇”。 这种指控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的中国，都足以致人于死地。

原来，一九八八年五六月间在中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其第一稿原来叫做《走出“延安精神”》，是谢选骏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底到八八年一月间单独一人执笔完成的。后来考虑到政治敏感性，改名爲《走出“黄河心理”》。

尽管该稿用文化批判的“黄河心理”取代了政治批判的“延安精神”，但是老狐狸王震还是凭藉他多年来在新疆开办劳改农场、残酷迫害“思想犯”的看家本领，嗅出了电视片《河殇》依据《走出“延安精神”》的分镜头稿拍摄而成的异己味道。 

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更把《河殇》定爲“反革命暴乱的蓝图”，同时组织大批判班子，炮制《河殇百谬》等大批判文稿予以文革式批判。

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 “六四”大屠杀虽然使中国的和平抗议者倒在血泊之中，但其残暴性却揭开了国际共産主义运动的不合理性。于是，正在开始解冻的东欧各国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共产党的暴行。六月、七月、八月……十二月，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各国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著名的柏林墙也垮掉了，东西德国的重新统一，成爲冷战结束的标志！再过了两年，现代专制政权万恶之源苏联，也在类似“六四”的连夜巷战中被起义的人民一举摧毁！暴君毛泽东的爷爷“列宁同志”以及毛的乾爹史达林的铜像，也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二次用自己的鲜血，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获得了解放和自由（第一次是在二战中帮助东南亚人民从日寇获得解放）！

六四的烈士们，你们可以安息了！你们的英灵已经化合在世界历史的波涛中，滚滚向前！…… 

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肖像，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不屈服精神，是不朽的。 

三，《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的故事 

历史经常是充满偶然性的。在电视政论片《河殇》于一九八八年六月播放之前半年，在谢选骏先生单独爲河殇摄制组撰写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第二集.二元归一》（参见《向东方》文集，www.cn.geocities.com/xiexuanjun/2）中这样写道：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著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著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可以推测，爲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生活在西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爲《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著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爲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爲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爲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所以当时中共的文丐们要据此批判说，古代哲学家庄子与他的河伯，也是“极端崇拜西方文明”、鼓吹“逆向种族主义”和让中国沦爲西方的殖民地……就是极爲荒谬的了。 

再请看《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第二集.二元归一》：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顔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白龙，中央有黄龙。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爲代价的。……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中共文丐就此引申论断说，秦汉时代和更早的蓬莱文化、河姆渡文化的海洋因素活跃的中国，是数典忘祖的、“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附庸国”，显然是“文革逻辑”——那时，中共是把“封”“资”“修”拿来一起批判的，除了炫耀自己和“领袖”的无知以外，几乎一无所长。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第四集.两种选择》（参见《向东方》文集）则更爲深入地讨论过中国自己的蔚蓝色文明（而不是什麽“西方的蔚蓝色”）的来龙去脉，并预言它的历史命运：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爲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爲‘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爲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爲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爲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批判“河殇的蔚蓝色”爲“逆向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代言人”的人们，难道可以把楚国和齐国抵抗秦始皇的征服、甚至把项羽和陈胜吴广爲代表的沿海地带起义反秦（反抗来自黄土高原的野蛮征服，不论它是西戎精神还是延安精神，不论它是秦始皇之法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抗暴活动，一概归结爲“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吗？ 

事实上，《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呼唤的蔚蓝色，是中国的蔚蓝色，而不是日寇走卒王小东和他的主子山本五十六的蔚蓝色，更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蔚蓝色。 所以《河殇》日文版的翻译者曾经亲口告诉谢选骏先生，他认爲“《河殇》有大中华主义的倾向”，也就是中华民族主义的倾向，他解读，《河殇》鼓动中国民族要放弃长城时代的防卫退缩、采取外向型的海上扩张政策。

正如谢选骏先生在《王小东在事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html）所说的，这就是王小东所崇拜的山本五十六的故国的汉学家的看法；这和所谓“民族虚无主义”的左帽，显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河殇》有好几个日文版，爲什麽？因爲日本人已经对《河殇》号召中国人要走出黄河的局限、不要再躲在长城后面任人宰割的呼吁，深感不安了！日本人，显然比王小东们这些到日本去求学的中国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勇敢走向海上扩张的那一天，就是永远结束日本对华威胁的的日子了！那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的血债，将被偿还。 

虽然“蔚蓝色”的主题在谢选骏先生撰写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以下简称《河殇第一稿》）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它本来不是压轴戏；原来第一稿的《第六集》谈的是环境保护和知识份子问题！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份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手段：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思想意识。”——这难道不是在暗示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列主义的“木马计”，历来借用“政治运动”的名义，对中华民族所发动的歼灭战？

“有人把知识份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份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份子打击知识份子’。这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汤、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这难道不是对八九民主运动的准确预言吗？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这难道不是由衷期待中国民族即将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奴役吗？

既然听命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买办和思想买办们们没有力量“吸取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当然就只好走上“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思想意识”的宿命道路了。 

四，故事背后的故事

《河殇》播出不久，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一文，明确提出：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爲‘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爲‘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爲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爲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産出来的东西。” 

具体来说：“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数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爲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参见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BJ/54.html） 

据谢选骏先生《就王小东关于〈河殇〉的疑问谈〈河殇〉的内情》（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2.html）回忆，早先，谢选骏先生曾经考虑以“巨灵”来爲电视片命名。因爲“巨灵”是黄河转折处的一个著名典故。

相传，巨灵是巨神，是主导黄河的河神，他主导奔腾的黄河，在征途中劈开挡住道路的雄伟华山。（见《水经注.河水》）。《晋书.左贵嫔传》对此记载说“峨峨华岳，峻极泰清，巨灵导流，河渎是经。”古代诗人则赞叹他说"河看大禹凿，山见巨灵开。"（赵彦昭《登骊山》诗） 

当时，谢选骏对《河殇分镜头稿》的另外一位合作者王鲁湘说，“巨灵”不仅象征了黄河那恣肆无情、吞没一切的性格，也传神地活画出了中国专制主义目空一切的血染的风采：黄河，很像《史记.秦始皇本纪》御前会议里飞扬跋扈的秦始皇： 

“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爲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诰’，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朕爲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专制主义者十分注意创立新名词，认爲“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参见谢选骏《就王小东关于〈河殇〉的疑问谈〈河殇〉的内情》，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2.html） 

在秦始皇的这一片段身上，难道我们看不到文革毛泽东的影子吗？

“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等等对于秦始皇的描述，显然被借用来批判中囯共产党残民以逞的专横跋扈。然而，这种伟大的横暴是以牺牲民族活力爲代价的。所以在电视片《河殇》第一集，轮到谢选骏出场，他就专门批判了专制皇帝的黄河性格，其实是专门批判了中囯共产党的延安精神。可惜中央电视台的政治嗅觉和王震一样灵敏，大笔一挥，成爲虎头蛇尾。

谢选骏还指出，黄河皇帝（延安精神）的横暴性格，也是现代中国种种苦难之渊源。用“巨灵”作题，可以较好表达我们对黄河文明的反思，是积极面的画龙点睛。等到他说完之后，王鲁湘受到啓发，突然由此想到，那麽用“河殇”来命名岂不更好？因爲黄河的巨灵，千百年来已经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参见谢选骏《就王小东关于〈河殇〉的疑问谈〈河殇〉内情》，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2.html）

如《河殇第一稿·第五集·历史、民族、“图腾物”》这样写道：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爲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産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

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爲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沈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向。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爲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爲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著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随著文明的发展，随著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著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爲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爲有限。因爲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

因此在黄灾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计走爲上’的通途。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因爲他已丧失了一切生産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爲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参见《向东方文集.河殇第一稿》）

显然，这里对中共假借工业化大肆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做法，提出了警告。 

紧接下来，“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物件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爲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自信的人民。”（参见《向东方文集.河殇第一稿》）

这里则是以“龙”来指代“红太阳真龙主席”，以“崇拜这异己力量”来指代中共大力推行的个人崇拜。

下面这一段的隐喻性更爲明显：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著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爲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著个性的压制，人凝固爲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的从属。随著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衆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人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参见《向东方文集.河殇第一稿》）

这里的“舞龙和龙舞”，是暗示中共土八路进城狂欢的“扭秧歌”。“黄河心理”是暗示“延安精神”，“龙的从属”是暗示“广大革命群衆”，而“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则是暗示“血淋淋的大救星毛泽东”。

确实，在中国大陆的具体环境下，那时和现在都是只能走这麽远了。如有爲大胆的突破，肯定锒铛入狱，哪里会有发表出来的可能！

下面就是具体的说明了：

“受到崇拜的龙，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参见《向东方文集.河殇第一稿》）

既然不是死摆设，就是迄今依然在统治中国大陆人民的红色恐怖的无限威灵了！ 

下面一段，更是奇妙的、对于六四以后直到今日的中国大陆的人民精神具有预言性的描述：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爲。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行爲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爲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

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底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爲‘在受到崇拜的物件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著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爲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参见《向东方文集.河殇第一稿》）

这里所说的“自尊心”不就十分类似现今人们所说的“爱国贼”吗？ 

这种批判是所谓“民族虚无主义”吗？当然不是。这是在批判民族的奴性，因而说是“奴性虚无主义”更爲恰当。它等于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能永远屈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规定的奴性框架之下的！ 

五，中华民族要突破长城的限制，进击全球正如一位《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的合作撰写人说的，“《河殇》中关于黄河、长城和龙的议论，都出自谢选骏的手笔。”（《〈河殇〉创作群今何在》，多维周刊2000年6月9日，总第 2 期）凡此都见于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空寂的神殿》（四川人民出版社）。而“蔚蓝色”的提法则赫然见于“河殇解说词第一稿”《走出“延安精神”》中。如此就构成了“河殇的四大象征”——龙、长城、黄河、蔚蓝色。《河殇分镜头稿》的合作者远志明先生和苏晓康先生都在他们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

查考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第八章.反思的余论之六：〈坊记〉、〈大禹谟〉与“长城精神”》一节（也是全书最后的话），谢选骏先生写到：

“在遍布全球的内陆式伦理社会中，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最爲彻底世俗伦理的形式。它采取了直接的人文形式，而非间接的神权形式。尽管它在本质上限制和压抑人的欲望和个性，与希腊式的人文主义、现世主义有方向上的不同——但却摈弃了古代世界通行的神权政治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文化心理分裂的结果之一。 

中国古代的‘礼教’文明，是‘内陆防范型文明’社会的典型産物。礼的根本作用，即在于‘防’。《礼记·坊记》开篇明义地写道：‘君子之道，辟(譬)则坊欤？坊(动词，同防，意爲提防)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坊欲。’作者用‘坊’来比喻自己心目里民族传统中人类的防范心理。‘坊’作动词解，有规范、遏制、固定的意思，但无引伸、刺激、变更之义。 

从精神实质上说，‘坊’是消极的，是防范型社会的理想。它把‘防范恶’置于‘开拓善’之上。它认爲：‘恶’是不能用‘善’来抵消的。‘恶’一经铸下，便无可挽回。因此‘防范恶’成爲最高的理想。至于善，相形之下反倒显得可有可无了。善，仅仅被理解爲无恶之境。‘坊’，把‘不足’当作最大弱点，是求稳妥、怕冒险的心态在作祟。而当旧心理看见新事物时，首先是注意到它的‘不足’。因爲新事物的‘不足’总使更多的人们对它感到更不习惯。‘不足’之外，最大的毛病被认爲是‘逾’，即超越既定的规范、方针。干份外事是‘逾’，走新路也是‘逾’，凡此种种，都属‘恶’，都在防范、抑制、杜绝之列。”（参见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SJshenhua）

这里所指控的，其实是毛派份子的清教主义。正如谢选骏先生在《光明日报》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发表的《回归祖辈的文化》所言：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存在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也有陈腐观念，它们阻碍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爲清教主义和战时共産主义的影响。我则认爲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産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爲‘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那麽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参见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BJ/54.html）

这是《河殇》播出仅仅三个月后的“声明”，意在澄清对于《河殇》的种种误解。作爲显然的对中共政治的直接批判，在当时则是十分大胆和罕见的，由于发表在当时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最经常阅读的《光明日报》上，对仅仅半年以后兴起的八九民主运动”，发挥了直接作用。

六，《河殇》的先行思想《神话与民族精神》

正如前此两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业已宣说的“河殇思想”——“长城精神的批判”所说： 

中共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老态龙锺的价值观，扼杀了文化的生机。它无孔不入地浸逼到人的灵魂，斩尽杀绝一切萌芽。它在古代的体系神话中，已有早熟的老化表现，这就是中国神话中特别强烈的伦理至上观，以及恪守正统的古板思想。如原始的‘天命’思想，本来不无许可．追求社会政治变革的积极精神，但由于它并不具有海洋式多元文化的内涵，由于它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终于在封建社会走势、僵化的总趋势中，日趋泥古，成爲正统思想的堡垒。‘天命’，成爲既定秩序的辩护士。天命，坠落了。

‘天子’，被专制暴君窃取爲专用代词，它朴素的内质已被人遗忘了。 《书经.大禹谟》(僞书，但不乏传说内容)，有一段话宣布了神话式的社会理想，其代表性不亚于《礼记·礼运》篇里的大同论： 

‘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衆，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嘉言罔攸伏’——似乎近于言论自由。‘稽于衆，舍己从人’——近乎广开言路与民主政治。‘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近乎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的思想。‘惟帝时克’——指出这一理想合乎自然规律，是在上帝庇佑下实现的。好像很接近西方式的社会理想，甚至等于基督教。 

然而，其中‘野无遗贤’之说，却泄露了专制社会的天机。这句陈套，几千年来反复出现、并变奏于各种繁多的社会政治著作、通俗演义小说和历史戏剧中，成爲对帝国政治清明的最高赞颂。但它背后，却隐藏著独裁政治的文化一元论。 

‘野无遗贤’、‘礼贤下士’，是说要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网罗到朝庭里，其动机与其说是珍爱才智、宏扬拓展文化，毋宁说是爲了稳定统治者的秩序——控制一切有活力的人。这样，即便汇集了各方人才，但把他们充塞到刻求一律化的朝庭，实则更爲彻底地堵死了文化多元发展的通道，是对文化创新的‘釜底抽薪’。

这一神话式的社会理想，很可能是对西周‘学在官府’制度的回味。所幸，这个网罗才智烩于一锅的计划，实行起来不免打了很大的折扣，否则中国文化早就面临‘大萧条’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巨人——诸子——的活动正是基于对这一理想的破坏。诸子的‘恶’，促进了先秦文化的大发展。

由这基本的歧异入手分析，则不难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与近代社会理想相去遥远。它是典型的防卫型理想——把各种见解和贤达之士内缩于宫廷，通过社会慈善的姿态来凝聚国力，而不以创造力开辟文明的领域，以外扩的热情到异地去搜寻实力。 

中国上层文化的这些特性，是其生存处境的特定産物： 

‘关于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阿·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册，第92页） 

气候和地势对神话与文化民族精神的影响，不限于色调一类的皮相，而足以促成某种气质。说到底，人的生産活动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包括气候、地势等地理因素)而发的，而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则受到地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交叉作用的制约。 

隋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个重心一直座落在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流域。隋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军事中心却滞留在北方，且不是洛阳这类中部的城市，而选择了北京这个边境战略要点。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的重心相脱离的态势，造成了物资运输上的严重困难，肩负著‘南粮北运’任务的‘漕运’(通过大运河)繁忙之至，耗费极大。但两个重心相分离这一事实，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最大原因即在于：自然地理的气候条件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一个持续而缓慢的乾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乾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首先，气候的乾旱和草原周期性的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紧伴随著严重乾旱、草地乾枯，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

而在中国、中亚、印度、中东、欧洲等农耕地带，受到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大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行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是饥饿，和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乾旱使农耕人面临双重压力：

一，游牧人的入侵和乾旱对农业的影响。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这些例证，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只是问题的表面，实质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乾旱压力争夺土地（即‘生存空间’）的斗争。于是中原人有不断南移的趋势，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来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著游牧与农耕这二元的生活。

一部中国史，写满了有关两方面时而斗争、时而妥协、时而和平共处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万里长城’只是中国文明五方范围（中原、北狄、南蛮、东夷、西戎）内的游牧人与农耕人，在历史上的临时分界线，而不是中国文化圈的边界’。因此这条分界也是不固定的。

明代的长城与秦代的长城即南北错落相隔一、二百公里之遥。鄂尔多斯草原，现在是游牧区，但考古学者，已在那里发掘出了秦汉时代农耕社会的遗址，表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明代长城比秦代长城靠南，并不象通常假设的，是由于明朝的国势不及秦朝强盛而是用一个实例说明了：随著华北地区的日益乾旱化，游牧地带自然地整个南移。游牧与农耕的界限——长城——因而同步南移了。 

修筑长城，因此也成爲东亚农耕社会一个重要的防卫手段。长城因此也被视爲民族的象征。今天以长城命名或作商标广告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主要有三: 

(1)长城历史悠久。两千三百年以来历尽沧桑，爲我国现存的地面上最大的古老建筑。

(2)长城工艺伟大。是从月球上唯一可凭肉眼能见的人造物。尤其在工艺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我们的祖先造出如此巍峨的奇迹，而令今人叹爲观止！

(3)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长城的精神’与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相通，即‘防御思想’。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著眼于防卫。在历史上，只要入侵的游牧势力一旦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铁蹄践踏的心理‘堤坊’。 

渐渐地，在民族的内心深处，便相应形成了‘长城精神’。长城，不仅成爲我们的物质象征，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象征。‘长城精神’的一般特点是：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重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命，不冒风险……与欧洲航海民族（从维京海盗到英语民族）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坊’在文化上的含义与‘长城’同属‘防卫型’，各自漾溢著"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所不同的仅仅是"防"的物件：‘坊’所防在内部，用以维持等级制度，巩固统治权力和既定秩序；‘长城’所防在外部，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尤其是区分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 

长城的修筑和防御思想的胜利，合乎历史条件造成的情理’。看一眼地图便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中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上无险隘可守。此外，由于农耕技术的限制，它也难以去垦殖气候寒冷、乾燥的草原地带。故而，只能死死抓住已有的农耕区域这一生存空间。这便是修筑‘万里长城’的根本原因。

在古代中国东商沿海，并不存在强大的海上文明的势力，等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相继东来时，我国文明的内陆气质早已定型了。它只注意来自陆地上的危险，对海上的威胁则视爲‘癣疥之患’。满清要员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曾断言，英国的海上入侵只是小小的祸患，而陆上的俄罗斯才是对中国的根本威胁。 

从总体看，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极爲相似：都以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爲主要生存空间；都要防卫和抵御周围游牧人的侵扰、攻击甚至征服。在受到的压力上中国与埃及相近似。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西部沙漠中的古代利比亚人（他们金发碧眼，不像现代北非的含族柏柏尔人）。正如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草原。但两河流域却是一个四冲之地”，在它的东、北、西二面，都面临压力。历史上，两河流域曾数易其主，各民族轮番统治不下十余次之多（从六千年前苏美尔人、经历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伊朗人直到今天的阿拉伯人）。古今历史上最成功地抵御了异族势力的侵略和同化的民族，还是要属中国农耕民族。无论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社会，都以宗教意识妆扮起来的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形态不同。对于抵抗来自游牧人的压力及征服，现世意识支配下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意识支配下的神权政治，效率更高。所以，埃及、巴比伦的文明早已毁于异族征服，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存。此外，汉字的规范力量，中国政治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也爲闭关自守创造了地缘上的条件。 

在帝国时代比较单一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完成了它凝聚农耕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使命，否则，它就不会受到持久的崇奉，成爲我中华民族性格中的重大要素。然而，在今天这样多变化、高效率、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便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束缚我们民族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我们民族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热爱和平，这是美德。它的基本精神是不倾向于外扩，它对保留既定之事物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但对开创未定之物，则持怀疑态度。这些品质，如果是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离的空间中，当不致构成危害；但面对当前世界历史上此起彼伏的文化、经济的广泛交流，和政治、军事的扩张浪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势头的冲击，我们又该如何？

在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中，总愿过著‘长治久安’的生活，把平平安安视爲最大的幸福。这固然与几千年来缺乏法治、刀兵战乱、异族入侵等重重灾难有关，但是否也有精神上的老化倾向？征服空间、控制外在的世界，是人类的理想，要有效地实现它，必先控制和征服自己的惰性。对新事物持畏惧、怀疑、反感的态度，而习惯于墨守陈规，这是精神上老态龙锺的表现。这种老化不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而是伴随著封建社会文明的日趋没落而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之中！现代的世界，是推崇科学、技术、效率、力量的动态世界：它要把握‘现在’。与此相反，在我们民族浸染著传统文化观念的心理深层，却是看重‘伦理’、‘模式’的古老静态，用经过美化的‘过去’来衡量和规范活生生的‘现在’，总想求得一个安乐窝，过安逸的生活——故而被目爲一头‘睡狮’。这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心理状态，与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多麽格格不入；更会妨碍发现新航道的创造性活动。 

要知道，‘变’——才是一切事物的生命所在，‘开拓’的锋芒所向，必将刺破‘防卫’的盾牌。寻求新航道的远征，即使不那麽合乎传统观念，也总比‘固守阵地’更切实际——因爲这是向前的出路！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变的时代和多样的挑战，而对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再思考，有助于负荷著沈重历史负累的民族，轻装前进。长城精神有它历史上积极的一面，也有它现实中消极的一面。因此，对它反思、扬弃，让一种新的精神振兴中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以上见《神话与民族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第八章，第二节，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网路版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SJ）

这种新的精神是什麽？显然是自由的、外扩的、航海的、全球性的，而偏偏不可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规定的教条。

七，结束语

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出版十七年、电视片《河殇》播出后的十五年、“延安精神”的祖国苏联死亡十二周年后的当今看来，情况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东欧和苏联的内陆极权统治，是从这里开始倒塌的： 从《走出“延安精神”》，産生了《河殇》解说词和电视政论片《河殇》。

而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无意中激发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镇压和平抗议的“六四大屠杀事件”，则激起全世界人民的良知和愤慨，冲倒了柏林墙，触发了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 

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对中国根本不像共产党所说的是什麽“悲剧”。相反，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解除了中国民族的心腹大患。因爲苏联帝国，实际上是满清、蒙古、突厥、鲜卑、匈奴、猃狁等草原内陆霸权的继承者，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渗透和征服，事实证明从头到尾给中国带来的是绵延一个世纪灾难，尽管这个灾难是红色的！ 

伟大的中国，不是命中注定要屈服在苏联这样野蛮的国际共産主义势力的奴役之下的！ 

感谢命运！ 

《河殇第一稿——走出延安精神》一石激起千层浪，就这样，带著对中国历史的祝福，重新出发了…… 

2003年12月1日

【12、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

首知联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21日 首发

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

（“首知联”，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简称。） (博讯 boxun.com)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到底是“八九学运”还是“八九民运”？

我们认为，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今天是这份《公开信》签署二十周年的日子，特写本文予以纪念。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以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可以说，这封《公开信》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2009年4月21日 

【13、2008奥运与中国人权】

2007年7月4日

记者纽约报导

昨天下午纽约法拉盛华侨文教中心举办“2008奥运与中国人权”研讨会，邀请旅美学者、河殇主要撰稿人谢选骏主讲。

谢选骏演讲的题目为“多角看奥运”。他从生态环境、人权、左派、全球、及华人五个角度谈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与中国人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认为，奥运本身缘起于不重道德，只看重力量、权势的希腊多神宗教，是属于强权、强国、强人的竞技游戏。与道德、人权扯不上任何关系。所谓的奥运精神是 1979年才宣布的，古代奥运根本没有五个圆圈代表五大洲的这层含义。

谢选骏说，谈到奥运，必须提一提“圣火”，它是奥林匹克山的光反射到镜子上，聚热产生的火种。曾被视为邪魔而禁止。他说，邪门的是从1896年开始决定恢复停止了一千五百零二年的奥运后，世界就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点燃“圣火”后，北冰洋就开始溶化，全球气温变暖。

许多反对北京主办奥运的人士，都以中国人权恶劣为由。谢选骏却指出，奥运与人权、平等自由没有关系。古代奥运是一个种族聚会，只容许希腊人参加，妇女参加奥运是1924年的事情。从奥运的历史看，从没有讲过人权是非。只有强权才能参加的，一场强国梦。

谢选骏强调，奥运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想的活动。在中国这个不理想的国家举办，正好是两个不理想。不过，谢选骏亦表示，站在华人角度，希望北京主办奥运，希望中国在各个方面跟进，亦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来促进人权发展。

【14、八九民运、六四事件 简史】

中华全国六四20周年纪念委员会

（六四事件简称六四，又称八九民运、八九学运、六四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大屠杀、六四血案、六四暴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起初定调为反革命暴乱，后来一般称之为六四动乱、六四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是1989年4月至6月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重大政治事件。）

事件起端于对突然病逝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学生透过悼念表达对社会各种弊端的不满，并随着民众对反官倒、反腐败、自由、民主的呼声高涨，学潮最终漫延全国。期间北京城区实施戒严，但未能完全平息民间抗议，在各派系互相角力下，中共中央最终出动军队镇压。由于当时消息被封锁，学生、市民以至于军人的死亡数字并无定数，资料来源众说纷纭，不同估计指死伤人数由数百至数千不等。据香港《苹果日报》在2009年3月的报导，在当年的镇压行动中，年龄最小的遇难者仅得3岁。[1]

六四事件虽然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但对中国内地以至香港的政治、外交产生深远影响，至今仍是中国内地极为敏感和极具争议的话题。

一、八九民运过程

六四事件发端于前中共总书记、改革派领袖胡耀邦的猝逝。当时北京各大高校学生发起悼念活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游行，学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亦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放报禁、增加教育拨款、并提出民主选举部分领导人等要求。

中共中央初期对处理学潮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引发学生极强烈回响，号召更多学生返回广场，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热情，纾缓学生的不满。

5月13日学生发起绝食，学生情况广受报导，学运终于演变成全国各界大示威，中共领导层的矛盾亦日益突显，最终赵紫阳下台，北京实施戒严，解放军集结市郊。

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与民众爆发严重流血冲突，抗议活动随镇压而结束，但余波未了。事后，全国展开大规模缉捕行动，赵紫阳所代表的开明派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形象受重挫，欧美多国向中国大陆实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国大陆改革陷入空前困局，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南巡和安排新一届领导上台后虽然有所改变，但未能消除派系矛盾，中国大陆短暂的自由气氛随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自此中央加强对传媒、以至后来的网际网路规管；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发连串政治效应。

二、学运前状况

参见：改革开放及资产阶级自由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以求摆脱混乱、愚昧、贫穷。1985年，政府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召回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许多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有计划经济理论被弃守，国内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巴契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严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会已浮现不安情绪。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发动大规模的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共指控学生运动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学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学者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出党，为安抚俗称「左王」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这场运动被视为六四事件的远因。

从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人大会议会议已提出各种问题，包括通胀、粮食减产、工人骚动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动、贪污、人口高速增长。

1988年初，全国通胀达20%，年底城市通胀升至26%，粮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间囤积。粮食减产进一步深化囤积问题，当时中国会按指定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但价格依旧远低于市场价，产粮的利润无法与烟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于财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据向农民收购粮食。改革推进时，各地一批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数百万工人失业[2][3]，工人亦要面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和通胀压力，各地出现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纺织厂近1500名工人游行长达两日，另一家药厂的1100名工怠工3个月。[4]同时全国流动人口急增，当时约4亿人散居于中国365座大城市，每年800万人流入城市。共产党内部贪污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有统计[5]指1987年共有15万名党员因贪渎而受罚，25000人被开除党籍，政府下令党员每年必须接受廉洁操守的考核。[6][7][8]

中国大陆俨然形成保守派与自由派的阵营。一些保守人士批评改革背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然而随着中国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深信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片《河殇》，公开呼唤「蔚蓝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国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先声。

1989年对中国来说具有意义。它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科学家方励之、诗人北岛已上书中央，要求把握契机，让政治松绑；全国人大会议亦提出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融合。

从世界的角度看，六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各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一环。六四事件发生当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数月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

三、胡耀邦病逝

在社会不安气氛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以73岁之年猝逝，加剧了紧张局势。胡耀邦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抗议社会弊端的学潮时，他对学生与知识分子表达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视为软弱表现，翌年1月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违反中共的集体领导原则[9]，胡耀邦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10][11]；1987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2][9][13]。

虽然代表开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续，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中共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提升为国务院总理。

当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邓小平后，有说他把烟头熄灭，「十指无力地交叉在胸前，没有一句话。过一会，就又拿起烟，狠狠地抽起来。」他要求夫人卓琳致电慰问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央政治局对胡耀邦的评价和丧事安排，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大会。[14]胡去世不到4小时，新华社迅速作出报导，指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外界密切关注胡耀邦去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美联社、路透社均认为胡的猝逝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胡早已离开权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局。4月16日《东京新闻》发表一篇题为《胡的追悼活动是注意的焦点》，文章说：「追悼胡的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党和政府对追悼活动草率从事，很可能激怒民众。」同日，日本时事社指出适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民众不满通胀和官员特权等弊端，民主的呼声在学生之间高涨：「胡氏逝世会否引发类似天安门事件，正受人关注。」[15]

四、运动酝酿期

当胡耀邦病逝消息传回校园起，北大、清华以至上海多间大学等均挂满大字报和挽联，有学生成立胡耀邦治丧委员会，准备在校内设立灵堂，陆续有人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逐渐发展出对民主的诉求。4月1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场400人追悼会，有学生自由发言时说「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同日，西安市钟楼邮电大楼前的广场，亦有人挂上挽联说：「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7日，学生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过程中警察未能驱散群众，当晚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16]：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学生继续静坐，声援人数不断增加，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有警察与民众在新华门对峙[17]。其他城市情况相对稳定，上海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悼念活动很快和平结束。

此时中国的局势渐受关注。有说在一份中共内部的报告上称：虽然目前局势表面平静，但民间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随着五四运动70周年，「两件事应结合起来搞」，并警告悼念活动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会而推上高潮，呼吁做好疏导工作，密切注视校内动向。[18]

到了4月17日，香港《英文虎报》发表《胡耀邦逝世料会激励改革派》的报导指，「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着五四70周年临近……北京大学生可能会自发地组织民主活动。」当天，路透社一篇《中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的报导指北京发生「文革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4月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他们要求进中南海献花圈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学生6次试图突破警戒防线而未果，晚上更多学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与警方冲撞[19]，扰酿至20日零晨，警察把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新华门前仅剩下约300名学生，双方对峙，期间未有大型冲突。北京市政府用公车把学生拉回学校，有学生被拉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

面对学生连日的游行，中共出现两种声音，赵紫阳等人认为应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并要求警卫把枪上的刺刀卸下，尽力避免与学生肢体接触，但王震等元老怀疑运动受人操纵，背后用意是打倒共产党。

4月20日，李锡铭、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呈送报告。内容称，有人借题发挥，公开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反动言论，有人造谣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并公开号召大学生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到工厂、农村、商店动员各界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大字报指：「火烧中南海！」报告亦留意到活动趋于组织化，一些学校提出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以至成立修政宪法委员会，实行地方自治，实现新闻独立等。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五、罢课潮爆发

4月20日凌晨，北大举行民主沙龙，学生总结历次学潮的失败在于没有统一领导，北大学生王丹宣布废除原有听命于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八个部，并宣布直至5月4日前，筹委会领导一切学运，并准备成立协调各校的「团结协会」。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争，以罢课争取民主。

这一天成为运动扩大的转捩点。当日新华社首次发表提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并在报导中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学运收敛，反而挑动学生不满，学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当天，陕西出现自胡耀邦逝世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新城广场的群众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下午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政府大院，停车场聚集1万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强行带走，激起群众不满，武警与群众对峙，但晚上6时刚好下雨，不少群众离开。

当日南京大学学生会门外亦有3000名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口号是「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南京大学还有标语说：「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

4月21日，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华门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

4月21日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的、200名学者连署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由谢选骏、远志明等人征集签名后，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声援学生，均遭拒绝，未获接收，后来改为邮寄送出。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灵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并要求官方媒体报导学生悼念活动。[20]，但都未获政府同意。

当日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中间一人举着一条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有工作人员尝试扶起学生，有学生泪流满面，更多学生齐喊：「站起来！」。这一场面引起全国以至党外内的关注，有一些党员回顾事件时指，不少老党员经历过学运，眼见学生下跪，领导人却不问不闻，感觉共产党怎么会变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对象，心里嘀咕。[21]

六、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举行，天安门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维持秩序，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东侧按学校列队有秩序静坐，不少学校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学生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有学生流泪，气氛肃穆。

追悼会下午结束后，学生虽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学生担心入夜出事，决定撤出广场，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

西安、长沙出现后来被称为「四二二事件」的严重骚乱。据报晚上5时起，西安有人焚烧二辆汽轮和五间房子，逃走时又有人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和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大举缉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占72人，西安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但大学生比例不详。长沙亦有20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当中3人为大学生。武汉大学生意图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纪云等人的劝告，决定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测政局不稳，但他重申三点：一是追悼会已结束，坚决劝止学生游行，要马上复课；二是严惩打砸抢行为；三是要疏导学生，开展多层次对话。[22]

同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倡议无限期罢课时，申明事件焦点已由「悼念」变成「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报导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共同社及日本《产经新闻》均不约而同指出，面对当前状况，政府可能会出动军队，其中共同社电文称：「北京学生领袖已开始敦促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运动行列，将严重动摇中共领导，中共届时或会不惜犠牲党的权威予以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与中共领导层同意会晤，由15名学生代表会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会谈，对话流产。上海市委则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当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处留白抗议，引起海内外巨大回向，最后报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因处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晋身中共领导层。[23]

七、四二六社论

事件扰酿至第十天，邓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员指游行已扩大至20个城市，坚信运动受极少数人操控，必须强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层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后，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经胡启立与李鹏审阅，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社论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24][25]

这份社论引起极强烈回向。社论在4月25日发表首天，北大校园晚上反复播放其内容，一些学生骨干反应激烈，表示「要斗争到底」，一些学生对自己被列为「反党集团」而感到害怕，并指政府很快会抓人，更多学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坚持最少要罢课至5月4日。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与家长得悉社论后赶到往学校了解情况，该校党委副书记谢战原说：「不少同学都很震惊，觉得中央定调太高，这与之前中央的宽容精神很不相称，学生们很难接受。学生认为这不是在搞动乱，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领导不管是什么人出来对话。」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同的示威，抗议社论，其中以长春规模最大。当晚吉林大学等校约3000名学生涌到省委门前，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并表明因为听到运动被定性为「动乱」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单位对此反应迥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学生召开记者会反驳「学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并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决定举行四二七大游行。4月27日，北京约5万名学生上街示威，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并未强硬阻挠，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有说[26]中南海接收国安、新华社、高校党组织共36份报告，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解决问题。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指，问题被社论深化，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及学生难以接受，批评社论令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余地；有报告批评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指：「为什么这次学生游行，从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过程中，中共尝试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申明四二六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但学生对谁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词，纷纷要求推翻社论内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但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并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

然而在「定性」问题上，袁木重申立场，指运动背后被「长胡子的人」策划，「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现在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27]。

中共对袁木的对话大加赞扬，认为内容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观感相当迥异。有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后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学生批指责袁木回避实质问题。当时也有学生质疑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并非由「普选」产生，不具备代表性而拒绝参与对话。

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数千名学生游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八、短暂的缓和

自4月30日起，学潮表面有所缓和，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约30%高校生已陆续复课。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话题包括学生关心的反贪问题，言谈间陈希同说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仅数百元，不会参与贪污（然而六年后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28]

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与学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再次提七点要求，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惩处日前新华门殴打学生的人；反贪污、反腐败；并且尽快起草新的《新闻法》，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回大陆办报的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由全国政协出组成专家论证小组，检讨政府政策失误等。[29][30]

学生同时宣读《告香港同胞书》，申明这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旨在加快政改、反腐败、倡自由、对政府提合理意见，籍着建立完善社会制度，可加快祖国统一。「我们希望香港各界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斗争进行到底。」[31][32]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学生事前特别强调，游行口号必须排除反共口号。北京高自联则选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带领学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当天，新华社罕有地刊载学生声明的全部内容[33]。

在声明中，学生特别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这份声明随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5月3日派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反击学生言论。袁木在会上批评学生要求像「最后通牒」，无法接受，并指学生代表已然犯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讲话内容包括：一、政府与学生对话不能排除合法的学生组织；二，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批评学生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表现了学生「幼稚的冲动」；三，请愿书带有威胁性质，「从请愿书中看出确实背后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是极少数人在背后制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何东昌期后亦指，4月22日三名学生「在封建的习惯下」跪求总理接请愿书，「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

袁木在会上只承诺，当5月4日出现大游行时，政府将平心静气待之，但袁木却说，对于「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34]

袁木的答复引起一些学生不满，但情绪似没有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高涨。有学生认为袁木强硬态度，可能是政府要动手的警号，亦有学生不满政府不承认自治联合会、把他们当成是「动乱之一小撮」，难以令人接受。

当天，高自联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明天是否去广场游行，在场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同一时间，广东一家向海外发行的报章《亚太经济时报》在北京筹划一场新闻界研讨会，该会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运动的精神，刚好碰上学潮，会上议题集中在《世界经济导报》查封事件，席间各人争论应否加入游行，最后会议拟定发起新闻界联署要求与主管新闻的中央领导对话，同时媒体员工可自愿参与学生，在五四当天一起游行。[35][36]

九、五四70周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举办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该文章由鲍彤起草，经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审核，期间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讲话中加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但赵紫阳认为目前气氛不宜加入该内容，事后赵紫阳亦因此讲话被指不听意见。

赵紫阳五四讲话撮要[37]

十一届一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惯彻实施，改革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条件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在稳定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不容易啊！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

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序、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怕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如果出现那种局面，中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根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 。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

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 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认清历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是当代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

赵紫阳的讲话一方面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亦强调学生的要求与共产党是一致，在学生之间颇获好评，5月4日北高联宣布，从次日起，结束罢课。此时大多数人认为，赵紫阳返京后，事件应告一段落；同日，赵紫阳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也说，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25]

人民日报当天在头版报导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报导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学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学生罢课，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导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十、绝食潮开始

此后一周，学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学生担心这种定性会为学业和就业带来极大影响，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共不「秋后算帐」，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看待参加者也是未知数。

5月13日，由柴玲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将学潮推上高峰。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们向全国发出绝食书，引用了毛泽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等语录，笔调极富感情色彩。

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多间医院以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向应，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发动北京大游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开始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导。

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当日，苏联领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巴契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巴契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区进行的活动取消。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影响了中共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在学生前说：「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学生未有理会劝告。

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巴契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当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巴契夫时，在大批记者面前说：

「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认为这番话触发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上述讲话发表后，北京学生开始打出针对邓小平的标语，例如「小平糊涂」、「老眼昏花少而无能」、「八十五岁，尚能饭否」等等，而参加游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门的旗号，外交部、邮电部、国家体委、中宣部、国家教委、国中央、中央党校、求是杂志等等单位，都有干部参加游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进一步攻击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发动知识分子签名。

十二、赵紫阳倒台

六四事件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温14年后成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仍然为中共掌舵人后，邓小平成为外界抨击对象。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会议，李鹏等常委把矛头指向赵紫阳，认为局势难以控制是他一手做成，并强烈要求采取果断措施，终止学潮。有说法[38]指赵紫阳当晚以「不能认同大多数常委意见」为由，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

翌日清晨，赵紫阳、李鹏等人前往医院探望因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当即撰写辞职信，内容说「我对小平同志和常委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方针，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意见。为此，我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信件送交杨尚昆，杨尚昆把信件扣下，并劝赵紫阳顾全大局，收回请辞。[39]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会晤50分钟，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账，「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讲话后向在学生鞠躬，学生们十分感动，或鼓掌、或哭泣，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40]

5月19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党政军部大会，由电视现场直播，李鹏强调政府必须迅速扭转乱局，呼吁党政军各级干部紧急动员，并宣布调动解放军进驻北京市郊。此时外界已注意到，赵紫阳及胡启立并未列席，断言赵已失势。

十三、颁布戒严令

赵紫阳夜会学生约5个小时后，北京戒严令正式下达。5月20日早上10时，李鹏在电视上颁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军队开往天安门，学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25]该戒严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41]。

戒严令说[42]：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列明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期间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同时禁止境外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场、企业、街道等单位采访，市内多处摆设交通路障。

戒严期间，广场上仍有逾十万民众聚集，媒体采访工作并未停止。当时市郊有零星流血冲突，但军队严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冲突并不严重，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泪，一些显得不知所措，事后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43]

5月21日，香港民众发起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数以百万的捐款送到支联会的户口。

此时政府与示威者展开最后的拉锯。5月21日，军方派出直升机来回到广场上空撒下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44]。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参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44]当天，三名学生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但学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无意推翻共产党统治，他们把三名破坏者送交公安。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没有一人死亡。[44]

5月25日，广场上盛传赵紫阳被指控带领反党，同时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温家宝、杜润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级党政干部，据说被点名指为「反党集团成员」，同日李鹏公开接见外国驻华大使，显示他仍然掌权。

此时身处美、加的人大委员长万里的取态备受关注。他在学运时正好出访多伦多，他当时说：「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44]正因为这一说法，外界当时期望他能以中国宪法上最高机关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严令、恢复赵紫阳的职务，但万里提早结束对外访问，5月25日凌晨经上海返回，期后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上海治疗，并没有回北京召开会议。

5月26日，新华社发放消息，中共元老陈云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萧克、陆定一、姬鹏飞、耿飙、黄镇、宋时轮等人，会议通过「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其后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称，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44]

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引起天安门管理处不满，指该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学生做法损害国家尊严。[44]

十四、广场上矛盾

在局势日趋紧张下，学生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显。他们的分歧在于：谁负责做总指挥？谁管财务？接下来应采取甚么抗争手段？更迫切问题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

在「撤退」和「留守」问题上，高校学生联会秘书长王有才认为静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张尽快先撤回学校，再谋行动，但柴玲等人则认为必须留守，并指控主张撤退的人为「投降派」。当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入北京时，不同派别的学生争相抢夺这批学生[45]，而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学生广播站，也成为占据的对象。学生领袖封从德说：「大大小小的『政变』，每天总得二、三次。」[46]在学生眼中，谁掌管握广播中心，就等于掌握了广场上的控制权[47]，广场上不时传出学生高呼「审判柴玲」等口号。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香港演艺界5月27日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筹得逾千万元捐款，物资陆续运抵北京，为当时已现疲态的学运注入一支强心针。然而学生的矛盾并未平息。6月1日，柴玲及封从德指有学生在广场上意图绑架他们[48]，并公开点名几位学生参与绑架；有被点名的学生在电视上强烈否认指控，并在媒体上公开批评有人侵吞捐款[49]。一位从山东到北京声援的学生说，他之前怀着热情来到北京，但天安门广场已经变成外地学生栖身之所，广场卫生恶劣，静坐徒具形式。[50]

直到6月初，除了北大、清华、师大、人大之外，北京大部分院校已复课。[51]翌日，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的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张撤离的知名人士宣布在天安门绝食72小时，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开展和平对话[44]。刘晓波事后指，他们是为了劝退学生才加入绝食，希望令自己在学生之间拥有发言权，料不到这反而坚定了学生的决心；当面对学生高涨的掌声时，他们也觉得心情兴奋，把原先的理智抛诸脑后。[52]

十五、天安门清场

这张由多间西方媒体录下的画面，摄于6月4日，一位据称叫王维林的人只身阻挡坦克，他尝试爬上车上，士兵探出头观看后，试图绕道而行，但未成功。王维林事后被数名身穿便服的人扶走。这幅照片后来成为六四的象征，中国官方就以此说明军队相当克制。（图片由原作者Jeff Widener（The Associated Press / 美联社）授权维基使用）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指令翌日6时前要完成任务，并宣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当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44][44]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人用碎砖头砸打解队，军队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从这时起，军队时而向天开枪，时而对正人群扫射，有人中弹倒下。民众不断向后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军队用冲锋枪向骂声扫射，约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边的复兴医院。[53]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家窗户上探出头来痛骂，也有人从窗口上往马路上投东西，军队开枪还击，从木墀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其中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打死，当中据报包括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尊的女婿[54]。

根据BBC现场报导，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55]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一些有录像却显示解放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56]。

广场上的学生虽然知道镇压开始，但起初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示威者最多是被军人押走。后来从跑入广场的人得知，军队荷枪实弹并扫射示威者，令广场群众陷入恐慌。[57]

零晨1时，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军队向堵塞他们的群众开枪，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复兴门外医院接收大量死伤者。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紧急通告》，内容说：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中国官方资料称，《通告》内容广播后，至零晨2时，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数千名学生和市民。[58] 零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 [59]据报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60]，另外有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61] ，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62]。

3时左右，约3000名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此时正进行绝食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决定劝学生离开，并在广播中发言，大意是指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唤醒人民，赞扬学生不畏死的精神。刘晓波等人发现有学生之前从军队抢来的枪支，要求立即砸毁枪械，并命令学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否则解放军就会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学生开枪。

5时20分，一大部分学生已离开，但广场仍有约200名民众不肯散去。侯德健等人直接要求会见军队指挥官，表达愿意由他们出面劝余下的学生离去，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军队同意，学生逐以「声音投票」方式，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两把声音旗鼓相当，但考虑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声呼叫，学生领袖认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离开。

学生撤走时，有人声泪俱下，有人喊出「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戒严部队官兵突然全体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并朝天开枪震慑。约5时40分，清场基本结束。

事后，柴玲在逃亡后曾发出一段录音，指曾见解放军在广场向纪念碑开枪，提到坦克施放毒气并追压撤退学生，并且引述传闻指出，有同学在帐篷中被坦克碾成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但这一说法极具争议。 侯德健事后接受访问说[63]，他留守至6时半，但在广场上没有看见这情况，批评如果使用谎言去对抗谎言，只会损害学生的道德力量。 另外，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官方录像片段，经侯德健劝吁下，学生最后完全撤出广场[64]。 这片段与侯德健的说法颇吻合。 柴玲事后则指她是「听说」有这情况，间接承认没有亲眼目睹。 目前较公认的说法是，木樨地是伤亡最重的地方，而在一些主要街道上，军人有向呼喊口号的学生开枪。[65][66]。

十六、舆论的耸动

在6月3日至4日，中央媒体均以不同方法表达对镇压的不满。在6月4日早上6时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员李丹当晚这样报导：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67]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68]

6月4日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亦一则题为「北京这一夜」的消息：

本报6月4日凌晨五时讯，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为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69]

《人民日报》该日在新闻选材上亦曲线表达不满，其中国际新闻选用南韩光州事件，以粗黑体写上：「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关于波兰局势的标题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题为「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关于中东局势的题目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会和体育版则分别报导「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条关于残疾人运动会的报导，标题为：「不能被征服的人」。[70] 事后《人民日报》总社长钱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都被撤职，编辑吴学灿被判入狱四年。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十七、大规模清算

六四镇压后，中共领导层保持约一个星期沉默，期间各种传闻散播，香港传媒甚至传出中国军队爆发内战的消息，有部队互相开火，中共并未澄清，全国各地仍有示威活动，抗议镇压。

直至6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党政高层陪同之下，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并发表讲话，以此说明邓小平的党政地位未受动摇，全国惩治单位在各地采取行动。

以上海为例，自6月4日清晨起，复旦、同济、交大和华东师大等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全市42个地段设路障拦截军车，市政府通过电视电台警告学生不要以为政府软弱可欺，继续一意孤行，同时亦撤走十多个路障。翌日，三万多名学生上街堵塞122个交通道口，市区交通全部中断，郊区企业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

这段期间，上海市政府与学生反复地设路障、清路障，6月6日晚上有五人拦截火车时被撞死，现场聚集3万人，有车厢被焚烧。7日，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校有学生在学校礼堂、教学楼设置灵堂，上海传出戒严消息。

上海用电量由6月3日的6653万度电降至6月7日的6128万度，二轻、冶金、纺织、仪表、船舶、航空、电气等行业的997企业的职工缺勤迟到率为34.38%，12家企业全部停产，23家部分停工。6月8日，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上海不能乱」，并澄清决不在上海戒严，他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提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直至9日，上海一方面发动工人清除路障，同时6000名名学生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会，参加者臂戴黑纱，抬着花圈，举着校旗，有秩序地进入广场，广场不断播出「北京惨案真相」，但随着公安部门大举缉捕学生，各地示威陆续终止。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辑全国民运人士。

公安部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大规模的清算行动由此开始，6月12日公安部要求搜捕方励之、李淑娴；翌日21名学生被通辑，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6月14日，再颁布命令，搜捕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共三人。直至6月24日，公安部进一步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71]

同一时间，全国亦亦展搜捕行动。截止6月30日，上海143人据报向公安自首；拘捕273人，并声称「破获三个反革命集团和二起台湾国民党特务案」。上海「高自联」骨干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战（又名张才）在虹桥机场出境时被抓获。黑龙江、吉林、辽宁拘捕612人；陕西、山西、内蒙、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亦1979人，其中贵州更宣称抓获流窜犯罪6035人，摧毁团伙222个。[72]

这些拘捕人士与「六四」并无必然关系，但因碰上严打严审的时期，量刑也被增加。相对来说，在这次大肆搜捕「反革命动乱分子」的过程中，环境最为宽松的当数广东省、海南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73]

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并在6月10日起陆续以新闻方式告之。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74]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二十日，亦即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除了从形式上确认免职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职务，同时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埔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李鹏同时主导对赵紫阳进行了批判，赵紫阳提出了详尽的辩护与反驳，为中共高层意见分歧留下明确记录。虽然赵紫阳此后不能再露面，但这次政治遗言仍确立他在民主运动中的地位。

6月25日，《人民日报》当日头版以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报导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长达172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十八、逃亡与拯救

六四镇压后，大批参与六四的人士被通缉，大批学生逃亡，其中以香港发动的黄雀行动扮演重要角色。当中国政府6月13日公布「通缉以『北高联』为首的21名民运领袖」后，香港人陈达钲及罗海星等人展开营救，先后营救133名人，当中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陈一咨、苏晓康等从深圳、珠海、海南经香港中转至其他国家。至1989年10月，当行动的两位成员在湛江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时被官方逮捕而终止。[75]

其中，王丹于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流亡美国。[76]在2007年底密西根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王丹谈到了部分学生领袖的现状，柴玲在美国创办了高科技公司，并被获准回中国[来源请求]经商，李录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王丹自己则打算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后从事教书，如果政府允许则希望回国发展。[77]

十九、遇难者数目

关于死伤情况，一般认为死伤主要发生于军队往天安门推进途中，但对于天安门广场内的死伤情形，则有不同说法。

在清场后，由戒严部队公布过军队死亡情况，尝试以血腥描述而说明镇压的正当性，但有关内容除了在镇压后偶尔提及外，此后亦没有再公开申明，外界对内容真假一无所知。据戒严部队指挥部6月4日称，长安街一辆军车司机被打死；西单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排长被打死后，尸体被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车，后被「剖腹挖眼」。崇文门过街天桥上，一名士兵被人从桥上扔下，被浇上汽油烧死，一名士兵的尸体被悬挂于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翠微路口，军车被人投掷燃烧物，6名军人烧死。戒严部队指约20多名官兵死亡。

柴玲6月8日的录音讲话提到:「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柴玲的说法普遍被指有误。[78]中国官方则宣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79]根据录像资料和中国官方记载，当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内仍有数千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被军队包围后强制解散。丁子霖在寻访死难者时发现，清场过程中军队曾向广场内学生开枪并杀死了学生，如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被戒严士兵乱枪打死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下[80]；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枪杀于毛泽东纪念堂附近。[81]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死亡的军人，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而翻车，油箱擦地起火死亡。[82]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导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83]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见当时《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

中国政府至今仍未公布死难者名单。其他不同媒体也有不同的报导，从几十人到几千人不等。丁子霖教授由于她自己的儿子蒋捷连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被子弹击中丧生。她开始联合其他死难者的家长，组成「天安门母亲运动」，她们收集出一份死难者名单，要求政府还其公道。

二十、国际反应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且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国决裂，与台湾中华民国复交，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现实情况，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84]

1、大中华地区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中国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国防部于当日下令「停休返防，全体国军官兵迅速进入备战部署。」台湾民间也有游行，支持大陆学生民主运动。在六四前夕，台湾歌星们因此而创作了一个歌曲：历史的伤口。行政院作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特别措施，公布了四项措施，其中有：向放弃中国大陆护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在外国的大陆留学生和学者发放中华民国护照；向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英属香港：大批香港人参与多场大游行，并且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1989年5月27号，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马场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集会，30万人参加。当镇压发生后，5日清晨，中国银行出现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挤提，一日内被提走50亿港元；支联会原订8日举行全港罢工、罢课、罢市，但6日当晚有人在旺角闹市出现混乱，教育署宣布7日全港学校停课一天，同时行政局照会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取消三罢活动。港督卫奕信爵士形容流血事件是惨剧，感到震惊及悲哀。他同时认为，这个悲伤的时刻值得香港人反省。 

 澳葡政府：澳门总督文礼治发表声明：「这刻我认为适宜发表的谈话是：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不可以接受的。」5日，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属下银行出现首次挤提，当天被提走3.3亿港元。 

 中国内地境内： 

成都：6月4日清晨，武警对在市中心天府广场静坐的学生实施清场，冲突中武警打死打伤多人。整个白天大量军警与数万市民在市中心一带对峙，发生暴力冲突。市民向军警投掷石块、砖头，军警释放大量催泪弹试图驱散抗议的市民，并多次鸣枪警告。市民和军警都有多人受伤。傍晚以后，军警全部撤离，市中心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天黑后，开始有人打砸店铺，进入附近的人民商场偷盗，后引起火灾。木结构的商场老建筑基本被烧毁，还波及附近多家住户。 马路对面的人民电影院也被纵火烧毁。前往救火的消防队也受到殴打，消防车被烧毁。 

南京：南京很多高校学生都到南京市中心鼓楼广场，新街口广场进行游行。在鼓楼广场的旗杆上，挂上了一个白旗，上书一个祭。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在六月二号，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给北京的公开信，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该校学生也去鼓楼广场参加了游行。同时，有些高校的学生为了让工人们也加入罢工，有段时间会到主要交通介面阻拦交通。在这段时间，由于学生运动，南京的公共汽车服务不得不中断。对南京市民交通带来不便。 

其他：在西安发生焚烧汽车等情况。长沙还发生了骚乱。黄兴路一带的很多私营商户被哄抢一空。 

2、国际组织

 联合国：6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指事件令人「极为沮丧」，虽然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应干涉各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但他非常希望北京能保持最大克制。 

 世界银行：6月12日，世界银行原定于13日讨论向北京提供2.3亿美元的新贷款，但因应局势而延期讨论。 

3、西方国家

 美国：6月5日上午，乔治·布希总统宣布暂停向中国出售武器、暂停两国军事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期逗留申请、通过红十字会向中国伤者提供医疗援助、并检讨双边关系的其他事宜。中午，布希在白宫会见四名中国留美学生40分钟。5日，众议院以40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谴责北京镇压事件，支持总统采取行动断绝同中国军事合作」；6日，参议院以100票赞成，0票反对，要求总统制裁中国，当中包括要求美国之音增设华语节目。同日，国务院宣布所有中国国民在签证到期后可留在美国。7日，因应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美国大使馆下令外交人员撤离，125人离开中国。8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无法断定中国由谁人掌权，呼吁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同日，纽约市长郭德华宣布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关系，并建议纽约市第42街和第12大街的交叉路口命名为「天安门广场」。20日，白宫宣布美国政府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新贷。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政府发放给1989年6月4日到1990年4月11日之间在美停留过的所有中国公民的绿卡，亦称为「六四血卡」。美国国会为此特别通过了《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 

 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6月5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并指要是中国改革夭折，中欧合作可能永久性受影响，并取消预定6月6日举行的中国联合委员会的高级磋商会议。6日，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谴责武力镇压，对「悲剧极度震惊」，指「严重的动乱仍在继续」，呼吁「中国停止以武力对付北京和全国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立即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宣布中断中国与共同体的贸易。27日，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制裁中国，措施包括： 

在适当的国际机构内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独立观察员能参加审判和探望犯人； 

停止成员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 

中断双边部长级和高层接触； 

推迟共同体与中国的新合作计划； 

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仅限于在有利改善目前状况的行动； 

成员国延长中国学生的签证； 

推迟批出新贷款。 

 加拿大：4日，加拿大政府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敦促北京停止「愚蠢的屠杀」。外交部长克拉克说：「中国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和野蛮地使用武力……我们对这种愚蠢的暴力行为和悲惨的死亡表示强烈震惊……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军队的野蛮屠杀。」 

 英国：5日下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召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宋明江「对北京流血事件极为震惊。」并决定「取消中国司法部长蔡诚对英国的访问」、「取消英国农业大臣约翰·麦格雷戈对中国的访问。」6日，英国首相柴契尔在下议院说：「这场流血表明，共产主义总是随时准备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头脑单纯的人，……显然，（英国）不可能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来往」，并指看不出如何能与中国政府就香港前途进行接触。镜报集团于7日起停止在欧洲出版中国官方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 

 法国：6日，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布冻结法中两国的各级关系，总统、总理及政府官员与中国领导人将不再有任何接触。7日，外交部宣布把驻中国的外交员减至最低限度，并指法中军事合作亦会中止。 

 西德：5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说：「我不仅对动用武力表示最深切的遗憾，而且希望中国重新采取符合其人道传统的方法。」联邦外交部宣布西德与中国中终高层领导会晤，并已经与美、英、法协调一致的反应。联邦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再使用任何暴力，通过对话解决危机。8日，德中经济委员会秋季会议取消。 

 比利时：取消了预定6日两名国务部长与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的部长级会谈。 

 西班牙：5日，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对事件「极担心」，「希望中国能够使其民主化进程达到终点。」6日晚外交部宣布冻结西中两国的高层接触。 

 奥地利：5日，总统瓦尔德海姆、总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长莫克等相继发表谈话，「对北京事件极为震惊，要求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动用军队，和平解决事态」。外交部当日召见中国驻奥大使，让大使转交奥政府抗议，并取消欢迎正在奥国访问的中国司法部长蔡诚的活动，关闭奥钢联和爱林等公司驻北京代表处。 

 希腊：5日，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暴力冲突和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希望中国的事件将不会导致民主进程走向绝境。」执政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反对党希腊新民主党、希腊共产党、希腊左翼党、希腊民主党都于同日发表声明进行谴责，3000多名希腊人到雅典中国使馆抗议。 

 芬兰：5日芬兰外长佩尔蒂·帕西奥指「中国如此使用暴力令人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向群众动用装甲车，人民的军队绝不是向人民群众开枪」。同日，芬兰共产党主席阿尔莫·瓦尔斯特发声明谴责屠城。 

 荷兰：6日，荷兰外交部宣布冻结荷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6日晚，荷兰外交部宣布，荷兰王国已决定中断它同中国的高层接触。 

 葡萄牙：5日，政府声明指：「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坚决反对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7日，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席尔瓦说：「我们对中国局势表示忧虑，决定派一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这块将于1999年归还中国领土上的居民。」 

 丹麦：7日，丹麦政府取消对向中国发放十亿丹麦克朗（约计1.5亿美元）的出口贷款及援款。丹麦议会外委会主席埃尔姆奎斯特说:「暴行必须停上。只有该国出现另一种政治气候时，援助才能恢复」。 

 瑞典：5日取消国防大臣卡尔松到北京的访问，取消前任中国国家主席、时任政协主席李先念对瑞典的访问。8日，瑞典外交部冻结对中国的援助。 

 瑞士：5日，瑞士联邦政府就北京事件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呼吁采取克制和尊重人权，希望以对话替代武力手段」。 

 澳大利亚：澳洲总理霍克在电视演说中为死难者落泪，时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 

 纽西兰：6日下午，总理朗伊宣布：「内阁己决定请外交部长马歇尔召见中国驻新大使倪正建，告诉他纽西兰政府对北京流血事件感到憎恶」，取消警察部长原定20日到中国的访问，并宣布暂停纽西兰政府部长和中国政府代表之间的接触，呼吁国民不要去中国旅游。 

 巴西：5日政府声明指「对这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动荡感到痛心。」这一声明打破了巴西不评论其它国内部事务的惯例。 

4、东方阵营

 东德：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指：「武力镇压反革命人士是对的。」 

 南斯拉夫：6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声明指：「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并忧虑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被终止，「希望中共通过政治努力和公开对话消除危机，并同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下去。」8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指「经济开放及其后果之间的冲突已经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中国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匈牙利：5日，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长霍尔恩·久洛指「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遗憾，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去巩固保守统治地位和独裁统治。」匈牙利政府指「这一悲剧证明，在改革过程中，行使权力的政治家的忍让精神和为民族命运负责精神是多么重要，政府为建立保证基本人权的法律是多么必要。」7日，匈牙利政府指「用武器和暴力」毫无意义和不能解决问题，「尊重基本人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国际义务，任何国家都不能它看成是绝对的内政」。当日下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发表声明，「一、我们强烈谴责暴力和兄弟之间的战争。这种方式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二、我真诚地希望，理智将占上风，并尽快回到和平建设的道路上。」 

 波兰：6日，波兰政府发言人：「波兰社会和当局以深切关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我们对死伤者的家属表示最真挚的慰问。」「我们相信，中国人将跟过去一样不诉诸武力……理智和现实主义将占上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它的国际地位将不遭到削弱。」波兰传媒连日来以显著篇幅报导北京局势。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说：「中国是幅员辽阔而神秘的国家。我只能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关于军事管制，「只有当国家的基础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苏联：６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中国事件声明」：「不管情绪有时是多么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寻找由社会团结目标所确定的相应的政治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该国的内政。其他方因施加压力的任何尝试都是不合适的。这种尝试只会激化情绪，而无论如何也不会促进局势的安定」，「我们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国人民能够尽快翻过自己历史上这悲惨的一页」。9日，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说：「没有预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极为惊愕。」「自从上周末北京发生暴力事件以来，就无法和中国首都进行电话联系」。15日，戈巴契夫说：「我们都对中国的事感到十分不安。我们都在为这个伟大国家的深刻改革和改造的进程是否会中断而感到担心」，并指六四事件为国际局势改善带来负面影响。 

5、亚洲国家

 韩国：5日，外务部表示「事件表示关注」，并希望「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而能和平解决」。 

 日本：5日，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说：「我对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造成重大伤亡一事不胜忧虑。期望局势能平稳下来。」同日，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发表谴责声明，并从六日起，日本三和银行、大和银行、住友银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松下电器公司、西武百货、三越公司等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人员被指示回国，当天共1163人回国。6日，日本银行协会联合会宣布冻结给中国的两笔贷款，数额为1.45亿美元。7日，日本首相宇野指政府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并召见中国大使，转达政府的严厉见解。下午，外务省指「中国政府行为从人道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同日，中国戒严部队因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3名日本使馆人员住宅遭枪击，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有1774日人离京，同日官房长建议在北京的日本人避难，并实施两项政策：「一、通过红十字会提供药品等紧急援助；二、延长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签证」。8日，通产省宣布把中国划为「特殊国家」，每宗货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20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向中国提供的57亿美元贷款，这个行动「等于暂停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越南：8日，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澄清，西方电台报导河内支持中国政府的行动「纯属捏造」。「这是中国的内政。发生这场流血事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局势正常。」 

 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声明：「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考虑任何看法。」但他又说：「如果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领导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决柬埔寨冲突的速度缓慢下来」。8日，泰国派专机撤回北京85名泰国公民，驻中国大使馆只留10名官员。 

 新加坡：星国政府对中国事态维持一贯态度：不予置评。另外，自翌日起，数以千计的新加坡人纷纷到中国银行挤兑。 

 马来西亚：8日，首相马哈迪说：「我们无意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我们对造成许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许多青年死亡的战斗表示遗憾。」 

 巴基斯坦：联合国举行制裁中国决议的大会上，巴国驻联合国代表：「巴基斯坦国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主张，坚决反对联合国公开干预成员国内政，特别是干涉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事务」。巴基斯坦是当时仅有的支持中国政府的2个国家的其中一个。 

 印度尼西亚：8日，印尼政治及安全事务部长苏多莫说：「尽管最近北京发生了政治动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将继续下去」。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说：「我国对中国的政策依然如故。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仍照常工作。我们下达的指示是，确保我国在那里的公民安全并密切监视那里的事态发展。」 

二十一、六四屠杀的历史影响

1、事件定性

中国政府对事件的评价从「动乱」演变成「暴乱」，随后又降为「风波」。其中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六四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十余年来党政领导人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并未正面评价当时的措施。

虽然事件被刻意淡化，但中国政府仍严格限制有关六四的议论，对死难者家属的私人悼念活动也进行干预，每年6月4日前后天安门广场亦会加派警力。[85]。2005年赵紫阳逝世时，官方新闻稿也没有触及「六四」二字，只说赵犯了政治过失。至今六四事件仍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禁忌。

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纸《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人民网也有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简要描述。[86]

2、经济改革

1989年中国已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满十年，外界关注六四后中国会否收紧经改步伐，当时李鹏主张把每年增长压缩在6%，32名资深党员更建议取消所有经济特区，但邓小平指：「意识形态取代不了米。」1992年邓小平到深圳、广东、珠海及长江三角州一带「南巡」，表明继续维持改革的方向，并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南巡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他亦把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的原因，归究在「政治犯错」，而非他们加速经济成长的方法。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大致保持经济开放、政治保守的格局。

3、意识形态

在加速经改的同时，邓小平开始调整中国的意识形态，扭转倾倒西方民主的思潮。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自此「走向富裕」成为六四后最显著的思潮，「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压倒一切的方针。

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亦得到政府的支持。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期望在这个具象征意义的年份展现新中国的气象，加强国人的自豪感，随着北京败于雪梨，中共被指把国内不满情绪，转化成对他国的控诉。美、日等国政府一直声称中国鼓吹民间的反美、反日情绪，让国内不满情绪透过民族主义宣泄；中国一直否认有关指控，但在六四后，民间于千禧年前后出现的最大游行，分别针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国际议题。

4、政治改革

虽然学运随镇压倒下，但学生当时提出的部分要求却开始实现。六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随后2年实行不同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其后有关建议于9月生效）；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但这类措施被人认为并没有实施长久，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门公车私用，购买昂贵进口轿车的现象仍然严重，最终引致多名中国贪官逍遥法外。

1992年人大会议讨论长江三峡工程，虽然方案得到李鹏及多名老干部支持，但2588名人大会议成员投票时，赞成票仅得68.27%，共1767票，有177投反对票，644人投废票，数人甚至弃权，这一情况自中共1949年立国后所仅见。同样地，人民过去选举地方干部时，大多依从中央指定的候选人，但有多个地方却自行选出更受民众欢迎的代表。然而，即使到今天，中国对政治的管制仍处于松、紧两边摇摆，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5、言论管制

在大部分情况下，媒体不得刊载六四内容，六四后有北京市民曾公开接受西方媒体采访，讉责军队屠城，中央电视台辑录了该片段，并呼吁全国寻找这名反动份子，该市民最终被捕并判刑。大部分民众在事后保持沉默，不愿发表对六四的任何意见。[87]

谷歌、雅虎等海外网站的中国版也被屏封了六四的部分关键词。2007年6月4日，《成都晚报》的一个年轻女职员在被告知「六四」是矿难的情况下刊登出「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导致多名编辑被解雇[88]；2008年的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被CCTV描述为香港市民悼念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2008年7月24日《新京报》刊登了一张六四事件照片遭下令在市面全面回收。[89]

在中国严格的媒体管制下，中共一直宣传六四事件是外国势力混入学运，意图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外国势力」藉助民众热情，配合中国一些政治人物，以图利用学生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苏联解体后，部分民众也认为如果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会像苏联般瓦解。国内也有不少声音认同「稳定压倒一切」，批评激进的学生只会令社会不稳。[90]当论述中偏离这一观点时，言论一般会受到封杀。

然而多年来不断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六四的看法。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91][92]

6、群众运动

六四后中国调整了一系列应付群众运动的措施。江泽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他指防暴应由警察负责，而非军队，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

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驻贝尔格勒大使馆后，北京出现自六四后最大的示威，中共沿路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并未有拦阻示威人流；2005年北京反日示威上，中共亦依这一方针处理，但迄今，中国仍未解除对示威的限制，全国省市屡有示威酿成流血冲突的报导，但当中并未如六四事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

7、香港问题

移民潮 

六四引发港人大规模的移民潮，这批新移民所带来的庞大现金储备和税收，为移民目的地的经济重新注入活力，其中加拿大和澳洲籍着香港移民的资金而改善经济，并吸引更多亚洲移民。 

政治对立 

原本倾向中国政府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在六四后与中共分道扬镳，埋下香港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其中香港主要反对党民主党于过程中誔生，而过去一直强烈支持中国政府的知名人士如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亦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士，而查良镛(金庸)则在1996年成为筹委会成员。 

民潮转向对立 

六四亦令大专团体的政治方向转变，由亲北京立场转为与北京对抗，并主导香港的学运方向。为抗衡学界的抗争，亲北京阵营在商人资助下成立「学协」，意图改变学运的方向。当中显著事件包括香港大学的「和风阁事件」，引发多家院校发起退出学联的动议等。 

民众运动 

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三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市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透过游行示威争取权益在香港普及起来，每年都出现大大小小的游行。其中较显著的包括2003年7月1日的香港七一游行。每年支联会亦会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旅游生意 

自六四事件后，日韩两地89下半年旅游生意便成了逆市奇葩，结果使原本前往中国旅游的部份旅客转往日本和南韩旅游，使日韩两地旅行团生意在同年最后一季出现增长，更使中国旅游生意在下半年全面大跌。 

二十二、参考文献

1.六四最小遇 难者仅3岁《苹果日报》(香港) 

2.博讯新闻网 2004年6月12日 任诠 民运的历史背景——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 

3.博讯新闻网 2007年3月05日 刘蔚 八九民运的被镇压不应成为中国人摆脱共产党统治的障碍 

4.《追寻现代中国》史景迁, P.1013 

5.《追寻现代中国》史景迁, P.1014 

6.《追寻现代中国》史景迁, P.1014 

7.博讯新闻网 2004年6月12日 任诠 民运的历史背景——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 

8.博讯新闻网 2007年3月05日 刘蔚 八九民运的被镇压不应成为中国人摆脱共产党统治的障碍 

9.9.0 9.1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 第 65 页 

10.2005年1月16日 角落里的历史：胡耀邦粗疏吞苦果 - 文学城: 热点论坛 

11.中国网 1987年1月 

12.天津市东丽区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工作回顾 

13.民主通讯 2005.5.1a 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14.中国六四真相 

15.中国六四真相:学潮兴起 

16.请愿书 北京大学学生筹委会 

17.纪录片《天安门》 

18.中共湖南省委4月18日提交中共中央报告 

19.《中国「六四」真相》，第135页，张良着 

20.《中国「六四」真相》，第164页，张良着 

21.《天安门事件》纪录片访问 

22.有说田纪云曾向赵紫阳警告北京以至全国一些城市的局势不太平，劝他考虑推迟到朝鲜的访问中国六四真相 

23.《江泽民传》被删部份 

24.原载于《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头版 

25.25.0 25.1 25.2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9年），新华网，2007年6月5日验证。 

26.中国六四真相 

27.「政府部门负责人同首都高校学生的座谈对话录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9年4月30日 

28.http://news.epochtimes.com/b5/4/1/27/n454867.htm 

29.http://www.xianqiao.net:8080/gb/6/4/27/n1300382.htm 

30.《中国六四真相：四二六社论》 

31.http://www.xianqiao.net:8080/gb/6/4/27/n1300382.htm 

32.《中国六四真相：四二六社论》 

33.http://www.64memo.org/b5/15_285.htm 

34.引自1989年5月号《人民日报》缩印合订本 

35.[1] 

36.《中国六四真相：四二六社论》 

37.http://xinsheng.net/xs/64/3.htm 

38.中国六四真相：赵紫阳下台 

39.中国六四真相：赵紫阳下台 

40.赵紫阳5.19广场讲话，其内容摘自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第519至521页，并附有该段讲话录音，2007年6月5日验证。 

41.[2] 

42.引自1989年5月号《人民日报》缩印合订本 

43.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802499 徐勤先将军 

44.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人民日报缩印本（1989） 

45.天安门事件》纪录片 

46.[3] 

47.《天安门事件》纪录片 

48.[4] 

49.《天安门事件》纪录片 

50.香港电台:六四事件 

51.香港电台:六四事件 

52.《天安门事件》纪录片 

53.《天安门事件》纪录片 

54.谎言愚民唯我独尊 争权夺利血雨腥风（六） 

55.BBC News 视频（英语报导） 

56.《天安门事件》纪录片 

57.《天安门事件》纪录片 

5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1990年出版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称，至6月4日凌晨，广场仍有数千名学生停留。共青团北京市委1990年6月出版的《70天大事记》，于6月4日条下记载，凌晨1点戒严部队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尚有学生、市民数万人。」 

59.香港电台：六四清场 

60.BBC News 视频（英语报导） 

61.专访方政：六四坦克从我双腿碾过 

62.吴仁华在洛杉矶发表新书 详实记录亲睹六四屠城真相 

63.《天安门事件》纪录片访问[5] 

64.换个角度看六四 八九天安门事件解放军总政治部资料片（二）[6] 

65.《天安门事件》纪录片 

66.《中国六四真相》：天安门清场 

67.一个六四屠杀目击者的回忆：血路──1989 (易大旗) 

68.华邮：凤凰卫视与中共关系千丝万缕、北京人眼中的六四 

69.香港电台：六四清场 

70.中国六四真相 

71.中国六四真相：尾声 

72.中国六四真相：尾声 

73.中国六四真相：尾声 

74.维权网：立刻释放六四屠杀十八年后仍在狱中服重刑的北京市民 

75.多维电视独家专访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 

76.联合早报专访王丹 

77.近距离看王丹 (2007-11-20) 

78.记录片天安门中柴玲的录音 

79.台视新闻 1989/06/07 天安门广场清场后情形 

80.他倒在广场旗杆下，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民主中国第128期，2003年12月4日。 

81.就我所听到的戴金平，丁子霖，2002年6月1日。 

82.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83.六四屠杀示意图 

84.各国政府反应的记述来自《中国六四真相》，作者：张良，第十章：「六四」惨案一文，经整理及缩减后发放 

85.[7] 

86.1989年政治风波，人民网 

87.《天安门事件》纪录片 

88.成都晚报编辑因刊六四广告被解职，美国之音中文网，2007年6月8日．于2008年6月12日查阅．  

89.（简体中文）《新京报》登六四照片后据报被调查．BBC（2008年07月25日）．于2008年9月11日查阅． 

90.「六四」：十九年的坚持与遗忘，BBC中文网，2008年6月4日．于2008年6月4日查阅．  

91.蒋彦永建议为六四平反，BBC中文网，2004年3月8日．于2008年6月12日查阅．  

92.[8] 

93.娄烨违规参赛坎城电影节 五年内不准拍片(图) 

94.六四诗集尚未发行, 盗版已遭中国查禁 

95.六四诗集发行后首遭中国政府大举查缴 

96.携六四诗集返乡, 留学生被逮 

97.以史为鉴，寄望未来 - 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以空前规模大肆查缴《六四诗集》 

98.The Tiananmen Papers, xxiii 页。 

99.The Tiananmen Papers, 261页。 

100.The Tiananmen Papers, 278-279页 

101.杨继绳，2004年11月初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特区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15、未完成的涅槃——痛忆包遵信】

北明

一

“悲如奔丧。出发前数小时听闻包遵信先生再度住院。晨起摔倒后,脑颅大量出血，失去脉搏心跳，就近送往方庄东方医院。开颅手术清除积血后，人仍旧深度昏迷中。医生说希望渺茫：醒过来也是植物人了。飞机弧线绕行地球，经阿拉斯加，穿白令海峡、过西伯利亚，此刻舷窗外云海如山，陆沉万尺。去年此时奔母丧，浩茫心事被我抛在太平洋上空；今年此时探父疴访亲友，飘散依旧的长空悲愁里，竟不期然撞上包先生大限。天意吧？此时飞机上（电视里），中国一家赌场里正开盘赢局，哗哗啦啦破铜烂铁般落下大堆元宝来。如今的中国电视剧真是越来越写实了！要红酒一杯小酌，为弥留之际的包先生送行：黄金哄抬万万值，寂寞独坠植物识；萧萧长飞苍云里，默默一杯送我师。”

2007年10月25日，在云层中写下这段字，饮下那杯酒时我就知道，这位半世茫昧国度里的思想启蒙者、时穷断代中的衔启未来者，不日将撒手人寰,——母亲就是因为大量脑出血撒手而去的，走得不由分说。

为避免牵引骚扰，本来决定先省亲友，再探老包。飞机上我改了主意，一旦入关顺利，先奔老包，再言其他。同时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此行导致任何后患，听天由命。我欠这位师长的太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别无选择。

入关顺利，行李箱子却丢失一个。机场行李处解释说，那是“他人错拿”，但愿如此（次日箱子回来了，锁被撬，东西被翻）。出机场，站在大街上，我用公用电话拨响了警方。自从他们从人海里发现我，常规是他们找我“交个朋友”，表示关照。这次是我破例“登门报到”，主动 “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包先生人之将死，死者为大。我祈愿警方遵循人情常理，为我放行。老父亲友都在外地，探望不久于人世的我的老师，是我在京短暂逗留的唯一理由。

包先生病危消息尚未扩散，电话那头没有为难我。

本子记着越洋带来的老包地址：“北京东南，南二环，丰台区。方庄东方医院，神经科，重病监护病房”。当晚饭后7点多，出租车抵东方医院。夜幕降临，尘埃污染的空气里灯光黯淡。踏上通往住院部修建中的拼板走廊，大厅里光线昏暗。奔远处急诊接待处，问询神经外科。一对陌生青年男女，先于我，正打听神经外科、脑颅手术病人。他们是探望包先生的吗？但愿他们不是官方密探。上得楼去，他们居然正是探访包先生的！一同推门而入。

重症监护，居然也是三人同室。那两位青年男女面呈关切之情，辨认着包先生，似乎并不如我更熟悉他。

门口的床上仰卧一人，躯体短小，被各种胶布捆绑着，随呼吸微微起伏着。头部肿胀，纱布纠缠，眼睛被纱布遮盖，只露出下半张脸。凭直觉，我知道这是20年前曾经如电光石火般激活中国青年一代学子自由思想能量的包遵信先生。失去意识那颗头颅下方，有斑斑血迹；没有知觉的躯体连接着心脏监视器、输液管道、排泄管道等；不再发声的口腔插着呼吸管道，管子被胶带勒住，嘴唇完全变形，固定成非自然形状；不再挥动的右臂，如同借来的他人物什，插着管子，侧斜在身上。

他保持这个姿势多久了？会长褥疮吗？此刻他是否舒服？这等状态让人探望，他愿意吗？好好一个人，变成了这等模样！我的脑子转出这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心中一片震动与悲凉。这些年来，亲友、师长健康相继告急，生活轨迹日益与医院、诊所，手术室、监护室乃至殡仪馆、火葬场、墓地相连，已然熟悉了心头那浑然不觉、挥之不去的忧郁。这次看见包先生，却仍然难以适应。

护士介绍说，他深度昏迷，完全失去知觉。只是有时插管子，他的手指头会动一下。

“他听不见人说话吗？”我问。即便植物人，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话语也可能做出反应。我希望包先生知道我来探望他了。

护士断然回答：“听不见。”即刻转过头，冲着床：“包遵信！包遵信！包遵信！”

她想证实她的结论。但是她机械化的没有温度的大叫，让我听出的是另一世界，一个与包先生没有关系、不能沟通、不在乎他是否活着的世界。对于那个世界，老包是一个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符号。这当然不是护士的错。但是我极为反感这种呼叫、这个世界。包先生肯定不认同这个世界。

两位年青人逗留片刻，沉默着退出了。

我走近去仔细辩认，希望能够看出曾经熟悉的包先生容貌，哪怕一年多前他的神情。但是他的生机被无情的纱布绑住了。轻轻触摸他温热的手臂，凑近他耳边小声呼唤“包老师”，看不出任何反应。

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包遵信弥留的处所却远不如宾雁在美国告别人世的环境。那里是一个单间，室内有沙发、座椅、敞亮的窗户。小雁终日终夜守候。宾雁能够自主呼吸匀净，没有从头到脚被“绑架”。他侧卧的姿态安适，他断续的呼吸悠闲。而这里，除了被医疗设备绑架，包先生只能与人共享一个窄小肮脏的空间。敞开门，外面人声嘈杂；关上门，里面没有可逗留的座椅。

护士不能详细介绍情况。叫我去医护室。我去了不一会，两位青年人跟进。主治大夫已经下班。值班大夫简要重复了我已经知道的大部分情况。然后回答说，他也不知道这个病人生命能维持多久。

一个月？我问。他摇头。

一周？他不置可否。接着告知：“所有抢救的药物都已经用到最大剂量了”。

这意味着，医学上没有任何办法进一步挽救了。包先生左右似乎无人。值班医生回答说“家属有人在大厅。”可是我碰巧没有看见。“也有朋友来看过，下午来过一个中年男人（我猜想那是刘晓波），跟家属商量病人的事情。”

看看没事，两位青年人大概觉得使命完成，无事可做，离去了。

我坐在医护室不肯走。但是脑子一片空白，似乎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拜托你们尽可能照顾好他。”说完，我知道这是一句废话。这是为活着的亲友做的事，包先生已经不会有知觉了。

二

包遵信先生主编的那“套走向未来丛书”，曾经席卷我的案头和心室。跟许多后辈学人一样，我是通过这套丛书才知道包遵信这个名字的。不过我与包先生的公谊私交，如包先生在他的《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所言，是因为我的学术著作《史前意识的回声》的出版事宜而起。

他回忆说，我给他寄上自己被出版社退的书稿，看看他是否能为这部稿子介绍出版。正是如此。不过包先生可能有所不知，这书本来就是应当时“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谢选骏之约写的。我理所当然认为应由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书的副标题是“中华民族生命流假说”，从中国史前原生神话、深层心理结构出发，比较西方民族特质和历史模式，探讨并提出中国民族迥然相异的心理、生命结构和历史模式，引进艺术人类学和深层心理学作为方法，提出西方历史“共时互补型”历史解释模式，并以此为参照，论证“历时消长型”的中国历史的先验民族宿命。谢选骏当时已经是中国神话学著名学者，他在一个杂志上看中我的一篇从中国原生神话的狂放不羁论述中国当时文艺崇高美的长篇论文，遂约我扩展为书稿。这部书稿的思想，在当时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美学工作者会议上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发言一出，讨论热烈，几乎扭转了当时会议的中心议题。后来王仲先生在北京他府上，特邀中国社科院等各界人士，为我举办了小型作品研讨会。我从别人的反应中印证了自己思想的力量。因而当谢选骏告诉我，“走向未来丛书”将我的书稿撤版，原因仅仅是编辑们之间的人事纠纷时，我对“因人废书” 很不以为然。所以毛遂自荐到包先生那里。老包当时已经退为顾问，不大了解具体情况。

包先生在回忆里说：“这事办妥之后，我就给北明一信，告诉她书稿已为人民出版社接受，纳入‘东方学术丛书’。不料一周之后收到她的回信，说她已将书稿交给湖南出版社，还让我给她的书写一篇序。这就是现代青年知识分子办事与待人的特点，我虽然不能接受却能理解，所以也没有因为自己的一番热情就这么生气结了。” （包遵信《六四内情——未完成的涅磐》p.165。）

网络年代以前，人的交往如此脆薄而盲目：我当时与包先生尚无一面之缘，既不知道这样的信，包先生“每年都要收到数十封，只要有可能，也尽自己力量去办”，也不敢设想他能全力推荐。事实上，我给包先生发出书稿求荐信后，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复。他人物大，我人物小，我自尊尊人，忍住不催。然而无论多忍，毕竟不忍书稿石沉大海，只好另觅出路。不料，就在湖南出版社接受书稿，迅速回复，并已排版的时候，包先生来信了。他虽然没有即时回复我，但是不仅看了书稿，而且推荐到“人民出版社”，并且已决定纳入《东方学术丛书》出版。记得当时我拿着这封信，意外地欢乐，深为包先生的真诚和热情所感动。

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和地方的“湖南出版社”相比，我当然知道前者的招牌和影响力远非后者能比。但是我觉得，湖南出版社既然首先答应出此书，而我与他们已经达成协议，我就该信守承诺，不得出尔反尔。思虑再三，我给包先生去信做了解释。当时我不知道包先生对此书的评价，也无法判断被谢绝之后他的失望程度，自以为他必会理解。书有了婆家，才好意思请人作序，既然包先生推荐出版，说明他对本书确实认同，于是我壮着胆子请他作序。他的序言很快寄来了。

迟至今年（2007年）我才读到他有关我们相识缘起的回忆文字，为时甚晚地获知他对此书确然有相当肯定的评价，而且对于我的跳槽，他虽然理解但非常失望，那篇序言，竟是在那种心情下作的。我亲眼看见自己的粗疏何等糟糕！特丽莎修女说：人之间“最优先的需要是沟通”。可是，在沟通不利的情况下，人类靠什么维持彼此的信任？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是靠了包先生的君子雅量，我的粗疏才得到原谅，那篇序言才如期而至。我想象过，同样故事若发生在其他学术前辈身上，无论我对他们尊崇与否，大概会有不同的结局。

为撰写此文，确证上述回忆中的细节时，我拨通了此书编辑谢选骏的电话。老朋友谢选骏告诉我，他自己的书，就被包遵信枪毙过两次。他与老包有私交，他当下就在电话里说了一个故事给我听：一次二人见面，选骏从书包里拿出进口香烟，老包一见，声言不喜欢。于是选骏掏出另一条国产云烟，老包眉开眼笑。不过老包接过云烟，见谢选骏收回进口烟，嚷着说，进口的也要留下！选骏说，他们的交道是朋友之道。老包与我素昧平生，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跟我为数不多的学界友人一样，看了我文章书稿，理所当然把我谬当男人。直到为我的书做完序，他“才知道北明是位女性”。他枪毙选骏著作，只能说明他们学术观点不同。他毙了人家著作还跟人家嚷着要烟，说明他实在心无芥蒂。由此可见他举贤荐人不论亲疏，褒贬物事不从风潮，持诚穷理，信而躬行的品质。

我深知在平庸人界生活，有此心容易，践此念难。老包的诚信正直，达观大度，是他能够消解平庸的实力。

回顾与包先生的交往感受，除了敬服和慨叹，是一连串歉疚。包先生为这部书做的序，没有出现在扉页上，被我拿掉了。我当时读了他寄来的序言，认为他自说自话，陈述的是与本书无关的思想。我当时被抽象理论和艺术人类学方法限定了心智，居然觉得他没读懂我著述的题旨。我一脑门子远古时代、中国民族原生态的“远见卓识”，要为穷究中国民族基因而献身。名人提携当然重要，但是文不对题我宁肯放弃。那时我年轻，思维新锐，感受夸张，做事不论天高地厚。我思虑再三，为免双方都尴尬，终于决定不把拿掉序言的事告诉他。虽然如此，对老包，我的内心开始生长歉意。 

不久六四枪响，物是人非。八十年代迅速退为历史，除了参与者心中的怅惘和脚下的踉跄，那段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堪称辉煌的播种季节，收获的竟是漫无边际的犬儒主义。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大批领军人物出局，思想学问再度中断，我的生存方式改变，学术生涯中断。出走美国新大陆，迫于生计，绑在新闻职业快车上，时而殚精竭虑地效法布莱恩·麦基，试图在每天日落而逝的消息中，注入些可以留存下来的思想原料。渐渐地，心中沧海桑田，把大洋那头八十年代的热忱锁进抽屉了。

不料数年前，姜戎先生所著《狼图腾》在国内大热，碰巧老朋友丁东到访，告诉我，包先生在一次友人聚会（或研讨会——记不清了）上说：《狼图腾》所提出的题旨，早在十几年前北明就提出来了 。

异乡二十年，我因冷眼观看海内海外各路中国风景，返求诸己，自我否定得厉害。听闻此言，我买了一本《狼图腾》，认真读毕，又把自己那书找出来，学习他人学说一样，学习了一遍。看见《狼图腾》这书本是非小说著作，旨在从远古遗传看取中国民族来路与去向。在研究思路上或与我的《史前意识的回声》有相似之处。但是毫无疑问，那是作者多年草原生活与独立探索思考的结果。包先生任过数种杂志的编辑，出版发表过无数优秀书籍、漂亮文章，过目的文字数量难以计数，但他在那个枝繁叶茂的文字出版森林里，一直记得边远处我那株树苗的存在，这让我深为感动。而且，从他试图分类归聚那些相似林木的标准，我恍然悟到，包先生其实深得我那本小书之旨归。敝帚自珍不足为怪，但是他人的珍惜，却被我无端地忽略不计，我为此悄然惭愧无地。扪心自省，原因之一，不是我偃蹇狂傲，而是我自卑：我不大相信自己的著作，能深得自己所敬重的学者前辈的赏识。我总以为那是尊者尊人，给我面子。这些迟到太久以至于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感受，在遥远的太平洋这端，一时弥漫我的书房。

那本书作为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直接产物，命运乖舛。几经折腾之后，湖南出版社也未出成，最后经谢选骏的努力，是 1989年4月在河北的花山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开放丛书”付梓的。这书搭乘的是那个年代思想开放的末班车。它的印数只有800本，几乎等于没出。而且一出世就赶上八九隆冬，知识界花果飘零，一时间无人读书。它的难产以及产后的孤冷，不过是中国数次断代折腰、巨创深痛中的一声微茫沉吟而已。

去年与包先生在北京见面，提及遥远年代里的这篇序言，本来决意直言相告，再做些解释，不料包先生接过话头告诉我：

“我那篇序言因为八九年的原因没有出来，是吧？”我犹豫着，点了一下头。仔细检点自己人生的背包，惟有对老包的歉意越来越沉，挥之不去。

不仅歉然，而且后悔。如果当初我不“封杀”他的序言，那序言可能将成为老包被当局封杀之前出版的最后一篇学术性的文字？即或不是，有这样一位为八九受难坚持到最后的先驱所写的序在我的书中，不管写的是什么，都是我的光荣。

三

与包遵信第一次见面，是在八九年四月下旬的北京，老包给我的印象朴素，自然，简洁。与他直接的、频繁的接触是八九年五月。当时我们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编辑那份著名却短命的非官方小报“新闻快讯”。那些繁忙的日子，社科院大楼里无人上班，社科院、体改所、出版社、报社，各大学院校各界有影响的知识人、广场的学生领袖以及外地声援的大学生代表和香港记者都在那里来去匆匆。来了开会讨论局势，分析动向，商议对策，开完了会统统上广场参与静坐或上大街参加游行。5·20戒严令一宣布，人心愤怒，气氛紧张，涌上街头声援学生的市民和知识人更多了。我是不多几个守在政治学所，编辑这份小报的人之一。并非我不愿意上街，我是按奈住激动和焦虑，强迫自己留下来办报的。其原因，一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刊物编辑，在那次戒严令引发的知识界联席会议上举了手，表示自愿参与创办这份小报，我不能食言；二是因为包先生是这份报纸的主编，我因前述的书稿事，自觉对不住包先生，希望将功补过。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发现在政治学所那些陌生面孔中，包先生平易近人，我于是断定与他共事简单、舒畅，没麻烦。事实果然如此。

而今包先生走了，回首这段往事，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导致我注定要再度愧对他：

报纸办了不久，我就离开了。不辞而别。而且，是在几乎无人编辑的情况下悄然离去的。更有甚者，我是撇下包先生的一项特别嘱托而走的：那时，他的家已经被盯梢，人也被四处跟踪。为了防止绑架，他居无定所，行踪诡秘。有一天，包先生把我叫出政治学所办公室，在楼道的一个角落，把随身携带的一大包东西，文件、信件、重要手稿，以及港台一些记者的联络地址电话，统统交给我。他说：

“我不方便也不安全，拜托你把它保管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转交别人。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按照这里面的地址和电话，跟香港记者林翠芬小姐联系。”

这等于交待“后事”。老包在北京的同事、朋友、亲人，加起来肯定成百上千；“走向未来丛书”使他名声大振，愿意为他效力的青年人，从人山人海的广场和北京大街上可以召之即来。他却把这事情托付给了我。他语气平淡，神态平静，并未特别强调此事的重要性。但是我知道，接下这包东西，我就接受了一个危难中的信任和托付。包先生过去没有把我的请求扔出门，即便因为我的莽撞和粗疏而生气，他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可是郑重接下那包东西，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不几天，我就把包先生危难中的信任扔在了门外，自己走了！

人一生，有些事情和细节，随时光流逝而淡忘，有些事情和细节则历时弥久而常存。我忘不掉的一个细节是，那一天如几天以来一样，我到社科院政治学所去“上班”办快讯时的一件事。上行中的电梯停下来，电梯门一开，老包走了进来。他一见电梯间是我，喜形于色：

“哎呀，北明你来了！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回答道：“说了会来，我就会来。”那些日子，每天我“下班”离开时，老包会顺便问一句：“明天来不来？”每次我都回答“来”。电梯间里，老包听了我的回答，突然沉默片刻，然后说：“北明，跟你合作很愉快！”他是由衷的。这人眼睛里不藏尘。

我也很愉快！我心想，我没说。我没好意思说。我没法说。因为我刚刚犹豫了一整夜，正在合计是否应该明天就离开。都说我缺心少肺。可是跟包先生这样敞亮的人在一起，用心计的是我。

现在重温这个细节，我觉得电梯间里那句话，是包先生对我的最高奖赏，也是我心中深痛愧疚的原因。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为了悄悄离开，我不辞而别，就象一个阴谋。这是我一生所干的最缺德的事。我是外地人，在北京逗留已久，“弹尽粮绝”。尤其郑义的状况堪忧：他每日必服的肝炎药早已告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不少朋友私下反复警告说，郑义上了黑名单，他最好尽快离开。我对他安全和健康的忧虑，日甚一日。再说那些天，广场上旗多人少，疲惫不堪的抗议者们纷纷回校休息，留下来的大多是外地声援学生。我猜想，再这样下去，这场运动势必被拖垮。我没有嗅出广场之外的任何暴戾血腥气，只觉得秋后算账的脚步正悄然迫近。我每天劝郑义先行一步，回太原家中修整。他初说不必，继不表态，最后表示，他绝无先行离开之理，如果我不与他同行，他就不走。他同样担心我的安全。5月26日晚，山西故交赵瑜前来劝行，来回劝，跟我一起劝完郑义，再跟郑义一起劝我。

我开始考虑撤退的可能。但是立即发现很难：我一走，快讯将无人料理；而我不走，郑义将无从料理。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房间，光线昏暗。终于在那一天，我盘腿而坐，良久，鼓起力气，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在公义和私情中，我选择了后者。这就等于，在快讯和郑义之间，我选择郑义。

主意一定，我捧住老包的信托，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别无选择地，我把它一分两半：东西交给赵瑜。我盯住赵瑜的眼睛，听他对我保证再三：无论如何保存住，必要时只能面交老包；愧疚装进行囊，我背着它离开北京、离开快讯、离开天安门广场。

就在那个决定做出的几天前，在社科院门前，我看见老包对劝他及时规避的人大声说，“我不走！譲他们来抓嘛！”我明明知道老包凶多吉少！我明明知道自己形同“涅柯瓦托夫斯基”（我在心中杜撰了这个人和他的名字），行前，将十二月党人入狱前嘱托的东西，转手了！

1993年我和郑义抵达美国，在新泽西州一所大学里，我应邀演讲自己的八九经历。当我用拙劣的英文告诉在场观众， “在工作与丈夫之间，不是那么好选择，我最终选择了丈夫”的时候，场下的反映热烈而轻松。美国是个人性化的国度，没有人鼓励你为了事业，背弃家人。可是我笑不出来。我没有提及那包东西，那个信任，那次承诺。此前流亡时写的回忆中没有提及，在任何公共场合我都避免提起。因为当时老包尚未出狱，任何闪失，都可能造成他的刑期加重。这更导致我背包里的歉疚结结实实、沉沉掂掂，无处转移。（在最近的有关包遵信的回忆文章中我才知道，我在大学讲演这段故事时，包先生已经提前获释出狱了。）

迟至今年（2007年）夏天，我才获知包先生对我不辞而别的反应。他写到：“北明编完了第四期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打电话到她住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回答说他们已经走了。”

包先生不知道郑义使我分身无术；包先生可能也不知道我如何处理了他亲手交托于我的那些能使他获罪的材料。他本该责我不信不义。至少，他该对我置“快讯”于不顾、一去不复返有所怨怼。24小时前，我才保证“说了回来一定会来”，那声音还在电梯里余音回荡！可是包先生当时没有丝毫怪罪我。五年牢狱之灾归来，他回忆中仍旧矢口不提我的失信，却说“北明的走是因为太累”，等于为我开脱。包先生笔下留情、心地善良、胸襟坦阔，不纳些须苦毒。

这不是他给我的特殊待遇，这是他自己人格的特征。我相信，与他有接触的人，会有相同的感受和评价。

四

八九年五月末，我离开北京，背着歉疚进出家门、进出牢门，最后遁出国门。

在囚中审问期间，我与包遵信秘密为邻，先后同押北京潮白河招待所和昌平县招待所。为开脱老包主编“新闻快讯”的“罪责”，我写了一万多字的辩护材料。而且应办案人员的要求，写了两次。我反复说明当时群龙无首，人自为政，包遵信无涉主编和编审的工作。当然尽力按照这个说法夸大其词，以便大事化小。

“有用吗？”提交这份厚厚的文字时，我问要求我重写这份辩护材料的办案人员。得到的回答是，“关键看你写的是不是真的”。——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榨干你的智慧，榨取你的勇气。但是另一个姓卢的办案人员对我说：“反正我们会把它拿到法庭上去。” 临到我取保候审走出囚禁，听说他被送秦城了。

老包“罪”之光荣我不能比。八九中，他并无意成为知识界的实际首领；审讯时，他承担天塌下来时的陨石暴尘。审讯我们的警察中有不少人同情他，说：“老包好说话。闹事的时候，他们拽着他干，现在全都推给他了。墙倒众人推！”

这句话，我们得记住，是办案人员说的：老包之获罪，“墙倒众人推！”

我一直以为老包入狱，是因为他真的不走，等人家来抓。今年（2007年）看他的回忆录，才知道他还是跑了一阵子的。跑得不成样子，有些敷衍了事。他逃跑的文字，我看来看去看不出诚意。要跑，他交我保管那包东西时，就该拿着它，早早地跑；再迟，也该跟严家祺、刘再复等一起，里应外合地跑；最不济，也该风雨绸缪、长远规划地跑。可是他人在京城，两次看见了自己的黑名单，仍不思避走。军队开枪镇压了，他倒返回自己家了。他 “脑袋发麻，……根本没想到要逃走”。他是突然被友人王军涛接走而被动出逃的。还走投无路地逃到了自己家乡，等于自投罗网。

包先生被捕，是命中注定的。——他骨子里不想逃。

包先生在监中，就是“史家笔法”。在北京的潮白河招待所审讯期间的那个清早，我听见隔壁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他的大嗓门：

“好好，就我所知都写下来！”

我当时对此言的理解是，“我不知道的就不写”。——我们总得用自己有限的智慧，保护那些尚未被抓到的人。今年看了他的回忆录，我看明白他被捕审查期间为自己做的不是“无罪辩护”，而是“有罪陈述”。他直言所有自己参与的活动：“我做的事我一定承担，现在严家祺跑了，我绝不把应该我承担的问题推给他。” 包先生所以被判刑，是因为在极权体制的法庭上，他一开始就不打算证明自己无罪。

1919年，曼德尔施塔姆被关进单人囚室，面对刽子手，他不为自己辩护。他要求出去时，对看守说的话不是“我无罪”，而是：“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七十年之后，包括我在内，在众多被陷于荒谬罪恶泥沼中的八九良心犯中，我相信包遵信先生是唯一拒绝转换话语系统，正视极权恶法，潜怀春秋大义、践履史家人格，从而荣耀沉沦中国救赎之路的精神贵族。

他早就站在这个世界级别的先驱行列了：

“八六年五月上海人邀各路英豪来开‘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闭幕那天，一位代表发言，要求共产党说话算数，兑现对知识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包遵信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节，九十年代的士（疑为“八十年代”——引者注），为甚么要乞求别人不要打鞭子……。’”（引自王容芬《民主中国》“救救民主祭坛上的祭品” ）。

面对奴役和压迫，俄罗斯知识人别尔嘉耶夫宣称，“我從來不是帝國的公民，我是它的囚徒”。在我们这个只能向后世提供教训，而且不断向后世提供教训的国度里，囚徒的待遇和身份，是题中应有之义。包先生坚守其价值，持守其信仰，纵使风潮流转，无论高墙内外，不曾丝毫懊悔。

我的万言辩护没起大作用。即便生效，也还是无用。包先生“罪行”罗织五项：“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宣传煽动”、“为反革命‘五.一七宣言’征集签名，并煽动‘倒邓’”、“参与炮制‘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策划成立非法组织；在香港报刊发表反动文章”。他 “组织、出版反革命刊物《新闻快讯》”仅是其罪行之一，列为所有罪行中第三项。所有“罪行”都在宪法赋予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权利之内。

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他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不期然再度忆起北京政保一处办案人员 “墙倒众人推” 的那句话，分外震耳。

这是审判者的私下结论。这是庭下记录、野笔青史。这是我们的耻辱，他的光荣。我愿包遵信先生在天之灵看见我这句话，了解我的愧疚。

1994年，我和郑义抵达美国第二年，传来了包先生出狱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剥夺言论权的消息。就是说，当局要把他废了，要让这个引发中国近代以来二度启蒙的青年导师彻底噤声，彻底消失。包遵信先生不惟是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坐牢，不惟代表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极权体制的反对者受罚，出狱后，他背负的十字架，是残暴冷酷、荒谬愚昧的中国十字架，那是应当背在所有逃离中国的八九知识人和学生身上的十字架，也是应当背在成千上万拿美国八九绿卡的留学生身上的十字架。

我去过包先生在朝阳区东直门新源里那个家，两个印象记忆犹新：排不下的书籍，从书架上直摞到屋顶；摆不下的女儿的床，挤在黢黑窄小的衣帽间。——连这样的居住环境可能也将被收回。

那一年，我曾经为包先生寻求物质援助。可是“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委婉地告诉我：“我们的援助款项只给那些没有名气的小人物”。转而求助于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希望有关机构设法邀请包遵信到美国定居。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他告诉我：“可以尝试，但是需要慎重。到了美国要自食其力，包先生是否有这个准备和能力？”我当时不知道包先生的清风健骨，他曾经为攒够一本书的钱，饿饭一个月。我只觉得一个五十多岁的学者，要到美国洗盘子洗碗，情何以堪！我放弃了。末了，经黎安友先生努力，“中国人权”的援助款批了。一次性救济，大概一千多美金。确切数额，记忆模糊，但是杯水车薪、几至于无的印象，至今凿刻于脑际。

在他乡自由的土地上，流亡岁月正缓缓翻耕心灵冬季的土壤。播种的究竟是什么，当时无法知晓。我有些自顾不暇。我放弃了努力。我背包里的歉疚渐沉渐深，几乎融为体重，不想起，不觉得。

五

出走的时候没买票，回程票当然也没有。除了人生背包里的无量心思，多少事务都丢在大洋那头了。常常回首兴叹，痛觉“空间”成了人生最大屏障。

大约1999年，海外天安门一代学生和友人张华杰回国发展，悄然带来一个消息：他见到老包了！老包看上去气色不大好，精神不振，人有些邋遢。老包见到华杰很高兴。华杰描述说：老包最关心的是你，不停地问北明怎么样。我问华杰，他与老包会面时间有多长，还说些什么。华杰说：只有一会儿。他们在包先生家附近的菜市场不期而遇，话题没说开，就分手了。

老包状态不好。他不能好：住房被收回，生活无着落，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没有收入，没有言论权，没有刊物敢发他的文章，没有任何机构敢用他，或者给他一点点照顾。堂堂一代启蒙领军人物，赫赫有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献身于推进中国民主事业，就在我们眼前，从社会彻底删除了。剥夺到不如在北京打工混饭的农民工。

那一年，传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惶悚中，我拿着紧急申办的美国护照，用英文名字，蒙混入关。小心翼翼往来于医院和父母家之间，克制着不惊动任何友人。却还是被当地警方从人堆里发现了。他们突然敲响家门，当着老父亲的面，把我从家中带走问话，将十几年来为我担惊受怕、忍辱负重的父亲，再度推入深渊。数个小时之后我回到父亲身边，将探望包遵信的愿望攥在手心，悄悄地掂量了又掂量，最终打包装箱，带回美国。

去年母亲病危，我再度入关。请够得着的朋友代为联系老包。我要见他，哪怕只一次！十七年过去，如今天安门广场旗落人散，此前的领军人物纷纷倒下。老包出狱后是唯一不退不倒的旗帜，虽然跟进者寥若晨星。年前他脑溢血大难不死，但是他肯定来日无多。

老包长期被监控，好心的朋友委婉劝阻。我再三坚持。我是敏感人物，他也是，两个敏感加在一起，等于一个。我说，我就再给老包添一次麻烦。

老包来了。矮小臃肿，迂徐蹒跚。与往日判若两人！我在心里惊了又惊。他不知道自己变化有多大！

他的惊叹却不亚于我：远远移步而来，他没有认出我。走近之后还是认不出。我自报家门，他一时间惊得不能言语。我琢磨，我多年缺席后，居然到场，这个事实本身，比我脸上的风霜更出乎他意料。他的慨叹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餐桌前落座很久，他还是慨叹。寒暄过后拉家常，家常之间，他连续责怪朋友的约饭电话里，没有告知他谁将同赴此宴。然后问我何时离开，他要自己做东，请我一次。散席时我说：我走前一定告诉您，但是没有您请我之理。他却像孩子一样回答：“不这么说，你就不来了嘛！”

不算因八九受审比邻而居、不得谋面的日子，这是十七年前我在中国社科院电梯里对他表示“说了会来，我就会来”之后，与包先生再度聚首。这一次来，身后已然苍海三为桑田了。然而杯盏之间，只话桑田不言沧浪。那一年，枪声打断了岁月，日子改变了方式，回首往事谈何容易！

包先生的河道里，依旧载着当年的旗舰，只是它被迫停泊已久；他的河道两岸，依旧是中国风景，只是他不再是河上掌舵人，而成了岸上定格的景色。他就是八九六四的历史，写进了中国不能再改变的悲剧。

问题是我，我早知如此，终得一见，还是悲凉。

我当时无暇咀嚼这一况味，只被过度的谨慎裹挟，支吾着不敢告诉他我离京的日期，唯恐他要兴师动众，引来特别关照。就这样，我把一次别来沧桑之遇，就范为一次真正的饭局。

数日后，我从父亲定居地太原奔母亲沉疴不起的遵化，途经北京勾留，被友人拉去吃饭。不期然在那个“川码头”，遇见诸多新朋老友。寒暄之后，我突然发现老包气乎乎坐在席间。稍顷，他移席到我旁边，用责问的语气说：你什么时候回北京的，也不告诉我！那次筵席，几桌人各说自话，只有老包明显地落落寡合，气闷之情写在脸上。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在意他的心情。我隐隐觉得他在生我的气。我夹在诸多新老面孔中，无暇顾及包老师的存在，几乎没有跟他交谈。我忝列觞酒豆肉之间的行为，不合乎自己的心理逻辑。

那天起，我的愧疚里，似乎增加了一种新的成分：这个健忘的时代把他彻底抛出局了。而我是旁观者，等于同谋。

不能再违老包的意思。拐着弯请朋友代我电话里约好时间地点：孔乙己酒吧餐厅，中午十二点。

我豁出去了，两个中国局外人，一个人生刀锋的边缘人、一个流亡天涯的弱女子，一根指头就能拨拉倒。 

孔乙己餐厅坐落在北京后海唯一的民居保存点，在唯一不花钱，百姓可以浏览的公园旁边。餐厅花园的月亮门秀出门前石铺的小路。门外湖水从远处静静地端住一片不透明的沉寂，门里阳光在近旁照亮人工竹林，曲径通幽。正午时分，老包如约，蹒跚而来。我站在标有“万顷碧波坊”的玻璃房门口，迎见包先生笑笑咪咪，缓步移动。

他身后拖着自己长长的身影，还拖着一个缓步同行的友人。友人中年，也笑笑咪咪，还特别友好地对我和陪我的友人点头招呼。不过当我们与老包寒暄过后，要合影留念时，发现那友人不见了。进门落座进餐，还是不见。我们问老包：你的朋友哪去了？老包左右环视，莫名奇妙：“我自己来的啊。我谁也没通知，没有人跟我一起来啊！”

我们面面相觑之际，当然心照不宣。老包那日却心情大好；而且席间时间阔绰，我终于有机会取出装了17年的愧疚，把脑子里重复多次的解释，端端摆放在老包面前，等他审计。然后沉住气，拿窗外的晴朗抵挡内心的慌张。

天下良善一般呆，童心难度他人心。包先生听得不那么认真。末了，他摇摇头，视而不见地望着我，吁然嗟叹：“现在象你这样热情、诚恳的孩子不多了！”

那天午餐后，我搀扶老包走过后海旁长长的道路，在残剩不多的老北京气氛中穿行。他言犹未尽，继续在饭桌上那些刚刚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口述历史等诸方面的话题。时而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不是为自己，是为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推动中国进步的观点、知识人的犬儒主义或者个别人机会主义的表现。孔夫子一生济世，“道不行”且要“乘桴浮于海”，老包明知身在末法时代，而且心力体力明显衰竭，却断然拒绝寻找桴槎退行。他还是当年在社科院门口说“等着他们来抓”的那个包遵信。

他们已经抓了他，接着就封杀了他。

但事实上，他还是挺立着。那么孤独。

我本该送他回家，却只顺路送他到街口。看他踽踽独行，背影渐渐小去，终于被热闹非凡的街市人流淹没，我不知道孤独悲凉的该是谁，是中国？还是老包？  

也许只是我。

六

我人到遵化不几日，老包把电话打到了我母亲病室旁的小屋里。自从与老包在孔乙己餐厅聚餐，盯梢已经延伸了触角，遵化当地好心人告诫我，要注意安全。但是我发现老包对当局的监视监听一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不仅出入来去自若，电话谈话也畅所欲言，根本就忘了那东西的顽强存在。大概记挂那劳什子的，只有他的友人。那次“见面”无酒菜，不寒暄，在“窃听风暴”里，我们实现了一次精神聚餐。我听他谈中国百年心事，评当前时局，他听我介绍海外老朋友们的现况和去向，思想界的流脉与走势。也拉家常，话日子。让我感动的是他对海外流亡生活的关切，还有他对郑义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赞扬。与此同时，老包痛斥中国作家的堕落和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缺席。

有朋友说，老包平时有说有笑，喜酒喜烟，爱吃爱喝，敢怒敢笑，他是快乐的。我觉得，作为父亲或者外公，老包或有天伦之乐；作为知识人，老包绝无快乐可言。无论从他生命结束前近二十年的深层生存经验，或是他对时局的评价与看法，他不可能快乐。上个世纪中国沦陷之后，数度挣扎于黑色沼泽，一九八九年的失败，是中国沦陷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亲历的折腰之难。一个被鞭子抽打得血迹斑斑的物种，刚刚试图挣扎着站起，就被重重的一钢鞭抽打得再度栽倒在泥沼中，再度丧失知觉。因为洗脑，这个物种对自己从前的苦难记忆无多，对自己八九年的厄运，也渐渐失去记忆。老包是这物种的血脉里、细胞里的遗传基因，是这个物种潜在的记忆神经元。他这个基因和神经元是从历史中孕育而来的：包遵信是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研究中国思想史，当今的断代中国在他这里绵延继续。老包不仅亲历四九沦陷之灾和八九折腰之难，百年以来的转型艰难、晚清肇始的巨劫畸变，千年以降的文化衰落都是他的思想资源、断事标准和感受基础。危哉数败，万堕无垠，脑子里拥有一部真实中国教科书的人，不可能在“新中国”这个历史异数中生活得快乐。

何况老包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关怀天下的利器！

老包不会因为物质贫穷叹息，在那个纵论天下兴亡和自我沉浮的长长电话里，一句也没有。我觉得，老包之所以再三渴望与我这不速之客交谈，是因为八九之后，他内心的郁闷雷声隆隆，从未间断，却被形格势禁，断然不能直上青天，牵引八十年代那等冲刷乌云、葳蕤万物的启蒙豪雨。八九人退败了，溃不成军。公然不退者屈指可数。作为包遵信的八九难友之一，我是他的岁月的见证人。在老包眼睛里，我也是他海外诸多中断联系的八九同道的无名信使；我可能还是八九岁月被打断后，风云漂流他乡而归来的残片。老包因而要拉起一根跨越荒谬现实、衔接历史与未来的电话线。

确是通过那次电话长谈，我发现，空间是人生的屏障，空间也是连接断代的桥梁，是亲近其亲近，关怀其关怀的巴比塔。这片土地，多少历史存于他乡？多少真迹异地而居？多少屏障平地而起？即便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接起中断的空间，就接通了一切。在那次电话里，尊师包遵信于我，变成了一位亲切的患难父兄。

七

包先生狱中归来写了回忆录，《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我的一孔之见是，此乃一本具有东方史学传统的历史著作。首先是史家笔法：直录其事，回忆翔实，叙事冷静；其次是春秋大义：曲笔微词，褒贬尽在其中。

八九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写这段历史的文字，有一部可以与包先生的比较。这是当年前美国CNN记者迈克·奇诺伊（Mike Chinoy) 的那本回忆录，《中国现场》(“China Live”)中的有关章节。那些章节全程记述了八九年那场运动的过程。成文自然是西方记者传统：客观冷静记述亲历事实，除了时而抒发个人感想，几乎不做任何评论。据悉，国内学者陈小雅女士写过八九民运史，其它学生领袖如王丹等也有回忆文字问世，各有千秋。因为没有机会阅读，我这里无缘置评。仅就我看到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述而言，谬以为包先生作为当事人，中国人、历史学者的记述，与麦克作为旁观者、外国人、记者的记述，是两种全然不同风格、方式和文本的记述。对于那一年的历史，二者恰好可以相得益彰，相互平衡。就二者的价值而言，这两部文字已经戳在中国历史的书架上，具备了传诸后世的资格，将成为未来研究那场运动，不能漠视的信史。

几乎所有与包先生有关的事情都令我惭愧。它们如影随形到包先生去世。今年（2007年）是他在世最后一年，老友丁东越洋到访。小住期间的一天，谈起了他阅读包先生出狱后的著述《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槃》的感受，我惊讶地问，在哪里能买到这书？丁东比我更惊讶，他说：就在你家书架上呀！

我无法忆起自家书架上包先生此书其来何自。当我为时已晚地读了它，了解了包先生当年的很多感受，我已经没有机会与他沟通了。这篇悼文，成了我唯一与他沟通的机会。这是为什么我在此不厌其详地写下它们的原因。我希望读者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包先生对我个人的友情，我希望读者明白，包先生的友好、善意、热情，绝不是出自对我个人的错爱，而是针对所有他的晚辈难友及其同道的。如我一样受过他思想、精神、友谊、关怀、质朴之恩惠的晚辈很多，从他去世后的悼文里，人们可以清晰地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持有与他相同的理念，而且拒绝在他受难的岁月里，把自己藏在规避的角落，所以我们有机会直接承纳他的热情和关怀。这些受惠者中，甚至包括那些在他门口监视他的公安武警。

包先生是掌控自己人际关系的主人，他有一种本事：按照内心的逻辑行事，不就范于外在的利害得失。如陈奎德君在2007年12月于华盛顿召开的包遵信小型追思会上所指出的，自1984年至89年之前的数年间，他任《读书》副主编。他打破常规，破格编发大量反正拨乱评论，使那个刊物在开拓中国思想方面厚积薄发，一举成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镇；此后他移交这面旗帜给后继者，自己则侧重《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近百种启蒙书籍，再度形成中国思想界强大冲击波，使这套丛书迅速成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热中之热。他则再度放手于人，退为顾问，转而经营《文化哲学丛书》，以很多重量级文章，成为中国思想界不可多得的言论自由阵地。正是“一事生平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一路领军中国思想，在青年学术思想界众望所归，居功厥伟，却不以启蒙太师爷自居，转而再三退居避地，重开新荒。 

直到八九年，面临牢狱之灾，再也无人敢要那些功名，却“墙倒众人推”。荣誉面前不为先、不为师的包遵信，这次成了所有“荣誉”（罪名）的承担者。逃的出逃他乡，走的疾走僻壤，包先生却坐牢、判刑了。

这就是包遵信八九前的人生写照。那个畅谈八九人生的电话里，隐约听得出包遵信心中郁闷的雷声，他对同道的鞭策、对友朋的切望、对海外同仁的念顾，几有伯牙子期之遇之伤。但是对过往的苦难，他却没有一个字的怨悔。出狱之后，大批故交避他惟恐不及。他挚友的妻子张靓文的《岁月的痕迹——追思包遵信先生》一文可以旁证这一点。但是在感伤之余，他对生活的热情没有降温，近20年的社会变迁，阅尽人间冷暖，体验人生沉浮，甚至遭受他人暗算，他心中没有苦毒、没有怨怼，没有仇恨。即便面对极权体制这个庞然大敌，他也没有让仇恨生长在自己的心田。他的骨头最硬，头颅从来没有低下，但是他也从来不用撒旦的方式与撒旦争斗。

在没有自由的国度，苦难和奴役能够毁灭大多数人的生活；在没有信仰和道德约束的国度，反抗苦难与奴役的斗争，可能毁灭在苦难中挺立的少数人人，使他们最终被卑劣的心性所宰制，逐渐失去初衷，以邪恶为正义，在膨胀的自我和道德虚无中，最终变成自己脚下废墟的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是暴政统治最深刻的成功。包遵信没有被苦难毁灭，是多数人中的例外；他也没有被反抗所异化，是少数人中的例外。他背的十字架最重，他遭受的背叛最切，他承受的苦难最深，他心中的委屈最大，他回馈这个社会的爱最多。于此同时，他的对抗最坚决，他的坚守最彻底，因而也最有价值，最值得深思。我觉得，他比我所知道的所有反对者都有力量，他也比我所知道的多数中国有神论者更得宗教真谛。因为盈充他心中、指挥他行动、主宰他生存的，仍然是人类那些高尚的情感：宽恕、同情、悲悯和爱；占据他大脑元神和精神世界的，仍然是创世纪的那些元素：光、氧气、大地、海洋、自然生命和人。

包遵信走了，我相信，囿于官方的压力，没有到场的哀悼者比到场的多得多；在家中默默点燃烛火、从心中捧出鲜花为他送行的，比公开为他送行的多得多。我相信，由于人性的软弱和时代的背叛，他的去世所引发的愧疚之情比人们写出来的多很多。我相信，作为一个对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深具影响的学者，由于他的纯朴气质、善良品行和宽怀大度的胸襟，他所赢得的尊敬和爱戴、缅怀和祭奠，将比很多与他同代、同龄的中国学者更深更久远。

八

缅怀尊师包遵信，除了愧疚，还有遗憾。包遵信在八九之后坚持旗帜不倒，政治上不妥协，在他这一级别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中，是少有的。因此，中国能向世界宣告，虽然枪声响起，坦克进城，人体中弹，医院躺满了牺牲者的尸体，但是这场泣血失败的抗争之后，中国的自由精神没有消弭。无论多少年过去，有这一杆旗飘扬，就是一个时代站立的标志。但是另一方面，坦率地说，包遵信的思想和情感似乎定格在八九年，他似乎没有带着八九的良心，继续向前开拓。换句话说，狱中归来，他固然没有无视身上永久的囚服，但在坚守良心的同时，却没有脱下旧日的盔甲，拿起新的思想武器。

客观上，八九六四这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引发世界冷战格局改变的中国政治推进运动，虽然被枪声中断，但是它至今没有正式而庄严地谢幕。一些年轻的主角受不得鲜血带来的恐怖和后继指责，纷然掉头从后台离去，到商业空间寻求另一种价值去了；另一些幕后的主角，则坚持不谢幕，兀自站立，拒绝接受历史剧情嘎然中断的现实。后者，正如赫尔岑描述的1848年意大利民主革命失败之后，流亡者们的状况：他们“与原来习惯的生活环境隔绝之后，便闭上眼睛，不愿看到痛苦的真实状况。日益陷入了幻想的、封闭的小天地，陶醉于没有前途的会议和不切实际的憧憬中”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赫尔岑称他们是失去家园的“新以色列人”。中国的那场悲壮运动，僵持在被遗忘的地段，没有灯光，一片黑暗。成百万上千万的观众，曾经是台上主体，但是，当他们在大清查开始的那个早上突然消失在北京无数大街小巷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那个不仅黑暗而且寒冷的舞台，大幕没有关闭，台上无人谢幕，台下没有观众。不久，老包狱中归来，他提着自己当年的行李箱走上沉寂的舞台。他站在那里，不再挪动。成功了，他可以走；失败了，他绝不离去。这是他历来的行为特征。他“不肯从箱子里取出衣服，挂进衣柜。”他也不肯把箱子拎回家，换一个箱子，准备开始设计新的舞台。他不是来谢幕的，他是来守场子的。

老包孤怀留步，他因而过早地进入了历史。

他并不甘心于此。然而问题是，他的价值观念虽然丝毫未变，但是他失去了旧日的精神家园，那个让他如鱼得水的启蒙年代；他的追求虽然没变，但是他失去了旧日的思想家园，那个他发表过约百万字思想文化方面文字的话语时代。于是，他以风烛残年、羸弱之躯，蹒跚步履，仍然不肯放弃过往友人们聚餐以聚会的机会。因为在他，那绝不仅仅是饮食和聚会，那也是一种仪式，一种在绝望中不断撞击现实和证明存在意义的仪式。困守被弃的阵地，孤独寂寞，他因此固执地寻找搬家公司，努力从外在的形式为心灵安装新居。他注定要持续“愤怒和空洞而激烈地争论”，“不能超越自己所熟悉的那些问题、思想和回忆。”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语）他过去不是以这种方式干预现实的。他注定要失望。

包先生与中国近代大部分优秀知识人一样，不甘心书斋里的平静生涯，要入世而兼济天下。顾颉刚先生下列的自我描述，可以为很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画像：“……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这也是当代前中国社科院历史学所研究员，八十年代启蒙运动领军人、组织者兼学者的包遵信先生前半生的写照。包先生成就鼎盛时期，正是时代与他互为推动的。

无庸置疑，近代中国反复挣扎与痛苦的历史转型，总是吸引它的智者走出书斋。但天下无道时，许多孤怀留步的知识人，是以自觉退出现场的方式，从历史和未来进入现实的。与其说这是穷后独善其身，不如说是曲线兼济天下。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受宫刑而忍辱的中国史学鼻祖司马迁，在完成中国纪传体历史开山之作《史记》后，把这事说清楚了看透彻了。斯人逝后，他所列出的这个发愤著述、传诸后世的单子，除了加上他自己，还可以顺着隋、唐、宋、元、明、清地一路填写下来，一直填到我们闭目可思的清末龚自珍，举目可望的民国末期陈寅恪。

包遵信没有能够完成受难之后关键的一步：把恒久的价值转化为一种新的个体生存方式，继续前行。这一步，是个体生命自我超越的里程碑，也是这个民族可能从苦难中获救的关键。对于老包来说，这个过程是从外在人生向内在人生转化的过程。

这不仅是个人立言的问题，更关系到中国转型的方式和转型的后果。极权政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已是近20年的事实，共产主义理想被普遍弃之如敝屣，反对中共一党独大即便在物质主义中国也已经成为常识甚至一种时尚。可是人们借以对抗奴役的资源除了“人权”、“平等”、“自由”等空洞的概念，和西方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标本以及本能的反抗，再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思想武器。20年来，国内精英从全世界最穷的知识分子一跃而为最富有的教授，从此几乎不再发言；海外民主人士们则把最初的义愤逐步演化成了自我表现的动力，令观者骇汉奔走。道德毁灭、文化断代、人性堕落、精神虚空，是政治民主之后必须面对的深渊。孤守八九烽火台远远不能挽救它的风化和衰颓。没有历代的文化和思想耕耘，我们不会有春秋、离骚、国语、诗经、史纪……；没有当代继绝存亡的勇气，中国也许会出现新政，或者成为经济大国，但是不会成为一个文明之邦，不会赢回自己的尊严和世界的尊重。

是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老包即便被排挤出局，还是要在桌边看棋？为什么他没能像陈寅恪那样，在孤独的晚年，以孤独的方式，坐看云起时，挥日还于东？陈寅恪诗人气质，性情中人。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陈寅恪曾经赞美钱穆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写作，但是转言便表示，那寂静之地，他若一人住入，“非得神经病不可”。也有学人论陈寅恪性格激情澎湃，酒酣耳热。陈寅恪早先是个喜欢交往，不耐寂寞的人。但是“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陈寅恪终因对现实彻底绝望，回到书斋，发愤著述，甚至双目失明也不能阻挡他的十年一书之功。无论喜怒哀乐、形之于色的性情，或是不耐幽静僻居的习惯，以及对世事的失望和相应的孤愤抑郁，包先生都与陈寅恪有一比。但是，包遵信何故始终没有将他的沉郁寂寞内化为自己的人格生命，升华为一种思想与文化使命？

也许可以总结为，包遵信先生的现实定位和自我认同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启蒙运动型的思想活动家。但是我更倾向于强调，这种定位和认同受时代需要的驱动，是个人意志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

自从上个千年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遭遇西方起，这个泱泱大国的知识人经历了一轮比一轮迅速的思想震撼和心理嬗变，从冯桂芬、张之洞等看取西方的“船坚炮利”，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二十世纪初严复、康有为、刘师培、章炳麟等主张西方的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政体，再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公开承认西方文化全面优胜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主张全盘西化，要求西方器物、政治、文化的呼声，就分阶段的登上了中国舞台。49年之后，在历往向西看齐的激进主义冲击下，中国不期然被正式带入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糟粕，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走向列宁主义政治模式、最终归结到斯大林主义暴政。中国社会则在器物层面西化之后，被迫再度面临辛亥革命的政治课题。1980年代包先生为代表的再度启蒙，不过是严、康、刘、章、胡、陈等师法西方政治体制和文化的重复和翻版。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道路，我们仍然囿于其间，被历史巨大的惯性裹挟着被动行走。既没有认真总结激进主义、乌托邦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容及其优劣，也没有区分49年前后这股巨大势力的不同形态及其裂变。

现实退回历史，固然可悲，更可悲的是，49年之后中国民间社会被彻底犁庭扫穴，财产私有制破产，社会财富垄断于政治寡头手中，社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飞灰烟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中国不再拥有产生真正知识分子的社会条件。具体地说，思想的自由有赖于信息结构的全面，精神的独立有赖于知识资源的完整，而中国自从陈寅恪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离去，49年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人，绝大多数，由于意识形态的禁锢，不再能够拥有民国时期知识人的西方学养和中国传统文化功力。中国也没有条件拥有俄罗斯白银时代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等那样一大批既身怀西方思想利器，又心持东正教本土传统的知识分子。这是包遵信先生的悲剧，也是所有中国知识人的悲剧；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历史要成就一个人谈何容易。包遵信先生最终没有超越历史，走出自己，地利固然不遇，而且天时不逮。我们的时代，是历史长河断流、人才资源匮乏、民族气数耗尽的时代。历史给我们这个时代准备的习题特别简单也特别令人辛酸：单能看明白我们一无所有，就可以沾“先知”的光，打一百分。无须沾沾自喜于眼前的个人成就（如果有的话），除去它们的浮影，往前看一百年，就能明白我们的时代待我们有多薄，我们自己的“成功”有多么容易，我们的“成就感”有多么肤浅，我们有自知之明的、能打一百分的人有几个。

包先生是“旧社会”与“新中国”的过渡人，是优秀传统中国和伪现代中国过渡者。他是承上启下一代人。出狱后，他守住了气节，忽略了思想，安身而未立命。他本可以走的更远，站得更高。他的早逝，让人遗憾。他是六四的殉道者，救赎不得，殉道而亡。他如此孤寂中撒手人寰，更让人于遗憾中深怀怅惘。对于个人，这是一桩壮举。对于历史和未来，这是一个遗憾。

九

包先生出狱后的著作副标题“未完成的涅槃”，冰霜一语，斧钺千秋，是中国命运的写照。而他的辞世，打开了八九中国知识人离去的大门，带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眼下越来越诡异的时代凶多吉少，中国专制主义可能逃脱八九一代人的审判，我们也许不能清晰地见证它寿终正寝的那个节日。

大陆极权中国半世恶迹，海外政治中国十八年荒凉。中国已然经历了世界资源的持载者、中国文化托命人撒手人寰的悲剧；而今，精神道德坚守者如李慎之、刘宾雁、何家栋、包遵信，也已经接二连三离去。除了在书架上、著作里，或可触摸他们的余温，我们身边已经没有结实的肩膀可以立足其上，继续攀援；眼前已经没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背影可以追随；手中已经没有薪火可以相传。我们或可见到中国政治转型，可是人们的灵魂早已失去家园，良心带着被鞭笞的伤痕到处流窜，粗鄙、仇恨、歹毒再度被贴上了正义的标签招摇过市，公义事业里充满了愚昧、偏狭和龌龊，“上帝”们乘机复活，梗着脖子相互厮杀，声色俱厉地开始“最后的审判”。

悲剧的尽头是否必然是救赎的圣地？谁有资格将人类终极信仰和不朽的事物，放上那些为中国背负十字架的先驱者的祭坛？

人事终变，天道难问。包遵信先生这一走，再度举目四顾，恁大中国，文化上、道德上、人性上、精神上，十几亿人都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参天参命，悲情已成人生基调。却偏偏临到我辈顶上去的时候了。

2007年12月4日动笔

2008年1月9日搁笔

2008年2月5日修正于美国墨根窑

期间始终多云不雪，寒飙不落。

2008年2月15日补记：

在此文截稿后，我与国内文化出版界友人岳建一兄讨论包先生的意义。建一与包先生一面无缘，从不相识。但是他对包遵信先生深怀敬意。他认为，包遵信先生的遗产，不惟在于八十年代他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意义，更在于他出狱后所贡献的“中国未来精神重建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在这里引述他的表述，借以表达我在行文中没能充分表达的思想：“如果说，入狱前包先生的非凡贡献在于思想启蒙，那么，我认为出狱后包先生更大更深远更不朽的贡献则在于精神坚守。这是人类精神史上真正绝无仅有的精神坚守——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意义与价值体系崩毁，社会全人格丧失，整个民族集体地欲无反顾地步入史诗般的无耻，包先生的精神坚守太是艰难，……尤其艰难者，乃是包先生即便殉道殉义，没有战场，没有舞台，没有人感兴趣，甚至没有起哄者、围观者。这种精神坚守乃是人类处境中最无奈最悲哀最罕见的精神坚守。我无缘相识包先生，但读兄的文字，我可以感受到包先生的深刻孤独与百痛难言，并为之心碎。我一向认为，思想固然宝贵，然精神人格尤为珍贵。思想是精神人格的血肉，精神人格是思想的骨骼！思想制造能动的历史，精神创造高贵的命运！精神活着，思想死了可以再生。精神死了，便是真正深刻的死亡。因而，精神不仅是非凡历史的创造者，更是一切历史的归宿。无怪乎古今中外大大小小思想者无数，而精神人格大美者寥若晨星。一百年来，我们民族有过两次精神上的种族灭绝，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一次是六四屠杀至今。应该说，包先生的精神坚守正是精神种族灭绝中的坚守。”

2008/3/6 19:07 

【16、丑年岁末纽约各界人士讨论刘晓波判决案】

2010年1月1日 首发

2009年12月25日圣诞节，中国大陆政府重判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引起公众强烈不满。丑年岁末，纽约各界人士仍然纷纷发表对刘晓波判决案件及意义的看法。 (博讯 boxun.com)

《北京之春》主编、旅美华人政治思想家 胡平：刘晓波是中国异议人士的优秀代表，是今日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中共重判刘晓波再一次证明，那种以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开放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建立在六四屠杀之上，建立在不断的在政治迫害之上的。中共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再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这样的改革越发展，中共越不愿、也越不敢进行政治改革。这样一种专制强权的崛起，只能是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巨大威胁。08宪章表达的是我们的基本共识，是最大公约数――当然，其中一些表述还可以商榷。不论我们在其他方面还有多少分歧，在宪章提出的基本理念上应该是一致的。包括那些主张革命的，你们革命的目的不也是要实现这些理念吗？08宪章并非只是所谓精英的东西，事实上，第一批签名者中就有很多草根民众。再有，08宪章是面对社会的，不是给共产党上书，是面对大众的，是聚集民间力量的。中共重判刘晓波是典型的以言论治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一致发出抗议的声音。

中国现代政治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作者 高文谦：当局在岁末重判刘晓波，预示着中国开始进入政治上的严冬；同时今后社会的和平转型之路，如果说不是完全堵死的话，也是更加艰难和渺茫。胡锦涛之所以这样做，是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从国际上来说，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中国实行绥靖主义的结果。一年来，中国一直在试探摸底，刘晓波案一波三折，从一开始的刑事拘留，稍后转为监视居住，后来又正式起诉，到最后的重判，中国是吃准了美国，有意给美国颜色看。从国内来看，当局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正在逼近，唯恐零八宪章成为集合国内不满情绪的旗帜，所以先下手为强，消除隐患。还有就是十八大效应，党内各派争相在政治上表现强硬，以便在权力交接中占据上风。这是以往中共党内权争的特点。胡锦涛将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他重判刘晓波，可以和毛泽东发动文革，邓小平六四屠城，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有一比。本来，他一直深藏不露，不少人对他抱有幻想，这次露出本相。他的历史评价必然与重判刘晓波连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锦涛的政治生命已经提前结束，没有盖棺已可定论。

北美华人政论家、自由亚洲特约评论员 陈破空：重判刘晓波的背后，是中南海的强硬路线。臂如一个黑社会团伙，以欺压和勒索良民为能事，其中的成员，必然目露凶光，各展劫杀之技，方能在该团伙获取地位。胡江缠斗，团派与太子党的恶斗，围绕“第五代”权位的你争我夺，使中共党内的主流路线日趋强硬。中共新旧官僚，置身这等险恶的政治环境，只有各恃强硬，比凶斗狠，才能在党内站稳脚跟。中南海的凶相，也是故意要展示给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国家。俨然宣告：中共已然崛起，强大无比，从此无畏西方的人权压力，无需再与西方展开“人质外交”。关起门来，整肃自己的国民，随心所欲，喜怒由己。最温和的呼声，换来的，竟是最严厉的惩罚。不折不扣的权力傲慢。重判刘晓波，扑灭《零八宪章》，等于堵死和解之路。中共的潜台词，明白无误：老子不认什么温和不温和，休想跟老子谈和解！老子有的是实力，老子只认得枪和炮！有本事，就去闹革命！这是对改良的蔑视，这是对革命的召唤。轻视反对派革命的勇气和能力，另一种权力傲慢。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黑社会问题研究专家夏明说：在圣诞这一天，当我得知刘晓波君被中国政府恶判十一年，我知道用学者的理智与胡温政权讲道理已走到了尽头。我只好走向上帝寻找灵感和力量。我打开《圣经》，信手翻倒《旧约∶以赛亚书》第十章：“行恶者必遭灾祸”。我读下去：“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财富存留何处呢？”我无以言表，只好默默祈祷上苍！

旅美华人思想家、电视政论片《河殇》主笔谢选骏：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北京被判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量刑如此之重，主要因为在《零八宪章》“我们的基本主张”第十八条里有“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一语。相形之下，被“起诉书”提到的“六篇文章”不过是些点缀罢了，因为那些文章虽然发表了两三年，都没有事情；而《零八宪章》还没有公布，就出了事情，而且牵涉面相当广。可见《零八宪章》才是刘案的要害。判处刘一个人，等于把全部签署人都放在“被告”和“罪犯”的位置上了。因此这项判决是具有指标性质的事情，决不是仅仅针对刘晓波一个人的。《零八宪章》为什么如此可怕？因为很多人把《零八宪章》与“公车上书”相提并论，把“清朝的覆亡”与“中共的前途”联系到了一起。《零八宪章》不是个人文章，而是集体行为：不仅是第一批三百多签署人乃至后来近万签署人的集体行为，而且是全国人民都可能逐步卷入的集体行为。这对政治改革陷入死棋的中国，确实可能别开生面的。就像《七七宪章》最后确实创造了一个民主的捷克共和国。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人认为刘案并没有结束，而仅仅是刚刚开始。

纽约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宪政学者 王天成： 根据现代法制的原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必须有严格、明确的界定。它指的应该是鼓吹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这与要求通过政治改革实现自由民主是有原则区别的。刘晓波先生一贯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当局指控他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显系诬陷、谎言。关心国家的现状和前途，是一种发自人类良知的行为；自由表达思想、观点，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刘晓波先生撰写文章评论时政、呼吁自由民主却被判处重刑，这样的判决是对人类道德观念的公然 蔑视和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

中国司法观察理事、纽约开业律师 李进进：中国刑法中的颠覆概念是指以非法手段推翻或篡夺国家现政权，包括我国各级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内的整个政权。刘晓波被指控的言论包括有“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北京是第一人民法院的法官要定刘晓波的罪，首先要分析和和讨论“改变社会和改变政权“就是煽动人们“以非法手段推翻或篡夺国家现政权”。共产党每天都在说改变社会，中国的法律也没有说“中共政权”永生永世。联合国的宪章和人权法律要求各国保证人们有改变政府的权利。所以，我们不可以简单地下结论说“凡是要求改变政权”的都是“以非法手段推翻或篡夺国家现政权”。这两者之间要有桥梁，要有很多的解释和定义。至少我们要分析刘晓波是否煽动人们用暴力或非法手段来改变政权。这是历史上有些国家使用过的标准。显然，刘晓波先生是个和平主义者。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定也没有说刘晓波用暴力来推翻共产党政权。那么，刘晓波何罪之有？

摩根斯坦利高级分析师、 1989年民主运动学生领袖刘刚：刘晓波被重判对于资深异议人士来说并不意外。要是当局不改革政治体制而能容忍晓波才会让我们跌破眼镜。有人欣赏中国模式，晓波的重刑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很好解读。所谓中国模式，就是高瑜说的天安门模式；依靠镇压维持政治秩序保证一个不合理的增长和分配模式。有人不理解一个野蛮的政治体制怎么能在国际经济中保持竞争力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劣币逐良币定理。依靠威权政治维持低人权和低劳工成本的生产体系，然后赢得国际竞争。这种模式中，成功的国际竞争力是以国内低人权为代价的。由此可知，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的人权问题已不再是道义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安全问题了。因为为了赢得对中国低人权产品的竞争，西方如果不设置关税，就要解散工会、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等；而这些是二次大战后西方人权和政治进步的主要成就。

纽约开业律师、前公安大学讲师高光俊说：对刘晓波的重判是中国政治迫害的一个新的高潮的信号。中国自80年代末以来有过几个镇压高潮。1989年六四后的镇压是第一个高潮，尔后是1998年镇压民主党。现在对刘晓波的判决是镇压08宪章的开端。刘晓波在宪法范围内写文章和讲话，竟遭致如此严厉镇压，这不是终结，而是为了控制08宪章。只要08宪章没有被压制住，镇压就会扩大和升级。刘晓波案件应该给中国模式的炒作者敲响警钟。我们从不相信中国模式，因为独裁者通过政治迫害是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模式的。现在有些中国学者热衷于大谈中国模式，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一些西方专家和政要也跟着起哄，忘记了纳粹和前苏联的教训。

中华研究所主任、 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郭岩华：重判刘晓波本末倒置，愚不可及！大陆当代社会的真正问题是绝对权利、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其根源恰恰正是因为没有合法的反对力量，缺少民主监督造成的。这才是大陆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最大威胁。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是在刘晓波这类独立的知识份子，坚持不懈的批评和监督下才取得的。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没有人敢讲真话，中国只会更不稳定，更不和谐。目前大陆最缺乏的正是这些有良知、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果当政者还有起码的政治智慧和良知的话，最该做的应是善待这些敢讲真话的少数人，顺应世界潮流，及早实行改革，而不是卸磨杀驴，本末倒置。此时此刻，再在搞中世纪式的因言获罪及文字狱，不仅是开历史倒车，更是智力上的愚昧落后！

中国公民同盟主席曹金陶：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所提出的主张和理念是非常温和的，希望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刘晓波判处11年徒刑，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拒绝政治改革，拒绝承认它在1998年所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也向西方世界宣告中国的专制体制不容任何人挑战。另外，将一个中国公民因履行公民权利，发表不同政见而将其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判重刑入狱，也是“文字狱”的现代翻版。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 张学良研究专家 王书君：中共重盼刘晓波，世界舆论大哗，抗议谴责的怒潮风起云涌。尤其是中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之后立即拿民主斗士开刀，这一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它的独裁专制的本质和顽固坚持与民主宪政为敌的丑恶嘴脸。事件又一次说明，与独裁专制的共产党谈民主、要民主，无疑于与虎谋皮。经济发展了，但独裁专制的本质不仅没有变，反而变本加厉，这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与警惕。事件也表明，当政的胡锦涛政权面对世界民主潮流，竟悍然撕下遮羞布，重走毛氏回头路，将中国推入“非人政治”的深渊，令人们对共产党不能再报有任何幻想，世界一些民主国家的绥靖与宽容政策应该划上休止符。

大陆民主墙运动领袖、前大陆工运领袖 刘念春：许多人对当局重判刘晓波感到不可理喻，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维护专制政权。对此感到不理解的人们太善良了。他们忘记了专制政权一天也不能离开暴力镇压异议人士以便在多数人心中制造恐惧。现在，应该是丢掉幻想，准备迎接残酷的战斗的时候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中国人要想一个有公民安全、尊严和权益的社会，就要承受为这一社会而奋斗会付出的代价。60年来我们付出比别人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没有得到人家得到的正义，就是因为我们对专制统治者有太多的幻想。

旅美华人政治评论员、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 曾大军：透过北刘（晓波）南郭（泉）两案我们可以看出，中共的政治体制与毛泽东时代的体制没有本质的不同。伴随着经济的表明繁荣、外汇增多、国际地位上升、军事实力增强，胡温当局对内对外都越来越傲慢和蛮横。中国社会民主党还是要正告胡温当局，不要被你们手中毫无限制的权力冲昏了头脑，不要忘记“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如果你们执意把人民逼上革命和造反的道路，中华民族的政治转型将付出更昂贵的代价，你们也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8宪章首批连署人、前大陆著名大陆律师 刘路：本案这是典型的政治审判，不是司法审判，因为没有法律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量刑随心所欲，完全由上级拍脑袋而定。本来煽动颠覆罪的量刑幅度在5年以下，罪行重大的，也就是5年-7年，10年的鲜见，晓波居然判了11年，是目前知道的最高刑期。凭什么这样判？没有任何理由说出来。其次是出入人罪，完全没有标准。判决认定《08宪章》是晓波的重要罪证，但是这个宪章不是他一人所为，组织策划者众多，签字支持者更是上万。从逻辑上说，如果有罪，所有参与者都有罪，如果无罪，晓波也该无罪，怎么就只加罪晓波一人，其他人投案都不理睬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一句空话了么？最后是程序严重违法，判决书上所罗列的那些证人（除刘霞）外都参与《零八宪章》的操作，应该是晓波的“同案被告人”，却莫名其妙成了“控方证人”。而且证词多有歪曲，捏造，证人不通知出庭证词就当作证据下判，根据诉讼法的规定，这是违法证据，根本就无效。总之，晓波一案的判决，与法律无关，是政治迫害。

08宪章首批联署者、《议报》编辑 杨宽兴：在刘晓波被判重刑之后，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共如此打压意见温和的《零八宪章》，表明了刘晓波及“刘晓波思想”的失败，因此，民间抗争的思路需要调整，要走出温和改良，走向革命。我以为，这是对刘晓波多年抗争及其思想的误读，用改良与革命、温和与激进、言论与行动这样的概念之一端定义晓波是错误的。事实上，亲身经历“六四”之后，刘晓波并不对当权者抱有幻想，他没有向当权者乞求什么，《零八宪章》也选择了向全社会发言、而不是什么上书，刘晓波呼吁体制内开明力量推动政改，但更清楚地表明“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因此，他历来注重民间人脉和资源的培育与积累，在这方面，很少有人比他做得更好，可以说，他是一个播火者，而不是一个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正因为这样，囚禁刘晓波并不能起到当局需要的作用。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年来，刘晓波支持和帮助了很多一线的维权者，他不只是一个意见领袖。刘晓波始终坚持理性与非暴力的原则，这一点，在刘晓波被判重刑之后，我们不应有改变。刘晓波从来没有反对革命，也绝不排斥街头运动，但任何话题的讨论都需要现实语境，中国当下现实是当局仍具有足够强大的镇压力量，而民间抗争者与权力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他们还不能有效组织起来，脱离现实的“革命号召”基本上并无回应，倡导者主要是置身危险之外者，而国内的活动人士，往往会用低调的言辞冲淡行动给自身带来的危险，以保护自己，求得成效的累积。我能体会对现实感到无奈和愤怒并试图尽快改变者的心情，但理性与非暴力除了是一种策略考虑之外，更是时代思想的精华所在，“革命”不能不顾现实，更不能没有底线，确立反对者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这些观念和准则是反对派真正的合法性和成功的希望之所在，不能因为刘晓波的重判而改变。关于理性与非暴力的意义和价值，刘晓波等人有过具体的论述。我们还要看到，尽管刘晓波被判重刑，但是抗议声浪持续不断，“合法斗争”的空间并未彻底消失。思想启蒙、信息传播和民间社会的发育已经使中国的自由力量不可能被完全压制，权力并不能控制一切，因此，仍需准确判断形势，注重点滴积累。强权打压使人感到愤怒和挫败，但超越现实阶段的鼓动无异于自杀，刘晓波虽然做出了巨大牺牲，但他主导的《零八宪章》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他的苦难是《零八宪章》的一部分，也是他早有预期的（他不避这样的牺牲，并视之为个人命运的一部分），这让我们看到，民主的到来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牺牲与奋斗，历史的进步有时不得不付出沉甸甸的代价。晓波为中国、为《零八宪章》受难，我们无力改变这个现实，但我们至少可以立足自身、立足当下，做一些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事，刘晓波“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的思想是正确的，也应该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法庭上，刘晓波在笑，我们也可以继续笑下去。

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前《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赵岩：2009年12月25日上午，北京市一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11年有期徒刑。此次判决是第四代掌权以后，对异议人士最残酷的迫害，也是对中国法律的自我嘲讽，更是中国自言要依法治国的一个终止。因为“立法法”规定，国家的下位法不得与国家的上位法冲突，子法不得与母法冲突。显然，北京市一中院所根据的刑法105条第2款本身就是违反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第35条之规定。国内法学界的有识之士，在呼吁对刘晓波进行无罪释放的同时，应当更多的关注刑法当中对宪法的冲突的情况，大有必要代晓波进行违宪审查。当然，这样的违宪审查活动即便是搞了，可能也是用处不大，我们还记得几年前滕彪等三个博士对收容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立法审查，可是几年以后，上访和流浪人员的境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在京都首府却爆出李蕊蕊被强奸案。由晓波的案子我们看到，只要一党专制的制度迷信不被破除，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一切法律和制度当与专制发生冲突的时候，都会被专制者践踏在脚下。

宪政协进会理事长、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王军涛：今年中国的圣诞节12月25日是个阴暗的日子。两位中国异议人士被判刑。前南京大学教授郭泉10年徒刑终审；前独立中文笔会主席刘晓波一审被判刑11年。专制政权通过刘晓波判决清楚地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他们绝不容许任何民间独立运动推动改变政治体制，不论这一运动的方式多么和平，诉求多么渐进。不过，中国政府的这一判决的政治后果适得其反，那么多的08宪章签署者公开声明愿意与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表明这一判决不是遏制民间政治运动，而是刺激运动走向高潮。后89形成的独立民间运动在08宪章的旗帜下已经联合起来，此次判决又产生了这一联合的政治领袖。如果这些运动与底层抗暴运动和上访运动进一步结合，中国民主运动将有新的高潮出现。这一新的社会基础和话题的运动，将不再象80年代知识分子运动那样容易被镇压和孤立。

（注：上述讲话由王军涛、赵岩整理，有些发言未经本人最后审定）

【17、戴晴的“和解论”预定夭折】

润生

大家批评戴晴抛出的“六四和解论”，多是从“客观条件”去批评，认为“受害者与杀人犯不能和解”、“和解缺乏基础”、“和解的条件不成熟”等等。

今天，我要从“主观条件”方面来审视戴晴的“六四和解论”：

戴晴提出所谓的“六四和解论”，其目的很可能不是为了达成“和解”这一结果，而只是为了“搅浑水”、为了达到她“个人哗众取宠”的目的。因为她明知在目前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和解”这一结果，却故意提出所谓的“和解”，其心可诛也。

戴晴这还是在故技重施。

早在二十年前的1989年，她就炮制过一回类似的捣乱、搅浑水、个人哗众取宠，结果导致八九对话失败、六四血流成河。如果说，八九民运的对话失败、六四屠杀的血流成河，学生和中共都有责任，那么戴晴这个搅乱大局的“调停人”，则更是难辞其咎！

大家回忆一下，2009年提出“和解”的戴晴，在1989年是怎样“调停”冲突，结果是激化了矛盾，不仅不能让绝食学生撤出广场，反而学生对知识界产生了防范心理，迫使冲突趋于白热化。

据戴晴自己写的回忆录《也谈春夏之交（五）》承认，“5月14日的广场斡旋”是她主动请缨、又在上级授意下，自己七拼八凑了连她自己在内的十二个人，到广场上去劝退业已开始绝食的学生。其中有的过程是极为丑陋的、毫无责任感的、机会主义的。

而且就是这样七拼八凑起来的队伍，内部也是意见分歧的，许多人并不赞同戴晴的做法和说法，还有许多人竟然为此和戴晴疏远了。这区区十二个人竟敢贸然上广场劝说黑压压一大片学生退却，真是不知进退。其结果，自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能在革命群众中全身而退，也就算是天大的造化了。

现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戴晴只临时拼凑了“十一个”，而不和已经集合完成的一千多人一起前去？

答案只能是：戴晴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这次“调停”成功。或是说戴晴一开始就没有把“调停成功”当作第一目标——戴晴的第一目标和她招徕的“十一个”的第一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把这次“调停”当作了自己“出风头”的机会，而根本不关心调停的成败！否则，他们就不会撇下一千多人的大部队不顾，而采取了十二人“突击队”孤军深入的“必死战略”。

后来的事实证明，戴晴和她招徕的“十一个”所采取的这一孤军深入的“必死战略”，十分“有效”，不仅葬送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葬送了广场上千百万学生的生命，并且把万恶的中共也永久地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个“三败俱伤”的结果，诚然是用极大的牺牲开辟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却是出乎戴晴之流的“良好愿望”的。

我这里所说的“已经集合完成的一千多人”，就是指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1989年4月21日公开信”的一千多人名签署人。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

4月20日夜间，有五位北京学者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4月21日，他们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到4月25日，这一签名名单已经扩大到二百人。而到4月27日胜利游行之后，这一名单更是急剧扩大，到了5月14日，已经扩大到了上千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它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戴晴抛开这样一个重要的、现成的力量不去使用，却用临时拼凑的杂牌军，其心真是可诛！

而“后来居上”的刘晓波也有样学样，甚至更加过分，连十二个人都不要了，仅仅带了三个人就上广场绝食，先说是为了鼓励学生坚持下去，后来又说是为了劝退学生。世界上有这种火上浇油式的“劝退”吗？现在解密的资料表明，其结果是加速了而不是延缓了六四屠城的到来。

事实证明，这种为了凸现自己而进行的活动，最后都没有建设性的收场。

到六四大屠杀以后，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广场四君子”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竟然在中共“中央电视台”提供伪证，为中共戒严部队作证说：“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这就是哗众取宠、做自不量力的事情的后果。这四个“君子”的下场，比戴晴还要可悲。

和“四君子”相比，戴晴还有一个亮点：1989年6月4日，当她得知六部口坦克碾压撤退学生导致六人死亡后，她终于接受香港和日本媒体采访，宣布退出万恶的中国共产党。

最后，我要本着关心的态度劝告戴晴：你既然在二十年前就在组织上退出了万恶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二十年以后，你也要在思想上退出万恶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再藕断丝连，搞出什么“六四和解论”这样不伦不类的杂牌部队来。

二十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内缺乏足够的健康力量。这样万恶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受到审判，而不是得到和解！

（写于2009年6月9日，六四大屠杀的头号凶手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屠夫们之后20年）

【18、当代中国学术地图标尺】

http://www.rednet.cn  2008-4-10 11:49:42

红网■新观察

顾颉刚曾经说过，民国史上每一时段总有与时代呼应的报纸和杂志，记录知识界的心路历程。在我看来，《读书》杂志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地图的标尺，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中的活化石。《青年论坛》、《走向未来》、《东方》、《方法》杂志，虽能领一时风骚，但在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中，没能像《读书》那样，坚守文化的担当，虽然后者有些磕磕绊绊。

蓦然回首，居然有那么多的风波伴随着《读书》。

创刊时的《读书无禁区》，差一点惹恼理论界的权威，风狂雨骤，但幼苗侥幸存活。《读书》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对于摆脱文化蒙昧主义，可以说功莫大焉。

《读书》搭建了中国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沟通的稀有公共平台，从1979年4月10日创刊，坚定立足于思想启蒙，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读书的主事者精准地摸透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脉搏，当代学术地图中的佼佼者往往通过《读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梁治平、谢选骏、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郑也夫，比如赵一凡、葛剑雄、葛兆光、吴方、尹吉男、何光沪，比如刘小枫、朱学勤、许纪霖、吴岳添、雷颐、夏晓虹。这些百年学术地图中的第五代学者，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现在想来，第五代学者大多具有上山下乡的底层和草根体验，政治风暴和清明期，他们都赶上了。

他们胸怀问题意识，喜欢与师友聊天，适逢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尚未踏上“轨道”，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也成了新知识、新学术、新思想的弄潮儿。

由于独特的历史原因，第四代学者真正出活的并不多，但陈乐民、资中筠、王蒙、李欧梵、柳鸣九、龚育之、董乐山皆非等闲之辈，常有醒世箴言。

更让人称奇的是，《读书》能够获得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第三代学者的认可和击赏，冯亦代、张中行、金克木、费孝通、徐梵澄、谭其骧、启功、黄裳、金性尧等老辈学者，经多见广，参透社会和人生，不仅文笔老辣，文字清通，而且处处散发出智慧和灵性。

《读书》的主事者似乎多是读书的种子，范用、沈昌文长期在出版界打拼，文凭不高，但具有百科全书的胸襟，从1979年到1989年，整整十年，他们守护着这个中国思想学术届的公共沙龙。漫画家小丁乐此不疲地为《读书》配发漫画像和插页漫画，难以想象，离开小丁漫画，《读书》是否还那么有趣？

事实上，1995年之后，改革的共识，引发了知识界的断裂，在所谓“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氛围中，重建学术规范、提升学者专业理念，正好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课题费用大规模上涨、大学量化评价机制疯狂扩张，不少知识分子丧失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具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忙于获得收益，不少人成为课题包工头。

具有知识分子担当的学者，这时候也有了自己的平台，比如《东方》、《方法》、《战略与管理》。

2000年以来，随着报纸时评版的创设和扩展，具有公共知识分子品质的学者，在其中找到了位置。

而这些，不是《读书》杂志所能提供的。

互联网和博客兴起，拓宽了言论的公共空间，尽管《读书》更换了主编，尽管《读书》试图改变，但难免不淡出知识界的视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说出这句话，内心深处对《读书》，依然保持一份同情的理解与温情的敬意。

□谢志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

[稿源：新京报][编辑：胡蓉平]

【19、弗兰克：美女是怎样成为国家的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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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4日 

倾城倾国与颠覆国家政权本是两回事，但有些关联处，著名学者谢选骏先生在此篇文章中将二者连在一起议论，有新意。 一个正常国家——是必须有法可依才能运转顺利，否则就乱套。这是正常思维。律师嘛，本是学法，用法，在社会以法律维护秩序，依法服务于维护权益 ，纠正违法的事为己任的。目前在中国怎末出了那么多被冠之于颠覆国家政权 罪名被抓捕的？这说明国家或者政权与律师发生了对立，实际上不是与律师，是与律师所依托的法律矛盾，那法律不也是国家和政权以全体人民名义制定的吗？以及要求全社会全体人民遵守执行的吗？为何律师依法维权就成了颠覆政权罪？这使我联想到杀人放火恐怖行为，是因为律师维护的法律守则与国家利益对立，就可以不讲法律对错而服从政权利益？现在在中国政权利益就是共产党利益。若如此就直接讲，我是真理，不要甚麽法律讲对错不就完了吗？因为本不是依法得到的政权也不必依法来讲治国。可是如果国家 及政权标榜自己不讲法，也就是说我不讲理，我自己觉得怎样对就怎样，那在世界上怎么立足，谁会理你，谁会承认和同意？尤其在现在， 国家喊得很响要依法治国，有人问之，党大还是法大，语塞，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委婉隐晦去含糊表达各种模糊意思。实际上，一言以蔽之，还是党大，法要听党的，还不能明说。这是目前中国无法回避的国家特征，所以被称为极权，自身还不承认，律师本身就是靠研究使用法律维护客户利益为生为职业的，当然会以法为依据行事，这与法院和政府往往以党和政权的利益为依据产生分歧是正常的。如果维护法律落个颠覆政权罪，那依法治国岂不成空谈。总不能说，我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谁说破皇帝的新衣就将你打入地狱，冠之于颠覆国家政权。真正尊重法律，就要将法律高于一切，一切问题都应在法律下决定自己的正确与否，譬如，美国竞选总统发生重大争执，最后只能由最高法院大法官裁决，这就是尊重法律高于政党利益的例子。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情。谁当权执政与法律法院离得太远。谢先生学贯中西古今博文锐见，有感而发，在此文所谈，应是有几分调侃几分幽默讽刺，对这个最大的社会问题举重若轻，真知锐见指出判律师颠覆国家罪的荒谬处。可能会令权者汗颜。希望看到社会在这方面有所进步和改善，让每个纳税人感觉到自己在法律保护下生活才是。

《谢选骏：倾城倾国与颠覆国家罪》

2016年1月15日，英国多家媒体关注中国半年前被拘押的数名维权律师被当局正式批捕和控罪的消息。

《金融时报》网络版报道了著名维权律师王宇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该报道认为，“这一罪名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也显示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当局广泛打压自由的严重程度。”

“过去一年，中国当局一直加大对维权律师的压力。”

终身监禁？

报道认为，中国一些最受尊重的维权律师已经被关押在秘密地点半年，被剥夺了与家人的最起码联系，这已经足够让人触目惊心。

报道介绍王宇在2008年前是负责处理专利纠纷的商业法律师，因在火车站的一次事件被判入狱两年。2011年她出狱后开始将关注点放在人权方面。

《卫报》网络版报道称：中国对人权律师的追捕暗示对“颠覆行为”大力镇压。报道认为，中国一些最受尊重的维权律师已经被关押在秘密地点半年，被剥夺了与家人的最起码联系，这已经足够让人触目惊心。

但本周，他们这些将生命奉献出来帮助中国缺失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的律师们，面临终身监禁的危险，更让他们的家人、支持者和人权团体目瞪口呆。

“局势的恶化意味着包括王宇、周世锋和王全璋这些顶级民权律师们，面临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他们的律师生涯将划上句号，他们还有可能在未来多年被剥夺人身自由。”

在被大抓捕的维权律师半年监视居住届满之际，维权律师王全璋1月8日被天津市公安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都关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目前，因为维权律师大抓捕，已经有王全璋、周世锋、李姝云、谢燕益、赵威、谢阳六位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在此之前，已经有周世锋、李姝云两位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都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谢燕益律师被以“涉嫌煽颠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关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赵威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谢阳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关押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

刘晓原律师说：“据悉，锋锐所律师王全璋的家人，今天也收到了逮捕通知书，王全璋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1月8日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羁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刘晓原还透露，2015年七月发生锋锐事件后，锋锐所还有五十多个律师的正常执业受影响，无法接受新的案件已经半年多了，这些律师向司法局递交申请要求调到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但至今也不给批准。

据说，这些女律师之中，不乏“美女”，甚至达到了“倾城倾国”的程度。

“倾城倾国”的解释——倾：倾覆；城：国。原指因女色而亡国。后多形容妇女容貌极美。

《诗·大雅·瞻昂》：“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汉书·外戚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倾城倾国”，原指因女色而亡国，该女子只要对守卫城垣的士卒瞧上一眼，便可令士卒弃械、墙垣失守；倘若再对驾临天下的人君“秋波那么一转”，亡国灭宗的灾祸，可就要降临其身了。现形容女子容貌十分漂亮，艳丽。

倾城倾国成语典故溯源东汉·班固《汉书·外戚传下·孝武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此语出自汉武帝时音乐家李延年诗。李延年懂音律，善编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武帝闻此曲后，遂纳其妹为妃，即史上所称的“李夫人”。

成语故事说：汉武帝（前156～前87年），即刘彻。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汉武帝后宫佳丽虽多，但王夫人早死，卫子夫年老，剩下的没有一个得到武帝专宠的。武帝想再访求绝色佳人，可是一直不能如愿。宫廷乐师李延年精通音律，深得武帝欢心，他所做的曲子凡听到者都会莫名感动。李延年有一个妹妹花名李妍，是个歌女，生得云鬓花颜，婀娜多姿，楚楚动人，尤其擅长歌舞。李延年想把她进献给汉武帝为妃。但因为家世微贱，不便自言，便请平阳公主代为荐引。

一天，汉武帝在宫中饮酒，平阳公主也在座，李延年侍宴。待到酒酣，李延年起舞，唱自写的一首新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到李延年歌唱，触动了潜藏已久的心事，不禁叹息说：“世间哪有你所唱的那种佳人？”平阳公主在一边揣摩得知李延年歌中的寓意，于是趁势说：“陛下有所不知，延年的小妹，就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世佳人。”武帝心中一动，立刻下令召李氏入宫。不久李延年将其妹引入。武帝一看，果然是姿容秀媚，体态轻盈。武帝遂纳李氏为妃，号为李夫人。一年以后李夫人生下一子，被封为昌邑王。

谁知月有阴晴圆缺，李夫人入宫只短短几年，却不幸染病在身，不久病入膏肓，直至卧床不起。武帝难过不已，亲自去看她。李夫人一见武帝到来，急忙以被复面，口中说：“妾长久卧病，容貌已毁，不可复见陛下，愿以昌邑王及兄弟相托。”武帝说：“夫人病势已危，非药可以医治，何不让朕再见一面？”李夫人推辞说：“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实不敢与陛下相见。”武帝说：“夫人不妨见我，我将加赐千金，并封拜你兄弟为官。”李夫人说：“封不封在帝，不在一见。”武帝又说一定要看她，并用手揭被子，李夫人转面向内，唏嘘而泣，任凭武帝再三呼唤，李夫人只是独自啜泣。武帝心里不悦，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这时李夫人的姐妹们也入宫问病，见此情形，都很诧异。待武帝走后，她们责备李夫人：“你想托付兄弟，见一见陛下是很轻易的事，何苦违忤至于如此？”李夫人叹气说：“你们不知，我不见帝的原因，正是为了深托兄弟。我本出身微贱，他之所以眷恋我，只因平时容貌而已。大凡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今天我病已将死，他若见我颜色与以前大不相同，必然心生嫌恶，惟恐弃置不及，怎么会在我死去后照顾我的兄弟？”

几天后李夫人去世，事情的结局果然不出李夫人所料。李夫人拒见武帝，非但没有激怒他，反而激起他无限的痛苦，将李夫人用皇后礼安葬，命画师将她生前的形象画下来挂在甘泉宫。武帝思念李夫人之情日夕递增。他想到李夫人病中嘱托的话，于是封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弟弟李广利则封为贰师将军海西侯。为李夫人的一句遗言，武帝也称得上是一往情深。

李延年小传：汉代音乐家。中山（今河北定县）人，乐工出身，善歌，善创造新声，在乐府中任协律都尉。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又仿张蹇传自西域的《摩诃兜勒》曲，作“新声二十八解，用于军中，称”横吹曲李夫人的得幸，则是靠了她哥哥李延年这首名动京师的佳人歌。

……

言归正传。

看来，在中国这个“人治社会”里，律师难当，女律师更加难当，至于美女律师，那就是“高危职业”了。因为“倾城倾国”，不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20、改革开放夭折的历史回顾展览】

谢选骏：钓鱼岛冲突不论军事结果 中共在政治上都输定了(转载)点击：4801 回复：80 作者：木球名堂 发表日期：2012-9-12 18:38:00 回复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已经决定由其政府购买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将这三个岛“收归日本国有”，中共当天以多种方式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从中共最高领导人到外交部，“罕见地集中释放强势的态度”。与这些表态相应，还发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线划定的声明”。

同时，新华社宣称：

中国海监46、中国海监49船已于11日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海监部门已经制定相关行动计划，视情况开展维权行动，宣誓主权。

面对这些抗议，日本政府连理都不理：

《产经新闻》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1日称，中国“海监46”、“中国海监49”船已于当天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日本媒体向野田政府以及海上保安厅求证，但截至中午13点11分，日本政府未给任何答复。

担负钓鱼岛海域警备任务的日本第11管区海上安保本部则透露，日方尚未得到有关中国海监船抵近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情报，也不清楚中方所谓的“周边海域”到底是距离钓鱼岛有多远。

相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1日上午在第47届自卫队高级将领的集训上发出警告，朝鲜的核开发和中国的军事扩张行为已经威胁了日本的安全。日本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安全保障环境的不透明性在增加。自卫队肩负着责任和期待也越来越大。在国防问题上，“预想之外”的词语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求自卫队事事用心，时时提高警惕，准备好武装冲突的出现。

现在，就看中共是否敢于采取实际行动收回钓鱼岛了。

舆论认为，就是借给中共一百个胆子，它也是不敢向日本挑战的。这不仅因为中共对自己的抗日能力没有信心，而且因为日本后面还有美日同盟的支持，况且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正式声明，钓鱼岛属于美国的保护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强行登岛或进入钓鱼岛领海范围，就等于是对美国的侵犯。如果这种情况“万一”发生了，那么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就会中断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稍一分析就能明白：

现在，中日双方议论的是“夺岛”的结果如何如何的问题。

其实，这只是一个烟幕弹。

在我看来，钓岛冲突一旦开始，不论军事结果如何，中共在政治上都输定了。

钓岛冲突一起，无非两个军事结果：

1、中共夺岛失败；

2、中共夺岛成功；

如果中共夺岛失败，当然颜面尽失，威风扫地，处境类似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满清反动政权，最后激发国内革命；

如果中共夺岛成功，就会招致美国的制裁和封锁，重蹈毛泽东1950年的覆辙，而且结果只能更糟：到时候在美资产遭到冻结，不仅拿不回美国国债，连高级官员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私人账户也会冻结甚至公布。

这样的局面，中共想都不敢想，更不要说做了。

难怪日本政府吃定了中国：它通过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声明，嘲笑“中国不敢动用武力攻占钓鱼岛，因为这样做将严重影响她的经济”。

这不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而且是一个日本和美国即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的预告。

尤其考虑到，安倍晋三不仅是一个日本前首相，而且正在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并计划出任日本首相。目前，安倍晋三已经在党部成立了“新经济增长战略学习会”，该会由支持他参选的议员组成，覆盖多个派系。

安倍晋三的声明绝非空穴来风。

钓岛冲突中断改革开放事小，钓岛冲突颠覆中共政权事大。

钓岛冲突不仅会中断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钓岛冲突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地步，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已经实质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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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sjl2001 时间：2012-09-12 20:14:41

这个文章很毒辣，很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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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anran168 时间：2012-09-12 22:20:48

想不通，鬼子都不怕打仗，偌大的中国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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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sjl2001 时间：2012-09-13 14:41:45

但是恐吓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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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sjl2001 时间：2012-09-13 23:08:50

好像美国众议院说支持小日本，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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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甲王 时间：2012-09-13 23:25:14

如果仅限于钓鱼岛的范围，打一场局部战争，那么美国完全可以参战。中国虽有核武，但只要政权还能掌控，就不会轻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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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uddy_yang 时间：2012-09-14 20:46:58

两人单挑，有第三人在背后虎视端端，那是必输的。必须想办法把美国的实现转移到其他地方，攻其必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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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sjl2001 时间：2012-09-15 23:15:40

美国的历史表现，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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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谢选骏：钓鱼岛冲突不论军事结果 中共在政治上都输定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11日 

原标题：钓岛冲突中断改革开放 现标题为博讯编者所加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已经决定由其政府购买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将这三个岛“收归日本国有”，中共当天以多种方式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从中共最高领导人到外交部，“罕见地集中释放强势的态度”。与这些表态相应，还发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线划定的声明”。

同时，新华社宣称：

中国海监46、中国海监49船已于11日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海监部门已经制定相关行动计划，视情况开展维权行动，宣誓主权。

面对这些抗议，日本政府连理都不理：

《产经新闻》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1日称，中国“海监46”、“中国海监49”船已于当天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日本媒体向野田政府以及海上保安厅求证，但截至中午13点11分，日本政府未给任何答复。

担负钓鱼岛海域警备任务的日本第11管区海上安保本部则透露，日方尚未得到有关中国海监船抵近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情报，也不清楚中方所谓的“周边海域”到底是距离钓鱼岛有多远。

相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1日上午在第47届自卫队高级将领的集训上发出警告，朝鲜的核开发和中国的军事扩张行为已经威胁了日本的安全。日本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安全保障环境的不透明性在增加。自卫队肩负着责任和期待也越来越大。在国防问题上，“预想之外”的词语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求自卫队事事用心，时时提高警惕，准备好武装冲突的出现。

现在，就看中共是否敢于采取实际行动收回钓鱼岛了。

舆论认为，就是借给中共一百个胆子，它也是不敢向日本挑战的。这不仅因为中共对自己的抗日能力没有信心，而且因为日本后面还有美日同盟的支持，况且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正式声明，钓鱼岛属于美国的保护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强行登岛或进入钓鱼岛领海范围，就等于是对美国的侵犯。如果这种情况“万一”发生了，那么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就会中断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稍一分析就能明白：

现在，中日双方议论的是“夺岛”的结果如何如何的问题。

其实，这只是一个烟幕弹。

在我看来，钓岛冲突一旦开始，不论军事结果如何，中共在政治上都输定了。

钓岛冲突一起，无非两个军事结果：

1、中共夺岛失败；

2、中共夺岛成功；

如果中共夺岛失败，当然颜面尽失，威风扫地，处境类似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满清反动政权，最后激发国内革命；

如果中共夺岛成功，就会招致美国的制裁和封锁，重蹈毛泽东1950年的覆辙，而且结果只能更糟：到时候在美资产遭到冻结，不仅拿不回美国国债，连高级官员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私人账户也会冻结甚至公布。

这样的局面，中共想都不敢想，更不要说做了。

难怪日本政府吃定了中国：它通过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声明，嘲笑“中国不敢动用武力攻占钓鱼岛，因为这样做将严重影响她的经济”。

这不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而且是一个日本和美国即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的预告。

尤其考虑到，安倍晋三不仅是一个日本前首相，而且正在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并计划出任日本首相。目前，安倍晋三已经在党部成立了“新经济增长战略学习会”，该会由支持他参选的议员组成，覆盖多个派系。

安倍晋三的声明绝非空穴来风。

钓岛冲突中断改革开放事小，钓岛冲突颠覆中共政权事大。

钓岛冲突不仅会中断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钓岛冲突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地步，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已经实质中断了。

且不说胡温新政十年来的持续高压，六四屠杀迄今二十三年也没有给出一个合乎“改革开放”逻辑的处理办法。

于是美国朝野到现在才终于明白过来：钓岛冲突是六四屠杀的逻辑后果，都是中共“经济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的“一国两制”的逻辑后果。如果钓岛冲突真的开打，很难想象美国会不利用这个难得一遇的机会，来彻底摆脱美国在美中关系里面被中共“一国两制”不停玩弄的处境。 

【21、高王凌：一洗凡马万古空】

深海里的蚂蚁

发布时间: 19-08-2020 11:07

（一）

高王凌先生是搞清史研究的，在我看来，是一个异数。传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我们愿意把传统看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就必须是，至于传统本身是什么，无所谓。反正传统也不能说什么了。高王凌先生看到了古今一体，启人心智。

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全书几十万字，从一七三六年乾隆登基写起，写乾隆初政，写六次南巡，写乾隆晚期，止于一七九九年，近六十四年的光景。乾隆以及清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竟然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

《乾隆三部曲》真是一套奇怪的书，不仅具有极强的穿越性，还对吾辈的历史观造成直接的冲击。笔者以为，高王凌先生进行的，无异于一场哥白尼式革命。

尽管很早，吾辈就被教育，一切都是联系和发展的，但是，理论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都被结结实实地分成“两截”，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便，这得需要多么“健忘”和“变通”，才能够说服自己呀！

一九八五年考入大学，《中国古代史》讲到汉和唐两朝的盛况，都会提到人口多。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口多成为坏事呢？

倒霉反面看，既然认为人口众多，是中国发展的一大瓶颈，那么，清朝这个异质性很强的朝代，中国三千年历史，人口急剧增长的朝代，顺理成章，成为中国人口的“原罪”。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俗语里所蕴含的朴素的道理，已经被遗忘到九霄云外了。

也就是说，汉唐，人口众多是强盛的象征；近代人口众多，已经成为悬剑；当代更是。这都是哪一出呀！真要较真，就会自然发现“两截”之间，可谓冰火两重天。

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古代的朝廷还是现代国家，基本的要素无非土地、民众和政事。证诸古今中外，还没有听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居然成为包袱！

要是十三四亿人口，挤在以色列那样的“小地方”，也许，人口众多，真就成为“包袱”。问题是，十三亿人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若论“拥挤率”，日本，一亿两千万人口，拥有不到三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岂不是拥挤不堪！

众所周知，日本，火山和地震资源，倒是比较丰富。按照日本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的比率推论，中国国土面积里面，三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十二亿人，完全可以过上滋润的生活，像日本那样。笔者不大愿意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养育三十亿人口，绰绰有余，现实是，不到十五亿人口。

三千年文明史，最令人惊异的是，中国这片土地，一直拥有最多的人口，从消极的方面说，最大限度地延续了中华文明；从积极的方面讲，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脑矿”，哪怕是智慧的“贫矿”，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全球人口增长历程：1804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1927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2011年70亿。中国人口在乾隆晚年，已达到3亿，1804年，正值嘉庆九年，去乾隆不远，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十八世纪，出现有趣的“共时”现象，世界人口在增长，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在哪怕有16亿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与乾隆晚年比，下降趋势，是很明显的。

很长时间之内，反思计划生育的，属于“非主流”。看到经济史家高王凌先生的“人口理论”，反思计划生育的“非主流”，欢欣鼓舞，乐见高王凌的“归顺”。可是高王凌喜做“特殊独一人”，不当奏折派，只在距离“反思派”很远的地方，遥相呼应。 高王凌不“归顺”反思派，有着自身的逻辑 。

高王凌先生自述：在研究的开始，就“不期然而然”遇到了人口问题，那还是所谓“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不幸的是，其后，“人口众多”取代“阶级敌人”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羔羊）。简单一句话：就是对历史上的人口增加，不再是“倒霉看反面”，一片“余哀”。

高王凌先生进一步指出：一代有一代的“境遇”和不同的“使命”，怎能因为今天的事愈不好办，就愈“赖上祖宗”，从而推卸、躲避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呢？

高先生把历史上人口的正面贡献，与今天贯穿起来，对抹黑传统的观点，进行清算：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二）

高王凌先生，按照辈分，与李零、秦晖，同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第五代学人。这一代学人，大体出生于一九五〇年前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谓一代人的“宿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第五代学人，不可能拥有费孝通、钱钟书那样完整的教育背景。高王凌还算是幸运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机缘巧合，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师妹李银河，比高王凌低一届。

特殊的历史时代，山西大学老辈先生阎宗临靠边站，1978年入学的丁东，算是赶上好时期了。近代史家江地先生，敢把看家本领拿出来。

高王凌先生，坦诚面对，“工农兵学员的称号”，很是让人感念。反倒是师妹李银河，心里失衡，以为要不是“文革”，自己这种好学生，清华、北大的材料，怎么会考上山西大学这种“差”学校呢！对于李银河而言，山西大学，一直是自己学思历程的一大“污点”。

高王凌来到山西大学，满心欢喜，整天泡图书馆，以至于高王凌的脚步声，成为图书馆生态的有机构成，为日后战胜“谬说”，提供了坚实的学识储备。

新时期，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1年，与孔祥吉一起留所。孔祥吉前往美国后，高王凌成为清史所唯一的“大师兄”。

可是，这位“大师兄”，很长时间之内，像是一位隐士，《求学偶得——我在清史所三十年》，大有郁结之气，也不是偶然的，天南海北的老同学都已经成为各个山头的“大腕儿”，只有这位大师兄，最没有“出息”。

第五代学人，意识形态情结，不亚于第四代，因为第五代，出身于“红卫兵”，高先生所在的清华附中，流淌着红卫兵的“血统”。第五代学人，说起各种理论，不管是土的，还是洋的，都能头头是道，许是得益于“大辩论”吧！

但是，笔者以为，第五代学者，作为知青一代，真正的优势，从广阔天地习得的生存性智慧。就拿高王凌先生来说，干得一手的农活，体态优美、姿势漂亮。文化大革命，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第五代学者，田间地头，苦其体肤、劳其心志，体悟鲜活的“地方性知识”。

遗憾的是，知识青年回城之后，为了掩饰学养的不足，迷信各式各样的“片汤儿”，迷失在理论的围城里，用教条剪裁生活，竟然忘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高王凌先生颖异之处，在于，把从“个人经历”得来的“体悟”，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老辈吕思勉语重心长地说：“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把研究工作，与“当身历史”打通，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没有一番切己的功夫，又谈何容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心路。高王凌先生这一代人，不错，“插队”是命运的安排。有“经历”的人，必有自己“直觉”。高先生以为，有自己的“直觉”，慢慢地，它们都会“苏醒”“成长”起来。

高王凌先生“直觉”的“苏醒”和“成长”，存在着特殊的机缘。高先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大师兄”，并没有把四平八稳的“清史研究”，当做自己的园地，倒是对“发展组”的“田野调查”，具有深厚的关切。

高王凌的生活，具有穿越感，也是一种边缘人生。试想：清史所安身，“发展组”立命；清史所属于职业，“发展组”属于志业。高王凌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约翰·勒卡雷的提问：拥有两段人生。

高先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令人遗憾的是，“发展组”的同仁，把目光停留在响当当的经济学家身上，因而淡忘了高王凌，“我与发展组颇有渊源，虽然几乎没有回忆文章谈到我这个人”；在“户口单位”眼中，高王凌的经济史研究、人口问题、近代史观、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皆未获得认可”。

高王凌先生所走过的道路，堪称冒险犯难。响当当的经济学家，忙于递折子，哪里有闲暇进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呢？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的学者，忙于著书立说，哪里有兴趣进行田野调查呢？

“发展组”全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展组”既属于高王凌的“当身历史”，在这里，高氏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对高氏直觉的唤醒，功不可没；更可贵的是，养成了高氏的问题意识，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对高氏贯通古今，起到了特殊的点化作用。

活跃于八十年代的“发展组”，可圈可点的，不下一百单八将。在高王凌看来，它的雏形，在七十年代初年，就已经形成了。 机缘巧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年，高王凌在山西插队，得以与“发展组”的两位大腕儿——陈一谘、邓英淘结识，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潮，使得来自河南的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内蒙古的翁永曦、白南生，黑龙江的陈锡文、周其仁，山西的王小鲁、白南风，等等，聚合在发展组。杨勋、王耕今、陈一谘，是发展组的三位有功之臣，杜润生老先生，众望所归，乃发展组的灵魂人物。

高王凌参加了1982年秋季的江西调查，送邓英淘过大庾岭，与宋国青、罗小朋共赴福建……1983年、1984年两赴广东。高氏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历史到了九十年代，离休在家的杜润生老先生，决定写书回顾农村改革十年，高王凌、陈锡文、高小蒙、林毅夫、白南生等人，在杜老主持下，召开了系列沙龙，就许多历史问题展开讨论，高王凌尤其怀念“中间充满了时而激烈又有趣的争论”，“特别不寻常的，是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不客气的批评，更为难得”。

先前“发展组”不显山不见水的高王凌，反倒与老辈杜润生心有灵犀。1993年陪先生到福建，1996年开始，协助杜老进行口述史，《杜润生自述》。2005年，高王凌被单位摊派《乾隆通纪》，杜老殷切希望：早点回来啊！

高氏与杜老这位“过来人”聊天，不止是长见识，更厉害的在于，对自己不及见的历史，培养一种通感。高王凌追随杜润生，研究当代农村史，从杜老身上获得的“点化”和“益处”，大恩不言谢。

但，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被单位认为，不务正业。中国人民大学“关掉”研究所，清史研究所必须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量，这让高王凌觉得很不自由，因为下乡进行农村调查，涉及“调课”，很不好办。

高王凌只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喜欢的就做，不喜欢的，当然就会“磨洋工”，来点“反行为”。

第五代学人，陆续进入收官阶段，按理说，流淌在身体里面的“直觉”，到了“苏醒”的时候了。可是，大陆学界，摒弃“直觉”的，不在少数；拥有直觉，但，作为理论辅助材料的，也不是没有；如高王凌这样，把“直觉”当做标尺的，可就凤毛麟角了。

高先生看重“当身历史”，志在成为“特殊独一人”。往民国说，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往先秦说，拥有“古之学者为己”的境界。

（三）

高王凌先生的卓绝处，正在于通过发起“三大战役”所展示的近代史观。高先生1973年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别具用心，“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的错谬”。高氏经过长时间的慎思明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领域，对中国古史进行正面观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确有拔云见雾之感。

如果说“人口众多、何罪之有”，得益于古今贯通，那么理解中国传统不专制，地主和农民既有剥削，也有合作，依靠古今贯通，显然就不够了，还需要正面观察。

从思维惯性而论，面对下面一些范畴，比如传统与现代、专制与自由、民主与集权，不自觉地陷入谬说而难以自拔。因为，谬说已经形成互为支撑的生态系统，犹如多米诺骨牌。

笔者给学友讲《中国传统文化》，算起来，将近十五年。无奈，小时候，“打倒孔老二”“批林批孔”的烙印太深，可有一段时间，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堂，几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阵地，现今思之，愧疚不已。

笔者业余兴趣，在学术地图，接触吕思勉、陈寅恪、钱穆老辈的思想和学术，有些年景了。平心而论，陈寅恪老辈的学术，比较能听得进去，那篇冯友兰氏《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精妙绝伦，可圈可点：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可惜，笔者愚痴，没有悟性，没能将陈寅恪先生的思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从我内心深处，吕思勉和钱穆老辈，对传统中国的那份深沉真挚的爱，倒是能够体悟，两位老辈替古史讨公道，就不大理解了，两位老辈坚持认为，古史存在民主和自由，笔者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匪夷所思。

大概从二〇〇八年，笔者依据文物、文献和文化三分法，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理念，给学友们讲传统文化。笔者经常在课堂上大声疾呼，不要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只在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我们的生活里，到处充斥着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要在生活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里面，寻访文化传统。

其实，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进行综合比较，被说成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集大成的明清两朝皇帝，在社会治理方面，与现在的美国总统相比，不见得那么专制。事实上，美国开国以来，从华盛顿到奥巴马，掌握的权力，日益扩大。

单就中国三百年历史而论，刨除不可比因素，到底是玄烨，还是美国总统的专制指数高呀！

传统是什么，被很多人忽略了，传统经常被看成什么，这才是真问题。传统被现代人看低了，现代人似乎才有成就感。这里面的况味，真是意味深沉，令人寻味。

1988年，《河殇》热播，记得《河殇》主创人员夏骏、王鲁湘、谢选骏出席座谈会，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学子的“顶礼膜拜”，笔者见证了那段历史。回溯整个八十年代，西风压倒东风，《河殇》流淌着八十年代的“政治正确”，可谓“文化热”的压卷之作。

高王凌不赞同《河殇》对中国传统“倒霉看反面”的态度，与李零合写《〈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这在当时，属于“批逆鳞”。那时候的高王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甫登上历史舞台，在第五代学人中，发出独立的声音。虽千万人吾往矣！

二十年后，高王凌，经过沉潜往复，从容把玩，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提出“回归传统，重建道统”。有人不禁会问：您不往前走，顺应民主和宪政的潮流，您难道是要拉历史的倒车，回到皇帝那时候，皇权复辟？

高先生以为，一百年来，“对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和对西方的政治理念，在100年以来就不能一碗水端平，咱们中国的东西上来就是一个臭烘烘的，要不得的东西。上来就被戴了一顶大帽子，咱们这顶帽子就是‘专制主义’。如果从根上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并不一定比西方的政治理念差，它们首先都应该平着来看，而不应该先入为主给一顶大帽子扣死在那儿”。

在酱缸式的文化生态里，做堂堂正正的“特殊独一人”，又谈何容易！高王凌写地主、写土改，一夜一夜做噩梦。“一个人在那作战，真痛苦啊”，直到读到吕思勉先生、钱穆先生，高王凌才发现，民国思想界，还是有一些可观的东西，很值得好好发掘。

高王凌接续上了老辈吕思勉、钱穆的学脉，这才觉得“吾道不孤”。吕思勉、钱穆两位老辈，在新文化的历史场景中，属于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家，因为，不从时俗，逆势而为，他们的苦心孤诣，可以说，最难为人理解。高举义旗，立志横扫强加在中国文化传统身上的不实之词，自然具有道义的神圣性。

陈垣、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前辈史学四大家”（严耕望语），在1949年后的际遇，有着复杂的因素。陈垣在历史的节点，顺势而为，执掌北京师范大学，加以启功、刘乃合薪火相传，发挥着很深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得益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和清华学派；钱穆先生归来，“出口转内销”（余英时、严耕望）；吕思勉之“不受追捧”，个中原由，绝非“埋头枯守、不求闻达”和“不善利用新材料”那么简单。

吕思勉先生之被遗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吕思勉先生，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文史哲、政经法，贯通的才、学、识，就是想表彰先生的贡献，没有深厚的功底，都难以赞一词！无奈，只能对老先生冷处理，也就是说，淡忘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高王凌先生恳切希望，正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我国传统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不是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的‘倒霉看反面’。”高先生“三大战役”之一，就是破除中国传统专制的成见和谬说。

中国这种大地域共同体，必然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的特性，这就是一种成见。如果信从了这番谬说，那么岂不是要得出：小地域共同体，容易自由！中国古代专制说，淡忘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都是“专制”的不利因素。

试想：广土众民，交通不便，坐在金銮殿的主事者，时时处处，刻意“专制”，那要增加多少专制的成本呀！老百姓就产那么多粮食，还要应对天灾人祸，主事者刻意要“维稳”，只能提高赋税，直到把老百姓压垮为止，哪朝有这么多愚痴的帝王啊！除非他不想坐江山了，破罐破摔。

也许，高王凌先生打倒“谬说”的志向实在太高，发动的“三大战役”，不免有些意气用事。但，高先生希望把问题丢在一边，重新考虑如何理解他们，确实有道理。

就拿中国古代不是专制来说，笔者以为，吕思勉老辈所言，要稳妥些。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特点》中指出：“秦汉而后，幅员太大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坏，都不易无孔不入。即将依附之贵族、官僚、嬖幸一并算入，亦还是如此。所以秦汉以后，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微”；“政府所加以干涉，求其统一者，只在一极小的范围内，而其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

高王凌先生，要是能读到，程念祺先生的文稿——《古代政治的两面——集权与放任》，那么，对吕思勉老辈概括的中国古代政治的两个面向，当有更加深入的体会，就有可能克服“中国古代不是专制”的片面，史识更加贯通，也许可以引导更多的读者，面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生态和心态，生发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进一步正面观察，贯通古今。

（四）

高王凌先生，在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路上，彳亍前行，在不少人眼里，可谓“走火入魔”。既然，高王凌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古代不是专制”，那么，听到高先生“民主也救不了中国”的“异端邪说”，也不必震惊，因为，这是顺着高王凌思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一般人士，拐不过这个弯来，给高氏扣上“专制”和“集权”两顶帽子。

民主和集权、专制和自由，两对矛盾，相克相生，相辅相成，他们之间的博弈互动，几乎贯穿整个文明史。自由，属于价值，而民主，属于使用价值；也就是说，自由可以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民主则是使用的手段。把民主当做追求的目标，属于价值倒错。

“民主”，历史上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民主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相伴生，呈现着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回顾历史，看的很清楚，资产阶级所依托的“市民社会”，当时，不大愿意让政府管那么多事情，信从“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这时候的政府，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守夜人”，在中国叫做更夫：平安无事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济危机教育了人们，开始信从凯恩斯主义，向福利国家迈进，国家的职能必然要向全社会覆盖，也就是说，政府越来越大了。

西方民主国家的钟摆，日益向“集权”滑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标本，中国作为集权国家的标本，美国总统的权力，恐怕比中国主事者的实际权力，一点都不小。这就有意思了。

西方国家，依据历史和人文传统，在“民主”和“集权”间，呈现着微妙的平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合适的火候。

既然，民主和集权，都属于治国的手艺，那么，“集权”也没有那么可怕，“民主”也不必迷信，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秦晖先生是高王凌的“老哥们”，也是笔者所尊崇的学者，不大明白高王凌的心思：“按照我的看法，只要是不允许反对派和自己竞争，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专制，最高权力是不许觊觎的，当然在专制的大帽子底下具体的制度运行方式，还是有非常多的可以研究的余地。但是如果说中国经济上没有所谓的强制行为，政治上没有专制，文化上也非常美好，那我们这个中国现代化还要搞什么呢？就有点搞不清楚了。”

民主的迷思，在高王凌看来，“现代化”这个词有点神乎其神了。无论如何现代化，也不能丧失中国的自主性。

高王凌一向认为，不能进行反向提问，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实现现代化？为什么没有实现民主？这样的问题本身，高先生看来，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于事无补，简直是“反动透顶”，因为问题本身，就已经使得中国处于不公正的地位，还不是让中国抬不起头来？

就中国的现代际遇而言，要是有模有样学习西方，那么，给世界带来的震撼，那就多了去了。 西方国家迈向现代社会，宗教改革之后，三十年战争，打得何其惨烈！ 莫谈“大国崛起”，就是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这样的中小型国家，在世界上占了多少殖民地！

笔者不是巫师，没有办法给中国的前途卜一卦。 高王凌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竞争性选举才有合意性：

“西方人的观念特别是美国观念，大家可能特别欣赏，他就是怎么防着政府，建国之初200多年就这么下来，但是我觉得它是走了偏锋，这已经走到另一个极端了，不一定对。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对民主太崇拜，民主只不过是个器，是个术，民主不是道。”

高王凌先生不大关注“改选”的问题，格外关切运作的问题。在他看来，在政治运动里能不能负责才是最重要的。主事者“如果作为一个行政总管的话，他又很多事儿就无所谓专制不专制，他就得当下拍板，不拍板逃避责任是不行的”。

阅读高王凌，可以说是在进行一种别有意味的思想探险。仔细思量高先生的一番话，反省笔者先前的“偏见”，觉得高王凌的看法，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只不过，要对先前的“宣传”和“洗脑”，进行一番“排毒”的功夫。

从小的方面说，红绿灯都不愿遵守、垃圾随意丢在楼道，这么小的事情，都不负责的国民，能够容忍竞争性选举带来的失败吗？政府固然做不到，对政府不放心的精英，也未必能做得有多好！

（五）

高王凌先生，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单单是自说自话，就中国史看中国，还具有弘阔的视野，从世界文明史，重新打量中国，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这里面，关涉到“世界史观”的大问题。

“过去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

高先生抛弃单边主义，信从多元主义，自然看到了中国与现代化之间，所存在的共融和同步关系。清朝执行“海禁政策”和“闭关自守”，这是惯常的说法，这种说法，遮蔽了鲜活的史识。

秦晖先生指出： “那个时代的经济和全球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中国是一个不产白银的国家，在明清两代一直以白银作为主要通货，如果不从和世界的联系着眼，这是根本不可能设想的。 ”“新大陆作物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其实是相当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很难设想，就在清末，像凉山那种非常落后的地方都已经普及了土豆、玉米这一类东西。 ”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呢，就是一个不但是怎么看待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怎么样的重新写作世界史的问题。”

英国在文明史的竞争中，成为“先发阵容”，但是，英国并不是“先知先觉”，因为文明史自身有一个“试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格兰互相激发，千帆竞渡，百舸争流。

“过去我们认为大家都是次角，都是平陪衬，只有英国一个搞了工业化成功的国家，才是唯一的什么，这种看法我们应该把它抛开。”

就文明史来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属于“先发阵容”，德国、意大利、日本属于“次发阵容”，中国则是“后发阵容”了。每一个“阵容”，都有不同的角色担当和历史际遇；同一个“阵容”里面，英国、法国的担当，也各不相同啊！多元共生的历史，才是鲜活和生动的。

地理大发现迄今，五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单元。“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具有“异质性”的清政府，二百六十多年的治理，不仅不是“十全十美”，而且，存在着巨大的弊端和缺陷。梳理清政府应对全球化的举措，评判成败得失，不应带有偏见。

高王凌回答秦晖“传统那么美好，那我们中国这个现代化还要搞什么”，有一番说辞： “敝意以为，清朝在乾隆以后，还有道光，其后还有宣统，以后还有中华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问题不断，而且是很大的问题，比较起来，比乾隆时大得多了。 ”

试想：中国与现代化之间，久已存在的“共融”和“同步”，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呢？

高王凌 (1950—2018)，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从事清史研究三十余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主要代表作有：“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等十余部。

【22、哥大中国论坛讨论新疆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

2009年7月18日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七五事件研讨会上的发言，以此为准。）

7月18日，哥大中国论坛在曼哈顿天竹苑举办讨论会，讨论今年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专家和意见领袖从不同角度对事件的真相、原因、前景和解决方案发表多样化的意见。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联络部部长曾大军、前《世界日报》副主编孟玄、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电视政论片《河殇》主笔谢选骏、文化思想学者李劼、《参与》杂志记者刘路、中华战略研究所所长郭岩华、中国民主论坛（纽约）召集人傅申奇、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于大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塞琳娜、独立网络政治评论员曲公、福特汉姆法学院国际法与正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冠桦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等专家先后发言。

会议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说，乌鲁木齐的“75” 暴力事件震惊了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限制，这个事件的真相仍然被封锁，在中国大陆人们还无法进行公开理性的讨论，我们哥大中国论坛借助美国的制度空间，进行讨论，会对国人认识问题，有特殊贡献。特别是这个事件预示了中国未来政治变局中可能要严肃面对的困境问题，需要我们现在就开始认真思考；由于探讨的是前沿问题，哥大中国论坛遵循理性讨论的规范，尊重各种意见。

问责政府，实行自治

《北京之春》主编 胡平

今天这种问题的讨论早就该在中国举行，只有通过公开的、自由的讨论，各族群之间才能互相理解，减少冲突。但是中共当局压制言论自由，人家王力雄去新疆调研，反遭拘捕，写出的书也不准在国内出版。现在出了这么大的惨案，令人悲痛。后遗症很大，更让人忧虑。 

新疆事件真相如何？还有若干疑问。但就是按照中新社的报道，维族人是在7月5日下午五点多开始集会游行，当局马上抓走几十人，而打砸抢是在八点多才开始出现的。可见，中共打压和平抗争才是使事态迅速恶化的关键。韶关事件导致局势紧张，一触即发。但在那样紧张的时刻，政府的作为，非但不是去消除引信，反而是去点燃它。针对平民的暴行无疑是犯罪。好政府要能防患于未然，至少也应该把可能发生的暴乱尽量减小。坏政府的做法正好相反。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在韶关和乌鲁木齐发生的不是针对维族人和汉人的暴力行动，而是反对共产党的游行，那政府会怎样？一定会立即镇压和控制局势。可见中国政府并不关心民族和睦关系和公民安全；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统治。 

不少人主张取消民族自治制度。但实际上，如今中国根本没实行民族自治。你无法取消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是移民国家，在美国，原住民族也是高度自治的。谈到民族融合，有的民族和有的民族是水和乳，很容易融合；有的民族和有的民族是水和油，一辈子也融合不了。维族和汉族差别那么大，要维族汉化根本不可能，强行汉化，且不说其过程必定是暴力的，反人道的，而且注定是会半途而废的，是无法成功的。真正的解决之道还是真正地实行自治。

如何处理帝国解体的政治遗产

前《世界日报》副总编 孟玄

75暴力事件暴露出中国面临的一个困境问题。但75事件暴露的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帝国解体共同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民族分离主义。西方国家也有这类问题，例如英国-爱尔兰、法国-阿尔及利亚都是类似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人类尝试过各种解决方案。

让帝国崩溃，显然不是最好的方式，例如奥匈帝国和奥图曼帝国解体造成问题，危害国际安全长达半个世纪。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在族群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也不成功。但是孙中山从来就没有一个机会真正主导中国的制度建设，我们无法知道五族共和的具体方案。

中共沿袭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很难说成功。这两年西藏和新疆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就是证据。苏东共产主义阵营崩溃时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及导致政治经济灾难，都预示了中国新疆和西藏问题还有比现在更恶化的危险前景。

现在有人主张搞民族自决，采取威尔逊主义。但如果我们看看那些非洲国家的内战、腐败和贫穷的现实，这也不能说成功。也许这些国家继续让殖民者治理，比较本民族的精英治理，对被治理者而言，结果会更好。

总之，依照身份认同的思路解决民族问题的现代政治思想，在实践中的问题都很严重。即使台湾社会的民众同文同种，强调身份认同时，也产生难以解决的族群问题，威胁民主和法治的运行。

中国古代也尝试过各种方式，到唐朝时就知道对某些邻居的征服不可能。后来的传播文化中国方式应该说不错，明朝已经很成熟，但这套思路已经不适合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美国的宪政体制目前消化各种族群矛盾最成功；美国模式不在族群合作基础上建构共和，而是采取所有公民在政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美国做到这一点，还是有些在建国历史时创造的政治条件，例如对印第安人的政治优势，现在已经不可能在大陆建立。

新疆事件是全球化大气候中扇动的蝴蝶翅膀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联络部部长 曾大军

刚才左边的记者小姐问我对新疆“7、5”事件的看法时，我说：“很难研讨”。因为，讨论事物的前提是，由不同的角度对大致相同的事实发表不同的看法。而在座的人谁敢说对“7、5事件”及其导火索“韶关事件”的事实过程基本清楚？因为我们在海外看到的中共、汉人、维人说法各异。虽说不是不能从混乱中捋出蛛丝马迹来，但那也只是分析猜测的结果而已。所以，我不主张大家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更反对仅因支持不同的说法就乱扣帽子甚至彼此破口谩骂。

治病当然先要找到病因。唯中、西方法各异。西医是从个案往微观，如细菌、病毒里钻。中医是天人合一说。在无法按西医，采样化验分析的情况下，不妨试试中医的宏观推论，辩证诊断之法。

已有一百多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特点之一是“与时俱进”。上世纪末以布莱尔和克林顿代表推出的“第三条道路”观点的前提就是“全球化”的现实。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推动地球村局面出现的动力，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其一大特点就是“优胜劣汰”！在座的大多都经历了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落差，经受过心灵上从夜郎自大地“誓要解放全人类受苦人”的狂妄自信，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已滑落到“开除球籍”的悬崖边缘所产生的心理震荡。

二、三十年来，传统上重视学习，地理上靠近沿海的汉族，已基本上由大锅饭的惰性转变到市场竞争的积极状态。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更封闭、更落后。如今，以内地竞争能力较弱群体为主的汉人，带着全新的观念，被那双看不见的手牵引到少数民族地区。带去了那里人们由几百年自然经济加几十年计划经济形成的文化风俗习惯全都难以适应的巨大心理冲击。而中共政府的官员却不但没有足够超前的眼光和引导措施，反而做了许多如权钱勾结，官场腐败之类的蠢事，从而对少数民族转型时期惶惑愤满的心理火上浇油。

人是高级动物。具有哺乳动物共有的生理特征是人的自然属性。思想能力和社会性则使我们高于其它动物。汉族人的性格在汉唐之前比较接近自然，宋以后渐受约束。汉人同学三、五年，同事十几年，往往还是“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即便是小偷强盗，多半也宁冒坐牢的危险也不敢伤人致死。我在边疆民族地区呆了5年，少数民族比较单纯。一个陌生人，你对他好一点，他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把他惹恼了，拔刀就捅！信奉佛教的藏族尚且如此，遑论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

“存在决定意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必须跟上经济基础的改变。封建经济从奴隶经济中诞生时，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600多年的疼痛。从封建制度的结束到新的经济政治形态的建立，又经历了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的战争疼痛。其他国家大同小异。

可见，只要是新生命诞生，无论是边远山村的接生婆或是医学院的妇科主任在场，疼痛都是避免不了的。区别只在程度的轻重。

那么，可不可以不经过流血而进入和跟上历史潮流呢？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朝现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型时，仅仅出现过十分短暂的以巴黎公社为典型的暴力流血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北欧和北美那些当今世界公认的先进国家，全都是从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演变”道路上走过来的！

希望中共党内有识之士和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能把解决问题的思路转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考虑——这才是解决中国当代所有民族问题的治本之道。

至于有人说，动不动就从历史找原因，在三皇五帝到唐宋元明清的故纸堆里打笔墨官司，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要的是解决现实的问题！本人不敢苟同。我不主张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历史上，但完全不讲历史也不行。水有水源，病有病史。东突厥斯坦恐怖主义大本营为什么设在土耳其？知道吗？上个世纪末，叫嚣声浪越来越大的“泛突厥主义运动”有句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國长城！”（美国《新闻周刊》1993），您以为这是痴人说梦吗？不，这句话确确实实出自突厥民族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人——土耳其故总统奥扎尔之口！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世上绝大多数人肯定搞不清楚泛突厥主义的这种理论到底是有根有据，还是胡说八道？不将历史的真实面目澄清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吗？

澄清疑点必须问责政府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陈破空

新疆事件，疑点重重。中共当政，以谎言和暴力为基础，鉴于其本性未改、面目依旧，凭常识，查信用，这个在北京“六四”事件中运用谎言和暴力、在两次西藏事件中运用谎言和暴力的政府，在新疆事件中，必然也运用了谎言和暴力。

从“6.26”韶关事件到“7.5”新疆事件，胡锦涛听任广东、新疆两地官僚的三重不作为：韶关事件何等惨烈，汉人围殴维人一夜，造成维人两死、近百人伤，韶关警方不作为；之后，在新疆，围绕韶关惨案，维族人议论纷纷，愤愤不平，酝酿举事，10日内，新疆当局不作为；7月5日夜，维人和平情愿讨说法，中共出动军警镇压，先镇后暴，“暴力”持续一夜，近两百人惨死、数千人受伤，连汉人都怒指当局不作为。

如此乱局，如此惊人的人员死伤，令民众难以释怀的是，迄今，从韶关市到广东省，从乌鲁木齐市到新疆自治区，竟没有任何官员引咎辞职，没有任何官员受到“中央”处分。“问责制”何在？原来，腐败与屠杀，都在胡锦涛和中南海的庇护之下。

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有种方式可以帮助人们评估真相，这就是查核信用纪录。只要我们考虑信用记录就知道，在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撒谎，掩盖真相，曲解事实，倒打一耙，造谣诬陷。土改、反右、文革和四五运动，事后检查，所有重大政治事件都是这样的。即使根据中共自己一些事后回忆和纠错的纪录都是这样写的。对于这样一个惯犯，我们凭什么相信今天他告诉我们的是事实呢？

“20年稳定”的日子已经满了

政论电视片《河殇》主笔 谢选骏

新疆事件发生后，我想起一句话。这句话是在六四前说的：“牺牲20万人，维持20年稳定。”有人说，是王震说的；有人说，是邓小平说的；有人说，是太子党说的。现在看这句话，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989年至今，确实做到了“20年稳定”。

但是。20年后，我们需要问新的问题：现在20年满了；中国还有稳定吗？新疆“75”事件和今年的其它事件表明，从现在开始，真正不稳定的时代开始了。新疆事件预示了这个新的不稳定时代会有些新特点：一个事件一夜之间，就有几百人命丧黄泉。

这既是未来的中国预兆，也是20年的总结：现在各地“民变”此起彼伏，到处都是暴力反抗烽火燎原；这正应了古书所说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989年的“党锢之祸”，正在招致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新疆和西藏更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少数民族更有血性或“暴力反抗的传统”，还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关。虽然在专制下，这个制度是空的，但到一定时候就会变成实在的。苏联是个例子。

我们清醒地看到：民主化不会导致分裂国家，就像苏联与东欧，除了采行民族区域制度的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以外，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甚至通过暴力革命的罗马尼亚，都没有分裂，而东德还走向了民族统一。世界上其他成功的民主化过程也都一样没有造成分裂。但是，民主化一旦卷入了民族矛盾，就会产生与民主化无关的额外风险。例如，要求落实空口许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很容易导致内乱、内战甚至分裂。这就是西藏和新疆的“民变”为什么比内地的“民变”更加激烈的一个原因。我们应该正视这一政治危机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七.五”事件是人权血案不是民族问题

思想文化学者 李劼

被有些人故意描述得“极其复杂”、“云遮雾障”的新疆“七.五”事件，其实非常简单：乃是西藏拉萨事件的重演。从根子上说，这不是民族问题，而是人权血案。倘若说，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瓮安事件等等突发事件所凸现的是汉族民众的人权遭到地方官吏的侵犯，那么发生在拉萨和新疆的事变，则是藏民和维民的人权遭到封疆大吏的侵犯。无论是西藏的张庆黎还是新疆的王乐泉，在处理藏民和维民的和平请愿时，全都以政治辅导员的思维方式，诉诸不计后果的野蛮镇压。断言“青帮”误国也许有失夸张，但政工出身的张庆黎和王乐泉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段，却一模一样。这种方式从历史渊源上说，是毛泽东的镇反、反右、和文革的继续，也是邓小平“六四”屠城的照办和模仿。这种方式从眼下的当政者来说，则是向古巴、北韩学习的具体落实。

在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段面前，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维吾尔族人，全都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权被侵者，都是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的受害者。做了人权恶棍的屠夫，一面残害包括藏民、维民在内的中国民众，一面在汉族和藏族、维族之间，挑拨离间，企图制造民族矛盾，以掩盖其侵犯民众人权的血案真相。经由国内官方媒体和海外一些面目不清之徒的四处宣传，八方煽动，一时间，大汉族主义甚嚣尘上。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人面前，从来极其自卑的汉族人，突然在藏民、维民面前变得不可一世起来，变得无比夸张起来。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叫嚣：正告维人，你们唯有放弃伊斯兰教，完全汉化，才是唯一的出路。不知这类狂徒敢不敢向美国人叫嚣：放弃信奉基督教！或者向整个西方世界叫嚣：放弃罗马教廷！应该不敢。这种声音与当年德国纳粹党人朝向犹太人的穷凶极恶，何其相似！区别也许仅仅在于，纳粹是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犹太民族，而此类狂妄得不成样子的大汉族主义者，则是企图把人家完全汉化。这种思路，或许出典于毛泽东当年的思想改造。斯大林与纳粹相像，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清除异己。而毛泽东则发明了思想改造。因此，这种企图强迫维族汉化的霸道，骨子里乃是掺杂了毛泽东方式的法西斯主义。任何一个政党，倘若以这样的思路作为自己的宗旨，那么有可能变成法西斯党。相信即便是当朝的共产党，都不会发出如此狂妄无知的叫嚣。

在藏人和维族面前的这种狂样，源自极其扭曲极其变态的汉民族劣根性。这个民族由于长年遭受孔儒礼教诸如等级森严和尊卑有别之类伦理道德的毒害，从来不懂得如何平等待人。在外国人或者异族面前，要么低声下气，要么趾高气扬。这样的变态，又造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势利；总会区分出什么人是应该奉承的，什么人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一个女明星交了个美国富翁，不仅当事人荣耀无比，举国上下全都跟着一起荣耀得不行。无论是奥运场合还是春晚舞台，会都少不了此星亮相。风光如此，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句，倘若这个女明星交了个藏族男友或者维族男友，还会有这份荣耀么？同样要发问的是：倘若在韶关被打死的是两个美国人，当地的官府敢那么不当回事么？再想发问的是：倘若在乌鲁木齐和平请愿的不是维族人，而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王乐泉敢随便开枪么？

当然，经过六四那场没有胜利者的历史事件之后，当局在面对民众的和平请愿时，已经在努力学习谨慎，不再轻易玩火。去年的瓮安事件，前不久发生的石首事件，当局都处置得相当稳重。然而，偏偏在西藏和新疆的两地首府，张庆黎和王乐泉先后失控。倘若说是偶然，为什么全都发生在团系政工出身的大员身上？倘若说是必然，为什么不调整有关政策？既然知道了汉人的人权理当尊重，为什么就不懂得藏民的人权和维族的人权，也同样必须尊重呢？

发生在西藏和发生在新疆的血案爆发之后，除了两位封疆大吏的同样僵化同样野蛮，还有就是极权作风和民族主义之间，同样的互相掩护。亦即由汉人族群中滋生的民族主义狂潮，和汉族封疆大吏的极权作风，互相包庇。极权主义是出在官府，民族主义则席卷于民间。仿佛由于族群的划分，民间和官家突然有了共同语言，突然变得休戚相关。于是，那些平日里得不到官府关怀的可怜小民，由于其出格的民族主义表演，产生了受宠若惊的感觉；并且是不管有无宠爱降临，都一样的若惊。而官家理当因为血案而被问责的大员，则在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下，悄悄地松了口气。就算明眼人最为尖锐的指责，至多也只是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理当被问责的大员，不声不响地躲到一边，等风头一过，继续为官，照样作恶。西藏血案发生后如此，此刻新疆血案发生后，也正在继续如此。

要说究竟是谁宠坏了专横的极权？回答应该是：中国人难以治愈的奴性！六四的创伤还未曾愈合，就有人以指向藏民和维族的凶狠，间接地包庇起肇事的官府大员。难道这些人是真的不懂得，在北京城里被杀害的无辜草民是人，在拉萨、在乌鲁木齐被杀害的藏民、维族以及汉人，也是人么？难道在人权面前，还有哪族人优先的道理？倘若不能平等待人，又哪来的人权意识？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事实也是非常清楚的。根本不需要装模作样地上溯历史，下究地理。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维族人，倘若全都站在人权的同一地平线上，那么族群之间的问题，会自然而然地得以消解。至于如何以联邦的方式，和平共处，那是有待于将来讨论的事情。

汉民族对维族兄弟心理上的伤害

下岗律师 刘路

我想说的前面几位都已经说了，说点别人没有说到的。

我同意李劼老师的观点，我们汉民族确实是个有很大问题的民族。我到美国后，认识了一些维族朋友，他们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的，有一个还是热比娅女士的儿子。我跟他们交往，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他们无论在思想、文化、学养、宗教和伦理上，都比我们一些民运朋友要深刻得多，他们视界宏阔、胸怀宽广、心怀悲悯，具有坚定的信念，不是我们可以望其项背的。我在这里听到一些朋友说我们的文化先进，要帮助人家、同化人家，感觉很可笑，很悲哀。伊斯兰文明对历史和世界的影响，是我们汉民族能够比拟的么？我们的文明从宋明之后，就已经腐朽，缺失了再生的能力，看看一个事实就明白了，中华大地有多少清真寺？伊斯兰地区有几个夫子庙？现在汉族地区经济出现发展，不过是改革开放占了欧美的光，哪里是我们文明的成功？有了这么一点小小的成果就穷人乍富，傲视起伊斯兰文明来了，就像对人家实行帝国政策，进行同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痴人说梦！

遗憾的是这种思想在汉族地区居然成为主流。政府和一些知识分子在潜意识里都是这种思维。北京官场流传一个笑话，有人对自己的仕途不满，对上级发牢骚：凭什么让我担任副职？我又不是维族！

盖因为，在新疆，政府对维族干部不信任，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有的要害职务都没有维人的份，维族人只能做副职。

政府部门的维族干部只能说汉语，说维语将被认定为具有民族情绪。一位维族的朋友告诉我，他享受民族政策，在大连工学院读的本科。但是他回到新疆后，立即感受到深刻的文化歧视。他告诉我一件事：

一次宣传部开恩，在机关大院演一部维族电影，本来是部很旧的电影，但很多维族干部群众像过节似的去看，电影演了半个小时，突然停下来演汉语版，原因是宣传部的部长来了，他是汉人，所以大家都得跟着他听汉语。我立即站起来抗议，我能听懂汉语，我相信很多观众也都能听懂汉语，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轻蔑和侮辱。我们抗议了半天，看看众怒难犯，他们又只好演维语版，那位部长走了，我也走了，我已经没有心情看下去了。跟你说刘路，中国政府培养我读了四年大学，它们这一次的伤害就足以抵消此前的“恩赐”，它让我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

李劼先生说，汉民族是个具有势利眼的民族，崇拜强者、欺负弱者是其一贯的本性，体现在官方和民间两个文化圈子中。韶关这次打死了两个维族人，十天不破案，如果死的是两个美国人，那还不塌了天？这说明什么，在我们汉人眼里，美国人是人，西方人是人，因为人家有强大的国力。西藏人不是人、新疆人不是人，因为他们贫穷、落后！

其实说起新疆的落后，中国政府没有责任么？我们提到新疆的时候，总要提石油、棉花、哈密瓜，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几乎是无偿的输入，我们给新疆送去了什么？送去了原子弹！根据网络资料，露天爆炸的原子弹造成新疆几十万人患了癌症，至今没有得到补偿。我们一直说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财政倾斜，那是对西藏，对新疆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到过南疆的人都能看到，很多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在东游西逛，他们不懂汉语，不能读书也不能就业，这样的景象多么可怕，怎么会不出问题？ 

在经济上盘剥、文化上歧视、政治上打压，对人家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如此这般，新疆早晚要出事。这次只是个预兆。如果不改变这种思维，不改变这种落后的帝国心态，就等着新疆血流成河吧。

以民族融合、公平发展，化解政治隔阂

中华战略研究所主任 郭岩华

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发生前夕，我正好在国内，以实现游历全国边疆的宿愿。我这次走遍了新疆天山南北，特别是那些贫困落后和未开发地区，主要目的是接触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在此，我想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因素，中立地介绍些事实，再谈自己的看法。

根据我这次了解，经过近年新疆获得巨大发展，但不平衡。现在汉维两族人口各占４５％，但占南疆９０％的维吾尔区，依然贫困愚昧。与北疆的汉族区对比鲜明。

维吾尔人源自于阿尔泰及蒙古高原，是回鹘人的后裔，与哈萨克人和蒙古人近似。汉武帝击破匈奴后，部分北匈奴人西迁，其后历史轨迹可以在土耳其斯坦的历史及小亚细亚和中亚地区的几个帝国史中找到。十八世纪的奥图曼帝国崩溃后，现在仅剩土耳其自认为属于突厥人（ＴＵＲＫ）。从外表看，土耳其和维吾尔属同种同族，宗教、语言和文化也类似。

新疆以天山为界，一个地理地理隔阂出南疆、北疆。维吾尔人现在主要分布在南疆，北疆主要是汉族哈萨克、回族及蒙古族。但主要经济带在中部新疆和北疆。经济发展的差异对维族人的心理有很大影响。

另一个因素是政治的。现在新疆的实际掌权者都是汉人，党的一把手一定是汉人，行政上虽然有维族人担任一把手，但实际的还是汉人。这也造成维族人产生被歧视的心理感觉。政治上显得对维族人不放心，处处防范。

社会方面的隔阂有些是政策差异产生的。维族没有计划生育，汉族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两少一宽”造成又法律不平等。还有些是语言和文化差异。宗教不同，也导致隔阂。例如，穆斯林很难与非穆斯林通婚。

国际因素也有作用。新疆与土耳其的关系很紧密。我在那里很难订到去土耳其的飞机票。新疆人自己也觉得与土耳其人更同文同种。土耳其被成为西土厥，维吾尔被定位为“东突厥”。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政府腐败问题。例如，新疆缺水，但在新疆“天山水源”被领导亲信控制。新疆许多企业与政府领导挂钩，形成垄断经营。少数民族对此意见很大，把怨恨转嫁到汉人身上。

但是，所有这些隔阂病步意味着维族非要独立建国不可。据我看，这样的隔阂只产生了被歧视的怨恨。这样的怨恨会有冲突和暴力，一般维人并没有分离意识。从日常抱怨看，他们要求更多的是经济机会和平等。

一个直观的感受是，文化教育水平越高，专业成就越大，汉语说得越好，与外界接触越多，就对汉人越友好，也越容易与汉族和睦相处，连通婚都不成问题。事实上，即使最封闭的维族人居住区，也欢迎外人带去机会和财富。

因此，中国应采取美国和西方那样鼓励“民族融合”的政策。特别是普及双语教育，让维族与汉族能平等竞争，以公平发展作为手段，就可以逐步消除隔阂，减少冲突。同时要保护和尊重他们自己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提供给维族人更多的选择机会。

还有就是加强扶贫支边和经济扶持，在贫穷落后农牧区实现交通、通讯、水电、电讯等“村村通”，让维族人能走出来，与汉人交往。现在政府不是愿意出钱解决让大学生就业吗？正好资助大学生到新疆去传播文化和文明。

我的结论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还是发展经济，公平竞争，还要改革开放、消除腐败。要让维族看到一个阳光、健康、廉洁、宽容、奋进、公平、诚实的汉族，给他们带来走向世界和幸福的机会。而不是霸道、偏狭、猜忌、腐败、奸诈的汉族，与他们争夺资源，破坏他们的环境、风化和机会，用暴力和欺诈防范、盘剥和压迫他们。

政府何用？

中国民主论坛（纽约）召集人 傅申奇

广东韶关发生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由此引发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抗议行动和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和大逮捕。全世界为此震惊和悲伤。这两起事件充分说明：中共的民族政策彻底失败。中共吹嘘的各民族大团结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弥天大谎。也说明，中国的法制毫无权威，社会已经失序。

中共从苏联那里取经，把民族认同放到了突显的位子，奠定了所谓民族冲突的基础。我们知道，在先进国家突出的是国家认同，讲究的是公民，而不强调什么民族。例如，在美国，只有华裔、亚裔、非裔之说，没有华族，非族之称。不管什么裔都是美国人，都以自己是美国公民而自豪。在美国不会发生什么华族、非族的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而中共却淡化国家认同，强调所谓五十五个民族。这是现在和将来所谓民族矛盾的真正根源。

法治的重点是法律的权威，中国古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管你说什么族裔，依法处理，没有法外施情这一说。但中共就是搞法外政策。所以广东发生刑事强奸案时，因为嫌犯是维裔，行政和司法部门就不作为或不正确作为，引发汉裔的反感，最后酿成大祸。

作为中国公民不管什么裔都应有集会、游行和示威的权利。但中共一律禁止，而维裔行使这些权利多了分离和独立的嫌疑，故全力压制，导致暴力抵抗，造成血案。这完全是政府的不适当作为产生的后果。并且政府又以含糊的报导，造成汉裔被大量屠杀的疑云，挑起汉裔的报复心理。在维裔和汉裔两方面都强化仇恨情结。

按理，政府的设置是为了控制和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是为了灭火。但当今政府却不断放火又不断灭火，以证明自己作为灭火者存在的必要性。无疑，这种政府是社会成本最高的政府。这种政府要来何用呢？

我以为：未来中国要完成宪政民主改革，以法治国，形成国家认同，而不要在民族情结的泥潭里打转。也许要进行联邦制的改革，但不是什么民族自决，而是地方、区域的自治联邦。不是藏族和维族的自治，而是联邦制下的西藏和新疆的自治。

就目前来说：国际社会需要看清中共政权自六四以来，不断用枪弹镇压普通民众的野蛮行径。就乌鲁木齐事件，联合国应及时介入，派出独立的调查组，查明事件真相，为事件参与者的公正对待提供保证。防止中共暴力镇压的进一步升级。

不要让历史遮蔽现实的政治问题

独立网络政治评论员 曲公

这次汉维两民族的冲突所及由此产生的流血事件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我看到其中有很多人翻出历史旧账做为探讨问题的起点。

长期以来我对国人醉心于历史，遇到民族冲突或国与国领土纠纷时就大谈历史的做法一直很不以为然。因为许多好象很了解历史的人，其实都不是历史学家，而只是历史爱好者。他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其实包含了许多错误信息和“伪劣产品”。其次，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没法回到历史的过去，所以在历史的故纸堆里绝对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两个民族在今天发生冲突， 就要在今天的现实世界里寻找答案。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着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有的国家处理得相当好。只要仿照成功的榜样就行了。

具体而言, 如果中国能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新闻自由，民众能有可以信赖的消息来源；发生恶性事件或流血冲突后能通过公正的司法途径来讨还“公道” ，而不必寻求“私法”补救；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各族利益一视同仁， 既没有歧视也没有优待；地方长官和民意代表均由广义的“当地人”选出，废除“自古以来”的中央指派，汉维两族就可以从历史的死胡同里走出来。

中国民间力量要正视未来的挑战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王军涛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讨论“75”暴力事件，要抓住最突出的和最值得讨论的问题。那些该由司法审判解决的问题，是司法机关的问题。在中国政府欺行霸市封锁信息市场和操纵司法进行政治迫害的条件下，我们应该质疑和监督司法机关和政府宣传。但是，司法追究，必须是逐案审理和处理；我现在无法做结论。

为了未来，我们更应该追问根源和出路等问题。我想讨论两点：

第一，75暴力事件最突出点在于暴力残酷程度超过人们的常识良知底线，这需要解释原因。现在讨论的民族差异、文化差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国际影响，都可以解释差异的产生和差异导致摩擦和冲突，但不能解释这样大规模残酷的暴力，因为差异的摩擦冲突不必然以这样残酷的暴力冲突而表现。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现代化快速发展会带来许多差异和多元分化，除了种族、民族、文化之外，还有阶级、地区、教育程度、性别之间的冲突。所有冲突，都可能成为进步的动力，也可能是威胁和平的来源。关键是如何管理和应对这些差异和冲突。

在中国，民主间的差异导致如此深重的仇恨和这样大规模的残酷暴力，主要是执政者滥用暴力对待不同意见，压制不满，从而传播了暴力文化。这与汉族地区的暴力冲突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冲突暴力化是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眼睛仅仅盯住那些不是必然导致严酷的暴力冲突的原因，会使得我们错过解决问题的真正机会，也会让我们忽视我们未来面临到的真正的挑战。

第二，孟玄说，中共继承的民族问题其实是帝国解体后的政治遗产问题。这个遗产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新型的帝国中原来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新的国家建构中，转为各民族建构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及如何建构。

75事件及去年的西藏事件表明，中共没有解决问题，而中共现在的宣传和做法，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在7月7日多维新闻社采访我时，我还想，高层分歧也许会像去年川震那样，给高层一个机会，不采取最愚蠢和野蛮的做法。但胡锦涛回国主持政治局会议后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他们要采取最愚蠢和野蛮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个腐败和霸道的王乐泉，比过去的军阀还要蛮横和粗野。中共怎么使用这样的人作封疆大吏？ 在多维采访我时，我说过，专制有专制的治疆之道，这就是要用对封疆大吏；如果封疆大吏的问题激起民变，就要罢黜甚至斩杀封疆大吏以平民愤。在边塞蛮荒之地，封疆大吏更容易腐败，因为离皇帝远，少数族群被欺负后缺乏申诉渠道、不善于沟通且不易于被相信。当地人盛传，王乐泉的女儿把持天山水资源，他家乡垄断了新疆许多工程和领域。如果这属实，新疆焉能不乱？

在这次维汉冲突中，广东不是没有问题，如破空所说，那么多人打人整整一夜，居然不采取措施制止？但汪洋还是在事态平息的当日去医院看望伤员。新疆维族人传播的一些消息如果不属实，王乐泉应该及时做工作解释和疏导。怎么能仅仅靠过去的暴力镇压威慑不满的民众呢？这不是等待出乱子再镇压吗？难怪有人怀疑政府想制造流血事件以便大开杀戒。王乐泉们这种治疆心态，就是酿乱的心态。后来，乌鲁木齐市中心出现和平示威，是另一个解释的机会，但他用暴力将和平示威的学生驱赶到偏僻街区，激怒了居住在这些街区中的南疆和外地来的维族人。如果王乐泉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做工作，何至于出现这样的悲剧？现在，王乐泉们严厉镇压维族，虽然暂时控制事态，但积累更大的仇恨。观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谁都知道在以色列的枪口下成长的新一代人会怎样地仇恨和行动。王乐泉栽赃这次暴力事件给境外力量。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树立境外力量的威信，在维族民众中传播暴力反抗的领袖的讯息。

共产党迷信暴力不仅不会解决问题，而滥用暴力会加深仇恨，遗留给后共产党时代的治理者更恶化的民族问题。现在，国人已有的共识，宪政民主只能靠民间力量推动。“75”事件及中国政府的应对之道表明，民族问题也必须要靠民间智慧来解决了。我们应当现在就开始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问题。今天的讨论仅仅是开端。我们今后还要继续举办这类活动，促使中国民间承担起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困境问题的使命。

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是由现在和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学和研究的同仁组建的讨论会，不定期就大陆出现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会议遵循学术讨论规则，尊重各种观点表达的权利和机会。论坛曾经就2008年3月14日中国大陆西藏发生流血事件、12月9日大陆各界人士联署08宪章和经济危机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等问题，召开过多次研讨会，邀请各界意见领袖和专家参加讨论，被媒体广泛报道。

【23、《河殇》（维基百科）】

《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时称“六集電視連續節目”），在1988年6月16日首播。《河殇》繼承了1910年代新文化運動的脈落，[1]对諸多中国文化符号辨析和评判，包括黃河黄土文明、长城和龙等，同时表达了对海洋文明的嚮往。約2億至3億中國觀眾收看，[2]全國報章收到讀者尤其學生的來信感言。[3]該片第一次用電視媒介總結了中国共产党改革派對於改革開放遇陷入經濟困局的解讀——困局源於中國文化有太多傳統包袱。[1][2]

1988年的《河殇》在80年代的中國學生運動史有承先啟後的意義，與1981年內蒙古學運、八六学潮和八九學運的思潮悉悉相關，並代表了80年代文化热的高峰和尾聲。[4]

目录

1 内容

2 片名與人員

3 创作过程

4 影响

4.1 社会

4.2 政治

4.3 其他

5 辨誤

6 作者表态

7 相關書籍

8 参见

9 参考文献

10 外部链接

内容

《河殇》以类似报告文学的风格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论点是：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并应该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为了令这套系列片的论证更加权威，作者引用了众多西方理论，包括魏復古的水利文明东方专制论、黑格尔有关中国陆地文明趋于保守的说法、小湯恩比的一个早期观点——除基督教文明外，所有其他文明，不是已经湮灭，就是步向死亡[5]。

片名與人員

苏晓康和王鲁湘为总撰稿人，夏骏为导演，学者谢选骏为全片的主要内容最初策划者，金觀濤和厲以寧作为该片顾问。[6]

《河殇》片名出典於屈原《九歌·國殤》[7]，一曲禮贊為黃河獻身的中華志士仁人的樂歌。纪录片分为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

六集撰稿人一共有五位，其中兩位（時為39歲的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和32歲的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王魯湘）撰寫六集裡面四集[8]:171：

第六集《蔚蓝色》由謝選駿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學系博士生遠志明撰寫[8]:180。

攝制人員表

總撰稿：蘇曉康、王魯湘

撰稿：蘇曉康、王魯湘、張鋼、謝選駿、遠志明

編導：夏駿

解說：張家聲

作曲：孟衛東

剪輯顧問：傅正義

剪輯：錢丹丹

資料編輯：計冰、王秀雲、吳曉波、黃敏

後期攝像：曹志明、孫增田

音樂編輯：潘寶瑞、牛桂吉

音樂錄音：李小沛

美工：鍾蜀衡

置景：遲明泉

制片：王宋、郭寶祥

顧問：金觀濤、厲以寧

總監制：陳漢元

创作过程

在1983年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大获成功后，中国国内掀起“河流片热”的风潮。1986年，央视和日本NHK电视台耗时三年合拍了另一部“河”的纪录片《大黄河》。然而这部影片在一开始并没有通过央视高层的审批，仅在日本单方面播出。为重新带出该片，时任央视副台长陈汉元委派导演夏骏拍摄一部新的有关黄河的纪录片，重新带出对黄河的拍摄。[9]

夏骏亲自邀请了苏晓康和王鲁湘来为影片撰写解说词。原先该片曾以《大血脉》作为片名，在王鲁湘的建议下，最终片名确定为《河殇》。[6]

1987年9月，《河殇》正式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立项。央视聘用了《走向未来》主编金觀濤和经济学家厲以寧作为该片的顾问。[6]

影响

社会

《河殤》播出之后，除了在思想较为激进的青年学生中受到广泛欢迎之外，更一度得到其他普通民众的热烈讨论和关注，在中央电视台曾两度重播，在校園引起「河殤熱」，學生熱情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

1988年6月，現代出版社出版《河殤》解說詞的单行本（1988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封面題字者同樣是沙孟海。

政治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初次观看《河殇》后曾表示“干嘛骂老祖宗呢？”[10]但之后在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时，赵紫阳向李光耀亲自赠送了该片的录像带，并对李光耀表示：“听说你们这里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纪录片批判传统，送给你看看。”[11]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对该片大加赞赏，表示“全体党员干部、官兵战士都应该看看，解放思想嘛。”[11]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在各种场合多次批评《河殇》：“这片子看了就火大！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就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12]而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王震在散会前突然起身发言：“《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说黄种人人种不好，说黄种人愚昧，……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12]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在批判赵紫阳的同时，对《河殇》也进行了抨击。该片被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虛無主義」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自此陷入禁播状态，该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和王鲁湘亦被官方称作为“动乱的幕后推手”，均被中央高层点名通缉。八九學運期間蘇曉康與北京作家上街游行支援學生[13]，后苏晓康逃往国外，王鲁湘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而导演夏骏亦被央视开除公职和编制，调至广告部工作。

《河殤》被禁播後，原為陝北民歌的該片主題曲《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一度也在螢幕和舞台銷聲匿跡。直到2014年1月30日播出的《2014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中，「陝北歌王」王向榮同杜朋朋唱了《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14]。

其他

《河殇》的部分内容亦被编入中国大陆高中历史课本的官方教案中。如第二集“命运”的解说词，“（长城）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著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教案给出的解读为“（该说法）不正确，因它夸大了长城的消极作用而忽视了长城的积极作用”。[15]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出版书籍《海殇》，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书名就是针对《河殇》而起。只不过《海殇》的观点与《河殇》完全相反：不但剖析和反思了“蓝色海洋文明”、尤其是欧洲文明的衰落，而且亦表达了“为了生存，欧洲的‘蓝色文明’必须向中国的‘黄色文明’学习”的观点。[16]

辨誤

美国并非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西方国家：“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都机场握住了周恩来的手。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同西方握手。”（第二集“命运”）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西方国家是瑞典，两国在1950年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17]而中国与法国也于1964年建立了外交关系。[18]

登月宇航员在太空并不能看见长城（第二集辨误）：房龙在1937年出版的《地球的故事》中猜想：中国的长城是月球上的天文学家唯一能看得见的建筑物。关于能否从太空中用肉眼望见长城，一直存在争议。长城和一般高速公路差不多宽，本身并非发光体与反光体，在几百公里以上不借助仪器用肉眼观察是不可能的[19]。神舟五号的宇航员杨利伟称，在2003年他的太空之旅中没有看到长城。[20]

嚴復跟伊藤博文並非同學：中國民間流傳當年嚴復是全班（或全校）第一名畢業，伊藤博文得第二名。“然而，當嚴復參與其事的百日維新慘敗之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成功了。當這位中國近代的偉大啟蒙者在傳統勢力的打擊下，一步步放棄改良思想，最終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懷抱裡去的時候；他在英國海軍大學的同學伊藤博文，卻連任日本首相，率領這個島國迅速跨進世界強國之林。”（第六集“蔚蓝色”）這個故事最早可從刘半农的诗集《扬鞭集》中找到，後來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均引此说。[來源請求]

作者表态

2014年，总撰稿人之一的苏晓康表示，以现在的眼光看，《河殇》的思考水平有限，并且很肤浅，表示西方文明也有毛病。[21]

2015年，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指出，《河殇》并非对中华文明抱有敌意、或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而是针对80年代各种旧观念对国家发展的束缚，进行一种文化批判上的策略安排，就是要用非常激昂的措辞，故意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因此才会鞭笞自己的祖先、传统和历史，憧憬甚至夸大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现代文明的“梦”，希望中国像开放的海洋一样，建成一个开放、现代化的国家。但同时他也承认，《河殇》以及当时的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22][23]

两位作者亦均否认该片有政治意图和背景。[11][9]

相關書籍

《河殇》，苏晓康、王鲁湘总撰稿。现代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ISBN 978-7-80028-021-4

《河殇》，苏晓康、王鲁湘总撰稿，刘远图片摄制。河南美术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ISBN 7-5401-0058-3/J2/33

《河殤》，蘇晓康、王魯湘總撰稿。中國圖書刊行社，1988年9月初版（簡體字）。ISBN 978-962-04-0668-3

《河殤》，(台灣)風雲時代、金楓（聯合出版發行），1988年10月初版，1992年2月145版。

《河殤》（修訂版）。(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ISBN 978-986-146-187-8

《河殤論》，崔文華編，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9月初版。ISBN 978-7-5039-0304-5

《河殤？何傷》，胡菊人，風雲時代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ISBN 978-957-645-183-6

参见

中國學生運動史

大國崛起

中國地形宏觀區域

王赓武：大陸中國及海洋中國

六四天安门事件

参考文献

 邢福增. 從《河殤》看八九民運年代的中國文化探討. 基督教時代論壇. 2009年6月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30）.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副教授。

 尹萍. 最熱門的話題－河殤. 遠見雜誌 (台灣). 1988-11-15（1988年12月號）.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30）. 估計有兩、三億大陸人，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從螢光幕上看到這部充滿批判與自省、鞭策與激動意味的影片。（……）很多人立即動手，寫信、打電話甚至打電報給北平「中央電視台」，表示「激動、震撼和感慨」。他們當中，有學生、教師、工人，有老資格的共產黨員，也有軍隊裡的政治處主任。（……）這部影集確實有相當大的突破，它第一次用電視這種最大眾化的媒體，總結報告了改革派在經濟與文化上的觀點

 崔文華 (编). 《河殤論》「觀眾贊河殤」章節.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8年9月. 該章節分2部份公開於：《河殇论》：观众评论 （上）. 河殇专题博客. 2007-0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30）.；《河殇论》：观众评论 （下）. 河殇专题博客. 2007-0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30）.

 王学典. “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 《开放时代》. 2009, (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30）. 全文又轉載於：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 凤凰网文化. 2014-01-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30）.

 赵鼎新. 《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2007. ISBN 978-962-996-252-4.

 《河殇》创作过程的回顾 夏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悠读文学网.

 《九歌·國殤》參見 劉向编《楚辭》卷第二

 關杰明. “大陸改革擦邊文藝的傑作——評電視系列片《河殤》”. 《河殤》附錄㈢：兩岸看河殤 大陸方面.

 26年海外首次談起 王魯湘為《河殤》受傷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国报.

 《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谈赵紫阳与王震的权力之争. [2016-05-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08）.

 告别中国二十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开放杂志.

 《王震传》编写组. 王震晚年怒批《河殇》. 观察者网. 中华网. [2014-04-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5-02）.

 金 鐘. 告別中國二十年 ——專訪作家蘇曉康先生. 二○○九年五月廿二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15） （中文（台灣））.

 綜合外電報導. 六四禁歌《河殤》驚現春晚. 台灣蘋果日報. 2014-02-05 [2014-02-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22） （中文（台灣））.

 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 教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人民版必修1.

 从“河殇”到“海殇”：欧洲海洋文明的新危机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2016-08-08.，搜狐.

 [1][永久失效連結]，大公网.

 中法建交公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进一步剖析“从太空看长城”的争论. 科学导报. 2007, 25 (4): 72–76. Authors list列表中的|first1=缺少|last1= (帮助)

 “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 南方都市报. 2003-10-17 [2019-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07）. 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

 苏晓康：中国比25年前更糟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美国之音.

 被打捞出来的王鲁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新浪网.

 王鲁湘：我不是辜鸿铭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腾讯网.

外部链接

《河殇》在线阅读

《河殇》在线观看

《河殇》初稿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谢选骏指出：苏晓康和王鲁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言论绝对不能代表我——看看我在《河殇》前后发表的大量文字就可证明这一点了。

【24、"河殤"：一种社会政治现象】

《大时代》杂志

2004年六月号

八九民运的风头是《河殇》

十六年前，就是1988年6月16日，晚上十点多了，我打开电视机看到了中共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诉说“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若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必然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我听了精神一振，这是中国的电视片吗？不回避问题，不带假面具，敢于讲真话讲实话，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理话。今天回忆起来还是记忆忧心，还是有许多感想。正如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封丛德说的“在中国八十年代后期，有一个文化反思运动，当时《河殇》对人们的思想冲击很大，尤其对我们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影响很大，我们觉得它说的很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是黄色文明，是最糟糕的，西方的兰色文明是最了不起的。”（2004年6月4日安琪专访封丛德《鲜为人知的十月逃亡神奇经历》） (博讯 boxun.com)

《河殇》是悲剧，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中国人民苦难深重，所以爱看悲剧。可以说，还没有一部电视系列片像《河殇》一样，给观众带来如此剧烈的思想震荡，带来如此众多可供思索的严肃课题。使他们感到一阵舒心的畅快，又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共鸣。中国报界也从来没有对一部电视系列片像《河殇》一样，如此热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上刊登解说词，连续的报导，发表评论，组织座谈，发表大量的赞扬《河殇》的文章；特别是《光明日报》在1988年10月6日发表了《回归祖辈文化——访谢选骏》，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经常阅读的报纸，对中共的马列主义有很大的冲击，对仅仅半年以后兴起的八九民运，发挥了直接作用。所以，很快形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电视文化现象，《河殇》现象。但不久《河殇》就被禁演了，《河殇》的禁演，实际上预示了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夭折，预示了新的悲剧：1989年民主运动一定会被中共残酷的镇压。 

1989年6月4 日，中共残酷镇压了八九民运之后，更把《河殇》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同时组织大批判的班子，炮制《〈河殇〉百谬》等批判文章，在中共的党报党刊上，连续发表批判《河殇》的文章。正如赵建国说的“那么，1989年六四屠城的坦克轰鸣又是怎样埋下伏笔的呢？原来是1988年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呐喊。《河殇》激发了整个中国争取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镇压和平抗议的‘六四事件’，激起全世界的愤慨，冲倒了柏林墙，触发了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无怪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要宣布‘《河殇》是1989年六四反革命暴乱的蓝图’。”（2004年6月4日博讯《〈河殇〉与〈走出延安精神〉》）在1991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还举办了有关《河殇》的学术研讨会，直到今天，关于《河殇》的讨论也没有中断过。这可以说是《河殇》现象的延续。那么，《河殇》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那么深远的影响呢？《河殇》现象，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呢？ 

一、《河殇》是社会政治现象 

《河殇》现象，是通过文化艺术，特别是通过电视艺术的传播后而产生的。就是通过十年的经济改革，在物质上电视、广播、报刊事业迅速发展，在精神上公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二者在电视艺术的相结合下，产生了《河殇》这样的社会现象。《河殇》的作者说“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要改革？《河殇》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思路。正因为如此，所谓《河殇》现象，并不是一般的电视传播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1988年《新观察》第18期《纪念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1、 什么说《河殇》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每一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河殇》现象的历史背景，就是在中国民众迫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播放了《河殇》，和时代的呼唤产生了共鸣，而形成了《河殇》现象。时代的智慧和痛苦，总是透过一定形式反映出来。远的不说，单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集中着几代人的困惑和思考、智慧和痛苦。可以说，再没有比1949年10月，在中国大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经历了令人灵魂颤粟的40年的灾难历史，更能激起全民族的痛苦沉思了。 

这从《河殇》的起名可以看到，原来《河殇》的第一稿叫《走出延安精神》，是谢选骏1988年1月单独一人执笔完成的。后来考虑到政治敏感性，改名为《走出“黄河心理”》。但是，尽管用文化批判的“黄河心理”取代了政治批判的“延安精神”，也遭到在延安359旅当过旅长种过鸦片的王震的污蔑反对。后来，谢选骏又提出，黄河、黄帝（延安精神）的横暴性格，也是现代中国种种苦难之渊源。用“巨灵”作题目，可以较好的表达我们对黄河文明的反思，。这时王鲁湘受到启发，提出用“河殇”来命名。因为，黄河的巨灵，千百年来已经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就这样《河殇》的名字才定下来。（谢选骏《就王小东关于〈河殇〉的疑问谈〈河殇〉内情》） 

而正当中国大陆十年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迫切需要政治改革进行配合，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向前发展。实际上1987年10月，中共召开的十三大，以确定了政治改革的基本方针，受到人民的拥护，但是，和中共八大一样，开完会以后，束之高阁，不去遵照执行；十三届三中全会打出了什么“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旗号，全面否定了十三大的政治改革方针。而《河殇》正是这种改革面临巨大困惑的时候产生的忧虑感。《河殇》现象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个凝聚力的核心是改革，继续改革，以改革统帅“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而不是相反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来牵制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河殇》正是在这关键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全国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民主呼声，所以才产生了《河殇》现象。如戈阳说的“在十年中，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过的不好，使商品经济不能成熟，几乎所有企业到目前都还没有摆脱众多的婆婆，还不断受到旧体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种种压制。改革不下去，是因为缺少民主，是因为没建立起法制社会。明年是提倡新文化五四运动70周年，科学民主是它的口号，至今仍是我们的口号。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就难推出新文化。要发展新文化，就要下大决心，跳出笼子，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根本的改革，就要做艰苦工作，准备经受众多磨难。”（1989年〈新观察〉第二期〈不能让旧体制把改革往回拉〉） 

这时候中共却把政治改革一推再推，迟迟不进行。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大潮中，它所展现的重重障碍，深层梗阻，又逼人们不得不思考造成改革梗塞的源渊，去探索中国改革的前景和命运。这一切，不仅仅凝聚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决议和历史文献中，特别反映在知识界的著述之中，更广积在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话题里，汇成一股前所没有的对民族命运的全民族反思热潮。“一个历史的反思，一个开放吸收，一个创新精神，这是民族历史发展的法宝，是民族走向未来的生命线。”（《新观察》1989年第7期《民族进步需要历史反思》）但是，《河殇》的悲剧开始了中国的民族悲剧，1989年6月4日，《河殇》中所忧虑的事件终于发生了，代表封建专制的中共保守派为了保住他们的封建权力和利益，残酷的镇压了八九民运，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民众倒在血泊中。尽管他们天天喊什么“人民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纪念五四”、“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等等，全是欺骗人民的假话，当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时，我们看到的是，比慈禧太后杀戊戌变法的六君子，杀义和团；段其瑞杀害爱国学生更加残酷的暴行。《河殇》科学的预见“中国的改革要比东欧苏联难得多”。六四屠杀以后，中共封建专制统治占了上风，政治改革停止了，人民自由民主的希望被六四的枪声打碎了，人民照旧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中生活。而东欧苏联民主革命成功，柏林墙到塌了，苏联的红旗落地了，纷纷建立了民主制度。 

2、说《河殇》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是因为中共197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从此，中国大陆再不是以前毛泽东时代那样的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变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谈化了，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由于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使许多人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庐山真面目”，认识到社会主义给中国大陆人民带来的40年灾难，认识到自由民主是时代的潮流。《河殇》正是在这时说出了亿万人民想说而不敢说的心理话，使人民有了“知音”，引起了“共鸣”。也可以说，《河殇》有这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像历史的史诗一样，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被中共社会主义压抑了40年的心情得到了抒发。没有十年改革就不会有《河殇》，也就不能有《河殇》现象。《河殇》犹如于无声处的惊雷，唤醒了沉睡在经济改革美梦中的中国人，又如一座灯塔，指明了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方向；它是中国人民在自由民主道路上前进的里程碑，记录了中国大陆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也记录了在学术理论上的优秀成果。这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达的标志。《河殇》的功绩在于把一个民族的反思热潮及成果作了电视屏幕的反映，那怕它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却有着它不可抹杀的开拓性贡献。《河殇》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把精英们的思考，引向大众，开始了中国大陆“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河殇》所采用的那些观点，大都是政治观点。它的基本内容即由这些政治学术理论见解构架起来的。例如：“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河殇》）“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同上）“所有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同上）中国历史上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这种社会结构的崩坏。并不像有些理论说的那样具有什么革命意义。”“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同上〉“当虎门码头烧起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 〈同上〉“欧洲文化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潜力，提供了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它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变革。” （同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同上）“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 （同上）以上这些观点，在《河殇》中具有代表性，还有许多政治观点就不列举了。 

3、《河殇》出现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的关注。在国内以改革派为代表的广大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为《河殇》大唱赞歌，推波助澜，很快形成一股《河殇》现象。而以顽固派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共元老和官僚腐败势力，则强烈地反对《河殇》。在《河殇》现象产生的同时，中共中央于1988年9月，针对当时国内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所谓“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其目的是打着经济改革旗号，阻止中共自己在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的进行，随之《河殇》也遭到中共的禁演和批判，《河殇》中所科学预言的民族悲剧，在中国大陆又继续导演下去了。 

（1）、我们从国内中共顽固派对《河殇》的批判中，可以看到尽管他们旁敲侧击、无中生有、任意诽谤，但也无损于《河殇》的深邃内涵，反而更说明了它在政治上的重大作用。例如： 

1988年10月《求是》第8期《对河殇及其讨论之我见》的文章说“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作为‘文化总体反思’的《河殇》，对于一个半世纪来我国思想界所进行的‘文化总体反思’和取得的思想成果以及及其丰富的经验教育，并未予以起码的重视，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革命，则根本没有进入《河殇》作者们的视野。作为‘第一 思想运动’的延安整风运动，竟然在《河殇》中一字未提。在他们看来，好像我们直到今天仍然不过是站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那条起跑线上，其中似乎什么重要的事情和变化都没有发生。”中共所谓的第一思想运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实质是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预演，是封建专制政权的文字狱,当时抱着民主理想的优秀知识分子王实味，只因为写了一篇叫《野百合花》的文章，批评了几句中共官僚主义，就被中共残酷的杀害了。 

1990年6月《求是》第12期《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评河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文章说“‘只有当蔚篮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也就是说，只有蔚蓝色文明——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河殇》的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它不过重新祭起被马克思主义早以批判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来支撑其‘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罢了。”这里《河殇》用的是象征写法，批判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1991年5月9日《人民日报》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文化与反文化的对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有关文化主张的一点社会学剖析》文章说“曾经鼓噪一时的《河殇》十分武断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一种封闭的、保守的、内陆文化，认为这种‘旧文明沉渣已经像淤积在我们民族血管里’，再也‘不能根本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自由化的鼓吹者攻击和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对于历史文化现象的严肃负责的思考，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今天的现实，梦想用所谓‘西方文明’进行替换。《河殇》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那位主张‘西体中用’的先生对《河殇》的评语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我总觉得《河殇》大概主要是批判现实政治，而非批判传统文化，后者只是一种面具而已，………可以清楚的看到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种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都不是就文化而讨论文化，而是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讨论文化；都不是为文化而文化，而是为中国今后要走什么路而搞文化。换言之，表面上讨论文化问题，实际上指涉及中国命运有关的重大政治问题。”说的对，一针见血，《河殇》就是批判现实政治，而非批判传统文化。 

（2）、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台湾、香港、澳门及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侨们。他们的观点基本和大陆的改革派和民众是一样的，十分赞同《河殇》的观点，例如： 

1988年《华人世界》第二期《黄河你就是苦难》文章说“声泪俱下的历历细数中国的苦难，而最后说出中国大陆的希望是：使南海变成亚洲第五条小龙，有力的改变中国文化的颜色，这是一个多么低的希望，可仍不能容忍。”“这有待于我们觉醒，大陆禁演《河殇》，说明大陆社会仍不允许中国人面对现实。”由于海外华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并且有丰富的知识和更广泛的阅历，他们比起长期生活在大陆封建专制下的《河殇》作者们，更能眼光远一些。 

《华人世界》的另一篇文章《文学并非历史，情绪大于理智，但我们的成绩又在那里？——读《河殇》一问感言》中说“以马克思史论来解释历史，把传统与现代化一分为二，完全而彻底地排斥传统与中华文化，全力追求现代化。而全文批判中国传统也还停留在‘五四’时代的层次，忽略了历史是一个延湍不断的长流”，“而儒家文化并非必然地违反现代化，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很好的例证。……如儒家文化果真如《河殇》所批判的百无益处，亚洲四小龙如何有今天的成就”，“我们现在如果仍然以为传统及中华文化都是有无可取，那我们台湾的知识分子均如同：《河殇》作者看待传统，则不仅能从马列史观超升，恐亦不了解中共失败的另一主要原因——那就是扬弃传统，使中国人民除了马列主义以外，精神生活一片废墟，一个精神没有力量的民族无论是安身立命或是进行现代化都很难成功的。中共政权今后仍不求制度与思想之提升，而只求‘船坚炮利’，‘一切向钱看’，那四化与改革的前途恐难乐观了。”在这一点上，也正如《河殇》作者说的“由于当时在知识的局限，常常带着大陆30年闭关锁国的体验来审视历史，因此，强化了它的负片意义。”（苏晓康在1991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从五四到《河殇》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二、《河殇》否定了马列主义 

1、前面说了《河殇》是中国大陆十年改革的成果，是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中应运而生的。《河殇》正是因为触及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中广泛关心的重大、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才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到遭到禁演和激烈的批判。我认为在《河殇》所涉及到的众多、重大、尖锐、敏感的政治改革问题中，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河殇》的第四集《新纪元》中。 

（1）、电视系列片《河殇》共有六集。可以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前四集为第一部分，第一集《寻梦》，第二集《命运》，第三集《灵光》，第四集《新纪元》。第一部分是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后两集为第二部分，第五集《忧患》，第六集《蔚蓝色》。第二部分是说：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一定会胜利。总之，《河殇》就是一句话：中国最终要走入资本主义的大家庭中去。电视系列片《河殇》的中心是第四集《新纪元》。它在全片中不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把全片的中心思想贯穿始终，而且能站在全世界的历史高度，预示了全世界自由民主大潮流的到来，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思想灭亡的新纪元到来了。 

（2）、第一集《寻梦》 

主要写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然而文明毕竟落后了。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但是“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中。今天，确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河殇》） 

这里是说，中国大陆还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但以到了死亡的时候了，我们要彻底启蒙唤醒在梦中沉睡的中国人民，创造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这一集，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的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理话，说出了《河殇》的主题思想。 

第二集《命运》 

这一集是继第一集对龙、黄河的反思后，又对长城进行的反思。“人们硬要用它来象征中国的强盛。然而，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的子孙们，它是历史命运所铸造的。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光荣，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防御和怯弱。”然后又反复呼唤“历史选择了中国人，中国人不能选择历史。”“我们再也不会失去命运赐予的任何一次机会了。”“如果说中国人放弃了历史的选择，那么我们再不会拒绝选择了。”“我们已经看到，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 

这一集就是说，当前我们中国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坐失千载难逢的良机，要跟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流。 

第三集《灵光》 

主要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灵光，能够帮助西方创造了历史新纪元，为什么来自异域文化和科学之光，在中国始终是若隐若现呢？”“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十字架，或者压上一段灰色的长城，那么，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 

这一集就是说，中国古代创造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西方开花结果？而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不能扎根呢？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精神背上了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这一段灰色的长城。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落后了。 

第四集《新纪元》 

这一集是《河殇》的中心，是最振奋人心的一集，《河殇》的真谛就在这里。这一集运用一百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批判了列宁、斯大林不听“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若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必然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的学说。批判了毛泽东追随列宁、斯大林，不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在中国只有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结果，历史严厉的惩罚了这些政治野心家，他们只不过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创立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在是日益危机四伏、千孔百疮，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这个带着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还带着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得多，艰难的多。”“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这个门栏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会重获青春！” 

《新纪元》预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全面灭亡的新世纪已经到来了。它确实是新世纪的讴歌者，打着马克思是个学者的开头，批判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的错误。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翻过来了，指出了从列宁开始犯了错误，从而否定了共产主义，否定所有社会主义社会，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预示了整个世界的民主大潮流的到来，即新纪元的到来。同时，也预示了中国改革的艰难，但一定会成功。这在1988年6月的时候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十分难得的。历史证明了《河殇》的科学预见。1989年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改革大潮流中，中国的民主运动受到中共封建专制势力的残酷镇压，而东欧各国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到1991年8月，列宁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新纪元》通过大量的中外历史事件，触及到了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最重大、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遭到中共反动势力的强烈批判。 

第五集《忧患》 

这一集主要写了中国大陆当前政治改革所面临的困难。“而今中国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犹如那无止无休的黄河水。这是更大的噩梦。它从丽山那坐大坟里不断弥漫出来，充塞着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疆。”这里是说，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质是中共封建专制的延续。“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破坏，在中国不仅仅是自然现象，而且还是种社会历史现象。”“这种社会结构的崩溃，并不是像有些理论说的那样，具有什么革命意义。”“周期性大动乱，总是把生产力的积蓄 情地摧毁掉。”这里说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因为有周而复始的大动乱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会有周期性动乱呢？“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到眼前了。”怎样才能防止动乱产生呢？“在那洪水滔天的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采用堵的办法，治水失败。禹吸取了他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这里是说，有防止动乱的发生，最好是用“疏导”的办法，来对付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当年，慈禧太后和毛泽东都是采取堵的办法，来对付西方文明，结果都惨败了。孙中山说的好“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中国大陆十年改革的成功，就是采取“疏导”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河殇》希望和平的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人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 

《忧患》，主要是说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及战胜困难的方法。担心中国再发生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动乱，这样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使十年经济改革付诸东流。而防止动乱的最好办法，是采取“和平演变”方法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最后自然的水到渠成的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制度。和平演变是中国最大的希望。 

第六集《蔚蓝色》 

这一集是说中国未来的希望。主要写了中国的发展前途，未来的新中国是蔚蓝色的。继续用了大量的象征写法，用红色象征共产主义，“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色。”用黄色象征中国封建专制“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用蔚蓝色象征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文明。“然而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最后回答了许多政治问题。 

鸦片战争的功绩？“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幔，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腐败的制度所导至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挽回。”西方文明的力量在那？“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中国为啥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目前中国的希望之光在那里？“比他们（知识分子）更有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那些小商店的老板中间，在这急急忙忙走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新的社会能量和冲动，都不能低诂。”中国发展的未来是什么？“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这一历史壮举，必将刷新中国的颜色。” 

2、在当时《河殇》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观点来否定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观点。从而肯定了俄国的普列汉若夫和中国的陈独秀的不要过早夺取政权的理论的正确性，提出了苏联、东欧、中国乃至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假社会主义，因为，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经济的时期。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农民领袖，是封建专制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他们同古代农民领袖一样，吟诗填词，坑儒焚书，万寿无疆，但大多数人是误入歧途的，是被一场红色政治风暴卷进来的，出于一种宗教的狂热，出于一种盲目的爱国热情，结果是进入可悲的境地，中共的陈独秀、瞿秋白、张国涛、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等就是这种人的代表。 

（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杀害人民的血泪历史。他们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解放全人类的行动，而是封建专制的迫害全人类的行动。你看在封建专制的皇权主义的作用下，中共的农民阶级内部互相残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玩弄封建权术，到敌人后方去占领地盘，保存自己的实力，好东山再起，摘取胜利果实，而不管前线国民党将士的流血牺牲；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和国民党抗日前线的将士们配合战斗，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遭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开展所谓“延安整风”，是又一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和汉武帝一样达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专制的大屠杀，各种封建沉渣泛起，什么文字狱，什么个人崇拜，什么破四旧立四新，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邓小平上台后也是一样，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镇压八九民运，屠杀学生和市民，江泽民更是残暴的杀害法轮功学员，镇压民主运动。 

中国近代史也证明了，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发展和民主文化。不是外国侵略者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落后了，而是中国自己封建专制的落后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外国资本是来发展市场经济，资本输出是经济规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学习日本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封建专制的历史延续下来，带给中国人民是巨大的灾难。 

1989年的“六四”惨案也证明了，封建专制的顽固性。中共是与人民为敌的，尽管他天天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名称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是，全是假的，是为了他们搞封建专制往脸上帖金。当坦克开进北京城，杀害和平示威的学生、市民时，我们看到的是比清朝的慈禧太后杀戊戌变法的“六君子”，杀义和团，段其瑞政府杀爱国学生，更加残酷的暴行。中共连一点人民的的呼声都不听，连一句话都不让说，视人民如粪土。证明了《河殇》说的，中国的改革是十分艰难的。《河殇》是当时的《醒世钟》、《革命军》、《猛回头》。它的启示之大，连作者也不会估计到，所以，马上招来中共严重的批判。 

（2）、自1840年中英贸易战争后，中国人逐渐知道了自己落后了，但对于为什么落后？不同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一是封建专制的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洋务派或叫改革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等，也看到了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为了维护统治地位，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还抱有华夏中心论的观点，认为西方有物质文明，东方有精神文明，西方的技术可学，只要做到“船坚炮利”就行了。他们用这种思想理论来统治中国，开始于清朝的洋务运动。至到中共的改革开放，都可以看到，代表人物邓小平等，这种“师夷之长而制夷”的理论，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的统治方式还是封建专制，不代表中国发展方向，历史证明它是权宜之计。 

二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以后，产生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康有为、孙中山等，他们进一步看到，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结合起来。而学习西方的技艺，达到船坚炮利只是皮毛之事，“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没有资本主义制度这张皮，资本主义的毛又有何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法、中日、中俄等战争，使清朝惨败，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条正确路线，在台湾、香港、澳门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是代表中国发展方向的。 

三是封建的农民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代表人物洪秀全等，他们主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首先从最基本的宗教思想学习，以维护农民的生产方式。这种学习西方的路线主要是从太平天国起步，用一种西方的宗教信仰来吸取西方文化，来否定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而实质是把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统一起来，还建立了太平天国。后来被毛泽东继承下来，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结合在一起，实质也是一种新的宗教形式，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三种学习西方的不同态度，不同思想，被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力量经过一百年来的互相斗争，互相撕杀，互相渗透，犬牙交错的存在于中国。目前看来，是十分明确的了，三种学习西方的方法中，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学习西方的思想和途径，是中国的先进方向，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不仅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建设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强国。在中国大陆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洋务派思想，虽然抛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还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落后的观点不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三个代表”，他们是洋务派的继承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要比洪秀全、毛泽东等人那种只学习西方宗教思想不学习科学技术进步的多。 

从这三种学习西方思想的路线，可以看到，中国从1840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形成了一条社会规律，就是先是农民领导的太平天国，然后是封建政府的改革派领导的洋务运动，再后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这样完成一个封建周期循环。 

1949年后，中国大陆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封建周期循环。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太平天国），复辟了封建专制制度，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支撑不了崇高的革命理想；1979年打倒“四人帮”（北京政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洋务派上台，再后是1989年民主运动（戊戌变法），再后就是新的辛亥革命和文化运动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封建专制的作用，政治变迁与人物变迁紧密相关，人亡政息，慈禧太后死了，才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毛泽东死了，才有北京政变成功，邓小平死后，还没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新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新的文化运动一定会发生，在中国大陆建立民主制度，复兴传统文化。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轮回，马列主义里面包含着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毛泽东在中国制造了原子弹等现代化武器，维护了中国的统一独立；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洋务派的改革开放，和清朝的洋务运动也有明显不同，他们更比较全面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他们在政治制度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但这只是外壳了；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洋务派的历史功绩应该肯定，就是在中国发展了经济。可以推之，在不远的将来，一定回发生新的民主运动，也不是当年辛亥革命那样了，而是一种全世界中国人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以平反六四为起点的，中共内部分裂，民主派战胜保守派，修改宪法，实行民主政治，三权分立，多党执政，民主选举，建立联邦制的共和国，彻底打破这种封建周期循环。 

【025、极右派批布什：布什正在建设一个共产党国家？ 】

·2007-12-11·

来源：乌有之乡原创 

教士比教皇还迷信

作者谢选骏是《河殇》的作者之一。教士比教皇还迷信

谢选骏：布什正在建设一个共产党国家？

在中国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同时，美国可能正在同样迅速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挺进。世界两个最大国家就在以这种奇特方式裹挟各国走向全球化的灭顶之灾。

一、美国的法拍屋浪潮

美国房贷金融业协会(MBA)2007年12月6日公布，在众多屋主面临房价下跌、房贷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下，第三季全美法拍屋、以及因拖欠还款而进入法拍程序的比率创历史新高；佛罗里达州、加州法拍屋情况最严重。

房贷金融业协会这份报告概分为两个项目，一个是启动法拍（fore-closure starts）的房贷比率，另一是进入法拍程序（in the foreclosure process）的房贷比率；第三季在所有房贷当中，启动法拍、以及进入法拍程序的比率都创历史新高。据调查，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已启动法拍房贷比率为0.78%，较第二季高出0.13%、较去年同期上增0.32%；进入法拍程序的比率为1.69%，较第二季的1.4%高出0.29%、较去年同期高出0.64%。

房贷金融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邓肯（Doug Duncan）指出，以数量看，第三季进入法拍程序的约有99万4000户，这些家庭的房屋最后未必会全部被法拍，只要妥善处理还款事宜，仍有机会从法拍程序中脱离，但从这项数据确实可看出屋主失去住屋的风险。调查显示，次级房贷以及较高等级房贷的进入法拍程序比率双双创新高。

针对启动法拍的房贷比率，邓肯说，第三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同时面临信用紧缩、经济成长趋缓、房价普遍下跌以及浮动房贷户密集重调利率等困难处境的季度；这些启动法拍的房屋流入市面将增加待售屋数量，进而压低房价，其结果是，让延迟付款及法拍屋压力更为沉重。调查报告显示，佛罗里达州及加州是法拍屋比率最高的二州。

二、布什破坏市场规则

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12月6日宣布“次级房屋贷款(sub-prime mortgage)危机紧急援助计划”，包括把某些次级房贷利率冻结五年。预料将有120万财务困难的美国民众能获奥援，保住房子不致因无法偿还房贷而遭法院拍卖。

据考克斯新闻社（Cox News Ser-vice）报导，联邦此一措施的具体内容如下：

●纾困对象分成三类：

第一类：次贷屋主至今每月按时支付贷款，并且有条件从联邦住房管理局（FHA）或其它贷款机构重新贷款的人。针对这类人，银行等机构将根据屋主的信用、贷款与房价的比率等条件，帮助屋主寻找重新贷款的机会，银行等机构应向这些人提供所有的有用信息。

第二类：次贷屋主至今每月按时支付贷款、但没有条件重新贷款以降低利率的人。针对这类人，银行等机构可能马上就冻结他们贷款的利率，避免利率按最初借贷条件浮动上升。通常冻结期为五年。

其中，如果贷款人的信用不足，评分低于一定标准、预计明年调高利率后，可能使他们每月支付的费用，要高出10%，此时银行等机构应给这些人“加快服务”（fast track）；但如果他们的信用评分超过照顾标准，银行将参考他们的收入与负债情况，决定如何冻结利率。

第三类：房贷拖欠未缴超过一个月，或过去一年内曾有60天拖欠房贷的人。针对这类人，贷款机构将寻求最佳方式减少对房主的伤害，可能的措施包括降低利率、免除一部分贷款本金（principal）、允许屋主暂时停缴房贷、以低于贷款额的价格出售房屋、依法拍卖等。

根据这个计划，只有申请可调整利率房贷(ARM)、且利率预定2008年开始调高的借贷人，才有资格冻结利率。其它的借贷人将获得重新贷款方面的协助，转为向联邦住宅管理局(FHA)贷款。

显然，即使布什总统用意良好，其后果却是严重破坏了市场规则，是对美国自由经济和信用制度的致命打击。

三、布什革命尚未成功

布什总统与财政部长鲍森在提出次级房贷纾困方案时，小心翼翼，不想给人以“政府强加一个解决方案”的印象，显示他们违反“自由市场原则”。布什还诡称这个计划是“民间业者自动自发的安排”，；其实这个计划是由财政部官员、房贷业者和华尔街公司共同炮制的，好像不涉及政府经费，但严重扭曲了美国的税收制度。

布什承认，这方案不是“仙丹妙药”，“也不是零缺点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显然具有损人利己的特点，造成利益输送的实际后果。而且，这个方案只能暂时解救那些面临房贷利率马上要上涨的屋主，纾困药效一过，这些信用不足的屋主又要面临相同困境。

对放款的银行而言，这项纾困措施也不是强制性，不是每家放贷银行都要同意冻结次贷利率。屋主若以为自己一定符合冻结利率的资格，不一定会如愿以偿。这样一来，势必造成政出多门、莫衷一是的结果，和“吃大户”同时发生的，就是许多欠债户的利益也会遭到损害。

虽然布什吹嘘说纾困方案可能拯救120万屋主，包括冻结贷款利率及重新贷款的屋主；但根据倡导“住者有其屋”及对抗掠夺性贷款的华府“公义借贷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ble Lending)则指出，大约仅有14万5000名屋主符合申请纾困的资格。该中心称，纾困方案条件太苛刻。

方案只对2005年到2007年7月期间申贷的屋主有效，同时方案还进一步确认屋主的确是住在交不出房贷的房屋，以防止持有多屋的房地产商或投资人获利。

白宫方案的如意算盘是指望在这冻结利率的五年间，能争取时间，房市能再活络起来，不仅房价起涨，售屋量也增加，届时水涨船高，这些次级房贷者都能脱困。这等于是在推行“吃大户”的劫富济贫。

四、美国民主和司法独立受威胁

布什政府迫使房屋贷款业救济信用破产的贷款人，最终使得什么人获益？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各方有不同的解读。

●房贷业者和参与研拟这个计划的政府官员一致指称，受益者当然是房屋抵押贷款的借贷人。

●消费者团体和民主党人士表示，真正获救者应是房贷业者。

●某些分析家指出，如果这项措施充分实施，某些房贷放款机构和信用不大好的房贷借款人，可能看到他们的财务状况趋于稳定。但是，购买靠美国房屋贷款支持的证券的全球投资人，将看到他的利润降低。

●野村证券公司(Nomura Se-curities)首席经济学者芮斯勒(David Resler)则表示，最明显的赢家可能是律师。他说，许多提供房屋贷款的公司可能考虑修改贷款办法，让更多消费者负担得起贷款。

但这项方案就至少让两种人非常不满。一种是看着房价，望洋兴叹的有心购屋人，本来就买不起房屋，一旦房价再起，就更难买房了。另一种是房市投资人，他们原先期望利率上升，可回收投资报酬，但一旦现在冻结利率五年，原先投资获利落空，“法律上，这些投资者是可以诉诸法律，要求赔偿的”，协助白宫整理出冻结利率资格的弥勒(George Miller)说，“最好没有人提讼，但谁也不敢保证。”可以预测，此举将引发众多投资人控告修改办法的房贷公司，导致官司激增。

最骇人听闻的是，担心此种诉讼增加的国会众议员卡索(Mike Castle，共和党、德拉瓦州)已提出法案，要求给予愿意修改贷款办法的房贷服务公司六个月的保护期，使其免于诉讼。谢选骏认为，如此一来，受到损害的就不仅仅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信用制度，而且是美国的政治民主制度和司法独立制度了。这简直是在变相推行某种共产主义专政。

五、反对美国总统的僭主化

谢选骏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总统正在走向类似古代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僭主化的过程。且不说布什父子总统轮流做，现在克林顿夫妇也要效法布什家族，想把美国变成一个夫妻店。

大家都在批判俄国总统普京的诡诈和独裁，想让其老婆继任其总统位置，但其实俄国这个共产党遗产的噩梦有可能2008年首先在美国实现！那就是希莱莉·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

好在美国还有最后一道“反共堡垒”：那就是言论自由。所以白宫的这项计划经济的怪胎立即遭到美国民众大力批判。

有些人认为，这个措施做得不够，而且为时过晚。有些人士则认为政府做过了头，强调这不是政府的问题。

57岁的共和党员凯柏莱恩说：“这不是政府的问题。大多数发生问题的人，是能力不足却在银行帮助下勉强购屋者。现在大家只好帮助他们脱困了。”

66岁的民主党员苏·瑞普林格则表示，对许多房贷借款人来说，布什宣布的计划来得太晚，他们的房子已被法拍。此外，已经拖欠偿还房贷者无法得到这个计划的帮助。

布什在白宫会晤了房贷业者，他事后表示：“我们不应援助那些不负责任的借贷机构、房地产投机者或明知绝对无力负担却鲁莽决定购屋者。但是，仍然有一些负责任的屋主，如果给予他们一些援助，可以避免他们的房子遭到法拍命运。”

应该说，布什的这个言论十分相似于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什么“不负责任的”、“投机者”、“负责任的”、“给予援助”之类的模糊概念，很像是一顶顶空洞的政治帽子，可以随心所欲地张冠李戴，一切出自总统圣裁，而由各个部门的当权派们随便定义。

警惕！布什正在把美国建设一个共产党国家！

【026、纪念一位有完整独立人格的中国学者】

摘录《学术白话》（王成军）

基督徒说“要活出上帝的样子”，在中国学者中能有这种愿望的不多，其中有那么一个，他中文名字叫杨小凯，我叫他“基督徒杨某”。如果说缺少信仰是中国文人的共性，那么缺少独立人格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特点，这恰恰都是杨小凯所最富有的。当中国人还依然依赖感性直觉去认知世界时，西方人早就习惯于用逻辑和观念探索和建构理性世界，这就是中西文化差距如此巨大的直接原因，这种差距来自中国人的终极信仰缺位，因此，中国人是不完整的人类，而杨小凯真正是在信仰中实现了自我完整。

当年郁达夫评价鲁迅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恩格斯说过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好在，我们已逐渐地学会了纪念那无以挽回的痛与爱——默念基督徒小凯的一生，于忏悔曲天籁之音中。

英国人奥威尔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有连续两代人遭受严重的精神伤害，至少二百年内不可能产生散文。谢选骏则指出政治的力量过于强大，而表现出类似于黄河秉性千百年来恩威并济和反覆无常时，人们则养成了另外两种坏的性格，即受虐心态和对恶势力的崇拜敬畏，以此作为无能为力时精神上的藏身洞穴。而这则如同四野黑暗中，人们抬头看去，只见天边无数焰火在空中爆破散开，巨大的光芒一下子从头铺下来灼痛了所有人的眼，于是人们仰着头呼叫着，然却没有人注意到身边还有一个痛哭的男人——杨小凯。

对于百年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台湾的柏杨老人的体认是深刻而风趣的，在其八十寿辰上的答记者的一席言谈足让人触动不免了，他说道：“这辈子只有两件事情最值难忘，一是在十岁的时候，想着若是能活到二十岁那就算不错了；二是回顾一生惨淡，自己无时不在苦难和友谊之间徘徊！”巴金反思文革何以产生时曾动情说及：动物界都会为其同类的死去而悲伤，何况乎我们人类呢？没有什么能比生命意识更重要的了，戕害残杀生命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和唾弃！然而文革之中，常识丧尽，基本的良知、善、爱被引诱着拿去作为模糊“更严重问题”的社会水泥，于是乎，人人自危，落井下石，处于普遍丧心病狂之中，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撕碎殆尽了。

关于人性，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1979/1993：493-505)，写及非洲黑人被西班人贩卖为农奴之时，为了哪怕仅仅几份钱的蝇头小利，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出手转让。王蒙表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现实中，往往是那些表面上平素最善良的人们一旦伤害起别人来则是最狠毒和防不胜防的，那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来说，那些对其造成致命伤害的却是那些往常和她在一起涮锅洗碗的婆婆姨娘们。邓晓芒提及：“人们没有想到，世界上最残暴的兽行往往是以纯真和幼稚的名义施行的，刽子手们脸上总是挂着顽皮的微笑。”而刘小枫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地位是太高了，人应该跪在上帝面前请罪，然中国人相反，人可以参天地，赞育化，可以参与上帝的工作，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这样从社会和人性两个层面，也就不难理解小凯十年牢狱之灾以及出狱后在社科院所受到的恶意和冷遇了。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利。去年盛夏浙大跨学科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对于大学改革问题针锋相对的研讨中，各学科、各教授发言辩驳、语词激烈，思想交流碰撞、犀利涤荡。下楼时在电梯内，遇到廖可斌时，他曾无意间淡淡谈及后文革时代的“话语情绪”问题。如邱健(2004)所给出的，“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很多人物，在自己受到迫害之后，一朝得势便加倍报复，甚至以更严苛的态度对待他人。杨老师一生曾受到很多人的敌视和打击，而他不是思考着要‘如数奉还’，而是将自己的苦难归咎于中国当时特定的制度环境。他以博大的胸怀和宽容之心谅解了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曾经对他和他的家庭进行过迫害的人。”小凯忘却一己一私之痛，走向的不是“伤痕文学”之路，他目之所及处是外在的整个社会的框架及其运转机制。一次在北大演讲时，他曾半开玩笑地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以前提倡民主和科学，我看今后要提倡自由和宪政了。”(聂辉华，2003)恰如一位当代女作家所言：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法西斯的种子，一遇到适宜的土壤，它就会生根发芽。

人在某种程度上，自打呱呱坠地、脱离母体的那一刻起，都或多或少的在寻找它精神上父亲和母亲，抑或宗教上意义上的圣父和母亲，因为脱离母体，也便意味着自个儿去面对外在的陌生世界，走向孤独和冰冷了。而这方面，小凯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是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他研究经济科学却走向了施洗的圣像、受难的十字架——晚年皈依信奉了耶稣基督。

据人类学家研究，人类民族品格的形成进程为：思想家产生思想——社会精英接受思想并上升为理论——通过各种活动（经济，政治，文艺活动等）——形成社会文化——影响民族品格。“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也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发展程度并非全部个人发展程度的平均值，而是往往体现在最优秀的几个人身上，同样的，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认为“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或者沉溺于四平八稳的凡尘俗世的贯常生活，或者潜心于通透空灵的绝对虔诚的宗教生活。克尔凯戈尔又言：“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一种的语言，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于是，选择了动荡和流亡、漂泊和关注夹杂灵魂的不安份不甘心便构成了小凯全部的研究语言和生活以及信仰。记得萨缪尔森在感叹费尔玛(PierredeFermat)或帕斯卡(BlaisePascal)的中年早逝时写过这样的文字：天才人物似乎只活在他们的时空里，他们匆忙着在书页边上记下喷涌而出的思想火花，根本来不及整理便向前赶路，结果让我们这些后世学者们忙碌几百年，只为了要证明那些偶然被我们窥见的天才猜测是合乎我们普通人理性原则的。正如奥勒留所言：人不就是一点灵魂负载着一具尸体嘛，然小凯却不是这样，他是一点灵魂负载了一座绵延纵横于全球主流经济学界的“天柱”之山，从而他也以“盗火者”的身份借天堂之火、智慧之光普照于华人经济学界的幽暗阴郁之处。

一生充满叛逆却不乏真知灼见的英国的独身主义经济学家边沁，在临死的时候，对守候的一位友人说：“我感到我快要死了，我们要注意的是必须减少痛苦到最小的限度。不要让任何仆人到房间里来，要让年轻人都离得远远的。面对死亡是可怕的，他们留在这里也无济于事，他们看到这种情形会很难受的。”(边沁，1832)而小凯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生史赫麟介绍说：“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他的整个身体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在他走之前的大概两个到三个星期之内，他基本上就不能喝，也不能吃。”小凯辞世前几天，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弥留之际，杨小凯如同他在2002年春节寄语中国时那样的怀着一丝眷念托夫人传达了对国内朋友的最后谢意。他说：“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天国相见。”然后闭上眼睛，面带微笑，期待基督荣耀的降临。人间的死亡是天上的欢筵，祝福小凯安息主怀！

【27、季羡林怎样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首知联

（“首知联”，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简称。1989年5月在八九民运的高潮中成立，“六四”大屠杀以后被中共中央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全部首脑人员遭到通缉与逮捕。）

有一篇网文问得好：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但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长平：《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大家都知道，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本来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网文认为，其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这篇网文指出了季羡林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但是却用不着边际的“幻化”来解释季羡林晚年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这是一种明显的“遗忘症”，是20年来六四大屠杀的阴影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并且我们不会忘记，季羡林的名声大噪并不是所谓的“幻化”造成的，而是由于一件十分具体的历史事件——那就是1989年发生的六四大屠杀。

6月22日北京当局发出通缉令，缉拿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后来这一名单扩大为二十三名。而季羡林虽然不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之一，却是四十多位发起人之一。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及中国公安部下达了全国通缉令以后，季羡林主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指挥部自首，自报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员”，说在家里等候处置。不过中共当局投鼠忌器，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季羡林当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这个可能是中共当局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季羡林敢于在这个发起人名单上签名，是相当了不起的勇敢行为。相形之下，首鼠两端的李泽厚就不敢，而且警告其他签名人人要“清醒一点”。

正如我在《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一文中回顾总结的：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起草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文件起草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以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可以说，这封《公开信》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据许多学者调查研究，季羡林不仅参与签署“421公开信”，二十多天以后的5月13日，季羡林还与严家炎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教师就学生绝食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的公开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学潮问题。

5月16日， 季羡林与包遵信、巴金、 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知识分子共一千多人联名发表《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提出：“历史证明， 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这是当时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署行动，几乎囊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界头面人物。这也是1949年以后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合抗议行动！他们的讲话传到天安门广场和各高校，感动了大批的学生。

5月19日中共中央悍然宣布军事戒严以后，季羡林最大的表态就是加入“首知联”，直接向中共挑战。5月24日下午召开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备会议，包遵信和严家其被推选为总召集人。季羡林是首批四十余位发起人之一。

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远志明、老木、荣剑、邓正来、王鲁湘、谢选骏、王润生、甘阳、苏炜、郑义、陈宣良、王志刚、张晓明、沈大德、张晓刚、萧延中、闵琦、赵瑜、顾昕、董玉、厉剑、许良英、刘再复、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柯云路、庞朴、侯仁之、季羡林、陈小雅、周国平等九十人。

5月24日下午二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继续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开会，一百多名社会科学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包遵信主持。包遵信、王润生、苏伟、远志明、邓正来等十多人在会上发言。

包遵信在会上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筹备过程，包的讲话的大意是：这个组织从五月十五日起就开始酝酿了，好多知识分子作了准备。二十二日上午，严家其召开的那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决定成立知识界联合会这个组织。昨天下午游行，北京知识界的两回大旗都打了出去，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作了报导。现在是，你同意组织也好，不同意组织也好，反正香港台湾都已通过电台新闻广播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包遵信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个松散的政治性组织，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应有长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标。现在的三个近期目标是，一是要解除戒严令；二是要把李鹏赴下台；三是这次运动必须实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远志明等说，“发起人名单如果被政府掌握，政府可能马上采取镇压。所以，应该上把发起人名单向全世界公布出去，凡是参加知识界联合会的，这样才能得到保护，名单越快搞出来越好。”这个成立大会严家其没有参加，但还是把严推选为总召集人。会议决定：由严家其、包遵信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总召集人，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并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一个固定工作点，服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领导；二十五日下午，将以首度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知识分子大游行活动。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曾经积极发言的（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前往公安机关秘密自首，上交了他假借“秘书处”名义偷偷录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组织活动的全部录音带，结果导致多人被捕、判刑。 

和当时七十八岁的季羡林相比，当时仅三十几岁的邓正来无疑更不像个男人，而像一个猥亵的太监。

六四以后，由于中共是老人帮掌权，所以下面的办事人员也不敢肆意逮捕季羡林等老人知识分子。相反还对他们采取了赎买政策。如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人本来都是支持学运的，但中共却对他们采取了招抚而不是剿灭的办法，不仅不予追究，还以高官厚禄收买羁縻。季羡林、钱钟书由于还有学者身份，就受到进一步“重用”，被中共培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就是季羡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说起来一点都不“幻化”，而是实事求是地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血泪史”的。

事实上，类似季羡林、钱钟书等人的遭遇的，绝对不是季羡林一人，而是比比皆是。只要留心我们周围，这样被当局逐渐捧杀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规律：六四以后只要没被封杀的、继续活跃的在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就都是一个个“小季羡林”。

悲哀的中国。

向“1989年敢于向中国共产党说不的季羡林”致以最后的敬意。

2009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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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长平/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学德国回来时，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据称深得时任校长的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我想原因有这样几点：一，当时的北大人才济济，群星闪耀，以才情论，他并非最亮的那几颗之一；二，他的专业为印度语言学，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文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三，他为人谦逊，作风素朴，不沽名钓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人们对季先生至少有两大误会或者利用。一是他的专业是印度学，却被误指为“国学”，符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学被压制、国学被弘扬的社会环境，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虚骄之气。因为“国学大师”的头衔，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礼遇。显然，凭着那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他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他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也就是说，他对印度学的兴趣大于国学。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也没能摘下来，还充满讽刺性地放到大标题里。 另一大误会，是公众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甚至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 按照萨特的定义，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并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还对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尽管对胡适先生充满了景仰之情，但也对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写道：“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他还略带调侃地说：“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但是，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学者。在“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散文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羡林先生的一些话，在公众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网络热门用语，比如：“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不知道是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国宝”和“学术泰斗”之后所受的心理暗示，还是高龄长寿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感，季羡林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认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以此思想为核心，他又多次对公共事务发言，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意见，尽管并非妄语或谀辞，但是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是耻辱和愤怒。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公众的误解和渴望，季羡林先生的话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较大的争议。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公平的。 

【28、疆藏骚乱原因剖析暨新加坡经验的启示[1]】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单伟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一、 引言

今年7月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族群冲突，近20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这是建国六十周年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族群冲突。去年3月在藏区发生的骚乱，17人死亡，波及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数省。此次骚乱在国际社会引发对中国政府及其民族政策的强烈谴责，对稍后进行的奥运火炬传递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两起事件尽管有复杂的内外部原因，但也说明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没能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没有促成族群和谐，亟需改进。要改进现有的民族政策，需要分析这些冲突和骚乱产生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些变化，但总体上是一致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式的“肯定性行动”；二是“以发展换忠诚”的经济扶植政策。

在1949年以前，已经有了满蒙回藏汉“五大民族”的说法[2]，但没有清晰界定个人的族群身份。在1950年，全国各地自报的族属名称多达400多个。此后，中国政府通过官方的民族识别来确定少数民族的身份，主要依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的论述，根据斯大林对民族的著名定义[3]，将全国人民划分为56个民族。

国家在法律上强调各族平等，禁止歧视和压制任何民族；同时也宣布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以及各族的生活习惯。根据中国宪法，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民族自治区域。据2000年的数据，中国共有154个民族自治地区，包括5个省级自治区，30个地区级的自治州和119个自治县或自治旗。此外，还有1256个民族乡[4]。民族自治区域比一般行政区有更大的立法权，可以独立制定有关本地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各少数民族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计划生育方面，城市的汉族居民只能一对夫妇有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以有两个，而少数民族基本不受此限制。教育方面，少数民族学生在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升学考试中，享有比汉族学生低的录取线。在民族自治地区，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有一套配额制度，保留一定比例的职位给少数民族，各地的行政首长必须由当地少数族人士担任[5]。甚至在司法领域，少数民族也享有特权。1984年，政府宣布了“两少一宽”政策，即对于少数民族的犯罪行为要“少抓少杀从宽处理。”这项政策使各地执法机构在打击少数民族犯罪时束手束脚。在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中，法院的判决也经常倾向于是少数民族的一方。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少数民族成员不负责任的行为，纵容了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引来一些汉人的不满[6]。

除了这些优惠政策外，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大量措施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希望以此推进族群平等，消除某些少数民族的独立倾向。从80年代初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对民族地区减免税收。民族地区的农业、商业等税率远远低于汉族地区。少数族群企业家创立的企业，在最初的三年免税。同时，大量的财政援助投向民族地区。在80年代，中央政府确认了331个“贫困县”，其中42.6%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给予这些县大量的财政援助。

从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还让沿海发达省份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达省份派出干部、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种建设项目。比如，北京负责帮内蒙，天津帮甘肃，上海帮云南，广东帮广西，江苏帮陕西，全国各省帮西藏等。

2000年，中国政府开始推动西部大开发计划，重点发展中西部的经济。该计划包括了所有5个自治区和绝大多数自治州县。从2000到2003年，中央在西部投资2,000亿元建设50个大型项目，其中37个为基础设施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的公路从1999年的402,600公里增加到2003年的54,800公里，发电量从1,430亿度增加到2,240亿度。西部大开发成功地缩小了5个民族自治区和沿海省份的经济差距。在2000年，5大自治区的平均GDP增长率还比沿海低1.5个百分点，到2006年已经比沿海高出1.3个百分点了。这样，至少从经济增长率上看，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与东部发达地区同步了[7]。

二、 理论：关于群体暴力的三种假说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经济扶植政策看起来对少数民族已经有足够的善意，而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那为什么在新疆和西藏还会发生流血冲突呢？为什么当地的族群矛盾会严重到发生大规模群体暴力呢？我们先看看学术界是如何分析群体暴力产生的原因的。

关于群体暴力（communal/collective violence）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历史上传下来的族群之间的仇恨，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各族群为追求最大安全而展开的武力竞赛，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利益重新调整导致的族群间矛盾，以及某些族群精英为追求权力对本族群的动员。将这些原因归纳起来，在政治学文献中主要有三种假说，分别是“物质欲求”（greed）说，“怨恨”（grievance）说，以及“机会”（opportunity）说。前两种观点强调的是产生暴力的主观动机，就是人们为什么会愿意进行冲突；后一种则侧重于暴力产生的客观条件，就是人们为什么能够进行冲突。

（一）“物质欲求”说

第一种观点认为群体暴力肇因于争夺物质利益的冲突。一方面，暴力要付出机会成本，比如打砸抢烧会破坏财富，工商业会陷于停顿。理性的行为者会计算暴力的收益和成本。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比如通过抢劫敌对族群的财物获得收益时，或者抢得对重要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时，暴动才会成为可能[8]。另一方面，当一个社会物资资源贫乏的时候，各群体对资源的争夺会相对激烈。资源越贫乏，这种争夺越有可能发展为群体暴力。比如，在安哥拉和塞拉利昂对金刚石的争夺，在柬埔寨对森林资源的争夺，在哥伦比亚对可卡因种植的争夺[9]。而且，越贫穷的社会，暴乱的机会成本越低，因为大量的穷人没有产业，无所失去。

这种观点假设政治冲突的发动者是理性行为者。当暴力能够为全族群或某些领导者带来利益时，暴力冲突才会成为可能。在越贫穷的地方，暴力越有可能牟利，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怨恨”说

“怨恨”说则认为，群体之间产生冲突，主要是因为某一个或几个群体在该国的政治体制或社会生活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引来整个群体的不满。这是关于群体暴力最经典的一个解释。

怨恨的来源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族群间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仇恨，例如，在波斯尼亚发生的种族屠杀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仇恨造成的；二是当前族群间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对少数族群文化不尊重，对宗教信仰的不尊重，母语教育受到限制，对原住民土地产权不保护，缺乏健全的司法和个人权利保障机制等，都会导致少数族群产生不满，对现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另外，经济的衰退和失业率上升会增加怨恨和不满，增加集体暴力的可能性[10]。所以经济危机期间更可能出现族群冲突。

在政治上，如果一个群体整个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在政权中没有足够代表本族群利益的代理人，会让该群体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被疏离，在社会中被边缘化，自己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比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2%，但国家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手中。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被认为是两族长达二十多年战争的重要原因[11]。

对于少数族群在文化和宗教上的不尊重是产生怨恨的一个主要来源。强行用多数族群的文化和宗教去同化少数族群，企图消灭少数族群的认同或身份，也可能会激起强烈的不满。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开两个概念，一个是“同化”（assimilation），另一个是“整合”（integration）[12]。这是目前多族群多宗教国家普遍采用的两种策略。同化是指少数族群融合入多数族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族群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而采纳多数族群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把自己变为多数族群的一员。同化有的是少数族群主动推动的，如中国历史上的北魏孝文帝改制；也有被多数族群强制进行的，如印度尼西亚在军人政权时代对华人的强制同化。

相比之下，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是通过整合策略来处理多元族群问题。这种策略要求所有公民，无论族群背景，平等地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平等地享受各种个人权利。各族群的文化和习俗得到平等地保护，政府不干预个人的族群认同或身份。多数族与少数族居住在一起，双方互相影响，潜移默化，逐渐发展出对这个国家的共同认同。可见，同化的政策比整合的政策更易激起怨恨。

与物质欲求驱动的冲突不同，为保卫自己族群的文化和认同而战，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已经不重要。族群成员会不计报酬、不计个人得失地站出来战斗[13]。因此，因文化或认同导致的族群冲突，在缺乏明确物资收益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大规模爆发。

收入不平等是产生政治怨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 森在他的著作《论经济不平等》的扉页上写着：不平等与起义紧密相连[14]。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会显著地增加群体冲突。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有很重要的政策含义。如果分配不平等无关紧要，则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追寻“巴西模式”，即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而不必考虑分配问题。但事实上是，不公平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使社会变得更加脆弱，更可能在群体暴乱中崩溃。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经济发展很快，社会迅速地现代化，结果却在1979年发生革命。很多人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个重要因素[15]。

经济不平等会增加相对被剥夺感[16]，即某人觉得他应该得到的与他实际所有的之间的差距。相对被剥夺最容易发生于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开始起飞，有的人迅速改变了生活水平，而另外一些人滞后了。后者就会产生被剥夺感。这种不满会促发各种激进行为，在个人层面，会引起犯罪；在群体层面，会导致各种政治暴力、抗议示威、社会运动等。收入差距也会削弱当局的合法性，因为政府容许了不平等的分配，会使觉得分配不公的民众与政府疏远。

除了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差距，经济不平等也有可能来自于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有意剥削，被剥削的那个族群可能会起来夺取政权或寻求分裂。比如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反对派发动的叛乱（Contra rebellion）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n）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

（三）“机会”说

解释群体暴力的第三种假说是“机会”说。这一派理论认为，就算有发生冲突的主观动机，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冲突也不会发生。群体暴力会在某些制度环境、经济环境下更容易发生，包括国家的控制能力，对发动暴力的经济资助，人力资助，等等。简单地说，要有成熟的“机会”，冲突才会成为可能。

一个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变量。研究发现，处于专制-民主光谱中段的国家，或者正处于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最可能爆发群体冲突。在完全威权的政体下，群众的自发的集体抗议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朝鲜。而在成熟的民主社会，因为有大量公民参与的渠道，族群的怨恨可以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得到表达和化解，酿成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而处于半威权半民主状态的国家，最可能出现群体暴力，因为这些国家既没有足够专制去压制所有可能的暴动，也没有足够的民主去消除所有的族群怨恨[17]。

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是族群的精英。不满或抱怨只是政治暴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不满必须被煽动和动员，才会转化为行动，这时候就需要政治精英的作用。族群的政治精英集团会操纵族群认同和怨恨情绪去寻求政治利益，会有意夸大与其他族群的矛盾，挑动族群间冲突[18]。精英可能把民众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不满引向政治诉求，制定清晰的政治纲领，如独立计划等。当族群的集体行动开始时，政治精英会成为组织者和领导者。

一个地区的族群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变量。族群众多，并不必然有利于群体暴力的发生。研究发现，两极化的族群结构比碎片化的结构更有利于冲突，也就是说，有两个主要族群的社会比有许多小族群的社会更可能孕育强烈的族群间仇恨[19]。有一个主体民族和一个大的少数民族的地方，最容易发生族群冲突。在有众多分散的人数较少的族群的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动员的可能性比较小[20]。因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需要动员不只一个族群，而跨族群动员的成本通常比只动员一个群体要高。

此外，财政来源也是群体暴力能否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为种族怨恨而斗争是在提供一种公共物品，为全族群牟利，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搭便车”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参与者有必要提供一定的物质激励，这就需要经济支助。此外，大规模的武力冲突需要经费来组织和购买武器。民间募款、其他国家政府的支助、以及本族海外侨民的捐款，都是可能的经费来源。

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少数族群人数众多的地区，暴力发动者容易隐藏，这是有利于群体暴力的条件[21]。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交通网络成熟，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很强，动用财政军事等手段控制边远地区的能力强，发生群体暴力的可能性就比较低。有研究发现，邻国的状况也会对族群暴力有影响，邻国的战争会增加族群暴力的可能性[22]。

三、 藏疆骚乱的原因

根据以上三种理论，我们来看在西藏和新疆事件中，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群体冲突。

在藏疆的冲突中，我们没有看到骚乱制造者通过打砸抢烧获得经济利益，也没有看到他们有明确的物质利益诉求，比如关于自然资源的重新分配（如新疆的石油）。事实上，骚乱使当地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给汉人和少数族群群众都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假设暴力发动者通过骚乱追求自身物资利益的“欲求”说，并不能解释在藏疆发生的事件。我们只能从“怨恨”和“机会”说中寻找解释。

（一）“怨恨”说：族群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如前文所述，族群间的经济不平等是产生怨恨情绪的重要原因。相对被剥夺感会促使经济落后的族群走向激进。中国政府其实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一直很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其实可以概括为“以经济换忠诚”。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大量地投向少数民族地区，希望籍此改善少数族群的经济状况，换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西部地区近年来的形势演变表明，这种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尽管新疆西藏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在拉大。

上图是根据1993年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所作的分析[23]。样本为随机抽样产生，因此具有代表性。我们将全国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大区[24]，分别比较汉族居民和少数民族居民的家庭收入状况。可以看出，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各省，汉人的收入均显著地高于少数族群。而西部地区是个例外，汉人收入低于少数族群。在1993年，西部地区工业还相当落后，大多数汉族居民居住在农村，以务农为生。而西部的主要少数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主要从事牧业、手工业和商业，收入常常比纯粹务农的汉人要高。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990年代初，西部地区的收入分配，是有利于少数族群的，不会导致太多的不满和怨恨。

上图数据收集于2002年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25]，同样由随机样本产生。我们发现，在西部各省，汉族居民的收入已经赶上甚至略高于少数民族居民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西部少数族群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已经消失。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政府投入巨额经费于铁路公路矿山等基础设施项目，雇佣了大批原本务农的汉族农民，使他们的收入得到提升。并且，汉人带来的现代工商业挤垮了大量本地少数族群民众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在文化上，汉人往往比少数民族更有企业家精神，在商业上更加进取。汉人很快形成做生意的人际关系网，习惯于通过关系做生意，这就把大量的少数族群民众排除在外。

在2002年时，虽然西部地区的汉族居民收入已经超过当地少数民族的收入，但双方差距还很微小。上图是2008年数据的分析[26]。少数族群的收入已经远远低于汉族民众了。经济增长总是会带来收入差距，但在中国西部，这种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按族群划线的。

所以，在当地少数族群民众看来，迅速的经济增长只对汉人有利，本地人是被汉人剥削的牺牲品。政府在西部地区投资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但这些项目很少雇佣当地少数族群。因此，这些项目导致大批汉人的涌入，让他们在当地致富，夺走了本地人致富的机会。在1953年，新疆汉族只占总人口的6%，而维族占75%。到2007年，汉人比例上升到39%，维族只占46%了[27]。在西藏，自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之后，大批汉人涌入拉萨。这些汉族移民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本地人并没有得到同步的发展，常常是汉人做老板、占据好职位，而少数族群做雇员，从事低等工种等。于是，族群间的怨恨与不满开始发展。

（二）“怨恨”说：宗教控制与不满

如果族群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是少数族群对汉族的怨恨和不满，因宗教政策而造成的不满则是针对中国政府的了。

中国的55个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中，有5个族群在政治上具有显著地位，即藏、维、蒙、回、哈萨克5族[28]。首先这5个族群在地缘政治上很重要，它们聚居在中国西部北部大约1/3的国土面积上（除了回族没有明确的聚居地），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为邻。这些地区的稳定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几大族群具有集体动员追求政治目标的能力，这种动员能力甚至扩及中国其他地区或境外。这五大族群，都是宗教少数民族（religious minority）。藏族和蒙族群众多为佛教徒，而维、回、哈三族多为穆斯林。他们拥有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与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汉族的主流价值观有本质上不相容之处。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与这五大宗教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让他们与中华民族其他族群和睦共处，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宗教在藏疆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西藏，据大多数的藏民是佛教徒。新疆地区的宗教则包括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等族群。在新疆的蒙古和藏族信仰佛教。2005年，穆斯林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58%，占少数民族人口的97%[29]。伊斯兰教对该地区的民情风俗、文化艺术、生活习惯等有着广泛的影响。

宗教信仰强化一个族群的认同，增加族群成员对本族的情感投入，增加归属感和凝聚力，使全体成员相互团结，把自己与其他族群区分开。有研究者发现，在新疆一些农牧社区中，人们以是否信仰宗教作为确定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标准，视非信徒为异类[30]。

可能很大程度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程度最低。2008年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曾经问被调查者：“您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吗？”回答者可以选择四项：（1）根本不骄傲；（2）不怎么骄傲；（3）比较骄傲；（4）非常骄傲。从图四可以看出，在西部各省，少数族群的平均值在2和3之间，也就是在“不怎么骄傲”和“ 比较骄傲”之间，明显低于汉族人。

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导致了少数族群相当的不满。许多虔诚的教徒会把任何阻碍他们信仰活动的行为视为侮辱。而中国政府在民族地区对宗教活动有大量的限制。比如，不允许在学校从事宗教活动，不允许悬挂一些宗教领袖的画像，伊玛目的周五布道不准超过半小时，公务员不得参加许多宗教仪式，对很多读经班进行限制等。

中共中央1982年颁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规定：“绝不允许强迫任何人特别是18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出家和到寺庙学经。”这里虽然说的是“不允许强迫”，而不是“禁止”，但在地方政府的实际执行中往往变成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信教或参加任何宗教活动[31]。

根据新疆自治区政府1990年颁布的暂行规定，宗教职业人员“不得擅自开办经文学校、经文班（或义工班），不得擅自带培宗教学徒和向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灌输宗教思想”。而新疆泽普县泽普镇的宗教事务管理办法则有检查“有无党员、干部、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及学生进入清真寺”的举措[32]。在西藏地区，政府也对寺庙活动进行严密监视，寺庙里经常有警察或武警驻守，对喇嘛定期进行政治教育[33]。

这些限制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整个群体，所以它激起的是整个族群的怨恨。有观察者指出，这些限制使某些少数族群走向极端化[34]。比如，政府不许参加正规的查经班，他们就参加地下查经班，听取宗教领袖讲授分裂主义的观念。这样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群众对政府日益疏远，对政府的信任度始终不如汉族民众[35]。

（三）“机会” 说：精英、族群结构、基层政权

藏疆两地骚乱的发生，与当地具备一些族群冲突的客观条件有关。首先，藏族和维族都有具备号召力的族群精英。在藏疆两地发生的骚乱中，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去判断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和热比亚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在其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但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无疑对境内的藏人和维人有影响。他们将本族生活中的某些不幸解释为中国政府或汉人的责任，这把族群中的不满引向了一个明确的发泄口。

其次，藏疆两地的族群结构有利于酝酿族群矛盾。由前文我们可以知道，有两个主要族群存在的地方，最可能发展出族群间仇恨。在新疆，截至2007年，维汉两族人口合计占总人口的85%，其他再也没有能占10%以上的族群。在乌鲁木齐市，两族合计也占了85.3%[36]。在西藏，虽然汉人总人口比较少，但大多集中在拉萨。根据官方的数字，截止2007年末，藏族在拉萨户籍人口中占88.9%，汉族占10.5%。但这里未计入大量暂住的汉族人口[37]。有研究指出，早在青藏铁路通车前的2000年，拉萨市的汉族居民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34.34%[38]。按照有些人的估计，现在拉萨汉族已经超过了藏族居民的人数[39]。可见，在乌鲁木齐和拉萨均已出现两大族群并列的局面，这为双方各自动员与对方对峙提供了温床。

第三，中国基层政权的预警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在最近的骚乱中受到质疑。无论是2008年拉萨的“3.14”骚乱，还是2009年乌鲁木齐的“7.5”冲突，当地政府都反应迟缓。尤其是乌鲁木齐的骚乱，其直接导火索是6月26日在韶关的维汉工人冲突。在其后长达8天的时间里，新疆地区维族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维语网络论坛上出现大量的讨论，许多民众都感到7月5日那天要出事，而地方政府居然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这不能不归咎于基层组织的失灵，没能成为消解冲突的第一道防波堤，也没能及时把有关情况上报政府。

四、对策：新加坡经验的启示

各国处理族群问题的经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保护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模式，以加拿大为典型。这种模式强调不分族群的个人公民权，保障原住民的土地权利，给予某些少数族群自治权，在全国范围内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另一种是以保护族群平等，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人自由的模式，新加坡为典型的例子。新加坡模式强调族群平等，而不是个人平等；强调集体的善（public good），而不是个人权利；政府出面保护每个族群的文化和认同，决定哪些习俗该保护哪些必须禁止；控制各族群的组织，不允许各族群自治；努力塑造超越族群的国家认同。[40]两种模式都较为成功地达成了族群和谐，维持了国家稳定。

鉴于中国在个人权利保障方面尚有很大改进余地，文化上又有很强社群主义或集体主义的传统，新加坡的经验，也许比加拿大经验有更多借鉴的意义。新加坡也是一个多族群多宗教的国家，在族群和谐方面是做得较为成功。深入了解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改革民族政策当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加坡经验[41]

新加坡现有460多万人，其中76.8%是华人，13.9%是马来人，7.9为印度族。[42]流行的宗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印度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教其他教派等。在新加坡建国前夕，种族冲突非常严重。1964年7月，马来族与华族爆发历时10天的流血冲突，23人死亡，454人受伤。事实上，新加坡之所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就根源于华人与马来人的矛盾。

四十多年来，新加坡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解决族群矛盾。建国伊始，政府就以促进民族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为目标，努力塑造“新加坡民族”。开国领导人不断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李光耀在刚独立时就指出，“新加坡不是一个马来人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更不是一个印度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综合民族的国家。”[43]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新加坡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促进种族间的和谐共处。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公共组屋计划，让各族人民混居在一起。在英国殖民时期，各族群分别聚居在各自的甘榜（村落）里，各族民众来往不多；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全族动员，形成群体性骚乱。独立后，政府大规模建设组屋，向居民廉价出售，目前全国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口都住在组屋里。房管部门规定每个小区不得形成单一族群的聚居点，出售房屋时要按一定比例出售给各族居民。于是，各种种族、语言、宗教不同的居民居住在一起，共同参加各种娱乐休闲活动，得以沟通关系，消除隔阂。而且，由于各族不再聚居，动员族群进行暴动变得非常困难了。

新加坡政府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努力缩小各族间的经济差距，从根本上消除种族矛盾的诱因。建国初期，华人和印度人多在工商业部门，而马来人多从事农业、渔业，收入比其他族群低。政府加强对马来人的职业培训，帮助他们转入工商业。另外，重视马来族群的教育，对于出生于新加坡的马来人，中小学教育免费。各族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必须学习英语，这为他们今后在就业市场上平等竞争打下基础。

少数族群在政治上的权利也得到切实保障。国会选举时，各党派在大多数选区要提出3-6名候选人，其中至少有一名要来自少数族群。在政府的十多位部长中，有3-4位是马来族或印度族。人民行动党的副主席也是少数族裔。自建国以来的6任总统，除了黄金辉和王鼎昌以外，其余4位都是少数族裔。现任总统纳丹是印度族。

促进民族整合并不等于要同化少数族群，消灭少数族群文化。相反，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各族文化，促进各族民众相互尊重。在中小学教育中，除了英语是通用语言以外，各族学生还要学习本族母语。各族的重要节日，如华人的春节，印度人的屠妖节和马来人的开斋节，都被列为国家法定假日，全国人民共同欢度。各族的历史文化遗迹都得到政府的保护。

各种宗教得到平等对待。内阁部长中通常会有几大主要宗教的信徒。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他们会以个人身份公开出席一些宗教活动。如信佛的部长烧香的情形，会在电视里播出，让广大信众感到他们的宗教得到了政府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普通民众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比如，马来人到华人家里拜访，华人会用一次性杯子为客人上饮料，绝不用自己用过的杯子，因为马来穆斯林对食物饮料有严格的要求。马来人不养狗，认为狗不洁。如果华人家里有狗，马来人来作客，主人会把狗栓在别的房间。

新加坡能在数十年里维持种族和谐，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是其基层社区组织。人民协会是全国最大的基层组织，其宗旨是：促进种族和谐、社会团结，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协会在各个组屋小区设“居民委员会”，由各族群的代表组成。除了举办很多社区娱乐活动，排解邻里纠纷外，人民协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政府提供预警，一旦发现有族群间的不和，立即上报政府，将种族纷争化解于萌芽阶段。

（二）化民族政策为族群政策

新加坡的经验，至少对中国民族政策有这么几点启示。首先，化民族政策为族群政策。[44]“民族”（nation/nationality）一词具有政治含义，隐含有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而“族群”（ethnicity）则是一个文化概念，与语言、信仰和生活习俗等相关。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应该强调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维吾尔人、藏人、回人和汉人等，都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族群。各族群人民只有文化上的差异，在政治上则是中华民族内部平等的一员，在中国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公民。

因此，可以考虑淡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逐渐取消各族群间政治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附带的给少数族群的各种优惠政策，起源于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自决的学说。实践中，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今天的中国，都未能建立真正的民族自治。原因很简单，充分的自治离独立只有一步之遥，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不会在此方面谨慎从事。[45]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未能充分保障少数族群的权利，又产生了以下负面效果。第一，这种按族群划分行政范围，用法律固化某些族群特殊权利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民族整合的目标。整合需要各族人民在平等共处中逐渐形成共同的认同，消解各族群的身份。而民族区域自治恰好强化了族群身份。第二，把一个族群清晰地划在一个领土边界内，让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让他们有一个完整的政府体系，这为该族群分疆裂土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创造了绝好条件。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前苏联的分裂正导因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加盟共和国体系。[46]

因此，现有的自治区制度应该淡化，逐渐向行省靠拢。区内各族群的政治司法地位一律平等，淡化各族群间的区分。长远来说，要打破各族分区聚居的状况，努力促进各族群众的流动和交往，让他们在杂居中学会和睦共处。

根据“怨恨”说，经济不平衡是产生族群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经济上，切实改善少数族群同胞的经济状况，提高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比如，就教育政策来说，光给少数族群学生高考加分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大力加强少数族群地区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使大多数考不上大学的青年具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谋生的技能。据研究者指出，目前藏疆地区少数族群的基础教育仍然远远落后于汉族学校。[47]

另外，在少数族群地区要大力推行汉语教育，这不是要强制同化，而是为各族人民在就业市场上竞争打下一个平等的基础。目前藏疆地区少数族群青年失业率偏高[48]，如果他们有较强的汉语基础，就可能到广大内地寻找工作机会。在藏、回、维、蒙、哈萨克等五大少数族群中，藏族和维族学生所受的汉语教育最少。[49]新疆的少数族学生尽管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三都要学习汉语，仍有不少学生不能用汉语进行交流。这一是因为广大少数族群聚居的地区缺乏语言环境，二是汉语师资极其缺乏。少数族群地区的中小学中，汉族教师非常少。比如在新疆地区，少数族群教师占98%以上[50]。

另外一个产生“怨恨”的因素是文化歧视。少数族群的文化应该得到尊重，对于藏、维、回等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的宗教活动和习俗应该被充分保护。建议在全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改变长期以来的汉族中心主义的教学体系，介绍更多有关少数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增加从非汉族的角度看待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内容。使全国青少年从小就学会尊重别的族群，尊重不同于己的生活方式。

最后，加强少数族群地区的村委会和居委会在维护族群和谐方面的功能。各社区组织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调解族群矛盾，遇到紧急情况时及时报告政府部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要解决目前的民族问题，消除各族人民间的裂痕，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若及时改弦更张，效法他国成功经验，坚定促进族群和谐，当为时未晚。早在1939年，正当中华民族抗战危急的时候，著名古史大家顾颉刚先生就发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宣告，指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无论满蒙藏回汉，我们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51]希望顾先生在70年前的宣告，早日成为现实。

[1] 本文初稿曾宣读于“第七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多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23日-26日，天津）。在本《通讯》刊用得到作者的同意。

[2] 顾颉刚，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2851

[3] 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4] Lai, Hongyi,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thnic Policies.”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440. 12 March 2009.

[5] Shan, Wei and Chen Gang, “China’s Flawed Policy in Xinjiang and Its Dilemmas.”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463. 13 July 2009.

[6] “Two restraints + one leniency = a backfiring minority policy on all.” http://blog.foolsmountain.com/2009/07/08/two-restraints-one-leniency-a-backfiring-minority-policy-on-all/

[7] 以上部分得益于Lai, 前引文。

[8] Collier, Paul and Anke Hoeffler, 2000.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355.

[9] Klare, M.T. 2001. Natural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Y: Metropolitan Books.

[10] Maney, G. M. 2005. “Variations in the Causes of Ethnonationalist Violence: Northern Ireland, 1969-72.”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Vol. 16, No. 1:74.

[11] Fearon, J. D. and D. D. Laitin, 2003.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79.

[12] http://83.137.212.42/sitearchive/cre/diversity/wordsandmeanings/essay9.html

[13] Sambanis, N. 2001. “Do Ethnic and Nonethnic Civil Wars Have the Same Caus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 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3:266.

[14] Sen, Amartya K. 1973. On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5] Muller, E. N. 1985. “Income Inequality, Regime Repressivenes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0, No. 1:47-61.

[16] Gurr, T. Robert.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7] Hegre, Harvard, et al. 1999.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Opportunity, Grievanc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Workshop on “Civil Conflicts, Crime, and Viol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18] Shultz, R. H. 1995. “State Disinte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41:78. 

[19] Reynal-Querol, M. 2001. “Ethnicity, Political Systems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 Fearon, J. D. and D. D. Laitin, 2003, 78.

[21] Fearon, J. D. and D. D. Laitin, 2003, 80.

[22] Sambanis, N. 2001, 259.

[23]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调查”，1993年。

[24] 三个大区的划分来自于1986年全国人大制定“七五”计划时的决议。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广西。西部省份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变迁与社会意识调查”，2002年。

[26]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中国公民素质与和谐社会调查”，2008年。

[27] 王明远，“新疆历史沧桑：历朝统治者权力、民族、宗教大洗牌沧桑”。《亚洲周刊》，2009年7月9日。

[28] Tang Wenfang, “Separate but Loyal: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April 2009.

[29] 潘欣颂、龙群，2008年，“试论宗教因素对新疆族群稳定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6期。

[30] 潘欣颂、龙群，2008年，前引文，第49页。

[31] 明永昌，“新疆“18岁以下不得入清真寺”的虚与实”。《联合早报》，2009年7月13日。

[32] 同上。

[33] 林和立，“北京非调整疆藏政策不可。”《明报》，2009年7月9日。

[34] Wong, Edward. “Wary of Islam, China Tightens a Vise of Rules.” New York Times, Oct. 19, 2008.http://www.nytimes.com/2008/10/19/world/asia/19xinjiang.html?_r=1

[35] Shan Wei, “How Much Do the Chinese Trust Their Government.” EAI Backgraound Brief No. 472, 28 Aug. 2009.

[36] 中国统计局，《新疆统计年鉴2008年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37] 拉萨市人民政府网，《民族人口》。http://www.lasa.gov.cn/lsgk/article1st_htm_aid_42.html

[38] 苏发祥，2006年。《西藏民族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http://www.tushucheng.com/book/1864608.html

[39] Shai Oster ，“留下？还是离开？拉萨新移民的难题。”《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8年3月31日http://chinese.wsj.com/gb/20080331/chw153348.asp?source=email

[40] He, Baogang, “Conditions for Minority Rights in As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n Models of Minor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thnic Minorities in Asia: Subjects or Citizens?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5-26 June 2009.

[41] 本节主要内容曾发表于：单伟，“星洲经验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启示。”《信报》，2009年7月28日。

[42] CIA,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sn.html

[43] 张青，2004年。新加坡：创造经济奇迹。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第81页。

[44]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详细讨论，请见马戎，2004，“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第41卷第6期。122-133页。

[45] 郑永年，“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联合早报》，2009年7月21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721.shtml。

[46] 谢选骏，“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WNEWS.COM，2009年7月12日。

[47] 例如在2005年，新疆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汉语言文科一批次重点本科为516分，理科一批次为507；民语言（维、哈、柯）文科本科一批次393分，理科本科一批次为367分。见遇恒勇，吾尔尼沙·吾甫尔，2009。“新疆民族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和思考。”《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3月。第83页。

[48] 王家敏，“专家建议56个民族改称“族群” 淡化政治“民族意识””。《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9月1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9/0902_17_1331840_1.shtml

[49] Tang, 2009:43.

[50] 遇恒勇，吾尔尼沙·吾甫尔，前引文，第83页。

[51] 顾颉刚，前引文。

【29、介绍《当代学术年谱》】

（中国大百科全书）

关于当代中国学术地图，基础工作在《当代学术年谱》，当代中国学术生产力的布局，我有一个看法，即社科院系统和大学系统。以地域划分的话，北京当然占据学术中心，尽管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都有一些学术力量集结这几个城市。上海学术地图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为王元化先生，基本点为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武汉以章开沅和冯天瑜为中心，一个华中师大，一个武汉大学。南京以南京大学为中心，南京师范大学还有郁贤浩、钟振振等。南京大学是程千帆、周勋初先生带出来的学术梯队，莫砺锋为这个梯队的核心人物。广州有中山大学和广东社科院。袁伟时、林贤治、桑兵、单世联、何清琏都是非常出色的。

百名中国大陆学者分区目录：

海外：王润生、崔之元、刘小枫、黄子平、谢选骏、李泽厚

四川：肖雪慧、卿希泰

广东：桑兵、何清琏、袁伟时

湖南：钟叔河、朱正

湖北：冯天瑜、郭齐勇、邓晓芒、章开沅、马敏、朱英、溆光

山西：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谢泳

辽宁：李小江

江苏：莫砺锋、张宏生、张伯伟、高华

上海：江晓原、葛剑雄、周振鹤、顾晓鸣、申小龙、朱维铮、廖梅、陈思和、王元化、王晓明、萧功秦、许纪霖、朱学勤、邓云乡、邓伟志

北京：吴国盛、陈来、阎步克、王邦维、陈平原、钱理群、

李零、贺卫方、朱苏力、陈兴良、厉以宁、汪丁丁（以上为北京大学）万俊人、李伯重、秦晖、葛兆光、汪晖、方立天、郑也夫、杨念群、何光沪、于光远、赵汀阳、杨义、李银河、雷颐、陈星灿、李锦秀、刘梦溪、梁治平、尹吉男、赵园、邓正来、李醒民、吴敬琏

百名中国学者分科目录：

科学哲学：李醒民、江晓原、吴国盛、于光远、金观涛

伦理学：王润生、肖雪慧、赵汀阳、万俊人、何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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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历史发展的主脉与长城的象征意义】

《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主脉与长城的象征意义》（豆瓣读书2020-06-16）报道：

一、《河×》眼底的长城

对一个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遗迹，在同一个时代里，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眼光，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认识是不一样的，结论也会五花八门。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可能老是停留在原来的层次和水平上，它必然要有所创新，有所深化，有所提高。这种创新、这种深化、这种提高，一般说来，是在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论、相互切磋，甚至相互驳难中实现的，而且无论哪种看法，都必须遵循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最终显现出自身的生命力，赢得尊重事实的人们的赞同。从这样一些意义上来认识长城，认识《河×》的长城观，认识对《河×》长城观的批评和不同看法，就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了。

长城在《河×》中所占的笔墨是很引人注目的，它作为几具典型的象征物之一，被赋予多方面的涵义，构成《河×》思想框架中的重要支柱。大体说来，在《河×》的眼底里，长城包藏着、标志着如下一些意义：

（1）长城是古代大帝国的遗物，是封建帝王家天下的院墙。

《河×》中说：“实际上，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大运河和长城，还是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人金字塔，这些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浩大工程，不都显现着非常相似的，‘亚细亚式’的历史阴影吗？不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物吗？”这种大一统的古代大帝国，是“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戴着那个至高无上的顶峰。”（《〈河×〉论》第9页）这个顶峰也就是封建帝王。“有了城防，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因此，谁修了长城，谁好像就拥有了长城以内的土地、山河与人民，长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墙。”（《〈河×〉论》第20页）

（2）长城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是游牧人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产物。

《河×》中说：“学者们已经发现，绵延万里的长城，正好同十五英寸降水线大致重合。这条降水线，正好又意味着农业和非农业的天然分界。”“今天，在陕西红石峡长城之上，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祖先留下的‘华夷天堑’的石碑。这的确是农业文明的最后边界。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在清朝以前，也就是在十五世纪以前，北部的对抗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河×〉论》第24页）“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命运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几千年来，肥沃的中原地区始终面对着北方那个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这种平原与高原的直接对峙，在欧洲是不存在的。它形成了某种奇特的历史关系：处于迁徙无定状态中的高原游牧民族，始终把平原大河流域，作为他们争夺的一个目标，经常像洪水一样从高原上横冲下来。整个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游牧人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河×〉论》第19页）“北方那个沉默的蒙古高原常常会突然苏醒过来。高原是凝固封闭的、不易到达的，但却很容易把内部积聚起来的力量和冲动送到平原上来。一旦遇到干旱，游牧人的牲畜大批死亡，他们就会统一起来，冲下高原，邻近的农业文明就灾祸临头了。”（《〈河×〉论》第22页）

（3）肯定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农业文明是先进的，因而保护农业文明免受侵扰的长城是必要的。

《河×》中说：“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谁能否认这样的华夏农业文明的先进性呢？理所当然，中原人是必须保护它不受游牧文化的侵扰的。最好的保护手段，莫过于‘城廓’。……到战国时期，这城墙又扩大到国境线上。第一个发明这种宏大防御工事的，据说是秦简公。到了他的十世孙嬴政统一六国以后，奇迹出现了。把现有的明长城再向外推进五百到一千华里，在阴山和贺兰山脉一线，就是当年秦始皇命蒙恬修筑的长城，也就是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骂的那个长城。”（《〈河×〉论》第20页）“秦皇汉武修长城”，“表现了华夏文明的气魄和力量。”（《〈河×〉论》第22页）

（4）15世纪中叶明朝重修长城，已完全成为一种失败和退缩的举动。

《河×》中说：“长城就把这个宁静的、熟透了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久而久之，它就变得再也不会像秦皇汉武帝那样去主动出击了。”“如果说秦皇汉武修长城，还表现了华夏文明的气魄和力量的话，那么，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明朝重修长城，就完全成为一种失败和退缩的举动了。”“这条一万一千华里的砖石砌成的明长城，比起秦汉长城来，自然是牢固多了。然而，它也使明朝耗尽力量，元气大伤。等到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一代雄杰努尔哈赤挥戈南下的时候，这绵延万里的砖石长城，只能再一次记录巨大的失败了。以致于后来的康熙皇帝说：修筑长城，实属无益。”（《〈河×〉论》第22—23页）

（5）中国的统治者不能超越土地和农业，只能修筑长城；西方的统治者则不满足于自己的国土，勇于向外扩张。

《河×》中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工程，而指导这个工程的全部思想，早在数千年前，已经由姜寨部落的首领发明了。”“秦始皇的这种伟大的想象力，仍然是一种不能超越土地的想象。”（《〈河×〉论》第20—21页）“我们的祖先永远无法超越土地和农业。他们最奇伟的想象和最大胆的举动，都只能是修长城。”（《〈河×〉论》第24页）“就在这时，一个西方爱琴海边的帝王亚历山大，已经率领着他那所向披靡的马其顿大军，远离自己的祖国，去横扫欧亚非各个古老帝国了。虽然，巨大的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挡住了马其顿的铁蹄，但千古一帝的亚历山大做梦也想不到，他即使越过了巨大的自然屏障，东方那个千古一帝还有一道万里长城在等着他。”（《〈河×〉论》第21页）

“毫无疑问，戚继光是明代最有天才的军事家。不过，他留给我们的遗憾也是巨大的：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打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想过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的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

公元1588年初，将星殒落，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长城，随着戚继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义。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整装待发，出征英国，去揭开近代世界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河×〉论》第23页）

（6）长城是防御异样生活方式自由交流的条状壁垒。它与西方的城廓迥然不同，但与罗马帝国修筑的条状壁垒相类似。

《河×》的撰稿人之一谢选骏说：“其实，城廓和长城虽在建材的‘质’上都属砖、土、石之类，但在文化的‘质’上，一西一东却迥然不同。中国长城是防御异样生活方式自由交流的条状壁垒，欧洲城廓则是文化圈内划分政治势力范围的环形构筑，岂可同日而语？可与中国长城相比的，只是罗马帝国修筑的条状壁垒：不列颠长城→莱茵河、多瑙河及此两河间的封锁防线→黑海→帕提亚边境长城。罗马帝国这绵延万里的水陆长城恰恰造成了类似中国的国策民心！所以西罗马与秦汉晋帝国同期衰亡，而拜占庭的专制腐败也举世闻名。

“考察罗马的长城，自然会发现它是在衰世出现的，其动机也恰如中国的长城那样，是阻隔不同文化的交往，特别是阻隔不受专制政府绝对控制的那种交流。但如中国的长城一样，罗马的长城也未能充分实现这一期待。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城廓领地上却发展为商业的城廓，成了新文明的园圃，为近代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星罗棋布的温床。文明生长中的城廓与文明凝固下的长城，岂能同日而语？”（《〈河×〉论》第197页）

总括起来，《河×》认为：

A、长城的一建再建，“是整个民族的选择”，“是基于一种确确实实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谢选骏语，见《〈河×〉论》第196页）

B、长城“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河×〉论第24页）

C、苏××说：长城是“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明的深厚思想沉渣的事物。”（《河×》第二集《命运》）所以要紧紧扣住长城，目的是为了要“揭示这个大陆民族无可选择的历史命运和必须超越土地限制的历史前途。”（《〈河×〉论》第89页）

以上是《河×》中关于长城的大致思想。我们把有关的议论详细摘录出来，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断章取义，误解对方的意思。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河×》从整体上对长城是予以否定的。《河×》对长城的否定至少有三个角度，一是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二是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两种不同类型文化比较的角度；三是从长城历史延续的角度。其否定的要点是说长城代表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是一座悲剧纪念碑，其根本病源在农业文明，因为这种文明不能超越土地，它惯于自我封闭、反对交往。长城是这种文明的产物和象征。

我们认为《河×》关于长城的认识，明显是戴着文化模式的有色眼镜而得出的，因而带有很浓厚的主观随意性。

我们赞成尽可能地站到历史的制高点上来观察长城，透过笼罩在长城身上的层层云雾，找出历史的本质和主流，以激励今人和后代。但是这样做不能偏离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放弃必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预先设定一个什么思想模式。假如有必要在一开始就鲜明地推出某种看法，那么这种看法也得老老实实地接受多方事实的检测与问难。

下面就来谈谈我们对长城的一些认识，这些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有关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发而产生的。

二、长城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

长城是一个多面体，它的象征意义可以有许多许多，非常复杂。建筑学家与军事学家赋予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不会一样的。同样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看长城也会各有各的领略。很自然，如果从民族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看长城，也可以产生不同的见解。

我们主张，首先应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认识长城，认识它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它存在的历史阶值，以及它对后人的告诫。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长城，那么长城首先就反映了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历史要求，更确切地说，是中华民族在为实现统一这一历史要求所经历的漫长道路及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的象征。

“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列宁全集》第23卷第198页）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过漫长的路程，这条路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地走过来的，它是前人从荆棘中开拓出来的。各部落、各民族、各区域、各集团、各政权，你来我往，你推我攘，分了合，合了分，合中分，分中合，其中尤为悲壮的场面是，由于地理区域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文化区系之间的分合，特别是南方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两大文化区系之间的斗争与融合。这两大文化区系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是中华民族统一形成过程中的主流。长城是两大文化区系的分界线，是这两大区系相互对抗的产物。但是两大区系的结合是历史的要求，是中华民族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所在，不过这种历史的要求和对中华民族整体与长远利益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相互对抗中体验出来的，长城既象征着这种对抗，也饱含着这种体验。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高度逐级节降。西部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接横断山脉，地势下降到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有塔里木及四川等盆地。再往东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东西落差如此显著的三级梯阶，南北跨度达30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2—3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陈连开教授指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使中国的民族与经济区域自然分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即秦岭→淮河以南是水田农耕民族和水田农业发展带；此线以北到秦长城以内（包括辽东、辽西）为旱地农耕民族与旱地农业发展带；秦长城以外为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发展带。这三带天然区分又天然互相依赖互相补充。这种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内在联系，应是中国众多民族越来越巩固地发展为统一国家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国的大统一，实际上就是这南北三带民族关系发展的伟大结果。（同上书第87—88页）

费孝通先生说：划分农牧两区的地理界线大体上就是从战国时开始建筑直到现在还存在的长城。这条战国秦汉时开始修成的长城是农业民族用来抵御畜牧民族入侵的防线。农民处于守势而牧民处于攻势。这也是决定于两种经济的不同性质。农业是离不开土地的，特别是发展了灌溉农业，水利的建设更加强了农民不能抛井离乡的粘着性。农民人口增长则开荒辟地，以一点为中心逐步扩大，由家而乡，紧紧牢守故土，难得背离，除非天灾人祸才发生远距离移动。

牧业则相反。在游牧经济中，牲口靠在地面上自然生长的草得到食料，牲口在草地上移动，牧民靠牲口得到皮、毛、肉、乳等生活资料，就得跟牲口在草地上移动，此即所谓“逐水草而居”。当然游牧经济里牲口和人的移动也是有规律的，但一般牧民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定居，必须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广阔的草原上转移。牧民有马匹作行动的工具，所以他们的行动也比较迅速，集散也比较容易。一旦逢遭灾荒，北方草原上的牧民就会成群结队，南下就食农区。当双方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农牧矛盾就会尖锐起来，牧民成为当时生活在农区的人的严重威胁。对这种威胁，个体小农是无法抗拒的，于是不能不依附于可以保卫他们的武力，以及可以动员和组织集体力量来建筑防御工程的权力。这也是促成中央集权政体的一个历史因素。长城表现了这一个历史进程。（同上书第10页）

关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衰更替，及其对中原农区的威胁攻击，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经有过一段史诗般的描述。他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匈奴人就进入了内蒙；到秦汉时期或者更早，它就以一个强劲的民族出现于历史。以后，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逝，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相继或同时出现于内蒙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有些连历史的遗迹也没有发现，仅仅在历史文献上保留一些简单的纪录。但是这些游牧民族在过去都曾经在内蒙地区或者在更广大的世界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有些游牧民族，如13世纪的蒙古人，并曾从这里发出了震动世界的号令。

在广阔的蒙古高原上，呼伦贝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他们或者以辽河流域的平原为据点，或者以锡林郭勒草原为据点，但最主要的是以乌兰察布平原为据点，来敲打长城的大门，因而阴山一带往往出现民族矛盾的高潮。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与鞑靼，都在这一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一直到清初，这里还是和准噶尔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住脚，他们就只有继续往西走，试图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败了，他们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疆南部；如果在这里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远走中亚，把希望寄托在妫水流域了。所有这些民族矛盾斗争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为不论谁胜谁负，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一种悲剧。（《内蒙访古》，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

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论哪一个部落集团，只要他们一兴起，就想挥戈南下，进攻中原，在二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这是一个基本趋势。这些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说这是他们天然的性格吗？根本不是。草原游牧民族并不是天然地富于进攻性和侵略性。他们对于中原农区的向往，主要是为了夺取粮食、衣料、生产工具、人口及其它财富，这说明单一的游牧经济不足以供给他们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长，需要愈来愈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对中原农区的向往就愈加强烈。这种草原经济对农区经济的依存性，要求草原经济与农区经济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辽阔草原的局部地区虽然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实现，但还是很不够的。还需要更大规模的结合，这是一种客观的要求，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然而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上述要求不能不表现为一种对抗的性质，一种掠夺被掠夺、占领反占领的性质。草原游牧部落的首领，带着奴隶主或封建主的贪欲，把获取财富作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为了掠夺战利品或把俘虏充作奴隶，不断地发动战争。“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但是，这并不是说草原游牧部落的首领们发动的所有战争，都是一种掠夺性的战争。事实上；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有的是为了报复，有的是为了迫使中原的统治者向他们定期赠送各种物品，有的是为了获得边境的通商贸易权。还有一种更值得重视的，就是要征服整个南方农业区，统一南北，当天下君主，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统治就是如此。对这种战争自然不能与一般的掠夺战争相提并论。但一般说来，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发动的战争，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草原游牧经济与中原农区经济相结合的客观要求，反映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统一的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

中原农区，海拔很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无霜期长，土地肥沃，适于耕种，物产丰厚，自然条件优越。与高原经济对农区经济的依存性相比，中原农区对高原的依赖性自然要淡薄得多，甚至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这种客观条件就决定了中原农区的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一方面缺少向高原地区扩张的内在推动力（军事目的除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全力抵御游牧部落的进攻。

中原农区的统治者当他们自己感到内部比较统一稳定、财物充足、兵力强盛之时，就向草原游牧部落主动发起进攻，分化他们的首领，赶跑或臣服其部落，并且重视打通河西走廊，开发西域，形成对蒙古高原的夹击之势。但是这种主动出击消耗极大，而且也并不能一劳永逸，何况中原常有战乱，统治者内部也不可能始终是统一稳定的。当民力不支，兵力不足，游牧部落又不断骚扰，或双方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征服谁的情况下，中原统治者，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原来的游牧民族，为了保卫家园，免受侵扰，就不得不修筑长城，以资经常性的防守和抵御突然性的进攻。

觇国时期的秦、赵、燕三国筑长城以拒胡是这样；秦统一后，秦汉两朝修筑长城也是这样；后来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北齐、北周和再其后的隋、金、明各代修筑长城也都是这样。

尽管统一是历史的要求，但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实现这一要求要经历许多曲折。南北政权都控制在剥削阶级手里，为了维护各自的统治，虽然他们也有讲和的时候，一般以“和亲”、“盟誓”的方式出现，然而这种和亲关系不可能是民族间真正平等友好的关系。和平建立在不同程度的“以小事大”和“恃强凌弱”的基础之上，因而是脆弱的，不稳固的。—旦破脸，仍得兵戎相见。当双方实力不相上下，一方没有足够的力量征服另一方，而只能采取一些小规模的行动时，长城的价值就显现出来。因此，能不能这样说，长城是南北对峙的产物；是南北要求统一而又不能统一的历史状况的物证。

由于历史的各种机遇的汇合，有时一方的力量会大大超过另一方，这时再坚固的长城也无能为力了。这时历史的车轮就会朝着南北统一的格局迅跑。盛唐时期是南方统一北方；元、清两代则是北方统一南方。在这些统一的王朝中，一般说来长城都失却了它那军防的地位。虽然在这些封建帝王威临海内的统一王朝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种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互补有无、相得益彰的潜力还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但是这种统一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要求，省却了因南北对峙双方在进攻与防守中耗去的巨大财富和人力，为南北的交往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因而在这些统一的王朝时期，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些在史书中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

南北对峙，无论对南方还是对北方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长城象征着这一代价。南北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整体和长远利益所在，因而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对峙到统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反复的过程，这一过程自始至终与阶级剥削、民族压迫，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起，谱写成一首悲壮的惊心动魄的史诗，长城就是这首诗。这是一首真正以血汗书写出来的诗。

历史发展到今天，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制度也如同长城一样，成了历史的遗物。南北阻隔的本质因素业已铲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各民族之间平等友好的交往有了根本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层次上将东西南北编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北方游牧经济与南方农业经济已不是简单的互补关系了，它们在工业化的更高程度上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样完全新型的社会背景下，当我们登临长城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想到我们现在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是应该百倍珍惜的吗！难道不应该想到这一切都是千百年来前人付出了无数的代价而换得的吗！

三、长城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表明：防守不等于保守，出击不等于进步，筑城不等于封闭

《河×》责备长城，说它代表了保守、无能的访御和怯弱的不出击。军事上的防守和出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以何为主，要取决于所处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但无论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如何，只要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存在，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长城是一座巨大的防御工程，它反映了军事上防守这一方面。但军事上的防守与政治文化上的保守不能同日而语。应当承认，中国悠久而庞杂的封建政治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不少保守落后的成分，对这些成分要深入地具体地分析，并加以历史的批判。的确，长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座遗存物，封建政治文化中保守、落后、腐败的种种因素不可能不渗入长城悲壮的身躯。

但是要说长城就代表了保守，那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上文已经说到，长城是南北对峙的产物，是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历史长途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的一个表征。因为统一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在阶级社会里，南北的统治者都想自己征服对方，统一的过程是实力较量的过程。从历史上看，既有南方统治者征服北方而实现大一统的时候，也有北方统治者征服南方而实现大一统的时候。这里很难说一方是保守，另一方是不保守。

当南北双方都有征服对方的愿望，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长城的修筑就出现了。因为如果北方的力量绝对胜过南方，则南方不可能有足够的条件修筑长城，而且修筑长城也抵挡不住。如果南方力量绝对超过北方，则南方的临界线势必要成为统一王朝管辖下的内线。所以说，长城是南北对峙的产物，并不是绝对防守、束缚自己的产物。

长城虽是南北对峙的产物，但修筑长城的始终是占有南方农耕地区的民族政权。这能不能说就是南方农耕文化保守的体现呢？这里要作具体分析。农耕文化一般说来是有安土重迁的特点，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安土重迁是相对近代工商业文化才是保守和落后的，如果相对带有原始性的游牧文化，就不能说是保守和落后的了。长城是在农耕文化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而无力征服游牧文化的情况下，在面对游牧部落经常性的袭扰和破坏的情况下修筑的，它的修筑，减少了由于经常性的战争而造成的消耗；减少了戍边的人力和物资开支，迅速传递了边防的信息，保护了农耕地区的和平劳动与社会安宁，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南方更广大地区的开发争取了时间，实际上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对这样一种宏伟而意义深远的事业，怎么能够简单地责之以保守呢！

让我们来看看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怎样评价长城的吧！孙中山先生一生那样景仰近代西方文明，但他从不任意鄙薄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具有深远价值的遗物。他说：

“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秦始皇令蒙恬北筑长城，以御匈奴。东起辽沈，西迄临洮，陵山越谷，五千余里，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

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强固之后，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为北狄之侵凌夭折者，长城之功为不少也。”（《孙中山选集》第148页）

在《河×》看来，像长城这样的条状壁垒，那只是古代大帝国的独特遗物；只是封建帝王家天下的院墙，或者说，只是不能超越土地的、保守的农耕文化才会修筑长城。我们认为，虽然长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所肩负的主要是保护农耕文化的重任，在封建社会里，当然它首先是为了保护封建帝王的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是长城所代表的主要是防守而不是保守。防守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都是必要的，并不限于农耕文化。如果把农耕文化修筑条状壁垒视为保守的举动，那对其他类型的文化采取类似的防守措施又作何解释呢？

比如：历史上的女真人为了保卫自己所占领的呼伦贝尔草原，防止蒙古人的侵入，就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北和东南修筑过两条较长的边墙。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他的那篇有名的佳作《内蒙访古》中是这样叙述这件事情的：“女真人在呼伦贝尔草原也留下了他们的遗迹。其中最有名的是两条边墙。一条边墙在草原的西北部，沿着额尔古纳河而西，中间经过满洲里直到达赉湖的西边，长约数百里。这条边墙显然是为了防御蒙古人侵入呼伦贝尔草原而建筑的。但据史籍所载，在蒙古人占领这个草原以前，游牧于这个草原的是塔塔儿人，蒙古人不是从女真人手中，而是从塔塔儿人手中接收这个草原的。根据这样的情况，这条边墙，似乎不是女真人修筑的。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为了抵抗蒙古人的侵入，当时的塔塔儿人和女真人是站在一边的，女真人才有可能修筑这条边墙。另一条边墙在呼伦贝尔的东南，这条边墙是沿着大兴安岭南麓自东北而西南，东起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西至科尔沁右翼前旗的索伦，长亦数百里。王国维曾在其所著《金界壕考》一文中对这条边墙作了详细的考证。有人认为这是成吉思汗的边墙，并且把扎兰屯南边的一个小镇取名成吉思汗，以纪念这条边墙，这是错误的。毫无疑问，这条边墙是女真人建筑的，其目的是为了保卫呼伦贝尔南部的草原，免于蒙古人的侵入。”

虽然女真人当时已进入了定居的农业生活，但显然不能说他们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修筑边墙，是出于农业文明保守的举动。女真人修了边墙，一是由于他们已经具有比较高的文化；二是要保卫呼伦贝尔这片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草原，以便利用这块基地发展自己。他们没有局促于两条边墙之内，他们同北方其他强盛起来的民族一样，后来也进入了中原。

如果说，女真人修筑边墙，还有点农耕文化和古代帝国的色彩，那么代表近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国家之间所修筑的坚固的长壕和漫长的防线，恐怕就很难与农业文明和古代大帝国挂上钩了。

我们再看一段孙中山先生的话。他说：“吾今欲请学者一观近日欧洲之战场，当德军第一次攻巴黎之失败也，立即反攻为守，为需要所迫，数月之间筑就长壕，由北海之滨，至于瑞士山麓，长一千五百余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线各重之防御，每重之工程，有阴沟，有地窖，有甬道，有栈房。工程之巩固繁复，每线每里比较，当过于万里长城之工程也。三线合计，长约不下五千余里。而英法联军方面所筑长壕亦如之。二者合计，长约万余里。比之中国之长城，其长倍之。……而欧洲东方之战线，由波罗的海横亘欧洲大陆，而至于黑海，长约三倍于西方战场，彼此各筑长壕以抵御，亦若西方，其工程时间皆相等。……欧洲东西两战场合计约有四万里之战壕，今已成为历史之陈迹矣。”（《孙中山选集》第149页）除孙中山先生说的这些之外，欧洲著名的防线还有马其诺防线，从1929年修筑至1940年竣工，全线总长400公里，筑有5600个永久性工事，耗资一千亿法郎。

从以上事实看，修筑条状壁垒，并非农耕文化的独特举动。每一个政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抵御外侵、保卫自身安全的权利。条状壁垒，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根据军事、地理环境的需要，为实现上述权利而修筑的。它的性质是防守而不是保守。

当然防御有两种，一种是积极防御，一种是消极防御。积极防御是有防守有出击，消极防御是只防守不出击。如果是消极防御，那与保守就相距不远了。《河×》中也包涵了这方面的意思，它说长城代表了保守，其中依据之一就是怯弱的不出击。不过《河×》还是肯定秦皇汉武的气魄。因为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不仅修长城，而且有大规模的出击，把长城看作是完全消极保守的举动是说不过去的。

《河×》说长城代表保守，主要是针对明代长城而言的。因为到了15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近代文明开始显露其曙光。《河×》是以近代西方文明为价值座标的，与西方近代文明相对照，中国封建的农业文明到了明代已臻烂熟，这时候还修筑长城，已完全成为一种失败和退缩的举动，是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

我们认为，认识明代的长城，既要看到当时世界的重大变化，同时又不要离开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脉，认识明代的长城，更重要的是要抓住这根主脉。主脉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进程。明代修筑长城，是中原政权与元蒙古政权对峙的产物，是中华民族走向统一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有学者指出：“明朝与蒙古的对峙，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崩溃以后在我国出现的两个政权，这种政治局面与我国历史上4至7世纪、10至13世纪两次南北朝一样，”有理由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朝。（参见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实际上秦朝和汉代前期与匈奴的对峙就已经是第一次南北朝的出现了，如果是这样，那明朝与北元蒙古的对峙，就是中华民族走向统一进程中的第四次南北朝现象。这四次南北朝对峙的分界线有逐渐由北向南移的趋势，这反映出北方游牧文化区，经过与南方农耕文化区的长期交往之后，力量逐渐增强的一面；也反映出中原南方农耕文化区是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凝聚核心。从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总趋势看明代修筑的长城，看不出其有更为特殊的保守性。明与北元的对峙与以往的南北对峙一样，是双方都无力彻底征服对方，但不是没有这种愿望。

明朝政权是在“元亡而实未亡”，北元“意图中兴”，重建大元一统的背景下建立和存在的，因此从洪武到永乐，总想“统承天位，天下一家，薄海内外，俱效职贡”，力图彻底打败蒙古势力，统一南北，为此，明朝发动多次战争，兵锋所及，远出长城以外。明成祖曾五次出征，第一次，永乐八年（1410年）率大军五十万北征鞑靼，在今鄂嫩河一带击溃鞑靼主力，大获全胜。第二次，永乐十二年（1414年），大败瓦剌军于忽兰忽失温（今乌兰巴托东），一直追击到今土拉河。最后一次，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往攻阿鲁台，未遇敌而还，在归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境内）。（参见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下册第367—368页）

明朝政权在军事上不是没有出击，而是出击也不能彻底征服北元——蒙古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明朝一方面采取朝贡、设卫、封王等方式改善与北方的关系；另一方面就得修筑长城，以资经常性的防御。

从明朝一代边防情况看，当比较有作为的大臣在朝主政，比较明智干练的将领守边时，长城一线的防御就呈现比较坚固的雄姿，相反，则边备废弛，纷乱不已。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城也不代表保守。代表保守和反动的是内政不修、边防不治。我们不要把历史的功过搞颠倒了。

封建和剥削阶级的统治是难得不保守和腐败的，这不仅对修筑长城的一方是如此，对攻打长城的一方也是如此。至10世纪末、17世纪初，无论是明朝还是蒙古，都已被自己内部极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弄得疲惫不堪，都没有能力去统一对方，统一是由新兴的别的政权来完成的。

长城是统一进程中南北对峙的产物，它是必要的防守措施之一，不能说是代表保守和不出击。封建统治者和农耕文化的保守性应从别的角度和象征物上去揭示和批判。

加在长城头上的另一个“头衔”是封闭，是阻止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自由交流。

长城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商人和文化使者而修筑的，它本质上是不同的统治集团之间为争夺对更大区域人民的统治而修筑的。当然，长城的修筑会便利统治者对长城内外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控制，某些时候甚至会被用来阻断交流，但长城的主要意义不在此。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是有很强的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既不是绝对的，也主要不是通过长城表现出来的。事实上，没修长城的封建统治者并不是没有封闭性。我们现在常说的封建社会闭关锁国，很大程度上是指清朝中后期的现象，而清朝统治者从来也没有把长城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这说明，用长城来象征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是不恰当的。从历史事实来看，在正常情况下，长城并不阻止其内外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并不在经济和文化交往上起封闭的作用。远的不说，就看看两段有关明朝长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状况的论述吧：

我国历史上，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源远流长。这种联系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内地物质财富源源北运，大量汉人、色目人迁入蒙古草原屯垦，蒙古草原畜牧业和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经济面貌大大改观，内地也因为结束南北分裂和混战，生产发展获得了必要的前□

政治上的统一推动南北经济的发展和联系，蒙古草原在经济上与内地成为一体。1368年以后，两个政权并立，人为地切断了这种经济一体，结果使蒙古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单一游牧经济时代。单一游牧经济满足不了蒙古族牧民对生产和生活所必备的手工业品、农产品的需求，也满足不了贵族统治者们获得生活奢侈品的欲望，人们的这种经济需求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在明朝与北元——蒙古之间，开辟着交往的渠道。当交往受到明朝一方的阻挠而不能实现的时候，往往以战争的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战争则又使双方两败俱伤，不得不坐下来探求新的联系途径。

永乐初，朱棣先后封瓦剌马哈木等为顺宁三王，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允许每年一贡或再贡。明朝与北元——蒙古间的直接经济联系，在中断四十年以后，以朝贡贸易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与兀良哈三卫的经济联系恢复得更早些）。朝贡贸易规模不断由蒙古方面加以扩大，至也先、达延汗时期常常一次3000人入贡，最多达6000余人。据统计，自永乐初年至隆庆四年160余年间，蒙古封建主们向明朝朝贡八百余次，其中191次的贡使人数是58891名。永乐间，仅漠北阿鲁台即入贡42次，其中三次的赏赐是：钞48000锭，文绮2000匹，丝绢2000匹，表里二十八，金织文绮45匹，绢80匹，米3000石。即使是这样的规模，朝贡贸易仍然满足不了蒙古方面的需求，战争又打起来，当双方关系恶化，战乱不休，明朝封锁边境的时候，蒙汉人民冲破统治者所设的藩篱，以各种方式互通有无，甚至被明朝统治者推到第一线去防备蒙古的墩军，也卷进了经济交换的渠道。“我之墩军，夜不收往往出入虏中，与之交易，久遂结为腹心”，竟至发展到“虏代墩军瞭望，军代达虏牧马”的地步。

隆庆五年（1571年），在经过一番战火的洗礼以后，俺答封贡实现。除去原先的朝贡而外，宣府之张家口、大同之守口堡等13处马市相继开设。马市本身包含着很浓厚的民间贸易因素；在13处马市地点，每逢马市完毕之后，还要开设民市，马市和民市作为一种独立的贸易形式出现，标志着明朝与蒙古之间经济联系之门大开。在万全等地，开市之日，市集上“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罗锻铺、苏杭绸锻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长四五里许”。其繁盛可想而知。此外，俺答封贡以后，边防“衡口，每月望后，俱有小市”，“以抚穷夷”。于是蒙汉之间的贸易通道，从官方到民间，从大宗买卖到零星交易俱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比起明朝初年的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来，真是换了一个天地。

元代，蒙古草原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烙印，韩林儿檄文所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以略带夸张的语言反映了这一事实。明代隆庆万历以后由朝贡、马市、民市、小市组成的明蒙间贸易体系，则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后期蒙汉经济联系比起元朝来，基础更坚实，渠道更通畅和多样，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参见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在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境内）和开原新安关的市场上，蒙古部落主要出售马、牛、羊等畜产品，与汉族互市交易的规模一直相当可观。在广宁马市上，根据不完全统计，万历元年（1573年）民间牛的交易达到2892头。同年9月16日至闰12月30日的四个半月中，还有四次可能是官方的交易，共计马218匹，牛41头。据万历四年至六年的“马市抽分档册”统计，从开原新安关入市的蒙古部落，在33次交易中，共售出马1214匹，牛100头，羊皮等皮革1418张。无论是在广宁还是在开原新安关，他们买进的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布、缎、靴、袄、粮食、铁锅、瓷器等。他们互市的物品，表明了他们一直从事着单一的畜敬业生产。马市贸易，也促进了蒙古部落畜牧业的繁荣与发展。

在辽东的互市交易中，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据嘉靖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的“马市抽分档册”统计，从开原的广顺关与镇北关入市的海西女真部落，在17起交易中，他们出售的产品计有：鹿、貂、狍等兽皮，人参851园，参腊8729块，木耳3202斤，蘑菇2111.5斤，蜂蜜1990斤，松榛325斗，东珠76颗，马22匹。买进的物品计有：绢缎21匹，水靴455双，袄327件，以及小猪106只，牛473头，铁铧275件。据万历11年7月至12年3月的一份“马市抽分档册”的记载，这八个月中，海西女真人从广顺关与镇北关入市交易共26次，仅其中一次交易，就有貂、狍等皮756张，人参581斤，蘑菇337.5斤，以及锅42口，铁铧1003件。在这26次交易中，海西女真人共售出人参3467.5斤，貂、鹿、狍等皮7866张，木耳1507斤，蘑菇3742.5斤，蜜1460斤，松榛88斗，马179匹，珠23颗，还有木锨783把。买进的物品共有绢缎87匹，袄656件，水靴215双，铁锅252口，以及牛546头，铁铧4848件。上述统计，可以说明三个问题：①万历初年在开原广顺关与镇北关的产品交换，比嘉靖年间有大幅度的增长，汉、蒙、女真族之间的经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交流；②海西女真主要用以进行交换的是狩猎和采集品，表明狩猎和采集生产还一起占有重要地位；③他们以狩猎和采集品除了换取生活用品外，还换取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耕牛和铁铧，而且后者的比重越来越大，数量急剧地增长。据记载，在嘉靖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间的17次交易中，共买进铁铧275件，平均每次15件。而在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间的26次交易中，共买进铁铧4848件，平均每次186．5件，比嘉靖年间增加12倍多。（参见杨余练：《明代后期的辽东马市与女真族的兴起》，见《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

如果说长城是为了要封闭，为什么在长城脚下会出现如此热闹交往的景象呢？

四、今天为何要讴歌长城？

古往今来，借长城作文章者着实不少。诗人、学者、政治家……他们站在不同的时代、带着不同的眼光，怀抱着不同的想法，对长城或毁或誉。

满清王朝有作为、有胆识的康熙皇帝对修筑长城就不以为然。他曾在东巡渤海和亲征噶尔丹回銮途中赋诗抒怀，责备明朝统治者。诗曰：“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悬崖壁立垣墉固，古峡泉流昼夜间。须识成城惟众志，称雄不独峙群山。”

爱国诗人黄遵宪与康熙的格调就截然不同。他生活在晚清时代，国势危弱，外敌相逼，他要借万里长城和祖国的壮丽山川来抒发自己渴望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在《出军歌》中，他满怀激情地写道：“绵绵翼翼万里城，中有五岳撑。黄河浩浩流水声，能令海若惊。东西禹步横庚庚。行！行！行！”梁启超称赞说：“读此诗而不起舞者非男子。”

1925年5月，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鲁迅，在军阀混战，人民遭殃，思想禁锢，气氛沉闷的社会背景下，曾以《长城》为题，写过一篇短文，文章说：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鲁迅对长城的评价是耐人寻味的，虽然肯定了长城有其伟大的一面，但总的格调是低沉的。鲁迅对长城的这种认识主要要从他关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思想和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去理解。他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没有掌握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批判武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是军阀割据的时代。鲁迅借长城为题鞭挞封建文化，鞭挞与帝国主义勾结、残酷压榨人民群众的军阀势力，应当说是进步的，应当肯定的。但不能说，这百多字的小文就是对长城全面公正的评价。

从鲁迅的这篇小文到抗战爆发，不过十余年的光景，长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突变。长城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认同物，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战争的炮火唤醒了长城，长城鼓舞中华儿女同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作顽强殊死的搏斗。“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解放后，长城在人们心目中成了祖国的象征、历史的象征。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的迅猛浪潮，使长城更富有新的气质和新的景象。为了弘扬长城精神，有的人成了“长城迷”，有的人做过“长城梦”，更有人不畏艰险，徒步考察长城，为长城全线拍照、写生。中央领导发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激动人心的号召。长城像一条巨龙，又一次在炎黄手孙们的心中腾飞了。

然而，也大抵就在这同时，一股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潜流，在缓缓地蔓延着。终于这股潜流冒出了地面，凶猛地向长城扑来。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怯弱的不出击，一连串的帽子扣到了长城身上，紧接着画出一个巨大的问号：“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要讴歌你呢？”

纵观古今，冷静地想一想，今天对长城，究竟是应该讴歌，还是应该诅咒，我们的回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我们赞成对长城的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我们知道咒骂长城并非自今日始：我们也不认为长城全是光荣和胜利的记录。我们只是觉得：站在今天的时代，无论是用政治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眼光，长城都应当受到歌颂。

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历史的要求和总趋势，大统一的完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是先有局部的统一，然后才有全局的统一，局部统一是全局统一的基础和条件。在局部统一之后，局部与局部之间必然发生交往与对抗，在对抗中必然出现进攻与防守。无论是交往还是对抗，也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走向更高统一过程的必经阶段和形式，都从不同方面为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作出了贡献，都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如果有一方的进攻，而没有另一方的防守和抵抗，那另一方势必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在这样基础上的统一，不会是更高层次的统一，甚至可能是历史的倒退。

中华民族的统一，是以南方农耕文化区为凝聚核心的。南方农耕文化区之所以能成为统一凝聚的核心，基本的原因就是它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处于领先的地位，这种领先地位的巩固和发展都需要有和平安宁的社会条件。长城为这样的社会条件起到了卫士和盾牌的作用。虽然它有时没能阻挡住塞外的雄兵，但却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默默的贡献。

长城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具体在历史上为哪个政权服务的观念已经很淡薄了，它已抽象升华为国家为人民保疆护土的战士，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武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作钢铁长城。

我们今天讴歌长城，首先是要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捍卫祖国的安全是我们全民族的神圣任务。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民族的武装，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不能解除的。

雄伟的长城，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人工创造的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何止万里。历史上20多个王朝相继修筑，秦长城、西汉长城、明长城，都超过万里，有的要在二万里以上。再加上晋、北魏、北齐、北周、隋、金修的长城，总长度将超过十万里，可绕地球一周有余。它像一条巨龙，腾越于山巅深谷之间，驰骋于茫茫瀚海之中。鹰飞倒仰的绝壁悬崖上站立着它的躯体，人迹罕至的莽莽沙洲上存留着它的身影。如此浩大艰巨的工程，难道不能说它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气魄、智慧、坚韧和牺牲精神；难道不能说它象征着一种气吞山河、排除万难而前行的无穷力量；难道没有理由把它引以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并以此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吗？

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考古学家希里曼看到长城，惊赞不已，他说：“长城不可争辩地是人类的双手所曾创造的最奇伟的作品。它是过去的伟大所留的纪念碑。”（参见宗白华《艺境》第233页）

一个民族不能自诩自大，但也决不要妄自菲薄。

呵！长城！我们没有权力鄙薄你，我们只有义务讴歌你、爱护你、研究你。愿长城之魂在中华大地上永存！

引言

引言 我们是首都高校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工作的几位教师。两年前，当“一曲《河×》，海内哗然...

第一章 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来认识《河×》

第一章 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来认识《河×》 《河×》与《河×》热的出现，在80年代末的中...

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主脉与长城的象征意义

第三章 人民赋予黄河以象征中华民族的意义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先导与主体

第三章 人民赋予黄河以象征中华民族的意义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先导与主体 一、两种对立的...

第四章 两种“新纪元”观的对立，两条发展道路的对立

第四章 两种“新纪元”观的对立，两条发展道路的对立 一、不容再走的血腥之路 《河×》突兀...

【31、十八年：未尽的思考——对比《河殇》与《大国崛起》】

白果树下 2008-02-19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在那个激情如火的岁月里，学者们中间流行以文化传统来解读中国现实，并力图从中找出一条中国的自我拯救之路。黑格尔曾言，哲学的兴起，乃是起因于现实世界的没落。“文化热”在80年代的出现，暗示着年轻的共和国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上步履维艰，迷思重重。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对现实的准确判断，也正好反映了自1988年以来的反思与超越。

由于80年代的“文化热”在1988年的一部风靡全球华人的电视政论片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18年后，《河殇》这部片子在许多人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中国现实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在这个时候，发展本身固然重要，而发展的方向则尤为重要。习惯于读史并以史为鉴的中国人，这一次又拿起了历史。不过不同于《河殇》对中国文化史的解读，这一次，《大国崛起》选择了英、美、法、德、俄等大国的崛起之道作为考察对象。与《河殇》相比，这部同样非常优秀的片子引起的轰动也毫不逊色。民间舆论不一而足，尽管很难说得上客观与理性，但却至少总体上反映了这两部片子的重要性。

比较《河殇》与《大国崛起》，力图证明，18年来，我们的执政党与人民都在不断地成熟、进步和更趋于理性；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与这18年来的反思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不断自我反思，不断自我超越，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之道。

一、从民间思考到官方主导：知识分子的位置问题

细细想来，《河殇》可以视为一种民间思考，苏晓康、谢选骏、王鲁湘、金观涛等人，并非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学者，而正是这些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者，主创了《河殇》。如今的学界，斯人不再。这些学者在整部《河殇》的创作中，以历史文化传统引发真思考；不管这里面有着多少西方文化尤其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烙印，都有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真切关怀在时刻激励和推动着他们。《河殇》第一集，坐在演播室的谢选骏（时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一脸凝重，反复思考、斟酌才说出一段话：“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文化反思，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历史依据和扎实的学术基础，但当谢选骏削瘦的脸庞、紧皱的眉头出现在电视上时，很难说得出电视面前的观众会有怎样的感受。还有金观涛等人看似学术化的“呼吁”：“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无终止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中国人的启发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来代替动荡。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来。”这样一部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作品，以两名中国人为了夺得黄河首漂权开始，喊出“中国人是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并在配音中不断重复使用悲凉的语调和悲愤的语气，使得十几年后，仍有人不断在网络上回忆起这部片子所能煽起的感动与愤恨。

而谁都不可否认，《大国崛起》有着明显的官方痕迹。为了实地拍摄，为了在纪录片中安插入为数众多的学者、官员采访，将近三年，《大国崛起》的录制才得以完成，其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没有官方的承认与大力支持，这是不可想象的。与《河殇》的分集创作、主创人员的思想不统一，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的“粗制滥造”不同，《大国崛起》目标明确，主题思想统一，制作非常精良，颇能代表央视的政府喉舌的实力。在《大国崛起》播出之后，其同名书籍随即上市并热卖，主流纸质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而在网上，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新浪更是专门辟出专题讨论“《大国崛起》热”，另外还在网上持续播出。细细观察这部片子，里面被采访的学者们，完全从专业化的角度来讨论历史事实，冷静得让18年前的那些学者们无法接受。可以说，这部片子中的学者、教授只是承担了知识传承的角色，而没有附加进多少情感因素。而对于观众而言，没有了道德上的感召力，也没有了最容易激起的内心情感波动，剩下的就是平静的学习和思考，实际上，这也是这部片子获得好评的最重要因素。

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知识分子最应该反思的，而这一点，也恰是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所最为看重的。对意识形态的把握，甚于一切敌友划分（施米特语）的其他表现形式。回想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大规模的知识运动，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即所谓“轴心时代”。相对于古希腊哲人的远离政治，先秦的知识分子们却多少与政治直接相关。比如孔子，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论语》与《左传》将他解读为一个雄心勃勃而终遭离弃的失败政治家。《论语》里面所体现出的担当精神，实际上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前赴后继走向官场，而科层制也恰好为这种救世情怀提供了场所，两相合拍，儒法一体，中国的政治文化自成一独特景观。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在这种表面上的经世济民思想背后，也潜藏着儒家的革命伦理思想。儒家向以遵循天道人伦为基础，一旦统治者达不到这种标准，那么传统知识分子往往成为社会动乱的思想先导——寻求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儒家革命精神的基点。法家的祖师爷商鞅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因此在《商君书》中明显提出了对儒生“玄谈浮论”的不屑、警惕与愤恨，尽管本质上，他在当时依然是与儒生同等的社会地位：为求得一官半职、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奔走。他的悲惨结局，也正是他的知识分子角色所注定的。孔子杀少正卯，或许出于对“巧言令色”者们不利于礼法秩序的重建的考虑；而商鞅下令逐杀儒生，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实用论”，也就是为了意识形态的树立；到最后商鞅的被杀，则多少是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对知识分子权威代替统治者自身权威的深深恐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知识分子在与政治的纠缠中，既构成了统治政权的正当化符号，也成为统治者面前的“定时炸弹”。自商鞅变法以来，跪谏、上书与坑杀、文字狱，让整个中国历史看起来不断循环往复，毫无新意可言。

很显然，在《河殇》的创作中，谢选骏、金观涛们也还是没能逃脱出这种知识分子的救世情怀的笼罩。这部太过贴近于政治现实的政论片，马上起到了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们所意想不到的效果。而80年代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也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境遇有关。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是：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何谓也？堂堂知识分子，在古代那叫“士大夫”，如今却不如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这让人如何忍受？实际上在《河殇》中，主创人员多次自然地流露出这种不满。反观《大国崛起》，接受采访的学者、教授完全是职业化的、专业化的，里面看不到任何的思考，所有的镜头不过是在平静地介绍历史知识。或许只有身处于有闲阶级，真正对知识的追求才能实现。在80年代的学者以及今天的某些学者看来，就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理性与冷静，而身处于中国厚重的传统的他们，并没有对自己的位置给予充分的反思——尽管在《河殇》中间，他们近乎崇拜地按照黑格尔历史哲学来反思中国文化（有些解说词完全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历史地地理基础”一章的原话，这一点下文我们将再次述及）。如今在学界，仍然有着许多的社会活动家，在怀着一颗炽热的心的同时，也沉醉于知识精英的“卡里斯玛型统治”，不能自拔。韦伯曾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极力反对在讲台上涉及政治，正是出于此种考虑。

除了救世情怀与利益考虑之外，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这场文化救国的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欲望也必须加以重视，这也是解读中国历史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千百年来的科层制，锻炼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给了他们相当多的荣耀和财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这一切，是因为他们手握着皇帝所赐的乌纱与权杖。假如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不能像刘晓波那样，深刻反思自身知识光环掩盖下的低层次欲望和控制能力，民主的实现仍然只会是一个梦想。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如今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相当成熟，能够理性地对待自己的社会角色。知识分子在社会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学院产业化的红火，可能是出于政府的“恩威并施”，并因而与历史传统毫无二致；也或许，这种表面上的学术繁荣恰恰掩盖了民主的基本表现——言论自由。这些评断，是短短18年所不能给出的，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来理解。然而笔者认为，从公众演讲台退回到三尺教台，是一种防守，更是对自身角色的本真回归。对于现代基本理念的教育，绝不在于登高一呼、众者云集，而恰在于潜移默化，代代相传。

二、从黄色文化到蓝色文化：防御与开放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如果说近代自然权利精神的本土生长，还只能算是对传统文化的“改良”；那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意识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从外部的视角来反观中国：一个古老文明孕育下的泱泱大国，何至于斯？而从西方的文化制度来反思中国，最为有力也最为直接的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专门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把中国文化摆在最前面也是最低层次进行思考。且不论《历史哲学》目的在于树立欧洲中心论、日耳曼民族神意论还是在于其他，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和分析，绝对是入木三分的。

在《历史哲学》的“绪论”部分，黑格尔专门讲解了“历史的地理基础”。黑格尔认为，地理上的差别往往导致民族精神产生、发展的不同，因而可以将地理上的差别看作思想本质上的差别。而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这些特殊的地理差别可以分为：干燥（无水、少水）的高地、草原、平原；巨川、大江流经的平原流域；以及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在第一类地理环境之下，缺少水的元素，便如泥土一样坚固，闭关自守，偶尔会有冲动，但是旋即回复。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例证就是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而在第二类环境之下，由于被长江大河灌溉，土地就较为肥沃，农业有了较为稳固的基础，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国家便易于形成。但是，由于对肥沃、宽广土地的过于迷恋，没有危机意识，则容易养成懈怠、守成的性格。在海岸流域，因为没有广阔的牧场，也没有肥沃的良田，只有从大海中寻求出路。海战最初是海岸线国家之间的互相掠夺，到了大航海时代，这个最初被视为分割元素的水，转变为最重要的连接元素。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的崛起，无不与航海新发现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对于黑格尔而言，土元素似乎代表着稳固的逻各斯，而水元素则似乎代表着灵动的努斯，对水元素的发现与利用，表明了人类自身的长足进步。以此理论分析，中国显然是属于第二类地理环境：依赖性强，束缚在土地上，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结构超稳定。

《河殇》和《大国崛起》采取的立场都是黑格尔式的，对蔚蓝色文明的呼唤充斥着这两部片子。但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河殇》着重考察黄河文明所决定的国民性与社会结构，并时时把这种沉痛反思贯穿到对当前的政治现实的评论中，立场仍然是防御的；而《大国崛起》则偏重于对西方大国崛起之路的细致考察，立场显得极为开放。

出于对政治现实的真切关怀，《河殇》的语调显得格外沉重，借古讽今、以史论政的知识分子传统在这部片子中再次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如对龙的分析，“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份；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么，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著。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象一样复杂。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著实地放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电视画面：舞龙)。这真是一种绝

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又如对黄土地的分析：“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後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由此看来，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乃是黄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住的是黄土山下挖的窑洞，喝的是黄泥汤的水。古时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当了皇帝，就要穿黄袍，走黄道，住的是黄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后呢？统统都赴黄泉。”等等。到了高潮部分，纪录片的作者们就开始呼吁了：“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

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许会责怪我们的祖先：你们为什么那么眷恋大陆，始终没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河殇》的这种分析方式，完全套用黑格尔的术语，并因为作者的不同甚至表现出相互冲突的一面。比如有的作者表达了深深的悲哀，认为黄河文明在入海口处就已被阻塞，像得了血栓的重症病人，已经无药可救；也有的作者则心有不甘，强力呼吁，蔚蓝色的工商业文明已经向我们走来，如果再抓不住这种机遇，就会像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老文明一样灭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此部片子里面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至于年轻的作者们无法消除这种看似无法辩解的对中国文明的判断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实际上，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心头无不压着黑格尔的这种判断。耻辱感可以使人奋进，也可以使人颓废，更可以使人走向一种人格上的分裂。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试图从儒家传统文化生发出新道来，这是一种选择，但如今看起来却难以令人信服；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这又是一种选择，但事实证明，激烈的文化变革和激进的政治变革同样行不通。显然，《河殇》的作者们即使没有完全采取这种全面西化的立场，也不免令人横加指责。《河殇》一方面否定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呼吁蓝色文明的到来，但是，对于何为蓝色文明及其具体道路，完全没有思考。所有的不满、愤恨，很容易变成一种无聊的、孩子气的、撒娇的姿态。

因此在笔者看来，《河殇》的创作，仍然是防御心理在起着巨大作用。所谓防御心理，无非是对外敌的恐惧和不满。《河殇》中对长城的分析，极为精确地指出了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面对匈奴的一次次入侵，很少有皇帝会选择主动出击的方式，将敌人彻底打垮；而对中原肥沃土地的留恋，则促使他们固守本土，把一面长长的墙筑起来，既把敌人栏在外面，也阻碍了自己往外发展进取的脚步。甚至在明朝，当倭寇海上而来登陆抢劫时，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筑起长城。到了清末，外敌入侵，如梦初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变法图强，但秉持的仍然是这种防御心理——“师夷长技以制夷”，显然是城墙挡不住坚船利炮之后的无奈之举。《河殇》的创作，虽然有着对蓝色文明的呼吁，但是更重要的则是对黄色文明本身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只是一种沸腾的民意，其指向还是内部的问题。

《大国崛起》则显示出了一种真正的大国心态。这种心态，我们很难猜测是一种故意做出来的舆论宣传，当然也不能简单判断为中国政治家在思想上的成熟。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各方大国的细致考察，则显示出了一种了解别人和超越别人的冲动，这种冲动，无疑让民间的舆论为之振奋不已。海洋文明所代表的理念，正是这种向外探求和超越的冲动。且看黑格尔的论断，“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垠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种机警，不是宫廷斗争的尔虞我诈，而是尊重规则的进取之心、对自我利益的全力维护以及必要的妥协。

《河殇》那里的内部针对性，在这里已经当然无存；而对他国的细致考察，则凸现出一种难得的成熟与理性。有许多观众评论《大国崛起》掩盖了伴随海洋文明的血腥、残酷，这种批评是正当的，无疑，在西方大国的崛起道路上，旧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一被打破，每前进一步，脚印里必然是淋漓的鲜血。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从来不会有、以后也将不会有所谓“和平崛起”，敌友划分仍然是政治的本质，国家间的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主奴关系只有在理念的世界里才能消除。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采取如下立场：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壮大自己，以自己的力量震慑已在与潜在的敌人。实际上，已经有日本的媒体在评论《大国崛起》时惊呼：军国主义，绝对的军国主义！

而笔者更愿意将之解释为一种真正开放的姿态：你们进得来，我们也能走得出去。

三、蓝色文明对国家内部的要求：可能被忽略的问题

蓝色-海洋文明是一种裹挟一切的力量，其表现就是资本控制不住的冲动。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资本发展，乃是现代国家兴起的必经之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冲突争斗，伴随的不应当是黄色文明的彻底败落，而是在吸取海洋文明优质因子下的“重生”。那么在这样一种理论前提下，就必须考虑蓝色文明的冲击究竟会对一个古老民族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换言之，如果不可避免地走向海洋，去迎接资本的力量并培育资本向外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必须作出怎么的对策？如果我们不能思考这一点，《河殇》与《大国崛起》在自己的创作目的影响下，所自主或不自主地掩盖的问题就可能无法揭示出来。

在《河殇》中，擅长讽喻的知识分子们看准了一点，要想持续不断地推动改革的进行，必须时刻把握这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国富民强，因此，旧有政治体制下遗留的诸多问题必须解决。创作成员苏晓康后来说，引发《河殇》创作的基本因素有二：一是当时大陆的社会情绪；二是知识界的文化讨论。因此，所谓的“文化热”，不过是掩盖这些知识分子真正所想的面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无不指向现有的政治体制弊端。蓝色文明以资本为代言人，冲击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牧歌田园情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种力量面前显得弱不禁风。资本要获得通行无阻的力量，其后面必然有着强大的政府支持，因而资本的力量参与政治就是蓝色文明的必然要求。金观涛说的不错，中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形成了以文官科层制为基础的超稳定结构。儒法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勾结，使得王朝历代更迭，社会政治结构却从未松动。重农抑商，扶植文官，是历代帝王巩固自己政权的屡试不爽的手段。《河殇》的创作者们深谙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于是就大声疾呼。殊不知，《河殇》的创作却忽略和掩盖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改革固然可以自上而下，但是没有思想上的清醒认识和一个成熟的执政党，这一切还都是空中楼阁。从领导层方面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遇，党内思想在执政理念上高度统一，那么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必然会遭到反对，甚至会使得这种党内冲突异常激烈地显现出来。同时，权力的明争暗斗，早就渗透到了国人的潜意识中，这个时候，仅靠学者的登高一呼，便不免鱼龙混杂，使整个改革场面陷入十分尴尬和悲惨的境地。

如果说《河殇》忽略了蓝色文明所需要的政治稳定性，而不是注意妥协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大国崛起》则在客观上有可能造成普通民众的盲目乐观心态，因而忽略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困难性。我之所以说《大过崛起》客观上造成——不能简单论断为有意导向——民众的盲目乐观心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其一，《大国崛起》的收看者与评论者，没有包括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而后两者所代表的区域，几乎是当前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地方。然而，当前的这些评论者，几乎都是借着知识的光环而与最下层的民众脱离，即使有些看似真切关怀的调查研究，也因为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而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其二，在当前的网络时代，民族主义的热情得到了肆无忌惮的表达，很多网上评论以为中国已经是大国，足以抗衡美日，而《大国崛起》就是一份针对西方大国的宣战书，就足以证明虚幻的民族主义受到了多么大的鼓舞。其三，内部的问题重重，而经济一旦不能良性循环，往外谋求“不正当的”出路就是一个执政党最无奈的选择。西方的历史表明，一个共同体内部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往往会走军国主义的道路，而走这条道路的最直接办法，就是培育民族主义思潮。近十几年的改革，为政府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创造了非常大的基础，但是这种发展，却没有触及政治层面，一旦快速的经济发展无法持续，资本的力量不能在政府中得到体现，这种表面繁荣必然幻灭。由此，《大国崛起》的出现，虽然显示了政治决策层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思考，也显示了向西方学习的魄力，但是在客观上，很多重要的问题被掩盖了。甚至是这种大国心态本身，转移了最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处于改革开放最关键时刻的执政党而言，狠抓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这对保持自己的执政合法性非常重要。这种改革的民主化趋向，很难说能够迎合最广大人民的权利意识，但却是在保证稳定前提下逐步迈向崛起之道的必然一环。要坚持先富带动后富，就必须贯彻真正的商业意识，先迎合资本的天然政治要求：对于资本而言，把握不了政治的方向，便难以在中国扎根。

四、结语

对比《河殇》和《大国崛起》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其一，我们没有亲身经历80年代的激情如火；其二，我们也没能对当前的现实作一个充分的考察；最后，甚至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还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坚实的立场。基于以上原因，上面的表述不仅显得语言混乱，逻辑上也很难做到清晰，当然，这是作者本人所难以把握的。然而，或许这些拉杂的分析、评论作为一种直接的心理感触，就获得了他自身的力量和基石。

最后奉上《河殇》最后的呼唤（这种呼唤本身又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往。

黄河的命运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清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六集电视片《河殇》解说词】

第一集寻梦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阳和北京两支黄漂队都在落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郎宝珞，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国内一时议论纷纷。

据报导，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出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当然，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同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忘不了。

当这些漂流者抛尸黄河的时候，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感情？

无论怎样，他们把这件事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大的。

事情不仅仅表现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都跳，都哭。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联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

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再为这些事烦恼。他们匆匆离开祖国，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竟。同时，那些散落在外面的游子们，又纷纷回到祖国来看个究竟。这两股双向逆反的风潮又说明了什么呢？

是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吗？或者说，是近几十年来的贫困落后造成的吗？

或许是这样，但不完全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

本世纪初，有个叫陈天华的中国青年，面对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祖国，在日本蹈海自杀。那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理解他呢？

今天，我们回想起这个陈天华，仿佛可以推测他那深刻的绝望，也许正是对文明衰落的一声微弱的叹息......　

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

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

那么，这条大河上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地规定了我们文明命运的呢？这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过的了。

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幺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

的确，天地间还没有其它一种自然力量，曾像黄河这样对塑造华夏文明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要去作繁琐的考古论证，只从一个在中国最常见也最受敬畏的偶像上，就能得到印证。

它，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可是，人们是否想过，华夏民族为什幺会崇拜这幺一个形像凶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个龙年，对龙崇拜的研究也热闹起来，这无疑也是文化寻根的一种表现。

据说，我们的祖先，从跨天接地的彩虹中，看到有两个头的巨蛇从大地吸水的壮丽景象。也有人说，先民们从撕裂云层的闪电中，看到金蛇狂舞伴随风雨交作。

于是，他们创造了龙的形像。

这是一个典型的大河民族的梦。

(演播室。学者谈龙神文化。)

蔡大成(神话学学者)：龙在我们看来，是原始人按特定观念组装起来的，是一个组合体。有哪些组装件呢？马的头，鹿的角，蛇的身，鸡的爪。蛇身体现了原始人的生命观念。原始人很少看到死的蛇，以为蛇年岁大了，脱一层皮就年轻了。鸡爪也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老太太上菜市场挑鸡,总先看看鸡距，如果距呢，就嫩。马齿也是这样：“几岁牙口？”鹿角每年换一回，再重新萌生鹿茸。每年长一个叉，猎人一看鹿角有几个叉，就知道有多少岁。鹿角掉了，象征死，萌发象征生命，再生。因此，龙在文化含义中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象征着古人对生命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

谢选骏(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

总而言之，龙的崇拜，之所以会起源于黄河流域，正是这个大河流域民族对它的生命之河的敬畏。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暴戾最性任的一条大河。

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份；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幺，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着。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幺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像一样复杂。

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着实地捉弄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舞龙的场面)。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智能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正像修筑金字塔使埃及人创立了国家一样，同黄河的搏斗，也使中国凝聚起来。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几千年来，对水的渴求，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伟力。这种神秘的命运至今还徘徊在干旱的北中国。

(电影"老井"片断。械斗。孙旺泉跳井，井塌。)

发生在太行山这个老井村的故事，多幺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动力和悲剧性的命运。它的含义几乎可以象征性地涵盖整个民族历史。因此，它才达到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高度。作者郑义正是从黄河岸边获得这种启示的。

(演播室。作家谈黄河。)

郑义(山西作家)：三年以前，我骑着自行车从山西和内蒙交界的地方一直跑到河南，跑完了整个晋陕峡谷，走了几十个镇子，几十个县，跑了有一万多里地。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从那次我对黄河有了第一次直接的亲身感受后，我才理解了黄河为什幺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我跑的这一段，是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故都以及他们的出生地，后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也都在这块地方演出了许许多多的活剧。那次经历使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在一个小村子里头听到一个故事。原来有一个村子的农民是靠着黄河水边维生的。后来因为航运衰败，这个地方又没有什幺耕地，他们没有生计了。国家把他们搬迁到别处，给他们分了地，盖了房。过了几年后，这些人又莫名其妙地一个一个地回到了黄河边上，又找到了过去的窑洞住下来了，我怎幺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甚么样的心理？后来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思索后，我体会到这是人与土地的一种永远说不清楚的感情上的联系，血肉般的联系。

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较好地反映了我的一种心情。我一见到黄河，我一跑完了黄河的这一段后，我一下找到了我自己应该写的东西。这几年我一直在文学上寻找，寻找甚幺我不知道。可一见到黄河，我立刻感觉到我要写的就是黄河。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他们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摇篮，可能就是由于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中国的南方，例如长江流域，要严重的多。人们潜伏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黄河孕育的文明，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但是，在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其实，这种看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让后人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大运河和长城，还是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人金字塔，这些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浩大工程，不都显现着非常相似的"亚细亚式"的历史阴影吗？不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物吗？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着那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因此，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亚细亚"的了。

亚细亚，是一句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温带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壤处，从冰山雪峰中淌出来的几条大河，分别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几个文明。

无论是黄河，尼罗河，还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几条着名的东方江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因此，亚细亚是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从亚细亚升起，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

但是，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的太阳殒落了。这几个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迟一个个黯淡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再一次推出片名：寻梦)

曾经屹立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城，早已荡然无存。在八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始终浸泡在无穷无尽的征服之中，一个又一个大帝国倾覆了，许多古老的民族相继从历史上消失了。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时，亚历山大帝，已经在焚毁波斯王的壮丽宫殿了。尼罗河畔的大金字塔，也像隐退到历史中去的一个迷梦，永远浑浑沌沌。忧伤的司芬克斯蹲在这里，仿佛甚幺也不想解释。古埃及帝国，在长达数千年的三十个王朝中，也曾经强盛得犹如这金字塔一样无以伦比。但是，早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它就沦于波斯人之手。在后来的数千年里，它那被征服的厄运直到近代才结束。

在更靠东方也更加肥沃富饶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一种与西方完全隔绝的古老文明，在亚历山大远征来到之前，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有人曾经说过，写印度的历史，一直写到距今四百年前可以不提到一个海字。然而，当欧洲的海盗出现在印度洋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在劫难逃了。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几乎是一个例外。为什幺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少年,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总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其实，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规信道，实际上是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为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普遍性。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

也正因为如此，文明的古老反而让中国人心理上的传统负担格外沉重。当黄河文明也像埃及和印度一样，终于衰落下来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心灵就特别悲凉和痛苦。

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为什幺我们终于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忽然又觉得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呢？

在我们的民族感情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一八四零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穷和落后。

在近百年的现实痛苦中，好象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剂聊以自慰。从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似乎从能获得一次安慰。

然而，文明毕竟衰落了。

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我们的考古发现再丰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的源头再延伸，难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对于后代的嘲笑吗？难道不是让我们今天的遗憾，懊悔和惭愧更沉重吗？

据说，有一位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辆一辆地数长安街上的车流。当他数到第一百辆时，只数到三辆国产车，其余九十七辆都是进口的。

这件事，使人可以联想起一八四零年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的浓烟，也可以联想起三十年代抵制日货的风潮。

然而，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不客气地嘲笑我们。

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悲哀，常常就是一码事。

(张明敏身着龙纹长袍唱"龙的传人"。)

哪个中国人不熟悉这支歌呢？

你从这歌声里听得出有一种深深的叹息吗？

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九龙壁，喷火的龙舟。龙盘大石柱。龙年邮票。)

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恶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

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里。今天，确实是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

我们也许不必计较人家要来漂我们的黄河。江河漂流无非是一项体育运动，用玩儿命的办法去同人家赌这口气，似乎也不是有力量的表现。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能够找回体育运动的本来意义，该去漂漂他们的密西西比河，那将是一种潇洒的娱乐。

我们也不必为输一场球，丢几个冠军而捶胸顿足。奥运会的金牌并不等于证明我们是强国。我们的千年帝国之梦，早在康熙大帝那会儿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紧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历史。几千年来，黄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随着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它始终没有殒落。我们曾经很欣赏这种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曾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低挡不住了。

它已经衰老了。

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糟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

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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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命运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都机场握住了周恩来的手。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同西方握手。七年后，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第一次真正走进西方。

迈出这一步对中国来说，是多么艰难呵。远的不说，就在文革中，四人帮不是还吆喝过"买船就是卖国主义"吗？当我们终于向全世界宣布对外开放，骤然推开国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星球是何等陌生。难道忘了，就在那些彩电，冰箱和高级轿车强烈吸引我们的同时，我们不是曾经对牛仔裤，披肩发和迪斯科等等，反而很看不习惯吗？

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它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能领悟到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归根究底，乃是一种历史的命运。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就会发现，那曾经主宰过我们祖先的命运，正逼得我们必须如此选择。

人类崇拜太阳。

有人说，太阳送给地球的第一份珍贵的礼物，应当是土壤。

若干万年前，当地球上的冰川消融后，南行的风，卷起冰积物中的黄色粉土，纷纷扬扬地洒满了地球中纬度的表面。

这茫茫一片黄色丰厚的土地，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家。

面对这片支离破碎的高原，的确难以想象，远古那充满魅力的声势浩大的黄帝族的传说，竟然就发生在这漫天遍野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

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后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

由此看来，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乃是黄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住的是黄土山下挖的窑洞，喝的是黄泥汤的水。古时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当了皇帝，就要穿黄袍，走黄道，住的是黄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后呢？统统都赴黄泉。

因此，世界上其它民族对土地的崇拜，都不及我们的祖先那样虔诚，那样隆重而深刻地把它烙印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之中。

(北京先农坛斑驳残碎的坛基)

天子和大臣们，每年都要来这里举行"亲耕"。皇帝右手扶着漆金的雕龙犁，左手执鞭，在两名老者的搀扶下，在这象征土地的祭坛上步行三次，就算完成了"亲耕"。于是五谷丰收，指日可待。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面朝黄土，背向青天，土里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传家之宝，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几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这黄土里。于是，它就显得很神秘，仿佛包裹着中国人的心魂。

(演播室。作家谈黄河。)

张炜(山东作家)：黄河流了好多年，它把好多秘密都渗透在两岸的泥土中。有两个老头儿，十几岁时流浪到东北去，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几经周折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个离黄河入海口二十多里的村庄。回去的时候，每个人从地里包了一包土走。走的前一天晚上，两个老人搂抱着,在坑上滚动着~哭了一夜。我一直到现在也搞不明白，这包泥土里边有什么东西？

哲学家好象琢磨得更透一些。

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

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许会责怪我们的祖先：你们为什么那幺眷恋大陆，始终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这就是历史的命运。

至迟在大约八千年前，农耕文化在黄河岸边就诞生了。从四处狩猎到固定在某一片土地上，文明所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据说是从一只采集种子的妇女的手开始的。

摆脱野蛮人的第一个代价，就是被牢牢地栓在土地上，难道我们的祖先能不这样选择吗？

更不可选择的是，黄河中下游这块文明的摇篮地，偏偏又处在一种很独特的地理环境中。

(演播室。学者谈中国地理环境特征。)

冯天瑜(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北边是比较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形成交通障壁。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面临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的浩瀚无际跟地中海的情形不一样，对古人来说也是难以征服的，这幺看来，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造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

因此，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命运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

几千年来，肥沃的中原地区始终面对着北方那个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这种平原与高原的直接对峙，在欧洲是不存在的，它形成了某种奇特的历史关系：处于迁徙无定状态中的高原游牧民族，始终把平原大河流域，作为他们争夺的一个目标，经常像洪水一样从高原上横冲下来。整个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游牧人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

因此，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还对华夏农业文明充满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豪。他不无鄙夷地嘲笑"夷狄"的游牧文化，还处在“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恒”的低级阶段，而在中原地区，则“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谁能否认这样的华夏农业文明的先进性呢？理所当然，中原人是必须保护它不受游牧文化的侵扰的。

最好的保护手段，莫过于"城廓"。

在山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原始村落遗址，也许是最早的城廓雏形。你看，所有的房门都朝向中心广场，村落只朝东方留着通路，这种布局，明显地突出了团结向心的精神。

当我们再俯瞰北京城时，会惊讶地发现某种六千年的一致性。

后来，有了城墙。

到战国时期，这城墙又扩大到国境线上。

把现有的明长城再向外推进伍佰到一千华里，在阴山和贺兰山脉一线，就是当年秦始皇命蒙恬修筑的长城，也就是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骂的那个长城。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工程，而指导这个工程的全部思想，早在数千年前，已经由姜寨部落的首领发明了。

有了城防，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因此，谁修了长城，谁好象就拥有了长城以内的土地，山河与人民，长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墙。

然而，在爱琴海边，一个西方的千古一帝亚历山大，早已率领着他那所向披靡的马其顿大军，远离自己的祖国，横扫了欧亚非各个古老帝国。仿佛同亚历山大的东征前呼后应，秦始皇也开始了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这位千古一帝，决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而是按照东方帝王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想向力，修筑了亚历山大做梦都想不到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的这种伟大的想象力，仍然是一种不能超越土地的想象力。

到了公元一零二年，追击匈奴直达中亚腹地的一位中国汉朝将军班超，为了窥视罗马帝国的虚实，派出他的副将甘英西渡波斯湾。然而，甘英却被海浪吓退了。

从亚历山大的东征，到班超的西渡，历史走过了将近四百年，由于高山和大海的阻隔，东西两大帝国所代表的两大文明，在历史的邂逅中两度失之交臂。那种直接的对抗和融合，征服和反征服，同化和反同化所可能激起的强烈火花，终于没有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闪现。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对于节气这样的大的时间座标，中国人也习惯于把百年兴衰，只看作是历史长河的短暂的一瞬间。盛衰的交替，犹如冬去春来。

多么重大的社会变动和人间灾难，也似乎是过眼烟云。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具有深刻的历史感。但同时，也都不象中国人那样奉行着一种独特的，听天由命的生命哲学。

长城就把这个宁静的，熟透了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久而久之，它就变得再也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去主动出击了。

然而，北方那个沉默的蒙古高原常常会突然苏醒过来。

高原是凝固封闭的，不易到达的，但它却也容易把内部积聚起来的力量和冲动送到平原上来。　一旦遇到干旱，游牧人的牲畜大批死亡，他们就会统一起来，冲下高原，邻近的农业文明就灾难临头了。

当成吉思汗凶猛的骑兵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别说长城，就连黄河长江这样的天堑，也低档不住。

北中国的大地，几度桑田，几度牧场。长城南北，几番征战，几多白骨。

忽而是汉妾辞宫，公主和亲，忽而是番王来朝，纳供称臣。　多少历史悲喜剧，在长城的巨大背景下轮番演出。如果说秦皇汉武修长城，还表现了华夏文明的气魄和力量的话,那么，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明朝重修长城，就完全成为一种失败和退缩的举动了。

这条一万一千华里的砖石砌成的明长城，比起秦汉长城来，自然是牢固多了。然而，它也使明朝耗尽力量，元气大伤。　等到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一代雄杰努尔哈赤挥戈南下的时候，这绵延数万里的砖石长城,只能再一次记录巨大的失败了。以致于后来的康熙皇帝说：修筑长城，实属无益。

古北口的这一段雄伟的长城，是由一代名将戚继光戚继光镇守苏州时督建的。

这位「一年是三百六十天，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名将，被史学家称为“孤独的将军”。他不但修建了北国的第一段长城，为了抗击倭寇，他还曾在海边修了一座海岸长城--那就是著名的蓬莱水城。　中国的第一支海军，就守在城墙的后面。

毫无疑问，戚继光是明代最有天才的军事家。不过，他留给我们的遗憾也是巨大的：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大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想过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幺会事？为什们当时的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

公元一五八八年初，将星殒落，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长城，随着戚继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义。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整装待发，出征英国，去揭开近代世界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人们还记得秦始皇修建的古长城吗？如今它还沉睡在沙漠之中。　茫茫流沙从北方一步蚕食过来，狂风雕塑着它，仿佛它是一个千年的流放者，躺在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个没有答案的沉思。

与秦长城的被遗忘相反，向后退缩了一千华里的明长城却受到了无比的崇仰。人们为它是地球上唯一能被登月宇航员看到的人类工程而自豪。人们甚至硬要用它来象征中国的强盛。然而，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　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呕歌你呢？

学者们已经发现，绵延万里的长城，正好同十五英寸降水线大致重合。这条降水线，正好由意味着农业和非农业。

今天，在宁夏红石峡长城之上，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祖先留下的「华夷天堑」的石碑。这的确是农业文明的最后边界。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我们的祖先永远无法超越土地和农业。他们最奇伟的想象和最大胆的举动，都只能是修长城。

历史上大约还不曾有过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一位要把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的皇帝。他一再申令「不许片板下海」，这固然包含着国防的目的，但他也深深懂得，只有把全体人民牢牢地捆缚在土地上，他的王朝才是巩固的，他对离开土地的人深痛恶绝，一律迁之远方，明朝法律规定，任何人外出必须持有证件，否则关卡查获立即送官。

流动，迁徙，贸易都被窒息。土地和专制把中国人捆死了，几百年下来，中国人怎么还能懂得自由和贸易呢？

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人类开始把眼睛从大陆移向海洋。　不管是对东方，还是对西方，历史都公平地让它们进行一次选择。　无论是太平洋，印度洋，还是大西洋，都对大陆上的民族敞开着胸膛。

站在十五世纪的门槛上面对着大海，这个在大陆上待惯了的华夏民族，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公元一四零五年，一支十五世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的船队，乘着强劲的东北季候风，浩浩荡荡离开福建五虎门，在历史给予的大选择前，率先驶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这支船队的远航目的猜测纷纭。

由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前后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迹遍于东南亚和南亚，又横渡印度洋，航程远达阿拉伯和东非海岸。

然而，人类历史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多幺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贸易。可是，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和圈子。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仅仅几十年后，代表着弱小的资本主义的四艘小帆船，葡萄牙人达迦马的率领下，为寻找财富和市场驶入了印度洋。那时，庞大的郑和船队已经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而欧洲人却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探险。

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亚细亚，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世界历史的创始之地，由于这次历史大选择的坐失良机，太阳将不再升起。

曾经在这个星球上遥遥领先中国文明，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屈辱和被动的命运。

将近五百年后，北洋水师在黄海，与日本海军展开的甲午大海战中全军覆没。无论是丁汝昌还是邓世昌，他们的悲剧性的失败，其实早在戚继光和郑和的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几千年来，中国东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沉默的。　一旦太平洋的狂涛，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和比军舰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啸而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这来自西方得及海啸，决不象过去从蒙古高原洪水般冲决下来的游牧文化，泛滥一阵便很快退的无影无踪。　海上来的是一种新文明，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于是，种族危亡和文明危机同时爆发了。

救民族之危亡，势必拒寇于国门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发，迎接科学和民主的新曙光。这极为矛盾的救亡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近几百年来交替书写着中国畸形的历史，真是错综复杂，头绪万分，剪不断，理还乱，让中国人付出了无数沉重的代价代价！古老而孱弱的农业文明，逼得我们的祖先只知道用靡费而不中用的长城来保卫自己的果实，逼得他们即时走到海上也不懂得贸易和竞争。这种文明的萎缩，如今已经萎缩着整个华夏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我们再也不能失去命运赐予的任何一次机会了。

今天，我们已经变得聪明多了。

如果说，中国已经放弃了历史的选择，那幺我们再也不会拒绝选择了。

如果说，命运并不是宿命，那幺我们再也不会听任它的摆布了。

我们已经看到，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

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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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灵光

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

那一批批率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们，大约也是这个时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他们几乎都是欧罗巴人。

王赣骏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轨道的华人。他在航天飞机上七分钟就掠过了神州大地。于是，他成为炎黄子孙的骄傲。故土对他的迎接是何等隆重呵。

可能连中国人自己都快忘记了，将近五百年前，明朝有个叫万虎的人，把自己绑在四十七支火箭上，想飞上天去。他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得粉碎。应该说，那是同五百年后的“挑战者一号”一样悲壮的。难怪天文学家们要用万虎的名字，给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

公元一世纪前后，东西方有两位大天文学家同时在世。罗马帝国的托勒玫创立了他那伟大的地心说，而东方汉帝国的太史令张衡，制造了一台水运浑象，那简直就是把托勒玫的地心说变成了模型。但是，浑天学说离地心说，毕竟还差了一步。就这一步，中国人再没能迈过去。

那曾领先了上千年的中国文明之光，怎么到十七世纪以后就暗淡下去了呢？一个如此聪明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和衰老起来？我们昨天曾经拥有，今天才发现失去了的，究竟是什么呢？

文明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一片浑沌之中。能让我们记得起来的，是春秋晚期那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灿若群星。偏偏在那个时代里，东西方都出现了圣贤大哲。

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

今天的哲学家称那个时代是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那时产生的各种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人类。

公元六十五年，一个中国皇帝梦见了释迦牟尼，这便引起了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人类两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导致了将近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

(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这张丰腴秀美的脸庞，这双夺人心魄的眼睛，这副雍容大度的气派，使至今每个第一次站到它面前的人，都会在霎那间被震撼。

这颗顶着螺形发□的举世闻名的巨大头颅，而今几乎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乃至东方文明的象征。　然而，据专家们考证，它的那只鼻子是典型的古希腊雕法。远隔重洋的东西方，就有如此异曲同工之妙。

卢舍那以君临一切的气派端坐在这里，它是一座东方的雅典娜。　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峰巅。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个决不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自信地微笑。这就是盛唐气象。

(演播室。学者谈盛唐文化精神)

叶朗(北京大学教授)：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称唐代是“有情之天下”，这就是说唐代社会有助于文化的发展，更适合人性的发展。李白如果不是生活在唐代，天才就得不到发挥。　看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它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拒绝的，还是开放接受的。

举世无双的卢舍那，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卢舍那，是我们的奇迹和骄傲，但是，今天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想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精神造就了它的完美和博大？我们为什么再也造不出第二个来呢？

如果说，文学艺术是在唐朝达到高峰的，那幺中国的科学技术则是在宋代最成熟。寻找中国科技史的轨迹，往往会发现各项发明创造的主焦点都在宋代。

人类第一批炸药的试验场就是宋金交战的中原大地。　最迟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弩炮来发射"炸药"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中国人，八百年后竟会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之下，一败涂地。

公元七五一年，中国同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惨败使中国再也没能力回到中亚去。　但这场战争却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数万被俘的唐朝人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造纸技术。接着，活字印刷术，罗盘和火药相继从中国传到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在那里石破天惊。中华民族智能凝成的伟大发明，竟使欧洲封建社会赢得了继希腊以来又一次技术发展高峰。正是因为站到了这个高峰上，西方到十七世纪便把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抛到后面去了。

然而，四大发明在它们的家乡却是命运不济。最早点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着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纸和印刷技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在史集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能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尽管沉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罗盘针和磁偏角现象，可中国从来没能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列强依靠罗盘针的指引逼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如此捉弄中国人呢？

(演播室。　学者谈近代科学革命为什幺没有发生在中国。)

刘青峰(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其实主要是技术发达。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而且不是一般的技术，是和国家大一统有关，与封建地主经济相适应的那种大一统型技术，如通讯，水利和军事等。它给中国古代科学戴上了枷锁，它很难实现转移。另外，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直观外推式的思维方法，还有一个伦理中心主义，可能都对中国古代科学有影响，这方面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

今天回想起来，十六，十七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因此胡适曾说道：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于是，十七世纪以后，那个新世界要来叩一叩古老东方紧闭着的大门了。摆脱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基督教，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带着一种全新的文明，从海上来了。　如果说，一千五百年前是中国皇帝主动去请印度高僧的话，如今的“西方高僧”却是不请自来了。这位深目高鼻，满脸胡须而又一身儒服打扮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一五八二年来到中国，一六一零年死于北京，坟墓至今还在北京。　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把他说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实，既然中国历史能够给予支谦，鸠摩罗什那些印度传教者以很高的地位，为什幺就偏偏要歧视这位西方高僧呢？这恐怕正是因为对这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已经没有往日汉唐那样的胸襟和气度了。

(圆明园大水法那猎犬逐鹿的喷水雾)

这里曾经是清代的皇帝和后妃们最喜欢来玩的地方，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公园是乾隆十二年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的。

皇上和娘娘也厌倦了东方式的亭台楼阁和皇苑中的假田园风光，愿意到这儿来看看西洋景。　中国的皇帝似乎也绝不会拒绝西方示的享乐，这情形，颇像今天我们有些人虽然要批判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己却绝不会拒绝受用那些超豪华轿车和高级消费品一样。　糟糕就糟糕在清朝皇帝们还要用高大的石墙把这围起来，派手持大刀和梭标的八旗军队看护住他们的梦境。他们还要把国门也给锁起来，把几千里长的海岸线和通商口岸也统统关闭，让大刀，梭标，土炮和血肉之躯去抵挡隆隆驶来的铁甲兵舰。

结果，梦毁了。

现代的中国人，常常很喜欢凭吊北京的两处历史遗迹：他们中间一些人，总把长城视为强大和兴盛的象征，等上长城，就扬眉吐气，天下也为之渺小；而来到圆明园这堆不堪入目的石头残骸前，他们痛心，他们切齿，当然，他们也发愤，他们要雪耻。　亲爱的同胞，您思考过这两处遗迹之间的因果联系吗？

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灵光，能够帮助西方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元，为什么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之光，在中国始终只是若隐若现呢？

中国正在思索。

青年们正在诘问历史。

(古老悠久，文物繁盛的中原大地)

这块土地的西南角上，长眠着中国历史上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后的待遇却是那么的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南阳城西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殿宇亭台，雕梁画栋，苍松翠柏，碑刻题记，蔚为壮观。)南阳东关医圣祠。张仲景那个"长沙太守"的头衔，在墓碑上赫然冠于"医圣"尊号之前)三个人里最为寒酸冷落的，要数南阳城北的张衡墓。张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过是一个科学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像，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里，与他作伴的，只有庄稼和青草。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埋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

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

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今虽然终于免除了"臭老九"的厄运，身价仿佛比过去也高了些，但经济上的窘迫寒酸和精神上的扭曲压抑仍然伴随着他们。他们英年早逝的噩耗不断传来，沉重的负担正把最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批批断送掉。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个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古国中，教师的地位竟沦落到非常卑贱的境地，老的一代已经蜡炬成灰，油灯将尽，新的一代却再也不肯去步他们的后尘。教育危机成为中国最紧迫的危机。一曲"神圣忧思录"，使多少中小教师和知识分子怆然泪下。

这些可以把闪闪烁烁的灵光变成太阳的人们，身单体薄，面容削瘦，在斗室中构思着人类文明的银河系中那些必将属于中国人的新的星座。

人类中没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人，比他们更需要自由的空气与无限的空间。

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的十字架，或者压上一段灰色的长城，那么，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但愿历史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这是我们今天深深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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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新纪元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着。)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的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　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着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着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着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这个还带着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有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着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时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偏偏更钟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够养育众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这块土地正养育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着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棉衣。

一位陕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干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着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着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着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着人家的市场的时候，却又捂着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着双方的积极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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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忧患

大自然中人类面前忽然变得陌生起来！

从加利福尼亚的暴风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从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温热流的持续多年不肯缓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积干旱，地球仿佛中发痢疾似地颤抖，人类竟然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束手无策。

"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挺新鲜的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徘徊。

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也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　神化般发迹了二百年的西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实行社会改革。　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政变，东亚的民主风潮，蔓延在富蔗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这一切，把我们的这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

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藉以依托的基础，为什幺都如此充满着忧患？这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

东北辽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当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长江洪峰终于安然渡过荆江大堤，葛洲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整个华中地区稍微喘了口气。然而，不动声色的黄河也充满了危机。预计黄河将有大洪水，千里大堤和整个华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紧了所有的神经......

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早在"诗经"的时代，中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恶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墓里不断弥散出来，充满着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辗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么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

动乱永远过去了吗？

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我们不知道古时候的黄河是个什么样子。　此刻展现在你面前的黄河，不正是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这是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受到吕粱山的阻挡后，突然掉头南下，愤怒地辟开黄土高原，夺路而走，从此便在那狭窄深邃的晋□峡谷里，变得暴戾无常了。看它现她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它在约古宗列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的模样吗？你还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变成了暴君。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周定王五年，从那是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花园口，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沦，生灵涂炭。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的葵丘安在？“水□”所写的八百里蓼儿□，也就是几千年来古人长与洞庭湖比美的那个巨野泽又在哪里？而那时世界最繁华的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也淹没在十米黄土之下，更不用说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命财产都付之东流。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像中国经受这样的周期性毁灭呢？

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以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

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原本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随末动乱之后，那里却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似乎六百年一个大轮回。

相传在皇帝时代就发明了的指南车，至少东汉张衡也发明过，但后来马钧，祖冲之这些大科学家又一次地重新发明它。古代科学发明在乱世中一再失传，让能工巧匠一代代耗尽精力。　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可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的译本传到日本，推动了那里的科学发展。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性大动乱中夭折。

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十一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在人们的心头。然而，善良的人们是否认真想过，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着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延续？

中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这就如同希望黄河永远不再泛滥一样。可是，洪水是无法预测的。自从一九七五年淮河支流在河南南部暴发大洪水之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发出警告：在今后的某一天，黄河可能还会发生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一旦发生，黄河无论向北还是向南溃决，都会造成损失数百亿元的毁灭性灾难，都将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威胁。

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黄河就是这样一条难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十六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二十七圈。几千年流淌下来，黄河就把一个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贫瘠高原抛在上面，又把一个洪水肆虐，朝不保夕的灾难平原扔在下面。它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中国人，只顾自己流到海里去了。难怪有人形容说，黄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动脉大出血。

（毛泽东坐在邙山头上眺望黄河。）

当这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面对这条大河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据说，他当时十分忧虑地问道：黄河涨上天怎幺办？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一生说过许多气吞山河的话，却唯独对黄河说得很少，很谨慎。他年过七十的时候，还想徙步策马去探黄河源头。他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多少世纪以来，把黄河变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宿愿。它像一个永不泯灭的梦。新中国曾经把这个梦全部寄托在三门峡大坝上。一九五五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在三十二年前的那个庄严时刻，中国人确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谚语的：”圣人出，黄河清”......

然而黄河没有变清。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三门峡的失利，常常会叫人联想起大禹的父亲鲧的悲剧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却采用了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他被杀死后抛尸荒野，尸体三年不腐，人们剖开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从此名垂青史。

黄河从大禹脚下流到我们这里，仿佛只打了一个盹儿，而人世间已阅尽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同黄河泛滥进行了数不清的搏斗。搏斗的结果是，我们终于靠着两条大堤，把黄河挟持起来，连洪水带泥沙一块送进大海。人们常常惊叹祖先建造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伟大，殊不知道这千里长堤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城之剩下了观赏的价值，运河也早以被截断，惟有这黄河大堤，至今同我们休戚相关，因此有人称它为”水上长城“。

日久天长的泥沙堆积，不断涨高河床，不断溃堤改道，而我们的祖先又不断把它重新约束到大堤之中，这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便成为中国人对付黄河的位唯一手段。

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仅仅二十几年就又变成了地上河。河床平均每年抬高二□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米。解放以来，我们已经三次加高加宽大堤，它保证了将近四十年的安澜无事，在近代黄河史上几乎成为奇迹。但是，这毕竟同我们祖先一样，没能摆脱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动局面。看看今天悬河两岸，城市，铁路，油田，乡村，无数的设施，无数的生灵，不都处在随时可能发生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下吗？

我们将怎样抵御未来的洪水？黄河的出路在哪里？四十年的安澜无事，给中国人铸成了一种麻痹心理，人们仿佛快要把它那狰狞的面孔遗忘了，这种心态，也许就像大兴安岭忽然烧起大火来，人们才想起，噢，那里原来有一片森林。

但学者专家们却忘不了可怕的黄河，哪怕黄河不动声色，默默无言。他们有的忧虑，有的乐观，有的怀疑，治黄大计始终众说纷纭。的确，黄河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大学问。黄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学上最大的难题。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无可选择地接收下来的历史遗产，它又是我们必须说子孙万代做出合理筹划的艰难抉择。历史和未来在今天撕裂着我们。

哺育我们的黄河，必然同时要祸害我们。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就如同人类向大自然索取了什么，大自然就要向人类报复些什么。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法则，其实也通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之中。

那挟持着滚滚黄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们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绝妙象征吗？

如果我们再去翻一下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就会发想，破裂的欧洲本土，众国林立，就像一条”杂乱拼缝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独在东方的中国，有一块辽阔而统一的大版图，虽然时不时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结起来，相比之下，欧洲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乃至成吉思汉的蒙古大帝国，都不过是慢慢长夜中的一道闪电。

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能把这么大的国家牢牢凝聚了两千多年？这个“大一统”之谜，使中外学者在惊愕中绞尽脑汁。马克思曾经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之上的社会结构，形像地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口袋里，却是彼此分离的。在古代中国，小农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具有社会联络功能而又信仰统一的儒家知识分子，把分散的小农有效地组织成社会。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曾经在中国造就了高度繁荣。虽然，就在这大一统的奇迹里，在一种烂熟文明的灿烂外表之下，在一种绝对供奉皇帝，圣人，老人，祖宗牌位的缭饶紫烟之中，这个社会结构的内囊里却悄悄地腐烂着，这种情形，非常像那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样。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一种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在眼前了。

然而，旧王朝崩溃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又恢复原样，继续朝着下一个崩溃走去，就像黄河大堤溃决了，人们又修复它，等着下一次溃决。我们为什么总是陷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命运之中呢？

这个神秘的超稳定结构，主宰了我们两千年。而今，紫禁城里的金銮宝座早已成为历史文物。　庞大的儒家官僚网也灰飞烟灭了，但是，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社会震荡的恶梦还让人记忆犹新。更不可忽视的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致局部的腐败现象，仍然在破坏我们的四化大计，这些古老的社会顽症，颇有些像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渐渐积累着危机。

也许，就像人们对不断增高的大堤深表忧虑一样，永远的超稳定，不也颇令人忧虑吗？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的启示，难道还少吗？

(演播室。学者谈中国社会结构)

金观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无终止的对话。　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中国人的启发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来代替动荡。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来。

就在那座比黄河河床还要低九米的开封城里，历史曾经演出过大起大落的无限繁荣与无比灾难，然而，对今天来说，或许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两个人物的故事，比铁塔和相国寺还要更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

这位黑脸包公，八百年来盛名不衰。尽管他不过是封建社会里苦难人民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虚幻偶像，但今天开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丽堂皇的一座包公祠来。四方游人络绎不绝，难道仅仅是为了旅游吗？"青天"观念在中国民间的久久不肯泯灭，说明了什幺呢？

人民更不会忘记，就在离包公祠不太远的一栋旧银行里，发生过文革动乱中最黑暗的一幕。在这间阴森森的黑屋子里，亲自主持制定过宪法和党章的共和国主席，被秘密囚禁，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八天。死的时候，他那满头白发足足有一尺长......　

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命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经把动乱的惨烈和时代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然而动乱的根源却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能揭示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致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体制的改革了。今天，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终于有人勇敢地第一次举手投了否决的一票，这是何等不容易啊。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管这个改革将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和风险，我们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们的身后曾经洪水泛滥，我们的身后也曾经动乱不已。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我们会遭受挫折，但是，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他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

让我们这代用自己的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再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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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蔚蓝色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

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着整个宇宙，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

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上有重新载回海中。是什幺信念支持着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

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

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漾着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区了。　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深处的朦胧声音。

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

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刻就无影无踪了。

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着雅典的海上权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于是，一六三六年，伽利略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原则。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什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度所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它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着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象征。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象是在预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纪，它面对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有一代精英。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小巷。神圣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朦胧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却随着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了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着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这一历史壮举，比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

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慎。”

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仍然缺乏正直参与的安全感。几十年正直运动的反复无常，正直迫害的极端惨烈，使人们仍然心有余悸。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

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

然而，摧毁愚□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

(演播室。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有缺乏这中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着痛苦去创造新生活。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蒋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全文完）

【十二集电视片《大国崛起》解说词】

第一集：海洋时代（开篇·葡西）

第二集：小国大业（荷兰）

第三集：走向现代（英国上）

第四集：工业先声（英国下）

第五集 激情岁月（法国）

第六集：帝国春秋（德国）

第七集：百年维新（日本）

第八集：寻道图强（俄国）

第九集：风云新途（苏联）

第十集：新国新梦（美国·上）

第十一集：危局新政（美国·下）

第十二集 大道行思（结篇）

第一集：海洋时代（开篇·葡西）

[导 语]

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

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

[ 序 ]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在此之前，人类生活在相互隔绝而又各自独立的几块陆地上，没有哪一块大陆上的人能确切地知道，地球究竟是方的还是圆的，而几乎每一块陆地上的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

公元1500年前后，中国正处在明朝统治之下。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但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郑和死后，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海洋上消失了。

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与欧、亚、非大陆继续着商业往来，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在印度洋沿岸。

这是当时欧洲人笔下的世界，已知的三块大陆——欧洲、亚洲和非洲，分别由三个信奉基督教的国王统治，其他地方都是混沌未开。

但就在公元140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欧洲绘图人笔下的几大块陆地宛如正在成长的胚胎，逐渐由模糊的团状，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清晰可见的模样。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割裂的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经由地理大发现而引发的国家竞争，拉开了不同的文明间相互联系、相互注视，同时也相互对抗和争斗的历史大幕。

不可思议的是，开启人类这一历史大幕的，并不是当时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偏居在欧洲大陆西南角上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五百年前，他们相继成为称雄全球的霸主，势力范围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小小的伊比利亚半岛征服海洋、进而主宰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呢？

第一集 海洋时代

征服是从被征服开始的。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1世纪的两千多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上战火连绵不断，这块土地曾先后被罗马人、日耳曼人和摩尔人征服。正如一个个奋不顾身的斗牛士，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同入侵者的抗争，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仿佛根植于基因中的追求刺激、喜欢冒险的豪情。

漫长的两千多年，眼泪、创痛和牺牲终于换来了宝贵的自由。

公元1143年，一个独立的君主制国家葡萄牙，在光复领土的战争中应运而生，并且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承认，这是欧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葡萄牙历史学家 J·H·萨拉依瓦：

12和13世纪葡萄牙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家，而是人民的王国，葡萄牙的国王不仅受到贵族、也就是他的臣属的支持，而且得到百姓的拥戴。

强大的王权使葡萄牙人有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但实现国家的强盛却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葡萄牙只有不到十万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资源十分匮乏，东面近邻的绵绵战火，又不断侵扰着这块贫瘠的土地，独立之后的葡萄牙王国在经历了两个世纪之后，也依然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

这个率先建立的民族国家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强大的君主制将会给它带来什么？葡萄牙民族的未来在哪里？一直靠近海捕捞谋生的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被称作“死亡绿海”的大西洋。

这个船型的纪念碑，是1960年葡萄牙政府为纪念“航海家恩里克”逝世五百周年而建的，碑的正面写着：“献给恩里克和发现海上之路的英雄”。正是海上之路使葡萄牙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境遇，正是在恩里克的带领下，葡萄牙启动了征服大海的行程。

恩里克出生在1394年，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第三个儿子。

当时的欧洲正从蒙昧的中世纪走出，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如星星之火逐步燎原，科学和人文的思想一点、一点地照亮了欧洲的天空。

就在恩里克王子12岁的时候，1406年，一本尘封了一千两百多年的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地理知识和观念的革命，这就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指南》。

原葡萄牙航海纪念委员会主席若尔金·麦哲伦：

这本书和希腊其他学者的许多作品一样，在当时一度被世人遗忘。其间，在亚洲，这本书并没有被遗忘。而在西欧，一直到1406年才在意大利被关注，从15世纪末期开始被印刷出版，才得到较为广泛的流传。

尽管从今天看，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地图谬误百出，比如，非洲和南极紧紧相连，除欧洲、亚洲、非洲以外，世界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赤道没有动植物生存等等，但在当时，它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神话和道听途说的游记，仍然提供了许多较为可靠的地理信息。

世界真的是托勒密描绘的这个样子吗？大西洋真的无法航行吗？巨大的问号折磨着欧洲大陆，也燃烧着痴迷于地理学和航海战略的恩里克王子。

与此同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变故又把葡萄牙推向了历史的前台，撬动历史的主角就是这些今天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胡椒粒。

今天，连欧洲人自己也很难理解，他们的祖先为什么会对香料如此依赖！

西班牙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卡洛斯·马拉穆德：

在当时，14、15世纪的时候，保存食物的方法主要是依赖香料，因为当时没有冰箱。所以欧洲人对于香料的需求十分急迫，香料在欧洲市场的价格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先是被阿拉伯商人垄断，接着，商路又被突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断。欧洲急于摆脱困境，不论是神圣的宗教，还是世俗的商业，都希望能找到强有力的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在陆地上的军事突围失败之后，焦躁不安的欧洲人开始到海洋寻求出路。

欧洲人如何才能成功呢？

萨格里什，葡萄牙最南端的一个小渔村，直到今天，这里仍然荒凉无比。

根据葡萄牙编年史的记载，15世纪时，在恩里克王子的主持下，这里曾经建立过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国立航海学校，曾经有过为航海而建的天文台和图书馆，这座建于15世纪的灯塔，经历了近六百年的风霜雪雨，依然骄傲地矗立着。

葡萄牙宗教学 教授 娜塔丽亚·科雷雅·格德斯：

根据当时史料的记载，尤其是传记作家费尔南·洛佩斯的记载，堂·恩里克王子是一个非常慎重、果断的人，他非常清楚他需要什么，善于同其身边的出色幕僚相处。

我们无从知道看起来面容古板的恩里克王子是因为具有雄才大略而包容，还是因为包容而具有了雄才大略。意大利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摩尔人，不同种族、甚至不同信仰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他的麾下。他们改进了中国指南针，把只配备一幅四角风帆的传统欧洲海船，改造成配备两幅或三幅大三角帆的多桅快速帆船，正是这些20多米长、60到80吨重的三角帆船最终成就了葡萄牙探险者的雄心；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由数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把数学、天文学的理论应用在航海上，使航海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葡萄牙历史学家 J·H·萨拉依瓦：

航海发现是首先在葡萄牙作为国家计划的，是一个全国计划，是一个由一个王子主持的计划。这使得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不像那些商人为贸易所进行的孤立探险，而是一个两百年来有规划、有系统组织的任务和策略。

通过二十多年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原来神秘莫测、令人望而生畏的大西洋逐渐显露出一些规律。葡萄牙人终于向南出发了。

每个到葡萄牙游览的客人，罗卡角是必然的选择，这里是欧洲的“天涯海角”，是远航的水手们对陆地的最后记忆。

刚刚进入秋天，冰冷的海风已经吹打得游人无法立足！

千百年来，这块伸入海水的巨石就像一个孤独的老人，无奈地守望着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守望着欧洲的梦魇。直到16世纪，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卡蒙斯在搏击大海的征程中创作了史诗《葡萄牙人之歌》，罗卡角才一扫往日荒凉、失落的阴霾，一跃而成为欧洲人开拓新世界的支点。

 “陆地在这里结束，海洋从这里开始。”

一天天，一年年，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消失了。

公元1443年，在恩里克王子的指挥下，从罗卡角出发的葡萄牙航海家穿越了西非海岸的博哈多尔角。在此之前，这里是已知世界的尽头。

为了这一天，恩里克王子和他的船队已经奋斗了21年。

与中国郑和的混合舰队相比，葡萄牙人的两三条帆船微不足道，但是，凭着爱冒险的天性、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强大的宗教热情，葡萄牙人终于冲破了中世纪欧洲航海界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极限。

葡萄牙波尔图大学 副校长路易斯·亚当·达·丰塞卡:

随着海外扩张的继续推进，人们到达了越来越多的海域，于是形成了对“大海洋”、即今天的大西洋的全新认识，过去人们认为，“大海洋”仅仅是一个沿海狭长的海域，现在他们发现，这个大海洋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它同时向南、向西无限地延伸。

随着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向南，源源不断的黄金、象牙以及非洲胡椒涌入里斯本，充满了葡萄牙的国库。

幸运的是，就在葡萄牙大张旗鼓地进行海洋探索并从中获利的近一个世纪里，欧洲的其他地区还在中世纪的封闭中明争暗斗：

英格兰和法兰西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贵族之间战争不断；

德意志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几百个邦国在进行着远交近攻的游戏；

意大利的城邦正享受着传统贸易带来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

而葡萄牙的邻国西班牙还在为光复国土而战。

到1460年，被葡萄牙绘在地图上的非洲西海岸已经达到了4000公里。就在这一年，恩里克去世了，这个终生未婚、在萨格里什苦修了45年的圣徒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虽然恩里克一生从未亲自出海远航，却无愧于“航海家”的称谓，因为欧洲航海界所有载入史册的伟大发现，都是以他倾一生之力组织实施的航海计划作为起点的。

公元1487年7月，恩里克去世27年之后，葡萄牙航海事业的继承者若昂二世国王，派迪亚士率三艘帆船继续沿大西洋南下。

航行半年后，船队突然遭遇了一次罕见的风暴，在被风暴裹挟、被动地向东南方漂泊了13个昼夜之后，迪亚士命令船队掉头北上，这时，他意外地发现：船队已经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为纪念这次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迪亚士给这个海角取名“风暴角”。

但若昂二世却郑重地将这个名字改为“好望角”。现在，只要再努一把力，葡萄牙人就能到达梦寐以求的东方。商路即将打通，意味着财富的香料贸易很快就要掌握在葡萄牙的手中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葡萄牙遭遇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刚刚统一的邻国西班牙。那么，西班牙人将凭借什么和葡萄牙竞争呢·

格拉纳达是今天西班牙境内最具有伊斯兰风情的城市，伊斯兰建筑的经典之作阿尔汉布拉宫，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火灾兵难，仍然优雅端庄。

五百多年前，西班牙光复运动的最后一仗就在这里进行。1490年春天，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率领十万大军包围了格拉纳达。

西班牙军事史学家 胡利奥·佩尼亚兰达·阿尔瓦尔：

西班牙王国的重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收复失地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整整八个世纪。到15世纪，格拉纳达王国还处于穆斯林信徒摩尔人的统治之下。

在格拉纳达对面的这座石头城堡里，伊莎贝尔女王亲自督战。这位女王平素一身洁白，每天要沐浴更衣四次，美貌曾惊艳欧洲王室。但此次她发下重誓：不夺取格拉纳达决不脱下自己的战袍。

1492年1月2日，在西班牙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摩尔人弃城投降。长达八个世纪的战争宣告结束。伊莎贝尔女王亲吻了格拉纳达的土地，与她的丈夫费尔南德国王一起进入阿尔汉布拉宫。

而就在西班牙的统一刚刚完成的时候，历史给西班牙送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随着女王进入格拉纳达的队伍中，有一位等待女王召见的热那亚人，他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

从当时已经普遍传播的地圆学说中，哥伦布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向西走也能到达东方。哥伦布相信，他的航海计划能很快将欧洲人带到东方，但是，在此前的六年中，哥伦布在葡萄牙却一直遭受冷遇。

西班牙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学院副院长费尔南德·阿梅利戈·古埃尔沃阿兰戈：

若昂二世没有接受哥伦布的建议，是因为葡萄牙的航海策略主要是越过好望角，经过非洲再向东，寻求新的航路到达亚洲，从而和印度进行贸易。

航海知识丰富的葡萄牙专家们认为：向西航行到达东方的实际距离，将远远超过哥伦布的预测。但正是葡萄牙专家这个正确的判断，使葡萄牙王国丧失了一次历史的机遇。

1492年1月，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伊莎贝尔女王第三次召见了哥伦布。

葡萄牙依靠海权的迅速崛起，让整个欧洲嫉妒得红了眼，但财力、物力和人才的缺乏使所有的国王、贵族、商人们望而却步。雄心勃勃的伊莎贝尔女王用23年的时间缔造了统一的西班牙，现在，她开始成为西班牙远洋探险的总赞助人。

西班牙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学院教授索尼亚·阿尔达·梅西亚斯：

只有统一的国家才有足够的实力和决心，来资助哥伦布这样一场伟大的航行，这也充分展示了当时欧洲封建强国的力量和决心。

哥伦布与西班牙王室的谈判进行了三个月。

出生在布商家庭的哥伦布，从小就耳濡目染讨价还价的商业行为，在葡萄牙的八年航海经历又给了他提高价码的理由，哥伦布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争取足够的权益。

而女王也并不认为与一个普通百姓坐下来讨论利益分配的问题有什么不妥。

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 主讲教授卡洛斯·马丁内斯·萧：

对于殖民地的占领，虽然是由探险者完成的，但是其基础在于同王室签订的合同和条约，这就好像在合唱中当头的是领唱一样，得到的殖民地由探险者进行殖民，但是殖民地的主权还是属于王室的。

1492年4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国家的意志同航海家的愿望最终结合在了一起。

哥伦布被任命为发现地的统帅，可以获得发现地所得一切财富和商品的十分之一并一概免税；对于以后驶往这一属地的船只，哥伦布可以收取其利润的八分之一。

8月3日，带着女王授予的海军大元帅的任命状，哥伦布登上甲板，对女王资助给他的三艘帆船下达了出航的命令。

向西。再向西。帆船驶入了大西洋的腹地。

为了减少船员们因离开陆地太远而产生的恐惧，哥伦布偷偷调整计程工具，每天都少报一些航行里数。但即便如此，两个月后，一无所获的船队依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10月10日，不安和激愤的船员们声称继续西行就将叛乱。激烈争论后，哥伦布提议：再走三天，三天后如果还看不见陆地，船队就返航。

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主讲教授卡洛斯·马丁内斯·萧：

他这么做无疑是十分明智的，因为仅仅在这次骚乱三天之后，曾经反对他的水手就在桅杆上高喊：“陆地！”这一天是1492年10月12日。

英雄就在这一刻诞生了！

哥伦布和他的船员看到的陆地，就是今天位于北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从那一天起，割裂的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

虽然哥伦布至死都认为他到达了印度，但事实上，他到达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而是一块欧洲人从来都不知晓的新大陆。

因为哥伦布的误判，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拥有了一个同他们毫不相干的名字——印第安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感觉他们仿佛是亚洲的远方亲戚。

就在哥伦布出发的这一年，人类最早的地球仪制作完成了，在这个地球仪上，属于美洲大陆的这个位置还是一片大海。

西班牙人成功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欧洲。这一天——10月12日，后来被定为西班牙的国庆日。

欢迎仪式十分热烈，伊莎贝尔女王兑现了向哥伦布允诺的所有物质和精神奖励，哥伦布在六个印第安人的簇拥下,举着五彩斑斓的鹦鹉招摇过市。

但最早看到哥伦布凯旋的并不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而是曾经拒绝了哥伦布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哥伦布返航时首先到达里斯本，若昂二世专门接见了他。

半信半疑的若昂二世拿来一碗干豆子，让哥伦布带来的印第安人在桌子上摆出新世界的模样。这个地理游戏后来让他暗自捶胸顿足：“见识短浅的人啊，我为什么让这样重要的大事溜走了呢？”

一切已经无可挽回，未知世界才刚刚浮出海平面，竞争就已经摆在两个毗邻的航海大国面前，谁将拥有未来世界的发现权呢？

葡萄牙历史学家 J·H·萨拉依瓦：

在那个时代，关于大海的理论认为，大海不是开放的，人们都认为大海属于它的发现者，毫无疑问，是葡萄牙人发现了它。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谈判，1494年6月7日，在罗马教皇的主持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里斯本郊外的这个小镇签署条约：在地球上划一条线，然后像切西瓜一样把地球一分两半。葡萄牙拿走了东方，西班牙把美洲抱在了怀里。

从当时绘制的这幅油画上看，讨价还价的过程异常激烈，但事实上，精确的计算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与欧洲以外的大陆才刚刚有了一点点接触，还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个地球究竟有多大。

西班牙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学院院长伊西德罗·塞甫尔维达·穆尼奥兹：

这个条约在西方文明中产生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大国瓜分殖民地的先例，这一趋势在后来的柏林条约中达到了顶峰，欧洲各国坐在一起将全世界已知和未知的地方全都加以分配，形成了当今世界格局的雏形。我们可以说西方世界开始全球扩张始于这个条约。

游戏规则已经制定，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看谁的行动更迅速了。

1498年5月，经过四年的生死考验，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终于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港，这也正是七十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展示天国德威的地方。

与郑和不同，葡萄牙人这次带来的不只是友好的问候，当印度人问他们到来的目的时，达·伽马很简练地回答说：“基督徒，香料”。这正是葡萄牙孜孜以求的目的，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恩里克王子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欧洲航海家几十年知识和勇气的积累开始转化为耀眼的财富。

面对葡萄牙在东方的成功，西班牙再次出发。

1519年9月20日，又一个被葡萄牙冷落的航海家麦哲伦，带着5艘船和265名船员，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

这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壮举，它的意义甚至可以和人类离开地球登上月球相比，所不同的是，当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小心翼翼地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他知道全世界至少有七亿人正在为他喝彩。

但450年前的麦哲伦却没有那么幸运。在历经1080个日夜、17000公里航程之后，1521年9月5日，就在这个宏伟的教堂里，18位环绕地球的幸存者手擎点亮的蜡烛，为在这次史诗般的伟大航行中死去的勇士祈祷，其中包括他们在菲律宾被杀的船长麦哲伦。

18盏烛光是那么微弱，但它照亮的却是人类文明的进程！

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

地球飞快地旋转，制图员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仍然满足不了人们对修订版地图的需求，地图在潮湿和未着色的时候就被取走，航海家开辟的新航线成为了欧洲控制世界的铁链。

在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一个个海上交通战略要点相继成为葡萄牙的囊中之物，正是利用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50多个据点，葡萄牙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五年中，葡萄牙的香料交易量从22万英镑迅速上升到230万英镑，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

与葡萄牙在东方的收获相比，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的掠夺更加直接。

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

与欧洲人的扩张相伴随的，却是美洲两大文明中心的悲歌。到1570年，战争屠杀和欧洲传来的流行病，使墨西哥地区的人口从2500万下降到265万，秘鲁的人口由900万下降到了130万。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从那以后急剧减少了90%。

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 教授安东尼奥·曼努埃尔·埃斯帕尼亚·欧西门：

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王室联合起来时，就是在葡萄牙的菲利普一世或者是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统治期间，据说菲利普王国的太阳从来不降落，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的版图到达了整个世界，从墨西哥到菲律宾、中国、印度和非洲。

在欧洲，西班牙统治着近一半的天主教世界；在亚洲，它征服了菲律宾；而除巴西以外的美洲都归西班牙所有。葡萄牙的殖民地遍布非洲、巴西以及环大西洋、印度洋航线的岛屿。

伊比利亚半岛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这奇迹会不会也像神话故事那样，见首不见尾，缥缈不定，来去匆匆呢？

这是马德里惟一一个以国家名字命名的广场，西班牙的骄傲——作家塞万提斯的纪念碑赫然矗立在正中央，每一个走近塞万提斯的人，都忍不住要用手摸一下骑着瘦马的堂·吉诃德和紧随其后的仆人桑丘。

西班牙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学院院长伊西德罗·塞甫尔维达·穆尼奥兹：

塞万提斯生前出版了许多书，他的戏剧作品在当时也大受欢迎，但是，他年老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所认识的那些大人物都没有给他足够的生活资助，以至于他死的时候仍然十分贫困。

塞万提斯的命运，在有意无意间折射了伊比利亚半岛的荣辱兴衰。

在强大的王权和狂热的宗教信仰的支撑下，伊比利亚半岛征服了海洋、获得了世界。但是，像潮水一样涌入的财富，几乎都用来支撑为宗教信仰、为殖民扩张而进行的战争，而没有用来发展真正能够让国家富强起来的工商业。势力强大的王公贵族不愿意看到工商业的发展导致新兴势力的崛起，他们甚至荒唐地把数以万计的从事工商业的外国人，从自己的国土上赶走了。

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 主讲教授卡洛斯·马丁内斯·萧：

西班牙渐渐习惯了，不去投资本国的工业，而转身购买国外昂贵的商品，久而久之，国内的工业极度萎缩，而货币又急剧贬值，人们却还沉迷于消费。

原葡萄牙航海纪念委员会主席若尔金·麦哲伦：

我们知道，一个机构极有可能因为没有能力做出改变而“死亡”。我也知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扩张时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不能做出改变而衰落。

罗卡角的太阳缓缓落下，这是欧洲大陆的最后一抹阳光。

到16世纪下半叶，曾经拥有难以计数的金银和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伊比利亚半岛，在世界性的演出中开始谢幕。流水一般涌入的财富又像水一样流走了，除了奢侈的社会风气，没有留下像样的产业，老百姓甚至也没有获得像样的衣、食、住、行。

或许，沉醉于中世纪英雄梦想的堂·吉诃德至死都不明白，他的盾牌掩护的是一个旧世界，他的长矛刺向的是一个新世界，其结局只能是不断重复的无奈和失败！

世界历史舞台上的第一场大戏悲剧性地落幕了。下一场，将会是哪一个国家，身披新世界的霞光登场演出呢？

第二集：小国大业（荷兰）

[序]

在欧洲西北部，有一个和英国隔海相望的国家，它的面积只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半北京，它的名字叫做荷兰。

在八百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没有人烟，只有海潮出没的湿地和湖泊。从12世纪到14世纪，才逐步形成了人类可以居住的土地。直到今天，荷兰仍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如果没有一系列复杂的水利设施阻挡，荷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每天将被潮汐淹没两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三百年前，也就是17世纪的时候，却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一个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马克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

荷兰人创造奇迹的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叙述呢？ 

第二集 小国大业

大海总是在最平静的地方掀起波涛。历史像大海，总是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创造奇迹。荷兰人崛起的故事，是从银白色的鲱鱼开始的。

由于海流的变化，每到夏季，就有大批的鲱鱼洄游到荷兰北部的沿海区域。荷兰人每年可以从北海中捕获超过1000万公斤的鲱鱼。

荷兰北方航海博物馆 馆长 维歇尔·克尔克迈尔：

它对荷兰的经济太重要了，很多人以此为生来挣钱。

14世纪时，荷兰的人口不到100万。当时约有20万人从事捕鱼业，小小的鲱鱼为五分之一的荷兰人提供了生计。

但是，鲱鱼是一种自然资源，造物主并没有给荷兰人独享的权利。生活在北海边的其他民族，都组织了捕捞鲱鱼的船队。为了争夺渔场，荷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曾爆发过三次战争。是什么力量使得荷兰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呢？

1358年，在荷兰北部的一个小渔村中，一个名叫威廉姆·伯克尔斯宗的渔民发明了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鱼肠子的方法。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 教授 威廉·范德莫伦：

把鲱鱼的肚子剖开，把内脏取出，把头去掉，然后把盐放在里面，这样可以保存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候没有冰箱，这种方法很独特，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荷兰的鲱鱼能够在全欧洲畅销，特别是英格兰。

荷兰渔民的一把小刀，将一种人人都可以染指的自然资源，转化为荷兰独占的资本。直到今天，许多荷兰人在食用鲱鱼时，仍刻意保持着这种几个世纪前形成的饮食习惯，鲱鱼被去除内脏之后，不经过任何烹调，直接提着鱼尾一口吞下。

荷兰国务委员 约里斯·福尔胡弗：

从捕鱼业开始，（荷兰）产生了和东北欧、英格兰、南欧、非洲的贸易。由捕鱼的传统产生了海上（贸易）的传统。

借助鲱鱼，荷兰人开始了商旅生涯。如今在鹿特丹的一些古老房屋上，仍可以见到鲱鱼的图案。这些并不醒目的标志似乎在提醒人们注意：鹿特丹作为世界第一大港的历史，就是从一只只装满咸鲱鱼的大缸开始的。

一旦以货物的流通和交换作为谋生手段，原本不利的地理位置也开始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地处西北欧的荷兰，面朝大西洋的北海，背靠广袤的欧洲大陆，欧洲的两条主要水道，从这里入海。为了排涝，荷兰人修建了多条运河，构成了当时欧洲最发达的水上交通网。这些优势使得荷兰具备了成为欧洲新的商品集散地的可能。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也为荷兰提供了成就商业帝国的历史性机遇。

如果说，最早开始远洋冒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是依靠暴力去进行赤裸裸的财富掠夺，那么，紧随其后的荷兰人由于缺少强大的王权和充足的人力资源，十分自然地选择了依靠商业贸易来积累财富，同时也积累着足以让自己强盛起来的竞争技巧和商业体制。

作为中间人、代理人、加工者和推销商，荷兰人从葡萄牙和西班牙那里装载香料、丝绸和黄金，然后把它们运销到欧洲各地。返航时，他们又为这两个最早的海上霸权国家运去波罗的海产粮区的小麦、瑞典的铁器、芬兰的木材，以及自己生产的海军补给品。

但是，荷兰商人很快发现，在这项利润丰厚的贸易中，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英格兰商人强有力的挑战。当时，英格兰的面积比荷兰大三倍，人口是荷兰的五倍。作为大西洋中的岛国，它比荷兰有着更加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一次，荷兰人将依靠什么样的手段，击败强大的竞争对手呢？

就像发明一刀就能取出鲱鱼肠子的方法来打败对手一样，荷兰人打败英格兰是从设计一种造价更加低廉的船只开始的。

荷兰海运博物馆 馆长 约斯特·舍肯伯鲁克：

英国商船上的水手都带着武器，所以，他们的船就需要更加坚硬的木头，而荷兰的船几乎没有装备武器。所以，考虑这些因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荷兰的船造价很便宜，用荷兰的船运送货物也很便宜，于是荷兰就成为了欧洲的海上马车夫。

此前，典型的欧洲商船都建造有可以架设火炮的平台，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防止海盗袭击。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出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

这样做的代价是，每一次航行都变成了充满风险的命运赌博，但它的好处是造船的成本低，价格只有英国船只的一半，于是，货物的运费也低。即使这样，荷兰人还不满足，为了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又在船只上加上了一种特殊的设计。

荷兰北方航运博物馆 馆长 维歇尔·克尔克迈尔：

它的设计很独特，它的船肚子很大，所以船身很大很圆。而甲板很小。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船所缴纳的税取决于甲板的宽度，甲板越窄，付的钱越少，所以，荷兰人造的船甲板很小，船肚子很大，利润也就越多。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这种船，荷兰人赢得了享誉世界的“海上马车夫”的称号。

但是，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仅仅依靠特殊的船只显然不够，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是那些驾驶船只的人。

荷兰北方航运博物馆 馆长 维歇尔·克尔克迈尔：

1596年到1598年，一个有名的人叫巴伦支，他是荷兰的一个船长，他试图找到从北面到达亚洲的路线。他经过了三文雅，现在一个俄罗斯的岛屿，但是他们被冰封的海面困住了。

三文雅地处北极圈之内，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以便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保持体温；他们靠打猎来取得勉强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食物。

在这样恶劣的险境中，8个人死去了。但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私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

冬去春来，幸存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望信念，创造了传之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给荷兰商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赢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

阿姆斯特丹，荷兰海运博物馆。每个星期天，这里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活动，目的是让孩子们通过切身体验来学习荷兰的历史。这样的活动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参加也从不间断。教师由不同职业的志愿者担任，他们一丝不苟地带领孩子们重温四百多年前荷兰水手的生活。

今天，荷兰的成年人经常向孩子们重复这样一句话：“荷兰之所以还是荷兰，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照顾好了自己的生意。”

荷兰人的祖先不仅仅是照顾好了自己的生意，实际上在距今五百多年前的16世纪末，他们几乎垄断了欧洲的海运贸易。

荷兰海运博物馆 馆长 约斯特·舍肯伯鲁克：

在某一段时间，荷兰船队的数量比英格兰、法国和苏格兰海上商船的总和还要大。荷兰的商船大概有1800艘，它们可以把货物运到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城市作为交易的市场、储存货物的仓库、维修船只的工场，在荷兰逐渐兴旺起来。渐渐地，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人们发现，一个超越商业贸易甚至是超越经济生活的难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这就是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城市，应该怎样管理城市？

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一开始，荷兰城市的主人是那些贵族们，因为城市是总是建立某个贵族的领地之上。贵族们建立起小型的军队，名义上是为城市提供保护，实际上是依靠武力取得税收。

荷兰乌德勒兹大学政治历史系 教授 伊多·德汉：

这意味着，在城市里，有钱人比较有权力，他们可以主导讨价还价，贵族们依靠生意人给他们提供财富。

荷兰国务委员 约里斯·福尔胡弗：

商业和城市的兴起使人们产生了对经济自由的渴望。

日渐富有的市民们最终做出一个让人惊讶的选择。他们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了城市的自治权。从此，市民们自行立法，贵族不能直接向他们收税。“市民自治”为荷兰的城市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到公元15世纪末，将近一半的荷兰人生活在城市中。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 教授 威廉·范德莫伦：

每个城市都努力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城市由有钱的商人统治，由他们来决定城市的管理。

这座建于15世纪的市政厅，每隔15分钟就会再现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场面：贵族将城市的管理权转交给市民。发生在荷兰历史上的一个瞬间，借助这个特殊的计时工具成为了永恒。

就在荷兰人忙于经营城市的时候，整个欧洲的政治版图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

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凭借蒙古大军西征传入的火药，摧毁了骑士们守卫的贵族城堡，建立起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君主集权的国家。这些国家拥有着割据的贵族领地和独立的商业城邦无法比拟的优势，它们可以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整个民族的力量。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是靠这样的优势，率先进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

开始的时候，荷兰人似乎不为这种潮流所动。他们满足于生活在彼此独立的城市中，这些城市惟一关注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多地增加财富。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 教授 威廉·范德莫伦：

如果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一样有一个在国王统治下的国家，就会有很多别的问题，比如国王想要扩张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这就会花很多钱。

但是，在1543年，不管荷兰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去面对国家这个问题。那一年，西班牙国王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取得了荷兰的统治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当西班牙国王宣布荷兰是西班牙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荷兰人认同了这种说法；当西班牙国王重新划分荷兰的行政区域时，他们坦然地接受了；当西班牙国王为荷兰派来新的总督时，他们也顺从地臣服了。但是当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把手伸向他们的钱袋时，荷兰人奋起反抗了。

荷兰乌德勒兹大学政治历史系 教授 伊多·德汉：

菲利浦二世需要很多的钱，因为他一直和法国打仗，要用大量的钱维持。他希望得到永久的财力保障，而荷兰人拒绝这样做，他们只同意在一段的时间内提供部分的钱。

荷兰的独立战争爆发了。一开始，西班牙的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荷兰人一盘散沙似的抵抗。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就有15万荷兰人死于非命。严峻的现实，让各自为政的荷兰省份不得不团结起来。1579年，来自荷兰北方七个省的代表在这间大厅中签署协议，组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敌。

此后，战争开始向有利于荷兰人的方向转化，一方面是由于荷兰人的联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菲利普二世在欧洲四面树敌，连年的争霸战争耗尽了西班牙的国力。

1581年7月26日，来自荷兰各起义城市的代表在海牙郑重宣布：废除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

把国王像一个不称职的经理人那样打发回家之后，荷兰人突然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应该交由谁来管理和保护呢？

荷兰莱顿大学法学院 教授 埃弗特·阿尔克马：

他们并不急着说，我们现在没有国王，因为那时候从没有人这么做过，他们不能说我们是共和制的，因为这对他们来说还太前卫了。

对于那些领导独立战争的商人们来说，他们最想得到的不是政治权利而是商业利润，所以，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由他来照顾荷兰的安全，而自己去照顾好自己的生意。

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出现了：荷兰人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女王爽快地同意了做他们的君主，并派出军队保护荷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精明的商人们很快发现，英国女王收取的保护费，实际上比他们赶走的西班牙国王还要高。

荷兰乌德勒兹大学政治历史系 教授 伊多·德汉：

荷兰的城市说，不，我们不这么认为，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们可以有统治者，但是，他的权力不会太大。

1581年，七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很多历史学家说，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

荷兰国务委员 约里斯·福尔胡弗：

这在荷兰非常典型，它是一个共和民主的混合，实际的政治权力是在商人和知识精英的手中。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威廉·范德莫伦：

不同的省，尤其是拥有沿海城市的省份，由城市的商业精英们统治，而整个国家政府、这些省的代表和统治者，也由这些家族产生，所以，你可以认为，荷兰共和国有点像家族的企业。

崭新的国家诞生了，但它的未来仍处于重重迷雾之中。如果用国土、资源、人口等条件来衡量，荷兰几乎不具备作为国家生存下去的条件。更何况组成共和国的七个省份依然是各自为政。

荷兰莱顿大学法学院 教授 埃弗特·阿尔克马

它的结构非常松散，各省之间绝对独立，他们只能在决定税收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如果他们意见不统一，就不能做出任何决定。所以，它非常松散，有时可以把他们比做现在的欧盟。

这个结构松散的小国，几乎是在刚刚建立的时候，就不得不面对一次严重的危机。在独立之前，与西班牙的贸易是荷兰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但是独立之后，西班牙国王封锁了本国的所有港口，禁止荷兰商船驶入西班牙。

经济的生命线被扼断了，新生的共和国出路在哪里？

荷兰凭借着自己的商业直觉，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因为这片土地上拥有人数众多、对财富充满强烈渴望的商人阶层，如果将他们的爱财之心转化为一种力量，那么，荷兰就拥有了比王权更为强大的武器。根据这个优势，荷兰人决定从精明的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靠自己去开辟前往东方和美洲的航线。那么，远洋航行需要的大量资金又从哪里来呢？

1602年，在共和国大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的主导下，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就像他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一样，如今，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 教授 维姆·范登德尔：

是的，可以这么说。它是第一个联合的股份公司，为了融资，他们发行股票，不过不是现代意义的股票。人们来到公司的办公室，在本子上记下自己借出了钱，公司承诺对这些股票分红，这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筹集资金的方法。

荷兰阿姆斯特丹历史博物馆 馆长 洛德韦克·瓦赫纳尔：

他们聚集了650万的资金，差不多相当于300万的欧元，而那时候，这些钱值几十亿，用这些钱他们建立了公司。

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甚至，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的女仆也成了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成千上万的国民愿意把安身立命的积蓄投入到这项利润丰厚，同时也存在着巨大风险的商业活动中，一方面是出于对财富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因为荷兰政府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政府将一些只有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利，折合为25000荷兰盾，入股东印度公司，这就大大增加了东印度公司的权限和信誉。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 教授 维姆·范登德尔：

（政府给东印度公司的特权是）可以协商签订条约，发动战争，这样它就成了在亚洲的独立主权个体，或者说从南非到日本的整个地区，它都可以像一个国家那样运作。

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出航了。西班牙国王几乎是用鄙夷的态度对待这个不自量力的挑战者。但是，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短短五年时间里，它每年都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这个数量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船队数量的总和。

荷兰阿姆斯特丹历史博物馆 馆长 洛德韦克·瓦赫纳尔：

前十年他们（东印度公司）没有付任何的利息，因为投资者喜欢把钱投到造船、造房子，以及在亚洲建立一个贸易王国上面。做完这些，十年后，公司第一次给股东派发了红利。

连续十年不给股东们分红利。这样的经营方式为什么能够得到投资者的认可？

这是因为：荷兰人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流转体制。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只要愿意，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随时通过股票交易所，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

早在四百多年前，在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中，就已经活跃着超过1000名的股票经纪人。他们虽然还没有穿上红马甲，但是固定的交易席位已经出现了。

这里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前来从事股票交易的不仅有荷兰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大量的股息收入从这个面积不超过1000平方米的院子，流入荷兰国库和普通荷兰人的腰包，仅英国国债一项，荷兰每年就可获得超过2500万荷兰盾的收入，价值相当于200吨白银。

当大量的金银货币以空前的速度循环流通时，荷兰的经济血脉开始变得拥堵起来。这一次，荷兰人解决问题的探索直接进入了现代经济的核心领域——这就是建立银行。

英国银行博物馆 馆长 约翰·基沃恩：

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于1609年，大约比英国银行早一百年，它是一个城市银行、财政银行和兑换银行。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所有一定数量的支付款都要经过银行，因此，阿姆斯特丹银行对于荷兰的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发明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信用。那时叫做“想象中的货币”。

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市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由此，一个看上去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当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正在海洋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手中的白银仍可以自由地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库中流进流出。荷兰的银行，可以合法地贷款给自己国家的敌人。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 教授 威廉·范德莫伦：

荷兰人建立他们的政府，包括国家政府、地方政府都是为他们的商业利益服务的。

荷兰国务委员 约里斯·福尔胡弗：

当时欧洲不同的王国王室之间进行不停的争斗，荷兰始终在这些争斗中保持中立，而且它更专注于经济的发展。

历史学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荷兰的市民是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

到17世纪中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全球商业霸权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五大洋之上：

在东亚，他们占据了中国的台湾，垄断着日本的对外贸易；

在东南亚，他们把印度尼西亚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建立的第一个殖民据点——巴达维亚城，构成了今天雅加达的雏形；

在非洲，他们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新航线的要塞好望角；

在大洋洲，他们用荷兰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国家——新西兰；

在南美洲，他们占领了巴西；

在北美大陆的哈得逊河河口，东印度公司建造了新阿姆斯特丹城，今天，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做纽约。

荷兰阿姆斯特丹历史博物馆 馆长 洛德韦克·瓦赫纳尔：

阿姆斯特丹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请看这幅图，这幅《阿姆斯特丹女神》。17世纪阿姆斯特丹是世界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阿姆斯特丹女神的手放在了地球的上面。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地球，这个世界是我们的。

马克思这样评价道：1648年的荷兰：已达到了商业繁荣的顶点。

正是在1648年，阿姆斯特丹的市民们决定建造一座新的市政厅。出于对质量的考虑，市民们没有预先规定工程完工的期限。实际上，他们一共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和超过70吨的黄金，来营造这座宏伟的建筑。

只有正在创造历史的人们，才会有这种追求不朽的野心。

1656年，新的市政厅落成了。市民们进行了连续七天的狂欢。冯德尔，这位被称为荷兰“莎士比亚”的伟大诗人，特意为市政厅写了一首颂歌，歌词里唱道： “……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扬帆远航……利润指引我们跨海越洋。为了爱财之心，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

在冯德尔创作这首颂歌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一个外交使团，扬帆远航去了遥远的东方。

1656年，荷兰使团到达北京。入主中原刚刚八年的大清朝廷，以一种兴奋的态度接待了他们。但荷兰人遇到了那个时候所有到中国的外交使团都会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在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事实上，一直到18世纪末，几乎没有一位欧洲国家的外交官愿意接受这种苛刻的天朝规矩。但是，荷兰人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顺治皇帝接见了荷兰使团，并高兴地赏赐给这个来自世界上最富庶国家的使团大量礼物。回到住处，一个叫约翰·尼·霍夫的使团成员写下了他们答应跪拜条件的原因：“……我们只是不想为了所谓的尊严，而丧失重大的利益。”

荷兰人的重大利益是什么，就是通商和赚钱。

作为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共和国，17世纪的荷兰从贸易中获得的巨额财富没有体现在王公贵族的豪奢宫殿中，它们被中产阶级商人们用来建造和装饰自己的住宅。荷兰人富裕的生活图景，被弗美尔、伦勃朗等一批卓越的现实主义画家真实地记录下来。

荷兰伦勃朗纪念馆 博士 桑德拉·贝希托尔：

在阿姆斯特丹有很多的艺术家，我们知道17世纪的时候，荷兰出现了大量出色的油画作品。17世纪中期，在阿姆斯特丹大约有800万到1500万张油画作品。那时，每个人都喜欢油画，每个阶层的家里都有油画，人们可以在市场买到这些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国王、大臣和贵族，普通人、平凡的生活成为艺术殿堂的主角。一贯被忽略的芸芸众生，他们的喜悦、忧伤、内心中涌动的情感，甚至隐蔽的欲望，都被一一描绘下来。

这是17世纪的艺术大师弗美尔笔下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荷兰清晨。温暖的色调、正常的生活秩序，构造出平静、祥和的氛围。主人公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只有良好的营养，充足的睡眠才能塑造出如此健康的体型。这种专注、平和的表情，只会出现在那些没有对饥饿的恐惧，不用时刻担心流离失所，在富足的环境中度过一生的人们的脸上。

直到今天，荷兰人的日子依然像这位厨娘一样富足和安逸，荷兰这个商业帝国所开创的商业规则，仍然在影响着世界。

1688年9月，一支庞大的舰队从阿姆斯特丹港拔锚起航，这些船上载着荷兰的最高执政官威廉三世和两万名荷兰士兵。威廉三世此行是受英国议会的邀请，前去保护英国国民的“宗教自由和财产”。

历史的安排竟是这样的巧合。17世纪末期，荷兰发展的速度慢了下来，逐渐失去了左右世界的霸权。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威廉三世离开荷兰到英国，都成为了世界中心舞台的一次极有象征意义的转移。

第三集：走向现代（英国上）

[ 序 ]

从北京往西大约8000公里，就是欧亚大陆的西部终端。从这里跨过一道海峡，有一个岛国，国名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我们通常称作“英国”。这个国家的面积仅有24万平方公里，在今天也只有6000万人口，但是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它却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它是第一个迈进现代社会的国家，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时候，它是世界发展的领头羊。自豪的英国人曾经以“日不落帝国”来形容自己的国家，因为在19世纪末的时候，它的殖民地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陆板块，总面积达930万平方公里，统治着世界上三亿多的人口。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原本在海洋中安详飘荡的小岛，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改变了自己，也影响了世界呢？

1588年7月7日，大西洋的海流与此前任何一个夏季一样，波涛汹涌。

这一天，130艘战船、8000名水手和两万名士兵从西班牙起航，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拥有一个显赫的名号——无敌舰队。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在它的护卫下，已经称霸了半个多世纪。

无敌舰队此行的目的是控制英吉利海峡，教训大西洋上的岛国英格兰。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教授 理查德·哈丁：

英西战争源于宗教改革。16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变成了新教国家。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希望英国恢复信仰天主教，接受（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员）亨利八世女儿玛丽的管制。

除了宗教信仰，让西班牙国王挥戈动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格兰人正在试图抢占和扩大海上优势，西班牙帝国的利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

一个一直以来并不被欧洲大陆重视的小小岛国，为什么会对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帝国西班牙发起挑战？英国人究竟凭借什么，敢于对抗已经在海洋上驰骋了近百年的西班牙？

油画上这位用巨型裙箍、僵硬皱领、宽大衣袖、绣金披纱来装饰的女性，就是当时英国的统治者――伊丽莎白一世。在重叠繁复的服装下，妇女的形体不见了，人们记住的是一个庄严高傲的王权偶像。一位著名的英国传记作家这样描述这位25岁登基、终身未婚的女王：“这只凶狠的老母鸡一动不动地坐着，孵育着英吉利民族。这民族初生的力量，在她的羽翼下，快速地变成熟，变统一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但每根羽毛都竖了起来。”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王位的时候，从英吉利海峡的那一边，不断地传来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探险家成功发财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一个即将全面来临的时代，对懵懂的人们发出的清晰信号。它意味着：在一个刚刚被重新发现的世界面前，谁能抢到先机，接受新的思想，谁更快地打破旧有的价值观念，谁就会更快地变得富有和强大。在新世界的游戏规则里，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为重要。

历史给每个民族腾飞的机遇都是有限的。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伊丽莎白一世没有错过时机。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地方距离海洋都不超过120公里，女王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天然的优势，发展海洋贸易。但是这样做，无异于从西班牙人那里虎口夺食。伊丽莎白一世十分清楚对手的实力，她不希望在公开对抗中输给西班牙。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 副主席 哈里·狄更斯：

因此女王鼓励私掠船、海盗，像雷利和德雷克以及其他的人去扩大英国贸易，开拓殖民地，如弗吉尼亚，甚至袭击西班牙的贸易。他们像私掠船者一样行动，差不多就是海盗了，因此，如果他们和西班牙发生冲突，女王可以否认他们和她有关，并且说他们是违反政府的官方政策的。这样一来，女王可以不牵扯到一些海军行动，但是却积极鼓励他们，因为她把它看做发展国家的一种方式。

这里是英国南部的普利茅斯港，16世纪的英国航海者大多从这里启航。

1580年，普利茅斯人弗兰西斯·德雷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亲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在这次历时三年的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队不仅掠夺了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而且还袭击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港口。满载而归的德雷克给投资者带来了4700倍的利润。作为资助者之一，伊丽莎白一世分到了16.3万英镑的红利，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政府一年的支出。

高贵的女王亲自来到了德雷克的坐舰上，隆重地授予德雷克——这位职业更准确地说是海盗的人——骑士称号。同胞的成功和女王的鼓励，撑起了英国人远涉重洋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到海外掠夺和贸易的行列中。

但是，这些新加入的竞争者，显然抢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西班牙的利益。一次次的争夺和冲突之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被彻底激怒了。1588年的夏天，他派出了自己所向披靡的舰队，以遮天蔽日的骇人威势，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英国。

中国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 刘新成:

1588年的“英西大海战”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海战之一，它决定了近代早期欧洲的命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早期的世界都产生了影响。

伊丽莎白一世试图通过谈判来化解危机，但菲利普二世却面带冷笑，他坚信：无敌舰队在两周之后就会宣布英国人的败局。

然而，两周之后的局势却恰恰相反。无敌舰队遇到了大西洋上最强劲的对手，那是一支由商船和海盗组成的小型舰队。

中国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 刘新成：

起初呢，西班牙想依据人多、船大的优势，一举歼灭英国舰队，但没有想到，英国舰队虽然规模小，但它拥有更先进的火炮，再加上气候的原因，英国舰队利用它灵活机动的特点，在战争当中反而占据了优势。

几天激战之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打得一半沉入海底，一半奔逃回家。由于没有全歼对手，英国的舰长们甚至对这次胜利多少有些失望。但事实上，这次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 教授 波琳·克罗夫特：

此次胜利也极大地振奋了英国人的士气，回顾历史，它确实标志着17世纪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自此西班牙的霸权开始向英国转移。无敌舰队惨败后50年间，西班牙仍旧保持着大国地位，但显然其根基已经动摇。

英国在1588年英西海战中的胜利，是一次以弱胜强的胜利，它再一次显示了在王权统治下的民族国家的力量。长期处在欧洲主流文明之外的岛国，第一次以强国的姿态向欧洲大陆发出了声音，并迅速进入世界海洋霸权和商业霸权的争夺中心。

西班牙慢慢退出了历史的主要舞台，一个新的海上强国初露峥嵘。伊丽莎白一世能带领这个正在崛起的岛国走多远？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 副主席 哈里·狄更斯：

你需要记住：英国在16世纪末实际上还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小国。英国的强大最终还是通过商业和殖民地的经济扩张。西班牙阻挡了它的发展，荷兰人和后来的法国人都挡了它的路。因此英国必须利用它的海军，挑战所有这些国家的权威和力量，争夺他们的殖民地和贸易，而伊丽莎白（一世）是第一个真正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人。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 教授 波琳·克罗夫特：

我认为，在欧洲以及英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强有力的君主制是关键的一环。强大的君主对于这些国家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是爱国主义的核心，能给予国家明确的领导。

强有力的君主制给英国带来了早期的辉煌，使英国走出了成为大国的重要一步。在海外扩张和贸易不断拓展的同时，这个岛国的面貌和气质也在悄然转变。

伦敦城的面积扩大了一倍，1600年时人口已经超过20万，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在贯穿伦敦的泰晤士河北岸，集中了城市的壮丽建筑；南岸则布满了各种剧院。今天，当年的那些剧院已难觅踪影，但却有一座剧院是个例外。

这座圆形建筑名叫“环球剧院”。它建成于1997年，但是里面的一切材料和布局，却都完全保留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样子。剧院从筹备到建成，用了接近50年，这样不计工时建造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增加一个文化景观，更重要的是，四百年前，那位被马克思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曾是此剧院的股东、演员和剧作人。

这位身材短小、来自偏僻乡村的剧作家，在他的37部剧作中展露出惊人的才华和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洞察力。莎士比亚站在16世纪的思想高度，把掩藏在历史深处的人性特点挖掘出来抛到了人们的脚下，他说：“看吧，我的朋友们，人类不是按照我的规格创造的，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它们真实的样子展示给你们。”

今天，人们用这座可以容纳1600名观众的“环球剧院”来表达他们对这位天才的怀念之情。在5月到9月的演出季节里，这里依然场场爆满，莎士比亚那些被全世界公认的经典剧作，依然还是剧院唯一的选择。

中国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 刘新成：

在莎翁的历史剧当中，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伊丽莎白女王呢，当然知道这一点，她并没有下令禁止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尽管在哈姆雷特这样的剧中，就有“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这样的台词。但是呢，这并没有影响伊丽莎白女王就坐在舞台对面的包厢里看戏。

女王的宽容，成就了莎士比亚的艺术高度，而女王的开明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她也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和智慧。女王明白：权力的基础是全体英国人组成的民族，没有民众的支持做后盾，王朝就没有立身的可能。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伊丽莎白一世在强化王权的同时，恪守了祖先传下来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

这一政治传统，来自于一段古老的往事。

这位看上去十分孔武有力的人，是英国早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国王，他的称号是威廉一世，从这位国王开始，英国王室才有了正宗的血统传承，并且像欧洲大陆那样，建立起封建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教授 郭方：

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以庄园为基本单位的，庄园呢，它不仅是一块地产，而且是一个政权单位，贵族领主在庄园上，不仅有司法权，还有经营权，还有行政管辖权，因而庄园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

中国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侯建新:

“封建”这个词呢，在欧洲与中国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呢，它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代表着集权和专制，在欧洲呢，由于封建制就是庄园制，所以它意味着分权，意味着国王没有大一统的权力。

在英国实行封建制度初期，国王与贵族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知道按照本分自己应该拥有什么，不应该拥有什么。虽然没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天长日久，国王和贵族遵照彼此间的承诺，各自履行义务、享受权利，成为英国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规则。不过，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13世纪初，英格兰出现了一位好战却又屡战屡败的国王约翰。在连年的对外战争中，他失去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几乎全部的领地。因此，约翰王又被称为“失地王”。为了维持战事，约翰王加紧了对市民和贵族的盘剥。

他把贵族们的继承税上涨了100倍，兵役免除税提高了16倍，与此同时，牛、羊、小麦的价格也都出现了成倍上涨。

中国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侯建新：

约翰王越来越无所顾忌，他不断地开征新税和加税，这样呢，就破坏了贵族和国王之间那个不成文的却流传已久的惯例，到了1215年春天，愤怒的贵族们集结起来，武装讨伐国王，理由很简单，就是国王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却要求比惯例规定的更多的权力。

这是泰晤士河边一块宁静而美丽的草坪，草坪上这座具有希腊风格的圆顶纪念亭，当年曾位于节节胜利的贵族武装和约翰王驻地的正中间。1215年6月15日，面临绝路的约翰王，不得不同意与25位贵族代表，在这个亭子周围举行谈判。那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刀光剑影下，贵族代表与国王进行了整整四天的交锋和妥协，最后，《大宪章》——这份和平停战宣言终于签署了。

当时，缔约的双方，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书写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中国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侯建新：

《大宪章》里有两条最著名的条款，以后呢，就写进了英国的大法里面去,第一条就是国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剥夺他人的权利”；另一条是，如果法庭没有判决,国王也不能逮捕和剥夺他人的财产。这两个条款表明，臣民的权利是独立的，不是国王恩赐的，所以国王也不能剥夺它。

在大英图书馆的珍品展厅里，一张黑粗泛黄的羊皮纸，静静地躺在玻璃板下幽暗的光影里。这张单薄的羊皮纸，就是距今已有约八百年历史的《大宪章》，虽然它的边缘已经残破，当年用羽毛笔书写的字迹也早已模糊，却成为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永久见证。

它一共只有63款，短短几千个字，却是第一次把国王和贵族之间一直以来既约定俗成但又模糊不清的权利关系，转化为了明确的法律文字。从此以后，英国国王的权力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

在约翰王签订城下之盟后，英国的历代君主，不断地将《大宪章》稍加修正后继续颁布。几个世纪下来，《大宪章》前前后后总共颁布超过了40次。尽管在很多时候，《大宪章》并不被大多数英国人明确感知，但是，这种长期的重申和普及，却积累起深厚的传统力量，将契约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国人的思想根基。

这条宽阔平缓的大河就是泰晤士河，一条被丘吉尔称作“穿过英国历史的河流”。英国的议会大厦就是泰晤士河畔最引人注目的建筑。

就在《大宪章》签订21年之后，英国的官方文件中出现了“议会”这个词。这个由贵族和国王的议事会转变而来的机构，逐渐成为依靠《大宪章》的法制原则来限制君主权力的重要力量。议会大厦上著名的大笨钟，每隔15分钟敲响一次，它像一位警惕而又忠实的站岗卫士，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误差从来没有超过一秒钟。

伊丽莎白一世能够给英国带来早期的辉煌，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她像这大笨钟的指针一样，遵守了《大宪章》的约定，维持了王权和贵族议会之间的平衡。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 副主席 哈里·狄更斯：

伊丽莎白（一世）是个威权主义的君主，但却不是一个暴君，也不是一个企图为所欲为的人。她试图在公认的法律和常规下统治。她经常召开议会——不是每年都召开，但是后来她每年都召开——实施大多数人，尤其是有影响的人想要的政策。

在伊丽莎白一世45年的治国生涯里，这位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女王没有滥用自己权力和威望，她终身节俭，不轻易战争。当王权与议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她总是会根据情况做出必要的让步。在她一生中，王权的扩张始终控制在议会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和秩序给英国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松的社会环境。

1603年，70岁的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了。为了避免政治联姻伤害国家利益，女王终生未婚，孤独地走完了一生，却留下了一个国力日盛、处于上升态势中的英国。

22年之后，又一位对英国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国王登基了。这是一位既会驾驭烈马、又能射箭打枪的年轻君主，他的称号是查理一世。

在伊丽莎白一世用君主制把英国带入强国之列后，查理一世能否将女王开创的有利局面延续下去？他能带领英国继续前行吗？

这里是伦敦白厅大街，英国主要的政府部门几乎都集中在这条街的两侧。在白厅大街，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就是建于1619年的宴会大厅，根据记载，它是当时的伦敦城最高大的建筑。在大厅宽阔的天顶上，油画大师鲁本斯的作品仍然鲜艳，一位年迈的国王被天使授予皇冠的故事，还在散发着人间的生动气息。据说，当年郑重邀请鲁本斯来创作这些油画的人，就是英国历史上的第18位国王查理一世。

中国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向荣：

这位国王特别相信君权神授，在宴会大厅里他请画家把他的父王描绘成为一个圣徒，他还请鲁本斯把英国的对外扩张，描绘成按照上帝的意志所进行的一种征战。那么在他心目中这些油画，那么一方面是寓意着上帝赋予的神授君权，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他对外扩土开疆的一种野心。

面对伊丽莎白一世的王权所带来的荣耀，这位站在先王威权之上的年轻君主深信：自己是上帝派到世间的最高权威，拥有无上的权力。但他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民众的支持和民族的利益。这个常常出现在伊丽莎白一世脑海中的概念，在查理一世的思想中逐渐消失了。

查理一世继任后，很快就遭遇了财政危机。那些由他个人主导的，英国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宗教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紧张，为了维持战事，查理一世想到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税收。

不过，英国国王在这件事上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因为自《大宪章》签署开始，开征新税的权利就属于议会。国王要想征收新税，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

中国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向荣：

这个时候的议会，没有批准查理一世婚约中，所要求的足够经费；另外还驳回了国王因为战争要求增税的提议；不仅如此，议会还规定国王只能征收一年的关税，不得终身享有征收关税的权利。

一心想创造和伊丽莎白一世同样成就的查理一世，被议会发出的一道道紧箍咒逼急了，

他开始不经过议会，自行向商人征收新税，向乡绅强制性贷款。

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激烈较量开始了。

1629年，查理一世派军队强行解散已经在英格兰召开了三个多世纪的议会。但是，在长达11年的无议会时期里，英国人并没有忘记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规则。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钱乘旦：

在英国的历史上，形成了两大原则，一是王在议会，也就是说国王必须通过议会来进行统治。第二呢，是王在法下，也就是说法律高于国王，国王必须服从法律。可是呢，查理一世的做法就是把这样的两个原则全都给破坏了。因此呢，议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大，对立也就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在1642年爆发了战争，而这个呢，就是近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英国革命”，也叫“英国内战”。

这是一场争夺谁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战争。在战争中，一位叫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议会军将领脱颖而出，在他的带领下，国王的军队被彻底击败，英吉利共和国成立，查理一世被俘。

白厅大街的宴会大厅没有成为查理一世实现宏图霸业的见证者，却见证了英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时刻。就在鲁本斯的画作完成不久，查理一世本人，就在这座自己精心营造的宴会大厅外，甚至就在那位被描绘成圣徒的父王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1649年1月30日，一个晴朗的冬日，宴会大厅前的广场上，凌晨就聚集了上千位伦敦市民，悲伤、恐惧、兴奋、茫然这些互相矛盾的表情，挂在他们的脸上。在难以控制的焦灼中，他们等待着一场断头的刑罚，受刑的就是被议会宣判为“暴君、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国王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表现得很沉着。在踏上刑场之前，他坚持要穿两件衬衣，这样就不会冷得发抖，让围观的人误以为他在害怕。在留下遗言和做完祷告之后，这位49岁、已经临朝24年的君主，将头放在垫头砧上，伸手向刽子手示意，可以落斧了。

1649年发生的这件事，对于刚刚入关五年的中国清王朝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于欧洲大陆则完全不同。欧洲大大小小的宫廷都被震惊了，当时这些宫廷不是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就是正在渴望实行君主专制。隔海相望的岛国英国的做法，超越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政治观念。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钱乘旦：

归根结底，查理一世是违背了英国自古以来就形成的所谓的自由的传统，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所谓自由是指贵族对抗国王，可是后来呢，它逐步地就变成了整个国家反抗国王的暴政。在几百年的时间当中，王权和民权之间的这种斗争啊，是英国政治史发展的一个主线。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抗争之中，英国走出了中世纪，走进了现代世界。

查理一世死后，议会把行政权力交给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国务会议。但是，英国人期盼的新生活却没有来临。

很快，克伦威尔开始实行军事独裁。英国内战推翻专制王朝的成果，就像附在玻璃板上的水彩画，被克伦威尔的独裁和社会动乱冲刷得了无痕迹。革命从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却以另一个人的专制结束，“护国主”克伦威尔成为一个没有国王名号的“国王”。1653年，议会再次被解散。

事情总是物极必反。克伦威尔去世后，已经倒下的王朝又被用盛大的仪式请了回来。1685年，在经过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政权轮替后，查理一世的儿子詹姆士二世继承王位。对父王悲剧铭刻于心的詹姆士二世，不想重蹈覆辙，他准备扩充军队，试图让英国重新回到查理一世统治的时代。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 副主席 哈里·狄更斯：

人民不想冒可能发生内战的风险，而且他们希望詹姆士二世做一个可敬的理智的国王。但事实证明他是个很差劲的国王。他一意孤行，脱离议会统治，威胁到伦敦城和许多其他城镇的利益。表现的像一个专制独裁君主。他让英国多数有产精英觉得他们必须推翻他。

面对詹姆士二世的专制，处于十字路口的英国人，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抗呢？

一个国家的政治选择，常常受到传统和某些重大事件的影响。

这一次，英国人没有像对待查理一世那样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教训告诉他们：推翻王朝容易，建立新制度却很难；他们也没有呼唤克伦威尔，因为克伦威尔式的革命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和发展。于是，1688年的英国人，采取了一种被后人称为“光荣革命”的方式，来结束王权的专制。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光荣革命中，有一群社会贵族精英，他们说，改变晚宴（规则）的时候到了，坐在桌前的人们该被换掉了，但不是通过流血的方式。

英国历史学会 主席 巴里·考沃德：

他（詹姆士二世）拥护者中的一些主要成员给詹姆士二世的女婿, 荷兰的一位新教君主威廉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他们邀请他来帮助反抗詹姆士二世的统治。此后迅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威廉和平地入侵了英格兰，没有遭到反对。詹姆士的军队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解散, 威廉到达伦敦, 詹姆士逃跑. 没有发生战争。

议会在整个事件的演变过程中，都发挥了主导作用。接下来在确立新国王的时候，议会经过讨论，折中了两派意见，最终决定威廉夫妇共同为英国国王。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国王由议会决定产生，意味着君权从“神授”变成了“民授”，它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英国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的王权性质。从1688年起，英国正式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

中国南京大学世界历史系 教授 陈晓律：

英国的君主他是国家的元首,是政府的首脑,是教会的首领,又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是呢，他实际上并不能直接管理国家,他必须任命一个首相,由这个首相来直接管理国家,那么，这个首相呢,必须从议会中多数党的首领中产生,这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的本质,就是依法治国,也就是谁都不能高居法律之上,谁都不能为所欲为。

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标志着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在这个岛国永远地结束了。

英国人赶走詹姆士二世、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革命，没有发生流血，这是它被历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光荣革命创造了一种适合英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的新的社会进步方式，那就是：用和平变革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这种模式，成为它给后世留下的最独特的遗产。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钱乘旦：

光荣革命使英国摆脱了专制的统治，这个在世界上，它是第一个国家。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它采用了不流血的方法。从此以后呢，英国就是在议会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和平和渐进的制度的改革，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

英国诺丁汉大学 教授 郑永年：

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

从1588年战胜西班牙的大海战，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一方面调整内部制度，一方面积极对外扩张。百年时间的积蓄之后，英国人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光荣革命前后的英国，人口大量增长，商业和手工工业迅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计民生。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使英格兰变得强大的是下述事实：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各方面已经就重商的必要性达成一致。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同一个国会，同时在忙于分配海外贸易的职位，仿佛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查理一世的鲜血还在流淌着，这个国会却通过了《航海法》。”

经过三次英荷战争，英国最终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法》。《航海法》规定：输入英国及其属国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是输出国的船只。从此，荷兰船只逐渐退出驰骋了近一个世纪的茫茫海域。在打败了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英国人将海上马车夫荷兰也赶下了海上霸主的位置。

现在，轮到英国人来制定海洋竞争和大国竞争的规则了。此时，在英国人眼里，除了陆地霸主法国，其他国家已不是对手。在建立帝国的道路上，英国已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强劲力量：连续的征战中，英国建立起一支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它的商业触角已经伸向全世界。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 副主席 哈里·狄更斯：

因此，从1688年以后，虽然英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思想很容易向更广范围的人群传播。民众如果感觉合适就可以发展他们的经济生活。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而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取得这一成就的国家。

环顾当时的世界，法国正处在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俄国的彼得大帝还在南征北战，建立专制帝国；德国和意大利则四分五裂，人民正期待着强有力的王者出现；在亚洲，日本还在被封建幕府制度束缚；而中国，大清王朝268年的江山才刚刚坐了44年。

但是英国，这个地处边缘的小国，却在历史性的转变中抢占了先机，已经率先到达现代文明的入口处，即将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世界的中心。在下两个世纪里，它将傲视全球。

第四集：工业先声（英国下）

三百年前，当18世纪来临的时候，中国的康熙皇帝正在用他的文治武功，开辟一个新王朝的辉煌，并开始对遥远的西方产生了兴趣。此时的英国，正在孕育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后世称之为“工业革命”。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科学意识和市场意识，提高了英国人普遍的认识水准。在各种合力下，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建立起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引领着世界的发展。那么，工业的先声为什么会出现在英国？对于这个岛国来说，高速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里是英国西北部的一座滨海小城，它的名字叫格里诺克，1736年，工业革命之父、万能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先生就出生在这里。今天，这座城市美丽而安宁，港湾中停泊着许多漂亮的游艇，街道上汽车稀少，人们生活闲适平静。

不过，大约三百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由于靠近欧洲烟草中心的格拉斯哥市，格里诺克的出海口位置显得非常重要。港口中大型帆船你来我往，城市里载货马车喧嚣奔腾，酒馆里商人们吞云吐雾、高谈阔论。瓦特的祖父和父亲就是这些商人中比较成功的两位，他们从事的是格里诺克最红火的烟草贸易。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有很多像瓦特家族这样的家庭，在新教思想影响下，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追求利润，他们想以现实的成就与上帝沟通，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弄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

如果进一步扩大眼界看，就会发现瓦特的父辈们在格里诺克与美国的弗吉尼亚之间进行的贸易，仅仅是英国全球贸易中一个小小的部分。1686年时的一个统计表明，当时有近一半的英国船只都在从事美洲或印度贸易。这是当时让所有国家都会眼红的生意。

英国伦敦大学王家学院教授 安德鲁·波特

我认为“光荣革命”带来了政治稳定的局面，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普通国民感觉有一个他们可以信赖的政府。由于对政府持有好感，国民愿意纳税来支持政府。他们更愿意承担必要的赋税支持国家对外作战，特别是在18世纪初期与法国和西班牙作战。

1763年，通过英法七年战争，英国才将挡在自己面前的法国和紧跟法国的西班牙暂时搬开。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评论说：“从战争结束起，英国较其周围国家重要还是不重要，已无关紧要。因为英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

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性的大国了。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 理查德·哈丁

英法七年战争对英国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海战第一次，对欧洲的外交格局产生了决定性作用。西班牙和法国再不能忽视英国的力量，如果对英宣战，他们就会失去重要的领地。

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成熟，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以手工工场为支撑的生产能力变得捉襟见肘。为了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几乎整个英国都被动员了起来。一位英国棉纺主，从他在伦敦的经理人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无论你能生产多少平纹布，好的次的我们都要。” “你必须想办法发明，在工业中你们大有可为，……”

市场上如黑洞般的迫切需求，首先出现在纺织业，因为这个行业的产品与普通人的生活最密切相关。为了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工匠们的聪明才智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新的发明一个接着一个，英国开始一步步接近“工业革命”的起跑线。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 米歇尔·亨特

旧式的纺织生产单位非常小，一般以户为单位，妻子、孩子甚至连丈夫一家人在一起织布。但随着飞梭和珍妮纺纱机等发明的出现，生产规模就大大扩展了，更多的人能在一起工作。这样就出现了工厂模式，为以后的工厂模式打下了基础。

在生产中大规模使用机器，极大地提高了手工工场的效率，并最终促成了现代工厂的诞生。但是这些工厂却有着共同的局限，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靠近河流的地方作为厂址，这是因为到18世纪初，能够使机器运转的动力源，还是人类已经使用了将近两千年的风车和水排。这种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动力源，严重制约了生产。因此，哪个国家能最先造出适应工业化需求的动力机器，那它就将在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那台能够启动新时代的机器，将会在怎样的机缘汇聚下诞生呢？率先跨入工业时代大门的英国人，究竟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事实上，当整个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都伸直了脖子，盼望那台可以产生无穷动力的机器的时候，最终制造出“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詹姆斯·瓦特先生，却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773年3月，瓦特先生的合伙人破产了，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不得不变卖家产来还债。37岁的瓦特抱怨说:“我还有妻子儿女，眼看自己变得雪染双鬓，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职业来供养他们。”

中国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豫

1773年的秋天，瓦特又遭遇了一次家庭的变故,和他共同生活了九年的妻子去世了,而且给他留下了六个儿女,与他共同合作的工厂又破产了,这个时候,他的生活落到了最低谷。有一位朋友推荐他到俄国去工作,他说:“我眼下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而我又这么贫困。我感觉到非常苦闷。”

但是英国，这片让瓦特先生沮丧的故土，此时也许会让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离开，却不会让一个将会带来无限商机的发明家走出自己的视野，因为，它早已准备好了将聪明才智纳入实用轨道的各种机制。这些机制，如同一张巨大而细密的网，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和技术都搜罗到了英国。其中，专利保护就是重要的一种措施。

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历史学教授 罗伯特·福克斯

专利最早产生于16世纪，但在16和17世纪申请专利并不常见。自18世纪以来专利申请才普遍起来，变得重要了。申请专利的目的很简单，即保护一项发明，使它保持新颖。专利给予发明者约15年左右的保护期，在此期间，他的发明受到保护，其他任何人不得仿冒。

晚年的瓦特，生活非常富庶。但是瓦特财富的主要来源，不是制造蒸汽机的工厂，而是被广泛转让的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

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对英国发展影响深远，直到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这个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的国家，依然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在全球高新产品生产国中位列第四。

而250年前，英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奖励，使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明的狂热崇拜之中。一本英国刊物称，“工程技术的贡献大于战争和外交；它的贡献大于教堂和大学；它的贡献大于抽象的哲学和文学；在改变社会方面，它的贡献大于我们法律所作的贡献……”

在这种全民性的崇拜中，一个新兴阶层表现得最为虔诚，因为技术和发明与他们有着最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这个阶层当时被叫做“工厂主”，今天被称为“企业家”。 1773年，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挽留住了想要前往俄国的瓦特，他的名字叫马修·博尔顿。

中国南京大学世界历史系教授 杨豫

博尔顿的索霍工厂在伯明翰，伯明翰是当时英国的小五金生产的中心，博尔顿的工厂有1000多个员工，他主要是生产小五金器械，甚至包括望远镜之类的产品，但是，博尔顿非常有眼光，他看到英国工业正在兴起，许多新的工厂需要新的动力，于是，他就决定转产蒸汽机和加工机械。

后来，当博尔顿和瓦特联手制造第一台蒸汽机时，英国的国王前来参观他们的工厂，当国王问博尔顿正在忙什么时，他说：“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国王不解地问到底是什么，博尔顿回答道：“是力量，陛下。”

正是具备了这种远见，博尔顿极力挽留住了穷困苦闷的瓦特，他在写给瓦特的信中说：“我将为发动机的竣工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我们将向全世界提供各种规格的发动机。您需要一位“助产士”来减轻负担，并且把您的产儿介绍给全世界。”

英国传记作家珍妮·尤格罗

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两人能够走到一起是工业历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页。詹姆斯·瓦特心思细腻，做事动作迟缓并且非常容易焦虑。他常常会灰心丧气。 他会将工作放到一边，感觉好像要彻底放弃了。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修·博尔顿热情洋溢，生气勃勃，与人相处得很好，总是很乐观。当瓦特说：“不会起作用的。”博尔顿会说：“当然会成功的，只要再试一下就行。”

博尔顿与瓦特的天作之合，让瓦特彻底消除了后顾之忧。但是，如果瓦特只有一双技艺出众的手，那么，万能蒸汽机还是不会诞生。因为在瓦特之前，工匠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这种蒸汽机笨重粗大并且耗煤，只有煤矿才勉强用得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 袁正光

在近代科学诞生的几千年当中，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生产、技术、科学，也就是说凭经验进行生产，在漫长的生产过程当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的过程当中产生科学。这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和错路。

瓦特没有重走人类几千年走过的弯路，为了对旧式蒸汽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瓦特曾钻研过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并仔细计算过气缸的热效能。为什么瓦特会使用这样一种以前的工匠们根本不会想到的方式来进行发明创造？他对于生产、技术、科学三者关系的认知从何而来？在瓦特研制蒸汽机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正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在这批科学巨人当中排在最中心位置的是一位妇孺皆知的人，他就是艾萨克·牛顿。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从近代科学的角度看，正是牛顿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这里是牛顿的故乡，传说牛顿就是看到这颗树上的苹果落地而受到了启发。虽然，直到今天，这颗树上最大的苹果也不会超过成人的一只拳头，但是，它丝毫也没有妨碍剑桥大学的这位旷世奇才，在17世纪带来一场科学的革命。

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深奥难懂的书中，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大定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运用这些定律，牛顿把星星、地球和自然界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他的天平上。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 米歇尔·亨特

牛顿体系的本质在于，地球和其他天体都按照相同规律运动，并且可以量化计算。你可以将太阳系的任何一部分拿出来，根据规律进行计算，从而精确地预知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方式。

“我们被放在这有如戏院的世界上，每个事件的起源和缘由却完全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未来，也没有能力防止那些使我们不断受伤害的不幸事件发生。我们被悬挂在永恒的疑惧之中……”

这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休谟的一段话，它为我们真切地描述了当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被动心态。三百年前，人类的思想还充斥着迷信和恐惧，水为什么往低处流？太阳为什么升起落下？这些今天看来简单之极的问题，在当时却是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握的。直到艾萨克·牛顿出现，人类才终于结束了这种状态。牛顿通过自己的伟大著作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他告诉世人：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而且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

牛顿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从未有过的自信。曾经匍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量世界。

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历史学教授 罗伯特·福克斯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我说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我想应该是牛顿。牛顿带来，至少是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无可怀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规律、受规律支配的宇宙中。这为18、19世纪乃至我们当今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 袁正光

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到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

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牛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不久之后，牛顿就被选为英国最高的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欧洲的知识阶层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法国的一位学者在读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对牛顿几乎产生了像对神一样的崇拜，他向每一个来自英国的人打探牛顿的生活细节：“他吃饭么？喝水么？睡觉么？和凡人一样过日子么？”

作为一名科学家，牛顿头上的光环可以说放射出了世界上最为绚丽的光芒，然而，对于他身上的那些与英雄人物并不协调的弱点，除了专门的研究人员之外，其他人便知之不多了。

英国皇家学会秘书长 史蒂芬·考克斯

我觉得，艾萨克·牛顿可以说是个很不随和的人，他的许多轶事证明了这一点。他曾经与当时另一位著名科学家罗伯特·胡克争吵过，争论某个主意是谁第一个想到的。有故事说他特别不喜欢胡克，把他的肖像都毁掉了，所以我们今天能见到四、五张牛顿的画像，而胡克的画像却一张也见不到。

1727年，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出殡的那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椁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

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为之深深感动，他感慨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

整个社会在向一个科学家表达着由衷的敬意，这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

1765年，牛顿去世后30多年后，一种全新的蒸汽机在瓦特的手中诞生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不仅比原来的蒸汽机少用大量的煤，而且使人类从此开始拥有自己创造的动力，而不再受制于大自然。后来人们把解决了工业化核心问题的瓦特蒸汽机，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瓦特也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保罗·肯尼迪

当蒸汽时代和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它推动着业已领先的英国继续前行，让这个小小的岛屿在后来的几百年中进一步地超越了其他各国。

变革并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一种能大大提高效率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出现了。原先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工作，被分解为专门的工序，每个工人只需完成特定的一道工序并不断重复。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的各个行业相继实行了工厂化，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发生变化。整个英国仿佛形成了一个被源源不断的力量推动着高速运转的链条。当蒸汽机启动了英国之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持续带动着这个链条，并最终将英国推向称霸世界的顶峰呢？

就在瓦特和博尔顿对蒸汽发动机进行最后完善的时候，伦敦，一个50岁的学者正在对自己的文稿进行出版前的修订。这份文稿可以看作是一台特殊的发动机，一台思想的发动机，它将为人类财富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它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和制造产品的阶段，而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

文稿出版的时间是1776年，名字叫做《国富论》，它的作者是亚当·斯密，一个相貌普通、生活刻板，但是对人性却有极其深刻洞察力的经济学家。

中国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

《国富论》中文版译者杨敬年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主要的动机，就是谋求个人的利益，谋求私利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他用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得到回报。”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通常并不会考虑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好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自由竞争”这个今天已经被人熟知的概念，成为贯穿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石。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他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间的自然交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

《国富论》提出的控制经济生活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简单地说，就是今天经济学家常常讲的市场供求规律。根据这个理论，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对外贸易战略。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保罗·肯尼迪

亚当·斯密认为，我们可以继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征服（其他领地）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亚当·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

比技术革新影响更深刻的，是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变化。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后来被瓦特和博尔顿所代表的新兴阶层推崇到了神圣的地位，他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当他们在西方各国的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时，亚当·斯密的理论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中国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

《国富论》中文版译者杨敬年

斯密的理论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以前发表的，它起了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使英国成为第一个世界强国。世界霸权国家，也使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国富论》出版12年后的一天，伦敦刚刚下过一场阵雨，雾都的空气霎时变得新鲜而清爽。这天晚上，职务仅仅是一个海关官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客厅里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贾，几乎掌握了英国经济的全部命脉，英国当时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在其中。当斯密下了马车，步入客厅时，原本散坐四处、谈笑风生的绅士们，立即停止了话题，大家把眼光都投向了斯密，并纷纷站起向他致意，斯密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们，请坐。”这时候，已经站在斯密身边的首相皮特认真地说道：“博士，您不坐，我们是不会坐下的，哪里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座的呢？”。

1815年，英国人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这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亚当·斯密对英国的贡献。这一年，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对于这一轮新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许是这次战争最好的注脚：拿破仑曾嘲笑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但是这位法国英雄却没有想到，无论自己用多么强大的力量，采取什么严格的封锁措施，也难以阻挡“小店主”国家的产品涌入它要去的地方。拿破仑更不愿承认，即便是自己的军队与英国人面对面作战时，法国人身上穿的军服，也都是来自英帝国的棉纺织品。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 理查德·哈丁

事实上，在战争中，英国为参战国提供了军服、枪炮和其他产品，而整个欧洲正是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因此当战争结束后，英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产业大国。

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率先采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也就是用取消别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别国取消对英国产品的限制。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英国制造”从此在更大的世界市场里长驱直入。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种经济的自由化是在英国早已取得了在工业领域绝对的领先地位后才得以实现的。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我们才进入了自由贸易的时代。

为了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用武力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打开了大门，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太阳不落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一个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贸易圈逐渐形成。英国的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曾这样描述：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居高临下的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工业化的进程。到19世纪中期，英国往昔那种田园诗般的风情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世界。乡村建起了灰暗的厂房，城镇竖起了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的轰响，高炉前迸射着铁水的光亮。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工业化进程，也改变了英国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时间第一次被精确到以秒为单位，而火车和汽船则开始代替马车和帆船。1814年，世界上第一个蒸汽火车头在英国诞生；1830年，蒸汽机车开始在世界上第一条投入运营的铁路上奔跑；到1851年，英国已经拥有22个铁路网络，铁路总长度约13000公里，相当于今天中国6条京广铁路。

普鲁士的国王曾羡慕地说，“不列颠……的经济地位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高度。”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乘旦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当时就是英国一个国家能够对抗整个世界。工业革命呢，还使英国走进了现代化的大门，使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这也就迫使整个世界追随着英国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英国引领了当时世界的潮流，打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

这里曾经有一座563米长的巨型建筑，但令人惋惜的是，1936年的一场大火把它彻底毁灭了。今天，残存的雕塑只能静静地伫立在风中，面对每日缓缓升起的朝阳，追忆往昔，感叹世事的沧桑。

这处废墟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水晶宫。它始建于1850年，完全用钢铁骨架和平板玻璃组装而成，在19世纪中叶，水晶宫是欧洲最宏伟和最富想象力的建筑。

1851年5月1日，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商界、政界代表人物汇集在它的穹顶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人们相聚目的是为了展示进步和繁荣，155年前那次盛会的准确名称是：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当时的中国人把它翻译为“炫奇会”。

中国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豫

这次伦敦博览会开幕以后，可以说是人潮涌动，展出的展品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除了艺术品，和来自国外的各种动植物以外，主要展出的是英国的工业产品，包括轮船的模型啊，机车的模型啊，还有各式各样的机床，这标志着英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也标志着英国的工业革命取得了成功。

万国博览会开幕式成为整个伦敦的节日，万众喧腾中，前来剪彩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反复使用一个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兴奋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

这位18岁登基时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女王，一直到82岁才去世，命运似乎要让她完整地见证和享有英国的荣光，维多利亚女王伴随英国走完了19世纪。这位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除了养育九个孩子、怀念早逝的丈夫、让遍布欧洲皇室的子孙们称她为“欧洲的祖母”外，在国事上，被认为几乎什么都不做。而恰恰是这位看起来什么都不做的女王，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了力量，开启了至今都让英国人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

1851年5月1日，女王怀着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信前往水晶宫。晚上回来后，4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最美丽最堂皇的日子。”

然而，就在英帝国看似如日中天的时候，太阳已经在悄悄倾斜。越来越庞大的殖民地在为英国提供巨大的发展资源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拴在它身上的巨大包袱。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逐渐高涨，这个包袱终于压弯了帝国的腰身。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到1850年以后，人们发现要是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新增的殖民属地对帝国本身而言并没有多大价值；他们只是增加了帝国需要管理和保护的资源数量而已。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就指出了不列颠帝国的回报率或是利润率实际上非常之小。

英国伦敦大学王家学院教授 安德鲁·波特

到了20世纪40年代，英国做出了选择。它或者可以继续为其大国的地位和海外殖民地花费大量的金钱，或者将资金用于本国的发展。它选择了后者。最后，大英帝国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

也正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德国和美国迎头赶了上来，开始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自由经济模式与生俱来的缺陷，在20世纪给英国，也给世界带来惨痛而深刻的教训。

当英国人从陶醉中惊醒，猛然看见帝国上空的夕阳时，新的太阳已经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洲大陆上升起。那将是世界大国命运的又一次兴衰消长。

第五集 激情岁月（法国）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三百多年前，它凭借路易十四的强大王权，称霸一时；两百多年前，它依靠拿破仑的军功横扫欧洲。在19世纪，它拥有的海外殖民地仅次于英国。这里曾经孕育出影响近代世界的启蒙运动，曾经进行过各种社会理想的实践。三百年来，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幻，总是能够听到它在大国舞台上发出的声音。法兰西这个弥漫着激情和理想气息的国家，究竟凭借着什么力量，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呈现出别样的风景？

第五集 激情岁月

法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790年，这里收藏着法国自7世纪以来的珍贵文物和档案资料。这是一本200多年前的记事簿，它的主人是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国王的日记写得非常简洁，除了在出门打猎的日子里，记下猎物的数量之外，其他的时候，都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14日，星期二，无事”。这是路易十六对1789年7月14日的描述。显然这一天在国王看来十分平常，甚至有些平淡。因为，连经常进行的猎鹿游戏都没有，所以，无事可记。但是，路易十六认为无事的这一天，却成为一个改写法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日子。

1789年7月14日，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正在进攻巴士底监狱。监狱里当时只关押着7个人，但是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因为巴士底狱被认为是专制王权的象征，摧毁它是推翻专制统治最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

7月15日早晨，路易十六听到了大臣的汇报。他吃惊而困惑地问：“怎么，造反啦？”大臣回答说：“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被后世称为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六刚刚从睡梦中惊醒，革命已经开始了急风暴雨般的进程。法国的最高权力很快就从国王手中转移到国民议会那里。攻占巴士底狱之后仅仅20天，国民议会就宣布：废除一切封建特权。这意味着120多年前由国王路易十四建立起来的绝对君主制被宣告死亡。

法国为什么会爆发一场摧毁绝对君主制的革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路易十四和他创建的制度究竟给法国带来了什么？

1661年，就在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登基的前一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临朝亲政，后人在这两位东西方的君王身上发现了诸多相似：同样是幼年称帝、雄才大略，同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高度集中的王权，并借此把自己的国家带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是人们遐想三百多年前法国盛世的最佳标本。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正是当年路易十四表演绝对王权的硕大舞台。

年轻的路易十四亲政后，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首相，一切国家事务的决定权都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政府中一共只有六名由他本人亲自选定的大臣，大臣们每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但做决定的人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国王自己。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让·吕克·杜米纳克

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时，他实际上是在说三件事。首先他代表国家，然后他统治国家，最后他是国家精神具体化的表现。跟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法国不仅有君主专制的政体，更有一套强大的国家机器，这套国家机器允许法国首先可以深入地发展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同时建筑了很多要塞、城堡，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战争。

然而，这位让法国第一次称霸欧洲的君主去世仅仅74年后，大革命就推翻了曾经给国家带来巨大荣耀的绝对君主制。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争夺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在亲政的54年间，打了31年的仗，旷日持久的战火逐渐掏空了法国的国库。于是，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的税收逐渐成为矛盾的焦点。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让·吕克·杜米纳克

当时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在这三个等级之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前两个等级，他们有优越的条件，不需要纳税，但却享受税金和其他的特权，第三等级，他们只有工作的权利，而且还要纳税。

特权阶层和第三等级的矛盾显而易见。在路易十四时代，因战争而不断增加的税收，则让这一矛盾愈演愈烈，君主专制的弊端日渐凸显。

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还有绝对权力的整个系统。君主专制已经像君主本人一样筋疲力尽。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所长 让·克莱门特·马丁

一个人表面上看死于感冒，实际上他早已有病，身体已经很虚弱，所以一得感冒就死了。法国当时实际上已经被很多矛盾所困扰。

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此时，东方的大清帝国正在安享乾隆年间的盛世，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国王路易十六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先祖留给他的难题要远远超过荣耀。

据说，路易十六温和内向、处事犹豫，最大的爱好是拆装铁锁，但是，这位锁匠国王却没能打开困住国家前进的枷锁。

在他登基14年后的一场天灾中，法国社会的矛盾被激化了。连续性的全国农业歉收，使得1789年成为整个18世纪中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市民们几乎要花掉全部收入才能勉强吃饱肚子，农民们却在承担比往年更重的赋税。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 雅克·马塞

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付地租，或者向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纳租，有些资产阶级也拥有土地，因为在农村当时还存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税制，另外一种皇家税，包括人头税，还有一种非常不得人心的盐税。

两百多年前的漫画，描绘出当时法国社会的景象：沉重的赋税全都压在第三等级身上。

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尝试着对特权阶层征税，结果却引来强烈不满。这使得国王成为全体国民的对立者。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被迫召开已经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但是，三个等级代表的愿望都落空了。愤怒的代表们组建了国民议会，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路易十六却强令解散国民议会，同时调动大批军队开赴巴黎。

国王与民众之间最后一次协商的机会丧失了。

革命以汪洋恣肆之态快速蔓延，民众不仅推翻了国王，而且开始以新的理想来设计国家的方向。

今天，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记录了二百多年前法国革命理想的文件。这份文件，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法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

这里收藏着法国最珍贵的文物，下面我将向你们介绍其中的一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的第一段这样写道：“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通过。

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人权宣言》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时代的王权、皇权和特权，并确立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1789年8月，从巴黎传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响彻整个欧洲。

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 让·皮埃尔·安格雷米

法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思想在全世界发挥影响的。人权在法兰西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也载入了联合国的宪章和世界文化遗产。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权都必须得到维护。

从君主专制到张扬人权这样大跨度的革命是怎样产生的呢？法国大革命的新理念又是从何而来？历史的奇异之处在于这些当时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恰恰孕育在欧洲王权最专制的地方——法兰西。

巴黎，一个聚焦全球目光的舞台。这个属于全世界的文化、艺术之都，就诞生在掌握了绝对王权的路易十四手中。而他个人对艺术的喜好、支持和赞助，给这个城市注入了灵魂。

路易十四亲自创办了法兰西舞蹈学院、音乐学院、喜剧院、建筑学院和科学院。他本人从七岁开始就每天坚持芭蕾训练，并亲自扮演太阳神阿波罗，由此还获得了“太阳王”的美名。

这一时期的法国在建筑、绘画、戏剧、舞蹈等方面将古典主义艺术发展到了高峰，显示出极大的文化影响力。整个欧洲的宫廷和贵族都以会说法语为荣，所有的外交条约都用法文来撰写。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所长 让·克莱门特·马丁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社会在欧洲占优势，法国为欧洲各种事业在思想上发挥了榜样的作用。当时的专制政体和文化艺术发展之间不存在对立，两者之间是比较协调的。

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法国的沙龙文化之风日渐兴盛。贵妇人家中宽敞、雅致的客厅，给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提供了讲坛和听众，刺激着他们的灵感和激情。

与此同时，刚刚在巴黎出现不久的咖啡馆则为市民们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启蒙思想就这样在沙龙和咖啡馆里被不断地宣讲、辩论和传播着。

采访：法国巴黎1787咖啡馆 老板 基尔

这些咖啡馆是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活动场所。当时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希望改变那个旧世界。

这个盒子里的珍贵收藏，是两百多年前的一颗充满激情的心脏。它的主人伏尔泰说：“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因为坚持不懈地批判宗教蒙昧主义，伏尔泰被公认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他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对话：“一些知名人士在讨论，谁是最伟大的人物——是恺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还是克伦威尔？有人回答：毫无疑问是艾萨克·牛顿。非常正确，因为我们应该尊敬推崇的正是以真理的力量来统帅我们头脑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所长 让·克莱门特·马丁

启蒙思想是个长期的国际性的发展过程，18世纪末在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启蒙思想促使知识和天赋人权的传播，因此使人民以新的观念看待国家、政权机构、宗教生活。

伏尔泰和所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如同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科学和理性之门。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认识到自己是人。” 这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力。

伏尔泰去世后，他的棺木上刻了这样一行字：“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如果说伏尔泰是旧制度最有力的批判者，与他同年去世的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则描绘了想象中的新制度。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让·吕克·杜米纳克

卢梭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契约的思想，他认为人民大众有革命的权利，有义务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而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卢梭实际上是创立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他通过阐明革命的意愿是高于传统的国王和宗教的意愿，从而给了人民革命的权利。

卢梭的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握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这支火把很快就点燃了巴黎乃至世界。

1789年，伏尔泰和卢梭去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启蒙运动声势最盛的这个国度，思想最终演变成行动。那么，这个在启蒙思想指引下产生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怎样才能变成现实？大革命后的法国，将走上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

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了，和君主制一起消亡的还有君主本人。四个月后，就在这个当时刚刚改名为革命广场的地方，路易十六身首异处。

面对革命，法国国民激情澎湃。他们编制了“共和历”以取代传统日历；街头到处都是激昂慷慨的演说家；人们不再使用“先生”一词，而是彼此称呼“公民”。但是，群众的激情渐渐地失控了。与此同时，害怕革命蔓延的欧洲各君主国组成了反法同盟，对法国开战。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 雅克·马塞

一些偶然的事件，一些预想不到的事情导致了极端化，法国发生了与欧洲的战争，战争使革命走向了极端，使当时的形势发生了转折，这是始料不及的。

断头台酒吧，保存着巴黎唯一一座当年政府军队使用过的断头台，它曾经杀人如麻。当铡刀落下时，人们依然能感受到昔日的恐怖。

1793年春天开始，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气息和恐怖气氛交织的城市。

凡是涉嫌叛变共和国的人都上了断头台。一项最高的记录是：38分钟内，断头台砍下了21个头颅。全国大约有4万人被处决。

这时的人们已经忘记了四年前颁布的《人权宣言》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就是能够做任何无害于他人的事情。”

革命的行动背离了革命的理想，法国将往何处去？谁能够领导法兰西走出困境，恢复光荣？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12年之后，法国人再次选择了一位皇帝来领导国家。

1804年12月2日，巴黎圣母院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加冕典礼，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这位皇帝是民众选举产生的。法国成年男子中，有357万人投了赞成票，反对的只有2569人。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所长 让·克莱门特·马丁

法国人之所以接受拿破仑政府，他们认为拿破仑代表了一种能够控制社会的力量，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后来拿破仑又代表了一种征服欧洲的希望，法国人民之所以在初期支持拿破仑，是希望法国实现和平繁荣、并且征服欧洲。

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革命、恐怖和动荡之后，人们开始强烈地渴望社会的安定，期盼着强有力的人物出现，结束国家的混乱和危机。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拿破仑，让法国人看到了恢复秩序和权威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拿破仑颁布《民法典》，宣誓效忠法律的行动，让已经饱受启蒙思想熏陶的法国人看到了延续理想的希望。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拿破仑学院教授 奥立维·布登

当他宣布登基的时候，他宣誓忠于1789年的革命原则，也就是说尊重人权、自由、平等，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通过这个民法，确立革命的原则。

这部1804年正式实施的《法国民法典》，是由拿破仑下令起草的.在围绕法典草案召开的102次讨论会中,正在领导战争的拿破仑亲自参加了97次。后人把这部沉淀了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的民法典称为《拿破仑法典》。

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法国的现行法律仍基本遵循《拿破仑法典》。《法典》对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拿破仑将它带到了自己征服的每一片国土上。

1811年，随着连续四次反法同盟的灰飞烟灭，整个欧洲都快要变成法国的了：拿破仑自己兼任着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的“保护人”和瑞士联邦的仲裁者。他的兄弟们分别担任了西部牙、葡萄牙、那不勒斯、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统领波兰的是他手下的元帅；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他的战败国，庞大的沙俄也成了谦卑的小伙伴。

拿破仑把法国带到了自路易十四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顶峰。不同的是，在拿破仑时代，伴随帝国扩张的，是法国大革命思想在全欧洲的传播。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拿破仑学院教授 奥立维·布登

这些国家被拿破仑征服以后，他直接或间接地在这些国家确立了新的原则，即法国革命的原则、平等的原则并摧毁封建制度。

拿破仑把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带给了法国。在37岁生日的那天，他亲自为凯旋门奠下第一块基石。沉浸在胜利中的拿破仑不会料到：他本人并没有机会从凯旋门下凯旋。

从俄国冰冻的荒原开始，最后经由滑铁卢的惨败，当了11年皇帝的拿破仑在大西洋的一个孤岛上终结了自己短暂的辉煌。

拿破仑兵败的根源在于，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理念意味着一切民族压迫行为都失去了合法性。被占国的人民先是在拿破仑的指引下觉悟到这一点，然后在这位导师的侵略行为背叛了革命原则时转而反抗。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 雅克·马塞

人民不爱武装的传教士。战败国人民也反对武装传教。

拿破仑以军事力量和民族压迫来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让法国从称霸欧洲的顶峰，重重地跌落下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国家的未来。后来的一位法国政要从拿破仑身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对于军人、统治者和政治活动家都是极有教益的，也包含着对于公民们的教训。它教导他们：决不应该让他们的国家听任一个人的权力去摆布。”

拿破仑留给法国一个虚幻的荣光和再次来临的动荡。巴黎的街道成为一次次起义、革命、政变的见证。法兰西的土地成了一个政治哲学的大实验场。1789年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还有两个共和国。

动荡之中，大革命的思想原则始终未能真正巩固确立。法兰西将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

历史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在反复的革命和复辟过程中形成的共和派与君主派，在相持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不再选择激烈的对抗。在双方的相互妥协下，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诞生了。此时的法国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

采访：中国法国研究会会长 蔡方柏

1870年到1913年这四十多年时间，法国的工业生产几乎翻了一番。应该说，这个时候它是在发展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同别的大国比起来，它的发展滞后，比较缓慢。再举同时期发展的就是德国和美国发展的例子，在同时期，德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而美国，增长了8.1倍。

八十多年的动荡，使法国在与欧美大国的竞争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正当它加紧追赶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影响了它的发展。

当纳粹德国占领了整个法国时，法兰西彻底失去了往日的荣耀。

法国是否还能再次回到世界大国的舞台上？它将依靠什么力量实现国家的复兴？

法国巴黎圣母院主教：

那些为了解放牺牲在战场上的人，和那些鼓动者，以及那些指挥者，包括戴高乐将军，和他的一些部下，一些拥护他的人，我们一直为他们祈祷。

每一年的8月28日，在巴黎圣母院都要举行集会，纪念巴黎从纳粹统治下获得解放。

在法兰西面临亡国之际，历史选择了孤身一人在伦敦组织抵抗运动的戴高乐。戴高乐将他的抵抗运动命名为“自由法国”，他说：“法国抵抗运动的烈火不应熄灭，也不会熄灭”。

1944年，象征胜利的法国凯旋门，终于迎来了一次真正的凯旋。

在戴高乐的带领下，为了自由而战的法兰西民族不仅为战胜法西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为战后法国的复兴铺就了道路。

采访：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

戴高乐几乎是单独一人成功地赢得了法国的合法地位。他和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一起参加了重要的国际会议，并使法国参加了柏林停战的签订，使法国恢复了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戴高乐决心恢复法兰西应有的光荣。他说：“没有了伟大，就没有了法国”。但是，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像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征服都不可能使法国获得长久稳定的大国地位。戴高乐说，进步是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条件，一个经济衰弱的法国，不可能在世界上真正立足。正是在戴高乐时代，法国的经济全面复苏。

采访：中国法国研究会会长 蔡方柏

戴高乐这个信念，就是要把法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大国，要发展经济，使法国在世界上占有它应有的地位。因此，他强调独立，所以，这样一个思想对他后来发展经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发展经济，搞他的工业体系，有他自己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例如说，航空工业，他要搞独立的体系，他的核工业，他要搞独立的体系、机械制造，他也有独立的体系，所以，他整个体系是比较完整的。因此，戴高乐上台之后把当时的政局稳下来了。正好是遇到欧洲30年的黄金发展期，这个时候，法国的经济都是百分之五、六甚至到七的，这么个速度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要求独立的思想，谋求大国地位的思想就越来越明显。

除了经济实力，更为世人所称道的是戴高乐带领战后法国，走出的一条独特的大国之路。

1959年，法国宣布接受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由此开始告别殖民主义；

1963年，法国和联邦德国签订《法德友好条约》，从此与宿敌德国和解；

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并限令美国在一年内撤除在法国领土上的驻军和基地。

坚持独立外交政策的法国，成为世界格局的制衡力量。

采访：法国戴高乐基金会主席 伊夫·盖纳

我想戴高乐将军对于各种政治体制是尊重的。……一个国家的体制应该适合那个国家和人民的情况。英国人的民主和法国人的民主是不同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向世界发出了不可忽视的声音。国家发展的独立自主，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的实践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戴高乐实现了他心目中的伟大和光荣。直到今天，法国依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法国，开始接近大革命提出的理想。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努力，它逐渐找到了一条通过践行启蒙思想的原则而成就大国地位的发展道路。

先贤祠，被称为法兰西思想和精神的圣地。从大革命爆发两年后的1791年起，这里成为了供奉法国伟人的地方。

两百多年来先后安葬在先贤祠的72人中，有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其中仅有11人是政治家。是否能安葬于先贤祠，必须经过国民议会讨论，并由总统最终签署命令。

2002年，对于大仲马是否应该被安葬在先贤祠一事，法国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位通俗作家，而先贤祠中供奉的都是代表法兰西精神的伟人。希拉克总统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最后，国民议会讨论通过，大仲马成为第72位安葬于先贤祠的人。

法国总统 雅克·希拉克：

他们用笔谱写了法兰西的历史，并为它打上了印记，他们以激情和天才，捍卫了自由、平等、博爱，捍卫了共和国，他们是文化的火枪手。

这就是法国，对思想与文化的尊崇早已浸润了人们的灵魂。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

正是在这一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法国以它卓尔不群的气质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第六集：帝国春秋（德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欧洲中部最大的国家，这片土地饱受古典音乐的浸润滋养，散发着古典哲学的理性光芒。这里曾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以现代大学和科技发明闻名于世，也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以惊人的破坏力，伤害了世界，也伤害了自己。而这一切，都源于这个民族对长期分裂和战乱的集体记忆。统一和强大，成为德意志发展的最大动力。在近两百年来追求国家统一的曲折历程中，在这片一再让世人惊叹的土地上，曾经上演了怎样的悲喜剧。

2005年10月3日，德国国庆日。柏林市没有举行大型的庆典，市民们自发地聚拢在勃兰登堡门前，用自己的方式来庆祝国家的生日。

勃兰登堡门，德国的国门，它见证了德国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

守护着这扇国家命运之门的女神，德国人称她为和平女神。

但是，两百年前，攻陷勃兰登堡门的征服者却从这里抢走了和平女神。

1806年的10月27日，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勃兰登堡门的，是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率领强大的法国军队飓风般地席卷了欧洲，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片位于欧洲中部的土地。

和平女神被当作战利品从勃兰登堡门上拆下，运回了法国。

屈辱再一次降临，它唤醒了深藏在德意志人心灵中的沉痛记忆。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块被称为欧洲走廊的土地，一直就是整个欧洲的战场。德意志人经常成为环伺在周围的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

1648年，在进行了争夺霸权的“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各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这一年，这片土地分裂为314个大大小小的邦国，虽然它们还共同拥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名称，但邦国各自为政，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

当拿破仑的军队在1806年悍然入侵时，这个所谓的帝国根本无力抵挡，帝国中两个最大的邦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遭遇惨败，普鲁士还被迫割让了一半的国土，支付1.5亿法郎战争赔款。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轰然解体。

当这片土地上连一个名义上的国家都不复存在时，人们想起了德意志诗人席勒的一声感叹：“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席勒的朋友歌德则干脆地说道，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里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提出这个问题，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德意志在哪里？这个历史性的问题，拷问着每一颗德意志的心灵。

德意志的诗人们用诗句探寻民族的未来；德意志的音乐家们用音符抒发抗争的激情；德意志的哲学家们，用理念激发至高无上的国家崇拜。

采访：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现代史教授 奥古斯特·温克勒

德国19世纪历史的主要题目就是统一和自由，那时，德国还不是像法国和英国那样统一的民族国家。19世纪德意志统一的运动始终在追求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和立宪国家。

1814年，拿破仑被欧洲各国组成的反法同盟击败，在英国和俄国主导下，由38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但各邦依然拥有着独立的主权。因为，欧洲列强们始终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在欧洲的中部崛起。

战败后的法国交还了和平女神，但是，回到了勃兰登堡门的和平女神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分裂的德意志。

历史之所以耐人寻味，也许就在于它的复杂和微妙。征服者拿破仑虽然加重了这片土地的屈辱，但是拿破仑却成为德意志统一的推动者。他用武力扫荡了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几百年的封建秩序，并在所到之处广泛传播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

德意志人在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引导下，开始寻求建立一个统一与自由的国家。

罗伊特林根是德国南部一座美丽安静的小城，两百多年来，小城一直享受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带来的荣耀。在德国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李斯特被认为是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采访：德国罗伊特林根大学教授 奥伊根·文德勒

李斯特认为德国只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才能够与英国和法国相抗衡。这种统一不能靠革命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实现，而且李斯特非常清楚，这种统一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他认为应该先实现德国经济上的联盟。

在人们还习惯于用战争来解决国家问题的19世纪，李斯特的想法显然有些超前。从经济统一走向政治统一，这既是一个经济学家的独到眼光，更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提出这个设想的现实原因是：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受阻于分裂。

在汉堡的关税博物馆中，陈列着当年德意志各邦国使用的一些货币。最多的时候，这片土地上使用的货币种类达到过6000种。

除了混乱的货币，邦国之间还设立了重重关卡，收取繁重的关税，从柏林到瑞士，现在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但在19世纪初，却要经过10个邦国，办10次手续，换10次货币，交10次关税，沿途缴纳的关税，甚至超过了所运货物的价值。

采访：德国罗伊特林根大学教授 奥伊根·文德勒

这些关税一方面严重的阻碍了内部贸易，另外一方面也阻碍着德国经济的发展和德国产品的竞争力。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李斯特认为如果当时落后的德国要发展，要达到当时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就必须消除这些内部关税，为德国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可能。

李斯特呼吁各邦国建立全德关税同盟，为此，他四处游说。但是很多小邦国都将他驱逐出境，德意志邦联的第二大邦国奥地利，称他为“最危险的煽动者”。因为，各个邦国都不想取消关税这一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李斯特身体虚弱，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助手。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他的脚步。十多年的时间，李斯特几乎跑遍了所有邦国，最终，德意志邦联中最大的邦国普鲁士接受了李斯特的建议。

经济融合仿佛坚冰下的细流，缓缓汇聚。破冰的一天不可阻挡地到来了。

1834年1月1日零点，在德意志18个邦国的边界上，满载着货物的四轮马车，像潮水一般汹涌而过，几百年来第一次，无须在边界停下来交纳过境税。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了。它的主导者是普鲁士。

采访：原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

建立关税同盟是生产力发展要求，它使商品、资本、劳动力得以自由流通，从而有利于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建成。从长远来看，它也是为德国的统一创造了前提。普鲁士接受了李斯特的建议，成了建立关税同盟的主导者，实际上也就成了未来的德国统一的领导者，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关税同盟建立了，李斯特依然贫困。1846年，在儿子病故的打击下，贫病交加的李斯特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他寄托着无限憧憬的德意志。李斯特带着遗憾离开，历史却没有给德意志留下遗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呼之欲出。

各个邦国已经陆续加入关税同盟，以普鲁士为中心的铁路网逐渐成为连通这片土地的强劲有力的动脉。到19世纪中期，关税同盟地区工业总产量已是欧洲第三，仅次于英国和法国。德意志经济统一的目标已经实现，政治统一的道路上也曙光初现。

1848年，在李斯特去世两年后，德意志的多个邦国爆发了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革命，革命在短时间内几乎全部取得成功。从政治上解决德意志的统一，是这场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首要任务。于是，各邦国派出代表，在法兰克福组成了全德意志议会，试图通过协商的方式，建立一个像美利坚合众国一样统一而自由的联邦国家。

但是，当议会还在无休止地辩论和争吵时，旧政权迅速集结反击，德意志各邦很快恢复了各自的君主专制，全德意志议会的议员们纷纷被各邦国招回。

采访：原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

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德国的统一没有能够实现；第二个后果，专制制度依然保留着，所以说，德国失去了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德国统一的机会。

通过议会民主实现和平统一的方式失败了，德意志统一的道路将如何继续？谁将承担起这个历史的重任？

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坐落着奥托·冯·俾斯麦纪念馆。

纪念馆内，一幅珍贵的油画已经悬挂了120多年，它记载了一个国家历史性的时刻，也记载了一个人的历史性时刻。

 采访：德国汉堡俾斯麦纪念馆馆长 安德莉娅·霍普

这幅画是德皇送给俾斯麦的生日礼物，这幅画所展现的场景，是1871年1月1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所举行的德国皇帝登基仪式。皇帝希望能够在这幅画中突出他的个人形象，所以画师就给俾斯麦画上了白色的制服。

身着白色军服的俾斯麦不仅仅是油画中的第一主角，在德国统一的历史中，他的演出更是有声有色，以至于成为后发国家的首相们纷纷效仿的榜样。

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大清帝国重臣李鸿章，曾经跋涉万里前来德国拜访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第一任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也曾自比为“东洋俾斯麦”。

受到如此推崇的俾斯麦，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主导了德意志的统一。

1862年9月30日，刚刚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走进议会，发表了一段强硬的讲演，他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以及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而是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与血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从此俾斯麦被世人称为“铁血宰相”。

采访：德国俾斯麦基金会主席 米夏埃尔·埃肯汉斯

当时，俾斯麦在他的讲话里强调：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实现统一，就是通过增强军队的力量这一政策，利用军队的帮助而不是简单地通过议会当中的多数表决。

利用军队的帮助，是普鲁士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历史上，普鲁士就曾因军队数量众多而被称为“和平时期的兵营”。俾斯麦认为，像1848年那样的议会民主方式无法实现国家统一。在他的主导下，普鲁士采取了近乎独裁的统治方式。议会多次被解散，国王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并不鲁莽，他清醒地知道，一个新生的德国必将对原有的大国形成冲击。欧洲政治地图正如一个棋局，俾斯麦要将列强当成一个个棋子，小心翼翼地反复掂量，在夹缝中寻找机会。

采访：国际历史学会会长 于尔根·科卡

俾斯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具有眼光，他不是游戏者，不是赌徒，而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有历史感的人。

在要求力量平衡的欧洲各国中，俾斯麦进行了一场场淋漓尽致的外交表演。他通过各种方式保证英国的袖手旁观；他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以换取俄国的沉默；他口头同意把卢森堡、比利时等土地并入法国，以换取法国的中立。

在俾斯麦看来，历史从来没有什么不变的原则，没有任何国家不可以结盟，也没有任何国家不会成为本国的敌人。

采访：德国俾斯麦基金会主席 米夏埃尔·埃肯汉斯

俾斯麦始终把普鲁士视作一个强大的国家，另外，他也一直在努力试探，这点非常重要，把政治理解为“可操作的艺术”。在此基础之上去获知欧洲其他大国会如何看待德国的统一。

在外交上用足了政治智慧之后，俾斯麦终于可以实践他的铁血誓言了。

1866年，普鲁士的枪口对准了奥地利，仅仅两年前他们还共同打败了北方强敌丹麦。对于这场战争，俾斯麦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带着毒药走向战场。最终，普鲁士取得巨大胜利，奥地利从此脱离德意志邦联。俾斯麦拍着桌子大叫，我把他们全都打败了，全部！

四年后，普法战争爆发。德军长驱直入，直抵巴黎郊外，法国皇帝兵败被俘。德国统一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

1871年1月18日，法国巴黎炮声隆隆，20公里外的凡尔赛宫镜厅却一片庄严肃穆。在这些为炫耀法国君主的风采而设置的镜子里，出现了众多普鲁士人的身影。

这一天，德意志帝国在法国的王宫里宣告了自己的诞生。这一年，距离拿破仑进入勃兰登堡门整整65年。

一个崭新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出现了。经过近七十年的艰苦追求，德意志人建立起来的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这个欧洲列强始终不愿意看到的国家将会给欧洲带来什么？

采访：中国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工真

德国姗姗来迟，结果刚一亮相就令全世界大吃一惊。因为它在人口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钢铁产量、煤产量以及铁路线里程等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法国，在欧洲仅次于称霸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英国。德意志从濒临亡国的绝境发展成一个令人瞩目的强国，采取了种种的措施，这些措施当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它高度地重视对国民素质的培养，并以此作为它国家振兴的基础。战胜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元帅毛奇就曾经说过：“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才特尔镇位于德国最北部，临近丹麦。180年前，这里是普鲁士王国最偏远最落后的乡村。

今天的才特尔小学依然是小镇孩子们读书的地方，同时，它也是全德国最完整地保留了普鲁士时期原貌的小学博物馆。

这是一张1820年讲授自然课时所使用的挂图，当时的孩子们已经了解到，距离他们上万公里之遥的中国长城是什么样子。

孩子们也可以了解到在五大洲居住的不同人种和不同的生活环境；在小学实验室里，他们可以接触到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这张课程表记录了当时给小学生们开设的课程：世界地理、自然、算术以及德语、书法、宗教和体操。

学生们上学几乎是免费的，主要是以实物的形式来支付，不上学却要受到处罚，学校里还保存着当年的罚款登记簿。

采访：德国才特尔小学博物馆原馆长 安特·桑德尔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1845年6月份登记的才特尔镇学校，学生上个月缺课登记情况，比如第16号学生，名字叫做弗里德里希.旺肯，这个学生在5月份里面缺了13天的课，为此他父亲要付39个银币的罚款。

在普鲁士，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必须的义务，而国家则必须为它的公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免费教育从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德意志统一前夕，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7.5%。

采访：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副教授 艾里希·福克斯

年轻一代从一开始就要学会不仅仅只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整个民族。

早在拿破仑的军队入侵的时候，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就指出了德意志的出路。他说：“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在普及全民教育的同时，普鲁士建立起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现代大学。

当普鲁士还在向拿破仑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时，柏林洪堡大学诞生了。国王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并把豪华的王子宫捐献出来作为大学校舍。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大学提出的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家必须对教学和科研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

同时拥有国家的保障和充分的自由，成就了德意志的科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主楼的长廊里，挂着许多黑白照片，他们都是在各个领域里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本校教授，其中的29位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诺贝尔奖得主。

采访：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 吕德格·冯·布鲁赫

这些德国大学的科学家，都把自己视作“德意志科学家”。这一概念的意义，正如著名作曲家瓦格纳所说：科学家出于自我意志，献身于科学研究工作，参与这一工作，把自己所有的个人利益都置之度外。这一献身精神是德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

采访：国际历史学会会长 于尔根·科卡

在德国，教育、哲学和科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洲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出现在德国，成为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榜样，例如由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德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教育、科学、大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同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化进程。

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英国，但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全民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大学给德国带来了创造和发明，智力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凭借这一资源，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电气时代的一批重要发明在德国诞生。从1851年到1900年，在重大科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取得的成果达到202项，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居世界第二位。直到今天，德国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大国之一。

在1871年统一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德国经济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德国的煤炭和钢铁产量跃居欧洲第一；化工产品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到1910年，德国的工业总量超越了所有欧洲国家。

在科学和教育的基石之上，俾斯麦找到了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把国家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由国家制定政策和法律引导经济运行的方向，用国家的力量建立起全世界最早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英国开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由此给一些后发国家在发展道路上，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当世人以惊羡的眼光审视急速崛起的德意志时，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支撑起所有这一切的，是德国统一后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创造这一和平环境的，正是帝国的领航员俾斯麦。他为这个曾经被欧洲列强不断遏制的国家，争取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采访：德国俾斯麦基金会主席 米夏埃尔·埃肯汉斯

俾斯麦不同于其他同时代的政治家。虽然他当时同意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却不同意把军队用来扩张国家的领土。也就是说，虽然俾斯麦希望德国成为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强国，但是它应该负责保证整个欧洲的和平，避免出现拿破仑时代的动荡，结果只是毁灭了各个国家，毒化了各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位力主保持欧洲各国平衡的领航员渐渐老了。

作于1890年的这幅漫画，表现的是俾斯麦被迫辞职，威廉二世皇帝全面执掌德意志帝国的一幕。漫画记录的正是德国国家战略的转折点。

此刻，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意志，一个始终令欧洲大国担心的德意志，已经开始散发出令人不安的气息，担心正在成为现实。

采访：中国德国研究会会长 顾俊礼

威廉二世上台执政之后，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俾斯麦的对内、对外政策。因为，德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德国的容克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相互渗透、融为一体，当时的德国不可能，或者说，不存在走向民主、议会道路的可能。还有一个局面呢，就是当时德国的工业发展、经济发展很快，它先进的工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这两个东西的紧密结合，就使得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具有侵略性的帝国。所以，德皇威廉二世当时非常嚣张地叫嚷，所谓上帝就是安排我们来支配和统治所有的民族的。

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即位后所发的第一个圣谕就是《致我的军队》，他宣称：“我和军队是一体，我们天生互相帮助，不管上帝的意志是要给我们和平还是风暴，我们都将站在一起”， 普鲁士传统中固有的、在德国统一过程中被强化的军国主义，被威廉二世再次召了回来。德国开始了争霸世界的征程。

1913年，当德国全面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时，德意志战车启动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成为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在今天柏林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保留着一座被战火轰炸得遍体鳞伤的老教堂。

教堂前方矗立着一座钢铁雕塑，雕塑名为柏林。分裂与统一，德国历史中一再上演的剧情，无声地凝固在这座静默的雕塑中。

二战之后，德国被一分为二。历史仿佛回到了起点，那个沉重的命题再次摆在德国人面前：德意志，它在哪里？德国人必须再次做出回答。

由德国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黑暗、最惨痛的一页，无数生命和家园在战火的劫难中消亡，这是全世界都不会遗忘也不能遗忘的历史。而如何对待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是这个曾经失去理性的民族必须面对的一次考验。二战中被杀害的600万犹太民族的冤魂在等待，受到伤害的欧洲和世界在等待。

1970年的一个萧瑟冬日，刚刚上任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来到了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二战中，波兰有25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饱经痛苦、绝望的折磨，最终无助地死去。在冰凉的风中，勃兰特一步步走到死难者的墓碑前，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这位二战中反纳粹的英勇斗士，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不已的动作：他跪倒在地。

一位记者写道：“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跪而没有跪的人跪下了。”

 采访：国际历史学会会长 于尔根·科卡

德国人诚恳地接受了自己历史上沉重的一面。他们讨论但是没有激烈争论，没有否定自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推卸自己应该对犹太人大屠杀所负的责任，没有否认自己经受了12年的纳粹独裁统治。诚恳地回忆自己的错误，帮助德国人大大地减轻了民族复兴的困难。

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二战后，联邦德国开始陆续向遭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受害者及其遗属支付巨额赔款，教育部门则将法西斯暴行列为历史教科书的中心内容，强调“关键的任务是教育下一代”，要“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职责视为己任”。

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德国回到了欧洲的怀抱，也回到了世界舞台。

1990年10月3日，勃兰登堡门上的和平女神又一次见证了国家命运，分裂了41年的德国再次统一。这一天，被确定为德国的国庆日。

德国再次统一了，凭借的不再是铁与血，而与120年前相同的是，在和平的环境中，德国人再次创造了经济奇迹。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这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重创的国家，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而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它也找到了通过振兴欧洲来壮大自己的强国之路。德意志，它在哪里？也许，近两个世纪执著的寻找已经有了答案。在这一漫长的寻找中，所经历的大悲大喜，不仅已成为德意志民族的集体记忆，而且也为已经崛起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书写了一段不可忘记的历史。

第七集：百年维新（日本）

西岸的岛国日本，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胁迫下，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出人意料的是，它将此作为自己弃旧图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的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唯一一个挤入帝国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家。

今天，这个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从渴望主宰自身的命运到渴望成为世界的主角，究竟是什么在主导这个岛国如同海潮般激荡起落的命运呢？

历史的巨变常常在一些不太起眼的地方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

横须贺，位于东京湾入口，日本近代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3年，这座依山傍水、清秀怡人的小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被纪念的是一个叫佩理的美国将军。从这些轻松友好的笑脸上，人们很难想象，150年前，正是这位将军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了自己的国门，让这个岛国走上了一段充斥着悲剧和奇迹、混杂着屈服和刚强的历史。

1853年7月8日，刚刚跻身于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大船，闯入了横须贺港。

为了开辟太平洋航线和抢占东方市场，佩理代表美国总统提出了开港通商的要求。这位不久前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海战中大获全胜的将军十分自负，他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

面对冒着黑烟的蒸汽战舰和盛气凌人的美国将军，日本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此时的日本，已经度过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时光，但是，它对外面的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唯一的窗口长崎，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与荷兰被允许往来通商。17世纪的世界霸主荷兰，让这个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岛国兴起了“兰学”。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

而13年前在鸦片战争中受到英国军舰攻击的邻国大清帝国的遭遇，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日本统治者一个新的信号。

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加藤周一

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应该是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对手的出现，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冲击。

因此，当美国黑船压境时，尽管日本国内对选择开国还是开战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做了很实际的考虑，日本人几乎是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了佩理的要求。

佩理将军在展示武力之余，用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向日本人展示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当一部小型蒸汽机车在专门搭建的轨道上开动起来的时候，围观的日本官员从飞转的车轮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和大洋彼岸那个世界的差距。

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当时幕府对于开国还是相当积极的，他们认为，按照当时的世界状况，日本如果自闭锁国是无法得到发展的，必须进入国际社会，并从中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一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偷偷地爬上了美国黑船，用手比划着告诉佩理将军：他们想要随船到美国去，看看美国究竟为什么强大。这样做在当时的日本按律是要杀头的。

他们的举动让佩理非常惊讶，佩理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像他们一样，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

这两个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人最终还是被送下了船。但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关注起外面的世界。14年后，一个名叫涩泽荣一的年轻人获得了一次前往欧洲的机会。

1867年，27岁的涩泽荣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成员到了法国，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

新奇的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作坊的机械设备，西方的工业化程度让涩泽荣一大为震惊。他决定留下来，仔细考察欧洲各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周见

涩泽荣一先是到了法国，后来又到了比利时，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接见他们的时候讲，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工业，特别是钢铁的使用非常重要，欢迎日本到时能够购买和使用比利时的钢铁，涩泽荣一大为感慨，他说一个国家的国王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都不忘记推销本国的产品，可见工商业对西方国家是多么重要。

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涩泽荣一，和当时所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日本人一样，认为商人就是一幅惟利是图的形象。

比利时国王的一番话，让他固有的观念慢慢开始转变。

1868年11月，涩泽荣一带着全新的思想回到日本。此时的日本，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国家。国家刚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这一年，日本历史上第 124 位天皇——明治天皇，重新回到了国家的权力中心。

采访：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刘晓峰

在日本神话中，据说是天照大神创造了日本，而天皇号称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所以天皇拥有统治日本的法统，但是在实际历史上，从12世纪开始，大权一直旁落，旁落在拥有兵权的幕府将军手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600年，直到1868年，也就是黑船敲开日本国门的第15年。

美国黑船压境的傲慢和强势，凸现出幕府的软弱无能，来自外部的压力终于演变为内部变革的动力。最终，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14岁的明治天皇成为日本国的最高领袖。年轻的天皇所要领导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日本。

美国黑船叩开日本国门之后，迫使日本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此后不久，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蜂拥而至，纷纷仿效，开始在这个岛国上争夺各自的利益。

和当时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开港之后的日本迅速成为西方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开港仅仅半年，日本黄金就外流了 100 万两，国内经济萧条，民怨四起。

年轻的新政府怎样才能带领日本走出濒临亡国的困境？

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

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明治维新可以说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出发点。

1868年11月回国的涩泽荣一，赶上了好时候。一年后，他进入明治政府的财政部门任职。在欧洲游历积累的经验和天生的理财能力，使涩泽荣一的仕途一路顺风。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就在政绩显著的涩泽荣一接连高升的时候，明治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涩泽荣一的个人命运。

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使节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

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岩仓使节团的出访都可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

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

日本的最高领导阶层，以岩仓为首的，访问欧美的这样一个代表团，最后用的是始惊、次醉、终狂三个词来概括，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始惊就是他们到了欧美，看到了西方发达的文物制度以后，那种吃惊的程度；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终狂就是下决心发疯似地学习西方一系列的文物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样。

正是在德国，日本使节团似乎寻找到了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招待宴会上对他们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这番话让日本人感同身受，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同时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

德国是当时欧洲发展最快的后发国家。几千年来，一直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老师。

回国后主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正是岩仓使节团的副团长、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久保家族依然珍藏着大久保利通当年出访时从巴黎带回来的西式红皮椅子，还有他使用过的砚台和珍爱的中国紫砂茶壶。

这枚小小的印章，当年曾是大久保利通随身携带之物，诸多影响日本历史的政令都是用它来签发的。

回国后，大久保利通升任参议兼内务卿。这位掌握了明治政府实际大权的铁腕人物，带领日本开始了一段迫不及待的现代化急行军。

缫丝场是日本最早建立的官办工厂之一，政府从法国购置了缫丝设备，还重金聘请了法国技师。工厂就要开工了，却招不来工人。因为当时的很多日本人都认为，那些轰轰作响的机器会吸走人的精髓。

为了打消百姓的恐惧，明治政府想了一个办法：首先劝说士族高官的女儿进厂当女工。这些技术成熟的女工后来被派往全国各地，缫丝也成为日本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

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

我认为穆斯林国家和中国都有一个特点，对引进外国技术抵触很强，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的许多学科和诸多领域，短时间内全部实行了西化。这里积极的一面是效率很高，为了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切从零开始完全实行西化。实际上也证明了这样做效率确实很高。

按照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计划，政府直接从西方拿来了法国式的缫丝场、德国式的矿山冶炼厂，英国式的军工厂。除了购买机械，政府还聘请了大量国外技师。当时，一个外籍专家的月薪最高可以达到两千日元，是明治政府高官的三倍多。

据估算，当时明治政府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都投入到了兴办企业当中。

在开办国营工厂的同时，大久保利通还大力扶持民间企业。

三菱是日本最著名的商标之一。今天的日本国内有一百多家三菱企业，海外还有数百家三菱的分支机构。

而在1870年，三菱还只是一个拥有三艘小船的默默无名的小公司。但是，它很快获得了明治政府委托经营的13艘轮船和海上军事运输业务；一年后，政府干脆将这13艘轮船送给了三菱，每年还拨给经营补偿费；此后，政府又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条轮船，无偿交给三菱经营。

采访：日本三菱经济研究所 常务理事 成田诚一

日本政府把这些事业交给民间企业去发展，就是说最初由政府实施，然后卖给逐渐培育成熟的民营企业来继续发展。日本一直是采取这种方式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三菱，三井、住友等公司都是相继从政府买下官营企业来发展的。

在政府的扶植下，三菱很快羽翼丰满，1875 年，大久保利通要求刚刚成立五年的三菱公司开辟日本到上海的航线。结果，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的半岛和东方航海公司就被逐出了这条航线，三菱公司独家垄断了日本到上海的航运业务。

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在众人眼里，他的仕途可谓前程似锦。但是，涩泽荣一却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

采访：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刘晓峰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商人的地位实际上并不是很高，涩泽荣一他弃官从商，等于说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就说叫大家一下子认识到，其实，经商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地位的人可以去经商。

辞官后的涩泽荣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他的企业组织活动逐渐向海运、造船、铁路、纺织、啤酒、化学肥料、矿山等产业部门全面展开。到19世纪80年代，涩泽荣一成为日本工商业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日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公历取代了农历，元旦取代了春节；天皇带头吃起了牛肉，官员们穿上了燕尾服；理发馆的生意开始忙碌起来，男人们剪掉发髻，修剪成西式短发。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

同一千多年前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一样，如今的日本人又在东京的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燃。

日本看上去面目一新，明治维新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东京清水谷，幽静中显出几分荒凉。1878 年5 月 14 日早晨8点，掌握着明治政府实际权力的大久保利通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准备入宫开会。

几分钟后，一条消息传到宫中：49岁的大久保利通在清水谷被刺杀。

就在遇刺当天的凌晨，大久保利通还在和一位前来拜访的地方县令谈起他对日本未来改革的设想。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结束了大久保利通对这场变革的主导权，为什么明治维新在推进到第11个年头的时候，会突然给整个社会甩出这个巨大的惊叹号？

采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名誉教授 升味准之辅

大久保利通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决的人，总是拥有毅然决然的态度，是个不妥协的人物。

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

全国对大久保利通的反对还是相当有实力的，特别是在最后把大久保，士族把他刺杀以后，他的政权很快就过去了。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维新目标，强硬的大久保利通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方式推行改革，但政府在发展工业方面既缺乏经验又急欲求成，导致政府财政难以为继。而文明开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使得日本的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甚至有人提出日本人应该改说英语，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现代文明与本土传统的激烈冲突。

与此同时，改革带来的不公平使本已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1881年，政府以不到投资额三十分之一的低价，将北海道官产出售给个人。这一事件使民众对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极度不满，几乎酿成暴动。直到天皇出面罢免一批高官，才制止了事态的恶化。

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之后，把改革的难题留给了继任者伊藤博文。

作为大久保利通一直以来的得力助手，伊藤博文将如何面对眼前的社会矛盾？他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明治维新的事业呢？

采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名誉教授 升味准之辅

伊藤博文，大概在众多的（日本）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思想最宏伟的吧，视野宽广，性格开放。

伊藤博文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扑这一日本的传统运动，理由是：近乎裸体的相扑手丑陋而愚昧。但是，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扑高手开始挑战政府禁令，要在东京举办公开的相扑表演。

支持高砂的民众和前来干涉的警察相持不下。为了避免对抗升级，天皇不得不亲自举办并出席了一个相扑表演会，恢复了这项运动。

相扑手的挑战和民众的不满，让伊藤博文不得不仔细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改革的方式。伊藤博文执政时的日本，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经突现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在西风东进中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民众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自由民权运动正在日本社会各阶层展开。

采访：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首先是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对政府提出了制定宪法的要求。正是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激化，使明治政府意识到必须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否则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推翻。

惯于顺应大势的伊藤博文也意识到，日本国立宪，已是大势所趋。他开始起草日本的第一部宪法。

十多年来的改革经验告诉他：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不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此时，伊藤博文的朋友涩泽荣一已经在自己的商业王国里，对本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融合进行了有效的实践。

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伊藤博文则在《宪法》中结合进了本国的传统。

于是，一个看上去令人费解的现象出现了：在本意是为了保护民权事实上也确实写上了民权的《宪法》中，伊藤博文却加入了确立天皇绝对权力的条款。这是为什么呢？

采访：日本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 奥平康弘

不知什么原因，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有些近似宗教性了，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如果这个宗教没有了的话，日本就不是日本了，包括当时推动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人也都这样认为，伊藤博文也当然会利用这种思想潮流。

1889年2 月 11 日，东京都降下漫天大雪，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实施。《帝国宪法》在巩固明治维新成果的同时，借助日本传统中对天皇的尊崇，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拥有统帅军队以及对外宣战等一切大权。

《帝国宪法》使得日本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表面上的多党制，实际上的天皇制，由此决定了日本在崛起初期对外扩张、对内高压的军国主义走向。有历史学家认为，伊藤博文执政时期，在相扑这样的民族传统得到恢复的同时，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尤其是军国主义也随之被召回和强化了。

但在当时，伊藤博文却借此化解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宪法》颁布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于是，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场景：

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在走向极致；当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日本的浮世绘也成为世界绘画的一大流派。

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 会长 汤重南

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文化，这种形象，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文化的一种状况，它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剥开一片，最后想要找日本文化的核，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它每一片里头都含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它日本文化非常重要成分的一种结合、融合。

与此同时，日本也像德国那样，采用了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统制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改变经济运行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从而让工业化以超出常规的速度腾飞起来。

到1910年的时候，日本 95%以上的男子，90% 以上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日本和英国的铁路里程差距从明治维新初期的1000倍缩小为不到4倍。

日本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工业国了，但是和西方工业强国相比，它显然还有相当的差距。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实现赶超的目标？日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条捷径。

早在明治政府刚刚成立五年的时候，日本就用武力逼迫邻国朝鲜开国并从中获利，这距离它被美国打开国门还不到20年。

采访：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

明治的口号是“富国强兵”，明治政府成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现代军队，那是（明治维新的）目标。

19世纪末，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直截了当地为日本指出了这样一条便捷之路，“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所谓的西洋各“文明国”，当时正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历史上一直选择与强者为伍的日本，这一次选择了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加入到武力掠夺的行列。当明治维新带来了国力的增长时，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所长 蒋立峰

明治维新应该说到1889年，1890年前后维新阶段就已经结束了，后来它整个的国家战略就发生了改变，怎么改变呢，原来是通过改革来促发展，从1890年以后就变成了通过战争来促发展。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

1904年 日俄战争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连年的对外侵略，日本侵占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大量的资源和赔款流入日本国内。仅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掠去的赔款数额，就相当于它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4倍多，赔款中的一半以上都用于扩充海陆军军备。

几番得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更加膨胀起来，终于发展到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独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日本扩张势力的战争一个接着一个。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七·七事变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

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5年8月 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升空的那一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依靠武力称雄世界的迷梦破灭了，正如此前和此后所有迷信武力争霸的国家一样，侵略战争在给别的国家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了日本毁灭性的打击。从明治维新开始近八十年来积累的物质成果，在战火中几乎化为灰烬。

1945年8月15日 天皇向日本国民宣布日本战败（原声）

1945年9月2日 日本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占领国美国每天要向日本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每天要运来6000吨大米才能保证尽可能地少饿死人。

然而，没有人会预料到，在这样一片看似一无所有的废墟上，日本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从1955年至1964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从1965年到1970年，这一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对于这个奇迹般的速度，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人们都无法忽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金熙德

（日本）战败以后被炸为废墟，但是呢，它还是留下了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发展的底子，像科学技术人才，还有一些学习西方的，搞工业化的一套东西，所以，它虽然物质上像楼房炸塌了，但是它这些，用现在的话就是软实力，还是保留下来了，所以，这是日本战后尽快经济腾飞的一个基础。

与此同时，战后的日本得到了《和平宪法》的护航。这部从1947年5月开始实施的新宪法规定：日本的主权属于国民，天皇只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存在；日本永久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在《和平宪法》的框架下，明治维新打下的基础开始发挥作用。

这里曾经是日本的第一个火车站。1872年，日本的第一条铁路由英国人建成，明治天皇亲自前来参加通车典礼。七年之后，日本人开始自己设计和修建铁路。1964年，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出现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之间，它的行车时速是普通铁路的三倍，日本人把它叫做“新干线”。与新干线一起延伸的，还有一大批在战后借鉴了欧美企业制度成长起来的将触角伸展到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正是它们，将日本带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新干线诞生四年后的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19亿美元。就在这一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而这一年，正是明治维新一百周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充满自信的日本民众都有理由认为，这是宣告日本重新崛起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时间。

日本一百年的大国之路，的确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总结。但无论怎样去总结，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

第八集：寻道图强（俄国）

在亚欧大陆北部的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一个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联邦。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一方面，为了追赶欧洲强国的现代化步伐，它的一代君主曾以学生身份四处寻师问道；另一方面，它又凭借传统的君主统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扩张成为地跨欧亚美三大洲的大帝国，并以欧洲事务仲裁者的身份逞雄一时。

从18世纪初开始，由沙皇主导的改革，使俄罗斯的大国之路起起伏伏，常常在灾难之后变得强大，随后又在强盛的巅峰遭遇挫折。

在寻找自己发展道路的两个世纪里，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第八集 寻道图强

从每年的10月起，俄罗斯开始进入了长达六个月的漫长冬季。1698年10月，莫斯科弥漫着比严寒更加肃杀的恐怖气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1000多名谋反的射击军官兵，被车裂、枭首和绞刑处死。受刑的人们以一种殉道者的姿态面对最残酷的惩罚，他们手中举着蜡烛，大声地唱着赞美诗，在他们脸上表现出来的是愤怒，而不是对死亡的恐惧。

监刑的是沙皇彼得一世，俄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彼得大帝。

射击军为什么要反叛自己的君主呢？这与彼得一世做的一件看上去离经叛道的事情有关。

一年前，沙皇曾匿名前往西欧留学。

荷兰赞丹，今天这里是一处普通的欧洲小镇。三百多年前，这里却是欧洲最大的造船中心之一，这里建造的船只航行在世界的五大洋之上。

1697年8月，赞丹来了一群学习造船的俄国留学生。学生中有一个名为彼得的人，自称是个下士。这个身高两米多的下士，就是俄国的沙皇彼得一世。彼得一世和工匠们住在一起，吃粗茶淡饭，凿木头、造军舰、学驾船，由于手艺出色，他被师傅和工友们推荐为“优秀工匠”。除了荷兰，彼得一世还到了瑞典、普鲁士、奥地利、英国等国家，对周围的一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萨哈洛夫

他在荷兰学习城市建设，在英国学习建筑学，他还获得了相应的证书。他和牛顿有过交往，与他讨论了科学方面的问题。他参观博物馆、音乐厅、各种文化艺术场所。

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大国的君主能像彼得一世这样，远涉重洋去国外吸取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但是，他的这一行动在俄罗斯激起了轩然大波。

采访：中国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张百春

俄罗斯民族就认为，自己的民族很独特、很伟大，自己的民族信仰东正教，也是非常独特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有非常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很显然他不是拯救自己，也不是拯救周围的国家和民族，而是拯救整个世界。

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与历史上一次特殊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1472年，当时的莫斯科大公迎娶了东罗马帝国的末代公主，此后俄国的统治者们开始以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他们继承了罗马皇帝“双头鹰”的徽章。今天这个徽章被确定为俄罗斯的国徽。

采访：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谢·叶辛

这是我们从拜占庭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那里继承来的，可能它象征着要注视整个世界。

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克里姆林宫戴上了罗马皇帝使用过的王冠，成为俄国的第一个沙皇，在俄语中“沙皇”的意思就是“恺撒”。

16世纪初，一位俄国东正教的长老上书沙皇称：人类的历史就是三个罗马的历史，前两个罗马已经灭亡了，最终一切信奉基督教的王国将合并到沙皇的统治之下，莫斯科作为第三个罗马将永世长存。

采访：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 阿·奥·丘巴利扬

就是说俄罗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俄罗斯也可以称为连接欧亚两大文明的桥梁，这也反映在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形态和它的独特作用上，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在这种唯我独尊的信念支配下，俄国的沙皇们迅速地走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向东，沙皇俄国越过乌拉尔山侵入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在南方，俄罗斯的军队与波兰和奥斯曼土耳其开战。到彼得一世登基的时候，俄国已经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帝国。

但是，除了广袤的国土，俄国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欧国家。

此时，几乎控制了全球贸易的荷兰已经辉煌了近百年；通过海外贸易和掠夺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占有广阔市场的英国，正在孕育工业革命；法国在路易十四的强权领导下，已发展为17世纪中叶的欧陆首强。

而当时俄国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农业，全国只有几十个手工工场，商业几乎全部把持在外国人手中。教育由东正教会垄断，普通民众知识贫乏。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间识字的也不超过三个。

俄罗斯和西欧的差距，激发了彼得一世留学的愿望。

采访：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刘祖熙

作为一个君主，是第一次，俄国君主第一次访问欧洲，过去（俄罗斯）都是比较封闭的，他（彼得一世）是感觉到这个国家落后，要使俄罗斯上升到一个强国的地位，不光是要扩大领土，而且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他埋名隐姓，组织一个大的使团去访问。

但是，当彼得一世真正迈出国门时，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臣民在心理上根本无法接受他的举动。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将俄罗斯人在几个世纪中养成的民族优越感打得粉碎。承认自己落后于他人，对任何民族来说可能都是极为痛苦的。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彼沃沃洛夫

因此就出现了这种说法，那个人不是彼得大帝，他被人替换了。他不是真正的沙皇，真正的沙皇已经被杀了。

1698年7月，正在威尼斯参观兵工厂的彼得一世接到国内密报，四个射击军军团造反了。造反的目的是迎立一位真正的沙皇，杀掉一切不中用的领主和外国人。彼得一世日夜兼程赶回莫斯科。他以最残酷的方式镇压了叛乱，亲手用马刀砍掉了一个士兵的脑袋。

暴乱平定之后，彼得一世发动了一场社会变革。他废除了俄罗斯的传统历法，以欧洲通用的公元纪年取而代之；他按照西欧的语言习惯改革了俄罗斯文字；他命令所有的俄罗斯人剪掉长长的胡子，要想保留胡子就得交重税；他强制推行欧洲的礼仪服饰，要求每一个体面人必须做一套“西装”。

为了“打开一扇通往欧洲的窗户”，1700年9月，彼得一世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目的是从瑞典人手中夺取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以便取得和欧洲的直接联系。

俄国动员了十倍于对手的兵力。但是，十万俄军却被八千瑞典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

采访：俄罗斯历史学家巴甫边科

俄罗斯军队失去了所有的炮兵，军队也失去了指挥官，因为大部分的以雇佣兵为主体的俄罗斯军官都被俘了。俄罗斯军队当时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失去了整个的指挥官阶层。

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成为战败后的彼得一世改革的重点。

陆军完全按照欧洲强国的模式重新编制和训练；海军开始组建；为了满足对装备和后勤物资的迫切需要，大量的工厂在乌拉尔山地区建立起来；军队需要合格的指挥官，彼得一世不仅向欧洲派出了数以千计的留学生，而且先后在俄国设立了数学与海洋学校、炮兵学院、工程学院，这些新式的学校完全按照兵营管理，为了监督学员，彼得下令由退役的士官手持鞭子守在课堂上。

1709年，在被瑞典军队打败了九年之后，俄罗斯军队再次与瑞典军队交锋。这一次他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俘虏了指挥作战的所有瑞典将军。瑞典国王侥幸逃脱之后，带着不到100人流亡土耳其。

战争的结果急剧地改变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法国的一位公爵写道：经常使欧洲北部国家感到害怕的瑞典，即使不说它已经被消灭了，它也是垮掉了，而另外一个迄今默默无闻，除了自己的近邻，从未影响过别国的国家非同小可地崛起了。

1713年，彼得一世做出了一个对俄罗斯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他放弃了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俄罗斯古老都城——莫斯科，在从瑞典手中夺来的涅瓦河口，重新建立了一个崭新的首都——圣彼得堡。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彼沃沃洛夫

这是一个穿着欧式服装，讲着欧洲语言的城市，同时还生活着很多外国人，彼得大帝希望看到这样的情景，希望看到这样的俄罗斯。好像在他开始书写俄罗斯历史前，俄罗斯历史就不存在。好像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张白纸，他重新书写了历史，他重新绘制了在他之前的俄罗斯千年历史。我认为这是一场悲剧。

彼得一世不顾一切地推行着他的改革。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评论说：在他野兽般的巨掌中有俄罗斯的未来。彼得一世也认为自己的严酷无情正是为了国家的强盛，而且他觉得自己有理由对俄罗斯人形成精神感召。

从19岁开始，彼得一世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靠着战功，而不是沙皇的身份获得了海军中将的军衔，在有生之年，他的个人用度从来没有超出一个海军中将的薪俸。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一天，用挣来的8块钱买了一双新鞋子。

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萨哈洛夫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一切，他希望所有的人也能像他那样，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对人来讲是不能承受的，对他的支持者来讲也是不能够承受的，彼得最后是孤独的，人们不能承受彼得残暴、野蛮的要求。

用野蛮方式推动俄国文明进程的彼得一世没有意识到，他的改革正在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彼得一世几乎强迫所有的臣民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俄罗斯已经没有了自由人，不仅农奴，连贵族也必须从19岁开始一直到死都为政府服役。

他强加给俄国人的压力，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无法承受。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彼得一世借助武力强迫太子回国之后，亲自参与了对太子的刑讯，当时在场的一位大臣做了这样的记录：“沙皇严厉地斥责了太子的罪恶阴谋。这时太子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坚决口吻承认，他想煽起全俄起义的烽火，……他宣称他是古风旧习以及俄罗斯信仰的维护者，而且以此赢得了人民对他的同情和爱戴。”

采访：俄罗斯历史学家巴甫边科

彼得的儿子死因不明。有些人说他没有经受住拷打，所以死掉了，也有流传说他被窒息而死。不管怎样，彼得参与了拷打以及致他死亡的整个过程。

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一世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1725年1月28日，彼得一世去世了。这一年，由他亲自创建的国家科学院正式成立。彼得一世留下了一个空前强大，但在精神上却失去平衡的俄罗斯帝国。他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欧洲的窗户”，将一个守旧的国家推上了改革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割断了这个民族和自己历史的联系。

也许，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后发国家都会面临的棘手的历史课题。毕竟，拥有悠久传统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能割断历史，也不应该迷失自己的文化归属。

彼得大帝死后，俄国在37年间换了6位沙皇。这些沙皇中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和能力肩负起彼得一世开创的事业。帝国的首都重新迁回了莫斯科，彼得一世签署的法令大多数被废除了。俄国回到了彼得一世改革前的状态。

1762年，一位33岁的女皇登上了沙皇的宝座，史称叶卡捷琳娜二世。几乎是在一登基，这位年青的女性就宣称自己是彼得一世的继承者，俄国将重新回到彼得一世开创的道路上。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采访：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左凤荣

我觉得这个首先跟叶卡捷琳娜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因为她是个德国人，她的家庭教师是个法国人，是一个接受西方当时启蒙思想教育的一个人物，所以应该说，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小，她就受过这样的影响，所以她从心里头还是认为西方的东西应该是比俄国先进的。

叶卡捷琳娜二世15岁时远嫁俄国，当她在宫廷舞会上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时，就对婚姻失去了信心。她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我心中预感到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幸福可言，只有政治雄心激励着我。我内心中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力量，使我一刻也不怀疑我将自然而然地变成俄国女皇。”

作为一个外国人，叶卡捷琳娜如何赢得俄罗斯民心呢？

她首先将自己变成了一个纯正的俄国人。叶卡捷琳娜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放弃了原来的信仰皈依了东正教。为了学好俄语，她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当睡意袭来时，她干脆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地板上。终于有一天，她晕倒在房间里，御医诊断为严重的肺炎。

叶卡捷琳娜的作为，让俄罗斯人深受感动，当她拖着病体，在皈依仪式上用略带日尔曼口音的俄语背诵了长达50页的祈祷文时，曾经一度反对她的大主教也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

采访：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建华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丈夫，彼得三世，他从小就在德意志长大，他甚至不会说俄语，处处蔑视俄罗斯人，蔑视俄国，而恰恰跟他相比呢，一个真正的日耳曼人，也就是叶卡捷琳娜，恰恰到了俄国之后，非常虔诚地皈依了东正教，认真地学习俄语，而且在俄国人面前，是一幅母仪天下的形象，因此说，她很快地就得到了俄国老百姓的承认。

这位来自德意志的女皇，融入到了俄罗斯的传统之中。她将给俄罗斯带来什么呢？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俄国的时候，启蒙运动正在风行欧洲大陆。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倡导的民主和法制观念，逐步深入到许多欧洲人的思想中。女皇以一种近乎崇拜的心态看待这些启蒙思想家。她给伏尔泰的信中说：“从17岁起，我能自由地支配我的时间以来，您的著作是我最好的师友。”

采访：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秘书长 刘文飞

她是在俄国开始普及教育，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俄国的文学，尤其是俄国的女性文学，实际上就是从叶卡捷琳娜开始的，我们如果要是写一部俄国女性文学史的话，那第一位女作家很可能就是叶卡捷琳娜本人，因为她自己出钱办了几个讽刺文学的杂志。所以这个人在文化方面对俄罗斯肯定是有贡献的，一般的人也认为，她是非常开明的一个君主。

为了筹措教育经费，叶卡捷琳娜二世放弃了皇室基金，这笔沙皇的个人经费大约占当时整个俄国国家支出的十三分之一。

斯莫尔尼宫现在是圣彼得堡市政府所在地，十月革命时这里曾经作为革命的指挥中心，它最初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办的斯莫尔尼学院的校舍。斯莫尔尼学院是俄罗斯第一所女子学院。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看来，要使一个国家的公民变得理想而完善，就要依靠每一个人的第一个老师——母亲。

采访：俄罗斯历史学家巴甫边科

1775年，在每一个省会城市都建立了四年制的学校。而在各省的县城里面则建立了两年制的学校，在18世纪末，全国有两万多学生在这些学校里学习。

[圣谕，双头鹰]

176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的第五个年头，她开始推行自己改革中最关键的一步，她要将欧洲的法制引入俄国。她花了两年时间亲笔起草了《法典起草指导书》，这部长达600页的《指导书》中，通篇浮现着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她宣称：“我需要人人遵守法律，但不需要奴役。”也许是时代的变化，叶卡捷琳娜二世试图采用和彼得大帝不同的方式来推进改革。

1767年7月30日，来自全俄罗斯的564名立法委员会代表在克里姆林宫集会，新《法典》的起草工作由此开始。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委员会召开了200多次会议，但是新《法典》仍然没有制定出来。

因为俄罗斯的统治者并不愿意给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以法律地位。在当时，农奴是可以像物品一样被买卖的。

采访：俄罗斯历史学家巴甫边科

要么卖单个的人，要么把一个家庭都卖掉，孩子被从父母的手里抢走，总之就像买卖牲口一样。比如说打牌输了，要么就是为了还债，或者就把农民当作行贿品，送给他人。

俄国农奴制的形成和巩固，与俄国劳动力资源稀缺有关。在彼得大帝时期，全国的人口不到1600万，而俄罗斯又拥有广阔的未开发的土地。农民不堪地主剥削时往往会选择逃走。由于人口的大量逃亡，莫斯科在历史上曾两度变为空城。为了维持统治，统治者只能用强迫的方式把农民像奴隶一样束缚在土地上。

标榜自由和人权、一心要改革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又一个路口上再次遭遇到传统和现代的矛盾，确切地说，是遭遇到农奴制和工业化的矛盾。她能不能往前走一步，废除掉农奴制呢？

采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闻一

要废除它，不可能。如果要在当时废除它，必定要危及沙皇的统治，危及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的统治基础。

1768年12月，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立法委员会宣布无限期休会。叶卡捷琳娜二世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失败了。女皇和彼得大帝一样，没有改变俄国社会的实质。靠君主本人来推动的改革不可能用来推翻自己。所以，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后，她公开指责启蒙思想是“法兰西的瘟疫”。

为了建立帝国，女皇把更多的人变成了农奴。和彼得大帝时代不同的是，女皇给了贵族们更多的自由，因为女皇需要他们的支持。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萨哈洛夫

贵族也是人，他们也需要自由。叶卡捷琳娜给了他们这些自由，这是俄罗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而这些在彼得时代，是完全被禁止和镇压的。

这位以彼得大帝继承者自居的女皇，和彼得大帝一样，采用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方式，追求俄罗斯的强大。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34年时间里，俄罗斯帝国从土耳其手中夺得了通往黑海的入海口，三次瓜分波兰，18世纪80年代，叶卡捷琳娜宣布：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归属俄国版图。俄国成为地跨欧、亚、美三洲的超级大帝国，女皇本人则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二个被称为“大帝”的君主。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彼沃沃洛夫

她有一个大臣，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叶卡特琳娜死后说过，我不知道这之后的欧洲将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在叶卡特琳娜做女皇，而我作宰相时，我可以说没有俄罗斯的同意，欧洲的大炮不能发射任何一发炮弹。

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后，席卷了整个欧洲的拿破仑军队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遭遇败绩，俄国为整个欧洲挽回了败势。181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孙子、被祖母寄予厚望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骑着白马进入巴黎，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罗斯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

然而，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依靠武力扩张来维持大国地位的辉煌，只能是短暂的。

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和德国也开始了工业化的急行军。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1856年俄国和英、法两国间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罗斯从主宰欧洲的顶点迅速跌落下来。

采访：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刘祖熙

这两种制度的斗争，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农奴制度，尽管当时的俄国士兵非常勇敢地作战，但是，武器各方面，技术没法和船坚炮利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采访：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建华

这是一场海战，英国法国使用的是铁甲舰，大口径的作战的炮，那么俄国呢，相当一部分使用的还是木帆船。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军的步枪射程，是俄国步枪的三倍，他们的强大火力给一名28岁的俄国炮兵连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描述道：“……从四面八方传来子弹的呼啸声，炮弹就在不远的地方爆炸，震撼得我们全都感到恐惧。”

这位连长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作家和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人又一次体会到自己同欧洲强国之间的差距。知识界、工商界甚至包括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都纷纷起来指责影响工业化进程的封建农奴制度。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1860年，在俄罗斯施行了近五个世纪的农奴制被废除了。

农奴制的改革为俄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的开篇所写的那样：“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却又刚刚开始。”接下来，俄罗斯强国的道路该如何继续？

从战场返回后的第二年，托尔斯泰就急不可耐地前往欧洲，他希望在那里找到俄罗斯未来的出路。当时的整个欧洲似乎都在进行一场追赶英国的赛跑，工业化、资本主义制度几乎成为富国强兵的唯一秘诀。

但是，托尔斯泰此行看到的不仅是欧洲强国的发达，还有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当时的欧洲各国正在接连爆发工人起义。托尔斯泰失望地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消除社会的贫富差异，没有改变人压迫人的现实，没有给人带来更多的自由。

和托尔斯泰同样困惑的，还有许多一直在探讨国家发展道路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贵族出身还是平民出身，面对在强国之路上几度起伏的俄国，他们开始了新的思考和选择。

采访：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秘书长 刘文飞

因为我们知道。在俄国文化史中间，或是在俄国思想史中间，实际上是一直有两大相互对立的倾向。我们把它叫做西方派，另一派叫做斯拉夫派。所谓的西方派，就认为呢，西欧的文明，就应该是俄罗斯文明的样板，西欧的一切都是好的，西欧的教育、西欧的社会、西欧的民主，都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就是走西欧人的路，这就是他们的，西方派的答案。另外一派叫斯拉夫派，这一派就认为，彼得改革之前的所谓的俄国的东西都是很好的，非常宁静，很和谐的村社制度，然而彼得的改革，使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整个民族的分裂，所以彼得实际上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历史罪人。

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俄国涌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思想和文化巨匠。他们的思考，开始跳出简单的传统和现代之争。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俄罗斯民族摆脱了学生的地位，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来观察和思索外部的世界，并且可以毫不羞涩地用自己的语言向整个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

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先进分子中，有的主张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有的要完全按欧洲的模式改造俄国；有的提出刺杀沙皇并付诸了实践；有的则走向农村，去平分土地。别林斯基则表示：“社会主义对于我变成了新的理想”。

在各种思想选择和实践运动中，俄国走进了20世纪。1905年，当俄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终于迫使沙皇成立了国家杜马，同时还任命总理大臣来主持改革。

托尔斯泰并没有在这种变化中看到希望。他给总理大臣写信说，只有“率先站在欧洲各民族的前列，促进人民消灭由来已久的、各民族共同的私有制的不公平现象”，才能让俄国尽快地发展起来。

采访：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吴泽霖

他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就是应该走一个共同的，富裕的道路，农民村社的道路。大家没有私人财产，大家一块儿来走那种，互相一块儿协作，一块儿生活，这么一条道路。

但是，托尔斯泰向往的公平与和谐没有到来。仅仅两年之后，沙皇就解散了国家杜马。一切改革无从谈起，沙皇政府在社会的持续动荡中延续着它最后的时光。在过去近两个世纪中曾经将国家带向强盛、但却始终无法触及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的沙皇改革走到了尽头，俄罗斯的发展需要新的力量来推动。

1910年10月29日，一生在为俄国寻找出路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

在一个乡村火车站中，他病倒了。八天后，82岁的托尔斯泰带着对俄罗斯未来的深深忧虑去世了。

托尔斯泰和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上都体现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令人痛苦的历史和现实，使得他们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未来。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生活就像一条追寻理想的朝圣之路，他们肩负着强烈的使命感，关注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

也许，正是这一切，使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也恰恰因为这一切，使俄罗斯民族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和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

托尔斯泰去世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皇俄国陷入战争泥潭，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17年11月7日，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以此为起点，这个占世界陆地面积近五分之一的国家，开始了一次对20世纪的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伟大实践。

第九集：风云新途（苏联）

[序]

1917年11月7日，晚9点40分，伴随着这门大炮发出的一声怒吼，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苏维埃政府诞生了！

二十年间，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强国。

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历经230多年的努力，俄罗斯民族终于第一次凭借国力而不仅仅是武力，占据了世界的制高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以巨大的牺牲力挽狂澜，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个曾经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超级大国，苏联在20世纪探索了一条国家发展的新道路。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实践，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冬天是莫斯科最具风情的季节。1924年1月21日，漫天的风雪席卷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但这一天的莫斯科城没有风情，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哀。

就在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数万名工人、农民、士兵排着长队，来向他们的领袖告别。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列宁，已经为这个新生的政权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

来自西伯利亚的狂风怒吼着，如同随风飞舞的雪花，每个吊唁者的脸上都充满了失落和彷徨，苏维埃的明天怎么办？谁来带领大家完成这段未竟的旅途·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谢·叶辛：

俄罗斯人是非常适应非个性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也就有了社会主义。当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强大。当我们为了一种思想或者围绕着一个人团结起来的时候，你明白我们非常需要英雄，为了这个英雄，我们可以战斗到最后。

俄罗斯是一个崇尚英雄、需要英雄，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在历史上，政治家的个性气质曾决定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彼得大帝的改革，拉近了俄国和当时欧洲强国的距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造就了一大批独立思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而列宁对革命的执著，则使这片土地勇敢地承担起为人类开拓新航道的历史重任。

在列宁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俄国曾经出现过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其中，一个名叫维拉·扎苏里奇的女共产主义者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问道：马克思提出的与大工业、工人阶级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在俄罗斯实现？马克思回答说，应该首先在欧洲发达国家实现。

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信仰者都认同：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应该首先在工业基础发达的英国、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轫，工业基础薄弱的俄罗斯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深刻了解俄国现实的列宁则认为： “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领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靠拥有13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俄国大革命是不是必要呢？我不知道。但是它却发生了，因为这个国家崩溃了，那就是它为什么发生的原因。它发生了，不是因为列宁计划了，而是因为列宁抓住了提供给他的布尔什维克的机会，来做他想做的事情。

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布尔什维克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决心和信心，人们相信，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将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人民将行使权力，所有人都有工作，再也不受剥削。然而，建立新社会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十月革命四年后，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下生存下来，并刚刚平息了国内叛乱的苏维埃政权，遭遇了一场自下而上，突如其来的风暴。

这是画家弗·塞罗夫创作于1921年的一幅油画，它所反映的内容正是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

1921年春，苏俄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三千多万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的边缘。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保卫新政权的战争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显现出极大的威力，苏维埃政权决定继续推行对农民余粮的无偿征集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一些富农甚至借机拿起了武器。连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也支持农民的要求。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

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你吃饱了那你就会去唱歌，如果你肚子里没食，那你只有沉默。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因为战争以后，要想发展经济，没有其他的路。

外部世界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压力，国内的粮食危机和政治叛乱，促使苏维埃政权采用新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政权，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列宁对党内的同志说：“我们在夺取政权后就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做出判断。”

1921年3月，苏维埃政权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并且首先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变余粮无偿征集为市场买卖。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徐天新：

就是说呢，要对农民做让步，要允许农民能够个体地经营自己的经济，允许市场的存在，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准备条件。

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 阿·奥·丘巴利扬：

当然了，这根本就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涉及商业、减税、允许小型企业存在，这一切都是试图使经济复活。

在商业领域，新经济政策刚开始实行的是直接用工业品换农业品，但是，俄罗斯大婶们却更习惯于货币交易，不愿意进行物物交换。而且，工业品也迟迟到不了位。

于是，苏维埃政权宣布恢复国内自由贸易，重新建立银行系统。

今天，运营了85年的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然而，八十多年前，这里却很难看到外国人。

当时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恐惧，一心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不仅拒绝在外交上承认它，而且华盛顿的官员们对请求去苏联的旅游签证的回答竟然是：“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国家！”。 在这样的敌视中，苏俄获得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之难是可想而知的。

1921年8月，在莫斯科市民惊异的目光注视下，一位23岁的美国青年走进了克里姆林宫，他的名字叫阿曼德·哈默。

哈默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父亲一样，哈默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关注，他为苏俄带来了大批急需的医疗设备。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年轻的美国商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倾听列宁畅谈新经济政策，其中最让哈默感兴趣的是工业领域。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徐天新：

因为我们都知道，（苏联）国内战争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外国资本家赶走了，那么现在胜利之后呢，列宁又同意外国资本家回到俄国，来经营一些当时苏联没有力量经营的一些项目。特别像在西伯利亚开发矿产，采伐森林等等。这个做法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有远见的。

10月28日，第一份给外国人特许权的合同在这里正式签署，哈默获得了一所石棉矿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在列宁的支持下，哈默成为二、三十年代美苏贸易的核心人物。

他在美国企业界游说，联络了30多家美国大公司，组成美国联合公司，将美国的产品运到苏俄，换取苏俄的物产，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

但是，苏俄并不想单纯从国外进口产品。列宁对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

嘎斯车是苏联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而最早在苏联生产“嘎斯”车的，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大王亨利·福特。

福特原先把苏维埃看做“势不两立的敌人”，声称除非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适合他的口味，否则他“不会运一个螺帽去那儿”。哈默劝他说：“要是这样，你会有太长的时间没法在那里做生意，那里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事后证明，福特对这笔与苏联的交易十分满意。

在高尔基市，福特与苏联建立了汽车联合企业，从1932年起，每年有十万辆嘎斯牌客车和卡车下线，在苏联的道路上奔跑。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列宁对此感到很欣慰，他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

中国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郑异凡：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把市场，实际上就等于把商品、货币、市场机制引进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里面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923年11月20日，列宁在苏维埃全会上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什么抽象的幻影，……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这是列宁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

在这张桌子上，历史永远定格在1924年1月22日。列宁每天离开办公室前，都从这里撕下一页日历。但是那天，他已无力撕下这页日历。

苏联人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兄长，一位和蔼的领袖，一个根据实践要求为俄罗斯谋划未来的舵手。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

列宁给了人类一种鲜明的典范，即人类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有可能在他去世之后，俄罗斯走上另外一条繁荣的生活道路。很遗憾，列宁所实施的这种实践活动最后还是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我认为，整个世界失去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机会。

接下来领导苏维埃政权的，是以行事严峻果断为世人熟悉的斯大林。也许纯属巧合，列宁以发源于西伯利亚的大河——勒那河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的继任者则以一种硬度很强的金属——“钢”作为自己的姓氏。

正如这两个姓名的文字意义一样：列宁时代，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相当的弹性；而斯大林则以强硬的手段，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步伐。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保罗·肯尼迪：

他们认为这个广大的国家，想要发展，必须集中所有的资源，必须限制资产阶级，限制资本主义体系，控制所有的资源，包括农业资源。

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左凤荣：

斯大林就认为，我的工业化资金只能靠我自己内部来积累，内部来积累呢，那主要当然要来自于农业，所以，他就明确提出一个要贡税论，就是说要农民，除了他要交的粮食，应该交的国家任务之外，在工业品上，他要把工业品的价格定得更高一些，然后这样让农民买东西的时候付出更多的钱，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积累工业化的资金。

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积累工业化资金，意味着此前为保护农民利益而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将被舍弃。斯大林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在斯大林看来，时过境迁，新经济政策不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了，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20世纪20年代，西方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各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都达到或超过一战前水平的1.5倍。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称资本主义已消灭了贫困，空前的繁荣让他们充满信心，并继续封锁苏联经济。

1927年，英国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并废止1921年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发起六国外长会议，提出要“和共产国际做斗争”。

孤零零的苏联看起来似乎不堪一击。虽然新经济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直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尤里·茹可夫：

为了保证国家继续发展，必须采取新的、强有力的措施，因此，为了使国家不再成为一个农业国家，为了使国家不再从国外进口小到铅笔、大到飞机等商品，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

这就是为什么要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而同样庞大的亚洲近邻——中国的境遇，也更加坚定了这个钢铁般的领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志。斯大林说：“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1929年5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讨论的内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剧院里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挂着大幅的苏联地图。报告人每提到一项建设工程，在地图上相应的地点就会亮起一盏小灯。等到报告结束时，苏联地图上已经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灯光，一千多个迷人的亮点闪烁着。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尤里·茹可夫：

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的制定过程将近五年，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人们想把所有的各个方面都写进去，这样写的量就非常大，最后又想方设法减少它的内容，然后又增加了内容，最后的结果是通过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容量，足足有三本这么厚的书。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全面而细致地规划过自己的发展进程，这是苏联人的一个创造。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生产、运输、销售都由国家计划安排。国家计划力争精确，在列宁格勒生产的一粒纽扣售价1卢布，那么700公里外莫斯科的价格也是1卢布，而万里之外的海参崴仍然是1卢布。

对于苏联而言，它未来几十年的兴衰都和这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苏联人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这一年，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爆发了。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的疯狂下跌开始，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全球，袭击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这是一个全球的大萧条，之前有很多关于社会公平的考虑，只有少数人像今天这样富有，而大多数人却没有从经济繁荣中获得利益。那时候，美国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很高，有意思的是我们又回到当时那种不公平的程度，历史惊人的相似。随着经济的崩溃，人们开始知道资本主义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运作，应该有政府的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发达国家的损失是1700亿美元，而1929年到1933年这次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则到达了2500亿美元，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充分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

而特立独行的苏联，却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指导下，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时，欧美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开始转向苏联寻找出路。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也第一次出现向外移民的倾向，先后有10万美国人申请移居苏联。

中国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郑异凡：

斯大林的公开言论里面，我没看到他说什么要用西方的技术，整个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以前，用粮食，从农民那里征收的大量的粮食，征收来干什么，就是用来出口，出口换汇，然后用这个去进口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这些设备进口了以后，当时国内不会运用，所以他当时讲技术决定一切的时候，就是说，我现在从国外买进了那么多设备，我这些设备得有人去掌握它。

拖拉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它解放的是最广大的农业生产力。

就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一个规模宏大的拖拉机厂在斯大林格勒破土动工了。十个月后，工厂建成投产。

这个奇迹般的速度，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作，也来自苏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利用。

拖拉机厂的建设者，除了苏联人，还有美国人和德国人，先后在这里工作的美国工程师就有730名。斯大林后来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是利用美国的技术建成的。1932年时，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各国专家约有6800人。

与欧美国家的整体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是苏联的工业化成就，还有苏联人民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1935年9月2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这样一则不大的简讯：“中伊尔敏诺的采煤工斯达汉诺夫同志为庆祝国际青年节21周年，创造了风镐劳动的全苏新纪录。在六小时一班的工作时间里，斯达汉诺夫开采了102吨煤，这是矿井一昼夜开采量的10%，挣了200卢布工资。”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开采量，因为它超过了普通定额的13倍！但一周以后，斯达汉诺夫又刷新了自己的纪录，一个工作日采煤175吨。

此后，斯达汉诺夫不再是一名普通矿工的名字，他成为一面旗帜，引领了苏联工业化进程中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技术革新运动。在各行各业，无数个斯达汉诺夫的推动下，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劳动率提高了82%，大大高于原计划的63%。

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俄共中央主席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

俄罗斯在1929年时，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不能生产一辆联合收割机，也不能生产一辆汽车，十年以后，到1941年时，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技术，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这个占世界陆地总面积近五分之一的国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完了欧美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路程。

苏联的一枝独秀和它所采取的“计划”方式，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美国的一名记者从苏联回国后告诉国人：“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一时之间，“计划”成为最时髦的名词。

通过国家力量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通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加入政府干预的手段，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尤里·茹可夫：

比如说英国的一个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汀，她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始部分，书里的主人公在车厢的过道上讨论俄罗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反映。

在当时，苏联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成功的光芒掩盖了快速工业化背后的问题。

多发一个月的工资，提供一套带电话的技术人员的住房，配备一切必要的沙发家具，一个家庭疗养证，两个电影院里永久的专座，这些就是苏联工业化道路上的精神偶像——斯达汉诺夫获得的物质奖励。但成千上万忘我工作的建设者们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报，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们，每天都不得不去面对严重的物质匮乏。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徐天新：

斯大林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弱点，首先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重工业、军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轻工业、农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农业。第二方面呢就是人民的生活没有能得到重大的改善，没有能够和工业发展同步得到改善，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人均的粮食的产量、人均的肉类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保罗·肯尼迪：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吸取教训，认为任何计划都是危险的，任何长期考虑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应该吸取更加微妙的信号。就是说国家和地方政府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不过，计划经济在当时的成功，使人们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去反思它的弊端。更何况，当时的苏联，正面临越来越紧迫的战争威胁。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建立起法西斯专政。就在苏联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1937年，中国已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日战争，而斯大林一直担忧的战火，最终也不可避免地侵入了这片广袤的土地。

这是莫斯科红场上的无名烈士墓，墓前的这簇火焰已燃烧了几十年，它象征着不屈的鲜血和顽强的灵魂。墓志铭上写道：“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业绩万世永存”。陵墓下面掩埋着数千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战士。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1年6月22日凌晨３时，德国军队突袭苏联。一星期内，苏军损失兵力100万人以上，西部工业区全部沦陷。

希特勒微笑着声称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的仪式，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德军不仅被全线扼止，而且开始遭遇反攻。

希特勒不明白，已经失去西部工业基地的苏联，为什么会越战越强？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尤里·茹可夫：

如果我们没有在库茨涅茨克、扎巴洛日等地建立钢铁联合体，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车里亚宾斯克等地建拖拉机厂，我们就不可能将这些工厂直接建成坦克制造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闻一；

由于战争条件呢，采取了一种几乎是24小时工作制，就是机器不歇人休息，轮班倒制度，所以西伯利亚的工业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即使在最艰苦的1942年，苏联飞机产量仍达到两万架以上，比德军几乎超出一倍。

苏联巨大的工业能力压倒了纳粹德国，成为制胜的利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工人们驾驶着刚刚造好的坦克直接出厂，迎战德军。

1945年5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顶端。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共损失兵力1000万，占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伤亡人数的73%，苏联以2000万人的牺牲为代价，捍卫了正义，捍卫了和平。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仅此一点，苏联就无愧于一个大国的称谓！

在德军败局已定的1945年2 月 ，当时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三个国家——美国、苏联、英国的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雅尔塔会晤，一起商谈确立战后的世界格局。

这是世界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的承认，也是对苏联所承担的大国责任的尊敬。

在20世纪中叶的万里晴空之下，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隔洋相望，共同主导了世界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闯入了太空，它的身上镌刻着“苏联”的字样。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号飞船，第一次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

梦想。从太空俯瞰地球，是人类文明的高度，也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任时光流逝，这一高度将永载史册。

而能否超越这一高度，将取决于俄罗斯一代代领航者的视野是否足够高远。

这是一本被封存了五十年的书，它的作者是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

1935年，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在苏联他处于鲜花和欢呼之中。后来他写信给斯大林说：“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整个国家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跟千百种障碍做不断的斗争，在英勇而秩序井然的高潮中，正在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郑异凡：

当时他们到那边去看了以后呢，确实也发现了，苏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当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还有当时的官僚主义的作风，还有广大农民和一般老百姓的贫困生活，还有国内他们，有意识地封锁国外的情况。

在日记中，罗曼·罗兰写道：“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出于对苏联的热爱，罗曼·罗兰决定这本日记五十年后再发表，他不想因为这本书造成对苏联的哪怕一点点伤害，他认为五十年后，苏联一定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1984年，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正式发表了。但是，苏联的领袖们并没有像罗曼·罗兰期待的那样，及时发现和纠正，包括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内的一些政策弊端，以至于积重难返，丧失了让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机会。

1991年，克里姆林宫的红旗悄然落下，红色的年轮在大国兴起的舞台上刻写了74圈。

苏联的迅速崛起是20世纪引人注目的大事。作为一次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人类发展的宝贵财富。因为，对历史的判断，必须用大尺度来衡量，社会变革的完成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

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言，挫折意味着新的出发。今天，俄罗斯已经走在了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第十集：新国新梦（美国·上）

[序]

在美洲大陆北部，有一个飘扬着星条旗的国家，它的名字叫“美利坚合众国”，也被称作“美国”。这个国家的出现，虽然只有230年的历史，但却演绎了大国兴起的罕见奇迹。它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位置占据了一个多世纪。

然而，五百年前，这片广袤辽阔的陆地却是印第安人世代生活的家园，他们挥洒着与生俱来的激情，培育了独特的风俗。直到15世纪，欧洲人发现了这片新大陆。从此，欧洲各国的移民蜂拥而至，一个个殖民地相继出现。到18世纪，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陆续建立起13个殖民地。美利坚合众国的起源，正是从这13个英属殖民地开始的。

第十集 新国新梦

这里是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今天，这座小镇已经成为反映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公园。走进小镇，仿佛跨越了时空隧道，教堂、学校、邮局、酒馆、商店、法院、公路，都完整保留了二百多年前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景象。安详、富有秩序的威廉斯堡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

18世纪时，威廉斯堡是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府的所在地，总督府象征着大英帝国的统治和权威。不过，在这里，事关殖民地生存和生活的公共事务都要在一个叫殖民地议会的机构内进行商议。议员由当地不同职业、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人们选举产生。殖民地议会是殖民地人们解决现实问题、实行自我管理的重要标志。议会大厦成为唯一与总督府享有同样权威的建筑。

这样的殖民地和当时其他大国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有着天然区别。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伯纳德·贝林：

尽管英国政府是一个主权政府，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英国的管理却是表面化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殖民地需要依赖于自我的管理。虽然会受到来自英国的监管，但他们还是相当自治的。

北美的英属殖民地为什么会有如此特殊的地位？而这套自我管理的运行体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历史学家们认为，其中的渊源来自于一艘从欧洲远道而来的移民船。

1620年，一百多名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乘坐一艘叫“五月花号”的船只，开始了前往美洲新大陆的航程。他们漂洋过海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宗教圣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埃里克·方纳：

清教徒是英国国教的分裂者，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教派，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宗教理想，而不是按照英国国教的方式。

茫茫大海上，“五月花号”的乘客在孤独的漂泊中，承受着波涛的凶险和疾病的痛苦。然而，更让人心潮难平的是，面对荒芜的新大陆，一切都是未知的。清教徒们将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以什么样的方式在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呢？

在“五月花号”即将登上北美大陆之前，船上41名成年男子在甲板上签订了一份契约，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

公约规定，船上的人到达北美新大陆后，自愿结为一个民众自治团体，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团体利益的公正法律、法规、条例和宪章。全体成员保证遵守和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被历史学家确认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文件。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伯纳德·贝林：

《五月花号公约》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可能是第一次，在没有任何监管之下，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决定要形成属于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性契约，并用他们所认为的公平法律来实行自我管理。

1620年11月21日，经过66天的航行，承载着欧洲文明而来的“五月花号”到达了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船上的102名清教徒依照承诺，组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自治团体。

今天，五月花号复制船静静地停泊在普利茅斯港湾，距它不远处，有一块刻着1620字样的石头，据史学家考证，这块石头是清教徒首次登上北美大陆的标志。

除了一批批怀揣好奇与梦想的清教徒，陆续来到北美大陆的，还有许多来自其他欧洲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冒险者和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新大陆渐渐地热闹起来。在北美阿巴拉契亚山脉东侧的大西洋沿岸，相继出现了属于大英帝国的13个殖民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

他们在理论上，他还是英国的子民，还是承认英皇统治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要有什么事情，天高皇帝远，真正的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了他们，所以他们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就是自己互相帮助，慢慢形成一套管理的方式。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伯纳德·贝林：

在美国早期历史的前两个世纪中，（殖民地）自治一直存在，并且形成了一种不会出现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局面。在拉丁美洲，受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的美洲人，在这方面的情况非常不同，他们享有的自治很少。但是，英国人却不一样。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人比较重视对于商业的控制，而不是对于领地的严格监管，这使得（北美殖民地）能够在英国一定程度的控制之下，同时形成自己的政府。虽然有一些法律必须经英国同意，他们还要遵守英王的某些规定，但是，总体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行自治，尤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比如税收。

自治使个人参与管理社会，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享有独立的权利。

走在威廉斯堡的大街上，人们可以尽情想象两百多年前殖民地自治时期的生活景象。但是，新大陆上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氛围中延续下去？是什么改变了这片新大陆的命运并最终在这里诞生出一个世界大国呢？

18世纪中叶，大英帝国进入扩张时期，他们先是打败了西班牙，又在北美与法国进行了七年的战争。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大英帝国的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决定在北美殖民地增加税收，以化解财政危机。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教授 王希：

英国人从1763年一直到1773、1774年，在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每年变换着不同的花样向殖民地征税。那么在征税的过程当中，尤其是1765年开始征收印花税。殖民地对印花税非常反感。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 杰克·格林：

向北美殖民地征收的印花税是由英国议会通过的，而英国议会中并没有殖民地的代表，这就背离了《五月花号公约》中最根本的原则。

当大英帝国自行决定增加税赋之后，殖民地抗税事件屡屡发生，矛盾开始激化，大量英军被派驻到新大陆，他们可以随意选择驻地，甚至私闯民宅，贸易被切断，殖民地议会也受到了限制。

北美英属殖民地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运行传统受到空前挑战，新大陆人在何去何从的选择面前，彰显出捍卫理想、反抗压迫的斗争性格。

今天，在威廉斯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能够聆听到当年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声音。

美国国家开创者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模拟：

先生，如果能够善用自然之神赐予的力量，我们将丝毫不弱于敌人。我们有三百万为神圣自由而武装起来的民众，我们有幅员辽阔的国土，无论敌人派遣什么样的军队，我们都是不可战胜的。

1775年4月19日，新大陆东北部的一声枪响，划破了纯净的天空，改变了这片大陆的历史航道。这天，一支英国军队与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镇的民兵发生冲突，枪声让这场冲突上升为战争，史称“美国独立战争”。

1776年7月4日，13个英属殖民地联合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大英帝国的统治，组成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天，被确立为美国的独立日。《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那个距今二百多年前的时代里，殖民地联合起来挑战宗主国是破天荒的大事，宣布独立的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在欧洲的法兰西等国家的支持下，与大英帝国的战争一直艰苦地打了八年，才最终赢得了独立。

新大陆诞生了新国家。这个新国家诞生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呢？

18世纪后期的世界霸主英国，正在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潮流。依靠君主权威创造繁荣的法兰西，开始酝酿着大革命的危机。德国则依然陷入四分五裂的痛苦之中。俄罗斯经历了由沙皇主导的君主改革，开始强大起来。中国人，正在享受以康乾盛世为标志的国家繁荣。

北美大陆上出现的这个新国家，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在独立前的一百多年里，这13个英属殖民地的经济一直依附于大英帝国，无论是北部的工商业、中部的农业还是南部的种植业，都是在英国自由贸易的商业体系下发展起来的。离开了英国的扶持，这个经历战火的新国家将怎样生存下去？

严峻的挑战还不仅仅来自于经济领域。独立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政权方面只设有国会，没有总统，没有最高法院，而国会本身也没有实际的执行权力。独立后的13个州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

美国乔治·梅森纪念馆馆长 大卫·瑞斯：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他们不能进行贸易，没有统一的货币，无法制定外交政策，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战争换来的独立，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曾经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乔治·华盛顿不得不向人们发出警告：“要么我们在一个领导之下成立联邦而结合为一个国家，要么我们就保持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永远互相争吵。”

于是，在宣布独立11年后的1787年，来自各州的代表终于在费城坐在了一起。这间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的独立厅，曾经签署过著名的《独立宣言》，如今，代表们要在这里协商新国家的未来。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制宪会议开始了。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

在1787年宪法中，关于成立国家政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就会被欧洲列强所摧毁。我们需要一个中央政府。

参加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开国元勋，其中大部分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中有农场主、商人、律师和银行家，乔治·华盛顿被选举为制宪会议主席。

八年的独立战争为华盛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成为这个新国家的象征。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坚决地辞去了大陆军总司令的职位，并拒绝了一些军官希望拥立他做国王的建议。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约翰·默瑞：

其中有一个人，好像出生在意大利，他寄给华盛顿一封信，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华盛顿的回复很有讽刺意味，他说，再也没有什么建议比让我成为国王，更令我觉得受到冒犯和谴责。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华盛顿，如果他不做国王，就不可能有国王。

华盛顿谢绝了所有的邀请，返回弗农山庄修剪花园，打理农庄，像从前一样过着农场主的生活。不愿当国王的华盛顿，不经意间为这个新国家预留下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举动，也使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在华盛顿的主持下，制宪会议一共开了116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来自各州的代表们对如何建立一个有权威的联邦政府、同时又能充分保障个人自由这一难题进行了激烈的争执和辩论。

面对代表们的唇枪舌剑，制宪会议主席华盛顿却几乎一言不发，因为他不希望由于自己的权威而影响到任何一方表达观点。但是，只要他的身影还继续在会场上出现，谈判就不会轻易终止。华盛顿的沉默和坚持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

1787年9月17日，美国第一部成文宪法最终形成。

美国费城宪法中心历史学家斯蒂夫·弗兰克：

我觉得任何一部成功的宪法必须要代表人民合理的愿望。我不认为美国人会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的宪法模式。君主立宪制适用于英国，总统制适用于美国。重要的是，政体的形式必须能够体现遵从宪法规定的人们的真实愿望。

在宪法的确认和保障下，国家主权由州政府转移到联邦政府；同时，宪法规定由各州保留的自治权利，联邦政府不得干涉。1789年4月，华盛顿正式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

联邦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诞生了。

也有人将这部宪法称为经济宪法，因为在宪法中界定了个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分工，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罗·温格斯特：

宪法对美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它把美国从一个殖民地，从受制于英国商业限制的经济体制，转变成一个可以保持经济长期发展的体制。在（原来的）《邦联条例》之下，州与州之间会产生贸易壁垒。这意味着，货物在州与州之间的流动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公共市场的形成。而国家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提供了一个公共市场。

从此，这个新国家不仅有了统一的政府，还有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收。在经济的运行上，则直接采用了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为了改变当时美国经济明显落后于欧洲的状况，美国的联邦政府还从欧洲搬来了金融和财政制度，1791年2月，美国第一家全国性银行诞生，类似欧洲的证券市场、交易所和股份公司开始出现，并通过股份公司的筹资来修建起公路、运河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这一时期，大量移民带着欧洲工业化进程的成果来到了美国。1789年，一个叫塞缪尔·施莱特的英国技术工人，不顾英国的禁令，偷渡到了美国，他靠自己的记忆复制出当时最先进的纺纱机，并创办了美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不久，他的工厂发展为12家企业。由此美国早期的工业革命拉开了序幕。

在此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美国由独立时的近300万人口，增加到了3000多万。爆炸式的移民增长，不仅在短时间内为开垦荒地提供了劳动力，也促成了跨越式的科学和技术引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

欧洲发展到这个时期，美国拿过这个接力棒来，然后在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一块大陆上头，相对说来没有历史包袱，然后这样发展起来。

拿过接力棒的美国，虽然工业革命起步稍晚，但其速度和力度却超过了欧洲。到1860年前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不过，直到这一时期，联邦政府的权力依然还很脆弱。就在美国宪法诞生七十年之后，制宪会议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险些肢解了这个国家。这一危机，使联邦政府面临了一次巨大的考验。

“我希望站在满是棉花的土地上，古老的时光难以忘怀

看吧看吧 尽情地看吧，迪克西的土地是我出生的地方……”

这是一首在美国非常流行的南方歌曲，歌名叫《迪克西的土地》。

《迪克西的土地》，歌颂的是美国的南部，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有“白色黄金”之称的棉花。

在棉花丛中劳作的是那些从非洲贩来的黑人。黑白分明的劳动景象折射出美国政治的奇异之处。当时北方各州以发展工商业为主，实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而南方各州却以种植业为主，保留了由农场主控制的黑人奴隶制度。南方的制度不仅与新大陆上人人平等的立国理念格格不入，而且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那么，奴隶制为什么会在制宪会议上被保留下来呢？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 杰克·格林：

（当时）没有人触动奴隶制，人们知道如果废除奴隶制，很多州就不会承认联邦政府。所以，美国是一个自由和奴隶并存的联邦，美国不仅保护了自由，也保护了奴隶制。

1860年11月6日，反对奴隶制的亚伯拉罕·林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南方部分州立刻强烈要求退出联邦国家，1861年，南方七个州宣布脱离联邦。刚刚成立84年的美利坚合众国走到了国家分裂的边缘。支持废除奴隶制的北方各州，与坚持蓄奴并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之间，爆发了一场历时四年的南北战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詹姆斯·麦佛森：

如果这个国家可以分裂为2个，就可以分裂成3个、4个、6个、12个，林肯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南方违背了国家的统一，违背了宪法和多数人统治（的原则）。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遥遥相望。有人说，是华盛顿创立了美国，是林肯拯救了美国。在美国历史上惟一的这次内战中，拥有经济和人口的优势，更拥有道义和价值观优势的北方取得了胜利。林肯解放了黑奴，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而南北战争对于美国日后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詹姆斯·麦佛森：

内战之后，美国成为了单一的、联合的、强大的国家，这奠定了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基础。如果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分裂成了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或者北方没有赢得胜利，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场战争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教授 王希：

那么，这个内战的意义呢，我觉得首先使美国原来宪政机制中分裂的主权得到了统一。它为美国大工业化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个是一个先行，如果说，主权得不到统一，领土不能够得到统一，或者劳动力体制得不到统一的话，我觉得它后面的大工业化还会推迟，或者不会产生这么大的效果。

很多美国历史学者认为，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联邦政府从此变得强大起来，美国的农业、工业以及整个国家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862年，就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著名的《宅地法》，法案规定：成年美国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在西部获得160英亩的土地，耕种五年后就能够拥有这片土地的产权。这项法律，点燃了美国人到西部去创造未来的巨大热情。此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以及来自各地的移民，开始大规模地进入这片区域，开辟这里的土地。

已经推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西进运动，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从而使美国的发展从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向更广阔的西部腹地延伸。

许多人对美国西部的了解，是由一个个穿行在高山、峡谷、荒漠的牛仔们的故事开始的。事实上，西部牛仔的浪漫和冒险并不能够涵盖西进运动的全部。那是一段历时近一个世纪、漫长而艰险的历程。到达西部的人们面对的是一无所有的荒漠。他们必须在这里学会生存，而且要一代代地生存下去。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 杰克·格林：

（西进）鼓励了冒险的精神，它为爱冒险的人提供了机会，为不爱冒险的人提供了创造新生活的可能，因为人们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地方安顿下来，西进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安全保障。

西进运动毫无疑问是美国历史上充满开拓、勇气与冒险精神的一页，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它，塑造了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个人梦想的美国精神。

19世纪末，经过开垦和耕种的大草原变成了沃土桑田，曾经荒无人烟的西部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粮仓。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也正经历着革命性的飞跃。

这是一座用人名来命名的城市，它叫爱迪生市。今天这个城市平静而又安详，19世纪70年代末，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正是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电力逐渐取代蒸汽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能源，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由电力使用引发的一系列技术革命，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美国新泽西州爱迪生市门罗公园博物馆馆长杰克·史丹利：

有人问，爱迪生先生，你是如何看待电的？爱迪生说，今晚，美国总统正在我的灯下阅读，医院正在电灯的照亮下进行手术，全世界有数百万的人在电灯下读书和生活，这非常重要。爱迪生就是这样想的，他为此而自豪。

让这位发明家引以为豪的还不止于此。据1922年美国国会统计，爱迪生使美国政府在50年内的税收增加了15亿美元。而1928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全世界的资本用在与爱迪生发明有关的事业上的数目达到157.25亿美元。

爱迪生一生中共有一千多项发明，白炽灯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而爱迪生本人也只是当时美国众多发明家中的一员，19世纪后半叶，各种各样的发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

仅1865年至1900年，被正式批准登记的发明专利就达到了64万多种。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美国很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独占鳌头。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从照搬欧洲技术的学生，成长为一个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钱颖一：

在美国出现这么多个人奋斗成功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家，也是各个行业的出类拔萃的人，不是偶然现象。它是有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的环境。

这里是距离华盛顿纪念碑两百多米的美国商务部，1802年，美国就是在这里成立了国家专利局，如今在美国商务部的大门口上还刻有林肯总统的一句话：“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制宪代表们对事关美国政府在未来的公共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辩论，然而，在通过第一条第八款时，代表们的意见却空前一致，它的内容是：“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对于专利的保护，在16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开始，但是，美国人第一次把专利权写入了宪法，用国家的根本大法来保护发明创造。

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理查德·莫斯比：

毫无疑问，这项由国家缔造者写入宪法的制度，激发了人们的动力。它不仅促使人们产生了从事发明的愿望，而且人们一旦这样去做，这项制度能够保障他们在市场上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这就是全部的理念。

早期的专利都是由华盛顿总统亲自签发生效的，《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作为首任国务卿，成为美国第一名专利审查员。

联邦政府用专利制度保护了发明人的权益，同时也保护和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造热情。

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理查德·莫斯比：

知识产权，是大脑的产品，是一份无尽的资源。我们对这项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我们为那些伟大的发明家们所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美国能够在历史上，包括在21世纪的今天，取得世界经济强国地位的关键原因。

随着中央政府的力量日渐强大，美国经济在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的保障下，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在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这个新兴的工业国家以重大科技发明为基础，在19世纪末迅速赶上并超过了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走在前面的欧洲强国。

此时，世界大国争霸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欧洲，统一不久的德国超越英国和法国，成为欧洲首强；在亚洲，经历了20多年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雄心勃勃地登上世界舞台。

而在美洲，一个新的大国正在成长中。

通过战争吞并和购买的方式，美国的领土已比建国时扩张了10倍，成为拥有45个州、7000多万人口的名副其实的大国。

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各大国之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一年，距离这个新国家的诞生仅仅118年，距离这片新大陆被发现也才400年。400年来，它从欧洲汲取营养，发展自己；118年来，它创造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历史走到了又一个世纪之交的节点上。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个年轻的国家，将如何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又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第十一集：危局新政（美国·下）

[序]

1900年，20世纪的大幕拉开了。

这一年，当时的世界大国们在东方进行了一次很不光彩的集体亮相。由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等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侵入了古老中国的首都——北京。

这一年，还是这些大国们，在法国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上也有一次集体亮相，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万人参观了大国们展示的工业实力和创造发明。

美国人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将博览会的展馆照得通明透亮。人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从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已经率先站在了电气时代的潮头。

这一年，走向工业化的西欧、北美和仍然处于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共同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这是一个在飞速发展中动荡不安的世纪，也是一个新老大国交相演出的世纪。

在这个新的世纪里，美国的辉煌如同它在巴黎点亮的夺目之光一样，开始覆盖其他大国。但就在辉煌的同时，美国经济社会的运行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

在美国中部的南达科他州，有一座摩崖石刻人物雕像，人们称它为总统山。70多年前，美国人选择了 四位著名的总统作为本国的象征：创建国家的领袖乔治·华盛顿、起草了《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解放了黑奴的亚伯拉罕·林肯、还有20世纪的第一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自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之后，美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高速的发展。在这样的时期做总统，或许应该是一件爽快轻松的事情。但西奥多·罗斯福却从上任的第二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政府监管经济的措施，这在一贯倡导自由竞争的美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而且，政府监管的矛头首先指向的是垄断性的大公司和大财团。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

西奥多·罗斯福尤其限制了托拉斯的发展趋势，打击了托拉斯。他是现代反托拉斯立法的先行者。

数年间，美国的几十家托拉斯先后被起诉，其中部分企业被迫拆解。美国最先形成的托拉斯集团——标准石油公司更是首当其冲。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又将给美国的发展带来什么呢？

约翰·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西部一个农场，16岁时当上了会计，由于向老板提出的加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愤而辞职，创办了一家商行。

当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发现了石油之后，敏锐的洛克菲勒很快看准了炼油业的前途。1870年，他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1879年，标准石油托拉斯诞生。从标准石油公司的创立到遍及全美的石油工业大托拉斯的形成，洛克菲勒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

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历史学家肯尼斯·罗斯:

标准石油公司的市场规模很大，它的单位成本，以每加仑计量的单位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具有竞争优势。由于采购量很大，标准石油公司还能够控制石油生产商，决定采购价格。而在与运输石油的铁路公司打交道时，标准石油公司可以保证其他竞争对手无法达到的运输量，因此能够和铁路公司讨价还价，拿到它愿意支付的运费标准。

在相继完成对炼油区、运输线和产油地的三步控制之后，洛克菲勒雄心勃勃地向垄断全美石油工业的霸主地位挺进。他说：“当红色的蔷薇含苞待放时，唯有剪去四周的枝叶，才能在日后一枝独秀，绽放成艳丽的花朵。”

洛克菲勒的石油托拉斯连续吞并了美国近百家石油企业。到1890年，这位石油大王已经掌握了全美90％的石油提炼。

美国阿利根尼大学历史学教授 保拉·苏科勒:

美国政府对大公司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他们越来越大。因为政府觉得这样做，对于公司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

美国在建国后的一百多年中，一直奉行由英国传承而来的私有经济和自由竞争，也就是由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经济运行，任由企业自由发展、优胜劣汰，而政府并不对经济生活加以干预。优势企业通过联合、并购、重组等手段，可以同时控制生产、市场和价格，以追逐高额、稳定的利润。

19世纪末，像标准石油公司这样富可敌国的大企业和大财团，在各个行业纷纷出现。人们把他们叫做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牛肉大王、电讯大王、铁路大王、金融大王。当时，美国铁路总利润的85%被7个垄断集团控制，钢铁产量的65%由摩根钢铁公司掌握。国家财富的60%掌握在占美国人口2%的富人手中。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钱颖一 ：

19世纪的后半期，美国的经济，政府的干预和监管比较少，但是，那个时候也正是美国高速发展的时期，所谓高速发展，就是它的GDP的增长速度非常之快，也正是那个时期，美国开始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恰恰是在那个时期，很多的矛盾暴露出来，比如竞争的无序、垄断，以及欺诈、腐败等等。

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就职时面临的现实。在垄断经济资源的托拉斯给美国带来繁荣风光的背后，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曾经是美国的钢铁之城。很长一段时期，匹兹堡的繁荣是通过空气中灰尘的浓度来衡量的。

繁荣的背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各种罪恶。

当时，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工伤致死率最高的国家。工人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每天的工钱只有两美元。这样的生活连孩子也不能幸免，美国大约有两百万名童工加入到劳工的队伍中，最小的只有四岁。

然而，与辛苦劳作相伴随的，却是矿难、火灾的不断发生。纽约曼哈顿一家服装厂发生火灾时，平日为限制工人外出而紧锁的工厂大门，挡住了工人们逃生的唯一希望，最终造成146名工人死亡。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出来了，而且工人的劳动条件非常不好，矿难不断发生，特别是像煤矿爆炸这一类的事情，还有油田的这种工作条件之糟糕。美国城市各种各样的弊病就出来了。

自由市场经济如同没有笼头的野马一样狂奔了一个世纪之后，灾难开始出现了。垄断的形成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它在聚拢大量经济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它损害了工人利益和社会公平，也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自由发展。一大批中小企业由于无法在垄断企业的阴影下生存，纷纷破产倒闭，城市贫困人口大量增加。

尽管美国在此之前已经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是，这部法律自颁布以来，一直没有依据它判定过任何案例。

美国阿利根尼大学历史学教授 保拉·苏科勒：

19世纪末期，一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人开始思考，如何使大多数美国人从国家高速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中获益。他们希望能够改善政府管理，消除城市腐败，为工人谋求福利而不是仅仅对他们进行管理。

一些抨击企业垄断、财政腐败、食品掺假的文章陆续出现，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建立合理的市场秩序的努力，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一股热忱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20年代，被历史学家们称为美国的“进步运动”。

阿利根尼大学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北部，是进步运动时期著名的记者埃达·塔贝尔的母校。这所学校完整地保存着关于塔贝尔的资料。

塔贝尔自幼生长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炼油区，父亲是炼油区的一个小生产商。当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打击竞争对手的时候，塔贝尔亲眼目睹了她的父亲和其他的小生产商们如何遭受排挤，最终倾家荡产，被赶出了这个行业。

此后，塔贝尔开始调查和揭露那些掩藏在财富背后的社会黑幕。她连续两年发表了长篇系列报道《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详细描述了这位石油大亨怎样依靠残酷的手段积累财富、建立起垄断帝国。这个系列报道后来被编订成书，在美国畅销一时。

在进步运动时期，像塔贝尔这样揭露社会弊端的人士又被称作“扒粪者”。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

扒粪者，就是要把这些臭不可闻的事情扒出来，让它晒晒太阳，见见天日。等于说当时的新闻专门揭丑，把当时最暗无天日的事情揭露出来曝光。

塔贝尔向强大的石油帝国发起的挑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一时间，一大批进步人士纷纷通过报纸、电影、广播乃至漫画，向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提出了同一个疑问：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西奥多·罗斯福：

我们是维护自由的政府，没有人在它之上，也没有人在它之下，我们必须根据每个人的价值，（公正地）对待他。

上任不久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不得不面对这些疑问。来自经济领域的尖锐矛盾和进步人士的质疑，意味着社会对政府的角色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西奥多·罗斯福接纳了进步运动。他把自己视为社会公民的管家，开始向垄断资本开战了。

美国阿利根尼大学历史学教授 保拉·苏科勒：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被迫整顿经济的，他一开始并不愿意这么做，但公众的压力太大了，他不得不采取行动。总统宣布，标准石油公司要为此付出代价。标准石油公司是其他垄断者的榜样，所以，政府在1911年开始拿标准石油公司开刀了。

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标准石油公司垄断违法，妨碍了自由竞争，并下令解散标准石油公司。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石油帝国被迫拆分成若干个小公司。今天的埃克森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都是由当年标准石油公司拆分后的小公司发展而来的。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受到这样的打击？在当时的条件下，洛克菲勒也许真的不清楚自己辛辛苦苦才经营壮大的标准石油公司，到底给社会带来怎样的伤害。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钱颖一：

垄断非常不能被人接受，就是破坏了机会的平等。因为，一个垄断企业在市场中，因为他已经进入的这种优势，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强势地位，这样就隐含地排除了，很多人想进入这个领域的权利。因此，在这一点上来讲，机会的平等大大降低。所以，这使人们感到非常不可接受。特别是在美国，自由的选择以及平等的机会，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哪怕牺牲一些效率，也要保证机会的平等。

从西奥多·罗斯福任职开始，美国政府先后对40多家公司提起诉讼。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和烟草托拉斯在司法部的起诉之下被迫解散。政府通过宪法对垄断进行限制的原则也由此被确立起来。西奥多·罗斯福设立了公司管理局，专门处理反托拉斯诉讼。此后，反托拉斯的行动被正式纳入到美国政府制度化的长久政策之中。

在解决垄断问题的同时，西奥多·罗斯福也在着手解决劳资矛盾。他甚至把劳资双方请到了白宫来商议，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同时，一些州政府也陆续出台了旨在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条文，明确了工伤赔偿标准和工人的劳动时间。有的州政府，还对与公众生活相关的企业进行管制，建立了公开的听证会制度。

就在美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见出成效的时候，国际舞台也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1914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来自欧洲的军火和钢铁方面的订单使美国的工业生产更加活跃起来。美国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欧洲的债权国，拥有了世界40%的财富。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和英国、法国等国家一道成为了战胜国。

1919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怀揣着处理战后事宜的计划登上了欧洲大陆，他希望能够主宰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然而，其他战胜国拒绝了威尔逊的基本设想，美国试图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努力无果而终。

不过，美国进退自如的政治地理优势却再次显现。它重新把重点放回到美洲大陆，专心打理自己的事务。

20世纪初期，在美国和进步运动同时展开的，还有一个又一个的科技发明和体制创新。

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了4缸12马力的汽油发动机飞机。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动力飞机诞生了。

1913年，美国政府主导的巴拿马运河正式凿通，两大水域之间的最后屏障随着一声爆炸而土崩瓦解，大西洋和太平洋从此联为一体。

1927年，美国影片《爵士歌手》第一次成功使用了电影技术的新系统，电影产业开始进入有声时代。

在这期间，美国人在工业领域最富革命性的创造，是“福特式生产方式”的出现。

福特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聪明技师。当工人们在固定的架子上，装配整车的时候，一旁观看的亨利·福特突然有了一个灵感：与其让工人围着车子走来走去，为什么不让车子像流水一样，从工人面前缓缓通过呢？1913年8月一个炎热的早晨，当工人们第一次把零件安装在缓缓移动的汽车车身上时，标准化、流水线和科学管理融为一体的现代大规模生产就此开始了。犹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诞生了现代意义的工厂，福特的这一创造成为人类生产方式变革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福特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新工厂。每一天，都有大量的煤，铁，砂子和橡胶从流水线的一头运进去，有2500辆T型车从另一头运出来。在这座大工厂里，有多达八万人在这里工作。

1924年，第一千万辆T型汽车正式下线，售价从最初的800美元降到了290美元。汽车开始进入美国的千家万户。

福特的生产方式很快在其他制造领域被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使美国的经济实现了飞跃。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产业化的电影世界在制造明星的同时，也创造着美国的梦想；走进千家万户的无线电收音机在改变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促进着企业的广告宣传；而汽车的普及更使美国成为一个安装在飞轮上的国家。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天空一片蔚蓝。人们觉得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随着经济的腾飞，将近20年的进步运动结束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也减弱了。在192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胡佛是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在竞选时的口号十分鼓舞人心。他说：“如果我当选，将使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一只鸡，家家有一辆汽车”。

20年代的美国，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无尽繁荣。看看纽约证券交易所吧，所有的股票都在一路飞涨，美好的未来还需要证明吗？

然而，胡佛的话音落下不久，纽约证券交易所爆发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1929年10月24日，有人忽然卖掉手中被高估的股票，惊惶和疯狂的抛售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而不可收。一天之内，股市崩盘，超过300亿的市值蒸发殆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股市的崩溃，意味着人们对于投资的信心没有了，人们的财富转瞬消失，所以，投资和消费都开始下降。

股市的崩溃只是经济大规模衰退的一个信号。随之而来的，是800个银行破产，900万个存款账户消失。人们的生活积蓄在瞬间化为乌有。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危机使14万家企业倒闭，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失业。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饥民们排成长队，只为等候免费的面包和一点点汤。

192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040亿美元，到1932年只剩下580亿美元了，美国损失了一半的财富。高速增长的经济像一辆飞驰的战车戛然而止，空前的繁荣演变为空前的危机。危机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都先后陷入了大萧条之中。

关于这场危机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至今众说纷纭。然而，它却无疑是对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提出的最严峻的一次挑战。

绝望像阴云一样笼罩了整个美国。一些看不到出路的人甚至从纽约刚刚建成的华盛顿桥上跳了下去。当时，美国和世界各大媒体都不得不用这两个字来形容30年代初的形势，那就是“恐惧”。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

我们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萧条，造成了极大的焦虑，很多人的亲戚朋友都失业了，（那时）很多人还不习惯依靠政府的帮助。

那么，这样一场空前的危机如何才能被化解呢？

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胡佛政府认为，坚持了一百多年的自由市场既然能带来空前的繁荣，那么它也会在自我调节中克服这场危机。然而，胡佛政府的期待落空了，大萧条还在一天天地延续，国家徘徊在动荡的边缘，1700多万人失业，近200万人流浪在全国各地。

1932年，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30年前开始推动进步运动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他的远房叔叔。

罗斯福竞选：

罗斯福：你能说出我竞选的口号吗？

女孩：幸福的日子又来到。

罗斯福：对，就是这句。

富兰克林·罗斯福唤起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笑容和自信为他赢得了大选，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在宣誓就职的那一天，有近十万人冒着严寒来聆听他的演讲。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职典礼（原声）：

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我们唯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博物馆历史学家 鲍勃·克拉克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的演讲是为了激励整个国家，表达他对人们的信心，同时也让人们对他抱有信心，并相信他的判断。在那次演讲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们唯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他告诉美国人民要抛弃恐惧，齐心协力帮助国家走出大萧条。

就任总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广播这种特殊的方式向美国人民倾诉美国面临的困难，以及政府将如何帮助人们。每到此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家里、在炉火边、在收音机旁，等待聆听总统的声音。人们习惯地将它称为“炉边谈话”。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博物馆历史学家 鲍勃·克拉克：

在他执政的12年里，大约进行了35次的炉边谈话。炉边谈话通常在周日晚上进行，因为人们在周末不用上班，都会在家里。每逢此时，人们就会聚集在收音机旁。

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信任，渡过危机还需要强有力的手段和行之有效的办法。富兰克林·罗斯福会以什么样的方法帮助美国人再次过上幸福的日子呢？

就在西方世界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新生国家苏联却是风景那边独好。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管理模式，人们称之为计划经济。从1928年到1932年，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那几年，苏联实施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从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国，整个社会一派欣欣向荣。

苏联五年建设计划的成功引起了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一直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美国人，也尝试着以新的眼光看待政府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且重新关注起30年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来化解社会危机的经验。

这一时期的不少经济学家们也从自由主义经济呈现的问题中看到了市场的失灵，对此，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对策是：要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参与国家经济，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运转。凯恩斯还专门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信中他对罗斯福说：您已经成为各国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委托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随着经济的崩溃，人们开始知道资本主义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运作，政府应该发挥作用。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凯恩斯的观点才变得非常重要。胡佛总统的许多顾问建议缩减政府的规模，减少政府开支，通过削减开支来修复预算。但是凯恩斯的说法正好相反，他说应该实施积极的政府干预，增加政府支出。

1933年3月9日，在宣誓就职总统后的第五天，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干预经济的行动开始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之为“新政”。

他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法规和政策。诸如，通过紧急银行法来整顿银行秩序；签署紧急救济法，并成立紧急救助署关注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签署农业调整法，以帮助恢复农产品价格；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为经济恢复注入资金。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他意识到政府应该采取行动，那是一个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措施。所以，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政府工程，比如修建公路，以此来满足美国人真正的需要。但是同时，他所做的这些也激励了经济的发展。

1933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立。在国家的组织下，利用政府的投资，这一流域建造起20座新水坝，改建了5座原有水坝。

田纳西河流经的7个州从此再没有洪水泛滥，航运、电力、林业种植和农业生产大幅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公共工程为人们创造了数以百万的工作机会，以工代赈，缓解了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压力。

新政期间，美国还建立起养老和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整个美国就像经历了一场由总统推动的社会革命。在美国人的记忆中，这是政府第一次如此广泛、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埃里克·方纳：

富兰克林·罗斯福让联邦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最低工资法律、福利法律、政府雇用以及其他措施，承担起保障美国人民经济安全的责任，支持人们获得经济上的自由。

在一次演讲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公众提出了公民应该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因为真正自由的人，必须有基本的经济保障。罗斯福的提出的这一自由，意味着摆脱贫穷不再是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承担起保障人们免于贫困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

过去政府保证的基本人权是说，你可以自由地去争取你自己的幸福，至于争取得来，争取不来，政府管不了了，竞争的结果是，你失败了、你破产了、你没饭了，这些不是政府要管的事情。现在把政府的职能转变过来了，在经济上的保障，就是说，不饿死人也是政府的职能了，这个最低的保障就是，无匮乏的自由变成了基本的人权。这一点，我觉得在美国的观念上是一个很大的革命。

1936年，经济有了恢复的迹象。拥有希望的感觉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又开始回到美国人心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后人专门为他建造了一个纪念公园。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老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和这些大萧条期间生活窘迫的老人的雕塑，合影留念。

富兰克林·罗斯福（原声）：

我们正在努力奋斗，挽救一个伟大的、宝贵的政府。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钱颖一 ：

罗斯福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有人说，他挽救了市场经济。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没有毛病，出了一些毛病，在30年代的时候，那么，他引进了一些新政，然后使市场经济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轨道。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开创了市场经济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影响经济，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同时得以发挥。

在美国经济走向好转的时候，国际舞台却是战云密布。

为了扩张领土，掠夺资源，亚洲的日本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欧洲的德国在1939年入侵波兰。相隔20多年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美国的选择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出一辙。先是保持中立，然后被迫参战，加入到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组成的反法西斯阵营。作为第一经济和军事强国，美国的加入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1945年4月，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了四届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了。五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新任总统杜鲁门宣称：美国已经获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

两次世界大战，不仅重创了新兴大国德国和日本，同时也使传统大国英国和法国失去了对世界格局的支配权。当时的世界，除了美国和苏联，其他工业化国家都风光不再。美国在战后的工业总产值占到了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它还向世界50个国家和地区派驻了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历史新的转折点。独一无二的综合实力，使美国摆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企图安排世界秩序却无果而终的尴尬，开始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主导国际秩序，并最终在20世纪后期，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第十二集 大道行思（结篇）

[ 序 ]

1945年1月，苏联红军从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下解放了波兰首都华沙。人们陆陆续续开始回家。老城广场，已是一片碎石。陆续回家的人们来到这里，喂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鸽子

战争就要结束，人们相信和平已经来临。

半个月后，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议战后事宜。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

然而，这幅政治版图不久便被画上了新的标记。一年后，丘吉尔说了这样一句名言：“一道铁幕已在整个欧洲大陆降下。”和平鸽无法穿越这道铁幕，世界被划分为东方和西方。

六十年过去了。世界格局再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俄罗斯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与六十年前三个大国在雅尔塔秘密安排世界秩序不同，这一次，莫斯科请来了六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但真正唱主角的，却是乘坐六十年前苏联军用卡车前来的2600名二战老兵。

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有数千万公民失去了生命。

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各国首脑和历经沧桑的老兵，一同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这一刻，历史离我们不再遥远，也不再是记忆的负担。

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里只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

忽视过去的国家，面对世界变局将不会有成熟的选择，甚至有迷失方向的风险。

走过六十年，回首五百年，一路巡看交相兴替的大国演变，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

大国之谜

1492年10月12日，这一天，大西洋强劲的信风将哥伦布的船队送上了梦寐以求的新大陆，也就此吹开了隔绝各个大陆的无形屏障。从这一天起，来自欧洲的航海家们，用新航线连接起一个完整的“世界”。正是他们，用激情划破了海面幽蓝的平静，满载着贸易货物和火炮利器，在追求财富的雄心鼓荡下，启动了大国的旅程。

从此，大国、强国的兴衰，将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相互的注视、融合和冲突，影响着所有剧情的走向。世界性大国出现了。那些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最先把机会抢到手里。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钱乘旦：

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地形成了民族国家，这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它是非常分散的。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是分裂的。可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力量的支持下国家就可以发展，而且很快就会变得强大。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保罗·肯尼迪：

就像你把你的双手放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力量，而别的国家没有。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些手指。

当海洋注定要成为孕育大国的摇篮时，历史首先记住了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

是恩里克王子以国家名义来支持航海家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使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不再是个人的孤立冒险，而成为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战略。

当怀揣着航海计划的哥伦布同西班牙王室讨价还价时，伊莎贝尔女王在谈判中接受了这个普通百姓的利益要求。为了资助哥伦布的远航，女王甚至卖掉了自己王冠上的珠宝。但是，她由此赢回了更加辉煌的王冠，那是世界霸主的桂冠。

近代世界历史的大幕，就这样从海洋上拉开了。但是，民族国家和海洋优势，是大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吗？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为什么恰恰是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呢？人们能揭开沉淀已久的大国之谜吗？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保罗·肯尼迪：

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显，经济脆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

英国前外相 杰弗里·豪：

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皮埃尔·罗桑瓦隆：

一个强国仅仅物质力量强大还不够，它还应该具有吸引力。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军事实力，一定的内部凝聚力。

英国诺丁汉大学 教授郑永年：

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

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根源也许就在于此。

中国外交学院 院长吴建民：

一个国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创新吧，对吧。如果全是老思想，国家能崛起吗？崛起不了。思想如果都束缚住了，能创新吗？创新不了。所以文化的作用在这里出现了。

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约瑟夫·亚宁：

我们可以说文化因素很重要，比如说国民教育水平很好，这非常重要。

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 玛丽安娜·巴斯蒂：

一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产生这种文化的强盛经济。

大国之谜，当然还有另外的答案，那就是体制创新。17世纪时，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缔造了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来聚集资本，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比纽约的证券交易早了三百年，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还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并发明了我们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

继荷兰之后，英国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建立起全球市场，并逐步确立起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当这种模式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的时候，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又加入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只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还认为，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钱乘旦：

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王缉思：

欧洲移民到了美国以后，等于是在一个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宪法》，在《宪法》下面有一套很完整的法制体系，通过这个权力制衡，相对来说呢，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国之谜之所以难解，还在于各国的发展模式，从来都无法简单地复制和模仿，而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他们成为大国的谜底又在哪里呢？

1697年，一批俄国青年来到了荷兰赞丹镇的一家造船厂做学徒，学徒中最出色的是一个身高两米，自称彼得·米哈伊洛夫的人，师傅和工友们都推荐他为“优秀工匠”。这个人就是俄国沙皇彼得。彼得大帝的这番举动，拉开了俄罗斯强国的序幕。这位雄心勃勃的沙皇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圣彼得堡，他要缩短的不仅是与欧洲的空间距离，还有国家实力的差距。

打开视野，向发达国家学习，无疑是后发国家走上强盛之路的开端。学习的目的是赶超。在历史上，像俄罗斯一样实施赶超战略的后发国家，还有德国和日本。他们构建的社会体制，他们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和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董正华：

由国家来推动经济建设，像德国、日本、苏联，还有其它一些20世纪的国家那样，可以说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这些国家大都是刚刚经历了国家重建，相对于社会力量，国家的力量比较强大。

国际历史学会 会长于尔根·科卡：

德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上而下由国家发起和实现的。美国和英国却主要是由社会来推动的，动力来自于社会。

中国外交学院 院长吴建民：

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入流的过程。所以后发国家要起来，它得要入流，你不入流你就要落后。那么这个入流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国家来主导。

成为大国的原因，或许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话题。大国之谜，无疑是一个多解的答案。在不同的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

但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

今天，当我们环视世界，不难发现：二战结束六十年了，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

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时候，这些国家已率先走过这段历程。

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依田熹家：

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西欧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 弗拉迪米尔·马乌：

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须要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必须有一个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

中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董正华：

一个国家的崛起，就是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就是实现现代化，近五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大国。

大国之惑

大国崛起以后，将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1494年，在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的时候，当时的两个海上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就用一纸契约，像切西瓜一样把地球一分两半。从那以后，与大国崛起相伴随的，总是殖民地的扩张、划分和掠夺。

这个世界有时像黑白照片那样对比鲜明：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了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丰富的资源，但那里的人们却过着贫困的生活。早期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夺是惊人的。虽然，大国也给殖民地带去了一些现代文明，但当地人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经济资源，也失去了国家的政治尊严，那就是民族的独立和平等。

大国称霸的故事虽然丰富多彩，却从来都缺少美好和顺利的故事线索。因为它造成的麻烦总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它固然拥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荣耀，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持和扩大利益的烦恼。

英国诺丁汉大学 教授郑永年：

怎么维持一个大国的过程，这是相当艰苦的，那么怎么维持这个大国，每个时代都不太一样。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保罗·肯尼迪：

第一强国对其他国家说：这不仅是我们的利益，也是你们的利益。不摇晃梯子，不掀翻桌子，只要维持现状就好。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所有的大国都试图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所以它们总是为世界秩序出谋划策。实际上，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想要打破这种秩序，因为他们试图取代以前的大国。

于是，战争，大国之间的战争，似乎成为历史上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的必由之路。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新兴大国直接打败霸权国的先例。德国的兴衰，就是历史留给所有大国的一个深刻思考。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欧洲列强在几个世纪中以各种方式阻止德意志统一，令这片欧洲中部的土地饱受分裂的屈辱。1871年，奋发图强半个多世纪的德国终于统一。当这个新兴的大国遵循欧洲大国均势原则的时候，它在和平的环境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当它试图为自己争取阳光下的地盘而发动战车后，则一败涂地。

历史的教训是：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历史的教训还在于：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西班牙试过，但是失败了；法国试过，拿破仑试图创立世界帝国，也失败了。德国试过，特别是希特勒试过了，却输给了美国。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教授奥古斯特·温克勒：

或许这也是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今天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该再试图建立殖民统治。

学者们喜欢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考问世界时，它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1970年的一天，德国人开始考问世界了。

这是人们已经熟悉的镜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向二战中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谢罪。世界舆论评价说，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的双腿，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在这一跪一站之间，人们走到了真理的门槛前，开始做出新的选择。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从大国崛起到持续强大，然后转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英国前外相 杰弗里·豪：

认清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重要的。我想，只要做这样的改变，我们就在做出正确的调整来适应旧帝国的消失。你可以完全不对旧帝国加以赞扬。

20世纪见证了英帝国全球霸权的衰落，日不落帝国的昔日风光已经不再。但是，英国作为大国的历史并没有落幕，今天，人们依然能看到它在世界舞台上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演出。

五百年争霸的历史一去不返了，无论是曾经的帝国，还是今天渴望强大的新兴力量，都必须更加理智地在21世纪寻找新的大国之路。

大国之路

1955年，一位名叫盛田昭夫的日本商人来到美国拓展市场。美国一家大公司决定向他订购10万台小型收音机，条件是必须换上美国公司的商标出售。10万台的订单对于刚刚起步的商人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但盛田昭夫却坚持使用自己的商标，放弃了这宗生意。因为他看重的不是一笔买卖，而是公司的品牌。盛田昭夫所坚持的品牌就是今天的“索尼”。

没有人知道，如果不是盛田昭夫的坚持，索尼的命运会怎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本在战后崛起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正是靠了一批像索尼这样的跨国公司。

如果说，六十年前的大国多以军事力量作为崛起的杠杆，那么，今天则是以综合国力作为崛起的标志。

如果说，六十年前的霸权国家想要的是帝国，那么，今天的大国所要的则是市场。

而占领市场的秘诀就是拥有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竞争力，那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

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约瑟夫·亚宁：

从长远来看，一个只能够提供廉价产品的国家不能成为强国。只有这个国家内部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能够自主研发新产品，也就是说，它具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只有这样，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认为美国要衰落了。他们看到美国钢铁工业和重工业的衰落，说美国要完蛋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新兴的信息技术企业中的激烈竞争。所以美国实质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是处于领导地位的。

1945年9月6日，在二战刚刚结束、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了“21点战后复兴计划”，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

五个月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台重达30吨、占地160平方米的计算机，实际功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些袖珍计算器，但它的诞生，却象征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美国率先占领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这是美国在20世纪后期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今天，它在科研和开发上的投入仍居世界首位，相当于其他最富裕的西方七国的总和。

使美国保持创新活力的，还有它的四千多所大学和70%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凡不曾培养出真正受到良好教育公民的国家不能称其为泱泱大国”，美国所拥有的全世界最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使它获得了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而当今的世界，经过二战后六十年的发展，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简而言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一百年前更相互牵连、相互依赖的世界。

马来西亚前总理 穆罕默德·马哈蒂尔：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因为通讯和交通越来越方便。没有国家可以孤立存在。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 莱斯特·布朗：

在一个紧密相连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中，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差别不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

这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的传播，非典，艾滋病，或跨国恐怖主义。

法国前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

我们应当了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考虑到其他人的存在。

这样的舞台，使各国的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海洋中的孤岛。

发生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至今提起来还心有余悸的例证。

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损害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使有的国家在一夜之间经济倒退十年，同时也波及了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最后，连被人们视为罪魁祸首的美国索罗斯基金也不能置身事外，它很快由赢家变成了输家，一度损失了20多亿美元。

在20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世界舞台的规则就是这样的奇妙。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还闪耀着另外一个智慧的选择——这就是区域一体化的合作。这种选择，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政治、安全和战略因素的考量。

马来西亚前总理 穆罕默德·马哈蒂尔：

我们发现很多国家聚在一起，建立地区组织，一旦一个地区组织建立，别的地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必须建立自己的地区组织。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地区化与全球化一样，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进程，因为它给相对较弱的国家提供了在地区组织范围内弥补全球化带来的不足。

战后欧洲的合作与发展，是一个让人心动的选项。合作是从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中西部面积最大的国家开始的。这是两个宿怨深厚的邻居，在二战以前的1100多年中，他们一共打了200多场战争，平均5年就开战一次。

为防止德国进攻，法国从1930年开始修建马奇诺防线，边境上的这座炮楼距离德国只有10公里。历史给这两个持续对抗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也启迪了它们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治智慧。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教授奥古斯特·温克勒：

1945年之后，德法两国都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两国之间的对抗，不仅仅削弱了自己，而且还削弱了欧洲。

法国前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两国就逐步开始和解了，70到80年代两国关系逐步改善。

二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高乐，成功化解了两个国家几百年来的仇恨，共同开启了欧洲历史崭新的一页。

由法国和德国作为发动机带动起来的“欧盟”组织，由于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组建了共同的议会乃至军事力量，一个超强的地区联合体便横空出世了。

人们意识到，“欧盟式”的和平发展，为新兴力量的大国之路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约瑟夫·亚宁：

欧盟现在试图通过走与以往传统的强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名活跃分子，即把多个国家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世界政治将会认识到这种互相依赖的模式。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也许通过学习过去一个世纪里得出的经验，欧洲正在共识、默许和接受的基础上，率先创立一个超越国家的机构。我认为从长远的方向来看，有可能世界也会这样组织起来。

大国之思

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当全球市场把世界紧紧联结在一起，大国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依存关系开始增强，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智慧的国家开始做出理性的判断：无论是崛起为大国还是维持大国地位，已不可能再走那种依靠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来争夺霸权的老路。如果沿用传统大国的思维方式来构造今天的世界，如果以不切实际的征服幻想来鲁莽从事，都将是一种时代的错位。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主题。沿着这条新路，人们开始表达新的愿望，寻求新的答案：当今世界，究竟什么样的国家，才称得上是大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大国？

法国戴高乐基金会 主席伊夫·盖纳：

一个国家的体制应该适合那个国家和人民的情况。英国人的民主和法国人的民主是不同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 弗拉迪米尔·马乌：

强国还应该是那些能为自己的公民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的国家。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保罗·肯尼迪：

我们只可以解释部分的原因，但是不能完全做到。最终可能是文化。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形容的，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式，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地上爬，然后是站起来走。到近代的五百年，就好像是在跑。而这最后的一百年，无疑是在飞。

在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里，大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我们共存的这个世界，大国担负着怎样的责任？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大国，到底是什么样？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 莱斯特·布朗：

那意味着承担领导责任，在气候不稳定时要稳定气候。那意味着，处理贫困问题。

英国前外相 杰弗里·豪：

要乐于和其它国家分享其决策，通过说服而不是强迫来执行。

法国前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

一个具有伟大文化传统和智慧的文明大国的崛起，对我们全球是有好处的。

中国外交学院 院长吴建民：

我认为一个大国必须具备两方面，就是物质的和精神的。

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约瑟夫·奈：

一个理想的世界大国应该在更广的角度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将其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相结合。

或许，关于理想的大国，永远不会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答案。

可以说这些是人们的愿望，却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实际。

也可以说这是人们的思考，却已越来越接近真理。正是这些思考，成为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成就。这些成就发出的光芒，无疑将照亮新老大国未来的行程！

五百年前，因为海洋，人类搭建起真正的世界舞台，大小强弱的国家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了自己的角色。

五百年后，因为天空，人类进一步拓展了这个舞台的空间。当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同步知晓天下事的时候，世界变小了。

世界也变大了。1961年，一个叫加加林的苏联人离开了地球，第一次在太空中飘荡行走。一个月以后，美国的阿连·小谢泼德也上了太空。他在太空飞行时不断说的一句话是：地球外面的世界真美好。

从地球仰望天空，是那样的遥远清澄，偶尔飘过的云彩，会遮住人们的视线。云彩的上面，将会是什么呢？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温床，还是未来大国竞争的疆场？

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放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和全球对峙时代的种种偏见；或许，在未来的五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世界的发展仍将经受各种考验。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变化将把大国带向何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建立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将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

（全文完）

[编者按语：对比一下《河殇》与《大国崛起》，是否觉得它们彼此似曾相识？只是似乎有些“一代不如一代了”！]

【32、苏联帝国的势力范围是如何崩溃的？】

送交者: 小山 于 Aug 7 19 2001

苏联帝国的势力范围是如何崩溃的？ 

东欧和苏联，是从这里倒塌的： 

从《走出“黄河心理”》（《河殇第一稿》） 

产生了《电视片河殇》；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河殇》 

激发了争取自由的全民激情； 

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六四事件，冲击倒塌了柏林墙； 

柏林墙的倒塌触发了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 

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解除了中国的心头大患； 

苏联帝国，实际上是满清、蒙古、突厥、鲜卑、匈奴、 

猃狁等草原内陆霸权的继承者，它对中国的渗透和征服， 

从头到尾带来的都是灾难。中国，命中注定要摆脱对于 

苏联等野蛮势力的依附状态。 

感谢命运！ 

《走出“黄河心理”》就这样带着对中国历史的祝福，重新出发了…… 

[以下是谢选骏先生1988年1月单独为《河殇》摄制组所写作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后来的《河殇分镜头稿》（《河殇解说词》）就是在此基础上经多人讨论形成、分头执笔的，因此《河殇分镜头稿》中的有关黄河、龙、长城、蔚蓝色等著名象征的论述，也大多出自谢选骏先生的原先著述和现场设想，读者很快就可以在《河殇第一稿》中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 

本稿曾经收入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取名《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该文集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定1988年冬季出版。“六四”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出版合约。1996年，该文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由于谢选骏先生依然名列禁止出版著作的名单，《向东方》无法直接署名，只能匿名“疏野”出版。 

“疏野”取意为谢选骏先生1987年至1989年间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疏野书话》。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资讯的流通更加方便无碍，因此特将它上网，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提供那个时代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河殇》创造经过的具体轨迹，帮助澄清有关《河殇》的种种误解和不实之词，以此方便研究者的使用，并满足一般读者的兴趣。]

《河殇》的原始面目[重校]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原名《走出“黄河心理”》1988年1月 

谢选骏 

第一集

黄河，一个象征 

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这本来来一个常识，可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地下考古新发现，这一常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最近，在辽河流域有了重大的突破——据认为公元前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非常成熟的龙的造型。面对这比之夏代还要古老的证据，人们猜测纷纷，认为辽河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发祥地。此外，在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区，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仿佛与这些新发现的事实相呼应，有关“楚文化”研究的兴趣，也形成了一阵热潮。因为楚文化，仿佛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一种混和或中介，对它日益增长着的关注，暗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这一观念已受到了强烈的动摇。 

最新的消息是：据新华社上海1988年1月2日上海新发现三座“良渚”古墓有陪葬奴隶，有关专家推论，夏王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已经出现奴隶制。距今4500年前的“良堵文化”，先于被定论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400年。这三座古墓是上海考古队在西郊青浦县福泉山发掘的。 

这些事实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是否业已充分到足以否决中原文化的主导性程度，则值得怀疑。起码，它忽略了两个要点: 

一、根据“陪葬奴隶”的存在去推论奴隶制的存在，是颇为冒失的。因为这忘记了：陪葬者的存在，是一种宗教制度的产物，而奴隶制却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把宗教现象和经济现象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以人殉葬的风俗，在我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直到解放以前，但我们不能据此推论说中国明清时代社会，仍然奴隶制度之下。更何况，对一些原始民族的实地考察表明，有许多陪葬者生前非但不是奴隶，而且还是显贵人物。 

二、我国地大物博，区域性文化（地方文化）非常丰富，且源远流长。其中有的甚至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且能追溯到一万几千年之前。这种文化发生学上的多元性，及其必然包括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原先落后的地区，后来又迅速发达，等等），相对于我国的幅员之大、住民之多而言，是十分自然的。对文化的总体命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起源的早晚，而是哪一种文化方式占领了主导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方式同化于自己。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考察表上，如果一种文化模式起源甚早，但却被后来居上的其他文化所统治并被同化掉了，那么后来居上的文化就比起源更早的文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要点，我们可以说，周代文化比殷代文化对中国总体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也正是凭借这种观点，中原文化，比其他可能具有更早起源的地万文化，更具重要性。因为中原文化最终成为中国的统治文化，其他地方文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里，相继同化于中原文化，以此再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总体。在这里，统治的与被统治的、主导的与受主导的文化，虽然终于同化在一起，但对总体文明的构成、贡献却有所不同——前者大于后者。 

根据一则同样新颖的报告，人们还可以“重新发现”中原文化主导论的价值：“有关考古学家和有关的古文字学家研究证明：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它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以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为标志，中原地区在我国古代率先进大了有文字的历史时期。”（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7日） 

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文字的出现也许要比青铜器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更大的推动力，甚至要比宗教观念的形成更富于社会纽带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文明积累从此可以加速度前进的新时代开始。有了文字，信息及其传递，就可以成倍成倍地递增。从而，产生突破原始构架的文化能量。 

中原文化主导性的重新确认，肯定了黄河（和它所冲积的“原”及“黄土高原”）对中国文化生成的决定作用。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话当然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为基础。在早期的中国文明刚刚透出晨光的日子里，广袤的黄土冲积地带，就成了中国民族休养生息、文治武功的巨大腹地。 

有人把黄土冲积带比做“中国文化的子宫”，也正是基于此种经验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上述的比喻却也有“翻版”之嫌：“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这就是翻版的原型？但是，与其说黄河象仁慈的母亲，毋宁说它象是横暴的、酒鬼般的父亲。 

我们知道，黄河与中华民族、伏尔加河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 

一、中国文化是独立起源的，而俄罗斯文化则是来自外国（匈奴文化、拜占庭文化、北欧文化等等）的启蒙。 

二、黄河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统治民族们活动的主要舞台，而伏尔加河则不过是俄罗斯扩张势力抵达东方之后开拓的一片新疆土。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伏尔加河很少扭曲俄罗斯文化的命运，更少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黄河却对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干预，且多是造成破坏性的支配。黄河像一条暴怒的龙，常常恣意妄为，破坏人类的生活。这生活原先是在它的孕育之下成长的。 

黄河的这种矛盾性格，在催眠和暗示中，塑造了中国命运的基本旋律：创造——破坏——再生。“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是由间歇期的“无律随机的冲动”，衔接而成的！ 

黄河，因此成为中国的象征。 

第二集

二元归一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 

人们曾经坚信，宇宙空间是蔚蓝色的。可是，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离开地球进入宇宙空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宇宙和自身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蔚蓝色并不是宇宙的颜色，而恰恰是地球本身的颜色！ 

原始世界观认为，生命的原色是红的，因为他们看见动物体内流出的液体是红色的。他们幻想，生命的衰败，可能和红色的失落有关。为了表达对生命的眷恋，为了寻求复活和永生，他们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但是，认为生命之色是红色的观念，却是一个古老的迷信。 

生命的本色并不是红的，许多昆虫体内流动的，就不是红色的血液，而是多种颜色的生命之水。 

动物世界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红色的血液更是罕见。生命所依附的大气与水，使地球成为蔚蓝。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当人们展望世界，天空是蔚蓝色的，大海的波涛也是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国，而是人类的故乡。 

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存在表明，人身上的许多特征，都与海洋哺乳动物的特性有关。人的眼泪和汗是咸的，人的手指之间有一种蹼的退化遗迹，人身上的毛发很少…… 

根据这种假说，人类的优势和幸运，正在于他是一种从海洋里重新退回到大陆上的生灵。他的祖先曾因大地的灾变而遁入大海，当他重新回到大地，诸多的不适应，伴随着陌生和恐惧，构成他独特的命运。这迫使他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 

毫无疑问，人类的文明是在陆地上发展起来的。人本身的进化过程，也是在陆地上实现的。东非猿人、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的整个历程，都表明了这一点。渔猎的、采集的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近代的工业文明，都是立足于大地之基。但是，人类的文明从来也没有与海洋绝边缘。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波利尼西亚人横渡整个太平洋抵达复活节岛。而马来人则穿越整个印度洋而移民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这是一万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凭借今天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航海工具实现的。人们不禁要问，支持这种活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信念？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 

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 

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 

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 

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河伯与北海若的这段遭遇，当然只是神话的插曲。但它是否对人类的文明史轨迹有一种提示意义呢？百川归海，内河的文明是否注定都要碰上大海的文明呢？ 

从现代世界史看，是这样的。中国文明的中心，深植在内陆的沃土之中；单一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因素，逐渐被压抑了下去。这使封建中国的生活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土地。黄色代替了蔚蓝色而成为统治的颜色，“黄袍加身”，成了攫取统治权力的象征。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自龙，中央有黄龙。 

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区别于各种以农耕和内河交通为特点的大陆文明。这一新文明是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成长的，迄今未衰。就这样，蔚蓝色不仅获得了地球生命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全民性的、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从民族活动的地域上把人类的文明分成了两大单元：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虽也离不开陆上基地，但却以海洋为通道，在岛屿和沿海地区之间展开其活动。因此，与那些以河流为通道的大河文明和以湖泊为通道的高原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第三集

“黄河心理”的透析 

中华民族的统治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的双重力量（孕育与破坏），那绵延无尽的挑战，笼罩大地的毁灭性阴影，催生了中国民族特有的“黄河心理”，为它塑造了多重相应的文化构造。中国人，迄今仍是不自觉地处于这种心理的围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自我，又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黄河心理”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就是崇拜龙。龙和许多民族神话中的至上神祗不同。它没有人的形体，也没有人的精神。龙对人，是完全的异己力量。因此，和崇拜神人同形的偶像的那一系列文明相比，古代的中国文明，应该说是相对缺乏人道主义的。 

“黄河心理”和龙的崇拜，可以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它鼓励了摆脱不掉它的人们的那种惰性的依附心理；另外，也在绝境中推动他们自强不息的创造活动。 

黄河的泛滥是没有节律的，因此，与其他孕育了古代文明的那些巨大河流，如尼罗河和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恒河和五河（印度河等）流域等等不同，黄河泛滥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而只造成普遍的社会灾难。这种绝境中的苦难，召唤了一种凭藉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的现世精神。即，不仁慈的大自然，反倒激活了一种现世主义的生活态度。在古代宗教文明比比皆是的环境中，这种特殊的史官文化又是难能可贵的。 

相比之下，古代希伯莱人的《圣经》中，寻求神所赐予的“流蜜流奶的地方”成为一项民族性的追求。那时，游牧的希伯莱人所渴望的乐园，是一片丰美的草地。 

古代中国人，没有得天独厚的丰美草原，只得依靠汗水，把那片举目无边的黄土原，灌注成为二等耕地。对生活在古代中国文明环境中的居民来说，生活是不仁慈的；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向善的终级性的宗教信仰，而改取一种自救的、伦理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非宗教的宗教”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精神具有一种真正自强不息的倾向。它拒绝把命运托付给神。 

然而，在黄河那难以控御、不守规范的暴力面前，人的自强不息毕竟是有限的，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祭河”就成为统治王朝一项经常性的官方活动。从那以后，祭祀黄河以至献媚于龙神，便成了一种深不可拔的习俗。从《史记》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为河伯娶妻（以童女活祭黄河河神）的习俗，已有两千多年了。甚至在当代影片《黄土地》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对于祭龙神求雨场景的大肆表现。祭祀黄河是一种民俗其表、宗教其里的为，但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风俗和宗教的根源，无非潜藏于人的心中。而崇拜黄河，就是崇拜其毁灭性的力量；并企图通过人的献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这当然体现了人在文明无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的退缩，这种无可奈何的退缩，最终只有退到崇拜暴力权威与“恶”的套中去，以便在献媚中求得心理上的庇护。 

古代中国人没有受到基督教非恶主义的“毒害”，因此，他们是原始的、天生的“尼采主义者”。对于不能掌握命运而只是被命运任意蹂躏的无权者来说，崇拜“恶”的心理，确实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洞识。这洞识在自信能够掌握命运的大无畏者看来，也许是虚幻的。但它确实能为普普通通的凡人，为那些被命运控制的人们，被恶势力摆布的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这就是企图通过与暴力的对话甚至是与恶势力的同化，去减轻以致消除自身的软弱，并以此渡过危机。 

在个人力量和集体力量都难以抵抗的黄河暴力面前，悠久的历史养成彻底的屈从。这一心理习惯很轻易就转化到人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上去。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深刻地指出，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构成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理所当然，这一基础也就构成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神话式背景：人的活动必须与“天意”结合起来，人的历史必须要经过超历史的重新描绘——然后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审查是特别严厉的。结果，历史是文学化了的、幻想的、甚至神化了的历史；而人的现实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神化的善恶二分法所切割。在天意的隐秘推动下，世俗的善恶模式被神化，但却远远不是固定住：它是因人而异、因情设施的；仲裁的标尺尽在权势者的一念之差，其心血来潮，用以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衡量甚至扩及到了自然现象的领域，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与人事无关的科学研究。甚至连人类的技术活动也要受到善恶要求（伦理压力）的摆布。这样，科学和技术在古代中国就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一边倒”之下，甚至没有建立异端裁判所的必要。因为，中国的异端根本无须审判就可以被随意地消灭干净。中国的异端甚至长不到受审的标准就早已夭折了。因为大大小小的裁判所无所不在，它寓于“千夫指”之中，它成了一项无须证明的习俗。 

当然，对于社会的健全发展来说，善恶的准则，是必要的，没有它，社会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致的、普遍的行为规范，从而很难避免陷于内乱。但是，中国式的善恶二分法，却与“法治绝对主义”的观念无缘。严格说来，它只是相对的：只有空间上的一元化，没有时间的延续性；所以，连中国的历法和纪元，都是因朝代而改变的！一个皇帝一个纪元，甚至一个心血来潮一个新纪元！ 

中国社会中的善恶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带有对象性，它是因事、因时而异的，它很少被时空相交的纵横网络给固定住（就像希腊、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之网那样绝对），而成为一种悬念。它本身始终只是一个实力的范畴，从来没有上升为一种宗教。或说，它从来只是一种“工具的理性”，而没有成为一种“本体的理性”。 

缺乏绝对正义观念，即善恶准则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中，不是一个偶然的缺失。探讨其起源，不难发现，那是被黄河的横暴存在，给一再否决了的。中国文化本来也许有机会形成宗教式的、普遍而绝对的、作为本体而存在的“正义”——这可以从它也曾获得了工具性善恶观念这一事实看出一些端倪来；但是，这一可能的发展却在过于强大的压力下夭折了。这一夭折，是在黄河的横暴所培育的“黄河心理的围困”下，完成的。 

黄河的存在，不仅否定了绝对正义，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的价值。因为黄河的势力既是文明无法控制的，更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改造的——你只能用小修小补、见机行事去应付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比方说，人们逐年增高堤坝，但却无法疏浚河床本身；人们可以人工开堤，把洪灾引向破坏后果较小的方面，但是却无法正本清源、澄清黄水。这种现实，既给中国人以小处的聪明，又使在大处显得愚钝。不，并不是愚钝，而是过于聪明，从而探知了可能性的底牌，于是终于放弃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再去从事那一时一地看起来难以实现的伟大。放弃了超现实事物的追求，结果陷在俗务与务俗中。 

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拜利教，拜安全教。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人能力的大幅度增长，是被自己的“聪明”结束缚住的！这也许就是“文化早熟”的悲剧性后果——文化早熟，使一个民族迷信机巧。 

中国文化的此种精神，并非全无教益，它起码使得绝对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行于中国。因此，在现代工业文明急速发展带来多重副作用的当今多事之秋，欧洲人已越来越看清绝对主义、机械主义可能和已经包含的危害，开始推崇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洋人的这种评价却不足以证明“黄河心理”突然焕发青春了。因为这种推崇对洋人来说，只是一种文化的引人和互补；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追随此种推崇却不啻一种火上浇油。因为，“黄河心理”的后裔需要的虽然也是引入和互补，但却是另类补剂－－面对变革，在民族的生活中，需要确立本体型的而非仅仅工具理性型的善恶准则！这也就是倡导法治的内在要求。 

法治，不应再被视为玩于股掌上的工具，而应被尊为一种境界、一个自在的目的。 

缺乏绝对正义，缺乏法治状态，使“黄河心理”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破财免灾论”。在它看来，一个生活者，奋斗者，若不遭受同等量的损失或不幸，那么他的奋斗所获得的收益，就显得十分可疑。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幸福的生活而没有预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么他从此就会生活在不幸的阴影之下。严格地说，这不仅是对失去幸福的恐惧，还暗含着对幸福状态轻易得到的怀疑、甚至恐惧，这是于基督徒式的罪恶感和负疚心理不同的。这一恐惧变成了长期的精神担忧，其结果是足以抵消他所获得的现实幸福。 

勘探一下破财免灾论的起源吧。 

黄河在给予时，就暗合着夺走的阴谋了。黄河的给予，就体现为它的水：而黄河的夺走，则体现为大量泥沙。是黄河的泥沙造成洪水泛滥。泥沙和水是搅混在一起来到人间的。人们首先接触的是水，对泥沙所包含的危险，并非感受得那么直接，然而，等你对预定的阴谋有了切身体会时，那时一切也都为时已晚……不，这不是阴谋，这已经是赤裸裸的阳谋了！即红太阳般的的谋略。 

黄河，远东世界这个自然存在着的暴君，也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暴君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个促使人们沉默地予以接受的典范。这个伟大的导师教导他所滋润出来的子民说：“要想有所收获，就得付出同等量的牺牲。”在此种理论指导下，有许多牺牲恰恰是作为收获之后的"报应"而人为摊派到世间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否定了人的创造能力，难怪有的西方人自夸说，“创造”这一观念是西方文化（包括希伯莱文化）的一种特性。 

在“黄河心理”看来，人生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仅是一项有限的循环流变。即，把牺牲改变为收获，或者是在收获之后得到业报。一切生活，沦为有来则有往的循环作业，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无休无止，一项典型的“东方式的智慧”，就在黄河的示范性压力下诞生了。 

然而，这种东方式的智慧，却是一种受虐心理的典型表现。 

它已经是国民性，而不再仅仅是病。 

这种受虐心理，是黄河的双重性格（这种概念得自黄河对人的两面相）促成的，其后果就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循环——人们被迫受到黄河母亲的虐待（“母亲”与“虐待”的循环），从而养成了上述的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心理。然后，这种心理又反转循回，引导人们到生活中去寻求并发展那种习于虐待甚至爱好虐待的倾向！ 

深受此种心理麻醉的人们，默默地受苦，甚至默默地等死，受虐终于升华为爱虐了。人们不再自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他们把默默地受苦、默默地等死，看成无法更替的命运，甚至奉为一种美德（如“能吃苦耐劳的人”这一赞誉），从而萌发了一种奇特的奴隶性格。而这些，在一个大无畏者看来，并不是命运，而只不过是一种卑贱的生活态度罢了。当然，如果我们被这种生活态度支配；那么，这种生活态度也就成了--种无法更替的命运了。因为“态度”，将把人带到一种特定的处境中去。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自身！ 

一个事物自身就这样似乎由它自身而得到了论证。因为人们总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这意思是说，事实比雄辩更为雄辩，所以任何雄辩在事实面前；就变为多余之物了。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命题，却是一种悖论，因为事实与雄辩不同，正如存在与意识、语言不同一样——两个性质的事物（事实与雄辩）无法相提并论、确切做比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事物是无法由其自身存在而得到无须论证的特权的，实践经常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四运动取消了统治文化的特权；现在，是取消“黄河心理”的特权的时候了。对存在的论证，绝不属于，更不等同于它自身。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这一存在，并不能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即使我们在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一倾向的许多证据，它们实际上也只是这一受虐倾向造成的后果。正如，你无法从对缠足与辫子的爱好中，证明小脚与辫子的合理性与永久价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从存在到证明（即，从事实到雄辩）的系统循环一旦建立起来，也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它自我供养，从此变得富于柔韧性。且能成功地排除万难（即多种多样的不合于此循环的思维和行为），且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合理性。人们看到自己既受到孕育、又遭到迫害的复杂处境，无可奈何之余，把这种处境奉为天经地义，用现代语言说，把它变成一项“客观规律”。那么，凡是不合于此项客观规律的思维、行为和人与事，必定要受到这客观规律的裁判，以至惩罚。 

举例来说，当习俗看到一个人获得成功而又没有吃够足量的苦头，便认为他仿佛获得了不义之财。这时，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要迫他“付出所欠的那一笔债”。也就是说，它把人的成就看成一项额外的油水，而且，还是一项非份的、预支的油水。现在，是要他为此收获作出牺牲、付出“应有的代价”的时候了！ 

这种态度真是对人类的讽刺，讽刺他多么善于被自身创造的幻象所激动，并受其役使。对于不了解“黄河心理”的受虐倾问的局外人（如欧洲人）来说，他们可以称此为“东方式的嫉妒”，或者“红眼病”。 

但我们却想到，这种态度既不单单是嫉妒，更不单单是红眼病。因为嫉妒是一种激情，而红眼病作为一种病态应是列于少数派之流。可是，要求人们为成就作出牺牲的这项社会习惯，在中国却是普遍的，是民族的价值标准！它既不是激情，又不是少数，因此，若称为嫉妒或红眼病，就是用词不当，或是将错就错。“通病”原不是病，而是我们的国民性！ 

这种用词不当和将错就错，还在悄悄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呢！这就是积极掩盖“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以便它在合理化中万世长存。实际上，这也是“黄河心理”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要求保护它的独占地位不受外力影响，它要求它的吃人权力得到“合乎自然”的延续。 

第四集

两种选择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是与澳洲相连外、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岛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第五集

历史·民族·“图腾物”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问。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能力；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 

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的危害呈现递增的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游击能力。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了，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 

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目信的人民。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人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受到崇拜的龙，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

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底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

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不论你把龙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早期图腾崇拜的遗迹（也就是血缘崇拜的遗迹），还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它都具有上述的双重的奴性含义。

第六集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未来

黄河的存在，黄河与人交织而成的命运之网，使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性。 

与西方精神不同，中国精神从来没有萌生过征服自然、无限制地驾驭自然的奢望。它的最高理想，仅仅是更圆顺地与自然协调关系，以便在其中获得一个较为舒服的位置。这使中国思想明显地带有相对的、现世的、小康的享乐色彩，而不具绝对主义的超越特性。 

“人定胜天”的意思是说，“人定则胜天”，人的定意要胜过天的赐福；而不是普遍误读的“人一定战胜天”。 

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表朗人类(严格地说，是现代社会的意识)正在重新认识自然、着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 

对于在黄河心理的孕育下长起来的我们来说，最好不要把这种国际新思潮与黄河心理的旧取向等同起来，因为前者是在急剧工业化的过程中爆发的一种反思；而后者却是在传统农耕的经营方式下残留的无意识。也许，对于那些“过度”工业化了的社会来说，摄取一些黄河心理的落后要素，是不乏教益的，因为那可以达到一种中和。 

同样显而易见。对我们来说，类似的过程，将是尽力从黄河心理的受虐中走出，面对海洋，面对新世界，从另一种方式，达到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而非欧美的后现代化的焦虑所赞许)的新中和。 

这样，过度工业化的社会和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将在各自的基础上，从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到一起，面对这个充满新意的时代。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态度(可分别称为“浮土德精神”与“黄河心理”)，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 

从鸦片战争时代迫于外力的开放，到而今发自内部压力的开放，历史走完了一个圆，从而显示了它的进步。 

两种开放的形势当然不同，但都是面向世界即面向蔚蓝色的行动。 

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在这两极运动的交界线上，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是个策略问题，即中华民族如何更有效地对付列强的挑战。 

但是很快地，这两极运动将分道扬镳，各自的指向不再相同：一个是退回古老的农业文明，一个是朝向新兴的国际文明；一个是在固步自封中坐吃山空，一个是在锐意进取中与世界对流。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把人引入不同的命运。文化的历史表明，民族是精神的载体，而作为“民族脊梁”的先进分子则天生负有一种脊梁般的使命，这就是表达民族的精神，把国家推向日新自强的路。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份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

当人们说到"知识份子"这个字眼的时候，不仅指代一种知识的保存者、应用者，还指代知识的洗涤者、创新者，甚至指代民族的脊梁。一个够格的知识份子，必定是民族的一脊梁——这是从社会功能上去看。 

从文化功能上看知识份子，就会发现两种知识份子。一种主要肩负传播的使命，他们是教师、翻译工作者；还有一种肩负设计与制作的使命，他们是思想家和工程师，是文化的创造者。实际生活领域中的知识份子，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分担这两种使命。 

知识份子问题不仅是个社会措施问题，也不仅是个让长官来使用人才和安置就业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的晴雨表。被称作“知识份子”的那种人，是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能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 

知识份子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前奏。 

知识份子和社会，在交互作用中变化。 

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份子被区分为新旧两种。 

今天，我们无疑是更为推崇“五四”以后的新知识份子，因为他们代表近代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们却也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旧两种知识份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上，“五四”以前的旧知识份子，其实要比“五四”以后的新知识份子，具有更大的力量。 

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知识份子越新，他的社会影响力反倒越小！这是令人深感不安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所激起的深刻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知识份子大起影响的显著例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以知识份子为先驱的。 

有人把知识份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份子打击知识份子”。这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 

知识份子社会影响力的消长，从另面说明了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文化的需求的变化幅度。知识份子群体内部团结并形成一股的合力，也是从一个侧面指示出这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内在的有机系统。可怕的不是政策的失败，而是失败所意味的沉沦。 

沉沦和沉沦中涌现的超巨量腐败，是令人绝望的，但沉沦也激发了崛起的力量。 

上升和下降，永远是在交替中进行，以便用这两种方式的总和，去完成世界运动的鼎沸过程。 

我们的自信心只能表现在，相信中国文明及其传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力量曾被一再证明。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是走出黄河的时候了！ 

（《走出“黄河心理”》，小山扫描录入校对）

【33、文史：《神话与民族精神》是《河殇》的思想资源】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26日 来稿

《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时称“六集电视连续节目”），在1988年6月16日首播，苏晓康和王鲁湘为总撰稿人，夏骏为导演，学者谢选骏为全片的主要内容最初策划者。

《河殇》以类似报告文学的风格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论点是：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并应该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为了令这套系列片的论证更加权威，作者引用了众多西方理论，包括魏特夫的水利文明东方专制论、黑格尔有关中国陆地文明趋于保守的说法、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一个早期观点——除基督教文明外，所有其他文明，不是已经湮灭，就是步向死亡。

《河殇》的“河”指黄河，此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辨析和评判，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

谢选骏搞文化研究，充满灵气，凭着这灵气，追究问题很深刻。他写了厚厚的几本书，如《荒漠甘泉》、《神话与民族精神》和《空寂的神殿》等，都颇具才气。《河殇》中关于长城、黄河、龙的议论，就先见于他的著述如《神话与民族精神》中。

谢选骏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批判。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称作黄河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表现为当权者对人民的恩威并济和反覆无常，这也正是黄河千百年来的秉性；另一方面，人民则养成了另外两种坏的性格，即受虐心态和对恶势力的崇拜敬畏，以此作为无能为力时精神上的藏身洞穴。他说：“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难。但人是奇妙的，他会奋起反抗，当反抗无济于事时，他的努力转向了，他把抵抗解释成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慰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很难说，在 ”谢选骏的理念中，更主要的成份是对中国人的理解与谅解呢，还是揭露与批判，抑或只是深深的哀叹？

谢选骏意识到当代中国人失去了普遍正义永恒之善等观念，养成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习性，而在古代，天意伦理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恢复这一传统，便犹如西方人确立上帝存在和自然法观念一样，对于建立平等、法制的社会意义重大。

谢选骏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找到有价值的成份，指出再没有什么比天子观念更好了。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变化，让人们接受天子观念都是非常有益的；就是说，人民只承认皇帝是上天之子，必须替天行道，这样，上天就是普遍正义的象征，而皇帝并没有绝对权力。当时人们对此不以为然，今天倒发现其深刻之处。周朝以前，中国人的天法观念很重，认为上天公正有力，明察秋毫，这是超越于人意之上的法，包括皇帝在内，人人都要遵守。这一点很接近西方的自然法观念，与基督教文化亦有些相像。那时，让贤、代政、举兵，莫不以天意天法为依托。春秋之后，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相继制定人法，保持天法的普遍性却加进了人为性，失去了超人性，最后一一归于失败。后来统治中国的诸多皇帝，一直是靠人治，既不是天法，也不是人法，接近于无法无天的状态。但直到明朝，超人之法的观念仍然很有些力量，如万历皇帝想立次子常洵代替长子常洛为皇储太子，因不合伦理遭文官系统的反对，而终告失败，这类事便是例证。谢选骏的这一研究获得成功，不管将来它能在中国派上多大用场，这毕竟是更深文化层面上的探索。

【34、熙和：中国民间的海权力量】

西班牙人开发南洋，主要利用中国劳动力。徐继在《瀛寰志略》中说，吕宋“地近闽疆，漳、泉两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这些人，每年要向西班牙“输丁票银五六两”，交了人头税，才有居住权。

晚明时期，荷兰人的船往来如“海上马车”，频繁出入于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时人称他们为“红毛”，是一群来自西洋的国家主义海盗。徐继对他们的评价，比对西班牙人要高，他批评西班牙人“富而无政”，但对荷兰人表示钦佩。他说：“荷兰为欧罗巴泽国，与鱼鳖错处，受水患最甚，享水利亦最优。”

荷兰人因“受水患”，而开辟国土，以共和制治理国土；因“享水利”，而开发市场，以股份制公司运作市场。他们既善于开辟国土，亦善于开发市场，因此，他们的国家主义，没有被国土狭小所限，而以市场来放大，他们懂得市场大于国家。现代化的股份公司，就是由那时的荷兰人发明的。

谈荷兰不能不谈东印度公司，公司成立于1602年，代表荷兰开展海外贸易，由阿姆斯特丹等六城市商会组成，各商会又含有若干个人股东，初始资本为640余万荷兰盾，是世界上首家股份制公司。公司由董事会治理，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由“十七先生”组成的委员会手里。委员会人员，其构成由股份来决定，没有一个商会可以垄断，每个商会派出的商船，其数量和规模，亦由其股份比例而定。

16世纪，英国人虽然打败了西班牙，迈开了向全球扩张的步伐，但英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在17世纪英国革命以前，其发展还要受制于王权。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共和国的儿子，资本主义的嫡长子，国会是它监护人，国家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是国家主义而非王权主义引导了它的贸易。

起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分红，而是按赢利情况，分配货物给股东。有人要变现股权，这很自然，便将股票出售了，形成了自发的交易方式。到了1608年，股票交易的合法性被确认，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人们将资本主义理想，寄托在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上，同时，也将人性的贪婪押在了这支股票上，理想与贪婪一起推动股价上涨。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炒股成了荷兰人的日常生活，钱多者买股票，钱少者买股票期货，机会像太阳一样，在交易所里，每天升起又降落。

行走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你会发现，17世纪的荷兰人，不光是共和国的公民，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股民，他们以对股票的无限希望，推动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海外扩张。

当时，唯一能制约荷兰人在东方的海上霸权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但不是大明王朝，而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海商郑氏集团。但是，对于民间海权，清朝视为大患，康熙年间，三次迁界，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住民都被迁走，寸板不许下水，片物不许越界，违者杀无赦。海禁，将中国民间海权连根拔掉，将海权拱手西班牙或荷兰，是清王朝的一贯国策。

中国，从来就是由王朝和民间两部分组成的，王朝有时能代表中国，有时不能代表中国。中华能够经历数千年而不亡，就是因为有着深厚的民间力量。 

1980年代，中国出了个电视政论片《河殇》，痛陈中国丧失了海权，号召中国走向蔚蓝色，结果却被打入冷宫。说是《河殇》鼓吹全盘西化，其实我看《河殇》尤其是谢选骏独力写作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明明是说古代中国也曾拥抱过海权的。那时中国就很强，不仅因为拥有海权，而其民间海权力量旺盛。

马尼拉是金银集散地，华人不知金银来路，以为吕宋产金，便纷纷涌来采金，朝廷也派人来勘察，引起了一场大纷争。对于这场纷争的起因，《薄海番域录》记载道： 

万历三十年，有男子张嶷，称吕宋机易山生金豆。朝廷听说了，就派漳州郡丞王时和与张嶷一道前往勘察。王时和等人到了吕宋，被西班牙人责问：“山各有主，何得越采？且金豆生何树？”王时和等人不能回答。西班牙人因此怀疑华人，以兵围而坑之，死者二万余，只剩了三百人。

出了这么大的事，当然要有说法，结果，张嶷被处死，王时和被吓死。这样的大屠杀，如果发生在今天，就是反人类罪，要受到制裁，可那是强权时代，王权之刀杀向全世界，西班牙人从美洲一路杀来，本想把美洲据为己有，结果把美洲杀丢了，本想把南洋据为己有，结果把南洋也杀丢了！重商主义只要金银，不要人心，更不在乎人命，这就是徐继说的西班牙王国“富而无政”！

更为可耻的是“天朝”，眼睁睁地看着两万多名华人被杀竟然会默认。明朝不出兵有三点理由，一是与吕宋历来修好，不敢出兵；二是胜负难定，不敢出兵；三是斥责被杀华人多为不法之徒不良之人，不值得出兵。

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提到一本书，名《海岛逸志》，乾隆五十六年撰成，作者是王大海。王大海，漳州府龙溪县人，应试不第，泛海至爪哇，徐继说他“居噶罗巴十年，赘于甲必丹某之家”。“噶罗巴”泛指爪洼岛；“甲必丹”，为Kapitan之音译，荷语为Kapitein，汉语之意是上尉，普希金着名小说《上尉的女儿》，起初就译作《甲必丹的女儿》，但它在这里却非军职，而是荷兰人以华治华，赋予华人的自治权力，类似地方总督。

王大海说，华人多“富商大贾，获利无穷”，“因而纳贿和(荷)兰”，求为甲必丹。接着他描述了甲必丹的就职典礼： 

“至期，和兰一人捧字而来，甲必丹及诸人出门迎接。和兰之人入门，止于庭中，露立开字捧读。上指天、下指地云：‘此人俊秀聪明，事理通晓，推为甲必丹，汝等乡音以为何如？’诸人齐应曰：‘甚美甚善。’和兰俱与诸人握手为礼毕，诸人退，方与甲必丹携手升阶至堂中。”

这样的场景，可谓其乐融融，中华礼仪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王氏身临其境，因而有了“西洋荒服之国，竞化为邹鲁之乡者”的美好感觉。这样的感觉，自然要影响作为读者的徐继了。

徐继畲在《海岛逸志》中还知道了另外一篇《噶罗巴纪略》。这篇纪略，在王大海往噶罗巴前就问世了，是在一种悲惨的气氛中问世的，那时，这位作者“程君”，从噶罗巴回国已经四年了，噶罗巴发生了荷兰屠杀华人的“红溪惨案”，干隆朝正在调查此事，作者来到京城，拜见了在翰林院做编修的同乡蔡新，是蔡新要他写了这篇纪略。在纪略里，他认为，惨案的发生，是由于“一二环狭之徒，不忍荷兰之酷，倡为首祸，激而成变”。因而他笔下，极言其惨，这与后来王大海的所见所闻差距很大，王大海婉言其“人情未尽”，大概徐继有相似观感，也就不再提及其人其文了。

对于荷兰人，徐继关注的是南洋海权，没有提过惨案。惨案发生后，清朝的态度同明朝差不多，据说，干隆皇帝以一句“天朝弃民”，就将那些惨死的华人打发了。徐继对此不置一评，也许因为是本朝之事，涉及到本朝皇帝，所以，他不能像对待明朝那样，将本朝丧权辱国的形象晾出来。

他比那位“程君”看得更远，知道惨案的根源，并非“荷兰之酷”，而是中国丧失了南洋海权。天朝要面子，不要海权，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懂这一点，便戴了朝贡面具，让天朝有面子，有了面子，就感觉不到海权丧失。而荷兰人却扔了面具，使天朝特没面子，所以，明朝对荷兰格外警惕。

对于海权沦丧的指责，徐继也只是针对明朝，没有针对本朝。可他说的是明朝，心里装着本朝，他以明朝为镜，看的还是本朝。明朝外患是荷兰，本朝外患是英格兰，他写晚明有一杆秤：明朝不行中国行！这杆秤，是否也可以用来称一称晚清？

现在我们可以重温一下谢选骏《河殇第一稿》中国古代海权的有关段落：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波利尼西亚人横渡整个太平洋抵达复活节岛，而马来人则穿越整个印度洋而移民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这是一万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凭借今天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航海工具实现的。人们不禁要问，支持这种活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信念？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

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

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

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

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河伯与北海若的这段遭遇，当然只是神话的插曲。但它是否对人类的文明史轨迹有一种提示意义呢？百川归海，内河的文明是否注定都要碰上大海的文明呢？

从现代世界史看，是这样的。中国文明的中心，深植在内陆的沃土之中；单一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因素，逐渐被压抑了下去。这使封建中国的生活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土地。黄色代替了蔚蓝色而成为统治的颜色，“黄袍加身”，成了攫取统治权力的象征。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白龙，中央有黄龙。

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区别于各种以农耕和内河交通为特点的大陆文明。这一新文明是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成长的，迄今未衰。就这样，蔚蓝色不仅获得了地球生命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全民性的、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从民族活动的地域上把人类的文明分成了两大单元：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虽也离不开陆上基地，但却以海洋为通道，在岛屿和沿海地区之间展开其活动。因此，与那些以河流为通道的大河文明和以湖泊为通道的高原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35、习近平原来也是《河殇》的信徒】

（原题：习近平的“蓝色信念”

2018-06-13 央视网新闻 

2018年6月12日，习近平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考察。 来源：中国政府网

央视网消息：“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6月12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首站便来到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了解实验室研究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系统布局和自主研发海洋高端装备、推进海洋军民融合等情况。

海兴则国强民富，海衰则国弱民穷。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人类进入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习近平始终关注海洋经济发展。在此次考察中他强调：“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抓好。”

高瞻远瞩 率先提出发展海洋经济

“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

早在主政福建期间，习近平就率先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上福州”战略。

1994年5月26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会上，习近平系统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

曾参加此次会议的时任平潭县委书记刘嘉静说：“当时发展海洋经济是个新命题，对海洋进行立体式的、全方位的综合性开发，习近平的这些发展思路让我们耳目一新，大家茅塞顿开。”

1994年6月12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由此，福州在我国沿海城市中最早发出“向海进军”的宣言。

二十多年来，风起帆扬，收获满满。截至2015年，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5618亿元，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达20.88%；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近30%，位居全国前列。

2016年，福州市出台《对接国家战略建设海上福州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在3年内集中实施十大重点任务和一批重点海洋经济项目，确保到2020年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达7000亿元；到2025年，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超过1万亿元，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三分之一。

开拓进取 迈步海洋强省

“发展海洋经济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13次来到舟山，足迹遍布大小岛屿。从2003年到2007年，他每年都会到舟山就海洋经济主题进行调研。

2003年1月，习近平第一次到舟山时说：“发展海洋经济，是我长期致力和探求的一件事。浙江是海洋大省，舟山是海洋大市。经过多年的努力，浙江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做好海洋经济这篇大文章，是长远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加强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一如既往地抓下去。”

以舟山为起点，习近平用四个多月先后调研了18个沿海县（市、区），并在2003年8月18日主持召开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拉开了浙江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序幕。

2005年12月，习近平在舟山调研时强调，浙江在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中要“打头阵”。

经过大量调研论证，《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意见》《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等文件先后出台。此后，浙江省海洋经济以年均19.3%的增长率快速发展。2005年，海洋经济总产值占浙江全省GDP的比重上升到8%。

大海应无恙，当惊舟山殊。

海洋不仅是舟山而且也是浙江的希望所在、潜力所在、优势所在。2017年浙江省海洋经济取得阶段性成果，实现海洋生产总值约7600亿元，增长12.6%。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0亿吨的大港。

由大海注入的强劲动力，推动着浙江全省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舟山和浙江迈进探索蓝海的新征程，习近平点燃的“蓝色希望”促进海洋经济迅勐发展。

立足全局 建设海洋强国

“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海洋是经济的“蓝色动脉”。

到中央工作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2013年7月30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坚持陆海统筹，壮大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要求“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为发展海洋强国再一次吹响号角。

依海而兴，向海图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出发，着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海洋经济方面，渔业、造船、海运、滨海旅游、海底资源勘探开发蓬勃发展，海洋经济持续稳步增长。2016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万亿元。

——海洋生态方面，深化海洋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将生态管海贯穿于海洋工作全过程。蓝色海湾、生态岛礁等大工程统筹实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着。

——海洋科技方面，“蛟龙号”达到世界应用型载人潜水器最高水平；亚洲最大绞吸挖泥船“天鲲号”下水；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深海勇士”号4500米载人潜水器完成研制并交付用户……

——海洋权益方面，通过加强对话磋商、深化互利合作、灵活运用规则，开展法律维权等手段，我国妥善应对和化解周边各种海上风险和复杂局势，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赢得和平稳定环境。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蓝图绘就，征程再启。扬波大海，走向深蓝。新时代，让我们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向着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行。（文/余晓玲）

[河殇解说词电视台本]

第六集蔚蓝色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着整个宇宙，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上又重新载回海中。是什么信念支持着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漾着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区了。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深处的朦胧声音。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刻就无影无踪了。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着雅典的海上权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于是，一六三六年，迦利列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原则。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甚么呢？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正式“闭关”。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度说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着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象征。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像是在预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纪，它面对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有一代精英。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小巷。神圣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朦胧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却随着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了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着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这一历史壮举，必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慎。”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仍然缺乏正直参与的安全感。几十年正直运动的反复无常，正直迫害的极端惨烈，使人们仍然心有余悸。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然而，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

(演播室。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有缺乏这种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着痛苦去创造新生活。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蒋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河殇原始文本]

第六集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本来 

黄河的存在，黄河与人交织而成的命运之网，使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性。因此，与西方精神不同，中国精神从来没有萌生过征服自然、无限制地驾驭自然的奢望。它的最高理想，仅仅是更圆顺地与自然协调关系，以便在其中获得一个较为舒服的位置。这使中国思想明显地带有相对的、现世的、小康的享乐色彩，而不具绝对主义特性。“人定胜天”的意思是说，“人定则胜天”，人的定意胜过天的赐福，而普遍误读的“人一定胜天”。 

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表朗人类(严格地说，是现代社会的意识)正在重新认识自然、着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对于在“黄河心理”的孕育下长起来的我们来说，最好不要把这种国际新思潮与“黄河心理”的旧取向等同起来，因为前者是在急剧工业化的过程中爆发的一种反思；而后者却是在传统农耕的经营方式下残留的无意识。也许，对于那些“过度”工业化了的社会来说，摄取一些“黄河心理”的落后要素，是不乏教益的。因为那可以达到一种中和。同样显而易见。对我们来说，类似的过程，将是尽力从“黄河心理”的受虐中走出，面对海洋，面对新世界，从另一种方式，达到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而非欧美的后现代化的焦虑所赞许)的新中和。这样，过度工业化的社会和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将在各自的基础上，从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到一起，面对这个充满新意的时代。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态度(可分别称为“浮土德精神”与“黄河心理”)，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 

从鸦片战争时代迫于外力的开放，到而今发自内部压力的开放，历史走完了一个圆，从而显示了它的进步。两种开放的形势当然不同，但都是面向世界即面向蔚蓝色的行动。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在这两极运动的交界线上，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是个策略问题，即中华民族如何更有效地对付列强的挑战。 

但是很快地，这两极运动将分道扬镳，各自的指向不再相同：一个是退回古老的农业文明，一个是朝向新兴的国际文明；一个是在固步自封中坐吃山空，一个是在锐意进取中与世界对流。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把人引入不同的命运。文化的历史表明，民族是精神的载体，而作为“民族脊梁”的先进分子则天生负有一种脊梁般的使命，这就是表达民族的精神，把国家推向日新自强的路。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分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分子。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当人们说到“知识分子”这个字眼的时候，不仅指代一种知识的保存者、应用者，还指代知识的洗涤者、创新者，甚至指代民族的脊梁。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必定是民族的一脊梁－－这是从社会功能上去看。 

从文化功能上看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两种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肩负传播的使命，他们是教师、翻译工作者；还有一种肩负设计与制作的使命，他们是思想家和工程师，是文化的创造者。实际生活领域中的知识分子，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分担这两种使命。 

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是个社会措施问题，也不仅是个让长官来使用人才和安置就业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的晴雨表。被称作“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是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能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 

知识分子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前奏。 

知识分子和社会，在交互作用中变化。 

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被区分为新旧两种。今天，我们无疑是更为推崇“五四”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代表近代史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却也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旧两种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上，“五四”以前的旧知识分子，其实要比“五四”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具有更大的力量。 

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知识分子越新，他的社会影响力反倒越小！这是令人深感不安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所激起的深刻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大起影响的显著例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以知识分子为先驱的。有人把知识分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分子打击知识分子”。这显然是不够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 

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力的消长，从另面说明了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文化的需求的变化幅度。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团结并形成一股的合力，也是从一个侧面指示出这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内在的有机系统。 

可怕的不是政策的失败，而是失败所意味的沉沦。沉沦和沉沦中涌现的超巨量腐败是令人绝望的，但沉沦也激发了崛起的力量。 

上升和下降，永远是在交替中进行，以便用这两种方式的总和，去完成世界运动的鼎沸过程。我们的自信心只能表现在，相信中国文明及其传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力量曾被一再证明。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是走出黄河的时候了！ 

【36、致杜智富】

2006年12月28日 

谢选骏

杜智富对有关议题的关切，说明他和贝苏尼先生一样，具有当今士林罕见的慧眼，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以下的回答，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引子，以便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殖民、世界大战，成为科技发展的杠杆；十字军、地理大发现、殖民帝国，是全球化的必要步骤。贸易刺激了经济、科学和人文学术的发展，最终导致多元文化的发现和欧洲中心思想的瓦解。现代国际社会，不仅列国并立，而且越分越碎，从十九世纪末二十多个主权国家变成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两百多个主权国家。

而中国文明是内陆文明，且两千年来已归于一统。中国与欧洲的这种背反倾向使得“中国现代化事业”（其实是“中国的欧化事业”）举步维艰，但在绝境的尽头，却无意之间为即将成形的全球文明，暗示了某种互补的可能：

1、中国需要“恢复”东周春秋式的多元文化的存在。中国现代化说容易很容易，说难就比登天还难，那就是变“天下”为“国家”，使静态的化石文明重新起搏生命的血色；惟有动态能救中国……所以中国近代迄今为止的所有进步都是动乱所赐福，以后也将难免如此。

2、培育并创造面向国际竞争的文明眼界，而非模仿或照搬秦以后远交近攻（窝里斗）的鼠目寸光。两千年长城时代天下文明的定式，使人误以为窝里斗是中国民族的基本传统，甚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金观涛等人据此谬称中国“封建社会”为“超稳定结构”。其实不然。常识告诉我们：

A、金观涛等人所说的“封建社会”其实是食人牙慧，跟着马列主义的教科书起舞，跟着“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起舞，关于这一点，笔者在1972年撰写的《古代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质疑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一文中已经有所阐述。金观涛等人所说的“封建社会”，恰恰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后封建社会”，是帝国时代，是大一统的长城时代，这一时代的精神长城精神，一直绵延到《义勇军进行曲》。（附带说一句，为什么《河殇》遭到如此强烈的忌恨或赞赏？原因之一就是《河殇》秉承《神话与民族精神》［1986年山东文艺出版社，谢选骏著］，批判“长城精神”，暗示《义勇军进行曲》用“血肉长城”抵抗侵略是落后愚昧的行为，与义和团行为如出一辙。这是迄今为止的《河殇》研究者们尚未注意的，或故意忽略的。）

B、“超稳定”的外表其实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些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3、印度晚期帝国时代的外国统治传统（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就很像中国一千八百年以来长期接受外来统治的历史；而十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文明也具有相当平行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仅仅具有余英时院士对于中国文明的深入了解和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对欧洲和其他各个文明的深入了解和对比研究。唯有正确把握“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二、

对文明特性即文明之“德”的分析表明，世上没有永恒不败的“德”，惟有因地制宜而非刻舟求剑的同化力量，可以超越静态的、善恶判断的“框架”，推动文明继续演化。具有同化力量的“德”，也就是欧洲人所说的“Charisma”，他突破了规范化的道德，文明再度因他充满了生命的血色，黄金时代才会来到。

综合上述不难发现，事实上在中国文明的内部早就潜伏了全球化的倾向。先秦时代的各国君主的互相联姻不必说了，那相当于欧洲各国君主的互相联姻；到了秦汉世界帝国成立以后，最为强盛的汉朝和唐朝都有和亲之举。例如汉初人娄敬建议和亲，把刘邦的女儿嫁给匈奴的单于，他认为匈奴的冒顿单于有弑父记录，野蛮残暴，但仍然可以用公主和嫁妆使他驯服。如果将来公主生的儿子能继任单于，就更加不会和中国作对。可以出卖一切的刘邦闻言大喜，找到一条不战而胜的妙计，立刻下令自己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改嫁（无异再经过一次买卖婚姻），经过刘邦的妻子吕雉哭闹阻挠，才另选一位刘家女儿封为公主，远送到匈奴汗国。和亲政策自此成为中国联络周边半开化强权的统战工具。除了公元十世纪和十四世纪宋、明两个极受外族军事压力的王朝，由于民族对抗的局势过于严峻，反而拒不采取这一文化战的战略。

和亲现象不能被解释为卑躬屈膝和投降主义，因为它在西汉初年为汉朝廷争取了五十年的和平喘息，从而为最终击败匈奴，准备了条件。一般来说，奉行和亲政策的时代，反而是中原帝国的强盛时代，而非积弱不振的时代。大概国势微弱之下送女出关，无异于驱羊入虎口，因此作为政策不被采纳。由此可见，和亲作为“天下一家”的步骤，仅仅是全球政府的议事日程，而非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域国家可以奉行。唯有在彼此一体的观念下，和亲比种族隔离和种族疏离，是更为积极的战略进攻的部署。

“文化”一旦成为静态，便进入它自身的“化石时代”（这被历史学的外行诡称为“超稳定结构”，并被列为中国文明的原罪）。化石再是“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终将被时间分解，只剩下模糊不清的回忆……

文明教化学是对生命冲动的规范甚至固化，正如道德是对艺术的压抑及同化，其坏的极致就是造成化石文明（而不是类似原罪的“超稳定结构”），其好的极致就是绵延了文明状态，度过严冬，等待新春到来。从“文明教化学”的角度看中国文学的特殊发展，可以发现艺术的教化作用根深蒂固。一方面，文明教化抑制了文学的发展（导致僵化），另方面也普及了文学的影响（通过变文和演义等等）。

中国文学是现世主义的“史官文化”的产儿，缺乏神秘性，但它却格外凸现了社会生活和反社会的创造性文化之间互相消长的关系，可以发见，在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仰之下形成的文明教化，对稳定社会、保存文明，具有决定性的功能，它的催眠力量用固化的方式，可以减缓腐败现象蔓延。从创造性的个人与普遍信仰之间的关系看，前者显然对后者构成冲击，后者对前者构成压制。王国维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人间词话》）春秋战国时代，创造性的天才迭出（诸子）、文化鼎盛（百家），而普遍信仰（原始天命观）崩溃、文明教化（西周官学）涂炭。秦两汉杀尽天才（不仅焚书坑儒）而教化隆盛（独尊韩非或独尊儒术），岂偶然哉。元明清亦然，普遍信仰（喇嘛教、宋明理学）确立、文明教化（不仅裹小脚、留辫子）压倒一切。这些长城时代的化石遗迹，甚至绵延到“文革”的陋习里。

三、

当第一轮中国文明即中国本土文明（区别于魏晋以后混合了印度西域佛教文明的“中国传统文明”）趋于解体的时代，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曾经分析文明形态、政治形势的阶段性特征如下：

1、“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竟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胸）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耶？”（东汉仲长统[179─220年]《昌言·理乱篇》，见《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这时，是真假天子玄黄之战的时代。

2、“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同上）这是真天子践行天命或伪天子沐猴而冠的时代。

3、“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宜淫，上下同恶，目极角抵之艰，耳穷郑术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奔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悦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又政之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日不如古，弥以远甚，岂不然邪？”（同上）这是内部底层革命与外部蛮族入侵的时代，前者的现代译名是“无产阶级专政”，后者的现代译名是“第三世界移民”──包括中国偷渡者对欧洲及其前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的渗透和占据。

所谓“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与欧洲人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义颇近似，都说明力量的移易是形势运动的结果，非干人心，无谓教化。而“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 ;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子庙门之中，牺牲群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檀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同上）──则是对全球政府施政原则的正面期待和反面警告。

文明形态学的观念因此也该适可而止，固守某种文明模式（如“中国文明”）而不思进取者，难免堕入颓废的地狱。因为文明的形态本身，也不是万世长存的东西；未来世界的创造者们，请不要把形态与价值混同起来：某种事物的形态既不是那事物的价值、甚至不能代表那事物的价值……比如，有人惑于中国全盛时期的社会文明形态，以为欲复兴中国或整合世界就必须恢复这些形态并依靠这些形态，其实这是最大的迷误和糊涂。所谓复兴中国，首先不是恢复中国的外表或其在世界的优势地位；而是要首先恢复并发展中国人的品质，其次是恢复并发展中国文化的活力──只要这两点做到，优势地位不难随之恢复，否则无异缘木求鱼，因为一切优势无不发自人的内在活力……外在形态不过皮相而已。真正支配命运的，甚至都不是骨相，而是“神髓”。“神髓”与“形态”、“皮相”，相距何啻天壤。

四、

先秦文明的礼教曾是政治文明的高度体现，礼教精神所展现的《书经》，进而可以逐鹿中原，退而可以长久治安。我们当然理解，在全球时代的整个格局中，《书经》虽然提示了中国文明的特质并展示其使命具有普世意义；但对于直接构成未来世界的政治理论，作用并不是很大。《书经》的价值，不在抽象的政治学，而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因此它所提供的社会政治原则，翔实而完备，既古老，又常新，在在击中人性的要害。《书经》不多意识形态的鼓噪，却充满经验的恳谈与政治的技巧，可谓“纯净”。很显然，这是由权力的最高当局发布并为最高统治阶层保存、参阅和效法的秘籍，所以极少宣传性。

在我的理解中，受命于天然后以天命莅临世界的“尚书经─历史教”，其方法与实践正如礼制的天下统治的其它方面，不是要强迫人们遵循礼，而是通过社会择优制度的化育和吸引，推动天下的普世文明。它要超越殖民主义的种族统治（如印度─欧洲文明所展示的）和社会主义的阶级统治（如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所展示的）。同时我们看到，强迫性的法律、行政、社会压力、文化约束等手段，将抑制创造力，导致文明趋于化石化（而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惟有群众被原创的光芒所吸引、麻醉而心甘情愿地约束自己的禽兽欲望的时刻，奇迹才会出现，此后的历史时期中，人民生活才被导入礼教文明的范畴。这一导入会产生秦汉以后的儒教和官阶化的天主教那样的混合型怪物，致使“外邦人的光”这一普世文明落入鄙俗化及僵化的套子。

根据历史经验，这一落实进程几乎是无法逃避的定数，是礼教衰亡的开始，所以并无必要加速推进“国教化”进程，礼教与政权的联姻，既是黄金时代的开始也是其结束。群众迟早会挤入礼教文明的圈子，带入种种恶习，并使整个礼制产生裂隙并为之崩解。这还因为，“国教的官阶化”导入的强迫性，不论从表面看来多么“自觉自愿”，远不及“旷野的呼声”所造成的底层觉醒及其“同化”效果来得持久。“同化”的高潮是国教化，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并将导致礼教的鄙俗化及僵化，但自旷野而进入庙堂的“同化”，其效果还是比国教化来得稳定，它通过长久渗透进入文明的各个领域，使得人民自然“向化”。

五、

在《全球政府论》三十四章《全球中枢》第五节《“中国”的内在意义》中，笔者曾经指出：

“新的中央国度，可能由任何种族与文明构成。如此‘中国’的要义是‘CENTRAL STATE’或是‘CENTRAL CITY’──全球的种族中心、文明中枢、信息总机。”因为“‘国’的古义是城邦，是‘囗’中之‘或’，即‘城墙中的疆域’。文明中心是城市。所有具有规模的文明，都是起源于城市的权力中枢。在这样的意义上，未来意义的‘中国’，就是‘全球规模的文明中心与权力中枢’。中国的原意既然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就是其自身意义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不在今日中国的版图内，是十分正常的；正如今天中国并不在夏商周三代的版图内。”其第六节《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进一步指出：“文明意义的‘中国’，就是‘中央平台’，相当于电脑系统的‘中央服务器、，信息中心。文明意义的中国之不同于现在意义的中国（CHINA），其义至明，正如古代的专制主义不等于现代的个人独裁，如世界历史上最富于专制传统的中国，就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独裁，而是群策群力的宫廷政治。全球政府的创立，不可能基于现在意义的中国，而是基于新文化战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基于兵不血刃的胜利者。……在未来的全球政府时代，‘国’的意义将是‘信息中心’，‘中国’的意义将是功能优越的‘全球工作平台’。‘未来中国的概念’，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平台的概念。世界权能中心，不是靠武力建立的，而是靠‘建立平台’、‘提供平台’来造就的；尽管它要靠必要的武力来维修和防卫。例如，由于提供了一个法治的容量宽阔的平台，‘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与奉行十二铜表法（‘罗马法’）的罗马得以容纳各种国际力量成功汇入，以其优质平台，诱引‘百夷来宾’，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浅薄的历史学家们，认定‘虎狼之师秦’和‘罗马军团方阵’征服了世界，其实，在此之前很久，秦和罗马就通过它们各自的‘法’，建立了当时自己区域内功率最大的‘中枢平台’。

就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欧陆各国言，其作为‘世界工作平台’的性质，不如英国；尤其就法治、工具理性及所谓种族容忍与文明宽容的公正性而言，不如英国。──故英国得以建立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体系。但英国本土毕竟不是移民国家，又是岛国，故不能建立足可平衡全球均势的工作平台；于是，全球工作平台这个角色由美国来扮演了。

有朝一日，不论现在的中国（CHIHA）或是印度、阿拉伯世界，若能建立一个较美国更稳定、更具包容性、更能容纳创造力的工作平台，则世界中枢就会自然而然转移到那里。那个拥有世界中枢的国度，就是‘中国’。古人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建设一个合理、公正、文明的全球平台’。而所谓‘秩序’不过就是‘社会生活的平台’。如此，礼要合理，度要公正，文要光明。礼制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社会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全球秩序，而我们现在就是为此作证。 

古人所谓‘修德以来之’，在我们的理解下，就是‘建立好的平台’。如《论语·季氏》所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亲之。’朱熹《论语集注》：‘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刘宝楠注：‘修文德者，修谓加治之。文德谓文治之德，所以别征伐为武事也。’（《论语正义》）‘修文德’，用现代概念就是‘通过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文明的工作平台’，让各种力量得以汇入。这不是‘道德治国’的‘仁政’，而是‘效率治国’的‘德政’。”

《全球政府论》四十章《历史教的命运 》更明确指出“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寻常的人们则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小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有教养的人们也只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的外延和皮毛血肉而已，并不等于全部的“中国文化”，尤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内核”。

立此为“中国民族主义”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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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智富：评谢选骏《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之二》

谢选骏《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之二（余英时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一文发表后，贝苏尼摘要的评论了谢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引起了我仔细读谢文的兴趣。

光从谢文的标题来看，谢文很有一点挑战余英时院士的味道，看完全文后的观感是此文如此标题，虽然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但是也使大家比较可能误解谢文的全意。

谢文大部分花在追述希腊，罗马史，用以证明余英时所说的“……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这句话的不准确，我的理解是余英时的这句话是在得奖的演说里的一句话，是不够严谨，但也不必深究。

当然谢文在西方历史的重述方面有其必要，也使网友们得益不浅，可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谢文的后半段，尤其是其对金观涛“中国社会超稳定”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老生常谈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的批判，我认为谢文对这二者的批判的含义，其实要比对余英时的纠正的含义要大的多，因为这二者：中国文明超稳定论和中国是一个封建的文明对历史的曲解和误导人们对中国文明的理解都有很大的影响。

谢文中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直接关联的就是贝苏尼指出的那一段：

[贝苏尼：这段话说得很好：唯有正确把握“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

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一直想为“帝国主义”翻案来著。所谓“帝国”都是多元文化/宗教/民族的结合体，帝国的原则就是多元共处的原则。中国式的“天下观”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至少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

的确今天的国际社会并无一个民主机制，要是把今天的国际社会看成天下，那么今天的天下共主是谁，美国可能最接近做天下的共主，可是这有两个困难，一是今天的天下没有一套大家接受的行为准则，和天下运行的机制，二是美国的声誉和国力都在下降，对当天下的共主也不是有全国的共识的。

而中国却正在努力走欧洲主权独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富强的老路，这条路我们不能厚非之，因为吃了西方民族国家过去扩张，和今天的竞争，这是目前国际秩序下自立的必然手段。

我对谢文的这一部分很欣赏，觉得选骏可以把这方面更加展开来讨论，谢提到西方文明的衰落，的确，要是用OSWALID SPENGLER的文明和文化的分别来看美国，可以说美国的文明是建立在民主的文化之上的，就像罗马的文明是建立在希腊文化之上的，那么罗马文明的衰败，对今天美国文明有什么对应的启示，谢文说的对中国文化更大的视野，和天下秩序的今天意义，是需要更深入的探讨的。

【37、中国宪政民主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The Democracy Wall—— Tiananmen—— Charter 08

“中国的宪政民主化：民主墙—天安门—零八宪章”国际学术研讨会

Sponsored by: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CUNY 

主办：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 纽约市立大学斯泰登学院 

June 26 (Friday), 2009, Morning Sessions

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上午 

Location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CUNY

地点: 纽约市立大学斯泰登学院 

9:00-9:30 a.m.:Breakfast 

早餐 

9:30a.m-10:00a.m:Opening Ceremony 开幕式 

Chair: Dr. Chen Kuide主持人：陈奎德博士 

Silent tribute to the victims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on  June 4th of 1989, 20 years ago

向二十年前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遇难者默哀

Prof.(Dean of the College) 

Welcoming Speech

致欢迎词 

Prof. Perry Link ：Opening Remarks

林培瑞教授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董事长，加州大学河滨校区):

致开幕词

Prof. Cui Weiping： Representative Remarks

崔卫平教授 （北京电影学院，零八宪章签署者）:

会议代表致词 

10:10a.m.--12:00p.m.  Panel I:Background and Causes of the 1979 Democracy Wall

第一节1979年西单民主墙：背景和缘起

Chair:Prof. Ming Xia,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主持人：夏明教授 （纽约市立大学） 

Speakers:

主讲人： 

10:10—10:30 a.m.Mr. Yan Jiaqi: (former director of Political Science Institute at China’s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Will Promote  

Constitutional Reform: On  Four Aims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严家祺先生(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宪政运动必将推动宪政改革——兼论宪政改革的四项目标》 

10:30—10:50 a.m.Mr. Wei Jingsheng (former editor of private magazine “exploration" of 1979):

Circumstances Around Writing My Poster of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魏京生先生 （1979年民刊《探索》）：撰写“第五个现代化”的前后 

10:50—11:10 a.m.Mr. Xu Wenli (co-founder of the private magazine "April 5th Forum"):

Activities During Democracy Wall Era 

徐文立先生（1979民刊《四五论坛》创办者）：民主墙时期的行动

11:10—11:30 a.m.  Dr. Wang Juntao (former editor of the private magazine "Beijing Spring" of 197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ida’s Campus Election and the Private Magazines

王军涛先生（1979民刊《北京之春》主编）：民刊与北大校园选举的关系  

11:30am--12:00 p.m.  Discussants:

评论人： 

Prof. Perry Link

林培瑞教授

Mr. Zhang Langlang

张郎郎先生  

Mr. Xie Xuanjun

谢选骏先生 

12:00---1:00p.m.  Lunch Intermission

午餐

June 26 (Friday), 2009,  Afternoon Sessions

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下午

1:10---3:00p.m.  Panel II:  The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Modern China

第二节  民主墙运动在现代中国民主化中的位置 

Chair:Prof. Perry Link

主持人：林培瑞教授 

Speakers:

主讲人

1:10—1:30: p.m. Mr. Hu Ping (deputy chief editor of the private magazine "Fertile Soil”): Why did I write  “ On Freedom of Speech”? 

胡平先生（1979民刊《沃土》副主编）： 我为什么写《论言论自由》？ 

1:30—1:50 p.m.Mr. Yao Jianfu, Former Researcher at the Office in Studies of Rural Area 

Policy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Lessons of the Xidan Democracy Wall

姚监复先生（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对“西单民主墙”历史意义和教训的思考

1:50—2:10 p.m.Mr. Kong Jiesheng (writer, participant of the literary movement in 1980s): 

Interaction of the Scar Literature with the Democracy Wall

孔捷生先生 (作家，八十年代文学运动参与者)： 伤痕文学与民主墙的互动

2:10—2:30 p.m.Mr. Chen Maiping (writer, participant of the literary movement in 1980s): 

The "Today” Magazine Xingxing Painting Exhibition and the Democracy Wall

陈迈平先生 (作家，八十年代文学运动参与者)：《今天》、星星画展与民主墙

2:30---3:00 p.m.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Cheng Xiaonong

程晓农先生

Mr. Su Wei

苏炜先生

3:00---4:00 p.m.  Panel III: The Origin and Process of the 1989 Tiananmen Event 

第三节: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缘起与过程

Chair: Mr. Chen Maiping 

陈迈平先生  

Speakers:

主讲人： 

Mr. Xie Xuanjun: The Documentary “River Sagle” and the 1989 Movement

谢选骏先生：《河殇》与1989风潮（THE "RIVER ELEGY" ，HE SHANG）

Mr. Zhang Weiguo: The "World Economic Herald" incident’s Influence On Tiananmen Movement’s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张伟国先生：《世经导报》事件对天安门运动过程及其后果的影响 

Mr.Su Wei: The Three Intellectual Signature Petition As a Tiananmen Prelude

苏炜先生： 作为序曲的三次知识分子签名运动 

Prof. Xia, Ming: The Shanghai Student Movement in 1989 

夏明教授： 1989年上海的学运 

4:00---4:10 p.m.Coffee and tea break

休息（咖啡与茶饮）

4:10---5:40p.m.  Panel IV: Process of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第四节: 1989年天安门事件历程

Chair:Dr. Wang Dan

主持人：王丹博士 

主讲人： 

Speakers: 

Dr. Feng Congde, The Key Points in Tiananmen Movement

封从德博士： 天安门运动中的几个关键点 

Dr. Wang Chaohua, The Prophase and Anaphase of the Student Organizations 

 王超华博士：前期与后期：1989年的学生组织 

 Mr. Wu Renhua: The June.3-4’s Massacre: Its Decision and Execution

吴仁华先生：6.3—6.4大屠杀： 决定与实施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Hu Ping胡 平

Mr. Zheng Yi郑义

Dr. Chen Kuide  陈奎德 

Dinner Party 6:00---8:30 p.m.

晚宴 

June 27 (Saturday) Morning Sessions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上午 

9:00---10:20 a.m. Panel V: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第五节:世界现代史中的天安门事件 

Chair: Mr. Yan jiaqi (former director of Political Science Institute at China’s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主持人：严家祺先生（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

Speakers:

主讲人： 

Mr.Zhou Fengsuo, The State Terrorist Politics After the Massacre 

周封锁先生：大屠杀之后的国家恐怖政治 

Mr. Xiang Xiaoji, The June 4th Tragedy and Collapse of Communism 

项小吉先生：六四悲剧与共产主义的崩溃 

Mr. Wang Youcai: The Found- Political Party Movements Followed-up June 4th  

王有才先生： 六四与后续的政党运动.  

10:00—10:20a.m. Discussants:

评论人：

Mr. Shao Jiang 

邵江先生

Mr. Wang Tiancheng

王天成先生

Mr. Yao Jianfu

姚监复先生

10:20---10:30a.m. Coffee and tea break

休息（咖啡与茶饮）

10:30---11:50 a.m.Speakers:

主讲人： 

Ms. Sheng Xue: The Interactions After Tiananmen: the Global Waves and CPC’s Responses 

盛雪女士： 天安门之后的互动：全球浪潮与中共的应对.  

Prof. Lea Wakeman （Dep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ortland State）Idealism and Nationalism During the Post –Tiananmen Era

梁禾教授 (波特籣州立大学国际学系)：后天安门时代的理想主义与民族主义

Mr. Zheng Yi （President of ICPC）: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and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郑义先生(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天安门事件与基督教传播中国

11:30—11:50a.m. Discussants:

评论人：  

Dr. Wang Chaohua

王超华博士

Dr. Zhang Lun

张伦博士

11:50am--1:00p.m.  Lunch Intermission

午餐

June 27 (Saturday) Afternoon Sessions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下午 

1:00---3:00p.m. Panel VI:  Charter 08: Its Genesis, Background and Context

第六节:  零八宪章：它的缘起、背景与脉络

Chair:  Mr Zhang Langlang

主持人：张郎郎先生 

Speakers:

主讲人： 

Speakers:Mr. Zhang Zuhua, Genesis of the Charter 08

张祖桦先生：零八宪章的缘起 

Speakers:  Dr. Yang Jianli: What Does It Mean to Sign the Charter 08?

杨建利博士： 签署零八宪章意味着什么？ 

Speaker: Dr. Zhang Lun: Governments‘ and the Public Responses to the “Charter

08”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张伦博士：各国朝野对零八宪章的反应  

Speaker:Prof. Cui Weiping：“Charter 08” and “Charter 77”

崔卫平教授： 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 

2:20---2:40p.mDiscussants:

评论人：

Dr. Wang Juntao

王军涛博士

Ms. He Qinglian  

何清涟女士 

2:40---2:50p.m.  Coffee and tea break

休息（咖啡与茶饮） 

2:50---5:00p.m. Panel VII: Democracy Wall - Tiananmen- Charter 08: Fracturing 

and succession 

第七节 :  民主墙—天安门—零八宪章：断裂与传承

2:50---3:50 p.m.Chair: Dr. Chen Kuide

主持人： 陈奎德博士  

Speakers:

主讲人：

Dr. Wang Juntao: Fractu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AComparison of two Generations of 79 and 89 

中国当代民主化进程的断裂

王军涛博士：79一代和89一代的比较研究 

Mr. Shao Jiang, The Private Magazines in China (1949-1994)

邵江先生：中国大陆民刊（1949—1994）

Dr. Wang Dan: Breaking the Divides Among  the Three Generations: the Possibility of 

Accumulation and Succession of Resources for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王丹博士：打破三代隔膜：宪政民主资源的积累与传承的可能性 

3:50---4:30p.mFree Discussion

自由讨论

4:30---4:40p.m.Closing Remarks by the Chair: Activate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主持人小结:  激活当代中国的历史记忆 

End闭幕

【38、中国央视《河殇》与原初第一稿】

谭刚强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13日 转载

生于1960或1970年代，成长于1980年代的年轻人，应该对电视片《河殇》并不陌生。

这是一部十多年前的电视政论片。1988年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部电视政论片播出时，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震撼了全球华人。它第一次正面揭示了中西文化的碰撞，阐述了“海洋型”的西方文明意识，指出以黄河为象征的古老的内陆型中华文明——“黄河文明”正在逐渐失去活力，我们欲再创辉煌，必须融汇、接纳并虚心地向先进的海洋型西方文明学习。

这一观点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看来，是无可厚非的，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作者这一观点提出的为时过早，还不能被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所接受，所以片子还未正式播完，就被禁止了，《河殇》也因此成了禁书。电视政论片《河殇》的作者也因此成为了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而受惩罚的天神普罗米修斯，付出了沉重代价。一年后其五位作者逃的逃，抓的抓，但《河殇》留下的毁誉仍然深深影响着整整一代人。

当年，笔者与张育仁同任四川省团校的《青年潮》杂志执行编辑时，因刊发过《河殇》作者之一的谢选骏先生的相关研究文章而有所交流。早在那场血雨腥风的民族灾难到来之前的年初，在与我们的书信交流中，他即表示出对青年学生行为后果的严重关切与担忧。他说尽管自己并不赞成某些青年学子的情绪之为，但作为一场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既然自己的观点影响了不少后来者，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大运动，自己唯一的作为不是推卸责任，在呼唤青年学生“少些激奋，多些理性”的同时，只能像鲁迅所说的那样：“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最后的结局果如其料。笔者与张育仁因与其通过信，也险些受难。

现将当年中央电视台所播出的《河殇》的解说词以及此前谢选骏为其独立所写的第一稿一并提供给大家，一方面是缅怀，一方面也是反思，更重要的是让在全球化、多元化、世俗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带着些许迷惘与困惑、进取与探索行为与心态意向且想找好书来一读为快的新生代人能有一试一思一悦。从而选定符合自身价值取向与历史价值取向的大道路径。

——谭刚强

 

【中央电视台：《河殇》（六集解说词）】

北京：现代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文汇报曾于1988年6月、7月分集部分选载

第一集：寻梦

苏晓康

（音乐起，男高音独唱。）

你晓得—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

几十几道弯上，

几十几只船儿？

几十几只船上，

几十几根竿儿？

几十几道弯上，

几十几个艄公，

来把船儿扳？

（黄河拉加峡，湍流旋涡）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阳和北京两支黄漂队都在落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郎宝珞，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国内一时议论纷纷。

据报导，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出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当然，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同西方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忘不了。

当这些漂流者抛尸黄河的时候，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感情？

无论怎样，他们把这件事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大的。

事情不仅仅表现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联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

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再为这些事烦恼。他们匆匆离开祖国，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竟。同时，那些散落在外面的游子们，又纷纷回到祖国来看个究竟。这两股双向逆反的风潮又说明了什么呢？

是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吗？或者说，是近几十年来的贫困落后造成的吗？

或许是这样，但不完全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

本世纪初，有个叫陈天华的中国青年，面对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祖国，在日本蹈海自杀。那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理解他呢？

今天，我们回想起这个陈天华，仿佛可以推测他那深刻的绝望，也许正是对文明衰落的一声微弱的叹息……

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对中国古老文明命运的反思了！

（推出片名﹕第一集寻梦）　

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

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

那么，这条大河上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地规定了我们文明命运的呢？这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过的了。

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

的确，天地间还没有其它一种自然力量，曾像黄河这样对塑造华夏文明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要去作繁琐的考古论证，只从一个在中国最常见也最受敬畏的偶像上，就能得到印证。

它，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可是，人们是否想过，华夏民族为什么会崇拜这么一个形象凶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个龙年，对龙崇拜的研究也热闹起来，这无疑也是文化寻根的一种表现。

据说，我们的祖先，从跨天接地的彩虹中，看到有两个头的巨蛇从大地吸水的壮丽景象。也有人说，先民们从撕裂云层的闪电中，看到金蛇狂舞伴随风雨交作。

于是，他们创造了龙的形象。

这是一个典型的大河民族的梦。

(演播室。学者谈龙神文化。)

蔡大成(神话学学者)：龙在我们看来，是原始人按特定观念组装起来的，是一个组合体。有哪些组装件呢？马的头，鹿的角，蛇的身，鸡的爪。蛇身体现了原始人的生命观念。原始人很少看到死的蛇，以为蛇年岁大了，脱一层皮就年轻了。鸡爪也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老太太上菜市场挑鸡，总先看看鸡距，如果距呢，就嫩。马齿也是这样：“几岁牙口？”鹿角每年换一回，再重新萌生鹿茸。每年长一个叉，猎人一看鹿角有几个叉，就知道有多少岁。鹿角掉了，象征死，萌发象征生命，再生。因此，龙在文化含义中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象征着古人对生命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

谢选骏(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

总而言之，龙的崇拜，之所以会起源于黄河流域，正是这个大河流域民族对它的生命之河的敬畏。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暴戾最性任的一条大河。

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份；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么，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着。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象一样复杂。

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着实地放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舞龙的场面)。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智能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正像修筑金字塔使埃及人创立了国家一样，同黄河的搏斗，也使中国凝聚起。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几千年来，对水的渴求，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伟力。这种神秘的命运至今还徘徊在干旱的北中国。

 (电影"老井"片断。械斗。孙旺泉跳井，井塌。)

发生在太行山这个老井村的故事，多么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动力和悲剧性的命运。它的含义几乎可以象征性地涵盖整个民族历史。因此，它才达到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高度。作者郑义正是从黄河岸边获得这种启示的。

演播室。作家谈黄河。

郑义(山西作家)：三年以前，我骑着自行车从山西和内蒙交界的地方一直跑到河南，跑完了整个晋陕峡谷，走了几十个镇子，几十个县，跑了有一万多里地。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从那次我对黄河有了第一次直接的亲身感受后，我才理解了黄河为什么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我跑的这一段，是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故都以及他们的出生地，后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也都在这块地方演出了许许多多的活剧。那次经历使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在一个小村子里头听到一个故事。原来有一个村子的农民是靠着黄河水边维生的。后来因为航运衰败，这个地方又没有什么耕地，他们没有生计了。国家把他们搬迁到别处，给他们分了地，盖了房。过了几年后，这些人又莫名其妙地一个一个地回到了黄河边上，又找到了过去的窑洞住下来了，我怎么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甚么样的心理？后来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思索后，我体会到这是人与土地的一种永远说不清楚的感情上的联系，血肉般的联系。

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较好地反映了我的一种心情。我一见到黄河，我一跑完了黄河的这一段后，我一下找到了我自己应该写的东西。这几年我一直在文学上寻找，寻找甚么我不知道。可一见到黄河，我立刻感觉到我要写的就是黄河。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他们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摇篮，可能就是由于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中国的南方，例如长江流域，要严重的多。人们潜伏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黄河孕育的文明，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但是，在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其实，这种看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让后人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大运河和长城，还是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人金字塔，这些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浩大工程，不都显现着非常相似的“亚细亚式”的历史阴影吗？不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物吗？

（从秦始皇兵马俑方阵叠印古埃及金字塔）

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着那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因此，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亚细亚”的了。

亚细亚，是一句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温带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壤处，从冰山雪峰中淌出来的几条大河，分别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几个文明。

无论是黄河，尼罗河，还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几条著名的东方江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因此，亚细亚是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从亚细亚升起，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

但是，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的太阳殒落了。这几个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迟一个个黯淡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再一次推出片名：寻梦)

曾经屹立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城，早已荡然无存。在八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始终浸泡在无穷无尽的征服之中，一个又一个大帝国倾覆了，许多古老的民族相继从历史上消失了。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时，亚历山大帝，已经在焚毁波斯王的壮丽宫殿了。尼罗河畔的大金字塔，也像隐退到历史中去的一个迷梦，永远浑浑沌沌。忧伤的司芬克斯蹲在这里，仿佛甚么也不想解释。

古埃及帝国，在长达数千年的三十个王朝中，也曾经强盛得犹如这金字塔一样无以伦比。但是，早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它就沦于波斯人之手。在后来的数千年里，它那被征服的厄运直到近代才结束。

在更靠东方也更加肥沃富饶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一种与西方完全隔绝的古老文明，在亚历山大远征来到之前，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有人曾经说过，写印度的历史，一直写到距今四百年前可以不提到一个海字。然而，当欧洲的海盗出现在印度洋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在劫难逃了。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几乎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少年,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总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其实，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规信道，实际上是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为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普遍性。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

也正因为如此，文明的古老反而让中国人心理上的传统负担格外沉重。当黄河文明也像埃及和印度一样，终于衰落下来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心灵就特别悲凉和痛苦。

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为什么我们终于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忽然又觉得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呢？

在我们的民族感情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一八四零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穷和落后。

在近百年的现实痛苦中，好像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剂聊以自慰。从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似乎从能获得一次安慰。

然而，文明毕竟衰落了。

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我们的考古发现再丰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的源头再延伸，难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对于后代的嘲笑吗？难道不是让我们今天的遗憾，懊悔和惭愧更沉重吗？

据说，有一位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辆一辆地数长安街上的车流。当他数到第一百辆时，只数到三辆国产车，其余九十七辆都是进口的。

这件事，使人可以联想起一八四零年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的浓烟，也可以联想起三十年代抵制日货的风潮。

然而，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不客气地嘲笑我们。

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悲哀，常常就是一码事。

(张明敏身着龙纹长袍唱“龙的传人”。)

哪个中国人不熟悉这支歌呢？

你从这歌声里听得出有一种深深的叹息吗？

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九龙壁，喷火的龙舟。龙盘大石柱。龙年邮票。)

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噩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

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里。今天，确实是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

我们也许不必计较人家要来漂我们的黄河。江河漂流无非是一项体育运动，用玩儿命的办法去同人家赌这口气，似乎也不是有力量的表现。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能够找回体育运动的本来意义，该去漂漂他们的密西西比河，那将是一种潇洒的娱乐。

我们也不必为输一场球，丢几个冠军而捶胸顿足。奥运会的金牌并不等于证明我们是强国。我们的千年帝国之梦，早在康熙大帝那会儿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紧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历史。几千年来，黄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随着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它始终没有殒落。我们曾经很欣赏这种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曾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低档不住了。

它已经衰老了。

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糟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也许早该回避；也许早该放弃现在陷入太深，我仍幻想魔界的地狱里，仍有蝴蝶在飞黑色的、红色的……它的翅膀在我心里舞动，它仍自由的在飞。

 

第二集：命运

王鲁湘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都机场握住了周恩来的手。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同西方握手。七年后，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第一次真正走进西方。

迈出这一步对中国来说，是多么艰难呵。远的不说，就在文革中，四人帮不是还吆喝过"买船就是卖国主义"吗？当我们终于向全世界宣布对外开放，骤然推开国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星球是何等陌生。难道忘了，就在那些彩电，冰箱和高级轿车强烈吸引我们的同时我们不是曾经对牛仔裤，披肩发和迪斯科等等，反而很看不习惯吗？

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它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能领悟到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归根究底，乃是一种历史的命运。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就会发现，那曾经主宰过我们祖先的命运，正逼得我们必须如此选择。

人类崇拜太阳。

有人说，太阳送给地球的第一份珍贵的礼物，应当是土壤。

若干万年前，当地球上的冰川消融后，南行的风，卷起冰积物中的黄色粉土，纷纷扬扬地洒满了地球中纬度的表面。

这茫茫一片黄色丰厚的土地，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家。

面对这片支离破碎的高原，的确难以想象，远古那充满魅力的声势浩大的黄帝族的传说，竟然就发生在这漫天遍野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

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后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

由此看来，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乃是黄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住的是黄土山下挖的窑洞，喝的是黄泥汤的水。古时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当了皇帝，就要穿黄袍，走黄道，住的是黄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后呢？统统都赴黄泉。

因此，世界上其它民族对土地的崇拜，都不及我们的祖先那样虔诚，那样隆重而深刻地把它烙印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之中。

(北京先农坛斑驳残碎的坛基)

天子和大臣们，每年都要来这里举行"亲耕"。皇帝右手扶着漆金的雕龙犁，左手执鞭，在两名老者的搀扶下，在这象征土地的祭坛上步行三次，就算完成了“亲耕”。于是五谷丰收，指日可待。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面朝黄土，背向青天，土里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传家之宝，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几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这黄土里。于是，它就显得很神秘，仿佛包裹着中国人的心魂。

(演播室。作家谈黄河。)

张炜(山东作家)：黄河流了好多年，它把好多秘密都渗透在两岸的泥土中。有两个老头儿，十几岁时流浪到东北去，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几经周折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个离黄河入海口二十多里的村庄。回去的时候，每个人从地里包了一包土走。走的前一天晚上，两个老人搂抱着,在坑上滚动着哭了一夜。我一直到现在也搞不明白，这包泥土里边有什么东西？哲学家好像琢磨得更透一些。

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

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许会责怪我们的祖先：你们为什么那么眷恋大陆，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这就是历史的命运。

至迟在大约八千年前，农耕文化在黄河岸边就诞生了。从四处狩猎到固定在某一片土地上，文明所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据说是从一只采集种子的妇女的手开始的。

摆脱野蛮人的第一个代价，就是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难道我们的祖先能不这样选择吗？

 更不可选择的是，黄河中下游这块文明的摇篮地，偏偏又处在一种很独特的地理环境中。

(演播室。学者谈中国地理环境特征。)

冯天瑜(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北边是比较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形成交通障壁。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面临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的浩瀚无际跟地中海的情形不一样，对古人来说也是难以征服的，这么看来，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造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

因此，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命运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

几千年来，肥沃的中原地区始终面对着北方那个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这种平原与高原的直接对峙，在欧洲是不存在的，它形成了某种奇特的历史关系：处于迁徙无定状态中的高原游牧民族，始终把平原大河流域，作为他们争夺的一个目标，经常像洪水一样从高原上横冲下来。整个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游牧人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

因此，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还对华夏农业文明充满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豪。他不无鄙夷地嘲笑"夷狄"的游牧文化，还处在“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恒”的低级阶段，而在中原地区，则“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谁能否认这样的华夏农业文明的先进性呢？理所当然，中原人是必须保护它不受游牧文化的侵扰的。

最好的保护手段，莫过于"城廓"。

在山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原始村落遗址，也许是最早的城廓雏形。你看，所有的房门都朝向中心广场，村落只朝东方留着通路，这种布局，明显地突出了团结向心的精神。

 当我们再俯瞰北京城时，会惊讶地发现某种六千年的一致性。

后来，有了城墙。

到战国时期，这城墙又扩大到国境线上。

把现有的明长城再向外推进伍佰到一千华里，在阴山和贺兰山脉一线，就是当年秦始皇命蒙恬修筑的长城，也就是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骂的那个长城。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工程，而指导这个工程的全部思想，早在数千年前，已经由姜寨部落的首领发明了。

有了城防，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因此，谁修了长城，谁好像就拥有了长城以内的土地，山河与人民，长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墙。

然而，在爱琴海边，一个西方的千古一帝亚历山大，早已率领着他那所向披靡的马其顿大军，远离自己的祖国，横扫了欧亚非各个古老帝国。仿佛同亚历山大的东征前呼后应，秦始皇也开始了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这位千古一帝，决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而是按照东方帝王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想向力，修筑了亚历山大做梦都想不到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的这种伟大的想象力，仍然是一种不能超越土地的想象力。

到了公元一零二年，追击匈奴直达中亚腹地的一位中国汉朝将军班超，为了窥视罗马帝国的虚实，派出他的副将甘英西渡波斯湾。然而，甘英却被海浪吓退了。

从亚历山大的东征，到班超的西渡，历史走过了将近四百年，由于高山和大海的阻隔，东西两大帝国所代表的两大文明，在历史的邂逅中两度失之交臂。那种直接的对抗和融合，征服和反征服，同化和反同化所可能激起的强烈火花，终于没有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闪现。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对于节气这样的大的时间座标，中国人也习惯于把百年兴衰，只看作是历史长河的短暂的一瞬间。盛衰的交替，犹如冬去春来。多么重大的社会变动和人间灾难，也似乎是过眼烟云。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具有深刻的历史感。但同时，也都不像中国人那样奉行着一种独特的，听天由命的生命哲学。　

长城就把这个宁静的，熟透了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久而久之，它就变得再也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去主动出击了。　

然而，北方那个沉默的蒙古高原常常会突然苏醒过来。　

高原是凝固封闭的，不易到达的，但它却也容易把内部积聚起来的力量和冲动送到平原上来。一旦遇到干旱，游牧人的牲畜大批死亡，他们就会统一起来，冲下高原，邻近的农业文明就灾难临头了。　

 当成吉思汗凶猛的骑兵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别说长城，就连黄河长江这样的天堑，也低档不住。　

北中国的大地，几度桑田，几度牧场。长城南北，几番征战，几多白骨。忽而是汉妾辞宫，公主和亲，忽而是番王来朝，纳供称臣。多少历史悲喜剧，在长城的巨大背景下轮番演出。如果说秦皇汉武修长城，还表现了华夏文明的气魄和力量的话, 那么，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明朝重修长城，就完全成为一种失败和退缩的举动了。　

 这条一万一千华里的砖石砌成的明长城，比起秦汉长城来，自然是牢固多了。然而，它也使明朝耗尽力量，元气大伤。等到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一代雄杰努尔哈赤挥戈南下的时候，这绵延数万里的砖石长城,只能再一次记录巨大的失败了。以致于后来的康熙皇帝说：修筑长城，实属无益。　

古北口的这一段雄伟的长城，是由一代名将戚继光镇守苏州时督建的。　

这位“一年是三百六十天，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名将，被史学家称为“孤独的将军”。他不但修建了北国的第一段长城，为了抗击倭寇，他还曾在海边修了一座海岸长城--那就是著名的蓬莱水城。中国的第一支海军，就守在城墙的后面。　

毫无疑问，戚继光是明代最有天才的军事家。不过，他留给我们的遗憾也是巨大的：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大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想过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会事？为什么当时的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

公元一五八八年初，将星殒落，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长城，随着戚继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义。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整装待发，出征英国，去揭开近代世界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人们还记得秦始皇修建的古长城吗？如今它还沉睡在沙漠之中。　茫茫流沙从北方一步蚕食过来，狂风雕塑着它，仿佛它是一个千年的流放者，躺在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个没有答案的沉思。　

与秦长城的被遗忘相反，想后退缩了一千华里的明长城却受到了无比的崇仰。人们为它是地球上唯一能被登月宇航员看到的人类工程而自豪。人们甚至硬要用它来象征中国的强盛。然而，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

学者们已经发现，绵延万里的长城，正好同十五英寸降水线大致重合。这条降水线，正好由意味着农业和非农业。　

今天，在宁夏红石峡长城之上，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祖先留下的“华夷天堑”的石碑。这的确是农业文明的最后边界。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我们的祖先永远无法超越土地和农业。他们最奇伟的想象和最大胆的举动，都只能是修长城。　

历史上大约还不曾有过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一位要把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的皇帝。他一再申令“不许片板下海”，这固然包含着国防的目的，但他也深深懂得，只有把全体人民牢牢地捆缚在土地上，他的王朝才是巩固的，他对离开土地的人深痛恶绝，一律迁之远方，明朝法律规定，任何人外出必须持有证件，否则关卡查获立即送官。　

流动，迁徙，贸易都被窒息。土地和专制把中国人捆死了，几百年下来，中国人怎么还能懂得自由和贸易呢？

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人类开始把眼睛从大陆移向海洋。不管是对东方，还是对西方，历史都公平地让它们进行一次选择。无论是太平洋，印度洋，还是大西洋，都对大陆上的民族敞开着胸膛。　

站在十五世纪的门槛上面对着大海，这个在大陆上待惯了的华夏民族，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公元一四零五年，一支十五世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的船队，乘着强劲的东北季候风，浩浩荡荡离开福建五虎门，在历史给予的大选择前，率先驶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这支船队的远航目的猜测纷纭。　

由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前后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迹遍于东南亚和南亚，又横渡印度洋，航程远达阿拉伯和东非海岸。　

然而，人类历史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多么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贸易。可是，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和圈子。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

仅仅几十年后，代表着弱小的资本主义的四艘小帆船，葡萄牙人达迦马的率领下，为寻找财富和市场驶入了印度洋。那时，庞大的郑和船队已经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而欧洲人却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探险。　

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亚细亚，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世界历史的创始之地，由于这次历史大选择的坐失良机，太阳将不再升起。　

曾经在这个星球上遥遥领先中国文明，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屈辱和被动的命运。　

将近五百年后，北洋水师在黄海，与日本海军展开的甲午大海战中全军覆没。无论是丁汝昌还是邓世昌，他们的悲剧性的失败，其实早在戚继光和郑和的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几千年来，中国东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沉默的。一旦太平洋的狂涛，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和比军舰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啸而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这来自西方得及海啸，决不像过去从蒙古高原洪水般冲决下来的游牧文化，泛滥一阵便很快退的无影无踪。海上来的是一种新文明，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于是，种族危亡和文明危机同时爆发了。　

救民族之危亡，势必拒寇于国门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发，迎接科学和民主的新曙光。这极为矛盾的救亡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近几百年来交替书写着中国畸形的历史，真是错综复杂，头绪万分，剪不断，理还乱，让中国人付出了无数沉重的代价！

古老而孱弱的农业文明，逼得我们的祖先只知道用靡费而不中用的长城来保卫自己的果实，逼得他们即时走到海上也不懂得贸易和竞争。这种文明的萎缩，如今已经萎缩着整个华夏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我们再也不能失去命运赐予的任何一次机会了。　

今天，我们已经变得聪明多了。　

如果说，中国已经放弃了历史的选择，那么我们再也不会拒绝选择了。　如果说，命运并不是宿命，那么我们再也不会听任它的摆布了。　

我们已经看到，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　

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　

 

第三集：灵光

王鲁湘

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　

那一批批率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们，大约也是这个时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他们几乎都是欧罗巴人。　

王赣骏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轨道的华人。他在航天飞机上七分钟就掠过了神州大地。于是，他成为炎黄子孙的骄傲。故土对他的迎接是何等隆重呵。　

可能连中国人自己都快忘记了，将近五百年前，明朝有个叫万虎的人，把自己绑在四十七支火箭上，想飞上天去。他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得粉碎。应该说，那是同五百年后的“挑战者一号”一样悲壮的。难怪天文学家们要用万虎的名字，给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

公元一世纪前后，东西方有两位大天文学家同时在世。罗马帝国的托勒玫创立了他那伟大的地心说，而东方汉帝国的太史令张衡，制造了一台水运浑象，那简直就是把托勒玫的地心说变成了模型。但是，浑天学说离地心说，毕竟还差了一步。就这一步，中国人再没能迈过去。

那曾领先了上千年的中国文明之光，怎么到十七世纪以后就暗淡下去了呢？一个如此聪明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和衰老起来？我们昨天曾经拥有，今天才发现失去了的，究竟是什么呢？

文明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一片浑沌之中。能让我们记得起来的，是春秋晚期那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灿若群星。偏偏在那个时代里，东西方都出现了圣贤大哲。　

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　

今天的哲学家称那个时代是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那时产生的各种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人类。　

公元六十五年，一个中国皇帝梦见了释迦牟尼，这便引起了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人类两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导致了将近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　

(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这张丰腴秀美的脸庞，这双夺人心魄的眼睛，这副雍容大度的气派，使至今每个第一次站到它面前的人，都会在霎那间被震撼。　

这颗顶着螺形发卷的举世闻名的巨大头颅，而今几乎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乃至东方文明的象征。　

然而，据专家们考证，它的那只鼻子是典型的古希腊雕法。远隔重洋的东西方，就有如此异曲同工之妙。　

卢舍那以君临一切的气派端坐在这里，它是一座东方的雅典娜。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峰巅。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个决不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自信地微笑。这就是盛唐气象。　

(演播室。学者谈盛唐文化精神)

叶朗(北京大学教授)：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称唐代是“有情之天下”，这就是说唐代社会有助于文化的发展，更适合人性的发展。李白如果不是生活在唐代，天才就得不到发挥。　看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它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拒绝的，还是开发接受的。　

举世无双的卢舍那，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卢舍那，是我们的奇迹和骄傲，但是，今天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想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精神造就了它的完美和博大？我们为什么再也造不出第二个来呢？

如果说，文学艺术是在唐朝达到高峰的，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则是在宋代最成熟。寻找中国科技史的轨迹，往往会发现各项发明创造的主焦点都在宋代。　

人类第一批炸药的试验场就是宋金交战的中原大地。　

最迟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弩炮来发射“炸药”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中国人，八百年后竟会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之下，一败涂地。　

公元七五一年，中国同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惨败使中国再也没能力回到中亚去。但这场战争却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数万被俘的唐朝人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造纸技术。接着，活字印刷术，罗盘和火药相继从中国传到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在那里石破天惊。中华民族智能凝成的伟大发明，竟使欧洲封建社会赢得了继希腊以来又一次技术发展高峰。正是因为站到了这个高峰上，西方到十七世纪便把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抛到后面去了。　

然而，四大发明在它们的家乡却是命运不济。最早点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着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纸和印刷技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在史集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能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尽管沉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罗盘针和磁偏角现象，可中国从来没能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列强依靠罗盘针的指引逼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如此捉弄中国人呢？

(演播室。学者谈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刘青峰(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其实主要是技术发达。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而且不是一般的技术，是和国家大一统有关，与封建地主经济相适应的那种大一统型技术，如通讯，水利和军事等。它给中国古代科学戴上了枷锁，它很难实现转移。另外，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直观外推式的思维方法，还有一个伦理中心主义，可能都对中国古代科学有影响，这方面

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　

今天回想起来，十六，十七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因此胡适曾说道：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于是，十七世纪以后，那个新世界要来叩一叩古老东方紧闭着的大门了。摆脱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基督教，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带着一种全新的文明，从海上来了。如果说，一千五百年前是中国皇帝主动去请印度高僧的话，如今的“西方高僧”却是不请自来了。这位深目高鼻，满脸胡须而又一身儒服打扮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一五八二年来到中国，一六一零年死于北京，坟墓至今还在北京。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把他说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实，既然中国历史能够给予支谦，鸠摩罗什那些印度传教者以很高的地位，为什么就偏偏要歧视这位西方高僧呢？这恐怕正是因为对这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已经没有往日汉唐那样的胸襟和气度了。　

(圆明园大水法那猎犬逐鹿的喷水雾)

这里曾经是清代的皇帝和后妃们最喜欢来玩的地方，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公园是干隆十二年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的。　

皇上和娘娘也厌倦了东方式的亭台楼阁和皇苑中的假田园风光，愿意到这儿来看看西洋景。中国的皇帝似乎也绝不会拒绝西方示的享乐，这情形，颇像今天我们有些人虽然要批判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己却绝不会拒绝受用那些超豪华轿车和高级消费品一样。　糟糕就糟糕在清朝皇帝们还要用高大的石墙把这围起来，派手持大刀和梭标的八旗军队看护住他们的梦境。他们还要把国门也给锁起来，把几千里长的海岸线和通商口岸也统统关闭，让大刀、梭标、土炮和血肉之躯去抵挡隆隆驶来的铁甲兵舰。　

结果，梦毁了。　

现代的中国人，常常很喜欢凭吊北京的两处历史遗迹：他们中间一些人，总把长城视为强大和兴盛的象征，等上长城，就扬眉吐气，天下也为之渺小；而来到圆明园这堆不堪入目的石头残骸前，他们痛心，他们切齿，当然，他们也发愤，他们要雪耻。　亲爱的同胞,您思考过这两处遗迹之间的因~果联系吗？

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灵光，能够帮助西方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元，为什么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之光，在中国始终只是若隐若现呢？

中国正在思索。　

青年们正在诘问历史。　

(古老悠久，文物繁盛的中原大地)

在文明悠久、文物繁盛的中原古地，历史的沉积物比比皆是，到处游荡着古老的幽灵。

 这块土地的西南角上，长眠着中国历史上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后的待遇却是那幺的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

(南阳城西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殿宇亭台，雕梁画栋，苍松翠柏，碑刻题记，蔚为壮观。)

南阳城西的卧龙岗，由于诸葛先生“功盖三分国”，当了蜀汉的丞相，于是，武侯祠。殿宇亭台、雕梁画栋，苍松翠柏，碑刻题记，蔚为壮观，好不气派。

（南阳东关医圣祠。张仲景那个“长沙太守”的头衔，在墓碑上赫然冠于"医圣"尊号之前）

 南阳东关还有一座医圣祠，张仲景那个“长沙太守”的头衔，在墓碑上刻在“医圣”这个尊号之前。

三个人里最为寒酸冷落的，要数南阳城北的张衡墓。张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过是一个科学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象，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里，与他作伴的，只有庄稼和青草。　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埋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　

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

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今虽然终于免除了“臭老九”的厄运，身价仿佛比过去也高了些，但经济上的窘迫寒酸和精神上的扭曲压抑仍然伴随着他们。他们英年早逝的噩耗不断传来，沉重的负担正把最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批批断送掉。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个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古国中，教师的地位竟沦落到非常卑贱的境地，老的一代已经蜡炬成灰，油灯将尽，新的一代却再也不肯去步他们的后尘。教育危机成为中国最紧迫的危机。一曲“神圣忧思录”，使多少中小教师和知识分子怆然泪下。　

这些可以把闪闪烁烁的灵光变成太阳的人们，身单体薄，面容削瘦，在斗室中构思着人类文明的银河系中那些必将属于中国人的新的星座。　

人类中没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人，比他们更需要自由的空气与无限的空间。

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的十字架，或者压上衣段灰色的长城，那么，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但愿历史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这是我们今天深深的祝愿！

也许早该回避；也许早该放弃现在陷入太深，我仍幻想魔界的地狱里，仍有蝴蝶在飞黑色的、红色的……它的翅膀在我心里舞动它仍自由的在飞

第四集新纪元

张 钢　苏晓康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着。)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分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的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着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着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着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这个还带着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又拣起了一个已经淡忘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着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时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偏偏更衷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够养育众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这块土地正养育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着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棉衣。

一位陕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干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着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长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着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着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着人家的市场的时候，却又捂着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着双方的积极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也许早该回避；也许早该放弃现在陷入太深，我仍幻想魔界的地狱里，仍有蝴蝶在飞黑色的、红色的……它的翅膀在我心里舞动。

它仍自由的在飞。

第五集　忧患

苏晓康

大自然中人类面前忽然变得陌生起来！

从加利福尼亚的暴风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从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温热流的持续多年不肯缓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积干旱，地球仿佛中发痢疾似地颤抖，人类竟然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束手无策。

“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挺新鲜的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徘徊。

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也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　神化般发迹了二百年的西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实行社会改革。　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政变，东亚的民主风潮，蔓延在富庶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这一切，把我们的这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　

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藉以依托的基础，为什么都如此充满着忧患？这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

（暴雨滂沱，浊浪排空，江河怒长）

东北辽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当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长江洪峰终于安然渡过荆江大堤，葛洲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整个华中地区稍微喘了口气。　然而，不动声色的黄河也充满了危机。预计黄河将有大洪水，千里大堤和整个华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紧了所有的神经……　

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早在"诗经"的时代，中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

（骊山秦始皇墓，神秘而硕大）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甚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噩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墓里不断弥散出来，充满着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辗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幺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

动乱永远过去了吗？

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推出片名﹕第五集忧患）

我们不知道古时候的黄河是个甚么样子。此刻展现在你面前的黄河，不正是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这是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受到吕粱山的阻挡后，突然掉头南下，愤怒地辟开黄土高原，夺路而走，从此便在那狭窄深邃的晋□峡谷里，变得暴戾无常了。　看它现她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它在约古宗列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的模样吗？你还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变成了暴君。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周定王五年，从那是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花园口，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沦，生灵涂炭。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的葵丘安在？

“水浒”所写的八百里蓼儿洼，就是几千年来古人常与洞庭湖比美的那个巨野泽又在哪里？而那时世界最繁华的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也淹没在十米黄土之下，更不用说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命财产都付之东流。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像中国经受这样的周期性毁灭呢？

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以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

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原本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隋末动乱之后，那里却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似乎六百年一个大轮回。

相传在皇帝时代就发明了的指南车，至少东汉张衡也发明过，但后来马钧，祖冲之这些大科学家又一次地重新发明它。古代科学发明在乱世中一再失传，让能工巧匠一代代耗尽精力。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可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的译本传到日本，推动了那里的科学发展。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性大动乱中夭折。

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十一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在人们的心头。然而，善良的人们是否认真想过，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着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延续？

中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这就如同希望黄河永远不再泛滥一样。

可是，洪水是无法预测的。自从一九七五年淮河支流在河南南部暴发大洪水之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发出警告：在今后的某一天，黄河可能还会发生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一旦发生，黄河无论向北还是向南溃决，都会造成损失数百亿元的毁灭性灾难，都将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威胁。

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却不知道它甚么时候会落下来。

黄河就是这样一条难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十六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二十七圈。几千年流淌下来，黄河就把一个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贫瘠高原抛在上面，又把一个洪水肆虐，朝不保夕的灾难平原扔在下面。它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中国人，只顾自己流到海里去了。难怪有人形容说，黄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动脉大出血。

（毛泽东坐在邙山头上眺望黄河。）

当这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面对这条大河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据说，他当时十分忧虑地问道：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一生说过许多气吞山河的话，却唯独对黄河说得很少，很谨慎。他年过七十的时候，还想徒步策马去探黄河源头。他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多少世纪以来，把黄河变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宿愿。它像一个永不泯灭的梦。新中国曾经把这个梦全部寄托在三门峡大坝上。一九五五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在三十二年前的那个庄严时刻，中国人确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谚语的：”圣人出，黄河清”……

然而黄河没有变清。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三门峡的失利，常常会叫人联想起大禹的父亲鲧的悲剧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却采用了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他被杀死后抛尸荒野，尸体三年不腐，人们剖开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从此明垂青史。

黄河从大禹脚下流到我们这里，仿佛只打了一个盹儿，而人世间已阅尽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同黄河泛滥进行了数不清的搏斗。搏斗的结果是，我们终于靠着两条大堤，把黄河挟持起来，连洪水带泥沙一块送进大海。人们常常惊叹祖先建造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伟大，殊不知道这千里长堤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城之剩下了观赏的价值，运河也早以被截断，惟有这黄河大堤，至今同我们休戚相关，因此有人称它为“水上长城”。

日久天长的泥沙堆积，不断涨高河床，不断溃堤改道，而我们的祖先又不断把它重新约束到大堤之中，这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便成为中国人对付黄河的位唯一手段。

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仅仅二十几年就又变成了地上河。河床平均每年抬高二□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米。解放以来，我们已经三次加高加宽大堤，它保证了将近四十年的安澜无事，在近代黄河史上几乎成为奇迹。但是，这毕竟同我们祖先一样，没能摆脱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动局面。看看今天悬河两岸，城市，铁路，油田，乡村，无数的设施，无数的生灵，不都处在随时可能发生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下吗？

我们将怎样抵御未来的洪水？黄河的出路在哪里？四十年的安澜无事，给中国人铸成了一种麻痹心理，人们仿佛快要把它那狰狞的面孔遗忘了，这种心态，也许就像大兴安岭忽然烧起大火来，人们才想起，噢，那里原来有一片森林。

但学者专家们却忘不了可怕的黄河，哪怕黄河不动声色，默默无言。他们有的忧虑，有的乐观，有的怀疑，治黄大计始终众说纷纭。的确，黄河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大学问。黄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学上最大的难题。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无可选择地接收下来的历史遗产，它又是我们必须说子孙万代做出合理筹划的艰难抉择。历史和未来在今天撕裂着我们。

（再一次推出片名﹕忧患）

哺育我们的黄河，必然同时要祸害我们。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就如同人类向大自然索取了什么，大自然就要向人类报复些什幺。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法则，其实也通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之中。

那挟持着滚滚黄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们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绝妙象征吗？

如果我们再去翻一下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就会发想，破裂的欧洲本土，众国林立，就像一条“杂乱拼缝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独在东方的中国，有一块辽阔而统一的大版图，虽然时不时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结起来，相比之下，欧洲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乃至成吉思汉的蒙古大帝国，都不过是慢慢长夜中的一道闪电。

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能把这么大的国家牢牢凝聚了两千多年？这个“大一统”之谜，使中外学者在惊愕中绞尽脑汁。

马克思曾经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之上的社会结构，形象地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口袋里，却是彼此分离的。在古代中国，小农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具有社会联络功能而又信仰统一的儒家知识分子，把分散的小农有效地组织成社会。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曾经在中国造就了高度繁荣。虽然，就在这大一统的奇迹里，在一种烂熟文明的灿烂外表之下，在一种绝对供奉皇帝，圣人，老人，祖宗牌位的缭饶紫烟之中，这个社会结构的内囊里却悄悄地腐烂着，这种情形，非常像那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样。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一种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在眼前了。　

然而，旧王朝崩溃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又恢复原样，继续朝着下一个崩溃走去，就像黄河大堤溃决了，人们又修复它，等着下一次溃决。我们为什么总是陷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命运之中呢？

这个神秘的超稳定结构，主宰了我们两千年。而今，紫禁城里的金銮宝座早已成为历史文物。庞大的儒家官僚网也灰飞烟灭了，但是，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社会震荡的噩梦还让人记忆犹新。更不可忽视的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致局部的腐败现象，仍然在破坏我们的四化大计，这些古老的社会顽症，颇有些像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渐渐积累着危机。　

也许，就像人们对不断增高的大堤深表忧虑一样，永远的超稳定，不也颇令人忧虑吗？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的启示，难道还少吗？

(演播室。学者谈中国社会结构)

金观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无终止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中国人的启发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来代替动荡。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来。　

就在那座比黄河河床还要低九米的开封城里，历史曾经演出过大起大落的无限繁荣与无比灾难，然而，对今天来说，或许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两个人物的故事，比铁塔和相国寺还要更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　

这位黑脸包公，八百年来盛名不衰。尽管他不过是封建社会里苦难人民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虚幻偶像，但今天开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丽堂皇的一座包公祠来。四方游人络绎不绝，难道仅仅是为了旅游吗？“青天”观念在中国民间的久久不肯泯灭，说明了什么呢？

人民更不会忘记，就在离包公祠不太远的一栋旧银行里，发生过文革动乱中最黑暗的一幕。在这间阴森森的黑屋子里，亲自主持制定过宪法和党章的共和国主席，被秘密囚禁，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八天。死的时候，他那满头白发足足有一尺长……　

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命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的主席。

刘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经把动乱的惨烈和时代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然而动乱的根源却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能揭示的。　

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致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体制的改革了。今天，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终于有人勇敢地第一次举手投了否决的一票，这是何等不容易啊。　

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管这个改革将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和风险，我们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们的身后曾经洪水泛滥，我们的身后也曾经动乱不已。　

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我们会遭受挫折，但是，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他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

让我们这代用自己的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再忧患!

 

第六集蔚蓝色

谢选骏 远志明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　

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着整个宇宙，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　

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

（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石雕）

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上有重新载回海中。是什么信念支持着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　

（沉默而萧条的中国东南海岸）

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漾着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区了。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深处的朦胧声音。　

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

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刻就无影无踪了。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着雅典的海上权

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于是，一六三六年，伽俐略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原则。　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甚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度说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它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　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着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象征。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像是在预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纪，它面对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有一代精英。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　

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小巷。神圣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朦胧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却随着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了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着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这一历史壮举，比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

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慎。”

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仍然缺乏正直参与的安全感。几十年正直运动的反复无常，正直迫害的极端惨烈，使人们仍然心有余悸。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　

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　

然而，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演播室。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有缺乏这种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着痛苦去创造新生活。

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人格，我们就必须忍受巨大的痛苦，而这种感觉最强烈的，历来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满怀希望地去冲破传统，但又往往缺少勇气。在当今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也处在这个痛苦的夹缝之中，破坏和建设的重担同时压在我们身上。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　

一九八六年底至一九八七年初突然爆发全国性的学潮，使上上下下都紧张了一阵。也许现在评价这场学潮还为时过早。然而，在平复学潮的过程中所创立的政治领导同学生直接对话的形式，却正好达到了参与学潮的绝大部份大学生的目的﹕即政治与决策的透明度。

（1988年春。北京。人民大会堂）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蒋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音乐起，男女声二重唱] 

我晓得——

（全文完）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文汇报曾于1988年6月、7月分别部分登载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原名《走出“黄河心理”》】

1988年1月打印

谢选骏

本稿曾经收入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取名《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该文集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定1988年冬季出版。“六四”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出版合约。1996年，该文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由于谢选骏先生依然名列禁止出版著作的名单，《向东方》无法直接署名，只能匿名“疏野”出版。 

“疏野”取意为谢选骏先生1987年至1989年间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疏野书话》。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资讯的流通更加方便无碍，因此特将它上网，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提供那个时代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河殇》创造经过的具体轨迹，帮助澄清有关《河殇》的种种误解和不实之词，以此方便研究者的使用，并满足一般读者的兴趣。 

第一集 黄河，一个象征

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这本来来一个常识，可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地下考古新发现，这一常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最近，在辽河流域有了重大的突破－－据认为公元前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非常成熟的龙的造型。面对这比之夏代还要古老的证据，人们猜测纷纷，认为辽河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发祥地。此外，在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区，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仿佛与这些新发现的事实相呼应，有关“楚文化”研究的兴趣，也形成了一阵热潮。因为楚文化，仿佛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一种混和或中介，对它日益增长着的关注，暗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这一观念已受到了强烈的动摇。 

最新的消息是：据新华社上海1988年1月2日上海新发现三座"良渚"古墓有陪葬奴隶，有关专家推论，夏王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已经出现奴隶制。距今4500年前的"良堵"文化，先于被定论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400年。这三座古墓是上海考古队在西郊青浦县福泉山发掘的。 

这些事实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是否业已充分到足以否决中原文化的主导性程度，则值得怀疑。起码，它忽略了两个要点: 

一、根据"陪葬奴隶"的存在去推论奴隶制的存在，是颇为冒失的。因为这忘记了:陪葬者的存在，是一种宗教制度的产物，而奴隶制却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把宗教现象和经济现象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以人殉葬的风俗，在我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直到解放以前，但我们不能据此推论说中国明清时代社会，仍然奴隶制度之下。更何况，对一些原始民族的实地考察表明，有许多陪葬者生前非但不是奴隶，而且还是显贵人物。 

二、我国地大物博，区域性文化(地方文化)非常丰富，且源远流长。其中有的甚至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且能追溯到一万几千年之前。这种文化发生学上的多元性，及其必然包括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原先落后的地区，后来又迅速发达，等等)，相对于我国的幅员之大、住民之多而言，是十分自然的。对文化的总体命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起源的早晚，而是哪一种文化方式占领了主导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方式同化于自己。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考察表上，如果一种文化模式起源甚早，但却被后来居上的其他文化所统治并被同化掉了，那么后来居上的文化就比起源更早的文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要点，我们可以说，周代文化比殷代文化对中国总体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也正是凭借这种观点，中原文化，比其他可能具有更早起源的地万文化，更具重要性。因为中原文化最终成为中国的统治文化，其他地方文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里，相继同化于中原文化，以此再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总体。在这里，统治的与被统治的、主导的与受主导的文化，虽然终于同化在一起，但对总体文明的构成、贡献却有所不同－－前者大于后者。 

根据一则同样新颖的报告，人们还可以"重新发现"中原文化主导论的价值：“有关考古学家和有关的古文字学家研究证明：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它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以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为标志，中原地区在我国古代率先进大了有文字的历史时期。”（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7日） 

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文字的出现也许要比青铜器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更大的推动力，甚至要比宗教观念的形成更富于社会纽带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文明积累从此可以加速度前进的新时代开始。有了文字，信息及其传递，就可以成倍成倍地递增。从而，产生突破原始构架的文化能量。

中原文化主导性的重新确认，肯定了黄河(和它所冲积的"原"及"黄土高原")对中国文化生成的决定作用。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话当然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为基础。在早期的中国文明刚刚透出晨光的日子里，广袤的黄土冲积地带，就成了中国民族休养生息、文治武功的巨大腹地。

有人把黄土冲积带比做“中国文化的子宫”，也正是基于此种经验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上述的比喻却也有“翻版”之嫌：“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这就是翻版的原型？但是，与其说黄河像仁慈的母亲，毋宁说它像是横暴的、酒鬼般的父亲。

我们知道，黄河与中华民族、伏尔加河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

一、中国文化是独立起源的，而俄罗斯文化则是来自外国(匈奴文化、拜占庭文化、北欧文化等等)的启蒙。 

二、黄河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统治民族们活动的主要舞台，而伏尔加河则不过是俄罗斯扩张势力抵达东方之后开拓的一片新疆土。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伏尔加河很少扭曲俄罗斯文化的命运，更少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黄河却对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干预，且多是造成破坏性的支配。黄河像一条暴怒的龙，常常恣意妄为，破坏人类的生活。这生活原先是在它的孕育之下成长的。

黄河的这种矛盾性格，在催眠和暗示中，塑造了中国命运的基本旋律：创造－－破坏－－再生。“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是由间歇期的“无律随机的冲动”，衔接而成的！

黄河，因此成为中国的象征。

第二集 二元归一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

人们曾经坚信，宇宙空间是蔚蓝色的。可是，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离开地球进入宇宙空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宇宙和自身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蔚蓝色并不是宇宙的颜色，而恰恰是地球本身的颜色！

原始世界观认为，生命的原色是红的，因为他们看见动物体内流出的液体是红色的。他们幻想，生命的衰败，可能和红色的失落有关。为了表达对生命的眷恋，为了寻求复活和永生，他们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但是，认为生命之色是红色的观念，却是一个古老的迷信。

生命的本色并不是红的，许多昆虫体内流动的，就不是红色的血液，而是多种颜色的生命之水。

动物世界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红色的血液更是罕见。生命所依附的大气与水，使地球成为蔚蓝。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当人们展望世界，天空是蔚蓝色的，大海的波涛也是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国，而是人类的故乡。

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存在表明，人身上的许多特征，都与海洋哺乳动物的特性有关。人的眼泪和汗是咸的，人的手指之间有一种蹼的退化遗迹，人身上的毛发很少……

根据这种假说，人类的优势和幸运，正在于他是一种从海洋里重新退回到大陆上的生灵。他的祖先曾因大地的灾变而遁入大海，当他重新回到大地，诸多的不适应，伴随着陌生和恐惧，构成他独特的命运。这迫使他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

毫无疑问，人类的文明是在陆地上发展起来的。人本身的进化过程，也是在陆地上实现的。东非猿人、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的整个历程，都表明了这一点。渔猎的、采集的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近代的工业文明，都是立足于大地之基。但是，人类的文明从来也没有与海洋绝边缘。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波利尼西亚人横渡整个太平洋抵达复活节岛。而马来人则穿越整个印度洋而移民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这是一万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凭借今天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航海工具实现的。人们不禁要问，支持这种活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信念？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

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

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

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

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河伯与北海若的这段遭遇，当然只是神话的插曲。但它是否对人类的文明史轨迹有一种提示意义呢？百川归海，内河的文明是否注定都要碰上大海的文明呢？

从现代世界史看，是这样的。中国文明的中心，深植在内陆的沃土之中；单一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因素，逐渐被压抑了下去。这使封建中国的生活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土地。黄色代替了蔚蓝色而成为统治的颜色，“黄袍加身”，成了攫取统治权力的象征。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自龙，中央有黄龙。

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区别于各种以农耕和内河交通为特点的大陆文明。这一新文明是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成长的，迄今未衰。就这样，蔚蓝色不仅获得了地球生命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全民性的、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从民族活动的地域上把人类的文明分成了两大单元：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虽也离不开陆上基地，但却以海洋为通道，在岛屿和沿海地区之间展开其活动。因此，与那些以河流为通道的大河文明和以湖泊为通道的高原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第三集 “黄河心理”的透析

中华民族的统治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的双重力量(孕育与破坏)，那绵延无尽的挑战，笼罩大地的毁灭性阴影，催生了中国民族特有的“黄河心理”，为它塑造了多重相应的文化构造。中国人，迄今仍是不自觉地处于这种心理的围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自我，又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黄河心理”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就是崇拜龙。龙和许多民族神话中的至上神祗不同。它没有人的形体，也没有人的精神。龙对人，是完全的异己力量。因此，和崇拜神人同形的偶像的那一系列文明相比，古代的中国文明，应该说是相对缺乏人道主义的。

“黄河心理”和龙的崇拜，可以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它鼓励了摆脱不掉它的人们的那种惰性的依附心理；另外，也在绝境中推动他们自强不息的创造活动。

黄河的泛滥是没有节律的，因此，与其他孕育了古代文明的那些巨大河流，如尼罗河和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恒河和五河(印度河等)流域等等不同，黄河泛滥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而只造成普遍的社会灾难。这种绝境中的苦难，召唤了一种凭藉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的现世精神。即，不仁慈的大自然，反倒激活了一种现世主义的生活态度。在古代宗教文明比比皆是的环境中，这种特殊的史官文化又是难能可贵的。 

相比之下，古代希伯莱人的《圣经》中，寻求神所赐予的“流蜜流奶的地方”成为一项民族性的追求。那时，游牧的希伯莱人所渴望的乐园，是一片丰美的草地。

古代中国人，没有得天独厚的丰美草原，只得依靠汗水，把那片举目无边的黄土原，灌注成为二等耕地。对生活在古代中国文明环境中的居民来说，生活是不仁慈的；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向善的终级性的宗教信仰，而改取一种自救的、伦理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非宗教的宗教”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精神具有一种真正自强不息的倾向。它拒绝把命运托付给神。

然而，在黄河那难以控御、不守规范的暴力面前，人的自强不息毕竟是有限的，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祭河”就成为统治王朝一项经常性的官方活动。从那以后，祭祀黄河以至献媚于龙神，便成了一种深不可拔的习俗。从《史记》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为河伯娶妻(以童女活祭黄河河神)的习俗，已有两千多年了。甚至在当代影片《黄土地》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对于祭龙神求雨场景的大肆表现。祭祀黄河是一种民俗其表、宗教其里的为，但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风俗和宗教的根源，无非潜藏于人的心中。而崇拜黄河，就是崇拜其毁灭性的力量；并企图通过人的献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这当然体现了人在文明无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的退缩，这种无可奈何的退缩，最终只有退到崇拜暴力权威与“恶”的套中去，以便在献媚中求得心理上的庇护。 

古代中国人没有受到基督教非恶主义的“毒害”，因此，他们是原始的、天生的“尼采主义者”。对于不能掌握命运而只是被命运任意蹂躏的无权者来说，崇拜“恶”的心理，确实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洞识。这洞识在自信能够掌握命运的大无畏者看来，也许是虚幻的。但它确实能为普普通通的凡人，为那些被命运控制的人们，被恶势力摆布的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这就是企图通过与暴力的对话甚至是与恶势力的同化，去减轻以致消除自身的软弱，并以此渡过危机。

在个人力量和集体力量都难以抵抗的黄河暴力面前，悠久的历史养成彻底的屈从。这一心理习惯很轻易就转化到人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上去。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深刻地指出，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构成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理所当然，这一基础也就构成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神话式背景：人的活动必须与“天意”结合起来，人的历史必须要经过超历史的重新描绘－－然后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审查是特别严厉的。结果，历史是文学化了的、幻想的、甚至神化了的历史；而人的现实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神化的善恶二分法所切割。在天意的隐秘推动下，世俗的善恶模式被神化，但却远远不是固定住：它是因人而异、因情设施的；仲裁的标尺尽在权势者的一念之差，其心血来潮，用以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衡量甚至扩及到了自然现象的领域，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与人事无关的科学研究。甚至连人类的技术活动也要受到善恶要求(伦理压力)的摆布。这样，科学和技术在古代中国就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一边倒”之下，甚至没有建立异端裁判所的必要。因为，中国的异端根本无须审判就可以被随意地消灭干净。中国的异端甚至长不到受审的标准就早已夭折了。因为大大小小的裁判所无所不在，它寓于“千夫指”之中，它成了一项无须证明的习俗。

当然，对于社会的健全发展来说，善恶的准则，是必要的，没有它，社会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致的、普遍的行为规范，从而很难避免陷于内乱。但是，中国式的善恶二分法，却与“法治绝对主义”的观念无缘。严格说来，它只是相对的：只有空间上的一元化，没有时间的延续性；所以，连中国的历法和纪元，都是因朝代而改变的！一个皇帝一个纪元，甚至一个心血来潮一个新纪元！

中国社会中的善恶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带有对象性，它是因事、因时而异的，它很少被时空相交的纵横网络给固定住(就像希腊、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之网那样绝对)，而成为一种悬念。它本身始终只是一个实力的范畴，从来没有上升为一种宗教。或说，它从来只是一种“工具的理性”，而没有成为一种“本体的理性”。 

缺乏绝对正义观念，即善恶准则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中，不是一个偶然的缺失。探讨其起源，不难发现，那是被黄河的横暴存在，给一再否决了的。中国文化本来也许有机会形成宗教式的、普遍而绝对的、作为本体而存在的“正义”－－这可以从它也曾获得了工具性善恶观念这一事实看出一些端倪来；但是，这一可能的发展却在过于强大的压力下夭折了。这一夭折，是在黄河的横暴所培育的“黄河心理的围困”下，完成的。

黄河的存在，不仅否定了绝对正义，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的价值。因为黄河的势力既是文明无法控制的，更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改造的－－你只能用小修小补、见机行事去应付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比方说，人们逐年增高堤坝，但却无法疏浚河床本身;人们可以人工开堤，把洪灾引向破坏后果较小的方面，但是却无法正本清源、澄清黄水。这种现实，既给中国人以小处的聪明，又使在大处显得愚钝。不，并不是愚钝，而是过于聪明，从而探知了可能性的底牌，于是终于放弃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再去从事那一时一地看起来难以实现的伟大。放弃了超现实事物的追求，结果陷在俗务与务俗中。 

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拜利教，拜安全教。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人能力的大幅度增长，是被自己的“聪明”结束缚住的！这也许就是“文化早熟”的悲剧性后果－－文化早熟。使一个民族迷信机巧。

中国文化的此种精神，并非全无教益，它起码使得绝对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行于中国。因此，在现代工业文明急速发展带来多重副作用的当今多事之秋，欧洲人已越来越看清绝对主义、机械主义可能和已经包含的危害，开始推崇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洋人的这种评价却不足以证明“黄河心理”突然焕发青春了。因为这种推崇对洋人来说，只是一种文化的引人和互补；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追随此种推崇却不啻一种火上浇油。因为，“黄河心理”的后裔需要的虽然也是引入和互补，但却是另类补剂－－面对变革，在民族的生活中，需要确立本体型的而非仅仅工具理性型的善恶准则！这也就是倡导法治的内在要求。

法治，不应再被视为玩于股掌上的工具，而应被尊为一种境界、一个自在的目的。

缺乏绝对正义，缺乏法治状态，使“黄河心理”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破财免灾论”。在它看来，一个生活者，奋斗者，若不遭受同等量的损失或不幸，那么他的奋斗所获得的收益，就显得十分可疑。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幸福的生活而没有预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么他从此就会生活在不幸的阴影之下。严格地说，这不仅是对失去幸福的恐惧，还暗合着对幸福状态轻易得到的怀疑、甚至恐惧，这是于基督徒式的罪恶感和负疚心理不同的。这一恐惧变成了长期的精神担忧，其结果是足以抵消他所获得的现实幸福。

勘探一下破财免灾论的起源吧。

黄河在给予时，就暗合着夺走的阴谋了。黄河的给予，就体现为它的水：而黄河的夺走，则体现为大量泥沙。是黄河的泥沙造成洪水泛滥。泥沙和水是搅混在一起来到人间的。人们首先接触的是水，对泥沙所包含的危险，并非感受得那么直接，然而，等你对预定的阴谋有了切身体会时，那时一切也都为时已晚……不，这不是阴谋，这已经是赤裸裸的阳谋了！即红太阳般的谋略。

黄河，远东世界这个自然存在着的暴君，也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暴君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个促使人们沉默地予以接受的典范。这个伟大的导师教导他所滋润出来的子民说：“要想有所收获，就得付出同等量的牺牲。”在此种理论指导下，有许多牺牲恰恰是作为收获之后的"报应"而人为摊派到世间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否定了人的创造能力，难怪有的西方人自夸说，“创造”这一观念是西方文化(包括希伯莱文化)的一种特性。 

在“黄河心理”看来，人生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仅是一项有限的循环流变。即，把牺牲改变为收获，或者是在收获之后得到业报。一切生活，沦为有来则有往的循环作业，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无休无止，一项典型的“东方式的智慧”，就在黄河的示范性压力下诞生了。

然而，这种东方式的智慧，却是一种受虐心理的典型表现。

它已经是国民性,而不再仅仅是病。 

这种受虐心理，是黄河的双重性格(这种概念得自黄河对人的两面相)促成的，其后果就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循环－－人们被迫受到黄河母亲的虐待(“母亲”与“虐待”的循环)，从而养成了上述的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心理。然后，这种心理又反转循回，引导人们到生活中去寻求并发展那种习于虐待甚至爱好虐待的倾向！ 

深受此种心理麻醉的人们，默默地受苦，甚至默默地等死，受虐终于升华为爱虐了。人们不再自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他们把默默地受苦、默默地等死，看成无法更替的命运，甚至奉为一种美德(如“能吃苦耐劳的人”这一赞誉)，从而萌发了一种奇特的奴隶性格。而这些，在一个大无畏者看来，并不是命运，而只不过是一种卑贱的生活态度罢了。当然，如果我们被这种生活态度支配；那么，这种生活态度也就成了--种无法更替的命运了。因为“态度”，将把人带到一种特定的处境中去。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自身！ 

一个事物自身就这样似乎由它自身而得到了论证。因为人们总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这意思是说，事实比雄辩更为雄辩，所以任何雄辩在事实面前；就变为多余之物了。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命题，却是一种悖论，因为事实与雄辩不同，正如存在与意识、语言不同一样－－两个性质的事物(事实与雄辩)是无法相提并论、确切做比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事物是无法由其自身存在而得到无须论证的特权的，实践经常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四运动取消了统治文化的特权；现在，是取消“黄河心理”的特权的时候了。对存在的论证，绝不属于，更不等同于它自身。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这一存在，并不能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即使我们在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一倾向的许多证据，它们实际上也只是这一受虐倾向造成的后果。正如，你无法从对缠足与辫子的爱好中，证明小脚与辫子的合理性与永久价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从存在到证明(即，从事实到雄辩)的系统循环一旦建立起来，也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它自我供养，从此变得富于柔韧性。且能成功地排除万难(即多种多样的不合于此循环的思维和行为)，且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合理性。人们看到自己既受到孕育、又遭到迫害的复杂处境，无可奈何之余，把这种处境奉为天经地义，用现代语言说，把它变成一项“客观规律”。那么，凡是不合于此项客观规律的思维、行为和人与事，必定要受到这客观规律的裁判，以至惩罚。 

举例来说，当习俗看到一个人获得成功而又没有吃够足量的苦头，便认为他仿佛获得了不义之财。这时，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要迫他“付出所欠的那一笔债”。也就是说，它把人的成就看成一项额外的油水，而且，还是一项非份的、预支的油水。现在，是要他为此收获作出牺牲、付出“应有的代价”的时候了！

这种态度真是对人类的讽刺，讽刺他多么善于被自身创造的幻象所激动，并受其役使。对于不了解“黄河心理”的受虐倾问的局外人(如欧洲人)来说，他们可以称此为“东方式的嫉妒”，或者“红眼病”。 

但我们却想到，这种态度既不单单是嫉妒，更不单单是红眼病。因为嫉妒是一种激情，而红眼病作为一种病态应是列于少数派之流。可是，要求人们为成就作出牺牲的这项社会习惯，在中国却是普遍的，是民族的价值标准！它既不是激情，又不是少数，因此，若称为嫉妒或红眼病，就是用词不当，或是将错就错。“通病”原不是病，而是我们的国民性！

这种用词不当和将错就错，还在悄悄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呢！这就是积极掩盖“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以便它在合理化中万世长存。实际上，这也是“黄河心理”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要求保护它的独占地位不受外力影响，它要求它的吃人权力得到“合乎自然”的延续。

第四集 两种选择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第五集 历史·民族·“图腾物”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问。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 

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游击能力。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了，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 

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目信的人民。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人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受到崇拜的龙，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

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

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 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因此，不论你把龙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早期图腾崇拜的遗迹(也就是血缘崇拜的遗迹)，还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它都具有上述的双重的奴性含义。 

第六集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未来

黄河的存在，黄河与人交织而成的命运之网，使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性。

因此，与西方精神不同，中国精神从来没有萌生过征服自然、无限制地驾驭自然的奢望。它的最高理想，仅仅是更圆顺地与自然协调关系，以便在其中获得一个较为舒服的位置。这使中国思想明显地带有相对的、现世的、小康的享乐色彩，而不具绝对主义的超越特性。

“人定胜天”的意思是说，“人定则胜天”，人的定意要胜过天的赐福；而不是普遍误读的“人一定战胜天”。

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表朗人类(严格地说，是现代社会的意识)正在重新认识自然、着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 

对于在黄河心理的孕育下长起来的我们来说，最好不要把这种国际新思潮与黄河心理的旧取向等同起来，因为前者是在急剧工业化的过程中爆发的一种反思；而后者却是在传统农耕的经营方式下残留的无意识。也许，对于那些“过度”工业化了的社会来说，摄取一些黄河心理的落后要素，是不乏教益的，因为那可以达到一种中和。

同样显而易见。对我们来说，类似的过程，将是尽力从黄河心理的受虐中走出，面对海洋，面对新世界，从另一种方式，达到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而非欧美的后现代化的焦虑所赞许)的新中和。 

这样，过度工业化的社会和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将在各自的基础上，从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到一起，面对这个充满新意的时代。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态度(可分别称为“浮土德精神”与“黄河心理”)，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 

从鸦片战争时代迫于外力的开放，到而今发自内部压力的开放，历史走完了一个圆，从而显示了它的进步。

两种开放的形势当然不同，但都是面向世界即面向蔚蓝色的行动。

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在这两极运动的交界线上，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是个策略问题，即中华民族如何更有效地对付列强的挑战。

但是很快地，这两极运动将分道扬镳，各自的指向不再相同：一个是退回古老的农业文明，一个是朝向新兴的国际文明；一个是在固步自封中坐吃山空，一个是在锐意进取中与世界对流。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把人引入不同的命运。文化的历史表明，民族是精神的载体，而作为“民族脊梁”的先进分子则天生负有一种脊梁般的使命，这就是表达民族的精神，把国家推向日新自强的路。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份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

当人们说到"知识份子"这个字眼的时候，不仅指代一种知识的保存者、应用者，还指代知识的洗涤者、创新者，甚至指代民族的脊梁。一个够格的知识份子，必定是民族的一脊梁——这是从社会功能上去看。 

从文化功能上看知识份子，就会发现两种知识份子。一种主要肩负传播的使命，他们是教师、翻译工作者；还有一种肩负设计与制作的使命，他们是思想家和工程师，是文化的创造者。实际生活领域中的知识份子，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分担这两种使命。

知识份子问题不仅是个社会措施问题，也不仅是个让长官来使用人才和安置就业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的晴雨表。被称作“知识份子”的那种人，是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能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

知识份子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前奏。

知识份子和社会，在交互作用中变化。

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份子被区分为新旧两种。

今天，我们无疑是更为推崇“五四”以后的新知识份子，因为他们代表近代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们却也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旧两种知识份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上，“五四”以前的旧知识份子，其实要比“五四”以后的新知识份子，具有更大的力量。

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知识份子越新，他的社会影响力反倒越小！这是令人深感不安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所激起的深刻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知识份子大起影响的显著例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以知识份子为先驱的。

有人把知识份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份子打击知识份子”。这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

知识份子社会影响力的消长，从另面说明了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文化的需求的变化幅度。知识份子群体内部团结并形成一股的合力，也是从一个侧面指示出这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内在的有机系统。可怕的不是政策的失败，而是失败所意味的沉沦。

沉沦和沉沦中涌现的超巨量腐败，是令人绝望的，但沉沦也激发了崛起的力量。

上升和下降，永远是在交替中进行，以便用这两种方式的总和，去完成世界运动的鼎沸过程。

我们的自信心只能表现在，相信中国文明及其传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力量曾被一再证明。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是走出黄河的时候了！

（《走出“黄河心理”》，小山扫描录入校对，凤凰青木再校）

 (原载“刚强视界”网站。2007-06-19 14:33:00上传。现在已被网管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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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中國接受「河殤」觀念 走向遠洋防衛】

編譯中心

中國國防部2001年8月24日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與安全進展」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在歷史上以陸權國家自居的中國，近年在海權觀念逐漸興起下，已把海疆視為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的資源、把海權視為躋身強國的必要條件。中國海軍戰略也從「近海防禦」轉變為「遠洋防衛」，並促使解放軍發展航母，以提升維護海權的武力。 

而大陸的電視政論片「河殤」在1988年就開始大力提倡的「走向蔚藍色」，正是中國海權思想崛起的重要標誌。可見思想的力量巨大無比，儘管過去二十三年，不僅沒有退色，反而更加凸顯。

中國國家海洋局在「2010年國家海洋發展報告」中曾宣稱：「建立海權是中國在21世紀的歷史任務，從2010年至2020 年是體現這項任務的主要歷史階段。」 

報告在今年新增的「中國海權演變」一章中指出，雖然中國尚未制訂海洋戰略，但軍事戰略專家和學術界已更加專注日漸攸關中國利益的海權議題。中國「海洋意識」的演變，勢必對亞太和其他地區產生深遠影響。 

中國海軍在過去幾十年，已由近岸、近海，逐漸走向遠海。其中最大的政策轉變是2009年首度派遣遠洋護航艦隊，至非洲亞丁灣執行反海盜的部署任務。這次是中國海軍第一次至西太平洋以外地區執行作戰任務。 

另外，中國在2010年9月派遣「和平方舟」醫療船在非洲和亞洲五個國家，首次執行海外人道救援任務，以及在2011年2 月執行利比亞撤僑任務，雖然大都屬於象徵性質，但這些部署已讓中國海軍展現具備保護海外僑民的能力。 

報告指出，中國在發展海權的同時，也逐漸擴大對周邊海域的主張。長期以來，黃海、東海和南海，被中國視為具有獨特戰略重要性的海域。從北京的觀點而言，這些「近海」構成了一道安全緩衝，並可能蘊藏龐大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中國一直試圖運用法律聲明、執法動作和海軍部署，推近中國在這些緩衝海域的利益，已不斷與周邊國家發生主權爭議。 

報告指出，2004年依據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發表「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的指示後，中國開始出現擴大海權的聲音，之後「遠洋防衛」戰略即成為主流論述。西方專家指出：「中國海軍由近海朝向大洋海軍作戰的轉變，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選擇，中國的海權必須呼應中國海上利益的擴張。」 

由於中國的貿易將近九成仰賴海運，因此海上航道安全也成為中國關切重點，尤其是麻六甲海峽。由中國持續派艦至亞丁灣，已可見中國極為重視保護海上貿易。 

分析中國對經濟和地緣戰略利益的演變，深刻扭轉北京對海權的觀念。近年中國海軍和海事當局正加速增強能力，第一艘航母的海試就是證明；如今針對中國計畫發展多艘航母的動作，可能意味將執行「全球性」任務；因此，中國若能更加透明，除有助消弭其他國家疑慮，亦可確保中國海上的發展可成為全球穩定，而非摩擦的源頭。 

歷史的發展往往如此：一個思想的傳播者們被當權者加以冷凍甚至打倒、流放，但是當權者們卻偷偷接過思想者的思想加以利用。不同的只是，當權者會把好的思想加以庸俗化，甚至加以惡化。但無論如何，思想的力量是無窮的，人類的文明，正是一部「觀念發展史」。

【40、媚日情结或曰阉者的梦呓：九十年代的伪民族主义论说（何新、王小东第五纵队集团批判）】

老北京 博讯2005年6月20日

引子

2000年12月26日，在网络上看到《博讯论坛》一篇帖子：《八九年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满有兴趣地打开一看，竟是这样一篇短文：

〖2.5亿年前，西伯利亚的火山喷发，熔岩覆盖的面积与现代欧洲差不多，体积为150万立方公里甚至更多，而著名的美国海伦火山喷出的溶岩不过1平方公里。大喷发产生了一系列效应，喷射到大气平流层中的火山灰和硫化物遮天蔽日，使气温骤然变冷，尔后，积聚的二氧化碳又造成高温，同时，海平面又迅速回升。这一灾变使生物界整整沉寂了5百万年，而一般大绝灭之后的复苏期只有1百万年左右。 (博讯 boxun.com)

在大绝灭前的古生代末期的海洋里多为固着海底、被动摄食的生物，包括孔虫、珊瑚和各种海百合等，然而浩劫后的浅海只有种类单调的蚌类、菊石和少量螺类，也没有生物遗体堆积而成的煤、生物礁和燧石。适者生存的理念在强大的灾变作用下显得苍白无力，那些不起眼的种类却得以生存。〗

虽然不大清楚“八九年”指1989年还是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八九年，但还是读罢不禁叫绝，作者的联想能力实在太丰富了一点！对此，笔者当然不敢同意。但是也由此想到，邻近21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时间表仿佛又开始流转：情不能自禁地“回到”了三十年代！

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媚日思想的流行症。

举个例子：

“在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河殇》，也触及到了中国目前生存空间狭小的问题。但它讲所谓的‘蔚蓝色’，讲海洋文明，开了个大药方，说了半天只是个经商、外贸。它也责备了中国明朝时尚武精神不够等等，但最后却是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而已。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山本五十六写在两个螺旋桨叶上的对子：‘不自惜身命，龙鲛跃四溟’。这个对子的文学水平很一般，但我认为，同样是讲‘蔚蓝色’，山本五十六的这个对子远比《河殇》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这使我纳闷，你赞扬山本五十六，但为什么要用妖魔化《河殇》的方式呢？《河殇》真的比日寇还坏吗？这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特性，就不算“逆向种族主义”？

仔细看下来，此人批判《河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鼓吹对日退让，最好是割地赔款：

“《河殇》认为中国文明低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尚武和对外扩张的精神，譬如，它质问：‘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打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如果整个中华民族看了《河殇》后决定因自己如此卑劣地缺乏尚武精神而自杀则是一回事，但万一中国人决定不自杀，而是痛改前非呢？我们这次是不是要搞些海盗或海军不但去日本看看，还要去美国看看呢？就对西方人而言，从长远看，也许与一个有着清晰的自我利益意识因而并不总是那么驯服的正常的民族打交道。比与一个陷于自虐狂热的民族打交道要更安全些。幸而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心态还是比较正常的。”（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一，尚武与媚日

王小东，近来一直鼓吹“尚武精神”。然而关键在于，对谁“尚武”呢？看来不是对我们民族的敌人。尤其不可对日本！

〖批判“河殇的蔚蓝色”为“逆向种族主义”的弱智学者们，你们难道可以把楚国和齐国抵抗秦始皇的征服甚至把项羽和陈胜吴广为代表的沿海地带起义反秦的抗暴活动，一概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吗？事实上，我们呼唤的蔚蓝色是中国的蔚蓝色，而不是山本五十六的蔚蓝色，更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蔚蓝色（因此根本不需要所谓“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来予以粉饰）。

正因为这样，《河殇》日文版之一的翻译者十康吾教授亲口告诉我，他认为“《河殇》有大中华主义的倾向”，也就是中华民族主义的倾向，他解读，《河殇》鼓动中国民族要放弃长城时代的防卫退缩、采取外向型的海上扩张政策。这就是王小东等逆向种族主义论者所崇拜的山本五十六的故国的汉学家的看法；这和所谓“民族虚无主义”的弱智工场生产的帽子，显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河殇》有好几个日文版，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对《河殇》号召中国人要走出黄河的局限、不要再躲在长城后面任人宰割的呼吁，深感不安了！

日本人，显然要比王小东这些到日本去孜孜求学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勇敢走向海上扩张的蔚蓝色事业的那一天，就是永远结束日本对华威胁的的日子。那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的血债，将被偿还。〗

（以上参见谢选骏《答王小东书》）

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一定要警惕隐藏在身边的亲日派，这些亲日派，甚至赞扬抗美援朝战争，也要引用日本人的话，简直令人作呕：

“我想告诉大家我从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留学生那里听到的她的导师，一个日本教授，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这位日本教授说：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那些学者们所说的也许都对，但我认为都没有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这一点重要。恰恰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在战争中中国人也可以是不好惹的，才给我们带来了至少50年的和平。我们必须懂得列强是怎么看问题的。（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

我真想问问这些亲日派：你们家老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为什么言必称日呢！

还有一些网络上的泼皮也就有样学样，肉麻地歌颂“盛田昭夫在此事上体现的就是一种尚武精神。我很少看到当代中国商人有这种精神（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有个别当代中国商人似乎有点尚武精神，但还需要观察。其实清末有些商人倒是有尚武精神的）。这是不是当代中国迄今没有几个在世界上值得称道的商品和品牌的一个原因呢？”

这些亲日、媚日的泼皮，正是被日本人调教出来的：

“具有皮条客心态的中国男子的潜意识中，多半也深深隐藏着灭种的危机感，他们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因而对于他们来说，让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的唯一机会便是把与自己基因相类似的姐妹送去给外国人做性对象了。事情就是这样，外国人在说我们包藏着吞没整个地球的祸心，而我们连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信心不足呢。不要说我们，连科技上比我们发达得多的日本人也没有摆脱这种灭种的危机感。日本女孩子拼命地蜂拥上白人男子的床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本男子呢？皮条客心态的我倒还真没怎么碰见过，但忧心忡忡的是不少的。我在日本留学时，有一个日本男大学生非要跟我学英语，我说我的英语并不算好，有那么多英美人呢，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学？他说，他要学英语是因为英语有用，但他不愿与英美人相处，因为不自在。于是我便教他英语，挣点零花钱。他是一种很传统的日本人，虽然很年轻。有一次他和我一起乘地铁，车上有几个日本女高中生敞着怀在那里大声说笑，他立即红了脸，对我说他为此而感到羞耻。我说哪至于啊，你不说我根本就没注意。他说你也许不明白，“耻”是日本武士的一个概念，很深。我觉得他这样想有些狭隘，但毕竟值得尊敬（无论如何，我都觉得他比中国的那些“皮条客”值得尊敬）。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们毕竟还是干不过白人的，你说是不是？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也不尽然。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这个日本学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几句话，比任何汗牛充栋的长篇大论都更说明问题，说明藏在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的根本性问题。”（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

什么都是日本的好。大约皮条客也是日本的好？据说日本人最好色，离开妓院就活不了！于是亲日媚日的弱智学者们，也就技痒，也就三句话不离“妓女行”。

这些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们怎么设想中国的未来？

他们处心积虑，以德日为鉴，以德日法西斯做为中国发展的坐标系，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情况与德、日两国有所不同”，但却十分肤浅和近视地认为“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幅员大大超过这两个国家，这一特点表明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天条件大大优于德、日两国”，按照这种荒唐的逻辑，格陵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应该比德、日更强。如果说后者的人口不够众多；那么，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印度，为什么没有早于德、日，尤其是早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因为它和西方国家较量的历史，要大大早于日本！按照逆向种族主义论者这种荒唐的“以日为师”的理论，中国既然领土多多，那么“以武力攫取他国领土的动机不会像他们那么强烈”，所以，就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前景：“中国人就必须作好忍受'光荣孤立'的准备”！

这是什么逻辑？要知道，一个国家实行还是不实行领土扩张政策，取决于许多因素因素，其中领土狭小、人口密度大，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们如王小东所崇拜的日本，现在的人口密度要大于十九世纪的美国几十倍，但是，十九世纪的美国执行了积极的领土扩张政策，但当前的日本却龟缩在国内，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希望扬眉吐气、民族复兴的中国人，与其学习日本，还不如学习美国哩！

这些别有用心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嘴上夸夸其谈民族主义、世界强国，却不要我们学习美国如何获得超强地位，反而要我们眼睛盯住不争气的日本、战败的德国，把中华民族的理想和国家目标仅仅定位为这样可怜的目标：“中国不仅要避免德、日两国为全世界的联合力量击败的命运，还要避免比德、日两国强大得多的苏联在内外交困之下自我崩溃的命运。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难道中国除了以日为鉴、以俄为鉴，就没有活路了？中国非得走上争霸世界的道路吗？非得为了争霸世界而预先计划好自己应该怎样灭亡吗？我看这些媚日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简直昏了头，一心想模仿日寇靖国神社里的亡灵，完成日寇没有完成的、灭亡中国的“百年大计”。

结果呢？十分可笑：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在此已经沦为他们极力唠叨的“逆向种族主义的工具”！这些人不仅可笑，而且可怜：原来，这甚至不是沦为二战战胜国美国的工具，而是沦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可怜虫的工具！

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王小东说：“讲内心的自尊，讲中国人帮中国人，我认为海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质朴的华人那里还是有的。然而，离开了形成一种明确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这些质朴的情感所能产生的凝聚力难以超过黑社会的水平。因此，即使中国人不得不爬着出去，民族主义也是他们保持自尊、保持凝聚力，等待机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而他所谓“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不仅完全是拾人牙慧（例如拾100年前日本人的牙慧），而且也是以更拙劣的方式重复、剽窃了他前面所批判的“《河殇》的语言”。

二，中国连“说不”也要学习日本？！

九十年代的伪民族主义论说，或曰媚日情结或曰阉者的梦呓：似乎是由日本留学生王小东划上句号的。那么，他的渊源何在呢？如果我们往上寻找，不难发现，他的直系父亲乃是那本哄动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 1996年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中国可以说不》虽然以排外著称，但奇怪的是，它却是师法日本的！其作者也并不讳言这一点，反而时时处处拿自己和他们的日本前辈媲美。

其《前言》的作者何蓓琳据说是五位作者之一张藏藏的太太。她说，这五位作者跟《日本能够说不》的作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可以说不的亚洲》的作者马哈蒂尔无论在资历、身份和地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写作此书，是出自“一种情感选择”----因为他们也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什么感情基础呢？作者们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说了各人从崇美到反美的思想转变和心路历程。宋强在书中披露了他八十年代在上海读大学时的崇美心态。宋生于六四年，在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时期开始关注世界。

张藏藏虽然声称说，日本对世界和平的最好贡献就是它应该无所作为，美国试图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反动。因为联合国本身就是在世界各国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以后，为防止法西斯复活而成立的。在日本还没有检讨其侵略罪行的今天，中国及亚洲国家应该坚决地站出来说不。张认为，日本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国家，在中国没有提出战争索赔的前提下，它居然学着美国的腔调要对华实行经济制裁。这够意思了吧？但即使这样，不还是效法了日本狂犬症患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那位古怪的《可以说不的亚洲》的作者马哈蒂尔！

请看看他们处处师法日本的内心世界：

Q：《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对你们的写作有何启示？

A：石原等人写的那本书是战略思想的产物，而我们的《中国可以说不》是青年论坛式的谈话录。若说两者相似，前者的实质在于涤荡战败意识，要日本人摆脱美国大佬的监护，而后者是涤清我们的后殖民主义情结，召唤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

然而，有时马屁拍得不好会拍到马腿上，学生对老师的怨恨，有时像失宠的情侣那样强烈！

“反美也反日的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引起日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强烈反击，讥讽中国是自以为是的霸权主义，并斥责北京对台湾、西藏及钓鱼岛的立场。中国作者张藏藏则用刻薄尖锐的语言反驳。

“中国大陆最新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张藏藏等并不讳言，他们那本书同日本石原慎太郎与新力公司老板盛田昭夫九零年合著的《日本能够说不》有着某种“姻缘”，只是两书作者“无论在资历、身份和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这样的“恭维”并没有令石原有欣喜之感，反而对《不》极为抵触，迅即著文驳斥，用辞刻薄。而张藏藏亦不示弱，又发表致石原的公开信，对石原为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辩解作了同样刻薄的反击。于是，中日“说不”的作者隔海展开一场骂战，挑起埋在人民心中的家国情仇。

刊登石原慎太郎文章的是日本《产经新闻》。《不》引起国际间的重视，但日本主要报章一般只作简短报道，《每日新闻》虽用了三干字篇幅，也仅介绍书中大致内容，并无详论。唯《产经新闻》特别重视，自七月十六日开始连续六天译载书中有关日本的论述，第一天更占用了头版的位置，并写了前言，强调中国官方新华社对此书大加赞赏“显得异乎寻常”。接着，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发表了石原的文章。研究中日关系的东京华人作家莫邦富相信，销量一百八十万份的《产经新闻》“是要让日本人认识到中国有-批仇视日本的人”。 （《隔海骂战挑起了家国情仇》，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12期）

但是，这种对日本的愤怒其实是假象，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师崔之元就认为，这本书批评的不是美国，更不是日本，而是针对中国国内的事情，“是发泄对中国政府对美、对日政策的不满情绪”。

因此这本书意在“内销”，而不是“出口”！

正如作者乔边所说的：“我们不想给自己贴什么标签，我们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民族主义者，这本书只是道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真实感情。我个人以为：这本书的首要意义是‘内销’，而不在于‘出口’。”

实际上，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日本的背景与中国完全不一样。日本政府在二战中负有战争罪责，又是战败国，长期受到美国的监护和扶持，是美国的“领养子”，多少年来，

一直得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仰承鼻息。但到后来日本经济强大了，羽翼丰满了，不对美国那么顺从了， 敢说“不” --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因此，《敢说“不”的日本》成了畅销的书，在全球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今天才可以对美国说“不”----早在50年以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同美国“斗”！一直斗了几十年，从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再到意识形态，一直都在“斗”，岂止是说“不”？你模仿日本那两本书的选题有什么意思呢?（《闲聊美国.第三章.自由市场经济的调控》作者：羊慧明、马平、宋晓江）

什么意思呢？还不是逆向种族主义的意思？

“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该词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的反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然而，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即指控自由主义或是西化论者为“逆向种族主义”的论说者）是怎样对此偷换概念的呢？有人提出：“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和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其实,最清楚地提出这一被他们封为种族主义色彩的汉奸纲领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如《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公然叫嚣说“我们这个民族确实病得不轻，我们确实要好好反省”----这是什么“主义”？）如果不信，他们不妨可以提出证据，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对谁作过这样明白的宣告？没有证据，不久是典型的诬陷吗，不就是他们常用的“给论敌栽赃”的手法吗。所以，他们竟然把这个从他们十分不齿的美国那里贩来的名词顶在头上，又语无伦次地说“鼓励‘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中国80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好象不仅弱智而且真是疯了。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空前激烈的民族冲突面前，分化为西化派与亲日派；前者被毛泽东时代的教科书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后者则是所谓“法西斯主义者”。相应于此，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则分化为自由主义与声讨自由主义和所谓“逆向种族主义”的，如自称“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

九十年代似乎重复了三十年代的套路！甚至连三十年代的争议人物鲁迅，也再度成为争议人物：

标题《鲁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阿Q》

内容:

鲁迅基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通盘误解，从而得出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伟大的孔孟之道和伟大的中国文化的结论。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阿Q，他是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其“逆向种族主义”的流恶之广，真是罄竹难书----反右、文革、四人帮、李敖、柏杨、王小波、余杰、朱学勤、钱理群乃至王朔，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无不出于鲁迅。有人说“鲁迅是圣人，我只不过是贤人”，可见鲁迅的教主地位。然而，鲁迅究竟有何思想呢？除了他的盲目的愤怒和偏激，他还留下些什么遗产呢？

答案：中国人至今自卑、自贱、自残、自辱、自暴、自虐，尽失我中华民族之独立自尊传统也。鲁迅基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通盘误解，从而得出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伟大的孔孟之道和伟大的中国文化的结论。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阿Q，他是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其“逆向种族主义”的流恶之广，真是罄竹难书----反右、文革、四人帮、李敖、柏杨、王小波、余杰、朱学勤、钱理群乃至王朔，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无不出于鲁迅。 说“鲁迅是圣人，我只不过是贤人”，可见鲁迅的教主地位。然而，鲁迅究竟有何思想呢？除了他的盲目的愤怒和偏激，他还留下些什么遗产呢？ （引自“中社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0年10月7日”）

这种论调，显然出自王小东一类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之手。然而，这是一位生手。一位尚未掌握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之诡辩门道的生手。那么，什么是逆向种族主义者的门道呢？

媚日情结或曰阉者的梦呓！

请看这个例子：

“鲁迅对于本民族的爱是明显的，这一点是五四时期鞭挞中国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仅是鲁迅）与80年代以来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根本的不同之处。其次，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并非没有失之偏颇之处。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互联网上与人辩论过这些问题。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当时我称之为“民族自虐”--但维护鲁迅先生。在辩论中我收到过一封来自多伦多的电子邮件，寄邮件者声称是鲁迅先生的亲戚。他告诉我说，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很多说法来自于日本人当时的宣传，故此告诫我不应把鲁迅先生看得太高。姑且不论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说法是否来自于日本人的宣传。(王小东《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

你看，只要和日本有关（甚至还不一定有关，只是沾点边），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了！甚至连万恶的逆向种族主义的罪，都可以立即赦免；而“逆向种族主义的鼻祖”，就摇身一变，成为爱国者了。看来这媚日情结，真的能使美的成为丑的（如果你不是日本人的跟班），丑的成为美的（如果你是日本人的跟班）。

三，日本的第五纵队：何新与王小东

从九十年代末期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回溯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可以说不》，再回溯就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早期的另一位亲日派要员何新：

由于此人的名声如此之臭，直比五四时期的亲日派汉奸，所以北京大学1990届毕业生，也就以五四式的激烈言辞，予以迎头痛击：

“何新，你这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我X你妈，再生一个人作何新！” “何新，不老实的人，即使做了老实的事也不会赢得人的信任（作者是在引用去年8月间上海一张小报上骂我的话）。你的大作我们都在《中国青年报》上拜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耻笑你，骂你是条疯狗，时机一到就想咬人。而我认为你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劣等的疯狗。” 署名：“一名大学本科读完的人。”这是暗示何新没上完师范专科。（见何新《1990年6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学生对何新的鄙夷和中国人历来对“汉奸队长”的感情，是相当一致的。

正如亲日派何新（不是那位六十年代著名的老翻译家何新）自己证明的：

“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授意灌输给我的！”而是从亲日派的媚骨中带来的：

“从1985年以后，我几乎没参加过任何国内学术会议。”（同上）因为从1985年开始，中国大学开始了形形色色的反日运动，这让亲日派们相当不安。但是他们也并没有龟缩起来，无所事事，而是到处进行秘密串联。

所以何新诡称“我从未参加任何小集团。有人说我举报了三千知识分子。可是全中国出大名的知识分子，我平生真正认识的恐怕还没有超过一百人。什么这个圈，那个帮。我一概鄙视之”，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众所周知，何新不仅和著名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李泽厚勾勾搭搭，彼此吹捧；而且还对其他“圈子”大献殷勤：

〖看了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又可气又可笑。可谓毫不中肯，无理无据，论证欠缺，思想混乱，两位理论家前后表达矛盾重重，因为历史上劣迹斑斑。

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就积极投入过毛泽东阴谋组织的文化围剿，批判胡风。刘再复早在六十年代就是一个热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诗歌朗诵员。笔者提出上述鸡毛蒜皮，并非挖掘文人逸事，或者清算陈年老帐，而是研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先受共产党培养、后遭共产党迫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格双重性，意在提请年轻一代的读者注意：“风派”不仅是当今中国官场的时髦，也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传统。“风派”中最时髦的，当然是李鹏的走狗何新和出尔反尔成性的刘晓波，但李泽厚、刘再复，也不能免除嫌疑。

一九八七年春，何新在贺敬之等人组织的“涿县会议”上，大批刘再复、李泽厚、金观涛等人的“自由化思想”，开始旗帜鲜明地站到极左派的营垒里。但仅仅过了几个月，赵紫阳讲话结束了反自由化运动。跳梁小丑何新穷极无聊，又不甘寂寞，于是通过邓力群等人居中联络，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开放丛书》，转眼一变又搞起“开放”来了。他为自己刚刚批判过的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等人筹划出版了《李泽厚集》、《刘再复集》、《金观涛、刘青峰集》。这些名重一时的“自由派”，没有一位拒绝这条走狗、在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何新所发起的笑脸攻势。何新售卖的这些五六百页的精装集子，虽然销售量极低，但却可以说明打着“自由派知识分子”旗帜的俊秀，如何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眉来眼去的关系。其中，李泽厚为了答谢何新的器重，竟然枉顾事实地吹捧何在学术上的“成就”。这在人格上也有所亏损：何新那厮是靠剽窃他人著作起家的，还经常抄错原文，漏洞百出，贻笑大方。要说李泽厚对此完全不懂，在学术上未免不敬重这位老人。

后来，其他作者也与何新有过龃龉，但那是因为何新贪污了他们的部分稿酬，而不是其他良心发现。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打住，因为刚刚传来一个坏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共当局的唆使下，没收了刘再复在北京的住房。为什么刘再复逃亡海外五年，中共都没有出手，偏偏在他选择明年回国前夕，中共却封死他的归路？此中隐情，外人不便猜测。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中共对他日益温和的言论仍是毫不领情的，殆无疑义。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难当！官场、商场里的风派大行其道，文化知识界的风派，却飘零。我虽然不认同李泽厚、刘再复这些“新时期十年的改革派理论家们”为人处事做学问的方式，但却深深同情他们充满悲剧性的命运：被自己力图效忠、效劳的人或组织所伤害，比被敌人或陌路人伤害，更富于悲剧的启示性。〗（见刘书林《中国文化知识界的悲剧启示》，《北京之春》1995年第2期）

所以，何新不与小圈子打交道是假，而因为亲日媚骨自觉孤立才是真的。

请看这位亲日派要员的自供状：

〖中国应当在一切可能成为美国今日或未来潜在战略对手的国家中，寻找盟友。特别是对以下三个国家和地域尤其值得认真注意：

1．日本（美国在亚太未来潜在的战略性对手）；

2．德国（美国在欧洲未来潜在的战略性对手）；

3．印度支那、东南亚--中南半岛（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边缘地区）。

对以上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有必要提到关系未来中国生存、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高度重新斟酌。为此我谨提出“东联日本，呼应西德，稳定中南”的三角方案。〗 (何新《论中美日关系的战略背景与对策》，1990年8月)

何新“呼应西德，稳定中南”是幌子，而“东联日本”才是目的；于是在第八节公然提出要“修好日本，稳定亚太”，为此他还专门论述了日本主子的“光荣历史”： 〖从日本近代历史看，日本发展有两条路线。一是大陆路线。即通过朝鲜、中国登陆大陆而谋求发展。从明朝末叶到太平洋战争，日本选择的一直是此一路线。但二次大战失败后，新中国的兴起，朝鲜半岛局势的改观，使这一路线对日本彻底关闭。故战后日本遂不得不选择第二条路线。第二条路线是海洋路线。二战后期日本向南洋的进军，即提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这另一条路线。战后日本利用中美对峙的形势，沿这路线西进和南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目前，世界形势的改观，使日本经济面临深刻危机：美国与欧洲随时可能封锁日本经济的西进海路，从而斩断日本的生命线。日本面对当前新的世界形势，已在考虑作新的重大选择。（最近海部首相对南亚诸国的访问，表明了日本重新关注亚洲内陆区域。日本试图避实就虚，即填补大国势力的真空地带。）〗（同上）这种对日本动向的描述，完全不合事实，是何新杜撰出来以麻痹中国人视听的。

这种麻痹不仅涉及过去，还预言未来呢！“从根本上说，日本未来生存的最优道路，是与中国结盟。中国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内陆市场和人力，对日本极其有利。”这是不是要我们重订二十一条？

而且比二十一条更加危险：“而由于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今后谋求与日本协调利益，建立更深层次的战略经济合作关系，亦将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实现经济一体化。这实际也是中国摆脱目前经济困难和孤立困境。”（同上）

“为此，建议决策者从世界战略角度，全面审核和统筹考虑中日关系，探讨对日本实施某些特殊政策，甚至建立双边战略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同上）这简直是汪精卫政权的“中日亲善”的翻版！

其实，何新只有媚骨，没有见识。他这些令人作呕的日本观，说明他要么极端无知，要么极端阴险，或许是兼而有之，被亲日媚日情结蒙住了眼睛。事实证明，这些昏话是完全落空的的痴人说梦：“例如，是否能考虑对日本投资提供某些特殊及优惠政策（类似对台湾、香港地区的那种特殊政策），以吸引、鼓励日本下决心摆脱美国控制，在开发资金上援助中国。此外，还建议探讨中国与日本合作开发中国西部（西藏、新疆）的矿物、工业及其他资源的经济、政治可行性。此举若能实现，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加速改变西部面貌，而且亦将有利于巩固西部与内地的经济政治关系。”（同上）

一旦执政的人们落入何新的圈套，我们就得向城门口的鬼子刺刀再行鞠躬敬礼了！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二、三版上以将近两个半版面，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何新的亡国之计：《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大肆赞美日本的成功，推崇日本政府的干预。而所谓社会主义云云，不过是他用来遮羞的。

直至十年后的今天，这位跪在刺刀面前、顶着太阳旗、宣扬太君有理的何新，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鼓吹汉奸理论：

“日本为什么不认为它对中国的侵略是错的？它说我是代表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生存空间，他也有自己一套国家战略，有为他的侵略提供支持的理论。”（何新《纵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下里巴人》转贴自“士柏论坛”， on October 11, 2000 at 21:35:30:）

原来日本一直不肯对华认罪，是因为他们培植渗透派遣到中国进行破坏的何新这样的第五纵队份子太多了！

例如，何新的第五纵队里，就有王小东其人：

“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种说法，但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尚武精神上来：日本民族当时的尚武精神极强，而且是举国上下都强。无论贵族与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于武备而不在于花园，日本皇室的这种追求恐怕并非是因为民主制的制衡。”

不仅论点要靠日本，连论证也要靠日本；这位阉者于是以他的梦呓来说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从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留学生那里听到的她的导师，一个日本教授，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这位日本教授说：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那些（中国）学者们所说的也许都对，但我认为都没有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这一点重要。”大家看看，亲日份子连评论抗美援朝这么严肃的问题，都要乞灵于日本女人！也许这个日本女人正好还是王小东所谓需要黑社会保护的那类，那类特种行业工作的什么女。

何新、王小东之类的第五纵队份子，大概觉得中国只有归顺日本才能得救，理由可能正是日本正在扩军备战。

事实上，日本内阁于2000年12月24日批准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案，拟在6年来首次削减政府预算总额的同时，把防务预算提高到创纪录水平。这就是说，日本要以牺牲国民所享受的养老金以及日本政府海外开发援助为代价，大规模提升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这就难怪日本右翼一直在声称要减少对中国的政府贷款，原来是要把援助变成军费。 从2001年4月1日开始，日本政府开支总额下降2.7%，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却批准一项扩军计划，今后5年内共花费军事开支2229.7亿美元，年平均递增0.7%。在军需采购清单上，有为作战飞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增加其战斗半径的空中加油机，从而使日本的自卫能力扩大为对任何东亚国家的“进入能力”。据说，对于某些世界上买不到的飞机，日本政府还决定要自主开发。这表明，日本不仅要扩军，还要准备开动战争机器。 　

对此，何新、王小东等第五纵队份子故意视而不见。这使得我不禁想起小说《李自成》中的一段话：“崇祯走后，寿宁宫中的宫女们和公主的奶母仍在围着公主哭泣。寿宁宫的掌事太监何新赶快从御药房找来止血的药……”只是时隔三百多年，这次何新不是为即将亡国的明朝公主止血，而是企图替虎视眈眈觊觎中国的日本打气了。服务对象变了，但谄媚的本质丝毫未变。而且，三百年前的爱国寻死的何新，已经变成三百年后卖国求荣的何新了。

其实，对亲日派这些谋图陷害中国的把戏，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不争论问：王小东的“光荣孤立”论，和我国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有何本质区别？（对不起，俺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故意造出一个新词？是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光荣孤立”本来是指英国当时作为“世界最强国的独来独往”路线，王小东为什么又一次别出心裁把这个词混同于风马牛不相及的“弱国的独立自主外交”？〗

亲日派想让中国往火坑里跳，为日本火中取栗！

四，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的循环？

从以上事实不难发现，亲日派，并没有随着“日本帝国”的覆灭而绝种；亲日的媚骨也不是台独份子的专利，而是深入了所谓“九十年代伪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骨髓。这个骨髓，贯穿了九十年代的首尾，以何新的亲日开始，以王小东的媚日终结；更有他们两人近日来不约而同的无耻呼应。他们对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所发起的貌似无端的攻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专制主义者，更不是因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反感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份子），而是因为他们极端亲日媚日。仅仅因为日本人崇拜希特勒，王小东才崇拜希特勒；仅仅因为日本人不肯道歉。何新才发现了日本有理。活灵活现的无耻。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等于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是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是说九十年代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即指控自由主义或是西化论者为“逆向种族主义”的论者，如王小东），等于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笔者只是敬请大家注意了：

这时间跨度为六十多年的两组论说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对应的相似的，以致构成了奇特的对位和弦呢？

这种西化论者、英美派、民主派、自由主义----国粹论者、亲日派、法西斯、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的对位和弦，也许不是偶然的：

1，这两组思潮互相激荡流行之前约十年，中国社会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内部冲突，第一次是北伐与清党（1926－1927年），第二次则是学潮与平暴（1985－1989年）。最后都以军事行动结束了争议，并开始了一个为期十年经济建设高潮。1927--1938年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1990--2000年则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

2，在这两次军事接管行动（1927，1989）之前，中国社会分别经历了两次为期十年之久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复兴，第一次叫作“新文化运动。（1917--1927）第二次叫作“文化热”（1979--1989）；虽然二者的形态各有不同。

3，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的嘎然中止，中国社会先后开始了两次同样是形态各有不同的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流行”；新文化和文化热沿着不同的方向深入更为专业化的领域，但其前卫的思想性则往往淡化了。同时，不同的思潮之间，则多以更为直接的方式“交锋”，开始了思想归思想、文化归文化的历程。

4，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的兴起本身，则各自得力于一次强人之死，1916年袁世凯，1976年毛泽东。

这种西化论者、英美派、民主派、自由主义----国粹论者、亲日派、法西斯、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的对位和弦，其实不完全是个文化口味的问题；而是中国面对国际变局，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方略之争。因为它不得不拥有，也不得不表达它的经济观点。这就形成了一种奇观，那就是原先玩弄文化的亲日派学者们（如王小东、何新），竟然摆谈起经济问题，并俨然成了经济学家！

其实，他们“经济观点”没有别的内容；只有反对全球化，警惕WTO，宣扬自力更生……

一个有趣的对比不难发现九十年代的全球化，很像三十年代的门户开放；而日本的二十一条，实际上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自力更生！

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封闭的与开放的，独占的与均衡的，亲日的与全球化的。

这也许真的不是偶然的：

何新与王小东，这一头一尾紧紧夹住九十年代的两条亲日派小恐龙，现在突然跳出来鼓吹反主流，甚至鼓吹战争，是否真的二十一世纪伊始，我们就又要走向四十年代，走向“消灭法西斯”、消灭汉奸队的决战呢？不过这一次，中国人民有信心有力量，永远消除日本对华威胁，南京大屠杀的血债，将要偿还。

2001年1月16日

中国的伪民族主义者可以休矣(短评)

中国“填鸭式”教育的最大恶果之一便是令中国人丧失了最基本的创造力，不仅与诺贝尔奖无缘，就连好一点的书名都要抄人家的。八十年代那会儿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立马就有一位柏杨先生临摹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八九年鬼子石原慎太郎出了一部《日本可以说不》，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一帮中国小青年也跟风来一部《中国可以说不》。可人家那是大作家在指点江山，而咱们却是一帮井底蛙在无知地聒噪。

这事着实贻笑大方，让中国人大大丢了一回脸。然而，《中国可以说不》一出版就成了国内的畅销书，“爱国”青年门人手一册，宛如当年的“红宝书”。一时间，向西方“说不”成了中国新生代的时髦；而神经质的西方传媒也一窝蜂地惊呼---该书的畅销意味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所以中国人“一亡于元胡，再亡于满清，而不以为耻，反谓他人父谓他人君，承命惟谨，争事之恐不及......”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的主要原因---中国缺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民族精神。至于《中国可以说不》的基本观点个根本就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一思潮早在百年前的“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中就已基本形成；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愚民们的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说不》跟另外一本畅销书《第三只眼看中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本书几乎一致地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所有的变动都是大逆不道（除非成功了），而咱们老百姓唯一能做的就是听天由命。

这类阿Q式的奴性思想在不少国人的骨子里根深蒂固，但够胆以此为骄傲写成书的，也只有这帮半桶水又不安分的现实主义者了。就是这帮人，他们一方面安于现状，一方面又不甘寂寞；他们既善于避开锋芒，又擅长安全出击。社会变革不会令他们迷惑，眼泪鲜血不会令他们感动，卑躬屈膝不会令他们羞辱。历史与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只关心眼睛看着的，手头上用着的，嘴巴里嚼着的东西，并与这一切有机的融为一体。

你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义和团围攻西方大使馆的战场上，出现在清军屠杀革命党的围观人群中；出现在三呼万岁的天安门城楼下，出现在反革命分子的宣判大会上；一会儿他们声泪俱下地忆苦思甜，一会儿他们又义愤填膺地批林批孔；在四五运动中他们坚决支持镇压示威群众，而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又表态得比谁都要快。啊---就是他们！多么幸福的一帮人！因为他们有着城墙一样厚的脸皮和钢铁一般的坚强的神经，因为他们永远是正确的。

于是一切都清楚了，这帮人既不关心国家的前途，也不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可怜的既得利益和仅有的那么点的虚荣心。而他们既不代表中国工人，也不代表中国农民，更不代表中国军人，他们只代表一帮新兴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一边喝着蓝带，抽着万宝路，穿着阿迪达斯，一边却在哪儿喋喋不休令人恶心的唠叨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陈词滥调。他们一面大骂西方人欺人太甚，一面却又拒绝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措施。

这就是我们的“说不者”----“文革后遗症”的重病号跟恶俗的“市侩”所生的混血儿。他们既没有吃透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了解西方世界；他们是新一代的现实主义者，胸中交织着传统无产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最丑陋的方方面面---恶毒，浅薄，自以为是以及憎富厌贫。然而他们又总是能及其准确的领会上面的精神，所以他们总是能躲在安全掩体的后面向着敌人的影子狂吠（此举击帮他们排遣了生活的苦闷，又替他们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差事---真实一举两得）。不过，谁也不必为此担惊受怕；不定那天，当有人觉得这帮人淘得实在太出格时，自会给他们狠狠的一记栗暴（这是有先例的）。 

【附录、《河殇》的蔚蓝色冲到了钓鱼岛】

谢选骏 2012年10月14日

2012年10月5日的新闻说，“中国七战舰突破第一岛链”：近来，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动作频繁，继海监密集出动外，中国海军于10月4日派出由七艘战舰组成的编队前往附近海域。

《河殇》鼓吹的的蔚蓝色，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令人激动的消息说：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4日发布消息称，当天下午6点至7点前后，中国海军的七艘舰只通过冲绳县宫古岛东北约110公里的海域驶向了太平洋，当时舰只位于钓鱼岛东面约200公里处。日方称，这是中国海军在2012年内第四次开进该海域；中国军舰通过的海域是公海，在国际法上没有问题。中国军舰曾于6月从太平洋经同一海域进入东海。这是9月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国有化后中国军舰首次穿越该海域。日本防卫省表示，正在分析中国海军此举的意图。

发现中国舰队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矶”（Isoyuki）号护卫舰。据该舰舰员报告，中国海军共派出了包括驱逐舰、护卫舰在内的七艘各型舰艇。日舰发现中国舰队时，中方舰艇正在距离钓鱼岛200公里的海域。此后，中国海军的七艘舰只通过冲绳县宫古岛东北约110公里的海域并驶入了太平洋。

…………

“中国七战舰突破第一岛链”与《河殇》的蔚蓝色有何关系？

“中国七战舰突破第一岛链”是一个“争取海权的行动”；《河殇》的蔚蓝色则是一个“争取海权的公告”。

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第六集《蔚蓝色》，一般被视为“西方文明”、“民主政治”甚至“基督教”的象征。这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蔚蓝色》的第一要义是海权，而“西方文明”和“民主政治”不过是海权的结果。

例如，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事件过后不久，硝烟弥漫的北京城，召开了一次“批判自由化座谈会”，就是这一片面观点的写照，其主题发言就充满了党八股的胡言乱语说：

“在前一段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影响下，《中国青年论坛》今年第一期发表了题为 《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的文章，这是本刊工作中的重大失误。这篇文章中散布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在读者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为肃清流毒，本刊邀请了我院部分同志，召开了一次批判这篇文章的座谈会。现将与会者的发 言稿发表，以清除这篇文章在读者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在会议上，著名史学家刘明翰教授化名文日羽发表了《否定基本原则、 全盘西化的鼓噪——评谢选骏的“学术化”和“蔚蓝色”》曰：

[

《中国青年论坛》今年1期上，刊登过谢选骏的《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这是篇直接反对我国基本原则，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现结合他的作品《河殇》第六集“蔚蓝色”中的一些观点，一并加以评折。

（一）

谢选骏文章的主旨与要害是什么呢？

谢选骏文章的侧重点为直接诋毁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谢文中，竟把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年代曾是有效的”，而在文革“前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 是处于“低效的甚至无效的”状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加以诋毁，并归纳为三点，即：

1、靠“权力与神话”来支持；

2、“只会念经而无法重获社会影响力”；

3、业已“软化”，呈现“不可逆转的腐败趋势”。

谢选骏进而总结为：“失效的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意识形态的变革已成为一项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在他看来，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虚幻的帷幕终于落下”。目前马列主义“鼓励人心的效能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于是谢文在“意识形态学术化”的幌子下，为“意识形态的更新”开出了四剂“药方”。

即：

1、“破除意识形态的神话”。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指导思想，而是工具：社会主义并不是救中国的奋斗目标，只是“被使用的意识形态工具”；

2、“把‘富国强兵’作为现代化的指标、作为高于一切意识形态分歧的民族目标”，这样一来，自然地抛弃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3、鼓吹“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把马克思主义只作为是学派之一，主张“以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确保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互补的平衡机制”；

4、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反对“意识形态的权力化”，废除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要充分保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异端的权利”。归根结底，就是要废除马克思主义，免得这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本身的万古长青，一成不变”（谢选骏语）。

（二）

谢文在诽谤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把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基本的周期：学术化时期与信仰化时期”。

这是明显地违背历史实际。首先，什么叫“信仰化”、“学术化”？在概念上便不通。其次，在“儒学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学术化时期”，900余年说成是“三教合一”的“文化大交融时代”；称北宋时代是“道教占了绝对优势”……等等，均与史实不符。其实，魏晋时玄学兴起后，便有反玄学的斗争、隋唐时期，佛、道、儒虽有互相渗透的一面，但相互斗争十分激烈，

地位互有升降。北宋时程、朱理学与陈、叶反理学钓斗争是无论如何也不该忽略的。

综观谢的一些文章，使人们明显地感到他们总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指手划脚，经常惯用的是“圣杰贤达”之流的“救世主”语言。他一方面想要“启蒙”人民，另一面又把中华民族和黄河文明贬得一无是处，这在《河殇》第六集《蔚兰色》中更为明显，谢的矛头所向乃是我国立国之本的基本原则，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发展道路。

（三）

谢文的“学术化”，其主要意图是鼓吹中国应走“蔚蓝

色”道路，亦即全盘西化；他早在《河殇》中就反复讲过，没有任何别的路可走，只有一条“蔚蓝色”通路。

谢文在结尾时也言简意赅地说道：“现在已有许多危兆……，（中国的出路）非此（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莫属。”这里所概括的“此”，即指放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写到这里，该联系一下他在《河殇》中的观点了。一年前（1988年），早在“河殇热”时，谢便在第六集《蔚蓝色》中断言：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黄土和黄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

谢毫不含糊地道出了他的结论：

“只有当蔚兰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且住！在这里我们万万不可忽视的有两点：一是“才有可能”，二是两处提到“重新”。

所谓“才有可能”, 强调的是唯有蓝色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亦即全盘西化，废除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对于这一大片干涸了的“黄土地”，其它任何路子均无可能。

所谓“重新滋润”，无疑是美化自鸦片战争后百年来西方列强对中国一系列的侵略、践踏和奴役，都是“滋润”了，否则无从谈起欢迎蔚蓝色海风的重新到来！

（四）

谢文所叫嚷的马克思主义“软化”、“无效”和“逆转”等奇谈怪论，乃是近年来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合唱队中的一曲。其实，关于坚持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关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早已载入中国公民人人必须遵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的宪法之中，是任何人所改变不了的。

对于刘明翰刘明涵教授的上述批判，马列主义专业的刘书林讲师也随声附和说：“《中国青年论坛》1989年1期上，刊载了一位神话学者的文章，《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作者是《河殇》的作者之一，如果人们通过《河殇》那扑朔迷离的文字无法理解这位神话学者对龙、对长城、对黄河、对黄土地何以有那样愤恨之情，那么，通过这篇《神话》，人们却不难发现它的真谛。”

]

（以上内容录自《中国青年论坛》1989年4－5期合刊）

上面这些党八股完全不懂：《河殇》的蔚蓝色所隐喻的“西方文明”、“民主政治”，其实是表面的，蔚蓝色的真实含义是“海权”，这不仅从“黄河入海流”的直观中一清二楚，而且《河殇》的行文中也确实多有“海权”一词的运用：

[

1、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

2、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河殇解说词第一稿》）

3、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河殇解说词第一稿》）

4、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上又重新载回海中。是什么信念支持着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漾着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区了。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深处的朦胧声音。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河殇解说词》）

]

可以说，党八股忽视《河殇》的海权思想，是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观点，结果把中国民族向海洋争取生存空间的努力，污蔑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就是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一直从事的中国政策：把中国封杀在内陆、封杀在黄土高原的不毛之地。

但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面向海洋的冲动是很难封死的。

《河殇》遭到扼杀之后二十四年（1988——2012年），整整的两纪之后，新闻报道说：《海军巡弋钓鱼岛，揭中国欲转向海洋》。

古人认为：岁星（木星）绕地球一周约需十二年，故古称十二年为一纪。《国语·晋语四》：“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纪，可以远矣。’”韦昭注：“十二年，岁星一周为一纪。”

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何况现在《河殇》已经两纪了。

中国海军于2012年9月27日证实了此前外界于20日前后风传的“两艘中国军舰”开赴钓鱼岛海域一事，加上近期中国海军航空母舰的入役，以往仅具备相应近海能力的中国海军已经初具远洋能力，并开始尝试在敏感区域突破“第一岛链”。中国军方此举是中国陆地勘界工作基本完成后将重心转移到海洋上的结果，也是在近几十年来周边形势发生较大转变的情况下调整建军思路的产物，中国为了改变其传统大陆国家的形象，也必须在海洋上有所作为，而在钓鱼岛附近的行动正可以体现这一点。

有分析家指出：中国为了保护“海上边境”需要整军经武。众所周知，中国有着长达22,117公里的陆上边境线和更为广阔的海上边境，与其接壤的14个陆上邻国和六个海上邻国都和该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领土争议和边界纠纷。近十几年来，中国政府尽管仍在藏南等地区与印度等陆上邻国保持对抗态势，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已经借助其自身外交努力和强大的陆军实力解决了绝大多数的陆上边境勘界问题，就在2010年时，中国还从塔吉克斯坦处取得了约1,158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而随着“上合组织”体系的确立，中国的陆上边境问题基本上已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可相对于有陆军作为最终后盾的陆上边境问题，中国在海洋问题上就显得有些不得要领。而这与中国海军、空军建设的薄弱有很大程度的关系。尽管中国政府曾经采用过军事手段在南中国海上维护过领土权益。但目前越南、菲律宾蚕食南沙，韩国觊觎苏岩礁，日本窃据钓鱼岛的现实已经令此前装备亟待更新换代的中国海、空军认识到了差距。中国要在海上领土问题上有所作为的话，没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持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于是，当陆地边界问题基本上可暂告一段落时，海洋边界问题所引发的海、空军建设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尽管中国在解决领土纠纷问题时始终偏重使用稳健的外交手段，可无论是中国在2012年4月10日发生的黄岩岛事件中通过与菲律宾的对峙，以及早些年在南沙与越南发生的海战，这些事件背后无不有着中国海军及空军等的助力。

目前，因石原慎太郎（Shintaoro Ishihara）和日本政府先后宣布“买岛”而起的钓鱼岛问题就已经成为了日益重要的中国海上领土问题中的焦点。中国军方指出，在钓岛海域内进行“例行战备巡逻和训练，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的行为，为此中方就在20日前后派出包括军舰在内的船只前往钓鱼岛海域。这一态度也显示出中方在继续使用外交手段之下，为体现钓鱼岛问题已成当前海洋领土的重心，便开始调整思路，并试图用一种与以往所不同的手段。而体现这一手段的正是目前已经初具远洋能力的中国海军和与之协同的中国空军。

还有有分析家指出：世易时移，逼迫中国从陆地走进海洋。事实上，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中国选择用海军舰船开进钓鱼岛海域的做法来体现其“蓝水”（即远洋）能力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表现。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迫使其军队必须依据周边情势来决定建军的大方向。自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交恶以来，苏联直到1991年解体前，在中国的东北与西北边境就布置了67.5万的常备军，苏军驻扎在亚洲的127万士兵、14,300辆坦克和4,200架战机也随时可以对中国进行“闪电战”式的毁灭性打击。为此，中国长期以来的建军思想就以“大陆军主义”为指导，陆军和导弹部队的建设得到了较多的资源倾斜。于是，在中苏两国对峙期间，中国便不得不部署重兵，仅东北工业地带就长期维持着200万的陆军部队。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在东北及西北边境的潜在威胁便突然消失了，西方国家自1989年以来对中国也不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友好”了。以中美“和平典范”（Peace Pearl）项目的最终流产为标志，曾在中美建交前后一度成为历史名词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又逐渐恢复了它们原有的作用。

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令中国发现了传统陆军思维在现代战争之下会遭遇惨重损失。因此，中国在这一时期就把建军的重心转向了海、空军的建设。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中国自1995年以来先后裁减了70万部队，陆军的比例也随之下降，而海、空军的建设均得到了加强。中国海军自2005年以来对“辽宁”号航空母舰的建设可算是其中最好的注脚，而该舰舰徽上作为背景的地球正体现了中国军方进出远洋的志向。当然，仅仅一艘航母的入役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海、空两军在近年来的根本性变化。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空军的进步是极为显著的，以2006年自主研制的歼10投入现役为标志，随着歼20和歼31两种最新锐隐形战机在2011年和2012年的亮相，加之可搭载在“辽宁”号上的歼15型的试制成功，中国空军及其配套力量已经可以满足从国土防卫到承担一定攻击性任务的需求。

相对于空军力量的加强，中国海军的进步更可谓是脱胎换骨的，“辽宁”舰令中国终于成为与其身份相称的大国，而其配套设施建设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随着中国海军在21世纪逐渐淘汰051型（Luda Class）等老旧战舰并将其转为海监船只，就在“辽宁”号投入使用前，中国海军已经因拥有052D型（Luyang Ⅱ Class）驱逐舰——这种具备“神盾舰”（Aegis）能力，并可以有效的为航母战斗群服务的战舰而被分析家们刮目相看了。这也意味着尽管“辽宁”舰目前仅具备象征意义，但假以时日，中国便有能力在有事时派出一支兼具威慑与打击能力的航母战斗群。

更有分析家指出，走向海洋是大国的必经之路：其实，中国军舰在钓鱼岛附近的出现虽然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就多次从日本的宫古水道国际航线经过，并由此进入太平洋，而日方对此动辄惊诧的态度也令分析人士感到习以为常。毕竟，中国对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的需求是迫切的，而借钓鱼岛问题打开一个缺口也就理所当然了。

毕竟，对于身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而言，其海洋地位与其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尽管中国海军曾借巡航亚丁湾等活动加强其远洋能力并体现存在。但处在第一、第二岛链封锁下的中国终究只能在其近海施展手脚。而与周边国家在海洋领土问题上的纠纷，也令中国必须改变其本土专守姿态，转而走向更远的地方。

环顾历史不难发现，但凡大国崛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下一步必然是向海洋扩张。正如英国崛起是伴随着海军的炮舰与陆战队的刺刀为其打下了“日不落帝国”的基础；新兴的日本也是在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中打垮北洋海军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进而掌握了东北亚的霸权；美国更是在“大白舰队”完成全球巡航之后确立了其经济与军事的强国地位；近年来从经济不振的阴影中恢复的俄罗斯，也已经于2012年5月重新确立了强化海军建设的方案。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随着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超越日本，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确保其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地位，该国强化海军建设并试图让海军从近海转向远洋的思路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随着中国国力的相对稳步增长，中国海军在东北亚及亚洲的存在也会大大增强，如9月20日那样出现在钓鱼岛海域就将成为一种常态化了。而这也印证了中国从传统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变。

…………

可以说，上述这些“分析家”，都是“事后诸葛亮”，这些聪明的人们，打的都是“马后炮”；不但明哲保身，而且左右逢源。

而《河殇》作为“中国海权宣言”，却被打入地狱。

这样一个是非不分的“盗版中国”，真的能够赢得民族生存所必需的海权吗？真的能够“就此直接走上世界大国的舞台”吗？真的能够引领全球化过程吗？

《河殇》鼓吹的蔚蓝色，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另起一页）

谢选骏全集的出版说明和内容简介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THE PUBLISHER'S REMARKS & Synopsis

【谢选骏全集第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I

先觉之歌 Song of Foresight

出版说明

1980年代的学者、二十一世纪的思想者，谢选骏在1970年代前后（1967年──1980年）写下了这里的三百六十余首诗歌。这些早期的诗行先于其学术和思想，却是其学术与思想的雏形，作为「未与社会环境同化之前的灵魂之作」，堪称《先觉之歌》。

THE PUBLISHER'S REMARKS 

These 360 and more poems were penned from 1967 to 1980 by Xie Xuanjun（謝選駿，谢选骏）, a thinker of the 21st century who made his debut in the academic world in the 1980's . These early poetic works by him predated his scholarly writing and his elucidating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but were the embryonic forms of the latter and, as works of the soul before being assimilated b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ould indeed be regarded as songs by a person of foresight.

【谢选骏全集第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II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本书包括五部：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The Chinese Model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一共四十八章。

【谢选骏全集第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III 3

新王国——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

New Kingdom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Which I Exist

内容简介

立宪时代/新王国：中国可否君主立宪？

第一期中国文明，在政治上体现为古王国、封建时代；第二期中国文明，在政治上体现为中王国、帝制时代；第三期中国文明，在政治上体现为新王国、宪政时代。

新王国/立宪时代：中国可否君主立宪？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ism/New Kingdom——Could the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Be Practiced in China？

Politically speaking, the first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represented by the ancient kingdom or feudalism;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the Middle Kingdom or imperialism; and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the New Kingdom or constitutionalism.

New Kingdom/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ism——Could the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Be Practiced in China？

【谢选骏全集第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IV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975年——1995年

本书包括五卷：

第一卷Volume I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Green to the East-- A Book of Spring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Valley of Life-- A Record of All Round Quests

第二卷Volume II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Red to the South-- A Book of Summer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Sweet Spring on Desert-- 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第三卷Volume III

西方白色──秋天的书

White to the West-- A Book of Autumn 

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

The  Historic Dome-- 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

第四卷Volume IV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Black to the North -- A Book of  Winter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 On the Circular Image of the World

第五卷Volume V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Yellow at the Center-- Taiji of the Mind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 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istique

【谢选骏全集第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V

神话与民族精神──十个文化圈的比较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en Cultural Zones

内容简介

《神话与民族精神──十个文化圈的比较》，是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的基础上，修订补充完成的，篇幅扩充了将近一倍，凝结着作者1986年以后将近二十年间对有关论题的继续思考。内容涉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希腊－罗马、希伯莱、波斯、北欧、玛雅、日本、纳西等处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并与中国的汉语典籍所体现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作了深入浅出的比较研究。全书六十余万字。

A Synopsis of the book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en Cultural Zones" is a revision and a supplement to its forerunner: "Mythology and National Ethos──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ral Cultural Zones", with the length almost doubled. The book crystalizes the author's continual deliberations over a period of almost 20 years since 1986.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covers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of the Egyptians, the Mesopotamians, the Indians, the Greeks and the Romans, the Jewish, the Persian, the Northern Europeans, the Mayans, the Japanese and the Naxis, and i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penetrating and simple terms, of the above-mentioned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and those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There are over 600,000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book. 

【6、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内容简介

谢选骏此书透露的曙光，发现并阐释了“现代南北朝原理”，那就是建立在“军阀造国”、“党阀篡国”之上的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被文明生长的第三中国所统一。这就像古代南北朝必将被大唐统一，从而开出第二期的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原理，将产生一个真人，他能统一中国，而不是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一再地分裂了中国。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morning twilight as is reflected in Xie, Xuan Jun’s  book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e., the two Chinas created first  by the warlords and then usurped by the Party-l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ng unified by a thir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exactly lik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ng unified by the Tang Dynasty about a thousand and four hundred years ago, ushering in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rn out of this unifica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 Man who is to unify China, not splitting China unlike his predecessors Sun Yat-sen and Mao Zedong. 

谢选骏全集第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VI 

【7、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

（联想与印证──中国思想的理解过程）

Ideologies in the First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Understanding Originality of the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by Association and Corroboration）

内容简介

谢选骏的《联想与印证──中国思想的理解过程》，通过对于神话、《诗经》《洪范》《乐记》《周礼》《老子》《孙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十篇“阅读”和“解释”，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于古代中国思想创造性的理解过程。全书作于1977年到1989年之间，1989年“六四”以后被禁止出版，1994年曾经匿名“玄峻”得以初版。现在经过修订，予以自由再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of Xie Xuanjun's──Understanding Originality of the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by Association and Corroboration──exemplifies how a modern Chinese scholar tries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 originality of ancient Chinese thinking by reading and deciphering Chinese mythology and the following ten works："Classics of Poetry，Hong Fan，Yue Ji，Zhou Li，Lao Zi，Sun Zi，Zhuang Zi，Xun Zi"，and "Han Fei Zi". The book was written between 1977 and 1989,  was banned after the June 4th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first printed in 1994 under the pseudonym of Xuan Jun（玄峻），and is now  published in a free society after being revised.

谢选骏全集第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VII 

【8、8889论集（1988──1989年间中国论集）】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China: 1988-1989

内容简介

这里收集了谢选骏的五十多篇文章，大体作于1988年7月至1989年4月之间，分别登载于当时的各种报刊中，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而此间半年多，正是中国大陆社会在其转型时期的重大关键之一。此外其中还包括六篇在各个大学的演讲稿，因为避免了出版审查而体现出深刻的历史预见。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following 50-some articles by Xie, Xuanjun were written roughly between July of 1988 and April of 1989, and were carried by various magazines and periodicals, and exercised quite an impact on society. That half a year happened to be an important key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in mainland China. Six of the articles here were speeches delivered at variou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were able to escape censorship although containing some bold historical predictions.

谢选骏全集第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VIII 

【9、天子·经注集】

A Collection of Classics about Tian Zi（the Son of Heaven）with Annotations

内容简介

《天子·世界征服者的奏折》是谢选骏先生1979年——1991年间的作品，1994年由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利通图书有限公司发行。2002年，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谢选骏先生经过调整，把原文大致分为“经”与“注”两部分，取名为《天子·经注集》，发行了电子版。现在经过进一步修订，予以再版印刷。

A Synopsis of the book

What follows is works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between 1979 and 1991,  bearing the title "A Memorial to Throne about Tian Zi（the Son of Heaven）or Conqueror of the World", published in 1994 by Hong Kong Publishing Hous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irculated by the Litong Books Company, Ltd. In 2002 , for deeper understanding by readers, Mr Xie made some readjustments by dividing the book into a part of the text and a part of annotations, giving the title "A Collection of Classics about Tian Zi（the Son of Heaven）with Annotations", and published its electronic version. Now the book is to be reprinted after some revisions.

谢选骏全集第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IX 

【10、思想主权——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

Sovereignty of Thoughts——A Concept that Terminates Western Thinking Since Descartes

内容简介

《思想主权》是谢选骏先生2012至2013年间的著作。其核心观点认为：仅仅承认思想的自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承认“思想主权”的存在。思想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主权，“思想主权”不仅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国家主权，而且还创造了各种科学和艺术，各种道德和宗教。“思想主权”甚至创造了人自身，这不仅体现为“上帝造人”，也体现为“人的进化”。“思想主权”的存在，保证了人和宇宙的互通，使得人可以认识宇宙，使得宇宙也能塑造人。同时，作者还用“你答故我在”取代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你我他同在思想主权之下。“思想主权论”的提出，是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Sovereignty of Thoughts" is Mr. Xie Xuanjun's book written between 2012 and 2013. The view points at the core of the book are: just to recognize the freedom of thinking is not enough. One has to recognize the validity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Thinking has its sovereignty, which gives rise to cultures of various form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births of science, art, ethics and religion.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of man himself, which not only confirms the idea of the creation of man by God but also the idea of the evolution of man. The existence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facilitate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man and the universe, enabling man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universe, and enabling the universe to help create man. Mr. Xie Xuanjun attempts to replace Descartes' assertion that "I exist because I think" with his own assertion that "I exist because of your response", for you and I both live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The proposi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of thoughts" is a termination of Western thoughts since Descartes.

谢选骏全集第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

【11、《周易》的历史哲学】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Changes of the Zhou(Zhouyi)"

内容简介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谢选骏先生1978年3月为了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而提交的“同等学力证明”，修订完成于2008年。“同等学力证明”的其他篇章还包括《联想与印证》一书的大部分篇章和《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的小部分篇章。在本书《〈周易〉的历史哲学》中，作者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阐发《周易》经传，并揭示了《序卦》的历史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此外本书还包括在《〈周易〉的历史哲学》写作前后的十二篇劄记。投考研究生之前撰写的七篇编为“升堂”，录取研究生之后撰写的四篇编为“退堂”。以便帮助读者了解作者当时的相关思路。

A Synopsis of  the Book

Most of the chapters of the book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Changes of the Zhou(Zhouyi)"" by Mr.Xie Xuanjun were first intended as "a proof of equivalent educational level" to be submitted to th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 when applying for one of its Master's Programs in March,1978. Revisions were made and were finally completed in 2008. The book also includes chapters from two other books by Mr Xie: most of the chapters of Association and Corroboration and some of the chapters of "The Revival of Golden Age—on the Rule of the World by Rites". Mr.Xie examines and expounds in the book the texts of "Changes of the Zhou(Zhouyi)" , and all elucidations on them, from a historical-philosophical angle, bringing to light the historical-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the notes on Gua, such 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The book also anthologizes 12 pieces of writings penned during the period; seven of them, labled as my debut, were written before enrolment into the Master's program by CASS，and the rest were written after that and are labled as cess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I

【12、梦见中国（两卷本）】

Dreaming of China（The two-volume）

内容简介

《梦见中国》（两卷本）是谢选骏先生1975年到1981年之间的作品，通过两个梦境的故事，展示了中国的未来。1981年10月18日，其初稿曾经交由美国合众国际社予以报道。 

A Synopsis of  the Book

"Dreaming of China（The two-volume）"is a work of Mr Xie Xunjun's written between 1975 and 1981. The work unfolds the future of China in the form of two dreams. The scripts of the work were handed over to the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on October 18, 1981, which later delivered reports on it. 

谢选骏全集第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II

【13、被囚禁的思想（《被囚禁的时代》第一部）】

Imprisoned Thoughts (Part One of Imprisoned Era)

内容简介

〖被囚禁的思想〗（《被囚禁的时代》第一部） 一书，是1988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而从1980年以前的私人笔记中整理出来，1989年春修改完毕，准备1989年当年出版。但是“六四屠杀事件”以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上级指示，把作者已经列入黑名单，不得出版新的著作了。由于该出版社毁约单方面取消出版协议，拒不出版本书，只得暂时搁浅出版事宜。到了1993年，有好事者将此稿送到深圳“海天出版社”，改名《生命──放歌？悲歌？》，用笔名“玄峻”（谐音“选骏”）出版。这次时隔二十六年，出版时增补了一些有关“思想”主题的论述，以凸显“被囚禁的思想”。

A Synopsis of the book

"Imprisoned Thoughts"(Part One of "Imprisoned Era") is a book by Mr Xie, the contents of which were sorted out of Mr Xie's personal notes before 1980, at the suggestion by t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e revision of the book was completed in the spring of 1989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published. The publication was scheduled for the same year.  Mr Xie was black-listed, however, by the authorities after the June 4 incident, and the Publishing House was forbidden to publish new books by Mr. Xie. The Publishing House actually tore up the agreement on publication unilaterally,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was shelved. In 1993, some interested people handed over the manuscripts of the book to the Haitian Publishing House, changing the title of "the book into Life-- Singing with a  Resounding Voice as Well as With a Lament", adopting the pen-name of Xuan Jun for me-- homophonic with Mr. Xie's first name. The book took 26 years to be published, at long last. The Haitian Publishing House had added some comments on the theme of the book, sharpening the idea of "imprisoned thoughts".

谢选骏全集第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III

【14、被囚禁的中国──1980年代的中国思考】

（《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

Imprisoned China──Thoughts on China In the 80's

（Part Two of Imprisoned Era）

内容简介

本集文字作于1975年─1991年间，主要部分是谢选骏先生在1980年代所作的有关中国命运的思考，是《新王国》一书的原始笔记。

本集文字偏重于社会政治的方面，故取名为《被囚禁的中国》（1991年），作为《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它和《被囚禁的时代》第一部《被囚禁的思想》（1989年）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偏重于个人哲理方面的。

A Synopsis of the book

What you see here is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Mr. Xie Xuanjun between 1975 and 1991, the main contents of which were Mr. Xie's thoughts in the 80's about the destiny of China. They can be considered the original notes upon which the book "The New Kingdom" was based. The writings here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social-political aspects of China, as its title "Imprisoned China"(1991) indicates. "Imprisoned China" is Part Two of the series "Imprisoned Era" , of which "Imprisoned Thoughts"(1989) is Part One. The focus of Imprisoned Thoughts is rather individually-philosophically oriented.

谢选骏全集第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IV

【15、天子·中国精神形式】

Tianzi（the Son of Heaven）—— the Spiritual Modality of the Chinese

内容简介

《天子·中国精神形式》是谢选骏先生1979年——1991年间的作品。根据1994年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利通图书有限公司发行的《天子·世界征服者的奏折》改编而成。《天子·中国精神形式》是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天子观念”，而在2002年和《天子·经注集》同期完成的，当时也一同发行了电子版。现在2015年予以再版印刷。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ok "Tianzi（the Son of Heaven）—— the Spiritual Modality of the Chinese" is a collection of works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between 1979 and 1991, and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book "A Memorial to the Throne about Tianzi（the Son of Heaven）or Conqueror of the World", published in 1994 by Hong Kong Publishing Hous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irculated by the Litong Books Company, Ltd.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was to help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notion of Tianzi (the Son of Heaven) and was，after its completion, published in 2002 in an electronic version together with "A Collection of Classics about Tianzi（the Son of Heaven）with Annotations". And now, in 2015, what you see is a reprint.

谢选骏全集第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V

【16、第三中国论】

The Idea of A Third China 

内容简介

《第三中国论》的本文部分是谢选骏先生在1980年代所记录的有关中国国体问题的一些思考笔记，2010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前陆续整理完毕，并在互联网上逐一推出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中国论》的附录部分是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以后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章，特此收集。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Idea of A Third China" is a collection of Mr Xie Xuanjun's notes on the state system of China , sorted out in a step-by-step fashion before 2010 for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11 Xinhai Revolution, and published in instalments on the internet and had quite an impact at the time. The appendix to the book consist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ommemorations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谢选骏全集第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VI

【17、从天安门到中山陵】

From Tiananmen to the Sun Yat-sen Mausoleum

内容简介

《从天安门到中山陵》是谢选骏先生1995年（上卷）和2010年（下卷）的作品，虽有时间跨度，依然一脉相承。天安门和中山陵，是现代中国厄运的两个象征，也体现了无法回避的历史难题。《从天安门到中山陵》，所论皆是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特此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From Tiananmen to the Sun Yat-sen Mausoleum" is Mr. Xie Xuanjun's works written during two different time periods. The first volume was written in 1995 and the second one in 2010, spanning a considerable length of time but in direct line of succession, for both Tiananmen and the Sun Yat-sen Mausoleum are symbols of adversities of modern China, and bespeak the inevitable historical dilemmas of the nation. The book, which is on the fate and future of China, is now being presented to the reader.

谢选骏全集第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VII

【18、天子·全球之光】

Tianzi（The Son of Heaven）——Light of the Universe

内容简介

《天子·全球之光》是谢选骏先生1979年—1991年间的作品。根据1994年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利通图书有限公司发行的《天子·世界征服者的奏折》改编而成。《天子·中国精神形式》是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天子观念”，而在2002年和《天子·经注集》同期完成的，当时也一同发行了电子版。现在2015年予以再版印刷。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ok"Tianzi（the Son of Heaven）——Light of the Universe" is a collection of works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between 1979 and 1991, and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book" A Memorial to the Throne about Tianzi（the Son of Heaven）or Conqueror of the World ", published in 1994 by Hong Kong Publishing Hous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irculated by the Litong Books Company, Ltd.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was to help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notion of Tianzi (the Son of Heaven) and was，after its completion, published in 2002 in an electronic version together with "A Collection of Classics about Tianzi（the Son of Heaven）with Annotations". And now, in 2015, what you see is a reprint.

谢选骏全集第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VIII

【19、从小国时代到全球民族】

From Era of Small States to Era of Nations Making Up the World

〔秦人与楚魂的问答〕

Questions and Answers Between the Subject of Qin and Soul of Chu

内容简介

《秦人与楚魂的问答》〔从小国时代到全球民族〕是1987年出版的《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诘难》之续篇，写作于2007年间。其框架接近二十年以前的1987年录音口授的《秦人与楚魂》系列构想里预留但没有完成的“世界历史与国际战略”部分。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ok"Questions and Answers Between the Subject of Qin and Soul of Chu (From Era of Small States to Era of Nations Making Up the World)",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in 2007, is a continuation of "A Dialogue Between the Subject of Qin and the Soul of Chu-- Questioning the Treatis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21st Century", published in 1987, and its framework follows that of "The World Hist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 contemplated but uncompleted part of a series of oral instructions in 1987 intended for a book--"The Subject of Qin and the Soul of Chu".

谢选骏全集第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IX

【20、变脸中国（多脸谱的中国）

──揭开现代南北朝的原理

A Multi-Faceted China

--An Elaboration of Theory Behind a Modern Version of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内容简介

初到中国的人，常常被它的多重面相所震惊：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别，聪明和愚昧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多脸谱的地方，而且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上也具有脸谱化的特征，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待遇”。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变脸”。变脸艺术是川剧的绝活，舞台之上，演员撩起斗篷衣襟一遮面一俯首，霎时千般脸谱应声而出，令人称奇。

A Synopsis of the book

First-time visitors to China would be surprised to see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the country: the stark contrasts between the rural China and the urban China, and between the well-educated and the benighted......China is a place where the nation reveals itself in multi-types of facial make-ups, so to speak, which can be seen in people's inter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one another -- people could meet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depending on their social status. This reminds us of the type of performance called "Face-changing", an art form originated in the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performance, an actor reveals himself with numerous "faces" with different colors and motifs, just by turning around so as to block the view of the audience for a split second with his sleeve, a feat invariably marveled at by spectators.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

【21、万神说（不可知论的“神学”）──神话与神学的比较文本】

（《神话与民族精神──十个文化圈的比较》之延伸阅读）

"A Theory of Ten-Thousand Gods" ( or "A Theology of the Agnostic)--A Comparatve Study of Mythology and Theology (An Extension of Mythology and National Ethos--A Comparison Among Ten Cultural Circles )"

内容简介

谢选骏此书通过对于世界各种神话与宗教的梳理，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和其它的“有神学支持的神话不同”，贯穿《圣经》的，其实是一种“不可知论的神学”。圣经的神是没有名字的，圣经的神也没有可以把握的确切内涵。圣经的神不像其它神话里的神那样，具有系列的故事。圣经所讲述的，是神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神的自身──因为“不可知论的神学”否决了人类能够知道神自身的秘密，而最多只能透露一些“神与人相关的启示”。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of Xie Xuanjun's attempts to, through cardings of various mythologies and religions in this world, illustrate this point: unlike other mythologies corroborated by a theology, what is inherent in the Bible is actually a mythology of the agnostic. God in the Bible does not have a name, and does not really have a definite, graspable connotation. There are no series of stories about the Biblical God as about gods of other mythologies. The Bible 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the humans. Mythology of the agnostic rejects the idea of humans' ability to know secrets about God, and what it can offer is, at the most,  "some revela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the humans".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Volume XXI

【22、“日本”起源于中国考】

──兼谈琉球、朝鲜、越南起源于中国

A Research On Japan's Origin with China ,  and On the Origins of Ryukyu Islands, Korea and Vietnam Too. 

内容简介

“日本”、“天皇”、“神社”、“武士”、“八纮一宇”，这些概念和词汇及其意义和内涵，无一不是起源于中国。琉球、朝鲜、越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简单回顾一下天皇制的兴衰，可以发现这一进程也与中国的影响息息相关。

A Synopsis of the book

“Riben (Japan)”, “Tian Huang (Mikado)”, “Wu Shi (Palace Guards)”--these concepts and terms and their definitions as well as connotations--all originate in China without exception . And this is roughly true of the cases of Ryukyu Islands, Korea and Vietnam.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rise and fall of the Tian Huang system would reveal a close Chinese influence.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II

【23、立宪君主与衍圣公】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the Descendant of Confucianism

内容简介

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在帝国时代里顶礼膜拜的大宗师及其正统思想，而且也造就了中国两千五百年来“世袭罔替”的唯一世家。

在我看来，汉朝以后的“衍圣公”，其实就是在精神意义上，弥补了先秦时代“周天子”所留下的空缺。正是衍圣公所代表的道统，使中国人可以中和并忍受“始皇帝”开创的暴政，长达两千余年。

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先秦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现今及未来，有什么关联呢？

这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可能性。

A Synopsis of the book

In China, Cinfucius has been the great master of learning，and Confucianism the orthodoxy of thinking.  Both are not only worshiped, but constitute China's sole aristocracy that have never been replaced in the course of heredity for two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years. The thesis of the book is: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China.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III

【24、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

A Comprehensive Book of Wisdom From the Era of Kingdoms

内容简介

作者谢选骏构思本书于1975年，完成于2010年，连绵了三十五年头。其动机开始于从《春秋·左传》中发现了“先秦王国时代”的精神与“秦后帝国时代”的差异，其主旨在于通过阅读《左传》来阐扬“先秦王国时代”的精神、克服“秦后帝国时代”的弊端。因为在作者谢选骏看来，“先秦王国时代”的精神，具有封建骑士的美德，他们不愿苟活的精神，全然不同于几百年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人，而接近欧洲甚至日本的现代化前夜的社会风尚。这种“先秦王国时代”的精神，真正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

A Synopsis of the book

By reading "Zuo's Vers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Xie Xuanjun the author detec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thos of the Pre-Qin Kingdoms era and that of the Post-Qin Imperial era. The author elucidates the former and points out the drawbacks of the latte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spirit of the Pre-Qin Kingdoms era represents the integrity of the feudal knights and is close to the social ethos of the pre-modern Europe and even Japan. The spirit of the Pre-Qin Kingdoms era is, therefore, conduciv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IV

【25、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

（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A 20th-Century Hoax ( the Case for Study: Adolph Hitler)

内容简介

阿道夫·希特勒是不是一个犹太人？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犹太人的后裔为何如此仇恨犹太人并且大力推行灭犹政策？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作者谢选骏发现，并且犹太人的后裔大力推行灭犹政策，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那就是“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运动，其领导人多是“剥削阶级出身”，其目的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而是为了让自身成为“垄断剥削的阶级”。

A Synopsis of the book

Is Adolph Hitler a Jew or not? Xie Xuanjun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Jewish descendants have pursued-- in a big way-- a policy of wiping out the Jews is not an isolated phenomenon, but a case of a widespread 20th-century hoax, namely, the revolutionary campaign of wiping out the exploiting class. Most of the leaders of this campaign were themselves descendants of the exploiting class, and their purpose in launching the revolutionary campaign was not to liberate the proletariat, but rather to become monopolizers of exploitations.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V

【26、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

（有关“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的思考与笔记）

Relief Organizations and Religions in China -- Some Thoughts and Notes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谢选骏从“宗教起源于救难”、“有组织的宗教起源于救难组织”的角度，考察了与中国宗教相关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is the author Xie Xuanjun's  examination of the issues related to religions in China，based on his opinion of religion originating in distress-relief, and of organized-religion originating in relief organ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VI

【27、士商工农（读史笔记）】

——等级制度构建文明社会

Literati(shi), Businessmen(shang), Urban Workers(gong) and Farmers(nong)-- Civilized Society Consisting in Social Estate System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谢选骏从“产生中国文明的那种社会是由等级制度构建的”这一角度，考察了“士商工农”及其“渔樵耕读”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is the author Xie Xuanjun's examination of the life-styles of the literati(shi), businessmen(shang), urban workers(gong) and farmers(nong)and those of fishing, firewood-gathering, farming and learning,  and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society, based on his opinion that civilized society consisting in social estate system.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VII

【28、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

——五十视角的百科全书

My Way of Looking at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An Encyclopaedic Analysis in Which Issues are Examined From Fifty Different Angles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谢选骏从神话传说、宗教、哲学、政治、科举、科技、农业、建筑、宫室、起居方式、园林、服饰、道教、景教、理学、类书、诗词格律、音乐、绘画、雕塑、佛理诗、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骈文、音韵学、白话文学、近代汉语、双音词、雕版印刷、亡国遭遇、日本侵略、蒙古征服等五十个视角考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阐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与“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三期中国文明”之间的异同，所以也称“五十视角的百科全书”。

A Synopsis of the book

What follows are the fifty angles from which issues concerning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re examined by the author Xie Xuanjun: 

mythology, religion, philosophy, politics, syste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iculture, architecture, palace chambers, daily life, gardens, costumes, Taoism, Nestorianism, idealist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reference books, poetical meter, music, painting, sculpture, Buddhist poetry, metaphysical poetry, pastoral poetry, scenic poetry, rhythmical prose characterized by parallelism, phonology, literature in the vernacular, modern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wood-block printing, experiences in a fallen country,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Mongolian conquest, etc. 

The book examines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the second,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phas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and offers a encylopaedic view from fifty different angles.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VIII

【29、论语谢选骏翻新升级版大全】

（《翻升》和《论语》的对话）

"A Comprehensive Advanced Version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Revamped  by Xie Xuanjun -- A Dialogue Over Analects of Confucius"

内容简介

孔子门徒所编辑的《论语》，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但是这本书也对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甚至制度设计构成了极大的限制。第三期中国文明如果不能突破《论语》限制，就无法正常发育。本书作者谢选骏试图通过对于《论语》的“翻新”、“升级”，来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要。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颠覆活动。

A Synopsis of the book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mpiled by the desciples of Confucius has been the most influencial book over the last  two thousand years and more. But  the book also constitues great restrictions over China's societ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 design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normally develop and grow， if people do not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author Xie Xuanjun tries to adapt "Analects of Confucius" to the needs of the modern man by revamping and updating it. It is, in a way, a subversion unseen in history.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IX

【30、老子道德经谢选骏翻新升级版大全】

（《翻升》和《道德经》的对话）

"A Comprehensive Advanced Version of Lao Zi’s (Otherwise Translated as Lao Tzu's) 

Dao De Jing (Otherwise Translated as Tao Te Ching) Revamped  by Xie Xuanjun -- A Dialogue Over Dao De Jing"

内容简介

老子所传的《道德经》，堪称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世界上也有广泛影响。《道德经》不仅是哲学，也是阴谋权术、兵家之祖。但是作者谢选骏发现，这本书其实似是而非，因为他的所有理论都可以反过来说，也一样有理，甚至更加有理。本书据此对老子的《道德经》进行了重构和“翻新”、“升级”，来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要。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颠覆活动。

A Synopsis of the book

Lao Zi’s "Dao De J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classics that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It consists of philosophy and intrigues, and is an originator of military strategies, too. Xie Xuanjun has discovered, however, that "Dao De Jing"is a book of paradoxes, for an argument make sense when the opposite is said. The  book by Xie Xuanjun is a restructured , revamped and advanced version of Lao Zi's "Dao De Jing", and is, therefore, more suitable to the needs of modern people. It is, in a way, a subversion unseen in history.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X

【31、《旧约圣经》中的“反犹主义”】

（二十世纪末读经笔记）

Anti-Judaism in the Old Testament-- Notes on Classics-Reading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基督教文存之一

Christian article Volume I

内容简介

通过对《旧约圣经》的全面阅读不难发现：对犹太人的批判并非《新约圣经》开始的，而是贯穿了《旧约圣经》的始终。本书从《旧约圣经》各个部分摘录了310个段落，来证明“反犹主义”确为《旧约圣经》的主题之一。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并非显明，但联系上下文思索一下就不难发现：上帝对选民的要求非常严厉，而且处罚起来毫不留情。可悲的是，作为选民的犹太人先祖，常常辜负了上帝委托。

A Synopsis of the book

An all-round reading of the Old Testament would make it clear that anti-Judaism does not begin with the New Testament, but rather prevalent throughout the Old Testament. The present book by Mr Xie Xuanjun has taken 310 paragraph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all going to show that anti-Judaism is really one of the theses of the Old Testament. Anti-Judaism in evident in some of the paragraphs, while less so in others, but what c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context is that God is strict to the followers and is far from lenient in meting out punishments. What is sad is that the forefathers of Jews, as followers of God, have often failed to live up to the authority of God.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XI

【32、新约圣经是“外邦人的光”】

（二十世纪末读经笔记） 

the New Testament is of the Light of Foreign Nations 

——Notes on Classics-Reading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基督教文存之二

Christian article Volume II

内容简介

通过对《新约圣经》的全面阅读不难发现：《新约圣经》发扬了《旧约圣经》“外邦人的光”。本书从《新约圣经》各个部分摘录了109个段落，来证明“外邦人的光”确为《新约圣经》的主题之一。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并非显明，但联系上下文思索一下就不难发现：上帝的光对世界各国人民一视同仁，要求严厉，恩典普遍——凡来敲门的，就会为之而开。

A Synopsis of the book

An all-round read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would make it clear that the theme of the Light of Foreign Nations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highlighted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present book by Mr Xie Xuanjun  has taken 109 paragraphs from the New Testament-- all going to show that the Light of Foreign Nations is indeed one of the theses of the New Testament. This is evident in some of the paragraphs, while less so in others, but what c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context is that the Light of God is impartial to all nations of the world, equally strict and equally graceful, and God's door would be open whenever it is knocked at.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XII

【33、融化于十字架】

Melting on the Cross

基督教文存之三

Christian article Volume III

内容简介

人生是开往死亡的列车，还是开往生命的列车？本书描写作者谢选骏在一种类似濒死感的状态下，产生了“融化于十字架”的生命转变，由此进入了某种超越自我的神秘体验。从此，他获得了对于圣经及其神迹的全新认识。

A Synopsis of the book

Is life a train towards death or one towards life· This book by Mr. Xie Xuanjun describes how the author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of his life as if having melt on the cross, and realized henceforth a mythical transcendence above himself in a state on the verge of death. He has acquired a totally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and a renewed recognition of trace of God.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XIII

【34、仰望基督】

Looking Up God

基督教文存之四

Christian article Volume IV

内容简介

本书描写作者谢选骏从一种类似濒死感的状态出发，体验到了“基督的奥秘”，从而能够把“仰望基督”，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起点。他由此克服了孤独、超越了孤立无援的处境，因为这正是基督的奥秘所展示的“终极真理”。人生从“开往死亡的列车”，变成了“开往生命的列车”。

A Synopsis of the book

Mr. Xie Xuanjun,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departing from the state resembling verge of death,  and experiencing the profound mystery of Jesus Christ, has been able to take looking up to God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 new way of life and, by doing so, has been able to overcome solitude, to transcend the plight of isolation and helplessness. And to be able to do so is the very demonstration of the ultimate truth revealed by the mystery of Christ. His has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of life from a train towards death, so to speak, to a train towards life.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XIV

【35、2021论集（三十六篇及三附录）】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by Xie Xuanjun at the Turn of 20th to 21st Centuries 

基督教文存之五

Christian article Volume V

内容简介

这里集中的三十六篇文章及三篇附录，是作者谢选骏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之间的二十年间（1988—2008年）陆续写作并不断发表的，内容多在宗教领域，显示了作者宗教思想的转折轨迹。从空间上说，这里涉及了从中国到日本、美国的跨越；从时间上说，这个世纪之交也是全球社会急剧改组并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关键时刻。所以把这个集子叫做2021论集，因为它涵盖了20和21这两个世纪。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anthologizes 36 articles and 3 appendixes by Xie Xuanjun earlier published in succession during the 20 years from 1988 to 2008. Most of the writings address religious issues and reflect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author's religious thinking while traveling from China to Japan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 period was one in which the world reorganized itself in a dramatic fashion and the era of internet was ushered in. The book is entitled Anthology 2021(“Anthology  2021” 用斜体)，for it covers parts of both centuries。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XV

【36、双城记（“上帝之城”）批注】

Notes to "A Tale of Two Cities（The City of God）"

基督教文存之六

Christian article Volume VI

内容简介

奥古斯丁所谓的“圣城”缺乏《圣经》的依据，相反，那是源于摩尼教的善恶二神论、黑白二元说的观念。因此，我把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叫做“双城记”，它提出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其实还多。尤其考虑到，它试图解决的问题许多其实是“无解”的，是“超出人类解答能力的范围之外”的。而奥古斯丁和一般神学家一样，其通病就是喜欢解答一切，潜意识中甚至自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化身。

在我看来，“上帝之城”这个名字就有亵渎之嫌，因为耶稣明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在本书中提到“上帝之城”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得不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以免跟着奥古斯丁一起亵渎神圣。“奥古斯丁的双城记”这本书在古代虽被作者自吹为“巨著”，并有一千多页的厚度，但在互联网络的时代，还是显得太小而不是太大了。而它所呈现的智慧更是属于古代的，在现在来看多少属于愚昧的。

任何“巨著”，在互联网里都显得太小了！下面，我用六十四个标题分头批注这个号称“上帝之城”的“双城记”。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City of God" by Augustine has its roots in Manichaeism with its concepts of two deities of good and evil and of dualism of black and white, rather than in the Bible.  I refer to Augustine's "The City of God "as  A Tale of Two Cities, which raises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ed. There are indeed no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it attempts to answer, for it is beyond humans to provide answers. Augustine, like all other theologians, tended to find answers to all questions, subconsciously believing he was the reincarnation of God, perhaps.

The title itself -- The City of God-- is, in my view, a blaspheme, for Jesus Christ explicitly says that his country is outside this world. So whenever I mention the book, I refer to it as "A Tale of Two Cities （The City of God）", so as not to seem sharing his blaspheme. The book-- with its length of over a thousand pages-- was boasted as "monumental", but in today's world of internet, it is actually quite small a work, and the wisdom contained therein is rather ancient and a bit benighted.

My notes to "A Tale of Two Cities（The City of God）"are to be presented under 64 subtitles.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XVI

【37、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基督教文存之七

Christian article Volume VII

内容简介

作者谢选骏在本书中收集了六十篇各种观点的文章，并加以评注，意在说明一个思想焦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最大障碍，是遇到了“民族主义的抵抗”，而如何处理这一障碍，攸关基督教在中国乃至在世界的命运。这一点也可以从佛教和共产主义的在华传播，得到比较证明。佛教和共产主义在中国也曾面对过民族主义的质疑和抗拒，但是，佛教和共产主义现今却在对抗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民族主义的卫兵角色。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作者发现，基督教比较成功的那些社会，都是比较好地处理了基督教与自身的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社会。因为对所有民族来说，基督教都可以说是外来的：在世界三大宗教里，基督教特别遭到犹太人的敌视，还不像佛教受到印度人的宽容、伊斯兰教得到阿拉伯人的服从。

A Synopsis of the book

Christianity is, in some way, a religion foreign to all nations. Among the three major religions of the world, Christianity has been looked at with hostility by the Jews, unlike Buddhism that has been treated with tolerance by the Indians, and unlike Islam, too,  that has been followed by the Arab nations. By anthologiz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60 articles with various points of views, the author Xie Xuanjun aims at illustrating the point that nationalism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the removal of nationalism is key to the destin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in the whole world. This could be corroborated by the case of spread in China of Buddhism and Communism, which had met with query and resistance themselves. Ironically Buddhism and Communism have turned into a force against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Actually, resistance by nationalism if not only seen in China, and the author Xie Xuanjun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societies wher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s relatively successful are ones that have reasonably done well in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nationalism.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XVII

【38、佛教命运的历史沉思】

Historical Ruminations on the Destiny of Buddhism

基督教文存之八

Christian article Volume VIII

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作者谢选骏三十年来有关佛教的55篇文章。上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前的作品；下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后写作的。但是上卷和下卷的观点却有相当一致，从中看到：作者的论述并非发自宗派的立场，而是出自真实的感想。

佛教的历史命运，就是作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要素而传播到了整个东亚。而后随着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结束，佛教也在中国趋于衰落。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two-volume book anthologizes 54 articles by Mr. Xie Xuanjun over thirty years. The first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before he became a Christian in 1996, and the second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after he became a Christian. But the views in the two volumes are quite inter-consistent, indicating that the discussions contained therein do not proceed from sectional positions, but rather from genuine feelings. Buddhism,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spread throughout the East Asia, and started to decline in China with the end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XVIII

【39、对伊斯兰历史的沉思】

Ruminations Over the History of Islam

基督教文存之九

Christian article Volume IX

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作者谢选骏先生本世纪911惨案以来发表的有关伊斯兰教的42篇文章。作者指出，伊斯兰教自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朝以后，就一拨一拨渗透中国，元明清以来给中国社会造成持续动乱。但是华人却对伊斯兰教很少了解，结果处处被动，步步蚕食，国内遍布伊斯兰教独立据点，不仅造成连绵不断的冲突，而且酝酿新的冲突。因此，需要了解伊斯兰、反思其历史，知道可否和平共处。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anthologizes 42 articles on Islam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sinc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in this centur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slam spread to China with its permeability,  one spell after another, since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aused incessant unrests in the country since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Chinese, knowing little about Islam, have been very passive all along, and Islam, nibbled the country step after step, its strongholds encroaching upon the whole of China, causing a succession of conflicts and fermenting new ones. People need to, therefore, know Islam for what it is, ponder over its history and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co-exist with Islam.

谢选骏全集第三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XIX

【40、基督教中国】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统一者

The Christian China——

A Unifier of the Nationalist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China 

基督教文存之十

Christian article Volume X

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谢选骏先生有关“基督教中国”的100篇文章。作者认为，经过五百年的准备，基督教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生活语言观念法律习俗的各个层面，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与此相应，政治领域的“基督教中国”（基督-教）作为“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统一者和“第三中国”，正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ok anthologizes 100 articles on the Christian China by Mr Xie Xuanjun. It is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 that Christianity, after 500 years of preparation, has infiltrated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the life of Chinese society such as culture,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language, ideology, law, and customs, constituting an entirely new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Correspondingly, in terms of politics, emerges on the horizon of Chinese history another China--  the Christian China, which is a unifier of the Nationalist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China.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

【41、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Valley of Life——A Record of All Round Quests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Green to the East·A Book of Spring）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一

Part 1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东方青色·春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内容探讨了“生命的处境和意识的痛苦”，展现了作者谢选骏21岁至26岁时“上下求索”的精神世界。

A Synopsis of the book

"Valley of Life——A Record of All-Round Quests (Green to the East——A Book of Spring) " is Part 1 of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ok explores the status of life and agony of senses, and reflects the spiritual world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21 to age 26, when he quested and searched.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

【42、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Sweet Spring on Desert——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Red to the South· A Book of Summer）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二

Part 2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南方赤色·夏天的书）《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二部，内容探讨了“文化的本体和宇宙的本原”，体现了作者谢选骏25岁至29岁时的“理论探索和思想模型”。

Synopsis: 

"Sweet Spring on Desert——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Red to the South——A Book of Summer) "is Part 2 of"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ok explores the noumenon of culture and principle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Xie Xuanjun the author'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mode of thinking from age 25 to age 29.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I

【43、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

The  Historic Dome——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

（西方白色·秋天的书）

（White to the West·A Book of Autumn）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三

Part 3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西方白色·秋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三部，内容涉及“历史与社会”诸多方面，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33岁时对于各种问题的广泛看法和“思想对话”。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Historic Dome——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 (White to the West-- A Book of Autumn)" is Part 3 of"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ok touches upon various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and reflects Xie Xuanjun the author's views on broad range of issues and related dialogues at the age of 33.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II

【44、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On the Circular Image of the World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Black to the North·A Book of  Winter）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四

Part 4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北方黑色──冬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四部，内容涉及“人生哲学和宇宙现象”方面的问题，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28岁至35岁时对于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表达。

A Synopsis of the book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On the Circular Image of the World (Black to the North——A Book of  Winter)" is Part 4 of"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ok touches upon issues related to philosophy on human life and phenomena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the views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28 to age 35.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V

【45、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istique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Yellow at the Center·Taiji of the Mind）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五）

Part 5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中心黄色──思想太极）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五部，内容涉及“文化现象和宇宙命运”方面的问题，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32岁至37岁时对于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表达。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ystery (Yellow at the Center——Taiji of the Mind) "is Part 5 of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ok touches upon issues related to cultural phenomena and destiny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the views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32 to age 37.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V

【46、全球一体——全球人类的往与来】

The World as a Whole-- Mankind, Its Past and Present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一

Part One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全球一体》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第一部分。内容包括1、历史的鸟瞰，2、文明的形态，3、总结二十世纪，4、种族特质，5、性别问题，6、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7、蒙古人与罗马人，8、大改组，9、地外文明。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World as A Whole-- Mankind, Its Past and Present"is part one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Its contents are: 1) Historical Overview; 2) Morphology of Civilizations; 3)Summing Up the 20th Century; 4) Characteristics of Races; 5) Gender Issues; 6) Religious Issues: Cast System vs. System of Rites; 7)The Mongols and the Romans; 8)Great Reorganization; 9)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VI

【47、西方文明的解体】

Disintegr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二

Part Two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西方文明的解体》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第二部分。内容包括1、精神的坠落，2、戏剧性转折，3、审问浮士德，4、质疑人本主义，5、超人的破相，6、个人主义，7、社会主义，8、战国的沉思，9、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10、宗教的声音，11、宗教的战略。

A Synopsis of the book 

"Disintegr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part two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Its contents are: 1)  Moral Degeneration ; 2) Dramatic Turns of Events; 3) Trial of Faust; 4) Questioning Humanism; 5) Disfiguration of the Superman; 6) Individualism; 7) Socialism; 8) Warring States in Deep Thoughts; 9) The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10) Religious Voices; 11)  Religious Strategy .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VII

【48、中国文明的生死】

Life and Dea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三

Part Three of"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中国文明的生死》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第三部分。内容包括1、时代的沉沦，2、哲学王者，3、胜利者，4、天子，5、礼的精神，6、礼的形式，7、中庸之道，8、礼教的纪年，9、中国文明的普世功能，10、圣人教化刺破了黑暗时代。

A Synopsis of the book 

Life and Death of Chinese Civization is part three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Its contents are: 1) One The Fall of Age; 2) The Philosopher King; 3) The Victor;  4) Son of Heaven; 5) Spirit of Etiquette; 6) The Form of Etiquette; 7) The Golden Mean; 8) The Chronology of Etiquette; 9)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0) Instruction of Sages piercing through the dark ages.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VIII

【49、新文化的战争】

New Cultural Wars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四

Part Four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新文化的战争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第四部分。内容包括1、欧洲的退潮，2、全球危机，3、新文化战，4、文化战的战略，5、王道与霸道，6、间接统治，7、全球政府的临近，8、全球中枢，9、天下与国家，10、历史教的命运。

A Synopsis of the book

"New Cultural Wars"is part four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Its contents are: 1) Decline of the West; 2) Global Crises; 3) New Cultural Wars; 4) Strategies of New Cultural Wars; 5) Benavolent Government vs. Hegemony; 6) Indirect Rules; 7) The Approaching of a Global Government; 8) Pivot of the Globe; 9)States vs Land Under the Heaven; 10) Destiny of Historicism.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LIX

【50、历史教的降临】

Arrival of Historicism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五

Part Five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历史教的降临》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第五部分。内容包括1、全球秩序的教化基础，2、史官文明与历史教，3、历史教的医治功能，4、孔孟荀的见证，5、王国时代诸子，6、帝国时代诸子，7、尚书经典整合全球。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Arrival of Historicism" is part five of "Theory of  Global Government --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Its contents are:1) Moral Education As Foundation for World Order; 2) The Culture of Historiographer vs. Historicism; 3) Healing Function of Historicism; 4) Testmonies of Confucius, Menciuis and Xun Zi; 5) Philosophers of the Time of Kingdoms; 6) Philosophers of the Imperial Times; 7) Integration of All Schools of Thoughts by"The Book of History (Shangshu )".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

【51、思想的诞生】

（谢选骏文革日记、作文书信及后反思）

The Birth of My Ideas ( Xie Xuanjun's Diaries, Writings and Reflectio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谢选骏11岁开始撰写的日记、作文书信及后反思，因为时值举世震惊的野蛮化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爆发，因此也体现了“一个小学生经历的文革”，故名“谢选骏文革日记、作文书信及后反思”。本书的价值，更在于提供了一个心理学的样本，展示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思想诞生过程：一个预制的社会螺丝钉，诞生为独立人格的雏形。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ok anthologizes the author Xie Xuanjun's diaries, writings and reflectio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shook the entire world. It represent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Mr. Xie experienced it. The value of the book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book is a sample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 so to speak,  laying bare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ideas from naught to mature being. It can be likened to a precut social screw, later to become an embryo with a personality of its own.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I

【52、思想的辐射（写在纸上的独白）】

Thoughts that Radiate (Monologues on Paper) 

内容简介

《思想的辐射》搜集了谢选骏写于1971年至2000年间的“月记”，可以视为作者其他著作的缘起和注解。分为两个部分：上卷“思想记”、下卷“旅行记”，是其十六岁到四十六岁期间、三十年间精神发展之私人记录，故名曰“写在纸上的独白”。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ok "Thoughts that Radiate (Monologues on Paper) " is a collection of monthly diary- so to speak- kept by the author Mr Xie Xuanjun  from 1971 to 2000, and can be seen as the origin and notes to later works by the author.  The book consists of two parts: part one is entitled" "Chronicle of Thoughts" ", and  part two is entitled""Chronicle of Travels"". The two parts of the book are called "monologues on paper" because they are a private record of  the author's spiritual evolvement in a period of 30 years from the age of 16 to the age of 46 .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II

【53、思想的切割】

（早期的短论与中期的散篇）

Thoughts that Diffentiate

（Essays and Random Writings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内容简介

《思想的切割》搜集了谢选骏写于1971年——1989 年间的短论与散篇，显示其思想的切割过程，其中不乏生涩、稚嫩，但也具有棱角和闪光。分为构思与提纲、短论、散篇三个部分。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ok Thoughts that Differentiate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writings written between 1971 and 1989, and reflects differentiations of the author's thoughts, which may be choppy and naive, but nevertheless pointed and sparkling. The book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outlines, essays and random writings.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III

【54、西方的没落与中国的命运】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Fate of China

内容简介

《西方的没落与中国的命运》一书，是谢选骏先生三十年间（1980-2012年）有关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思考、摘录、评论。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本书的重点，也就自然放在了中国主题的上面。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ok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Destiny of China” is the reflection, excerpt, and commentary of Spengler's "The Decline of the West”"in the thirty years (1980-2012) of Mr. Xie Xuanjun.

As a Chinese, the focus of this book, it naturally placed in the top of the Chinese theme.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IV

【55、历史是互动的魔方】

History is the interactive cube

内容简介

《历史是互动的魔方》一书是谢选骏先生多年来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的思考和批评，以及对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的摘录和评论。

A Synopsis of the book

"History is the interactive cube" This book is Mr. Xie Xuanjun over the years on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thinkingand criticism, And an excerpt and commentary on Toynbee's"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V

【56、压制与反制：阴阳互动的思想时空】

Repression and Counteraction：Yin and Yang interaction of the universe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1979年至1983年间写作的，其中指出“压制”和“反制”是宇宙的基本主题。其原理来自思想的宇宙：阴阳互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形态虽有很大的改观，但阴阳互动的思想宇宙依然故我，压制和反制的机制没有改变。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from 1979 to 1983, which states that "repression" and "counteraction" are the basic themes of the universe. The principle comes from the thought of the universe: Yin and Yang interaction. Although the social form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s greatly improved, b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 of the universe is still the reason I am, suppression and counteraction mechanism has not changed.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VI

【57、我思第一期中国文明】

I think the First Cyc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系统阐述其历史观念的三部曲之一：

1、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

2、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

3、我思第一期中国文明。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one of the trilogy of Mr. Xie Xuanjun's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his historical ideas: 

1——"I am in  the Third Cyc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2——"I see the Second Cyc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3——"I think  the First Cyc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VII

【58、敌西方】

Der Antieuropa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早期著作：欧罗巴，异教主神宙斯〔也就是魔鬼领袖〕的众多妻妾之一，象征着人性的堕落。本书反《敌基督》〔Der Antichrist〕之意而作之。

《敌西方》〔Der Antieuropa〕这个标题是针对性的——反对五百年来西方社会流行的“敌基督”〔Der Antichrist〕思想。本书阐述西方文明由于“敌基督”势力的作祟而日益沉沦；描述“敌西方”力量正在崛起，改造世界历史的版图。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Mr. Xie Xuanjun's early writings: Europa, the pagan god Zeus (that is, the devil leader), one of the many wives, a symbol of the degeneration of human nature. This book deals with the meaning of "Der Antichrist". 

The title of the "Der Antieuropa" is targeted -- against the idea of the "Der Antichrist" popular in Western societies over the past five centuries.Describe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the "antichrist" forces of the mischievous and increasingly sink; describe "anti-Western" forces are rising, transforming the world history of the territory.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VIII

【59、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

The Return of the golden age -- On the universal rule of rites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构思的第一本著作，起草于1975年，书里的许多思想起源于反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书无法在中国出版，到2004年，整合到《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之中。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the first book conceived by Mr. Xie Xuanjun and was drafted in 1975. Many of the ideas in the book originated from the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book can not be published in China, to 2004, integrated into the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global government".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IX

【60、谢选骏论说】

Xie Xuanjun Also Sprach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早期言论选辑，主要写作于1980年代。分别论说了创新、异化、英雄、思想、至善、伪善、宗教、国家、灵魂、组织、终极之善、自由意志论。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n early selection of Mr. Xie Xuanjun's speech, mainly written in the 1980s. Theories of innovation, alienation, heroism, ideology, perfection, hypocrisy, religion, nation, soul, organization, ultimate goodness and free will a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

【61、上帝的赌局、天子、冲突、共享、网络、思想、殖民、全球民族】

About the World -- God of Gambling, the Son of Heaven, Conflict, Sharing, Network, Thought, Colonization, Global Nation   

历史的初稿·第一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I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并发表于2006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世界的赌局、天子、冲突、共享、网络、思想、殖民、全球民族。

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6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the God of Gambling, the Son of Heaven, Conflict, Sharing, Network, Thought, Colonization, Global Nation -- about the World.

Now the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I

【62、思想主权、悲剧、绝唱、降临、声音、伪哲学、老哲学】

About the Philosophy -- Sovereignty, Tragedy, Requiem, coming, Sound, Pseudo-Philosophy, Old Philosophy

历史的初稿·第二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II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并发表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思想主权、悲剧、绝唱、降临、声音、伪哲学、老哲学。

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Sovereignty, Tragedy, Requiem, coming, Sound, Pseudo-Philosophy, Old Philosophy -- about the Philosophy. 

Now the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II

【63、历史的别裁、发现、秘密、兴衰、研究、辨诬】

About the History -- Special, Discovery, Secrecy, Rise and Fall, Research, Vindication

历史的初稿·第三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III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并发表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历史的别裁、发现、秘密、兴衰、研究、辨诬。

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Special, Discovery, Secrecy, Rise and Fall, Research, Vindication -- about the History. 

Now the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III

【64、社会的总纲、进化、复古、恶犬、规则、精神、伤口】

About the Society -- Outline, Evolution, Retro, Vicious, Rules, Spirit, Wound

历史的初稿·第四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IV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并发表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社会的总纲、进化、复古、恶犬、规则、精神、伤口。

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Outline, Evolution, Retro, Vicious, Rules, Spirit, Wound -- about the Society. 

Now the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65、政治的视野、特色、问题、偶像、国体、教训、张力、国度】

About the Politics -- Vision,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Idols, System, lessons, tension, kingdom 

历史的初稿·第五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V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并发表于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政治的视野、特色、问题、偶像、国体、教训、张力、国度。

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Vision,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Idols, System, lessons, tension, kingdom -- about the Politics. 

Now the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

【66、中国的本体、现象、分裂、外延、外扩、回想、前瞻、整合】

About China -- Ontology, Phenomenon, Split, Periphery, Expansion, Reflection, Outlook, Integration

历史的初稿·第六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VI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并发表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中国的本体、现象、分裂、外延、外扩、回想、前瞻、整合。

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about China: Ontology, Phenomenon, Split, Periphery, Expansion, Reflection, Outlook, Integration. 

Now the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I

【67、中共的性质、现状、历史、晚期、出路、死棋、明天】

About the CCP -- Nature, Current, History, Mess, Exit, Terminal, Tomorrow

历史的初稿·第七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VII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并发表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中共的性质、现状、历史、晚期、出路、死棋、明天。

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about CCP: Nature, Current, History, Mess, Exit, Terminal, Tomorrow. 

Now the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II

【68、小国时代的巡视】

The Inspection Tour of the Small States Era

历史的初稿·第八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VIII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并发表于2007年—2016年间，其主题是“小国时代的巡视”，内容涉及了欧美、日本、俄苏、亚太。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s theme range from the Inspection Tour of the Small States Era:  Covering Europe and America, Japan, Russia,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ow the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III

【69、美国政府沦为非法组织】

The US government has become an illegal organization

（美国的霸权、共产、中国、政治、社会、选战）

（Hegemony, Communism, China, Politics, Society, Election --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历史的初稿·第九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IX

内容简介

前白宫网站（www.whitehouse.gov）的“奥巴马出生证”，显然是伪造的。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奥巴马出生证”原件，那么，非法当选的奥巴马就是一个“伪总统”。如果奥巴马是一个伪总统，那么他的政府就是伪政府。而且此后的美国政府只要不对此追究到底，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从2009年开始以来就已经中断了！从那以后，美国政府将是一个非法组织。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并发表于2007年—2016年间，其主题涉及美国的霸权、共产、中国、政治、社会、选战。

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It is very clear that "Obama’s birth certificate"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on the former White House website (www.whitehouse.gov) is a fake. If there is no a real "Obama birth certificate", then Obama was an “illegitimate president” who illegally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wice. If Obama was an illegitimate president, then his government is an illegitimate government.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US government has been interrup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09; since then, the U.S. government would become an illegal organization unless the post-Obama government thoroughly investigates the issue of “Obama’s birth certificate”.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uanjun Xie, written and published online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s theme range from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mmunism, China, Politics, Society, Election and Cover Europe and America, Japan, Russia,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ow the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IX

【70、北朝头目毛泽东】

（底细、劣迹、怪异、卖国、歪理、民贼、流毒）

About Mao Zedong --The head of China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sider, misdeeds, weird, traitor, fallacy, Bully, pernicious influence)

历史的初稿·第十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X

内容简介

本书来自互联网，对“毛泽东现象”进行了种种记述、评论、分析，作者不一，文笔不齐，体现了这个“无名时代”的非原创风格。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from the Internet, the "Mao Zedong phenomenon" for a variety of accounts, comments, analysis, the author is different, writing is not complete, reflects the "unknown time" non-original style. Now the collection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

【71、神话与民族精神（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一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one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谢选骏先生1986年在中国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的影印本，内容涉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希腊－罗马、希伯莱、北欧、日本等处的神话研究，并与中国的汉语典籍所体现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作了深入浅出的比较研究。全书三十余万字。

《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1986年的出版，直接影响了1988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河殇》1988年的播出，促进了1989年中国的民主风潮，而“六四镇压”激发全球抗议并促成了共产党世界的总崩溃。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en Cultural Zones"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and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86. The book consists of Mr. Xie's studies on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of the Egyptians, the Mesopotamians, the Indians, the Greeks, the Romans, the Jewish, the Northern Europeans and the Japanese, and is also a comparative study, in penetrating and simple terms, between the above-mentioned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and those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There are over 300,000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book.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had a direct influence on "River Elegy", the TV series of political commentary, the broadcast of which in 1988 encouraged China's pro-democracy unrests in 1989, the most notable of which was the June 4 unrest in Beijing,  the suppression of which led to global protests and speeded up collapse of Communism world-wide.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 

【72、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Temple of Emptiness

--the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二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two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谢选骏先生1987年在中国出版的《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的影印本，内容涉及中国汉语典籍所体现的神话，以及它对中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和影响。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The Temple of Emptiness - the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and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87. 

The book consists of Mr. Xie's studies on the myths embodi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as well as its manifestation and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I

【73、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weet Spring on Desert

--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三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three

内容简介

这是谢选骏先生1987年在中国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的影印本，内容是哲学随笔。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南方赤色·夏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二部，内容探讨了“文化的本体和宇宙的本原”，体现了作者谢选骏25岁至29岁时的“理论探索和思想模型”。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weet Spring on Desert——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Red to the South——A Book of Summer) "is Part 2 of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ok explores the noumenon of culture and principle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Xie Xuanjun the author'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mode of thinking from age 25 to age 29.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II

【74、秦人与楚魂的对话】

——对《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对话》的诘难（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

--A Criticism of "Dialogue" between Toynbee and Daisaku Ikeda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四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four

内容简介

这是谢选骏先生1988年在中国出版的《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的影印本。内容是对于《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对话》所进行的诘难。

此书主要部分，见于《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西方白色·秋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三部，内容涉及“历史与社会”诸多方面，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33岁时对于各种问题的广泛看法和“思想对话”。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 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Content is for "Toynbee and Daisaku Daisaku dialogue" for criticism.

The main part of this book, found in the The Historic Dome——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 (White to the West-- A Book of Autumn) is Part 3 of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ok touches upon various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and reflects Xie Xuanjun the author's views on broad range of issues and related dialogues at the age of 33.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V

【75、中国神话（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Chinese mythology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五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five

内容简介

这是谢选骏先生1989年在中国出版的《中国神话》的影印本。内容是对中国不同的多个民族的神话进行了分类研究，其中包括创世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神话的舞台、神话的演变、神话的特色等。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Chinese mythology", The content is to China's many different ethnic myths were classified research.Including the myth of creation, the myth of flood, the myth of hero, the stage of myth, the evolution of myth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yth. This is Mr. Xie Xuanjun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89.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

【76、生命──放歌？悲歌？/中国神话传说（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Anonymous lament of life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六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six

内容简介

1989 年六四大屠杀以后，由于作者被禁止出版名单，这里的两本书，只能用匿名的方式出版。

1、〖被囚禁的思想〗（《被囚禁的时代》第一部） 一书，是1988 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而从1980 年以前的私人笔记中整理出来，1989 年春修改完毕，准备1989 年当年出版。但是“六四屠杀事件”以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上级指示，把作者已经列入黑名单，不得出版新的著作了。由于该出版社毁约单方面取消出版协议，拒不出版本书，只得暂时搁浅出版事宜。到了1993 年，有好事者将此稿送到深圳“海天出版社”，改名《生命──放歌？悲歌？》，用笔名“玄峻”（谐音“选骏”）出版。

2、〖中国神话传说〗则是为一套丛书匿名撰写的。笔名“叶名”，纪念六四的死难者，意思是他们的名字只能写在叶子上，随风飘扬了。

A Synopsis of the book

Since the Holocaust on June 4, 1989, since the author was banned from publishing the list, the two books here can only be published anonymously.

1、Imprisoned Thoughts(Part One of Imprisoned Era) is a book by Mr. Xie, the contents of which were sorted out of Mr Xie's personal notes before 1980, at the suggestion by t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e revision of the book was completed in the spring of 1989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published. The publication was scheduled for the same year. Mr Xie was black-listed, however, by the authorities after the June 4 incident, and the Publishing House was forbidden to publish new books by Mr. Xie. The Publishing House actually tore up the agreement on publication unilaterally,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was shelved. In 1993, some interested people handed over the manuscripts of the book to the Haitian Publishing House, changing the title of the book into Life-- Singing with a Resounding Voice as Well as With a Lament, adopting the pen-name of Xuan Jun for me--homophonic with Mr. Xie's first name.

2、Chinese myths and legendsare written in an anonymous way for a series of books. Under the pseudonym "Ye Ming", to commemorate the massacre of the victims of June Fourth, meaning that their name can only be written on the leaves, the wind fluttered.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I

【77、联想与印证──对中国思想的重新理解（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Understanding Originality of the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by Association and Corroboration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七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seven

内容简介

谢选骏的《联想与印证──中国思想的理解过程》，通过对于神话、《诗经》《洪范》《乐记》《周礼》《老子》《孙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十篇“阅读”和“解释”，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于古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的理解过程。全书作于1977年到1988 年之间，1989 年“六四”以后被禁止出版，1994年曾经匿名“玄峻”得以初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of Xie Xuanjun's ── Understanding Originality of the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by Association and Corroboration ── exemplifies how a modern Chinese scholar tries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 originality of ancient Chinese thinking by reading and deciphering Chinese mythology and the following ten works ：Classics of Poetry，Hong Fan，Yue Ji，Zhou Li，Lao Zi，Sun Zi，Zhuang Zi，Xun Zi，and Han Fei Zi. The book was written between 1977 and 1988, was banned after the June 4th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first printed in 1994 under the pseudonym of Xun Jun（玄峻），and is now published in a facsimile reprint.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II

【78、向东方——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Bid farewell to history: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Complex"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八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eight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来计划在1989 年出版。“六四屠杀”事件以后，出版社单方面毁约。1996 年，该文集改名《向东方》，匿名“疏野”出版。其中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是为电视政论片《河殇》写作的第一稿。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the collection of Mr. Xie Xuanjun "to the East", formerly known as Bid farewell to history: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Complex", Originally planned to be published in 1989. after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the publisher unilaterally breach of contract. In 1996, the book was renamed "to the East", anonymous "Shu Ye"( 疏野) published. "Shu Ye"(疏野) is Xie Xuanjun Newspaper column under the pen name. This book second chapter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Complex", is the first draft for the television political film "River Elegy"(河殇) .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III

【79、零点哲学（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九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nine

内容简介

本书是《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北方黑色──冬天的书）的第一稿，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四部，内容涉及“人生哲学和宇宙现象”方面的问题，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28 岁至35 岁时对于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表达。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 -- On the Circular Image of the World (Black to the North -- A Book of Winter) is Part 4 of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book touches upon issues related to philosophy on human life and phenomena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the views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28 to age 35.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X

【80、天子七书（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even books about Tian Zi (the Son of Heaven)

谢选骏

1994年原版

2016年影印版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十

内容简介

《天子七书》原名《天子·世界征服者的奏折》，是谢选骏先生1979年——1991年间的作品。“七书”包括：天子永恒者、天子和他的四季、天子的人格、天子的神格、天子崇拜、天子的仆从、祈祷天子。1994年由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利通图书有限公司发行。

A Synopsis of the Book

Seven books about Tian Zi(the Son of Heaven)formerly known as A Memorial to Throne about Tian Zi(the Son of Heaven)or Conqueror of the World. These seven books include: Tian Zi eternal, Tian Zi and his four seasons, the personality of Tian Zi, the godhead of Tian Zi, Tian Zi worship, the servant of Tian Zi, praying Tian Zi. These seven books is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between 1979 and 1991, published in 1994 by Hong Kong Publishing Hous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irculated by the Litong Books Company, Ltd.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

【81、第四美国的诞生】

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谢选骏 评述

2017年第一版

（第一卷：特朗普帝国的崛起）

第四美国的诞生

这本书阐述了第四美国的诞生。任何国家每隔七八十年都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自1776年美国成立以来，240年有三个阶段，可以称为“三个美国”：第一个美国是华盛顿的独立，第二个是林肯的统一，第三个是罗斯福的超强。现在，第四美国已经揭开了序幕。古代神话、中世纪哲学和现代科学，都相信新的东西会从混沌和漩涡中诞生，尽管第四美国的主题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人清晰地知道，但“让美国再强大”已经引起震撼。毕竟60次总统任期的结束，意味新的更大周期开始了，第四美国的诞生，引起的变故可能大于以往三个美国的诞生，毕竟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本书的全部内容取自作者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新闻述评，包括：第四美国、历史转折、川普总统、各国反应、心理调整、社会转型、移民角逐、中国美国、信仰战线、政治技巧、新闻媒体、全球世界、思想总结。

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This book expounds 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Every country has a fundamental change every seventy or eighty years. There have been three stages during the past 24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776; and they can be called "thre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United States was Washington’s independence. The second one was Lincoln's reunification. The third was Roosevelt's superpower. Now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has been born. All the Ancient mythologies, medieval philosophies, and modern science believe that new things would be born of chaos and whirlpool. Although no one understand so clear what is the mission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that has just been started, the vision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has caused deep impact. The finishing of 60 Presidencies means the starting of a new greater period. Will the changes caused by 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be greater than that by the previous three? After all, this is a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entire contents of this book are taken from the news review that the author has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including: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President Trump, response of the natio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 immigration com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 China, fronts of faiths, political skills, the media, the global world, summary of thoughts.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

【82、中国来到耶路撒冷——人类历史的回归】

China Came To Jerusalem - The Return of Human History

谢选骏 编著点评

2017年第一版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耶路撒冷”而展开：包括地理上的耶路撒冷，文化上的耶路撒冷，灵性上的耶路撒冷……

本书的独特之处，着眼于中国与耶路撒冷的联系，包括中国与耶路撒冷的地理联系，中国与耶路撒冷的文化联系，中国与耶路撒冷的灵性联系……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ok revolves around "Jerusalem": including the geographical Jerusalem, the cultural Jerusalem, the spiritual Jerusalem ...

The book is unique, focusing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erusalem, including the geographic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erusalem,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erusalem,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erusalem ...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Volume LXXXII

【83、虚无主义】

Nihilism

2017年第一版

内容简介

本书集中了1975 年到1990 年之间写作的《五色海》（Sea of Five Colors）中有关“虚无主义”的论述，改变其顺序，从后到前地展开排列，以展示1980 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潮。因为，《五色海》的出版，曾经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中国大陆的思潮，并通过那个影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nihilism" in the Sea of Five Colors, which was written between 1975 and 1990, changing its order, from behind to before, to showcase the 1980s The trend of thought. Becaus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lored sea"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trend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that era, and through that influence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history.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II

【84、虚无主义是一切文明的归宿】

Nihilism is the End of all Civilization

内容简介

本书采集了一些有关“虚无主义”的网络文章，与1975年到1990年之间写作的《五色海》（Sea of Five Colors）中有关“虚无主义”的论述，进行“世纪对话”——揭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线索，从而预期，只有新的宗教，可以挽回虚无主义的狂澜。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collects a number of "nihilism" online articles, and the "nihilism" in the "Sea of Five Colors" written between 1975 and 1990, Contemporary ideolog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lues, which is expected, only the new religion, can save the nihilism of the tide.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V

【85、中国神汉建国史略】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Shaman 's Establishment of State

内容简介

神汉也叫“萨满”，该词源自通古斯语“saman”与北美印第安语“shamman”，原义含有：智者、通晓、探究，后来逐渐演变为萨满教通神之人的专称，是萨满之神的化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建立国家的方式，就是通过神秘主义的宗教来进行的，本书称为“神汉建国”，以区别于其它的建国方式，例如军阀建国、少数民族建国、宫廷政变建国等。

A Synopsis of the book

"Shaman", the word from the Tungusic language "saman" and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shamman", the original meaning contains: wise, proficient, inquiry, and later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shaman to teach the gods of the people, is the god of shaman of the incarn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there is a way to establish a state, that is, through the mysticism of the religion to carry out, this book called "Shaman to establish a state" , to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 founding methods, such as the warlords to establish a state , the ethnic minorities to establish a state , The palace coup to establish a state.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V

【86、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史略】

A Brief History of Minority Nationa Control China

内容简介

观察一下中国历史，能够入主中国的，多为少数民族的游牧社会。而所有入主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军事贵族带队的。这些蛮族，虽然野蛮，却有等级尊卑，具备整合力量。蛮族注重血统，而轻视文明，但是等到蛮族开始重视文明之后，他们的军事整合力量也会受到削弱。游牧民族的军事贵族制度，和农耕地区易于形成的神权政体大有区别。而丧失了这种蛮族武力的社会，只有依靠神权政治甚至神汉崇拜予以整合了。在《缠足战略论》里我曾写道：平民主义的汉人社会，只能受到金鞑、元蒙、满清、日寇等军事贵族社会的鱼肉，直到今天，依然无法摆脱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僭主政治。

A Synopsis of the book

Observe the history of China, to control China, mostly for the ethnic minority nomadic society. And all the control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re led by the military aristocracy. These barbarians, although brutal, there are hierarchical system constraint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power. Barbarians pay attention to descent, and contempt for civilization, but until the barbarians bega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civilization, their military integration forces will be weakened. The aristocratic system of nomadic people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eocracy in the farming area. And the loss of this barbarian force of society, only rely on theocracy and even shaman worship to be integrated.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Volume LXXXVI

【87、中国宫廷政变建国史略】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a Palace Coup To Establish Government

内容简介

在中国历史上，建立政府的方式虽然离不开“军阀建国”的实力，但是细分下来，还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1、古今始终如一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国”，2、秦朝和汉朝以后流行的“神汉建国”，3、通过宫廷政变建立政府。本书所讨论的，就是最后一种。而通过宫廷政变建立政府的努力，多数都会通过古代传说中的“禅让”仪式来举行。禅让制度，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和平演变”。

A Synopsis of the book

In China history, although the way of establishing government cannot do without The Warlord Established the Government'power, but subdivision down, also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forms: 1, Ancient and modern, consistent, "ethnic minorities control China, to set up a government". 2, After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 it was popular that "the leaders of Shamanism Chinese Shaman 's Establishment of Stateestablished the government". 3, Through the court coup,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vernment. The discussed in this book is the last one. Through a palace coup to establish a government, the majority will be held by the ancient legend of the "Shan Rang" ceremony. The "Shan Rang" system can be said to be "peaceful evolution of Chinese form".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VII

【88、美国加拿大24年印象记】

United States / Canada 24 Years Impression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美国和加拿大24 年间，旅行60 余处时所记录的阅读、思考、写作。其中主要内容取自互联网络参考资料，作者加以搜集整理校阅，并附有自己的评论。每篇前后还有作者所写的诗歌加以镶嵌，相映成趣，充满韵律，展开了第三期中国文明游走全球的风采。合计40 篇。

外加四篇附录文章和四首附录诗歌。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the author travel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for 24 years, travels more than 60 cities, recorded reading and thinking and writing.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book, taken from the Internet reference material, the author to collect, collate, proofread, and with the author's own comments.

The front and back of each article, and the two poems written by the author,to be mosaic, side by side, full of rhythm, launched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lk around the world style, a total of 40 articles, plus four appendix articles and four appendix poems.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VIII

【89、欧洲22年印象记】

Europe 22 Years Impression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欧洲22年间，旅行三四十余处时所保存的阅读、思考、写作。其中主要内容取自互联网络参考资料，作者加以搜集整理校阅，并附有自己的评论。每篇文章之后，还有作者仿照古代行文惯例所写的短诗，对欧洲文明进行了总结。合计47 篇。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the author travels to Europe for 22 years, travels more than 35 cities, recorded reading and thinking and writing.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book, taken from the Internet reference material, the author to collect, collate, proofread, and with the author's own comments.After each essay, there is also a short poem that summarizes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s.A total of 47 articles.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X

【90、亚洲26年印象记】

Asia 26 Years Impression

内容简介

时移世易。亚洲正在重新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心。在这样的时局面前，

重温26 年（1991 年—2017 年）以来的亚洲印象，是极有意思的。本书包括了圣地、日本、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城市的游记。这些阅读、思考、写作的主要内容取自互联网络参考资料，作者加以搜集整理校阅，并附有自己的评论。每篇文章之后，作者还用自己所写的短诗，进行了总结。

合计45 篇。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world is changing, and Asia is regaining the gravity of world history.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o review the Asian impression since 26 years (1991—2017) before such a situation. This book includes travel notes of the Holy Land, Japan, Taiwan and other Asian citi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se reading, thinking, writing is taken from the Internet reference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for review, with its own comments. After each essay, the author also summarizes the short poems he wrote. A total of 45 essays.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

【91、三哲论——个性的锋芒】

Three Philosophies - the Edge of Personality

内容简介

个性的锋芒，就是个人挑战传统，其体现之一，就是个人哲学挑战传统宗教，这其实也是思想主权在质疑并修正国家主权——这是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开始了的。这个“轴心时代”的奥秘就在于文字的普及，文字首次记录了个性的脉动，从而揭开了哲学的篇章。本书选择《奥义书》、诺斯替、《庄子》作为实例，分析了印度、欧亚（欧洲和中东）、中国这三个地区的独特哲学。

A Synopsis of the book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individuality is its individual challenge tradition. One of its manifestations is that individual philosophy challenges traditional religions. This is actually the sovereignty of the thought is questioning and correcting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 which began hundreds of years before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The mystery of this "Axial Age" lies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writing, the first recording of the pulse of personality in character, and the opening of a chapter in philosophy. This book selects the Upanishads, Gnostic, and Zhuangzi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unique philosophy of India, Eurasia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I

【92、摩门教】

Mormonism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了互联网上有关摩门教的一些资料，并且加以编辑和点评。分为概况、教义、法律、文化、社会五章，每章八个小节，外加五个附录，合计45 篇。大体反映了摩门教的全貌。

Synopsis

This book collects some information about Mormonism on the Internet, which the author edits and comments on. Divided into profiles, doctrines, laws, culture, social five chapters, each eight sections, plus five appendices, a total of 45 articles. Generally reflect the whole picture of Mormonism.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II

【93、解构莎士比亚：中国成语PK英国诗剧】

Deconstruct Shakespeare:Chinese Idioms PK English Drama

内容简介

归结在莎士比亚名下的英国诗剧，就像大英博物馆里的馆藏，它的内容来自世界各地，并且，是由众多作者从不同来源那里搜罗来的。当然，其中也难免带有大量的中国古董。因此，用中国成语来解构莎士比亚戏剧，也就成了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借此，可以进一步比较研究中英文学意象之异同，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源流演化过程。功莫大焉。

每个中国成语，都是一个戏剧因素，甚至通过一个典故构成一个故事情节。所以，用中国成语去解构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发现他的剧本其实是由许多戏剧因素拼凑延伸衔接转折而成的，每个莎士比亚剧本大约包含了类似中国成语的典故达到四十多个到六十多个。

Synopsis

Attributed to the English drama in Shakespeare's name, like collections in the British Museum, co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re collected by many author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Of course, it is inevitable that with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antiques. Therefore, using Chinese idioms to deconstruct Shakespeare's plays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is way, we can further stud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mages and their origins and evolutions in world literature.

Each Chinese idiom is a dramatic element and even constitutes a storyline through an allusion. Therefore, the use of Chinese idioms to deconstruct Shakespeare's plays shows that his plays are actually made up of many dramatic factors. Each Shakespearean script contains about 40 to 60 allusions of similar Chinese idioms.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III

【94、生杀之水】

The Water of Life and Death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IV

内容提要

我十几岁的时候初读《水经注》，惊叹古代中国有那么复杂的水系、那样丰富的水源，于是想象古代的水草丰茂和人杰地灵，慨叹当代的中国凋敝、万马齐喑，决心复兴文明、再造中国，让中国的秀美超乎欧洲。

A Synopsis of the Book

When I was a teenager, I read "Shui Jing Zhu" for the first time. I was amazed that ancient China had such a complicated water system and such rich water sources. So I imagined the luxuriant aquatic plants and outstanding people in ancient China. I lamented the declin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ten thousand horses, determined to revive civilization and rebuild. China makes China more beautiful than Europe. 

【95、屠龙者说《三册禁书》】

Dragon Slayer says "Three-Volume Banned Books"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V

内容提要

这是解龙将军的《三册禁书》，在中国民间流传了二十年（1981—2000年），在互联网上流传了二十年（2001—2020年）——1、《岩浆》，2、《野蛮的中国》，3、《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可以在谷歌看到它的目录索引。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is "Three-Volume Banned Books" written by Dragon Slayer, which has been circulated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for 20 years (1981-2000), and has been circulating on the Internet for 20 years (2001-2020). There are three books in total: 1. "Magma", 2. "Savage China", 3. "The Last Revolution: The Terminator of China's Tyrant Politics." You can see its catalog index in Google .

【96、屠龙者说《三百禁文》】

Dragon Slayer says "Three Hundred Banned Texts"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VI

内容提要

这是解龙将军的《三百禁文》，在互联网上流传了二十年（2001—2020年）——现在予以收集整理，可以在各种搜搜引擎查到它的目录内容。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is the "Three Hundred Banned Texts" of the Dragon Slayer, which has been circulating on the Internet for 20 years (2001-2020)-now it is collected and sorted. The contents of its catalog can be found in various search engines. 

【97、凌迟马克思】

Beheading Karl Marx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VII

内容提要

这里有六十四篇文字，像六十四把锋利的刀一样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肢解——类似著名的凌迟肢解。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re are sixty-four texts here, which dismember Marx and Engels like sixty-four sharp knives. —similar to the famous dismemberment of the death penalty. 

【98、凌迟《资本论》】

Beheading "Das Kapital"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VIII

内容提要

这里有斩首《资本论》的三十把刀，刀刀见血，对《资本论》的每一章节给予致命一刀——类似著名的凌迟肢解。

A Synopsis of the Book

Here are the thirty knives that beheaded "Das Kapital", with knives cut to blood, and a fatal blow to every chapter of "Das Kapital" - similar to the famous dismemberment of the death penalty. 

【99、特朗普帝国的崩溃】

The collapse of the Trump Empire 

（《第四美国的诞生》第二卷）

（"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Volume Two）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IX

内容提要

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开始进入了第四期的发展，其主轴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角逐”，表现为黑人总统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反扑，其最新节目，就是本书所要展现的“特朗普帝国的崛起和崩溃”。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entered the fourth phase of development. Its main axis i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counterattack of black presidents and white supremacism. Its latest program is what this book will show-- "The collapse of the Trump Empire". 

我看特朗普帝国的崛起与崩溃——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显然，他不是第四美国的隆重登场，只是第四美国的嘈杂前奏。

I see the rise and collapse of the Trump Empire-Seeing him build the red building, seeing his banquet guests, seeing his building collapsed.

Obviously, he is not the grand debut of Fourth America, but a noisy prelude to Fourth America.

【100、十字军西征】

【101、上帝宗教】

God Religion

《外星看地球》第1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1

内容提要

世界上有两种宗教——一种崇拜上帝，一种崇拜魔鬼。凡是按照圣经所说进行崇拜的属于前者，凡是不按圣经所说进行崇拜的属于后者。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re are two religions in the world-one worshiping God and the other worshiping the devil. Those who worship according to the Bible belong to the former, and those who do not worship according to the Bible belong to the latter. 

【102、宗教战争】

Religious Wars

《外星看地球》第2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2

内容提要

在崇拜上帝的宗教和崇拜魔鬼的宗教之间，必定会产生剧烈的冲突——这就是宗教战争的起源。宗教战争不必是军事冲突，它更多是一种文化冲突。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re is bound to be a conflict between the religion of worshiping God and the religion of worshiping the devil. This is the origin of religious wars. Religious wars are not necessarily military conflicts, they are more cultural conflicts. 

【103、天子与人】

The Son of Heaven and Human

《外星看地球》第3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3

内容提要

天子，仿佛宇宙派给种族与文明的“原生细胞”：由此展开新的种族、新的文明。所有的社会成员乃至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是一体的，也就是源于“天子”这个细胞。从天之子派生出来的人们，是天子的退化形式。而常人的健康，就是从决意回归天子的那一刻，开始的。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Son of Heaven is like the "primitive cell" sent by the universe to races and civilizations: from this, new races and new civilizations are unfolded. All members of society and even all members of human beings are one,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cell of "The Son of Heaven". The people derived from the Son of Heaven are the degenerate form of the Son of Heaven. And ordinary people's health starts from the moment they decide to return to The Son of Heaven. 

【104、全球策】

Global Strategy

《外星看地球》第4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4

内容提要

当今全球世界，主权国家争霸，浪费地球资源，气候急剧变迁，文明陷入困境，人类面临灭顶。唯有全球对策，才能解决问题。

A Synopsis of the Book

In today's global world, sovereign states are contending for hegemony, wasting the earth's resources, climate is changing drastically, civilization is in trouble, and mankind is facing extinction. Only a global response can solve the problem. 

【105、G2-中美联合体】

G2-Chimerica

《外星看地球》第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5

内容提要

我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叫做“全球内战”——而不仅仅是“G2”之间或是“中美联合体”（Chimerica）之内的双边决斗。这不仅是“Chimerica”的分裂，也是其重组。

A Synopsis of the Book

I call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USA a "global civil war"-not just between "G2". Or a bilateral duel within the "China-US Consortium"(Chimerica). This is not only the split of "Chimerica", but also its reorganization. 

【106、两个世纪的内战】

Two Centuries of Civil War

《外星看地球》第6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6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6

内容提要

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经历了一场绵延了两个世纪的内战，至今没有结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长度的内战，仅仅次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朝时代”。现在所有的“中国问题”，都要到这个背景下面来观察和解释。 Synopsis of the Book

From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civil war that lasted for two centuries, and it has not yet ended-this is the second-long civil war in human history, second only to the first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era". All current "China issues" must be observed and explained in this context. 

【107、病毒瘟疫】

Virus Plague

《外星看地球》第7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7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7

内容提要

2019年开始的世界瘟疫，短短数月就封锁了世界——不仅改造了全球社会，而且可能开辟世界历史。这个“病毒瘟疫”的背后，有一股神秘力量的推动。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world plague that began in 2019 has blocked the world in just a few months-not only has transformed the global society, but may also open up world history. Behind this "virus plague", there is a mysterious force behind it. 

【108、从暴民到暴君】

From Mob to Tyrant

《外星看地球》第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8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8

内容提要

暴君是怎样炼成的？看看暴民就知道了——暴君是暴民炼成的，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一报还一报”。

Synopsis of the Book

How is a tyrant made? Just look at the mob—the tyrant is made by the mob. This is what Mao Zedong said, "come from the masses and go to the masses"! This is "karma"! 

【109、党府论】

On the Party Government 

《外星看地球》第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9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9

内容提要

“党府”就是“党政军一体的超级怪兽”——它控制了“工农学商”四大肢体，一致行动如僵尸，充满梦游的自信。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party government" is a super monster that integrates the "party, government, and army"-it controls the four limbs of "workers, peasants, academics, and business", acting in concert like zombies, full of self-confidence in sleepwalking. 

【110、废垃论】

On Human Waste 

《外星看地球》第10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0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10

内容提要

“废垃”是从“费拉”（Fellah-people）演化而来的，它的意思是被遗弃的垃圾——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传神。

Synopsis of the Book

"Feila" (Waste)  evolved from "Fellah-people", which means abandoned rubbish-I think the former is more vivid than the latter. 

【111、党府论】

On the Party Government 

《外星看地球》第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9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0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09

内容提要

“党府”就是“党政军一体的超级怪兽”——它控制了“工农学商”四大肢体，一致行动如僵尸，充满梦游的自信。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party government" is a super monster that integrates the "party, government, and army"-it controls the four limbs of "workers, peasants, academics, and business", acting in concert like zombies, full of self-confidence in sleepwalking. 

【112、书面人物】

Written Characters

《外星看地球》第12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2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12

内容提要

书面人物，就是留下了书籍记载的人物。这里的100篇记载，涉及到了一些这样的人与事。

Synopsis of the Book

Written characters are those who have left book records. The 100 records here involve some of these people and things. 

【113、新闻人物】

News People

《外星看地球》第13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3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13

内容提要

新闻人物，就是出现在新闻传媒的人物。这里的125篇记载，涉及到了一些这样的人与事。

Synopsis of the Book

News people are those who appear in the news media. The 125 records here involve some of these people and things. 

【114、中共百年】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外星看地球》第14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4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内容提要

共产党是一个国际密谋组织，一百年前利用中国内乱，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把中国变成了两个以上……共产党中国“百年之后”，也就是“死亡之后”——中国将走向何方？

Synopsis

The Communist Party is an international conspiracy organization. One hundred years ago, it took advantage of China’s civil strife to establish a country within a country-the "Soviet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c., turning China into more than two... Communist China" A hundred years later", that is, "after death"-where will China go? 

【115、政权杀戮】

Regime Killing

《外星看地球》第1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5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15

内容提要

基于普选的叫做“民主政府”，基于军管的叫做“专政政府”。民主政府的反对派叫做“在野党”，专政政府的反对派则叫做“反革命”。他们彼此杀戮，和平的手段或暴力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Synopsis

What is based on universal suffrage is called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what is based on military control is called a "dictatorship." The opposition to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 is called the "opposition", and the opposition to the dictatorship is called the "counter-revolution." They kill each other, peaceful means or violent means, they use everything. 

【116、国家妖孽】

National Devil

《外星看地球》第16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6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16

内容提要

国家是一种妖孽，不论基于普选的“民主政府”还是基于军管的“专政政府”。他们自立为王，心里没有上帝，它们主要职能似乎就是彼此杀戮，用和平的或暴力的手段，浪费地球资源、破坏地球环境，用人类的头颅铺平文明毁灭的道路。

Synopsis

The state is a kind of evildoer, whether it is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based on universal suffrage or a "dictatorship government" based on military control. They stand as kings without God in their hearts. Their main function seems to be to kill each other, use peaceful or violent means to waste the earth's resources, destroy the earth's environment, and use human heads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de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 

【117、科学与文化战】

Science and Culture War

《外星看地球》第17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7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17

内容提要

科学是当代人的宗教，而文化则成为一种战争手段。虽然全球文明已经统一，但在其中却有不同的文化集团，分成国家、帮派，互相争斗——目的是要控制全球文明的主导地位。为此，科学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争权夺利的战争机器。

Synopsis

Science is the religion of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culture has become a means of war. Although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unified, there are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in it, divided into countries and gangs,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the purpose is to control the dominance of global civilization. For this reason, scientific religion is not only an ideology, but also a war machine for power and profit. 

【118、历史力学】

Historical Mechanics

《外星看地球》第1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8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18

内容提要

在《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五卷书里，我曾经指出——世界是由“压制与反制”两种力量交构而成的。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这就是历史的力学。本书可以说是它的注解。

Synopsis

In the five-volume book "The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 once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ld is composed of two forces of "repression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his is the mechanics of history. This book can be said to be its annotations. 

【119、六四余波】

The Aftermath of June 4th Massacres

《外星看地球》第1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9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19

【120、蒙古后清黄俄黄犹】

Yellow Russian Yellow Jewish

《外星看地球》第20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0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0

内容提要

辽金元清，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先后盘踞中国将近千年，培养了一种屈从外来统治的传统，明朝也沿袭了这种奴性。中华民国短暂的复国之后，再度遭到内陆俄国的外来统治。其过程，产生了黄色俄罗斯人，以及黄色犹太人——他们和受到西洋和东洋影响的中国人，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并且控制了中国大陆，把海洋中国分裂了出去。那就是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世界。

Synopsis

During the Liao, Jin, Yuan and Qing Dynasties, the Khitan Jurchen Mongolian Manchuria entrenched China for nearly a thousand years and cultivated a tradition of succumbing to foreign rule, and the Ming Dynasty also followed this servility. After a brief resto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again under foreign rule by inland Russia. In the process, yellow Russians and yellow Jews were born. They fought cruelly with Chinese who were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Oceans, and they controlled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split the maritime China. That is Hong Kong, Macau, Taiwa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world. 

【121、民主攘扰】

Democratic Disturbance

《外星看地球》第21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1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1

内容提要

民主社会充满攘扰，相对专制社会一片死寂。胆大的人寻求民主，胆怯的人寻求专制。民主是强者的妥协，专制是弱者的屈从。

Synopsis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full of disturbance, just like an autocratic society is deadly silent. The courageous people seek democracy, and the timid people seek dictatorship. Democracy is the compromise of the strong, and despotism is the submission of the weak. 

【122、民族交汇】

Ethnic Intersection

《外星看地球》第22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2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2

内容提要

种族、民族、族裔，这些混乱的概念也无法说清更加混乱的现实——但是不论怎么错综复杂，一个明显的事实却是，人类正在走向重新混血融合。各种冲突随之而来。这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过程。

Synopsis

Race, nation, and ethnicity, these chaotic concepts can't explain the more chaotic reality-but no matter how complicated it is, the obvious fact is that human beings are moving towards re-mixing. Various conflicts followed. This is a basic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123、难民行为学】

Refugee Behavior Science

《外星看地球》第23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3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3

内容提要

流离失所的人们被叫做难民。短期的灾难可能造成长期的行为后果，从而形成“难民行为”的模式。难民行为不一定难民才有，许多政治人物都有难民行为，并因此毒化了整个社会，其历史影响极其深远。我因此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科——“难民行为学”。

Synopsis

People who are displaced are called refugees. Short-term disasters may cause long-term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thereby forming a pattern of "refugee behavior". Refugee behavior does not necessarily exist for refugees. Many social activists have refugee behaviors, which have poisoned the entire society and its historical impact is extremely profound. I therefore created a new subject-"Refugee Behavior Science". 

【124、权力碰撞】

Power Clash

《外星看地球》第24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4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4

内容提要

追求权力的动机支配着人类的基本行为，从难民到元首都是如此。其结果，就是激发了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这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也不仅仅是“民族斗争”，甚至不仅仅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是权力的碰撞、人类的原罪。

Synopsis

The motivation to pursue power dominates basic human behavior, from refugees to Yuan capital. As a result, inevitable conflicts have been stimulated. This is not just a "class struggle", nor a "national struggle", or even a "war of all people against all people"-this is the collision of power and the original sin of mankind. 

【125、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

People's Sovereignty and Racism

《外星看地球》第2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5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5

内容提要

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互为因果——不论在中国的王朝统治之下还是欧洲的教会统治之下，种族归属可以忽视，至少列为次要。但在人民主权之下，群众不会容忍异己的存在。于是种族主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为了转移对于犹太人的歧视，于是煽动阶级仇恨，瘫痪世界各国，激发世界大战，为犹太复国主义开辟了道路。

Synopsis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racism are mutually cause and effect-whether under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dynasty or the European church, racial affiliation can be ignored, at least as secondary. But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the masses will not tolerate the existence of dissidents. So racism rose to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society. In order to diver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Marxism incited class hatred, paralyzed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spired a world war, and opened the way for Zionism. 

【126、社会窃取】

Social Steal

《外星看地球》第26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6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6

内容提要

什么是文明社会？就是把人类当作仇敌的社会。什么是社会文明？就是社会代替自然成为人类公敌的体系。在文明社会或社会文明里，社会窃取成为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这是比“阶级斗争”、“种族斗争”更为基本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法律因此成为一种丛林原则，它被用来惩罚失败者，奖励优胜者。道德则用来维护既得利益，舆论则是交战的前线。

Synopsis

What is a civilized society? It is a society that treats humans as enemies. What is social civilization? It is a system in which society replaces nature as the public enemy of mankind. In a civilized society or social civilization, social stealing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of survival for mankind. This is more basic than "class struggle" and "race struggle"-a war of all people against all people. The law therefore becomes a kind of jungle principle, which is used to punish the losers and reward the winners. Morality is used to safeguard vested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is the front line of war. 

【127、猪义社会】

Pig Right Society

《外星看地球》第27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7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7

内容提要

猪义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叫做“猪权社会”，这样的社会即使发展成为“大众民主”，依然无法变成原创社会。东欧国家就是例证。深受社会主义渗透之苦的欧美各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Synopsis

The pig righteous society is a "socialist society" and can also be called a "pig right society". Even if such a society develops into a "popular democracy", it still cannot become an original society.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re an example.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suffering from the infiltration of socialism are also moving in this direction.

【128、书评文论】

Book Review

《外星看地球》第2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8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8

内容提要

这里的七十篇文章，展示了对于各种书籍和文化现象的分析评论——与《外星看地球》的其他五十九卷大约六千多篇文章类似，这七十篇文章也是在互联网上发表过的。其主题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并且提出不同的看法。

Synopsis

The seventy articles here show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on various books and cultural phenomena—similar to more than 6,000 articles in the other 59 volumes of "Looking at the Earth from Extraterrestrials". These 70 articles are also on the Internet. Announced on. The main themes are to look at the problem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put forward different views. 

【129、台湾中国】

Taiwan China

《外星看地球》第2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9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9

内容提要

台湾中国和大陆中国，这是两个不同的中国，我称之为“南朝中国”和“北朝中国”——对应于一千多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伪中国”——因为它竟然把“人民共和国”这个苏联卫星国头衔，放在了“中华”的前面。所以我正确地称之为“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奸了中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护照则用“台湾”压住了“中华民国”——迟早有一天会翻船！所以，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第三中国”。

Synopsis

Taiwan China and Mainland China, these are two different Chinas, which I call "Southern China" and "Northern China"-corresponding to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ag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pseudo-China"-because it even put the title of "People's Republic", a satellite country of the Soviet Union, before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People's Republic has raped China! The passpo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uses "Taiwan" to suppress the "Republic of China"-sooner or later it will capsize!Therefore, there will be a "Third China" in the future.

【130、网络主权不是主权网络】

Internet sovereignty not a sovereign Internet

《外星看地球》第30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0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3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30

内容提要

“网络主权”，就是互联网独立于主权国家的控制，仅仅服从国际法的约束。“主权网络”，就是主权国家控制网络。前者通向自由的整合的网络世界，后者通向奴役的分裂的网络世界。为了适应互联网主权的时代，国际法应该变成全球法，并在全球法的基础上组建全球政府！

Synopsis

"Internet sovereignty" means that the Internet is independent of the control of sovereign countries and only obeys the constrai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Sovereign Internet" means that a sovereign state controls the online world. The former leads to a free and integrated online world, and the latter leads to a divided online world of servitud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era of Internet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become a global law, and a global government should b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global law!

【131、文明杀手】

Civilization Killer

《外星看地球》第31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1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3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31

内容提要

对于自然来说，文明是一种杀手；但对于文明来说，人性则是一种杀手。人们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毁灭着文明，文明在利用自然的时候也榨干了自然。

Synopsis

For nature, civilization is a killer; but for civilization, human nature is a killer. People are destroying civilization while creating civilization. When civilization uses nature, it also squeezes it out. 

【132、香港事变】

Hong Kong Incident

《外星看地球》第32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2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3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32

内容提要

2019年的“香港事变”，超越其自身，而具有划时代意义——六四屠杀的30周年的半衰期，“人民共和国中华”70周年的终结期……在此汇聚。然后在武汉爆发出举世震撼的新冠肺炎——COVID-19——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香港事变，可以说是“COVID-19”的先驱。

Synopsis

The "Hong Kong Incident" of 2019 transcends itself and has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the half-life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4th Massacre, and the end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verge here. Then a shocking new crown pneumonia-COVID-19-broke out in Wuhan, which completely changed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The Hong Kong incident can be said to be the forerunner of "COVID-19". 

【133、犹太渗透】

Jewish Penetration

《外星看地球》第33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3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3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33

内容提要

敌基督的犹太教虽是西方社会的寄生虫，但却追随西方殖民主义无孔不入地渗透了全球各地。在政治上，他们建立了马列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更是垄断了一切关键领域。在宗教上，他们严重腐蚀了教会。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佛洛依德、爱因斯坦，几乎“占领了一切舆论阵地”。娱乐、新闻、教育、学术研究，可以说是重灾区。

Synopsis

Although antichrist Judaism is a parasite of Western society, it follows Western colonialism and permeates all over the world. Politically, they established a Marxist-Leninist state, and economically, they monopolized all key areas. Religiously, they corroded the church severel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Marx, Freud, and Einstein almost "occupied all positions of public opinion." Entertainment, news,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can be said to be the hardest hit areas. 

【134、战场经济】

Battlefield Economy

《外星看地球》第34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4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3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34

内容提要

世人只知，中国大陆的经济体系，不是市场经济。却不懂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体系，属于官场经济，而且还是战场经济！这个战场经济，是迄今为止已经跨越世纪的中国内战的产物。中国的内战一日没有结束，中国的战场经济也就不会终结。

Synopsis

The world only knows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of mainland China is not a market economy. But I don’t understand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of mainland China is an official economy, and it is also a battlefield economy! This battlefield economy is the product of China's civil war that has crossed the centuries so far. If China's civil war does not end in a day, China's battlefield economy will not end. 

【135、哲学辐射】

Philosophy Radiation

《外星看地球》第3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5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3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35

内容提要

在一个“思想主权”的世界里，哲学的辐射无所不在。当我们从外星反观地球，这一点特别明显。因为所谓的哲学，就是距离感的产物。

Synopsis

In a world of "ideological sovereignty", the radiation of philosophy is everywhere. This is especially obvious when we look at the Earth from an extraterrestrial perspective. Because the so-called philosophy is the product of a sense of distance. 

【136、政治抢夺】

Political Robbery

《外星看地球》第36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6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3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36

内容提要

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政治乃是一切人际关系的终极体现。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治活动是一种“无本生意”，可以凭借巧取豪夺——“空手套白狼”。

Synopsis

In the sense of social life, politics is the ultimate manifestation of al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political activities are a kind of "no capital business", which can be robbed by ingenuity- "Catch the white wolf with your empty hands."

【137、联邦制就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

The federal system is a more thorough feudal system

《外星看地球》第37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7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3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37

内容提要

联邦制度反对中央集权，因此是一种封建制度。而越是奉行大众民主的联邦制度，就越是彻底的封建制度。“反封建”，其实就是“反分权”，其走向就是“反民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目了然。可是近代中国却在“反封建”的同时鼓吹“科学与民主”，实在属于精神错乱，因为“五四运动”及其外国教头不懂，科学与民主都是封建制度的产物。

Synopsis

The federal system opposes centralization, so it is a feudal system. And the more the federal system of popular democracy is pursued, the more thoroughly the feudal system is. "Anti-feudal" actually means "anti-decentralization", and its trend is "anti-democracy"-this is clear in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modern China advocated "science and democracy" while "anti-feudal", which is really insane, becaus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foreign teachers did not understand that science and democracy were both products of the feudal system. 

【138、美国会发生第二次内战吗】

Will there be a second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外星看地球》第3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8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3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38

内容提要

美国能否变逆向殖民为全球整合？

变逆向殖民为全球整合——这就是“川普革命”的无意识。但是，川普的性格却无法胜任这一整合。因为那需要把共和党的基本力量，动员到全球化的过程里，就像共产党通过动员农民而夺取了政权，反过来却通过进一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共和党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充分吸收结合民主党动员城市底层社会的能量。做不到这一点美国社会就将陷入持续的分裂。

Synopsis

Can the United States turn reverse colonization into global integration?

Changing reverse colonization into global integration-this is the unconsciousness of the "Trump Revolution". However, Trump's character is incapable of this integration. That is because it is necessary to mobilize the basic force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nto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just as the Communist Party seized power by mobilizing farmers, and in turn achieved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by further sacrificing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To accomplish this task, the Republican Party needs to fully absorb and integrate the energy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mobilize the urban bottom society. Without this, American society will fall into continuous division. 

【139、美国与中国】

America and China

《外星看地球》第3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39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3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39

内容提要

美国与人民共和国中华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事务的核心——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但是，正如“一国两制”无法落实、已经失败，“一个地球两种制度”也是南辕北辙、终将破局的。

Synop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PRC has now become the core of global affairs-cooperation will benefit both, and fighting will hurt both? However, just a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annot be implemented and has failed, the "One Earth, Two Systems" is also going to be different and will eventually break. 

【140、美国和外国】

United States and Foreign Countries

《外星看地球》第40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0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0

内容提要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就是“独霸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此看来，如果美国不能维持霸权，那么只有受人支配了。

Synopsis

The so-called "Thucydides trap" means "a mountain does not tolerate two tigers" and "dominates the world"-"the whole world is the king's land; all land is the king's subject. "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f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maintain its hegemony, it can only be dominated by others.

【141、中国论】

On China

《外星看地球》第41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1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1

内容提要

在理想上，“中国”不是支那（China、Sino、契丹），而是“中央国度”。在现实中，“中国”只是支那（China、Sino、契丹）。——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深刻的分裂，很多人就在这种扭曲之中讨生活。

Synopsis

Ideally, "China" is not China, Sino, Khitan, but a "central country." In reality, "China" is just China (China, Sino, Khitan). ——This huge gap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has caused a deep division. Many people seek their lives in this distortion.

【142、中国社会超不稳定】

The Extremely Un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外星看地球》第42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2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2

内容提要

在二十世纪晚期的中国大陆，曾经流行一种“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说法。其实，从本书论述的事实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超不稳定；而且两千多年就脱离封建社会了。

Synopsis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re was a popular saying that "the ultra-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In fact, from the facts discussed in this book, we can see that Chinese society is extremely unstable; and it has been out of feudal society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143、中外关系】

Sino-Foreign Relations

《外星看地球》第43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3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3

内容提要

从中文的字面上来看，“中外关系”不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其潜台词是把自身和世界的其余部分对等甚至对立起来了——这种世界观十分自然地造成了一种亲疏关系甚至敌我意识！

Synopsis

Literally speaking in Chinese, "sino-foreign relations" are not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ut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 subtext is to equate or even oppose oneself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this kind of worldview naturally creates a relationship of close and distant and even consciousness of friend and foe!

【144、自然自我自杀自由】

From Nature to Freedom

《外星看地球》第44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4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4

内容提要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与卢梭的胡说相反，在我看来，在自然里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奴役状态。在自然状态里，人们需要获得自我，才可能接近自由；然后通过自我之死，来获得自由。

Synopsis

Natural self-suicide freedom-contrary to Rousseau's nonsense, in my opinion, there is no freedom in nature, only a state of slavery. In the state of nature, people need to gain themselv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approach freedom; then they can gain freedom through the death of themselves.

【145、与人】

WITH (HUMAN)

《外星看地球》第4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5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5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都由“与（人）”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产生怎样的效果、并且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伯尔尼的大钟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此说，任何思想都需要一个触媒，所有相对都变成了绝对。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WITH (HUMAN)".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be produced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by the aggregation. ——For example, Berne's Big Clock and Einstein's Relativity Theory. Therefore, any thought needs a catalyst, and all relativity becomes absolute.

【146、与事】

WITH (THINGS)

《外星看地球》第46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6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6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都由“与（事）”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产生怎样的效果、并且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政府发钱与黑社会裸贷”。因此说，“白道”“黑道”虽然各行其道，但却殊途同归——为了他们各自的生存。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WITH (THINGS)".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and triggers can be produc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Thinking. ——For example, government "relief funds" WITH underworld "naked loans". Therefore, although the "groundworld" and the "underworld" have their own ways, they have achieved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For their own survival.

【147、和】

HARMONY

《外星看地球》第47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7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7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都由“和”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产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大和民族就是大杂烩民族。”因此，和谐一致，不仅是音乐厅的特点，也是垃圾桶的特点。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HARMONY",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 can be produced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by one place. ——For example, "The Yamato （HARMONY）nation is a hodgepodge nation." Therefore, harmony is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cert hall, but als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ash can.

【148、是】

BE

《外星看地球》第4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8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8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都由“是”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产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所以，缺乏宗教性的战争，无法超出自身的限制。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BE".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 can be produced by bringing them together,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For example, "unrestricted warfare must BE a religious war". Therefore, a war that lacks religion cannot exceed its own limits.

【149、就是】

SAME AS

《外星看地球》第4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9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9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都由“就是”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产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财富就是毒药，毒药就是财富”。所以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SAME AS".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 can be produced by bringing them together,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For example, "Wealth SAME AS poison, and poison SAME AS wealth." So there is no free lunch in the world.

【150、不是】

NOT

《外星看地球》第50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0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0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都由“不是”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达赖喇嘛承认喇嘛教不是佛教”。所以他在西方社会大受欢迎。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NOT".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 can be produced by bringing them together,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For example, "The Dalai Lama recognizes that Lamaism is not Buddhism." So he is very popular in Western society.

【151、不】

DO NOT

《外星看地球》第51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1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1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都由“不是”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独裁者们都不喜欢带口罩”。因为这暴露了他们终究是人，而不是神。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DO NOT".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Dictators don't like to wear masks." Because it reveals that they are after all human beings, not gods.

【152、不懂不了不如】

NON

《外星看地球》第52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2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2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各由“不懂不了不如不是”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哈耶克不懂人有原罪”。这就是民主制度失败的内在原因。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NON".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Hayek doesn't understand that people have original sin." This is the inherent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the democratic system.

【153、不会不能不要不知不死】

NOWAY

《外星看地球》第53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3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3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各由“不会不能不要不知不死”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拔除十字架的中国大陆会不会出现核灾难”。因为拔除十字架已经造成了2019年全球瘟疫的大流行。还因为发生核灾的苏联和日本都是基督福音的敌人！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NOWAY".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Will there be a nuclear disaster in mainland China where the cross is uprooted?" Because the removal of the cross has caused a global pandemic in 2019. It is also because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where the nuclear disaster occurred are both enemies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154、十不】

NEITHER

（不够不过不仅不可不说不算不同不行不一不做）

《外星看地球》第54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4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4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各由“十不（不够不过不仅不可不说不算不同不行不一不做）”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乱说英文算不算种族歧视。”因为流行语言的优势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仗势欺人的不是语言。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NEITHER".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Speaking English indiscriminately is consider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Because the advantage of popular language is only a temporary phenomenon, it is not language that is deceiving people.

【155、为何】

FOR WHAT

《外星看地球》第5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5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皆由“为何”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改朝换代为何必要”。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来自于一个新兴的王朝。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FOR WHAT".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For what is it necessary to change dynasties?" Because the prosperous times in Chinese history all came from a new dynasty.

【156、什么为什么】

WHY WHAT

《外星看地球》第56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6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6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皆由“什么为什么”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人民为什么像政府一样贪财好色”。因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因为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教育作用。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WHY WHAT".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The people are as greedy and lustful as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re are just as many people as there is a government, because this i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upper beam is not correct and the lower beam is crooked."

【157、如何怎样怎么也】

HOW TOO

《外星看地球》第57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7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7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皆由“如何怎样怎么也”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王充、李贽、鲁迅怎么也都是狗官”。因为在“官本位社会”，官府垄断资源，结果无官不贪。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HOW TOO".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How Wang Chong, Li Zhi, and Lu Xun are all dog officials too." Because in an "official-based society", the government monopolizes resources and all officials are corrupt.

【158、所谓】

SO CALLED

《外星看地球》第58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8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8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皆由“所谓”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所谓“人工智能”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智能”——虽然，所谓“人工智能”是人创造的，而“人类智能”却是神创造的。我因此认为，人工智能战胜不了人类智能。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SO CALLED".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the so-call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in the final analysis, a kind of "human intelligence"-although the so-call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reated by man, while "human intelligence" is created by God. I therefore believ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not defeat human intelligence.

【159、多个】

MULTIPLE

《外星看地球》第5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59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5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59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皆由“多个（数字）”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1.5亿套空屋就是多米诺骨牌”。因为这些无人居住的房子，总有一天会变成活人的坟墓。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MULTIPLE（digital）".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150 million empty houses are dominoes." Because these uninhabited houses will one day become the graves of living people.

【160、一个】

ONE

《外星看地球》第60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60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6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60

内容提要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思想实验和语言探索——本书所列的文章，标题皆由“一个（数字）”构成，看看聚合一处，可以发生怎样的效果、触发怎样的思维。例如，“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贪婪的女人”——不仅因为男人挣钱、女人花钱，而且因为女人是家族的代表，外戚甚至能够控制了皇帝。

Synopsis

This is my ongo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language exploration-the titles of the articles listed in this book are all composed of "ONE（digital）". Let's see what kind of effects can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thinking can be triggered when they a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example, "Behind every successful man is a greedy woman", and because men make money, women spend money, and because women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amily, women's relatives can even control the emperor.

【161、宇宙朝圣导论】

Cosmic Pilgrimage Introduction

《宇宙朝圣》第一卷

"Cosmic Pilgrimage" Volume One

2021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6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61

内容提要

如果我们不能用一种朝圣的态度和方式去从事宇宙探险、宇宙旅行和宇宙殖民，那么其结果一定是极为悲剧的。

Synopsis

If we cannot use a pilgrimage attitude and method to engage in space exploration, space travel, and space colonization, then the result must be extremely tragic. 

【162、无垠宇宙】

Boundless Universe

《宇宙朝圣》第二卷

Cosmic Pilgrimage Volume Two

2021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6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62

内容提要

宇宙像一个万花筒，随着人类的观测能力而不断延伸……

Synopsis

The universe is like a kaleidoscope, continuously extending with the observation ability of human beings... 

【163、外星生命】

Alien Life

《宇宙朝圣》第三卷

Cosmic Pilgrimage Volume Three 

2021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6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63

内容提要

能够抵达地球的外星人，比地球人类更善良还是更凶残？

Synopsis

Aliens who can reach the earth are kinder or more cruel than human beings on earth?

【164、地球母亲】

Mother Earth

《宇宙朝圣》第四卷

Cosmic Pilgrimage Volume Four

2021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6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64

内容提要

以往关于“天堂”的思想，体现的恰恰是类似地球般的温柔的蓝色；而宇宙空间的多数色彩，反而是类似“地狱”般的黑暗的，或是类似“炼狱”般的炽热的。

Synopsis

In the past, the thought of "heaven" reflected the gentle blue like the earth; but most of the colors in the universe were dark like "hell" or hot like "purgatory".

【165、走向太空】

Go To Space

《宇宙朝圣》第五卷

Cosmic Pilgrimage Volume Five

2021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6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65

内容提要

走向太空是划时代的一步，与此同时，互联网整合了地球——这不能说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Synopsis

Going to space is an epoch-making step.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et has integrated the earth-this cannot be said to be a simple coincidence.

【166、登陆外星】

Alien Landing

《宇宙朝圣》第六卷

Cosmic Pilgrimage Volume Six

2021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6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6

内容提要

人类可以登陆月球，人造物体可以登录火星，而不仅仅是一次性地坠毁勘探。

Synopsis

Humans can land on the moon, and man-made objects can land on Mars, not just crashing and exploring all at once.

【167、太阳系】

Solar System

《宇宙朝圣》第七卷

"Cosmic Pilgrimage" Volume Seven

内容提要

太阳系是人类和人造物体目前可以到达的极限，就像宇宙为人类预先划定的一个鱼缸——你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是你们到达不了外面的世界。

Synopsis

The solar system is the current limit that humans and man-made objects can reach, just like a fish tank pre-delineated by the universe for humans-you can see the outside world, but you cannot reach the outside world.

【168、拟人天象】

Anthropomorphic Astrology

《宇宙朝圣》第八卷

"Cosmic Pilgrimage" Volume Eight

2021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6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68

内容提要

宇宙物质的分布，从太阳系、银河系、星系团（群）到超星系团，仿佛构成一个又一个“阶梯”。……当天文学家测量出相对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的运动时，莱登-贝尔等人（1988年）猜测有个"巨引源"，但是他的本质为何仍然难以理解。……在我看来，上述宇宙的结构好像进行着觐见礼。这是宇宙规模的朝圣历程。我把这叫做上帝的奇迹。上帝让我们到这世界上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见证这样的业绩。

Synopsis

The distribution of cosmic matter, from the solar system, the Milky Way, galaxy clusters (groups) to super galaxy clusters, seems to form one "staircase" after another. …When astronomers measured the motion relative to the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radiation (CMB), Leiden-Bell et al. (1988) speculated that there was a "giant attractor", but its nature is still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n my opin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above-mentioned universe seems to be undergoing an audience meeting. This is a pilgrimage on a cosmic scale. I call this a miracle of God. God asked us to come to this world so that we can witness such achievements.

【169、黑洞内外】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lack Hole

《宇宙朝圣》第九卷

"Cosmic Pilgrimage" Volume Nine

2021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6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69

内容提要

“暗能量掌握了宇宙的终极命运”——这也许不是一个疑问，而是一个答案。因为“看不见摸不到的暗能量”，似乎更能接近圣经所说的“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的上帝真理。于是在我看来，并非看不见摸不到的暗能量掌握了宇宙的终极命运，而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暗能量更加接近掌握了宇宙的终极命运的上帝旨意。

Synopsis

"Dark energy has mastered the ultimate destiny of the universe"-this may not be a question, but an answer. Because "the dark energy that cannot be seen or touched" seems to be closer to God's truth that the Bible says that "have eyes but cannot see, and ears but cannot hear". So in my opinion, it is not the invisible dark energy that controls the ultimate destiny of the universe, but the invisible dark energy is closer to the will of God that controls the ultimate destiny of the universe.

【170、新的地心说出现了】

A New Geocentric Theory Appears

《宇宙朝圣》第十卷

"Cosmic Pilgrimage" Volume Ten

2021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0

内容提要

新的地心说出现了——地球是宇宙观测的中心。对于人类来说，事情只能如此。因为人类不可能到太阳上观测宇宙，也不可能前往银河中心进行活动，所以，日心说和银心说，都是臆测甚至是妄想。宇宙或许没有中心，但地球显然是宇宙观测的中心。

Synopsis

A new geocentric theory appeared-the earth is the center of cosmic observation. For humans, things can only be so.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for human beings to observe the universe from the sun, nor to go to the center of the galaxy to carry out activities, the heliocentric theory and the galactic center theory are all speculations or even delusions. The universe may not have a center, but the earth is clearly the center of cosmic observation. 

【171、记者采访录】

Reporter Interview

2021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1

内容提要

本书搜集了280篇记者采访谢选骏的相关文字。

Synopsis

This book has collected 280 related texts about reporters interviewing Xie Xuanjun.

【172、文字交锋录】

Text Conversation Record

内容提要

本书收集了六十篇有关谢选骏思想的评论。

Synopsis

This book collects 60 comments on Xie Xuanjun's thoughts.

2021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2

【173、思想渗透录】

Thought Permeation Record

2021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3

内容提要

本书搜集了一百篇有关谢选骏思想及其社会影响的文字。

Synopsis

This book has collected a hundred articles about Xie Xuanjun's thoughts and social influence.

【174、宗教神话录】

Religious and Mythological Records

2021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4

内容提要

本书搜集了六十篇有关谢选骏在宗教与神话研究领域的文字。

Synopsis

This book has collected sixty articles about Xie Xuanjun's research in religion and mythology.

【175、河殇社会录】

"River Elegy" Social Record

2021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5

内容提要

本书搜集了四十篇有关《河殇》及其社会影响的文字。

Synopsis

This book has collected forty articles about "River Elegy"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

【176、博文要目录】

Blog post list

2021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6

内容提要

本书搜集了2003年至2020年十七年间《谢选骏文集》博客文章目录8854条。上部有关发表日期，下部有关于点击率。从两者的交叉考察，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思潮起伏和精神脉动。

Synopsis

This book collects 8854 blog articles catalogues of the "Collections of Xie Xuanjun" from 2003 to 2020. The upper part is about the publication date, and the lower part is about the click-through rate. From the cross-examination of the two, we can see the ups and downs of thoughts and spiritual pulses of that period.

（另起一页）

书名

河殇社会录

"River Elegy" Social Record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