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轴心时代的神话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

《重返轴心时代，看看当时的人如何面对生活的“难”》（2019-12-22 澎湃新闻 理想君）报道：

过去一年里，一个词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生活里：暴力。

网络暴力的肆虐使互联网上的交流变得日益困难，人们既无法解释自己，也不愿相信别人；校园暴力让教育蒙上一层阴影；家庭暴力和精神虐待蛰伏在很多人的沉默中。今天我们遇到的精神危机，似乎比以往更难面对。凯伦·阿姆斯特朗在《轴心时代》中说，“社会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自我中心主义造成的”，不仅是肢体，语言的暴力也无处不在。如何超越自我，去理解关怀他人？阿姆斯特朗说，“这不是一个产生对‘神’的信仰，然后再过一种富于同情心的生活的问题”，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寻求为人类建立一种思想倾向，真正的同情应该是你即将要说出伤害别人的话时，因为考虑到对方感受而克制自己没有说出来，“这一刻，人超越了自我，成为一个超然的时刻。”

什么是轴心时代？它给今天的我们以什么启示？《轴心时代》呼吁我们重拾蕴含于人类所有宗教传统核心的同情精神，直面今天人类的精神危机。

1. 轴心时代，一个神奇的人类文明转折时代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大概在北纬30度上下，即北纬25度至35度这一区间，人类历史上发生一件极为神奇的事情，影响人类文明的先哲：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先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继出现。世界上的四大文明——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同时取得了思想的重大突破和“人性的整体飞跃”，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延绵不断抚育着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开始形成。

在这一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时期，宗教和哲学天才们为人类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体验，奠定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这一时期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轴心时代是在知识、心理、哲学和宗教变革方面最具创造性的时期之一，是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许倬云先生曾在文章《谈枢轴时代》中写到，“雅氏认为枢纽时代的几位重要人物，都有凿窍之功。这一想法，以孔子一例言之，颇似中国人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同点亮黑暗世界的四盏灯，轴心时代推动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从此人类历史可以轴心时代为坐标，在这之前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了它所做的准备，而在这之后，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是以它为起点：包括文艺复兴的人文启蒙、宗教改革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运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理念等等。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德国哲学家，他在自己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著名的“轴心时代”观点。

在轴心时代之前，人类的日常生活常常被死亡、动迁和无休止的变化所折磨。动物献祭在古代社会是一种普遍的宗教实践活动。人们深信，生与死、创造与毁灭无法解脱地纠缠盘绕在一起。他们意识到，自己能够存活下来是由于其他生物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没有这样的死亡便不会有生命，一些人设想，在太初之时，世界是作为一种牺牲的结果而产生的。人们在神圣的戏剧性场面中体验神明。

轴心时代的贤哲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仍然重视仪式，但赋予了它新的伦理意义上的重要性，并将道德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唯一能与他们所指称的“上帝”“涅槃”“梵”或“道”相配的是过一种富于同情心的生活。在当时，宗教就是同情。今天，我们在开始接受一种宗教性的生活方式之前，往往假定一个前提，即必须证实“上帝”或“神”(Absolute)是存在的。这是个有益的科学实践：首先确立一个原则，然后才能应用。但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可能会说，这是本末倒置。首先你应当实践一种道德性的生活；接下来，个人修为和平素的仁爱之心而非理论上的认信，将为你揭示出所要寻求的超越。

这便意味着你必须准备做出改变。轴心时代的贤哲对于训诫他们的弟子以使其得到小小的进步并不感兴趣。在此之后他们可能会带着重新恢复的活力再次回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平常生活中。贤哲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格。所有圣贤都颂扬一种同情和怜悯的精神，他们强调，人必须摒弃自大、贪欲、暴力和冷酷。不仅杀人是错误的，你甚至不应对别人说出一句带有敌意的话，或者做出一个过激的手势。

进一步说，几乎所有轴心时代的贤哲都意识到，你不能只对自己的亲友行善，而应当以某种方式将你的关切扩展至整个社会。事实上，一旦人们开始局限自己的视野和同情心，这便是轴心时代即将落幕的另一征兆。每一种思想传统都发展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金规则”(GoldenRule)的独特程式。就轴心时代的贤哲而言，尊重一切生命的神圣权利——而非正统的信条——即是宗教。如若人们怀着善意行事，对其同伴宽大为怀，则有可能拯救这个世界。

在中国，孔子创立了儒学思想，提倡“仁”，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学者而不是武士。他不应为权力而争斗，而是要学习正确的行为规范，为家庭、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的传统礼数所约束。在阿拉伯地区，耶利米等先知和祭司们的思考也开始转向了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提出人类应该平静面对苦难，避免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避免了一种基于怨恨和复仇的宗教的产生，创造了一种肯定一切生命之神圣性的精神信仰。在印度，乔达摩发展了一种使受苦的人得以解脱的精神方法，他认为，“忘我”这种境界天然存在于每个人身体之中，而这种发自内心的无私的怜悯之情（无我），可以让每个人都得到终极的快乐和解脱。乔达摩的思想被后人整理出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佛教。在希腊，人们开始通过悲剧反思战争的正义性。

各个轴心民族并非遵循了同样的道路，而是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他们有时获得了在轴心时代完全值得称道的洞见，而后却又放弃了。印度人始终引领着轴心时代前进的步伐。以色列的先知、祭司和历史学家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地接近理想，直到公元前6世纪被放逐巴比伦，其非凡创造力得到了短暂而激烈地发挥。中国缓慢渐进地发展着，直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孔子首先发扬了完满的轴心精神。希腊人从一开始便走向与其他民族全然不同的道路。

雅斯贝尔斯以为轴心时代在各个地区发生的时间十分接近，例如他以为佛陀、老子、孔子、墨子和琐罗亚斯德（Zoroaster），都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但现代的学术成果修正了这种年代测定。

2. 轴心时代为什么这么重要

轴心时代出现的思想在今天的人看来似乎老生常谈，甚至有些观点被证明是错的，为什么每当人类出现危机，我们要重新回到这里寻求启示？

究其根本，轴心时代的先知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不在于他们建立的思想，创立的教派，而在于他们将思索的对象从另外一个世界的神，转向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人，以人为起点重新思考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改革的不是一国一地的制度，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思维范式。

轴心时代的各种信仰里都有一种共同的理想，即同情、尊重和普遍的关切。那些圣贤像我们一样，全都生活在暴力社会当中。他们所创造的是一种精神之术，利用人类自然的活力去反对这种侵害。他们之中最具天赋的人意识到，如果你想要遏制残酷和专制的行为，仅仅提出外在的指令是徒劳的。正如庄子所指出的，颜回即便向魏王宣扬儒家学说崇高的道义也没有用，因为这并不能触动魏王潜意识里存有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导致了他残暴的行为。

当战争和恐怖充斥社会，它会影响到人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仇恨和惊骇渗透到他们的梦魇、交往、欲望和野心之中。轴心时代的贤哲们看到这一幕发生在他们同时代人的身上，想出了一种教育方式，让它扎根于更深入的潜意识中，以帮助人们克服它。

社会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自我中心主义造成的，他们设计的训练规划都是以清除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为目标，并推进“金规则”中推己及人的精神。他们发现，这样可以将人们引入人类经验的另一个维度。它使人们进入一种入迷状态，即“暂时离开”其惯常的、自我束缚的意识，领悟一种实在，即他们所称的“神”、涅槃、梵、个我，或者“道”。这不是一个产生对“神”的信仰，然后再过一种富于同情心的生活的问题。修行同情本身就会造成超然。

人类很可能早已习惯于自我防卫。即便是在我们自己的社群和家庭中，其他人也会与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伤害我们的自尊。因此，我们在口头上、精神上和身体上永远准备着进行反击并抢先发动攻击。轴心时代的贤哲们殊途同归地回到“金规则”上来，或许昭示了构成人类本性的关键。例如，假若我们在每一次想说出一些对同事、兄弟姐妹或敌对国家不利的话的时候，考虑一下如果同样的议论落在自己头上，我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如果我们克制自己不把这些话说出来，那么在那一刻，我们便已超越了自我，它会成为一个超然的时刻。

“金规则”并非某一两位圣人的发明创造，而是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在世界上不同地域生发出的一致见解。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这一点给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我们以启示：我们无须背离自身传统，即可学习、借鉴他人的有益思想。不同国家、民族和种族的人们在某一点上能够达成共识。因而，实现和谐、和平等人类普遍理想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

3.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产生精神天才的时代，我们则生活在一个产生科技天才的时代，但我们的精神教育往往是欠发达的。

我们的科技创造了一个全球社会，通过电子、军事、经济和政治而相互连接。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境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危机。在20世纪当中，我们目睹暴力以空前的规模爆发。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彼此伤害的才能已然可与人类非凡的经济和科学进步相媲美。我们似乎缺乏将侵害控制在安全和适度范围之内的智慧。最早的两枚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在人类现代文明辉煌成就的中心展现出恐怖的自我毁灭。由于我们不再将地球尊为神圣，而仅将其视为一种“资源”，人类面临着环境灾难的危险。除非发生某种能与人类的科技发展相并行的精神变革，否则我们将不太可能拯救这个星球。

纯粹理性的教育无济于事。直到付出代价我们才发现，一所杰出的大学可与集中营比邻而居。奥斯维辛、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纽约世贸中心的垮塌，无一不是现实真谛阴郁的显露。这些揭示出，当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认知丧失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世贸中心倒塌的塔楼 BETH A. KEISER/AFP/Getty Images

人们认为，宗教是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这种态度的，但它却似乎往往投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暴力和绝望。几乎每天，我们都能看到由宗教而引发的恐怖主义、仇恨和褊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传统的宗教教义和宗教实践落后于时代潮流并且令人难以置信，从而转向艺术、音乐、文学、舞蹈、运动甚或毒品，以求得到似乎是人类所需要的超越的体验。不同于其他动物，如若我们不能在生命中找到意义和价值，便很容易陷入绝望。

从ISIS控制的领土上逃出的妇女和儿童 Jane Arraf/NPR

几个世纪以来，制度、政治和智识方面的发展模糊了蕴含在宗教之中同情的重要性。支配着公共话语的宗教似乎时常表达出一种体制上的自我中心主义:“我的信仰比你的更好！”正如庄子所指明的，一旦人们投身于其信仰之中，就可能变得喜好争辩、多管闲事，或者甚至冷酷无情。同情并非一种受欢迎的美德，因为它要求人们将自我搁置一旁，而我们将自我视为内心最深层的本性，所以人们往往宁肯选择正义也不愿选择富有同情心。

轴心时代的贤哲为我们的时代带来一则重要的信息，而他们的洞见会令当今许多自认为信奉宗教的人感到惊讶甚至震惊。例如，人们往往假定，信仰大概就是相信某些教义命题，然而，大多轴心时代的哲人对任何教条或玄学都不感兴趣。像佛陀这样的人对神学信仰漠不关心。一些贤哲甚至断然拒绝探讨神学问题，声称它会分散人的注意力且具有破坏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寻找某种绝对的确定性——这正是很多人都期望宗教能够提供的——是不成熟、不切实际和不恰当的。

在轴心时代得到发展的各种思想传统延展了人类意识的边界，并在其存在之本质当中显现出超验的一面。然而贤哲们未必将其视为超自然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如若一位先知或哲人开始强调那些强制性的教条了，这大抵便是轴心时代已失去其前进动力的征兆。由于精神体验是不可言喻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谦恭地保持沉默。他们认为，人们永远都不应将任何宗教教条或道听途说的东西接受为信仰。质疑一切并对照个人体验，以经验为依据去检测任何教义，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的行为举止。

谢选骏指出：上文有关“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寻求为人类建立一种思想倾向，真正的同情应该是你即将要说出伤害别人的话时，因为考虑到对方感受而克制自己没有说出来，”的说法……完全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只要对于历史稍有常识就不难发现，被人们称为“轴心时代”的那个公元前几百年，正是多灾多难的时代——至少，比它之前的王国时代和它之后的帝国时代，都要更多战争。在我看来，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时代如此危险，所以人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待他人，既不能像此前的王国时代那样理所当然，也不像此后的帝国时代那样飞扬跋扈——所以，一些提倡将心比心、取悦他人的学说就开始流行起来了。这就是我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中，所看到的轴心时代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