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病毒瘟疫——新形式的世界大战

《世界灾难或迫近 2013年与一战前惊人相似》（新华网 2013-01-12）报道：

2013年，国际局势依然纷繁复杂，美国“财政悬崖”虽然推迟了，但风险仍然存在；欧洲在衰退中前途未卜，中东叙利亚的结局依然扑朔迷离……我们是走在摆脱危机的路上还是正接近另一场巨大危机的边缘？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发了一篇查尔斯·埃默森的文章，题目为“灾难前夕 为什么这个世界在2013年看起来和一战前夕的1913年惊人的相似？”——把今年和100年前的世界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以下为文章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个时代，原先全球领先的力量恰恰处在了相对衰落期，它们为国内的政治危机和不断遭到侵蚀的经济发展所困扰。同时，崛起中的国家正在世界各地争先恐后地寻求自己的位置。它们当中，有的正为自己在当前的全球秩序中寻找新的一席之地，有的则对这一秩序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民主和专制制度共存于一个不安的竞争体中。通过人员、贸易、货币流通以及史无前例的无视距离的新技术传播，世界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内联在一起。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道德意识，正在兴起。小镇上的美国人正在搭乘华尔街的高速快轨。亚洲再度崛起，哦是的，中东仍有麻烦事。 

听起来很熟悉，对吗？

1913年的世界，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我们通过时光好奇地回放时，在许多方面，100年前的它似乎和今天的世界不怎么相像。若是我们把一个世纪的时间都压缩到眨眼这一瞬间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带着一种丝毫不觉得神秘的感觉来看待它。不过，回溯我们曾祖父母曾经生活的世界真的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吗？

让我们以一种预见的方式得到那些警告吧。历史不会重演——至少不会完全重演。一个时期同另一个时期从来没有完美的类比。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 

2013年，美国的长处和短处都跟100年前的英国不太一样。英国倚仗自己世界银行的身份以及金本位制度下的地位在政治上获益。今天的美国尽管凭借发行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从政治和经济上同时获益，但和那时的英国相比几乎处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位置：美国有庞大的国债负担。(有人或许会争论债务是否应该算作美国的大问题，因为目前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是中国。不管怎样，如果北京没有从华盛顿得到它想要的东西，它是不会抛售美国国债的。但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事实给人一种感觉，即美国正在衰落。而这种力量此消彼长的感觉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如何对待它们的态度。)此外，2013年的美国和 1913年的英国之间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这点和当今国际秩序中的美国不同。从来没有一个单极英国时刻。1913 年，英国已经在工业上落后德国几十年了，是个越来越依靠老本的国家。2013年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很多方面，它还是最有活力和最具创新性的。 

此外，21世纪全球范围内势力强弱的消长与20世纪初是不太一样的。1913年，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大部分来自欧洲)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领土。在非洲只有两个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独立国家。2013年，联合国成员中有超过190个独立国家，其中的 52个国家都是非洲国家。1913年，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生活在欧洲，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少于十分之一了。现在，把这个世界联系起来的国际法律和法规要比 100年前厚得多。我们不应该忘记，用于战争法的海牙公约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而海牙国际法庭的前身和平宫是什么时候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呢？你猜对了，就在1913年。 

事实上，历史角度的类比是不完美的。 1913年和2013年之间的类比也是如此，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毫无用处的。那只是表明它们需要小心严谨的解释。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演，但它会押上韵脚。” 我们的任务就是倾听历史的韵脚，核对我们所听到的，以便捕捉到它们。 

对于决策者或政策分析师来说，历史的效用并不是一包来自于当今世界、包装得整整齐齐的教程，从书架上拿下来之后就可以公式化地放之四海而皆准了。相反，它需要我们找出一种方式来思考变化和连续性，偶然性和机会。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提醒我们那些使国家和社会运行中止的惊人事件，同时还可以检验我们的热情，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时代是与众不同的。1913年的世界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一年，20世纪的大灾难正处于萌芽状态。当然，误用历史是一种罪过，而滥用历史更甚。但是还有一种更糟糕的错误：想象一下我们已经逃离历史了。 

技术是一个常见的罪魁祸首。历史如同亨利·福特所说，是骗人的鬼话，而科技却常常提醒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超高速的时代，一个拥有革命性创新的时代。当创新表现为闪亮登场的iPhone手机时——其亚原子的运作方式非常接近于魔法——人们很容易屈服于技术的狂想曲。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时代，这和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同。然而，激进的技术变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1913年，世界已经有了技术革命。无线电报被引入，提高了海上航运的安全，人们无需电线就可以访问全球各地的市场和战略信息。汽车已经走下了世界第一条生产线——它位于福特在底特律的高地公园工厂——并被运往世界各地，它们的消费者甚至包括蒙古的佛教僧侣。石油取代煤成为英国皇家海军(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的燃料，这些变化将英国海军部推向伊朗南部的石油业务，并开创了现代中东的石油外交。世界上第一部完整长度的好莱坞电影在这一年年底开始放映，第一部印度电影也到达了孟买的电影院。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甚至在他上一年度的总统选举活动中使用了电影作为宣传手段。(这部电影的主题也非常适合2013年：向富人收税。) 

最后，显著的技术进步对事物的改变会超出我们的预期——采用新技术的速度是很难预测的，但从发明到第一次应用，这中间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而新技术第二次或第三次应用带来的冲击也会越来越迅速。一个技术不管有多么先进，最后总是被移植到相对较老的技术上，然后才应用于人类个体、社区和国家。之后，最先进的技术可以被最落后的个体所操纵。不到10年，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人类历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和解放)的成果就被用于空投炸弹了：用飞机进行空中轰炸发生在1911年的利比亚，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地区。同样，20年前当互联网被人们誉为帮助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力量时——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认为——独裁国家已经开始使用它为自己服务了。世界第二古老的行业——间谍——也迅速适应了这个开放的线上世界。技术或许是驱动历史变革的动力，但它也会屈从于历史背景。 

从历史角度看，特定主题或是特定“韵脚”通过历史(人类的贪婪、操纵技术、决定军事行动时地理的重要性、塑造政治时信仰的力量、这个时代与众不同的坚定信念)重现是不足为奇的。你觉得2000年以来，债务推动的繁荣是不同于其它时期的繁荣吗？答案是错误的。古希腊人，在熟知人类的贪婪、自我欺骗、骄傲自大以及因此所招致的惩罚后，无需哈佛商学院的金融专业硕士学位就能很好地解释2008年的金融危机。你觉得有了激光制导弹药和无人机，平息阿富汗将是小菜一碟吗？事实并不这么简单。你觉得全球化是注定要永远持续下去的，洲际战争是不可能的，且向前的民主步伐是不可避免的吗？打住，难道在1913 年人们没有这么认为吗？ 

100年前整个世界的关键，对今天的世界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但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时期，它在不那么遥远的过去，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尽管并非与我们当今的世界完全不同)四分五裂了。究其原因，并非因为人类社会是被无法控制的命运之力所左右，或是因为他们的极端愚蠢。只是人们没有预料到事情会朝后来的方向发展。经历了1913年全年的人们并没有把这12个月看成灾难的前奏。现在回想起来，在地平线上曾聚集着风暴。但在当时，很多人认为自己正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或者他们只是有其它的事情要考虑。 

1913年的世界是动态的、现代的、互相联系的和智能的——就像我们当前的世界一样。1913年，现代欧洲的军械库艺术展征服了纽约。同年美国成立了联邦储备局，它成为之后全球金融力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今天，以一种大致相同的方式，作为一个全球性交易货币的出现，中国的人民币为中国将来挑战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1913年，圣雄甘地在南非被捕，澳大利亚人确定了他们的新首都，俄罗斯芭蕾舞团在欧洲掀起了一场风暴，然后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和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获得了同样的辉煌。1913年，当时中国最大党派的领导人宋教仁被暗杀。这次谋杀就像一年以后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一样，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1913年，列宁还在加利西亚山上过着流亡生活。俄罗斯正处于工业繁荣的中心，很多人认为最大的革命危险已经过去，沙皇俄国将在欧亚大陆占据主导地位。还是1913年，日本，这个60年来一直隐居在世界舞台之外的帝国开始向外扩张，作为一个工业化的亚洲国家，它被其它大国视为对手而存在着。日本国内，新天皇刚即位的不确定性和对最后一位幕府将军的哀悼同时并存。在一战前的最后一年，德国已经成为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让伦敦和整个欧洲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即尽管英德在海军军备上进行着竞赛，但二者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如果国际工人们的团结没有阻止战争的来临，那么全球金融自身的利益也会阻止它。 

当然，和任何其它时代一样，1913年也有预见到黑暗和厄运的预言家。世界各地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员，他们将自己周围的一切国际化进程——从测量时间到战争法的所有事情——都看作是水到渠成的历史演化的宏伟计划。“没有一个国家和一个大陆是单独存在的”，英国历史学家，古奇·G.P.在1913年写道，“全球合约化之后，人类对他们的统一性更加自觉了。思想、理想和试验造就了全球化之旅。文明已经国际化了。”很多人指出，经济全球化使战争无利可图；有些人认为这使战争成为不可能。像往年一样，1913年举办了国际展览会，以纪念世界的进步和走向更大的整合。而举办国比利时在会后一年内就颤抖在炮火的轰鸣中了。1913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一些人视为国际上的和事佬。就在几年前，加州和伯克利大学的校长还打算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呢。 

那么，上面说的这些和2013年的世界有关吗？ 

这并不是说我们正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边缘，在读了这些之后，应该逃往山林并祈求最好的结局。未来大国之间的冲突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预示全球贸易的崩溃——尽管我认为这些情况实际上比10年前更容易发生。不过，回顾1913年的世界可以提醒我们，关于全球化的连续性，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当然几十年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有体系内，存在很多独特与貌似合理的冲击，让我们的预期疯狂地偏离了航线；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我们很难预测和参与，但我们可以为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间接的准备。 

一般来说，把2013年的美国和1913年的英国做类比不是很合适。不过肯定的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比25年前更像100年前——它是一个竞争的多极化世界。正如1913年那样，技术、贸易和金融把我们今天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理性的利己主义告诉我们，这些力量所带来的整合是不可逆转的。然而在过去几年中，贸易保护正在抬头，全球贸易谈判破裂，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讨论完全不足，互联网出现分裂。有一种激烈的、认为其会自我应验的言论认为，西方的主导地位——作为世界规则制定者的地位——正在终结。 

人类注定要永远生活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但是从历史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不确定性，纠正偏见，质疑假设，并延伸我们的想象力。通过了解其它国家——尤其是那些重新在世界上取得显赫地位的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们的心态、期望和恐惧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未来如何建立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个由过去的事件所决定好了的进程。 

1913年的世界——一个辉煌的、动态的、相互依存的世界——为我们提出了警告。在这一年里，世界的运行机制被许多人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在2013年，当面对类似的全球变动时，我们可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设想现存世界的运行机制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漫步到未来，未来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我们希望它变成的样子。这些令人欣慰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为一个更为艰难的旅程做好准备。 

谢选骏指出：外交策士们自作聪明，老是拿二十世纪的经验来设想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殊不知新技术的发展已不允许“武斗”形式的世界大战，于是“文斗”形式的世界大战应运而生——这新形式的世界大战，在病毒瘟疫的大流行之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现在世界各国已经穷凶极恶，完全不顾基本的礼仪和协议——拼尽全力互相撕咬，仿佛末日的困兽犹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