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中国的乌合大众——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民主中国环球實报2016年8月1日）报道：
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对文革的记忆、研究等，都显示出一种所谓“灯下黑”的局限，或者还有某种身陷其中、不容易撤离出来作工具分析的特徵；我们很容易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却无力解构“群众的文革”。其实，我们把“群体心理”这个课题放到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亦即1960年代的政治社会思想状况下，不难找到大量的、非常生动的具体事例，去佐证勒庞从法国大革命中归纳出来的那些特徵；或者说，文革结束四十年了，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自己的勒庞医生。
暴烈、横行了十年的“文革”全民狂热，从刘少奇、邓小平的角度去看，是一个大灾难；但是从毛泽东的角度看，发了疯的亿万民众，居然是非常听话的，运动收放自如，从“天下大乱”轻易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我想说的重点。
暴民政治的最大典范，是法国大革命，所谓“雅各宾党人”、罗伯斯皮尔，再加上“断头台”，血迹斑斑，世界震惊。法国大革命弄到大家轮流上“断头台”的地步，革命者们身不由己，彻底的失控，最后只得由拿破崙出来收拾残局，复辟皇权。所以法国大革命砍皇帝的头，备受争议，这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常识。更重要的是，由于法国先贤们的努力，比如雨果的传世之作《九三年》等，使法国大革命成为“普世记忆”，又惊醒历史。然而，从1793年到1966年，一百七十年后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残暴得多的“革命”，却是由一个东方的“皇帝”亲自运筹帷幄的，这大概会让路易十六死不瞑目。所以醉心“群众革命”的西方新左派崇拜毛泽东，不是没有道理的。
民粹主义是暴民政治的温床，它的完成式是最终酿成“现代极权”，即列宁式政党对普罗大众的全能式统治——大众从反抗主体最后沦为奴隶。旧俄知识分子正是从法国雅各宾党人那裡接受了民粹主义思潮，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而列宁则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
法国大革命使得“暴民政治”成为可能的研究对象，系统研究成果也出自一个法国人，即大家都熟知的古斯塔夫?勒庞的（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这篇文字裡，我基本上是希望藉用这本书的观点来分析文革这场“民粹运动”。
一、文革群体
勒庞认为，人们为偶然事件或一个目标而聚集在一起，自觉的个性就会消失，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就获得了一种心理群体的特征，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消失、智力下降、感情彻底变化。他具体归纳了五点：
（1）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群体不会深思熟虑。
（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总是走极端。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5）群体的道德，有一种淨化的倾向，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
把以上五点再浓缩一下，其实就是两点：低智商和受操控。
根据上面这些分析，我认为对文革中的群众行为做过高的评估和讚扬，很难不是偏颇的。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对文革的记忆、研究等，都显示出一种所谓“灯下黑”的局限，或者还有某种身陷其中、不容易撤离出来作工具分析的特徵；我们很容易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却无力解构“群众的文革”。其实，我们把“群体心理”这个课题放到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亦即1960年代的政治社会思想状况下，不难找到大量的、非常生动的具体事例，去佐证勒庞从法国大革命中归纳出来的那些特徵；或者说，文革结束四十年了，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自己的勒庞医生。
假如勒庞有幸遭遇文革，我猜他高度兴趣者，会是“文革群体”特徵的成因，这也是我们研究文革时还必须添加的一个因素：前文革的驯化，对于文革群体的基本素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或者说，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已经花了十七年时间来操控、玩弄、虐待中国群众，他才有那麽大的自信，敢于发动几亿暴民去摧毁他亲手缔造的这个党和国家机器。
前文革驯化，是个大题目，这裡仅列其要点：
镇压与屠杀，造成恐怖氛围，吓阻一切反抗于萌芽状态——五零年代的一系列肃杀行为，如土改、三反五反、按指标杀人、前政权基层骨干一律“杀关管”等，一举震慑民间，从此鸦雀无声，所以才有邓小平“六四”镇压前所谓“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经验之谈，中共将此再施用一次，果然铺垫了二十年经济起飞和权贵阶级的铸成。在这个概念上，中国人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吓破了胆的“群体”，这一点对于“文革群体”和后来的“八九群体”的性格特徵，都很重要，恐惧永远伴随著中国的抗命运动，使之易于激进、失控。
用阶级划分，製造大众对“一小撮”的隔离——毛泽东是一个搞「多数人暴政」的大师，这套技术他是从江西苏区清“AB团”、延安整风反王明就千锤百炼出来的，「文革」给他在八亿人的更大范围中又试了一次；阶级划分的作用，在于从社会中隔离出一个“少数”的另类来，作为整肃和折磨的对象，从而又示范给那个施暴的“大多数”，令施暴他人以释放自身恐惧成为家常便饭，也是文革的一种常态。
反复搞运动，依次在不同阶层之间互换“加害者”与“受害者”——人人成为一个无所顾忌的施暴者，在任何一个尚有起码常识和秩序的社会都是做不到的，毛能做到的诀窍，其实很简单：他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多数」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标，「文革」中入狱近十年的作家张郎郎对此归纳了一个绝妙的观念﹕「安全暴力」，指施暴者获得某种心理安全。
用意识形态不断洗脑，以“集体”、“国家”代换“个人”，不止阉割灵魂，连话语也在潜意识中被改造——叫你只能说让你说的话。
……
所以“文革群体”是在这样的政治前提、思想素质、精神思维语言状态下，走进文革的暴风骤雨中。勒庞用的“乌合之众”一词，带有强烈的心理学意味，用这个词来描述文革中的大众，我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传统意义上已不复存在，因为上层儒家官僚机构、中层乡绅自治、下层宗法家族组织全部瓦解了，而取代它们的中共各级党委、各级政府也全部被摧毁了，这种状况下的民众，跟传统社会瓦解之后的流民、啸聚山林的造反好汉有多大区别呢？如果再加上前面所分析的“驯化”，这样的大众与1793年的法国大众，也即勒庞这本书裡归纳的那些特症，又如何对比？也许将来会有人来做这件事。
二、“群众斗群众” 是如何挑逗的？
群体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大众”和“领袖”两个问题。勒庞这本书裡，关于“领袖”这部份的议论分析并不精彩，只是讲了一些常识，比如他说：
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
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勒庞这个分析，倒是很符合毛泽东，疯癫、无情。
他大致上讲了一个规律，领袖分两类：一类是勇猛、实干，另一类是意志力更持久，也更为罕见。
我们都熟知韦伯对政治领袖的一个著名分析，即所谓“奇理斯玛型”领袖，也叫魅力型寡头——他从社会学角度做的这个解剖，确实比勒庞从心理学角度的分析，来得深刻。勒庞也讲群体的幻觉和煽动家对群众的麻醉，但他只讲到领袖人物的所谓“名望”的魔力，就比韦伯的“魅力”低了一个层次。韦伯最精彩的地方，是说魅力乃转瞬即逝，不能反複使用；而且大众有一种对魅力的渴望和上瘾，这恰是领袖的致命之处——他最终会为了维持魅力而毁掉自己。这个论述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几乎可以从中西方古代的那些“英雄豪杰”，一直涵盖到近现代的枭雄，如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等，当然毛泽东也逃不过这个罩门。
毛泽东有“造神”的自觉，特别擅长勾引追随者为他“造神”，前有刘少奇，后有林彪；有趣又在，“文革”简而言之，就是毛泽东利用第二个“造神者”去摧毁第一个“造神者”；也因此，当第二个“造神者”坠毁温都尔汗之际，那把大火也顺便把毛泽东这座神像焚毁了。这些在今天都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因为毛泽东至今还是中共的神主牌，他并没有遭到任何程度的解构，尤其他操弄大众至疯癫境地的这场文革，可谓他的登峰造极，对世界与中国至今仍是一头雾水。文革既是毛泽东的一个神话，也是解构他的一把钥匙，其中最有魅力的问题，是他操弄大众的伎俩，是不是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有待分析。勒庞也分析领袖的“统治手段”，比如他说“掌握了影响群众想像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这在毛泽东身上怎麽表现的，是个好题目，但不容易分析。我觉得可以很容易看到的，有两点：
1、“两报一刊”指挥
毛泽东不过是使用了自己的几个秘书——连江青在此的身份角色不是毛妻而是一个秘书，再加上几个文痞，就指挥了这场文革，其指挥、控制的手段，仅仅是通过党煤（中国只有党煤）发社论，或颁发文件（另一个辅助手段就是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召集各地各派别代表谈判），几乎谈不上任何“想像力”，就是枯燥的文字命令而已，像军事命令一样畅通无阻到全国的所有角落，遇到抗命或阳奉阴违的情形也很罕见，八亿人和偌大一个神州被毛泽东指挥得圈圈转，这在人类历史上至少是空前的。
文革从“一张大字报”的发动，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收盘，全靠社论指挥，仅举几例即可：
文革的第一场较量，就是围绕姚文元一篇文章展开的，即所谓“舆论指挥”权的争夺，刘少奇一派便以损失“彭罗陆杨”四员大将而败下阵来。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向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私下组织。彭真、陆定一抵制转载此文，毛在上海还曾下令印刷小册子，由新华书店系统发行；而《人民日报》迟至11月30日才在《学术研究》版内转载此文，两端激烈争夺，而就在此文发表的同一天，杨尚昆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罪名，被撤销中办主任之职；林彪也开始动手整肃总长罗瑞卿。自1962“七千人大会”后到65年这段期间，毛有部署地展开对文艺、学术的批判，如对戏剧《李慧良》、《谢瑶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史学界批李秀成自述、哲学界批杨献珍、经济学界批孙冶方等，此乃所谓“文化大革命”叫法的由来，因为毛觉得“大权旁落”，要靠自己的一帮秘书来发动反击。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文革动员手段，但此举必须配合一个口号的传播，方能凑效。文革研究者何蜀曾分析过“造反有理”这句口号的出笼，也是有趣的一例。1966年6月9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公开引用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语录，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是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说的，1949年12月20日新华社重新引用过，但后来并没有被编入《毛泽东选集》。27年后《人民日报》或许是不经意援引它，却令红卫兵们如获至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连写“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又经江青转递给毛泽东，再由《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以“革命小将的大字报”为题公开发表、配发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人民日报》转载这三张大字报，连续几天反复刊登这段“造反有理”语录，中央乐团奉命将其谱成歌曲，从1966年国庆节前夕开始，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全国传唱。
红卫兵一大血案，是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们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13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该女子中学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一只红卫兵袖章，而毛泽东听说宋的名字是“彬彬”时说：“要武嘛。”这是整个文革中直接从毛泽东嘴裡说出来的一次最赤裸扩的暴力诠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同时，这个瞬间也变成媒体传播、宣示暴力指令的生动样板。《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道。据王友琴调查，8月18日后北京校园暴力和杀戮全面展开，仅西城区8月下旬有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61所中学平均每所中学打死五个半人。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不仅北京，1966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杀人场。
这裡的含义是，不使用“枪杆子”——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手段，只靠它的威慑作用，毛泽东可以仅仅用秘书——在中共语汇裡即“笔杆子”，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暴民运动，摧毁整个政府、国家机器和整个列宁式政党，这不仅在政治学上是一个大题目，恐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大题目。从常识看，在任何制度建制下，从皇帝到现代独裁者，不依靠官僚阶层（即所谓“科层制”），是不可能对社会作起码的控制和运作，仅仅靠“意识形态命令”（两报一刊社论）指挥文革十年，其机制至今是一个谜。
2、军管
毛泽东并非不使用“枪杆子”，从使用“军代表”开始，便意味著他是靠“枪杆子”收盘的，表面上的说法叫著“大联合”、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实际上这些步骤都是在“军代表”的看不见的枪口下完成的。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数据都还没有。然而，这个可以称为 “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却是文革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整肃、虐待、枪杀、监禁最惨烈的时期。毛泽东除了五〇年代初期，曾滥施警察、军队等镇压工具之外，文革中“军管”是最赤裸裸的一次施暴，比如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开膛破腹，就是一个军代表实施的私刑，惨烈程度超过六六年的“红八月”暴行。
然而，毛泽东的“军管”又很特殊，跟世界上许多“军政府”都不一样，也不是中共原有的那一套话语（“党指挥枪”）可以描述的。在文革这个题目下，至少可以有几个研究点：
——毛泽东达到清洗刘少奇的目的，就想恢复政府功能、“抓革命促生产”，回到常规，但文革闹到“全国内战”的程度，已经失控，他的权威也受到挑战，比如1967年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他几乎是仓皇逃离，所以他不得不打出他的最后一张牌“军管”。文革收盘用军队，就是强制性恢复秩序、收缴权力、结束“民粹运动”，毛很清楚这是不可能靠“笔杆子”发社论就能办到的。事实上“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在各省市都经历了一场剧烈派性纷争、武斗、人头落地、充满阴谋的过程——毛赖以发动文革的魅力也随之消耗，这都极符合韦伯的说法。
——毛泽东其实并无失权之虞，他靠林彪“保驾护航”，是把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变成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因此“军代表”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六十年代中国的一场现代迷信，达到全民共谋迫害“异教徒”的程度，内幕也极其血腥，至今只露出冰山一角。
——放纵群众、煽动民粹，都是需要支付代价的，法国雅各宾党人的命运终于也落到毛泽东头上——他靠军管收拾残局，却又不肯分权于林彪（设国家主席），终于引发“副统帅逃亡”的重大危机，也导致毛的“天纵英明”一夜尽失。文革灾难，林彪是毛泽东的第一帮凶，他的作用远甚于“四人帮”，当下民间盛行的“林彪冤案”是一个伪问题。
三、“民粹主义”流变
共产党这个东西，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它没有多少办法——为了公平、理想而滥施残暴、反人道，很难说得通。民粹主义衍生成“不择手段”，被解释为苏联专制的根源，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来自《斯大林秘闻》一书。
此书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是史学家，也是剧作家，曾花二十五年创作《末代沙皇》，畅销世界。《秘闻》认为前苏联的悲剧并不能简单归之于斯大林的暴君和独裁者性格。与其说是斯大林缔造了苏联历史，还不如说是苏共在十月革命前夕争夺、巩固政权中需要这样一位残暴的领袖。
俄国知识分子和青年贵族，受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主义的影响，接受民粹主义思潮，成为“十月革命”和列宁式政党的思想来源。民粹主义有三个要点：一是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二是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三是主张利用农奴服从成性的弱点，强迫他们走进新社会，甚至主张彻底消灭这个阶层。
列宁式政党将这三点完全继承下来。尤其，列宁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斯大林作为他的接班人，对“不择手段”尤其心领神会，无所不用其极，不仅用于对付沙皇政府，也用在对付党内同志，发生包括“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营”在内的七十年罕见暴政，有研究发现，其惨烈后果包括导致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出生率长期低下。
无疑，“民粹主义”三要点也是被中共完全继承下来的，但毛泽东放胆玩弄“大规模群众”如文革这类把戏，则是苏共不敢望其项背者。毛泽东是一个搞“多数人暴政”的老手，这套技术他是从江西苏区清“AB团”、延安整风反王明就千锤百炼出来的，「文革」给他在八亿人的更大范围中又试了一次。如前所述，他的诀窍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多数”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标。“多数”能够为广泛的过激行为提供“理由”，就是民粹主义，但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以更大的权威来恢复秩序，这是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拿破仑专制的道理。中国这场“多数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别，最高权威毛泽东不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权威始终没有被怀疑过，以至社会的法纪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沦丧的境地。
“多数人的暴政”在中国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施暴者」行为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麽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又如在广西发生大量吃人暴行，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了？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人相食」了。这才是「文革」研究的最大挑战。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初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
还有一点。文革和八九学运，两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两者最后的制度化结果，并未对民间社会存留什麽积极的遗产，反而是刺激了中共体制处理“民粹运动”的马基雅维利技术。八九学运有意无意间在模仿文革，或者说，文革中的许多行为模式、思想方法，不可遏制地遗传到八九学运中来；而中共当局最初定性学运和最终选择调野战军进京镇压的决策，其潜意识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文革经验”。
我们现在面对和承受的现实是，“六四”镇压后，中共建构钢性“维稳”系统，返回“全能主义”控制，不惜一切代价压制民间的任何意愿，并成功达至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高腐败的“经济起飞”，得以配合跨国资本大公司完成“全球化”，由此中共塑造了一种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中国模式”，虽然这二十年间国际社会接连发生了“苏东波”共产体制坍塌、中东“茉莉花”民间抗议风潮两大成功的“公民抗命”运动；这意味着中国的经验解构了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必定促进政治进步”的预期，提供了关于“公民抗命”的相反实践。中国在一个极短促历史中的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竟然走向彻底相反的结论，这是非常讽刺的。
谢选骏指出：这其实一点也不讽刺，而是极为顺理成章的——因为，西方财团需要中国的乌合大众，为“资本国际”或“国际资本”建立血汗工厂，就需要公社农奴“进城务工”。这就像“共产国际”或“国际共产党”需要中国的乌合大众，为苏联的扩张提供炮灰，就需要统购统销、建立公社农奴制度。至于文革，不过国际共运的小菜一碟，就像苏联的肃反一样，势在必然——而且都是发生在苏联国和中共国建立十七年的时候——1934年（1917年苏联国成立）和1966年（1949年中共国成立）。
网文《苏联肃反运动》报道：
苏联肃反运动，也称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语：Great Purge），或译为“大整肃”、“大肃反”，现今在俄罗斯多被称为“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英语：Great Terror，即“大恐怖”时期），或称“叶若夫时期”（Ежовщина），是指1934年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 [1] 。
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事件直接触发了大肃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等 [2] 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还有经济学家康得拉季耶夫和恰亚诺夫、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作家巴别尔、植物学家米歇耶夫、著名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 [3] 等著名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残酷的镇压和迫害。
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沙赫特案件、工业党审判、莫斯科大审判等）、关押和死刑，使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同时也使苏联的党、政、军、科学文化界失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使社会主义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
产生原因
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纳粹党上台，使苏联明显感受到颠覆的威胁，纳粹党在许多国家培植“第五纵队”，苏联也渗透进不少敌对分子。
在俄国历史上，沙皇专制制度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俄国人民若干世纪来一直处于专制和恐怖之中，“民主”的概念相当淡薄，这种惨痛的状况限制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
株连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捕和处决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兄弟，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夫妻一起被处决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当时，株连是有法律依据的，1934年《关于反革命与叛国罪》的法令规定，军职人员逃往国外，家庭成员集体承担责任；对于叛国行为，不论已成事实还是仅仅预谋，知情不报，严惩不贷。 [15]
揭发、告密的例子也很多，如：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就是由于一个与他闹矛盾的女人告密诬陷而被处决（当然还有政治原因）。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关于党的领袖与政党、群众的关系，列宁曾有明确论述，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领袖是一个集体，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但具体实行时，往往达不到领袖是一个集体的要求。斯大林违背了列宁集体领导的原则，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上，形成个人决定一切的局面，党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在整个大肃反运动中，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阿维尔·耶努吉泽，但他讲完后不久，就被处决。
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大清洗年代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在1937年3月的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当撇到一边。”他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反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而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法令，则将死刑的年龄降到12岁。
苏联内部存在滥用职权的现象，斯大林借肃反打击政敌巩固权力，斯大林个人性格独断、猜疑、冷酷。
背景
列宁在1917年12月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政治警察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写名称中译为“契卡”），根据契卡的官方档案统计，1918-1920年间，有12733人被处死。 [13]
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加强党的机器的作用；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亚戈达指挥安全机构；并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为斯大林五十寿辰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的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这位“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14]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绝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联共十七大
另外，联共（布）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项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虽然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但这些人已对他统治构成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称：1934年1月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1961名代表，代表着187.4488万党员和93.5298万候补党员。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作了“中央工作总结报告”，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通过了新的党章。大会总结了党在过去一段时期的工作，指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切经济和文化部门中都已获得了决定意义胜利的事实，指出党的总路线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所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 [4]
然而1956年以后，关于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了一些新的说法，最可靠的说法是：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召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对国家情况特别是对农业担忧的代表们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举行秘密投票时，斯大林的名字被勾掉的次数之多，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有的人甚至说，斯大林根本没有当选，只是在最后决定增加中央委员的名额时，他才勉强当上中央委员。”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最受代表欢迎的中央领导人是基洛夫，在他发言结束的时候，代表们向他鼓掌欢呼，掌声和“列宁格勒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声持续了数分钟之久。1962年苏联史学界也披露了这件事。
基洛夫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在1934年1月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书记处，任中央书记。
基洛夫遇刺
1934年12月1日傍晚，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走进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他的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鲜血从伤口向外冒。
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被开除党籍。有证据表明，在这项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此人以前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保安人员扣留过，并从他身上发现过武器，但两次都被释放。当他向基洛夫开枪时，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远远地落在基洛夫后面。
基洛夫喜欢在斯莫尔尼宫中散步。尼古拉耶夫仔细地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线，企图靠近基洛夫却被警卫人员逮捕。在他皮包背面有一处开口地方，可以不打开皮包就能抽出手枪，上了子弹的手枪就放在此处，里面还装有基洛夫的散步路线图。尼古拉耶夫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审问他的是委员会助理负责人扎波罗热沃，但不久之后奉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之令释放了他。
这引起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人民委员会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党证相威胁。最后尼古拉耶夫带着武器潜入斯美尔尼宫，在基洛夫要通过那条走廊时向他开枪，惨案就发生了。[16]
暗杀基洛夫的凶手被当场抓获。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交去接受审讯时，他是被用有棚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在沃伊诺夫大街，当汽车驶过仓库的一面高墙时和司机坐在一起的人员突然转换一下方向盘，使汽车朝一座房屋冲去。司机抓回方向盘矫正了汽车方向，汽车的侧面碰到房屋墙上，避免车祸发生。但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已被人用铁棒打死了。当时医生作了假鉴定，指鲍利索夫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的，鲍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属铁棒打在头上致死的。后来，两个押送警卫队长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也被杀掉了。[5]
“基洛夫之死”被认为是大清洗的导火索
基洛夫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耶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耶夫当月即被枪决。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
当天，斯大林等领导人赶到出事地点，亲自过问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布暗杀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并处决了104名白卫恐怖分子。半个月后，苏联报纸宣布，暗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
基洛夫被暗杀的当天，斯大林在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批准的情况下，对苏联刑法作了如下修改：
各司法机关应加速审理被控告犯有策划或采取恐怖行动的罪行的犯人。侦察恐怖活动案件不得超过十天。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会考虑这类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请。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
内务人民委员会应在这类罪犯被判处死刑以后立即予以执行。
以上条文在西方被称为“基洛夫法”，它的出现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历时四年之久的大肃反运动开始了。
过程开始
苏联肃反运动
从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法”公布起至1936年，这是大肃反运动的前期，这一段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34年12月1日起至1935年，大肃反的对象还仅仅是“谋杀基洛夫的凶手”，被清洗的“谋杀基洛夫的凶手”据有关资料透露达50多万人。这是第一阶段。1936年是第二阶段。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他们自己了。斯大林指挥内务人民委员会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说成是人民敌人，是阴谋集团的成员。限期十天内可以使用酷刑强迫被告屈招，没有上诉。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全面展开
依据这个“特别程序”，审判开始了。1934年12月1日在各法院审判的几十个和基洛夫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几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会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布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
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
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就基洛夫暗杀案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信中说：“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泰然自若，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它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他们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根据这一信件的要求，各级党组织都开展“坦白和承认错误的运动”，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许多人承认自己“警惕性不高”，“和‘敌对分子’有联系”，不少人被开除党籍和被捕，其中大多是原先的反对派分子。在这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所有党证进行了一次审查。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都是经过斯大林亲自过目，由他或者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例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或者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死活。
1936年7月29日，联共（布）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间谍恐怖活动的问题》的密信中，再二次号召各级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信中说：“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挑拨离间分子、破坏分子、白匪、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了。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
在1935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撤掉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在这前一天，斯大林与日丹诺夫曾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我们认为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所有党的干部和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
叶若夫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镇压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变成为一个重要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叶若夫接管内务人民委员会后，它的机构扩大了人员编制。在1936年8月1日至24日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至30日所谓反对“托派中心”案之后，斯大林于1937年2、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涵义不清的字眼“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字眼。
公开审判
大肃反运动中，曾在莫斯科进行过三次审判，受审的主要角色都是党和政府前领导人。这三次审判被后人称为“莫斯科大审判”。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有16名被告。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7]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罪名是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阴谋暗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就是他们策划暗杀的。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项审判称之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这项审讯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作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在第一次“莫斯科审讯”过程中，负责大肃反运动的、以亚戈达为首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犯了一些技术错误，有些指控不能成立，譬如指控之一是，“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恐怖中心”的一个代表曾在1932年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塞多夫在丹麦哥本哈根布利斯托尔旅馆会见。16名被告被处决的一个星期后，丹麦《社会民主报》指出，那座旅馆在他们会见之前好久就拆了，而且，塞多夫那时还在柏林技术学院参加考试。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指示政治局委员：“亚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亚戈达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 [8] 叶若夫主持了大肃反运动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初至1938年底，是苏联大肃反运动最黑暗的时期。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划恐怖行动（其中一条就是暗杀基洛夫），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战争，并力求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仗。
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在二十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在三十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并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会日益激化。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指出党内还有着日、德和托派奸细；莫洛托夫指出军队内部有“人民公敌”；叶若夫作了关于“间谍活动”的专门报告。
布哈林
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控布哈林委派社会革命党人芬妮·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高尔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布哈林被迫承认了这些罪行。在没有证据、只有被告口供的情况下，法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以“叛国罪”判处布哈林等被告死刑 [9] ，亚戈达也在其中。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党内清洗
由于存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领袖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制之上，在这次肃反运动中，许多人无辜遭到迫害。据估计，在诬陷为与人民敌人同谋，破坏间谍活动，预谋进行恐怖行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这次大清洗使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
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大清洗”运动的沉重打击，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从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惨死。在中央委员地区和省一级的党委书记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中，这类情况更是严重。被捕的大多数党员未经公开审判，甚至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或流放。
出席联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3] 所以有人说：“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部、重工业部、外交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这些仅仅在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数字。此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3]
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亚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亚戈达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毫无根据地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军队清洗
图哈切夫斯基
1937年6月11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其它一批高级将领被枪决，他们被指控为是“反苏军事中心”。由于图哈切夫斯基是这批高级军官中最有名的一个，所以史称为“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1945年战胜国缴获了大量德国文件，方才弄清“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真相。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红军中最有才干和威望的元帅，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的二号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熟知苏联大肃反内幕，便伪造了一份文件，试图借斯大林之手除掉图哈切夫斯基。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苏德开始互派军官去上军事训练课，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军事家当时也被派往德国。在柏林军事学院，图的一个同事、德国人，后来当上德国将军。1937年海德里希伪造一封图哈切夫斯基给那位德国军官的信，信的内容是计划推翻斯大林。德国的盖世太保将这封信卖给柏林的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获得的情报最后到了捷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将此信转交给了斯大林。在审讯图时，这封信只字未提，而是在事后才作为档案里的佐证。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1937年5月26日，图哈切夫斯基被捕，接着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逮捕军队其他领导人，在这一浪潮中，红军政治部主任雅科夫·加马尔尼克因受指控而自杀，而被逮捕的图等许多人则在1937年6月11日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基辅军区司令员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曾于1925-1932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罗伯特·彼得罗维奇·埃德曼、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的科尔克、驻英国武官普特纳以及其他高级军官。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3名遭镇压。海陆空三军有3.5万名军人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社会清洗
1936年至1938年间，苏联除四个大的审判案外，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党、政、军各部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其中冤杀和错杀了许多人，铸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从1922年至1928年，苏联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11271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数字是326818人。1939年骤降到了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了2.08万人，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许多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1936年是肃反运动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180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26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
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说，1940年，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中央档案里保存了800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1000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苏联全国各劳动营在营人数为17500人，1933年达到33.4万人。1937年达到119.6万人，1940年达到166万人。1941年达到了230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联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苏联全国各劳动营的自然死亡人数为96.21万人。1937年死亡2.5万人，1938年死亡9.5万人，1939年死亡5.5万人，1940年死亡4.67万人，1942年猛增到24.89万人。
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释放了334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释放了60万人，其中17.5万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350.5万人（1939年1月）和15.52万人（1944年1月）之间。
与此同时，苏联全国各劳动营接收了255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运动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了256.1万人，创最高记录。 [17]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到各个领域。科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还有普通民众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被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叶若夫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是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54年，苏公安部制订了一张详细的历年安全部门抓获和随后被判以各类刑罚人员表。按照这份表格，刚结束内战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数是35800人，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为初期的苏俄公安、安全部门是不分开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应数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万人。这里面含有部分刑事和经济犯，如走私犯、贪污、受贿分子，反映了当时苏共党内的剧烈斗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带有火药味，一些反对苏共中央多数派政策的党内干部被捕、被判刑。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另外，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罚是以政治罪名进行的，这主要牵扯到国内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抢份子。
结束
叶若夫大肆逮捕和处决他认为是敌人的人，以至于他的侦察员的文件袋中藏有卡冈诺维奇、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等人从事敌对活动的证据，在中央内暂未算作“敌人”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本人。此事被贝利亚知道，他虽是叶若夫的副手，但此时却立刻从梯比利斯（今第比利斯）飞向莫斯科，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叶若夫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
1938年12月，叶若夫本人也被处决，他的职务由贝利亚继任。这时，大肃反运动已经扩大到漫无边际的地步，连加里宁、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冈诺维奇的兄弟都遭到了逮捕或处决。1937年大清洗高潮期间，斯大林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的弟弟亚历山大，曾是斯大林亲密战友，被逮捕，并于1941年枪毙，他的妻子玛丽亚和他的妹妹、也就是斯大林的妻妹玛丽科，后来也被当局枪毙。 [10]
1938年末，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肃反运动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大规模的捕杀浪潮总算逐渐平息下来，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
1939年初，联共（布）中央已对肃反的严重后果有所觉察，1月，联共（布）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命令，要他们不要“过分警惕”，要接受无辜者的申诉。此后，肃反运动有所缓和。以贝利亚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则把肃反的矛头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内的“机会主义者”、“野心家”、“毁谤者”和“说谎者”，这些人大多是人人痛恨的秘密警察，这样，肃反运动变成了“清洗清洗者运动”，不过时间不长，规模不大。
1939年3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关于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他又说：“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2] 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肃反运动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作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肃反运动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后果
肃反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他手中不仅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运动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步。 [15]
第三，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由于成千上万的干部被镇压，生产在无组织状态下进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连续二年钢铁产量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苏联面临被侵略的危险。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这场运动间接加速了苏联在战争前期的接连失利。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肃反运动对苏联红军的打击最为沉重：空军司令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斯，装甲兵司令哈列普斯基等许多优秀将领遭捕杀。大肃反运动前，苏联红军共有五个元帅，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前三人均在大肃反运动中遭处决。[11] 苏共二十大以后恢复名誉。
大肃反运动使苏联丧失了一大批职业革命家：
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1936年至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 [7] 如：参加指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国内战争时期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季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库恩·贝拉、十月革命时期以“军事人民委员兼总司令”身份率军进攻俄军大本营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成员布勃诺夫等等均遭处决。
列宁建立的第一届政府（人民委员会）共15人，其中有8人被处决或死于狱中，1人（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大肃反开始前就已经病故，只有柯伦泰 [5] 和斯大林两个人活下来。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出席1939年“十八大”的代表中，曾参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不到2%；1935年党员人数是235.8万人，尽管补充了新党员，但1938年还是减到192万人，减少44.5万人。
大肃反运动使苏联丧失了大批专家和学者：在大肃反运动中遭到清洗的不仅包括党和军队的干部，而且还包括工业专家、科学家、艺术家、厂长等；据估计，企业中上层管理人员中有50%至75%的人遭到清洗；工业界中，军事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制造业所遭受的打击特别惨重。大清洗时期，不仅在人文领域，就是科技工作者也未能逃脱厄运，世界闻名的育种学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瓦维洛夫、植物学家米歇耶夫、著名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等等都被处决或逮捕。 [3]
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提升：大肃反使党内、政府内、军内和经济部门出现了许多空缺的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名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名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名叫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图哈切夫斯基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海德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目前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沙波什尼科夫幸存并晋升为元帅）、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12]
平反编辑 语音
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报告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死去。在1934年号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多数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1956年2月14-25日苏共举行了“二十大”，2月25日，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透露了三十年代大清洗和战后清洗的一些情况，并且指名道姓地提到了在大肃反运动和战后清洗中所死去的著名人物，生动地描述了斯大林的粗暴以及大肃反的总的机制，但他把这一切归于斯大林的性格上的缺陷和不相信人的变态心理，后来甚至归于贝利亚的残暴。
1958年底，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51卷（最后一卷）出版了，上面有一些在大肃反运动中丧生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这是第一部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官方文献。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前进了一大步，出版社大量出版追述三十年代事件的回忆录。
1962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九卷把大肃反运动纳入“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不良影响”一题中，对之进行了否定的论述，但把斯大林的专横归结于他的性格。
历史评价编辑 语音
对于苏联的肃反运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评述是：“我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知道1936—1938年间在苏联发生的那些过火行为的全貌，也不能够恰当地评断其责任。不知确数的人，无疑地有好几万人，在没有预先得到通知的情况下被捕，并且不经审判被送到北部和远东的罪犯营中去。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他们的遭遇甚至连他们的朋友也不通知。” [18]
“反苏报纸找到了容易的结论，它硬说社会主义的本性就是‘集权和残暴的’。凡是了解21世纪初苏联人民的创造性和他们对他们自称的‘自由’的热爱的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看法。赫鲁晓夫和另外一些人几乎作了同样简单化的解释，即斯大林和‘个人崇拜’应该负责。斯大林自然必须负责，但是宣布他的错误并不就是最后答案。因为斯大林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支持了从1937年2月开始的行动。牵涉到的有一整个掌权的机构。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说，斯大林在所有这些行动中，‘认为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必须这样做’。”
10月30日是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俄罗斯总理、统一俄罗斯党（简称统俄党）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在彼尔姆边疆区会见统俄党代表时，对斯大林及同时期的其他苏联领导人提出严厉批评，自1991年10月30日起，俄罗斯开始纪念1937—1938年之间的政治镇压受害者。每年的这一天，俄罗斯全国各地都会举行悼念活动，学校也要给学生们教授以此为主题的课程。 [1]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9] 普京在纪念大清洗受害者时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20]
参考资料
1. 梅德韦杰夫称斯大林应受严厉批评 指责其政治镇压 ．环球网[引用日期2012-11-01]
2. 大清洗运动的结束 ．凤凰网[引用日期2017-01-05]
3. 大清洗：一场恐怖的人间悲剧 ．人民网[引用日期2018-04-26]
4. 30年代苏联“肃反”：两年逮捕150万人 处决68万 ．中华网[引用日期2017-01-04]
5. 被驯服的花瓶:柯伦泰如何逃过斯大林的"大清洗"（苏联大肃反）．网易[引用日期2017-01-04]
6. 肃反迫使苏联人大逃亡 闯关东男人“捡洋落” ．环球网[引用日期2017-01-04]
7.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凤凰网[引用日期2021-02-04]
8. 苏联“大清洗”究竟死了多少人 ．人民网[引用日期2017-01-04]
9. 苏联肃反运动期间处决布哈林 ．凤凰网[引用日期2018-05-31]
10. 斯维特兰娜的悲惨结局：父亲斯大林毁了我的一生 ．环球网[引用日期2021-02-18]
谢选骏指出：上文是中共网站“百度百科”编写的，难免偏颇。但是，多少可以提供一个“文革的参照物”——毕竟，文革是毛泽东总结了苏联肃反的经验后所发动的一场“中共国特色的肃反”。所以，不了解一下苏联的肃反，就无法理解中共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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