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贯通 独立人格 立场坚定的余英时》（《万维读报》2021 08 08-3）报道：
国际知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8月5日在美国普林斯顿逝世，享年91岁。余英时教授是中国当代最具有建树的思想家，是被全球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公认的汉学和中国研究领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家。他中西汇通，研古析今，又因其独立人格和政治上的不妥协与态度鲜明，晚年其著作和言论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但这并没有阻止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和公众悼念他。
余英时的学术研究，从古代到近现代，涵盖了横跨3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时期。他在美国的学术生涯始于对先秦两汉时期和中古时期思想文化史的专门研究。从攻读博士时期开始，余英时便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的博士论文探讨了古代长生理想向不朽思想的重大转变，成为对中国古代思想关键转变的经典描述。
2014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是余英时给与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启发，也是贡献给全世界思想界的精神遗产。
余英时先生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突破”概念，在与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探讨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传统的轴心是“礼和乐”，先秦思想家如儒、墨、道三家的创始人都是从礼乐传统中来的，所有孔子对“礼坏乐崩”，表现出如此痛心疾首。春秋之后，孔孟诸子的思想取代了占卜巫师的地位，成为精神领域中的主流，长生理想向不朽思想的重大转变，这是中国轴心突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余先生在书中清晰生动的阐述了这一崎岖的历史脉络。
余英时教授的学术成果大致集中在三方面：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宋元明清的知识和文化史，以及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和东西文化问题研究。
中国大陆最早出版余英时的书是1987年的《士与中国文化》，此书风靡一时，影响了大量中国读书人。当时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对古代中国文化和士大夫传统多持批评态度，而余英时则对传统怀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持同情态度。余先生认为，西方的价值系统已统一在基督教之下，基督教现已承担了“社会的良心”的任务。而中国历史上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基督教那样的统一教会，基本上是以儒教为主，道教佛教相辅，因此传统中国的“社会良心”必然要落在“士”，就是今天“公共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身上。
余英时一生鲜明批判中共对中国的统治。著作等身的学者余英时，因其独立人格与求真敢言的性格，从未放弃和逃避对社会现实和文化问题的关注和评论。1950年代初期，青年学子余英时从北京初到香港的新亚书院就读时，受教于大师钱穆，那时他已经热忱地关注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走向。此后多年直至临终，余英时都在海外持续关注中国政治问题。 对媒体采访、同仁和学生请教与交流中国现实问题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知无不言。
余英时自己在多个场合系统讲述过1937-1949年少年时期在中国大陆的最初经历，决定了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共的认识，也注定了他终身反对共产主义而一生选择生活在自由的地方。
关于为何中国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令华人政治和历史学界长久讨论的问题，余英时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儒家为主题的清末知识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意识……中国知识分子最初选择共产主义是作为‘救亡救国’的药方，他们对于这套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过。他们主要是出于一种错觉，认为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中的某些因子，比如“消灭剥削”“均分财产”，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均贫富”“天下为公”看着很相似，他们便毫不迟疑地奉为‘真理’，要用来拯救中国。这种对共产主义的错觉在‘五四运动’以后仍然不断重复出现，因此很多知识分子在抗战和国共内战中，站在共产党一边，这一选择可以说是聚九州之铁而铸成的大错。”
余英时自1978年以美国汉代研究访华团团长身份回到中国大陆访问后，至临终，再未回大陆故土。“在没有胡适之的年代里，至少我们可以读余英时。”这一度是199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很流行的话。
现代中国宣扬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抛弃了过去的传统文化思想。在现代化的浪潮洗礼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越来越世俗化，学术也变得越来越市场化。
余英时在2018年4月，亲笔为大陆媒体撰文，谈中国史学危机问题，强调“写史必须用‘直笔’，不能隐藏或歪曲事实，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余英时写道：“1949年以后，历史课本便越来越走向宣传的路。到了1966年所谓‘文化大革命’，历史则完全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用谎言来抹杀事实真相已成为常态。今天作为大学中意识形态课程之一的‘中国现代史’便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历史。中共已正式宣布对于毛统治下的30年不许有任何负面的评论，对于毛死后至今的三四十年更不许稍有“妄议”。试想在这样的状态下，今天青年学生所能接触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知识’呢？”
余英时接受专访时表示：不认为中国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权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变革。他不看好习近平的“中国梦”，老百姓自己的“梦”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大力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运领袖，包括刘宾雁、苏晓康等提供庇护。他认为，希望中共平反六四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了解中共的基本性质是揭开六四屠杀真相的一把钥匙。对于中共而言，政权就是它的一切，习近平时代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中共对内用暴力来镇压一切，对外用钱来收买一切。
这位老者，最后告诫我们：自由民主不是幻想来的，也不是跪求来的，更不会是独裁者者恩赐来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肤浅，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陷入谬误——因为它竟不知“余英时是个左翼文人”。请看看余英时说的都是什么话——
“以儒家为主题的清末知识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意识……中国知识分子最初选择共产主义是作为‘救亡救国’的药方，他们对于这套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过。他们主要是出于一种错觉，认为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中的某些因子，比如‘消灭剥削’‘均分财产’，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均贫富’‘天下为公’看着很相似，他们便毫不迟疑地奉为‘真理’，要用来拯救中国。这种对共产主义的错觉在‘五四运动’以后仍然不断重复出现，因此很多知识分子在抗战和国共内战中，站在共产党一边，这一选择可以说是聚九州之铁而铸成的大错。”
余英时自己是个共青团员，那么它自我批判就可以了，何必要拉人下水，把“最初选择共产主义”的屎盆子扣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这仅仅是因为——余英时自己是个左翼文人。
在我看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胜利，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所致，不如说是“地缘政治”所致——“共产党革命”其实是作为“八国联军的后续行动”强行切入中国历史的。
试想想，要是没有西方文明自相残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在俄国成功夺权吗？
试想想，要是布尔什维克没在俄国成功夺权，可能会有中共小组及其策划的“中国革命”吗？
如果没有苏联，不仅中共没有了，连国民党改组也没有了，孙中山也就无从“联俄容共”了，日本也没有接口入侵了，中国社会也就不会枉死数亿人口了。
余英时为了掩饰自己支持共产党、加入共青团的“事迹”，就不惜篡改历史、胡乱解读——他哪里还有一点历史学者的客观公正？哪里还有一点“知识分子”的学术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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