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百家争鸣是用思想来维系基本的社会秩序

《印度版的“百家争鸣”看与中国的有什么不一样？》（2017-02-16 由 历史一路人 發表于新闻）报道：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思想界的繁荣局面，各种新的思想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如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等一些列思想流派。而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同样在亚洲这片土地上，与中国接壤的另一个国家，还存在另一个百家争鸣、思想流派纷争的局面，即印度列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现象。

 

印度出现“百家争鸣”现象也并非是出自于历史发展的偶然。在印度的列国时期到摩羯陀王朝统治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此期间，战争的残酷性使得广泛的印度社会群众需要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寄托，从而就开始形成一些新的思想体系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如佛教、耆那教、密教的产生，生活派、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的出现，也开始出现了“四谛说”和“八正道”、“沙门主义”等思想，推动着印度思想的多元化发展。除此之外，在思想上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已经遭到许多下层人民的猜疑。在这以前，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以婆罗门为代表的旧氏族贵族。他们是旧的等级制度和传统观念最积极的维护者，最保守的反动派。波罗门教是他们的精神武器。到这时期，婆罗门教与现实社会的变迁不相适应，表现出最顽固、最反动、最腐朽的性质。所以，它就成了各种新思潮、新宗教的首要攻击目标。其次，广大的下层群众也开始不满于婆罗门的精神统治和宗教特权，想要改变种姓制度所带给他们的阶级压迫，不满于婆罗门至高无上的阶级地位。各个阶级已经开始出现了各种反对婆罗门教的思想。同时也促使了各种反对婆罗门教的宗教和思想的产生。当时以国王为首的刹帝利贵族不仅大大加强了王权，而且通过战争掠夺和行政的搜刮，在经济上也拥有最多的财富。他们对于婆罗门作为第一等级居于自己之上的现象已经感到难以再容忍了。与此同时，从吠舍中间分化出来的奴隶主，也持其财富挤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放债谋利已经成了富有的吠舍的合法职业。富有的吠舍在早期佛教经典是不乏其人的。他们有大量的财产、奴隶。“纯洁而忠实”的吠舍担任村镇的地方官，这也成为合法的了。刹帝利和吠舍种姓中日益壮大起来的奴隶主，对婆罗门氏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及其所把持的婆罗门教是不满意的。除此之外，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印度思想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列国时代，铁器已普遍应用，农业生产水平和产量都大大提高。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分工，工商业的发展又促使城市经济兴旺发达起来，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种姓制度的灭亡。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点，当时文献中就提到“谁有财富，谁就是朋友：谁有财富，谁就有亲戚：谁有财富，谁就是世上真正的人”。上述的一些列因素就促成了印度思想的繁荣。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不管是中国的“百家争鸣”，还是印度的“百家争鸣”，都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发展必然性。中国的百家争鸣具有“争鸣性”“统治阶级宽容性”的特点，而印度的思想繁荣则具有“和谐性”、“目的性”、“宗教性”等特点，这些特点看是不相同，但是却有着必然的联系。它们有着共同的社会大背景，并且两个国家出现思想繁荣的现象都并非是由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两国都处于社会动荡时期，人们的思想寄托为思想的繁荣提供了社会背景。而众多的思想家的出现，又为思想繁荣带来了强有力的思想源泉。再者，两个国家在社会动荡的同时，又都处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时期，铁器在这两个国家都得到了使用，促使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又推动了阶级力量的改变，进而推动了思想的繁荣。这便是两个国家思想繁荣特征不同性中所体现出的一致性。我们也可以暂且不管这些一致性或者共同性，因为对于两个国家来说，这一次的“百家争鸣、思想繁荣”现象，已经是历史发展对两国最好的恩赐了，因为这些思想对两国后世的发展影响深远。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大概是块马列主义的垃圾，所以口口声声“不管是中国的百家争鸣还是印度的百家争鸣，都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发展必然性”；却不懂得基本的道理——百家争鸣是分裂时代的产物；一旦统一实现了，私学就变公教了，轴心就成独尊了！所以，百家争鸣，是分裂时代的一种需要——用思想来维系基本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