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报道：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所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目标是初步建立苏德在扩张之间的友谊与共识，并导致波兰被瓜分。条约也称为苏德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
背景
由于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计划在1939年9月1日攻击波兰，因此指示外长里宾特洛甫在8月23日前往苏联，希特勒更指示里宾特洛甫接受苏联的所有条件，以避免攻击波兰时两面受袭。最后，双方在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西方国家与苏联的矛盾激化了。矛盾发展到1930年代末，英法的主要战略对手是苏联，同时在东欧地区利益问题上与德国冲突又日益尖锐。而纳粹德国向来仇视共产主义，要向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也必须经由东欧的通道。对苏联而言，英法是所谓“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冲突显而易见，而纳粹德国的崛起更直接危及苏联的国防安全。故此，西方、德国与苏联三方之间的博弈与斗争便开始了。
希特勒一面准备消灭社会主义的苏联，一面又加紧准备向西方侵略扩张。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英法等国一味退让，不做抗击德国的准备，希望德国会停止扩张”，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为此，英法还与德国签定了慕尼黑协定，帮助德国和波兰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1]
当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为了保护苏联的安全及利益，故此放弃与英法共同抗德，反而与之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以争取时间及空间应对德国在日后可能的军事行动。由于波兰和德国一起参与了瓜分捷克的行动，并逐步在向德国靠拢[1]。于是在纳粹德国决定合并波兰的时期，苏联决定占据原波兰和苏联接壤的地区，构建面对德军的缓冲地带[2][3]。另一方面，希特勒为了达成闪电战军事效果，避免过早与苏联发生冲突，故也愿意与苏联签订非战条约[4]。
概况
1939年4月至8月，英、法、苏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军事、政治谈判。谈判中，苏联向英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缔结英、法、苏之间有效期5至10年，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反侵略互助条约
三国保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安全
缔结三国间相互援助的方式和规模的具体协议。
然而，谈判毫无结果。英法同意了德国在东欧和中南欧自由行动，拒绝苏联提出保障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安全。5月到8月间，希特勒一再通过外长里宾特洛甫向苏联表示德国无意侵苏，希望改善彼此关系。因为希特勒已决定侵略波兰，他得知莫斯科正在举行英、法、苏三国谈判，深感忧虑。
5月，日本在远东地区挑起诺门罕战役，向苏联发动进攻，而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又在谈判结成军事同盟，苏联有腹背受敌的现实危险。
8月2日，希特勒放下身段直接电告斯大林，要求苏德会谈签约，必要时他可以亲自出席。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相当不满，遂答应了这一请求。同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动身前往莫斯科。8月3日，里宾特洛甫向苏提出希望改善彼此关系，声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一个问题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并使双方都感到满意。
8月17日，德驻苏大使舒伦堡再次会见莫洛托夫，表示愿与苏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8月23日正午，两架“秃鹫”运输机载着德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通过两次会谈，当晚，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清晨，德军正式对波兰发动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
条约规定
条约缔结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
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
缔约双方绝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
条约有效期为10年。
除互不侵犯条约外，苏德还签订了一份秘密附加协议书：
波罗的海地区如发生领土或政治变动时，立陶宛北部疆界将成为苏德权力界限，在这方面，双方将承认立陶宛在维尔诺地区的利益。
如波兰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苏德将大致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为势力分界。维持波兰独立是否符合双方利益，与及如何划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
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她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宣布她在该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双方将视本协议书为绝密文件。
秘密附加协议书的内容当时并不为外人所知，内容一直到了二战结束之后的纽伦堡大审时，西方国家才从里宾特洛甫的口供中得知，但当时苏方否认。
秘密附加协议书
协议书所划定的势力范围
后续事件
主条目：苏德轴心谈判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只是一个双方的缓兵之计。苏联方面深知坚决反共的纳粹德国迟早会撕毁和约。条约签订后，为之后的苏德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5]。这样一个准同盟条约具有瓜分东欧的性质，使得苏联向纳粹德国提供石油，谷物，锰，橡胶等战略物资。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苏军也从东面入侵，9月17日两军在布列斯特会师。在条约保证之下，德军横扫欧洲时，苏军在11月30日入侵芬兰，抢夺了芬兰11%的国土，1940年6月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亚。与此同时还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实施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苏联红军也入侵波兰，同年9月17日苏联红军和德国国防军在布列斯特会师，但9月19日和9月23日，苏德亦有零星交火。9月22日，纳粹德国邀请苏联红军领导谢苗·克里沃舍因参加阅兵，并移交布列斯特。
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根据条约重新划分的苏德势力范围，苏联红军入侵芬兰，并迫使芬兰割让领土。1940年，苏联先后吞并或占领波罗的海三国和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
1941年6月22日，阿道夫·希特勒撕毁协议，发动巴巴罗萨计划，纳粹德国联合罗马尼亚王国和芬兰等盟友兼受苏联剥夺的国家，对苏联发动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纪念
1980年代，西欧多个城市于8月23日发起“黑丝带日”，抗议苏联占领东欧。而条约签订50周年当日，即1989年8月23日，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合共200万人组成人链，称为“波罗的海之路”，向世界展示对抗苏联非法占领三国的决心。
1991年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宣布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的独立，至此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占领的东欧各国全部获得独立。
2009年，欧洲议会将8月23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周年──为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须以尊严和公正纪念之[6]。
针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会决议谴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共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呼吁将8月23日定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7][8]。
参考文献
二战前德国与波兰联合瓜分捷克斯洛伐克. 凤凰网. 2010-04-10 [2019-03-23].
尚没有形成反法西斯主义联盟的客观条件㈠
尚没有形成反法西斯主义联盟的客观条件㈡
普京撰文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道德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9-09-04.
苏德互不侵犯隐私条约》与共产国际世界战略的转变[永久失效链接]
On European conscience and totalitarianism (resolution), European Parliament, 2 April 2009.
Russia scolds OSCE for equating Hitler and Stalin. Reuters. July 4, 2009 [20 August 2009].
Resolution on Stalin riles Russia. BBC. 2009-07-03 [20 August 2009].
谢选骏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仅改变了欧洲格局，特改变了亚洲格局，其具体结果就是“阻碍了‘中共抗日’”——因为“朋友（纳粹德国）的朋友（日本侵略者）就不是我的敌人”！
《百团大战》报道：
百团大战，又称晋南游击战、正太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战役，是由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下皆以八路军称呼）在1940年8月至10月间自行发动、以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为目的的破袭作战。参加作战的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与22个团。战争期间日军发动反击战，使得周边一带的八路军根据地受到一定打击，受损的平汉铁路、同蒲路、石太路、井陉煤矿区迅速恢复运作。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正太铁道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由八路军总部正式下发到晋察冀军区、第120师及第129师，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毛泽东审阅了此命令。命令中要求参战的部队最初预定22个团。8月20日晚20时，战役打响。随后众多未被命令参战的团陆续加入，其中不少团是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日占区和华北根据地当地扩编的，军饷与军火不在国民政府供给名册内，实际自备粮服军火，尤其是枪支、军服五花八门，训练和组织程度也不齐，更大量是没有军服拿起枪是兵放下枪即是民的民兵。。[4]
作战背景
日本出于战略要求从1938年秋开始政治诱降，希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议和；而在另一方面，汪精卫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史称汪伪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号召，意图拉拢支持反共的人民。同时国共摩擦不断，双方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清楚国民政府与日方谈判的进展，对于形势过于严重估计。加上认为日军有可能西进，于是八路军高层在通报中央军委而尚未有回复的情况下决定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破袭战打击日军[8][9]。
华北局势
1939年，国民政府成立晋察冀敌后战区，鹿钟麟任战区总司令。1940年春季，华北八路军在山西省策反收编国民革命军九七军，将战区总司令鹿钟麟逐出省外。同时1939年，山西爆发晋西事变，和八路军摩擦不断，1940年初双方和解。
1940年四月至六月间，日军以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为主力，在山西省南部进行春季晋南战（国民革命军约8万）、乡宁作战（国民革命军约3万）、晋南反击战（国民革命军约4万），而上述作战一共造成日军作战伤亡多达约数千人[10]。日军发现中日战争期间中共积极破坏国民政府在各地的行政组织，成功促使国民党某种程度上放弃在华北的生存，而中共竟在其地下活动、反政府破坏中所获得地盘并力求维持之，于当地自行征税、夺取抗战资源，引起日军内部的关注与探讨，寄望有效利用国共冲突[11][12]。
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华北的发展日渐壮大，日本军队在1939年夏季，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荒原挖沟筑堡试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但1939、1940夏季两次扫荡，将集中于华北地区30馀万日军、伪满洲国军队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13]。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日军军力分布
百团大战的涉及范围中，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这一时期，日军每大队约700人。日军华北方面兵力密度为一平方公里0.37人，各师团兵力平均分散在约200处。百团大战后日军正式实施对八路军的剿灭战。战争期间日军发动反击。
日军组成如下：
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参谋泉可畏翁中佐）
第三十四大队（驻井陉附近）
独立第四混成步兵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中将，参谋土田兵吾中佐)〔该旅团伤亡最为严重，阵亡总数276名。）
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德江光中佐，驻阳泉）
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原田寅良中佐，驻寿阳）
第十二大队（驻榆次）
独立第九混成步兵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
第四十大队（驻太原）
第三十九大队（驻忻县）
独立第三混成旅团（察南南部）
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北部同蒲路）
池田龟市中尉排级分队（驻娘子关警备队）
经过
战役准备与发起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
八路军原定动员兵力为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目标为正太铁路，其次是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北段和白晋铁路。为了攻击的突然性，未经中国共产党军委批准展开了战斗。战斗开始后，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最终参战总兵力达到105个团。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
第一阶段（1940年8月20日－9月10日
战役最早由8月20日晚8点开始的华北交通要道破袭战为序幕，当时正太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也是日军获得山西煤炭资源的重要通道，也是对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据点的主要分布区，同时井陉煤矿也在这条铁路上。因而正太铁路成为战役第一阶段的主要战场，集中了30个团的兵力。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战役开始时被称为“正太路战役”。
作战初期八路军兵力部署异常隐蔽，日军直至战斗打响才发觉中国军队的动向，日本方面将9个独立混编师投入战场。至9月下旬为止，正太铁路全线瘫痪，并破坏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井陉煤矿亦遭破坏。并占领娘子关的部分地区。
9月1日至18日，日军派出独立第九混成旅自太谷、榆次地区与独立第四混成旅由平定、和顺地区相互策应前进，至松塔镇附近。该部署旨在摧毁敌人后方设施，并扫荡周围潜伏之敌军。根据日方战时机密资料，第九与第四这两个混成旅团于9月1日至11日总共死伤483人[14]。
第二阶段（1940年9月22日－10月5日）
在第二阶段时期，除暂留约10个团兵力继续阻挠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主力则把战斗对象转移到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本守军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日军据点，目的是巩固并扩大战果，其中以榆辽战役、涞灵战役最为激烈。延安地区、山东地区、安徽地区的八路军也投入作战。日军也投入使用了战争公约所禁止的毒气与生物武器展开反扑，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
1940年10月3日至11月2日，日军发动晋察冀边区肃清作战，派遣临时第101混成旅团（驻蒙军、第1军、第110师团、独立第十五混成旅团）参与战斗。
第三阶段（1940年10月6日－12月5日）
由于八路军随后遭到日军反击战的强大打击，作战转趋消极，日军第36师团成功扫荡并消灭了辽县、涉县、潞城等地共军根据地，结束了第二期第一次反击战。11月19日，日军第37师团发动第二期第二次反击战，由沁县、南关镇一带出发；独立第16旅团由平遥、霍县出发；第41师团一个大队由洪洞东方向沁源前进，途中均未遭有力抵抗，12月3日顺利消灭沁河一带共军根据地。[15]日军110师团驻石家庄正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接触中。日军第一混成旅团驻邯郸，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交战中。中国共产党宣传：“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几已消灭殆尽，独立混成第二、三旅团消灭过半，独立混成第八、九、十六等旅团各消灭一大队，第三十六、百一、二十七师团均有严重伤亡。”
为回应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日本军队开始将各地的机动兵力集结于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借以迫使八路军退出华北交通要道，先后对太行山地区、太岳地区、晋察冀边区、晋西北等地进行扫荡。华北日军于1940年9月23日—10月11日在察南南境，10月11日－12月4日在晋中（第二期晋中作战），驻蒙军于10月13日－11月26日在晋察冀边区发起反击作战。八路军则分兵展开运动战和游击战、麻雀战（骚扰游击战术）进行反击。到1940年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因日军展开大扫荡而宣告结束。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15日起至12月5日止，历时3个月15天，中国共产党宣称：整个战役作战地区囊括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及热南大部，配合作战的地区，战线延及至鲁、皖东、豫东、苏北。中方投入兵力有100多个团和配合作战的根据地军民，共数十万人。日军参战的有110师团和25师团全部，26、36、41师团各两个联队，35、37师团各一个联队，第1、第2、第3、第4、第5、第7、第9混成旅团全部，第6、第15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还有大量伪军，约二、三十万人。[16]
日军情势判断表示：
华北共军自今春以来实施改编扩充，合正规军、准正规军可能达25万以上。自今年8月所谓百团大战以后四个月，因被我军彻底扫荡，其大部分根据地设施覆灭，要重建需要相当时日。……百团大战中的战死者，以朱德所发表，达一万八千人，三年来没有积极从事抗战，专心储蓄的资材几乎全部泡汤，根据地设施被破坏，加以因与重庆对立激烈化，军费拨付困难，其重建自非短时日所能完成……国共的关系，与时日的经过在逐渐下降，但今后无论双方是否能够妥协，在中国共产党无法以实力对抗蒋军的现况下，其活动范围将局限于皇军占领地区警备比较脆弱的方面，或蒋系势力比较稀少的杂军地盘。故从确保北支治安的观点，需要细心注意并监视其动向。[17]
战役结果
中共方面观点
彭德怀在自传中记载“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18]
百团战后八路军总部的《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中说：八路军毙伤日军12645人、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407人，日军投诚7人，伪军反正1845人；攻夺敌人据点293座。[19]
1940年12月10日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中认为，此役八路军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诚47人，伪军反正1845人（合计46380人）；消灭据点2993座，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260多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共产党所控制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随之大幅度扩大为华北437个县中的10个县。[20]
国民政府观点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代主任熊斌呈百团大战电报：
百团大战之实际情形，录呈如次：(一)此系八月号(20)日开始，与敌正面作战五天，有(25)日即将大部撤往平山、孟县、五台一带，只留少数兵力在铁路沿线续行袭援……(二)中共此次在正太路沿线所用兵力共十一团，朱彭报为三十馀团(三)所获战绩计破坏铁路二百馀里，破坏大道桥梁四十馀座捣毁车站十一所……(四)斯役敌伤亡三千左右，及伪军二千馀，中共伤亡亦约三千馀……[21]。
日方观点
根据日军战史，日军在上社镇撤退时战死44人、阳泉与盂县战死66人、榆社与辽宁战死80人、晋中地区战死71人负伤66名失踪2名、涞源地区战死133人、插箭岭战死1人负伤1人、第二次反击战(察南南境失踪31名)，皇协军（“伪军”）伤亡失踪1202人。百团之战是游击的战略进攻，平汉铁路于8月25日恢复通车，同蒲路9月8日全线通车，石太路9月20日勉强可通车，井陉煤矿区机器修复仍可使用。
根据日军战史（参见《华北治安战》（上），第295－319页）为：上社镇撤退时战死44人、阳泉—孟县战死60人，负伤180余人、榆社与辽宁战死80人、晋中地区战死71人负伤66名失踪2名、蔚县涞源地区战死133人，失踪31名、插箭岭战死1人负伤5人，浑源、灵邱方面战死78人，日军合计战死人467，失踪33人，负伤251人，伤亡合计751人。
根据日军医疗部门内部极机密档案与日本华北方面军内部机密资料研判，1940年8月至12月整个华北方面军共战死2,349人，战伤4,004人[22][23]。
后续发展
有观点认为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彭德怀在向延安的中共中央通告后，没有等候批准就决定发动[24]，违背了中共中央所主张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打法，擅自打百团大战[25]。对这一指责，彭德怀表示并非如此。[26]
在战役打响后仍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与支援。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27]”事后国民政府也发来贺电、覆电[28]
国民政府在当时亦表示祝贺支持，但国防部长何应钦以八路军1937年在册编制为15个团4.5万人，现“擅自扩编”且攻下了日军地盘“无需中央补给”为由，于当年底即1940年12月停发了对八路的军饷特别是弹药补给。促使八路军自建兵工厂，土法制造粗陋的武器，并迫使发展出每人5发子弹，打完冲上去与日军拼刺刀的战术。[来源请求]
同时这场战役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即日统区）的部队暴露在日军的视线内。日军原本于1940年初在华北平原以部分日军兵力为主由伪政府协同推行治安肃正作战，百团大战促使日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1941年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画》，调回约二十万的部队于1941年至1943年进行“扫荡”，更进一步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扫荡的结果八路军主力几乎全面撤出山西，而在当地扩编的民兵团则化整为零，调整回最低限度的游击战。1942年八路军前方军部被日军偷袭，前总参谋长左权殉国；此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仍然把集团军部设置在山西前线。日军在发动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同时，于1941年将目标转向在太行山区（晋南）的国军，以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卫立煌部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为主要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发动了中条山战役。
在国民政府与日军两方面的影响下八路军开始遭受物质困乏以及兵源减少陷入艰难，在1943年之前未能再组织起大规模战役，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批评，而以游击战于当地坚持至日本投降，另外也因就近而先行对日军受降而获得大量日军物资。
评价与争议
彭德怀在自传中写到，“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29]“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29]
中国共产党对外一直对百团大战完全肯定，但在内部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历史进程而先后出现过一定的出入。百团大战刚胜利时，中共中央对此十分肯定，毛泽东还要求彭德怀有机会再多组织几次。但在1941年、1942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后，彭德怀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被指责没有完全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大规模的“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
战术上的争议
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较多了采用攻坚战，造成了八路军自身伤亡较大，这种战术引起了批评。
1945年刘伯承在中共“七大”发言：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
聂荣臻也对攻坚战的打法提出批判，但同时认为虽然损失大，但也锻炼了队伍[30]。
彭德怀后来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当时有些蛮干的指挥。[31]彭德怀在自述中还说，当时是误以为日军要切断延安和西南联系，没发现日本并未以延安为主要方向，说如果等半年华北日军再少一些战果会更大。
关于暴露实力的争议
聂荣臻认为：“毛泽东批评说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30]
1943年邓小平说：“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32]
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华北工作座谈会，会中党内一致对于百团大战持否定态度[33]。彭德怀做了检讨：“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也是彭被批判的罪名之一。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34]
文革中的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共产党将彭德怀定位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
1967年2月24日清华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出版的大字报《兵团战报》第六期《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文声称：“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著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 [35]红卫兵声称："百团大战是朱德、彭德怀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不请示毛泽东，擅自搞百团大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并把日军的兵力吸引过来，导致重大损失。"[来源请求]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认为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决定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定性因素，红卫兵依照这个理由对彭德怀进行批斗。[36]
1981年，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完全平反后，对百团大战基本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台湾和日本学界的批评
傅应川（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局长）：就军事而言，若日军真蒙受重大损失，必将退出地区整补，然从日军随即发起反击，而石太、同蒲路段迅速通车，中国共产党的战果统计纯属夸大，无法取信[37]。
学者刘凤翰认为以参战部队与日军编制制度来计算，该役日军最多2万人（满编情况下），日军伤亡约在3千人左右[2]。他说，“这种被共军指为消灭殆尽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实际上只战死276人，还参加了2次晋中反击扫荡。共军自称一百零五个团，这当然是中共的宣传，骗那些不懂军队编制之人。”[38]。
有学者认为，第三阶段根本不存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原本要攻下四个县，但日军已有防范，八路军勉强打下其中一个县，且立即放弃，百团大战正式结束，第三阶段实际上从未进行过。之后中共中央为了夸大战果的宣导需要，将日军追击共军的反击战称为“第三阶段抗日反扫荡”。彭德怀曾接获毛泽东电报要求：“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黄桥战役），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中共中央机关“新中华报”则为此定调百团大战在12月5日结束”。[39]。
史学家李云汉认为，八路军仅是做策应性游击，从未参与过决定性的大会战。所谓百团大战基本上是有意渲染，并非真正的一次战役。[40]
古屋奎二：他们所破坏的地段，实则乃仅限于为日军守备兵力稀少或是毫无日军之处；而且破坏之后便为日军所立即修复。[41]
参考文献
编辑
八路军表册. 解放军出版社.
刘凤翰，论百团大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16期，1987年，第447-486页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撰;廖运潘译.《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 3 初期陆军作战：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台北市 :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民76，p347
潘泽庆. 说不尽的百团大战. 党史博采(纪实). 2007, (04) [2017-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军事历史研究部 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ISBN 7-80137-315-4，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
“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07092284000、戦死、戦病死、戦伤、内地还送患者调查表 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11111493000、北支那方面军昭和１６年度 粛正建设计画 昭和１６年２月２６日～１６年４月１０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彭德怀.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彭德怀自传.
张宪文等. 中华民国史.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07092284000、戦死、戦病死、戦伤、内地还送患者调查表 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日本防卫廰战史室. 中日戰爭．戰爭指導.
日本防卫廰战史室. 大東亞戰史．中日戰爭（華北治安戰）. 1940年(昭和十五年，民国29年)中国派遗军总参谋长向陆军次官提出报告：(前略)二、中国共产党首脑部自去年以来，再三向国民政府所要求之者，俱为将共产党利用地下工作所获得的成果变为合法化，要求支付按共产党之地盘及共产党兵力相称之军费(目前国民政府对其支付月额军费为：第八路军六十万元，新四军二十五万元)对中国共产党之要求，国民政府却依据去年底密命之“异党活动禁止办法”等拒不接受。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心以实力在各地求生存，把分散在各方面的共产军统制集结，破坏所在的国民政府行政组织，设置共产行政组织，自行征税或袭击中央军尤其对其行李辎重，以夺取武器弹药。三、在现阶段的国共相克情况中，国民政府似乎已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华北，而共产党竟在其实力以上所获得地盘并力求维持之。同时加强其武力企图现地自求生存，并驱逐国民党力量，总括言之，不外乎争夺地盘的相克而已。然而，共产党获得之地盘若与其补给路尤其西北路线相连而由苏俄直接援助时，对日本与重庆俱系严重问题。鉴于苏俄对芬兰已缔结和平，如国民政府之抗战态度一旦软化时，苏俄直接援助共产党之公算颇大。四、中国派遗军将暂时注视其（国共）相克之实情，并拟作为解决战争的一个转机，大为利用之。
丁晓山. 1942年“五一”大“扫荡”纪实.
“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04122608500、昭和１５年 “陆支密大日记 第４６号 ３／４”(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陈鹏仁,近代中日关系史论集,p289
张宪文等.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北支之治安战(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1986年版．东京朝云新闻社．385-391页
《彭德怀自传》p.245
王人广《关于百团大战战绩统计的依据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243
此处战役结果以第18路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的数字为依据。除此之外还有三说：(1)毙伤日伪军5800人；(2)毙伤日伪军2万人；(3)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
柯惠铃．从百团大战看抗战中期中共军事战略．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专号．1997年12月．第977页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线上检索 档案编号C07092284000 名称：戦死、戦病死、戦伤、内地还送患者调查表 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
“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11111493000、北支那方面军昭和１６年度 粛正建设计画 昭和１６年２月２６日～１６年４月１０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彭德怀.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彭德怀自传. 总部决定后，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转引《反党纂军野心家彭德怀罪恶史》，何理、王瑞清、刘威编译：《百团大战史料》，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彭德怀本人曾作过专门的申述。他说：“总部决定后，7月22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即在7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实际上，百团大战发起日期是8月20日，比原定日期8月10日左右（《战役预备命令》中规定的）推迟了10天，而并非是提前了10天，这当是彭德怀记忆之误。此点说明百团大战不是彭德怀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的。事实也的确如彭德怀所说的那样。八路军总部在1940年7月22日发出《战役预备命令》的同时，向中共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延安方面收到该电文后，当日即抄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及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了，延安收文原件在案。另外，彭德怀和左权于1940年8月22日午后发出的那份为百团大战定名的电报也上报了中共中央军委。延安方面在收到这份文电后，即送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任弼时等人收阅。当年的收文送阅单仍完好无缺。这再次说明彭德怀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聂荣臻也曾指出：“百团大战，并非偶然。它不是出于个别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我党我军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发动的。（聂荣臻原话）”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64915/5815532.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说不尽的百团大战]《说不尽的百团大战》 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查询>>档案·记忆>>史海回眸 2007年06月04日08:36
《彭德怀自传》p.246
1940年12月何应钦总长覆朱德电：一面．．．正渲染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六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阻碍，竟得迅速完成，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大事铺张，举行通车典礼！〈中共史论〉第四册，12页，共党〈真理〉刊
彭德怀自述.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238. Authors list列表中的|first1=缺少|last1= (帮助)
《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
彭德怀.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彭德怀自传. “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战役搞得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一个月，没有进行修正，敌伪军即行扫荡。
柳泉、鹿彦华 (编). 《邓小平军事生涯》. 书生网. 2004年: 147页. ISBN 9787507317084.
论百团大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及历史作用．何理．南开学报．1982年．3期
李锐. 7月31日常委会. 《庐山会议实录》.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06-01: 424. 9787215030725.
《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
彭德怀.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彭德怀自传.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军事发展及其策略之研究〉，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近代史学会出版，1996年，711页
刘凤瀚. 抗日戰史論集——紀念抗戰五十周年. 东大图书. 这种被共军指为消灭殆尽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实际上只战死276人，还参加了2次晋中反击扫荡。共军自称一百零五个团，这当然是中共的宣传，骗那些不懂军队编制之人。
谢幼田. 中共壯大之謎. 明镜出版社．2004年3月．ISBN 1-932138-00-5.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原本要攻下四个县，但日军已有防范，八路军勉强打下其中一个县，且立即放弃，百团大战正式结束，第三阶段实际上从未进行过。之后中共中央为了夸大战果的宣导需要，将日军追击共军的反击战称为“第三阶段抗日反扫荡”。彭德怀曾接获毛泽东电报要求：“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黄桥战役），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中共中央机关“新中华报”则为此定调百团大战在12月5日结束
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1991年3月．第567页
转引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1)．第564页
谢选骏指出：“百团大战”为何受到批判？因为它对日本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苏联的利益——可能激发亚洲的日苏战争，从而破坏欧洲的德苏联盟。所以我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阻碍了“中共抗日”。
《皖南事变》报道：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共产党辖下，分别由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该事变发生于民国30年（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数万人规模的中等冲突事件。事件中，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只听命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坚持要求部下“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1]:302。由此与毗邻战区的留守国军屡有发生摩擦，互有数百人规模的小型武装冲突。毛泽东曾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2]:753-757当时中共认为，要开辟苏北，最大障碍是国军韩德勤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部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进入苏北[3]:1-16。
所以新四军在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时与处于同一战区的国民革命军发生武装冲突。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抵达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4]:240。苏北地区徐州失守后，由6万正规军防守，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省府设在阜宁，徐州群众动员委员会李明扬也留下来，1939年2月和3月间，日军占领海州，主力转移后国军立即收复，4月日本人宣布苏北游击队得到八路军增援；苏南地区是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许多游击队包括新四军在此活动，而新四军控制着长江以南从南京到常州一带地区[4]:267-268。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4]:268-269。
1940年7月，江南新四军突然渡江，占领原何克谦驻守之黄桥。1940年10月初，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集结26个团（兵力3万余人）意图夺回黄桥，与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兵力7000余人）发生交战。因国军各部相互之间另有矛盾，黄桥地区陈太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抵制韩的进攻命令，在战役中唯有韩部嫡系部队约15000人孤军深入，而新四军约5000战斗人员则以逸待劳，致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国民革命军万馀人伤亡或被俘[5]:186。10月11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东台县白驹镇会师[6]:300。
曹甸战役对皖南事变的影响
11月14日，军令部将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呈报给蒋中正，准备集中第三、第五战区主力，第一步先“肃清”江南新四军，第二步“肃清”所有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但蒋中正担忧此举将导致苏北韩德勤所部遭到新四军报复，因此国民政府并不准备在新四军北移之前在苏北展开军事行动。然而新四军方面苏北将领则激进的多，时任华东局书记的刘少奇在接连取得半塔集、郭村、黄桥三大胜利后，认为以军事手段完全可以解决韩德勤，而解决韩德勤后，华中整个局面就焕然一新。因此反倒急于发起对韩德勤的进攻。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延安，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毛收到后急忙当天复电制止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指出“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明令“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其真实原因是担忧主动打击韩德勤将致使皖南新四军立即遭受国军报复围歼。
11月22日，刘少奇、陈毅将再次电报延安，称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此电表明，刘、陈、黄已无视毛泽东11月11日回电自行其是，也置皖南新四军同袍之生死于不顾。毛泽东无奈回电同意但请其将进攻时间延后数日，“同时此回电抄送叶、项”，提醒其苏北作战无可避免即将开始，皖南新四军应尽速北撤。
新四军军长叶挺收到毛泽东电报后大为担忧，立即意识到曹甸一战必将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11月29日叶挺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复电，一面安慰叶挺“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但同时命令皖南新四军应当：1、“现在开始北移”；2、“分批北移”；3、“十二月底移完”。
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5000多兵力。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独六旅等亦约5000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为此，曹甸已成为消灭韩德勤的最大障碍。
1940年12月13日16时，八路军新四军攻击部队开始运动，19时半总攻开始。因地势平坦，河沟阻隔，国军炮火攻击猛烈，至21时许，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团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楼，但此时新四军在东北、东南两线的攻势尚未展开，使国军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线组织反击；22时许，新四军第一纵队经过近迫作业，越过濠沟，不久突破东小圩，占领了部分阵地。可是，此刻八路军在西线的进攻都处于间歇期，致使国军得以在东线进行反击。新四军进攻的先头部队未能巩固住前沿阵地，后续部队受国军炮火压制，无法向前运动。直到14日拂晓，曹甸东、南、西三面均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新四军虽突破国军前沿阵地，但未能突破曹甸国军的基本阵地。
刘少奇于12月15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称：““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3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1940年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时，遭受重大打击的韩德勤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致电告急。12月3日，何应钦接到韩德勤的告急电报，他把苏北战事同皖南新四军北移进行联想分析之后，发觉如果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势必增加对韩德勤的压力，遂提笔在此件上批道：“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本案请照上意速呈委座核示。”此电表明，国军歼灭皖南新四军军部实为临时决定，而非蓄谋已久。
曹甸战役新四军战败，后果严重，结果令国军大感欣慰，由此也不必再因顾虑韩部影响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决心，因曹甸战役证明新四军根本不具备消灭韩德勤的实力。且曹甸战役与此前半塔集、郭村、黄桥又不同，此战新四军并非劣势兵力防守反击，而是主动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国军，结果还战败，可谓政治、军事双双失败。国军既有了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口实，又有围歼的信心，后者遂陷入极其危殆之局面。
移防命令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黄桥事件的再度发生，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电报在细数1940年的国共冲突后，指责说[7]:138：
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注 1]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8]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9]:486[10]:394。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代理总指挥[11]。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毛泽东覆电后，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中共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中共中央认同。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师与新四军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12]。国民政府方面大为恼怒，转而拒绝皖南新四军东进从苏南渡江的方案（怕皖南新四军与苏北新四军会合后再打韩德勤），重新命令皖南新四军必须直接北上，从安徽铜陵、繁昌间北渡长江，并延长最后期限至1940年12月31日[9]:491。但中共方面认为国民党规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阴谋，皖南新四军最终坚持走东进再由苏南北渡的路线[9]:492。此外，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云岭，并不按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3]:176。12月初，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等新四军皖南非战斗人员1700余人开始经国军52师和108师防区向江北转移，后陆续安全到达苏北[14][9]:490。
12月7日，蒋介石正式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表示应“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15]:114-115。国民党高层此时在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上，态度比蒋介石更为急切[9]:494。10日，蒋介石命令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6]同时还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要求[9]:495。
自从11月9日朱彭等发出“佳电”之后，中共中央便明确指示：对皖南采取让步政策，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同时还指示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17]。25日，蒋介石面见周恩来，“以极富感情的神情”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河北，称新四军如不遵令北调则“必定失败”[18]。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北移提出了批评，要求项英立即撤离[10]:396。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6]:365。并确定1941年1月4日，新四军部队开始转移[19]:6441。同时，12月27日，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新四军不从北移命令后的进剿计划[20]。29日，上官云相在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集团军围剿新四军部队的部署，限定各部队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19]:6442。1941年1月1日，新四军领导将“全部移苏南”的决心电告中共中央，但未说明具体路线。1月3日，毛泽东、朱德回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13]:179
新四军北撤路线的谈判和请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从11月9日立即开始与第三战区协调北调路线。其目的有二：一是尽量取得国军的同意，另一则是尽量选择一个日军拦阻力量较少的路线。
国军起初给新四军指定的备选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是经繁昌、铜陵地区渡江到无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部队之间联系的交通线，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至皖东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从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开始，军部通过这条路线向江北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叶挺军长于1939年5月到江北视察，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优点是路程较短，群众基础较好，沿途所经地区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和江北无为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要经过五十余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
第二条路线是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有利的方面是：路程也较短，沿途设有许多兵站，群众基础较好，同时苏南我军可以接应。不利的方面是，需要经过国军108师的防地，国民党方面只同意新四军非武装人员据此线北移，而不同意战斗部队沿此线北移。1940年12月初，皖南新四军后勤机关人员1700余人人即循此线辗转北移经苏南到苏北地区。
第三条是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再到苏北的路线。这条路线大致上就是后来皖南新四军移动的路线。这条路线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比较远，又是向国民党的后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不利。但在国民党同意皖南新四军部队沿此路线北移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尚未完成对新四军进行“围歼”部署的情况下，只要新四军行动迅速、坚决，由此路线胜利北移是完全可能的。
皖南新四军最初计划走第一条和第三条路线，即同时东走苏南和往北走繁昌、铜陵两条路线转移。叶挺于11月上旬亲赴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洽商皖南新四军北移事宜。
据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钱俊瑞回忆说：“十—月九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起程到上饶，谒见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切有关北移的问题。”商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此路线即第三条路线。）
傅秋涛（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回忆说，我军决定北移后，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军不得拦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该回忆同样说明，国军第三战区至少在11月份仍同意新四军沿第三条路线北移。）
项英的警卫战士郑德胜（1955年授中校军衔）回忆说：叶挺军长亲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我军北移问题，“国民党要新四军由云岭出发，翻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经天目山进苏南，再过江到苏北。”“转移前，项英还派人到上饶找顾祝同要求增补武器弹药。“顾祝同说我以人格担保，从云岭到宁国没有一个日本兵”，待到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该回忆同样说明，国军第三战区至少在1940年11月份仍同意新四军沿第三条路线北移。同时国军还承诺了武器弹药的补充）
顾祝同虽然是战区长官，但和新四军毕竟隔了一级，所以，在新四军北移路线的具体执行上，1940年11月中旬，叶挺在宣城周王村会晤了直接领导，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
上官云相层次虽然低一些，但因为直接负责作战，反而比顾祝同要难缠。上官云相将新四军北移路线由苏南北渡改为由泾县往北开，然后在芜湖以西的荻港附近过江到无为，理由是这条线最近。但叶挺认为日军已严密封锁芜湖一带江面，大部队无法偷渡，为安全计，仍坚持由苏南北渡。上官云相表示，皖南新四军东开进入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这仅限于非战斗部队，至于新四军之战斗部队，仍要从驻地往北开，进入沦陷区。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经过几次谈判，上官云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他认为“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其实，上官云相对新四军先南而东再在苏南渡江的路线是心知肚明的，这条路线是新四军屡次向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明确提出的，但上官云相故意将这种移动路线称为“南窜”，并大造舆论，称“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一旦发生冲突，责任可以推到新四军头上。
进入12月，因苏北刘少奇进攻韩德勤，国军总部大为恼怒，同时为免新四军循第三条路线北渡苏北加强刘少奇部力量增添韩德勤部危险，遂否决第三条路线。
12月12日蒋中正明令江北的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应配合新四军于12月底之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动，李品仙当即遵令，具体部署为新四军军部北渡让路，电令向皖东开进的138师“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并缩小正面”，“俟新四军态度明了再行处置”；应一面让“其北渡后再令移运河西岸，续开鲁北”，“一面宣传送新四军赴黄河北岸抗战”。李品仙还电令负责江边地带守备的第176师，对新四军北渡开赴河北作战一事，“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
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
在尚未收到项英电报的时候，194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9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新四军北移方案。
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
以上电文，证明新四军最终违反国军命令仍按已被否决的第三条路线行军，是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非叶、项擅自决定。
新四军非战斗人员提前北移
据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武之棻回忆：经叶挺与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于11月15日左右在周王村会晤商定，先将后方机构、修械所、被服厂、印刷所、伤兵医院及眷属等非战斗人员撤走。12月以来，新四军非战斗人员通过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至竹篑桥进入沦陷区。
根据叶挺、袁国平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协商结果，新四军非战斗人员沿着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先期分批北撤。
11月28日，少数先遣队成员开始离开皖南出发，12月3日新四军首批人员开始试探性撤离，从12月5日开始分梯队陆续撤离皖南。
据顾祝同12月14日致何应钦、白崇禧密电中说：“新四军移动情形：（一）该军先头部队约百余人，冬晚（即2日晚）过马头（泾县东北），向杨柳铺一带前进。江晚（即3日晚），其政工队百余过泾县城；（二）微戌（即5日戌时），该军八百余，步枪百余，身着灰军衣，经杨柳铺向宣城前进；（三）鱼戌（即6日戌时），该军直属部队约二千人，沿青弋江西岸在奚家滩下流徒涉，向杨柳铺方向东移；（四）佳午（即9日午时），该军男女政工人员二百，女占三分之二，驳壳枪、步枪各十余支，经马头向东移动……。”
1940年12月9日，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带领教导队二百名人员离开皖南，薛暮桥回忆与宋裕和汤光恢同行，此为最后一批和平北撤人员。据各种材料显示，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约3000人分批撤离了皖南，其中有薛暮桥、宋裕和等高级干部。
皖南新四军非战斗部队开始侦察北移的时间是11月28日，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拂晓，刘少奇、陈毅的华指部队开始进攻韩德勤。从这个时间，到蒋介石明确宣布封闭苏南路线的12月10日，历史给皖南新四军北移留下了12天宝贵的时间。在延安毛泽东明确指示快速“分批北移”后，项英利用这样漫长的时间仅仅转移了3000人。
国军围歼部署
皖南地区国军总指挥原本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因其指挥能力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命上官云相临时全权负责指挥部署皖南国军围歼新四军军部作战，唐式遵被暂时剥夺指挥权，仅负责派出部队供上官云相调遣。
1940年12月27日，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的指令，在徽州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第三十二兵站分监李锡庆、第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等。第一O八师师长戎纪五因在宁国前线、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在南陵前线，未能出席会议。
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确定围歼皖南新四军的指挥人选及兵力配置问题。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会上传达顾祝同的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这次打算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
会议在研究使用兵力时，第三战区长官部原计划只使用6个师，但在会议进行中，蒋中正派专机送给顾祝同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由顾祝同派人送给上官云相和参加开会的各军、师长看过，主要内容是蒋指示顾祝同转上官云相和有关的军师长注意，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不使漏网。顾祝同因而指示上官云相，在部署方面要特别慎重。上官云相于是请求顾祝同准他多使用兵力。这样由上官云相统一指挥的国军，除了原来的四十师、一O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七师6个师外，又增加了从浙东前线调来的七十九师和从浙西调来的六十二师。此时的皖南已屯集了国军8个师计8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且并立着第三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总部，在对日作战紧张的1940年，如此的兵力部署是极不平常的。
上官云相布置方日英的第四十师进驻三溪，此地位于云岭以东南30公里左右，这样，国军便在新四军军部云岭以南地区布下了口袋阵，只要新四军一违令“南窜”而不是遵令北进，就将处于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会后，上官云相对部下说：“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顾长官早就打算好了，才调我到皖南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我的总部可以说是最现代化的兵团指挥机构，自己没有私人的基本部队，但是指挥哪个部队都能作战，唐式遵他就办不到。”上官云相还召集第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师长密谈，面授机宜。并要求各部队在1940年底作好与新四军作战的各项准备，指示各军、师长要绝对保守机密，绝对不许暴露。
上官云相原来对新四军的编制、装备、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1940年12月中旬，派往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偷得新四军兵力部署图稿一纸(旧的)，得悉云岭附近的新四军战斗部队有万余人。据此，上官云相认为：“按日寇作战规律，每季必来‘扫荡’一次，必须抓住这个间歇时期，发迅雷之势一举消灭新四军，战斗时期不能拖长，拖长有变，与国军不利。”
1940年12月29日，以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名义制定的“肃清”皖南新四军的作战计划正式完成。其兵力部署：第二游击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第六十三师、独立三十三旅及苏南地方武力担任原阵地守备，防止苏南新四军策应皖南新四军作战；第二十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一O八师，各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进驻南陵、泾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五十军的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以及新七师之第二旅各留一部仍归该军部指挥，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由刘雨卿指挥，进驻茂林以西一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七十九师开太平；第六十二师开宁国。
1941年1月3日，蒋中正直接致电叶挺，指定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
（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雎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
（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
此即前述第一条路线。此电是蒋中正在国军围歼部署已经完成后签发的。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抗战期间从头到尾，毛泽东及其领导下之中共，表面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联合政府，可是私底下却集中力量扩大中共势力。[21] 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给国共之间日益累张的关系火上加油。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随后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一除去了统一战线的学说基础和权宜之利。国共冲突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新四军驻扎的鲁西地区和江苏，局势尤为严峻。[22] 共产党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行动，也引起了蒋介石控制的国军的报复。[23]在皖南事变爆发前，新四军的指挥官是叶挺。新四军所处的位置是在长江下游，地理位置上很接近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根据地。1940年的秋天，国民党控制的国军和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国军惨败。蒋介石担心这个事件会导致新四军长久的驻扎在那里，并且形成一个新的反蒋战线。[24]
1940年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彭叶项发出“齐代电”，除了继续“皓电”的论调外，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往河北[25]:511-519。9日，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防到黄河以北，新四军必须在12月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25]:521。然而新四军和国军在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撤离经费和给养问题方面纠缠，未能迅速达成一致。[26]新四军一直等到1941年1月4日才开始移动。由于国军发现新四军是在向南移动，由此怀疑新四军是要回到之前中共的游击战根据地江西。[24]
经过
皖南事变双方指挥官
国民革命军：顾祝同
新四军：叶挺
顾、叶两人以及负责皖南事变前线作战的上官云相曾同时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叶挺任军长的新四军名义上归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领导。
中国大陆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1月4日—7日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馀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13]:179-180。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加上夜行军，部队行军缓慢[6]:370。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军部下令休整一天[6]:371。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由，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攻击。当日下午，叶挺、项英在潘村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叶挺主张往回打，从南陵、宣城方向冲破国军包围圈，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仍坚持由茂林方向进军，最终新四军各部决定在7日正午前会攻星潭地区，跳出包围圈，经苏南北渡[6]:372。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15]:175。6日晚，皖南新四军遵照潘村会议布置，兵分3路连夜冒雨向南开进。新四军各部进攻国军包围圈外围阵地星潭，7日上午与敌发生激战，道路受阻。一纵占领球岭，但在横渡徽河时被阻击，损失惨重；二纵在7日拂晓前占领丕岭，向星潭急进，但在星潭遭遇国军40师120团的抵御，攻势受阻，而国军也有三名营长伤亡[27]；三纵占领高岭，击败国军部队，但仍然被阻[6]:373-374。当时叶挺、项英收到毛泽东、朱德急电：“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破其包围线有利。”[19]:6452身处前线的叶挺军长当时想命令部队打下星潭，冲出包围圈，但同去的副参谋长周子昆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研究打星潭的会议于7号下午15点在丕岭到星潭之间的百户坑指挥所召开，会上叶挺主张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但项英临战迟疑不决，举棋不定，会议断断续续一直拖到夜里10点，居然开了7小时之久，后来叶挺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由于项英的优柔寡断，导致严重贻误战机。对这次决定部队今后走向至关重要的百户坑会议，李一氓在后来给中央的第五号报告中有如下叙述：“叶希夷提出二个方案：（一）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再南出祁门、景德镇。袁认为可以考虑，项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叶反称此时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否，其次。但终被打消……”21时许，新3团第1营攻进了星潭镇。但因通信工具落后，这个信息未能及时传到军部[13]:184。22时左右，周子昆提议原路退回里潭仓，出高岭，到太平、黄山伺机东进，获得项英同意[6]:375。会议结束后，叶挺亲自到第五团，命令该团“连夜由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遇到敌人就坚决消灭，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阻击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完成任务后，你们可以分散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尔后待机过江。”
在皖南事变中阵亡的音乐家任光。
1月8日—14日
8日凌晨，新四军五团攻占高岭，击退国军的进攻[28]。新四军向西南方向行动，又遭阻击[29]。当日午后，由于向导带错路，加之国军79师向高岭进攻，与新四军处于对峙状态，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原地宿营[13]:185。23时，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19时的指示，下达命令：“务于明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15]:1791941年1月8日深夜，在部队突围被阻，形势不利的紧要关头，当获悉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电令围剿部队“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感到部队“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30]:131，于是带领十余人离队出走[31][6]:378-381，与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4位新四军高层决策人物先后瞒着军长叶挺，丢弃部队不辞而别，率领身边少数人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获悉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项、袁、周、李不告而去”。后来他们因没有跑出包围圈，不得不于10日分头返回。然此时中央已来电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明令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1941年3月18日李一氓在香港发给中央的第三号报告详细汇报了这一经过：“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xx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
1月9日，新四军攻占国军高坦阵地，并击退反击。黄昏，叶挺决定部队直接向石井坑地区开进。第一纵队此时阵地失守，部队被分割，分散突围[13]:186。
1月10日拂晓，前锋部队翻过石井坑北侧山岭，即被伏击，无法继续前进[13]:187。上午，新四军总部退守石井坑地区，收拢部队约5000人[13]:187。叶挺决定在石井坑四周控制制高点，构筑工事，休整部队，防守待机[19]:6455。中午至下午，无法突围的项英等人返回石井坑与叶挺会合后，自觉有愧，暗自垂泪，乃向延安发报，承认“临时动摇，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影响甚坏”，并表示了“坚决与部队共存亡”之决心。在全军被围的危急时刻，丧失信心，动摇出走。此举使项英多年来在党内和部队建立起来的威信丧失殆尽。10日黄昏，第五团完成“占领高岭并阻击国军三天”的任务后，并未按叶挺指示分散行动，而是向北追上军部并与军部回合，由此导致第五团与军部一同覆灭，团长徐锦树和政委林开凤后均被俘，后皆惨死于上饶集中营。晚上，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30]:132
11日，国军开始收紧包围圈，双方激烈交火，叶挺亲自到东流山阵地督战。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前往国军谈判，被扣[32]。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19]:6456[30]:132，中共中央决定皖南全军由叶挺和饶漱石指挥，解除项英指挥权[30]:135[注 2]。同时还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当日石井坑附近阵地纷纷失守，音乐家任光阵亡，新四军军部完全暴露在国军火力之下[6]:386。当晚，新四军开始分批突围[6]:387。军部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带一路，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带一路[34]。当时月色皎洁，能见度高，突围新四军暴露在国军火力之下。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围。蒋介石表示将下令查处攻击新四军的将领，但同时又命令顾祝同将新四军一网打尽[35]。
13日，叶挺率新四军余部退守承流山高地。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已陷于绝境，叶挺根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3]:190，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议和”，14日下午，叶挺下山到国军108师师部谈判时被扣押[36]。同日黄昏，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1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踪或阵亡[6]:388。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身负重伤，1月15日清晨，为免连累战友而自尽[37][注 3]；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阵亡[13]:191。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等被俘[38]。
皖南事变中突围的傅秋涛
突围情况
傅秋涛率领的第一纵队老1团300多人突围至泾县、宁国交界一带山区，转战半月余，先后遭国军约4个团围剿，部队再一次分散突围。傅秋涛率领一部分干部于3月初到达溧阳第6师第16旅。此后，第1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老1团团长熊应堂先后率领部分指战员亦到达到溧阳[13]:190。新1团团长张铚秀率领200多人，到达繁昌长江边，于2月底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与新四军江北部队汇合[39]。
第二纵队突围时分左右两路。右路800余人由新3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政治处主任阙中一率领，从石井坑西北向章家渡方向突围。左路600余人，由新3团第2营营长巫希权、第1营副营长张玉辉率领，从石井坑西面向茂林方向突围。纵队部随右路突围[13]:190-191。右路在突围中，先后遭到第108师、第144师、新7师的多次阻击，损失较大，部队被打散。纵队司令员周桂生阵亡，副司令员冯达飞受伤，后在群众家中养伤时被捕。黄火星、熊梦辉、张日清、阙中一分别率领部分人员突出重围，于1月中下旬先后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左路以九挺机枪开道，捣毁国军144师师部[40]，1月13日夜就穿过茂林、章家渡，1月25日夜冒雪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仍有400余人[13]:191。
第三纵队特务团280人余人，在纵队参谋长黄序周、团长刘别生、团政治委员张闯初等率领下，从高坦突围，转战20多天，分别到达铜陵、繁昌，于2月中下旬渡江北上，到达无为。第5团在防守东流山阵地时伤亡较大，临突围时只剩百余人，突围中又被冲散。纵队司令员张正坤受伤被俘，政治委员胡荣阵亡。团长徐锦树、政治委员林开风被俘[13]:191。项英、周子昆在事变当中成功脱险，但在3月14日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副官刘厚总枪杀[41]。其他60多人在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等人的率领下，于4月底渡过长江[13]:191-192。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1月9日，新四军遭到国军的重击。在重庆，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后者说他不相信这冲突报告，因为他已经之前同意给新四军一条安全通道离开。当新四军逗留在石井时，叶挺通过延安转发信息给蒋介石要求国军停止攻击。之前北伐战争时，叶挺曾经率独立团参加北伐军。当时蒋介石是北伐军司令。然而这个重要的信息并没有在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根据地及时的转发到蒋介石手上。十万火急的信息没及时转发，人为错误的可能性很小。英国历史学家乔纳森·芬比（英语：Jonathan Fenby）由此推测毛泽东并不想看到叶挺在长江下游建立起另一个不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根据地。这个信息的延误有可能影响了之后的战况。国民党控制的国军对新四军展开了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叶挺的信息被延安方面延误后终于转发到蒋介石手上，但已经晚了。新四军的伤亡估计在两千到一万人。[24]
后续处理及影响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中国大陆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中共对策
1941年重建后的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左）和代理军长陈毅（右）
事变发生后，1月18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42]。在当时局势下，刘少奇建议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43]。1月17日，刘少奇请中央任命陈毅代任新四军军长，在苏北成立军部。18日，他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军军部[44]。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叶挺在新四军事件中与国民政府谈判时被扣），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771。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馀人，继续在华中活动[45]。其中傅秋涛等人率领的皖南事变突围部队改为新四军第7师，也是7个师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张鼎丞挂名师长但人在延安从未到任；傅秋涛在经过一年多审查后被认为无政治问题遂被任命为该师代师长。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番号继续被沿用到1947年2月才撤销，原新四军部队主力除第3师（黄克诚部）开赴东北加入东北野战军，第5师（李先念部）改编为中原军区外，其馀主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改称第三野战军[46]。
共产党方面认为这是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认为自己新四军被害人员是殉难的爱国者，事件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中共中央决定将驻各地办事处逐步撤销，八路军总部摆脱蒋介石的领导，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注 4]。中共公布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2]:775。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的方式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以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2]:772中共甚至开始考虑，准备同国民政府全面破裂：“自蒋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后，我们是否还能承认国民党为上司？”然而，由于抗日战争还在继续，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赞成中共采取激烈的反击措施，再加上2月日军发起豫南会战，又使得中共改变了此前的估计，认为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内战已可避免”[47][48]。
国民政府对策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对处理新四军有过波动。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旨，白等坚欲在此时整个消灭共党，诚不识大体与环境，明知其不可能而强行之，其幼稚言行与十年前毫无进步，可叹。余决令放行，只要其知求饶从命足矣”。但是在新四军被围歼之后，蒋的态度再起变化[49]。
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武官来问新四军冲突之消息用意，因此对此案处置更应严肃坚决”。17日，蒋介石由于顾虑到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接受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意见，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国共关系恶化[50]。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告称新四军“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四十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顾长官对该军相机处置，全部编遣，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长官分别交军法审判，严缉治罪。”[7]:203-204
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宣传部门指示各级党部说，皖南事变“纯粹为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7]:209。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总指挥上官云相晋任第三战区副司令官长官，仍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被俘新四军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到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囚歌》[51]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遭逮捕，予以监禁，5年后于1946年释放，叶挺出狱后申请成为中共党员，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时飞机坠毁，同机死亡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的部分家人。有传空难由国民政府策划，但未有证据[52]。新四军共有四千余人被俘。关押俘虏的上饶集中营，由多所监狱、集中营组成。一是关押高级干部的茅家岭监狱，二是关押排以上干部的上饶周田集中营，三是关押士兵的铅山监狱。1942年5月由日军进犯在即，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省。6月17日，在福建省崇安县赤石村发生集体越狱事件，80余人逃脱，号称赤石暴动[13]:193。四千余俘虏，死于集中营的有150余人，低于一般战俘营的死亡率。但是大批战俘被国民党分批补入第三战区部队[53]。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最终有二百余人获释后重新回归共产党[13]:193。但回归的新四军俘虏长期遭到怀疑而不被重用。特别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受到中共的怀疑和迫害。直到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得以改变。 [54]
战后总结
当时担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晚年总结出新四军十一条失败原因：“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员太多，行装太多；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齐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叶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战时工作全无计划，对连指导员只要求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55]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民国政府在1月17日决定解散新四军，并拘捕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关了五年。中共立即任命了另一位军长并报之以将新四军的规模扩充至七个师。1946年，当叶挺在被释放后坐飞机去延安时，飞机失事，导致他遇难。[24]
皖南事变几乎将新四军全覆[23]，也几乎毁坏了统一战线[22]。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宣布拒绝出席3月1日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56]。1943年3月两党重开谈判，但终因共产党要求获得四个军十二个师的正式编制而归于破裂。[22]由于舆论的强烈反应，不久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绝非“剿共”，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57]。国共双方都未承认统一战线结束，因为保持形势对双方都有利，即使合作已经有名无实。[23]在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国共冲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蒋介石一再宣称中共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因而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 但他却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封锁了西北的共产党地区，其意图是——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爆发内战即动用这部分部队。共产党方面也不停地扩充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在根据地实施一些意义深远的纲领，为未来的对抗作准备。[22]
各界反应
中国大陆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皖南事变后，外界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反应以批评居多。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58]。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59]。美国政府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13]:203。1941年2月，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居里来华会见蒋介石，表达了罗斯福不赞成国民党反共，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意见[60]。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事发后，周恩来告诉记者白修德他相信蒋介石没有下攻击新四军的命令，但当地的将领们相信蒋介石不会介意他们对新四军展开攻击。白修德是个美国记者，他1946年的书《中国的惊雷》表现出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对共产党的期望。白修德问周恩来是不是认为蒋介石在撒谎。周恩来说不是。有人对蒋介石撒谎，但蒋介石也一定程度的说了些谎话。[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告诉毛泽东说：他认为中共“降低对中国的外来占领者之斗争的政策，以及明显悖离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犯了“政治错误”。[61][21]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面见蒋介石，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发动内战“将意味着灭亡”[62]。
蒋介石说，皖南事变是“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63]。
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的社论在事件发生后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64]。
双方部队
攻方：围攻新四军的国民革命军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唐式遵、参谋长邹文华[65]、参谋处处长岳星明
第32集团军[66]：总司令上官云相、副总司令郭勋祺、参谋长徐志勖、政治部主任刘汉、参谋处处长武之棻
第二游击区：总指挥冷欣、参谋长徐笙、政治部主任沈铁汉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
第63师：师长冷欣、参谋长伍开云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范绍曾、副军长罗君彤、政治部主任张一青
挺进二纵队：司令顾心恒、副司令胡炎、参谋长厉百川、政治部主任顾融君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7师：师长田钟毅、政治部主任莫御
第一旅：旅长刘克用
苏保安第一纵队：司令单栋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副军长唐云山、参谋长韩谊民、政治部主任张麦秋
第40师：师长方日英、副师长陈士章、参谋长朱宇平、政治部主任严毅
第52师：师长刘秉哲、参谋长黄家桢、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张乃鑫
第108师：师长戎纪五、副师长顾宏杨、参谋长史耀东、政治部主任李亭林
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所（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代参谋长卢荣光
第144师：师长唐明昭
第145师：师长孟浩然
新7师第2旅：旅长孟存仁[来源请求]
二线部队
第79师：师长段霖茂
第62师：师长陶柳
第32分监部
第23分监部
守方：国民革命军新四军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副书记曾山、饶漱石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秘书长李一氓、参谋处处长张元寿[67]
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参谋长赵希仲，副参谋长吴咏湘。
第一团：团长熊应堂，政治委员肖辉锡、参谋长王怀生。
新一团：团长张铚秀，政治委员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
第二纵队：司令员周桂生，政治委员黄火星，副司令员冯达飞，参谋长谢忠良，政治部主任钟德胜。
第三团：团长周桂生(兼)，政治委员黄火星(兼)。
新三团：团长熊梦辉，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阙中一、参谋长张日清。
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政治委员胡荣，参谋长黄序周，政治部主任吴奚如。
第五团：团长徐锦树，政治委员林开凤、参谋长梁金华、政治处代主任何志远。
特务团：团长刘别生，政治委员张闯初。
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兼)，政治部主任余立金。
事变涉及重要人物及其行动、电文
国民政府方面
蒋中正
1940年12月7日，在多日拖延后，蒋方才批准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11月14日即以军令部名义拟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仍于9日命令何、白“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68]
12月10日，军令部长徐世昌以“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为由，再呈前文，促蒋照准。[69]在徐、白的连番催促下，蒋只得照准。
12月25日，蒋拒绝批准《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上报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表示即便八路军未遵令北撤，也应当“一面发动全国舆论制裁，一面以军事压迫，促其就范”。[70]
12月25日，蒋召见周恩来，以“极感遗憾的神情”告诉周，“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的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如果新四军非留在江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定失败。”[71]
1941年1月5日，新四军违令秘密南下之后一天，未知情况的蒋中正仍电示顾祝同：[72]
“叶、项部在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而后沿巢县、定远、涡河移动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保护。”
1月9日，蒋于《困勉记》里写道，“白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强行之。”1月12日写道“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饶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73]
1月15日，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和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以外，全体高级将领同意白崇禧“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的主张，但蒋仍然要求“再考虑一夜”。[74]
1月16日，蒋勉强同意白之主张，但日记中写道“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销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纲纪。”[75]
1945年11月7日，张治中呈蒋电文提及：“三十年（1941年）春间解决新四军事件时，以职判断，觉钧座对当时之措施实未必赞同，事实上等于事后之追认。”[76]
顾祝同
1940年12月27日，在叶挺、项英向顾祝同说明经费、弹药、冬服存在极大困难，要求展期到1941年1月8日出动的要求，特别是北渡长江必须“划定皖北庐江县为职部临时集结地”,“并请指定庐江六安以北路线，庶可以防止与皖北友军无谓之误会与冲突”之提议，顾当即表示可以商量。[77]
12月28日，顾向蒋中正发报，拟除日期不得展延外，其余经费、粮弹、被服等一应照准，对新四军军部北渡提供尽可能的便利[78]：
关于开拔时间仍应遵照本部宥辰扫召电指示，一面陆续开拔，务须依限于本年十二月底北开完毕。
关于该十月份、十一月份欠发经费及冬服代金，准如数发给，至于开拔费及恤金转请核发。
关于交通路线，准增改为二线，一为泾县杨柳镇、孙家铺、姚村、小节渡、寿城镇、梅渚镇、南渡镇、竹篑桥道；一为南陵、宣城、毕桥镇、飞鲤桥、郎溪、安兴、上沛埠道。
关于友军位置，查皖南苏南各部队位置乃系依据敌情及我军任务所定部署，并已命令驻军及皖南江南二行署，予以协助，该军移动时，当能切实协助。
关于行军序列及渡江部署，该军北移应在指定路线以一团或一营为单位，逐次跃进，乘敌不意，迅速渡江，不宜以过长之梯队行进，尤不宜以大部队在临时集结地区之所通过，致被敌发觉，而误期限，至于渡江应以秘密潜渡为原则，不得已时则以绵密之部署，施行强渡。
关于补充，弹药一项应俟该军江南部队北渡半数后，准即查案补充，由该军后渡部队携带过江。
上六项除饬即并本部宥辰扫召电切实遵办具报外，另发该军开拔费各五万元，俾令迅速开拔。谨电鉴核备案
在12月30日叶挺还在要求展期北移时，顾祝同深知蒋12月10日电给予最后期限是12月31日，但并未在期限已过时立即下令进攻，反而仍在1月3日代新四军向蒋求情，电文称[79]：
深查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谈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使得江南部队顺利北调。
1月5日，在收到叶挺于2日发出的请求“先派一团于虞（七）日经前第三战区指定路线北渡，余部待机北渡”电文后，顾表示同意，并于5日再次发电给蒋中正，继续为新四军求情[80]，唯此时新四军早已于一天前秘密南下：
为贯彻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饬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似可允其先派一团走苏南并补给临时经费及弹药。
1月6日，在收到四十师一一九团与南下新四军交火之汇报后[81]，顾祝同当即下令上官云相[82]：
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4)日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动，破坏抗战阵线，殊堪痛恨。为整饬纲纪，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予进剿，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并严督党政方面配合军事积极工作，俾绝根株。
注释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的“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旧）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地区内[7]:139-140。
先前1月9日，刘少奇报告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33]。此时毛泽东同时指示：“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按国民政府档案记载，叶挺被52师156团俘虏[7]:187，袁国平于19日死于清剿中[7]:208。
与此相对应的是，先前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向八路军发出经费。1943年12月，八路军恢复向国民政府呈报文电。
这本书的作者乔纳森·芬比 (Jonathan Fenby) 是前《路透社》记者和编辑也是前《南华早报》编辑。这本书在2008年由《艾伦·莱恩》出版社发行第一版，在2019年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出版社发行第三版。
参考文献
编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7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ISBN 7-5073-3271-3.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ISBN 978-7-01-000919-3.
邓子恢等著. 《星火燎原 18》.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1. ISBN 7-5065-3290-5.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人民之戰》. 香港: 和平图书. 2016.
粟裕. 《粟裕回忆录》.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65-5426-8.
郑云华; 舒健. 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抗日战争 新四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01-005094-2.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编). 新四军 参考资料 5.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065-7140-1.
黎汝清. 皖南事变.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585. ISBN 978-7-02-008592-7.
杨奎松.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495-7467-4.
吴景平; 曹振威. 中华民国史 第九卷（1937-1941）.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ISBN 978-7-101-08001-8.
于化庭. 中共军事斗争史略 下. 济南出版社. 2016: 371. ISBN 978-7-5488-1973-8.
徐君华 等. 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230. ISBN 7-8013-7424-X.
《新四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编). 新四军战史.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065-7024-4.
王辅一. 项英传.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431–433. ISBN 978-7-80023-910-6.
该书编选组 (编). 皖南事变资料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2编 政治 2.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427–428. ISBN 7-80519-961-2.
章伯锋、庄建平 主编 (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抗日战争 第三卷 政治（下）.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982.
杨奎松. 失去的机会？ 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150. ISBN 978-7-80225-953-9.
韩信夫、姜克夫 主编 (编). 中华民国史 大事记 第九卷（1940—1942）.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ISBN 978-7-1010-7998-2.
岳星明：《顾祝同的反共军事阴谋》；武之棻：《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321－322页
文安立 (Odd Ame Westad). 躁动的帝国 二版. 八期文化出版远足文化发行. 2020.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
费正清. 中国新史. 正中书局. 1994: 266.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3rd edition. Penguin UK. : 297. ISBN 978-0141988450.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第五编（二）.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5.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p95-97
姜克夫. 民国军事史 第3卷 下.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 355. ISBN 978-7-229-00840-6.
王洪光. 血色财富 上.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12: 340. ISBN 978-7-80204-762-4.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编). 新四军 综述.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57. ISBN 978-7-5065-7060-2.
中央档案馆 (编).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杨明; 傅秋涛 (编). 皖南事变回忆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11.
陈子谷. 皖南事变前后.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9 [2017-12-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53. ISBN 978-7-5073-3957-4.
李良明. 项英评传.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ISBN 7-80036-735-5.
王树增. 抗日战争 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351. ISBN 978-7-02-011005-6.
李良志. 度尽劫波兄弟在 战时国共关系.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289. ISBN 7-5633-1467-9.
肖茂修 主编; 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编). 袁国平纪念文集 下.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533. ISBN 978-7-5098-2499-3.
蔡水泉 撰文. 张龙耀 主编 , 编. 上饶集中营人物名录.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1: 3-4 [2017-12-15]. ISBN 978-7-5032-320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7）.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新四军 回忆史料 1.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171. ISBN 978-7-5065-7079-4.
吴云峰. 论皖南事变前后川军的政治倾向--以二十三集团军为中心的考察. 文史杂志. 2014, (5): 20-25 [2017-1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06）.
徐则浩. 杀害项英的凶手刘厚总. 炎黄春秋. 2000, (3): 45–49 [2017-12-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10）.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编. 周恩来传 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535. ISBN 978-7-5073-2467-9.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编). 新四军 文献 4.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80. ISBN 978-7-5065-7148-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刘少奇 1898-1969.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60–61. ISBN 978-7-220-07791-3.
王辅. 日本侵华战争 2.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 1137. ISBN 978-7-205-08145-4.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编). 新四军 大事记.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176. ISBN 978-7-5065-7059-6.
杨奎松.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近代史研究. 2003, (3): 1-49 [2017-1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06）.
杨奎松.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406-407. ISBN 978-7-203-06796-2.
邓野.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 1939-1941.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57. ISBN 978-7-5201-4709-5.
严如平; 郑则民. 蒋介石传 下.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450. ISBN 978-7-101-09135-9.
段雨生; 赵酬; 李杞华. 叶挺将军传.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364. ISBN 978-7-205-06542-3.
张庆军. 中华民国之谜. 黄山书社. 2005: 262-263. ISBN 978-7-80707-165-5.
童志强. 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 党文献. 1998, (4) [2014-12-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2-31）.
“皖南事变”新四军4000被俘将士结局. 青岛报纸电子版，老年生活报（2011.12.21）. 2011-12-21 [2010-11-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9-05）.
李一氓. 李一氓回忆录.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92. ISBN 978-7-01-001194-3.
吴相湘.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台北: 综合月刊社. 1973: 624.
蒋介石:《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1941年3月6日），转见《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纪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41年10月
宋庆龄基金会编. 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7: 65. ISBN 7-80037-036-4.
王安娜.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361.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 第一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99. ISBN 978-7-208-13895-7.
Ivo Banac.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90.
古屋奎二. 蒋总统秘录 第12册. 中央日报. 1977: 116.
蒋中正．《先总统蒋公全集》．2册．〈整饬军纪加强抗战〉．1477页
1941年3月9日重庆《中央日报》（社论）
陈予欢编著. 保定军校将帅录.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6: 395. ISBN 7-80731-388-9.
《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 皖南事变.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455. ISBN 7-80023-234-4.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第十卷（下）.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 490–491. ISBN 7-8013-7315-4.
《蒋委员长令》，1940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第512页。
《徐永昌呈蒋委员长函》1940年12月10日。
《困勉记》，卷六十三，1940年12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0年12月26日>，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121-122页
《皖南事变资料选》第74页
《困勉记》1941年1月9日，12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2页
《困勉记》1941年1月16日，1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张治中呈蒋总裁函》(1945年11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855号。
《叶挺项英致渝蒋委员长参谋总长何副参谋总长白电》（1940年1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9030571。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呈蒋委员长报告已限令新四军于十二月底北开完毕电》（1940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520页
《顾祝同致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电》（1941年1月3日）
《顾祝同致渝委员长蒋电》（1941年1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0020894
《陆军第四十师方日英部在皖南围击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4日-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429-435页
《陆军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皖南围击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531页
参见
抗日战争第三战区
1940年黄桥战役
1941年新四军编制序列
国共摩擦
谢选骏指出：皖南事变不论是非曲直，事实上都是通过蝈蝈俩党的内讧，顺应德苏狼狈为奸的形势，卖力向日本输诚，促成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从而彻底瓦解了抗日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国际迅速夺占中国大陆，打下了血腥的基础！所以我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阻碍了“中共抗日”。由此可见，“三分抗日、七分内战”并非毛泽东狡猾，而是他忠实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他是中国的大汉奸。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