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悲哀”：89二代对六四完全无感》（2022-06-05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报道：
2019年，萧旭怀揣着过去30年间心里深藏的秘密来到美国。他说这个秘密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一些物证”。
“他们[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东西的存在……我把它当成最宝贝的东西，30年没拆封。”
时隔30年，2019年6月4日，在距离中国大陆数万公里的美国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里，萧先生终于再次升起这面红色旗帜。
“六四”30周年之际，亲历者萧旭带着当初在游行示威中使用的旗帜来到美国的自由雕塑公园参加纪念活动。(Supplied)这面印有“东南大学自治会”的旗帜诞生于1989年学运热潮中，那年4月，以悼念胡耀邦为导火线的学生运动在北京发起，很快便席卷全中国。
正在东南大学读大四的萧旭也加入了南京各高校声援北京的抗议中。为了在游行队伍中标记自己学校，萧先生和几个同学在学校附近找了家文印店做了这面旗帜。
他说当时并没有刻意地设计， “旗帜上的字都是用尺子画出来的”。然而这面“制作水平比较粗糙”的旗帜在此后无数个日夜中成了萧先生“对信仰的一种寄托”。
在“六四”大屠杀发生后的数年间，萧先生多次因为自己“六四”亲历者的身份受到中国政府的审查，在被问及是否保留任何“六四”相关物品时他都矢口否认。
“[这面旗帜]不光是对我一个人，组织者和参与者，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的民主、自由这方面的追求，”萧先生告诉ABC中文。
时隔33年后的今天，回忆起当初，萧先生仍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很幸运的”。
“我们上街非常激烈地表达过。能够有表达的自由，这本身就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一种历炼。
“我可以上街去说话，我可以在学生和市民的群体里面拿上一个木箱子就可以去演讲，这种感觉太好了。”
“这是最大的悲哀”
这段被萧先生称为“80年代小阳春”的自由时光以悲剧结束。6月4日凌晨，在中国政府的命令下，天安门广场发生血腥镇压，具体伤亡人数至今仍是个谜。“六四”也被中国政府从最初定性为“动乱”改为“暴乱”，再改为“政治风波”。
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把这段历史从教科书中抹去，严密的审查制度和噤若寒蝉的媒体导致生活在网络防火墙内的中国年轻一代对“六四”事件知之甚少。
萧先生曾试图把自己这段“六四”经历和儿子分享，“我希望他们要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子的，这些是后人需要了解的。”
但在中国出生成长的儿子却表示自己对此“完全无感”，这让萧先生很痛心。为了家人们的安全，他并不敢和儿子提及太多。
他把自己的情况和中国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谭嗣同类比。
“谭嗣同[临刑前]他太太跟他讲，你都要被杀头了，我们还没有孩子，谭嗣同就说，这个世界多一个孩子，不就是多一个奴隶了？
“我特别心痛的就是，我有了孩子，但我的孩子是在中国受的教育，也是被他们洗脑，这是最大的悲哀。”
“孩子完全知道”
邱先生于2009年全家移民到美国，他的儿子在这里开始深入了解那段大陆禁止的历史。(Supplied)同样是“89一代”，山姆·邱（音，Sam Chui）的情况则和萧旭截然相反。他的儿子不仅“完全知道”邱先生的“六四”经历，还被父亲寄予了继承“六四”精神的期望。
邱先生曾是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示威的学生之一，他认为“六四只是整个中国现代史上若干个追求社会进步和民主运动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事件”。
儿子12岁那年，邱先生全家移民美国。随后，邱先生详细和儿子介绍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
“他既然已经来到自由的社会，知道真相没有危险，反而有助于思想的成熟，”邱先生告诉ABC中文。
邱先生说，随着“89一代”们渐渐老去，“89二代”们有责任传承祖辈们的接力棒。他说，自己让儿子知情和参与其中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这代人年龄已经大了，可能能对社会做的贡献也不会太多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把这种民主、思想独立的意识尽可能地传播开，对国内在追求这种知识的年轻人要尽可能地给予帮助。
“只要我们不让这个文明之火在我们自己的手上熄灭掉，中国总是有希望存在。”
中国00后：“天安门事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八岁那年，2000年出生的史蒂芬·陈（音，Steven Chen）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从大人们的交谈中听到了“六四事件”，只言片语中他听到1989年的天安门附近曾“有坦克战车碾过学生的尸体”。
作为北京人，他说自己“很震惊”。
“天安门在我印象中一直以来都是很肃穆庄严的地方……你很难把这两种场景放在一起联想。”
“我当时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以为是家里人喝酒喝多了，跟我说的东西很夸张，有戏剧成分，”他告诉ABC中文。
后来，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像别的同学父母一样，经常带孩子去天安门广场。父亲给他看了一段视频，也就是那时，他第一次看到了那张著名的“坦克人”照片。
他开始上网搜索“天安门广场事件”或“8964事件”，但出现的只有“空空如也”的搜索页面。而这种空白激发了他想要看看防火墙外世界的想法。
15岁那年，他没和父母商量，就选择了来澳大利亚读书。
“天安门事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想走出这片楚门的世界，迈出思想中的柏林墙。”
陈同学说自己印象最深的“六四”画面不是血腥冲突的场景，也不是“坦克人”照片，而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北京青年告诉一名西方记者，自己正在前往天安门广场，因为“It’s my duty（这是我的责任）”。
“他就像是去参加一场聚会一样，是一种很轻松的神态，充满了笑容。
“我从他的这缕笑容身上，看到了中国青年的希望。”
陈同学说，如果自己生活在那个年代，也一定会参加这场民主运动。
“我很欣赏这样一群学生，他们可以选择安安静静在大学里面读书，过着很多人当时羡慕的稳定生活。但他们却选择了冒着这么一个风险去实现一个不一定马上会收到回报的目标。”
为什么要回顾历史？
2018年，一名儿童在悉尼海港以坦克人形象悼念“六四”。(Supplied)对于像萧先生儿子一样对六四“完全无感”的中国年轻一代，陈同学说自己并不会去“指责”他们。他认为年轻人“冷漠”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六四民运和他们的现实利益并没有任何关联。
“如果他们关注一些和他们现实生活很相关的，比如GRE、考研、实习等信息，可能会让他们未来几年的工作能拿到更高的薪水。
“但他们知道一个学运运动，又不能在给公司投简历的时候写上‘我了解一场学运运动’，这个对他的现实世界是不增值的。”
陈同学说自己也不会主动去传播“六四”相关信息，因为哪怕年轻人们知道了这件事，也做不了任何改变。
“他们没有办法为当时六四死难者正名，也没有办法去参加任何纪念仪式，甚至在微信上打字，都要使用拼音和缩写为了躲避AI算法的检测。
“他们知道后反而会对他们生活的社会更多一分失望，”他说。
但《重返天安门》（该书在中国大陆被禁）一书的作者林慕莲（Louisa Lim）却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有权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
“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足够成熟，他们有权知道198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而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当时的行为作出自己的判断，”她告诉ABC中文。
此前，林慕莲曾和数名“六四”民运学生领袖、“天安门母亲”（六四遇难者家属）、以及对“六四”感兴趣的中国大陆学生交谈，并多次在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大学和来自中国的学子们提及这段在大陆被禁止谈论的历史。
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里写道，2018年6月，她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给中国学生讲述天安门事件时，一位中国女学生提问：“为什么我们要回顾这段历史呢？为什么你认为了解这段历史对当今、现下的中国，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帮助呢？”
“他们[中国学生]深信，[中国]政府的决策都是正确无误的，任何偏离这一基准的行为都是鲁莽的，甚至是危险的，”林慕莲写道。
谢选骏指出：没有孩子也有没有孩子的幸福——尤其是，如果有了坏孩子、病孩子，就更能体认到“没有孩子的幸福”了。这就是“丁克”哲学的价值。丁克（DINK）意为“双收入，无子女”（Double Income, No Kids），丁克家庭是指夫妻双方在无生理因素的影响下，自愿选择不生育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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