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法国人号称是在“致力于创造新的语言和新的颠覆性思想”，因此蝎子对他提出颠覆如下，以证明对于马裂主义颠覆历史的做法，可以进行再颠覆——
（1）
“法国当今著名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重要论著《技术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的第一卷，综合以西蒙栋、吉尔和勒鲁瓦·古兰等人类学、民族学、史前史学家为代表的技术进化理论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生存现象学理论，从人类固有的‘缺陷存在’和‘代具性’这两个品质出发，通过阐释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兄弟的故事，对技术与时间在人类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重新讨论，从而建立技术与时间二者和人的本性之间新的关系。”——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无论“技术与时间”的概念其具体的内涵为何，技术与时间的并列，已经显示了“时间”与“技术”类似，都是人类经验的产物，是人文创造而非自然现象。
（2）
“《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是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德里达指导下所写的博士论文的第三卷，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此作描述了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视听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的广义上的“存在”所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作为德里达的继承人，斯蒂格勒在技术命运的哲学分析领域开启了一个转折。——格里高利·沙东斯基
为了摆脱技术霸权，斯蒂格勒认为除了公共权力的积极介入外别无他法。如果让数字技术与其强大的能力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与金融资本主义携手，那就意味着向政治妥协。——加布里埃尔·梅仑贝尔热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提出一项重要论点，即此有（Dasein）的可程式性（programmability）。斯氏认为是这样的可程式性确保了人性／动物性，人性／技术性的接合，但此有也因此在现今工业化的记忆之中失去珍贵的殊异性。此一论点的基础其实是来自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存有与时间》（Being and Time）当中对此有之平均日常生活（rage everydayness）概念所作的阐述，在这本书中，海氏重新思考技术与历史，并对传统人本主义作出批判；《技术与时间》便是从海德格对技术的创见出发，但斯氏更激进地将历史的起源归因于技术而非此有的意识，是技术开启了时间，展开了此有的历史，比起海德格思想可谓更具有后人类论述（posthuman discourse）的潜能。”有人认为，斯氏对现代记忆技术抱持的态度较为悲观，主要应该是在于他在观察以数字和抽象为基础的现代科技时，过度强调其精确性和纪实性，却忽略了现代化科技──光电技术──在早期是用来探索另一个非理性、非真实的世界。而斯氏对精确和纪实的偏重，将大幅限缩了其理论当中强大的后人类伦理论述潜能，因此检视十九世纪魔术，并视其所运用之技术为现代电影的前身，藉此魔术──电影技术史，可以说明光学与电磁技术本身即带有不可靠的非真特质，此一特质虽会减损现代记忆技术之精确记录现实的功能，另一方面却可对斯氏略显负面之可程式性概念作出诠释的转向。——谢选骏指出，斯蒂格勒的坚实还不足以理解：所谓的技术霸权说到底不过是人自己的思想。人的思想怎么能摆脱自己的思想呢？其实，豁达一点来解读法国人和德国人所谓的“技术霸权”，那不过是对美国力量的担忧。
（3）
“斯蒂格勒可是一个很猛的法国当代哲学家。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范围的大规模高速毁灭中，其方向必须被颠倒过来，如果大数据依旧是促使人类快速做决定，依旧是资本大爆炸、技术大爆炸，那么人类是没有未来的。”——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人们吹捧他说：“这也许是这个时代能听到的最振聋发聩的对技术的思考。”——谢选骏指出，但其实，对于未来的忧虑仅仅是一种思想，不是一种真实。
（4）
“斯蒂格勒，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当今法国文化、艺术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学生与好友。《技术与时间》系列重新确立了技术在哲学领域的地位，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他继哲学家利奥塔后，任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文化创新发展总监、研究与创新学院院长至今。在著名的《技术与时间》之后，近著《象征苦难》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普遍被认为是消费批判、新社交媒体研究领域最近十年里最重要的贡献。斯蒂格勒对时事的介入涉及教育、金融、消费、互联网、转基因、新农业、审美苦难、新媒体毒性……”——谢选骏指出，我怎么越看越觉得这个家伙很像卢梭，不仅虚伪，而且无知。不过，他“思考技术和工具是怎样从一开始就镶嵌在人之为人的属性中”，还算大致不错。但由于他在根本上是虚无和无知的，所以他的另一面“社会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自曝其短了：“其作品中有一条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脉络，对当代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的政治学批评始终不遗余力。他认为1960年代之后法国乃至全球对马克思的理解走歪了路，重读马克思是今天的当务之急。”这真是僵尸行为、木乃伊哲学。
（5）
“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非常不幸的是，当代法国没有真正的左翼思想家，整个左派思想家也陷入一种危机，这个危机的源头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我们的社会正惨痛地遭受着‘广义的无产阶级化’之苦。在这个时代，无产阶级不再是一群人，而是人人受到剥夺的一种状态。斯蒂格勒同意马克思：无产阶级是一个过程，一个把人民同他们的知识、学识分离的过程。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通过机器将工人无产阶级化；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通过剥夺人们的自主生活方式，将消费者无产阶级化。今天的资本主义，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又表现出不同的状况。”
“您年轻时抢劫银行的的经历如此富有传奇性。您怎样看待这段过去？”——“斯蒂格勒：关于整个抢劫事件，在我现在这个年龄再来讲述，难免存在修饰。因为人在回忆时都难免去修正自己所犯的错，为自己找出很多辩驳的理由。一旦开始犯罪，人就停不下来了，就开始感觉自己是边缘人了，就会不断地想要去重复这件事情。这种事情很刺激，是有瘾的。”——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所谓的“原罪的膨胀”。这十分合乎马裂主义的革命理论。
（6）
“我在监狱里呆了五年。这五年的时间，允许我把法共哲学家写的东西进行消化，我度过了非常哲学的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呆在那个房间里。哲学上有个名词叫悬置（suspension），我整个人就处于这种悬置的状态中。正是因为有这段经历，我出狱后才能继续在哲学道路上走下去。”——谢选骏指出，这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退隐与复出”之中的“退隐”吧，然后就是复出了吧……由此可见，哲学的道路也很危险，往往就是犯罪道路的延续。
（7）
“比如无产阶级，法共认为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但这个说法是错的。马克思确实在《资本论》说到过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但是在他更早的作品中，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把人民同他们的知识、学识分离的过程。所有没有学识、没有自己的思维、想法的人，才是无产阶级。一个工人，他有可能有自己的思想，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他就应该不算无产阶级。这样一个歪曲的认识，使左派思想家思想的基石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来理解“无产阶级”，那么受到宦官摆布的、没有自己想法的中国皇帝，也应该属于无产阶级了！
（8）
“资本主义就是让所有属于人的知识、认知被机器所抢夺。我在杭州、南京、上海的讲座中都以富士康为例，这些员工机械地在一个自动化的流水线上工作，自己是没有任何思考的，所有的智能流程都是由机器来制定的。这种全球的自动化、资本化在中国、欧洲、美国都是飞速发展的，机器剥夺了人的智能，这样一个前景才是马克思在书中描述的。”——谢选骏指出，十九世纪的欧洲书描写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事，马克思真是一个幽灵了。
（9）
“现在法国左派思想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谈经济，不谈资本。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经济和资本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信息和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血汗工厂就能概括的概念。他们已经没有能力谈论资本了，所以只能在形而上的概念上做文章。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对于法国左派思想家，对于全球思想家、包括中国思想家来说，重读马克思都是一个当务之急，要跳出苏联的、政治化的影响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谢选骏指出，“重新解读”的马克思就不是马克思了，而是你自己了。
（10）
“您怎样看待法国目前的穆斯林恐怖主义？查理周刊事件后引起了更多有效防范恐怖主义的思考，法国历史上也有过很多激进青年的恐怖主义，那些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被政府指控实施恐怖主义袭击。”——“斯蒂格勒：1970年代的所谓恐怖主义，和现在的恐怖主义是完全不同的。1970年代的恐怖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行使暴力活动的人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幻灭了，希望能通过暴力活动重塑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他们是有一个参照，曾经有过怎样的意识形态，将来还想有怎样的意识形态。而今天的罪行，我认为不能称为恐怖主义，而是谋杀。他们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甚至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这些人虽然号称是穆斯林，但并没有很好地学习伊斯兰教的教义。他们是一群迷失的人。这些恐怖分子在欧洲的拥趸是非常多的，这些人里并不都是少数族裔、受压迫的，有很多白人、生活比较好的人。为什么？他们把恐怖主义看成表达失望的方式，就像孩子在成人之前要反抗家长。这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迷失了，觉得现在的社会不忠于某种意识形态，不忠于自己的理想，所以要去反抗。我认为，只不过这些实施谋杀的年轻人敢去做，而很多人不敢。有时，暴力行动、被称为恐怖主义的行动可以变成革命的前奏。但是那些能够变成革命前奏的行动都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实施者试图证明自己，找到自己存在的立足点。1970年代的暴力行动是有一个自我存在的参照在里面的。但现在的恐怖行动是没有的。 我写过一本书叫《爱，自爱，爱我们》（Aimer, s'aimer, nous aimer），研究了很多暴力犯罪、枪击案，各个国家的都有。其中有一个枪击犯，在实施枪击的前三周，在日记中写：我已经找不到我存在的感觉了，为了在一生中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存在，我决定去实施枪击。现在的很多恐怖分子都有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有大有小，小到个别的枪击，大到伊斯兰国形成了这样一个组织。他们的谋杀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种宣泄和表达，不会去推动什么，不会有什么正面、积极的意义，更不会导致大的革命。另外，由于技术和媒体的不断发展，纸媒和新媒体，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多人和家人、社会和教育之间都形成了一种断裂，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媒体的影响中，对自我存在的认知也形成了断裂，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以这种方式来博出位。”——谢选骏指出，这个法兰西活宝论述恐怖主义的方式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一致的，那就是睁眼瞎。
（11）
“那您怎样看待伊斯兰国高度依靠媒体、互联网进行的传播？”——“斯蒂格勒：不仅仅是恐怖分子，整个社会都在这样做。媒体的作用是放大一些情感和冲动，而且是有导向性地放大。我认为，媒体针对的是冲动，而人内在产生的是欲望。现在媒体鼓吹和拼命挖掘的甚至是一些具有暴力性的冲动。就拿爱来说，人自发产生的爱要小心地呵护，呵护他人，产生温柔对待的欲望；而媒体鼓吹的是性，和一些暴力的东西。如果把这样一些东西移植到恐怖行动上，它的宣传性也是爆炸性的。我记得非常清楚，“9·11”那天我正在课堂上上课。忽然，校长进来说，你不要上课了，我们一起去看屏幕上的“9·11”的爆炸现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面，就是飞机冲击双子大楼，然后消防员来救火。这样戏剧化的场面，在恐怖袭击之前，我们已经无数次在电影、电视里看到。恐怖分子也吸收了这样的信息，开始知道：我要去制造戏剧化的效果，来得到更具有冲击性的结果和反应。媒体具有导向性的、对人的冲动进行爆炸性挖掘的体系，会对社会起到毁灭性的作用。很多年轻人今天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信息，伊斯兰国的年轻人也能看到美国大片，也能通过媒体知道，当年美国、欧洲怎样掀起伊拉克战争，挑起中东冲突。他们的仇恨，加上美国大片的冲击性，综合起来，就会去追求大场面、冲击性效果，把斩首放在网上等等。”——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这个法国睁眼瞎在这里完全忽视了《古兰经》的血腥嚎叫怎样促成了所有这些恐怖事态的发生，正如法国佬无中生有地强调了马克思的价值。
（12）
“您对大数据（big data）总的态度是悲观还是乐观？”——“斯蒂格勒：哲学的任务就是去摧毁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从这两端之间走过去去寻找真正的问题。把悲观的往乐观这边推一点，把乐观的往悲观这边推一点。大数据是完全自动化的数据分析，它产生自动化的、高速的理解系统，这个系统如果是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将是非常危险的。机器的处理其实是非理性化的，它没有人的加入。我认为大数据是理解，而人类的理性是综合和做决定。资本在高速运转，大数据的海量处理推动了资本运转更加快速地进行。那么会不会形成资本的大爆炸？十九世纪，人类学理论认为人类处于无序的状态之下。到了二十世纪，人类开始寻求人类内部有序的组织。重要的是，要将大数据推动资本运转的无序，变为有序。我所说的无序有很多表象的例子，比如污染，是因为发展太快而失控的情况。大数据高效的自动分析，如果说有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并不是促使人去光速地做决定。而是使人有更多的时间，看人类与技术共存的更好的方向在哪里。是减慢，是给人类时间。我的工作就是探讨人类与技术共存的境遇，未来在哪里。如果大数据依旧是促使人类快速做决定，依旧是资本大爆炸、技术大爆炸，那么人类是没有未来的。”——谢选骏指出，时间是人创造的，未来也是人创造的，人类怎么可能没有未来呢？只要人活着，人就有未来，只有等到人们死绝了，未来才会消失，世界才会进入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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