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普适价值是马列主义的变种

《解析“中国模式”》（《中国人权双周刊》2013年2月8日—2月21日）报道：

一、中国崛起挑战普适价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一家网站有人写了下面四句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毛泽东争了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没争上，如今，老大的头衔却自己掉到中国的头上，因而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不过随后邓小平就讲了“不当头”，接下来1992年南巡又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等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

上面四句话夸张、反讽、俏皮。不过，它确实向我们揭示出，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多年来，在中国，在世界发生的惊人变化。23年前，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在那时，很少有人想到中共的一党专制还能维持到今天；13年前，人们看到了中共一党专制重新得到巩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地变为强大。今天的人们则不得不正视中共强权的已然崛起。与此同时，不少人在谈美国的衰落，预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左右超过美国；而这个在未来更加强大的中国却很可能依然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这无疑构成了对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

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如何解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解读中国模式。

现在，中共当局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无非是经济发展， 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资源，共产党并没有多少理由那么骄傲。据说，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多一点，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倍，只要大陆的人均GDP到达台湾的一半多，总量就超过美国了。因此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共产不成，民国犹在，中国的 GDP早就世界第一。

更何况，今日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源与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腐败横行，人心堕落，不一而足。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果说，衡量一国之贫富主要看人均GDP，那么，衡量一国之强弱，则主要看其GDP总量，看其综合国力。因此，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崛起的意义。

二、“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

现在，中共当局坚持专制统治，拒绝自由民主，挑战普适价值，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即所谓“中国模式”下的“中国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算不算得上模式，它到底有多大典型意义，能不能效仿能不能复制，这些问题都大可商榷。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针对“中国模式”的内容做一番解析。

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在对经济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可以算作典型的极权主义，那么邓时代及邓之后的中国显然不能再叫极权主义。

哈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不少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如此等等。换句话，今日中国和“八九”前的苏联东欧很不一样。倘按照哈维尔的定义，今日中国也很难叫后极权主义。

另一种说法是右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有点文字游戏的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Lininism 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现在，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共产，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在宣称“五不搞”，从原则上还在拒绝宪政民主。假如说今日中国在很多方面更像右翼威权，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今日的右翼威权是从它的对立面，是从昨日的左翼威权直接变过来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权，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右翼威权。

由此可见，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

三、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

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们只谈经济改革。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这里不妨讲两句邓小平。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高义写《邓小平传》，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邓实际上是前线总指挥。如此等等。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本人一定是清楚的。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打倒的东西。

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一方面，邓小平深知必须实行经济改革，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实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无异于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所以他提出两手都要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要硬，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

我们知道，在80年代，中共内部也有一大批怀疑或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其实，这些保守派与其说是反对经济改革，不如说是担心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担心经济改革动摇共产党统治。据说一些老革命去参观深圳特区，看到遍地高楼、灯红酒绿，不禁忧心忡忡：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接待者使劲解释：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依然疑虑重重。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于是，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反自由化，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还引出了一个后果——腐败。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

四、“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像“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据罗小朋说，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他们几个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已经提出私有化方案，和后来苏东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于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造成“六四”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有关这个问题，我先前写过不少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谈到中国与苏东各国改革路线的差异时，很多人说，苏东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东是激进，中国是渐进。其实这些说法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什么苏联解体，什么东欧剧变，无非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而已。

五、“六四”后中国改革走入歧途

“六四”改变了中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20余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压制，“六四”问题始终是个禁区。一般人先是不敢提，不能提，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变得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把从1978年直到今天的改革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六四”只是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例如卡玛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在拍完“六四”之后，又拍到邓小平92年南巡。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六四”一度中断了改革进程，但是92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于是前面和后面就又接上了，中国的改革再度走上了它的征程。

我要强调的是，“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人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六、屠杀与奇迹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后中共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加，还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起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也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

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

以上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可。这该是何等艰难。

七、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

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正如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八、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以上所说，至浅至明。徐友渔说得好，观察今日中国，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凭肉眼即可，用常识就行。

就以国企改革为例。长沙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什么难理解难把握的呢？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决不能只靠改进税收政策，多收富人的税用来补贴穷人；而必须首先把权贵们掠夺的财产归还给人民。

再谈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对今日中共而言，腐败是投名状，是普遍的腐败在维持着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深知，姑且不谈“六四”，不谈“六四”后20多年持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使中共负下多少政治的欠债，单单是积重难返的经济腐败，一旦中国实行自由民主，就可能把相当比例的官员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出于对清算的恐惧，中共对自由民主比以往更害怕更敌视，这反过来构成了抵制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

九、中国模式是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严重威胁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颁奖公告里，前面一大段是对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加肯定，后面则提出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有所改进。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你们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在人权问题上那么坏？为什么不能在人权问题上也有所改进也变好点呢？

他们不知道，中共政府的思考逻辑和他们不一样。中国政府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权的压制，我们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岂止是发展不起来，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危机，陷入天下大乱。换言之：中国政府想的是：今天我们能搞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如果我们不这么“坏”了，那我们也就不会“好”了。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几十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所谓“建设得更好”，顶多是，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我们能够改变它，战胜它吗？当然能。但前提是，我们要对它有清醒准确的认知。政治上的很多事，知难行易。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看不清。

（注释略）

谢选骏指出：“中国崛起”为何能够“挑战普适价值”？因为普适价值是马列主义的变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残余。当然，目前的中国崛起只是中囶崛起，其力度极为有限，因为它毕竟还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