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两个中国的魔幻故事

《魔幻的真实故事：两个百年世仇村决定和解》（中国新闻周刊 2023-12-13）报道：

无人机在槎桥村的杨氏宗祠上方盘旋，画面里，一切都是红色的。

祠堂的天井被红色的天幕覆盖，大红的地毯从杨氏宗祠向东铺展，经过仙桥学校门前的空地，延伸到村口。男人们统一穿着红色的Polo衫，在红色的充气彩虹门下往来穿梭。年轻人敲锣打鼓，四个人列成两队，扛起一块刻着“睦邻友好”的牌匾。

一辆丰田考斯特在彩虹门前停了下来，16名身着暗红色唐装的高美村黄姓老人下了车，前往200米外的杨氏宗祠。行进路线是几天前就确认过的，要符合“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讲究。

无人机拍不到的地方，片区民警和交警在周边巡逻。这天是2023年10月1日，国庆节。日期是精心选定的，两个总计拥有三万多人口的潮汕村庄——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槎桥村、高美村——要在这天化解祖先在两百年前结下的仇怨，从此可以通婚。

同一时间，16名穿着同样暗红色唐装的槎桥村杨姓老人也正在行向高美村的黄姓宗祠。“对等”是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前几天，有村子试图用价值百万的豪车运载访客，被勒令禁止，大家这才把车辆统一换成丰田考斯特。

仪式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无论是仪式的时长步骤、老人们的服装、彩虹门的尺寸、伴手礼的价值抑或往来的人数。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大事。

结成世仇

杨燕填是槎桥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协调槎桥7个自然村、1.2万村民的公共事务（其中有1.1万人都姓杨）。大宗族的事又多又琐碎，到杨燕填家找他议事的村民络绎不绝，三四个不同的议题，同时聚在他家的茶桌上，等他开口。

他也曾在生意场里翻滚过。篮兜村紧邻槎桥，拥有揭阳城乡接合部最繁忙的一条街。当地人自诩这里曾是中国最大的废弃金属回收加工聚落，如今仍密密麻麻地排布着各种为小型加工厂配套的机电产品铺面。杨燕填的铺子挤在其中，代理产自上海的电焊机。做了村干部，他分不出更多精力，生意交给了妻子打理。

53岁了，人生走了半辈子的杨燕填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向他发出严肃警告的那个下午。这个为了村里事务常常皱着眉头、一双眼睛瞪得滚圆的男人，脸上出现了罕见的迷茫。

放了学，孩子们在一起玩，邻村高美的黄姓小孩也在其中。父亲突然走近：“可以跟她们一起玩，但婚姻就不要了。”还在读小学的杨燕填懵懵懂懂，但能感知到禁忌中夹带的恐惧。长大后，他遇到过不少高美村的黄姓女孩，从没动过恋爱的念头。

等杨燕填这代人成了父亲，违逆和反抗依然不可想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个“棒打鸳鸯”的故事，杨燕填记得大龄未婚的弟弟难得喜欢一个女孩，媒人去说和，女孩答复：“我是高美的黄姓哦，婚姻恐怕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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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也都能说出几个“某某执意嫁到高美，姻缘最终不得善果”的事例。没人会将之归咎于伴随“世仇”自然发生的社会排斥，他们更愿意相信，“不得善终”恰恰应了祖宗的毒誓和诅咒。

相信和顺从之下，很少有人会问“为什么”。杨燕填碰到过一个例外。数年前，读高二的女儿突然把一个高美村的男孩带回家，男孩离开后，杨燕填告诉女儿：“可以交朋友，不能谈婚姻。”女儿当时有什么情绪？杨燕填的记忆里一片空白。

“伤心哦，当然伤心了。可是没办法，跟那边通婚的很少，嫁过去都没有好结果的。”妻子郑拥华坐在丈夫身旁，一张脸皱作一团。

“那个男孩子不错的。”杨燕填不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但语气里透着惋惜。“后来他又来过我这里两三次，一坐就好长时间，一直问，叔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杨燕填也没有标准答案。槎桥村上一任村党委书记杨继波曾翻查过两方的族谱和其他历史资料，都没能找到关于仇怨何以结成的记载。但大家有一个模糊的共识，“当年就是为了争一点儿土地，或者一个灌溉水源”。

在他们的认知里，世仇实在是潮汕相邻村落之间再普遍不过的现象。揭阳人欧俊勇是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他长期在家乡调查研究宗族社会的运作机制。他发现，结成世仇的，通常是一村一姓的单姓村。

欧俊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数百年前，为了避免聚落内部发生矛盾，方便自我管理，潮汕地区的宗族构建者们逐渐选择了一村一姓模式。但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的人口快速增长，给一村一姓模式带来了新问题。“宗族最关键的目标就是繁衍。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持续增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多，村落之间的边界就紧张了。”

欧俊勇发现，单姓村落矛盾形成的模式有四种：资源争夺、家庭纠纷、大姓对小姓的压制以及卷入历史大事件。不过，根本原因还是人地矛盾。

“环境变化了，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当年村子之间的矛盾，实质就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用来灌溉的水源，被你截过去，我这里可用的就少了，就会影响我的水稻产量。在我小的时候，村民晒稻谷也要分区域，如果你占了我的场地，也会产生矛盾。”仙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榕城区驻仙桥街道帮扶工作队队长杨贵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究其因由，乃当时之朝廷、官府腐败，官师乏力控制乡村社会，乡村缺乏正统文化的劝导训诲，族与族间百姓有不平事时，未能得到及时公平劝导化解，发生小摩擦小纷争，又乏和解劝处，导致东起西火，甲唱乙和，纷争搅扰难以止息，因小忿而害大义，构怨而毁其联婚之约。据《潮汕史》记载。宋、元、明、清时期，整个潮汕地区均有类似情况出现。”杨继波这样理解。

资源有限，人口众多，宗族要争夺对周边的控制权，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曾经出现过异姓宗族之间使用火炮等武器的械斗。欧俊勇说，一些村庄为了避免族人伤亡带来赡养孤寡的麻烦，会从外部雇佣不被父母在乎的“浪仔”。“浪仔”伤亡，向其父母赔钱了事。

而有世仇的两村也并非完全隔绝，限制仅加诸后代的婚姻，“没有婚姻，就断绝了两边人家形成紧密关系的可能性。两边争斗，就少了许多麻烦和顾虑。”欧俊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和解受挫

两百多年过去了，农田已经变成密密麻麻的钢材、塑料和鞋服加工厂，壮年男性依靠办厂获取财富，养活一家老小。在槎桥村和高美村，还依赖农耕生存的人不多了，让祖宗在祠堂里立下毒誓的资源争夺早就不重要了。事实上，由于被拆分成了美西与美东两个行政村，就连高美村也早就不存在了。

越来越多的世仇村和解了。普宁市的北山村与果陇村、揭东区的池渡村与山美村、汕头的家美社区和西岐村⋯⋯欧俊勇的头脑中有一个长长的世仇村和解名单。

但据欧俊勇观察，年轻人的情感需求从来都不是推动世仇村和解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借助区位优势，粤东地区有许多村庄都发展起自己的轻工业，不再依赖山林土地。已经致富的乡贤们深刻地认识到，交流、合作能带来难以估量的资源和财富。

“过去认为是根本矛盾的东西不存在了，伴随城镇化，村与村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相邻的村庄之间反而可以优势互补。大家一起发财，世代恪守的祖训自然就要被废除了，和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欧俊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槎桥，杨继波是最早公开提出和解的人。2014年9月，杨继波受邀参加揭西县杨氏宗亲参与的杨、林、侯三姓“睦邻友好”庆典。曾结下世仇的宗族一起敬告祖宗，互赠“睦邻友好”匾额。

杨继波受到启发，彼时他刚调任槎桥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半年。槎桥人口众多，7个自然村人心不齐，这个曾任仙桥街道文化站站长的槎桥人正为如何管理村落而犯愁。“这样的事情百利而无一害。”杨继波自信找到了一条归拢人心的捷径。

他找到杨氏宗祠理事会会长杨东河，话刚起了头，就遭到了对方的反对。杨东河觉得，这是槎桥与高美的事，而明明槎桥村内部还面临着更多更紧迫的问题，他最想解决的是村内祭祖队伍的行进路线受到干扰的问题。

繁衍至今已历四十代，最让杨氏族人引以为傲的，就是始祖杨绘。杨氏宗祠中，供奉着这位被苏轼亲切地称作“元素兄”的朝廷大员的牌位和画像。

每年冬至日前三天，上午巳时，族人在杨氏宗祠开始一年一度的祭祖盛事。杨东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留在槎桥的族人，分散在东南亚、香港及潮汕其他区域的杨氏族人数量有百万之众，而他们正是依靠杨氏宗祠来确认自己的来处和归属。因此，祭祖不仅是槎桥杨氏族人的盛事，也是所有认祖归宗的杨姓族人的盛事。

“对于一个传统村落，最重要的就是祭祖、拜神的活动。”欧俊勇说，在识字率很低的传统社会，经验是宝贵的资源。只有亲身参与过仪式的年长者，才掌握宗族的发展历史和祭祀的礼仪。在潮汕地区，像杨东河这样在村中拥有威望、掌管宗祠祭祖事务的老人群体，被称为“老人头”。

“在村庄里，话语权掌握在辈分高的人手里。有声望、有文化、公道正派的长者，往往扮演宗族公共事务决策者的角色。”欧俊勇发现，两委干部、代表传统的老人组和乡贤群体，如果这三种力量配合得好，一个村落很快就可以发展起来，但如果他们之间存在纷争，村落的发展就会有一些问题。

杨东河想解决的问题，主角是槎桥村内的两个自然村，东光、斗门，两村内部有许多矛盾，磕磕绊绊至今，斗门的村民不允许祭祖的队伍经过斗门，而东光的村民则以不允许斗门老人出殡的队伍经过东光的方式反制。

矛盾也延伸到了宗祠理事会。杨东河来自东光，一位来自斗门的“老人头”与他曾发生争执，两方各不相让，互不来往。对方拒绝参加宗祠理事会会议很久了。杨东河希望这一局面能有人出面化解。

因此，当杨继波提出要与高美村和解时，杨东河反问：“家里的事情都搞不好，怎么搞外面的事？”可在杨继波看来，世仇和解是以整个村庄和宗族的名义，打破祖宗的誓言和解，获得“老人头”的支持是必须的，“一句话就把我给堵回去了”。事情就此搁置。

再提和解

九年后，再次将世仇和解提上议程的，是仙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杨贵彬。

杨贵彬也是槎桥人，两年前，从榕城区调任仙桥街道，他的另一重身份，是驻仙桥街道帮扶工作队队长，负责乡村振兴工作。今年7月，揭阳市委、榕城区委第三巡察组到仙桥巡视，提出要“为民办实事”。仙桥街道领导班子开会时，杨贵彬在众多事项中挑中了促成两村和解。

“过去我们到基层走访多少有所耳闻，街道领导班子内部也曾沟通过，所以等我再提出来，也得到街道主要领导的支持。”杨贵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党员干部会认为这是民众自己的事，我不这么认为。基层治理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村子能有一个和谐的氛围，就能促进我们基层治理继续做实一些事。软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杨贵彬有自己的判断。

杨贵彬听说2014年曾有过尝试，于是他着手了解，当年究竟“堵”在了哪里，“潮汕地区的老人家受宗族观念，特别是祖训的影响非常大，对于咒语，他们不敢轻易打破。此外就是大村内部的一些小矛盾。还有一些干部会认为，这是老人的事，宗族的事”。

得知杨东河的事，他请杨继波推荐一个“既与老人家亲近、思想上又能与我们接轨的人”，杨继波举荐了杨东河的侄子杨少育，他是当地蓝天救援队的队长，又是揭阳市人大代表。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作为蓝天救援队队长，杨少育要协调600名不同背景、性格的队员，深知合作的价值和矛盾带来的内耗。“这次是政府牵头帮我们办和解，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杨少育目标明确，与叔父见面前就想好了一整套理由，他甚至告诉杨东河，“这一次如果卡在你这个环节，以后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会说你是罪人。”

第一次沟通，杨东河便妥协了。与理事会其他“老人头”商议后，杨东河提出了新的建议：仅靠老人的力量，很难承担和解的重任，应该有“两委”干部参与其中，共同承担责任。此外，对于其他持反对意见的老人，应该靠党政的权威来说服。

杨贵彬也发现，其他村落会自发推动的好事，在槎桥困难重重。“开会的时候他也说好，你也说好，但就是没人干。”尽管街道多次开内部会议协调，又组织各村“两委”干部沟通，但一个多月过去了，干部们依然只是观望。“村干部们以前有很多失败教训，工作遇到困难，他们会看我们的决心，所以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就要给他们推力。”杨贵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街道决定成立一个协调小组，由街道党工委书记担任组长，镇长、党工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这还不够，各个村子也成立了类似的专项工作小组，人员以“两委”干部为主，当地的乡贤、有影响力的群众也得参与。“工作有了实际的抓手、一系列整体的运作，氛围才慢慢形成。”杨贵彬说。

“和解变成党政的事情，我们好像就有了一个令牌，才比较好办事。”柚园村的“两委”干部杨清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和解的仪式，街道定下四个原则：氛围浓烈，以便感染村民，让“睦邻友好”的改变深入人心；不请客、不做大戏、仪式从简、避免浪费；强调平等，照顾小村；自筹资金，公开透明。

“要避免浪费，但是该有的隆重和礼仪必须得有，因为对老人家而言，仪式是必需的。强调平等，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比胳膊粗细的问题，造成新的矛盾。双方互访时，规模更大、财富更多的村子应该在人数、礼物价值等方面迁就小村。”杨贵彬告诉记者。

接下来就是槎桥和高美互相沟通推动了，平衡始终是最核心的抓手。每个自然村和宗祠的“吉日”都不同，究竟选哪个日子举办“睦邻友好”庆典。最后大家达成一致：“国家最大，国庆日才是大节，庆典要与国同乐。”

行政村内部有小的自然村，村与村之间也需要平衡。比如高美这一侧，大宗祠年久失修，仪式的举办地点成了问题；四个自然村，却同时祭拜三个先祖，老人们为请哪位祖宗见证和解争论不已。有人建议，三个祖宗都要轮流接受祭拜。最终，他们选择辈分更高的江夏公，为此，还特意到隔壁的潮阳市请来先祖。

9月下旬，庆典已经成为两村内部将要办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两村提前互访、彩排、校准所有细节、查漏补缺。“这一出戏，剧本由我们街道协调小组来写，戏台由我们搭，导演也是我们做，角色要请老人们来演。”杨继波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

困扰和答案

庆典之后，一些正反馈来了，“我们的判断没有错，‘睦邻友好’后，高美与槎桥之间的排污问题顺利得到解决。”杨贵彬说。

但对两村党委书记而言，世仇村的和解远远无法解决他们当前面临的困难。黄潮明今年58岁，从1999年就开始担任村委会的干部职务，担任美西村党委书记已有15年。面对记者，他很坦然，“‘睦邻友好’解决的是传统风俗层面的矛盾，而不是社会矛盾。”

槎桥的经济落后于周边村落，这已经成为村民的共识。与槎桥隔一条榕池路，篮兜村是当地经济繁荣的代表，道路两侧吸引了周边各村像杨燕填这样头脑灵活的人在此经营门店。沿着门店旁边的街巷向内，村民们借助自家的宅基地建起了制鞋工厂、轧钢厂等加工企业。而在槎桥，目前仅有零星的鞋服和塑料加工企业。

“槎桥总体没什么收入。过去人心不齐，错过了土地开发的最后时机。”杨燕填感到遗憾。

他羡慕高美后来分化的两村之一，美西村。美西村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得到开发，在基本农田管理并不规范的年代，不少集体所有的土地都被转换成工业用地，支撑了当地小型轧钢厂、鞋厂的发展。这是槎桥错失的“发展机遇”，也是杨燕填梦寐以求的发展状态。

他把最新的希望寄托在旅游开发上。采访期间，槎桥村获批成为广东省第八批古村落之一，这意味着来自政府的保护和潜在的资源支持。不过，杨燕填认为，资源和希望最终还是来自杨氏庞大的宗亲网络。“曾经有一个香港商人为了保护他们宗族的古村落，捐资千万，重修了一座祠堂。”他有这样的期待。

确实，欧俊勇也认为，“宗族社会有强大的华侨群体作为支撑，他们在外面赚到钱，就会通过为宗祠捐资、建立基金会等方式支持宗族发展。”在他调研的村庄中，村庄领导者不仅能平息村内争端，还能从海外的华侨宗亲等地源源不断争取资源、资金支持，使宗族得以继续发展。

但杨燕填已有本能的危机感，“我们父亲那一辈没有能力建设村子。我们孩子这一辈，我不希望限制他们出去发展。建设村子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

所以，巡视组想促成两村和解是不可错过的时机，即使这并不是当前两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百年前困扰他们和邻村的生产资料争夺，如今换了形式，仍然存在，困扰着村内的人。出路在哪里？他们还没有找到答案。下一个外力介入的窗口期会是什么时候，谁也说不好。

但杨燕填还是会说起对未来的期待，在那个想象中，杨氏宗祠的香火很兴旺，村内的几股力量形成合力，槎桥村在向上走，“我希望大家知道，槎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未有揭阳城，已有槎桥村’。”

网民嚎叫：

daye21 发表评论于 2023-12-14 08:55:09

文化大革命没给规矩破了？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9:26:00

做做样子也是政绩。领导同志会来事。

wbkds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8:47:38

做做样子罢了，现在哪里还有啥功能性的祠堂？早就被我们党格式化了。

谢选骏指出：这俩村落的魔幻故事，很像两个中国——中囻与中囶之间的魔幻故事。他们真的能和解吗？

《半米墙，七条命：山西大同村邻互杀事件调查》（南方周末 2023-12-13）报道：

2023年11月，山西省大同市唐家堡村，村民指认两家宅基地争议的地点，原来的墙案发后已拆除。

被杀的那个中午，张天印正在睡午觉。在此之前，围绕张德成儿子张平垒院墙一事，两家已经吵了三天。

在那三天里，张天印给几乎所有村干部都打过电话，还找过镇司法所，但都没有下文。

就在出事当天上午，双方矛盾升级后，一名村干部终于联系了镇司法所，并回复说：所长第二天就来调解。张天印这才松了口气。

然而他没能等到第二天。2019年9月24日中午1点左右，张平闯到张天印家中，将正在睡觉的张天印喊醒，用一把杀羊用的单刃刀将其捅死，随后，又捅死了张天印的老伴。杀完人，张平扔掉凶器，坐等警察上门将其抓走。

7个月后，就在法院审理张平案期间，张天印的三儿子张科“等不及了”，他同样用一把单刃刀，先是杀死了张平的儿子张玉权，之后又将张德成夫妇双双杀死。

张平与张科先后被判处死刑，并分别于2021年8月和2023年10月被执行枪决。

至此，因一起农村常见的宅基地纠纷，两家共有7人死亡。

“地皮”之争

在一千多人的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唐家堡村，有南北两个张姓族群，张天印与张德成均属于“南张”，两人是出了“五服”（五代以内）的本家，辈分相同。

两人的祖宅也相邻，均位于村东，张天印祖宅在张德成祖宅的东南。张德成兄弟5人，排行第三；张天印兄弟4人，排行也是第三。张天印74岁，张德成89岁。张天印有三儿一女，张德成有一儿一女。在被杀之前，两人均有了重孙，老伴也都健在，堪称“四世同堂”。

按唐家堡村村委会副主任郭付的说法，两家最初只是“两个老汉”（指张德成与张天印）之间的矛盾。村民眼中，两个老汉都属于“不吃亏”的那种人。

2019年9月22日，张德成儿子张平开始垒新房的院墙。新房是4年前翻盖的。当时，政府为了推进危房改造工作，推出了一项政策：村民的旧房只要被评定为危房，一个户只需交5000元押金，就可以由政府补贴建两间房，自己基本不用花钱。

即使没有旧房，只要还保留旧房的“地皮”（宅基地），也可以享受这项政策。如此一来，唐家堡村的地皮就变得值钱起来。

案发前，张天印祖宅的房子早就塌了，只剩下了地皮。有村民说，张天印家的祖宅原本分给了张天印弟弟，危房改造期间，弟弟一度把地皮卖掉。但张天印认为，父亲分给弟弟的是房子而不是地皮，房子塌了，地皮各兄弟都有份，弟弟只好把部分地皮钱退掉，向买家要回张天印那份地皮，还给了张天印。

张德成与张天印两家的矛盾，正是因前者在地皮上垒院墙而起——张天印认为张德成占了他家地界，但张德成认为没占。根据案发后张平的供述，在此次垒院墙之前，他跟张天印从来没有矛盾，张天印还曾领着他去县政府告过状。张平的妻子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两家以前处得“可好了”。

因为这次垒院墙，张平除了与张天印发生冲突，还与东西邻居都产生了矛盾。

南方周末记者实地查看发现，张平当年垒的西院墙还在，张平并没有按当地农村垒院墙的惯例，把一砖宽的院墙建在自家一侧，或至少建在两家地界的中间，而是全部盖在西邻一边。在西邻看来，这等于占了自家半块砖的地皮。

西邻男主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为此找过张平，但张平不听，他也没办法。

与此同时，随着张平垒院墙，其东邻居认为会影响自家的出行。东邻旧宅也塌了，只剩下地皮，由于有危改政策，也想过建新房。东邻女主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张平妻子在垒院墙前曾跟她打过招呼，“我说你把路给我们留出来就行，她说给你们留一条走平车的路”。

结果待院墙垒起来后，东邻男主人发现，留的路只勉强能走自行车。他为此曾找张平妻子理论，“她拿起‘镐耙子’（一种铁制农具）要打我，我看事不好就跑了”。

张平的儿子张玉权是货车司机，自己“养”一辆拉煤的拖挂车。有村民说，张平是为了让儿子以后停放大车方便，才想把院子搞得大一点。

据张天印家人介绍，在垒院墙前，张平曾多次提出想买下那块地皮，但张天印不卖。

“小矛盾你们村里先调解”

据案发后张平的供述，2019年9月24日事发那天，他家已经把东、西院墙都盖起来了，只剩下南面院墙没有盖起，“张天印不让我盖，说我的南院墙占他的房子地界”。

但张平仍强行让工人动工，按他的说法，案发前他家的南院墙已经“垒了十多层砖”。

张天印家人的说法与张平供述有些出入。张科杀人后，网上出现过一篇题为《悲剧的由来》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两家院墙纠纷的过程。张科侄子认可文章内容，认为是张科儿媳所写。

按该文所述，两家的矛盾在张平垒院墙第一天（2019年9月22日）就产生了——张天印认为，张平垒的东院墙侵占了其祖宅宅基地的西墙北段，“长约2米，宽约0.4米”。

张平妻子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事发前，两家因为垒院墙已经吵了几天。

据《悲剧的由来》一文所述，案发后，家人调取了张天印生前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从双方出现纠纷到案发前的三天内，张天印给包括时任村支书张顺宝、时任村主任蔡和在内的几乎所有村干部都打过电话，想让村里出面解决两家的纠纷。

但村里一直没能解决。

村委会副主任郭付否认村里不给解决两家纠纷。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时任村委会主任是张德成的亲戚，不好出面，便由他来处理此事，但他处理不了，因为双方各自祖宅有多长、多宽，村里也“闹不清”。

张顺宝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村里调解过两家纠纷，但“人家不听”，至于“人家”究竟是谁，他没回答，反问“调查这个有什么用”，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事实上，即使在两起命案发生之后，两家的地皮之争究竟孰是孰非，也没有官方定论。

找村干部调解无果后，张天印曾试图用另一种方式解决纠纷。据案发后张天印妻侄李国军的证词，案发前一天晚上，张天印给他打电话，让他24日上午去他家重新盖一下祖宅的院墙——张天印想通过此举阻止张平继续侵占自家地皮。

结果，李国军去了姑父家后，没能盖成院墙，却成为一起凶杀案的惟一目击证人。

2019年9月24日上午，李国军和张天印去了旧院后，看到张平雇的工人正在盖院墙——“张天印一看张平盖的墙占了他的地，就不让盖了。”李国军对办案人员说。

张平本人并没有参与到上午的这次冲突中。张平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张平那天上午割黍穗去了。

据张平妻子的证词，双方发生纠纷后，她报了警，警察到场后，只是不让他们互相争吵和发生过激行为，但解决不了房屋占地问题。之后，警察联系了村委会，郭付来了也解决不了，就给西坪镇司法所所长赵树立打电话，赵树立答应次日下午来解决这件事情。

郭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他当时确实联系了赵树立。“我给赵树立打电话，他说在外地，过一两天就过去，结果中午就出事了。”

“我听父亲说联系好了，赵树立明天就来处理。”在父母被杀四年后，大儿子张现回忆起那个毫无预兆的中午时这样说，“他（张天印）当时挺高兴。”

赵树立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村干部曾就这起纠纷给他打过电话，“我说小矛盾你们村里边先调解，村里边调解不了再说”。

赵树立认识张天印。据他介绍，村里但凡有点啥事，张天印就喜欢去法院“告状”，“法院的人看见他挺烦，有一次把我叫过去，把张天印接回来”。

“气不过”的中午

上午并没有出现在双方冲突现场的张平，为何中午要去杀张天印？在唐家堡村，流传颇广的一种说法是：张平那天中午回家后喝了酒，受到妻子撺掇“起了火”。

张平妻子否认这一说法。据她案发后对警方所作证言，2019年9月24日中午，她回家时张平还没回来，她做完饭就出去找一位王姓村民，对于中午张平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不清楚。

然而，据张平本人的供述，妻子当时知道他要去找张天印，还劝他不要去。

张平儿子张玉权的证言也表明，张平出门时张平妻子在家。张玉权对警方说，那天上午他“出大车”后，11点左右回的家，在院子里碰到张平。“我爸让我睡觉去，说是家里事情不用我帮忙。”

张玉权躺下还没睡着，就听到父亲给张天印打电话，接着听到家人为砌墙的事“吵起来了”。他起床出了院子，“看到我爸、我妈、我爷爷奶奶、我媳妇都在院子里呢，当时我妈的意思是等明天司法局来处理，我爸的意思是今天包工队要完工，今天就得把墙砌起来。说话中间，我父亲就要去找张天印……”

而根据张德成妻子的证词，张平那天中午是“气不过”，才去找张天印“理论”。“张平出门时拿了把菜刀，我们给夺了出来，啥也没拿出的门。”她对办案人员说。

实际上，根据张平的供述，他是拿着一把杀羊用的单刃刀出的门，但家人并不知道他拿刀。

2023年11月23日，面对南方周末记者，张平妻子再次表示，对于张平那天中午上门杀人一事，她“啥也不知道”。

据张平供述，他走到张天印门口，推开栅栏门，直接进了屋。张天印当时正在炕上睡觉，他走到跟前，把张天印叫醒。

张平问张天印：“三叔，能垒不能垒？”

张天印说：“不行。”

张平随后从腰间抽出刀，朝张天印的肚子捅了四五下。随后，张平又朝过来拉他的张天印妻子捅了四五刀。

张平后来向警方表示，他当时想：张天印如果让他垒墙就没事了，“不让垒墙，我就往死（里）捅他和他媳妇”。

杀完人后，张平走出张天印的院子，正好碰到跟过来的儿子张玉权。张玉权是在张德成嘱咐下跟过来的，他出门时离父亲有500米的距离，等他走到张天印家门口时，张平已经出来了。张玉权看到父亲手上拿着刀，刀上还有血，就打了120和110。

张平见到儿子时说：“爸爸不顶了（不行了），一人扎了五刀。”随后，他扔了刀，与儿子一起回到家，坐等警察上门将其带走。

案发时，李国军也在张天印屋里，目睹了张平杀死张天印的情景。他向警方作证说，张平捅张天印时，自己没敢拦，跑出去喊人了，回来后发现姑姑也被张平杀了。

张平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张平回来后，说把三叔、三婶（指张天印夫妇）捅了，“完了还说了句：你哭去吧！”

“见过大世面的人”

张天印夫妇被杀时，三儿子张科出去卖黄花菜了。按张天印家人说法，张科其实并没有参与两家的占地纠纷。

不过，案发之后，张科却成为三兄弟中为父母“讨说法”的主心骨。有村民说，三兄弟当中，张科与父母最亲近，母亲知道张科喜欢吃糕，经常做了糕喊张科过去吃。

张科是当地有名的“黄花大户”，出事前，他种有三十多亩的黄花菜，收入可观，是村里的“上等户”。

因为种黄花菜，张科与时任大同县（云州区前身）县委书记王凤瑞还有一段渊源：2012年，张科在地里劳作时，巧遇以客商身份来唐家堡村调研的王凤瑞，张科不知其身份，与之聊得“起劲”。过了不久，张科在地里劳动时，上面来了一帮人，为首的正是那天的客商，他悄悄打听得知是县委书记。王凤瑞也认出了他，主动过来握手，还说要拜他为师，学种黄花。

当时，王凤瑞上任不久，正打算把黄花菜作为主导产业在全县推广，唐家堡村则成为带动产业的典型村。张科也因为种黄花菜发家致富，此前，他种地收入低，连孩子交学费都靠借，张科妻子曾闹腾着回娘家宁夏发展。

张科家人说，那几年王凤瑞来村里调研，张科每次都“接待”。

张科靠种黄花菜发家致富以及他与县委书记之间的故事，后来刊登在2018年7月的山西《生活晨报》上，报道的标题是《张科是如何忘忧的》。文中引用张科的话称，王凤瑞每年来村里十几次，“村里人老老少少都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常留给我们的一句话是：你们遇到困难给我打电话”。

在父母被杀前三个多月，张科还接受《山西日报》采访，对云州区通过修路助力乡村振兴作出肯定。

与张科一样，唐家堡村时任村支书张顺宝也是当地重点宣传的“黄花大户”，种植规模比张科大得多，被媒体报道为“全区规模种植黄花的第一人”。

按大哥张现的说法，张科虽然与县委书记“关系好”，但与村里和镇上的干部关系都不好。

张科杀人后，张现儿子张鹏委认为并不奇怪。“人和人不一样，像我爸，穷日子过惯了也无所谓。他（张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父母被杀后）突然一下连门都不敢出了，心理压力太大。”

亲手缝合父母伤口

父母遇害彻底改变了张科。

根据相关规定，案发后，张天印夫妇的遗体由公安机关解剖。张科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家人中，只有张科目睹了父母被解剖的场景。

解剖完后，张天印夫妇的遗体又拉回村里。“回来后，（张科）让我们给父母买衣服、买棺材，然后（他）连夜——父母身上不是有血嘛——给擦干净。（看到）伤口是张开的，他一针一针地给父母缝合伤口。”张科妻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按她的说法，在给父母缝伤口时，张科没有流泪，但手一直在颤抖。而做完这些事后，他整个人已经“接近疯了”。

堂弟张启也说，自那之后，张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接连几天心神不定，经常念叨：像杀羊一样把人杀掉了……

据一位公安系统法医出身的人士介绍，公安机关解剖尸体时，需要通知家属到场，到场后，家属可以看，也可以不看。至于解剖后是否对伤口进行缝合处理，则无相关规定。有的法医出于尊重死者和方便家属的考虑，会处理一下，不处理也不为过。

对于父母的遗体，张科三兄弟决定：在事情解决之前，先不下葬。为此，他们花了四万多元，在张天印院里盖了一个冷库，将父母入殓后放在冷库里保存。

张鹏委说，这样做就是想让村里出面解决，结果还是没能解决。在他看来，这也是张科后来行凶的原因，“如果当时解决完了，棺材入土，（张科）也不可能再行凶”。

张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盖冷库之后，张科天天去给父母烧纸、上香，一天去三次，三餐都在那里吃，“自己吃什么，给父母供什么”。

张现则说，由于担心父母的遗体“冻不好”，张科经常打开棺材看，此外还经常去父母遇害的房间，那里遗留的血迹至今还在。

张科杀人之后，张现后悔不该让弟弟天天去父母家。

三兄弟当时的一项重要诉求，是想让法院尽快判张平死刑。

案发之后，张天印家人曾听到传闻：张平生父（张平系张德成抱养）那边有人，可以保住张平的命。而张平杀人案迟迟没开庭，也加剧了他们这一担心。

张平的辩护律师张怀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虽然张平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理，但由于杀了两个人，且手段残忍，保命几无可能。但法院审案有程序，对于死刑更是慎重，不可能那么快就判。

张平杀人后，家人没有为其请律师。当地司法机关依法为其安排张怀生提供法律援助，免费为张平辩护。

张平家人没有对张天印家人进行赔偿，也未登门道歉。张平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案发后不久，她曾给张科打电话道歉，张科当时态度很好，说并不是冲着她。

她还说，过完年，在律师建议下，她曾去张科家为张平求谅解书。张科没让她进屋，说就是给一百万，也不给出谅解书。

在一位唐家堡村村民看来，张平妻子行动太晚了，“都几个月了才去求情，能求下来？”

“活得像老鼠一样”

据《悲剧的由来》一文所述，2019年9月下旬，张科曾将反映有关干部不作为的材料和相关证据递交给了西坪镇时任党委书记，结果“等了二十多天没有回复”。当年10月下旬，张科又向云州区纪委递交材料。一周后，区纪委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张科，材料不予接收。

随后发生新冠疫情，云州区各部门直到2020年4月才陆续恢复办公，张科又将材料递交给区信访局，也没有得到回复。

据张鹏委介绍，张天印夫妇被杀之后，张平家人外出躲了几天，“后来发现没什么事，就回来了。老头、老太（指张德成夫妇）还经常出来健身，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事”。

在反映问题无果的同时，张科与妻子的关系也出了问题。张科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母出事之后，张科经常在家里发脾气。她想让张科想开一些，曾劝他说：“老大、老二都不怎么管，你是老三，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但张科不听。

村里有传言称，在第二起案件发生之前，张科与妻子吵架，把妻子“骂跑了”。

张科妻子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张科杀人那天她确实不在家。不过，她表示临走前两人没有吵架，她是给在外地上班的儿媳妇过生日去了，因故在那边多待了几天。

事发时，张科的两个哥哥也不在家。张现当时在外县打工，事发前已经至少一个月没跟三弟联系。张科杀人后，张现觉得遗憾，认为如果自己不出去打工，在家多开导弟弟，或许可以避免。

张鹏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爷爷奶奶遇害之后，自己一度想找媒体曝光，把事情“闹大”，还发了微博。在他看来，事情如果真的“闹大”，可能就不会有后面那起案子。

然而张科不同意“闹大”。按张鹏委的说法，张科想“走和平路线”——他一边找律师，一边往上交材料，走信访流程。

在张科一位堂兄看来，从两家因宅基地发生纠纷开始，从小矛盾到大矛盾，“步步都没解决好”——“我们去县里面问，就是让等着，这种杀人案，哪个能等住？”

“最后没弄出结果，他不光在村里没脸，对亲戚朋友都没法交待。”张鹏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觉得没脸见人，张科一个冬天都在家里窝着，连过年都很少出门。

“他没退路了。”张鹏委后来分析整个事件，“我三叔（张科）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结果因为这事，活得像老鼠一样”。

“张科杀人是没想到”

2020年4月25日上午11时左右，父母被杀7个月后，张科持刀杀死了张平的儿子和父母。有村民说，张科是“等不及了”。

张科家人事前没有发现任何征兆。《悲剧的由来》一文中提到，事发前一天张科还与家人通过电话，吩咐买一箱老年奶粉。

按张平妻子的说法，张平作案后，由于担心遭到报复，儿子张玉权一家在外面租房住。出事那天，她特意把张玉权叫回家。

当时接连下了几天雨，张平妻子种的几亩黄花菜地里长满了草，她想让儿子和她一起去打除草剂。她本来想让儿媳妇和孙女一起回来，但两人有事没回。

“儿子回来饭也没吃，我们两人就开着三轮车去打药了。”张平妻子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两人正在地里干活，张平妻子看到有人骑摩托过来。她眼神不好，只隐隐约约看着像是张科。

按她的说法，儿子在自己东边，张科从东边过来，越过儿子，向她扎了一刀。她看到是张科后，让儿子快跑，随后看到张科与儿子扭打在一起。

被张科压在下面的张玉权喊：“三叔叔，不要，三叔叔，不要。”这是张平妻子听到儿子生前发出的最后声音。

后经法医检查，张科共捅刺张玉权四十余刀。

张平妻子说，当时她拿出手机想报警，一抬头，看到张科朝她跑过来，她赶紧往村里跑。她在小路上跑，张科骑摩托车在大路上追。进村后，她想躲进第一户人家，没开门，又跑到第二家，进去后从里面挂上锁，藏到厕所里，“气也不敢出”。张科最终没找到她。她听到摩托车在外面转了两三遭，渐渐没有了动静。

后来她才知道，张科骑摩托车追她时，一时没打着火。等发动起来时，她已经跑出去一段路了。

根据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张科死刑执行布告，追杀张平妻子未果之后，张科来到张平父母家，持刀分别捅刺两人三十余刀和二十余刀，致二人当场死亡。

张平妻子说，被扎的时候，她没感觉痛，到了公安局后，女儿看见她肩膀上的血印，她才知道受了伤。去医院缝合伤口后，她接到电话，说她公公婆婆也被杀了。

第二天，大同市公安局云州区分局通报了张科杀人案，称犯罪嫌疑人张某因邻里纠纷，用单刃刀将三名被害人杀死。“案发后，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多警种合成研判、协同作战、高效联动，快速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案件成功告破。”

不过，按张科家人以及唐家堡多名村民的说法，和张平一样，张科杀人后也没有跑，还主动给警察打电话报案。张鹏委说，他母亲亲眼看到张科被警察带走，当时张科“骨瘦如柴”。

因为是当地重点宣传的“黄花大户”之一，云州区一位官员认识张科，得知张科杀人后，他大吃一惊。“张平（杀人）是没遇到，张科（杀人）是没想到。”这位官员说。

“快审快结”

张科杀人案在当地引发震动。 不过，和张平杀人案一样，张科杀人案当时也没有媒体报道。事实上，一直到2023年10月张科被执行死刑，才首次有媒体报道此事。

张科报复杀人后，张顺宝不再担任唐家堡村支书。不过，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己并非被免职。

没有被追究责任的赵树立现仍在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两起杀人案发生后，山西省有关部门曾找其谈话。“我说你们看（两家的宅基地纠纷）是不是疑难复杂问题，如果你们定了疑难复杂，我就有责任；如果你们定不了疑难复杂，那就和我没关系。”

在赵树立看来，作为镇司法所负责人，其职责是解决“重大、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而张德成与张天印两家因不到半米宅基地发生的矛盾纠纷，肯定不算“重大、疑难、复杂”。

对于两家人由寻常纠纷未及时化解而演变成的悲剧，赵树立并不觉得遗憾。“遗憾的事情太多了，”他说，“也不能说调解工作有多重要，因为有些人激情杀人，就算你在旁边，也还是要杀人的。”

赵树立从1997年开始在西坪镇司法所上班，作为一名资深人民调解员，他表示自己“凭着一腔热血”做这份工作，在被问及有没有从张平、张科杀人案中总结出什么时，他说“用不着总结”——“要总结也是上面说的那样：加强法律宣传和普法教育……”

案发之后，张平、张科的家人均已不在唐家堡村居住。张平盖的新房卖给了村委会，那面引发命案的院墙很快被拆除。2023年，张天印二儿子、张科二哥张建在祖宅那块地皮上盖起了新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把房子盖起来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让父母的努力不白费。

2020年5月20日，张科报复杀人近一个月后，大同中院开庭审理张平故意杀人案。8天后，张平一审被判处死刑。他没有提起上诉，一年多后，2021年8月13日，大同中院对张平执行枪决。

张科同样于2020年一审被判死刑，他提起了上诉，二审维持原判。2023年10月20日，大同中院对张科执行枪决。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作为“依法快审快结”的典型案例，张平、张科杀人案被写入大同中院2020年度工作报告。

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张平和张科均会见了家人。张平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与丈夫见面时没说儿子和公婆被张科杀了，张平至死也不知道，还说让儿子第二天去见他。

张现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见最后一面时，张科让他帮忙照顾孩子，其最不放心的是还没成家的小儿子。会见时间很短，张科大部分时间都在抹眼泪，“他肯定后悔了”。

张科作案后不久，两家被杀的5人分别下葬。由于属非正常死亡，按当地风俗，他们均没有埋入祖坟。

而张平和张科被执行死刑后，前者与父母、儿子埋在了一起，后者则在村外找了片树林悄悄埋了。

家人解释，这是张科的遗愿。他不想在自己死后，有人指着父母的坟说：这里埋着一个杀人犯。

网民嚎叫：

哈里斯 发表评论于 2023-12-14 09:00:52

黑社会把正常人都变成坏人

麦克老狼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2:24:03

这个张平明显就是个村霸，基层干部不作为，不敢管才酿成这种悲剧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1:57:56

为了半米墙，死了7个人，农村人的素质很高啊。

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0:42:23

"张科杀人案在当地引发震动。 不过，和张平杀人案一样，张科杀人案当时也没有媒体报道。事实上，一直到2023年10月张科被执行死刑，才首次有媒体报道此事。"

2846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10:29:52

这种事情都搞不清的国度还有什么能搞清呢？

XJPbaozi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9:28:50

从图片和描述来看，张平垒的墙确实有点问题，比如西墙砌在了界外，而不是界内或者中间，而是完全压在了西边邻居家的地皮上。而且邻居找他交涉的时候，他要么不理要么拿武器（农具）威胁邻居。哎，现在好了，最后双方都死那么多人，真不值得。所以说，中国的农民不是善良，而是没机会作恶。这也说明底层政府根本没有解决人民矛盾的机制，农民也还停留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之中。唯一让我意外的是都21世纪了，很多农民应该出来打工、应该看不上农村那一点土地了啊。现在大部分农村空心化严重，并不缺少建房子的土地，为啥还为了这么一点土地连命都不要了呢？哎，真是做”血肉长城“的好材料啊。

华伦久费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9:20:50

文章里面两段话很有意思，一段是，张天印喜欢去法院告状，法院烦他。一个守法的老百姓才会经常去告状，可是天朝的衙门只处理权贵的事情，老百姓告状他们才不管。另一段是，公安部门快速行动抓捕了杀人犯张科。张科是个老实人，杀了人肯定自首。而公安局把抓了人当成功劳往自己脸上贴金。

华伦久费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9:06:14

这种事情的责任在政府。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解决民事纠纷。在美国有这种事情吗？没有。任何宅基地的界限，政府那里都有备案，邻里之间如果产生矛盾，直接喊政府来勘察，打官司。根本没什么含糊的地方。而中国，土地产权不明，界限不明，政府只负责维稳。老百姓直接产生矛盾，政府才懒得管。你们自己爱打爱杀，完事了政府再来补上一枪。

AreyouOK?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8:52:00

怎么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中国南海?

北极星999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8:41:00

两家人全死光了，消停了

京西观察使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8:25:09

和谐社会

老寓公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8:17:21

八戒说美国也有。

GuoLuke2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8:15:21

如果中国十四亿人有十四亿支枪，会是怎样一个朗朗乾坤！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33:04

“六尺巷”的典故之所以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源于张家与邻里之间的土地纠纷。清康熙年间，张英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老家桐城的官邸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将官司打到当地县衙。县官考虑到两家人都是名门望族，不敢轻易了断。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该诗出自傅以渐的一封家书，其白话释意为：千里写信来只是为了一堵墙，让他三尺怎么了？万里的长城今天都还存在着，就是看不到当年的秦始皇。这封书信被家人看后，自感惭愧，主动让出三尺，邻居知道后，也深感惭愧，让出三尺来，于是就形成了今天的六尺巷。傅以渐在水城被尊称为傅阁老，傅姓也成为水城响当当第一大姓。

Biao9919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23:38

想象下，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3亿人有4亿枪。中国人这种戾气，会分分钟爆发内战

有1说1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09:32

司法不公开、不透明，小事酿成大祸

学习组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07:23

這還不是資本主義暴政帶來的？如果恨鬥私字一閃念，砸爛所有私有財產還會有這事嗎

逐风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01:00

简单选择题：你喜欢河南人骗你还是喜欢山西人杀你！

haoyahaoya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7:00:14

死的提所

胡阿友2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6:02:27

人总是要死的。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kry999 发表评论于 2023-12-13 05:07:00

共产党才是案子中最大的赢家

谢选骏指出：我看中国共产党连个村庄都治理不了，让它变成了“两个张国”，却天天梦呓“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中国……”；就算共产党真的统一了中国，那也是更大惨剧的开始——就像隋朝统一了中国，不过揭开了隋末起义的序幕。“随”是宿命，改字成“隋”也没用的；“共产党”也是宿命，改字成“改革开放”也是没用的。两个中国的魔幻故事天天上演！两个中国的魔幻故事不断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