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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31日星期日

谢选骏:北美殖民者是暴龙的后代


《霸王龙挑食?化石研究曝只吃肉质肥美的大腿》(2023-12-08 中央社)报道:

 

长久以来暴龙被形塑成凶残食肉巨兽形象。然而古生物学家在一个罕见幼年暴龙化石的胸腔发现它生前最后一餐,首度发现暴龙挑嘴,吃完猎物好吃部位后就不碰剩馀残骸。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项发现还证实研究人员长期以来的假设:幼年暴龙用刀状的利齿撕开小型猎物的肉,具有咬碎骨头的咀嚼能力后,成年暴龙改以巨型草食动物为目标。这代表大小暴龙间不会争抢猎物,从而终其一生都能主宰当时食物链体系。


今天刊于“科学先端”(Science Advances)期刊的文章指出,这次研究的主角是一头长约4米、重约336公斤的幼年蛇发女妖龙(Gorgosaurus libratus,兽脚亚目暴龙科恐龙的一种)。约7500万年前,这种恐龙会在现今加拿大亚伯达省的森林追逐灵活猎物。


科学家发现这头幼年蛇发女妖龙吃下一只约9公斤重的似鸟类恐龙,研判奔行可达时速48公里的蛇发女妖龙追上猎物后如外科手术般精准咬断对方的腿,然后直接将断腿吞下。


加拿大卡加立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古生物学副教授泽伦尼斯基(Darla Zelenitsky)说:“我觉得这是职业生涯难得一见的化石之一。”她与亚伯达省皇家提雷尔古生物博物馆(Royal Tyrrell Museum of Palaeontology)的恐龙古生态馆馆长泰瑞恩(Francois Therrien)一同带领这项研究。


当这头幼年蛇发女妖龙2009年在亚伯达被发现时,研究人员并未意识到它胃里含有“惊喜”。隔年化石被带到皇家提雷尔古生物博物馆的实验室时,研究人员在它的胸腔里发现腿骨与脚趾骨,从位置与尺寸研判都不属于这只幼年蛇发女妖龙所有。


透过与白垩纪晚期生活在同一地区其他恐龙的化石标本比对后,科学家确认幼年蛇发女妖龙胸腔内的腿骨是被它吃下的捷足龙属猎物所有。捷足龙属是种火鸡大小、拥有长颈、羽毛及鸟喙的恐龙。


进一步研究后发现,这只幼年蛇发女妖龙胃里的是来自两只不同捷足龙属猎物的大腿。


泽伦尼斯基说:“我们没在腿骨上看到齿痕,看来这些腿是被整个吞入,而且这只幼年蛇发女妖龙就只吃腿,没吃猎物其他部位。”


科学家认为,这显示这头掠食者饮食“重质不重量”,喜欢肉质较佳的大腿,而非颈部和身体。


美国威斯康星州迦太基学院(Carthage College)生物系副教授卡尔(Thomas Carr)说:“它们是聪明且挑食的动物,这个发现太迷人了。”卡尔并未参与这项研究。


之前有越来越多对骨骼和软组织的古生物学研究表明,随暴龙的身体、下颚和牙齿在一生中不断生长和变化,它们的饮食和狩猎策略也会不断改变。这回的蛇发女妖龙再次证明这类观点。


华盛顿邮报指出,泰瑞恩表示蛇发女妖龙的幼龙与成龙(11岁之后)间犹如不同物种,幼龙更轻盈、速度更快,也缺乏碎骨的咀嚼能力。


马里兰大学古生物学家霍兹(Thomas Holtz)说:“仿佛它们也会过感恩节似的,因为跟我们一样大多啃火鸡腿。”霍兹也是提出暴龙在成长过程中会有巨大饮食转变理论的科学家之一。


霍兹还说:“这充分显示小暴龙以比它们小得多的恐龙为食,而暴龙长大后会吃体型相近的成年猎物,我们在一些成年猎物化石上看过成年暴龙的咬痕。”


鉴于目前只有这一件化石,还难以断定是否幼年蛇发女妖龙刻意只吃腿、是这头独力猎杀两只猎物抑或有另一头同龄的蛇发女妖龙吞了猎物另一半的腿,甚至也有可能只是发现猎物残骸仅剩腿部而索性吞下。


尽管如此,多位科学家仍研判饮食习惯转变应非这只幼年蛇发女妖龙或同类独有,很可能是暴龙类恐龙的共同现象。


爱丁堡大学古生物学家布鲁萨提(Stephen Brusatte)说:“暴龙并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巨兽,实际上它们『并不好养』,饮食习惯也会随年龄改变。”


谢选骏指出:看来北美洲是个杀机很重的地方,所以殖民者沾沾自喜地说——“仿佛它们也会过感恩节似的,因为跟我们一样大多啃火鸡腿。”还有殖民者对此赞美说“它们是聪明且挑食的动物,这个发现太迷人了。”——“幼年蛇发女妖龙”更是一个女性主义的标签……似乎是在说明“北美殖民者是暴龙的后代”——


《内华达大学枪案第3名死者是亚裔69岁女副教授》(2023-12-08 世界日报)报道: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UNLV)6日发生3名教职员死亡、1人伤枪击事故!


已知两名死者分别是64岁台裔教授张家祯以及39岁助理教授Patricia Navarro Velez,稍早第三名死者身分也曝光,证实为69岁的日本裔女副教授Naoko Takemaru,她全身多处中弹身亡。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指出,Naoko Takemaru已在校任教超过20年,主要教授“各级别的日语、会话、作文、文法、文化和日英翻译”及日本文化和商业课程,并负责监督校内整体的日本研究项目,曾获颁卓越教学奖。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校长惠特菲尔德(Keith Whitfield)发表声明称,“她对学生的奉献精神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为她的家人、朋友、学生以及同事感到悲伤。我们将一起为三名遇害的教职员悼念。”


第四名遭枪击重伤的38岁客座教授,经抢救后捡回一命,目前情况稳定,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仍在调查嫌犯犯案动机,疑似与他多次向大学求职遭拒有关。


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UNLV)6日发生3名教职员死亡、1人重伤枪击事故,第三名死者身分稍早曝光,为69岁的日本裔女副教授Naoko Takemaru。


谢选骏指出:北美殖民者是暴龙的后代,但是台湾人和日本人虽能殖民北美,似乎还不够格扮演暴龙,所以只能充当“9公斤重的似鸟类恐龙”,成为暴龙的食物了。

谢选骏:习近平怎么可能成为斯大林


《美媒:秦刚或身亡!俄副外长6月来京 掀起巨浪》(2023-12-06 评论)报道:

 

美国Politico于12月6日发表题为《习近平的斯大林式清洗席卷全中国》的文章,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当全世界都在为中东和乌克兰的战争分心时,一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正在席卷中国极端神秘的政治体系——中共,随着党魁习近平铲除眼中的“敌人”,中共外交和国防部门的官员不断离奇失踪、死亡,向外界发出北京高层不稳定的明显迹象。这对全球经济甚至地区和平前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今年6月25日,担任中共外交部长不到6个月的秦刚,还在北京与斯里兰卡、越南外长以及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Andrey Rudenko)举行了会晤。


然后,他就消失了。


据几位能接触到中共高层官员的人士透露,鲁登科去北京的真正任务是告知习近平:他的外交部长秦刚向西方提供情报,以及中共军方的几位高级官员已被西方情报机构拿下。


秦刚失踪后,网上出现了关于他与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的绯闻,据称秦刚与傅晓田有一个私生子是美国公民。在中共网络审查人员的默许下,这些故事在网上广为流传。


习近平在中共党内进行大清洗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连接出事。被免去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长的秦刚,被免去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李尚福,以及被内部宣布分别撤消火箭军司令员、政委职务的李玉超、徐忠波,都是二十届中央委员。


尽管中共安全部门已将镇压行动提升到了极权水平,使人们几乎无法了解中国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来自北京的政治信号是明确无误的。


美媒:俄副外长6月来京 向习通报秦刚叛变


来源:Politico

中共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莫名失踪和被免职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他们都是习近平的忠实拥护者,在今年早些时候失踪前几个月还被钦点和提升。


其他备受瞩目的牺牲品还包括负责中共核武器项目的将军和一些监管中共金融业的最高级官员。这些习近平的追随者中,有几人已在羁押期间死亡。


另一个不祥之兆是刚刚退休的前中共国家总理、共产党二号人物李克强于10月底骤然猝逝。中共官方给出的解释是李克强在上海的一个游泳池里死于心脏病发作,尽管李克强享受着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他死后,习近平下令大幅减少公众对他的哀悼活动。


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激怒习近平所以“在游泳池中心脏病发作”与俄罗斯官员冒犯普京因此“从窗户坠落”的含义相同。


自习近平2012年开始执政以来,他无休止的大清洗已清除了数百万中共官员,用习近平富有感染力的特殊名词来说,上至中共高层“老虎”,下至低级官僚“苍蝇”,人人自危。


如今不同的是,被清除的官员不是敌对政治派别的成员,而是习近平自己集团内部的忠实拥护者,这导致其政权的稳定性受到严重质疑。


在天朝首都北京如此躁动不安的气氛下,人们担心孤立无援、疑神疑鬼的习近平可能会判断失误,挑起与弱小邻国的武装冲突,甚至发动对民主台湾的全面入侵,以转移党内及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敌人无处不在


从中南海传出的政治地震使本已急剧衰退的中国经济更加的恶化。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看到中国国内正面临诸多挑战: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问题、严重的住房危机、经济增长放缓、离开大学的年轻人在私营部门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导致失业的情况。”


中国的金融家和商界人士私下抱怨说,他们被要求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习近平思想”,他们表示,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絮絮叨叨的执政口号,归结起来就是无意识形态的极权统治和个人崇拜在中国的回归。


最近几周,中国的投资银行禁止发表负面的宏观经济或市场评论,并禁止任何可能显露出银行家过着“享乐主义生活”的行为。


习近平在2012年就任中共总书记后不久,就开始在一场从未真正结束的“反腐运动”中清除他真正的和想像中的敌人。


数百名中共高级军官以及数千名党内高级官员被捕、失踪或“自杀”(被逼自杀或在伪装成自杀的情况下被杀害)。


这种常年进行清洗运动的受益者都是早年曾与习近平共事的、对其“绝对忠诚”的省级官僚。


火箭军


据几位能接触到中共高层官员的人士透露,秦刚突然失踪的真正原因是他卷入了一桩更为严重的丑闻,涉及中共国防部长和指挥中共火箭军的将领们,火箭军负责监督中共的核武器项目。


几乎在秦失踪的同时,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副司令员刘光斌和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张振中也全部失踪。


据报道,火箭军的其他几名现任和前任高级军官也同样被拘留,至少有一名前副司令员死于不明疾病。


这些失踪的指挥官最终被正式解职,由来自海军和空军的军官接替,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因为火箭军的最高指挥官几乎都是从该部队内部提拔的。


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近年来大规模扩张,据了解中国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俄罗斯副部长鲁登科给习近平的信息包括指控秦和火箭军高级军官的亲属帮助将中国核机密传递给西方情报机构 。


其中两人声称,秦于七月下旬死于治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北京军队医院,死于自杀或酷刑。


就在火箭军的清洗行动被正式承认后不久,习近平今年3月选中担任中共国防部长的李尚福也消失了。10月底,他被正式宣布解职。


就在秦刚于7月被正式免去外交部长职务的前一天,中共官媒的一则简短报道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阴谋。报道称,自2015年以来一直负责保护中共最高领导人并监管习近平贴身警卫的中央警卫局司令王少军已于3个月前因“医治无效”去世。



来源:Politico


“西方敌对势力”


鉴于中共体制的不透明性,中共当局也不对共产党的内部运作发表评论,外界无法确切证实这些消息。


西方高级情报官员在被问及中共的清洗活动时拒绝发表评论或讨论此事。


但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中共政治中心的疯狂与偏执。


今年夏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Bill Burns)称,中情局在中国重建网络的工作“取得了进展”,并在中国拥有“强大的人力情报能力”。


中共政治中心的这种偏执已经延伸到了中共官僚机构和经济的各个领域,在中国,任何被视为过于西化或过于接近“西方敌对势力”的人都有可能陷入困境。


一位能说流利英语、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共高级财政官员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国外媒体,他无法再参加即将在中国以外举行的活动,也无法与境外通电话。


近几个月来,数十名中共高级财政官员被免职,其中很多人被指控的罪名是“腐败”。


这位官员的一位同事说,他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原因是“与美国走得太近”,“可能是间谍”。


这似乎是任何过于热衷于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不可避免的命运,也应该成为那些仍然认为中共可以与西方做生意的人的警示。


记者已联系中共外交部置评,尚未获得回应。


网民嚎叫:  


jincao 2023年12月06日 18:55

任命前的审查不彻底啊。习总的任命责任不得不负啊。

河南江南 2023年12月06日 15:17

这篇文章写得有意思, 开头说习乱搞反间清洗,然后就爆出中国外长和几个PLA 高官是西方情报机关的资产。 呵呵,都已经这样了还不清洗啊!?

MMM1234 2023年12月06日 13:43

独裁者从来没有安全感,只能在不断清洗想象中的政治敌人来让自己觉得安全。现在把习近平思想举得最高的蔡奇随着势力不断作大,必然让习起疑心。到时蔡奇若能联手王小红等人把习暗杀可能是其唯一出路。


谢选骏指出:当年斯大林为了清洗政敌,故意伪造证据,派遣两面间谍出卖给德国情报机构,德国人包装加工之后再派遣两面间谍出卖给苏联情报机构,这样一来一往,就坐实了苏联内奸的罪行,为大清洗提供了依据。现在习近平怎么可能成为斯大林? 


《秦刚死讯疑点重重 中共党魁方寸大乱》(2023-12-08 颜纯钩)报道:


美媒日前披露,前中共外长秦刚已自杀或被酷刑至死,引发热议。有分析认为,秦刚死讯疑点重重,凸显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方寸大乱。


美国著名媒体“政客”(Politico)12月6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秦刚在7月底已经死了,死在治疗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北京301军队医院,可能是自杀,也可能是被酷刑折磨至死。


报道说,俄罗斯的外交副部长鲁登科6月末访华时告知习近平,秦刚及火箭军几名高官家属,向西方提供了中共的核武器情报。随后,秦刚消失在公众视线里。


几乎在同一时期,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副司令员刘光斌,以及前火箭军副司令员张振中也全部失踪。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也于10月底被免职。


秦刚已死的消息,引爆舆论热议,有人相信,也有人质疑。香港资深媒体人颜纯钩12月8日在脸书发文称,秦刚死讯有六大疑点。


疑点一,关于秦刚涉及间谍案不太可信。颜纯钩表示,秦刚爬到中共外长之位,已处于政治生涯的极高点,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的时候,美国人要提供多大的物质诱因,才足以让他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


疑点二,秦刚联合火箭军高官出卖核武机密,这不只是一个间谍案,更是一个间谍窝案。中共不同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不可能建立如此危险的合作关系;


疑点三,据说核武机密是由火箭军副部长的儿子提供给美国的,但火箭军机密一定是最高级别的绝密,不可能由一个副部长带回家,还让他儿子拿出国去献宝;


疑点四,美国得到中共的这批绝密文件,一定视为最高机密,不可能让俄国间谍得到消息;


疑点五,秦刚囚禁在301医院,一定看管森严,不大可能让他有自杀机会。而且中共残忍奸狡,用刑的话,一定有办法让当事人痛不欲生,而又不致于危及生命;


疑点六,秦刚案疑点重重,美国媒体为何轻易把秦刚之死当作重大新闻来披露。颜纯钩表示,如果美国媒体是被中共有意“喂料”,那证明,秦刚案绝不是泄密的问题,一定有另外的难言之隐,事件应该涉及更难看更不可言说的内情,必须转移公众视线。


颜纯钩分析,在中共体制内,在习近平全面掌权独裁后,最严重最不可容忍的案子,一定是密谋推翻习近平的政治案。党内有没有可能策划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政变?本来是很难的,但当习近平把党的利益随意挥霍,把中共江山搞得风雨飘摇,直接危及红二代以及在职与退休高官们的身家性命,那时反对力量就有机会成气候。政治野心家们孤注一掷,意图取习近平而代之,那也是有可能的。


颜纯钩认为,秦刚之生死,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之空缺长期未补,都要向公众交代,都要自圆其说,这些都是难题。“秦李下台,要补缺本不应太难,但习近平方寸大乱,疑心生暗鬼,党内利益摆不平,党国开始步入无人驾驶状态。”


对于秦刚死讯,中国问题专家、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潮也表示怀疑。他在社交平台X上提出几点疑问:首先《政客》主网页找不到该报道,这样重磅文章为何不登?


其次,“政客”文章会署上记者名,“政客”欧洲网文上的署名是“政客”,很反常;


再者,文中说俄副外长鲁登科把这些特务通报于习,这种绝密信息怎么漏得出?不合常理。


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璋(Bill Bishop)认为,文章没有作者署名,一些引起轰动的爆料,其中部分内容听起来真实,部分内容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但有些怀疑是有道理的。


中国问题专家、《即将崩溃的中国》一书作者章家敦(Gorden Chang)表示,秦刚事件反映“中共正处于危机之中,部分原因是整个国家即将崩溃”。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表示,“不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如何回应这篇文章公开报道的内容,特别是秦刚死于酷刑之说,如果这家媒体是造谣,中共官方最好的方法是让秦刚出来报个平安。”


谢选骏指出:习近平怎么可能成为斯大林?出口转内销就可能成为斯大林了。不过这需要西方国家的高度配合。


《秦刚是黎明前被击落的启明星?》(2023-12-09 今涛拍暗)报道:


《POLITICO》(政治)欧洲版12月6日的独家报道余波荡漾,引发出的观点看法似乎已经超过了报道披露的点滴内幕。甚至可以推演到CIA政权更迭秘密行动流产,而秦刚会不会是黑暗中国黎明前的启明星之一?


《POLITICO》(政治)独家报道引发的更深观点


《POLITICO》作为一家地缘或区域性政治解读杂志,以往给予极权独裁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的版面并不丰富。前几个月的一篇独家报道时间为“7月24日”,披露了中共秘密向俄罗斯运送“足以装备一支军队的装备”,而这些交付,暴露了西方的制裁存在一个“庞大如中国的漏洞”。报道显示这些装备主要是“防弹衣和头盔”。


使人信服的是独家报道称信源来自海关的数据,而目的十分明晰,中共并未遵守国际秩序,且不断践踏西方划定的红线。


不过,《POLITICO》这一次的报道其信源多少有点被质疑,其佐证观点的证据,是基于“几位接触中国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翻译过来就是知情人士。对于秦刚的所有问题,是“几位”人士中“其中两人声称”的结果,以表示来源的可靠度。如果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三人为虎”更有说服力,但西方讲究证据,并认为多出一个证据就更接近“确凿”。


正因为如此,如若调查一定会发现,秦刚自杀或“被中风脑死亡”以及死于酷刑之下的猜测,认可者占比一定会超过80%。这在于《POLITICO》的独家报道对秦刚之死的分析,以及全文展开的较为严密的逻辑线索,乃至对习近平2012年出任三位一体的中共党魁之后的个人崇拜,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膨胀过程。


“孤立而偏执的习近平”,虽然报道没有援引路易十六的案例来形容习近平可能遭致的结局,单就中国目前的形势和场景的描述,则符合了习近平上台后保住共产党,以便保证其独尊地位的完全历史。


报道也告诉了读者,习近平不但与人为敌(已经开始具有反人类的特征了),清洗不同政见者,也同时清剿他自己的坚决拥护者与捍卫者。报道也就回答了罗列的中国面临问题的原因,而这些问题包括社会老龄化、人口结构、严重的住房危机、增长放缓、“意外”失业等等。


只不过,老外总是很客观的浅说中共“面临挑战”,而不是走向了崩溃边缘。这是政治家的说法更加贴近政治原理。报道一针见血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浮夸的统治口号,归根结底是无意识形态的极权统治和极权统治的回归。”这句话不好理解,或者说,作者本意是想说明习近平企图“统治意识形态”,用其邪恶的西方幽灵,马克思思想包装的习近平思想妄想一直捆绑时间轴。


习近平任人唯亲,搞家天下的那一套,在西方政治家评论家的眼里就是阿谀谄媚的小人,靠着讨好“人民领袖”获得晋升资质,愚忠让他们拥有“最终权力”。


这篇报道深度也还是有的。那就是秦刚被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出卖并失踪后,他与傅晓田的绯闻,借以反证中共抓间谍之后的欲盖弥彰。而作者提供的这一线索,至今还能在新浪微博中查到,如“前阵子的秦刚因为涉间谍案被党内处分”这样的帖子,看似是经过中共高层同意放行的说法。


到此,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的恶意举报,得到了旁证。


然而,秦刚在半年的任期中,除了翻看宪法小本本被嘲讽,还留下了“依法处置日本间谍”的“佳话”。当他自己被抓间谍后,引发了中共旮旮旯旯一场“抓间谍”的运动,而这场运动整肃的人,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切合了上述报道的说法。如报道中所言:某官员的一名同事表示,他目前因“距离美国太近”和“可能是间谍”而接受调查。


有媒体认为,《POLITICO》该报道的作者,是听床师培训班毕业的高材生。所以才会把事情说的这样清楚。


原来最真实的并非报道字面意思而是间谍的颠覆工程


多看一眼《POLITICO》6日的独家,似乎就恍然明白了中共何以兴师动众抓间谍,沸沸扬扬六亲不认,原来习近平的统治差点被间谍行动击碎!


其实,秦刚事件,大概率读者都会想到一个词:策反。按照说法,傅晓田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传统招募地,剑桥大学,获得间谍“段位”证书,军情六处招募傅晓田以后就没管了还是让其“择主而事”。反正傅晓田为英国服务的事迹一点也没有泄露,但双面的话,就要说,墙外的人该讴歌这位巾帼英雄,因为她在协助美国推翻中共邪恶政权。


而实际上,这是中情局的特别行动。别说间谍片看多了。报道的核心字眼就是“间谍”。谁还不说中情局就是了不起?同时策反了多名中共高官及高级将领。这为美剧推出震撼间谍动作片连续剧给出了脚本策划——CIA在中国大陆的秘密计划,Q-H-L方案,或称SP计划(意即颠覆计划),这是regime change的更新版本。


这是不是才是真相?而颠覆计划流产,是因为情报战中,俄罗斯抢先一步?结果是具有“克格勃”优良传统的苏联情报机构拔得头筹。


秦刚从傀儡猥琐小人摇身一变成先驱英烈?


这是报道引出的浓重话题。其中一个观点就与上述分析搭扣,基点是默认秦刚已经“阵亡”,与报道描述的李克强似的游泳池死亡、被从窗户推下去性质一样——被自杀的中共官员也不是一两个了。


那么,秦刚“叛变”的可能性?既不为金钱美女,也不是政治报复,“是为了他的政治理念”。有这种观点的人一定赞成六君子的说法。再说远一点,习近平倒台前夕的“癸卯之变”:是指以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与外交部长秦刚为首的改革派,希冀以柔性政变模式,改变中国,并在境外势力的教唆下,成就伟业,之所有泄露核机密给美国,是让美国在拥有中共所有机密的前提下,要挟并逼使习近平就范,开放党禁报禁,开放互联网过渡到民主政体。


这是编剧,但具有理论的真实性。李尚福被抓,供出8名装备系统高层将领,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孙金明参谋长和李传广副司令被抓,导致“癸卯之变”流产。


分析者的这条线索包括了历史案例的援引,这段文字如下:


冷战时期罗斯福政府中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安格斯和负责经济政策的财政部货币部部长怀特;彼时美国经历了大萧条,年轻的社会精英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心,而社会主义被他们看作是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前途。所以,他们不为名利,不为个人,而是为了理想为苏联工作。安格斯是雅尔塔协议的主导者(所以苏联能在协议中获得中国东北),怀特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卫等国际组织主导人,是全球一体化的祖师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和发达国家为贫穷落后国家提供贷款的机构,其理念就是共产主义,或者共同富裕。美元体系的建立是怀特设计并说服其他国家加入的。


也就是说,秦刚之所以联手李尚福,甚至李玉超等人,就在于做大事,至少是“改变现状”而成就的“一个共同理念下的团伙”。秦刚曾在美国担任大使,那么,反过来对中国国内的情况会知道得更多。“将在外”,个人说了算。


“秦刚对现任政府不满而伙同他人叛国,目的是改变中国现有体制”,将这一说法稍加扩展就是上面的结论。


不过,所有的上述说法,也只能等待中共解体才会大白天下,所以,观点举例说,习近平处事的特点就是那样,也只能那样,不言不语,让舆论自己产生疲劳从而淡出。而例证则包括了“南瓜间谍案的调查也是在钱伯斯自首后若干年,在罗斯福死后才得以进行。调查该案的主角是一名政治素人,就是后来的尼克松总统。”


说到底,“始作俑者是CIA”,但好莱坞的大片,或者让人爱不释手的美剧中,间谍或者线人都会受到保护,谁也不敢说CIA在中国没有安全屋?


观点最后说: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双方的情报战会越演越烈。美国针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情报战非常成功,但俄罗斯也多次成功策反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包括中情局,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局,甚至长期不为人知的国家情报局。秦刚的暴露,说明美国情报机构可以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人员被策反或收买。俄罗斯将此情报给中国,纯粹只是为了换取习近平的支持。现实永远都是那么残酷……


网民嚎叫:


lary 2023年12月09日 22:22

中共只能够给少数人,给不了多数。

浅冬深夏 2023年12月09日 21:59

不相信!秦刚一看就是个奴才型的人,他讨好上司,争取赏赐。作为驻美大使,他当然想中美关系好,这样他个人最受益。但是他绝对不会和美国人勾结,中共能给他的,远远多过美国能给他的。他活着还是死了,不知道。他没用了,活着死了都没啥意义。从个人角度说,当然不希望他死了,他还不老,死了可惜。


谢选骏指出:越说越离谱,马仔秦刚竟然成了启明星,那么,这是谁的启明星呢?

谢选骏:英国人最会造假却是真的

 

《麦田怪圈》报道:


麦田怪圈(英语:Crop wired circle)、作物构成物(英语:crop formation)或麦田圈(英语:crop circle)是透过压扁作物[1](通常是谷物)而形成的图案。该词汇最早由 Colin Andrews 于1980年代初创造。[2] 麦田怪圈被杜鲁门州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Taner Edis 描述为“在那些恶作剧(英语:hoaxes)的范围内”。[3] 尽管边缘理论(英语:fringe theory)倡议者提出麦田圈的不明自然原因或外星起源[4],没有科学证据支持这种解释,所有麦田圈都与人类因果关系一致。[5][6][7]


自1970年代以来,麦田圈被报告的数量大幅增加。对它们的科学研究很少。英国的圆圈不是随机分布在整个景观中,而是出现在道路、中等至密集人口区域和文化遗产古迹(如巨石阵或埃夫伯里)附近。[8] 1991年,两名恶作剧者道格·鲍尔 (Doug Bower) 和戴夫·乔利 (Dave Chorley) 在他们的一个圈子被调查人员描述为人类不可能制作的圈子后,因在整个英格兰创造了许多圈子而受到赞誉。[9]


图案通常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10],尽管据报导有些是在白天出现的。[11] 与此现象等相反,考古遗迹可以在田地中造成圆形和方形的作物痕迹(英语:cropmark),但它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出现,而且它们每年都在同一个地方。 2003年在英国发现的所有麦田圈中有近一半位于埃夫伯里石圈半径 15 公里(9.3 英里)范围内。[12]


支持全部麦田圈皆人为的理由

少数植物茎节点的烧焦痕迹,是因为被人为压弯之后,一侧的生长速度超过另一侧,导致内部气体压力过大,从茎节处爆炸,有时因天干物燥引发燃烧而变得焦黑,但在风的吹拂下熄灭以至于没有引起大片燃烧。也可能只是制作者自己点燃的。

麦田圈制作完成后,麦杆仍继续生长,形成交叉叠压纠结的模样。

麦田圈内的麦杆倒伏,与直立的麦秆比起来较不容易蓄电,导致麦田圈内的磁场比麦田圈外弱,可能引起电子干扰。

有些麦田主人为了增加收入,宣称在黑暗无光之下,麦田圈瞬间形成,以增添神秘感,却从未有旁人目击过。

偷偷制作麦田圈的人通常不能公开承认,因为农场主人有权控告制作者入侵私人农地、毁坏农作物、赔偿损失并负法律责任。

有时发现麦田圈的附近会有足球大小的光球出现,但目前唯一的光球影片已被证明是假造的[13]。

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的调查员Joe Nickell曾到麦田圈现场测试所谓的辐射时,发现圈内和圈外到处都有辐射,因为土壤里面本来就含有天然放射性核种钾40(人体和食物里面也存在钾40)[14]。

麦田圈图案随着时间愈来愈复杂,可以视为逐渐进步的恶作剧或行为艺术的辅助证据。若是高超的外星人制作的,不可能有逐渐进步的现象,应该在1970年代或更早,就出现极为复杂、超出理解的麦田圈,让当时人们无法仿造,事实却是没有。

目前最复杂的麦田圈,以及最大的麦田圈,皆是人类制造的[15][16],若出现更大或更复杂的麦田圈,才能考虑是非人为的。

类型

麦田圈有数多种类型,大致可粗分为六种不同类型:


第一类:基本型,又可细分为七种。

第二类:由第一类演变出来,加有卫星圈。

第三类:称作小葡萄射出型。由直径两米以下的小型麦田圈构成,可分为图案中心有较大麦田圈和中心没有麦田圈两类。有如星座,可能具特殊含义。

第四类:宇宙原理型,可能暗示著某些宇宙原理,在1987年左右首次出现。

第五类:可能和宗教相关。在1990年首度出现。

第六类:由更大、更复杂,非对称的圆圈所组成,可能代表着太阳系内的星球。

历史

1678年木刻小册子上的"魔鬼的收割者"

最早出现的麦田圈文献记载是在1678年8月22日,出现在英国东部赫特福郡的一份木板版画小册子刊物里面,名为“魔鬼的收割者”。但是一位深入研究调查该插画的学者Andy Thomas,在2005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发现这幅插画共有四种不同的版本,而且每种版本里面所绘画的魔鬼眼睛及身体的斑纹都不一样。该文章作者的结论里面,告诫大众极有可能这个插画的来源是个恶作剧[17]。


1972年,英国发现现代第一个麦田圈。麦田圈现象在1970年代后期才开始引起公众注意。


1983年,全球首席麦田圈专家英国人Andrew Colins成立国际圆圈现象研究中心[18]。


1991年有二位退休老人Bower与Chorley[19],出面承认数十年间的许多麦田圈是他们制造的,目的是为了恶作剧,但他们的自我表白更多的被认为是想出名,而且他们制造的麦田圈仅仅是用脚踩着木板压平麦杆,并不具备真正的麦田圈(详见下述)麦杆弯折处有焦痕等特征;比这两人还要早出道的制作者是伦敦的约翰·伦德伯格(John Lundberg),他早期制作的比较粗糙,后来慢慢掌握到窍门,图案越做越精致,还为媒体公开表演。


2008年5月,第一次在韩国也发现了麦田圈的现象,但资料不多无法证实是否为真麦田圈[20]。


近年来引人注目的麦田圈发现


奇尔波顿麦田圈。


英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Radio telescope)奇尔波顿天文台(Chilbolton)附近的麦田出现了一些大小不一、杂乱无章的圆圈图形,不同于以往的麦田圈几何图形模式,在空中俯瞰后发现是一个脸(非常像拍摄于火星的人脸山丘);3天之后同一农地,出现了一排又一排大小相当的小方块[21],与1974年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从波多黎各Arecibo望远镜发出的二进制讯息相似。


1974年的内容是传达人类有关的信号(人类用的计算方式、创造地球生命的主要化学物元素、DNA代码、外型身高、数量、住在太阳系的第三行星、发射讯息用的无线电望远镜素描),而2001年出现这样的麦田圈,有人猜测是外星人的回信,显示对方使用(或可理解)同样的计算系统、生命组成比人类多一个硅元素、DNA组成的核苷酸类型和数量与人类一致、DNA呈双-三对螺旋、外观上头比较大,约高4英尺、住在(类似太阳)恒星的第三、四、五行星、人口213亿、最下方画了一个复杂的仪器素描[22]。在前一年(2000年)同一个地方出现了与仪器图形相同的麦田圈,有人认为是外星仪器,照比例反推算其天线直径约为80,976米[23]。怀疑者认为,1974年发送的讯号目标是25000光年远的M13星系,至今仍未到达,外星人为何已回信了?显然有人造的嫌疑[24]。


2002年8月


在Crabwood镇很接近Hampton的Winchester[25],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横纹。在空中看,这些横纹组成了类似人形的图案(但不像人类)与一个内涵图案的圆盘。这个麦田圈的构图方式类似于电视显像的构图方式,而圆盘内的图像由Paul Vigay先生(2009年2月被发现死于海边,死因不明)翻译成了可读的数据。他原本是想破译这个图形的,却发现每隔8个位元就会出现错误。他猜测这可能是某种二进制代码,他依照美国资讯交换标准码的由内往外的逆时针方法,重新破译这个图形,最后破译出现了若干讯息。


然而,该图形的翻译结果还是颇具争议,因为译文明显不通顺,且没有可读性[26]。如果这些图形是高智慧生物所传达的讯息,那么他们是一定掌握人类语言的简单文法的。批评者认为Paul Vigay是在用类似“圣经密码”的解释法去牵强地解读它,即把讯息丢入一个计算机程序,让电脑程式推算不同的文句组合,直到得出一个看似有意义的讯息为止,然后再加入少许人为的、主观的成分来构成一个通顺的句子。在理论上(无限猴子定理),只要时间足够,我们最终也能通过一个计算机程序从一堆无意义的文字中得出莎士比亚的名句。


观光业


有些麦田圈制造者和农民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因为现在英国的麦田圈产业,已经是庞大的观光收益来源之一,估计一年可达14亿美元;这个观光事业包含每天的观光巴士及直升机载客的运输量,其它还有出书、摊位卖T恤、书籍、饰物等等,所以常常在夜间秘密制作以免提前曝光[27]。已有两次麦田圈设计比赛冠军出炉,制作团队都于一夜之间压制出惊人的巨大麦田圈[28][29]。也有团体于2004年在五小时内完成庞大复杂的麦田圈[30]。另有团体压制出非常庞大复杂的麦田圈图案,在2008年国家地理频道的“奇闻大揭秘”系列节目中播过[31]。


大众文化


2002年,以此为题材,由奈特·沙马兰导演、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灵异象限》(Signs)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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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

江晃荣. 不可思議外星人神祕檔案. ISBN 978-986-5954-51-2.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吃饱了长的,造假麦田圈可能为了盈利,其动机和行为都类似于贩卖鸦片和殖民外国,不过说到这里,也许英国人的造假活动猖獗,并非吃饱了撑的,而还是为了吃饱才去造假的。但无论如何,英国人最会造假,却是真的。麦田怪圈就是如此真实。

谢选骏:普适价值是马列主义的变种


《解析“中国模式”》(《中国人权双周刊》2013年2月8日—2月21日)报道:


一、中国崛起挑战普适价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一家网站有人写了下面四句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毛泽东争了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没争上,如今,老大的头衔却自己掉到中国的头上,因而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不过随后邓小平就讲了“不当头”,接下来1992年南巡又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等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


上面四句话夸张、反讽、俏皮。不过,它确实向我们揭示出,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多年来,在中国,在世界发生的惊人变化。23年前,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在那时,很少有人想到中共的一党专制还能维持到今天;13年前,人们看到了中共一党专制重新得到巩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地变为强大。今天的人们则不得不正视中共强权的已然崛起。与此同时,不少人在谈美国的衰落,预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左右超过美国;而这个在未来更加强大的中国却很可能依然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这无疑构成了对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


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如何解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解读中国模式。


现在,中共当局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无非是经济发展, 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资源,共产党并没有多少理由那么骄傲。据说,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多一点,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倍,只要大陆的人均GDP到达台湾的一半多,总量就超过美国了。因此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共产不成,民国犹在,中国的 GDP早就世界第一。


更何况,今日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源与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腐败横行,人心堕落,不一而足。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果说,衡量一国之贫富主要看人均GDP,那么,衡量一国之强弱,则主要看其GDP总量,看其综合国力。因此,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崛起的意义。


二、“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


现在,中共当局坚持专制统治,拒绝自由民主,挑战普适价值,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即所谓“中国模式”下的“中国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算不算得上模式,它到底有多大典型意义,能不能效仿能不能复制,这些问题都大可商榷。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针对“中国模式”的内容做一番解析。


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在对经济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可以算作典型的极权主义,那么邓时代及邓之后的中国显然不能再叫极权主义。


哈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不少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如此等等。换句话,今日中国和“八九”前的苏联东欧很不一样。倘按照哈维尔的定义,今日中国也很难叫后极权主义。


另一种说法是右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有点文字游戏的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Lininism 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现在,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共产,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在宣称“五不搞”,从原则上还在拒绝宪政民主。假如说今日中国在很多方面更像右翼威权,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今日的右翼威权是从它的对立面,是从昨日的左翼威权直接变过来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权,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右翼威权。


由此可见,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


三、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


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们只谈经济改革。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这里不妨讲两句邓小平。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高义写《邓小平传》,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邓实际上是前线总指挥。如此等等。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本人一定是清楚的。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打倒的东西。


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一方面,邓小平深知必须实行经济改革,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实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无异于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所以他提出两手都要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要硬,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


我们知道,在80年代,中共内部也有一大批怀疑或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其实,这些保守派与其说是反对经济改革,不如说是担心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担心经济改革动摇共产党统治。据说一些老革命去参观深圳特区,看到遍地高楼、灯红酒绿,不禁忧心忡忡: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接待者使劲解释: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依然疑虑重重。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于是,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反自由化,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还引出了一个后果——腐败。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


四、“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像“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据罗小朋说,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他们几个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已经提出私有化方案,和后来苏东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于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造成“六四”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有关这个问题,我先前写过不少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谈到中国与苏东各国改革路线的差异时,很多人说,苏东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东是激进,中国是渐进。其实这些说法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什么苏联解体,什么东欧剧变,无非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而已。


五、“六四”后中国改革走入歧途


“六四”改变了中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20余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压制,“六四”问题始终是个禁区。一般人先是不敢提,不能提,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变得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把从1978年直到今天的改革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六四”只是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例如卡玛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在拍完“六四”之后,又拍到邓小平92年南巡。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六四”一度中断了改革进程,但是92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于是前面和后面就又接上了,中国的改革再度走上了它的征程。


我要强调的是,“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人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六、屠杀与奇迹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后中共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加,还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起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也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


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


以上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可。这该是何等艰难。


七、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


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正如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八、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以上所说,至浅至明。徐友渔说得好,观察今日中国,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凭肉眼即可,用常识就行。


就以国企改革为例。长沙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什么难理解难把握的呢?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决不能只靠改进税收政策,多收富人的税用来补贴穷人;而必须首先把权贵们掠夺的财产归还给人民。


再谈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对今日中共而言,腐败是投名状,是普遍的腐败在维持着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深知,姑且不谈“六四”,不谈“六四”后20多年持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使中共负下多少政治的欠债,单单是积重难返的经济腐败,一旦中国实行自由民主,就可能把相当比例的官员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出于对清算的恐惧,中共对自由民主比以往更害怕更敌视,这反过来构成了抵制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


九、中国模式是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严重威胁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颁奖公告里,前面一大段是对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加肯定,后面则提出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有所改进。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你们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在人权问题上那么坏?为什么不能在人权问题上也有所改进也变好点呢?


他们不知道,中共政府的思考逻辑和他们不一样。中国政府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权的压制,我们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岂止是发展不起来,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危机,陷入天下大乱。换言之:中国政府想的是:今天我们能搞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坏”;如果我们不这么“坏”了,那我们也就不会“好”了。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几十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所谓“建设得更好”,顶多是,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我们能够改变它,战胜它吗?当然能。但前提是,我们要对它有清醒准确的认知。政治上的很多事,知难行易。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看不清。


(注释略)


谢选骏指出:“中国崛起”为何能够“挑战普适价值”?因为普适价值是马列主义的变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残余。当然,目前的中国崛起只是中囶崛起,其力度极为有限,因为它毕竟还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以内。


谢选骏:不把敌人当做敌人,事实证明犯了“驴唇不对马嘴”的错误

网文《解读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光传媒 2020年10月8日)报道:


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引起两极化的反应,一方面是广泛的赞扬,另一方面是猛烈的批评。有批评很正常,只不过有些批评是基于对事实的无知或漠视,基于对刘晓波这句话的误解乃至扭曲,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敌人”可以是指“以敌意待我之人”,也可以是指“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在很多情况下,敌人是相互的,敌人就是彼此为敌:你把我当敌人,我也把你当敌人;你以敌意对待我,我也以敌意对待你;你恨我,我也恨你。但也有这种情况,即:你把我当敌人,我不把你当敌人;你以敌意对待我,我不以敌意对待你;你恨我,我不恨你。


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显然属于后者。刘晓波在《最后的陈述》里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刘晓波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中共当局把我(刘晓波)当敌人,以敌意对待我,恨我,而我不把中共当局当敌人,我不以敌意对待他们,我不恨他们。

《圣经》里有句名言“爱你的敌人”。严格说来,“爱你的敌人”和“没有敌人”,这两句话的意思还是有区别的。“没有敌人”只是说你不把对方当敌人,也就是说你不恨对方;但“不恨”并不等于“爱”。如果把人的感情比作光谱,那么,爱和恨分别位于光谱的两端,在它们中间还有一系列其他感情状态。马丁·路德·金说:非暴力行动的核心原则是爱。但是,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Sharp)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极端。恐怕大多数人都不适合。基恩·夏普强调的是,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这对于大多数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换句话,“没有敌人”这种态度可以出自大仁大爱的精神,也可以出自非暴力抗争的自我克制与宽恕。

(二)“我没有敌人”不是向暴政献媚


有人批评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是向暴政献媚,是懦弱是软骨头。这种批评是不成立的。


首先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在2009年12月被审判时的《最后的陈述》里,刘晓波才讲出“我没有敌人”,早在20年前的1989年《六二绝食宣言》里,刘晓波就讲出“我没有敌人”了。那些批评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是屈膝投降、是软骨头的人根本没弄清状况。


让我们看一看《六二绝食宣言》的有关文字。


《六二绝食宣言》第一句是:“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在“绝食的目的”一节中,刘晓波写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在“我们的基本口号”一节里,刘晓波写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从《六二绝食宣言》里,我们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我没有敌人”有“向暴政献媚”的意味。


(三)有很多坚持一线抗争、英勇不屈的异议人士都讲过“我没有敌人”


有这么多在国内第一线直面暴政,坚持抗争,甘付代价、百折不挠的异议人士都宣称“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谁敢说他们都是言不由衷,是虚假,是懦弱,是献媚是软骨头?“我没有敌人”并非只是出自刘晓波一个人之口,还有不少中国的异议人士也说过同样的话。例如:秦永敏,这位资深民运人士,两年前被当局以“颠覆罪”重判13年。自1979年民主墙运动至今41年中,秦永敏先后四次被判刑和劳教,失去自由时间累计超过31年,人称“坐牢王”,是文革结束40多年来已知坐牢时间最长的异议作家和政治犯。秦永敏说:“民主人权事业没有敌人,从七十年代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以来,我们就坚持这种看法。”著名的异议人士兼维权活动家郭飞雄也讲过“无敌人”。他说:“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象太石村模式昭示的那样,在中国大陆推动法治下的政治改革,渐进、有序地实施宪政民主。我们的手段也非常明确:“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地扩张公民权利运动。”八九民运参与者、自由作家刘水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纪念六四17周年的文章,题目就是“我没有敌人”。


2017年刘宾雁良知奖得主谭作人宣称:“没有敌人和仇恨。”海外民运人士王策在1998年10月闯关回国,在杭州被当局逮捕。审问他的一个国安对王策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海外“敌对组织”的头子,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是针对你们这些人的!王策平静地回答说:“在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了‘敌对’的观念,我们也没有把你们当作‘敌人’,我这次回来是要同你们沟通对话的。”1999年5月,浙江民主党人吴义龙杭州市收容遣送站里起草《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时,写下“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没有敌人”。2009年3月,在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人查建国起草了一篇《非暴力讲真话呼吁书》,签署者有胡石根、刘贤斌等23名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政治犯思想犯,他们的刑期加起来超过160年。呼吁书提出“我们没有敌人,我们没有仇恨”。


(四)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受到广泛的赞扬


原香港政论刊物《开放》杂志的蔡詠梅女士说:在香港的朋友交谈中、网络言论和公开讲话中,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持批评的立场,相反在香港民主派中,这种表述还获得很大敬意,他们认为这种“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是人类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一位后半生在监狱和监视中,在政治迫害中度过的人,一个最有资格去仇恨的人,可以达到此境界,是非常了不起。香港一个常用激进抗争手段的民主派政党“社民联”的一位活跃成员唐婉青(长毛梁国雄的助理)有次聚会时碰见她身穿印有晓波头像和“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文字的T恤。她对我说,刘晓波没有敌人的精神真是太伟大了。香港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刘晓波追思会上甚至说刘晓波是上帝派来的圣者。


在前年7月15日纽约举行的刘晓波追思会上,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先生发言,高度评价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他说:“慈悲没有敌人。”贡嘎扎西特地讲到一个例子,一位在中共劳改农场被关18年的南捷寺僧人,当他来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后,被问到在劳改期间最担心的是什么,他说:“在劳改农场,我最担心的是,我怕对汉人產生嗔恨,而失去对他们的慈悲心。”


在西方,人们普遍肯定和赞扬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在2010年12月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著名挪威女演员朗诵的就是刘晓波那篇最后的陈述“我没有敌人”。哈佛大学出版的英译本刘晓波文选,书名就叫《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别说这都是“白左”。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就不是白左。史密斯是共和党,是天主教徒,是标准的右派、保守派。他在讲到刘晓波时,也是高度肯定他的“我没有敌人”,并且把这句话和刘晓波的和平抗争联系在一起。


(五)关于宽恕


前面讲到,“没有敌人”,意味着对敌人予以宽恕。关于宽恕,有必要多讲几句。


著名香港记者程翔,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拘押监禁,2008年2月5日假释回港。程翔把他这段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本书,书名是《千日无悔——我的心路历程》。


程翔本来是唯物论者、无神论者。早年,程翔就读于教会学校,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基督徒。程翔不信主,但照样活得很积极、很正派、很理想主义。2005年4月,程翔被中共当局诱捕于深圳,后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判处5年徒刑。在囚禁中,程翔精神一度濒于崩溃,他原有的精神资源不足以支撑,其后通过《易经》卜卦和阅读佛、道、儒三家学说而走出低谷,但仍不能消除心中的戚戚然之感。最后,通过重读《圣经》,触动灵魂,感极而泣,于是皈依基督,由此解除心结,放下仇恨,恢复自信,化消极为积极,并学会了在苦难中经常保持喜悦的心态。

按照程翔的记述,读《圣经》,最难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要蒙受冤屈的自己放下仇恨,宽恕和善待伤害过自己的人。


平常我们说的宽恕,是有条件的宽恕,是对方认错道歉之后我们才表示宽恕,而基督教倡导的却是无条件的宽恕;另外,一般人说宽恕,暗含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拥有报复对方的能力。我们有能力报复而自愿选择不报复,那才谈得上宽恕。像程翔那样,身陷囹圄,对施害者无能为力,而施害者非但没有认错道歉,而且还在继续对自己施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宽恕,怎么能宽恕呢?


正是基于这层道理,尼采对基督教很不以为然,对基督教大加抨击。


尼采把基督教道德称作奴隶道德。按照尼采的分析,基督教道德实际产生于怨恨精神。受压迫者由于没有能力反抗,故而心生怨恨,然而借助于一种迂回的、狡诈的方式,他们由怨恨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发明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怯懦屈从一跃而成为善良与宽恕。


尼采挖苦道:“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不过,尼采后来对宽恕的看法有些改变。他注意到宽恕有助于克服怨恨,在生理上是有益的。


说来也是,当你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而你确实又没有力量去惩罚对方,你就必然心生怨恨,你就只好隐忍。“忍字心上一把刀”——这把刀本来是应该刺伤对方的,但因为你把它插在心上,它首先刺伤的就是你自己,使你的心不断流血。


尼采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怨恨的情感更快地耗尽一个人的精力。”


宽恕的好处是,它可以使你从怨恨中解脱出来,不再为无法释放的情感耗尽自己。无条件宽恕是对怨恨的克服与超越。


程翔在他的书里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程翔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道理。程翔说: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这是一个人遭遇冤情后实行心理自疗的一个关键步骤,如果这个包袱放不下来,心理自疗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自己的心境终究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第二,这是一个人能否面对未来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假如终日受自己的冤情影响,从而影响自己的正常思维和判断,则等于自己仍然是生活在过去的痛苦之中,仍然生活在冤情的黑影之下。”


程翔写道:学会以宽恕化解仇恨,以善意化解敌意;如《圣经》所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觉得,这种态度使我人生能够更加积极,做人能够更快乐”。程翔说:“《圣经》还教导我,要把眼前的灾难看成试炼,并欣然接受这种磨练,以成就更大的荣誉。”


需要指出的是,程翔之所以能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更积极更快乐地坚持善,坚持公义,并把受苦看作试炼看作光荣,那又是和他信了“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一点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那是和他相信有全能的上帝主持公道分不开的。因为信主使他获得了自信、平静以及坚持理想的勇气。


其实,不一定非信主不可。在中国,有很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像程翔一样遭受到严酷的迫害,他们并没有选择皈依基督教,但仍然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保持了内在的平和与积极的心态。


例如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宣称的“快乐维权”。冯正虎由于维权而长期遭受打压,多次被软禁,被抄家,被绑架,甚至被警车撞击,正常生活屡次被粗暴地中断。换成一般人,气也给气死了,怎么还平和得下去,怎么还快乐得起来呢?


参照程翔的记述,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本来,一个人受到他人无理的侵犯,尤其是当你为自由为正义而抗争时受到专制政府的迫害,产生愤慨,乃至产生仇恨,都是自然的、正常的、正当的。这种愤慨和仇恨并不是自私的情感,而是尊严意识的体现,是正义感的体现。但是,长期地深陷于这种情感首先对自己的身体不利,会对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你需要学会调整心态,需要学会放下那些强烈的负面情绪。


当然,如果你选择屈服,选择放弃,你也不难放下愤慨和仇恨。“六四”枪响,举国愤慨。可是很多人由于恐惧,随后选择了放弃;而既然他们放弃了抗争,因而也就避开了迫害,那么不要多久,原来的愤慨也就日益淡化,以致消失了。如果一个人远离苦难,放弃抗争,而奢谈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奢谈宽恕,奢谈快乐,那自然是很容易的,但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一个人拒绝放弃,决心坚持,那么,他就不得不面对苦难承受压力,这就需要有更强大的精神支撑,才能使自己克服种种负面情绪。程翔靠的是宗教。那些不信宗教的人靠的是历史(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两者都坚信:自己是站在正确的一方,也是必将赢得最后胜利的一方;而对方则是站在错误的一方,也是最终必将失败的一方。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受苦看作是考验,看作是争取正义获胜所必须付出的牺牲,从而以此为荣。凭着这样的道义优越感,他们就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施害于他们的人,根本不和对方一般见识,于是也就不再心怀怨气和仇恨。


在2008年12月初被捕入狱前的一段视频中,刘晓波平静地说道:“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那么面对警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就该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始终坚持一线抗争,把坐牢当作生活常态的志士仁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出“没有敌人,没有仇恨”。


(六)自我克制与宽恕,乃非暴力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一再强调,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没有敌人”这种态度体现了非暴力抗争的自我克制与宽恕。


据说在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元老陈云在一次内部讲话里说:我们不能退让,因为我们过去杀人太多,人民不会原谅我们。陈云讲话表明,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认为,一旦他们今天作出退让,明天就会被抓去受审判坐监狱;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拒绝退让而做困兽之斗,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要专制者在和平抗争面前作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抗议的规模声势,其他民众对抗争的态度,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军警究竟对谁效忠,国际社会的压力,等等;其中还有一条是不可少的,那就是专制统治者相信,虽然他们此前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他们现在放弃了武力镇压,转而接受抗议者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暴行再进行追究。


反过来,这也就是说,当民众以和平的方式反专制争民主,他们需要让对方知道,他们要求的是改变制度,而不是惩办具体的人;他们要制止罪恶,但不是要制裁罪恶的执行者;他们愿意宽恕那些原先干过坏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说他们没有敌人。记得在1987年“中国民联”的一次会议上,王炳章就提出了要作“第一次宽恕”的倡议,就是说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不再清算在专制时期那些执政者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以“第一次宽恕”来结束“斗争—复仇—斗争”的恶性循环,以宽恕来取代报复。


这并不是说民众就会对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了。该清算的还是要清算的。不过在这里,清算的只是罪恶,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错的,是违法的,要给受害者平反昭雪,经济赔偿等等,但是不清算罪恶的执行者。


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中,安德鲁瑞格比指出:在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罪恶和罪恶的执行者区分开来。是的,罪恶都是人干出来的,制止罪恶而又不制裁罪恶的执行者,这看上去不符合恶有恶报的正义原则。然而在非暴力抗争中,你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由此可见,自我克制与宽恕,乃是非暴力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你参加非暴力抗争,你就必须坚持自我克制与宽恕。综观数十年来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地方,不论是南韩、台湾、南非和印尼,还是苏联与东欧,都没有对原先的专制统治者再进行政治清算。是的,有的专制者后来又被起诉甚至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而不是先前的政治迫害问题。也有个别人因为先前的政治迫害罪行而受到追究,但很快就被赦免了。饱受专制压迫之苦的民众对专制者心怀愤恨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正当的。只是,非暴力抗争要求我们克制自己并宽恕敌人。

再说,面对民众的非暴力抗争,专制统治者放下屠刀,接受和平转型,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赎罪了。即便在暴力革命(如辛亥革命)中,当对方放下武器,愿意并接受和谈,也就既往不咎了,更何况用非暴力方式争取和平的民主转型。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文的看法,“我没有敌人”就是“不把敌人当做敌人”,或者说“不把视你为敌的人当做敌人”;在我看来,这种意义的“我没有敌人”,实际上就是故意忽视危险,企图用自己的动机或说辞改变对方的态度,类似于吹着口哨走夜路——结果类似于巫术,不仅未能如愿,还对外部环境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事实证明犯了“驴唇不对马嘴”的错误。

谢选骏:类人只能认识包装品牌


《没有迷人的包装,凭什么指望消费者买你的产品?》(FBIF食品饮料创新·2021-02-08)报道:


营销大师、奥美集团创始人大卫·奥格威曾说:如果你连自己都推销不出去,你还能去推销别的东西吗?


引申到食品包装上,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包装都无法抓住读者眼球,你还能指望他们买你的产品吗?


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每款产品能够吸引消费者驻足的时间,可能只有0.2秒。如何将这宝贵的0.2秒,变成2秒、20秒,再到最后放进购物车,结账付款,是每个食品人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亮眼的包装作品


在经历了堪称“魔幻”的2020年,2021年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新希望。随着国内疫情局势基本稳定,全球疫苗研发取得初步成功。2020年近乎“停滞”的全球贸易,在2021年有望恢复生机,这也给中国食品人们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最具前瞻思维的知名工业设计公司之一YANG DESIGN,曾对中国食品饮料的包装设计提出过两个疑问:


怎样的设计才是符合未来市场趋势的?


食品包装怎么成为产品本身最忠诚的推销员?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助力中国食品包装设计食品走上新的台阶,FBIF联手YANG DESIGN推出特别策划:2021食品包装设计趋势。


FBIF×YANG DESIGN


YANG DESIGN曾荣获包括德国红点、iF、日本 G-Mark、美国 IDEA 、PENTAWARDS金奖、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银奖、福布斯中国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在内的近百项设计大奖,在包装设计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与眼光。


盘点了2020年食品饮料行业发布的近千款新品,FBIF与YANG DESIGN共同发布《2021食品包装设计趋势》,为您总结出2021年食品饮料行业可能流行的五大包装设计趋势,分别为:


萌宠治愈


精致懒


小罐浪潮


甜味色彩


无废包装


五大趋势中,“萌宠治愈”聚焦包装的图案;“精致懒”聚焦包装的功能属性;“小罐浪潮”聚焦包装的外形;“甜味色彩”聚焦包装的颜色;“无废包装”聚焦包装的社会价值;我们致力于用更全的维度,阐释出食品包装的价值。


希望读完这份《2021食品包装设计趋势》,您对的上述两个问题,会有自己的全新思考。


01、趋势一:萌宠治愈


近年来,“铲屎官”“猫奴”“汪星人”等一系列流行语相继走红的背后,是“宠物经济”火爆的体现。


据艾媒咨询的统计显示,2015年-2019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翻了两倍,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0%。2019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80后人群养宠物的比例达到46.3%,接近半数[1]。


这股“全民养宠风”,刮到了食品饮料行业,体现为包装上的“萌宠治愈”趋势。猫、狗、松鼠、小鸟、甚至是鱼,一切可以被人类当做宠物的生物,似乎都可以被印在食品包装盒上。


《QuestMobile2020萌宠经济洞察报告》显示,2020年超过5亿萌宠人群在线上社交平台“云吸宠”,而猫咪就是其中的网红。2020年,一款来自俄罗斯的“猫咪牛奶”就曾在业内小火了一把。


这款名为Milgrad的牛奶,将一只可爱的猫咪印在了奶盒的四面。将四盒奶拼在一起,就可还原回一只完整的猫咪。可爱的设计仿佛在说:买牛奶还“送猫”哦!


Milgrad“猫咪牛奶”


这款来自亚美尼亚、即将上市的Tomacho番茄系列产品,则将番茄化身为了可爱的“小鸡家族”。从代表小番茄的小鸡宝宝,到代表橄榄油番茄干的鸡爷爷。不同生命阶段的小鸡连起来还代表了一个番茄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可爱又治愈。


Tomacho番茄系列产品


来自俄罗斯的Hrum-Hrum坚果,则将坚果装在布袋内,变成了小松鼠的“腮帮子”。既能突出了产品本身天然无添加零食的特点。又能给消费者带来情感的愉悦。


Hrum-Hrum坚果


既然提到了松鼠,自然不能绕开三只松鼠。在近年来三只松鼠的新品包装中,标志性的可爱松鼠图案开始占到越来越大的比重。例如其新品“大鸡腿”中,便由松鼠将包装“撕”出一个开窗,以便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内部的美味鸡腿。


三只松鼠大鸡腿


2020年12月,国产咖啡品牌“连咖啡”也推出了其新品“很友好的燕麦拿铁”系列,其瓶身图案来自Instagram的网红账号Dailypurrr,这个账号以擅长把真实的猫咪转化为“线条艺术”而著称。连咖啡从Dailypurrr的近千幅作品中,精选出了三张可爱的猫咪线条画,印上瓶身,便有了这款深受爱猫消费者喜爱的“很友好的燕麦拿铁”。


很友好的燕麦拿铁和其瓶身猫咪原型


新品发布后,连咖啡还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喵星人征集令”,邀请粉丝上传自家猫咪的萌照,连咖啡将把这些照片选送给Dailypurrr,最后将有三只猫咪被绘成线条画,并有机会出现在连咖啡后续产品的包装之上。连咖啡利用“萌宠包装”,进一步加强了自己与粉丝的情感连接。


创新食品品牌“食验室”,则结合其招牌产品“鱼脆”本身的特点,选择了“鱼”作为萌宠符号,将整个产品包装设计成“鱼盒”造型。食验室还为消费者特别设计了特殊环节:由消费者自行为“鱼盒”贴上尾巴,完成“萌宠打造”的最后一步,增强消费者参与感。


食验室“深海金枪鱼脆” 的鱼盒


随着国内“铲屎官”比例的逐年增加,人们对于“萌宠”的喜爱,将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预测,帮助现代年轻人在忙碌的工作、学习压力下,通过食品包装上可爱的“萌宠”,获得些许抚慰与治愈,将成为2021年食品饮料行业更加显著的趋势。


02 趋势二:精致懒


“懒人经济”是近年来颇为火热的新词,被“加班”“熬夜”“肥宅”等词包围的年轻人们,已经很难有完整的时间与精力,为自己认真做一顿饭。运用各种“懒人食品”,为自己快速解决一餐,补充能量,成为了众多年轻人的新选择。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方便食品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方便食品市场逐年上涨,预计将从2015年的3599.6亿元上涨到2020年的4812.8亿元。


但即便是“懒”,现代年轻人也想“懒得精致”,传统的方便面、速冻水饺已经不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不仅要“吃得方便”,更要“吃得好”。


于是,懒人经济已经不只是前些年以自嗨锅为代表的自热火锅。用更多更新奇的包装、食品等领域的创新,在最大程度保留食材原本风味的情况下,简化制作过程,帮助年轻消费者实现“精致懒”,已经成为了诸多食品饮料初创品牌的共同选择。


成立于2020年6月的微波速冻食品品牌“福迪宝”,上月刚刚获得千万级人民币天使轮融资。福迪宝便是选择了“速冻水饺”赛道切入市场,帮年轻人实现“精致懒”。


福迪宝注意到,处在忙碌工作、学习压力下的现代年轻人,对速冻食品有很高的需求。但传统速冻食品要经历烧水、搅拌防粘锅、装盘、洗锅、刷碗等一系列过程,整套过程下来可能需要20-30分钟。


这与现代年轻人“精致懒”的特性并不符合,于是,福迪宝研发出了微波微压技术,并配合预冷、极冻技术、PP包材外包装技术,保证食品风味。福迪宝独特的包装技术,让消费者不需要撕开包装膜即可放进微波炉加热,在加热过程中水蒸气会在盒子中循环,保存食品水分的同时增加加热速度。


福迪宝微波加热水饺


由于产品是预先熟制,因此消费者拿到后,只需微波炉加热4分钟即可食用,还有藤椒巴沙鱼、墨鱼、黄花鱼等6种口味,可谓帮消费者真正做到“精致懒”。


福迪宝墨鱼味、黄花鱼味、藤椒巴沙鱼味微波加热水饺


2020年9月上线的初创速食品牌“烹烹袋”,同样以“微波加热”的“精致懒”模式切入市场。烹烹袋的专利外包装设计,可以让食物直接“在袋里烹饪”。不用烧开水、不用拆多包食材调料,微波加热3分钟左右即可食用。同时袋子自带排气口设计,连“撕开小口”这个传统微波加热过程中的必备流程都省略了。


同时,烹烹袋的袋子还可以直接“立起来”当做碗使用,食用完可以直接丢掉,省略洗碗过程。上周,烹烹袋还推出了其最新产品“免煮肉臊油泼面”和“免煮开阳葱油拌面”,将这一创新包装形式带到中华传统面食领域。


烹烹袋免煮油泼面


除了饺子、饭、面这些主食,现代年轻人还对咖啡有极大需求。挂耳咖啡本就已经足够方便,国产咖啡品牌“时萃”,则直接希望将“拉开挂耳,挂在杯子上”这一步过程,都帮“懒人”们省略。


他们2019年推出的“甜甜圈滤挂咖啡”,直接将挂耳咖啡设计成了适配更多杯口的圆形,只需扣在杯子上,就可以开始冲泡。 特殊设计的大口径外形,让消费者无需使用手冲壶等专业设备,甚至用家用热水壶就可完成冲泡过程。同时,球形滤网还能保证咖啡粉与热水的接触更彻底,萃取更充分。


时萃甜甜圈滤挂咖啡


另一咖啡品牌鹰集咖啡,则将咖啡的“精致懒”更进一步,他们将50%的研磨咖啡粉与50%的冻干咖啡粉,混合放入棒状的手持滤袋内,制作成“棒棒咖啡”。放进水内,轻轻搅拌,就能得到一杯浓醇的咖啡。


鹰集棒棒咖啡


“棒棒咖啡”也不是咖啡“精致懒”的终点。另一咖啡初创品牌吉饮,则直接将冷萃咖啡浓缩液,装进便携的小管中,并注入氮气保鲜。只需要轻轻一按,冷萃咖啡浓缩液从小管中落下,注入在热水或牛奶中,就可做成一杯美味的美式或拿铁咖啡。


吉饮冰滴冷萃咖啡液


除了咖啡,茶也可以“精致懒”。来自英国的茶饮品牌Sticksology欧乐集,将茶叶预包装在茶棒内,并打上427个小孔,放在水中冲泡2-3分钟即可饮用,按压顶部可以调节茶汁浓度,添加糖或牛奶时还可以充当搅拌棒。这款新品虽为2018年推出,但非常前瞻地反映出了现代年轻人的“精致懒”趋势。


Sticksology欧乐集茶棒


精致和懒,本是矛盾的,而精致懒背后的新中产阶 级有着清晰、符合当代商业美学的新审美趣味,也愿意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自我愉悦,为了精致而创造自身价值。他们认为:穷是现实,精致是能力。购物时看重性价比和对“美”的认可。


有这样一句话:世界的进步是靠“懒人”推动的。人类发明了洗衣机,解放双手;发明了汽车,解放双脚;发明了计算机,解放大脑……但每一次“懒人”推动的进步,都让人类的生活朝更加精致的方向发展。如今这股风潮刮到了食品饮料行业,相信在2021年,会有更多的“精致懒”食品包装,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


03、趋势三:甜味色彩


先请你对比一下这两张产品图,哪一张更能激起你的食欲与购买欲?


钟薛高×小米联名款产品


原图来源钟薛高,经笔者调色


这两张图原本完全相同,都是2020年6月钟薛高与小米推出的联名款产品,我们对第二张图进行了调色,加入了一定的灰色与黄褐色,就造成了视觉冲击力的极大差别。


色彩是有“魔力”的。红、黄、橙这样明亮的“暖色”,我们称其为“甜味色彩”。有色彩生理学研究显示,这些色彩不仅可以唤起人们心中的热情,更能刺激食欲,引发人们的“饥饿感”。这也是为什么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厅都很喜欢采用“甜味色彩”设计[2]。


热衷于使用“甜味色彩”的快餐厅


使用甜味色彩,尤其受到年轻人喜爱。亮丽黄,还被色彩研究机构彩通评为了2021年度代表色之一。


彩通2021年度代表色之一:亮丽黄


2020年,美国苏打水品牌United Sodas Of America发布了其新系列作品。12款苏打水组成了靓丽的彩虹配色,并用色彩与口味直接建立联系。例如粉色代表桃子、浅橙色代表芒果……放在货架上令人过目难忘。


United Sodas Of America


2020年上新的果立方水果味江小白,也正是采用了橙、黄、蓝、粉四种甜味色彩塑造视觉冲击力。十分符合江小白“年轻人的酒”的品牌形象。


果立方江小白


获得2020年iF设计金奖的AND UNION,则为啤酒设计了一整套缤纷的配色,其中包含红、黄、橙三种亮眼的甜味色彩。罐身无需多余的花纹点缀,因为色彩就已经足够表达一切。


AND UNION啤酒


2020年底,休闲零食品牌AKOKO还推出了一款“音乐礼盒”。AKOKO的目标用户主要为年轻女性,因此产品外包装采用了靓丽的甜味配色,打造出一种“公主风”。同时罐身还自带“音乐盒”功能,旋转罐身,就能播放出名曲“天空之城”。


AKOKO音乐礼盒


相信在2021年的食品货架上,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甜味色彩”,为生活增添一丝甜意。


04、趋势四:小罐浪潮


现代社会,甘心做“单身狗”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研究显示,中国单身人口已超2.4亿,预计未来可能达到4亿[3]。在这种趋势下,传统的大瓶装、量贩装产品,可能不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人食”成为了新的趋势。据天猫发布的“2019-2020国民味道”数据报告显示,小瓶酒、一斤装的米等“一人食”商品在天猫增长近30%。


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便携”的要求也在日渐强烈。英敏特发布的《2019年全球食品饮料趋势报告》中,便将“便携性”列为引领全球食品饮料创新风潮的三大核心趋势之一。


在这两股趋势的共同作用下,“小罐浪潮”应运而生。2020年,农夫山泉、元气森林等企业纷纷将自己明星产品推出了小包装形式。


元气森林小罐气泡水


农夫山泉小瓶系列产品


而在固体饮料方面,除了大家已经熟悉的三顿半,近年来也诞生了更多极具创意的小罐新品。


初创健康食品品牌ffit8,在2020年年底推出了一款“益生菌蛋白粉”新品,将传统上由大罐形式售卖的蛋白粉产品,制作成创新的12克/颗的小罐形式,方面携带、食用。ffit8希望用这种便捷的“小红瓶”形态,帮蛋白粉品类实现“破圈”,让蛋白粉成为更多人能选择的便捷营养补充方式。 


ffit8小罐装益生菌蛋白粉


咖啡品牌连咖啡,则瞄准了上班族的“提神”需求。而咖啡爱好者们都明白,咖啡中最提神的,一定是意式浓缩。


连咖啡采用了创新的包装形式,将“意式浓缩”做成小罐形式,一罐内便是一份意式浓缩的鲜萃咖啡粉。与三顿半等常见小罐速溶咖啡不同的是,连咖啡的这款产品,是让消费者直接将水倒入小罐内,摇晃后饮用,可以最大程度还原意式浓缩的油脂与香气。感觉一口下去,就能精神一上午。


连咖啡“小罐意式浓缩”


新潮茶饮品牌TNO,则将即溶冻干茶粉产品,制作成“水滴茶”的小罐塑封包装形式。小罐可爱的外形还被许多消费者称为“美妆蛋”。


TNO小罐水滴茶


中国新营养品牌WonderLab,则将活性益生菌粉装入安全级PP包装材质的“小胖瓶”内,比传统复合铝箔包装具有更强的阻水性和阻氧性,保证益生菌在货架期内的稳定性。目前,WonderLab已经推出了3款不同功能的瓶装益生菌产品。


WonderLab小罐益生菌


小罐浪潮,向我们反映出了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核心诉求: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即便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城市打拼,也想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相信在2021年,我们将看到更多妙用小罐,将精致的生活方式带给单身青年的创新产品。


05、趋势五:无废包装


“无废包装”,也就是平时常见的可持续发展包装,它代表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事件,非新冠疫情莫属。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提上了新的高度。


2021年1月5日,百胜中国就宣布,旗下包括肯德基、必胜客在内的品牌将推出一系列减塑及使用环境友好包装行动。据悉,减塑行动推行后,百胜中国预计自2021年起每年将减少近8000吨不可降解塑料使用[4]。


世界范围里,可口可乐也早已宣布,到2025年,将实现其产品包装“全球范围内100%可回收”[5]。今年1月,百事公司也做出承诺,将在2040年实现“0碳排放[6]。


2020年,YANG DESIGN第一次将环保的主题写入《中国设计趋势报告》。越来越多的食品饮料品牌也在用实际行动表明对环保的重视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而已经到来的2021年,甚至被《福布斯》杂志称为“包装年(The Year Of The Package)”,以强调其对本年度可持续包装市场的看好[7]。


尽管长期以来,一直有企业怀疑消费者是否真的愿意为环保包装而支付溢价。但我们认为,长远来看,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全面觉醒与提高是必然趋势。据2020年度《利乐指数》显示,已经有80%的消费者认为企业应该协助回收并再利用他们所制造的包装[8]。


因此,提早布局可持续包装领域,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有责任感的企业形象,会是对企业长期发展有益的明智之举。


上月,雀巢旗下的糖果品牌Smarties就宣布,将为旗下糖果全面改用可回收纸包装,预计每年将在全球减少2.5亿个塑料包装的使用,据Confectionery News报道显示,此举将让Smarties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转向可回收纸包装的全球糖果品牌[9]。


全面改用纸包装的Smarties糖果


2020年,爱尔兰乳品品牌Lee Strand在其新品中采用了利乐皇®植物基包装,这是一种利乐公司研发的碳中和植物基包装,由甘蔗和木纤维制成。所谓碳中和,指包装生产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全部被企业在其它方面的环保行为抵消,真正做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国内市场也不甘落后,2020年4月,星巴克联手Beyond Meat、Oatly在中国推行的“星善食™主义”行动中,星善食™系列食品就全部采用可再生植物纤维制成,并获得了国际生物降解专业标准OK Compost的工业和家庭堆肥权威认证。其餐盒上的手提袋则来自回收的奶盒,打开后还可以作为餐垫重复利用。


星善食™系列食品包装


星巴克的环保行动还不止于此,星巴克利用他们最不缺的原料——咖啡渣,制成了随行杯、笔记本等一系列环保周边产品,可谓“将环保进行到底”。


咖啡渣制成的星巴克随行杯,外壁约含30%咖啡渣成分


全世界最大的洋酒集团之一帝亚吉欧,也在去年推出了“世界首款”100%无塑料的纸制酒瓶,计划在2021年初与Johnnie Walker威士忌一起上市。新包装可伸缩,完全由可持续来源的木材制成,预计可以完全回收利用。


100%无塑料的纸制酒瓶


注重从材料获取到成品的过程中消耗最小的能源,同时更便于投入工业化量产当中,以对环境最小的伤害,人造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成为无废城市和企业的共同趋势,中国也出现了专门帮助企业进行材料回收的创业团队。


我们相信,在2021年,将有更多企业表明自己对可持续性负有责任,以成为一家“可持续企业”的方式来为整个社会环境创造更多价值。


06、结语


现在,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两个问题,有了初步的回答。


怎样的设计才是符合未来市场趋势的?


宠物经济、懒人经济、单身经济……这都是已在整个宏观经济领域形成潮流的经济趋势,投射到食品饮料行业之中,便有了我们今天探讨的内容。


食品包装怎么成为产品本身最忠诚的推销员?


用甜味色彩让人“看见就流口水”;用可持续包装帮助消费者彰显环保理念;用“懒人包装”帮助消费者实现“精致懒”生活……这些趋势,应用在食品饮料行业之中,便有了我们今天探讨的内容。


参考来源:


[1] 《2020H1年中国宠物经济运行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2020年6月18日,艾媒咨询


[2]The surprising reason why the McDonald's sign is red and yellow,2017年9月13日,Indy100


[3]《2020单身消费趋势研究报告》,2020年11月5日,苏宁金融


[4] 肯德基和必胜客在中国推出新减塑行动,2021年1月5日,美通社


[5] Make 100% of our packaging recyclable globally by 2025. Use at least 50% recycled material in our packaging by 2030.


[6] PepsiCo Pledges Net Zero Emissions by 2040,2021年1月15日,environmentalleader


[7] 2021: The Year Of The Package,2021年1月4日,Forbes


[8] 《年度《利乐指数》发布:复盘疫情下的2020,消费者最关心食品行业的什么?》,2021年1月29日,FBIF食品饮料创新


[9] Smarties makes switch to recyclable paper packaging.2021年1月27日,Confectionery News


谢选骏指出:“没有迷人的包装,凭什么指望消费者买你的产品?”因为类人只认识包装品牌。


网民嚎叫:


“2007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地铁站,一名男子拉着一把小提琴,在大约45分钟的时间里演奏了六首巴赫的作品。在此期间,大约有2000人经过地铁站,其中大多数人是去上班的。


大约四分钟后,一位中年男子注意到有一位音乐家在演奏。他放慢了脚步,停了几秒钟,然后匆匆赶路。


大约四分钟后,小提琴手收到了他的第一笔钱。一位妇女往帽子里扔了钱,没有停留,继续往前走。


六分钟时,一个年轻人靠在墙上听他演奏,然后看了看表,又开始走了。


十分钟时,一个三岁的男孩停了下来,但他的母亲拽着他急匆匆地往前走。孩子又停下来看小提琴家,但妈妈使劲一推,孩子继续往前走,一直扭着头。其他几个孩子也重复了这个动作,但每个家长都无一例外地强迫自己的孩子快走。


四十五分钟后 音乐家继续演奏。只有六个人停下来听了一小会儿。大约有20人给了钱,但继续按正常步伐行走。该男子总共收了32美元。


一小时后:他结束了演奏,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人注意到,也没有人鼓掌。根本没有人认可他。


没有人知道,这位小提琴家就是乔舒亚-贝尔,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用一把价值350万美元的小提琴演奏了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作品之一。两天前,约书亚-贝尔在波士顿的一家剧院演奏了同样的乐曲,场场爆满,平均每个座位的票价为100美元。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约书亚-贝尔在华盛顿特区地铁站隐姓埋名演奏,是《华盛顿邮报》组织的一次社会实验的一部分,实验内容是关于感知、品味和人们的优先权。


这个实验提出了几个问题:

在一个普通的环境中,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我们是否能感受到美?


如果有,我们会停下来欣赏吗?


我们是否会在意想不到的环境中发现才华?


这个实验得出的一个可能结论是——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聆听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之一,用有史以来最美的乐器之一演奏有史以来最好的音乐

……

我们在匆忙的生活中还会错过多少其他的东西呢?"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民不懂,类人缺乏鉴别能力,只能认识包装品牌,所以同样的演奏,由于包装的不同,而有了天差地别的结果。


谢选骏:只有人渣才会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



《我从德国观察和考量马克思恩格斯》(彭小明2023年10月19日)报道:


中国的知识分子,身处国内的部分,一般都仍遵从马列毛的意识形态,即使内心完全否定马列毛一套,也不便公开表示对抗和反对;已经出国定居的部分,则多半用敬而远之的态度对待这类问题,除了像李泽厚等哲学名人(学术上转弯子绝非轻而易举),仍然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人都对马列毛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依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认真阅读,旁征博引,奉为圭臬,是比较罕见的。当然,我们同样尊重他的选择和认同。


我想介绍的是,德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否被修改、删除过,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以及近年来德国人民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德国人民对国际共运,工运和百年老党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在国内我读过一些马列毛著作


文革时我高中毕业,读过一些马列毛著作。阅读时,我的状态不甚好。充满了自卑。因为文革时期家庭出身被看得非常重,所谓黑五类子女,到处都受压抑。读书时,心里想的也常常是所谓的改造世界观,跟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通读毛选四卷,后来又读完了第五卷,此外凡是我所能找到的所有毛选以外的毛主席指示、讲话和诗词(包括一些被误传为毛诗词的作品),我都要求自己阅读,诗词则要求背诵(已谱曲的学会哼唱)。文革期间甚至要求自己每看到一条新出现的毛语录,立刻就要能说出该语录出自第几卷,哪一篇文章。


我通读了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党史(布)简明教程》。因中学一直学习俄语,所以还尝试用俄文还原该书中人名地名的拼写。并按该书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重温学校中所讲授的哲学教条。我选读了斯大林全集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内容(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附毛的学习笔记。我读过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论左派幼稚病》、《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我没有通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么厚本的巨著,中学和街道里不会有这样的藏书。我读得较多的是《共产党宣言》。生怕自己不能用先进的思想抵抗自己的世界观。也读过《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对科学的阐述,对基督教迷信的嘲弄,还是非常动人心魄的。有些艰深的内容,我也不免囫囵吞枣。其餘,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编印的马恩关于美学和文学艺术的论述节录,能找到的我都找来读过。此外,还读过一些列宁推荐的普列汉诺夫著作、法国和德国的反基督教的科学著作。我和很多知青一样,读过《马克思青年时代》;还因为觉得恩格斯也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所以我特地远路借来《恩格斯传》仔细阅读,天真地希望自己也能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文革结束后,考上大学,文艺理论课又重温了有关的马列论述,国际共运和工运的历史知识也得到了系统的梳理。


拨乱反正,大哥的右派改正了,父亲的反革命平反了。我随着留学的人流来到了国外。改造世界观的压力没有了,孩子上学的宗教问题就出现了。德国从小学开始就有宗教课程。天主教和福音新教家庭的孩子,有传统的宗教课程。对移民中的穆斯林学童,逐渐开设了相关的伊斯兰教课程。中国人的孩子,Konfession宗教一栏填写什么呢?考虑再三,我填上了Konfuzianismus儒家文化。学校安排我的儿子在小学是旁听一点基督教课程,进中学则听哲学和美学讲座。我并不随意放弃我的无神论科学观,也不能随意地服从任何宗教意识形态。我皈依了民主和科学的普世价值。置身国外,我赢得了意识形态上的选择权,我和我的孩子再也不会有面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自卑和屈辱之憾。


德国人民对马克思的态度


到达德国的第一个星期,我就有机会瞻仰了特里尔市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当时东西两个德国还没有统一,西德的百姓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崇拜,也没有鄙视。心态相当的平常。


自从八九六四以来,我曾担任留学生中文报纸《欧华导报》的编辑整整三十年。我翻译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威利勃兰特的生平,尤其是在他当主席的任内,社会民主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2005年著名的《明镜》周刊第36期刊登了该刊采访两位德国学者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的舛误和全球化的选择》。我将此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翻译了出来,介绍给中文读者,并加入了我的评论。(见附录)。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中央主席习近平发表了纪念马克思诞辰的长篇讲话,中国方面还赠送了一尊马克思的造像,千里迢迢,送到马克思故乡城市特里尔,在德国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讨论,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份礼物。一部分马屁华侨搞了一场迎神赛会式的欢迎仪式,大部分德国人民根本不屑一顾。


社会民主党虽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仍然尊重历史,承认马恩仍是创党时代的理论家和活动家,(跟中苏两党所贬斥的拉萨尔、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并列)。我借此机会阅读了一些他们的文章,从中了解到一些我们在国内不了解的情况。在不同的观点当中,当今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派认为伯恩施坦赢得了胜利。


我还发现了一本近年新出的关于马恩生活轶事和书信摘录的书《马恩的私房话》。经过德文编纂者的同意,我获得了翻译授权,并找到了出版资助。在翻译和注释的过程中,我接触了马恩全集的文本,不仅是德文版,还有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真相,(怎样收集、整理;存在一些毁损;学术性保护),看到读者们对这类问题的关心,我觉得应该把我所瞭解的情况告诉相关的读者。


此外,关于马克思的私生子问题的传闻,过去在苏联、东德和中国都一直被封锁,不准议论,不准揭露。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官方的马列编译局出版了从最新英文版(作者是David Mclellan) 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传》,不得不面对历史,承认了事实。据说翻译者王珍女士竟然为此而彻夜难眠。多年闪烁其词的丑闻,变成了铁板钉钉的史实。在无可否认的史实背后,马克思夫妇和恩格斯对于婚姻、爱情、女权、宗教、文化等等问题的态度,并不简单,马恩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命运也迥然不同。从这些微末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更确切地分析出他们真实的思想面貌,而不一定如党政宣传部门所描述的那样伟大而圣洁。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马克思


出国前我已暗暗有个心眼,就是希望到达国外以后,留心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地位和影响,而这是在国内的党政宣传监控下无法探索的。根据我的观察,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光辉形象是靠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力量树立起来的。此话怎讲?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都很少,《共产党宣言》是一本宣传小册子,所以出版稍多一点,其余的文章,散见于《新莱茵报》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影响。到了列宁建立苏联政权以后,特别是斯大林经济上升阶段,政府可以拿出一大笔财政金额来从事宣传的时候,就开始支付数以万计的英镑购买马克思的手稿、遗物。二战胜利之后,苏联和东德一起,组织编辑和出版德、俄、英、中以及其他语文的马恩全集和大量的单行本,苏联不仅垄断了资料的信息来源,而且通过苏联和东德的出版机构(以及“国际书店”),垄断了市场价格,全面控制了马恩文献的出版和销售。


苏联倒台以后,中国的马列编译局成为马列出版机构的重镇,继续承担相关的出版和解释的事务,德文版的业务在东德共产党崩溃以后,一度限于停顿,辗转被所谓马列著作国际基金会接纳才得以延续。估计这个基金会也是得到中国当局的资助的。可以预料,如果中共的一党专政也走向末路,马列主义毛思想之类的宣传也将无以为继,风光不再。


根据长期参与马恩全集编辑工作的东德专家罗尔夫黑克尔先生的说法,党政领导按自己的需要干预马恩著作出版的事情是存在的,以斯大林时代最为严重。苏共二十大以后,这类现象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并要求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相信,德国学者的严谨性格是举世闻名的。经过反斯大林化的洗礼之后,马恩著作出版过程中明显的删节和改窜已不太可能。精通中德英俄多种外文的朱光潜教授曾经质疑马列著作翻译上是否准确。翻译不可能绝对准确,在理解和遣词上总会因人而异,但是毕竟跟故意的删节和改窜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很多信件和手稿都留下了复印件,可供查证。上述的删改应该是发生在(俄文版)1956年以前。世界进入网路文明以来,马恩全集也已列入网站。德文、英文、俄文、中文以及其他多种文本,已经出版的都已上网。德文的第二版代号MEGA2是最具权威的研究版。知道某著作的篇名或信函的日期,就能查到。全集中文版五十卷,俄文版六十卷。


遇罗克曾经引用过马克思的词句


遇罗克在文革时期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曾经引用过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语录。那是在中国当时极度专制没有任何其他思想资源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他也突破了中共狭隘的“家庭出身决定论”,提出了“社会教育远大于家庭影响”的重要观点。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如果遇罗克当时躲过了杀身之祸,并且有机会走出国门,定居海外的话,他的思想必定不会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定能使用更加广泛的思想武器。


德国城镇多有卡尔马克思大街。把历史人名移作街名,在德国不像中国那样严格。只要历史上算个人物,就有可能入选。只要不是希特勒那样恶贯满盈的恶魔就行。例如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皇家宗室的姓氏是霍伦佐勒,虽是皇家人物,却无甚功德,德国许多城市竟都有霍伦佐勒大街。在中国就不大会有爱新觉罗大街。上得了德国街名的人物,并不一定有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业绩。


每隔若干年就会有人想到马克思


每隔若干年,就有人会想到马克思,讲述他的故事。大概是因为他身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却又标榜关心底层人民,为劳苦阶层呐喊,所以社会舆论会时常想起他。但是他的名声还是依靠他鼓吹的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维持住的。这种暴力政权曾经在20世纪中叶席卷了人类的一半,被暴力政权所杀害的人民数以亿计。马克思留给世界的印象,包括他所描绘的用暴力建立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以及他的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可惜在德国没有任何大学承认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1971年,中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两报一刊社论强调说,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要害是无产阶级专政,抽掉了这个要害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则杀气腾腾地强调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子”。今天的世界上,坚持赞扬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已经很少,例如印度丛林里的毛派游击队;其余的马克思研究者几乎都不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而拉扯到异化之类的话题,2018年的德国电视片《马克思,德国的预言家》找出了一段马克思的名言,竟是保护地球环境的论断:“我们不是地球的所有者,而仅仅是享用者,我们应该将它维护得更好地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从这类转变中,也可以看出暴力理论的不得人心。环保也未必是马克思著作的主旨。现在国内的宣传说马克思仍然在西方社会受到尊崇,还有人仍在继续研究,其实都是不值一提的活动,因为这类活动都与马恩所提倡的革命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要害无关。


把恩格斯跟马克思比较


离开了以马列毛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我们可以从容地走出迷信和崇拜,但是我们也并不需要把马恩简单地斥之为一无是处的魔鬼混蛋。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对马恩两人,我比较更倾向恩格斯一些。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并没有包含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机制、投资风险、技术更新等诸多因素,(我是经济学门外汉,仅说一点个人想法);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反杜林论》对教会迷信的嘲讽非常诙谐而有力。他对友情的笃重,矢志不渝;不仅资助了马克思的家庭,包括他们夫妇和子女,还有女仆和她与马克思的那个私生子。他又资助了他的妻子伯恩斯的家庭,乃至培养她的外甥女到德国上贵族中学。恩格斯没有上过大学,却掌握了德英法以及爱尔兰和东欧的多种语言,他的评论涉及军事、经济、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有些论述比马克思更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比如在文艺学和美学方面,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和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就具有前无古人的历史坐标性意义:


论悲剧: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摘自 《致拉萨尔的信》


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摘自 《致玛 哈克纳斯的信》


无独有偶,2020年德国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时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竟然取名为《被低估了的人》。恩格斯的思想能力未必逊色于马克思。


预言家的预言


马克思并没有像国内宣传的那样,至今“仍然是对的”(习近平语),相反马恩的预言很少能找到验证。2018年德国国家电视台ZDF拍摄的电视片《马克思:德国的预言家》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在经济学领域里,自从19世纪末发现边际效用经济学以来,马克思实际上仅只与科学史有关而已。作为一名哲学家,马克思与黑格尔主义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自从这个方向被克服以后,他也已属于过往陈词。卡尔·马克思的世界意义仅在于这样一种状况,即那些在残酷性上绝不逊色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权们都懂得,如何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构建一套一本正经的意识形态。”独裁者们就是苏联东欧中朝越古柬等政权,标题所说的预言家,纯属讽刺和调侃罢了。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要用平常心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我们离开了独尊马列毛的中国,来到了读书和思想都充分自由的民主国家。我们的年龄也从懵懂的学生少年变成了涉世已深的中老年。马、恩的言论,不过是一两百年前两位欧洲读书人的看法而已,不乏真知灼见,也难免无端妄言。国内的马列专家们也不敢直接把马、恩的言论付诸实施:《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页就是马克思声讨书刊检查制的檄文。国内宣传部门,那个敢来当真?中宣部心里明白,国内只要有当年国民党那样有限的言论出版自由,中共的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国内如此,我们置身海外,更应该保留我们冷静的自我,认真读书,也不唯马、恩是从。


马、恩的言论多有不能自洽的言论。我们知道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共产主义原理》第十九条),而且马、恩都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致魏德曼的信》)……注意,恩格斯的论述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國、法国、德国……”,这种19世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口吻跃然纸上。俄国还可能被提及,亚非拉根本被忽略不计。既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文明国家的无产者包不包含在内?要不要一起革命?恩格斯起草这份文件时才二十六七岁,同时参与商议的“正义者同盟”的同道们,大概也是仿佛年纪,思想水平亦大致相若,所以无需多所指责,但也应该看清这类言论中存在的局限性。再者,“同时发生革命”?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是很难按照人们预想的计划安排的。每次革命都是某个特定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集中到无法解决时的总爆发。各国有可能相约同时举事吗?一国之内都行之不易,多国联手更比想象难多了。


忽然间,巴黎公社的工人起义在1871年发出了革命的怒吼。可是这不对呀!一来,没有跟英美大工业国家同时革命。再则,1871年的德国工业化还不够发达,至少要到恩格斯晚年的九十年代才成为第一流的工业国,应该等待德国的工业化发育达标(并具备充分的政治司法制度和相当的物质生活条件)才可以考虑。(列宁是突破了马、恩的理论,错误地在一国之内建成了苏维埃政权,因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发表过批评,认为公社委员会应该及时进攻凡尔赛,并劫持法兰西银行的财产,这样做比“扣押一万名人质”更为有效。所幸公社来不及听取意见便流血失败了。如果真的如马、恩所建议那样(进攻凡尔赛,劫持银行),公社胜利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新政权,那怎样跟英美同时革命呢?又如何等待德国迎头赶上呢?而且,直到二十世纪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在努力跨越工业化的门槛,更别提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有多大了。等待也不要紧,等一千年,进入理想世界也值呀。但是这些发展各不相同的国家如何相互等待,呼应往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景象,我觉得有点滑稽。


马克思曾经特别指出过,科隆(德国西部工商业重镇,我在德国买下的住房就离科隆市附近30公里)、伦敦和巴黎三角可以跳过无产阶级专政,进入共产主义。1920年列宁曾在《青年团的任务》里预言说“今天15岁的少年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可以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离开列宁的预言已经一百年过去了,离开《共产党宣言》的预言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世界没有出现共产主义社会,反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原始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的人数正在减少,社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科技专业人员。当我离开中国,刚刚踏入德国社会的时候,也到当地的工厂里打工挣生活费。据我观察,这里的工人无论言语思想素质,都没有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么高。技术含量越低的岗位,工人的言语思想水平越一般。德国社会已经变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最富裕的和最穷困需要救济的阶层都很小,中间阶层则越来越大,中产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教养,也比较有担当,关注国家事务,影响社会舆论。马克思从未做工务农,除了当过一两年编辑(《新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以外,没有在企业或机关上过一天班,几乎没接触过真正的工人。到他家里来做客的往往是共运或工运的骨干,是工人队伍中的精英人物。他把工人队伍可笑地理想化了。


暴力理论和虚幻梦想


近期我又读了恩格斯《马克思“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有人说这是恩格斯的一篇政治遗嘱,发表这篇文章以后不久,1895年他就去世了。有人认为恩格斯在此文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有所醒悟,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斗争的方式应该改变,枪炮等热兵器已经更加精良,面对政府军的街垒巷战已经没有胜算,普选权是可以使用的工具,还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等等。文章发表后发生了原文是否被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删改的争议,经过马恩文献搜集整理专家梁赞诺夫的考证,现在已经不难读到恩格斯的原文。不过梁赞诺夫本人却被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都是第二国际的著名人物,也是曾经深得恩格斯信任的门生,伯恩斯坦更是恩格斯生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他们都痛感马、恩的暴力理论已经不能为现代社会所接受,于是勇敢地提出了修正意见。伯恩斯坦提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更是典型的学者,他跟列宁针锋相对,预言苏维埃政权没有民主,也必然寿命不长,早晚会变成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他倾心于普选权,多党制议会民主,一生期待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伯恩斯坦有一句话,意思是说,“终极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在国内时,觉得不好理解。来到德国,阅读了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才明白过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认为工人运动不需要虚无缥缈的共产理想。马克思的那一套理论反而让工人群众经常询问,何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情况。踏踏实实的通过议会抗争,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人阶级的权益,才是现实的成就。民主社会既不要血腥的暴力,也不要虚妄的幻想。联邦德国七十多年来,实现了全民医保,包括失业保险和老年护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所描述的无产者生活无保障的情况早就没有了。任何政党都不能再以这些内容做自己的理念和信条。


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年来是社会党国际的标杆,战后由勃兰特领导改组,1959年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教条,赢得广泛的社会(青年)认同,十年之内赢得大选,勃兰特出任总理,又一跪成名,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社民党也是德国第一大党,战后执政时间仅次于基督教民主联盟。


历史的真实


恩格斯的晚期文章并没有放弃他和马克思的暴力思想,只是想到议会普选也可以是一种活动手段而已。在1891年他还在埋怨20年前巴黎公社竟没有去打劫法兰西银行,如果占领了银行,比绑架一万名人质更加有效。马恩的这类言行都是恐怖暴力式的,而且至死都没有悔过和道歉。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承认工人运动应该参与议会活动,可是他已经年迈力衰,没有任何相关的实践和理论贡献。相比之下,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摒弃暴力主张,顶着俾斯麦等反动政府的残酷打压,运用智慧和才能,积极展开议会抗争,不断地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同情,赢得了多项权力,保护女工,废除童工制度,保障工人安全和健康,中下层人民的子弟同等享受高等教育,乃至推动同性恋合法化,为国际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民主党对于他们的党史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也是党的理论家和活动家,都是党所尊崇和纪念的先驱。同时也不否认,每位先驱人物也都有理论缺陷或人格瑕疵。第三国际的苏共和苏共扶植的中共则废黜百家,独尊马列。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反而是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比较实事求是,能够历史地冷静地尊重历史。


我在青年时代读过一点马恩的著作,老年岁月再次涉猎,完全是平心静气的思考和判断。我觉得马、恩的思想,剩余价值,理想社会、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无产者大联合、暴力革命、经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逻辑并不缜密,预言多无验证;带给各国人民的灾难,则远远大于他们的一点点学术贡献。而且正因为他们披着科学和理想的外衣,更加迷惑了众多青年和知识分子,掩盖了恐怖主义暴力本质,导致了二十世纪数以亿计的人民生灵涂炭。我的概括是这样的,当今的西方知识界谈马克思,多是不着边际(脱离了该理论的暴力主旨)的概念游戏,当今国内对马克思的吹捧,都是为领导人脸上贴金,玩拍马游戏。马克思主义已是一具尸居馀气的僵尸。


马恩只是因为列宁主义的暴力政权而享受了近百年的虚荣,一旦这类专制的保证覆灭以后,他们的面貌就将失去过度耀眼的浮光,泯然沉入历史的长河之中。


马恩粗鲁的言行


2017年,德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私房话》。现在我已经将它翻译成中文,即将在柏林出版。


这本书告诉人们一个信息,展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跟长期宣传完全相反的另一种形象。脏话连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连篇的脏话,侮辱性词语,全都摘自他们两人的信件和文章,不仅有日期有出处,有的甚至连手稿原件都能找到。


在中国,从小学启蒙就展开共产主义教育,马恩是广受尊崇的集体偶像。在我们的心目中,曾经那么崇高、伟大,脱俗超凡。可是这类信件却反映现实中的马克思分明是一个“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的纨绔少爷,挥霍无度,父母被逼得苦不堪言,走投无路。


马克思对父母的态度和口吻都令任何一个有道德良心的人感到不安。对于恩格斯的家庭,他甚至公然写道:我起草了一个步骤周密的计划,去打劫你们家那老东西的钱财,因为我们已经穷得身无分文了。


书信往还之间,马恩两人对于工农劳动人民,口没遮拦,粗言谩骂,1852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


比这一帮工人更加地道的蠢驴恐怕是不存在的。


1845年恩格斯在《德国状况》这本书中描写农民是:


“地球上最愚蠢的人类阶级,一个摆脱不了封建偏见,聚众盲动,时刻准备着宁死也不肯拒绝臣服的阶级,那个就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过去那样,称呼他们的主人为老爷,从内心俯首称臣,甘愿被蹂躏、被鞭打的阶级。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把李卜克内希称作“这畜生”:……这畜生竟相信未来的“民主国家”!明里暗里,心里想的,一会儿是君主立宪的英国,一会儿是资产阶级的合众国,一会儿又是可怜巴巴的瑞士。关于革命的政策,“它”一无所知。(这里的“它”不是“他”,说的是前面的“这畜生”。——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竟有如此的恶劣行迹,还有惊人的污言秽语。不仅让普通读者瞠目结舌,而且共产党领导集团也觉得尴尬。书中提到梁赞诺夫被处死,原因也在这里。此人是一位俄羅斯学者,曾受列宁的委托,在欧洲民间广泛搜集马恩两人的著述和信件等遗稿。后来他被任命为苏联马克斯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在莫斯科,他组织青年知识分子举行马恩书信的朗诵会,让青年们瞭解马恩的生活经历和轶闻趣事。他搜集资料时,甚至跟著名的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在书信中谈到了马克思私生子的事情。蔡特金认为马克思的私生子确有其事。虽然这些仅仅是小范围的事情,却仍然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下令杀了梁赞诺夫,还命令说:“愚蠢的东西!把材料收好了,藏起来!”伟人们的生活细节怎么可以让普通群众一目了然呢?导师怎么会有婚外性行为呢?那还有什么敬畏感呢?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人民必须有足够的敬畏感。


共产党掩盖马恩的不雅言行


偶像们的生活细节不希望让人知道,更何况他们的恶言丑行,就更要竭力掩盖了。


在马恩生活的年代(马1818-1883;恩1820-1895),他们的著作出版并不多,发行量也不大。P8局限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法兰西内战》等单行本。直到 1913年才出版了马恩的一些通信。马恩遗稿书信,多集中在德国和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到了1917年俄羅斯十月政变以后,在列宁领导下的俄苏时期,才有了官方较大规模出版马恩著作的可能。1930年代,根据马克思晚辈亲属回忆,苏联当局支付高价收买了已知的马恩遗稿和书信,掌握了几乎所有的马恩材料。战后的苏联和东德开始全面整理马恩的著作。双方共同编辑,东德出版德文版,苏联出版俄文版,其它多种语文,包括中文版,则都根据俄文版进一步翻译而成。


马恩全集中也有掩盖马恩不雅言辞的现象。例如1862年8月8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件中。原文为:


Falls wir nicht die Kunst erfinden, Gold zu scheien, wird schwerlich etwas andres übrigbleiben, als da? Du auf die eine oder die andre Weise etwas aus Deinen Verwandten herausschlgst. (有信件手稿原件为证)


中文译文应为:如果我们发明不出屙出金屎的技巧的话,那么,除了你用这样或是那样的办法,从你的亲戚那里讹出一点钱来,就很难有别的出路了。(对应词句是黑体字)。


俄文版中就把“屙出金屎”的脏话删去了。и если мы не придумаем способа делать деньги, то у тебя вряд ли останется другой выход, кроме как попытаться тем или иным путем добыть не-много денег у своих родных.

接着我们再查中文版,发现中文版也没有“屙出金屎”的脏话。这是根据已删节的俄文版翻译的。中文成了:如果我们想不出弄钱的办法,那你除了找一个门道试试从亲戚那里弄几个钱以外,也未必有其他出路了。


1956年非斯大林化以后,情况有所改善。


多年来,苏联几乎垄断了马恩的所有的文稿和材料,关于他们的信件和个人信息,多半都在1960年代以后才陆续出版。在这些出版物问世之前,马恩被塑造成了神圣、高洁、睿智、道德的神化人物。现在,苏联崩溃,柏林墙坍塌了。马恩的传记、手迹和相关的研究材料也越来越多,德国学术界也有足够严谨的学风;企图掩盖和洗白马恩真实面目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困难。真实的情况已经多方面展现在人类的面前,人们可以冷静地反思马列主义了。


马克思的爱情诗歌及其文革趣闻


P12 1950年代是中苏两国掩盖马恩劣迹,神化革命导师偶像最厉害的时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女作者是谢列布里雅柯娃。


该书最令青少年读者瞩目的内容是爱情话题。文革肆虐的时期,人性和爱情成为社会的禁区。可是这本记述革命导师生涯故事的书却花费大量笔墨,描写了青年马克思与他的未婚妻恋爱的情节。书中没有如实地披露马克思挥霍无度、浪荡不羁的表现,却着重叙述了他对未婚妻狂热痴迷的追求。


燕妮,即使天地翻覆迷茫,

你比天空晴朗,比太阳明亮。

即使天下人把我淋漓诅咒,

只要你属于我,我都能忍受。


思念比天上宫殿还高,

比永恒的天地更久长,

比理想国还更美妙,

忧心似海,深胜海洋。


思念无穷无尽永无止境,

象上帝亲自塑造的一样,

你留给我的形象,

我永远无限向往。


你就是思念的化身,

思念两字犹未能表达深情,

可以说它象一团火,

永远不断燃烧我激荡的心。


在特里尔这座德国古老的小城,燕妮是名门闺秀,而且据传是艳冠群芳的花魁,马克思则自视风流才子,穷追不舍。马克思的家庭并非豪门巨富,父亲只是一名普通律师。马克思的过度挥霍,早已让他的父母不堪负担,叫苦不迭。唯一能能够扬长避短的是,他发挥写作之才,用浪漫缱绻的诗句,去赢取燕妮的芳心,击败小城内外的其他追求者。年轻人在热恋中自然是热情奔放,笔底生花。他不仅写了许多首副题皆是《致燕妮》的抒情诗,而且又千方百计地搜集欧洲各民族的爱情民歌。他把自己的情诗和多民族的爱情诗篇精心抄录,装订成册,编为《爱之书》一集和二集,然后又编了一册《歌之书》,奉献给比他年长四岁的燕妮。马克思果然马到成功,赢得了他的倾城之恋。燕妮答应跟他约定,等他完成学业后如约成婚。


爱情的表白,情感炽热,真诚而奔放,内涵单一,欠缺深沉,未必是什么传世的精品。他只有一首诗《狂歌》,曾在他们“青年黑格尔”派自办的学术刊物上刊登过。马克思的爱情诗歌,赢得了燕妮的芳心,却并未在德国的诗坛上发表,也谈不上艺术上的突破。不过是青年人在热恋中常见的青春表白而已。《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选录了一部分马克思的爱情诗歌,该书中文版出版于1959年。接下来的中国六十年代是一个文化枯寂的洪荒年代。马克思的爱情诗篇无意中变成了那个灰暗时代之中,唯一侥幸出版的爱情文字。文革浩劫1966-1976 中,下乡知青广泛地暗中传看许多文艺书籍,也包含这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正值青春期中的下乡知青,惊艳马克思的情诗和浪漫故事,忍不住传抄这些来自欧洲的真实的情诗,以慰饥渴。文革时期爱情和人性话题都是绝对的思想禁区。凡是涉及爱情和人性的书籍,一概都是“毒草”,并被污蔑为黄色书籍。工宣队和专案组最喜欢查抄黄色书籍,却不料这类爱情诗歌的案子,竟查到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好比大水冲了龙王庙,看到作者竟是马克思,只好张口结舌,不了了之。这也算是文革中小小的趣闻吧。这些都是马克思和党政宣传所始料未及的。


马克思的品行和学习成绩


据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介绍,马克思所在中学的校长维腾巴赫很欣赏他文章的思路丰富,高谈阔论。 马克思中学毕业的作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也是这样。从宗教到人类社会,从人类幸福到自身完美。“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十七岁的年轻人敢说敢写,得到校长鼓励,还属正常。但是反观马克思的一生,他从未从事过工农兵的普通劳动,作为知识分子,编辑《新莱茵报》,编写《德法年鉴》,都仅维持一年左右。就连申请一个海关小职员的申请也因字迹潦草被拒绝。马克思脱离人群,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在学生时代,他也不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的中学毕业作文只是全班第五(马恩全集该论文注释),他的高中文凭平均分数为2.4。仅属中上,在32名同学中排名第八。2021年卸任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的高中文凭成绩为1.0,也就是全优。(德国学生凭此成绩申请大学,1分最优,分数越高越差。)波恩大学博物馆陈列的《强迫离校证明》和《学生记录》,说他“制造喧哗和夜间醉酒”遭禁闭,还因“携带军刀而被调查”。他的博士学位是在耶拿大学获取的。


马克思对燕妮的忠贞并不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地久天长。后来不仅有了婚外情,而且还闹出了私生子的丑闻。私生子的母亲,就是他们家里年轻的女仆,莲馨。


莲馨

莲馨


私生子的确认


马克思私生子消息的发现者(1962年)是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学者布鲁门伯格。这个研究所本身就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创建的研究机关。直到1979年才归属荷兰皇家科学院。新版《马克思传》接受了这个私生子的说法,正式写入了传记。传记的作者、美國普利策奖获得者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 也是当今的左派教授和作风严谨的学者,他绝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近年来一直称赞中国的意识形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译本也没有删除相应的私生子内容。因为所有的证据已经确凿无疑。那些所谓反八卦的辩护者,出发点恰恰是变态的八卦思维。


1850年秋天,马克思夫妇想去荷兰的亲戚那里借钱。这个亲戚在马克思的父亲去世后帮助马克思的母亲管理遗产, 马克思想预支一点钱,以后继承遗产时偿还,却遭到了拒绝。出面去借钱的不是马克思,而是燕妮。正是在这次燕妮外出的期间,马克思却跟女佣莲馨卿卿我我,暗通款曲,越过了婚姻家庭的界限。九个月后莲馨分娩产下一名男婴,就是马克思与莲馨的私生子。现在可以查到的出生证上,父亲及其职业栏目空缺,婴儿的姓名是Henry Friedrich Demuth昵称弗雷迪,也就是恩格斯名字的变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意外的丑闻仍由恩格斯出面解决,他对朋友圈宣称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还帮这个孩子找了一个寄养的家庭,倫敦的工人Lewis夫妇,由恩格斯出钱资助。恩格斯的这次援手,不仅挽救了马克思同燕妮的婚姻,也挽救了马克思在社会上的声誉。毕竟,一位向来义正词严的革命导师,忽然有了婚外私生子,对革命运动的形象打击太大了。


1900年左右,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中很多人都知道了马克思的婚外出轨绯闻。真正披露真相的是1962年。学者布鲁门伯格在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原始档案中找到了一封1898年9月2日,由露易丝·弗雷伯格写的一封信。她是社会主义理论家考茨基的前妻,曾是恩格斯晚年的管家,也是莲馨的朋友。(写此信时,燕妮、马、恩和莲馨都已去世)。信中说,恩格斯在死前的数日吐露了真相。弗雷迪是马克思的儿子。马克思的小女儿艾莉诺不肯相信。恩格斯临终前夕已经口不能言,仍在石板上写下了“弗雷迪是马克思的儿子”的字句,以进一步向马克思的小女儿艾莉诺证实无误。恩格斯要求人们在万一他被人指责对待男孩弗雷迪不公平时,才能释出这一信息。他不希望自己的名誉继续遭受诋毁;尤其是当年掩盖了真相,现在已经不再能对任何人有任何好处。而他当时的忍辱含垢则帮助马克思避免了家庭危机。燕妮是富贵名门威斯特法伦家族的大家闺秀,不顾家人的反对,拒绝众多富户青年追求者,选择下嫁马克思,并为了革命运动经历流亡颠沛和穷愁拮据,却矢志不渝;马克思的出轨和莲馨的怀孕生子给予燕妮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她坚决不能容忍留下这个男孩,也不准马克思关注他。


男婴弗雷迪完全不像纯日耳曼血统的恩格斯(白肤金发),却有一张犹太人的脸和一头茂密的黑发,酷似马克思。(女儿们常称马克思是摩尔人,因肤色较黑)


国际女权主义之母克拉拉·蔡特金曾经说过: “弗雷迪太像马克思了!” 燕妮一生没有什么著作,1865年她留下了唯一一篇自己写下的自传。其中有一段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想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它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烦恼。”孩子的生日6月23日正是初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信件也披露出非常明确的信息。1851年3月3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件中写道:“……更具灾难性的是另有一件秘密,我将简要告诉你。但是我现在被打断了正被叫到我妻子的病床前。因此,你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这件事我将留待下次再谈。”两天后,在另一信中马克思再次提及“我现在不告诉你该秘密的详情,因为既然无论以何代价,我都将在四月底拜访你,我必须离开这里八天。”不难想象,三四月份,莲馨怀孕已满半年,身体必已显形,无法隐瞒下去。三个人不得不摊牌说明原委。所谓“秘密”,应该就是怀孕的事。所谓“灾难性”意味着燕妮的愤怒冤恨和痛哭痛骂。自知理亏的马克思不得不经常到燕妮的病床前听候发落。马克思需要让恩格斯出面承担父亲的名义,信中又难以落笔,所以他决定到曼彻斯特去跟恩格斯面谈。后来恩格斯承担了名义,从此掩人耳目,瞒过舆论竟愈百年。所谓“你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说法,有人怀疑恩格斯与莲馨也可能存在暧昧关系,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1850年秋,马克思跟莲馨发生苟合的时候,马克思32岁,莲馨29岁,双方都是精血旺盛,烈火干柴,如狼似虎,(而此时燕妮36岁)。


不幸的私生子弗雷迪


弗雷迪这个不幸的孩子,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走进了一个错误家庭。从1845年到1863年左右,马克思夫妇经历了祸不单行的噩梦岁月: 我们不妨看看,马、燕这几年的困境:


1845年 马克思被通缉,被驱赶从科隆到巴黎,(莲馨被岳母打发来照料)


1846-48年 流亡到布鲁塞尔,


1849年 流亡到倫敦


1850.4 没有稳定收入,租房太小, 因欠房租被扫地出门,警察到场,多人围观,


1850 秋,燕妮虽又怀孕,仍去荷兰向亲戚借款,被拒绝。燕妮在外期间,马克思与莲馨发生性关系。燕妮从荷兰回家,一个多月次子(一岁)病死。马、燕,莲馨三个大人和三个子女(6岁5岁和2岁)才两间房。


1851.3 燕妮怀孕六个月时,莲馨的身孕已十分显形。无法隐瞒。本来此时正是燕妮需要莲馨照顾的时候。


1851.5,燕妮分娩,生下了苦命的弗兰西丝卡,这个女娃生时没有小摇篮,一岁时死时没有小棺材。燕妮还没有满月……


1851.6 莲馨也临盆产下了男婴弗雷迪。手忙脚乱,沸反盈天。燕妮无法容忍这个男孩要送走他,是势所必然。弗雷迪的命运已注定了。(当时燕妮还有个男孩埃德加尔,快五岁,不幸1855年病死病死。从此他们没有男孩。)


1851年春,莲馨怀孕暴露之时,在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并准备跟他面谈的前夕,燕妮必定逼问莲馨,到底胎儿的父亲是谁。这不仅是承担名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问题,马克思的家庭太困难了,两间房,一个产妇和婴儿 ,已经难以负担,(仅仅隔了一个月)再加一个产妇和婴儿,没有一位家庭主妇能够忍受。这个私生子之父必须出面出钱(产妇和婴儿用费),另租房子安排母子,另请一名保姆来代替莲馨照料燕妮夫妇及其多个幼童。逼问的结果是,燕妮必须咽下所有的苦果,还不能哭闹声张。心灵的打击比清苦拮据更加沉重。


妥协的结果是,让恩格斯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诺成年后,一直都在信件和言辞中,只因弗雷迪的生活不好,而指责恩格斯待他不公。马克思不敢关注这个男孩,他太关注,必定会惹得燕妮把事情闹大。弗雷迪在工人家庭长大。后来成了机械工匠师傅,也曾是英国工党在当地的创始党员。1929年去世时,依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马克思。


如果弗雷迪不是马克思的儿子,如果跟莲馨相好的男人不是马克思,或者是菜市场的小摊贩,或者是面包店的小伙计,那纠纷就只是承认关系,承担经济责任和支付金钱的问题;犯得着燕妮“和其他人增加了许多烦恼”?犯得着马克思称之为“灾难性秘密”吗?犯得着让他赶往曼彻斯特央求恩格斯来顶替吗?犯得着告诉自家的三个女儿说“弗雷迪是恩格斯叔叔的儿子”吗?


德国舆论对私生子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看,德国的舆论界怎样看待马克思私生子的问题。德国共产党的创党女革命家卡拉拉·蔡特金就坚持认为:“我瞭解莲馨的男孩就是马克思的儿子,这是一个任何人,包括考茨基等党的领导人无法辩驳的事实。当然考茨基希望这个意外的发现不要公之于众,以免敌对势力向我们泼污。”


东德时期1949-1989 “马克思私生子”的问题多年都是东德共产党党政当局的烫手山芋。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著名的马列专家、马列研究院副院长格姆柯夫Heinrich Gemkow也自我批评式地承认,马克思应该是莲馨孩子的父亲(德国OXI杂志2018 1 23)。联邦德国则在1960年代就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著名的明镜周刊不仅嘲弄了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而且也跟踪报导了记者关于私生子的后续调查。日本记者都月中七(明镜52/1967)发现了弗雷迪1910年的踪迹,英国记者David Heisler(明镜44/1972)则找到了弗雷迪的后裔,文章题为《无爱的孩子》。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国家电视台ZDF在2018年制作了一部剧情记录片《莲馨·德穆特和卡尔·马克思》。这种记录片既有讲解和图文,又有专业演员扮演人物和史实。影片的主角不再是马克思,而竟是莲馨。片长88分钟。是涉及马克思的电视片中最长的。史学界和传记作者们发现,莲馨这个女人,在马克思夫妇的家庭里,实在太重要了。她跟燕妮原是主仆,后来成为闺蜜,然后又成为陪嫁丫环被送往马克思家中,成为保姆和管家,包揽烹调、账目和杂务,(外部环境由德语变为法语,后来变为英语),青年时期成了马克思的情妇,并生下男孩弗雷迪;燕妮病故后,帮助马克思小女儿整理文稿,马克思病故后,打理恩格斯的家政,并帮助恩格斯整理文稿,处理信件,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马恩两家。莲馨在马恩两人的生活历史中留下了不可忽略的痕迹。影片专门介绍这位勤劳一生的睿智妇女。


史学家发掘出来很多真实的史料,尤其是莲馨的故乡城市,萨尔州的圣温德尔市,近年来更加掀起了莲馨热。地方志里发现了莲馨家村落的记载,历史档案馆中也找到了莲馨的出生户籍、教堂受洗、小学入学和经常缺课的记录。在小城里的莲馨·德穆特故居附近,还塑造了一座真人一般大小的铜像。铜像的特征竟然偏偏就是她怀孕期间身怀六甲的形象,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她既是女佣,又是家庭成员,还兼革命运动的秘书,更是情妇和孕妇的社会角色。


铜像除了大腹便便以外,她还凝神端详着手上的一帧照片,照片上正是她的男主人和情夫马克思。


影片有一个桥段则讲述了莲馨与马克思发生了性接触和孩子降生,以及燕妮不能容忍弗雷迪,让恩格斯把孩子送走的情况。


莲馨矛盾的人生


莲馨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的父亲是村里贫穷的面包房工人。莲馨是七个孩子当中的第五个。五岁上父亲就去世了。从小就尝尽了艰辛。她曾经上过小学,可是家里太穷,经常缺课,但是毕竟不再是文盲。十岁的时候,她不得不一再辍学,后来不再上学,到特里尔城里去做帮佣。可怜她自己还是孩子,就要张罗主人家老少的饮食住宿,打扫卫生……工作负担超过了一个小女孩的体能。到了十六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威斯特法伦男爵太太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家,从此她就成了威斯特法伦家中燕妮小姐的贴身丫鬟。威斯特法伦太太极有教养,更有善心,燕妮和家人都很善待莲馨。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莲馨练习了阅读拼写,学会了下棋;燕妮比她大六岁,虽为主仆,她俩却形同闺中蜜友。1843年马克思跟燕妮结婚,莲馨并没有立刻相随陪嫁。燕妮原是闺阁小姐,生下孩子之后,立刻手忙脚乱,婴儿一旦生病,更加束手无策。马克思当时正面临通缉,不得不移居巴黎、布鲁塞尔,燕妮的母亲来信说,我把莲馨打发过来给你,这将是我给你的最好馈赠。从此不论马克思燕妮夫妇迁居到哪里,环境有多么险恶,莲馨都不离不弃,悉心照料。马克思流亡倫敦的初期最艰苦的十几年,入不敷出,贫病交迫,燕妮分娩七次,只活下来三个女儿。因为入不敷出,时时都需要莲馨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周末和假日,革命党的朋友们常来聚会,一同去郊外野餐,都是莲馨准备食品和饮料,既节省开支,又让大家兴高采烈,尽兴而归。大人小孩都叫她莲馨或者尼姆。马克思需要休闲的时候,她还能跟马克思对弈国际象棋。她的棋艺并非一般,有时候还能棋高一着,战而胜之。燕妮去世以后,本来燕妮整理马克思文稿和书信的事情交给了三女儿艾琳诺。其实,莲馨也参与其中。马克思病故以后,莲馨就搬到恩格斯的家里,帮助恩格斯打理家务。实际上也帮助恩格斯整理信件和文稿,特别是《资本论》(卷二)的残稿。她比一般的女佣更多能,实际参与了秘书工作。1890年莲馨因癌症去世。作为马克思家庭的成员,她也被安葬在马克思一家的墓穴旁边。她的本名“海伦娜 德穆特”被刻上了马克思的墓碑。


德国报刊曾经发出质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断言:“人剥削人和资本主义的出现,开始于家庭,开始于对妇女的压迫。”在对待莲馨的问题上,马克思做得怎样呢?


莲馨从一开始就带来了原来的主仆关系。燕妮和她既是主仆,又是少女时代的闺蜜,十分亲近。可是这个男孩降生了。两人之间增加了另一层妻妾同侍一夫的关系。从人权平等的角度来说,莲馨也是人,也是女人,也有爱情,也有母爱,更有亲情。不仅应该获得雇佣劳动的工资,也应该享有恋爱婚姻生养抚育的权利。马克思和燕妮为她着想过吗?给过她追求幸福的权利吗?她的活动范围极受限制,除了在市场匆匆购物之外,几乎都是在马克思的租屋里,做饭、洗衣、清扫,照料年幼的孩子。整天接触的唯一男性就是主人马克思,他的个性、缺点无不在她面前一一暴露。双方的年龄也相仿佛(32/29)。 发生性行为也是两情相悦所致。但是莲馨却忍受了极大的牺牲。不仅孩子不能由自己带大,而且在孩子来探望母亲时也只能在厨房逗留。莲馨和弗雷迪的故事完全跟美國黑人女奴及其与主人共同生下的孩子一样。她甚至不仅不能说出亲生的父亲,而且至死也没有听到三年后恩格斯临终前的真情吐露。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进入私立学校,接受了中产阶级的上流教育,学会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会弹钢琴;弗雷迪却在工人区里长大,成长为机械工匠而已。莲馨守口如瓶,弗雷迪至死都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回事。恩格斯在莲馨葬礼上肯定了她对马克思家庭的贡献,除了在马克思夫妇墓旁安葬以外,莲馨几乎没有享受到任何社会平等的权利。马克思对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表达了深沉的关切,可是在私情发生之外,太少关注这位身边近在咫尺的普通女性劳动者,包括她的爱情和权利。


燕妮和莲馨的姓名音译辩证


长期以来,马克思夫人的名字Jenny, 都被译成燕妮。可是从近年来多部德国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来看,所有的德文解说词和传记作者都读作杰妮。估计因为马克思夫妇后半生长期定居英国,对外交际主要是英语环境,所以大多数称谓都受英语影响,读作杰妮,实乃入乡随俗。但是按照德文的发音规则,Jenny发音为燕妮是正确的。所以本文仍沿用燕妮这个译名。另一个译名是马克思家庭的女仆Lenchen,多年来一直被译为琳蘅。无论是英语还是德语,都不应该如此发音,还加上草头偏旁予以美化,错上加错。经过仔细聆听,无论以她为传主的传记电视纪录片的发音,还是按德语发音规则,都是“莲馨” 更接近原始发音。她的本名是海伦娜,莲馨是海伦娜音转的爱称,德文中颇常见,不应一误再误。

这里特别予以纠正。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朋友,总是让马克思站在聚光灯下,而自己则退居背景之中。其实恩格斯也是当时的一个多彩的历史人物。他因为父亲的阻拦,没有上过大学,可是他的知识丰富,涉及历史、哲学、军事和社会人类学,通晓12种语言;当年《美國先驱论坛报》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英文能说能读,写起来还是吃力,前面的几十篇都是由恩格斯撰写,署名马克思,赚取的稿费直接寄给马克思。恩格斯周游列国,曾经做过学徒当过兵,阅历比马克思更加丰富,他虽然热爱诗歌,科学,厌恶父亲强制他从事的商业贸易,但是他依然很快就适应了商场应酬,长袖善舞,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既满足了家族的希望,又资助了马克思。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过“资产阶级的婚姻关系在含情脉脉的面纱之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他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断言,反而是在完全赤贫的劳动男女中才会存在真正的爱情。他不愿意落入金钱关系的俗套,于是就在工人群体里寻找女友。玛丽·彭斯(1821-1863)是来自曼彻斯特贫民窟的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是英国人看不起的民族(类似于国内的某些地域歧视),工人更是穷苦的底层阶级。1843年恩格斯去曼彻斯特本公司厂家参观新机器,厂里培训了最聪明的女工们做操作演示。玛丽的美丽优雅和机智应答,打动了年轻的恩格斯。可惜玛丽没有教育背景,不会读书,不会写字。但是也正是她引领恩格斯走进了工人阶级的贫民区,出入工人住宅,拜访工人酒馆,一起喝酒,一起谈心。亲身的的经历和直接的田野调查,促成恩格斯写出了他最早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考察和写作增进了他们的爱情,他们俩没有官方的结婚手续,却共同生活了二十年。比玛丽小六岁的妹妹莉迪亚·彭斯曾作为管家住在一起,姐姐去世后,她接替了姐姐。他们又共同生活了十五年。阶级差异极大的婚姻在历史上被长期传为佳话。异乎寻常的婚恋经历,并不能得到当时的流俗所容忍。彭斯姐妹出入恩格斯的豪华住宅,不仅引起外人侧目,就连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也对恩格斯陪伴彭斯出入公众场合,向他人介绍这是他的夫人时,感到十分意外,几乎大惊失色。


此外,1878年莉迪亚病重时,已近弥留之际,她竟提出要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与恩格斯办理结婚。从这番“至死不渝”的“请求”来看,恩格斯与彭斯姐妹的同居生活并不像是美满理想的神仙眷侣:双方实际面对着贫富和文化的巨大悬殊。恩格斯家财万贯,身为厂商的少东家,彭斯家庭的衣食住行都由恩格斯支付; 恩格斯学富五车,通晓多种外文,彭斯两姊妹目不识丁,据说她们奉献的是恩格斯无比珍视的“无产阶级感情”,“比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更为可贵。


恩格斯这样的赞誉可信吗?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是坚决的无神论者,在《反杜林论》中揭露宗教的本质,支持妇女解放,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宣誓,要跟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他不跟家里安排的资产阶级小姐成婚,在女工中寻找终身伴侣,不上教堂,不进官府办理正式婚姻手续,都是在实践他的理念。


可是莉迪亚临终提出了什么请求?按照天主教的礼节,在病榻前跟恩格斯完成婚礼,以赢得“恩格斯夫人”的名分。恩格斯答应了。牧师进门,行礼如仪,几个小时以后,莉迪亚去世。恩格斯说莉迪亚具有最纯正的无产阶级血统。莉迪亚跟恩格斯同居十五年,之前与姐姐玛丽一起三个人共处超过二十年,到头来竟对恩格斯提出这样打脸的要求,对恩格斯的毕生理念也太不给面子了!墓碑上刻着鲜明的十字架,写明莉迪亚——恩格斯之妻 wife of F. Engels。


恩格斯,革命的理论导师,几十年的共同生活,竟然连一个身边人的传统社会观念都无法扭转,侈谈什么改造世界!空谈什么阶级感情!简直形同讽刺。在政治方面,莉迪亚作为爱尔兰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又是恩格斯的爱人,却完全不具备共产党人的觉悟。恩格斯不仅资助了马克思一家,而且也资助了彭斯姐妹乃至他们的家人,甚至还包括姐妹俩的外甥女,(上德国女子学校、做生意)。莉迪亚临终请求的悲剧性似乎也冷酷地告诉我们,马、恩的思想,如果没有暴力相伴随,并没有强大的精神效应。或许还有更悲剧性的揣测,恩格斯跟莉迪亚的关系,只是一种泄欲对象的关系,根本就谈不上深入的思想情感交流,于是临终只剩下一个虚妄的名份要求。恩格斯或许根本就没有将身边人感化成一位女性共产主义战士的目的。同床异梦,是什么爱情?


我们少年时代读过回忆录《我的一家》(陶承口述,何家栋记录),知道一点中共地下党员把一名文盲女性培养成中共革命妇女的革命故事。陶承跟莉迪亚比起来,多少还有些思想上的进步。无独有偶,通过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日记诉讼案,人们看到了另一类中共妇女高干的形象。文化背景极低、满嘴脏话的老革命张玉珍,作为李锐的续弦夫人,服从中央组织部的指示,不仅辱骂打击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而且在2021年提起国际诉讼,妄想将已经捐献给美國胡佛研究所的《李锐日记》索回中国,以捂住其中透露的历史真相。张玉珍堪称是中共妇女高干中的老战狼。与其会变得如此穷凶极恶,还不如让恩格斯夫人安于自己名正言顺的名份,倒也罢了。


恩格斯风流生活的另一面


恩格斯的婚恋生活别具一格,引起各界的注意。1847年3月9日恩格斯住在巴黎时,给流亡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写过一封信。他召唤马克思也应到巴黎去一起狂欢。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我有五千法郎的年金,我就只是埋头工作,并且和女人们消遣,一直到我生命完结。如果没有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活着。但是,只要还有浪漫女郎,那就得啦!”这里的消遣也就是厮混;浪漫女郎(是中国官方的谨慎译法),恩格斯写的是法文grisette。原指缝帽女工或轻佻少女,英国卫报周刊直译为妓女。从这里可以推知,恩格斯也曾有花天酒地的经历,而且招引马克思到巴黎去一起厮混。恩格斯,一个德国大厂家老板的小开,来到了欧洲最灯红酒绿的巴黎,“入乡随俗”一番,并不令人奇怪。不过,请记住前后的日期。刚好是在两年前,他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刚刚出版,描写了工人区的破败和脏乱,妇女蓬首垢面,儿童失学无助的景象。这封信件的几个月后,恩格斯和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848),痛斥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


实际上为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义愤填膺,为自己的纵情酒色缱绻陶醉,都是他真实的思想。以这一封白纸黑字的恩格斯信件作为证据,研究者认为他除了包养彭斯姐妹,另有相好做性伴侣——其中包括法国的浪漫女郎在内,也成为可能的合理推断。


平心而论,恩格斯不断应酬工商庶务,难免声色犬马,出入茶楼酒肆,沾染江湖习气多少也还是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而马克思学生出身,博士加冕,竟也口不择言,笔底污浊,就实在有点超乎想象了。


我们每个中国人几乎都接触过一些马列主义的“宏伟”言词。世界的进步并没有按照马恩的预言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崩溃瓦解,反而帮助中国的经济实现了繁荣。以上内容,展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私房言语和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大家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和看清他们的真实面貌,并且冷静地思考,这些所谓的革命导师绝不是神,而是人。以此增强对一切个人崇拜的免疫力。运用我们的独立思考,推翻一切个人迷信的偶像和伪科学!


以上引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和文章,都是可以核查的。马恩全集的德文版、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已经数字化上网,只要在马恩全集网下输入“谁,年月日,致谁信”或(马、恩)文章名(必须要准确)就可以找到。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九九期(cm1123a)


谢选骏指出:李泽厚是个人渣,所以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样一来,和万恶的马克思相比,他的斑斑劣迹就不算一回事了。所以看来看去,只有人渣才会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至于上文的作者独宠恩格斯,何以哉?因为当今中囶,是恩格斯主义——共产党员自己当资本家——当道了。


《彭小明:德国学者为马克思画上句号》(2018年05月17日 舟巷)报道:


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有座马克思的故居博物馆。每年都有许多中国人到那里去参观。该馆的留言簿是厚厚的一大本,里面中文很多。因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德国人名字莫过于马克思(另一个应是希特勒)。留言中也常常两极对立,改革开放不久得以出国的老干部膜拜、赞颂不已,称他是革命导师,理论鼻祖;而终于脱离党政监控来到自由世界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则骂他是旷古恶魔,是民族灾难的象徵。因为题词者太多,数月更换新本。我曾向该馆提出阅读整理的书面请求,被管理委员会以保密为由拒绝。此外德国西部已没有马克思的纪念像,祇有东柏林还有两处马恩铜像,作为国家保护文物,不准暴力摧毁。列宁铜像则已全部铲除。


在全球化的浪潮波涛汹涌之间,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又重新热闹起来。2005年8月德国《明镜》周刊搞了一次民意调查,被访者中竟有六成六的东德人,还有五成六的西德人表示:“尽管有斯大林、毛泽东和东德的恶例,社会主义仍不失为一种好的理想,祇是被糟糕地误导了而已。”接着,《明镜》又主持了一场学者对谈,专谈马克思。两位学者中,希克尔Rudolf Hickel 教授,63岁,是不来梅劳工和经济研究所所长,从七十年代开始教学马克思学说。他是德国选择经济协作团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自我标榜为凯恩斯主义者。诺尔特Paul Nolte 教授,42岁,保守主义改革派,历史学家,是《改革的世代》一书的作者。曾在不来梅私立国际大学执教,现在又到柏林自由大学执教,幷将马克思著作列入教学计划。


一般的通例都是这样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知识分子提起马克思都深恶痛绝,不屑一顾,倒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还比较冷静客观,臧否自如。德国知识界大致也是这样。希克尔大致认为马克思是个天才作者。马克思站立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精神历史上与弗洛伊德和尼采齐名,再加上达尔文,是一场雄奇英武的四重唱!


马克思是一个怀抱他的思想的浪漫家,按照这种思想,人们就应该清晨去打猎,午后去捕鱼,而间歇之间则清谈哲理。希克尔承认他是在68年的欧洲青年运动中拼命啃读马克思著作,嗣后又大而化之地讲授了马克思学说。甚至就是他在不来梅大学把马克思学说辟成为必修课。不来梅大学成为马克思研究重镇的形象也是由此形成的。但是他们很注意决不容许教条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的教学齐头幷进的是凯恩斯,亚当斯密,哈耶克等名家。绝没有独尊“马”术之嫌。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做了系列化的分类,希克尔还专门对《资本论》进行了评说。他说:毕竟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一个西德的偏僻省份(指不莱梅州)弄出一个价廉又易读的马克思主义平装本来(指庸俗化),实在是太容易了。


诺尔特的马克思是另一个马克思。他属于那种没有把三大本《资本论》像其它马克思作品那样一本正经精读,仅仅是偶尔翻翻,再参考一些介绍评述之类的人。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是在1980年代,在中学里,那时马克思的东西有点像今天的纳粹的东西,所有的专业,地理,历史,哲学,德语和宗教都谈到马克思。诺尔特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感到兴趣。觉得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家,描绘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景,而且还设想了这个社会的制度如何运作。这些曾经都很令他神往,现在也令他神往。对他来说,马克思一直是一个写作和思考都十分明快,而又好走极端的人。


诺尔特是相当彻底地从左派出发的。后来进了大学,当然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很自然。因为其它的影响出现了。例如,马科斯韦伯。还有其他的思想家。他从一开始,在读马克思早期作品的时候就对马克思有所保留,觉得他既不阴森恐怖,也不易令人亲近。马克思的思想和作品的类型,比如他跟人家论辩的文章,总令人感到对人的不尊重,是把意见不同的人放在蔑视的基础之上的。诺尔特认为马克思是一个跟社会格格不入,又怕被社会抛弃,于是就拼命努力的人。希克尔完全赞同这一点。马克思在把论敌痛斥为密探,“卧底”的时候,言语十分尖刻,饱含嘲讽。同时希克尔又认为因为马克思本人正是一个绝对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局外人,一个狂怒的论说者。他不得不对抗资产阶级理论家群体。所以才会有如此表现。


希克尔十分可贵地表示:“如果我们今天谈论马克思,就必须首先将他的形象跟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故意捏造的马克思圣像划清界限。否则就不仅把圣像光环,也把许多罪恶都推到马克思头上去了。马克思自己说过:我不愿意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他还说过,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把他的追求表达为实现自由王国,工人阶级摆脱枷锁。马克思非常严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的衰亡。这是一项很大的成绩。


希克尔谈到马克思提倡消除社会歧视,让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都能接受相同的教育。就是要减少人的非自主性。诺尔特认为这正是马克思想法的危险性,马克思总是让那个巨大的可恶的资本主义作为罪魁祸首而出现。其实,其它的社会原因也要对此承担责任。诺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凡是涉及权利,涉及自由,除了嘲讽之外,什么都没有。他对自由根本没有概念。这是马克思灾难性的缺陷。


明镜记者提醒说,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所有人的自由祇有跟个人自由一起才能存在,反之亦然。诺尔特坚持说,虽然如此,但是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从中推出理论,也没有从中推出模式。希克尔则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始终是对资本主义最好的解剖,但是幷没有设计出一个细致入微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所以今天不可以停留在马克思那里。至于这一次人们又要回归社会主义,对不对呢?希克尔认为这作为走向新自由主义的一种选择的话,是对的。资本主义的现实证实了马克思说的话,人的各种非自主性仍在不断的增加。人仍然不自由。被工业大企业强权所左右。


诺尔特说,马克思给我们遗留下来的遗产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还应该说一说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议。这个专政取消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取消民主,取消市场经济,马克思还说: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只是一个论辩的措辞,还是一个隐喻?不,它的后面还有很多含义:一个真正的专政的设想,一个要把统治关系颠倒过来的特定阶级攫取权力的设想。它已经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统治,征服幷且最终从肉体上的消灭。这些虽然不是马克思本人说的话,可是这些结果幷非偶然地来自马克思。是他开启了大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自由权利的灾难性的颠覆。


希克尔则替马克思开脱,他认为这类谴责多如牛毛,常常把马克思一棍子打死。毕竟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反抗资本专政的一声呐喊。明镜的记者询问道:我们今天还能跟马克思学习些什么?诺尔特认为,祇有阶级分析。现在社会重新又跟阶级构成的现象有关,跟一个日益分裂的社会有关。但是这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今天的阶级关系是另一回事。大概就是社会的等级。社会分配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而且制造了人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能够摆脱的社会处境,个人力量常常是无力的。


希克尔补充说,德国社会百分之十的成员支配着超过百分之四十七的财富。人们感到一种无序的资本主义压迫着无自主性的人。政治家现在不去跟失业抗争,却还要把经济危机的受害人逐步制造成罪犯。诺尔特认为,资本主义历来一直都是具有活力的,而且自然地自我变更着。而德国政治家没有掌握好调控。马克思的教条幷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工薪劳动者处于非自主性的无权地位。大企业的强权决定了提供什么工作机会,什么工作条件。祇有政治调控才能削弱这类反民主的不规则性。偏偏马克思与之风马牛不相及。在马克思的时代萌芽了一种集体的组织原则,后来在19和20世纪走向高潮,人们从这个原则中组成跨地区的大型组织来认同自己的身份,现在这种原则已经走向结束。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这样组织起来。比如工会,今天已经好像是乡巴佬式的明日黄花。


明镜记者问道:“马克思主义今天到底是什么?是信仰,是学说,抑或是一种方法?”诺尔特明确地回答说:是一套已经属于过去的历史的东西。它曾经很卓越,但是毕竟已属于历史。过去它曾改变了世界。它促成了一场智能的和政治的运动。一种共生状态也是有点独一无二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工人运动是不可想像的,工人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可想像的。现在两者都已经风光不再。希克尔提醒说,马克思主义倒是部分地在企业经济中赢得了意义。一些经理进修班又搞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促使人们去思考新的选择。德国已经完全陷入了选择的迷惘。


诺尔特感慨地说,我们需要一个人,能在21世纪初叶开启一种智力上类似马克思这样的动人心魄的方法。意思是说,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成为过去,希望有一个马克思式的天才人物来开创新时代的新方法。希克尔建议合作进行尝试。而诺尔特开玩笑说,您不妨可以当马克思,但是我扮演不了恩格斯。


明镜记者直入本题地问道: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建设一个社会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是他的理论错了呢,还是他的理论被滥用了呢?希克尔说,马克思幷没有帮助过什么人,直接进行社会建设,却用一句“无产阶级专政”的鼓动性说词为滥用他的理论提供了模式。他的意思是说,理论本身没有细致入微的社会设计,又为滥用提供了模式。诺尔特说,另一方面,各种强大的滥用马克思理论的体制,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出现在不发达社会的土地上,也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曾经特别描写过的科隆、巴黎、伦敦三角中的社会,已经预先具备了不必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充分自由潜能。


明镜记者又问:今天一个超然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仍然是可以想像的吗?


希克尔回忆,50年代还存在过像模像样的制度竞争。那个经济上幷不强大的东德曾经足够让西德这一方感觉到芒刺在背而谨慎选择。当时西德为什么朝社会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也有与东德社会主义竞争的背景原因。当然现在这一点又成了问题,作为一种选择的资本主义完整形态今天又找不出模式来了。希克尔把立场重新拉回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抑制的立场上来。至于更加准确地谈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则他也说不上来。诺尔特认为,现在人们可能更加明确而又经常地说,根本就不会有这种超越!关于第三条道路问题,诺尔特说:到底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存在的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处心积虑地把社会市场经济规范到跟资本主义原则上有所区别的概念上去。他表示否定:“我们追求的是接受制约的国家调控,但是幷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东西”。


希克尔的观点代表了德国多数人的想法。全面私有化,去除调控,一切都托付于市场,摆脱了制约的资本主义将是一种非人性的冷若冰霜的状态,它祇会导致社会的危机。他坚持,跟无制约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市场经济始终显示了优越性。


明镜记者打破沙锅问到底:请问,到底卡尔马克思错在哪里呢?两位学者的答案侧重不同。希克尔说:


“马克思本质上的错误在于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按规律地发展;这一规律是通过利润率的下降来描写的;这一制度长期发展会走向崩溃。这一立论本身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不断地应付它的危机而找到新的存在形式。这一资本主义的所谓必然发展趋势导致马克思低估了政治形态的必要性。这里的政治形态,按我的理解,说的是社会必要的选举、立法、司法、咨询、新闻、教会和民间社团等等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发生对资本主义的状况进行调控和更新。马克思低估了这一切,寄希望于打碎国家机器,开展暴力革命,然后建立革命专政。诺尔特则认为:马克思根本上低估了自由民主的本质。他以他的无知站在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宽容,自由权利,议会制等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地位得到承认的。于是也就有了灾难性的结果。”


最后,希克尔还为马克思辩解了一句。他说如果马克思要破解一个制度的密码,而在这个制度中的宽容和自由权利都已遭资本主义的强权肆意蹂躏的时候,人们不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说,是他拒绝了这些概念。今天把马克思说成是反民主的傻瓜,也是不公平的。以上对话内容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2005年36期。读了德国学者的谈话,我们不由得感慨万端。马克思的卓越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个观点八十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已经精闢地指出了。他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中说: “马克思祇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他诊断出了资本主义的病症,却没有找到怎样维持一个国家的健康的方法。


马克思没有设计出具体入微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经历的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被灌输的马克思的圣人形象也不是真实的马克思形象。包括他对爱情和非婚生孩子的不负责任态度,是长期秘而不宣的重大机密。


其实,马克思这些个人隐私幷不能遮掩他天才思想的光辉。躲躲闪闪反而暴露了政宣部门的阴暗心理。我们所学习的马克思,是党政垄断了一切解释教条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完全失败了。苏美、两德、朝韩、大陆台湾的对比,一目了然。中国改革后的新发展跟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无产阶级专政的样板 “古拉格”和“劳改”跟纳粹的集中营一起成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名词,钉上了耻辱柱。他说科隆伦敦巴黎三角地区可以免走专政之路,究竟是什么含义?难道他觉得最有专制传统的地区如中朝越等东方国家一定要重复固有的专制,才能获得解放吗?


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之下人们没有自主性、没有自由,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集团掌控了一切财经资源和一切镇压手段之后,人民岂不更加丧失了一切的自主性?从思想的监控到肉体的消灭,经过国内反右、文革及其它政治运动的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各自记忆中的恐怖情景。对于苏联、中国、朝鲜、柬埔寨数以千百万的牺牲者,马克思作为无产阶 级 专政理论概念的始作俑者,到底要承担多少责任。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至少二十世纪一大半毁灭人类的罪行跟他的学说脱不了干系。而且无产阶级专政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纳粹专政更多,黑暗时期也比纳粹更长。


德国平毁了所有的列宁和斯大林的铜像,保留了一两处马克思(恩格斯)铜像作为历史文物。或许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对恐怖理论的始作俑者与签署死亡命令者的区别对待。我们幷没有忽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论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天才思想,已经被沿用成了人权民主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根据这个原则,民主国家的人民必须关心专制国家人民的人权民主,西德人民要为东德人民的民主人权奔走呼号,台湾人民要为同文同种的大陆人民的民主人权奔走呼号!


我们更没有说马克思是反民主的傻瓜。相反民间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严酷的监控之下找到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反对书刊检查制度,提倡言论自由的论述。把它们摘引出来,嘲弄党政宣传官僚的颟顸和横暴。甚至马克思给他的恋人燕妮所写的情诗,在文革扫荡一切爱情和温情的时代,成为下乡知识青年自我辩解和排遣的藉口和避风港。他那严肃冷峻的专政理念和他那情意缠绵的艶丽情诗竟然在他身后形成了如此惨烈的对峙,里面包含多少马克思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悲剧意味,令每一个曾经学习和崇拜过马克思的中国人痛恻心扉。“马克思主义已经属于历史”。德国学者为马克思画上了句号。跟它共生的工人运动已经不再轰轰烈烈,成为明日黄花。德国工会过去一百多年跟社会民主党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施罗德的第三条道路使双方的关系彻底冷淡渐行渐远。


马克思主义仍是大学讲堂的一门功课,是历史不可抹煞的一环,但再也不是匡时济世的万应灵丹。在经理学习班中聊备一说,也超越不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德国学者坚持社会市场经济,在前提上已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否定。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早已有气无力。今天的世界上除了伊斯兰教极权国家,几乎没有官方意识形态了。中国大学生最不爱听的课程是马列主义原理,出版社最怕接受的书稿也是马列思想阐述。现执政党失去了信仰的维系,仅仅依靠利益的纽带,一旦经济崩溃,苏联式的政权倒台岂能不是势如雪崩?


2005年7月英国BBC的一次听众问卷,“谁是你最敬仰的哲学家?”马克思独占鳌头,达到百分之27点93,远远超过休谟等其他哲学家。国内的一些人为此沾沾自喜,认为马克思在西方世界风头仍健。我想起基辛格曾对周恩来讲过的一件事情。他说美国一般百姓,你问他国务院(美国外交当局)在什么地方,十有八九不知道,可是你问他税务局在什么地方,他立刻会详细地告诉你。小老百姓比较容易认识切身有关的人和事。


马克思被人关注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更是一个关注底层劳动阶级的经济学家。他的口号有明确的关注弱势团体小民百姓的倾向,所以马克思比任何其他学理艰深的哲学家更容易家喻户晓。因而百年之后依然被人们铭记在心。说得难听一点,如果在普通群众中调查作家的排行榜,严肃的、思想深邃的作家肯定名排名靠后,武侠,乃至色情小说家的排名往往大大超前。德国的类似问卷是由一家有明显色情倾向的通俗小报图片报和电视二台联合举办的。马克思荣获“德国最伟大的人物”称号。依靠这样不起眼的民意调查结果来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自我解嘲,刚好从反面衬托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穷途末路。


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早已人去楼空。德国绿党魁首、联邦外长菲舍在大选中失利,退出政坛之际,他决定让在法兰克福经营了25年的“卡尔马克思”古旧书店关门大吉。迅速处理所有的马恩典籍,店面作价让给一家麵包连锁店。柏林街头当然还有个别咖啡馆内装饰着马克思的画像或雕塑,可是那份怀旧的意义,又能比北京街头的“上海酒楼”上张挂的月份牌上海少妇图深刻几分呢?(月份牌上海少妇图是上世纪2、30年代的风俗画)。


作者投稿


谢选骏指出:人说“我曾向该馆提出阅读整理的书面请求,被管理委员会以保密为由拒绝。”人又说“2005年8月德国《明镜》周刊搞了一次民意调查,被访者中竟有六成六的东德人,还有五成六的西德人表示:‘尽管有斯大林、毛泽东和东德的恶例,社会主义仍不失为一种好的理想,祇是被糟糕地误导了而已。’”——我看据此可说,德意志民族就是一个魔鬼主导的畜群,无可救药了;那里发生种族灭绝一点也不奇怪,不发生反倒是奇怪的。从德国继续保存马恩死相的劣迹来看,那个阴暗的魔鬼之地再次发生种族灭绝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后记 习惯性反驳是创造性思维的开始


《毁掉你人际关系的罪魁祸首:习惯性反驳》(2023-05-26 YouCore)表达:

在《鲁豫有约》这档访谈节目中,当主持人鲁豫采访嘉宾时,如果得到的回答与她的预期不符,她会习惯性回一句话:“真的吗?我不信!”

这样的质疑,常常让嘉宾感到尴尬,甚至哑口无言。

就连鲁豫自己,后来也忍不住在脱口秀中自嘲:她刚到凤凰卫视主持节目《凤凰早班车》时,工作非常辛苦,但身体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体检的医生对她说:“没问题呀,你这么健康,工作肯定很轻松吧。”

鲁豫回答说,“我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呀!”

结果医生回道:“真的吗?我不信!”

随后,鲁豫开始吐槽这句话,“这大夫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像鲁豫一样,我们都清楚没有人喜欢被否定;但在实际沟通中,我们却又经常忍不住反驳他人。

比如,当别人兴致勃勃地分享一个最新发现时,有些人会回答说:“你才知道呀,我早就知道了。”

当下属向领导汇报工作想法时,有些领导会立即回复:“你这个思考逻辑是不是有问题啊?”

当你习惯了反驳他人,你会发现主动与你交流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少,偶尔难得有个人来跟你交流,你往往也是跟对方聊得不欢而散。

既然习惯性反驳对人际关系损害这么大,那么我们该如何调整这种表达倾向呢?

你不妨试试以下三点建议:

01 第一回应Yes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自我保护的心理防御机制,为了保护自我的认知、立场和自尊,当听到反驳时,这个防御机制就会咯噔一下激活,让你不自觉地反感对方的言论,哪怕对方说得天花乱坠,你也听不下去。

因此,对别人话语最好的第一回应永远是“Yes”。

当对方听到你说“Yes”后,自我保护的心理防御机制就不会被触发,他会不自觉地开始听你说yes之后表达的观点和意见。

你可以观察下,你周围那些和人相处愉快的朋友、会管理和激励人的领导,是不是大都是“yes”派呢?

要说好“yes”,由浅到深有三点方法:

1 简单附和

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你只需要点头,说“是的”,“你说得对”即可。

只要做出认同的姿态,哪怕你是假装的,对方也会忍不住对你产生好感。

2 提炼认同点

从对方的表述中,提炼出要点,并以特别认同的方式讲给对方听。

例如,有人跟你感慨:“我觉得管人啊不能一刀切,要能容忍不同人的缺点。像谁谁谁,她办事一根筋,不知灵活变通,与其要她灵活变通,不如就只给她安排需要原则强、变化少的工作。”

这段话你听了后,就可以提炼出认可的部分,并反讲给他听:“你说得太对了!我们做管理,就是要像你说的这样,用人所长、避其所短。”

这种提炼认同点的Yes,就比简单附和的效果更进一步,对方不但对你有好感,而且还觉得你有水平,你的认同有价值,就更愿意继续跟你聊下去。

3 感同身受

如果你还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别人的情绪,做到感同身受,那这种Yes就更高级了,对方会视你为知音。

不过这一点比前两者都要困难很多,因为它要求你跟对方有类似的身份地位、价值观、知识结构或者相同的成长经历。比如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

所以,这种Yes作为可选项即可,碰巧能做到更好,实在没法共情,做到前两点也完全够用了。

只要你能将自己的第一回应,默认改成“Yes”模式,一周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和别人的对话会流畅很多倍。三周之后,你跟周围人的人际关系就有明显的改善。

02 降低Ask的质疑感

跟人对话时,第一回应默认用“Yes”,肯定是最佳选择。但如果在对话过程中,你只是一直点头表达Yes,对方就会觉得你在敷衍了。

特别是许多人的表达能力有限,很多时候他自己都觉得没说清楚,你却点头说Yes,不但不会拉近跟对方的关系,反而会让对方瞧不起你。

所以,人际沟通时还得会Ask,用提问跟对方做一些澄清。

这时问题就来了,提问问得不好,就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被质疑的感觉,觉得你是在质疑他。

我就亲历过一个反面例子:

前段时间,我闺蜜(差点成了前闺蜜)追剧时喜欢上了一个明星,我们闲聊时她感慨道:“朱一龙真帅啊。”

我没多想,直接回了句:“哪里帅呢?”

她当即和我翻脸,觉得我质疑她的看法很可笑。

我是真委屈呀,因为我压根没想着质疑她,确实是不知道朱一龙长什么样,就是单纯想问下他哪个地方比较帅气。

但没留意提问的方式,就被闺蜜误解了。

在生活中,和闺蜜发生这类误会还好,因为彼此了解对方的为人,事后很容易解释清楚。

但如果是在工作中或者和还不太熟悉的人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可能就不会当面跟你表达不满,而是会私下认为你爱抬杠、情商低。

我经常因为爱提问发生类似的误解后,痛定思痛总结了三个减少Ask的质疑感的方法,跟你分享下。

第一,Ask前,先表达对对方观点的理解。

比如,“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可以再进一步解释……吗?”,“你刚才提到的观点很有启发性,可以再具体说下吗”。

这可以让对方明确我们提问的出发点,是真诚的理解与好奇,而非质疑他的立场。

第二,Ask时,避免使用绝对或极端的词汇,如“为什么”、“真的”、“怎么会”。

这些词汇容易让问题显得过于直接、甚至挑衅。

你可以选择更温和的措辞,让提问的语气显得更开放和中立。

比如,“请具体解释一下”,“请举例阐明”,“可以详细描述……的原因吗?”。

第三,观察对方反应,在必要时澄清Ask的目的。

如果察觉对方有被冒犯到的信号,立即适时重申你Ask的目的。

比如,“请不要误会,我提问的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您的观点。”

像上面这样降低Ask的质疑感后,你的提问就只会拉近跟对方的关系,而不会被对方误解了。

03 正确表达No

第一回应“Yes”,对话中适时Ask,你已经完全能够拉近跟任何人的人际关系了。

但如果你还想有更进一步的效果,让对方不仅是亲近你,还更看重你,甚至崇拜你的话,那还得学会正确表达No。

如何正确表达No呢?

在辩论节目《奇葩说》中,蔡康永表现出的三项辩论技巧就很适合我们上手应用。

1 引用例子来表达相反的观点

《奇葩说》有一期的辩题是:“痛苦的绝症病人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我该不该鼓励他撑下去?”

蔡康永没有直接说“不该鼓励”,而是以他主持的《康熙来了》为例,说节目当时宣告停播的时候,很多观众鼓励他继续做下去,但是他压力很大,不开心。他更希望观众们能够肯定他的过去,让他离开,这样他反而会更舒服。

像蔡康永这样,通过引用具体的例子来阐述相反的观点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通过引用具体的例子或讲故事,可以直观地展示相反立场的影响和后果,从而更能增强对方对你相反观点的接受意愿。

在实际工作中,当你想要表达No时,同样可以多采用这种引用例子或讲故事的方式。

比如,不赞同对方的方案时,你可以回复,“这套方案我之前正好用过,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或“类似的方法正好其它有项目用过,具体情况是…”。

基于具体事实或实例提出的异见,会显得你更加中立和理性,也更易被对方接受与理解。

2 表达对对方的关心和担忧

针对辩题“没有上进心,有没有错?”,相比于其他辩手言辞激烈地输出自己的观点,蔡康永不是给出自己的观点,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表达出自己的担忧和顾虑:

“我没有办法说没有上进心是一个过错,可是我有把握地说,没有上进心,你一定会错过。”

当你像蔡康永这样,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的处境表示关心和担忧,对方自然就会愿意听取你想要表达的内容。

工作中,当你想表达不同意见时,也可以运用这个技巧。

可以这么说,“我担心这个时间节点实施,会影响你任务的最终完成效果”,或“如果没有进一步落实相关条款,后面推进这个方案,我担心你会遇到困难”。

3 提供替代方案

针对辩题“该选择爱你的人,还是你爱的?”,当对方辩手提出“选择我爱的,因为我要主动追求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观点时,蔡康永的回应是这样的:

我觉得大部分人在一味在爱对方的时候,常常是忽略了自己最美好的部分。

我们常常不够爱自己,常常要通过爱我们的人才能够发现我们自己有多么好,所以我们最后是依赖着那个深深爱我们的人,而让我们相信自己值得被爱,我们是一个好的人。

因此不要轻易拒绝,让你感觉到自己好的机会。

在不得不否定对方的同时,像蔡康永这样,给对方提供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告知对方:“其实要达成你的目标,可能存在一个更好的方案供你参考。”

这样,对方不仅不会反感你的否定,还会认可你的专业,甚至感激你的建议。

在工作中,当你想表达不认同时,也务必要提供一个替代方案,这样就可以给对方传递一个友好信号:我的异见是基于对问题的深入思考,是想帮你解决问题的,而非主观反对。

用好上面三个正确表达No的方法,不仅不会让对方产生反感,而且还能让对方感知到你是在帮他更好地实现目标或帮他变得更好。

04 小结

习惯性反驳的根源是,你更乐意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按自己习惯的方式与人交流。

这么做了后,你确实是爽了,但也给别人留下了“与人为难”“爱抬杠”的不良印象,从而摧毁了自己的人际关系。

挽回的方式切实也挺简单,就是转变自己与别人的说话方式即可。

1、与人交流,第一回应默认讲“Yes”。

2、当需要提问时,减少Ask的质疑感。

3、不得不表示不同的看法时,用以下三个技巧正确表达No:引用例子、表达关心和担忧、提供替代方案。

网民嚎叫: 

hardlyconfused 2023年05月27日 09:10

这下我都不能反驳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毁掉你人际关系的罪魁祸首:习惯性反驳”——我看“习惯性反驳是创造性思维的开始”——这是“习惯性反驳”的一体两面。何去何从,自己选择!反正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书名
心理学怎么可能认识自己
How Can Psychology Know Itself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6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65


内容提要
人说——对于“我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个问题……很复杂,也难于理解,可是,那些希望得到一个容易理解的简单答案的人只得放弃心理学,转而去天文学、数字学,或者对人类行为的某种类似解释中寻求它。
我看这是“心理学”的合理边界之一。事实上,心理学无法认识心理,心理学所认识的无非是心理学;可是心理学又怎么可能认识自己呢?

Executive summary
People say - The question "Why do we do this"... is complex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but those who want a simple answer that is easy to understand have to give up psychology and turn to astronomy, numerology, or It is sought in some similar explan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able boundaries of "psychology". In fact, psychology cannot understand psychology. What psychology understands is nothing more than psychology. But how can psychology understand itself?



谢选骏:不是AI毁灭人类,而是人类自我毁灭

《AI毁灭人类的“末日概率”是多少》(KEVIN ROOSE 2023年12月8日)报道:


本文是“交易录峰会”(DealBook Summit)特别报道的一部分,该峰会得到了世界各地商业及政策领袖的参与。

AI公司Anthropic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给出的数字是10%到25%之间。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汗近日告诉我,她认为的数值是15%。上月担任了五分钟的OpenAI临时首席执行官的艾米特·席尔告诉我,他得出的数值游移在5%到50%之间。

我这里说的,当然就是p(末日)了,这是硅谷正在热议的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新数据。

P(末日)——就是用数学的方式表达“末日的概率”——是一些人工智能研究者在表达他们认为AI有多大可能把我们杀光,或创造别的什么威胁人类生存的灾变。P(末日)高意味着你认为AI末日的可能性大,低意味着你认为我们有机会挺过去。


P(末日)曾经只是网络论坛上一帮AI技术宅之间心领神会的笑话,但随着去年ChatGPT点燃的AI热让人对AI的进步之快产生恐惧,近几个月这个词进入了主流。

它已经成了旧金山技术人士交谈时常用的开场白——也是AI文化里躲不开的一部分。今年我在两场业界活动上遇到陌生人问我的p(末日)是多少,就像在问洗手间怎么走一样随意。“几乎每一场晚餐谈话都会提起,”云数据平台Box首席执行官艾伦·勒维对我说。

P(末日)甚至在上月OpenAI事变中对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席尔被任命为OpenAI临时负责人后,公司雇员之间开始转发他在近日一期博客上的言论,称他的p(末日)可能高达50%。一位讨论时在场的人士说,有员工担心他是个“末日论者”,由于认为这太过冒险,他可能会寻求延缓或限制他们的工作。(被罢免的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最终恢复原职,因此这件事也就无关紧要了。)

当然,科幻迷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推想机器人篡夺世界的景象。但在去年ChatGPT推出后,这种威胁似乎显得更真切了。毕竟如果AI模型可以赢得艺术奖项,通过律师资格考试,那么距离劫难还能有多远?


AI行内人也在发出警告。去年从谷歌辞职的著名AI研究者杰弗里·辛顿开始警告AI的风险,他近日估计如果不施加有力的监管,AI在未来30年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为10%。和辛顿一同被誉为“深度学习教父”的约书亚·本吉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发生AI大劫难的可能性大约在20%。

没人知道我们被AI杀死的概率是10%、20%还是85.2%。显然这个问题会引出更多的问题,比如:如果AI导致50%的人类死亡,还算“末日”吗?如果没有人死,但我们全都丢了工作,只能喝西北风呢?到底AI会如何接管世界呢?


但是p(末日)的重点不在于精确。它的目的是表明,在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的问题上,一个人大致的立场如何,此外也是用模糊的经验论术语传达你在AI问题及其潜在影响上的关切程度。

这个术语似乎是十多年前在网络论坛LessWrong上出现的,那是一个理性主义哲学运动主题论坛。

Less Wrong创始人是一位自学成才的AI研究者,名叫埃利泽·尤科夫斯基,他很早就产生了失控AI可能接管一切的想法,并就他设想的多种AI灾难场景撰文。(当时的AI连设置个厨房计时器都很勉强,因此风险显得十分遥远。)

后来成了AI世界最著名末日论者的尤科夫斯基告诉我,p(末日)这个词不是他提出的,不过他做了推广普及。(他还说,如果继续以现在的趋势发展,他的p(末日)是“有多高就多高”。)这个词后来被有效利他主义者们拿去用了,这个群体旨在通过逻辑推论得出有关公序良俗的理念。

我的猜测是,这个词最早是由身在波士顿的蒂姆·泰勒于2009年开始在LessWrong上使用的。泰勒在邮件往来中说到,他用这个词“指代末日出现的概率,同时又不需要详细阐明时间尺度或末日的定义。”

对一些人来说,谈论你的p(末日)无非就是在闲扯。然而在硅谷的一场激烈辩论中,它又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交信号,辩论的一方认为AI发展过快,另一方认为应该更快。

Box首席执行官勒维属于较乐观的一方。他说他的p(末日)值很低——不是零,但“能多低就多低”——他认为我们能化解AI的巨大风险,避免最糟糕的结果。他担心的不是AI会杀死我们,而是监管者和立法者会利用这些可怕的末日预言,用来理直气壮地打压一个前景远大的年轻行业。

“如果在AI发展中过早开始关键的政策决断,是有可能出现过度干预的,”他说。


P(末日)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关乎存亡的问题上,乐观与悲观的界线是不明确的。比如,如果你预言AI有15%的可能杀死所有人类,你真的算AI乐观主义者?(换个说法:如果你认为你下一次乘坐飞机“只有”15%的几率机毁人亡,你会上飞机吗?)

研究AI风险的Open Philanthropy高级研究员阿杰亚·科特拉在p(末日)的问题上花了不少时间。她认为它作为一个简称可能是有用的——顺便一提,她的p(末日)是20%到30%之间——但同时也存在局限。首先p(末日)没有考虑到,AI相关破坏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打算如何治理它。

“我知道有些人的p(末日)超过90%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企业和政府不会操心什么良好的安全实践和政策措施,”她对我说。“我也知道有些人的p(末日)不到5%,这部分是因为他们预计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会努力预防灾难的发生。”

换句话说,你可以把p(末日)当做某种墨迹测验——这个数据说的是AI,但说到底更多是在表明我们是怎么看待人类的,我们能不能在控制住风险的同时让强大的新技术为我们所用。

那么,你的p(末日)是多少?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不是AI毁灭人类,而是人类自我毁灭!就像不是枪支杀人,而是歹徒杀人;不是核子杀人,而是杜鲁门和苏联、日本杀人。至于我的末日是多少?那在上帝手里,有谁知道,不用操心。

谢选骏:“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安排”



《儿童呼吸道疾病:无法解释的疾病大爆发在人类历史上常见吗》(扎利亚‧高威特(Zaria Gorvett)BBC Future 2023年12月12日)报道:


今年入冬以来中国儿童群体的呼吸道疾病爆发,很多儿科病房人满为患。


199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个来自美国纳瓦霍族保留地的家庭将车停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服务站,然后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他们的儿子是一名19岁的马拉松运动员,突然呼吸困难。他被救护车送往当地医院后不治身亡。医生们一脸茫然——如此年轻健康的人怎么会突然死亡?


很快,人们发现这名马拉松运动员的死亡并非孤立事件。几天前,他的未婚妻也死于类似的呼吸道疾病,他操办了未婚妻的葬礼。


每次有关新的疾病爆发的报道登上头条时,往往伴随着各种猜测。地球上的病毒颗粒比宇宙中的恒星还要多,而我们体内的细菌细胞比哺乳动物细胞多10倍。


总体而言,我们的星球上估计有一万亿种微生物,但目前已知的只有1513种细菌、219种病毒、300种寄生虫、70种原虫和200种真菌会引起人类疾病。其余的都有待被发现。


神秘疾病爆发有多常见?


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Irving Medical Center)的流行病学教授斯蒂芬·莫尔斯(Stephen Morse)说:“很明显,有些疾病的爆发一直是个谜。”


在1993年那对纳瓦霍族夫妇的案件中,当地医疗调查员注意到,此前几个月中,其他人也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症状。这些病例都发生在美国西南部四角落(Four Corners)的原住民社区。


随着更多病例出现,抓捕“罪犯”的竞赛开始了。直到两个月后,“汉坦病毒肺综合症”才被确认为祸首。这是一种由新型汉坦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病原体通常感染啮齿类动物。


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延迟发现也是非常普遍的。莫尔斯说:“仍有许多感染属于未确诊的急性呼吸困难和类似情况,比如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最初并没有被发现,但后来通过回溯被发现。”


许多疾病的爆发一开始都未被注意和报告。莫尔斯表示,最终可能是因某个专家对某种感染特别感兴趣,从而导致报告的增加。


“在其他地方,有一些疫情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没有技术设施,因为地处偏远地区,因为没有动力。”


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新冠肺炎(Covid-19)上。201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收到中国武汉市发生聚集性肺炎病例的警报,但原因不明。


一个月内,中国当局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了该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正式确定了该病毒的身份。然而,一些研究表明,该病毒实际上早在2019年10月就开始在人类中传播。


一旦疫情爆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下一步实际上就是找到其背后的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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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呼吸道疾病的病因是什么?


2023年11月1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报告了该国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激增,尤其是在儿童中。随后出现了更多报道,描述了儿科病房人满为患,医院里挤满了生病的孩子,以及未确诊的聚集性肺炎等情况。


中国官员对世卫组织表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新的病原体,而是将原因归于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和流感等冬季常规疾病的结合。印度等一些邻国对这是否是全部情况持谨慎态度,世卫组织仍在继续监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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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疾病是如何解决的?


在1993年的疫情中,研究人员使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确定了导致感染的病毒,这在当时是一项尖端技术。


利用已知汉坦病毒的特定DNA序列,科学家们成功地找到了这一组以前未被发现的汉坦病毒。


辛诺布尔病毒引起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爆发,现在被指和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这一现象甚至导致降雨量上升,以及这种病毒的啮齿动物宿主数量增加。


“这确实是第一次应用分子检测来识别(感染的)病原体。”莫尔斯说。


如今,PCR已经成为鉴定病原体的标准方法,但它也存在缺陷。因为这项技术需要与你要寻找的病原体密切相关的序列,如果对疫情可能的起因都缺乏直觉,就很难得到答案。


在四角落疫情爆发期间,科学家们已经得知那些被感染者有其他汉坦病毒的抗体,因此他们使用了这种方法。


不过,寻找未知病原体的其它更先进方法正在出现,而且这些方法不需要特定信息。


最近开发的一种PCR方法意味着有可能在更广泛的分组中识别新的病原体。你不仅可以寻找已知病毒的近亲,还可以找到同一家族中的其他病毒。


另一种方法是下一代测序,它可以帮助科学家发现对科学界来说完全陌生的微生物。在一项对接受同一捐赠者器官后死亡的移植患者群的研究中,这项技术被用来发现一种新的沙粒病毒。


莫尔斯说:“在高收入国家或资源充足的许多实验室里,你可以查看样本并识别出看起来像病原体序列的序列,不管它们是病毒还是细菌……而不必事先知道里面有什么。”


某些疾病爆发的原因是否从未查明?


2010年,一种未知的出血性疾病开始在乌干达北部传播。莫尔斯说:“我个人记得这件事,因为我是Predict项目的联合主任。”


他说,当时该感染监测计划的研究人员到达当地取样时发生延误。但当他们采样后发现有些样本的黄热病病毒呈阳性。“因此,它基本上被归类为黄热病爆发,但也有感染者的样本呈阴性。因此它大概是黄热病,但我们不能肯定。”他说。


莫尔斯将此作为许多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的疫情的例证。


因此,当一种神秘的疾病爆发成为全球头条新闻时,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们可能已经能够很好地找出其背后的原因——但仅限于他们拥有资源的地区。


谢选骏指出:“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安排”——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交给信仰了……人解决不如天解决,人造的不如天然的……因为“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安排”。

谢选骏:专栏作家是个危险的职业

[《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郁玉因“间谍罪”被判刑七年](王月眉 2024年11月29日)報道: 2017年,董郁玉在哈佛大学。他在中国政府鼓励与外国人交往的时代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种交往受到了极大的怀疑。 周五,中国一家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一家主要党报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七年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