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殇》（袁红冰小说体自传）报道：
第五卷 燕园风流 第二十五章
在还残留着晚霞紫罗兰花色余韵的迷蒙的暮色中，一辆“皇冠”牌豪华轿车，无声地离开北京大学，象一颗黑色的流星，驶向南边的市区。袁红冰和陈坡坐在轿车后排软座上。这辆轿车是国家副主席王震派来接他们去会面的。
袁红冰默默地注视着轿车前面车窗上方的后视镜，后视镜中正映出坐在司机旁边座位上的王京京的眼睛。今天，王京京的眼睛由于沉思的神情显得幽暗而又有些哀伤，幽暗得象小白桦林间的暮雾；哀伤得象在最后一片秋日的阳光中开放的、深蓝色的野菊花。袁红冰的目光则严峻得近乎冷酷，似乎他直视的不是美丽少女的眼睛，而是某种内心的无情挑战。
为了同王震建立直接联系，必须掩盖真实的灵魂，并以绚丽的谎言弄脏王京京纯洁的感情——这件事引起的道德负罪感使袁红冰英俊的容颜在短短的时日中，便变得憔悴了。尽管他认为政治权术理论大师马基雅利对于人性之恶的分析，说出了一部分真理；尽管他向来确信，理想主义者必须用理性铸成锋利的政治策略之剑，才能在专制的铁幕上劈开属于金色阳光的裂缝；尽管他从来都没有把民主运动视为单纯的思想过程，而认为必须以现实的政治操作，作为思想过程的补充，才能从完整的意义上构成民主运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独裁权力不会被高尚的情操所感动，而只能用现实的政治力量来征服，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免于道德负罪感的痛苦折磨。他意识到，这意味着意志的软弱，不过，他并不想在这个意义上坚硬起来，他愿意忍受并体验心灵的痛苦，艰难地走这条肮脏的政治之路。因为，那高贵的痛苦中燃烧着他对于美丽人格的信念；那险峻的痛苦之巅，有对于政治纯洁化的渴望，象深红的晚霞飘落。袁红冰不得不用思想挖掘出埋葬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专制政治的罪恶，不得不使那罪恶血红的阴影弥漫在面前，唯有如此，他才能直视王京京的眼睛，即便那少女的眼睛是映在轿车的后视镜中。
“皇冠”牌豪华轿车深黑色的车身上流荡起路灯金红色的光波，驶向据说是世界上最宽阔的街道，长安街，然后，又拐向“中南海”西南方一片由古代的四合院组成的建筑群。轿车车轮发出枯叶飘落般的“沙、沙”声，在狭窄的胡同中开行了几分钟后，驶进了一座高大的银灰色铁门已经打开的院落。透过车窗，可以看到铁门里面伫立着两名身姿笔挺、腰扎武装带的士兵。
轿车停下后，袁红冰走出车门，迅速向四周扫视了一遍。这是一个被近十米高的围墙封闭起来的宽敞的院落，紧靠四周的围墙有供警卫人员和王震家族成员居住的平房。庭院中央耸立着一座方形的灰色水泥建筑物。建筑虽然是单层的，但却比普通的二层楼房还高大。门前，几株松树投下墨绿色的阴影。
王京京领着袁红冰和陈坡走进那座水泥建筑，里面是一个宽敞的客厅，橙红色的灯光使客厅笼罩在晚霞似的富丽、沉静的色调中。他们踏上暗红色的地毯，穿过客厅，来到王震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高高的天花板上的圆月形的灯，洒下银雾似的柔和的光波；东面有一张深黑色的沉重、宽大的办公桌，办公桌后面墙壁上挂着一副镶嵌在镜框中的毛泽东大幅标准像；北边，紧靠墙壁是一排金黄色的高大的书橱，书橱里排列着带有烫金字体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办公桌前面，书橱之下，面对南边的窗户，摆着一张带有两级踏脚的、华贵的高背椅，坐在这张如同中国古代王座一样高大的椅子上，正好可以俯视南边窗下并排放置的两个单人沙发。
王京京用目光示意客人在办公室中等待，然后，她便步履轻捷地迅速消失在里面的一扇棕色的门后。过了片刻，王震将军消瘦的身影在王京京的搀扶下，出现在门边。他柱着一根
沉重的拐杖，步履蹒跚地走到客人面前，象是要掩饰什么似得垂下被皱纹切碎的眼皮，依次同客人握手致意，然后，便迟钝地转动身体，走向那张华贵的、带有高大靠背的椅子。
同陈坡一起在沙发中坐下后，袁红冰开始凝神审视高踞于对面椅子上的王震将军。刚才同王震握手时，袁红冰感到，他仿佛握住了一具僵尸落满寒霜的、冰冷的枯骨。此刻，他又觉得，自己面对的确实是一位从墓地中走出来的木乃伊——风干了似的、枯黄中透出灰白的皮肤紧贴在王震突起的颧骨上；虽然相隔五、六米远，王震艰难、衰弱而又带着破裂嘶音的喘息，仍然象猪鬃毛的刷子一样，在袁红冰的听觉上磨擦出极其不舒服的感觉；松弛下垂的眼皮几乎完全遮住了王震的目光，这使他好象忘却了尘世，而只在内省中阴郁地注视着自己正慢慢蚀裂的生命；他的神情中只有一片严重的疾病烧出的痛苦的灼痕，似乎生命对于他已经不意味着幸福，而只是一种持续的苦役。
“这双枯骨般的手中难道真得会握着同十一亿的命运有关的权力？这个衰朽的生命中怎么会凝聚着实现我们政治意图的能量呢？”袁红冰失望地想。然而，他的目光刚刚渗出一缕倦意，却又忽然重新变得明亮了，因为，他偶尔注意到，王震那件深黑色的毛式制服上，所有的扣子，包括领扣都认真地扣着；在椅背的支撑下，他双肩端正的枯瘦的躯体，显出英武的军人风姿。这使袁红冰感到，王震那如同旧墙皮一样就要剥落的生命，似乎是附着在某种刚毅的意志之上。
王震的嘴唇开始颤抖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痛苦的喘息中才掉落下一个个象混浊的泪水一样沉重而朦胧的单词：“我很喜欢……同知识分子交朋友……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无产阶级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
袁红冰凭着他敏锐的直觉，集中全部精力注意王震口型的变化，才基本猜测出这位老人断断续续而又含糊不清的话语的意思。他觉得，王震的灵魂似乎是一张从古墓中出土的、随时都可能风化的羊皮纸，上面却用枯红的字迹写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陈坡的目光盯在王震的嘴上，好象突然失去了耳朵似得，现出茫然、苦恼的神情，同时，他的嘴唇下意识地随着王震的嘴唇而艰难地、无声地蠕动。陈坡的感觉显然没有袁红冰那么好，他因为弄不清王震说了些什么，焦急得连鼻翼上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陈坡终于无法继续忍受焦灼感的折磨了。他犹如不顾一切地闯进黑暗洞穴般，瞪大了没有睫毛的眼睛，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他讲的是同民族精神有关的内容，他使用的语言也还是象与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交谈一样，华丽而富于理性逻辑。只过了片刻，陈坡的唇角就泛起了白沫。
袁红冰已经许多次注意到，只要陈坡唇角泛起白沫，他的对话者就会因他极具感染力的谈话，而不知不觉进入沉醉的状态。可是，今天王震却仿佛要睡着了似得，连那刺耳的喘息声也变得微弱了。这种困境使袁红冰感到不安，这似乎意味着，他们同王震的接触要在成功前的最后一刻失败了。这时，袁红冰忽然想起，王震不仅由于曾血腥镇压新疆少数民族的反叛，被某些知识分子视为一个专制凶神，而且，这些故作风雅的知识分子还往往把王震描绘为横蛮粗鲁的绿林大盗式的人物。
“也许王震对陈坡使用的语言风格具有性格的反感，而且，他衰老的意识里也好象只剩下理解结论的能力，而失去了对得出结论的逻辑过程的兴趣。所以，必须简单明确地说出能打动他的结论——要用他喜欢的风格说出。”袁红冰心中这样判断着，而且稍稍眯细了眼睛。
“他妈的！”袁红冰突然高声说出的这句粗话，宛似一条荆棘抽在陈坡的声音上，使他未说完的话语象受惊的兔子一样窜回肚子里。尽管袁红冰眼睛的余光注意到，陈坡正用震惊和乞求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从旁边望着他，显然，那是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可是，袁红冰仍然用放纵不羁的语调说：“赵紫阳是个卖国贼！他妈的，他支持《河殇》，就是证据！”
王震白发如银的头颅震颤了一下，抬起了眼皮，铅版似的眼睛忽然闪烁起锐利如鹰眼的寒光，向袁红冰凝视了片刻。突然，他暴怒地用手臂敲打着椅子的扶手，激动而凶悍地说：“这群混蛋！他们已经把毛泽东的旗帜降下了一半……我有一个加强排的警卫，有十挺机关枪……扫射……跟他们斗争……有胆量，他赵紫阳就把我开除出党……非把这个局势扭转过来不可！”王震作了一个仿佛扭断什么人的脖颈的手势，牙齿咬得发出“咯吱”的声响，继续说：“要不然，我不能死……我没脸去见毛主席……。”
袁红冰意识到，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竭力把唇边浮现出的冷峻的笑意，埋葬在庄严神圣的表情中，悲壮地直视着王震。虽然王震只是把上半身倾向前来，而没有离开椅子，袁红冰却觉得，王震就象一具正从猩红的焚尸火焰中站起来的猛兽的骷髅，在对人世发出凶残的诅咒。就在这一瞬，一种不祥的直觉从袁红冰的意识中升起：赵紫阳以及他周围的“新权威主义”者和陈一咨等人组成的智囊团，决不是王震的对手，因为，他们的意志远没有王震这个从战争血海中走出来的衰朽老人坚硬——杀过人的人的心，被血洗过的心，是最硬的。
这次谈话最后，王震命令王京京为他和袁红冰、陈坡拍了一张合影，以作留念。返回北京大学的路上，袁红冰靠在王震将军那辆“皇冠”牌豪华轿车的椅背上，陷入黑暗、空洞的沉默中。尽管同王震的谈话只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袁红冰却象在野火烧过的土地上进行了艰辛的长途跋涉一样疲惫。他感到，身旁的陈坡正在竭力忍住大笑的冲动，可是，深刻的倦意使他没有兴趣弄清那是为什么。
把袁红冰和陈坡送到北京大学门边，轿车便返回去了。他们走进校园后，陈坡突然迸发出一阵压抑已久的、兴奋难耐的笑声，说：“你的一句‘他妈的’，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国家副主席竟然同一个普通党员一起，破口大骂党的最高领导人！哈哈，当时，我真担心王震掏出手枪，把你毙了……。”
袁红冰苦涩地笑着，抖动了一下凌乱的长发，似乎想要摇落象银色飞雪一样飘洒在他灵魂中的王京京那破碎的目光。沉默地走了几步之后，他才疲倦地对陈坡说：“不过，我还是不清楚，王震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政治重心。他行动困难，语言不清——虽然有坚硬的意志，可是，他却缺乏表现意志的生命活力呵……。”
在袁红冰的印象中，八八年秋季香山红叶的色调特别凝重，象是被血浸透的诗意，又象是殷红的预言。
当时，以推进民主进程的不同策略思考为分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三个派别凸现在政治背景中。一派以方励之先生等人为代表，他们站在权力体制之外，宣传“全盘西化”的民主理念，希望通过起自民间的民主运动，对专制政治施加压力，最终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形成可以与共产党对抗的反对党。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由几千万官吏、几百万军队、以及警察、监狱、法庭作为基础的中国专制政治嗜血的天性；他们忘记了，中国的独裁权力从来就没有被真理说服过的历史。另一派以张炳九等“新权威主义”者和陈一咨这类赵紫阳智囊团的成员为代表，他们试图置身于专制权力体制之内，推动赵紫阳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摧毁共产党传统的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把方励之等人的观念蔑视为一种天真的梦幻，而对经济的力量情有独钟，他们极力想要使人相信，市场经济中会自然生长出民主的价值观念，他们不懂得，经济并不能宿命地决定政治，经济的物性力量，即使是市场经济的力量，如果没有得到高尚精神原则的附丽，它就是一种只能令低庸的物欲高歌，而不能令真理欢笑的力量。第三派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他们站在权力体制之外，以表明他们的民主原则，同时，又只宣传支持权力体制内经济改革派的思想和实践，以显示策略的明智，他们想由此达到原则和策略的协调，但是，在一定的意义上，策略反而模糊了他们的民主立场，因此，他们没有象方励之先生那样，在知识界获得触目的影响力，而他们的原则又降低了策略的效力，使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对他们保持着疏远的距离。
九月，张来武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所拥有的权力，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节”。在长达半个月的文化节期间，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都受到邀请，来北京大学发表、论证他们的观点；当时中国民主意识的具体形态通过形式不同的讲座、讲演会、讨论会提供的思想空间，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但是，在袁红冰的视野中，中国民主意识并非丰盈的满月，而缺憾在于找不到精神创造的魅力，在于没有以超越意志重铸美丽的中华民族灵魂的思想痕迹。袁红冰决定要弥补这一缺憾。
“美化和强化生命，是宇宙间唯一的绝对价值。因为，在虚无前以超越物性的精神之舞，显示生命强健、自由的美感，是意义的极致；因为，以自我欣赏的峻峭的自信，吟颂自由的诗篇，是虚无提供给生命的最高意境。
“然而，现代中国人往往是不美的，而且忘却了美化民族生命的高贵职责。为此，我痛苦欲狂。痛苦之余，我时常象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坐在前门的马路边，注视滚滚的人流，从人群中，我看到了弯腰曲背的身影；看到了俯向地面的神情阴郁的面容；看到了没有心灵闪光的暗淡的眼睛；看到了疲惫不堪的、蹒跚的步履。当然，有时也会看到，因依附于腐败权力而获得财富的商人——他们胡萝卜粗的手指上戴着宝石戒指，挺胸凸肚，得意洋洋，但是，他们的傲慢，乃是站在高高的粪堆上，炫耀成功的屎克螂的骄傲；他们得意的眼睛里，蠕动着肥胖、雪白的物欲的蛆虫。偶尔几个外国人会象出现在无精打采的灰驴群中的金毛骆驼一样，闯进我的视野，在那种时刻，我的心会痛苦地战栗。中国最多的是人，最少的也是人——多的是沉醉于物性存在的庸人，少的是英俊秀丽的男儿，少的是以美化生命为天职的英雄。在茫茫的人海中，你常会觉得，找不到一颗可以与之对话的高于物欲的心。
“处此困境，如何解脱？《河殇》告诉我们，把民族失败的责任留给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历史，然后，如同从母腹刚爬出来的婴儿一样，哭嚎着投向海洋文明的怀抱。但是，我以一个堂堂中华的男儿名义，拒绝那样作，因为，缺乏高贵责任感的人，才会要地理环境为人的堕落负责；因为，我不屑于把现实的堕落完全归罪于文化历史。
“海洋文明创造的现实民主理念和富于生命竞争激情的经济制度，确实是动人心魄的真理，不过，那是西方民族在同命运艰苦卓绝的搏战中赢得的战利品，那是西方民族为真理而献祭的鲜血和泪水之花——那是西方民族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乞讨得来的。就象乞丐只能得到残汤剩饭，而得不到人的尊严一样，思想的乞丐也得不到真理。真理只能是为反抗专制而死去的英雄墓碑上刻下的墓志铭，真理只属于创造性思维。可是，《河殇》却要让十一亿中国人都卑贱地向真理伸出枯瘦的乞讨的手。噢，那乞讨的手最多只能触摸到真理的屁股。
“《河殇》说，长城是中国人保守天性的象征。其实，这不过是重复某些西方学者的观点。然而，请想一想，同欧洲中世纪狭窄的封建城堡相比，那一个更配被称为保守意识的体现？！对于西方学者投向中国文化史的斜视，我可以理解，因为，西方学者也有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我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西方学者放出的学术之屁，会在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口腔里得到响亮的回声？为什么以侮辱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显示才华，会成为一种袒胸露背的时尚？
“从黑格尔、尼采关于东方民族天生最适合当奴隶的断言，到《河殇》为中华文化而发出的华丽的哀泣，都使我不得不时而把目光转向历史。盛唐之世，万里黄河之畔的这个金色种族，曾用太阳雕刻出文明的金色王冠，为自己加冕，中华大地由此成为世界文明的圣地。太平洋浩渺的波涛，南方的毒雾烟瘴，西方的大漠 戈壁和冰雪亘古不化的崇山峻岭，都不能阻止文化朝圣者走向中华的艰难跋涉的足步，而《秦王破阵》乐震撼千里的鼓声，又乘高空之风，把可以容纳万种风情的中华文明的繁富信息，送向天涯海角。当然，我并不试图用中华历史的辉煌来抚慰由于现代堕落而产生的痛苦，因为，属于现实的痛苦不能在昨日的荣耀中沉醉，而只能在现实的凯旋中破碎为灿烂的欢笑之泪。但是，我要以中华历史的名义，悲怆地抗议《河殇》对中华历史的有罪宣判。
强汉之时，汉武帝北击匈奴，匈奴在溃败中分裂为东西两部，西匈奴退向欧洲平原；被中华武士击败的匈奴却成为欧洲平原上的猛兽，将那里的蛮族驱赶向更为遥远的西方，而蛮族的民族大迁移，又造成了古罗马，神圣的千年帝国的崩溃——这个多米诺骨牌式的历史过程的原动力，乃是中华武士的神勇；十二世纪，青铜色的蒙古旋风又在从北冰洋到印度洋，从太平洋到蓝色的多瑙河间，这片人类历史上最广阔帝国的疆域内，作狂放剽悍的蒙古高原之舞，并以追求蔚蓝色长虹般的地平线的意志，作为英雄对于自由奔腾的礼赞，献给天际上摇曳的野花——我回顾这些，并不是赞美战争，也不仅是赞美中华武士比古罗马帝国的骑士更强悍，成吉思汗的战刀比亚历山大大帝的剑更锋利，而是为了告诉世界，东方民族是最适于作奴隶的论断，不过是如同被嫉妒烧昏了头的小女人的恶毒的偏见；是为了告诉《河殇》，高贵的英雄气质曾是东方灵魂的太阳！
“中国近现代落后之根，并不是扎在中华历史文化和地理之中。宋明以来，人类命运史上最残酷的精神和世俗统治重迭在一起的极权政治，才是中国人一切苦难和屈辱的原因；使精神萎缩、心灵奴化、意志苍白、人性肮脏物化的专制政治，才是使中国人丑陋的原因。除此之外，岂有它哉！
“渴望英雄人格的青年男女们，让我们作出高于庸人的抉择，承担起美化和强化中华民族的职责吧！让我们用殷红的血洗去落在东方金色命运之日上的专制尘埃吧！让我们用高贵的人性，把属于东方审美激情的自由意识刻在未来历史的苍穹之上吧……。”
这篇演讲是八八年北京大学文化节期间，袁红冰在一次个人讲演会上的发言。随后，在同《河殇》解说词作者之一谢选骏一起举办的一次辩论式演讲会上，袁红冰有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之所以把思想挑战的锋芒指向《河殇》，而没有指向方励之先生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乃是因为，《河殇》当时受到赵紫阳的支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受到官方保护的色彩，而方励之先生及他代表的思潮则正走向专制政治带血的刺刀——决不在与专制政治进行直接搏战者的背后捅刀子，即使有重大分歧也不－－这是袁红冰为自己设定的原则。
谢选骏、袁红冰等人共同出席的那次辩论式演讲会结束后，张来武在学生食堂内部餐厅设宴招待演讲人。尽管演讲会上袁红冰锐利的挑战语言使谢选骏愠怒，尽管他不同意袁红冰的英雄人格哲学的价值观念，但是，进餐过程中，谢选骏仍然对袁红冰作出了善意的表示。这也许是因为谢选骏感觉到，袁红冰的灵魂中有自由的激情在象深红、灼热的岩浆涌动。
晚餐结束后，袁红冰一个人身披蓝紫色的晚霞，走向勺园旁的小湖。湖边一片被秋风染成杏黄色的草坪间，有一座耸立在大理石基座上的塞万提斯的铜像。铜像身体微微前倾，一只脚向前迈出，仿佛是伫立在悬崖的边缘，身上的披风显示出不安的动态感，而塞万提斯消瘦的面容上凝结着玩世不恭的忧郁，似乎正要把握在手中的一卷写满生命箴言的手稿，扔向深渊中的尘世。
袁红冰漫步在雕像下的草坪上，不由想起了宛似在哈哈镜中变了形的堂．吉珂德的形象。他忽然觉得，塞万提斯以玩世不恭的忧郁笔触描绘出的堂．吉珂德的英雄形象，并不是对英雄的讽刺，而是对视英雄为笑料的庸人的讽刺。而当人们嘲笑堂．吉珂德时，实际是站在异化了的文明的哈哈镜前，嘲笑自己，或者说，是被文明丑化了的人性在傻乎乎地嘲笑英雄的概念。
“噢，多少年来，你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只有不因堂．吉珂德的命运傻笑，而为他痛苦的人——用血来痛哭的人，才是我的知己。”当时，袁红冰感到塞万提斯的铜像在深长的叹息中，这样对他说了一句，然后，又回到永恒的沉默中。
从八五年起，北京大学每年都要发生一次以学生上街游行为特征的学潮。学潮有时不过起因于反对夜间熄灯制度之类的琐事，但是，很快就会转化为对专制政治的抗议。这说明了民主意识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学生的精神兴奋点。同时，由于丁石孙校长和一大批中青年教师的保护，绝大多数参与学潮的学生，都可以免于当局的惩罚。就中青年教师而言，他们能起到保护学生的作用，不仅在于教师的资格，而且在于他们都已经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或者学术潜力，而成为北京大学教学和科研活动的中坚力量。
当时，袁红冰出版或者交付出版的法学论文、专著、教科书、译文已经达到了百万字。这些法学论著虽然往往不得不披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外衣，才能通过当局的出版检查制度，但是，论著中的学术思想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精神，宣扬了公民的法律权利意识。
作为世界上最伪善，也最凶残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刑事司法一直拒绝承认无罪推定原则。五七年共产党官僚集团血腥镇压自由知识分子的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中，许多学者就因为倡导无罪推定原则而受到严酷的人身迫害，从那之后，一批踏着受迫害者的苦难走上学术王座的御用文人，如政法大学的张子培之流，就成为法学教育领域内专制政治的监护人，并用各种非学术手段压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讨论。
早在八六年，于广州召开的全国刑事诉讼法学年会上，袁红冰就以一次雄辩的演讲，对那些用政治权术迫害、压制学术自由的御用文人，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同时，他明确提出，无罪推定原则是全人类共同的、最基本的法律良知。在那次会议期间，袁红冰的演讲是唯一一次激起与会者热烈掌声的发言。在那之后的几年中，袁红冰主持的北京大学诉讼法教研室，在课堂上和各种学术讨论会上，都对无罪推定原则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当时，尽管于浩成、张宗厚等一些学者也以个人名义提出了确认无罪推定原则的理念，不过，象北京大学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这样，以一个学术单位整体的名义推崇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还是绝无仅有。为此，袁红冰和他的同事徐友军、孙晓宁被称为北京大学刑事诉讼法的“三剑客”。他们的导师王国枢先生对政治十分淡漠，但在学术上却又表现出对真理的热爱。在一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王国枢先生把“论无罪推定原则”定为试题之一。王国枢先生这样一位深刻理解共产党官僚集团思想专制残酷性的老知识分子，敢于触动这个覆盖着重重血迹的学术课题，乃是一种高尚的勇敢。
就袁红冰而言，倡导无罪推定原则，主要是因为这个凝聚了现代人权和法治精神的刑事诉讼原则，可能对中国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不是为了说服专制政治。他认为，如果不否定独裁政治，法律制度就只能是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政治婢女和残害自由思想的屠夫，而任何具有真理性的诉讼原则也只能是专制的遮羞布。苏联的法律虽然宣称接受无罪推定原则，但却不能阻止斯大林令人发指的“大清洗”，就是一个证明。正基于这种认识，袁红冰对于他引起一班庸俗文人艳羡，甚至嫉妒的法学学术成绩并不重视，他视为生命的，或者说高于自己生命的，乃是继续创作中的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和英雄人格哲学，以及刚开始构思，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令专制政治容忍的政治法律著作，而他真正重视的世俗行为，则是以瓦解独裁权力为目标的政治活动。
八八年秋冬之际，北京大学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学潮之后不久，袁红冰和陈坡再一次去拜访王震将军。在此之前，他们同王震已经有过数次接触，同时，在王京京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地取得了王震的信任。谈话时，王震不再端坐于那张王座般的靠背椅上，而是坐在沙发里，象亲密的老朋友一样同他们“促膝谈心”了。那天，刚走出王震派去接他们的“皇冠”牌轿车，袁红冰就注意到，王震住宅的庭院里停着几辆军队牌照的深黑色高级轿车。接着，庭院中央那水泥建筑的门打开了，几位佩带金色将军肩章的军人走出来。那几位神情强悍的将军向把他们送到门边的王震，端正地致军礼告别后，钻进了各自的深黑色轿车。这一瞬间，袁红冰突然明白了王震之所以能成为政治重心的原因。
“力量就在于王震对军队的影响——他的生命衰朽了，可他仍然意志坚硬，这些手握兵权的将军就是他的狮爪和狼齿，他的意志则是军队的灵魂……。”在走向王震时，袁红冰这样想，但却没有砸开一个政治之迷的坚果后的轻松。
由于正是晚餐时间，王震领着袁红冰和陈坡走进与客厅相连的就餐室。一起进餐的除了袁红冰、陈坡之外，还有王震的夫人、王京京，以及王震的二儿媳和另外一对孙儿、孙女。王震的夫人几十年前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三十年代，也许是出于对民主的追求，她放弃了学业，赶到当时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位神情善良而又容颜苍白的、衰弱的老夫人，只是，银丝似的头发和忧郁的眼睛里，还残留着几许知识女性的诗意，不过，那是令人黯然神伤的凋残的诗意。
开始时，所有的人都默默地进餐，谁也没有说话，餐厅里的气氛显得沉闷而压抑。过了一会儿，王震夫人轻轻叹了一口气，说：“虾又涨价了……。”
“别说虾了，连手纸都涨价！”王震的二儿媳，一位风韵动人的中年妇女大声抱怨道。陈坡显然为在国家副主席家中能听到对当局不满的言论而欣喜难耐，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关于物价的谈话。
“别说了，吃不起虾，就别吃！”王震枯瘦、衰朽的身体里爆发出一声激怒的低吼。其他人的谈话声立刻象受惊的小鸟一样消失了，突然降临的寂静沉重而空洞，似乎连时间都死了。
也许是为了缓和过分严肃的气氛，更可能是出于豪侠的天性，王震开始按照中国待客的淳厚古风，给袁红冰和陈坡布菜。他的一只握着筷子的手在老年性震颤中向前伸出，夹住了一片熏肉，而那块金红色的熏肉似乎比王震那枯骨般的手更加富于生命感。接着，王震握筷子的手又缓缓地抬起，移向袁红冰的食碟。手臂移动得是那样艰难，仿佛筷子前端夹住的不是一片熏肉，而是一块生锈的铁板。王震骷髅似的面容上露出格外痛苦的神情，他的手臂好象被那痛苦烧灼着，更加剧烈地震颤起来，如同随时都会折断的枯枝。但是，他平常暗淡无光的眼睛，此时却变得极其生动，宛似两团埋葬在墓穴中的坚硬的火光。
餐桌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注在王震的那只手臂上。在石化了似的沉寂中，那只艰难移动的手臂似乎成为时间的唯一意义。袁红冰忽然觉得，王震此时的形象中，有一种烫得他心疼的美感，有一种能使泪水变得坚硬的悲怆，那是同死亡的宿命作不屈搏战的生命意志的美与悲怆。同时，袁红冰发现，王震夫人那双褪了色的眼睛，正现出朦胧的艳丽的哀愁，凝视着她的丈夫，犹如透过苍白、空虚的时间，向天际的梦境遥望，那梦境虽然枯萎了，但留下了干裂的雄性意志。也许，正是那意志的残迹使这位善良的老妇人枯涩的眼睛变成了湿润的银灰色的雾，并使那雾中的哀愁变得艳丽。当王震急速震颤中的手臂终于完成了给袁红冰布菜的过程之后，他的夫人目光又恢复了衰弱的平静。不过，袁红冰能从那平静中看到一缕伤感，就象孤雁留在初冬荒凉天空上的一声鸣叫。
晚餐过后，王震发出窒息般的痛苦的喘息声，从餐桌旁站了起来。尽管王震艰难的身姿使人觉得，他枯瘦但却端正的双肩上仿佛承受着苍穹的压力，可是，他仍然愤怒地推开想要搀扶他的王京京，丢开拐杖向餐室外走去。
“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折断他的颈骨！一个专制政治的重心就会崩溃了！”当袁红冰跟在王震身后，从客厅深紫色的地毯上走过时，这个想法如同一个难以抗拒的炫目的诱惑，突如其来地从他心中掠过。袁红冰逼视着王震挺直的脖颈的目光骤然变得冷酷了，而他的身体犹如被蓝白色的雷电缠绕住的白杨树，激烈地战栗起来。
每次肉搏之前总会升起的动荡的血雾，又弥漫在袁红冰眼前，透过猩红的雾，他看到自己的手臂无声地伸向王震的颈部。就在这一瞬间，刚才王震给他布菜时那震颤的手臂，又象一根沐浴在血泊中的枯枝，触目地出现在袁红冰的视野中，而他自己的正伸向王震后颈的手臂，象是一条冰冷、阴险、卑鄙的蛇。同时，一种感觉犹如惨白的兽齿在咬啮着他的心。他觉得，如果此刻从背后杀死了王震，他就会永远失去直视美丽落日的勇气，就会再也看不到令他狂歌醉舞的殷红的虚无，而刻在他死亡之上的，将不会是辉煌的英雄人格，而是一个无耻小人的黑暗的勇敢。就在这种感觉中，袁红冰伸出的手臂颓然垂落下来。
来到办公室后，王震和袁红冰在两张紧靠在一起的单人沙发上落座，陈坡则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旁边。王震艰难地喘息了片刻之后，开始用凶狠的语调断断续续地说：“听说，北京大学的学生又上街游行了……告诉那些教师，让他们的学生留在学校里……再上街，我就用机枪扫射……。”停了一下，王震黄白色的干枯的面颊上，露出少有的笑容，继续说：“前几天，张积慧来我这里……他说，他要驾直升飞机，用火箭轰击捣乱的学生……张积慧真是我们的战斗英雄……。”
王震的笑容很动人，就象风蚀的石灰岩缝隙中摇曳的蓝色野花，可是，袁红冰的目光却没有因为那笑容而明亮。他忽然悲凉地想到，那些以为仅靠学生运动和客厅中的民主讨论，就可以形成民间反对党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对于中国专制意志的血腥的顽强性是多么缺乏理解。
“是呵，是呵……。”陈坡唇边抽搐着尴尬的微笑，含混地应付地说。显然，他在极力掩饰对王震谈话的情感的厌恶。同时，他的嘴犹如被迫品尝某种苦果似得，不断痛苦地翕动起来。终于，陈坡发出一声虚情假意的叹息，说：“可是，赵紫阳把他的人都提升到关键的岗位上去了，而我们这些人却没有权力，难以同他们抗衡呵！”
在此之前，袁红冰和陈坡已经通过王京京向王震表达了他们想调动工作的愿望——袁红冰希望调到武装警察部队总部，而陈坡希望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显然，此时陈坡是在试探王震对他们的要求的反应。
“你们……先去中央组织部找郑野萍，他原来是副部长，现在是顾问……告诉他，你们是我的人……要他帮助解决你们的问题……他妈的，赵紫阳是在结党营私……。”王震干裂的声音却令陈坡尴尬的笑容变得兴奋了，那得意的笑容酷似刚抓到一只小母鸡的狐狸的神情。
这时，一位穿军装的中年男秘书走进办公室，俯在王震耳边，低声说：“农业部部长何康和夫人来看望您。”王震几乎看不出地点了一下银发覆盖的头颅，那位秘书则又迅速向门边走去，他的步履象飘在水面上一样，没有发出一点儿声响。袁红冰不由得下意识地思忖道：“一个人，一个男人能让自己的脚步象小女人似得轻盈，这真是一种难能的技巧……。”
“你们是我的朋友……就耽在这里……何康不是朋友……。”王震阴沉地说了一句，站起身，向他那张王座般华贵的高背椅走去。
几分钟后，何康和他的夫人走进了办公室。何康身形微胖，穿着混在任何色调中都不会显得触目的浅灰色西装；他圆圆的面孔象一个白面包，有一种能引起人食欲的柔软感。袁红冰向何康斜视了一眼，便神态冷峻地把目光移向他的夫人。因为，袁红冰觉得，即使长久地注视，他也无法记住何康毫无个性特征的面容。何康的夫人看样子四十多岁，一件有艳丽鲜花图案的、细腰的中式小棉袄，勉强把她丰硕得近乎肥胖的身体，勒出发酵了般的曲线，她烫成波浪形的头发则显出做作的、风骚的情韵。
办公室里只有三张沙发，王震对面的两张沙发被袁红冰和陈坡占据了，只剩下侧面的一张单人沙发还空着。何康神经质地向袁红冰和陈坡瞥视了一眼，似乎希望他们让出座位来，可是，从袁红冰那放肆地打量他的目光中，何康立刻明白他的希望是徒然的。一个交织着愠怒和困惑的神情在何康胖胖的圆脸上一闪而过，他弄不清为什么这两个衣饰过分随便，显然不属于权力阶层的家伙，竟敢对他这位部长如此傲慢。
何康有些沮丧地走到那张空着的单人沙发旁，面对王震的侧影，小心翼翼地将半个屁股坐在沙发的边缘上，部长夫人犹豫了片刻，只好在何康那张沙发的扶手上坐下。可是，袁红冰唇边玩世不恭的无礼的微笑，又明确无误地使部长夫人意识到，她此时坐在沙发扶手上的身姿很不雅——好象是一个小酒店里卖弄风情的小姑娘。于是，她气愤地撅起艳红的嘴唇，把丰硕的臀部离开沙发的扶手，犹如一位婢女似得，站到何康的身后。袁红冰则色迷迷地咧开嘴，兴致盎然的欣赏起部长夫人由于愤怒和窘迫而涨红了的、一点儿也不美的脸。
“我是来向您报喜的——我们的军垦农场把猕猴桃移植到北方的实验成功了。我给您带来一盒猕猴桃，这种水果对癌症有很好的疗效。”何康用光滑圆润的声音说，并捧起一个装猕猴桃的精美的盒子，向王震走去。他的神情虔诚而严肃，仿佛在向高贵的骷髅之神献上祭品。
自从何康夫妇走进办公室后，王震就没有向他们看一眼，也没有说一句话。此刻，他枯瘦的身体端坐在高高的靠背椅上，仍然没有理睬何康。可是，何康却似乎因为王震的冷淡而感到欣喜一样，露出甜蜜的笑容，将那盒猕猴桃放在王震座椅旁的茶几上，然后，他又犹如被父母严厉的管教吓坏了的、循规蹈矩的孩子，缩起肩头，倒退着回到他的沙发边——他的样子，除了免去跪拜的礼节之外，同中国封建时代朝见帝王的佞臣没有什么区别。
“也许何康为了保住他的权位，必须取得王震的好感。可是，难道他就不能用一种稍微具有尊严感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吗？噢，我真为他的夫人悲哀——亲眼看到自己丈夫的卑微，对女人来说，可能是最痛苦的事了。”袁红冰极端厌倦地想。以前，他曾听到知识分子们讲过，何康还是一个思想意识比较开明的官员。然而，今天看到的情景完全破坏了他对何康的印象。他知道，在眼前这种情况下，只要对何康表现出起码的敬意，就可能成为同这位部长建立密切关系的起点。不过，厌恶之情却使他不仅没有那样作，相反，他开始用更加轻蔑，甚至有些侮辱意味的目光斜视着何康，好象出现在他视野中的，是一堆摆在金盘上的、热气腾腾的狗屎。
何康离开后，王震才对袁红冰和陈坡说：“今天谈话就到这儿……一会儿，汪东兴还要来……。”
汪东兴，这个毛泽东的宠臣的名字，使袁红冰悚然一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汪东兴早已是历史上的一缕烟云。然而，从王震的话里，袁红冰意识到，实际上汪东兴仍然象深海中的怪鱼，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潜游，而他的游动激起的波纹一定摇荡着对毛泽东政治的怀恋。
“把猕猴桃……给他们。”王震对刚刚走进来的王京京说。
“好吧！”王京京答应道，嫣然一笑，显然，她对自己领来的客人能受到祖父的特殊礼遇而感到欣喜：“我去拿一个塑料袋，分给他们一半。”
“分什么，全给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王震用力挥了一下干枯的手臂，豪爽地说。
“面对这位衰朽的老人可以感到，你是面对着一个动人的个性，一个触目的生命。同那些生命好象是用浅薄的做作、鸡毛蒜皮的思虑、对虚荣的渺小欲望和小女人式的嫉妒拼凑起来的知识分子，甚至某些自由知识分子相比，王震的人格更具魅力。如果不是因为用血划出的政治的分歧，我同这位老人一定能成为莫逆之交……。”告别时，袁红冰这样想着，握住了王震的手。他忽然发现，自己只有同柴治国握手时才会这样灼热，这样有力。可是，他的眼睛里却震颤起犹如被雷电之火烧痛的乌云般的遗憾－－为不能与这位粗犷豪侠的老人成为朋友而遗憾。
王震派出送客人的“皇冠”牌轿车在北京大学门前停下了。走出轿车后，袁红冰下意识地向远处市区上的夜空凝视。没有星光的初冬的夜空显出深不可测的、不祥的幽暗，市区泛起的灯光，被刺骨的寒意冻成了暗淡的枯红色，仿佛是狰狞的血迹。不知为什么，袁红冰忽然想到，汪东兴此刻可能正坐在王震的办公室的沙发里。
“噢，这狰狞、黑暗的初冬之夜，正是酝酿阴谋和悲剧的时刻……。”袁红冰默默地想着，他沉重的脚步，回响在北京大学校园寂静的道路上，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感觉——好象他正踏着血河，走进永远不会消散的寒冷的恶梦。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员袁红冰说——
“他妈的！”袁红冰突然高声说出的这句粗话，宛似一条荆棘抽在陈坡的声音上，使他未说完的话语象受惊的兔子一样窜回肚子里。尽管袁红冰眼睛的余光注意到，陈坡正用震惊和乞求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从旁边望着他，显然，那是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可是，袁红冰仍然用放纵不羁的语调说：“赵紫阳是个卖国贼！他妈的，他支持《河殇》，就是证据！”
王震白发如银的头颅震颤了一下，抬起了眼皮，铅版似的眼睛忽然闪烁起锐利如鹰眼的寒光，向袁红冰凝视了片刻。突然，他暴怒地用手臂敲打着椅子的扶手，激动而凶悍地说：“这群混蛋！他们已经把毛泽东的旗帜降下了一半……我有一个加强排的警卫，有十挺机关枪……扫射……跟他们斗争……有胆量，他赵紫阳就把我开除出党……非把这个局势扭转过来不可！”王震作了一个仿佛扭断什么人的脖颈的手势，牙齿咬得发出“咯吱”的声响，继续说：“要不然，我不能死……我没脸去见毛主席……。”
袁红冰意识到，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竭力把唇边浮现出的冷峻的笑意，埋葬在庄严神圣的表情中，悲壮地直视着王震。虽然王震只是把上半身倾向前来，而没有离开椅子，袁红冰却觉得，王震就象一具正从猩红的焚尸火焰中站起来的猛兽的骷髅，在对人世发出凶残的诅咒。就在这一瞬，一种不祥的直觉从袁红冰的意识中升起：赵紫阳以及他周围的“新权威主义”者和陈一咨等人组成的智囊团，决不是王震的对手，因为，他们的意志远没有王震这个从战争血海中走出来的衰朽老人坚硬——杀过人的人的心，被血洗过的心，是最硬的。
我看——袁红冰和毒贩副主席王震一起咒骂那部“瓦解了共产党阵营的《河殇》”，这恰恰证明了他这个共产党员，就是王震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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