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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4日星期六

谢选骏:美國開始“中国式的官商勾结”


《川普与马斯克的背后:一场新寡头政治 危险的权力结盟》(上报 罗世宏 2024年11月26日)報道:


川普与马斯克的结盟,看似可以为美国的官僚体系注入“效率”与“创新”的火花,实则潜藏著巨大的结构性风险。(美联社)


川普与马斯克的“政治蜜月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胜选演说中,川普花了17%的篇幅盛讚这位“超级天才”(super-genius),从而让马斯克得以“第一麻吉”("the first buddy")的身份迅速进入总统过渡团队核心。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他们一同观看摔跤比赛、参与SpaceX火箭发射,甚至当Google执行长桑达·皮查伊(Sundar Pichai)致电祝贺川普当选时,马斯克竟然也在电话线上,参与这场本应仅属于政治领袖与科技巨头之间的私人对话!


然而,这段过从甚密的合作究竟意味著“天才与天才”的互补,还是两大巨头的危险关係?马斯克与川普的紧密联繫,正改写美国政府运作的传统模式,但也可能对民主制度、经济秩序和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这种结盟表面上以“效率”和“颠覆”为目标,实则暗藏利益冲突、腐败风险及权力滥用的危机。


政商结盟交织的利益与争议


川普以削减官僚冗馀为政治口号,马斯克则因其在特斯拉与SpaceX的创新能力而驰名于世。他们都擅长打破常规,并乐于透过戏剧性手段吸引世人目光。川普的政治生涯植根于“清除官僚机构积弊”(”Drain the Swamp”)的口号,而马斯克则以“像被千条细绳绑住的格列佛”形容“过度监管”(overregulation)对科技创新的束缚。这样的结盟,表面上看似“一拍即合”,但背后也暗藏矛盾和风险。


当下的马斯克不仅是川普的得力助手,甚至成为整个过渡团队的核心。这可见于他参与内阁人选佈局的面试,参加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等国际领袖的三方通话。此外,他还进行私人自由外交("freelance diplomacy"),与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这种高度的政治参与,远超过传统企业家的角色,让人质疑其是否会藉此影响政策以图利自家企业。


SpaceX在美国太空发射市场已佔据主导地位,其业务中有超过20%来自政府合约,包括与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国防部的合作。仅2023年,SpaceX就包办了美国90%的轨道发射任务,并与五角大楼签订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合约。。而在川普的第一任期,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FCC)曾为马斯克旗下的星链(Starlink)卫星网络提供近9亿美元补贴,这笔资金在拜登政府时期被撤销,但可能在川普重返白宫后重新启动。


这样绵密的利益交错显示,马斯克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将前所未有,可能进一步模糊商业与政治的界线。然而,马斯克的影响力并非毫无限制。例如,FCC与联邦航空总署(FAA)对SpaceX卫星部署的监管,依然是其进一步扩张的主要障碍。正如《经济学人》引述美国国防部前官员道格拉斯·洛维罗(Doug Loverro)的话说:“虽然政府需要SpaceX,但SpaceX更需要政府”。


此外,川普新设的“政府效率部”(DOGE)也由马斯克主导,聚焦于削减繁文缛节并推动效率改革。然而,马斯克同时是许多政府监管调查的对象,例如美国国家劳工关係委员会对特斯拉工会运动的调查,以及美国交通部对其Neuralink公司运输危险材料的审查。若马斯克的角色让这些监管问题得以“解套”,将引发更大的利益冲突争议。


从企业家到政治言论者:马斯克的角色转变


马斯克的政治参与不仅止于政策层面,其公开言论也越来越具有政治性。《经济学人》分析他在Twitter(现称X)上的38,358则发文发现,马斯克从一名专注于新能源和气候变迁的企业家,逐渐转变为充满政治色彩的言论者。


从2013年至2024年,马斯克的发文频率从每週十几则飙升至每週220则。他早期的内容以特斯拉和SpaceX为主,相关发文佔比高达50%,但如今仅剩11%。取而代之的是移民、边境控制、“觉醒思想病毒”("woke mind virus")及选举诚信等政治议题,尤其是在2022年收购X平台后,这些主题的比重显著增加。


虽然马斯克仍然强调人类跨星际计划的紧迫性,但他的关注点显然已偏向移民问题与自由表达。此一转变不仅符合川普的政治叙事,也进一步巩固他在右倾选民中的影响力。


危险的权力结盟:新寡头政治的兴起


川普与马斯克的合作或许将带来短期的效率提升,但更可能为美国政治经济秩序带来长期风险。历史上,企业巨头与政治领袖的结盟并不鲜见。19世纪的石油大亨洛克斐勒和20世纪的银行巨头摩根都曾经拥有“指点江山”的能耐,很大程度地影响美国政府。然而,因为过度垄断和权力滥用问题,他们最终成为反垄断法开刀的对象。


正如《经济学人》所说,马斯克的企业虽然以创新而非垄断起家,但其“颠覆者”的身份让他与川普的合作可能变得更加危险,因为两人都倾向于跳过制度化的过程,直接以个人影响力干预国家政策。


例如,马斯克声称可以削减高达2兆美元的美国联邦预算,展现其“效率驱动”的改革思维。然而,仔细评估后会发现,此一主张不仅过于乐观,甚至可能是脱离现实,而且在推动过程中可能加剧经济与政治权力的集中化。


川普对马斯克的高度倚重,进一步模糊了公共政策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线。SpaceX对美国太空发射市场的压倒性主导地位、特斯拉在电动车产业的领先优势,以及星链(Starlink)对全球通讯网络的潜在控制,都使马斯克成为现代版的“战略性垄断者”(strategic monopolist)。再者,川普政府上任后的可能政策决定,包括统一自动驾驶车辆联邦法规和取消新能源车税收补贴,将有利于马斯克企业的竞争力,但却同时可能打击其竞争对手。


中国因素与政治结盟的脆弱性



马斯克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其在国际政治中面临潜在风险。特斯拉目前有超过一半的产量来自中国,而在上海新建的电池工厂更进一步巩固该公司对中国的依赖性。无怪乎,马斯克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公开支持自由,但在台湾问题上却多次迎合北京立场。


如果川普政府对中国採取更强硬的贸易或外交政策,马斯克可能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中国政府只需微调新能源车的相关政策,就能对特斯拉的市场地位造成巨大影响。


儘管川普与马斯克目前关係密切,但这种合作并非稳如磐石。川普以“喜怒无常”闻名,马斯克则以频繁更换高层管理者和与合作伙伴决裂著称。例如,马斯克推荐的财政部长人选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被川普降格为商务部长。对此,《经济学人》认为双方之间可能已出现潜在矛盾。


此外,据悉川普在海湖庄园私人聚会上曾对马斯克开玩笑说“我无法让他离开”(I can’t get him out of here)。川普这句话一语双关,大可做两种截然相反的诠释(“赶都赶不走他”,或是“我不能没有他”)。无论如何,两人关係在短暂蜜月期后存在著不确定性,毕竟他们各自都以“懂王”或“霸道总裁”自居,恐怕将难保“如胶似漆”的关係长久不生变。


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川普与马斯克的结盟,看似可以为美国的官僚体系注入“效率”与“创新”的火花,实则潜藏著巨大的结构性风险。他们短期内或许能让部分政策获得突破,但从长远来看,这场权力与财富的联手更可能推动美国走向“新寡头政治”。《经济学人》警告,若这场改革以失败收场,将不仅使官僚体系更显混乱,也会进一步破坏民众对政府公平性与诚信的信心,让“改革”成为一个失去公信力的词彙。


其实,民主的力量来自于多数人的参与,而非少数人左右的棋局。美国真正需要的改革,绝不是依赖两位巨头(强人)的私密合作来追求短暂的“效率神话”。真正持久的变革应该以权力监督制衡、保障公平正义为核心,让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未来。只有超越巨头(强人)的联盟迷思,重建人民对制度的信心,美国才能真正期待一个包容而繁荣的未来。


谢选骏指出:人説“川普与马斯克的背后:一场新寡头政治 危险的权力结盟”——我看這是“美國開始了一場中国式的官商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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