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柏拉圖像孔夫子一樣送貨上門、自取其辱

《柏拉图：叙拉古的诱惑》（2017-05-10 转自《深圳特区报》）報道：

公元前387年，约40岁的柏拉图接过了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抛出的橄榄枝，匆忙结束了在塔壬同的游历，急赴远邦小城叙拉古。在自己的著作中通篇赞美和信奉至真至善“理念”的柏拉图，为何要去热衷于宴饮，一日两次饕餮，夜晚决不独眠的城邦？若不是为了政治抱负，大概找不出更好的理由。

公元前387年，约40岁的柏拉图接过了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抛出的橄榄枝，匆忙结束了在塔壬同的游历，急赴远邦小城叙拉古。在自己的著作中通篇赞美和信奉至真至善“理念”的柏拉图，为何要去热衷于宴饮，一日两次饕餮，夜晚决不独眠的城邦？若不是为了政治抱负，大概找不出更好的理由。

第一次的叙拉古之行，柏拉图犹如其师苏格拉底般口无遮拦，在僭主面前大肆谈论僭主政体的弊端。知识分子不识机趣的秉性，结果是放纵了自己的言辞之欲，却触怒了君主的王者威权。自然，柏拉图被逐离开。

故事的后续，缘起于狄奥尼修斯二世的姻兄狄翁。作为一名倾慕柏拉图已久的“粉丝”，他主动在狄奥尼修斯二世和柏拉图之间牵桥搭线。狄翁写信告诉柏拉图，原有的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已死，现在是其子狄奥尼修斯二世执政当权。他是狄奥尼修斯二世的朋友，也是当今叙拉古的首席大臣。狄翁认为狄奥尼修斯二世乐于接受哲学，也迫切需要指导，而此类的教育非柏拉图而不能为。狄翁恳请柏拉图来叙拉古对狄奥尼修斯二世实行“哲学家－政治家”的教养，将他培养成柏拉图书中的“哲人王”。

可是，重回旧地的柏拉图不仅没有教导好狄奥尼修斯二世，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反而搞砸了这份美差，还连带将狄翁也给拖下了水。一番徒劳而无功的哲学学习后，居然是狄奥尼修斯二世丢弃了光鲜堂皇的哲学学问，听信起了阴险小人的狡诈谣言。他怀疑狄翁实是篡位叛臣，柏氏无非诡辩说客。狄奥尼修斯二世旋即用小舟将狄翁流放于异地，派兵欲取柏拉图性命，幸好一场突如其来的叙拉古内战让柏拉图侥幸存活。

柏拉图被允许暂时回到雅典，但是要保证在战争平息之后回到叙拉古。公元前３６１年，已是白发苍苍的柏拉图再次扬起风帆去叙拉古践约。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重进那个注定会让他失败的城邦，已是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这次的狄奥尼修斯二世全然没有了当年做学生的青涩，他益发傲慢无礼。曾经跟随柏拉图所学的哲学，并没有让他贤明起来，反而让他朝着僭主方向大踏一步。他还同哲人般写起了书，不过是空洞无一物，充斥着独断和专制。狄奥尼修斯二世“优待”了柏拉图。据说，柏拉图最后是被卖为奴隶，在一个肮脏的港口，被他的学生斐多以区区几个金币所赎。若不然，古希腊定会多出一个宽额头的奴隶，少掉一个伟大的哲人了。狄翁在柏拉图走后３年掀起战乱，夺下狄奥尼修斯二世的王位。又一个３年之后，狄翁被人谋杀，僭主重回宝座，最后狄奥尼修斯二世还是被母邦哥林斯放逐。在他的残喘余生，开办了一所学校，传授自家学说。而柏拉图的后半生亦是如此，巧合还是讽刺？

柏拉图的三次叙拉古之行，是历史上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迷局中最具有启示性的一幕。

古希腊知识分子的“迷宫”

古希腊第一个被记载哲人泰勒斯，随着他的智慧而流传的，是他被公众所嘲笑的琐事。古希腊的民众笑话这些专研学识的人们，“当能够认识到天上的事物时，就再也看不见他脚面前的东西了”。这不过是对哲人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贫乏无力状态的小小说辞。其后的毕达格拉斯学派在克罗顿遭受烈焰焚城的血腥屠杀，究其原因，不过是此学派的学说延及至政治领域就会支持贵族政治而已。因此，当地的民主派一有权，他们便大难当头。

直至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他接触政治的机缘是担当雅典主席团的主席，元老院的元老，这些今天听起来响当当的名号，在那时不过是由雅典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人人都有机会被抓签中选的职位，运气而已。苏格拉底当过一天的主席，审判了一起案件，可惜第二天就被民众翻案。由此看来，苏格拉底在政治中最具影响的事件，应该是第二次他加入公民大会的审判，不过这次他是作为被告，结果是被判了死刑，空留下他那激昂亢奋的申辩词在后世飘荡。

古希腊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深陷政治泥潭，对这一绕不开避不过的领域可谓是又怕又爱，成为了一个米诺陶般的迷宫，却着实找不到莉亚阿德妮的线团来作指引。老年的柏拉图写了《第七封信》来反思自己的三行叙拉古。对于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研究世界的“无限”和万物的始基“一”。而政治生活则是“有限”的，并且是形形色色繁复杂乱的“多”，是各种各样的形态组成的集合体。当知识分子遭遇到政治社会，当他们从理论的云端下降到人类生活的洞穴，用固有的眼光触及千姿百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时，言辞之间还能道出几分真正社会生活的真谛，那的确是值得商榷的。古老的智者们早就用他们的行为和书写喻以大义，知识分子始终是以自我的知识场域为中介，来形塑和开拓自身所在的政治领域，大众的困惑和担心理所当然。如果知识分子先就勘探清楚政治境况，站定好了一个“政治正确”的立场，却又要面临从此出发就会狭隘他自身的知识场域的问题。这正是无法解开的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社会的悖论。

在古希腊人的眼中，像苏格拉底这类的哲人是全然没有通晓政治的，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差距，不然苏格拉底也就不会自称是专刺雅典的牛虻。而当时的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以苏格拉底为主人公，写就一幕喜剧《云》。在《云》里面，苏格拉底被人民看作是只会用屁股思考天相，只会教儿子打老子道理的疯人，在公众的政治生活中弄出了不少的麻烦。该剧上演，苏格拉底亲自前往观看，在精彩处也和所有的民众们一起大声叫好。他好像什么都懂了，又好像什么都还不懂。

诚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纠缠一直蔓延着，在我们的言论越发自由和自主，各类专家学者纷纷对社会发言慷而慨的今日，我们的确可以回忆一下上个世纪最为伟大的哲人海德格尔，当他可耻地支持纳粹，担任了海德堡大学校长后，在１９５４年和平年代又重返教职，便有同事当面质问：“君从叙拉古来？”看来对于叙拉古的诱惑，我们普罗大众当然有理由对知识分子保持犹疑的眼光，而知识分子则的确需要去永恒地思索这道“难题”。

谢选骏指出：人説“柏拉图：叙拉古的诱惑”——我看柏拉圖像孔夫子一樣送貨上門、自取其辱，還不及莊子的坐以待斃、荀子的授徒講學……當然，比起商鞅和李斯的賣身投靠、魂斷異域，還是略勝一籌。

在我心中，只有耶穌基督最爲特別，他説，“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如果我的國屬於這個世界，我的僕人們早就會爭戰，不讓我被交給那些猶太人。但如今，我的國不在這裡。”

碳基生物是毫無希望也是毫無出路的。所有的人都必須死亡和失敗，無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