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史铁生为友四十年，此生足矣》（张铁良 2011年10月26日）報道：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铁良，史铁生清华附中校友。1969年同赴陕西省延川县插队，从此为友四十年。
我和铁生是校友，铁生高我一级。虽然同在一个学校念书，彼此只是知道而已。当时，在我印象中他在同级中算个儿高的，后来他对我说，他那时对我的印象就是长着一对扇风耳。
我和铁生成为挚友还是要从插队说起。
1969年1月，我们响应号召，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他在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我被分在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两个公社分别在两条不同的川，一个叫清平川，一个叫永平川，中间隔着一道山梁。子壮和立哲既是“发小”，也是同学。他们在关家庄插队，我时常去他们村串串。
刚到陕北不久就赶上过年，我闲不住，第一次来到了关家庄。晚上，男知青聚在窑洞里，唯一消遣就是抽烟、聊大天，不管会抽不会抽，人手一根，聊得兴奋，抽得也勤，直到把所有烟都抽光了，仍觉意犹未尽。出来上厕所时，我还念叨，要是谁那儿还有烟就好了，这时，铁生刚巧也出来方便，跟我说，我这儿还有两根，给你一根。其实，我那时和关家庄知青还没完全混熟，但我觉得铁生这人够哥们儿。
当年夏天，我去关家庄，途中大约二十五里，先进一条沟，翻过一座山，就是关家庄的后沟。从山上下来，听见有人在唱歌，唱的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走近看是铁生斜靠在土坎上唱，不远处有几头牛。
铁生对我说，来陕北不久就犯了腰疼病，中间还回北京治了一次，现在好些。村里照顾他，让他喂牛，不用上山受苦。喂牛这营生是个细活儿，陕北穷，需要牛耕地时才喂些粮食作为饲料，其他时间全凭吃草。为了让牛多吃草，铁生每天很早就把牛带出村子，天黑才回来，带点干粮，就着泉水就算是午饭了。有时，吃完晚饭还要铡草，因为夜里得起来添一次料，天天如此，人要勤快，懒了不行。
我们那时都是十几岁后生，正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年龄，能做到每天半夜起来，得有点毅力。看得出来，铁生对牛有悟性，没多长时间，就把这几头牛的脾性摸清楚了。他喜欢牛，尤其喜欢那头年轻的黄犍牛，那牛长得标致，头大、胸宽、四肢粗壮，腰平身长，一米高的土坎，一跃而上，优美而轻盈。铁生喜欢它，自然就会偏袒，别的牛吃庄稼，马上赶开，黄犍牛偷吃时就稍迟一点赶走。
那天下午，我俩边聊边唱，整个山沟就我们两个人。有时，我俩还来个二重唱，他唱中音我唱高音，现在想来，山沟的声学效果真不错，起码是把我们自己感动了，遗憾的是没有听众，只能对牛歌唱。
那天，直到天黑我们才回到村里，晚上我就住在铁生的窑洞里了。那晚，铁生对我说，他的一个堂哥名字也叫铁良，我说那真巧。铁生还说：“咱俩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身子长腿短。”
1971年初春，几个朋友相约去颐和园，记不清是谁提议比一比立定跳远。没跳之前，每人自然都先把自己吹嘘一番，铁生说他最拿手的就是立定跳远。立定跳远其实很简单，先悠两下顺势起跳，落地时再依惯性向前迈步站稳即可。不想，铁生落地时，就像被什么绊了一下，摔了个马趴。我连忙过去问怎么回事。他坐在地上，自言自语，今天这腿怎么使不上劲儿呀？随后就站了起来，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事。我们依旧在园子里转悠，有说有笑，下午才出来。
自延安到绥德的长途汽车经过我们村，铁生从北京回来一般在我这儿下车，再从我这儿走回关家庄。这年夏天，他从北京回来，带了一个手提包，里面有些挂面。我找了一根扁担，我俩一前一后，担着提包送他回村。那天，我看他走路经常打晃。平时，走这段路也就休息一次，可那天铁生提议休息了好几次，我还以为他是在北京待的，人都歇软了，其实是他的腿开始跟他过不去了。铁生怪他奶奶，非让他带这么多挂面，我还开玩笑说，早知道你把挂面给我留下呀。铁生乐着说：“要是早知道给你留下，我就不带啦！”
秋天，我再去关家庄时，见铁生格外的瘦，以为他得了什么病。他对我说，这些天腰疼得厉害，晚上睡不好觉，没有一个姿势可以让腰不疼的。我陪他在炕上躺着抽烟，他朝这边趟一会儿，又翻向另一边，不时起来用手撑着炕沿坐会儿，或者抱着被子垛跪着，最没辙时只好双手摽着门框，两腿不吃劲儿地悬一会儿，铁生戏称为“上吊”。我说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要不再回去看看。他说刚回来还没仨月呢，忍忍再说吧。晚上我起来上厕所，铁生没在炕上，喂牛去了。
这时，陕西一些企业在知青中招收工人，村上推荐我去铁路电气化工程队，但是体检时医生检查出我的心脏有问题，建议我回北京进一步检查，所以我在1971年秋末回到北京，不久听说铁生也回来了。
一天下午，我去他家，铁生当时住在北新桥一带的前永康的胡同，那是一个四合院，看得出来以前是很舒适的，只是那时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大杂院。铁生住在四合院的后院。进了后院，看见铁生的奶奶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怀里揽着史岚，铁生的父亲站在门口，全家人好像雕塑一样僵着。从一家人的表情可以看出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门口停下，看见铁生坐在饭桌边的床上，脸色铁青，饭菜撒了一地，且有几只摔破了的盘子和碗。看见我来，一家人也没有什么表示，我被眼前景象惊呆了。还是铁生看到我来了，稍微挪动一下身体，发出了一声叹息。我借势赶忙跟他说，听说你回来了，我来看看。铁生一言不发，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铁生的父亲在旁边小声说，他的腿这几天不好。我假装没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对铁生说，咱俩出去溜达溜达？这时，奶奶在外边说：“铁良你跟他出去遛遛，他有些日子没出门了。”
铁生好像也有要站起来的意思，我赶紧拉着他的胳膊拽他往外走，可这一拽，我也觉出不对劲儿了。平时拉一个人，那人顺势起来不会觉得费力，可这一次，我觉得铁生好像有意往下坐，看他的样子却是在用力往起站，并自言自语道：“我这腿他妈的不跟劲呀！”好在铁生家有辆自行车，我把他架到车上，出了门。地坛公园离铁生家不远，那天下午，我们俩在园子里坐到天黑才回来。那天铁生基本没话，我也不知说什么是好，只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铁生仅是附和着嗯几声。
不久，铁生住进了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
那时医疗诊断设备不像如今这么发达，CT、核磁共振一上，骨头缝里的毛病都能找出来。但70年代只能凭借X光。开始，医生说他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脊椎上长了瘤子，或是脊髓出了问题。前者通过手术或许有治愈希望；若是后者，可能导致下肢瘫痪。铁生那时还诙谐地对我说，就盼着长个瘤子。但检查的结果却是脊椎上没长什么东西，看来老天爷要跟铁生过不去。
铁生刚住院时，病情似乎得到了控制，因此他还是很乐观的，不仅积极配合治疗，还经常鼓励病友。铁生那时已经显露出写作能力，协助病房出板报，自编自写，赢得了医生、护士及病友的普遍好感。
我那时在北京治疗心肌炎，没事儿时经常往“友谊”跑。友谊医院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帮助设计兴建的，自然体现了苏联建筑特色，宽敞、明亮。神内病房与其他病房的汇接处是个圆形大厅，四周沿墙布置了长沙发，供病人休息。病房人多，我和铁生就约定每逢探视日下午1点半在大厅见。
那时，医院探视时间有明确规定：二、四、六、日，下午3点至5点30分。探视时，先要在大门外传达室领一个探视牌，且每个病人只允许两名探视人员，其他时间即使进了病房也会被护士轰出来。友谊医院门诊部与住院部相隔一条马路，但有一条地下通道相连，知道的人不多。我每次都是走这条路，提前进入病房，好在护士对铁生很好，权当没看见。
我和铁生无所不聊，儿时记忆、学校及“文革”初期的回忆、插队轶事，开始时只是觉得很开心，时间久了，便觉得铁生绝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我俩的爷爷都是地主，在那个年月，这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但我们也毫无顾忌地彼此交待。铁生经常回忆起小时的生活情景，比如沿街卖羊肉的如何叫卖，剃头、收破烂的如何吆喝。我虽在北京长大，但由于一直在清华这个特殊环境，对老北京的生活习惯并不清楚，我连烧饼、火烧都分不清。
一次，铁生对我说：“不喝豆汁儿不算北京人。”我老实对铁生说：“我真没听说过豆汁儿这回事儿。”铁生马上瞥了我一眼，说：“那你还瞎掰什么北京人呀？”然后告诉我，北新桥路口北有一家小吃店，那里有豆汁儿，并嘱咐我，喝豆汁儿一定得配焦圈，不然让人一看就不是老北京。我照着他说的去了一趟。过几天，他问我去了没有，我说去了，焦圈没费劲就吃了，豆汁儿喝了一口实在咽不下去……铁生无奈地对我说：“看在你从小在北京长到这么大的份儿上，算是北京人吧。”
由此想起，1997年，受好友立哲之邀，陪铁生一起去美国。铁生不怎么接受西式饮食，时常抱怨饭不顺口。到芝加哥，在同学刘瑞虎家，瑞虎的老母亲可谓老北京，专门为我们做了一顿纯京味儿的饭，最难得的是做了一份“炒肝”，铁生那顿饭没少吃，恐怕是在美国期间吃得最香的一顿了。
冬日的一天下午，我照常去医院，铁生没在大厅，我就去病房找他。走到病房门口，我觉得里面的气氛不对，平日这时大家都在午休，今天却都没睡觉，只是谁也不说话，铁生半靠在床上，午饭还摆在床头柜上，表情和那次我在他家看到的一样。我意识到又出问题了。
铁生看我进来，也不说话。我愣了一会儿，问旁边的病人，那人指指铁生小声对我说：“撒不出尿来，火儿啦！”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暗示我出来，我便来到护士站。原来，铁生从早上就撒不出尿了，用各种药、针灸，都不管用，医生要给他导尿，他坚决不同意，让我劝劝他。我问护士：“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病情加重了？”护士说：“这是刚开始，过些时候大小便失禁才麻烦呢！”我不记得回到病房都对铁生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陪他去了几次厕所，站着、坐着、蹲着，全试过，不行，最后他觉得实在憋得不行了，只好同意导尿。
从此以后，就没有离开导尿管，直到1998年，因患尿毒症做透析而没有尿。更严重的是从那儿以后，铁生走路便要依靠双拐了，以前他还可以扶着墙从病房挪到大厅，但现在做不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双拐对铁生也变成无用的了。神经内科有一个残酷的笑话：躺着进来的病人，大多抬着出去；走着进来的病人，大多坐着出去。铁生也没有突破这一规律。
医生最后诊断：铁生患的是“多发性脊髓硬化症”。该病发病率极低，因此国际上没有投入太多精力进行研究，所以医学界拿这种病没有办法，可以说谁得了谁倒霉。据说大物理学家霍金得的也是这种病。
铁生的父母原来都在北京林业学院工作，“文革”中全院迁至云南，他们也到了云南，但不在一处，母亲带着史岚在丽江，父亲在漾濞。由于铁生住院，父母只能轮流请假回北京照顾。请假意味着没有工资，因此，长期以来，史家只能靠一人的收入维持。
据我所知，那时父亲的工资八十多元，母亲的工资七十多元。而铁生的住院费平均每月都要一百多元，多时需二百多元，无论如何是支付不起的。为此，母亲多次找到“北京知青办”，每次都要写报告，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全国类似铁生这种情况有很多，按道理史铁生的户口已经迁出北京了，他的问题应该由当地解决，但考虑到知青这一特殊情况，我们也只能把情况报上去，但没有新的精神下来之前，我们也不知怎么办。”那时不像现在，还有信访办、民政厅，似乎大家都忙着搞“文化大革命”，个人事再大也是小事。
那时，大家的收入都极有限，就算是跟亲朋好友借，人家顶多也就是帮助个十元二十元，两千元的住院费可是天文数字了，经济上的压力太大了。铁生的两条腿从无力，到麻木，进而彻底失去知觉。我相信，天下做母亲的看到自己儿子一天天走向残疾，都会崩溃的，铁生的母亲也陷入了绝望。
有两个星期，没见铁生的母亲来医院，而是父亲定时送些自家做的饭菜来。父亲说是母亲单位有事临时被叫回云南了。然而细心的铁生却说，这菜的味道应该是我妈做的呀，但父亲仍坚持说母亲回云南了。事后才知道，母亲由于长期失眠，常常处于恍惚之中，一天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没站稳跌倒在地，两颗门牙掉了一个断了一个，脸肿了好长时间。
有一段时间，铁生心情极坏，可能为了一件小事或一句话而大发脾气，我也是在那时领教了铁生的脾气。那时的铁生像一头困兽，想挣脱困囿着他的牢笼，牢笼便是自己的两条腿！我每次去医院看他，进门时都会见他靠在床上发呆。我尽量说些外面新闻给他听。那时没有电视，报纸和广播里全是歌功颂德的话，我想让他知道一些真情。
这样做有时会让铁生很开心，暂时忘却痛苦；但有时会适得其反，铁生会突然抡起拳头砸向自己双腿。这种情况出现了几次之后，我也总结出经验，与他说话时，不要涉及体育的话题，因为那样最可能使他联想到自己。
友谊医院确实用尽办法，然而，医学科学毕竟没有发展到可以治疗脊髓病变的水平。铁生出院了，回到了他那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屋。这时的铁生，情绪极其低落，经常无故发脾气，或在睡梦中大声呼喊。他无法接受失去双腿的残酷现实，那一年，他毕竟才二十一岁。有一次，铁生对我说：“我宁愿拿一只眼换一条腿。”又补充说，“再加一条胳膊。”之后，他看着我，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我避开了他的眼神，无话可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生逐渐接受了这个痛苦的现实。这时，铁生思考的更多的是如何走完今后的路。
他经常摇着轮椅出去，那时，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地坛。那时的地坛还是一座荒废的皇家祭祀的地方，除了上下班时间有些人流，平时安静得让人瘆得慌。但是，这个园子当时成了铁生几乎每日必去的地方，激发了铁生的写作灵感，成就了那篇《我与地坛》。铁生平时去地坛，多在东南角一带活动，因有许多古柏树，夏天可以遮阴，也不太受人流的影响。我去找他时，若不在家，就直奔地坛东南角，一准儿能找到。
一次，我去找他，看见铁生的母亲站在地坛门口，向东张望，但又犹豫着不走，见我过来，好像松了口气，说：他今天又发脾气了，中午也没回去吃饭。说着，递给我一只塑料袋，里面有几个包子。我明白了，接过包子走近铁生，我假模假式地对他说：“我刚才买了些包子，挺好吃。还剩几个，你也尝尝。”铁生接过包子，吃了一口，马上说：“这包子不是你买的，你不知道上哪儿买去。”经验告诉我，不能再做过多解释，这时任何一句话都可能使他发怒，我赶紧假装上厕所，转了一圈回来，他也把包子吃完了。
这年春天，铁生的母亲突然去世。病因是胃幽门静脉破裂，大量失血。但是，我想根本原因还是几年来儿子的病给她的打击太大了，实在承受不住了。据我观察，史家主要靠母亲操持，可谓家中擎天柱，母亲一走，史家的天塌了。很长时间，铁生没有从失去母亲的痛苦中缓过来，他写《合欢树》思念母亲，我总觉得他对母亲内疚。
1995年，铁生让我开车带着他和他大伯、父亲、叔叔回了一趟涿县老家。从涿县县城出来时，铁生问父亲是否还记得去母亲家的路，父亲说还能记起，于是，我们就去他母亲的老家。我记得铁生母亲出生的村子叫张村，那里其实已经没有亲人了，可以看出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人住过，铁生坐在轮椅上，久久地望着荒芜的院落，长长地嗯了一声，这是他的习惯，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时，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很高兴，铁生尤其兴奋。
1996年11月的一天，铁生给我打电话，让我陪他去一趟杭州，他获了一个文学一等奖。第二天，我去接他的路上，他打来电话，告知他的父亲当天黎明突然去世，病因是心肌梗塞。我把飞机票退了，准备去他家看看是否需要帮忙。这时，他又打来电话，说又仔细想了想，杭州那边把这次颁奖活动准备得很隆重，他又是一等奖，不去对整个活动影响很大，于是决定还是去，缩短行程，不致影响父亲的安葬计划。
我在杭州陪了铁生两天。白天自有主办方全方位陪同，我的任务就是晚上帮助铁生睡觉时翻身。铁生的双腿肌肉萎缩得非常严重，可谓皮包骨头，为防止生褥疮，隔几个小时要翻一次身。侧卧时两腿之间要垫两个垫子，后背还要垫一两个垫子作为支撑，因为腰部一点力量也没有，很难保持平衡，睡觉时身体周围要摆一圈垫子。铁生经常说他躺不稳，我能理解。
给铁生翻一次身的全套动作大概要七八分钟，由于我不习惯，后半夜帮他翻身之后，睡意全无。第二晚依旧。我对铁生说：“再过两天，我恐怕就扛不住了。”他说：“我照顾你，晚上只翻了一次身，在家我要翻两次呢。”过后，我对希米说起这事，希米说她已经练出来了，可以在半睡半醒状态把所有的事做了。话虽说得轻松，可我在想，希米可是整整做了二十一年啊！
2010年初，铁生患肺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但他还是挣扎着缓过来了。我去医院看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对我说，前几天他自己都快不认得自己了。出院后我去看过他两次，感觉他仍很虚弱，好像恢复得非常慢。夏天陪他去同学邢仪家，大家聊得热闹，铁生独自躺在沙发上，曲蜷着身体，显得又黑又瘦，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他的样子像甘地。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灯油怕是要耗尽了。
前来拜访铁生的人日益增多，有时一天竟要迎接多达三拨。这不仅影响铁生的休息，更影响了他的写作。一天上午，我去看他，门口贴有一张纸，大意是希望来访者在下午3点至5点登门，且谈话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我站在门口犹豫一会儿，还是敲了门。铁生见我来，指着那张纸对我说：“不包括你，你随时来。”我知道，这是因为铁生视我为知己。我想，此生足矣。
谢选骏指出：人説“与史铁生为友四十年，此生足矣……来陕北不久就犯了腰疼病，中间还回北京治了一次……”——我看“有人還真的可能是被二百斤麥子給壓垮了”！否則，大家都笑話“扛二百斤麥子、走十里山路”只是一個愚人節的冷笑話。畢竟，史鐵生要是不下農村苦幹，也許就不會犯病得不可收拾。1969年文革的時候，我不到十五歲就要陪母親住院擔任看護，看過許多比史鐵生更爲悲慘的病例，我還被迫一邊看著死者一邊吃飯，因爲護士沒把逝者拉去太平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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