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相信組織依靠組織只能死路一條

《三名台湾特务的失意人生，出狱众叛亲离，索赔时无一例外沦为弃子》（2023-07-05 民国风度）報道：

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人之渺小如沧海一粟。

不管是英雄还是敌人，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姜建国、陈景圣和阚中干三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但他们的一生，却因为自己做出的每个决定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三名潜入大陆的台湾特务，决绝地踏上了自己选择的那条路，深陷泥潭，举步维艰，令人唏嘘不已。

1、姜建国：“我的悲惨下半生”

1936年，姜建国生于上海。

1949年他的资本家父亲抛下子女逃到台湾，原本医学院毕业的他可以成为一名手到病除，救死扶伤的医生。

然而任何时候，个人命运都跟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没有人能够心存侥幸，超脱于社会和时代的影响，成为乱世中的幸运者。

姜建国的命运也在无形之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81年，姜建国忽然收到让其继承父亲遗产的信件。

原来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没有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宣布和父亲脱离关系，因此成为了父亲唯一的遗产继承人。

彼时，姜建国携妻女来到香港，从一名中产医生摇身一变成为一名香港富商，在“小甜甜”龚如心的公司里做到了的中层职位。

巨额财富的从天而降，让姜建国的人生瞬间光彩耀人，命运仿佛只青睐着他。

1985年，他从大陆购买了一批蚕丝运往台湾，当时的台湾地区实行贸易壁垒政策，因此姜建国在蚕丝的外包装的袋子上贴上了“印度尼西亚”的假标签来伪装，然而为了省钱，小袋包装上的“中国制造”却没有清除干净。

就是因为这个不起眼的小错误，他的货品被台湾当局全部扣押没收。他火速赶往台湾，四处寻找朋友帮忙，当地的一个朋友给他引荐了一位沈先生。

这位神秘的沈先生非常爽快地说帮忙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他要求姜建国参加国民党，为台湾“军情局”服务。

想想自己即将面临着倾家荡产的危险，那时候的姜建国觉得这个条件或许不算什么，于是他一声应允下来。

在这名沈先生的家中，姜建国宣誓加入中华民国情报局，忠于三民主义，绝不背叛。如果有背叛或不忠不义的行为，自己连带家属都要受到残酷的惩罚。

宣誓之后，他接受了台湾“军情局”为期7天的特务培训，被委任为中校处长，正式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

上级命令他携带大量反共传单潜入大陆进行散发，姜建国似乎开始慢慢意识到，是自己把自己逼入骑虎难下的窘境中，但现在，他好像是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进入深圳后，乘火车来到了广州，一路上惊心动魄，却出乎意料的顺利。就像打游击战一样躲着人，战战兢兢地把宣传单全部散发出去了。

此后，姜建国以港商的身份返乡上海，在一次承接上海码头工程的时候他顺利取得图纸。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图纸，包含了许多机密消息。姜建国的屡次得手，让他的欲望不断膨胀，开始在任性的道路上肆意狂奔。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他的一切行踪早已进入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下。在大连军港游览的时候，他被逮捕了，一年多的间谍生涯戛然而止。在经过近两年的羁押，1988年姜建国被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当初那一笔“一人独占”的巨额财富，看似从天而降，实则飞来横祸，姜建国的人生从那一刻起被埋下了厄运的种子。正如人生像一条完整的链条，链条的两端连接着生与死，环环相扣。当下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和未来息息相关。

那么姜建国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2001年8月，刑满释放的姜建国怀着复杂的心情赶回香港，他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妻女，等来的却不是想象中的饱含热泪的眼睛和多遍的问候。到了香港，别说是家人，自己的房产业早被妻子变卖，带着女儿远走他乡，杳无音信。

姜建国独自站在香港的街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十五年的时光和自由，而是整个人生。他已经找不到任何过去生活过的物件，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在有生之年找到那个让他牵肠挂肚的女儿。

2002年，姜建国来到台湾，台军情局却仅仅只是轻描淡写的承认了他的身份，却不愿意给予任何补偿。回到香港，姜建国只能靠政府救济金和自己拾荒勉强维持生活。

如今他要做的只有等待，等待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结局……

2、陈景圣：“三个女人离我而去”

1940年，陈景圣生于一个家境优越的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外交部的官员，他住着花园楼房，享受着天之骄子般令人艳羡的人生。

然而，当他目睹自己的母亲被革命小将打得遍体鳞伤，因为莫须有的由头受尽折磨，给陈景圣的心中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改革开放后他来到香港投奔亲戚，但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他只能从头再来，在一个上海菜馆里做煮面师傅。

巨大的身份转变，对陈景圣来说，犹如上边是灯红酒绿，下边是断壁残垣，中间是巨大的鸿沟。

餐厅的同事陈启凯捕捉到他低落的情绪，借机接近他，并向他表明自己是台湾国民党某少校的儿子的身份，将陈景圣引荐给了台湾“军情局”特工的小林，小林说需要一些帮助台湾做工作的人士，而陈景圣的家庭出身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要求。

过去的陈景圣一直过得不如意，很压抑，因为出身的关系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此时的他非常兴奋，觉得这是人生的转机，抓住了眼前的机会就可以把幼年时的生活条件夺回来。为了尽快结束眼前的落魄，陈景圣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1981年，经过简单的特务训练之后，陈景圣返回了上海。

他通过聊天、旁敲侧击的探听希望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不甘心的他决定铤而走险，来到了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试图像陈启凯策反他那样，去策反他原来的同事和上司。

策反之路充满了各种未知，天有不测风云，在他试图策反表哥后，刚一出门就被抓捕，结束了他9个月的短暂的间谍生涯，被判刑13年。

被捕后的一个月，陈景圣的妻子因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是特务的事实而服毒自杀，其母亲也在两年后痛苦病逝，而自己的亲生女儿在日后渐渐得知了父亲的身份后，也一直回避着陈景圣。

不幸的是，女儿后来也被诊断出白血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只叫过他一声“爸”。

这个简单的字眼，充满了无尽的心酸。

陈景圣女儿的遗愿是安葬在祖母的身边，他亲自捧着女儿的骨灰来到了母亲安息的墓园，此时的他情绪激动，难以自持，涕泪沾襟。

陈景圣一直认为他家的大别墅和千亩水田被没收，是他苦难的开始。但事实上真正的苦难开始于他背叛人民，从选择成为台湾间谍的那一刻起，命运的转轮将他推向不幸的彼岸。

“人生的悲剧没有漏掉一个”，少年丧父，中南丧妻，晚年丧女，一切不再有滋味，于陈景圣来说，他所面对的变故，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有的只有麻木和冰冷。

当出狱后的他来到台湾“军情局”报到表明身份要求赔偿时，等来的却仅仅只有身份的承认，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陈景圣犹如一颗弃子，他只是别人编织的巨大阴谋下小小的一环，他的遭遇没有人再提及。唯有自己，苟活在这个世界上，度过凄凉的晚年才是陈景圣最后的归宿。

3、阚中干：“把心爱的人带上死路”

1936年，阚中干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中。

少年时，恰逢蒋介石逃往台湾，大陆局势动荡让他的人生注定不平凡，年仅11岁的他被送往台湾，投奔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舅舅。

1952年，阚中干的舅舅病逝，舅母改嫁，噩耗引发的家变，让他从寄人篱下的客人变成举目无亲的孤儿，开始了一个人艰难谋生。

他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出人头地，做一份体面的工作。

历经磨难的阚中干，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台湾“中情局”，他接受了两年的“特训”，学习了跟踪与反跟踪、炸药制造、秘密通讯等各种间谍手段，阚中干热血沸腾地接受着这些训练。

1957年，阚中干正式宣誓加入了“国防部情报局”，上级承诺潜入大陆执行任务回来后必定飞黄腾达。阚中干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刺杀中共高级党政要员，爆破摧毁重要军事目标的危险任务。

怀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士情怀，阚中干离开台湾前往香港，被安排到一家商店打工，用最普通的身份潜伏下来开展工作，为潜入大陆做充分的准备。

此时，踌躇满志的他遇到了小珍，一个彻底改变他一生的女人。

面对着小珍，阚中干深情戳心，情到深处难以自拔，但特工身份需要的是冷酷而不是儿女私情，强烈的矛盾和慌乱占据了他的心扉。

数周后，他突然收到一封小珍的来信，建立起来的冷酷防线却轰然倒塌，很快和小珍陷入热恋中，让在孤寂中成长的阚中干感受到了人和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小珍对他来说，就是他的生命和灵魂，须臾不可离焉。

当肩负的使命、前途和刻骨铭心、无法割舍的恋人相矛盾的时候，阚中干心生一计，他想带小珍一起提前进入大陆，戴罪立功。小珍在身边可以掩护他的工作，成功的话上级也会认可他们的感情。小珍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

1958年，两人一起踏上了香港开往大陆的特别列车，三天后，他们乘火车抵达了上海，与自己阔别了整整二十年的父母兄妹相聚。

然而，幸福却总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阚中干不曾想到的是进入大陆仅五天就在上海被捕。受过特殊训练的他，原本以为可以轻松蒙混过关，却在大陆的国安人员的问话中，一点点被击垮，他才知道自己的一切行为早已在对方的掌控之下。

如坠深渊的他深知，按照党国的要求需要“舍生取义”，但想到此时也正在受连累的小珍，阚中干心生不忍，他没办法像壮士一样直面死亡。

在生与死之间的几经徘徊中，阚中干选择了生，坦白了所有犯下的罪行，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2年，而小珍则被判处5年，两人均被关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之后他又被转押到青海监狱劳动改造。

当44岁的阚中干刑满出狱的时候，除了一张没有接收单位根本不能落户的“袋装户口”外，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对小珍不变的情感。

1984年，阚中干终于打听到了小珍的下落，乘上了去找寻她的列车，几经周折，却发现小珍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

时隔30年后的再相遇，一切恍如隔世，却已经难以挽回。因为一面高墙，曾经炽热的感情最终走到了尽头。而阚中干的人生，如飞蛾扑火，成为了时代和阴谋的牺牲品。

退休后的阚中干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当他向台湾当局讨要说法时，却只在十年后才收到寥寥数语的回信，自己的一生就如这几行字一样被潦草打发了。

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如过眼云烟一样，而姜建国、陈景圣、阚中干三个人都如茫茫云海中的一粒微尘，不知方向，随风漂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下一路前行，最终汇向了一条河流。

他们的“牺牲”，对于大局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他们的一生，却被戏剧性的改写了。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个被特殊身份改写了命运的人，在茫茫人海中，无人问津，怀揣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隐没得悄无声息……

《那些潜入大陆的台湾间谍，经历了牢狱之后，他们最终的结局怎样？》（2024-03-12 熔岩往事）報道：

十多年前，有一群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走出来的人，他们不仅公开自己的身份，而且联合发起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

他们是一个个被特殊身份改写了命运的人，这些人就是来自台湾、身份神秘的间谍人员。

而他们出狱之后所做的，或许也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搏”。

70多岁的姜建国，年轻时跟着资本家父亲逃往海外。改革开放后，他来到香港接受父亲的遗产，一夜之间成为大富豪。

1987年，姜建国被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策反成为情报人员。1988年，姜建国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被大陆法院判刑15年。

2001年8月，姜建国获得减刑提前出狱，他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后，便急匆匆地赶回香港。

然而到了香港，姜建国发现自己的家人，曾经的房子，甚至附近的街道都已经消失不见。

2002年，走投无路的姜建国来到台湾，他本以为会被当作英雄接待，至少要补发这十几年的工资。自己有了这笔钱，也可以去买个小房子住下来。

可是，台湾“军情局”只承认了他的身份，却不愿意给予任何补偿。姜建国往返了三四次，可每次“军情局”都用两三千美金把他打发走。

最终，年过七旬的姜建国，住在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公屋里，靠香港政府的救济金和自己拾荒勉强维持生活。

每天下午3点，姜建国都要拄着拐杖，步行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捡纸皮、废报纸，这些被人们丢弃的东西，如今成了他赖以生存的依靠。

一般都要等到晚上11点半超市关门，他才能把人家不要的垃圾捡回来，卖得几十块钱贴补生活。

为了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2007年1月，姜建国与其他七位在港“台谍”选择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成立“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集体向台湾当局讨要说法。

协会中的这些台湾老间谍们，大多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0年以上，最年轻的58岁，最年长的82岁，出狱后台湾当局对他们置之不理。

如果加上内地和海外的“受难台谍”，一共有60多人打算向台湾当局联合索赔。

姜建国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索赔，他们曾经为“台谍”这一身份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他希望台湾方面至少有个表示。

想起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姜建国总有些哭笑不得。如今的姜建国可以做的只有等待，等待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结局……

每到休闲时光，姜建国会约上几个朋友，在他简陋的小屋里喝上几杯。而他这些朋友，都是和他一样被台湾当局弃置不管的滞港老间谍。

陈景圣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比姜建国小12岁，是姜建国的上海同乡，担任“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秘书长。

与姜建国不同的是，当年的陈景圣到香港打拼时，接受策反成为台湾特务。然而这个几小时内做出的决定，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陈景圣于1981年至1993年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他回到香港，靠特区政府的援助金生活。

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然而“军情局”只承认了他的身份，表示“既往不溯”，却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当初，陈景圣听到“蒋总统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你们这些特工人员的”时，一度还非常感动。

现在，陈景圣心中只剩下了被抛弃、被欺骗的感觉。

生于上海长于台湾的阚中干，在举目无亲之际为了过上好日子，加入了台湾间谍组织。

1958年，阚中干回大陆潜伏5天后被捕，度过了22年的牢狱生活。1996年，他进入上海某纺织厂扫厕所，退休后靠每月900元退休金生活。

晚年的阚中干，把自己的精神生活都寄托在书报上面，他喜欢看文史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是两岸之间的消息，还有当年情报系统的一些解密。

他觉得在那些大的历史当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只是这身影如此微不足道，如飞蛾扑火一样，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上世纪90年代末，台海关系相对缓和，大批台商到大陆投资，阚中干萌发了向台湾当局要个说法的念头。

阚中干写了大量信件，通过各种渠道寄到台湾，但一切努力全都石沉大海。

近十年过去了，阚中干最终只收到了两封非常简单的回信，寥寥数语，便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作了了结。

如今，为了改善晚景凄凉的状况，他们成立了“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联名向台湾政府集体索偿。

然而六十年发生了太多事情，政治风云的如同过眼云烟，回顾他们的人生，除了“受难者”之外，实在是找不出其他更贴切的字眼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命运却与他开了一场玩笑：22岁的特务阚中干爱上了有夫之妇小珍，陷入爱河的两人决定一同私奔，却在大陆被逮捕。他被判22年，小珍被判5年……”——我看，“相信組織依靠組織只能死路一條……因爲任何組織都只是一個需要你來填充甚至拯救的一個空殼，怎麽可能依靠呢？上述三人還算“好”的，畢竟苟延殘喘，沒有立即死掉。但其實呢？還不如像那些革命烈士一樣，拒絕苟活，快點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