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硕士毕业。1987年因出版《神話與民族精神》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策劃、撰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批判,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的專欄也遭到取締,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沒有放弃,承前啓後六十年,不斷出版史無前例的《谢选骏全集604卷》三億漢字。其中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等最初百卷;《宇宙朝聖》10卷、《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古今中外著作點評130餘卷以及歷史回顧7卷。其中最有创见的《思想主权》,猶如其著作的塔尖。——以上是对《维基百科》等網絡謠言的點滴糾錯。——【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謝選駿完成了五十卷《思想主權系列》,並創作六十卷《劇集》。
2020年9月19日星期六
谢选骏:国家是人民的敌人
《美国现象:国家愈富,人民愈不开心》(世界日报 2018-11-25)报道:
美国愈来愈富裕,美国居民却愈来愈不开心;为了打破这种悖论(paradox),经济学者建议人们从衡量幸福和福祉做起,政府须洞察民情,将市民意见列入公共政策考量,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
美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经济表现亮眼,10月失业率处于半世纪来低点(3.7%),但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景气高峰与快乐生活不能画上等号。
●寿命下降 经济强权代价
世界经济论坛(WEF)报告指出,美国身为经济强权付出的代价是“衰弱的社会结构”;平均寿命(life expectancy)逐渐下降,部分导因是自杀、药物及菸酒滥用造成的“绝望死”(deaths of despair)情况愈发严重,绝望死影响高中学历以下的白人男性尤甚,约15%、年龄介于25岁至54岁的白人男性赋闲,且被社会边缘化。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美国,中国与印度亦然。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但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渐减。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GDP)在1990年至2009年间成长至少四倍,平均寿命从67岁增至74岁,惟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每下愈况;印度经济突飞猛进,但印度人的生活满意度自2006年到2017年减少10%。
美国、中国及印度的情况反映出,国家愈富裕,人民却愈不开心。
●贫富不均 忧郁如影随形
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经济学教授卡罗?葛理翰(Carol Graham)称此现象为“进步悖论”(progress paradox,暂译),即经济出现空前成长,居民的生理健康和知识水平提高,但气候变迁、持续贫穷、贫富不均与忧郁也如影随形。
布鲁金斯研究所“全球经济与发展计画”资深研究员葛理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心理与行为科学教授凯特?拉凡(Kate Laffan),以及马里兰大学(UMD)公共政策教授品托(Sergio Pinto)上月发表于“科学”(Science)”期刊的研究指出,观察人们的幸福和福祉是克服“进步悖论”的关键。
拉凡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会对成功的看法,不应侷限经济活动,社会连结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这是GDP等经济指标数据无法呈现的。”
数十年来,福祉和幸福列入经济评估指标的做法引起热议。
葛理翰说:“我在2000年代早期与经济和心理学者共同研究幸福,旁人觉得我们疯了,没人把我们的研究当一回事。”团队规模日益扩大,康纳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成为史上首位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
●幸福指数 纳入政治决策
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创造并揭露社会结构断层;葛理翰说,人们注意到这种指标奏效,揭示各国的一致模式,“学者发展出更精细的计算方式,除了幸福之外,再加上生活满意度。”
葛理翰解释道,她不提倡取代以收入为基础的测量方式或GDP,但“很多事无法依此标准衡量。”
部分国家已将幸福指数纳入政治决策,尤以喜玛拉雅山区“幸福国度”不丹最著名。
不丹第四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1972年创造“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一词,他当时宣布,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毛额(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重要;不丹之后发展出“国民幸福总值指数”(GNH Index),简称为“幸福指数”,其概念为不应该单就经济衡量一国发展。
不丹当局每五年调查境内所有家庭,追踪人民身心灵健康、时间均衡、社交和社区活力、文化活力、教育、生活水准、良好治理和生态活力等衡量幸福的标准,计算幸福指数。
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及智库学习不丹经验,并因地制宜调整施行类似计画。不丹研究与幸福指数研究中心(Center for Bhutan & GNH Studies)研究部门主任彭乔(Dorji Penjore)说,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质疑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与企业世界的可行性,中心收到各方咨询。
除了不丹之外,其他国家采行类似政策,英国2011年起调查16岁以上国民的生活满意度、焦虑程度和自我价值感,用以评估国民幸福指数;哥斯达黎加、苏格兰、斯洛文尼亚2017年10月加入拥护幸福经济体之列。
●青老共住 打破世代隔阂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退休经济学教授、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主编赫利威尔(John Helliwell)说道,唯有洞察市井小民生活,才能观察评估人民幸福程度,并据观察结果制订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政策。
赫利威尔说,加拿大六年级学生可申请至萨克屯市(Saskatoon)的舍鲁布克社区中心(Sherbrooke Community Centre)养老院上课,该院住有263名高需求的长者;这项已执行四年的计画旨在打破世代隔阂并对抗老人的孤独及孤立感。
一名养老院居民说:“如果养老院里没有这些孩子,我们就只是一群在养老院生活的老人;少了这群孩子,内心十分空洞。”
类似计画在各地施行,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音乐系学生与长者共同住在养老院,以表演给长者欣赏交换免费住宿;在芬兰赫尔辛基市,市府挹注经费改善无家可归青年及长者边缘化问题,学生只要愿花时间陪伴长者,就能以低廉费用“入住”养老院。
葛理翰说,这些区域计画告诉人们如何帮助弱势社群,协助者不会因此有收入或找到工作,而是攸关社区和大幅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
●对抗绝望 还没找到解药
加州圣塔蒙尼卡市(Santa Monica)2013年引进城市幸福感指数(well-being index),请美术系学生想办法对抗社会边缘化;其中一名学生在农民市集邀请路人与不同种族和年纪的陌生人合拍“全家福”,活动接近尾声时,半数人成为好朋友。
葛理翰说:“学者还没找到对抗绝望的解药,我们必须探究绝望成因并寻找提升公众幸福指数的方法。”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国家愈富,人民愈不开心”?因为国家愈富,它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就可能越是巨大,因此,人民也就愈不开心了——虽说国家是保护人民免受外敌侵犯的,但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国家就是人民的敌人了。所以,各国统治者为了压榨本国人民,经常发动对外战争或人为制造紧张局势,来减轻内部压力。假想敌是压榨国民的最好机器。而外国政府同样有此诡计,两个国家机器一拍即合,假戏真做,战争开打。反过来就验证了“国家恐吓国民的假想敌是真的存在的”。另外,研究发现,经济表现愈好,人们愈不开心。这可能源于人的原罪——当物质丰富的时候,人的精神就空虚了!因为,人的本质就是“猎人”,只有饥饿并且追逐猎物的时候,人才会感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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