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极权和开放无法并存

《自信荡然无存 中共高层开始各种摇摆》（2018-08-26 德国之声）报道：

过去几个月，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化，中国高层的气氛越来越微妙：几年间充斥媒体和官场的“四个自信”此刻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摇摆。
　
中国高层在政策和立场的犹豫不决，不同部门的分歧越来越公开化。这体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国资或民资、对坚持市场开放或保护主义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对贸易战中中国所持强硬态度的质疑，更围绕着是否拥护“定于一尊”还是反对个人崇拜、警惕文革重来的交锋上。

坊间许多传闻都把焦点集中到了王沪宁身上，相信他是“君侧”的保守一方，作为主张全面的新权威主义，即加强个人集权和国企垄断、鼓吹“浮夸自大”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对技术官僚们的务实主义形成很大干扰，问责之声不绝于耳。

当然，最近一个月，包括已经结束的北戴河会议，并未证实任何对他不利的消息，而且，不仅《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制造2025”之类民族主义声调统统消失，官方媒体近来还出现了一系列细微调整，例如中央电视台和财新杂志对公众关心的话题报道越来越直接，明显讨好公众；对贸易战的态度也转趋鲜明。这都显示，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王沪宁似乎有意摆脱政策摇摆和进退失据的尴尬，试图以灵活却强硬的方式，通过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走出困境，避免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其中，最值得观察的，是近日美国媒体爆出的谷歌公司的“蜻蜓”计划。谷歌CEO劈柴(SundarPichai)在上周四的一次会议上证实了一个迎合中国当局、进行网络审查、以重返中国市场的蜻蜓搜索发动机计划的存在。虽然劈柴和谷歌公司的伦理问题遭受着外界的广泛质疑，不过，就劈柴承认自2015年以来密集访问中国，曾经与包括王沪宁在内的中国高管会晤，可以发现，不仅谷歌公司出于中国庞大市场的考量回归中国，中国意识形态部门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似乎，他们虽然坚持要谷歌搜索必须接受中国的审查标准，但是，更盼望谷歌搜索业务能够早日返回中国。尤其这一迫切性，正在以一种焦虑的形态蔓延在中国高层官僚间。

从科学院院士到大专院校，从少数勇于批评政府的自由知识分子到某些接近高层的智库，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过去半年中国管理层犯下连续错判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成功的互联网防火墙以及相应的国际交流限制本身制造了管理层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误解和误判。换言之，中国有效的互联网信息管制，虽然成功阻止了公众和媒体自由接触国际信息，却也等于切断了国内研究者和政策部门获取国际信息的便捷通道；加上当局对高校和科研机构涉外交流的严格管制，以及相关智库“投上所好”的论证式研究而非独立研究立场，导致中国高层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出现严重偏差。

这或许是最近半年贸易战受挫以来中国高层政策摇摆的关键原因。任何口头上对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高调宣传，并不能掩盖他们对自身执政有效性的怀疑，而且这种对专业能力的怀疑很容易扩散成为对高级官员们效忠的怀疑。以至于接近高层的技术官僚们人人自危，仿佛生存在“犹太医生案”的阴影下。以联名上书的“清华校友”们为代表，他们不得不反击，试图找出胡鞍钢、梅新育和金灿荣等吹鼓手作为“清君侧”的替罪羊，而王沪宁似乎也试图通过与谷歌公司合作，打破目前的信息封闭，作出一点有限的自我纠正。

不过，至前为止，“蜻蜓”搜索计划透露出的中国方面对网络开放和审查的调整意向还非常有限，王沪宁的工作风格本身或许就是症结所在，也因而成为众矢之的。自1995年离开复旦大学到北京就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组组长以来，王就主动切断了与学术界的联系，也不敢组建自己的干部班底，只凭党内情报系统和有限的调查和谈话来获取资讯，几乎完全以私人幕僚的身份对领袖提供建议，而放弃了所有可能的公共性，包括与国内学术界、媒体和公众、与国际学术界、媒体和政客们的所有对话和讨论，固然因此让领袖们绝无怀疑其忠诚和超脱，却也陷入了一个自我营造的洞穴之中。

谢选骏指出：德国之声不懂极权和开放无法并存，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毛泽东、希特勒都碰到过的老问题——他们最后都相信了自己编造的神话，结果使自己陷入了错觉和误判。这是由于人性的弱点——就是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结果导致自己脱离了现实。脱离现实可以让人一意孤行，但有时却会导出致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