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政教分离使得日本超越中国

《日本“佛法”与“王法”的圣俗千年争》（2018-11-11 联合新闻网）报道：　　

最近台湾一部宗教基本法草案，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反对者认为如果这部法案通过，则台湾将变成信仰团体凌驾所有公权力的宗教国家。也有一些贊成者认为，这部法律多少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黑手再次像过去党国时代一样，把宗教团体收编为体制内的动员机器。

政教分离一直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最高原则之一，但是这个最高原则却也很难办到。就连美国在作证时也要手按着圣经宣誓，不禁让人想说这位宣誓的仁兄如果是位穆斯林或是居士大德的话，嘴里说过“我发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时，心里到底会murmur些什么。其实在佛教里，一直都有“王法”和“佛法”这两种说法。佛法当然不必再作解释，王法指的就是世间一般法则或是国家君王之法，而对佛教团体来说，两者是互立而不冲突的。但这说的也只是“理想状态”，事实上两者互相勾结或互相扯后腿的情形多不胜数。拥有神道和佛教两大“强权”的宗教大国日本，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宿命。

自称为神明子孙的天皇家，从古代就有所谓的“官国币大社”制度，币指的就是“币帛”，也就是献给神明的供物，“官币”指的就是由中央政府、而“国币”则是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祭祀经费的各级神社。平安中期完成的法律规则“延喜式”，50卷里就有10卷是神道的相关内容。被视为神道最高峰的伊势神宫，过去还是由未婚的皇族女性担任所谓的“斎王”。在日本早期历史，“政”这个字就像它的日文念法“まつりごと”一样，根本几乎和“祭事”等同意义。
后来佛教传进了日本。这个当时东方世界的普世价值可不像现在被定义为“宗教”，而是追求真理的科学（不要笑，你先看看你身边现在还有多少人把宗教当成真理的）和先进技术的综合体系。日本为了让自己可以成为在世界“站起”的国家，自然用官方力量系统性地输入这个体系。虽然现在可能难以想像，但佛教在日本曾经兴盛到几乎把神道逼到无处可退——毕竟比起拜自己家附近土里土气的王爷公或姑娘庙，皈依先进国家来的seafood好像比较威一点。
过去在日本时代的台湾各地兴建神社，是明治之后政府为了让天皇家成为国民集结中心的“国家神道”人造结果；以前的日本可是佛祖为了拯救永为神身而“难以解脱”的日本神明们，还在神社里设置所谓的神宫寺，方便让神明们听经修佛的。
为了挽回这种劣势，神道在后来还发展出“本地垂迹说”，也就是说其实日本的神明们原本都是佛菩萨，是为了救渡日本这些信徒才化身成比较亲民的神明模样。本地垂迹说的最着名产物，就是日本宗教信仰里独有的各种“权现”。所谓权现指的就是“暂时显现的姿态”，用这种含煳的解释统合了佛教和神道两种信仰。在日本这种现象被称为“神佛习合”，在台湾比较接近的例子，就像道教的宫里会有观音佛祖，关圣帝君成为佛寺的伽蓝菩萨等等。
因为日本佛教是官方导入，所以奈良时代的所有佛教建筑和人事经费都由政府负担，当时的和尚完全等于国家公务员。也因为这样，出家必须要经过国家认证，每年各宗的出家人数都有数量规定，这种制度称为“年分度者”，年分度者的数量也自然决定了这个宗派的兴盛与否。这个时期的佛教专为国家服务，修行内容也偏向经典的学术研究。因为位于奈良，所以也被称为“奈良佛教”，或是以奈良的别名统称当时兴盛的华严宗、法相宗等宗派为“南都六宗”。
奈良佛教的伟大遗产，就是今天以专咬中国人的护国神鹿闻名的东大寺，和相邻不远、以美少年正太之姿而被称为“佛教贵公子”的阿修罗像闻名的兴福寺等巨大古寺。而这些古寺也开了一个恶例，就是在模仿大唐土地公有制的当时，这些寺院和好邻居春日大社等神社，就以“奉献给神佛”为由，开始拥有了许多被列为班田制外的寺田、神田用来支付营运费用。这种立意于圣俗分离的作法，却导致了后来寺社极度世俗化而且还越来越大尾的恶果。
奈良佛教的伟大遗产，就是今天的东大寺。奈良时代的土地公有律令制终究不符合人想要拥有私产的共通慾望，到了奈良寺社开始出现巨大影响力，而让天皇家生气而把首都迁到京都的平安时代，律令制根本名存实亡而让国家收不到多少税收。而且公费支出的东大寺其实在过去兴建的时候，就因为经费不足而把募资重任交给了当时的私度僧行基。这位在各地行善并且追随者众多的民间没牌和尚，还曾因为影响力太大而被国家处罚，结果为了要他去找钱以便发包工程，就收编了这位“违法”的法师、并且赐给他“大僧正之位”。
可见所谓的圣俗分离是个假命题，事实上“王法”和“佛法”本来就时而连合时而对立，但两者永远难分难捨。律令制崩坏后，贵族们纷纷以“庄园”（也就是别庄）名义躲避国家征税，并且因为别庄是私人财产，自然官员们除了不能征税之外，更不能进来访视调查，这称为“不输不入之权”。
贵族们都能如此，寺社们自然不落人后。而且这是神明佛祖的地产，你好大狗胆敢进来啰嗦这样。寺社在拥有了大片庄园之后，影响力更为巨大。再加上过去国家支持佛教的传统，有许多寺院迎接皇亲贵族之后前来担任住持。
这种称为“门迹”的传统除了可以让寺院加强和当局的关系，对贵族们来讲也有让多余子弟找个好出路、还不会产生后代继续消耗家产的好处。结果一路发展下来，到了鎌仓时代中后期时，各寺社都发挥各自的影响力，而争取到各种“座”——也就是商品的垄断专卖权。
这下子佛门圣地有人、有地、有财源，自然会担心有人来抢来啰嗦了。所以许多寺社开始找来了一些敬神修佛、但是稍微身强体壮的同修进来，这些馆长的前辈们在神社被称为“神人”、在天台圣地比叡山则被称为“大众”，负责用比较冲动的方式告诉世人们神明和佛法的伟大。
这些宗教团体只要一不开心，就会神佛一体由僧兵们扛着神社的神木或是神轿，上京威力展示一番。这种行为称为“强诉”，连白河法皇和平清盛这种一代权力者都吃过亏。后来一直要等到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才开始用“物理方式”让这些宗教团体安静下来。
而与国家权力无关、起于民间的净土真宗门徒，也在本愿寺壮大之后被列为“准门迹”。失去了利权和武力的宗教团体，在江户时代的“宗门改”制度下，寺院成为幕府掌握户口的机关。这也是现今大多数日本人虽然没有特定宗教，却拥有各家传统的“宗旨”，并在丧事时让固定寺院办理的原因。
明治时代，政府曾经想要大力整合所有佛教宗派，还发生过激烈的“废佛毁释”风波。这个尝试最后失败，而以各宗均尊伊势神宫、奉拜神宫大麻的妥协结束，但政府深入控制宗教团体的方针，则随着日本军国化而日渐严重，各教派甚至成为日本对外攻略的先锋部队。也因为这种历史的反省，所以战后的《宗教法人法》给了宗教团体极大的自由空间。
不过90年代的奥姆真理教事件，再次重击了过去由文部科学省主管宗教团体的宗教自由化方针，而让《宗教法人法》又经过了一次重大改正。现在的宗教法人必须提出干部名单和财产清单等资料，并且对于宗教团体的免税优惠也有种种审查，以防宗教洗钱的老招发生。一些比较奇怪的宗教团体，也变成了公安警察的监视名单。而在政治上，像公明党或幸福实现党这种明明主体就是创价学会和幸福的科学，但是为了遵守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官方资料上，不管是干部或是财政也都是划清界线，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宗教团体的票源支持。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就知道“圣俗分离”是个难以达成的理想。宗教团体一样是人的结合，理论上它就必须受到社会及法治的规范——虽然每个信徒都觉得他的神是超越世间一切的。过去也不乏许多当局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用公权力威胁利诱宗教团体为其羽翼、甚至勾结的例子。但是针对现代台湾许多的信仰乱象，为了防止宗教团体独大、或是相反因为信仰被修理的憾事再次发生，透明化、法治化或许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不然一个社会大家都觉得当seafood最爽的话总是很那个的。

谢选骏：上文不懂，圣俗分离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权力问题——政教分离使得日本超越中国。何以见得？因为代表政的幕府与代表教的天皇，这个对立千年的二元结构，正如欧洲的代表政的国王与代表教的教皇的对立千年的二元结构，才使得封建主义得以巩固，成为文明的星罗棋布——不至于像中国的隋唐那样过于迅速地统一，反而削弱了文明持续发展的潜力。所以我说了，政教分离使得日本超越中国，在现代迅速地现代化了，而可怜的中国，至今还在党国政教合一体制下呻吟，苦苦挣扎，没有出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