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毛泽东批判宋江投降其实是自我批评

《宋江死后 武松淡淡的说了六个字》（2018-11-28 搜狐）报道：

在《水浒传》中，让人印象深刻片段之一便是武松打虎了。武松，身高八尺，长的相貌堂堂，还有一身的好功夫，要不是因为后来失手打死一个人，怕吃官司躲进了柴进的家中，后又遇到宋江，或许梁山好汉中不会出现武松这个人。

武松在上梁山之后，一直称宋江为哥哥，刚开始对宋江也是充满的崇拜之情，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宋江在酒桌上竟说出了想招安的想法，武松当时就拍桌子反对了：“今日也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说完武松便气汹汹的出去了。鲁智深和李逵也都来起哄，宋江不敢拿武松和鲁智深怎么样，便把李逵狠狠的训斥了一顿。兄弟们的反对也并没有改变他们被招安的命运。

招安之后，梁山的兄弟们和宋江一起成为了朝廷铲除异己的工具，尤其是在征讨方腊的过程中，虽然经过残忍的战争后，宋江胜利了，但是这胜利的路上也铺满了梁山好汉的尸体。武松也在此次战役中痛失一臂。之后的武松算是彻底想明白了，他不想在继续追随宋江，于是选择了出家。

就在武松离开宋江不久，便得到了宋江被赐毒酒的消息，这时的武松已经看淡了人世间的一切，他没有大的悲痛，只是淡淡的说了句“一切都结束了”。这六个字对于梁山曾经的每一个兄弟都是扎心的痛。当时满怀激情的上梁山，谁也没想到到了最后，因为宋江一人，他们死的死，走的走，各奔天涯，从此，再无梁山。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批判宋江投降”其实是自我批评——因为毛泽东像宋江投降朝廷一样投降了美国，拿原则做了交易，把自己的内外政策都改变了，变成了他一直咒骂的“苏修”还要“修”的“毛修”，后来的华国锋、邓小平正是沿着毛修的路线继续前进，深化改革、全面开放，把共产党中国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奇葩。

《毛泽东的<水浒>情结》（2015年05月06日  虞云国）报道：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对经典小说《水浒传》颇有与旧版电视剧不同的解读，从而印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似乎还可以翻用那句话：“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如毛泽东，在其前期与晚年，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就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一、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读《水浒》，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眈读《水浒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李锐认为，《水浒传》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9页)。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4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輯67页)”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陈晋《毛泽东之魂》147页)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页)。他还对薄一波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
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宋朝就举了宋江与方腊。若以规模论，方腊与宋初的王小波李顺以及稍后的钟相杨么，史学界称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宋江还不足以充当代表。他之所以举宋江，恐怕还是受《水浒传》渲染有关，但宋江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也由钦定而无非议。
1944年，毛泽东看完新编平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浒英雄逼上梁山相号召，鼓动全国民众推翻旧秩序。潜台词也不言而喻，圣地延安就是梁山，而他统帅的正是“众虎同心归水泊”的伟业。
新政权建立后，在外交場合，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111页)类似“逼上梁山”的话头，他对其他外宾也一再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225页)
总之，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路线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水浒传》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例如，他就毫不掩饰地承认：
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快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 (陈晋《毛泽东之魂》373页)
有西方研究者从《水浒传》对毛泽东的这些影响，推论他领导的革命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否如此，暂不深论。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将《水浒传》作为可资参考的革命教科书，宋江也其心目中是“统帅得很好”的革命领袖，则毫无疑义。

二、
1949年以后，在新政权建设中，毛泽东一如既往，从《水浒传》中借鉴思想、方法、知识与灵感，娴熟运用到政治工作、经济领域与文化战线的方方面面，其例甚多，不必赘举。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尽管已升格为大国领袖，但国家实力仍处于弱势地位，远不能与美苏鼎足而三，他又把“逼上梁山”论推广到国际关系中。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毛泽东交往录》422页)
而在国际共运领域，毛泽东向苏共领导权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他以《水浒》作譬道：“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108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吴冷西《十年冷战》737页)
是否可以说，无论在国内斗争中，还是国际角逐中，当自知处于弱势时，《水浒传》对毛泽东说来，就是革命的教科书，他在其中读出的，都是梁山好汉的造反形象，宋江也是一百零八将的正面领袖。
三、
1965年，就在中苏论战方酣之际，毛泽东与各大区第一书记有段谈话：“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132)其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毛泽东这里所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边赫鲁晓夫”的问题。这次谈话，尽管还袭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读取径，却可视为毛泽东对《水浒传》总体解读开始转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诠释《水浒传》的后期思路渐次成型。1973年岁末，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已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162页)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中指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57页)
芦荻先是强调，毛泽东这些评论“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没有别的意思”(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专访《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后又指出，毛泽东关注的是“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壁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读讲诗文的芦荻》，载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不论怎么说，在毛泽东的解读里，《水浒传》已从革命的教科书变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也由农民革命的领袖打成了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
当天，姚文元闻风而动，在起草的《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中称：“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这对“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毛泽东批示“同意”，表明正是他决策从“思想路线教育”高度，发动全民评《水浒》运动的。
当年9月，在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含沙射影指向周恩来与邓小平。文革结束后，有人根据毛在邓汇报时说江青“放屁！文不对题”，把评《水浒》运动说成是受“四人帮”的利用。对照在姚文元报告上的明确批示，毛泽东不满江青的只是“文不对题”地帮倒忙，因为“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751页)，而决不是否认评《水浒》运动是他的战略部署。

四、
就小说而言，毛泽东的评《水浒》运动，其锋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盖，这属于组织路线层面；二是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招安投降，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
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读《水浒》，目光如炬，心细如发。未经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确有两个主题，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题，二是后半部的招安主题，而架空晁盖正是两大主题暗转的关键性伏线。马幼垣有一本《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其中《架空晁盖》篇认为，这条伏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
《水浒传》确有蛛丝马迹的细节反映了宋江上山后，与晁盖在领导权上的矛盾与争夺。及至曾头市误中毒箭，晁盖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出临终遗言：“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水浒论衡》评曰：“晁盖一声保重，然后指明继任人的先决条件，等于委宋江以选人的监察任务，也就是说这把首席交椅与他无关了。晁盖已在弥留之际，哪容宋江、吴用等跟他辩，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许的继任立案程序。晁盖此举，全不以公为念，如果不是志在宋江，还会有什么别的意图可言。”
在“架空晁盖”论上，马幼垣说毛泽东“本末倒置”，理由是晁盖死后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说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当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来就谈不上屏与不屏。” 这是过于拘泥小说的逻辑而未能参透毛泽东的心结，在“理解的同情”上未达一间。
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心心念念关注的就是自己身后的盖棺论定，他与升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有一次谈话：
“人生其实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他回顾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创立新政权，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到弥留之际，后者在其心目中份量越吃重，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他的“盖棺论定”。他说：
这事(指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1781－1782页)
结合这段话，就能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盖”上大做文章，有两层考虑。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他最担忧的就是“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结局。在他看来，晁盖即便归了神位，也应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这才是毛泽东“架空晁盖”论的内心纠结。
马幼垣认为，以小说研究的文本阐释而沦，“架空晁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水浒》的本质和探索它的演变原委。但若政治挂帅，另怀目标，这种讨论很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把晁盖、宋江说成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如同他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样，用意是将晁宋斗争对应儒法斗争。
然而，正如李锐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了。”(《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21页)其结果只能像马幼垣所说：“古典小说如此卷入后世政治漩涡，古今中外大概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胡适《红楼梦》事件差可比拟。”但这次“态度更狂妄，政治目标更明显，更不试图利用学术讨论的幌子去作起码的掩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
五、
实际上，鲁迅对《水浒传》的解读，也不是一维单向的。他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诠释，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而他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这部名著的解读，则散见于杂文中。即就后一层面言，鲁迅既有关于《水浒》“不反对天子”、“终于是奴才”的批判(也就是评《水浒》运动中最受毛泽东青睐的那段话)，也有关于中国还盛行“水浒气”的反思(时下颇有文章批评《水浒传》宣扬滥杀无辜、劫富自享、女人祸水等错误倾向，正是这种释读的延伸)，更有“《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的赞许(《鲁迅全集》第7卷202页)。
毛泽东自许“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71页)，他在号召“《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时，就进而指出：“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地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在鼓吹《水浒传》的革命精神上，毛鲁两人无疑是同调。当然，持此说者还大有人在，连言情小说家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水浒人物论赞》)所以，我们不必因毛泽东发起评《水浒》运动，而抹杀其关于《水浒》论述中那些合理性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因而不妨重温金圣叹提笔评《水浒传》时的那段话：“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蓋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毛泽东所告诫的“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与金圣叹“乱自上作”与“乱自下生”的论断，也堪称是隔代知音，对任何时代的中央政府都不失为一种发聋振愦的提醒与警示！

《突然发动“评<水浒>”》（2012年03月27日人民网-文史频道）报道：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那是1975年5月26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荻。笔者在1990年6月与芦荻作了长谈。据她说，她本名芦素琴，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荻。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1975年8月14日凌晨二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据芦荻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才谈起《水浒》的：“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毛泽东为了答复芦荻的问题，才谈起了自己对《水浒》的见解。

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荻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8月14日，姚文元见到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姚文元 1975年8月14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其实，就算评《水浒》吧，毛泽东那些随口而说的意见，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过去评这评那，也曾评过《水浒》。姚文元对《水浒》的评论，跟父亲姚蓬子大同小异，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见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 （注：《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1961年第11期《上海文学》。）“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 （注：《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舆论总管”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牍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红旗》杂志1975年第九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8月31日予以转载。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荻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高潮”，究竟干什么呢？事情就像十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毛泽东阻止了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毛泽东怎么会知道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呢？

吴冷西曾回忆了内中曲折的一幕：“1975年9月，华国锋在昔阳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同志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谁知江青却赶到会议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宣扬《水浒传》中‘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邓小平同志。正在会议上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江青的论调后，十分气愤，立即将她的言论写成材料交给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手中。“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希望与我个别商量。我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态非常严重。“于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我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乔木要我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我们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绕开唐（闻生）王（海容）两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同志想办法。我同意了这一方案。“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主席的重要政治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便又联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讲话材料。他读过后，气愤地说：‘江青的讲话是在放屁！讲话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毛主席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嚣张的气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评《水浒传》’达到打击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穆青等同志反映的情况，使我们的党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 （注：余熙：《吴冷西新近首次披露穆青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始末》，1996年11月21日《文化报》。）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记透露了他的心声。1976年1月2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2月1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切齿之声可闻：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在2月16日，姚文元则写下了这样的日记：“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谢选骏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会像马克思那样吃软饭，他们的“经济工作”除了像波尔布特那样杀光群众或邓小平那样放纵黄赌毒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了。至于说到毛泽东是晁盖，显然张冠李戴了，因为毛泽东没有被架空，他统帅中共党政军，一齐投向了美国，美国就是晚年毛泽东的皇帝。毛泽东声称他反抗了一生，其实他是投降了一生——早年投降国民党，中年投降斯大林，晚年投降美国——毛泽东他不是一个霸王龙，而是一条变色龙。毛泽东批判宋江投降其实是自我批评——他的下场比宋江好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