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没有大一统就没有同胞了

　
《杨银波：为什么未来中国必须抛弃“大一统”？（2018年11月15日 转载《议报》）报道：

统一，这个消灭对立、消灭差异，把万事万物统辖于一律的暴力意志，在中国一直延续了2200多年。自武力征服六国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统一法令、统一思想、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开始，一直到后来的2200多年，统一，始终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天道”，它将千山万水、广袤大地、无数城廓乡村和亿万民众统统归位于极权之下，将2200多年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心理结构全方位地陪葬给大一统的君权王朝，并“与时俱进”地延续到当今红朝——共产王朝。

翻遍整个中华历史，唯一值得我们留恋的仅属非统一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一个诸子纵横、百家争鸣、私学遍地、招贤纳士的昌盛时代，在那个时代，哲学、军事、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绘画、音乐以及工具发明都为后世奠定了基础，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发明家，还是将军和武士，男人和女人都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然而，自秦帝国起，这一切彻底结束。恰如《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说：“何言乎王？大一统是也。”于是，王权肆虐，“统一”横行，天下大难。

秦帝国焚书坑儒，摧毁六国遗迹，设郡县制，彻底剥夺地方自主权，用酷刑对待一切差异；秦帝国之后，汉帝国完全继承秦帝国的大一统体制，彻底消灭六国“余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儒表法里、阳奉阴违、软硬兼施的帝王之术；汉帝国之后，三国时代和魏晋南北朝在长达300多年的分裂争战中，对各国内部依然继承汉朝的统一政策；到了公元589年，华夏再一次进入了大一统的隋帝国、唐帝国，直至宋帝国、元帝国、明帝国、清帝国，再到中华民国（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帝国），大一统之恶非但未有丝毫淡退，反而愈发深化、扩张和激烈。

2200年以来，“唯一切严削方能齐之”（汉武帝语）的“统一”之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个由无数野心家不断延续的妄自尊大的帝国之梦，筑就成了中华民族最为险恶的陷阱和最为阴森的监狱，使中国人头脑单一、喉舌单一、行动单一、结果单一、主义单一、文化单一、体制单一、政策单一。尤为凸显的是，中国人疯狂排斥“全盘西化”的最大凭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单一。若从必须代表良知、正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世界主流文明标准的高度而论，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华传统文化远不入流。

凭我目前搜集到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料，可以得知未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所产生的，绝非目前留下来的清晰可数的寥寥诸子，那时远有胜过孔、孟、老、庄、韩、墨之类的杰出人物。然而目前留下来的诸子为何如此“寥寥”呢？这也可以反证出大一统的肆虐，并同时反证出遗留下来的诸子均有被王权利用的痕迹。如老子曰“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荀子曰“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韩非子曰“道无双，故曰一”，庄子曰“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墨子曰“国君唯能一同国之以，是以国治也；天下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李斯曰“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视独听”，诸如此类，皆是王权大一统的最佳凭证。正是历代王权凭借这些被精心“统一”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中华民族的愚昧、贫穷、落后、麻木、闭守、残酷、暴虐、奴役之悲状延续了2200多年！

统一，是人类最恶劣的罪性。它妄自尊大、追求权力、一统他人，它催生堆积如山的谎言、泛滥成灾的暴力和蝇营狗苟、贪婪腐败的收买。凭借谎言、暴力和收买这三根王朝鼎柱，皇帝统一中央，中央统一地方，地方统一百姓，长辈统一晚辈，男人统一女人，婆婆统一媳妇，老师统一学生，父母统一孩子，孩子长大以后又继续恶性循环；更深层的是，社会中的每个人还用“礼教”、“为了生存”、“为了安全”之类的东西来进行自我统一，诸如“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以及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等。统一，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范畴（如台独问题、藏独问题、疆独问题、蒙独问题），它还涉及到更广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宗教、思想的范畴，它残酷地扼杀社会的活力、创造力和包容力，从根本上违反人性的自由趋向和人类的多样化诉求。

从政治层面讲，大一统势力残酷镇压改良势力、异端势力和独立势力，强行压制国民发自内心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对改良势力、异端势力和独立势力实行残酷镇压，如此大规模地毁灭正义，亦可直接反证出大一统势力本身的脆弱性。读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在非统一的春秋战国时代，任何小国均未被外围的蛮夷之族所吞没，然而自秦帝国实行大一统之后，外敌入侵的事例比比皆是，且大获成功者为数不少。比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外围的游牧民族就毫无阻挡地从遥远的荒漠来到了长城脚下，轻而易举地越过了长城，到处游击秦帝国，搞得秦帝国支离破碎。其实，秦帝国尚不典型，典型的当属辽帝国、金帝国、明帝国和清帝国，从这些帝国被灭亡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规律：野心家大一统的梦总是先做成功，后被打碎，继而又做，继而又被打碎……说白了就是——在中国搞大一统是死路一条！

公元916年，契丹族妄图跟北宋帝国一样，在中国搞大一统，于是就占领了中国北部以至到河北、山西，建立起了辽帝国；公元1125年，女真族打碎了契丹族的大一统梦，自己又妄图跟南宋帝国一样，在中国搞大一统，于是就灭了辽帝国和北宋帝国，建立起了金帝国；公元1234年，蒙古族又打碎了女真族的大一统梦，妄图在中国搞真正的大一统，于是就灭了金帝国，到了公元1279年又灭了南宋帝国；公元1644年，妄图永远大一统的明帝国就更为荒唐，竟被更小的满族所灭，妄图大一统的满族急不可耐，于是又迅速建立起了持续统治达266年之久的清帝国。

那么，清帝国后来是怎么灭亡的呢？1840年鸦片战争，封锁200多年之久的清朝大门被打开，随着西方贸易在中国的展开和人员交流的频繁，西方思想在清帝国演生出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最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清帝国受到了几乎致命的一击。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司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被迫展开。后来“戊戌变法”被镇压，清帝国又被迫实行地方议员选举，并答应向君主立宪过渡。然而陈腐之至、脆弱之至的慈禧太后清政权还是被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举击溃。

清帝国的统一梦被打碎，另一些统一梦又开始做起来了。清帝国的大厦一坍塌，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孙中山等各地枭雄又力图用武力统一中国，想方设法地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企图打败敌手，统一中国，争当总统。最后，政权落在了号称“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头上，他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北方军阀冯玉祥、东北军阀张学良等，联俄联共武力北伐，最终重新实现了对中国的大一统。然而灾难再次由这个大一统产生，其大一统的野心与宪政精髓之“地方分权”完全背道而驰。从后来孙中山及蒋介石的国民党历史也可以看出，他们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中国的大一统观念结合起来，制造出来的竟是一个专制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

孙中山非常可惜，痛失良机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1920年～1925年，南方诸省发起“联省自治运动”，当时湖南、浙江、云南、四川、广东都已制出省宪，山西、贵州、江西、江苏、湖北、广西、福建、陕西等省也在积极酝酿制宪自治，强调地方分权，即建立自治省联邦（与德国联邦类似）。这当中的典型代表当属陈炯明，他曾经在《建设方略》中相当睿智地说过这么一段话：“中央恶各省之异己，而思以兵力制服之；各省患中央之专制，而思以兵力抵抗之，兵革既起，政治之纷乱，乃愈不可收拾矣。”“美之合众，德之联邦，皆分权制。英之帝国，其属地如澳洲、加拿大等皆完全自治，实为分权之尤。”然而孙中山一意孤行，决裂于陈炯明之后，迅速镇压“联省自治运动”，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华民国（帝国）。

后来，孙中山钦定上海城市流氓蒋介石为继承者，蒋介石同样奉行大一统的专制极权主义。与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中国的大一统观念结合起来的国民党孙中山、蒋介石不同的是，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把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和中国的大一统观念结合起来，制造出了一个更为残忍的共产主义社会。整体来讲，自大一统之后，2200多年以来，从秦始皇到慈禧，再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历朝皇帝统统都在继承大一统的传统，用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手段来摆平任何差异、不平、纷争、冲突和混乱，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其实，即便是中国之外的亚洲各国领袖，如卢泰愚、苏哈托、马科斯、马哈蒂尔、李光耀之流，其骨子里都是大一统的思想，虽然他们国家拥有程度不同的民主，如私有经济、自由市场、多党制、定期选举、新闻自由、三权分立等，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所实行的仅仅是民主程度不同的“开明专制”。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整个亚洲的对比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大一统专制尤为严实。看看我们今天大陆在政治上的自由，连国民党时代的大一统资本主义的自由都不如，从共产党历史和国民党历史的对比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简直比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要开明百倍，最精彩的例子就是台湾2000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竟然能够如此和平而公正的得以政权交接，这不得不说是令共产党无限羞愧的地方。

当然，羞愧，我们还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内心感情来评价；但是，罪恶，我们就应该把它当作反人类、毁灭人类的暴行来审判。共产党为大一统之梦所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均被这个大一统之梦全方位地破坏。从共产党把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整整54年，最骇人听闻的是，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就达8000万之多（仅为保守数据），堪称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54年以内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最高记录。阅读过美国历年的《中国人权报告》的人，就更能清清楚楚地明白，共产党为大一统之梦而实行的“压倒一切正义”的稳定政策所犯下的是何等滔天大罪。

首先是刚建国时，为除后患和夺取资源，难以数计的驻留于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官兵和地主人头落地；接着就是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自命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利用“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口号敌视美国、对抗美国，并以“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说法为大一统排除障碍；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军力大减，死伤无数，哀鸿遍野，但毛泽东革命思想不改，妄图充当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的第一把手，想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中心，于是，1958年他就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赶美”等民族主义口号来搞所谓的“大跃进大炼钢”；不料从1960年开始，愚蠢的“大跃进”搞出个三年大饥慌，3000多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1962年是三年大饥荒的最后一年，这年10月中印边境又爆发战争，毛泽东又向人民灌输饥荒来源于“自然灾害”等荒唐借口，更为严重的是，他还把这些问题说成是“苏修”，鼓吹暴力革命，嫉恨苏联与西方和解，攻击苏联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以此确定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此“革命”可以说将中国民族主义煽动到了最狂热的程度，红卫兵和造反派高呼：“今天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后胜利冲去了，资产阶级要彻底完蛋了！”……
对毛泽东而言，统一中国尚属小焉者也，统一世界才是他真正的理想。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规矩了许多，但要在中国搞大一统的梦始终不醒，单就这一点来说，邓、江的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毛泽东。跟一个毛泽东催生出一百万个毛泽东式的官僚、警察、媒体一样，一个邓小平催生出一百万个邓小平式的官僚、警察、媒体，一个江泽民催生出一百万个江泽民式的官僚、警察、媒体。官僚、警察、媒体始终效忠王权，同时也因被统一于王权而更添权威。于是乎，为了“压倒一切正义”的稳定，为了一统江山的大一统之梦，“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邓小平语），“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江泽民语），各级官僚也迅速跟着邓、江迅速拋开共产党自己的法律，肆无忌惮地抓捕任何冒出头来的异见分子，丧心病狂地消灭一切民间组织。从法轮功、中华健身益智功，到家庭教会、同乡会、读书会，一律遭到禁忌。对敢于反抗的法轮功弟子，则残酷镇压，判刑、拘留、罚款，送进精神病院，送进戒毒所……可怕啊，为了大一统，王权、官僚、警察、媒体是何等疯狂！

其实，更令我们可怕的，其实并非王权、官僚、警察、媒体的疯狂，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的愚昧。卑劣无耻的大众品德和千奇百怪的变态人格被大一统思想所孕育、所滋养、所操纵，这些芸芸众生们一旦被赋予了统一他人的权力，便会替王权竭力卖命，平常驯服的奴才就会在一刹那间变得异常残忍。本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一部分愚昧的农民在疯狂的民族主义煽动下，在清王朝的怂恿和支持下，疯狂屠杀传教士和基督徒的暴民运动。然而，比被煽动、被怂恿、被支持的暴民运动更可怕的是，不须被直接赋予统一他人之权力的暴民运动。没有毛泽东的指令，彭德怀的腿也被看押人员打断了；没有毛泽东的指令，刘少奇也被士兵逼着趴下像狗一样地吃饭菜了；没有四人帮的指令，张志新的喉管也被割断了；没有华国锋的指令，黎莲和钟海源在枪毙前肚子里的肾也被活生生地取走了；没有江泽民的指令，炼法轮功的老大妈也被活生生地打死了；数之不尽的大一统悲剧啊，从清帝国的义和团运动、中华民国（帝国）的“五卅惨案”、国共时期的“南京大屠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帝国）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打倒彭德怀、大跃进大炼钢、文化大革命，再到镇压中国民主党、镇压法轮功、镇压异见人士和叫嚣所谓“三讲教育”、“三个代表”、“抗美援伊”、“血洗日本”、“彻底清除藏独余孽、疆独余孽、蒙独余孽”、“镇压香港'七一大游行'”、“不惜一切代价武力攻打台湾”，这种同胞相残、清除异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民运动和大一统民族主义、大统一爱国主义的暴民思潮一贯延续至今，成为大一统专制最为坚实的力量基础，堪称未来民主中国之头号大敌。

谢选骏指出：作者慷慨激昂、头头是道，我都差一点被他说服了。可惜最后它露出了逻辑的破绽——假如没有大一统，也就不存在所谓“同胞”一说了，华人就像乌克兰和俄罗斯那样分裂了，中国就会回到秦齐楚燕韩赵魏那样的状态了。大家再来大战三百余合，如何？作者不懂，人有原罪。“人是苦虫，不打不招。”呵呵。没有君主，谁不服谁。没有压迫就没有社会——没有上下尊卑，就丧失一切结构了。例如美国人，绝对不会称呼本国人为同胞的。因为所谓的“同胞”，就是一个家族主义观念，就是家长制的温床生长出来的独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