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胡服骑射与中国哥萨克

网文《胡服骑射为何没有由赵国扩展到关东列国？》报道：

“胡服骑射”是指战国时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推行“胡服”、教练“骑射”的故事，表现出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
胡服骑射作为赵武灵王军政改革的代表性举措，可谓家喻户晓。人们往往习惯于将长平之战前的赵国之强与胡服骑射紧密关联起来，以至于产生“为什么其他诸侯国不效仿赵国搞一次胡服骑射，进而振作国力”的想法。本文意在从四个角度，分析胡服骑射在赵国成功的特殊性，进而捋一捋赵武灵王时期赵国强盛的原因。

基本解释

据《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也记载：“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是说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后决定推行胡服、教练骑射，励行改革。
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之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博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背景
战国时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特别是赵国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林胡、楼烦为界。这些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长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
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胸有大志使赵国强盛的武灵王，对胡人骑兵的优越性，认识真切。他认为以骑射改装军队是强兵的道路，就对将军楼缓说：我国处在强敌包围之中，怎么办？“吾欲胡服”。因此，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邯郸城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改革过程
胡服就是采用胡人的服装，即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这赵武灵王的胡服改制很彻底，他不仅要使军队将士改穿，还要全国上下臣民都改穿，所以这一改变穿着的革新触及的层面就很广，加剧了改革的困难。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邯郸许多王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戎狄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把袖子改窄，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窄袖交领右衽服装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邯郸城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不过，赵武灵王事先预知反对者必强、阻力大。于是在赵国信都（今河北邢台）之信宫先找大臣肥义和将军楼缓商议了五日。肥义和楼缓都十分赞同。武灵王乃下定决心，下令全国实行胡服。他自己首先穿了起来，又派专人去告诉他的叔父公子成，请他穿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
使臣回报公子成持不赞成的态度，武灵王便亲自去说服公子成，这样公子成也穿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上朝。
贵族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等劝阻不要实行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赵武灵王反驳他们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并指出，“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对于衣服，他说“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赵武灵王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反驳了一些贵族的责难，特别是像公子成这样很有影响的贵族，也穿上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于是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就在赵国上下推行开来。
后来赵国攻下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后，把它改作“骑邑”，以训练骑兵。有位叫牛赞的又出来反对，说“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武灵王驳斥他说：“古今异利，远近易用。”“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赞忙下拜说“臣敢不听令乎！”

改革成效
由于实行胡服，赵国建立起以骑兵为主体的一支军队，它在战争中的作用即刻显示出威力来。就在行胡服的次年，赵国就向侵略赵国已久的中山国发动进攻，一直打到宁葭（今河北获鹿县北）。又西攻胡地，到达榆中（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地区），“辟地千里”，林胡王向赵贡献良马以求和。赵武灵王让代地的相赵固专主管所占领的胡地，向内地提供骑兵。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分三路大军进攻中山国，夺取了中山国的丹丘、华阳、鸱之塞、鄗、石邑、封龙、东垣等地。中山王献4邑请和，赵军才停止攻击。赵武灵王决心要灭掉中山，于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相继再攻中山，到赵惠王三年（公元前296年），终于最后灭掉中山，把中山王迁到肤施（今陕西绥德县东南）。
赵国在加紧进攻中山的同时，还向北方的匈奴侵略者出击，“攘地北至燕、代”。向西边林胡、楼烦用兵，到达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
可以说，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成为当时除秦国外，国力最强的国家。

历史意义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据步战和车战的要求而做，基本类似于平民的短打；用在骑兵上，则显得不太适合作战，在与胡人骑兵的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因此，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齐、秦、魏等国，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被动挨打，并非赵国国弱民衰，而是在于军队军装不适于骑兵和车战的作战形式。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弘扬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武灵王19年）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骤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竹书纪年》）。
自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胡服”的具体式样史载不详，只能从间接途径了解。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壮，头圆而硕大，脸宽，颧高，鼻翼撇开，眉毛浓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上唇须稠密，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汉代距战国为时不远，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与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长裤，脚登皮靴，腰系皮带，戴有貂尾蝉蚊装饰的武冠，束金钩。赵国所推行的胡服，文献资料称其为“貂服”。“貂服”，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研究，当为貉服之误，北方豸种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称为貉服。

对中原服饰的影响
首先，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窄袖交领右衽的服装，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
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服饰，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实用功能及显美功能，也有身份标示功能，“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
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

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从而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此外，胡服骑射也促进了武艺的发展：“骑兵的发展，促使了骑技和骑射技能的发展，加快了武艺向多样化、复杂化发展的进程。”

改革评价
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是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中的第一伟人，他与秦始皇、汉武帝以及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一样，是中国历史上四位取得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胜利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值得后代子孙骄傲的一位。1903年，梁启超发表《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这位堪比俄国彼得大帝的赵武灵王盛赞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
赵武灵王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赵国胡服骑射却不能挽救危亡。中国有胡服骑射却未能产生中国哥萨克或西部牛仔，原因为何？

网文《胡服骑射改革后，赵国骑兵为何会缺席长平之战？》（2017-01-17）报道：

公元前4世纪末，被梁启超称为“黄帝以后第一伟人”的赵武灵王开始推行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所谓“胡服骑射”，按照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的说法，就是：“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由发展骑兵，训练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是政治改革的深入，更有学者指出，胡服骑射对中原内地骑射和畜牧业的发展，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南北各族之间的互相依存、杂居和融合，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赵武灵王力挽狂澜的改革，使得戎狄环伺、四战之地的赵国迅速崛起成为战国军事强国。可赵国投入血本的骑射部队缺席了赵国后期与华夏诸国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即使在赌上国运的赵秦长平之战中，几乎没有任何赵军使用骑射部队的记载，反而是秦国军队充分利用了骑兵断绝了赵军的粮道，完成了对赵军的分割包围。
之后的邯郸之战、李牧攻燕之战，乃至最后赵国被秦国所灭，一系列战事中也鲜见赵国骑射部队的身影。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仿佛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没有留下什么涟漪，这无疑是一件启人疑窦的事情。

人类最早的骑术可能起源于距今6300-5500年前乌克兰的第聂伯河畔。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胡服骑射改革之前的4个世纪，军事性骑射技术已经成熟，弓骑兵已经成为一支的独立军事力量，也是欧亚草原最主要的作战方式。
但是，在赵武灵王之前，骑射并没有在华夏国家内流行，也没有华夏国家组织骑兵部队的记载。那么为何赵武灵王开始大规模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或者换言之，为什么向与华夏国家生态相去甚远的内亚民族学习军事技术？
如果放在亚洲东部农耕文明和欧亚草原游牧部落竞争逐鹿的大格局中，放到战国以来华夏诸国军事发展的大脉络中，胡服骑射就有了深刻的意蕴，也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

胡服骑射的浮雕与发源于近东影响东到高丽的帕提亚射法如出一辙，帕提亚射法的起源是骑手射猎大型凶猛动物时被迫边退边射的技术动作，但后来成为主动选择的骑射战术，由于在狩猎时候可以锻炼，大大降低了战士的训练成本。

帕提亚射法
赵武灵王之所以推行胡服骑射这样的军事改革和技术创新，是赵国已基本不能向中原各国拓展疆土，不得不从赵国北部攫取土地和其他资源。
在《战国策·赵策》和《史记·赵世家》中都将胡服骑射的作用描述为“备边”，也就是强调了游牧民族军事力量给赵国造成的危机，突出了胡服骑射防御性的一面，而刻意回避进攻性的一面。
狄宇宙教授在《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的游牧力量的崛起》一书中指出：“采用骑兵是适合解决赵国所有军事问题的办法，它既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
胡服骑射就是为了“计胡狄之利”，赵武灵王对中山国的蚕食、对三胡之地的攻略与胡服骑射在时间轴上是一致的，赵国最终征服中山国、代，在林胡、楼烦等三胡胡地“拓地千里”，并且获得了土地、人口、马匹等战略资源。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对人口资源的争夺和占有，实际既是胡服骑射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胡服骑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赵国的骑兵部队要像游牧战士一样弓马娴熟，赵武灵王必须，事实上也正是从三胡地区的军事人口中直接选拔骑兵，通过军事化手段将被征服土地上的人群编入自己的军事体系之中。《战国策》中不断提到的所谓“北地之众”、“并将胡、代”指的就是非华夏民族的兵源。
赵武灵王在将非华夏族的骑射之士编入军队的同时，也打破原来的兵役制度，采取“破兵散卒，以奉骑射”的，调整抽取一定的原来赵国士兵专门从事骑射训练。
一系列组合拳，加上掠夺马匹，使得赵国具备了一支常备骑兵部队。但根据文献记载，这支部队并没有在全国推广，因为后勤等因素只集中在赵国北部。这可能就是在长平之战等战役中，赵国骑兵部队并没有唱主角甚至根本没有出现的原因。
说句题外话，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组织能力去考察赵国的后勤保障，事实上不可能维持一支四十万人的部队，所以白起在长平之战之后坑杀四十万赵兵，数字上很难令人信服。

长平之战
但是，从后来赵国名将李牧的事迹看，赵国北部从代（今河北蔚县代王城）到雁门（今山西西北部）存在着一支对抗匈奴的边境部队，这是赵武灵王骑射部队的后身。
这也就是赵武灵王的遗产。
汉文帝曾对冯唐感叹：“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汉文帝并不是在文艺范地感怀，而是对赵武灵王肇端的师胡长技以治胡的骑射训练和作战传统的致敬，这更是赵武灵王的遗产。
汉文帝感叹的同时，一个步兵骑兵混编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的新时代已经呼之欲出。

谢选骏指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并不彻底。也就是说，他的胡服骑射只是“以夷制夷”，而并非推广为“以夷制华”——这可能也是赵国败于秦国的关键所在。换言之，清国可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军事改革，结果能够达到“以夷制华”的效果。不过也因为这样，夷化的秦国能够征服中国却不能统治中国，就像后来的元朝那样。

网文《中国有和哥萨克骑兵交战的历史吗结果怎样》（2017-06-15）报道：

康熙时的两次雅克萨之战和清军交手的就是哥萨克，结果是清军获胜。

1900年，沙俄乘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之际，单独集中30万军队，分5路入侵满洲，进攻满洲里，齐齐哈尔，绥芬河，黑河的都是哥萨克，结果是俄国战胜，也可以认为是哥萨克胜。

1904-1906年，日俄战争。在奉天会战，本溪遭遇战，鞍山侧击战和四平奔袭战等野战中，哥萨克多次和日军鏖战，可以说是互有胜负。其中本溪遭遇战中击溃日军骑兵旅团的不是哥萨克部队而是芬兰骑兵部队，指挥官就是后来的芬兰独立领袖和军队统帅，率领芬兰两次英勇抗击苏联入侵的曼纳林（也有译作曼纳海姆）男爵。

谢选骏指出：其实八旗就是中国的哥萨克；虽然那不是独立的力量，而是隶属于满洲大汗的。即使俄国的哥萨克，不也是隶属于沙皇的吗？

《为俄罗斯打360年仗：最后却被灭族，450万被杀到只剩14万》（诤闻军事2018-03-02）报道：

哥萨克是对在俄国独特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民族共性和文化共性的亚民族群体的称谓。17世纪下半叶，以顿河哥萨克向沙皇阿列克谢宣誓效忠为标志，俄国将哥萨克纳入其统治。哥萨克逐渐从逃亡农民的军事化村社转变成依赖于俄罗斯国家的“雇佣军队”从1552年到1920年作为军事组织被解散的368年间，哥萨克几乎参加了所有沙俄帝国的对外战争。

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之初对哥萨克的态度呈现摇摆性。一方面，哥萨克是斗争的对象；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意识到哥萨克是一支组织精良的武装力量，欲将其吸收入自己的阵营。但是，随后颁布的《土地法令》使哥萨克的土地也成为被没收的对象，这引起哥萨克自身的分化，许多人加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军队伍。这促使苏维埃当局对哥萨克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1919年1月，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将哥萨克定性为“利用自身军事阶层的特权，自古以来成为俄帝国的工具，是邓尼金及高尔察克反革命的支柱力量”。之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非哥萨克化”的秘密决议，非哥萨克化正式拉开帷幕。哥萨克自治特权被取消，哥萨克军区被解散，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

秘令中措施包括(一)对富有哥萨克实行大规模肉体消灭；对直接或间接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采取大规模红色恐怖行动；对哥萨克中间分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他们产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企图。(二)将哥萨克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一律充公，上缴到指定地点。(三)规定期限上缴武器，对在上缴期满后发现依然持有武器的任何人解除武装，予以枪决。

1919年3月16日，革命军事委员会南方阵线下达命令，无条件地集中一切力量以最快速度消灭哥萨克反叛和起义，对哥萨克村庄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包括烧毁起义村庄，对直接和间接的起义分子全部枪决，将临近起义的村庄村民抓捕扣押，烧毁对起义者提供帮助的村庄并消灭一切男性哥萨克，对通风报信者所在的村庄也采取类似的惩罚措施。

据史料统计，仅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受到迫害镇压的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达2.5万～4万人之多。在20年代末大规模农庄集体化时期以及后来的大清洗和民族流放中，受到逮捕和驱逐的哥萨克有近30万人。1917年，哥萨克人口为450万，而据2002年俄联邦的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哥萨克人口为140028人。

谢选骏指出：哥萨克凶残，作恶多端，结果恶有恶报，像八旗部队一样，归于历史的烟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