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时代的13个判断：世界将大不一样》（2020-04-25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即使有关疾病本身的基本问题，全世界的科学家也无人能够准确回答。尽管如此，疫情已经对我们带来了可以感知的影响，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新冠病毒不仅制造了无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场景，而且几乎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一切。
就在这段文字在电脑屏幕上延续的时候，数字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249万，死亡达到17万多人。在经过连续三个月的疫情报道之后，我们邀请13位不同领域的思考者，试图回答“什么将被病毒彻底改变”这一问题。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所有的参与者都相信，危机时刻也给我们带来机遇，通过更健康、更包容的生活态度；更先进、更人性的现代技术；更有效、更良善的治理方式，在共同度过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后，“后新冠时代”终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进步。
▼"葛天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与政策，比较政治经济学等。著有《碎化与整合——中国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
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将更加重要——危机管理研究中有所谓“六月法则”，即如果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六个月内没有进行深入反思并总结有价值的经验，那么则可能浪费了危机事件所可能带来的政策机会窗口。从社区治理角度来看，本次新冠疫情所反映出的问题，究竟有哪些值得反思，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疫情之后的社区治理创新之路又在何方？
从问题的角度来看，有三方面是较为重要的。第一，如果缺乏社会力量和对不同的声音包容，就搞不好社区建设；第二，国家如果无法承担“元治理”职能，同样也搞不好社区建设；第三，社区层面的危机管理和公共安全规划也暴露出了不足。具体到社区安全层面，基本演练、基础设施、场地空间、应急物资、风险意识、防控宣传等均需有所反思。从经验的角度看，结合中外社区治理，同样提出三点探讨。
第一，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大多数居民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公民意识，大多数居民积极主动配合政府进行自我居家隔离，这从根本上保障了疫情防控的顺利开展。与欧美国家比较，东亚国家的社区民众在危机时刻展示出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想强调的是，在危机时刻戴不戴口罩、是否主动配合体温检测、居家隔离，是公民的基本伦理道德，谈不上意识形态或文化习惯。
第二，国家基础性权力与社区自治的重要性均需得到认可，二者的良好互动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看到，志愿者们在社区、方舱医院、隔离酒店、火车站、机场等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体现了社会的力量。然而，疫情在欧美地区的快速蔓延，也让我们看清，若没有国家发挥“元治理”功能，公民社会不能独自应对如此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比如，美国应急管理体系被公认是样板之一，但在新冠疫情面前，决策系统出现问题，社区不能独善其身甚至还面临更大风险。而韩国、新加坡等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有效的隔离和检测措施，也是因为具备了欧美国家所欠缺的“基础设施性权力”。
第三，新兴技术及其新兴业态在社区防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网络技术、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电子监控等，对保障疫情期间中国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对社区防控的有效开展，贡献巨大。
尽管数据安全立法还有待完善，数字政府和智慧社区建设也还有长路要走，但安全重于自由的理念会得到更多认同。当然，这种安全观应该以对公民隐私权的最大限度之尊重和保护为前提。面对未来，所有的反思和经验都会成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但疫情之后世界并不会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只有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或许才会认识到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阶段。由于发展不均衡、代际变化以及技术化社会的来临，中国的社会风险实际上要更加复杂——风险治理的难度也更大。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进入风险社会后，风险具有“飞去来器效应”——任何人、任何国家如果自以为得益于风险，也必将被风险所“回报”，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所有人的风险意识和参与风险治理的能力。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无疑更加重要。
或许，新冠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年轻人（80、90后）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此意义上，疫情后的中国社区治理变革无疑将是巨大的。代际变化和技术革新作为基础性的两大动力源，将推动所有反思和经验，以形成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乃至社会治理模式。
疫情后的社区治理将是在法治基础上寻求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平衡的过程。如果说传统社区依靠情感、抑或单位来实现社区之治，那么今后的社区治理则必然更加需要依靠契约、法治，依靠国家维持基础社会秩序和提供基本社会保护，并在这一基本前提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激活社会活力和市场活力。
新的一代是互联网的一代，是更加自信和独立的一代。智慧社区这一图卷正在徐徐铺陈，缓缓打开，新一代的社区也将超越其边界，并在新的层面上重新凝结为共同体。
我们走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端，面对这个日益技术化的高风险社会，我们将没有前例可循，只能独立面对未来，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的教科书或者韧性社区的技术手册可以告诉我们前进的方向了。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著有《大国大城》 《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
大城市将会更强大——一场新冠疫情重创城市经济，尤其是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让人们产生疑问：大城市是否过于脆弱？大城市将向何处去？纵观人类历史，城市就是在“战疫”过程中成长的。今天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是在150年前伦敦发生霍乱疫情之后建立起来的。从那时起，尽管世界范围内不时有传染病发生，但大城市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发展的脚步，反而出现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普遍现象。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大城市理应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方面加大投入，使得大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加强。从数据上看，中国大城市的发热门诊数量远远低于新加坡，医院的传染科也不受重视。这些问题在接下来都有望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疫情正是“化危为机”的时候。补上短板之后，大城市将变得更加强大。
这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在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下，我们的准备并不充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比较偏重于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经济，但是对于公共服务比较忽视。尤其是在户籍制度仍然与公共服务挂钩的背景下，大城市已经积累了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他们并没有被充分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规划中。
最为突出的问题还不在医疗卫生，而在教育领域。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子女在本地上公办学校门槛仍然较高。高中教育（除职业教育外）更是管制严格，基本上不对外来人口子女开放。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高中阶段教育迟早被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如果看到这一趋势，目前的高中教育仅向本地人口开放将是大城市的一个短板。
一段时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有所加快。未来将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主要以社保缴纳年限和实际居住年限作为积分标准，这样的户籍政策改革将进一步松开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紧箍咒。最近的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意见指出，要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所有动向都提醒我们，目前仍然存在的少数超大城市政策上的例外，或许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政策，而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缓冲。
在整个国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进程中，大城市不断规模壮大，将发展成为都市圈。这背后有两个推动力：一是在消费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需求越来越高；二是在生产方面，以创新、知识、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将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都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普遍规律。
除此之外，中国的国情也要求城市大型化，以及大城市都市圈化。通过较高密度的城市发展和大城市发展，可以有效节省国土资源，提高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提升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竞争力。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也有利于保护脆弱地区的生态。
决定大城市发展的将是规划和政策。但是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是以地级市或直辖市为管辖范围，单独制定各自的城市规划，这远不能适应未来核心大城市向都市圈发展的方向。应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来推进都市圈建设。
这场新冠疫情的确使很多人对城市发展的路径产生了疑惑。所幸的是，最高决策层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疫情过后，在地方实践上大城市发展是采取往回退的策略，还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胆往前推进？答案不言而喻。
▼"李晓江"（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主持过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成渝城镇群规划、重庆两江新区规划等）
公共开敞空间将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新冠病毒在我国乃至世界大规模暴发，彻底打乱了城市发展的节奏，小区封闭，经济停摆，亿万民众只能居家“抗疫”。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与疫情下的狼狈不堪显得格格不入。面对疫情和灾害，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本身的既有问题，是规划师的责任。
现代城市规划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和疫病的需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1933年，城市规划的经典文献《雅典宪章》把游憩定义为与居住、工作和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公共开敞空间则是承担游憩功能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
随着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功能不断复杂，公共开敞空间的定义与其承担的功能也在不断地丰富多样。公共开敞空间是城市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城市和封建时代城市之间最本质、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开敞空间/绿地，现代城市的空间景观也因此区别于封建城市。
近年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上海世纪公园，北京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广东的绿道、古驿道、碧道、云道建设，成都的“198绿地”……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许多特大、超大城市中心地区甚至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建设公共开敞空间/绿地。
对公共开敞空间巨大需求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走向富裕的中产化进程。今天城市所应对的社会现实，就是一个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社会，以及社会主要群体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基本需求、生活方式从量到质的变化。
同时，这个中产社会又是成长中的、脆弱的，社会群体因无法摆脱“免于贫困的自由”这一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显得敏感、焦虑。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和现代科学文化浸润的中产阶层乐于接受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更害怕艰辛努力所获得的切身利益的丧失，或有限的机会被分享，倾向于更加保守、排斥的社会态度，以及更加稳妥，甚至“乖巧”的行为模式。
很多大城市在疫情期间采取了关闭公园的措施。实际上，即使在疫情期间，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大城市最优质、最干净的场所。发达国家在疫情中对开敞空间的管理，是禁止聚集而非禁止使用。而近日一些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又现人满为患情景，恰恰说明了供给的严重不足。
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广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价值观变化，加之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减少等因素，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低价要素吸引企业，企业吸引人并创造繁荣的“产-人-城”关系，转向了工业化、城镇化“下半场”的优质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业的“城-人-产”关系。因此，城市的生活品质和性价比不吸引人，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相应地，城市各类空间的价值也发生了转换，闲置的工业用地大量“晒太阳”、公共开敞空间广受追捧的现象，应该让城市政府重新思考空间/土地资源的配置逻辑。
应对中产社会的复杂性、多元化，需要更加智慧的资源配置策略，这也是先进、成功城市的共同经验。成都正在建设“公园城市”，这种城市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建设方式，恰恰是新发展逻辑下回应人居环境需求、塑造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模式。
不幸的是，许多城市政府和一些居民发展理念和审美观念仍然停留在“上半场”，继续把高楼林立、立交桥、高架路、宽马路当作现代化标志。笔者常说这些审美观和价值观是中国贫困时代的遗产，是现代化进程留下的“伤痕”！要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资源，制定公共政策，才会少一些武汉式的悲剧，多一些居民的福祉。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著有《网络为王》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等）
大流行促使我们切实改变社交媒体——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首个全球疫病大流行。这是政治上两极化、经济上不平等时代的流行病。公共卫生危机在关键轴上的不同影响（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以及公民与移民之间）可能会加剧已有的社会政治鸿沟，使基本社会政治凝聚力骤然紧张。
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它将新冠疫情的暴发与以前的疫情暴发区分开来。随着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封锁，用于传播信息和开展交往的社交媒体基础设施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新规模。
此前任何一场大流行都没有经过这样的传播阵势：死亡人数和细节通过24/7的滚动报告时时通达全球，30亿手机用户源源不断访问新闻，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来源构建了永不止歇的对话场。
然而，大流行期间的社交媒体面临的既有福，也有祸。尽管社交媒体一直在传播虚假信息，但它也一直是经过验证的信息的重要来源。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赖社交媒体来获取疾病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不断流传的有关事实真相的个人轶事和报告，也迫使政府发布有关这场危机的更准确的信息。
除了寻求认知，社交媒体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集体宣泄的空间。除了充当被隔离者和无法接受治疗的患者的发声和发泄情绪的通道，社交平台还充满了人们从事捐赠、志愿服务和以意想不到的慷慨方式互相帮助的故事。
然而，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令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和繁育，创造了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激发了个人和群体在线上线下的焦虑和种族主义。在数字时代，分析、评估和传达信息所需的时间无法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即时传播错误信息相抗衡，互联打败了深思。同时，社交媒体还促进了一种有偏见的集体组织形式，类似于众包，可以迅速招募和集结许多人，然而如此采取的行动非常可能基于可疑的主张和信念。
可是，不论是好是坏，社交媒体已然构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疫情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假如没有互联网，我们目前正在忍受的一切都会变得更糟。社交媒体正变得愈加重要，令被迫居家的人们摆脱孤立，寻求帮助，协调捐赠，相互娱乐和交往。它变成了人类社会跳动的脉搏，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思考和应对危机；人类共同体的成员，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威胁，需要喃喃自语和互相通气。
互联网模因现象与疾病流行共享一种形容——病毒式传播——也许并非巧合。新的冠状病毒的暴发与反应，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infodemic）——它指的是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
在任何情况下，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都会造成恶劣后果，但与公共卫生危机相关的不良信息尤其具有危险性。也正因如此，确保准确信息被听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所以，一方面社交媒体改变了疾病传播，另一方面，大流行也促使我们切实改变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找到一种显示更准确的相关健康信息的方法，但这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在说“这很复杂，我们还不知道答案”的一方与说“我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的另一方之间的任何竞赛中，后者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对的，因为后者简单而且吸引人，很容易据其说法采取行动。
使用三种方法可以增加与虚假信息对抗的有效性：（1） 受众初次暴露于虚假信息时，要及时警告；（2）不断重复对虚假信息的驳斥，因为虚假信息是依靠重复而假扮为真理的；（3）提供具备替代意义的更正，帮助填补理解上的空白，以消除错误的所谓“事实”。
社会以信息和联系为基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多种设备立即访问信息和建立联系，只需要一次轻轻点击而已。然而，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过程将取决于将正确的信息提供给需要它们的人。
社交媒体无疑增加了我们的焦虑，但身处一场公共健康危机之中，感到紧张未必全然是坏事。所以，经历这场危机，我们一方面要推动社交媒体平台的改善；另一方面，作为用户，也需要成为更负责任的社交媒体使用者。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创系主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科技史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什么是科学》 《希腊空间概念》 《技术哲学讲演录》等）
从对科学家的一味推崇，变为带有一些质疑——气溶胶传播、群体免疫、有创通气、抗体滴度……此次疫情期间，很多公共卫生、医学等领域的专业名词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与以往科学报道只拥有小众读者群不同，这些充斥着大量陌生艰涩术语的文章，因实际关切到每个人的健康，而在大众读者中颇具市场。因此，有人乐观地认为，疫情这种特殊历史时机，可能会戏剧性地提高大众对科学的认知甚至是崇尚，从而培养和建立起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可是，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每一次自然灾难的出现，必然会有占据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解释话语出现。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科学话语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是，这些科学话语并不一定能带动大众科学思维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关于病毒的科学知识毕竟是比较艰深的，普罗大众未必能够马上掌握和理解；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出现与流行事发突然，科学界也是边研究、边发布新发现，就新冠病毒传播这件事情本身来说，自始至终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公众实际上更是稀里糊涂。我感觉，这次瘟疫的暴发，并没有提高大众对科学知识的认知、接纳和崇尚，更不要说建立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在近代中国，科学的力量一直被重视，这次也不例外，但社会危机并不必然提供科学理性启蒙的机会。科学素养的提高，需要平时日积月累，危机时期并不一定是好契机。这次社会上谣言盛行，看不出科学理性在起作用。
整体而言，中国社会还是尊重科学的，认可社会治理中的科学决策。关键问题是，在现实层面并非总是如此，这次疫情最初的管控失当，当然是没有尊重专家意见所致的。如果能够吸取教训，今后有可能提高科学在社会治理决策中的地位；如果不能，便会一再犯错。
此次新冠疫情还暴露了许多问题。除了科学决策意识、法律意识不够外，部分民众的素质也有待提高，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前，许多人竟然幸灾乐祸，“恨人有，笑人无”，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影响。这些问题似乎也不是通过高等教育就能够解决的。
实际上，中国社会本来就比较尊重科学家，像钱学森、袁隆平在公众心目中就享有很高的威望。此次疫情中大众对钟南山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还有跨越学术圈、意外走红的感染科医生张文宏。
如果说科学家的形象经此一疫会有什么变化的话，应该是从对科学家的一味推崇，变为带有一些质疑。比如此次疫情中，有些科学界人士不适当的表现，就引起民众的质疑，有些人被认为卷入了某种利益纠葛之中——出现这样的质疑也不是坏事。
▼"闫肖锋"（本刊学术召集人，趋势观察家。著有《少数派》 《在大时代，过小日子》）
社交距离反而拉近了社会关系——新冠病毒彻底改变了人们惯常的行为范式。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美国需“保持社交距离”到2022年。其实，社交距离2月份在中国就实施了，只不过叫“安全距离”。疫情时大家排队都保持两米安全距离。其实，社交距离在西方原本就是社会规则，只是这次新规将所有群体活动都禁了，这有点让热爱户外的西方人受不了。
传统上，西方人注重个人隐私，东方人注重集体观念。现在好了，无论东方人西方人都遵守社交距离法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将全球行为范式统一。
相对社交距离，我更愿意用社会距离来代表人际亲疏关系。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自杀论》中就提出，不是北欧阴沉的天气而是社会整合度导致了北欧自杀率高于南欧。社会整合度就是社会距离，人与人的亲疏关系。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最近提出“松散社会”与“紧密社会”的概念，“松散社会”如西方国家，重视自由民主，不轻易封城；“紧密社会”如东方国家，注重纪律性，说封就封。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就提出礼俗社会（相当于“紧密社会”）与法理社会（相当于“松散社会”）。礼俗社会是成员之间彼此熟识、团结且同质化的小型社区。在这里，家庭是行动的单位，亲缘是所有经验的核心，大家有事团结在核心周围一起出力。而法理社会则相反：人们彼此独立、陌生和相互竞争，推崇创新、教育、科学和知识，金钱和资本被看作无限和万能的，一切社会事务靠法律和经济手段来解决。
紧密社会与松散社会哪个更能抗风险？应该说各有优劣。只能说，在中国这样的礼俗社会中，家庭（家族）为政府解决了大部分社会问题。
进入4月，疫情缓和，感情告急。据多地大数据表明，最近离婚率大幅上升。原因是两人在家腻歪久了，鸡毛蒜皮小事无限放大，加之社交媒体各种暧昧，导致夫妻感情告急，一解禁先跑民政局。但也有许多夫妻因为这次疫情彼此更加珍惜了。不但夫妻关系，邻里关系也亲密了。因为大家共度时艰，病毒无情人有情。疫情期间武汉社区互助买菜，大家靠微信群或App上的互助才挺了过来。平常不怎么来往的邻里一时间亲密起来。
疫情下，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同时也在增进着关系。越是危难时越要抱团取暖，东西方其实都一样。新闻报道称最近巴黎市民举行阳台知识问答，两栋楼分成两队PK；还有浪漫的意大利人，用竹竿挑着酒杯互相干杯。社交距离反而拉近了社会关系，大家回归邻里，回归家庭，全社会空前团结。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冠疫情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性的结构——如果以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起点，新冠疫情目前已经持续了近3个月，这种持续的时间之长以及带来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完全可以比肩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大灾难，比如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甚至是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在一些媒体的文章里，已经早就将这次疫情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更遑论各国政府在抗疫过程中娴熟使用的战争策略和战争话语。对于这次疫情带来的后果，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发表了种种看法。但是，瘟疫与一般的灾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传染性具有强烈的形而上的意义，这一点因为我们过于重视物质事实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新冠疫情所具有的长期潜伏性和强烈传染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人性的结构，这并非危言耸听。
这是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危机和威胁，而且据目前的消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无法研制出来合格的疫苗，这也就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和人类共生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它从“外部敌人”变成了我们社会机体的一部分，并且是极其内在化的一部分。这对我们未来的人性将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性会倾向于哪一方面？是更加自私，还是更加互助？是无动于衷，还是因为恐惧而将自我的权利交付给他者？这一他者是谁？也许我们可以基于目前的事实，表达一种小心翼翼的人文社会学的预判。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自利主义会进一步加强吗？从16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进入一个自利主义胜利的历史过程，它的前提是社会与个人并不对立，社会通过资源的分配有机地调节个人与他者之间的矛盾。整体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强化了这种想象，即我们活在一个充沛而积极的社会里，这是一个没有威胁的社会，是一个人可以掌控一切的“人类中心时代”。新冠疫情打破了这种想象的秩序，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囤积——无论是医疗物资的囤积还是食品的囤积——都显示了“自利”在秩序失范后的野蛮性。借助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协调，这种自利当然会被控制并予以引导，但是疫情的长期存在会让自利主义变成一种更加内在化的意识形态，囤积也许不再体现为一种具体的类似于抢劫的行为，而是会以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行政权力为诉求。也许会有极少的一部分人会因为疫情创伤性的经验而放弃对世俗生活的强烈占有欲，但是只有智识极高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种选择。普遍的情况可能是，人会变得更加贪婪，更加自私自利——完全个体的自利而非社会化的自利。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恐惧我们会交付出更多的自然权利吗？疫情引起的恐惧是巨大的。首先是现实的死亡恐惧，在一个将活着视为生命第一要素的泛世俗主义时代，对肉体死亡的恐惧高于一切。与正常死亡不同的是，疫情的传染性让每个具体的死亡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可能的死亡——死亡与每一个人都联系起来了，因为并不确定谁是下一个感染者。根据福柯的观点，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死亡的不在场，也就是死亡被神秘化了，这一观点适用于正常的死亡，却不适用于这种疫情的例外情况。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恰恰是因为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场，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信息传播和分享的速度、范围几乎是全覆盖式的，即使不在第一现场，每个人也都可以以一种“在线”的方式见证甚至参与现场，其后果就是，恐惧被加倍放大，并成为一种应急性心理机制。
正如巴迪欧所批评的：“所谓的‘社交媒体’再次证明了它们除了在充实亿万富翁的钱包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外，首先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充斥着精神瘫痪的大言不惭者的宣传，不受控制的谣言，对老掉牙的新奇事物的发现，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蒙昧主义的所在。”当然我对社交媒体并没有如此悲观，我依然认为社交媒体在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会抵消恐惧的心理学现实。而这一现实导致的后果之一，或许就是理性地接受管理和控制。这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一种权利让渡，正如萨林斯所指出的：“在理性的指引和恐惧的驱动下，人们最终同意让出他们使用暴力的个人权利，以支持一个君主……从而能够实现集体安宁和防卫的利益。”只不过这里的君主已经不是古典学意义上的统治者，而是后现代主义的“数字化”，更进一步，“数字化”所营造的纯技术的幻觉让我们放松了对被控制的警惕，没有人再愿意接受一个古典意义上的君主的控制，但是却愿意接受大数据的筛选、定位、引导以及全景式的监视。
我们可以预见，即使疫情在很短时间内结束，这种数字化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也不会得到削弱，而只会得到加强。根本之处，在于他者已经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的恐惧，而数字化似乎是唯一可以抵抗这一“敌人”入侵自我的有效方式。在这种大趋势下，数字化生存已经是“众望所归”，在个人、政府和资本多重利益的叠加中，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也会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新的政治文明。
那么，针对前面的几个疑问，我们也许会产生一个新的疑问，难道只有这些看起来有点“负面”的可能吗？我需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利、恐惧和数字化本身并没有“负面”或者“正面”的价值预设，对于其“负面”的感受，也许是人文学对于政治学天然的不信任。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可以用一种看起来更积极的词汇来描述这种可能，比如，自利主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一种自爱主义，而适度的恐惧会让我们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既然欲望和贪婪在所有的人类学中都没有办法泯除。数字监控也可以借助一定的律法予以限制，在最大可能上保持人的自然权利，并通过数字化将互助型的社会推向一个更完善的层面。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相当不错，而且显然会让我们好受很多。但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这种转化会发生？正如布莱希特那句世纪之问：“是的，一个新世界。但什么时候？”即使睿智如柏拉图，也只能求助于好运气：也许正好碰上了一位贤良的君主呢。而我的方案是，先作最坏的打算，但也不拒绝人类一直拥有的那么一点点好运气。
「 薛涌 」——别再被文理分科画地为牢（旅美学者，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教于美国萨福克大学）——很多家长和同学会问：究竟是学文科还是理科？文理之分，是我们60后读高中时的计划经济教育的旧概念。想不到，经历了互联网革命，我们的思考仿佛依然固化在那个时代。
疫情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这种框架的桎梏？比如，有些家长和同学透露出这样的心态：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觉得在这样的“硬核”事件面前，一些所谓的文科背景的人写的文章无非都是牢骚，感慨和发泄，但是像张文宏等等这样的理科生、医生、科学家，才是真正“有用”的。
你不能说这样的感想没有道理。但是，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这次疫情，世界各国应对的招数不同。有些科技“硬核”非常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应对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失败。有些“硬核”技术并不高的国家，反而相对成功。为什么？因为对付新冠病毒，医学上没有办法，甚至几乎是无计可施。最终大家借助的，不是“硬核”的科技手段，而是“软核”的社会政治手段，即隔离、封城，包括戴口罩。后者甚至可以说是文化手段。
以美国为例，科技“硬核”方面，也许几年内会在新冠防治方面有结果。比如某种“神药”，现在被炒得火热，大家期望值非常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二十年前，西方有人就已经在那里大谈什么人类将告别流行病了。但你永远不知道未来的病毒是什么，往往还要像现在这样，在“硬核”技术失效的情况下，借助14世纪黑死病时代发明的社会管理技术——隔离。所以，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这些热点，不会随着疫情的过去而消失。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将来在这些领域大有市场。所以，怎么构想一个社会，依然非常关键。耶鲁大学的流行病史权威Frank Snowden最近指出，现代国家机器的构筑，西方主流学界往往归之于战争。Snowden进一步指出，疫情和战争非常类似，也刺激了国家结构的成长，比如一系列公共卫生机构。这次疫情，是否会刺激一系列社会组织的成长？
当然，这一系列社会构想的背后，都必须有技术落实。疫情加剧了这方面的紧迫性、加速了转化过程。比如韩国等控制疫情比较成功的国家，通过个人手机上的App随时监察病毒携带者的移动方位，非常有效，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护隐私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并获得了压倒性的公众支持。这方面的技术，当然会日新月异。所以，很多学者指出，快递业、远程服务（包括教育）、自动化……这些都会随着疫情而加速发展。
这一系列变革，当然会给数据科学、编程、计算机科学、工程等领域提供大量的机会。几年来，我反复劝学生学习编程、数据、统计、计算机等等。但是，五年、十年后将怎么办？那时我们又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就不仅仅要掌握技术手段（虽然这种手段五年左右必须更新），而且要有一种进行社会构想的能力。否则，你就是一个工具，人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高技术的工具性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则非常容易被替代。你必须做到不仅仅是听别人的吩咐（虽然这在事业起步阶段也许不可避免），而且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即能够为人类设计某种生活的面向。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理工男”，未必能够引领时代潮流。
这里，我还必须提醒一些以“文科生”自居的同学，他们同样会如以“理工生”自居的同学一样画地为牢。经济学不说。一般的社会科学，很少能离得开统计学等基本的“理科”工具的。比如这次疫情关于是否封城、隔离的辩论，不管你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流行病学家，根据的都是几个数学模型。如果完全不掌握这些工具，整天在那里多愁善感，确实给人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
21世纪知识更新的主流发生在网上，有各种短平快的证书课程，你每年都可以不停地更新。我就有过这样的朋友，从一个搞雕塑的艺术家变身为谷歌工程师，读完雕塑的硕士后就没有读过任何学位。这种左道旁门的生涯，日后恐怕将成为正路。
「 冯仑 」——房地产需求端将发生重要变化（万通集团创始人、御风集团董事长，著有“商业三部曲”：《野蛮生长》《理想丰满》《岁月凶猛》）——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让几亿人成为体验官——在新冠疫情发生的两个月里，体验过去二十年建造的产品。体验官们对房地产产品提出了非常多的有意思、未来性的建议，也让大家意识到了疫情之后，住宅产品在需求端可能存在的重要变化。
举个例子说，大家在家里闷了两个月，在房间里东转西转，不断看出房子的优劣好坏。第一，厕所太少。过去四五个人住在一个100平方米的三居里，一个洗手间就够了。现在天天闷在家里大家才发现，一个洗手间是不够用的。所以在未来，很可能即使是三居，做两个洗手间也会成为一种更普遍的需求。第二，阳台太小。大家待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就要透气，就需要阳台。那么今后阳台是不是要做大一点？第三，办公空间小。过去很多人没有专门的书房，现在发现，学生在家里线上学习的机会多了，可能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书房，孩子和大人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进行学习或办公。当然，还有通风、健康空间的标准等等，在这些方面，体验官们也提了很多要求。大家这两个多月对产品的体验所提出的新要求，让我们知道了住宅这个产品，未来想要做得更好的话，应该怎样变化，往哪里改进。
这两个月，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暂停”，同时市场也在此时孕育新的机会。比如，在住宅以外，智能物流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产品类型。以往对线上的依赖到底有多大？我们并不清楚。这几个月以来，我们都在线上生存，需要外卖、电商购物等等，也离不开快递。这对房地产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购物中心面积在减少，但是物流仓储的面积在增加，智能仓库的面积在增加。
线上生存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数据中心要增加。所以，新基建里，数据中心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或者产业得到强化。数据中心未来将会是房地产中的一个新产品类型。
还有一点是，医疗健康需要的特殊物业在未来一定会快速增长。在这方面，不仅是政府投资，也有民间投资，对于健康类的基础设施，比如医院、康复中心、学校、医疗mall、诊所等等，会给房地产领域带来大量的机会。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医疗健康类不动产的市值有1万亿美元。过去从业者不大理解，现在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房地产类型。
此外，办公的房地产也会发生变化。灵活办公会越来越多，集中式办公会减少。所以，大型写字楼的租金可能会下降。
总之，我们在研究行业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月的“暂停”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自己，也更好地看到了行业未来的变化趋势。在生产和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以后，我们的企业在产品、商业模式以及未来发展的节奏上，都会再次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 朱永新 」——全新的学习中心，会像淘宝一样出现（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学术委员会顾问，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著有《朱永新教育作品》 （十六卷）等）——新冠疫情初期，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在线教育成为两亿学生的共同选择。当时有朋友就发来信息说，“朱老师，你说的未来学校真的要来了！”但是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对线上课堂的尝试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对于教育信息化和网络教学来说，疫情也许是一次契机，是一次推进教育变革的机遇。教育的变革犹如开窗，推开一扇窗户，就是一个新的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敢不敢推开，有没有人推开。这次疫情已经为教育改革推开了半扇窗户，使我们看到了未来教育的亮光。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让网络教育提前全面实现，网络空间作为家庭、学校、社会等现实世界的延展，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2018年，全国仅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就达到了1.5亿人。不过，这么庞大的学生数量转到线上，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难题。
第一，前期对在线教育和网络教育的顶层设计不够，思想准备不足。第二，由于教师的互联网素养不足，无论课程内容和课时数量，还是师资队伍和教学水平，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第三，教育资源不均衡，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人们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不同，互联网应用在教育领域或许会加大地区间的教育差距，数字鸿沟问题依然严峻。
其实，上述问题，都不是在线教育本身的问题，从技术支持、质量保证、管理监督来看，我们只要加快国家5G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教育资源平台建设，鼓励社会教育机构参与课程开发，上述问题也都有解决的可能。问题的关键是技术没有与教育深度融合，教育观念没有变革。
基于“互联网+”的教育，需要颠覆传统的教育结构与模式，对学校形态进行新的设计。我认为，未来学校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需要打破现在的学校格局，承认线上学习的合法性。目前，教师、教材、教室的“三教”中心格局相当稳定，这个教育铁三角格局不变，教育界的“淘宝”公司就无法登场。未来学校中，校内外资源应该互通。教育资源只要是高品质的，不一定要分校内校外，两者应该打通，合二为一。要打通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甚至没有必要再把教育机构分成培训机构、学校、网络机构，所有的机构都可以变成学习中心。
其次，建立教育的国家标准和国家教育资源库。教育的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有问题。现在的课程标准和教育内容太深太难，知识结构太庞大，大部分学生陪着少部分学生学习。这种模式需要打破，国家只需要设定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保证学生的基本读写能力。定了标准以后，提供什么教学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举全国之力，把国内外各类教育机构、个人开发的最优质资源整合在国家的教育平台。这样既可以解决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避免资源大量浪费。
最后，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考试评价制度。评价和考试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风向标，现在的评价技术太落后。贴标签、选拔、淘汰的考试评价机制要有变化。在学习的早期过程中，可以用大数据等自动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作为评价的依据。在记录过程中，大数据要帮助学生发现知识点缺陷，及时帮他改进。同时，未来的考试评价会更加重视实际能力，淡化文凭学历。未来的大学也可能出现新的模式，不限制上大学的地点，也不管在什么地方上大学，只要你能够通过严谨、权威的国际认证的评估，来证明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和精通，就可以进入社会，找到工作。
互联网改变教育，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然会像改变商业和金融一样改变教育，基于互联网的混合学习必然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基本模式。
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改变一切的时代，我们的教育一定会发生非常惊人的变革。一种全新的学习中心，将会像今天的淘宝一样出现，一个新的教育世界，将会孕育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 段涛 」——当医护人员的光环褪去，医患矛盾仍会卷土重来（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春田医院管理公司创始人）——2019年年底，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不幸被患者家属报复杀害。就在这起案件对社会造成的震惊与伤痛还未平复之时，2020年元月初，北京朝阳医院再次出现暴力伤医事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
随后，医患矛盾引起的热议很快被突然袭来的新冠病毒“冷却”。武汉封城后，当地医疗资源挤兑严重，新冠患者与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亟待救治，医护人员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依旧守在一线，很多医生、护士被感染，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全国各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武汉。抗疫过程中，有太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有人说，在抗击新冠这场大战中，医护人员形象的提升有助于缓解此前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然而很遗憾，我个人对此没这么乐观。我认为，医患关系并不会因此而得到缓和；相反，因疫情而被拔高的形象让大众对医护人员有了过高的期望，当疫情结束、一切回到常态之后，医护人员头上的光环会渐渐褪去，曾经的期望值越高，其后的落差就越大。
平时就有很多病人不满意，认为医生本就应该为患者奉献时间、精力，何况你们已经被神话为天使。人们往往在事不关己时可以为“英雄”和“天使”加油，而牵扯到自己的利益时又是另一种想法：“你们形象那么高大，能在武汉救人，为什么就不能帮帮我？为什么不能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为什么不能免费咨询？”一旦这样的预期无法得到满足，医患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月，江苏就发生了两起医患纠纷。连云港市一家县级医院发热门诊，有患者拒不配合检查，将口罩取下，故意向医护人员咳嗽。另一起发生在盐城，患者酒后推搡、辱骂医护人员，还抓伤了一名前来劝阻的医生。4月初，疫情刚刚好转，广州又曝出一名男子因心情不好殴打女护士的新闻。
2003年SARS之后，人们对医务人员的崇敬之心也一度达到高潮，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也曾如此，但这种认知持续了多久呢？疾病与灾难过去没几个月，日常医患冲突又重新开始。历史不断地重复，这次新冠疫情又怎会给医患关系带来本质的改变？
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依法处理医闹，可以在短期内遏制住医患冲突的苗头；而另一方面，解决医患矛盾背后的根本问题才是更值得期待的。
医患矛盾只是表象，其本质是医疗服务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国内民众长久以来对医疗的期待是“又好、又快、又便宜”。首先，这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提高至6.6％，但仍低于世行统计的2014年全世界平均卫生费用支出占GDP比重的9.9％，短期内这一投入还无法快速增加。中国用有限的投入做到现在的医疗服务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不买账，觉得“看病难、看病贵”。
在经济管理学中，“又好、又快、又便宜”被称为“不可能三角”，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该如何实现？当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时，总要有人出面承担后果，这个承担者就变成了和患者直接打交道的医生和护士。这时如果再出现误诊、患者因救治无效而死亡等情况，医护人员就更在劫难逃了。
就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医院暂停了正常接诊业务，按照“基本工资+奖金”的收入模式进行分配，这些医院从院长到医生、到基层护理人员，每月收入不超过万元。医生的基本工资为几千元，疫情期间基本业务暂停，多数医院处于亏损状态，奖金也很低，医生只能收到一两千元的奖金，甚至没有奖金。平时医生收入的确不低，但那是他们拼命干活、拼命加班赚来的。
医务人员法定的公开合理收入过低，就会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出现所谓“行业不正之风”。医生收红包是要被法律问责的，这是悬在每个医生头上的剑。另一方面，“拿了很多红包和回扣”又成为不给医生涨工资的理由，造成医务工作者“低收入、高风险”的现状。
医患矛盾的实质是人民对医疗健康系统的不满，正是目前的机制导致医院、医生、患者、政府四个参与方的基本利益都没有得到保障。因此，医改还要继续进行，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和诉求，制定一个最终的目标或规划，然后分步实施，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矛盾。
我们无法指望一次疫情就能彻底改变医患矛盾背后隐藏的种种问题，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毕竟医生应该有合理合法、阳光体面的收入，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既被需要、又被鄙视的职业。
「 廖新波 」——医院等级将逐渐淡化（原广东省卫健委副主任）——回顾武汉“战疫”的历程可以发现，社区医疗水平的提升及系统的完备，才是应对疫情最经济和有效的措施。武汉作为中国新冠疫情的“震中”，最初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医疗机构就医秩序混乱的局面。应对疫情，应发挥基层医疗机构首诊、分诊的作用，根据病人的病情，再分别转诊到不同等级与水平的医院。但从当时武汉的应对情况来看，这一初衷似乎没有得到实现。
导致武汉出现患者“堰塞湖”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是否赋予了基层医疗机构诸如核酸检测的“基本医疗”权力？重新考量武汉抗疫的过程可以发现，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建设，不仅应体现在疾病预防的公共卫生方面，更应在一些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它们不应只分诊，还应该有处理一些疾病的能力，如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和慢性病的延续治疗。像核酸检测这样的基本诊断完全可以下放到基层，而不一定只是三级医院才能做。
2003年SARS以来，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果，很多前沿性的技术与国际差距大大缩小，医疗机构规模也迅猛扩展。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有不少地方甚至有倒退的嫌疑。与此同时，不断扩张的三甲医院虹吸效应，把医护人才和病员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大医院，而医联体的推动并没有明显见效。
掣肘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上下联动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同等级的医院医生价值的公平性难以体现。我国现有机制，是按照医院等级来支付医生的薪酬的，一些医疗技术的准入也有医院等级的要求。这些因素也造成了很多医院盲目向三级医院发展的风潮。但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地区内的所有医生，不管其所在的医疗机构大小，医保给其的付费标准都应该是一致的。影响医生薪酬的因素应与医院的大小无关，而只与治疗的病种及病人多少相关，这才是对医生价值的尊重。
在世界知名的美国梅奥医疗集团，医生是等值的。即无论在医院总部，还是在诊所，梅奥给医生的报酬基本是一样的，这样才不会亵渎医学技能与知识。
实现分级诊疗的另一个杠杆是病人治疗费用的报销率。近些年，支付部门也进行了相应改革，报销呈现差异化，提高民众在当地看病的报销比例，降低外出看病的报销费用，避免民众涌向大医院。但最根本的，还是应使医生的价值得以实现，真正实现医生的多点执业比所谓的“帮扶”更有效。同时，政府要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
现在广州迎来了新冠疫情防控的第二阶段，输入性病例增多。在广州的“大三甲”医院一些科室不能正常接诊的情况下，对广州以外的地级、县级医院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如果它们能够胜任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包括提供肾透析，甚至像心脑疾病诊治这类复杂的医疗服务也可以顺势开展，建立民众对当地医疗的信任，就成为纠正民众一有病就往大医院跑的大好时机。
除了线下看病，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我也问过一些互联网医院和网络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的服务量大幅提升。因此，借此时机，我们也应该思考尽快赋予互联网诊疗与线下看病同等的价值，以加快实现国家的互联网医疗战略。就此次新冠疫情来说，互联网问诊也让民众避免了盲目聚集到大医院而造成的交叉感染，这也是一种分级诊疗。
未来的分级诊疗市场将发生改变。依据我的判断，在一级医疗机构看常见病、多发病，三级医疗机构负责疑难杂症的格局下，二级医疗机构将逐渐不复存在，医院等级将逐渐淡化。
现在国家鼓励有水平、有能力的二级医院创“三甲”。当“三甲”多于二级医院时，二级医院就处于一种边缘状态，或惨淡经营，或转向专科，或干脆下沉为一级医疗机构。所以，将来医疗体系自上而下将分别是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与基层诊所这样一种组织架构。
今后民众的就诊习惯也会随着看病就诊模式的发展、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而发生改变，尤其是当签约家庭医生制度落到实处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可以网上求助医生，也能在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完成咽拭子的核酸检测。
「 周晋峰 」——“食野”时代终将结束（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继而引发对野味泛滥议题的大讨论。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社会各阶层声讨野味市场阵仗最大的一次。
野生动物携带大量未知病毒，人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导致对人身直接或间接的生命安全威胁，这已经无数次在现实中得到证实。就在疫情暴发之前，还发生过鼠疫事件，可以说类似情况不断地在我们身边发生，只是大多数我们没有注意到罢了。而这次疫情特殊之处，在于它离我们最近、暴发规模最大，给人类带来的教训也最深刻。
在媒体和公众批判食用野味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迅速作出了力度空前的反应。1月份国家林草局下发公告，宣布在疫情期间禁止一切形式野生动物交易。人大常委会也表决通过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决定，被称为史上最严“禁野令”。从驯养繁殖到消费环节，野味市场受到极大冲击。
我们也发现，疫情期间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执法和司法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比如我们发文举报的福建长汀千米鸟网事件，当天，地方部门就连夜出动了；前不久，一个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团伙被打掉，领头的判了8年。种种案例，都是打击力度变得更严的见证。
轰轰烈烈的批判过后，我们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修法已经进入人大今年的议程，不过可以预见，我们还会向以往那样遭遇部门利益、产业利益带来的重重阻碍。
事实上，我们也遭遇了养殖户、野生动物利用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疯狂反扑。最早是中动协旗下的蛙类养殖委发文，声称野生动物养殖是人类的伟大创举，吃野味已经成为人类的刚需 。有倡导修法的学者被电话轰炸并被联名起诉，有关注动物保护议题的记者被举报，有野保志愿者被人在微博留言威胁。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因为利益群体的反扑、复杂的国际形势等，保护一方的声音似乎变微弱了，但我认为，大家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反倒变得更加坚定。疫情过后，我们会迎来崭新的开始。许多变化已经可以预期，比如《野保法》的修订。它会受到一点冲击，但一定会得到推行，让野生动物得到更好的法治保障。
《野保法》有可能脱离动物利用思维，而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野生动物禁食名目会得到更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早就被人举报过，但是管理部门没跟进，这是现有法治框架下的漏洞。对有关部门的监督、公众参与等法律上的薄弱环节，想必也会得到改进。再如，对野生动物的管理架构上，把一部分职能转到农业部门去；在中央环保督察中，把野生动物纳入督查范围，这些方面都有了一些积极改变。
最根本的变化，则是公众认知的改变。虽然老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但这次疫情给更多人留下的记忆将是深远持久的。从公众、媒体、社会组织到政府部门，大家已经达成共识：吃野味是一种陋习。利益群体反抗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疫情过后，野生动物非法买卖会死灰复燃，更多的地下交易会产生，并构成我们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是我坚信，当疫情过去，“食野”时代也将宣告结束。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人的言论都很愚蠢，因为他们都是些无神论者，至少，在他们的言论中都缺乏了一点仰望上帝的必要智慧！所以他们怎么可能正确地判断“后新冠时代的世界”呢！这正如他们的所崇拜的福柯等欧美僵尸一样。因为受到无神论的毒化，上述蠢蛋所援引的福柯等欧美僵尸的智力，无不受到了福尔马林一类化学品的科学限制。例如，根据福柯等瞎了眼的无神论观点——“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死亡的不在场，也就是死亡被神秘化了”——这其实极其愚蠢。因为，根据我的观点，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因为不相信天国，因而丧失了永恒的盼望——那是因为“上帝的不在场”，而不是“死亡的不在场”！那是“死亡被动物化了”，而不是“死亡被神秘化了”！所以，福柯一类动物的智力为何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无神论！所以他们的名言就只剩下“人也死了”——他们已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网文《米歇尔·福柯》报道：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性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有人就他的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倾向质疑他的政治活动。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与诺姆·乔姆斯基、乔治·莱考夫和简·雅各布相同。福柯的思想多有受尼采影响之处。2007年，《时代高等教育指南》把他列为最多人引述的人文科学学者。华人学界介绍福柯思想的有不少，应用他的思想分析问题及批判别人亦有很多。
生平——1926年10月15日，保罗-米歇尔·福柯出生在法国中西部城市普瓦捷，一个富有、保守、中上阶层的家庭里，是三个孩子中的第二个。按照家族传统规定，以他的父亲保罗·福柯(1893–1959）的名字命名，但他的母亲坚持要加入米歇尔；他在学校被称为保罗，但在他的一生中，表现出对米歇尔这个名字的偏好。后来他将名字中的保罗放弃，这可能和他同他父亲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关。他的父亲是当地成功的外科医生，出生在枫丹白露，搬到普瓦捷，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的诊所。他的母亲安妮·马拉珀特，是外科医生普罗斯珀·马拉珀特的女儿，外祖父不仅拥有一家私人诊所，还在普瓦捷大学医学院教授解剖学。父亲接管了外祖父的诊所，而母亲接管了普瓦图旺德夫尔村庄的19世纪中期大宅。住在那里的有父母和姐弟三人，姐姐弗朗辛，保罗-米歇尔，和弟弟德尼斯，他们有着同样美丽的头发和明亮的蓝眼睛。孩子们被培养为名义上的罗马天主教教友，参加教堂的弥撒，虽然米歇尔短暂地做过辅祭男孩，但这个家里没有一个是虔诚的。
福柯后来很少提到他的童年。他自称是少年犯，父亲严厉地惩罚他。1930年，福柯提早两年进入当地的（耶稣会办的）亨利四世学校（Lycée Henri-IV）开始上学。在那里，他接受六年的小学教育，直到1936年。然后又同一个校园接受了前四年的中学教育。他在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历史方面表现优异，但是数学成绩不佳。
在这段时间里，普瓦捷属于维希法国，后来被德国占领。战后，福柯成为高等师范学校一名师范生，并最终获得巴黎大学所颁发的学位。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时间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法国对德国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兴趣越来越强，福柯的教授之一，让·依波利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译家和德国哲学的专家。梅洛庞蒂当时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他对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课程在包括福柯在内的一部分学生中非常受欢迎。在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后期，他与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之一乔治·康奎荷姆建立了关系。
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私人生活并不快乐，他患有严重的忧郁症，甚至企图自杀。他受到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护。虽然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他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不但得到了哲学的教育，而且还得到了心理学的教育，他甚至参加了这门学科的临床实践，在那里，他与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尔等思想家接触。最后福柯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其他许多师范大学学生，他在1950年至1953年间是法国共产党员。他是被他的教师阿尔都塞介绍进去的。与其他许多人相同，他因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情况退出了共产党。与其他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从未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
1950年福柯通过毕业考试，他在师范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但他对此并不感兴趣，因此他很快就离开了法国。他的一个教师和朋友乔治·杜梅泽尔为他找到了一个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作为法国文化代表的职位，从1954年到1970年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在波兰华沙和在德国汉堡大学充当文化代表。此后他到法国克莱蒙费朗第一大学教哲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丹尼尔·德菲。只要他在法国，他后来就一直与德菲生活在一个“非单配性”的混乱关系中。
当德菲的军事生涯将他指派到突尼斯后，福柯跟着德菲来到突尼斯大学。在那里，他参与了1968年的学潮。他受这场学潮的影响很深。鉴于1968年的经验，法国政府在巴黎近郊建立了实验性的梵森大学（巴黎第八大学前身） ，福柯成为其哲学系的主任。他任命了很多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激进的结果迫使法国教育部撤回了许多这个系的任命。
1970年他被任命为法国最有权威的学术体系，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的教授。他的政治活动更加加强了，他帮助建立了“监狱信息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PIG）为被关押人员提供声明他们的要求的路径。1978年4月，福柯访问日本，除了以“政治的分析哲学”为题演讲外，更与日本知识分子如丸山真男对谈。
虽然福柯一直对权力持批评态度，但在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选举胜利后，福柯对其法国社会党政府表示谨慎支持。但在1982年，波兰政府镇压由团结工会策划的示威游行，而法国社会党拒绝谴责，福柯改变了对该党的支持。他和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撰写了一份文件，谴责密特朗的无所作为，发表在《解放报》上，他们还参加了大规模公众抗议。福柯继续支持团结工会，并与他的朋友茜蒙·仙诺前往波兰，参加世界医生（Médecins du Monde）探险队，并抽出时间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84年6月，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二卷《快感的享用》涉及古希腊异教道德中涉及性伦理方面规定的“自我技巧”，而第三卷《自我的关怀》则探讨公元前一、二世纪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中的同一主题。第四卷《肉体的忏悔》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性行为，当时尚未完成。
1980年10月，福柯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主持关于“真理与主观性”的豪森讲座，11月在纽约大学人文学院演讲。他在美国知识界越来越受欢迎，吸引了《时代周刊》的关注，福柯1981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1982年在佛蒙特大学演讲，1983年再次在伯克利演讲，他的讲座吸引了大批听众。福柯在旧金山的同志酒吧度过了许多夜晚，经常光顾BDSM浴室，从事无保护的性行为。他在接受同性恋媒体采访时，赞扬了虐恋行为，称其为“快乐的新的可能性的真正创造，此前人们并不知晓。”他染上了艾滋病。当时艾滋病还鲜为人知，第一批病例是在1980年才发现的。1981年接受采访时，福柯将艾滋病称为"梦寐以求的疾病"，并且嘲笑说“这是新的美国清教徒主义。你梦想一种只惩罚同性恋和黑人的疾病？”1983年夏天，他开始持续干咳，这引起了巴黎朋友们的关注，但福柯坚称这只是肺部感染。直到住院时，福柯才被正确诊断，接受抗生素治疗。他在法国学院作了最后一组演讲。1984年6月10日，福柯住进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医院（Hapital de la Salpêtrière）——正是他在《疯癫与文明》中研究过的同一机构，其神经症状因败血症而变得复杂。
1984年6月25日，福柯在医院去世。1984年6月26日，《解放报》宣布福柯死亡，并提到因艾滋病而死是一个谣言。第二天，《世界报》发表了一份由他的家人澄清的医学声明，其中没有提到艾滋病。6月29日，福柯的la levée du corps "拉勒维杜军团"仪式举行，棺材从医院太平间运出来。数百人参加，包括活动家和学术界朋友，吉尔·德勒兹用《性史》的摘录发表了演讲。他的遗体随后安葬在普瓦图旺德夫尔，举行了小型仪式。福柯去世后不久，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在法国创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艾滋病组织 AIDES，这是一个双关语，在法语中意为“帮助”，而在英语中是这种疾病的缩写。在福柯逝世两周年之际，德菲在《倡导者》杂志上公开透露，福柯之死与艾滋病有关。
福柯的第一位传记作家迪迪埃·埃里本形容这位哲学家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在一个面具下面总是还有另一个。”他还指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工作能力。福柯的同学一致把他概括为一个“既令人不安又古怪”的“充满激情的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个性发生了变化：埃里本指出，他曾是一个“饱受折磨的少年”，但是在1960年以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容光焕发的人，轻松而开朗，”甚至被那些与他共事的人形容为花花公子。他指出，在1969年，福柯体现了好战知识分子的思想。
福柯是无神论者，他喜欢古典音乐，特别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并因穿高领毛衣而出名。福柯死后，他的朋友乔治·杜梅吉尔形容他非常善良，也表现出一种智慧。他的终身伴侣丹尼尔·德菲继承了他的遗产。
福柯的主要工作总是围绕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他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和它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学），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他将历史分化为一系列“认识”，福柯将这个认识定义为一个文化内一定形式的权力分布。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比如福柯在研究监狱的历史的时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权力是怎样的，他还研究他们是怎样从社会上得到这个权利的——监狱是怎样设计的，来使囚犯认识到他们到底是谁，来让他们铭记住一定的行动规范。他还研究了“罪犯”的发展，研究了罪犯的定义的变化，由此推导出权力的变换。对福柯来说，“真理”（其实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作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福柯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福柯的书往往写得非常紧凑，充满了历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来加强他的理论的论证。福柯的批评者说他往往在引用历史典故时不够小心，他常常错误地引用一个典故或甚至自己创造典故。
《古典时期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 Folie et déraison）于1961年出版，它是福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他在瑞典教法语时写的。英文缩写本名为《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它讨论了历史上疯狂这个概念是如何发展的。 福柯的分析始于中世纪，他描写了当时人们如何将麻风病人关起来。从这里开始他探讨了15世纪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纪法国对监禁的突然兴趣。然后他探讨了疯狂是如何被看做一种女人引起的病的，当时有人认为女人的子宫在她们的身体周围环绕可以引起疯狂。后来疯狂被看做是灵魂的疾病。最后，随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疯狂被看做是一种精神病。 福柯还用了许多时间来探讨人们是怎样对待疯子的，从将疯子接受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到将他们看做必须关闭起来的人。他也研究了人们是怎样试图治疗疯狂，尤其他探讨了菲利普·皮内尔和塞缪尔·图克的例子。他断定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残暴和残酷的。图克比如对疯子进行惩罚，一直到他们学会了来模仿普通人的作为，实际上他是用恐吓的方式来让他们的行为像普通人。与此类似的，皮内尔使用厌恶疗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紧身服。在福柯看来，这种疗法是使用重复的暴行直到病人将审判和惩罚的形式内化了。 《古典时期疯狂史》表达了普遍意识型态倾向，描述社会观念如何影响道德标准与人类社会行为有深刻既揭示。 福柯为法国六十年代的学者，著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抨击社会机构透过医疗化社会（medicalized society）将人分为“正常”与“非正常”。此书一开始即援引帕斯卡的一句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表达对社会规训的不满。
《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是福柯的第二部重要的书，1963年出版。它延续了《疯癫与文明》的讨论，概括了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和医院的发展。
《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于1966年，它主要的论点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福柯称之为认识型[épistémè]），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做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那么它也就会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这本书的问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为“人之死”的结论而饱受批评。让·保罗·萨特就曾基于此点批判此书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出版于1969年，这是福柯对方法论的讨论，他写了这部书来回答别人对《词与物》的反应。
《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出版于1975年。它讨论了现代化前的公开的、残酷的统治（比如通过死刑或酷刑）渐渐转变为隐藏的、心理的统治。福柯提到自从监狱被发明以来它被看做是唯一的对犯罪行径的解决方式。
福柯在这部书中的主要观点是对罪犯的惩罚与犯罪是一个相互关系——两者互为前提条件。 福柯将现代社会比做边沁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一小批看守可以监视一大批囚犯，但他们自己却不被看到。传统帝王透过凌迟罪犯、斩首示众，以肉体的展示来宣示自身统驭的权威，这种直接曝入施力者与受力者的角色，16世纪进入古典时代，福柯以两个历史事件作为典范，说明规训手段的方式与样貌完全不同以往。其一是鼠疫肆虐于欧洲，为了让发生鼠疫的地区灾情不致继续扩散，指示每户人家关紧门户，闭居自身住所，不可在未经许可下到公共空间溜搭，街道上只有持枪的军人以及固定时间出来巡察、点名，透过书写登记，记录每个居民的存亡交付市长进行重新审核，规训方式从原来展示威吓，至现代转变成用科学知识、科层制度进行各种分配安置，显示规训手段的改变。
福柯无意解释罪犯是怎么来的，或是为何会有犯罪的行为等等起源或事件发生的原因等问题。他要强调某种机制存在于那边，原本只是要将一群扰乱社会秩序者关起来，然这件单纯事情开始被关注，研究为何这群人这么不同，观察颅骨大小、小时候是否被虐待，开始产生心理学、人口学、犯罪学这些学问，为“罪犯”这个身份附加更多的意涵，也同时加以主体化罪犯，试图让人正视强调这命题。再从这套认识，于监狱中透过反复操练、检查审核、再操练，不只是要矫正犯人，并要犯人认清自己是个罪犯，是拥有偏差行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矫正自己，监狱、警察都是在“帮助”你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套机制中的受力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不只告诉罪犯你必须做什么，还会要求时时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并且如何为自己的这个罪犯身份，忏悔和自我审查。
《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一共分三卷（本计划六卷），第一卷《认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也是最常被引用的那一卷，是1976年出版的，其主题是最近的两个世纪中性在权力统治中所起的作用。针对对于弗洛伊德等提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压抑，福柯提出置疑，指出性在17世纪并没有压抑，相反得到了激励和支持。社会构建了各种机制去强调和引诱人们谈论性。性与权力和话语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第二卷《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 plaisirs）和第三卷《关注自我》（Le Souci de soi）是在福柯死前不久于1984年出版的。其主要内容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性的观念，关注一种“伦理哲学”。此外福柯还基本上写好了一部第四卷，其内容是基督教统治时期对肉体与性的观念和对基督教的影响，但因为福柯特别拒绝在他死后出版任何书籍， 家人根据他的遗愿至今未出版它的完整版本。
除了1977年休假了一年之外，从1971年1月开始，一直到1984年6月逝世为止，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进行了一周一次的教学课程。当时的讲稿和录音皆有留存，且正陆续出版中。此外，福柯在1983年曾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以英文做了六场讲课，后来以《福柯说真话》（FEARLESS SPEECH）的书名出版。
谢选骏指出：福柯自称喜欢古典音乐并且特别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但是，他既然是无神论者，怎么可能理解巴赫与莫扎特呢？莫扎特因为受其父亲的摆布窃取并且公布圣乐而失去了祝福，福柯是否因为其玩世不恭而屡次触犯交通规则，结果车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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