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西方文明的瘟疫忏悔

《埃德加·莫兰：新冠疫情迫使我们质疑已有的生活方式》（2020年04月21日 综合新闻）报道：

法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近期接受《世界报》专访，分析新冠疫情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指出疫情迫使我们质疑生活方式和真正的需求，他认为对利润不断追求和不进行足够的思考是造成人类无数灾难的原因。

年近百岁的法国社会学家莫兰于4月19日接受《世界报》专访，就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带来的全球卫生危机分析，莫兰回答否能够预见该疫情迅速在高度发达的人类社会蔓延？是否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具有复杂文明的时候也必然发生蔓延全球的疫情？如何看待对治疗新冠传染病引发的激烈争论？如何汲取该疫情的教训呢？莫兰表示认为不受控制的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无控制的资本全球化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系列灾难，包括对生态和社会环境的破坏。莫兰说自己的观点在法国属于少数派，自己也没有预见病毒会对人类造成如此大的灾难。与此前比尔盖茨 2012年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不同，比尔盖茨曾经表示公共卫生事件而不是核弹将剧烈冲击人类社会，他呼吁各国建立相应的医疗应急措施，但是世界各国受到习惯思维方式和不愿意被干扰的舒适生活影响，包括美国在内没有国家采取预防措施。

迅速蔓延疫情让诸多国家措手不及——遵循自由贸易，如同法国一样许多国家信赖经贸交往的顺通而没有储备足够的口罩等医疗器材，因此无法有力应对突发的疫情。新冠疫情打破了不少我们曾经坚信的理念，目前不知道新冠病毒发源地，还没应对药品和疫苗，不知道疫情会如何发展。我们也不知道限足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未来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缘关系走向。未来情况更坏或者更好，还是喜忧参半。莫兰认为危机有可能导致社会向两个对立方向发展，一方面刺激想象力和创造力，让科学家找到解决问题办法。另外一个方面是寻找重归过去的社会稳定，以及崇拜集权，惩罚肇事者。当然会在这两个极端思潮中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混合。

如何汲取新冠疫情的教训——不过，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新冠危机会让大家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充满悲剧和不确定的世界中，如果确信自由竞争和经济增长是给人类社会造福的灵丹妙药的理念只会加剧全球化的悲剧。人类社会把自认为可以控制自然和自己的命运的想法已经推到极端，如使用人工智能等，但是我们即是玩游戏者，也被捉弄。莫兰认为这场新冠危机向我们展示出，目前全球化发展模式只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与团结互助无关。

球化运动尽管在科技、经济领域造就了全球统一体，但它并没有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各国采取闭关封国的措施，如此小小的病毒首先引起公共卫生危机，随后是经济危机，也带来政治危机，不仅是个人危机也牵扯到世界各地的千家万户，也是一场系列反应的社会危机。

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反思：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谢选骏指出：“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反思：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是“西方文明的瘟疫忏悔”吗？如果不是，那么疫情还将进一步深入。如果是的，那么就请看看我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对于你们的昏头早有明确的提醒——西方文明已经到了退场的时候了。

《瘟疫与欧洲简史：兴邦还是丧邦，病毒决定文明？不，是人类自己！》（2020年02月09日 浩然文史）报道：

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的蔓延越来越广，很多人在担心自己健康的同时，也在思虑，这场病害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对欧洲历史上的几次瘟疫的考察，文史君希望能够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参考。

一、导致希腊文明衰落的天花——说起西方文明的源头，人们一定会提到希腊罗马，然而，希腊文明只是为西方文明提供了文化基础，将西方文明塑造成一个政治整体的是后来的罗马人。希腊人的失势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根源却可以追溯到一场大规模瘟疫上。

公元前449年，希腊联军决定性的击败了近东地区的霸主波斯帝国，希腊各国的势力达到顶峰。然而，胜利者内部却为争夺霸权而发生了战争，公元前431年，新崛起的霸主雅典人和旧霸主斯巴达相互集结了各自的盟友，展开了全面内战。看过《斯巴达三百勇士》的读者们一定知道，斯巴达擅长战争，雅典想要获胜决不能依赖于陆上作战。

想要正面击败斯巴达人并不容易——因此在战争初期，雅典的英明领袖伯利克里做出了用海军进攻斯巴达人后方，而在陆地上凭借城墙固守的政策。这一策略给斯巴达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斯巴达男子专心习武，不从事农业，农业完全交付给半奴隶的黑劳士人。黑劳士人对斯巴达的统治素来不满，再加上雅典海军的袭扰，长此以往骁勇的斯巴达战士也会因为缺粮而输掉战争。

伯利克里的决策非常有效，战争的第一年，来势汹汹的斯巴达军队就被阻截在了雅典城墙之下，再加上后方不稳，粮草不济，斯巴达不得不撤军。斯巴达人无法击败强大的雅典海军，只能在第二年再度出兵雅典城，伯利克里故伎重演，斯巴达人再度陷入困境，看来，要不了多久，雅典人就能击败斯巴达，彻底制霸希腊。然而，一场大瘟疫彻底改变了历史进程。

雅典领袖伯利克里就是死于瘟疫——面对斯巴达人的入侵，雅典周边的很多农牧民纷纷带着财产和牲畜进入到城中避难。之前的文章里有提到，人口和牲畜的密集度是瘟疫爆发和变异的重要条件。在斯巴达人的围困之下，雅典城内爆发了大规模瘟疫。按照亲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录，据说得病者会出现发热，头疼，出逗等症状，现代的传染病学家推测可能是天花，而且书中描写的病人死亡的过程也和天花十分相似。无论这是什么疾病，这场瘟疫给雅典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量青壮年死去，连首席将军伯利克里也染病去世。

绝望的雅典人希望向斯巴达人求和，被斯巴达人拒绝了。如果不是因为斯巴达人也遭到了雅典人的重创，这场战争在第二年也就结束了。之后，双方又相互缠斗了二十多年，大量的城邦被战火所摧残，一直到公元前404年，雅典最终战败。然而，对外族十分排斥的斯巴达人根本没有在整个希腊建立霸权的能力和胸襟，加上长期战争的影响，斯巴达人也很快衰落，希腊各国随后陷入到了无序的混战当中。此后，希腊人先后被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征服，最终沦为世界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二、黑死病：西欧历史的一个机遇——公元前430年爆发在雅典的这场瘟疫，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比较陌生，但是说起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恐怕很多欧洲历史比较陌生的读者也曾有所耳闻。这场瘟疫大流行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但是也给欧洲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黑死病，也就是鼠疫，其实并不是欧洲历史的专利，中国历史对此绝不陌生，历代王朝更迭导致的人口锐减，都少不了鼠疫的踪影。一直到清代，还有一首《死鼠行》，道尽了古代中国人对鼠疫的恐惧：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

欧洲的鼠疫据说就是从东方传入的，1347蒙古人西征，进攻黑海的卡法的时候曾将染病的尸体投入到被围困的城市当中，疾病感染了居住在里面的商人，随着这些欧洲商旅返回故土，疾病也就蔓延到了西欧全境。当时的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卫生和医疗条件极差，加上西欧人因为宗教而对洗澡和养猫比较排斥，欧洲的城市也就成了瘟疫传播的温床。

在几年的时间之内，黑死病就从意大利传到法国、德国和英国，然后又传向北欧和东欧，在整个欧洲境内造成了几千万人的死亡。繁荣的城市迅速化为死城，社会秩序濒临崩溃。

黑死病的蔓延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灾难——然而，灾难却给西欧带来了新的契机，面临着瘟疫的威胁，很多人逃离故土，虽然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却使得很多农奴得以摆脱领主的束缚。这些新近获得自由的人们，很多进入了城市，成为城市自由人，城市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虽然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就出现了很多新兴市镇，但这些城市一直到这个时候才获得了能够与封建领主相抗衡的力量，而正是在这些城市当中，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兴起，准备去获得更大的财富和权力。

即便是在农村地区，黑死病的也削弱了领主们的影响力，由于大量的人口因病死去，剩下的农奴们也有逃亡的倾向，领主们不得不给予农奴们更多的优惠，有些领主减轻了农奴们的赋税，还有的给予农奴永佃权，农奴于是开始向自耕农的方向发展。封建领主制度也因此开始瓦解。在思想文化领域，黑死病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在瘟疫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人们认为黑死病是上帝的惩罚，于是一些稀奇古怪的赎罪方式开始出现，有的人赤身裸体在雪地忏悔，还有的人用鞭子抽打自己。然而一切都没有用处，连那些神父、主教和教皇在瘟疫面前都难逃一死，人们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受到了严重冲击。

著名小说家薄伽丘的名作《十日谈》，其背景就是面临黑死病的侵袭，十位少年男女躲入乡野，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日共讲述了一百个故事，《十日谈》也因此得名。小说内容对基督教的道德进行了讽刺，对神职人员的腐化堕落进行了无情批评。这种对旧道德和旧传统的质疑，成为了后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

不过，大部分对黑死病的积极影响津津乐道的人们，却很少注意另一个范例，那就是同样受到黑死病侵扰的东欧。东欧各国遭到的损失也不小，但是却并没有产生像西欧那样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相反，农奴制度在东欧反而强化了。例如，在波兰，封建领主们反而加强了对农奴们的控制，而在俄国，甚至多次立法限制农奴的迁徙。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虽然都是学习西欧的代表人物，却都制定过限制农奴自由的法律。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经济在东欧并不像西欧那样发达，在东欧，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同样发生了农奴逃亡的现象。但是逃亡的农奴没有强大的城市做后盾，无法对抗拥有强大武力的领主们，为了限制农奴们的逃亡，领主们制定了越来越严苛的法律。伴随着黑死病，农奴制在西欧很快就走向了衰落，却在东欧长期保持了下来，一直到十九世纪俄国废除农奴制为止。

在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刻，疾病能够发挥一些特殊的影响，雅典因为瘟疫而失去了称霸希腊的机会，希腊文明也因此衰落，而破坏力更强的黑死病却为西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是，如果西欧在此前没有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积累，恐怕再来几场黑死病也难以推动其进步，同样发生在东欧的黑死病就是明证。可见，文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外在因素的发展只能起到间接作用，毕竟，最终决定人类命运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病毒。

谢选骏指出：语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上文只是看到黑死病的历史后果，却没有尝到黑死病的现实滋味——而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武汉病毒的袭击下，品尝黑死病的现实滋味。黑死病的结果是中世纪的结束，那么武汉瘟疫的流行否会结束主权国家撕裂地球的万恶时代？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注释）违：避开。活：“逭（huàn）”的假借字，逃，避。此句出自《尚书·太甲》，《孟子》转引。（简析）天降祸害，还可以躲避；自己犯下的罪孽，是逃避不了惩罚的。警示人们不要昧良心、做坏事，以免自食其果。（原文）（节选）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